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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小说全集：全10卷/（俄罗斯）契诃夫著；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297—6

Ⅰ.①契… Ⅱ.①契… ②汝…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Ⅳ.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747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806千字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58.5 插页20

印数 1—3000

版次 2016年4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297—6

定价 630.00元（共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1901年）

目录

封面

版权页

文前彩插

目录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代前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第一卷

一八八〇年

一八八一年

一八八二年

题解

第二卷

一八八三年

一八八四年

题解

第三卷

一八八五年

题解

第四卷

一八八五年

一八八六年

题解

第五卷

一八八六年

题解

第六卷

一八八七年

题解

第七卷

一八八七年

一八八八年

一八八九年

题解

第八卷

一八八九年

一八九〇年

一八九一年

一八九二年

题解

第九卷

一八九二年

一八九三年

一八九四年

一八九五年

题解

第十卷

一八九六年

一八九七年

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九年

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三年

题解

封底

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代前言）

一

契诃夫有无数的知音，《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1899—1977）应是其中较有公信力的一位了吧，这位美籍俄裔作家曾向普天下的读者进言：“我诚心诚意地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

读过好书之后“陷入遐想”，这是阅读的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知道一些杰出的读者，在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之后是如何“陷入遐想”的。

高尔基说：“阅读契诃夫的小说，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忧郁的秋日。”

曹禺说：“读毕了《三姐妹》，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

契诃夫与其他的19世纪俄国文豪的不同，是他的作品派生出了一个“契诃夫情调”的文学概念。高尔基和曹禺读了契诃夫作品之后的遐想与感悟，恰恰给我们掀开了一点“契诃夫情调”的面纱。

其实，契诃夫本人就曾把“秋天”和“忧郁”联系到了一起的。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1896）里，就有这样一句：“那是八月间的一个忧郁的夜晚——说忧郁因为已经有了秋天的气息。”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契诃夫情调”，就是一种略带忧伤的美。千千万万的有审美感应力的读者自然是会欣赏这样的文学情调的。

然而，契诃夫也有“怒目金刚”式的作品的，如《第六病室》。有良知的好端端的人，竟被关进监狱般的“第六病室”了。少年列宁读了这篇小说后也产生了“遐想”，以为自己也被关在这所监狱里了。

刚刚提到了《带阁楼的房子》，读过这篇小说的都记得结尾那一句：“米修斯，你在哪里？”这一句略带忧伤的抒情的问语，立即能唤起读者对于一个可爱的人物命运的遐想。当然还要思索我们的生活，思考我们应怎样生活得更合理……

契诃夫有篇并不出名的小说《谜样的性格》（1883）。一个作家听一个美女讲她的奇怪的身世：她渴望着过幸福的生活，但却两度嫁给了富有的糟老头。作家听了她的故事后，“叹了口气，带着心理专家的神情沉思起来”。

当然，读者读了同样是契诃夫创作于1883年的小说，如《一个官员之死》、《胖子与瘦子》，也会“叹了口气，沉思起来”的。

纳博科夫在一篇随笔中说：“我似乎是与契诃夫坐在同一条船里，我喜欢这样的并肩相伴。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垂钓，而我在欣赏水面上飞舞的蝴蝶。”

多么浪漫而又令人神往的“遐想”！只有像纳博科夫那样的天才读者，通过阅读契诃夫，在心灵上与契诃夫接近了，接近到了可以产生与他“并肩相伴”、“同船过渡”的“遐想”。

二

契诃夫有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这句话出自他1889年4月11日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的一封信。而在三天前的4月8日，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学着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

有个实际的事例可以说明契诃夫对于简洁的追求。

1886年契诃夫写了篇小说《玫瑰色的袜子》。小说主人公索莫夫娶了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婆，但他并不介意。“怎么的？”索莫夫想，“想着谈谈学问上的事儿，我就去找纳塔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很简单。”但《花絮》主编列依金发表这篇小说时，自作主张在小说结尾处加了一句：“不的，我不去，关于学问上的事儿，我可以跟男人们聊聊。他做了最后的决定。”尽管列依金是契诃夫的恩师，但契诃夫还是用幽默的口吻写信去表示了异议：“您加长了《玫瑰色的袜子》的结尾，我不反对因为多了一个句子而多得八戈比稿酬，但我以为，这里与男人不相干……这里说的仅仅是女人的事……”

契诃夫惜字如金，他的小说不少是开门见山的。

像《胖子与瘦子》（1883）——“在尼古拉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碰见了。”

像《牵小狗的女人》（1899）——“听说，海边堤岸上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个牵小狗的女人。”

《牵小狗的女人》是契诃夫的一个少有的写爱情的小说，但小说里见不到一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肌肤相亲的场面，契诃夫只是告诉我们：“只是到了现在，当他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然后就是写两个人分手之后的长相思，也写到了幽会（但没有用笔墨去描摹幽会的浪漫场面），而小说的结尾一句也是能让读者与两个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一起“陷入遐想”的：

“似乎再过一会儿，就会找到办法了，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但他们两人心里都清楚：距离幸福的目的地还很遥远，最复杂和困难的路程才刚刚开始。”

说契诃夫式的“简洁”，我还想拿小说《阿纽塔》（1886）作例。阿纽塔是学生公寓里的一个女佣，二十五岁光景，她服侍的对象是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从地听从这位大学生的使唤，还“与他同居”。这天，克留契科夫已经动了将要辞退阿纽塔的念头，说：“你要知道，我们早晚要分手的。”而在这之前，契诃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纽塔的生活“前史”：

“在这六七年间，她辗转在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这样的大学生，她已经交往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

我读到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怅，同时也被契诃夫的简洁的笔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纽塔之前侍候过的五个大学生的面影，又由那五个大学生的行状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间”后也会把阿纽塔忘得一干二净。

三

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念书的时候，契诃夫就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笔名，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东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学者把这契诃夫初登文坛的时期称为“安东沙·契洪特时期”。而且研究者们都倾向于把《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变色龙》（1885）、《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视为众多幽默小说中的杰作。

契诃夫是怀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诉求踏上文坛的呢？这可以从他的两封书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诃夫给弟弟米沙写信说：“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

一个小小“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个“一看见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诃夫还发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当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为在《一个官员之死》之前发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读的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佳作。

这个幽默作品写一个十四品文官是怎样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欣喜欲狂的——“现在全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我名扬全国了！”

而这位官职低得不能再低的文官是因为什么才名字上报的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一桩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而名字上了报纸的社会新闻！

后来契诃夫在小说《灯火》（1888）里，也通过一个细节描写，对“小人物”不甘心当“小人物”的“小人物心理”做了令人悯笑的展示——“……还有一个叫克罗斯的人，想必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吧，他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以至于使出狠劲，将自己的名字用小刀往公园亭子栏杆上刻进去一寸深。”——这是俄罗斯式的“×××到此一游”。

这就是为什么高尔基能从契诃夫的这些幽默小品中，“听到他因为对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怜悯而发出的无望的叹息”。

“契诃夫小说选”的选家一般都不会漏掉《一个官员之死》等幽默小品名篇，我想除了它们的幽默品质、思想力度外，也因为它们可称契诃夫的简洁文笔的典范。

举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官员之死》作例。

在所有的幽默小品中，《一个官员之死》是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打喷嚏总归不犯禁的”，但这个名叫切尔维亚科夫的小官，“在一个美好的傍晚”去看戏，因为打了个喷嚏，而惹了大麻烦。因为他怀疑唾沫星子可能喷到了坐在他前面的文职将军的身上，于是前后五次陪着小心，惶惶不安地向将军做出解释，赔礼道歉，而被这个小庶务官的反复赔罪搞得不耐烦的文职将军，终于铁青了脸向他大吼一声“滚出去！”而小官员听了这一声“滚出去”之后，“肚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小说的结尾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却凸现了这个小官员之死的荒诞意味。

此外，契诃夫并没有在这个小官员的外部形态上花费笔墨，他的胆小怕事的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也是通过人物本身的性格化的动作与言语加以展示的。

四

库列晓夫教授所著《俄国文学史》（1989）里，在契诃夫生平年表中，专门开列了“1886年3月25日”这一条：“德·格利戈罗维奇致契诃夫的著名信件，热情赞扬他的才华已经远远超出新一代作家群体。这是契诃夫天才的‘发现’。”

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是与别林斯基同时代的文坛前辈，他读了契诃夫的《猎人》（1885）异常兴奋，于1886年3月25日给契诃夫写信，说《猎人》已有屠格涅夫小说的味道，但在赞美契诃夫的非凡天赋的同时，也希望他要严肃地对待创作，不要辜负了自己的天赋。

契诃夫接到信后立即于3月28日给这位文坛长辈写了回信，信的开头可以想见契诃夫当时的受宠若惊的激动：

“我亲爱的、深深敬爱的佳音使者，您的来信像闪电一样震动了我。我激动得几乎要哭泣，现在我的心灵也还不能平静。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来报答您，就像您抚慰了我的青春，但愿上帝将安慰您的晚年……”

契诃夫的确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了格利戈罗维奇的眷顾，他决定不再虚掷光阴，无谓地消费才赋。很可注意的是，他在接到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之后不久，写了一篇题为《天才》的小说。

这篇小说发表在1886年6月的《花絮》上，写了三个画家朋友的争论，但紧接着契诃夫写了一段不无感慨的警世之言：

“如果听一下他们讲的，那么前途啦，名望啦，金钱啦，他们已经都到手了。他们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光阴荏苒，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吃掉别人很多面包，自己的工作却还没有做出一点成绩。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三人都受一条铁面无情的规律约束，根据这条规律，一百个大有希望的新手只有两三个能够出人头地，其余的一概成为废品，扮演着炮灰的角色而消灭得无影无踪。”

19世纪后叶的俄罗斯，休闲类的幽默刊物林立，吸引了众多初登文坛的文学青年，但从这些数以百计的“新手”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的也就是契诃夫一人。契诃夫获得成功的奥秘就是及时地转移了创作的方向——从幽默文学转向严肃文学。著名文学评论家霍达谢维奇（1886—1939）在契诃夫去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篇《论契诃夫》的文章，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契诃夫的“文学转型”：“契诃夫像是用一只既柔和又严厉的手掌摸到了安东沙·契洪特的脸上，说：‘别做怪脸了！别再调皮了！’

“在这只手掌的调教下，他的面孔越来越严肃，最后变得非常的忧伤。……契诃夫终于从一个幽默作家变成了一个抒情作家，但继续以日常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在完善自己的写作技巧的同时，契诃夫同时也改变了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的内在的关系。起初他把他们表现为庸人，继而把他们表现为怪人，后来把他们表现为普通人，再后来开始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最终对他们怀抱起巨大的爱。而他们以同样的爱报答他：契诃夫的俄罗斯热爱契诃夫，文学人物向自己的作者鼓掌致谢，之所以要感谢他，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抒情诗为他们的存在做了辩护……”

霍达谢维奇所说的契诃夫“从一个幽默作家变成了一个抒情作家”，也就是契诃夫从安东沙·契洪特回归到了他契诃夫自身。这转折的一年就是1886年。

但“转折”的端倪在1885年就能发现了。像前边已经提到过的《猎人》。一个村妇对她的“猎人”丈夫的无望的苦恋与等待，是能让人在心中生出惆怅来的。而《哀伤》（1885）的调子就更加忧郁了。这篇小说通篇说的都是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的“哀伤”：他与老婆生活了四十年，但从来没有好好地相亲相爱地生活过，现在老婆得了重病，快要死了，他多么希望“再从头生活一回”，于是，“哀伤出其不意地、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请自来地钻进镟匠的心里”了。

五

1886年，契诃夫写了一个像童话一样美丽的小说《玩笑》。那个名叫纳嘉的少女，为了能再次在风中听到“纳嘉，我爱你”这声神秘的呼唤，冒死从山顶向深渊滑去的少女，真是水灵得可爱。《玩笑》和1888年的《美女》说明契诃夫开始用心抒写女性之美了。

1886年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苦恼》。

《苦恼》的题辞引自《旧约全书》：“我拿我的烦恼向谁诉说？……”这篇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刚刚死去了儿子的马车夫姚纳，想把他的丧子之痛讲给别人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诉说，最后，这位马车夫不得已，只好把他内心的痛苦讲给小母马听。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

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

这个出乎意外的结尾，当然也显示了契诃夫的幽默才华，但这个含有眼泪的幽默已经与他早期创作的供人解颐的幽默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苦恼》的价值主要还不是在于它表现了马车夫姚纳的苦恼，而是在于通过无人愿意倾听姚纳的苦恼这一事实，昭示了一个最令人苦恼的人间悲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20世纪文学的一个主题。而19世纪的契诃夫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触及了这个现代文学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属于20世纪。

自《苦恼》开端的表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的题旨，后来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一再重复，成了成熟的契诃夫创作的一个潜在的主题。

而且这个主题是不断深化着的。如果说，在《苦恼》中，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来自人不肯与别人进行交流（别人不愿意听马车夫姚纳诉说他的丧子之痛），那到了后来，契诃夫想告诉我们：即便是存在着交流，甚至在充分的交流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隔膜，互相无法在心灵上沟通起来。

1886年，契诃夫也写有一篇幽默小说《一件艺术品》，在这个精致的小品中，契诃夫也用幽默的手法，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而契诃夫也正因为他的这种对于人生困顿的洞察力，使他的创作更具有时代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赞同德·斯·米尔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发表的一个观点：“在表现人与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隔膜和难以相互理解这一点上，无一位作家胜过契诃夫。”

六

契诃夫1887年写的小说里，《信》值得拿出来专门说一说。

《信》得到过柴可夫斯基的激赏。这位作曲家读过《信》后给他弟弟写信说：“契诃夫在《新时报》上登的那篇小说昨天完全把我征服了。他果真是个大天才吧？”

这篇小说是围绕着一封“信”展开的。执事留彼莫夫的儿子彼得鲁希卡在外边上大学，有行为不检点的过失，执事便去央求修道院长写封信去教训教训儿子。修道院长写了封言辞十分严厉的信。神父看过信后劝执事别把这封信寄走，说“要是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能原谅他，谁还会原谅他呢？”经神父这么一劝，执事开始思念儿子，“他尽想好的、温暖的、动人的……”最后便在修道院长写的“信后面添了几句自己的话”，而“这点附言完全破坏了那封严厉的信”。

契诃夫用灵动的笔触，把执事留彼莫夫的心理活动及深藏在心里的父爱描写得既真实又生动。

“书信”也每每出现在契诃夫的其他一些小说里。试看小说名篇《万卡》（1886）：九岁的万卡在一个鞋铺当学徒，备受店主欺凌，便给乡下的爷爷写信求救：“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带我回家，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但万卡在信封上写了“寄交乡下的祖父收”，是一封注定无法投递的死信。这让读者读后怆然有感，知道在契诃夫的幽默里是闪动着泪光的。

《第六病室》（1892）也是契诃夫的一篇小说代表作。“书信”是在小说尾声出现的。此刻，拉京医生已经处于濒死状态——“随后一个农妇向他伸过手来，手里捏着一封挂号信……”

这封没有展读的神秘的挂号信的内容，想必也应该和正直的拉京医生的思想相吻合的吧。

拉京医生在小说里发表了不少激愤的言辞，最让人动容的是这一句：“您（指无端被关在‘第六病室’的智者伊凡·德米特里奇）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此外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比这更高的幸福呢。”

19世纪俄国文坛有两大奇观——托尔斯泰的日记和契诃夫的书信。

契诃夫留下了四千多件信札，占了他全部文学遗产的三分之一强。在契诃夫的书信里有他的真心情和大智慧。

在柴可夫斯基喜欢的契诃夫的小说中，还有同样是发表于1887年的《幸福》。这篇小说写两个牧羊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和一个管家在一个草原之夜的幻想——对于幸福的幻想。而在契诃夫的描写中，草原上的天籁之音成了诗一般的交响：

“在朦胧的、凝固似的空气中，飘荡着单调的音响，这是草原之夜的常态。蟋蟀不停地发出唧唧声，鹌鹑在鸣叫，离羊群一里开外的山谷里，流着溪水，长着柳树，年轻的夜莺在无精打采地啼啭。”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另一位俄罗斯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1875—1943），也是契诃夫作品的崇拜者，他的研究者说，最让这位作曲家倾倒的，是“美妙的契诃夫的音乐性”。

最早指出契诃夫作品的音乐性的，是俄罗斯戏剧家梅耶荷德，他曾称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像柴可夫斯基交响乐”。

当然，音乐性不仅来自声响，同样也来自张弛有致的节奏，甚至来自有意味的无声的交响。请看《幸福》是如何结尾的：

“老人和山卡（即两个一老一少的牧羊人——引者）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七

契诃夫真正名扬俄罗斯文坛，是从1888年开始的，这一年他因为小说集《在黄昏中》而获得普希金文学奖。

而1888年最重要的，也是得到了广泛好评的小说是《草原》。诗人普列什耶夫读过《草原》，立即给契诃夫写信说：“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它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诗意盎然，柯罗连科也有同感。”

柯罗连科（1851—1921）是契诃夫敬重的名作家，如果他也喜欢《草原》，就可以想见这个作品的影响力了。而且契诃夫自己也看重《草原》，认为这是一篇他迄今写得最尽心力，也是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

在契诃夫的笔下，大自然是有灵性的，有性情的：

“……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田凫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在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

“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悲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从最后一节引文里，已经可以听到契诃夫的叹息声，那是因为如此美丽的草原竟然“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契诃夫是在感叹“美的空费”。也是在1888年，契诃夫写了篇题名《美女》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作为叙事主体，这个“我”在一个闭塞的穷乡，在一个偏远的小站，见到了两个“美女”，心中竟也产生了“美的空费”的感喟，以至于“在春天的空气里，在夜空中，在车厢里，都笼罩着一片忧伤”。

契诃夫说《草原》的主题是“人与自然”。这里的“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三个小说人物——商人库兹米巧夫，神父赫利斯托佛尔和商人的侄儿叶果鲁希卡，坐着马车在草原上穿行一路，最终二人把九岁的孩子留在一个城镇上学。临别时神父对孩子说“要好好念书”，而“叶果鲁希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小声对他说：他再也不会见到这老人的面了”，“叶果鲁希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熟知的一切东西要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的永远消失了……”

但《草原》的整个调子还是如诗一般的温存的，对美丽草原的欣赏也能净化人心，尽管也有伤感，也有离别，也有生命的神秘。

写过《草原》和《美女》之后，契诃夫于1888年10月20日，与一位作家分享他的写作经验：“应该这样来描写女人，让读者感觉到您是敞开了背心，解掉了领带在写作的。描写大自然也应如此。请把自由交给自己。”此后契诃夫还不止一次地说起“自由”对于作家的意义。

八

另一位欣赏《草原》的俄国作家，是迦尔洵（1855—1888）。但在迦尔洵对《草原》发出赞叹之声不久，就在一次神经错乱中自杀身亡了。在迦尔洵之死的强烈刺激下，契诃夫写作了短篇小说《神经错乱》（1889），小说主人公瓦西里耶夫“觉着这个生疏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在追他，打他，拿下流话骂他似的”。这痛苦当然也是属于迦尔洵的，甚至可以说是属于契诃夫本人的。

继《草原》之后，1889年契诃夫创作了又一个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

小说的副标题是“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这个“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他六十三岁了，很快就要死去，整个小说就是这位老教授的自白，而且是痛苦的自白。

对于契诃夫的人物，我们的观察点不是在于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而是看看这个人物是不是在“痛苦”着。凡是痛苦着的人物，一定是深得契诃夫同情与好感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就是这样一个痛苦着的人物。

这位老教授原本以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学生爱戴的教授，我交了些好朋友，享受了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好文章。”

然而，经过了晚年的深刻反思之后，教授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我活过的六十二年的岁月，只应该算是白白地流走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小说主人公在最后给出了终极的答案：

“……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这是一个行将入木之前的老教授的顿悟，他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事物，这是一个濒于死亡的人的“新生”。所以接下来有了老教授的可以乐观主义地直面死神的自白：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脱离具有这姓名本人而独立生活着才存在的。……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

《没有意思的故事》发表后，有人把小说中老教授的观点等同于契诃夫的观点，契诃夫曾表态说：“如果我给您提供教授的思想，那就请您别在其中寻找契诃夫的思想。”

然而，我们从老教授的有些思想里毕竟还是能窥见契诃夫本人的思想，如：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

因为，契诃夫自己就曾表达过“希望人们像爱普通人那样地爱我们”的愿望。

九

1890年后的契诃夫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其作品可以不加选择地拿来阅读。

1890年是契诃夫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年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实现了穿行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考察的壮举。萨哈林岛是流放犯人的聚居处，契诃夫在这个岛上住了三个多月，遍访了所有的岛上居民。

与萨哈林岛之行直接有关的小说有四篇：《古塞夫》（1890）、《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凶杀》（1895）。

《古塞夫》的创作缘起于契诃夫坐海船归国途中的一次触目惊心的见闻——船上死去的两个人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海船在锡兰停靠后，契诃夫便写了《古塞夫》，写的就是两个善良的俄国人——古塞夫和巴维尔·伊凡内奇在海轮上病死后，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这当儿，海面上，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边，浮云堆叠起来，有的像是凯旋门，有的像是狮子，有的像是剪刀……”

《在流放中》写两个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一个年纪较大的叫谢敏，一个谁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轻的鞑靼人。谢敏随遇而安，常说“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连在西伯利亚人也有幸福”。年轻的鞑靼人却还眷恋着故乡明月和爱妻，他最后走到谢敏面前，用夹着鞑靼腔的俄国话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不用说，契诃夫的同情是在这个年轻的鞑靼人一边。

《凶杀》是契诃夫的一个更为深思熟虑的小说，他想用这篇小说来描摹一个他在萨哈林岛上看到的流放犯人的“犯罪史”。亚科甫当年因一时情绪失控杀死了弟弟马特威之后，被流放到了萨哈林岛。小说的尾声就是萨哈林岛上的“杀人犯”亚科甫的内心独白：“他思念家乡，把心都想痛了，他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家乡去，……一心想没有痛苦地生活下去，哪怕只活一天也好。”

但萨哈林岛之行的最大收获，还是《第六病室》。从这个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就可以断定这个小说的社会价值。

作家列斯科夫（1831—1895）读过小说叹息道：“这就是俄罗斯！”

少年列宁读了后感觉到他“自己也仿佛被关在这第六病室了！”

半个世纪之后，作家爱伦堡（1891—1967）重读《第六病室》后“就想到了契诃夫到萨哈林岛的旅行”。

《第六病室》能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的这声控诉：“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

这也如同被当作“疯子”关在“第六病室”里的伊凡·格罗莫夫所说的：“让这个社会看清它自己，并为它自己感到害怕。”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一篇最有震撼力的惊世之作。

十

1892年春天，契诃夫移居梅里霍沃，一连过了六年的乡居生活。“梅里霍沃时期”也是契诃夫创作的丰收期，单是小说，就有如下一些名篇，如《第六病室》（1892）、《匿名者的故事》（1893）、《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1893）、《大学生》（1894）、《文学教师》（1894）、《黑修士》（1894）、《洛希尔的提琴》（1894）、《三年》（1895）、《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凶杀》（1895）、《阿莉阿德娜》（1895）、《带阁楼的房子》（1896）、《我的一生》（1896）、《农民》（1897）、《在故乡》（1897）、《在大车上》（1897）。

契诃夫的研究界有这样一个看法：契诃夫1892年前的作品可以有选择地读，1892年后的作品就可“照单全收”，一个不漏地读了。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移居梅里霍沃之后，契诃夫才真正接触到了农村与农民。为农民义务看病，成了契诃夫的一个生活内容。可以说，如果没有在梅里霍沃接近农民的生活经历，就未必会有《农民》这篇小说的问世。而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也读懂了契诃夫为农民请命的悲悯情怀：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下清净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脑袋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使人逃也逃不脱、躲又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

一说到契诃夫“梅里霍沃时期”的创作，研究者们都要提到《黑修士》，因为大家都觉得小说开头一节关于彼索茨基家花园的描写便是梅里霍沃庄园的景象：“……在这种地方，人总会生出一种恨不得坐下来，写一篇叙事诗的情绪……像这样好看的蔷薇、百合、茶花，像这样五颜六色的郁金香……总之，像彼索茨基家里这样丰富的花卉，柯甫陵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见识过。”

《黑修士》是篇在解读上众说纷纭的小说。我们倒不妨重温一下契诃夫本人的说法。契诃夫在私人书信中有三处说到过《黑修士》。一次是说他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害了自大狂的年轻人”，一次是说“这是一篇医学小说……其中写的是自大狂”，还有一次是说他曾在梦中见到“一个修士在田野上飘然而过”。

契诃夫分明是对自命不凡的“自大狂”不以为然的，小说分明写了“天才”的幻灭，黑修士最后用调侃的语言来评价濒死的柯甫陵的“幻灭”：“他那衰弱的人的肉体已经失去平衡，不能再充当天才的外壳了。”

而对“自大狂”意识的否定也恰恰反映了契诃夫的民主精神。这种对于人的平等观念在契诃夫身上体现得非常鲜明。1888年11月末，契诃夫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您和我都喜欢普通人，但人们都喜欢把我们看成是不平凡的人……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当作普通人来喜欢。所以我想，要是明天我们在他们眼里成了普通人，他们就不再喜欢我们……”

十一

1890年后，契诃夫有了情感生活。1895年写的剧本《海鸥》里的女主角妮娜，在生活中的原型就是契诃夫的恋人米齐诺娃。在小说《阿莉阿德娜》里，照样能看到米齐诺娃的面影。

除了米齐诺娃外，契诃夫与阿维洛娃等女作家也交往密切。契诃夫去世之后，阿维洛娃在她的长篇回忆录《契诃夫在我的生活中》里，甚至公开指认小说《关于爱情》写的就是契诃夫与她的恋情。她的说法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像《关于爱情》这样的小说，也只有在19世纪90年代才可以写得出来，因为那些年，契诃夫正谈着恋爱，正思考着“关于爱情”的问题，所以才有可能在小说的尾声写出这样的“爱情宣言”：

“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但契诃夫写的爱情都没有美满的结果的。在最著名的《带阁楼的房子》里，姐姐莉达硬是把妹妹米修斯和画家的姻缘断送了，最后只留下“米修斯，你在哪里？”这句令人怆然的问话。

当然，《带阁楼的房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还是在莉达与画家就如何“为同胞服务”的争论上。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重温契诃夫在《札记》中记下的一句话：“为公众福利服务的愿望，应该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也不妨想想契诃夫曾为家乡的图书馆捐赠过大量书籍，曾捐助过两所农村小学，曾不间断地为农民无偿看病……

这里我还想特别说一说《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从前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似乎都不太重视这篇小说。但我见到的俄罗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出的两种选本，倒不约而同地收进了这篇小说。

这个契诃夫小说的篇名虽是两个男人的名字，但让人揪心的是两个女人——索菲娅和奥丽娅的命运。

索菲娅嫁给了大沃洛嘉自以为很幸福，但其实她一点也不幸福。与她有过恋情的小沃洛嘉也不能给她幸福。

奥丽娅不相信尘世的幸福，遁入空门，当了修女。

小说的故事结尾就是这两个女人的生活结局——索菲娅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修道院，向奥丽娅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奥丽娅呢，总是机械地对她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都会过去的。

这一篇富于心理刻画深度的小说，似乎在告诉人们，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实际上未必是个幸福的人。

十二

契诃夫讲过这样的创作体会，大意是说，如果他描写一些阴暗的场景，他的情绪反倒是爽朗的。《挂在脖子上的安娜》曲尽旧俄官场阿谀奉迎的丑态，但从契诃夫对于那些丑陋的官场人物的描写中，却可以看出他极尽讽刺艺术手段的快意。

契诃夫是这样向读者展示了那位安娜勋章获得者的“嘴脸”：“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肉，那块肉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蛋上去。”

用“脚后跟”来比喻此公的“下巴”，用“果冻”来形容他的“肥脸蛋”，这何等鲜明！

而对于一位大官的太太，契诃夫也没有笔下留情：“那女人的下半截脸大得不成比例，看上去倒好像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据阿维洛娃回忆，契诃夫曾说过“形象能创造思想”的话。小说《套中人》就是“形象创造思想”的实例。那个名叫别里科夫的希腊文教员，即使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穿上套鞋，带上雨伞。他的口头禅是：“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

“套子”是个象征，象征着一切束缚着人的自由表达的枷锁。别里科夫不仅自己被束缚在这个可怕的“套子”里，他还要把它拿来束缚周围的人。

小说是以别里科夫之死告终的，契诃夫把“套中人”之死与自由之生机联系到了一起，唱起了自由之歌——

“啊嘿，自由，自由！甚至仅仅是对自由的某种暗示，对自由的微小希望，都能给灵魂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

契诃夫常常提及“自由”的话题，他认为“人世间没有比自由更大的恩惠”（《匿名者的故事》），这个思想也通过“套中人”的形象而强烈地表达了出来。

契诃夫笔下的他所同情的人物，对自由都怀有期望的。《三年》的主人公拉普捷夫有过这样的心理活动：“对自由的预感使他的心甜蜜地收紧，他快活地笑着，暗自想象那会是一种多么美妙而富于诗意的，也许甚至神圣的生活。”

但小说中一句最能代表契诃夫心声的话，可能是由拉普捷夫的朋友亚尔采夫说出来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最伟大的胜利的前夜，我一心想活到那个时候，亲身参与那个胜利。”

《三年》是我很喜欢的一部中篇小说，它写一对夫妻婚后三年的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也许还能再活三十年，那将有些什么事情等着他们呢？契诃夫最后用一句俄罗斯谚语给这个小说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活下去总会看见的。”

我对《三年》感兴趣，还因为契诃夫在创作这个小说的过程中，非常执着地运用了象征手法。

拉普捷夫与尤丽雅的姻缘是由一把阳伞引起的。尤丽雅将一把阳伞丢在拉普捷夫姐姐家了，姐姐让他把阳伞送到尤丽雅家去。拉普捷夫回到家里，“拿过伞来，贪婪地吻它……打开伞，让它罩住他的头顶，他觉得四周甚至散发出幸福的气息”。

第二天，拉普捷夫“拿起阳伞，心情十分激动，驾着爱情的翅膀飞出去了”。他到了尤丽雅的家，向她求婚，还请求对方把这伞送他留作纪念。

这是小说故事情节的缘起。到了小说结尾的时候，两人的并不和谐的婚姻生活已经延续到了第三个年头，这把阳伞再一次出现：

“幸福是没有的。我从来也没有过幸福……不过，我这辈子也幸福过一次，就是那天夜里我打着你的伞坐着的时候……”他回转身对着他的妻子，问道，“那时候我爱上了你，我记得我通宵打着伞坐那儿，感到非常幸福。”

书房里那些书柜旁边放着一个红木镶青铜的五斗橱，是拉普捷夫用来保存各种用不着的东西的，其中就有那把伞。他把它拿出来，递给他妻子。

“就是这把伞。”

尤丽雅对这把伞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她说，“那次你对我表白爱情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把伞。”她看出他要走了，就说：“要是可能的话，请你早点回来。你不在，我闷得慌。”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久久地瞧着那把伞。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高尔基说的一句话：契诃夫“将现实主义提高到了深思熟虑与激动人心的象征”。

十三

中篇小说《我的一生》问世时的社会反响要更大一些。契诃夫的女友米齐诺娃从巴黎来信对契诃夫说，巴黎的一些俄国侨民说起契诃夫，“都视若神明，尤其是读了《我的一生》之后！他们问我您有什么信仰，我只能稍微答上几句，至于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无言以对了”。

的确，《我的一生》里存有可以理解为宣扬“劳工神圣”的思想，小说主人公不在衙门供职而当了一个油漆工人，并为此而自豪，小说里还有一些高声谴责城市社会生活的“过激言论”，如：

“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隐忍的、慢性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什么活着……他们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像痛恨敌人一样。”

“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贡献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有点生气的、稍稍发出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

但《我的一生》的最后一章还是出现了乐观主义的调子：“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都会影响现在的、将来的生活。”

契诃夫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新别墅》（1899）里，怀着忧伤，写了一个农民们不能与“新别墅”的主人——工程师夫妇和睦相处的故事。

“他们想：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达理，敬畏上帝，叶连娜·伊凡诺芙娜也安分，心好，温和，谁看见她那模样都会觉得可怜，然而为什么他们处不来，分手的时候像仇人似的？”

契诃夫不赞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他写《决斗》就是希望那两个性格与人生观迥异的知识分子不要发生“决斗”。小说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发出如下的呼吁：“为什么他恨拉耶甫斯基，拉耶甫斯基也恨他呢？为什么他们要决斗呢？”“如果我们没有从小被安乐的生活环境和周围的上流人物惯坏；那么，他们会多么友好，多么乐于原谅对方的缺点，多么珍视彼此的优点啊。”

拉耶甫斯基和动物学家冯·柯连放弃“决斗”，相视一笑泯恩仇之后，终于想到：“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错误、生活的烦闷把他们抛回来，然而渴求真理的心情和顽强的意志又促使他们不断前进。”

要说对于“学说”的信仰，那么契诃夫倒是说过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过浓厚兴趣。这也支撑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信念。

十四

2004年，以色列一家剧院以舞台剧《安魂曲》参加北京的契诃夫戏剧节，引起了首都戏剧界的不小震撼。

《安魂曲》由契诃夫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而成——《洛希尔的提琴》（1894）、《在峡谷里》（1900）和《苦恼》（1886）。

《洛希尔的提琴》的小说主人公棺材匠亚科甫，一辈子过着糊里糊涂的生活，直到老伴玛尔法要死了，他才想到在四五十年前他和玛尔法曾经在一条河边幽会过，河岸上还有一棵柳树，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天问式的质疑：“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好好生活，避免这些损失呢？请问，为什么人们把桦树和松林砍掉？ 为什么牧场白白荒芜？为什么人们老是做些恰恰不该做的事？为什么亚科甫这一辈子老是骂人、发脾气、捏着拳头要打人，欺侮自己的妻子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呢？”

《洛希尔的提琴》写了一个麻木的灵魂的开始苏醒，而灵魂苏醒的一个征兆，恰恰是他几十年后再一次坐到那条曾经一起和妻子坐过的河边：“他就在这棵柳树底下坐下来，开始回想……在他的一生中，最近四五十年以来，他一次也没有到这条河边来过……要知道，这是条相当大的河，并非不值一提的小河……”

进入《安魂曲》情节脉络的，还有《在峡谷里》的第八节，就是丽芭抱着死去的孩子从医院出来赶路的情景，天上朗月当空，“她瞧着天空，心想：现在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间飘荡，不再想到母亲了？”

在路上丽芭还遇到了一个圣人般的老者，他安慰丽芭说：“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顶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有好日子，有坏日子，什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

高尔基非常称赏《在峡谷里》，他在《评〈在峡谷里〉》一文中写道：“契诃夫谛视着生活和我们的悲痛，开始时被我们生活的芜杂和混乱所烦扰，和我们一起呻吟了，叹息了；现在，他站得更高，拥有了自己的感想，他像反射镜一样，把我们生活的一切光线、一切色彩都收集在它里面，把一切坏日子和好日子都加以思考。”

高尔基说得好，契诃夫“把我们生活的一切光线、一切色彩都收集在它里面”了。

再举一个细节：小说里写到乡公所装了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这就是俄罗斯的现代化初级阶段的真实写照。

以色列的《安魂曲》一剧最后以契诃夫的小说《苦恼》的结尾作结：马车夫把丧子之痛一古脑儿地诉说给小母马听！

十五

契诃夫能极其敏锐地发现生活中的庸俗。他1898年问世的两个出名的小说《醋栗》、《姚尼奇》，就给两个“幸福的庸人”画了像。

《醋栗》的主要内容，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向两个朋友讲述他弟弟尼古拉·伊凡内奇如何从一个有为青年变成了一个无聊庸人。

尼古拉·伊凡内奇的蜕变是从他萌生攒钱购置田庄的念想开始的。为了实现这个“人生理想”，他节衣缩食、财迷心窍，娶了一个既老且丑的婆娘。后来他终于实现了在自己的田庄上栽种醋栗的心愿，而且终于有一天吃上了他心仪已久的醋栗。契诃夫是这样描写他志满意得地吞食醋栗的这一幕的：

“尼古拉·伊凡内奇笑起来，默默地瞧了一会儿醋栗，眼泪汪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拈起一个果子放进嘴里，瞧着我，露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玩具后的得意神情，说：多么好吃啊！”

契诃夫以为这种庸俗的幸福感“是一种普遍的麻木病”，他希望在“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不住地敲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

契诃夫就是这样一个拿着小锤子“不住地敲门”警示天下的人。

《姚尼奇》的主人公是德米特里·姚尼奇·斯达尔采夫医生，刚刚奉派来一个地方做医生，原本也是朝气勃勃的，还爱上了地方上一个能弹钢琴的叶卡捷丽娜小姐。可是过去了四年之后，他就面目全非了。

而斯达尔采夫发生蜕变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迷恋上了金钱。“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牌’，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染成嗜好的：每到傍晚，他总愿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细细地清点……等到凑满好几百，他就拿到互助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久别的叶卡捷丽娜回来了，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但“斯达尔采夫想起晚上常常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的那团火就灭了”。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尼古拉·伊凡内奇和斯达尔采夫，是两个由于对于物质的畸形追求而掏空了灵魂的文学人物。契诃夫在1895年创作剧本《海鸥》的时候，就提出了让“物质与精神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的人生理想。契诃夫用他的创作不断地在提醒人们：要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十六

“物质压迫精神”的题旨，同时也延伸到了两个以工厂为情节发生地的小说《女人的王国》（1894）和《出诊》（1898）里。

《女人的王国》里的工厂主安娜·阿基莫芙娜常常心神不定、烦恼重重：“……明天呢，一整天会有许多人来拜访，请托种种事情；到后天，工厂里包管会出事——什么人挨了打，或者什么人灌下太多的伏特卡，醉死了，她只好让良心的痛苦煎熬着……”

是这个拥有两千工人的工厂主的身份，使这位年方二十六岁的女人，不能像其他的女人那样过正常的生活。

《出诊》里女主人公丽莎的痛苦是更加深蕴的。这个二十岁的五座厂房的继承人，得了个服用药物无济于事的怪病，丽莎自己也若有所悟，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不过烦闷、害怕罢了，因为处在我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没别的办法的。”

善解人意的柯罗辽夫医生也已经看出是“财产”造成了她的不幸，便对她说：“你尽管是工厂主人，又是继承一大笔财产的人，却并不满足；你不相信你有做工厂主人、继承财产的权利；于是现在呢，你睡不着觉了。比起你满足、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满意来，这样当然好得多。你睡不着，这倒显得你高人一等；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

经过医生这番开导，丽莎的心态和情绪出现了转机。契诃夫很含蓄地描写了丽莎的新的精神觉醒状态。

第二天早晨，柯罗辽夫医生要坐马车回莫斯科了，丽莎也站在台阶上给他送行。“丽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长衫，好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

与这两个小说的内容相接近的还有《在故乡》（1897）。

《在故乡》的女主人公薇拉是一个地主庄园的继承人。庄园旁边有一家工厂。无论是庄园还是工厂都不能在精神上满足她的需求。薇拉想反抗这种乏味的生活，也想拒绝工厂里的一位性情古怪的医生的追求。但最后她还是不得不与这个生活现实妥协，她索性把眼前的现实生活看成是“她注定要过的真实生活，她不再希望更好的生活了……要知道，更好的生活是没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幻想、音乐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

在这一段文字里，我们可以觉察到契诃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冷峻的目光。

小说收尾的一句是：“一个月之后，薇拉已经住在工厂里了。”读者们该为薇拉今后的命运担忧了。

十七

契诃夫最讨厌有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作家蒲宁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契诃夫的一席话：“我算什么‘忧郁’的人？我算什么‘冷血’的人？批评家们都是这样称呼我的，我算什么‘悲观主义者’？要知道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最喜爱的短篇小说就是《大学生》。”

于是，一个篇幅相当短小的短篇小说《大学生》（1894）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个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就是两个目不识丁的村妇听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伊凡讲《圣经》故事，她们听了一千九百年前耶稣受难的遭遇流下了眼泪。这好像是个无关宏旨的生活即景，但契诃夫却把这看成是人类的连绵不断的精神传承的证明。因此他让这个原本精神有些抑郁的大学生，在见到了她们的眼泪之后，受到了启发与鼓舞，产生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由此想到“过去与现代是由一连串连绵不断、由此及彼的事件联系起来的……”，过去曾经“指导过人类生活的真与美，直到今天还在连续不断地指引着人类生活”。

这是契诃夫的乐观主义。

《大学生》的主人公是神学院的大学生伊凡，《主教》（1902）的主人公则是个年轻主教彼得。契诃夫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但他晚年的两个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的主人公却都是宗教界人士。有研究者认为这也许涉及到契诃夫的童年记忆，那时他常常跟着父亲去教堂唱圣歌。《主教》一开头就写了一场有圣歌合唱的晚祷仪式。

主教彼得是个宗教界的杰出人才，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就担任修士大司祭了。但他身体不好，终于不起。小说最后就写到了他的死亡，但契诃夫把这个死亡赋予了一丝浪漫主义的色彩——“他呢，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明白了，只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在田野上兴高采烈而且很快地走着，手里的拐杖敲打着地面，头顶上是广阔的天空，阳光普照，他现在自由了，像鸟一样爱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了！”

而主教去世之后的第二天是复活节。“城里有四十二座教堂和六个修道院，洪亮欢畅的钟声从早到晚在城市上空响个不停，激荡着春天的空气，鸟雀齐鸣，太阳灿烂地照耀。”

《主教》以前并不十分受人重视，后来才逐渐被人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确可以从这篇小说中体察到契诃夫本人的人生体验。契诃夫写完《主教》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可以想见，契诃夫在《主教》中写下的对于死亡的非常达观甚至可以说是潇洒的文字，也可以视为契诃夫的“自祭文”。我们知道，契诃夫是喝了一杯香槟酒之后安详地停止呼吸的，他夫人形容说“像婴儿一样地睡着了”。

十八

1897年春，契诃夫大口咳血，肺结核病发展到了晚期，医生关照他务必到南方过冬，1898年契诃夫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购地盖房。1899年秋天，雅尔塔的“白色别墅”落成，契诃夫便在那里写作了以海滨城市雅尔塔为主要情节发生地的小说《牵小狗的女人》。这无疑是契诃夫的一篇力作，也是特别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的小说。

契诃夫式的“简洁”在这篇小说里发挥到了极致。按它的情节容量是可以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的，但契诃夫把它们浓缩到了一个短篇小说里，两个男女主人公的前史完全交给了读者的想象去填补。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很难得地写了一个两情相悦的爱情。但笔墨不是用在对男情女爱的直观的描写上，而是着力开掘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真正相爱之后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觉醒。

当然，可能也有契诃夫本人的人生体验的投影。小说写于1899年，这时契诃夫已与后来的妻子克尼碧尔一见钟情。这时，有病在身的契诃夫也已经有了年华老去的自我感觉。因此，我想，当契诃夫在小说里写到“只是到了现在，当他的头已经白了，他才真正用心地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作者在给他的小说主人公古罗夫作心理揭示，同时可能也是作者“从自我出发”的一声叹息。

古罗夫原本是想到雅尔塔去寻找短暂“浪漫史”的，哪知他一遇到安娜便真的相爱了，而且这个爱情把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古罗夫回到莫斯科后，原以为过上一个月，安娜在他的记忆里会模糊的，哪知一个多月后，好像他只是在昨天才与安娜分了手。走在莫斯科街头，他会扫视过往的女人，想看看有没有一个长得像安娜的……

而且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他在雅尔塔的爱情经历说给人们听。于是有一天夜里，他从俱乐部走出来，便忍不住对人说：“如果您能知道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位多么迷人的女人！”

小说里有两段“抒情插话”值得玩味与遐想。

一段对应着在奥林安达男女主人公坐在长椅上俯瞰大海时的情境与心境：

“透过晨雾，雅尔塔隐约可见，在高高的山顶上，飘着朵朵白云，静止不动。树上的叶子也不摇动，蝉声阵阵，而从岸底传来的单调的、低沉的海涛声，在诉说寂静，和等待着我们的永续的长梦。当这个海边还没有雅尔塔和奥林安达的时候，大海就在喧哗，现在它还在喧哗，而当我们已经不在人间的时候，大海照样还会发出喧哗的声响，淡漠而低沉。而在这种永恒不变中，在这种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死的冷漠之中，也许正蕴藏着我们的永恒救赎的保证，人类生活的不断前进与不断完善的保证……”

在这里，契诃夫拓展了曾在《大学生》中阐发过的历史乐观主义的想象。

另一段“抒情插话”在小说的最后一节，古罗夫送女儿上学，送完女儿上学就要去一家旅馆和安娜幽会。契诃夫是这样来论述人过着双重生活的无奈的：

“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谁都能看到和知道的，只要他有这个兴趣。这种生活充满着约定俗成的真实和虚假。另一种生活是在暗中流淌着的。由于机缘的奇异巧合，一切在他是重要的，有意味的，必不可少的，他真心感应的，没有欺骗自己的，因而构成了他的生命之核的，都是要避人耳目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别人，便不再相信自己眼见的东西，而永远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护下，犹如在黑夜的掩护下，过着他们的真正的、最有意味的生活。”

这已经接近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旨——人与面具的冲突。

的确是这样，契诃夫尽管生活在19世纪，但他的思想意识是属于20—21世纪的。所以我们能把契诃夫看成是一个很亲近的经典作家。

十九

1892年11月25日，契诃夫给苏沃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请您回忆一下，所有让我们陶醉的、被我们称之为不朽的作家，或者就是我们认为的优秀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有一个前进的方向，而且能召唤着您朝那个方向前行。”

契诃夫就是这样“有一个前进的方向，而且能召唤着您朝那个方向前行”的作家。

朝哪个方向前行呢？到了契诃夫写作的最后的作品中，我们终于看清了那个方向。

契诃夫写的最后一个剧本是《樱桃园》（1903）。剧本里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说：“人类在走向最崇高的真理，在向地球上可能存在的最崇高的幸福前进，而我置身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当樱桃园已经出售，人们纷纷与这个旧的房子告别时，也是这两个年轻人说出了他们心中的向往：

安尼雅永别了，旧的房子！永别了，旧的生活！

特罗菲莫夫新生活，你好！……（与安尼雅一起离去）

契诃夫写的最后一篇小说是《未婚妻》（《新娘》1903）。这个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年轻的未婚妻娜嘉，最后也是离家出走，在内心深处也是喊着“永别了，旧的房子！永别了，旧的生活！”

小说里是这样写的：

“娜嘉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跶，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篱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生长出来。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

小说以娜嘉的最终出走结束：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前俄罗斯的有些研究者曾言之凿凿地说娜嘉是要去参加革命的。因为1905年、1917年俄国都发生了革命。

这样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契诃夫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时在她（即娜嘉）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那“新生活”还是朦朦胧胧的，但一定是美好的。1940年，丹钦科重排《三姐妹》，说此剧的主题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契诃夫的创作或隐或现地传达着这样一种“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也是契诃夫能打动世世代代的读者的原因所在。

二十

在契诃夫生前与死后，有很多评论他创作的人，地位最高、分量最重的当然是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不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就如同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但托翁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有极高的评价，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认为俄国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论小说写作的技巧都不及契诃夫。

托尔斯泰喜爱契诃夫小说有个生动的事例。《宝贝儿》（1899）发表之后，托尔斯泰将它如获至宝，一再地当着家人和客人朗读这篇小说，还写文章赞美，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以无限的爱去爱未来的人”。

在契诃夫去世的第十三天，托尔斯泰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他对死者的概括性的评价：

“契诃夫是一位无可比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优长是，它不仅能让每个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而且也能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亲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而这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借助这个真诚，他创造了新的，在我看来是对全世界都是全新的文学形式……我重复说一遍，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形式，丢掉一切虚假的谦虚，我要说，就技术而言，他契诃夫高于我，他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契诃夫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我们还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真诚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的人，可爱的人……”

托尔斯泰这一席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小说形式。

二，契诃夫的创作特点是与契诃夫的人格特征有关联的。

爱伦堡1960年写的《重读契诃夫》一书中，也指出契诃夫的“简洁”风格是与契诃夫的“谦虚”性格相契合的。

这一点与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是一致的。

什么是契诃夫的与他的“真诚”品性相契合的文学新特质呢？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说“我最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俄罗斯式的童真”。

我们的王元化先生在《莎剧解读·序》里，用“功夫深处却平夷”这句古诗来形容契诃夫风格的妙处，他认为“契诃夫似乎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用在情节的构思上”，说契诃夫作品中“故事就这么简单，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的美丽……在这些场景中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

美学家王元化对契诃夫创作所作的审美评价，强调了契诃夫的文学创新的审美意义。这和纳博科夫希望大家多读契诃夫作品的呼吁是一致的，也说明了为什么托尔斯泰要说契诃夫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从而也证明了出版《契诃夫小说全集》这样的大书的文化意义。

童道明

2014年5月

一八八〇年

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

亲爱的邻居。[1]

玛克辛……（我忘了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了，务请宽宏大量原谅我为感）。[2]务请原谅宽恕我这个年老的老家伙和荒唐的人间生灵，因为我不该斗胆用这封信上的鄙陋的嗫嚅来打搅足下也。足下迁居到我们这个鄙地来，同我这个小人物笔邻而居，足足有一年之久矣，可是我至今还不认得您，您也不认得我这个可怜的蜻蜓耳。为此亲爱的邻居务请容许鄙人至少通过这些年老的象形文字同足下建交，在思想上握一握足下的博学的贵手，庆贺足下自圣彼得堡驾临我们这个大陆，而我们这里实在不值一顾，所住的都是庄稼汉和务农的老百姓，亦即贱民分子也。我久亦乎在找机会跟您结交，如鸡似渴，因为学问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我们的亲娘，犹之乎文明焉，又因为我对文人学士素来中心钦佩，他们远近闻名，光忙四射，头戴桂冠，金鼓齐鸣，胸前戴着勋章和绶带，手里拿着毕业证书，声名赫赫，有如雷鸣电闪，传遍各地，在此一有形和无形的宇宙世界中亦即尘世下界中无人不知也。我素来热爱天闻学家、诗人、玄学家、副教授、化学家以及其他学界泰斗，而足下既有渊博学事和科学部门，亦即有成品及成果，自亦包括在内耳。据说足下历年以来智力活动于试管、温度计、一大堆附有精美插图的外国图书，所以出版了许多的书本子。不久以前我的邻居盖拉西莫夫光临我的鄙陋的管区，亦即光临我的舍间和寒舍，此人生性狂忘，痛骂和否定足下的思想和观念，例如关于人类起原问题，关于此一有形的世界的其他现象等等，他大造其反，激烈反对足下的智力领域以及足下的布满星球和陨石的思想地平线云云。关于足下的理性的观念，我是不同意盖拉西莫夫的见解的，因为科学也者，乃是我的生命，乃是我的粮食，上帝把它赐给人类就是为了在此一有形和无形的世界的深处挖掘金属、非金属和钻石也。不过话说回来，假如我斗胆以老人之见驳斥足下有关自然本原的若干观念，那么，老兄，请宽恕我这个小得看不见的虫豸好了。盖拉西莫夫告知我说足下写过一本著作，阐明人类和人类原始状态和洪水之前[3]的生活，而足下立论不大高明云云。足下写道，人类来自猿猴长尾猿猩猩等。请宽恕我这个小老头子，反正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我不同意您的观念，而且能够将你一军。因为人类乃是世界的主宰，万物之林，如果来自不学无术的蠢猴子，那就会生着尾巴，说话声音怪里怪气了。要是咱们都是猴子生的，那现在茨冈[4]就会牵着咱们到各个大城里去耍猴戏，咱们就得花钱买票瞧彼此耍猴戏，听着茨冈的吩咐纷纷跳舞，或者关在动物园的铁栅栏里了。难道咱们身上长满了毛吗？我们岂不是穿着衣服，而猴子就没穿乎？要是娘们家的身上哪怕有一点点每到星期二我们在首席贵族家里见到的那只猴子的气味，难道我们还会爱她们，而不轻视她们哉？假如我们的祖先是猴子生的，那他们就不会葬在基督徒的墓园里。例如我的高祖父阿木甫罗西，在古代生活，住在波兰王国，他就不是照猴子那样下葬，而是同天主教修道院长姚阿基木·肖斯塔基葬在一处，他所写的有关温带气候和过量饮酒的手稿至今仍由家兄伊凡（少校）保官。夫修道院长者，乃天主教神甫绝非猢狲也。请原谅我这无知之徒打搅足下的学术工作，以我这种老人之见大发议论，用我这些鄙野而有点粗糙的观念冒渎清听，大约这类观念在有学问的文明人那里，是不会在头脑中出现，而只能在肚子里出现耳。每逢学者在头脑中思想不正，我就不能缄默，无法隐忍，不得不反驳足下。盖拉西莫夫告知我说，您关于月亮亦即明月的思想颇不正当，盖月亮也者，天色昏黑，大家睡觉以后，给咱们代替太阳之物也，而足下竟把电力移来移去，信口此黄。我这老头子用语如此愚蠢，请勿见笑是幸。足下写道，在月亮亦即明月上有人和部族生活和居住。这可是绝不会有的事，因为如果有人住在月亮上，其房屋和丰尧的牧场就会遮蔽月亮的磁性的魔光，弄得咱们看不见月光了。再者人类缺了雨水就不能生存，而雨水总是向下落到地面上，不是往上落到月亮上。人住在月亮上，就会一个觔斗摔到地面上来，然而此等事亘古未有也。月亮住了人，垃圾和泔水就会纷纷落到咱们的大陆上来矣。月亮里怎能有人呢：莫非那儿的人到夜里才活着，一到白天就死光了乎？我国政府也不可能批准人在月亮上住，因为道途摇远，难于攀登，人一到了月亮里可就极容易逃避兵役矣。可见足下犯了小小的错误耳。据盖拉西莫夫告知我说，足下在您的渊博的作品里著述和刊登道，在最大的天体，在太阳上，竟有一些黑斑点云云。这种事不可能有，因为绝不可能有这种事也。如果普通人的肉眼不能直视太阳，那么足下怎能看清太阳上的斑点哉？既然太阳没有斑点也无所谓，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添上斑点乎？如果那些斑点至今尚未烧光，那他们究竟是由什么样的湿物作成的？也许衣足下看来，鱼也能在太阳上生存吧？请原谅我这个有毒的曼陀罗[5]如此愚蠢地说笑话！我对科学素来忠诚之至！卢布者，十九世纪之船帆也，可是在我眼里丝毫价值也没有，科学早已张开极其辽阔的双翅在我的眼睛里遮住他矣。任何发明都使我身心震动，不下于在我的背上钉进一根钉子。虽则我是个无知之徒和老派地主，然而我这个老朽的废物仍然钻言科学，亲手进行发明，以各种思想和整套最伟大的知识装满我这荒谬的脑斤和野蛮的头颅。盖自然母亲者，乃一本大书，咱们应该阅读和观赏也。我凭个人的聪明才智产生过许多发明，像那样的发明至今还没有一个改革家望尘莫及也。我要毫不夸耀地说，我的教育程度并不太差，不过这是来自苦修，而不是仰仗双亲亦即父母或保护人的钱财得来，大凡父母，因家财豪富，生活奢华，家有六层大楼，养奴畜婢，装着电铃，反而害了子女也。兹将我的渺小的才智所发明的东西开列如下。我发明，每年必有一次，我们的太阳凌晨身披宏大炽热发光的外套，五彩缤纷，引人入胜，美妙入画，他那频频霎眼的奇妙神态给人留下顽皮的印象云。还有一个发明。为什么冬季昼短夜长，而夏季则相反耶？冬季之所以昼短，乃因遇冷则缩，类似有形无形的其他事物也，而且还因为太阳提前下落。夜长则因点燃灯火蜡烛而胀大，因为空气太热也。其次，我还发明狗到春天就吃青草犹如山羊，咖啡对血旺之人有害，因为在他头中造成头眩，在他眼中造成视像模糊也，等等。我的发明很多，而且除此以外我并没有毕业文凭和证书。亲爱的邻居请到我家里来吧，千切千切。咱俩一块儿来搞发明，读图书，足下可以教我这个无聊家伙各种计算方法也。

不久以前我在一个法国学者的书中读到狮脸完全不像人脸，不知学者们意见如何。关于这一点，我们自当讨论。务请大驾光临是幸。例如明天就来也未尝不可。我们目前在持斋，但为足下自当另烧荤菜。我的女儿娜达宪卡要求您带几本渊博的书来。她是我家的解放派女子她认为大家都是傻瓜只有她一个人聪明。如今的青年人我对您说吧太爱出风头了。求上帝保佑他们！过一个星期家兄伊凡（少校）到我家来，他是好人，不过我们背地里说一句，他是个世俗之辈，不喜欢科学也。这封信应由我家仆人特罗菲姆于傍晚八点整送到府上。假如他送信迟误，足下自管拿出教授派头来打他一顿嘴巴子，对这号人用不着讲什么客气也。假如送信迟误，必是这个死鬼跑到酒店里去了。夫拜访邻居早已蔚为风气不自我们始亦不自我们终也，因此务请大驾一定光临，并随身携带机器书籍是幸。本来我自己想到府上奉访，可是怪难为情的，勇气不足耳。务请原谅我这个废物打搅尊驾为荷。

我乃尊敬您的顿河部队退伍军士，出身于贵族，您的邻居

瓦西里·谢米-布拉托夫[6]

于布林内-谢坚内[7]村

[1] 这里不应用句号，而应用冒号。又，下文除标点符号错误外，还有错字、竭力掉文而措辞不当的句子、乱用文言而错误百出的地方，不再一一注出。

[2] 按照俄国上层社会习惯，对人单称本名是不恭敬的，必须将本名和父名连称才表示恭敬，如玛克辛·伊凡诺维奇。

[3] 指太古时代：据基督教经书中的传说，太古时代人间发生过大洪水。

[4] 亦称吉卜赛人，一个流浪民族，在俄国常以卖艺为生。

[5] 一种茄科植物，可做麻醉剂。

[6] 这个姓可意译为“七把剑”。

[7] 这个村名可意译为“薄饼一概吃光”。契诃夫早期作品中常用怪诞或诙谐的人名和地名，下面各篇不再一一注出。

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遇见的是什么？

伯爵、保留着当年美貌的痕迹的伯爵夫人、邻居男爵、自由派文学家、贫困落魄的贵族、外国音乐师、头脑迟钝的听差、保姆、女家庭教师、日耳曼籍的田庄总管、乡绅、从美洲来的继承人。人物的相貌不美，然而可爱、动人。男主人公往往把女主人公从狂奔的马上救下来，浑身是胆，善于抓住一切方便机会显出他拳头的力量。

天空高不可测，远方模模糊糊，无边无际……总之，难于理解的大自然！！！

淡黄色头发的朋友和棕红色头发的仇人。

舅舅家财豪富，至于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那要看情形而定。对主人公来说，舅舅的教诲不及他的死亡那么有益。[1]

住在唐波夫的姑姑。

医师面色忧虑，看来颇有治好重病的本事。他常常拿着圆顶手杖，头顶光秃。凡医师出场的地方，总有积劳成疾的风湿病、偏头痛、脑炎症。他热心护理在决斗中受伤的人，老是劝人到温泉去休养。

仆人远在老主人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当差，为主人什么事都愿意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极善于说俏皮话。

有样样事情都懂只是不会说话的狗，有鹦鹉，有夜莺。

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和已经抵押出去的南方庄园。

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使用得牛头不对马嘴的“电力”一词。

俄国皮革做的皮包、中国的瓷器、英国的马鞍、永远不会不发火的手枪、挂在纽扣眼上的勋章、菠萝、香槟酒、地菇、牡蛎。

无意中的偷听，不料成为大发现的根据。

多到数不清的感叹词、竭力想用得恰当的术语。

对十分重大的情况事先就有明显的暗示。

常常没有结局。

开头是七项滔天大罪，结局却是结婚。

完了。

[1] 指舅舅死后，主人公继承他留下的遗产。

同时追两兔，到头一场空

中午，时钟敲响十二点，谢尔科洛包夫少校，这个拥有一千俄亩土地和一个少俊的妻子的人，从花布被子里伸出光秃的头来，破口大骂。原来昨天他路过凉亭，听见他那年轻的妻子卡罗丽娜·卡尔洛甫娜少校太太跟外地来的表哥谈话，她毫不留情，竟然骂自己的丈夫谢尔科洛包夫少校是公羊，带着女人的轻浮态度一口咬定说，她从来就没爱过她丈夫，现在也不爱，将来更不会爱，因为他，谢尔科洛包夫，头脑糊涂，举止粗野，大有得神经错乱症和慢性狂饮症之势。妻子这种态度使得少校震动，愤慨，怒不可遏。昨天一夜和今天一早晨他都没睡着觉。他头脑里一反常态，闹腾起来。他脸上发烧，比煮熟的龙虾还要红。他使劲捏紧两个拳头，胸中乱哄哄，一团糟，像这样的骚乱，少校就连在卡尔司[1]也没见到过和听到过。他从被子里伸出头，看一眼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骂了一通，然后跳下床来，挥舞着拳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喂，来人啊，混蛋！”他嚷道。

房门吱吜一响，开了。少校的听差、理发师、擦地板工人潘捷列在他面前站住。这人穿一身老爷已经不要的旧衣服，胳肢窝里夹着一只小狗。他倚着门框站住，恭顺地巴眼睛。

“听着，潘捷列，”少校开口说，“我打算跟你像普通人那样，像人对人那样开诚布公地谈一谈。立正！把手放平，倒好像你拳头里捏着个苍蝇似的！这样才对！你能不能一老一实，诚心诚意地回答我的话？”

“行，老爷。”

“不要用这种大惊小怪的神情看着我。大惊小怪地瞧着老爷可不成。闭上嘴！你简直是头牛，伙计！你不懂你在我面前应该规规矩矩。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话，不用吞吞吐吐！平时你打不打你的老婆？”

潘捷列用手捂住嘴，傻呵呵地笑了。

“每到星期二就打，老爷！”他嘟哝一句，格格地笑。

“很好。你笑什么？谈这种事不准嬉皮笑脸！闭上嘴！不要当着我的面抓痒痒，我不喜欢这种样子，”少校沉吟一下。“我想，伙计，不光是庄稼汉才惩治自己的老婆吧。关于这一点你怎么想？”

“不光是庄稼汉，老爷。”

“那你举个例子看！”

“城里有个法官，叫彼得·伊凡内奇。……您老人家认识他吧？十来年前我在他家里当过扫院子的仆人。一句话说完，他是个好老爷……不过，他一喝了酒，你可就得当心。有时候，他喝醉酒回来，就举起大拳头照准太太的腰上打过去。您要是不信的话，就叫我遭到天打雷劈！这还不算，往往连我也捎带上，无缘无故挨一通揍。他一边打太太，一边嘴里说：‘你这个蠢娘们儿，你不爱我，’他说，‘我为这个恨不得把你打死，把你的小命活活送掉。……’”

“哦，那她怎么样？”

“她就说，您饶了我吧。”

“哦？真的？这倒妙得很！”

少校高兴得直搓手。

“这是真情实话，老爷！再说，怎么能不打呢，老爷！比方就拿我的老婆来说吧。……怎么能不打呀！她一脚就把手风琴踩坏了，要不就把老爷的馅饼全吃光了。……这还了得？哼！……”

“你这个混蛋，少说废话！你还讲得出什么道理来？聪明话你一句也说不来，不是吗？不关你自己的事，不用你管！太太在做什么呢？”

“她老人家在睡觉。”

“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你去告诉玛丽雅，要她把太太叫醒，请太太到我这儿来。……你等一下！……你看怎么样：我像个庄稼汉吗？”

“您怎么会像呢，老爷？哪儿见过老爷像庄稼汉的？根本就不像！”

潘捷列耸了耸肩膀。房门又吱吜一响，他走出去了。少校脸上露出心事重重的神色，动手漱洗，穿好衣服。

“亲爱的！”穿好衣服的少校看见漂亮的、二十岁的少校太太走进房间里来，就用极其阴险的口气对她说，“你能从你那些对我们极其有益的时间里抽出一个钟头来陪陪我吗？”

“行啊，我的朋友！”少校太太回答说，把额头送到少校唇边去。

“我呢，亲爱的，打算散散心，到湖上去划一会儿船。……你这个千娇百媚的人儿肯做我最愉快的游伴吗？”

“外边不是挺热吗？不过呢，我的亲人，只要你愿意，我总是乐于奉陪的。你划桨，我来掌舵吧。我们要不要带点凉菜去呢？我的肚子饿得很了。……”

“凉菜我倒已经准备下了。”少校回答说，摸一摸他口袋里的一根短鞭子。

这次谈话以后，过半个钟头，少校和少校太太已经坐上小船，往湖中心划去。少校流着汗划桨，少校太太掌舵。“她是个什么娘们儿！什么娘们儿！什么娘们儿呀！”少校喃喃地说，凶恶地瞅着沉入幻想的妻子，心急火燎。“停船！”他等小船到了湖中心，就粗声粗气地说。小船停下来了。少校的脸色涨得通红，两个膝盖不住发抖。“你怎么了，阿波洛沙？”少校太太惊讶地瞧着丈夫，问道。

“说到头来，”他叽叽咕咕说，“原来我是公羊？原来我……我……我到底算是什么？原来我头脑糊涂？原来你从来也没爱过我，以后也不会爱？原来你……我……”

少校大吼一声，举起手，在空中挥动一根短鞭子，于是小船上……啊，时代呀，啊，风尚呀！[2]……乱得一塌糊涂，像那样的混乱不但描写，就连想象也不大可能。即使是在意大利居住过而且想象力最为旺盛的画家，也无力描绘小船上发生的那种场面。……谢尔科洛包夫少校还没来得及感到他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少校太太也没来得及使用从丈夫手里夺过来的短鞭子，小船就翻了，于是……

这当口，少校旧日的管家和目前乡公所的文书伊凡·巴甫洛维奇正在湖岸上散步。他一边等着欣赏乡间年轻女人下湖洗澡的美妙风光，一边打着唿哨，吸着纸烟，心里玩味着他的散步目标。忽然，他听见撕裂人心的喊声。他从喊声中听出是他旧日的主人的嗓音。“救命啊！”少校和少校太太叫道。文书没犹豫多久就脱掉身上的上衣、裤子、皮靴，在胸前画三次十字，游到湖中心去救人了。他游泳的本领比写公文和认公文的本领高明得多，所以不出三分钟就已经游到眼看就要丧命的人附近。伊凡·巴甫洛维奇游到就要丧命的人跟前，却茫然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该救谁呢？”他暗想，“真见鬼！”一下子救两个人，他根本没有那种力量。要他救活一个人也已经够费劲的了。他做出一脸的哭丧相，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伸出手去时而抓住少校，时而抓住少校太太。

“我只能救一个呀！”他说，“我怎么拉得动你们两个呢？莫非我是条鲸鱼还是怎么的？”

“万尼亚[3]，我的好人，你救我吧，”浑身发抖的少校太太尖声叫着，使劲揪住少校的衣襟，“救我！要是你救活我，我就嫁给你！我凭我认为神圣的一切起誓。哎哟，哎哟，我要淹死了！”

“伊凡！伊凡·巴甫洛维奇！拿出骑士的气概来！……是啊！”少校用男低音说，被湖水灌得直呛，“你救我，老弟！我送你一个卢布买酒喝！你就做我的父亲和恩人吧，可别让我死于非命。……我会把你从头到脚裹上金子的。……你倒是快点呀，救救我。你这个人呀，真是的。……我一定会娶你的妹妹玛丽雅为妻。……皇天在上，我一定娶！她是个美人儿。你别救少校太太，滚她的！你不救我，我就打死你，让你活不成！”

伊凡·巴甫洛维奇给闹得晕头转向，差点沉到水底下去。两人的诺言，依他看来，似乎同样有利，一个赛过一个。那该选谁呢？时间可是不等人啊！“那我索性把两人都救活好了！”他暗自决定，“得两份报酬总比得一份强。就该这么办，真的。是神，就不会出卖我；是猪呢，反正也吃不了我。主啊，给我赐福吧！”伊凡·巴甫洛维奇就在胸前画个十字，伸出右胳膊去夹住少校太太，再用右手的食指钩住少校的领结，呼哧呼哧地喘着，往岸边游去。“你们要摆动腿！”他命令道，一面用左胳膊划水，一面幻想他灿烂的未来，“少校太太做我的妻子，少校做我的妹夫。……妙极了！加油干，万尼亚！是啊，等你吃饱小蛋糕，你就抽上一支名贵的雪茄烟！荣耀归于你啊，主！”伊凡·巴甫洛维奇一条胳膊拖两个人，又逆着风游泳，很费力，不过他一想到灿烂的未来，劲头就来了。他满心幸福，止不住微笑，甚至格格地笑出声来，终于把少校和少校太太送到陆地上了。他这一喜非同小可。然而他一眼看见少校和少校太太亲热地互相拥抱在一起，他……可就忽然脸色煞白，举起拳头敲自己的额头，放声大哭了。虽然这时候有些姑娘刚从湖水里爬出来，把少校和少校太太团团围住，惊讶地瞅着英勇的文书，他却无心理会她们了。

第二天，由于少校暗中使坏，伊凡·巴甫洛维奇被乡公所革职了。少校太太把玛丽雅从她住处赶走，吩咐她“去找她亲爱的老爷”好了。

“唉，人啊，人啊！”伊凡·巴甫洛维奇一边沿着那不吉利的湖在岸上散步，一边念念有词地数说道，“在你们眼里，什么叫感恩戴德啊？”

[1] 俄土战争（1877—1878）时期被俄国军队占领的一个土耳其要塞。——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拉丁语。

[3] 伊凡的爱称。

我的纪念日

诸位男女青年！

三年前我感到我胸中蕴藏着一团神火[1]，也就是使得普罗米修斯[2]被锁在岩石上的神火。……三年来我一直把来自上述火焰的熔炉里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寄往我们辽阔祖国的四面八方。我写过散文，写过诗篇，写过各种体裁、各种风格、各种篇幅的作品，有的不要稿费，有的要稿费，总之给一切杂志写过稿子，然而……呜呼！！！那些嫉妒我的人，竟然认为我的作品不能刊登，即使有所刊登，也一定是在《邮箱》栏[3]里。讲到邮票，我为《田地》[4]种植五十枚，为《涅瓦》[5]淹没一百枚，为《火花》[6]烧掉十枚，为《蜻蜓》[7]供应五百枚。一言以蔽之，从我的文学活动开始起到今天止，我从各编辑部收到的答复，总计起来，整整有两千次！昨天我收到其中最后一次，内容同以前所有的答复差不多。不论是哪一次答复，都是连“肯定刊登”的影子也没有。诸位男女青年啊！我每次向编辑部寄去稿子，从物质方面来说，至少总要破费我十戈比。因此，我这种文学消遣使我花掉两百卢布之多。可是要知道，两百卢布能买一匹马啊！我一年收入只有八百法郎……你们得明白！！！那么，我要歌颂自然、爱情、女人的眼睛，要对傲慢的阿尔比昂人[8]的贪欲射出毒箭，要让……给我写答复的……先生们欣赏我的神火，我就不得不挨饿。两千次答复，两百多卢布，结果却连一次“肯定刊登”都没有！呸！不过这倒也是一件大有教益的事呢。诸位男女青年！今天我庆祝我收到两千次答复的纪念日。我举杯为我的文学活动的结束干杯，我就此睡在桂冠上了。[9]请你们对我指出另外还有谁在三年当中也收到过那么多“不”的答复，要不然，你们就得给我塑造一个高大的纪念像！

[1] 在此借喻“天才”。

[2] 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曾盗出神火传于人世而受到主神宙斯的惩罚，被锁在悬崖上，由鹰啄食他的肝。

[3] 旧俄杂志常设《邮箱》专栏，杂志主编利用该栏通知投稿人退稿，声称“尊稿不拟刊登”云云。

[4]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画报，每周一期。——俄文本编者注

[5]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画报。又“涅瓦”是彼得堡的一条河名。——俄文本编者注

[6]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画报。——俄文本编者注

[7]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专登幽默作品的周刊。这篇作品就刊登在该杂志上。——俄文本编者注

[8] 指英国人。

[9] “桂冠”，指文艺上的成就，“睡在桂冠上”，意指满足于以往的成就而不再前进。

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娜坚卡的假期作业

“俄语”部分

（甲）“造句”五题

（1）不久以前俄罗斯同外国打仗，同时打死许多土尔其人。[1]

（2）铁路嘶嘶地响，载运人们来往，是用生铁和料子造成的。

（3）牛肉是用公牛和母牛制成，羊肉是用小母羊和小公羊制成。

（4）爸爸做官没有提升，也没有获得勋章，他生气了，于是因家庭情况而退休。

（5）我热爱我的女友杜尼雅·彼谢英烈彼烈霍嘉宪斯卡雅[2]，因为她上课时候勤奋用功，而且善于表演骠骑兵尼古拉·斯皮利多内奇。

（乙）“变格”[3]题

（1）大斋期间[4]司祭和助祭不愿意给新婚的人举行结婚仪式。

（2）农民们冬天夏天都住在别墅[5]里，打马，可是非常不干净，因为身上沾着黑焦油，不雇用女仆和看门人。

（3）父母把女孩嫁给有财产和房屋的军人。

（4）男孩啊，你要敬重爹娘，为此你就会变得好看，被世界上所有的人爱你了。

（5）他连哎呀一声都没喊出口，熊就已经扑到他身上来了。[6]

（丙）“作文”

我怎样度过假期？

我刚考试完毕，就立刻跟着妈妈、家具、我的弟弟三年级学生约翰一起到别墅去了。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卡嘉·库节维奇和他的爹娘，有齐娜，有小叶果鲁希卡、娜达霞和许多我的其他女伴，她们跟我一块儿在新鲜空气里散步和刺绣。男人有很多，可是我们这些姑娘躲他们远远的，理都不理他们。我读了许多书，其中有美谢尔斯基[7]，有玛依科夫[8]，有仲马[9]，有里瓦诺夫[10]，有屠格涅夫，有罗蒙诺索夫。大自然美极了。幼小的树木长得很密，还没有任何人的斧子碰到过它们的苗条树干。细小的树叶造成一片虽不浓重却几乎连绵不断的阴影，落在柔软的细草上，而草丛中点缀着毛茛的金黄色小花、风铃草的小白花、石竹的深红色小十字花（以上抄自屠格涅夫的《静静的洄流》）。太阳时而升上去，时而落下来。在朝霞放光的地方有一群鸟在飞。在一个什么地方，有个牧人在放牧他的畜群。有些白云在比天空略为低点的地方飘飞。我非常喜欢大自然。我的爸爸整个夏天都在发愁：有一家可恶的银行无缘无故地打算拍卖我们的房子，妈妈老是跟着爸爸走来走去，生怕他自寻短见。如果我假期过得很好，那是因为我好学不倦，品行端正。完了。

“算术”部分

〔算题〕有三个商人合资开办一家商号，一年后共得利润8，000卢布。第一个商人投资35，000卢布，第二个投资50，000卢布，第三个投资70，000卢布，问每个商人各得多少利润？

〔解答〕为了解答这个算题，首先必须算出他们哪一个投资最多，为此就要把那三个数字互相减一下，于是得出第三个商人投资最多，因为他拿出来的钱不是35，000，也不是50，000，而是70，000。好。现在我们要算一算他们每一个人分得多少，为此就得把8，000分成三份而让第三个商人分得最多的一份。这要用除法：8里有两个3即3×2＝6。好。8减6，余2。移下一个零来。20减18，又余2。再移下一个零来，照这样一直算到完。结果我们得出2，6662/3，那也就是所要算出来的答数，也就是每个商人分得2，6662/3卢布，而第三个商人分得的一定略为多点。

（以上作业经查明确系原本，特此证明——契洪捷[11]）

[1] 这句话文理不通，而且“土耳其”误写做“土尔其”；下文还有许多文理不通的地方和错字，不再一一注出。

[2] 这个长姓可意译为“步行过海”。

[3] 俄语的一种语法变化。

[4] 基督教的斋期，在复活节前，共四十日。

[5] 在帝俄时代，城里的贵族和有产者常到乡间的别墅去消夏，于是这个贵族女学生把所有的乡间房屋都叫做别墅。

[6] 这是从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农民和工人》里抄来的。——俄文本编者注

[7] 美谢尔斯基（1839—1914），俄国公爵，反动的小说家和政论家。——俄文本编者注

[8] 玛依科夫（1821—1897），俄国诗人，“纯艺术”的拥护者。——俄文本编者注

[9] 指大仲马（1803—1870），法国作家，写过许多惊险小说。——俄文本编者注

[10] 里瓦诺夫，19世纪60和70年代俄国的一个专写宗教界生活的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11] 契诃夫当时所用的一个笔名。

爸爸

像荷兰青鱼那么细长的妈妈，走到书房里去找像甲虫那样又胖又圆的爸爸，在门外咳嗽一声。临到她走进去，就有个使女从爸爸膝头上跳下来，溜到门帘背后藏起来了。妈妈对这件事毫不介意，因为她早已看惯爸爸这种小小的弱点，用凡是了解文明的丈夫的聪明妻子所应有的观点来看待那些弱点了。

“我的小圆饼，”她在爸爸膝头上坐下，说，“我是来找你商量事情的，我的亲人。你把嘴唇擦干净，我要吻你。”

爸爸巴着眼睛，用袖口擦嘴唇。

“你有什么事？”他问。

“是这么回事，小父亲。我们拿我们的儿子怎么办呢？”

“出什么事了？”

“你还不知道？我的上帝啊！你们这些做父亲的多么不关心呀。这真可怕！小圆饼，如果你不愿意……你不能做好丈夫，至少也总该做个好父亲嘛！”

“你那一套又来了。这种话我已经听过一千回了！”

爸爸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妈妈差点从爸爸膝头上摔下来。

“你们这些男人都是这个样子，你们就是不爱听老实话。”

“你到底是来讲老实话的，还是讲儿子的？”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小圆饼，我们的儿子又从学校里带回不好的分数来了。”

“哦，那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要知道，那他就不能参加考试！他就不能升到四年级去了！”

“不升就不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好好念书，在家里别淘气就行了。”

“可是要知道，小父亲，他都十五岁了！这么大岁数还能读三年级？你猜怎么着，那门可恶的算术又害他得了两分。……哎，这像什么样子？”

“应该揍他一顿，那就像样了！”

妈妈伸出小手指头去摸爸爸的肥嘴唇，她觉得自己在娇媚地皱起眉头。

“不行啊，小圆饼，你别跟我谈什么惩罚。……这不能怪我们的儿子。……这里头必是有人使坏。……我们的儿子，我们也用不着假谦虚，头脑挺聪明，不可能不懂这门愚蠢的算术。他全都懂，而且懂得很透，对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他是不懂装懂，就是这么的！他只要少淘点气，多念点书就成了。……你坐到椅子上去吧，我的小母亲。……我认为你坐在我的膝头上也不见得舒服呢。”

妈妈就从爸爸膝头上跳下来，她觉得自己迈着天鹅般的步子向圈椅那边走去。“上帝啊，多么没心肝！”她在圈椅上坐好，闭上眼睛，说，“是啊，你不喜欢儿子！我们的儿子这么好，这么聪明，这么漂亮。……那是人家使坏，使坏哟！不，他不应当留级，这我可不答应！”

“既然这个坏孩子学习差，你也只好随他去。……唉，你们这些做母亲的！……算了，你去吧，我在这儿还有点事……要办。……”

爸爸向桌子那边转过身去，低下头，凑近一张纸，同时像狗看菜碟似的，斜起眼睛看门帘。

“小父亲，我不走……我不走！我知道我惹得你厌烦了，不过你要忍耐一下。……小父亲，你务必到算术教员家里去一趟，叫他给我们的儿子批个好分数。……你应当对他说，我们的儿子很会做算术，不过他身体差，所以就不能使人人满意了。你得逼一逼那个教员才行。那么大个子还能再读三年级？你出把力吧，小圆饼！你猜怎么着，索菲雅·尼古拉耶芙娜认为我们的儿子挺像帕里斯[1]呢！”

“这话我听着倒挺光彩，可是我不去！我没有工夫去瞎胡闹。”

“不，你得去，小父亲！”

“我不去。……我说话算数。……是啊，你走吧，我的心肝。……喏，我这儿有件事要办。……”

“你得去！”

妈妈站起来，提高喉咙。

“我不去！”

“你得去！！”妈妈大叫一声，“要是你不去，要是你不肯怜惜你的独生子，那么……”妈妈尖声叫着，摆出发狂的悲剧演员的架式，用手指着门帘。……爸爸顿时发窘，心慌意乱，没来由地哼起歌来，并且赶紧脱下身上的便服。……每逢妈妈对他指着门帘，他老是张口结舌，变成十足的呆子。他让步了。他们就把儿子叫来，要他讲一讲情况。儿子却生气了，皱起眉头，蹙起前额，说是关于算术，他懂得的甚至比老师还多，至于这个世界上只有女学生、富人家的子弟、马屁精才能得五分，那可不能怪他。他哇哇地哭着，把算术教员的住址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爸爸就刮好胡子，拿起梳子理好秃顶上几根头发，打扮得很体面，动身去“怜惜他们的独生子”了。

按照大多数做父亲的惯例，他不经通报就闯进算术教员家里。照这样不经通报而直闯进去，什么事不能看见，什么话不能听见啊！他正好听见教员对他妻子说：“我为你花的钱可真太多了，阿莉雅德娜！……你那些任性的要求，简直没完没了！”他还看见教员太太扑过去，搂住教员的脖子，说道：“你原谅我吧！我倒没为你破费什么，不过我挺看重你呢！”爸爸发现教员太太好看得很，如果她穿戴整齐，倒不会这么迷人了。

“你们好！”他说着，满不在乎地走到那对夫妇跟前，停住脚，把两个鞋后跟碰一下，行了个礼。教员一时间愣住了，教员太太涨红脸，一溜烟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对不起，”爸爸含笑开口说，“我，也许，那个……多多少少打搅您了。……这我很明白。……您身体好吗？我荣幸地介绍一下我自己。……您看得明白，我不是庸庸碌碌的人。……好歹也算是个老军官呢。……哈哈哈！不过您也不用心慌！”

教员先生为顾全礼貌，脸上勉强笑一下，用手指指椅子。爸爸猛地转过身去，在椅子上坐下。

“我，”他接着说，掏出金怀表来让教员先生开开眼，“我是来找您谈谈的。……嗯，是啊。……您，当然，会原谅我。……要我文绉绉地讲话，我不在行。……我们这班人，您知道，都是无学不术[2]。哈哈哈。您念过大学吧？”

“是的，念过。”

“原来是这样！……嗯，是啊。……今天天气可真暖和啊。……您，伊凡·费多雷奇，给我那小儿子批了个两分。……嗯……是啊。……不过这也没什么，您知道。……不管是谁，该得什么就得什么。……该给甜头就给点甜头，该给苦头就给点苦头。……嘻嘻嘻！……不过，您要知道，这种事总还是叫人不痛快。难道我儿子不懂算术吗？”

“该怎么跟您说呢？倒不是他不懂，不过，您知道，他不用心。是的，他学得很差。”

“可是为什么他学得差呢？”

教员睁大眼睛。

“什么叫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学得差，不用心呗。”

“得了吧，伊凡·费多雷奇！我的儿子用功得很。我自己都陪着他温课呢。……他天天熬夜。……他样样都懂得透。……哦，有的时候他不免淘气。……不过话说回来，这毕竟是因为年轻。……咱们谁没年轻过呢？我没打搅您吧？”

“好说，您这是哪儿的话？……我甚至很感激您呢。……你们这些做父亲的，都是我们教师的贵客。……另一方面，这又表明你们十分信任我们。归根到底，顶要紧的就是信任。”

“当然了。……顶要紧的就是我们不要干预这种事。……那么我儿子不能升到四年级了？”

“是的。要知道，他全年总评，不光是算术这一门课得两分。”

“那我也不妨到别的教员那儿去一趟。哦，关于算术怎么办呢？嘻嘻嘻！……您能改一下吗？”

“我办不到，先生！”教员微微一笑，“我办不到！……我一直希望您儿子升级，我用尽了力气，可是您儿子不用心，还说顶撞人的话。……有好几次我跟他闹得很僵。”

“年轻嘛！有什么办法呢？您就给他改成三分算了。”

“我办不到！”

“何必呢，这都是小事嘛！……您跟我说什么呀？倒好像我不知道什么事能办，什么事不能办似的。这是能办的，伊凡·费多雷奇！”

“我办不到！别的得两分的学生会怎么说呢！这种事不管怎样改动，都不公道。真的，我办不到！”

爸爸挤了挤眼睛。

“可以办到的，伊凡·费多雷奇！我们不要多谈了！这又不是那种要说三个钟头废话的事。……请您告诉我，依您看来，依有学问的人看来，怎么才算公道呢？话说回来，你们的公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心里有数的。嘻嘻嘻！您干脆说出来好了，伊凡·费多雷奇，不用转弯抹角了。说实在的，您是故意给他批两分的。……这哪里谈得上什么公道呢？”

教员瞪大眼睛，可是……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他为什么不生气呢？对我来说，这就永远是教员内心的秘密了。

“您是故意的，”爸爸接着说，“您等着客人上门呢。哈哈，嘻嘻！……那有什么不行的？就按您的意思办吧！……我同意。……该给甜头就给甜头嘛。……您要明白，我懂得在外头工作是怎么回事。……不管您怎么进步，可是……您知道，话说回来……嗯，是啊……旧风气总还是比什么都好，有益得多。……我呢，很高兴尽我的力量表一表我的心意。”

爸爸呼哧呼哧地喘气，从衣袋里取出钱夹来，抽出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递到教员的手心里。

“请收下，先生！”

教员涨红脸，往后退缩，可是……到此为止了。为什么他不对爸爸指着房门，把他撵走呢？对我来说，这就永远是教员内心的秘密了。……

“您，”爸爸接着说，“也不用难为情。……说实在的，我全懂。……嘴里说不要，心里就一定要。……如今这年月，还有谁不要呢？不要，老兄，是不可能的事。……也许，这种事您还没干惯吧？请赏脸收下！”

“不，请看在上帝面上……”

“嫌少吗？哎，再多我却给不起了。……您收下吧！”

“求上帝怜恤吧，别这样！……”

“那就随您了。……不过呢，您务必把两分改一下！……倒不是我死乞白赖要求您，而是他母亲要这样。……她都急哭了，您要知道。……她害了心动过速症，另外还有别的病。”

“我十分同情尊夫人，可是我办不到。”

“要是我儿子不能升到四年级，那……会闹出什么事来？……嗯，是啊。……不，您就让他升级吧！”

“我倒高兴这样办，然而我办不到。……您抽烟吗？”

“多谢多谢[3]。……让他升级不碍事。……那么，您是几等文官[4]？”

“九等。……不过，论职位，我却是八等文官。嗯！……”

“哦。……那么，我跟您就算说妥了。……咱们一言为定，啊？行了吧？嘻嘻！……”

“我办不到，先生。您就是打死我，我也办不到！”

爸爸略微沉吟一下，想了想，然后又向教员先生进攻。这次进攻延续很久。教员不得不把他那句永不更改的话“我办不到”反复说上二十次。最后，爸爸惹得教员厌烦，弄得他难受极了。爸爸开始凑上去吻教员，又要求教员出题考他的算术，还讲了几个淫秽的故事，态度放肆起来。这招得教员恶心了。

“万尼亚，现在你该出门了！”教员太太在另一个房间里叫一声。爸爸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用宽阔的身体堵住门口，拦住教员先生的去路。教员筋疲力尽，开始唉声叹气。最后，他觉得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了。

“这么办吧，”他对爸爸说，“只有等到我的同事们都在所教的课程方面把您儿子的分数改成三分，我才能改他的全年总评分数。”

“这可是真话？”

“是的，要是他们改了，我就也改。”

“那就一言为定！咱们来握握手！您可真是个好极了的人！那我就告诉他们说，您已经把分数改了。‘大姑娘要嫁小伙子了！’我得请您喝一瓶香槟酒。不过，我什么时候能在他们家里找到他们呢？”

“现在去就成。”

“好，那么咱们，不用说，已经算是朋友了吧？往后您能到我家里去随意谈谈，坐上个把钟头吗？”

“遵命。祝您健康！”

“再见！[5]嘻嘻嘻嘻！……啊，年轻人啊，年轻人！再见吧！……不消说，应该替您问候您那些同事先生吧？我一定转达就是。您也替我向您的太太敬意[6]。……您一定要来啊！”

爸爸把两个鞋后跟一碰，行了个礼，戴上帽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个人挺不错，”教员先生瞧着走出去的爸爸后影，暗自想道，“这个人挺不错！他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他又单纯又善良，这是看得出来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当天傍晚，妈妈又坐在爸爸膝头上了（不过她走后，那个使女就坐上去了）。爸爸对她保证说，“我们的儿子”一定会升级，又说要降伏有学问的人，与其用金钱去打动他的心，还不如先和颜悦色地笼络他，再彬彬有礼地步步进逼，掐住他的脖子不放。

[1] 帕里斯，希腊叙事诗中特洛伊王披里安的儿子，诱拐斯巴达王麦尼劳斯的王后海伦，引起了特洛伊战争。

[2] 应是“不学无术”。

[3] 原文为法语的俄语读音。

[4] 在帝俄时代，中学教员是文官。

[5] 原文为法语的俄语读音。

[6] 应是“致意”或“致敬”。

一千零一种[1]激情，或恐怖之夜

仅有一卷的长篇小说并附尾声

献给维克多·雨果

在一百四十六名神圣殉教徒塔楼上，自鸣钟敲响午夜的时辰。我颤抖起来。时间到了。我急忙抓住泰奥朵的手，跟他一起走到街上。天空像印刷用的油墨那么黑。四下里黑得好比人们头上戴着的帽子的内膛。黑夜无异于胡桃壳里的白昼。我们把身上的斗篷裹紧，动身走去。狂风刮透我们的衣服。雨和雪，两个潮湿的弟兄，死命抽打我们的脸。尽管这是冬天，闪电仍然向四面八方划破天空。闪电像忽闪忽闪的天蓝色眼睛那样迷人，又像思想那样疾速，而它那威严雄壮的旅伴，轰雷，吓人地震撼着空气。泰奥朵的耳朵被电光照亮。圣爱尔玛之火[2]噼啪地响，飞过我们的头顶。我抬头看一眼。我索索地发抖。谁在大自然的宏伟面前能不发抖？好几个灿烂的流星在天空飞过。我开始数流星，一连数了二十八个。我对泰奥朵指一指流星。“不祥之兆啊！”他喃喃地说，脸色惨白，有如喀拉拉[3]大理石雕像。风哀叫，呼啸，哭号。……风的哀叫声无异于良心淹没在滔天大罪中的哀叫声。我们旁边一幢八层楼的大厦被雷殛倒，燃起大火。我听见大厦里飞出呼号声。我们没有理会而照直走去。既然我胸中燃烧着一百五十所房子，我哪有心思去管那所房子？一口钟在空中不知什么地方敲响，声调悲凉，缓慢，单调。这是一场自然界的搏斗。似乎有些神秘的力量竭力造成这种吓人的自然界和声。那些力量是谁？将来会有人理解它们吗？

这是怯懦而又泼辣的幻想！！！

我们朝马车夫[4]叫喊。我们坐上轿车，急驰而去。马车夫就是风的弟兄。我们的马车不住地奔驰，犹如大胆的思想在神秘的脑回里遨游。我把一小袋黄金塞到马车夫手里。黄金帮着马鞭把马腿速度加快一倍。

“安东纽，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啊？”泰奥朵哀叫道，“看上去你像恶毒的天才。……你的黑眼睛里闪着地狱的火光。……我害怕起来了。……”

可怜的胆小鬼！我一言不发。他爱她。她热烈地爱他。……我非杀死他不可，因为我爱她胜过爱我的生命。我爱她，我恨他。他必须在这个恐怖之夜送命，为他的爱情付出死亡的代价。爱和恨在我心里沸腾。它们就是我的第二生命。它们两姊妹同住在一个躯壳里，制造毁灭：它们是精神上的汪达尔人[5]。

“停车！”我等轿车驶到目的地，对马车夫说。我和泰奥朵跳下车来。月亮从乌云里冷冷地看我们一眼。月亮就是爱情和复仇的美妙时辰的公正沉默的见证。我俩有一个要死亡，它必须做见证。我们面前有个深渊，是个看不见底的无底洞，好比丹瑙的犯罪的女儿的桶[6]。我们站在正要熄灭的火山口的边沿上。关于这个火山，民间流传着可怕的传说。我动一下我的膝盖，泰奥朵就一头栽下去，落进吓人的深渊。火山口无异于土地的嘴。

“该死的东西！！！”他大叫一声，回答我的诅咒。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由于女人美丽的眼睛而把仇敌送进火山口里，这是一幅壮丽宏伟而又大有教益的图画！所缺的只有熔岩了！

马车夫。马车夫是命运为愚昧立下的塑像。打倒陈规旧套！马车夫跟着泰奥朵落进了深渊。我感到我胸膛里只剩下爱情。我扑倒在地，脸对土地，欢喜得哭起来。欢喜的眼泪来自热爱的心灵深处所发生的神的反应。马开始快活地嘶鸣。不做人而做马，那是多么难受！我把它们从兽类的悲惨生活里解脱出来。我送了它们的命。死亡既是枷锁，又是枷锁的解脱。

我走进“深紫色河马旅馆”里，喝下五大杯上等葡萄酒。

我报仇后过三个钟头，在她住处的门口站住。匕首，死亡的朋友，帮着我踏过尸首来到她的房门口。我开始倾听。她没睡着。她在幻想。我听着。她没开口说话。沉默持续四个钟头。四个钟头在热恋的人无异于四个一千九百年！最后她唤女仆。女仆从我面前走过。我凶恶地盯她一眼。她看到我的目光。她顿时神志昏迷。我把她杀死。与其活着而神志不清，不如死掉。“阿涅达！”她叫道，“怎么泰奥朵没有来？愁闷咬着我的心。一种沉重的预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啊，阿涅达！你去找他。他现在大概跟那个不信神的、可怕的安东纽一块儿喝酒取乐呢！……上帝呀，我看见的是谁呀？！就是安东纽！”

我已经走进她的房间。她脸色惨白。……

“出去！”她叫起来。恐怖使她那高贵、美丽的面容变了样。

我看她一眼。目光就是灵魂的剑。她身子摇晃一下。她在我的目光里看清一切：泰奥朵的死亡、恶魔般的激情、一千种人类欲望。……我神态威严。我眼睛里闪着电光。我的头发一根根活动，直竖起来。她看见面前站着一个披人皮的恶魔。我看出她欣赏我。坟墓般的沉默和四目相视，持续大约四个钟头。雷声隆隆，她扑在我胸脯上。男人的胸脯就是女人的堡垒。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俩同声喊叫。她的骨头发出碎裂的响声。电流穿过我们全身。热烈的吻。……

她爱我身上的恶魔。我要她爱我身上的天使。“我拿出一百五十万法郎来散发给穷人！”我说。她爱上我身上的天使，哭起来。我也哭。什么样的眼泪！！！过一个月，圣契特与高尔坦济亚在教堂里举行庄严的婚礼。我娶她。她嫁给我。穷人们给我们祝福！她要求我宽恕我先前杀死的仇敌们。我宽恕了。我带着年轻的妻子动身到美洲去。我那满腔热爱的年轻妻子成为美洲原始森林里的天使，狮子和老虎纷纷朝拜她。我是年轻的老虎。我们婚后过三年，年老的我已经领着一个头发拳曲的小男孩跑来跑去。小男孩生得像母亲而不大像我。这惹得我生气。昨天我第二个儿子出世。……我快活得悬梁自尽了。……我第二个小男孩向读者诸君伸出小手，要求他们不要相信他爸爸的话，因为他爸爸不但没有儿女，甚至没有老婆。他爸爸怕结婚不下于怕火。我的小男孩没说谎。他是婴儿。你们要相信他。孩子的年龄是神圣的年龄。这些事从来也没发生过。……晚安。

[1] 即“非常强烈的”，因阿拉伯作品《一千零一夜》的意思是“无数的夜”。

[2] 即一种在雷雨中大气充电的现象：在尖顶物体上，特别是桅杆顶上，出现淡蓝色或淡红色亮光。

[3] 意大利城名，以开采及加工白色大理石闻名，设有雕刻学院。

[4] 原文为法语的俄语读音。

[5] 古代一个日耳曼部族，5世纪时侵占罗马，加以严重破坏。在此借喻“破坏者”。

[6] 希腊神话载，埃哥斯国王丹瑙共有五十个女儿，她们受父亲唆使，杀死了她们的丈夫，因此神命令她们向无底的桶（称“丹瑙女儿的桶”）内注水。——俄文本编者注

吃苹果[1]

在攸克辛海[2]和索洛甫吉[3]之间，在相应的经度和纬度上，在一块黑土上，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住着地主特利丰·谢敏诺维奇。特利丰·谢敏诺维奇的姓跟“叶斯捷斯特沃伊斯培达捷尔”这个词[4]一样长，来自一个很响亮的拉丁字，意指人类为数众多的美德当中的一种。他那块黑土共有三千俄亩。他的田产，唯其是田产，而他又是地主，所以早就抵押出去，已经在出售。田产的出售早在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还没秃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却一直拖到现在都没解决，由于银行的轻信和特利丰·谢敏诺维奇的诡谲而进行得极不顺利。那家银行迟早会倒闭了事，因为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如同他那类人一样（那类人多得不计其数），卢布倒收下了，利息却不付，即使有时候付一点，也是为了面子，敷衍一下，犹如善心人为亡魂的安宁和建造教堂而拿出一个戈比一样。假如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而是给每样东西都起上表里相符的名字；那么，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就不会叫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而要另外换个名字，就会用统称牛马的名字称呼他了。老实说，特利丰·谢敏诺维奇是地道的畜生。我想请他本人同意这一点。要是这个请求传到他那里（他偶尔也读一读《蜻蜓》[5]），他多半不会生气，因为他是通情达理的人，会完全同意我的见解，而且或许到秋天，他还会出于慷慨而从他那些安敦诺夫卡苹果[6]里拣出几十个来派人送给我呢，因为我没把他的长姓公之于世，这一回只限于提到他的本名和父名而已。我不打算描写特利丰·谢敏诺维奇的全部美德：这个题目写起来太长了。要想把整个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连胳膊带腿一齐容纳在一篇作品里，那就至少得写出欧仁·苏[7]所写的《永久的犹太人》[8]那样又厚又大的书才成。我不想涉及他打牌的骗人手法，也不想涉及他为了不还债和不付利息而耍的各种手腕，更不想涉及他戏弄教士和诵经士的那些把戏，甚至也不想涉及他按该隐和亚伯[9]时代的打扮[10]骑马跑遍全村的漫游，而只限于描写一个小小的场面来表明他对人的态度。他凭四分之三世纪的经验，编了一段绕口令来称赞这种态度：“乡巴佬，糊涂蛋，怪娘们儿，傻瓜蛋，一‘耍傻瓜’[11]准输钱。”

有一天早晨风和日丽（那是在夏末季节），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走进他茂盛的园子，顺着那些长长短短的林荫路散步。凡是能激发诗人先生们诗兴的东西，大量散布在他的四周，比比皆是。它们似乎在说话和唱歌：“来，拿去吧，人啊！趁秋天还没有来，尽情观赏吧！”然而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却无心观赏，因为他根本不是诗人。再者，这天早晨他的灵魂正特别热衷于领略冬眠的味道，每逢他打牌输了钱，他的灵魂就总会有这样的感受。特利丰·谢敏诺维奇那忠心的雇工卡尔普希卡跟在他身后走，这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家伙不住往两边张望。卡尔普希卡在美德方面几乎超过特利丰·谢敏诺维奇本人。他擅长把皮靴擦亮，更擅长把多余的狗勒死，不管什么人的什么东西，见着就偷，至于做起暗探来，谁也比不上。合村的人由文书带头，一概叫他“狗腿子”。很少有一天农民和邻居不向特利丰·谢敏诺维奇抱怨卡尔普希卡的秉性和作风的，可是这些抱怨始终是白费，因为在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庄园的经营管理上，他是谁也不能代替的人。特利丰·谢敏诺维奇每次出外散步，老是把忠心的卡尔普[12]带在身边，这样可以少遇到点危险，多添点快乐。卡尔普希卡有一肚子说不完的逸闻、俏皮话、笑谈，要他不讲是办不到的。他总是讲这讲那，只有听人家讲有趣的故事的时候才停住嘴。在上述这天早晨，他跟在主人身后走着，对主人讲起一件事，唠叨很久，说是有一天，两个戴白帽子的中学生带着枪支经过这个园子，要求他卡尔普希卡把他们放进园子里来打猎，又说两个中学生拿出半卢布银币引诱他，可是他很明白他是为谁工作的，就愤慨地拒绝收下银币，却把卡希坦和谢尔克[13]放出去咬中学生。他讲完这件事后，本来想把村里医士可恶的生活方式加油添醋地描绘一番，然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因为从苹果树和梨树的密林那边有一种可疑的沙沙声传到卡尔普希卡耳朵里来了。听见沙沙声，卡尔普希卡停住嘴，竖起耳朵，开始倾听。他断定确实有沙沙声，而这沙沙声又确实可疑，就拉住他主人的衣襟，箭也似的向沙沙声那边蹿过去。特利丰·谢敏诺维奇预感到出了小乱子，就抖擞精神，赶紧迈动两条老腿，踩着碎步，跟着卡尔普希卡跑过去。他们果然没有白跑一趟。……

园子边上一棵枝桠茂密的老苹果树底下，有个农村姑娘站在那儿，嘴里嚼着东西。她身旁有个年轻的、宽肩膀的小伙子跪在地上，爬来爬去，捡起由风刮到地下来的苹果。他把不熟的丢到灌木丛里去，把熟的亲热地送到他的杜尔西内娅[14]宽阔而灰白的手心里。杜尔西内娅分明不怕她的肠胃消受不了，吃个不停，津津有味。小伙子又是爬，又是捡，完全忘掉自己，心目中只有杜尔西内娅一个人了。

“你从树上摘呀！”姑娘小声怂恿道。

“我害怕。”

“有什么可怕的？！狗腿子多半到酒店里去了。……”

小伙子就站起来，往上一跳，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来，递给姑娘。可是小伙子和他的姑娘，如同往昔的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由这个苹果得到幸福[15]。姑娘刚刚咬下一小块，把它递给小伙子，他俩刚刚感到舌尖上有酸涩的味道，他们的脸就变了样子，随后就拉长、惨白了……这倒不是因为苹果酸，而是因为他们看见面前出现了特利丰·谢敏诺维奇严厉的脸和卡尔普希卡幸灾乐祸的笑脸。

“你们好哇，亲人们！”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往他们那边走去，说道，“怎么样，在吃苹果吗？我大概没有打搅你们吧？”

小伙子脱掉帽子，低下头。姑娘开始瞧她的围裙。

“啊，你身体好吗，格利果利？”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对小伙子说，“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小伙子？”

“我只拿了一个，”小伙子支吾道，“而且是在地上捡的。……”

“啊，那么你身体好吗，小宝贝儿？”特利丰·谢敏诺维奇问姑娘说。

姑娘越发专心地盯住她的围裙。

“嗯，你们还没成亲吧？”

“还没有。……我们，老爷，说真的，只拿了一个，就连……那个……”

“好，好。好小子。你识字吗？”

“我不识。……说真的，老爷，我们只拿了一个，而且是在地上捡的。”

“字你不识，偷东西你倒会。不过呢，那也行，就连这个也得谢谢上帝呢。有了本事总不能丢开不用。那么你早就开始偷东西了吗？”

“难道我这算是偷还是怎么的？”

“哼，瞧瞧你那个可爱的未婚妻，”卡尔普希卡对小伙子说，“她干吗这样心事重重，一副可怜相？莫非你不大爱她了？”

“住嘴，卡尔普！”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说，“来，格利果利，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格利果利嗽一下喉咙，笑了笑。

“我，老爷，不会讲故事，”他说，“再说，莫非我真要拿您的苹果还是怎么的？倘或我想要，我也会花钱买的。”

“你有很多钱，亲爱的，我很高兴。好，给我们随便讲个什么故事吧。我在听，卡尔普在听，你那漂亮的未婚妻也在听。你别不好意思，胆子放大点嘛！敢做贼，胆子一定大。不是这样吗，我的朋友？”

接着，特利丰·谢敏诺维奇把阴险的眼睛盯住落网的小伙子。……小伙子的额头上冒出汗来了。

“您，老爷，还是叫他唱歌的好。他这个傻瓜哪会讲故事呢？”卡尔普希卡用讨厌的男高音刺耳地说。

“住嘴，卡尔普，让他先讲个故事。喂，讲啊，亲爱的！”

“我不会。”

“你真不会？可是偷东西你倒会？第八诫[16]是怎么说的？”

“您干吗问我这些？我怎么知道呢？说真的，老爷，我们只吃了一个苹果，就连这个也是在地上捡的。……”

“讲故事！”

卡尔普希卡动手拔下荨麻[17]来。小伙子很清楚地知道准备下荨麻是干什么用的。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跟他那类人一样，是横行霸道、肆无忌惮的。他捉到贼，要么就把他关在地窖里囚禁一昼夜，要么就用荨麻抽一顿，要么就放他逃生，只是事先把他的衣服剥光。……您觉得这种事新奇吗？可是有些地方，有些人，却认为这种事像平板大车那样稀松平常，自古就有呢。格利果利斜起眼睛看了看荨麻，踌躇一下，咳嗽几声，这才开口说话，然而不是讲故事，却是把故事挤出来。他不住地清嗓子，冒汗，咳嗽，不时擤鼻涕，讲起很早以前俄国的勇士们怎样痛打柯谢依[18]之流，怎样娶美女为妻。特利丰·谢敏诺维奇站在那儿听着，眼睛一刻也不放松讲故事的人。

“够了！”他等到小伙子把故事完全挤完，扯起题外的废话来，就说。

“你讲得很不坏，不过偷起东西来更高明。喂，还有你，美人儿……”他转过脸去对姑娘说，“你把祷告辞背一遍！”

美人儿涨红脸，屏住呼吸，背一遍祷告辞，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好，那么第八诫是怎么说的？”

“莫非您以为我们拿了很多还是怎么的？”小伙子回答说，绝望地挥一下手，“要是您不信，那我敢凭十字架赌咒！……”

“不好啊，亲人儿，你们连十诫都不知道。应当教一教你们才是。美人儿，是他教你偷东西的吧？你干吗不吭声呀，小天使？你得答话。说呀！不吭声吗？不吭声就是同意的表示。好吧，美人儿，那你就把你那漂亮小伙子打一顿，因为他教你偷东西嘛！”

“我不。”姑娘嘟哝说。

“你稍微打他几下就行。对蠢货得教训一下。打他，我的小宝贝儿！你不愿意？好，那我就要吩咐卡尔普和玛特威拿荨麻来略微打你几下了。……你愿意吗？”

“我不。”

“卡尔普，到这儿来！”

姑娘就赶紧跑到小伙子跟前，打他一个耳光。小伙子傻笑一下，然后就哭了。

“好样的，美人儿！那你再揪他的头发！你倒是伸手啊，我的小宝贝儿！你不愿意？卡尔普，到这儿来！”

姑娘就揪她未婚夫的头发。

“你别抓住不放，那样他就太痛了！你拽着他走！”

姑娘动手拽他。卡尔普希卡乐得忘乎所以，扬声大笑，嘎嘎地叫起来。

“行了，”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说，“多谢你惩罚了坏人坏事，小宝贝儿。喂，”他转过脸去对小伙子说，“该你教训你的小妞儿了。……刚才是她教训你，现在该你教训她了。……”

“说真的，老爷，您想的可是太奇怪了。……我为什么要打她呢？”

“什么叫‘为什么’？她不是打了你吗？那你就该打她嘛！这对她会有益处的。你不肯？那就算了。卡尔普，叫玛特威来！”

小伙子就啐口唾沫，嗽一嗽喉咙，把未婚妻的辫子捏在手心里，开始惩罚坏人坏事。他只顾惩罚坏人坏事，自己也没觉得就打红了眼，入了迷，却忘记他所打的并不是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而是自己的未婚妻了。姑娘哇哇地哭。他打了她很久。要不是特利丰·谢敏诺维奇的俊俏的女儿萨宪卡从灌木丛中跳出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结束了。

“爸爸，去喝茶吧！”萨宪卡叫道。她看见爸爸玩的把戏，放声大笑。

“够了！”特利丰·谢敏诺维奇说，“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好人儿。再见吧！等你们办喜事的时候，我打发人给你们送苹果去。”

接着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对两个受完惩罚的人深深鞠躬。

小伙子和姑娘理好自己的头发，走了。小伙子往右走，姑娘往左走，而且……到今天为止，再也没见过面。要不是萨宪卡跑来，恐怕小伙子和姑娘就难免要尝尝荨麻的味道了。……这就是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在老年消愁解闷的办法。他家里的人也都跟他差不多。他的女儿们养成习惯，老是在“地位低下”的客人帽子上拴上蒜头，遇到这类客人喝醉酒，就用粉笔在他们背上写上大字：“春驴[19]”或者“傻瓜”。他的小儿子米嘉是退役的少尉，有一年冬天胡闹得比他爸爸还厉害：他伙同卡尔普希卡在一个退伍士兵的大门上涂抹煤焦油，因为这个兵不肯把一只狼崽子送给米嘉，还因为这个兵似乎指使他的女儿们拒绝收下退役的少尉先生所送的蜜糖饼干和糖果。……

既然如此，试问怎么能把特利丰·谢敏诺维奇叫做特利丰·谢敏诺维奇！

[1] 原题是《由于苹果》。

[2] 古希腊人对俄国南方的黑海的称呼。——俄文本编者注

[3] 疑指俄国北方白海的索洛韦次群岛。“在攸克辛海和索洛甫吉之间”的意思大概是“在俄国的南方和北方之间”。

[4] 这个词意为“博物学家”。

[5] 这篇小说发表在彼得堡幽默杂志《蜻蜓》1880年第33期上。

[6] 俄罗斯的一种晚熟的黄绿色苹果。

[7]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写过许多篇幅极大的长篇小说。

[8] 欧仁·苏的这个长篇小说原名《流浪的犹太人》。

[9] 据《旧约·创世记》载，该隐和亚伯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的儿子。

[10] 即赤身露体。

[11] 一种纸牌戏。

[12] 卡尔普是正名，卡尔普希卡是卑称。

[13] 两条狗的名字。

[14] 杜尔西内娅，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的情人，在此借喻“情人”。

[15] 《旧约·创世记》称，上帝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后，不许他们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后来他们因偷吃而遭到惩罚。

[16] 据基督教传说，神为人立下十诫，其中第八诫是“不可偷盗”，详见《旧约·出埃及记》。

[17] 一种带刺的野生植物。

[18] 俄罗斯童话中恶毒的老头，生得又老又干瘪，据说他拥有宝藏和长生秘方。

[19] 应是“蠢驴”。

婚前

上星期的星期四，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在她可敬的父母家里被宣布为十四等文官纳扎利耶夫的未婚妻。订婚典礼办得再体面也没有了。来宾们喝掉两瓶拉宁牌香槟酒和一个半维德罗[1]的白酒。小姐们喝光一瓶拉斐特红葡萄酒。未婚夫和未婚妻的爹娘都在恰当的时候哭了一场，未婚夫和未婚妻都欣然接吻。一个八年级中学生所致的祝词里有这样的外国话：“啊，时代呀，啊，风尚呀！”[2]和“未来的一对好夫妇万岁！”[3]而且念得很漂亮。生着棕红色头发的万卡·斯梅斯洛玛洛夫正等候抽签[4]，干脆丢下正事不做，这天拣个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机会”拉开架式，大演可怕的悲剧，揉乱大脑袋上的头发，用拳头捶膝盖，大叫一声：“他妈的，我爱她，爱她呀！”这一下逗得姑娘们乐不可支。

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唯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才显得出众。她的智慧谁也没见识过，谁也不知道，因而关于这一点，也就无话可说。她的外貌极其平常：鼻子像爸爸，下巴像妈妈，眼睛像猫，胸部也不怎么起眼。弹钢琴她是会的，可是要按乐谱弹就不成了。她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做饭，天天穿着束腰的紧身衣，遇到持斋的日子吃不来素食，认为会用这个字母[5]就是天大的学问。人世间她最喜爱的莫过于体态端正的男人和罗兰这个名字。

纳扎利耶夫先生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生一张任什么表情也没有的白脸，头发卷曲，后脑勺扁平。他在某处工作，薪金少得可怜，几乎连买烟草都不够用。他身上老是带着蛋制香皂和石炭酸的气味，自以为是了不起的猎艳家，说话的嗓门很高，一天到晚大惊小怪，讲起话来唾星四溅。他喜欢打扮，对父母态度傲慢，不论见着哪个小姐，总要对她说：“您多么纯朴啊！您应该常读文学作品才是！”世界上他最喜爱的是他自己写出来的那笔字、《娱乐》杂志[6]、走起路来吱吱嘎嘎响的皮靴，不过，他最最喜爱的还是他自己，特别是他陪着姑娘们闲坐，喝着加糖的茶，激烈地否认魔鬼存在的时候他自己的那种神态。

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和纳扎利耶夫先生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举行订婚典礼后，第二天早晨，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从睡梦中醒来，就有一个厨娘来叫她到妈妈那儿去一趟。妈妈躺在床上，对她作了如下的一番训诲：

“你今天穿毛料的连衣裙干什么？今天满可以穿薄纱的嘛。我脑袋好痛呀，痛得要命！昨天，秃头的丑八怪，也就是你父亲，居然开了个玩笑。我才不赏识他那些荒唐的玩笑呢。他端给我一个酒杯，里边不知盛着些什么东西。……‘你喝吧。’他说。我以为杯子里是酒，就一口气喝干了，不料杯子里装的是酸醋和青鱼的油。这就是他开的玩笑，醉醺醺的丑八怪！他，流口水的老东西，专叫人出洋相！你昨天高高兴兴，也没哭一场，这可叫我大吃一惊，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可高兴的？莫非你拾到了钱还是怎么的？我不懂！大家都会认为你是因为就要离开爹娘的家才高兴的。恐怕事情也真是这样吧。什么？爱情？这哪儿谈得上什么爱情？你根本就不是出于爱情而嫁给他的，无非是贪图他的官品罢了！怎么，难道不是这样？没错儿，这是实情嘛。我呢，我的孩子，我可不喜欢你那口子。他太高傲，自高自大。你可得降伏他。……什么？你别胡思乱想了！……过不上一个月，你们就会打起架来：他就是那号人，你也是那号人。只有姑娘家才喜欢结婚，其实结婚没什么好处。我自己就经历过，我知道。你活下去，也总有一天会明白。你别把身子这么转来转去，你就是不这么转动，我的头也已经够晕的了。男人全是蠢货，跟他们一块儿生活可不很舒服呢。你那口子，虽然把头抬得老高，其实也是个蠢货。你别太顺着他，别样样事情都依他，也别太尊重他，千万千万。遇事你该找你妈商量。不管出了点什么事，你就赶紧来找我。没有问过你妈，你什么事也别办，上帝保佑你吧！丈夫出不了什么好主意，不会教你干什么好事，老是只顾他自己的好处。这你得明白！你父亲的话也别太听。你可别请父亲到你家里去住，说不定你会一时糊涂……冒冒失失请他去的。他去了，就会一个劲儿地盘算他们。他就会一连多少天坐在你们家里不走，可你们要他干什么用？他少不了跟你们要酒喝，吸你丈夫的烟叶子。他虽说是你父亲，却是个行为不好、对人有害的人。他这个坏心眼的家伙，相貌倒挺忠厚，可是他的心别提多狡猾了！他会开口跟你们借钱，那你可别给他，因为他虽是九等文官，却是个滑头，借了钱就不还。你听，他在哇哇地嚷，他在叫你呢！那你到他那儿去吧，不过我刚才说他的那些话，可别告诉他。要不然他马上就要缠住我不放，这个基督徒里的混蛋，巴不得叫他挺了尸才好！趁我的心脏还没出毛病，你就去吧！……你们这些冤家啊！我死了，你要记住我的话！殉教徒呀！”

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离开她的母亲，往爸爸的房间走去。这时候，爸爸坐在床上，往他枕头上撒波斯粉[7]。

“我的女儿！”爸爸对她说，“你打算跟纳扎利耶夫先生这样聪明的先生结成夫妇，我很高兴。我对这桩婚事很高兴，完全赞成。你嫁给他吧，我的女儿，不用害怕！婚姻是极其庄严的事，所以……哎，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你好好生活，生儿养女，繁殖后代吧。求上帝赐福给你！我……我……哭了。不过，流泪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人的眼泪是什么？无非是懦弱的精神病学[8]，如此而已！我的女儿，你要听我的忠告！不要忘了你的双亲啊！对你来说，丈夫不如你的双亲好，真的不如！丈夫所看中的只不过是你物质性的美丽罢了，我们却喜欢你这整个人。你的丈夫看中你什么呢？看中你的性格？看中你的善良？看中你的感情的表征？不是的，小姐！他爱你是贪图你的陪嫁。要知道，我们给你的陪嫁，我的小宝贝儿，可不是什么一文半文的钱，而是整整一千卢布！你得明白这一点！纳扎利耶夫先生是非常好的先生，可是你尊敬他不要胜过尊敬你的父亲。他会迷恋你，不过他不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将来他少不了会……不，还是不说为妙，我的女儿。你母亲的话呢，你要听，我的小宝贝儿，可是要当心。她是个善良的女人，然而表里不一，思想放肆，为人轻浮，装腔作势。她是个高尚而诚实的人，可是……滚她的吧！你的父亲，你生命的始作俑者，给你提出的这种忠告，她就提不出来。你可别把她接到你家里去住。丈夫总是不喜欢丈母娘的。我自己就不喜欢我的丈母娘，非常不喜欢，所以不止一次斗胆在她的咖啡里撒上烧焦的软木塞粉末，结果闹出了极其堂皇的奇观。少尉玖木布木本契科夫就为丈母娘受过军事审判。难道你不记得这件事了？不过，当时你还没出世呢。要紧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遇上什么事，你的父亲总能出主意。这你得明白，你要专听你父亲一个人的话。还有，我的女儿。……欧洲文明在妇女阶级当中培养了反对派，她们认为女人生孩子越多越糟。这是胡说！故事诗！父母生孩子越多越好。可是，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完全相反！我弄错了，小宝贝儿。孩子越少才越好。这是我昨天在报章杂志上读到的。一个姓马尔萨斯[9]的人写了那么篇文章。对了。有人坐马车来了。……嘿！就是你的未婚夫！真是阔气呀，这个精灵鬼，调皮家伙！好一个男子汉！简直是个地道的瓦尔特·司各特[10]呢！去吧，小宝贝儿，你去招待他，趁这时候我也好穿上衣服。”

纳扎利耶夫先生坐着马车来了。他的未婚妻迎接他，说道：

“请坐，不要客气！”

他两次把右脚的靴后跟碰响左脚的靴后跟，然后在未婚妻身旁坐下来。

“您过得好吗？”他用平素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开口说，“您睡得怎么样？我呢，您要知道，可是通宵都没有睡。我在读左拉的作品，同时心里想着您。您读过左拉吗？真的没读过？哎呀呀！这简直是犯罪啊！那是一个文官借给我看的。写得棒极了！我借给您读吧。啊！但愿您能看懂才好！我体验到种种您从没体验过的感情！请容许我亲一亲您！”

纳扎利耶夫先生欠起身子，吻一下波德扎狄尔金娜姑娘的下嘴唇。

“您家里人都在哪儿？”他继续说，越发随便了，“我得见一见他们。老实说，我有点生他们的气。他们把我骗得好苦。您要注意。……先前您爸爸告诉我说他是七等文官，可是现在才弄明白，原来他不过是个九等文官罢了。嗯！……难道可以这样吗？其次……他们本来答应给您一千五的陪嫁钱，可是昨天您的妈妈对我说，我至多只能拿到一千。这岂不是混账？彻尔克斯人[11]是喝血的民族，可是这样的事就连他们也干不出来。我可不容许人家欺骗我！你什么事都可以干，可就是别碰我的自尊心和忘我精神！这不近人情！这不合理！我是个老实人，所以不喜欢不老实的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计较，可就是别对我耍花招，别放冷箭，要本着人的良心办事！就是这么的！连他们的脸也那么土里土气！那算是什么脸？简直不成其为脸！请您原谅我，反正我对他们生不出亲戚的感情来。是啊，等我们结了婚，要好好管教他们。那种称王称霸、蛮不讲理的作风，我可不喜欢！我虽然不是怀疑主义者，也不是犬儒主义者[12]，不过我毕竟也还受过一点教育。我们要好好管教他们！我的父母早就对我服服帖帖了。怎么，您已经喝过咖啡了？还没有？好，那我就跟您一块儿喝他个痛快吧。您给我拿支纸烟来，我把我的烟叶忘在家里了。”

他的未婚妻走出去了。

这是在婚前。……至于婚后会怎么样，我想，那就不单是先知和梦游者[13]才能知道了。

[1] 俄国液量名，1维德罗等于12.3公升。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指兵役的抽签，中签者就服兵役。

[5] 一个俄语字母，现已废弃不用，读音与另一个字母e相同，因而在拼写时容易与它混淆。

[6] 当时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幽默杂志。

[7] 一种消灭臭虫的药粉。

[8] 应是“心理表现”。下文还有一些为了掉文而措辞不当的地方，不再一一注出。

[9]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人口论》的作者。

[10]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历史小说作家。

[11] 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加索北部。

[12] 借喻他还不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

[13] 按照俄国的迷信说法，梦游者有一种神秘的能力，能够解答人们的一切问题。

一八八一年

圣彼得节[1]

这个日子使人望眼欲穿，很久以来就连做梦都梦见，现在终于露出曙光了，六月二十九日终于来临了，猎人先生们万岁！！……这个使人忘却债务、虫豸、昂贵的伙食、丈母娘以及年轻的妻子们的日子，这个对禁止狩猎的乡村警察先生不妨做二十次鬼脸以示轻蔑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天空的繁星，颜色发白，开始黯淡。……有些地方响起了说话声。……从乡间烟囱里冒出刺鼻的蓝灰色浓烟。……灰白色钟楼上出现一个还没完全睡醒的教堂工友，敲响大钟，召唤人们去做弥撒。……守夜人躺在树底下，伸开四肢，发出鼾声。松雀纷纷醒来，蹦蹦跳跳，从园子这头飞到那头，叫出一片谁也受不了的、惹人厌烦的啾啾声。……金莺在乌荆子的灌木丛中唱起来。……椋鸟和戴胜鸟在仆人下房上面嘁嘁喳喳地叫。一场不收费的清晨音乐会开始了。……

两辆三套马的马车驶到退役的近卫军骑兵少尉叶果尔·叶果雷奇·奥勃捷木彼兰斯基的房子门廊跟前。门廊东倒西歪，两旁长满带刺的荨麻，像画里一样。房子里和院子里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活人都在叶果尔·叶果雷奇四周走来走去，东奔西跑，所有的楼梯上、堆房里、马棚里都响起脚步声。……有一匹辕马从车上换下来。马车夫们的帽子从头顶上掉下地。跟班的听差卡特金把射出红光的提灯举到鼻子底下。厨娘们让人骂做“死尸”。恶魔和他的小鬼的名字满天飞。……不出五分钟，两辆旅行马车就装满毯子、车毯、食品袋、枪套等。

“准备停当了，老爷！”阿瓦库木用男低音喊道。

“请吧！准备停当了！”叶果尔·叶果雷奇用悦耳的声调喊道。接着门廊上出现一大群人。头一个跳上车的是年轻的医生。随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小市民库兹玛·包尔瓦登上车，这人是个小老头，脚上穿着平底皮靴，头上戴着棕红色高礼帽，身后背着二十五磅重的双筒枪，脖子上生着黄绿色斑点。包尔瓦是平民，然而地主先生们尊重他的高龄（他是上个世纪末诞生的[2]），佩服他本领高强，一枪能打中丢到半空中的二十戈比银币，就不嫌弃他的平民身份，带着他一块儿去打猎了。

“请，大人！”叶果尔·叶果雷奇对一个白发苍苍的矮胖子说，这人穿着白色军服，纽扣发亮，脖子上套着安娜十字勋章，“您略微挪动一下，大夫！”

这个退役的将军嗽了嗽喉咙，伸出一只脚去踩在踏板上，由叶果尔·叶果雷奇搀上车去。他用肚子顶一下医生，在包尔瓦身旁沉甸甸地坐下去。将军的小狗白费劲和叶果尔·叶果雷奇的猎狗音乐家跟在将军后面也跳上车去。

“嗯……那个，小伙子……万尼亚！”将军对他的外甥说，那人是个年轻的中学生，背上背着很长的单筒枪，“你可以坐在这儿，就在我旁边。你上这儿来！对。……就是这儿。别淘气了，我的朋友！马可能受惊呢！”

万尼亚再一次对着辕马鼻子喷一口他嘴里的烟雾，就跳上旅行马车，把包尔瓦从将军身旁挤开，转一个身，坐下。叶果尔·叶果雷奇在胸前画个十字，挨着医生坐下。万尼亚的中学校里又高又瘦的数理教员曼热先生，登上赶车的座位，同阿瓦库木坐在一起。

头一辆旅行马车坐满人了。第二辆旅行马车开始装人。

“都坐好了！”叶果尔·叶果雷奇看见其余的八个人和三条狗在第二辆马车周围和附近经过长久的争执和奔跑以后终于坐上车，就叫道。

“都坐好了！”客人们叫道。

“行了吧？那么，就是说，可以动身了吧，大人？主啊，求你赐福吧。赶车，阿瓦库木！”

头一辆马车摇晃一下，离开原地走了。第二辆马车装满最热心的猎人，摇晃一下，死命地吱吜一响，向旁边拐个小弯，抢到头一辆马车前面，往大门口驶去。猎人们不约而同地微微一笑，高兴得拍起手来。大家都感到仿佛到了七重天上，然而……恶毒的命运啊！……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出院子，就出乱子了。……

“停车！等一下！停车！！！”从两辆三套马的马车后边传来尖声的男高音。

猎人们回头一看，顿时脸色煞白。原来马车后面追来一个全世界最难缠的人，全省闻名的爱闹事的家伙，就是叶果尔·叶果雷奇的哥哥，退役的海军中校米海·叶果雷奇。……他拼命挥动胳膊。马车停住了。

“你要干什么？”叶果尔·叶果雷奇问。

米海·叶果雷奇跑到马车跟前，登上踏板，对叶果尔·叶果雷奇抡拳头。猎人们嚷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涨红脸的叶果尔·叶果雷奇问。

“是这么回事，”米海·叶果雷奇嚷起来，“你是犹大，是畜生，是猪猡！……他是头猪，大人！你为什么不叫醒我？为什么你不叫醒我，蠢驴，我问你，可恶的坏蛋？对不起，诸位先生。……我没什么。……我只是要教训他一下！你为什么不叫醒我？你不愿意带我去？我碍你的事？他昨天傍晚故意灌我不少酒，当是我今天会睡到十二点钟才醒！好小子！对不起，大人。……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嘴巴子。……对不起！”

“您上这儿来干什么？”将军叫道，摊开两只手，“莫非您没看见这儿没有空位子吗？您也未免太……对不起……”

“你用不着骂人，米海！”叶果尔·叶果雷奇说，“我没叫醒你是因为你没有必要跟我们一块儿去。……你又不会放枪。那你去干什么？去捣乱？反正你不会放枪嘛。”

“我不会？我不会放枪？”米海·叶果雷奇喊得那么响，连包尔瓦都捂住耳朵了，“不过，既是这样，大夫去干什么？他也不会放枪！他比我会放吗？”

“他说的对，诸位先生！”医生说，“我是不会放枪，我连枪都不会拿。……我听见枪声就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带去。……何苦呢？让他坐我的位子吧！我不去了。这儿有空位子，米海·叶果雷奇！”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你干吗要把他带去？”

医生站起来，分明打算下车。叶果尔·叶果雷奇揪住医生的衣襟，拉他坐下。

“可是……别扯破我的上衣！这件衣服值三十卢布呢。……您放我走吧！总之，诸位先生，我请你们今天不要跟我谈话。……我心绪不好，我会干出自己也不乐意干的扫兴事来。放我走，叶果尔·叶果雷奇！您坐到我的位子上来，米海·叶果雷奇！我要去睡觉了！”

“您非去不可，大夫！”叶果尔·叶果雷奇说，没有松开他的衣襟，“您保证过您一定去的！”

“那是被逼无奈才做的保证。您何苦要我去，何苦呢？”

“这里头有个原故，”米海·叶果雷奇逼尖喉咙叫起来，“他是要您别留下来跟他老婆在一起！原故就在这儿！他吃您的醋呢，大夫！您别去，好朋友！您偏不去！他吃醋，真的吃醋了！”

叶果尔·叶果雷奇脸涨得通红，捏紧拳头。

“喂，我跟你们说呀！”另一辆旅行马车上有人叫道，“米海·叶果雷奇，您胡扯得够了！上这儿来吧，这儿有位子！”

米海·叶果雷奇冷笑一下。

“怎么样，鲨鱼？”他说，“谁赢了？你听见没有？有位子！我偏要去！我就是要去捣乱！我凭我的名誉担保，我一定捣乱！反正你不能把我怎么样！您呢，大夫，别去了。让他这个醋罐子活活气炸了才好。”

叶果尔·叶果雷奇站起来，摇拳头。他的眼睛都红了。

“坏蛋！”他对哥哥说，“你算不得我的哥哥！怪不得去世的母亲诅咒过你！爸爸就是在壮年时代给你这种不道德的行径活活气死的！”

“诸位先生……”将军出面干涉说，“我看……闹得也够了。你们是兄弟，亲兄弟啊！”

“他是亲驴子，大人，不是什么亲兄弟！您不要去，大夫！不要去！”

“车该走了，见你们的鬼。……哎哎。……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动身吧！”将军叫道，用拳头捶阿瓦库木的后背，“赶车！”

阿瓦库木扬鞭打马，这辆三套马的马车就朝前走了。第二辆旅行马车上有个作家，就是卡尔达莫诺夫上尉，他把两条狗抱过来，放在膝头上，让气冲冲的米海·叶果雷奇在它们的位子上坐下。

“算他走运，有空位子！”米海·叶果雷奇在马车上坐下说，“要不然，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您把这个强盗描写一下吧，卡尔达莫诺夫！”

卡尔达莫诺夫去年寄给《田地》杂志一篇文章，题目是《农民人口中一产多胎的趣闻》，后来在《邮箱》里读到了对作者的自尊心颇不愉快的答复[3]，就向邻居们发牢骚，从此他就以作家闻名了。

按照事先拟定的行动计划，大家决定先到叶果尔·叶果雷奇庄园七俄里外农民的割草场上去打鹌鹑。猎人们来到割草场，下了马车，分成两伙。一伙由将军和叶果尔·叶果雷奇带领往右边走，另一伙由卡尔达莫诺夫带领往左边走。包尔瓦留下来，独自一人走。他在打猎的时候喜欢安静和沉默。音乐家汪汪叫着往前跑，过一分钟，就把鹌鹑惊得飞起来了。万尼亚放了一枪，可是没打中。

“我把枪举高了，见鬼！”他嘟哝说。

小狗白费劲是带来“实习打猎”的。它生平第一次听见枪声，就汪汪地叫起来，然后夹着尾巴跑到马车跟前去了。曼热开枪打百灵鸟，打中了。

“我就喜欢这种小鸟！”他把那只百灵鸟拿给医师看，说。

“您走开……”医生说，“总之，我请您不要跟我谈话。……我今天心绪不好。请您离我远远的！”

“您是怀疑主义者，大夫。”

“我吗？哦。……可是怀疑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曼热沉思一下。

“怀疑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什么也不喜欢。”他说。

“胡说。您别用那些您自己也不懂的字眼。请您离我远远的！我会干出连自己也不愿意干的扫兴事来。……我心绪不好。……”

音乐家站住不动，摆出发现猎物的架式。将军和叶果尔·叶果雷奇脸色发白，屏住呼吸。

“我来开枪！”将军小声说，“我……我……对不起！您已经开过一次枪了。……”

然而音乐家发现猎物而作的架式却遭到了破坏。医师因为无事可做，闲得慌，拾起一块小石头往音乐家身上扔过去，正好打在它两只耳朵之间。……音乐家尖叫一声，往上一跳。将军和叶果尔·叶果雷奇往四下里看一眼。草丛里响起沙沙声，一只肥大的草原鸨飞起来。第二伙人又嚷又叫，纷纷指着草原鸨。将军、曼热、万尼亚都举枪瞄准。万尼亚放一枪，曼热的枪不发火。……已经迟了！草原鸨飞到山冈那一边，落到黑麦地里去了。

“我看，大夫……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将军转过身来对医师说，“这不是时候，先生！”

“啊？”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没开玩笑啊。”

“真不应当，大夫！”叶果尔·叶果雷奇说。

“你们本来不该带我来嘛。……谁请你们带我来的？不过……我也不想解释了。……我今天心绪不好。……”

曼热又打死一只百灵鸟。万尼亚惊起一只小白嘴鸦，开一枪而没打中。

“我把枪举高了，见鬼！”他嘟哝说。

空中响起连发两枪的声音：原来包尔瓦在山冈后面用沉重的双筒枪打死了两只鹌鹑，放进口袋里。叶果尔·叶果雷奇惊起一只鹌鹑，开一枪。那只雌鹌鹑受了伤，落到草丛里。得意扬扬的叶果尔·叶果雷奇把它拾起来，拿到将军跟前。

“我打中了它的小翅膀，大人！还活着呢！”

“嗯，是啊。……它还活着。……那得叫它快点死掉。”

将军说完，把雌鹌鹑拿到嘴边，用犬齿咬断它的喉咙。曼热打死第三只百灵鸟。音乐家又摆出发现猎物的架式。将军脱掉头上的军帽，举起枪来瞄准。……“抓住它！”[4]一只大鹌鹑飞起来，然而……可恶的医生偏巧站在射击范围内，几乎挡住枪口。

“走开！”将军叫道。

医生跳到一旁去，将军就放一枪，可是，不消说，猎枪的霰弹去迟了。

“这简直是卑鄙，年轻人！”将军喊道。

“怎么了？”医生问。

“您捣乱！是鬼请您来捣乱的！多承您帮忙，我才没打中！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糟透了！”

“可是您嚷什么？哼……我才不怕呢！我不怕将军，大人，特别是不怕退役的将军。请您小点声，劳驾！”

“真是个怪人！走来走去，捣一下乱，走来走去，又捣一下乱，这是连天使也忍不下去的！”

“您别嚷，劳驾，将军！您要嚷就去对曼热嚷！顺便说一句，他怕将军。高明的猎人是谁也捣不了乱的。您还不如说您不会放枪的好！”

“够了，先生！我说了您一句，您却顶了我十句。……万尼亚，把弹药盒拿到这儿来！”将军转过身去对万尼亚说。

“为什么你把这个大老粗约来打猎？”医生问叶果尔·叶果雷奇说。

“没法子啊，老兄！”叶果尔·叶果雷奇回答说，“不带他来不行。要知道，我欠着他那个……八千呢。……嘻嘻嘻，老兄！要不是这些该死的债务……”

叶果尔·叶果雷奇没说完，摇一下手。

“你真的吃醋吗？”

叶果尔·叶果雷奇转过身去，举起枪来瞄准一只在高处飞翔的鹞鹰。

“你把它弄丢了，吃奶的娃娃！”这时候响起将军雷鸣般的声音，“你把它弄丢了！它值一百卢布呢，猪崽子！”

叶果尔·叶果雷奇走到将军跟前，问一下出了什么事。原来万尼亚把将军的弹药盒弄丢了。大家开始寻找弹药盒，打猎就中断了。这次寻找持续一个钟头零一刻钟，结果总算找到了。猎人们找到弹药盒以后，就坐下来休息。

第二伙人打鹌鹑也不大顺利。在这伙人当中，米海·叶果雷奇所起的作用同第一伙人当中的医生差不多，甚至更坏些。他打落人家手里的枪支，骂人，打狗，撒掉火药，一句话，干了些鬼才知道的事。……卡尔达莫诺夫开枪打鹌鹑，打了一阵不顺手，就带着他的狗去追一只小鹞鹰。鹞鹰受了枪伤，可是他没找到。海军中校倒用石头砸死一只黄鼠。

“诸位先生，来解剖这只黄鼠吧！”首席贵族的文牍员涅克利契赫沃斯托夫提议道。

猎人们就在草地上坐下，取出小折刀来，动手解剖。

“我在这只黄鼠身上什么也没找到，”涅克利契赫沃斯托夫看到黄鼠已经切成许多小碎块，就说，“连心脏都没有。肠子倒是有的。听我说，诸位先生！我们到沼泽那边去吧！我们在这儿有什么可打的呢？鹌鹑又算不得什么野禽。要能打着山鹬和田鹬就好了。……啊？我们去吧！”

猎人们就站起来，懒洋洋地往马车那边走去。他们走到马车附近，看见一群家鸽，就一齐开枪，打死了一只。

“大人……叶果尔·叶果雷奇！大……叶果……”第二伙人瞧见头一伙人在休息，喊道，“喂，喂！”

将军和叶果尔·叶果雷奇回过头来看。第二伙人摇着帽子。

“干什么？”叶果尔·叶果雷奇叫道。

“有事啊！我们打死了一只野雁！快到这儿来！”

第一伙人不相信打死了野雁，不过还是往旅行马车那边走去。猎人们登上马车，决定不再打鹌鹑，按照原定的行程坐车再走五俄里，到沼泽地带去。

“我遇上打猎，脾气就暴躁极了，”将军等到马车离开割草场，走出两俄里光景以后，对医生说，“暴躁极了！就连对亲爹，我也会毫不留情。您务必那个……原谅我这个老人！”

“嗯。……”

“他变成多么和善的人了，坏包！”叶果尔·叶果雷奇凑着医生的耳朵小声说，“这是因为如今流行一种风气，大家都愿意把女儿嫁给大夫！这位大人可真狡猾呢！嘻嘻嘻。……”

“车上显得空点了！”万尼亚说。

“是啊。”

“这是什么缘故？真是空极了。”

“诸位先生，包尔瓦在哪儿？”曼热发现包尔瓦不在，说。

猎人们面面相觑。

“包尔瓦上哪儿去了？”曼热又说一遍。

“一定是在那辆马车上。诸位先生，”叶果尔·叶果雷奇喊道，“包尔瓦在你们那儿吗？”

“不在，不在！”卡尔达莫诺夫叫道。

猎人们沉吟不语。

“哎，去他的吧！”将军决定道，“不回去找他了！”

“得回去，大人。他很弱。他喝不到水就会死掉。他走不到家的。”

“只要有心，他总会走到。”

“这个小老头会死掉的。要知道他已经九十岁了！”

“不要紧。”

我们的猎人坐车来到沼泽附近，顿时拉长了脸。……原来沼泽里已经满是猎人，因此也就犯不着下车了。猎人们略微考虑一下，决定坐车再走出五俄里路，到官家树林里去。

“我们到那儿去有什么可打的？”医师问。

“鸫鸟啦，雌鹰啦。……喏，还有野乌鸡。”

“哦。那么，我那些倒霉的病人现在可怎么办呢？您为什么要把我带来哟，叶果尔·叶果雷奇？唉！”

医生叹口气，搔搔后脑壳。猎人们见到头一片小树林，就把车赶过去，下了车，开始商量：该谁往右走，该谁往左走？

“你们看怎么样，诸位先生？”涅克利契赫沃斯托夫提议道，“由于有一条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叫做自然规律，那就是野禽反正跑不掉，我们总归打得着。……嗯。……野禽反正跑不掉，诸位先生！那我们就先吃点东西提提神！喝点葡萄酒啦，白酒啦，吃点鱼子……鲟鱼肉什么的。……喏，就摆在这块草地上！您认为怎么样，大夫？这一点您比谁都知道得清楚：您是大夫嘛。不是该吃点东西提提神吗？”

涅克利契赫沃斯托夫的提议被大家接受了。阿瓦库木和菲尔斯铺开两块毯子，把一些袋子放在毯子四周，袋子里装着纸包和酒瓶。叶果尔·叶果雷奇动手切腊肠、干酪、鲟鱼肉，涅克利契赫沃斯托夫拔酒瓶的瓶塞，曼热切面包。……猎人们舔着嘴唇，懒散地坐下。

“好，大人！喝一小杯吧。……”

猎人们开始喝酒吃菜。医生立刻又给自己斟满一杯酒，喝下去。万尼亚学他的样，也喝一杯。

“不过要知道，这个地方看样子有狼。”卡尔达莫诺夫斜起眼睛瞧树木，深思地说。

猎人们思索一下，议论一阵，过了十分钟光景，一致断定这儿大概没有狼。

“怎么样？再来一杯？咱们喝吧！叶果尔·叶果雷奇，您发什么呆呀？”

大家又喝一杯。

“年轻人！”叶果尔·叶果雷奇对万尼亚说，“您在想什么？”

万尼亚摇摇头。

“不过当着我的面你倒不妨喝点，”将军说，“背着我，你可别喝，当着我的面呢，可以喝。……稍微喝点吧！”

万尼亚斟满一杯酒，喝下去。

“怎么样？喝第三杯吗？大人……”

大家喝下第三杯。医师已经喝了六杯。

“年轻人！”

万尼亚摇摇头。

“喝吧，安菲捷阿特罗夫！”曼热用爱护的口气说。

“当着我的面你可以喝，背着我可别喝。……再略微喝点吧！”

万尼亚就喝了。

“今儿天空为什么这样蓝？”卡尔达莫诺夫问。

猎人们思索一下，讨论一阵，过了一刻钟，一致断定：今儿天空为什么这样蓝，原因不明。

“兔子……兔子……兔子！！！捉住它！！！”

山冈后面出现一只兔子。有两条看家狗追上去。猎人们跳起来，拿起枪支。兔子飞也似的跑过去，蹿进树林里，吸引着两条看家狗，音乐家和别的狗一齐追上去。白费劲想一下，怀疑地瞧瞧将军，也跑上去追兔子。

“好大的兔子！……要能捉住才好。……我们怎么就……把它放跑了呢？”

“是啊。可是这个酒瓶怎么还会有那么多酒。……大概是您没喝吧，大人？哎哎哎。……原来您是这样？不行啊。”

大家又喝下第四杯。医生却已经喝了九杯，使劲嗽着喉咙，往树林里走去。他选好最大的树荫，在草地上躺下，把上衣垫在脑袋底下，顿时鼾声大作。万尼亚变得懒洋洋。他又喝一杯白酒，然后开始喝啤酒，这才打起精神来。他跪在地上，把奥维德[5]的诗背诵了二十行。

将军发表议论，说是拉丁语很像法语。……叶果尔·叶果雷奇同意他的见解，并且补充说，要研究法语非了解很像法语的拉丁语不可。曼热不同意叶果尔·叶果雷奇的见解，说这儿不是讨论语言的地方，因为这儿坐着数理教员，又摆着这么多酒瓶。他还补充说他的枪以前很贵，现在找不到好枪了。……

“喝第八杯吧，诸位先生？”

“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得了吧！您这是什么话？八杯就算多？！可见您从来就没喝过酒！”

他们喝下第八杯。

“年轻人！”

万尼亚摇头。

“得了！来，拿出军人气概来！您的枪法很好嘛。……”

“喝吧，安菲捷阿特罗夫！”曼热说。

“当着我的面你就喝，背着我可别喝。……再稍微喝点吧！”

万尼亚把啤酒放在一旁，又喝下一杯白酒。

“该喝第九杯了吧，诸位先生，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受不了八这个数目字。我父亲费多尔……不，伊凡……就是在八号那天死的，叶果尔·叶果雷奇！斟酒！”

大家喝下第九杯。

“天气真热呀。”

“是的，很热，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喝第十杯！”

“可是……”

“管他天热不天热！我们，诸位先生，要向自然界的力量表明，我们不怕它！年轻人！您来做个榜样。……您把舅舅比下去，让他坍台吧！什么天冷天热的，我们一概不怕。……”

万尼亚喝下一杯。猎人们喊着“好哇”，都学他的样，也喝一杯。

“这样很可能中暑呢。”将军说。

“不会的。”

“在我们这儿的气候条件下……这种事居然不会发生？哼……”

“这种事常有。……我的教父就是中暑而死的。……”

“您认为怎么样，大夫？在我们这儿的气候条件下会中暑吗……啊？大夫！”

没人回答。

“您以前治过这种病吗，啊？我们说的是中暑。……大夫！咦，大夫哪儿去了？”

“大夫在哪儿？大夫！”

猎人们往四下里看：医生不见了。

“大夫上哪儿去了？无影无踪了？好比蜡遇上火，烧化了！哈哈哈……”

“他动身去找叶果尔的老婆了！”米海·叶果雷奇愣头愣脑地说。

叶果尔·叶果雷奇脸色变白，手里的酒瓶掉下去了。

“他去找他老婆了！”米海·叶果雷奇一面吃鲟鱼肉，一面继续说。

“您胡说些什么呀？”曼热问，“您看见了？”

“看见了。刚才有个农民赶着马车路过此地……得，他就坐上去，走了。真是这样。咱们来喝第十一杯吧，诸位先生？”

叶果尔·叶果雷奇站起来，摇着拳头。

“我问他：您到哪儿去？”米海·叶果雷奇接着说，“他就说：去干风流事儿，去把那些犄角[6]磨一磨。他又说：犄角我是早已安上了，现在去磨一磨。他说：再见吧，亲爱的米海·叶果雷奇！他还说：请您替我向我的姻亲叶果尔·叶果雷奇致意！说完，他还这么挤了挤眼睛。咱们来干一杯吧。……嘻嘻嘻。”

“套车子！！！”叶果尔·叶果雷奇嚷道，摇摇晃晃地往旅行马车那边跑去。

“快点，要不然就迟了！”米海·叶果雷奇喊道。

叶果尔·叶果雷奇把阿瓦库木拖到赶车座位上，自己跳上马车，对猎人们威胁地摇摇拳头，坐着车回家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诸位先生？”将军等到叶果尔·叶果雷奇的白色制帽消失后，问道，“他走了。……可是，见鬼，我坐什么车子回去呢？他坐着我的马车走了！不，不是我的马车，而是我该坐着回去的马车。……这真奇怪。……嗯……他也未免太不顾体统了。……”

万尼亚头晕目眩。白酒同啤酒搀在一起，弄得他呕吐了。……这就得把万尼亚送回家去。喝完第十五杯以后，猎人们决定把另一辆马车让给将军坐回去，只是有个条件：将军到家以后就得立刻另外打发一辆马车来接余下的这些人。

将军开始告辞。

“请转告他，诸位先生，”他说，“就说……就说只有猪才干得出这种事。”

“您，大人，可以打官司叫他还债嘛！”米海·叶果雷奇出主意说。

“啊？打官司？嗯，是啊。……他也该还了。……做人要识趣嘛。……我等来等去，实在等得不耐烦了。……那您告诉他说，要他还债就是。……再见吧，诸位先生！请到我家里来玩！他简直是猪！”

猎人们向将军告别，把他同身体不适的万尼亚并排安置在马车上。

“赶车！”

将军和万尼亚走了。

猎人们喝完十八杯以后，动身到树林里去，找着目标放了几枪，就躺下来睡觉。临近黄昏时分，将军的马车来接他们。菲尔斯交给米海·叶果雷奇一封信，请他转交“他的弟弟”。信上提出一项要求，而且威胁说这项要求若不执行，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就会登门。猎人们喝完第三杯酒（他们醒来以后又从头算起），将军的马车夫就把他们扶上马车，把他们分别送到各自的家里去了。

叶果尔·叶果雷奇一回到家里，就碰上音乐家和白费劲，原来它们追兔子只不过是找个借口跑回家来罢了。叶果尔·叶果雷奇恶狠狠地瞧瞧他的妻子，动手搜查。所有的储藏室、立柜、木箱、五屉柜都翻遍，结果叶果尔·叶果雷奇没有找到医生。他倒找到另一个人：在妻子的床底下捉住了教堂诵经士福尔通纳托夫。……

临到医生醒来，天色已经黑了。……他在树林里徘徊一阵，才想起他是来打猎的，就大骂一通，开始呼唤猎人。他的呼唤，不消说，没有得到回音。他就决定步行回家。道路挺好，没有危险，月光很亮。二十四俄里路他走了大约四个钟头，凌晨才走到地方自治局医院。他跟医士、助产士和病人们大吵一通，然后动笔给叶果尔·叶果雷奇写一封极长的信。他在信上要求“对这种不体面的行径作出解释”，痛骂一切嫉妒心重的丈夫，发誓从此再也不去打猎，哪怕在六月二十九日也绝不去！

[1] 基督教节日，在俄旧历6月29日。按俄国习俗，狩猎的季节从这一天开始。

[2] 这篇小说写于1880年，因此下文说他九十岁。

[3] 指杂志主编在杂志所设的《邮箱》专栏里通知投稿人“尊稿不拟刊登”。

[4] 猎人叫狗捕捉猎物的用语。

[5] 奥维德（前43—17），古罗马诗人，著有《变形记》等。

[6] “犄角”，意指“绿帽子”，下文“给人安上犄角”，意指“给某人戴上绿帽子”。

气质

根据最新的科学结论

〔多血质的人〕一切印象总是容易而又迅速地对这种人发生作用：由这一点，据古费兰德[1]说，就产生了轻率。……他在青年时代是个顽童[2]和小调皮[3]。他对教员态度粗暴，不理发，不刮胡子，戴着眼镜，在墙上乱涂一气。他读书很不用功，然而总能毕业。他不敬重父母。他有了钱就讲究穿戴，穷了就生活得像猪一样。他睡到中午十二点钟才起床，上床睡觉的时候却不固定。他一写东西就错误百出。大自然把他送到人间来是专为谈情说爱的：他也就专干谈情说爱的事。他老是喜欢喝得酩酊大醉。傍晚他不住灌酒，醉得看见一群绿色小魔鬼，可是到早晨起来，却若无其事，只是脑袋微微发重，并不需要“以毒攻毒”[4]。他结婚出于偶然。他同丈母娘老是干仗。他跟亲戚不和。他毫无顾忌地说谎。他非常爱闹事和参加业余演出。在乐队里，他是首席小提琴手。他轻举妄动，信奉自由主义思想，要么就根本什么书也不读，要么就读得手不释卷。他喜欢报刊，甚至亲自动手给报刊写文章。幽默刊物的邮箱就是专为多血质的人发明出来的。在他身上固定不变的，就是他的变化不定。在机关里，他做特任文官或者诸如此类的官吏。在中学校里，他教语文。他做官很少升到四等，如果升到四等，就会变成黏液质的人，有时候变成胆汁质的人。浪子、坏蛋、草包都是多血质的人。我不主张你跟多血质的人同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他会通宵给你讲可笑的趣闻，如果没有这类趣闻可讲，就痛骂亲友或者胡诌一通。他往往死于消化器官疾病和未老先衰。

多血质的女人，如果不愚蠢的话，倒往往是很不错的女人。

〔胆汁质的人〕这种人容易动怒，脸色黄里发青。鼻子有点歪，眼珠不住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好比关在小笼里的饿狼。他动不动就发脾气。要是跳蚤叮他一口或者别针扎他一下，他就恨不得把整个世界撕成碎片。他开口讲话，就唾星四溅，露出深黄的或者很白的牙齿。他深深相信到冬天“鬼才知道怎么会那么冷”，在夏天“鬼才知道怎么会那么热”。……他每星期都更换家里雇用的厨娘。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心绪恶劣，因为所有的菜不是炸焦了就是太咸了。……这种人大多数是单身汉，如果结了婚，就会把妻子锁在屋里。他的醋劲大得不得了。他不懂得玩笑。他什么都受不了。他看报只为把报刊工作者骂一顿。他还在娘胎里就已经相信所有的报纸都扯谎。……这种人做丈夫和朋友是糟透了的，做部下几乎不可想象，做上司却叫人受不了，非常不得人心。不幸，他往往做教师，教算术和希腊语。我不会奉劝你们跟这种人同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他通宵咳嗽，啐唾沫，大声骂跳蚤。他夜里听见猫叫或者公鸡啼，就不住咳嗽，扯开破锣般的嗓门打发听差爬到房顶上去捉住歌手，无论如何要把它掐死。他往往死于肺结核或肝病。

胆汁质的女人是穿着裙子的魔鬼，是鳄鱼。

〔黏液质的人〕这是可爱的人（我讲的，不消说，不是英国的而是俄国的黏液质的人）。他外貌极其平常，粗眉大眼。他脸色老是一本正经，因为懒得笑。他吃起东西来，有什么吃什么，时间也不拘。他不喝酒，因为怕脑充血。他一天睡二十小时。他是各式各样委员会、会议、特别会议的常任委员，在会场上什么也不理解，毫不害臊地打盹儿，耐心地等着会议结束。他到三十岁才由舅舅和舅母帮忙结婚。嫁给这种人最合适：他对什么条件都同意，绝不抱怨，处处随和。他管妻子叫“宝贝儿”。他好吃乳猪加辣根，喜爱歌手，喜爱一切带酸味的吃食，喜爱寒冷。“空虚中的空虚，一切都是空虚”[5]（无聊中的无聊，一切都是无聊）这句话就是由黏液质的人想出来的。只有经人推选为陪审员，他才感到痛苦。他见到胖女人就嗽喉咙，动手指头，竭力微笑。他订《田地》杂志，由于杂志上不附图片，不登滑稽作品而生气。他认为写作者是最聪明的人，同时又是最有害的人。他惋惜他的孩子在中学没挨打，他自己有时候是要动手打孩子的。在机关里他官运亨通。在乐队里他拉低音提琴，吹巴松管，吹长号。在戏院里，他做售票员，做服务员，做提词员，有的时候为了一小块面包[6]也做演员。他往往死于中风或者水肿病。

黏液质的女人往往是日耳曼女人，爱流泪，生着暴眼睛，身材挺胖，细皮白肉，软绵绵的。她好比装满面粉的大口袋。她生下来就为日后做丈母娘。做丈母娘就是她的理想。

〔忧郁质的人〕这种人生着灰蓝色眼睛，很容易落泪。额头上和鼻子旁边有细纹。嘴有点歪，牙齿发黑。他动不动就心情忧郁。他老是抱怨心口痛、腰酸、消化不良。他喜欢干的事莫过于照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软绵绵的舌头。他认为他肺弱，神经有病，因此每天不喝茶而服煎药，不喝白酒而服长命水[7]。他用悲痛含泪的声调通知他的亲友说，稠樱叶水和缬草酊[8]对他已经无济于事。……他认为每星期不妨服一次轻泻剂。他早已断定医师们不理解他的病。男巫、女巫、巫医、醉醺醺的医士，偶尔还有收生婆，统统是他的头号恩人。他九月就穿皮大衣，五月才脱下来。他怀疑每条狗都有狂犬症。自从他的朋友告诉他说，猫能够把睡熟的人咬死以后，他就把猫看成人类不共戴天的仇敌。他早已写好遗嘱。他发誓赌咒绝不喝酒。他偶尔喝点热啤酒。他娶孤女为妻。如果他有丈母娘，他就口口声声说她是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对于丈母娘的教诲，他总是微微歪着头听，一声不响；他认为吻她那双冒汗的、带着腌黄瓜的盐汤味的肥手是他最神圣的责任。他同舅舅、舅妈、教母、小时的朋友经常通信。他不看报。他偷偷地读德贝和若桑[9]的著作。在韦特良流行瘟疫[10]期间，他有五次吃素。他害泪漏症，常做噩梦。他的官运不大亨通：至多升到副科长为止。他喜欢《可爱的松明》[11]。在乐队里，他吹长笛，拉大提琴。他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因此我不会奉劝诸君跟他同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他常预感到要发生洪水、地震、战争、道德的彻底崩溃，他自己会得一种可怕的病而死。他往往死于心脏病和巫医的治疗，还常常死于疑病。

忧郁质的女人是最使人受不了、最不安宁的人。她做妻子，就把丈夫折磨得神经麻木、灰心丧气、自寻短见。她只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要摆脱她也不难：给她点钱，打发她去朝圣就行了。

[1] 古费兰德（1762—1836），德国医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德语。

[4] 原文为拉丁语，在此指以酒解醉。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法语。

[7] 古代炼金术士空想出来的一种仿佛可以使人延寿的饮料。

[8] 都是镇静剂。

[9] 德贝和若桑写过许多关于生理学和婚姻卫生问题的著作，这些书的俄译本在19世纪60和70年代流行于俄国。——俄文本编者注

[10] 这场瘟疫发生在1878年，地点是俄国阿斯特拉罕省的韦特良村，离彼得堡和莫斯科极远。——俄文本编者注

[11] 俄国的一首民歌。

在车厢里

第某次邮车从“快活的咚咚呛”[1]站开出，加足马力往“谁有办法谁就拯救自己！”站急驰而去。火车头时而嘘嘘地打唿哨，时而嘶嘶地出气，时而用力喷气，时而呼哧呼哧地喘气。……车厢颤摇，由于车轮没有加油而像狼那样嗥叫，像猫头鹰那样聒噪！天空中，大地上，车厢里，到处都是漆黑。……“要出事啦，要出事啦！”衰老得颤巍巍的车厢发出这样的叫声。……“呜呼，呜呼！”火车头接应道。……在车厢里，穿堂风同摸人衣袋的扒手一起川流不息。真是可怕呀。……我把头伸出窗外，毫无目标地眺望无边无际的远方。所有的灯火都是绿色的：大概一时还不会出什么乱子。铁路线上的圆板信号和车站上的灯火统统看不见。……只有黑暗、愁闷、死亡的念头、儿时的回忆。……我的上帝啊！

“我有罪！！”我小声念叨着，“啊，我罪孽深重[2]啊！……”

不知什么人摸我身后的裤袋。裤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过这仍然可怕。……我回转身去。我面前站着个陌生人。他头戴草帽，身穿深灰色短衫。

“您要干什么？”我问他，同时摸摸我的裤袋。

“不干什么！我凑到窗口看看！”他回答说，缩回手去，把身子靠到我背上来。

沙哑刺耳的汽笛声响起来。……火车开始越走越慢，终于停住了。我走出车厢，往车站食堂走去，想喝点酒壮壮胆。食堂里挤满乘客和列车工作人员。

“哼。……说是白酒，可是连辣味都没有！”气度庄严的列车长对一个胖先生说。胖先生想说句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有块存放了一年之久的夹肉面包卡在他嗓子里了。

“宪兵！！！宪兵啊！！！”月台上有人喊道，那声音不下于古时候洪水到来以前饥饿的剑齿象、鱼龙和蛇颈龙发出的咆哮声。……我走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一节头等车厢旁边，站着个帽子上有帽章[3]的先生，对乘客们指自己的脚。这个人真倒霉，他在酣睡的时候，皮靴和袜子一齐给人剥光了。……

“现在可叫我怎么走路啊？”他嚷道，“我到烈威尔去！您得管一管！”

他面前站着个宪兵，口口声声对他说“此地不许喊叫”。……我就往我那第二百二十四号车厢走去。我的车厢里一切照旧：漆黑、鼾声、烟草味和劣酒的气味，另外还有俄国香水的气味。我身旁睡着一个头发棕红色的法院侦讯官，正在打鼾，他从梁赞到基辅去。……离侦讯官两三步外，有个俊俏的女人在打盹儿。……有个戴草帽的农民鼻子里呼哧呼哧响，气喘吁吁，老是翻身，不知该把两条长腿放到哪儿去才好。……墙角上有人吃东西，吧嗒着嘴，声音响得人人都能听见。……一个平民躺在坐椅底下，睡得十分酣畅。车门吱吜一响。两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婆走进来，背上背着小包。……

“就在这儿坐吧，大妈！”一个说，“好黑啊！这可要让鬼迷上了。……哟，我好像踩在谁身上了。……可是巴霍木在哪儿？”

“巴霍木？哎呀，圣徒啊！他上哪儿去了？哎呀，圣徒啊！”

小老太婆忙忙乱乱，推开车窗，往月台上扫一眼。

“巴霍木！”她哇哇地喊道，“你在哪儿呀？我们在这儿！”

“我倒霉了！”窗外有个声音嚷道，“人家不让我上火车！”

“不让上车？是谁不让？你啐他一口唾沫！要是你有真正的车票，谁也不能不让你上车！”

“车票已经不卖了！售票处关门了！”

有人牵着一匹马走过月台，发出马蹄的嘚嘚声和马喷鼻子的响声。

“你回来！”一个宪兵喊道，“你往哪儿钻？你捣什么乱？”

“彼得罗芙娜！”巴霍木哀叫道。

彼得罗芙娜解下身上的包袱，怀里抱着大白铁壶，跑出车外去了。第二遍铃响了。身材矮小、留着黑色唇髭的列车员走进来。

“您该买票才对！”他对坐在我对面的老人说，“查票员就要来了！”

“是吗？嗯。……这不妙。……他是个什么人？……公爵吗？”

“得了吧。……公爵你就是用棍子也赶不到这儿来的。……”

“那么是谁呢？是那个大胡子？”

“对，就是那个大胡子。……”

“哦，如果是他，那倒没关系。他是个好心肠的人。”

“那就随您的便。”

“搭车的兔子很多吗？”

“有四十个上下。”

“哦？好样的！嘿，这些商人！”

我的心缩紧了。我也是搭车的兔子。我出门上路总是做兔子。在铁路上，所谓的兔子是指那些不找售票员而找列车员兑换钱的旅客先生们。做个搭车的兔子，读者诸君，那可是挺不错的！按照各处都没有公布过的价目表，兔子的票价应当打七五折，兔子不必在售票处前面挤着买票，兔子无须随时从衣袋里取出车票来听候查验，列车员对待兔子也客气些……一句话，您要多少好处就有多少好处！

“我什么时候花钱买过票？”老人嘟哝说，“我素来没买过！我总是给列车员钱。列车员不及波里亚科夫[4]有钱嘛！”

第三遍铃声响了。

“哎哟，可不得了！”小老太婆忙乱起来，“彼得罗芙娜上哪儿去了？现在第三遍铃都响了！这可是上帝的惩罚啊。……她赶不上车了！赶不上车了，可怜……可是她的东西还在这儿呢。……这些东西，这个小包，该怎么办呢？我的亲人们呀，她真的赶不上车了！”

小老太婆沉吟一下。

“那就把东西也给她留下吧！”她说着，把彼得罗芙娜的小包丢出窗外去。

我们的火车往哈尔杰耶沃[5]站开去，不过按旅行指南上的说法，那地方叫弗鲁木——“公墓”。查票员和举着蜡烛的列车长走进车厢里来。

“拿出……车票！”列车长嚷道。

“你们的票！”查票员对我和老人说。

我们窘住了，缩成一团，把手藏起来，眼睛盯住列车长那张带着鼓励神情的脸。

“您查吧！”查票员对他的同伴说，走开了。我们得救了。

“您的票！你！您的票！”列车长走到一个睡熟的小伙子跟前，推他一下。小伙子醒过来，从帽子里取出一张黄色车票。

“你这是坐车到哪儿去？”查票员说，把车票夹在手指头之间转动不停。“你不该坐这趟车！”

“你，笨蛋，不该坐这趟车！”列车长说。“你上错车了，糊涂虫！你要到席沃杰罗沃去，可我们这趟车是到哈尔杰耶沃去！见你的鬼！谁叫你这么傻头傻脑的！”

小伙子使劲巴眼睛，呆呆地瞧着微笑的乘客们，开始用袖口擦眼睛。

“你别哭！”乘客们劝道，“你还是求求他们的好！你这么个身强力壮的蠢材，居然哭起来！你大概媳妇也娶了，孩子也有了吧。”

“您的……票！……”列车长对一个戴高帽子的割草人说。

“啥？”

“您的……票！转过身来！”

“票？还要票吗？”

“票！！！”

“懂了。……既是要看，怎么能不拿出来呢？拿出来就是！”戴高帽子的割草人把手伸到怀里去摸，摸了十几分钟，这才从怀里掏出一张脏纸来，递给查票员。

“你拿出这个来干什么？这是身份证！要你拿出车票来！”

“另外的票儿我就没有了！”割草人说，显然心慌意乱了。

“你没有车票怎么坐车？”

“我给过钱了。”

“你给谁了？你胡说些什么？”

“给列车员了。”

“哪个列车员？”

“鬼才知道是哪个！反正是个列车员呗。……他说：你不用买票，我们就这么把你带去好了。……得，我就没买票。……”

“那就等着到了站再跟你说话！太太，您的票！”

车门吱吜一响，开了。使我们大家都吃惊的是，彼得罗芙娜走进来了。

“我好不容易，大妈，才找到这个车厢。……谁认得清呢，这些车厢都一个样。……他们到底也没让巴霍木上车，那些毒蛇。……我的小包在哪儿？”

“哦。……我让鬼迷了心窍。……我把它扔到窗外，留给你了！我当是你赶不上车了！”

“扔到哪儿去了？”

“扔到窗外。……谁知道你又赶上车了呢？”

“多谢。……是谁请你扔的？你啊，简直是个巫婆，求天主宽恕我这么说！现在可怎么办？你自己的东西你倒不扔，下流东西。……你还是把你这副丑嘴脸扔出去的好！哼哼哼……巴不得叫你瞎了眼才好！”

“到下一站打个电报去就是了！”乘客们笑着劝她说。

彼得罗芙娜开始嚎啕大哭，破口大骂。她的女伴抓紧自己的包袱，也哭。有个列车员走进来。

“这是谁的东西……啊？”他大叫一声，手里拿着彼得罗芙娜的东西。

“好一个美人儿！”我对面[6]的老人对俊俏的女人那边点一下头，小声对我说，“嗯……真好看。……见鬼，可惜没有哥罗方[7]！顶好拿哥罗方来让她闻一下，然后就死命吻她！好在大家都睡着了。……”

戴草帽的人不住翻身，气得直骂他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声音响得人人都能听见。

“那些有学问的人哟……”他嘟哝说，“有学问的人哟。……大概谁也拗不过世上万物的本性。那些有学问的人……嗯……恐怕他们也想不出办法来让人随便把自己的腿卸下来，又随便装上去！”

“我跟这个案子不相干。……您去问副检察官吧！”我身旁的侦讯官在说梦话。

远处角落里，有两个中学生、一个军士和一个戴蓝眼镜的青年人利用四支纸烟的亮光在热中地打纸牌。

我右边坐着一个高身量的太太，她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从她那边飘过来脂粉和巴楚莉[8]香水的气味。

“哟，这条路多么可爱啊！”有个蠢家伙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说得那么肉麻，简直……简直惹人讨厌，而且故意带点法语的腔调，“任什么地方也不像旅途上这样能使人一转眼就愉快地亲近起来！我爱你，也爱这条路！”

他们接吻。……后来又接吻。……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俊俏的女人醒过来了，睁开眼睛看一下四周的乘客，然后……又糊里糊涂地把头枕在邻座乘客，一个菲米斯的祭司[9]的肩膀上……而他这个傻瓜却睡着了！！

列车停下来。那是个小站。“列车停靠两分钟……”车厢外边一个沙哑而发颤的男低音咕哝一声。两分钟过去了，又两分钟过去了。……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火车却始终不动。这搞的是什么鬼名堂？我走出车外，往火车头那边走去。

“伊凡·玛特威伊奇！你到底还要多久才修好，快了吧？见鬼！”列车长对火车头底下喊道。

火车司机肚子贴着地，从火车头底下爬出来，脸色发红，汗水淋漓，鼻子上粘着一小块煤烟。……

“你的眼里有没有上帝？”他对列车长说，“你是人不是？你催什么？你没看见还是怎么的？哼哼……巴不得叫你们这些人都瞎了眼才好！……难道这也算是火车头？这不是火车头，是一堆破布！我开不了这种火车头！”

“那怎么办？”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给我换个火车头，这个我没法用！你得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

火车司机的助手们在没修好的火车头四周跑来跑去，敲敲打打，这个喊，那个叫。……车站的站长戴着红色制帽，站在一旁，正对他的助手讲一个极其逗乐的犹太人生活的故事。……天下雨了。……我往我的车厢走去。……那个头戴草帽、身穿深灰色短衫的陌生人从我身旁跑过去。……他手里提着一口箱子。那口箱子就是我的。……我的上帝啊！

[1] 指音乐声。

[2] 基督教徒在急难时的祷告词。

[3] 在俄国政府机关里工作的标志。

[4] 当时俄国的一个富商，铁路的经营人和承租人。——俄文本编者注

[5] 这个站名可意译为“小丑”。

[6] 原文为法语。

[7] 一种麻醉剂，人闻过以后昏迷不醒。

[8] 印度和马来亚等地所产的一种唇形科植物，叶子含有香精油。

[9] 即法官（菲米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

审判

小铺老板库兹玛·叶果罗夫的小屋。这儿又闷又热。该死的蚊子和苍蝇纷纷飞到人的眼睛和耳朵四周来，惹得人厌烦。……屋里弥漫着烟草的云雾，然而论气味，却不是烟味，而是咸鱼味。空气里，人们的脸上，蚊子的嗡嗡声中，充满了苦恼。

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边放着一个盛满核桃壳的小碟、一把剪子、一个盛着绿色软膏的小罐、几顶帽子和一些空瓶。桌子四周坐着库兹玛·叶果罗夫本人、村长、医士伊凡诺夫、教堂诵经士费奥方·玛纳富伊洛夫、教堂唱诗班男低音歌手米海洛、教父巴尔番契·伊凡内奇，还有从城里到姑妈家里来做客的安尼西雅和宪兵佛尔土纳托夫。离桌子相当远，站着库兹玛·叶果罗夫的儿子谢拉皮昂，他在城里做理发师，如今到父亲家里来休息。他觉得很不自在，举起发抖的手揪自己的短唇髭。库兹玛·叶果罗夫这个小屋已经暂时租出去做医疗“站”用，现在前堂里有些病弱的人等着看病。刚才不知从什么地方用车子送来一个农妇，肋骨给人打断了。……她躺在那儿，哼哼唧唧，静等医士终于大发善心，来给她看病。窗外聚着一群人，是来看库兹玛·叶果罗夫怎样打儿子的。

“你们全都说我撒谎，”谢拉皮昂说，“所以我也不打算跟你们多讲。在十九世纪，爸爸，说空话是不济于事[1]的，因为理论也罢，正如您自己并非不知道的，缺了实践就不能存在。”

“闭嘴！”库兹玛·叶果罗夫厉声说道，“你别东拉西扯。你对我们正经说一句：你把我的钱弄到哪儿去了？”

“钱？嗯。……您如此聪明，理应明白我没动过您的钱。您的钞票不是为我积攒的。……别冤枉人。……”

“您，谢拉皮昂·库兹米奇，要老实点，”诵经士说，“话说回来，我们这样问您是为了什么缘故？我们是想劝您，把您领上正路。……您的亲爸爸对您没有什么恶意，都是为您好。……所以他才把我们请来。……您要老实才是。……谁没有做过错事呢？您爸爸放在衣柜里的二十五卢布，您到底拿了没有？”

谢拉皮昂往一旁啐唾沫，没说话。

“你说话呀！”库兹玛·叶果罗夫叫道，用拳头捶桌子，“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随您的便吧。……是就是吧。……”

“应当说‘就算是吧’。”宪兵纠正他的话道。

“就算是吧，是我拿的。……就算是吧！只是，爸爸，您用不着对我嚷！捶桌子也大可不必。不管您怎么捶，反正桌子也不会陷到地里去。您的钱我根本没有拿，以前我即使拿过，那也是出于正用。……我是个活人，是个动物名词[2]，所以我要钱用。我又不是石头！……”

“你要钱用，那你就自己去挣，用不着抢我的。我又不是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我有七个哪！”

“这一点您就是不开导，我也明白，不过我身体弱，这您自己也知道，因此之故，我挣不着多少钱。您刚才怪我不该吃您的饭，那您日后可要在天主面前为您这种话负责。……”

“身体弱！……你干的活又不重，只要给人剃剃头、理理发就成了，可是就连这活你也丢下不干，跑掉了。”

“我干的算是什么工作？难道这也算是工作？这不是工作，只不过是意图[3]而已。再说，按我这种教育程度，我也不能靠这种工作生存。”

“您讲的不对，谢拉皮昂·库兹米奇，”诵经士说，“您的工作是令人起敬的，是脑力劳动，因为您是在省城里任职，给脑力劳动的人和贵人理发刮脸。甚至将军也离不开您这行手艺。”[4]

“关于将军的这类话，要是您乐意的话，我也能给您讲上一套。”

医士伊凡诺夫微微带点酒意。

“照我们医学上的说法，”他说，“你是松节油，如此而已。”

“您那种医学，我们可懂得。……去年，容我问您一句，是谁把喝醉酒的木工错看成死尸，差点把他解剖了？要不是他醒过来，您可就活活地把他开膛破肚了。还有，是谁把大麻子油搀和在蓖麻油里的？”

“在医学上，非这么办不可。”

“那么是谁把玛拉尼雅送了命的？您给她泻药吃，后来给她止泻药吃，后来又给她泻药吃，她受不住了。您不配给人治病，对不起，只配给狗治病。”

“祝玛拉尼雅升天堂吧，”库兹玛·叶果罗夫说，“祝她升天堂吧。……这笔钱又不是她拿的，我们谈的也不是她的事。……那么你就说吧……你把钱拿给阿连娜了吧？”

“哼。……拿给阿连娜！……当着僧侣界的面，当着宪兵先生的面，您说这话该害臊才是。”

“那你说：你拿了钱没有？”

村长离开桌子，在膝盖上划亮一根火柴，恭恭敬敬地送到宪兵的烟斗跟前。

“呸……”宪兵生气了，“你弄得我一鼻子的硫磺味！”

宪兵点上烟斗，从桌旁站起来，走到谢拉皮昂跟前，恶狠狠地紧盯着他，尖起嗓子喊道：

“你是什么人？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不答话？不服管教吗？别人的钱也要拿？闭嘴！答话！说！叫你答话！”

“如果……”

“闭嘴！”

“如果……您小点声吧，先生！如果……我不怕！您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了！可您是个傻瓜，如此而已！如果我爸爸要把我碎尸万段，那我准备好了。……你们乱杀乱砍吧！你们打吧！”

“闭嘴！少说废话！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是不是贼？你是什么人？闭嘴！你站在谁面前？不准强辩！”

“不惩治他不行了，”诵经士叹气说，“如果他不愿意知错认错，借以减轻罪过，那么，库兹玛·叶果雷奇，就势必要打他一顿才行。反正我认为非打不可！”

“揍他！”男低音歌手米海洛说，声音极其低沉，把大家吓一跳。

“那我最后一次问你：是不是你拿的？”库兹玛·叶果罗夫问。

“随您的便。……就算是吧。……您乱杀乱砍吧！我准备好了。……”

“打！”库兹玛·叶果罗夫决定说。他涨红脸，从桌旁走过来。

人群在窗外探进头来。病人们挤在门口，昂起头。就连那个肋骨打断的农妇也抬起头来。……

“躺下！”库兹玛·叶果罗夫说。

谢拉皮昂脱掉身上短小的上衣，在胸前画个十字，乖乖地在长凳上趴下。

“把我碎尸万段吧。”他说。

库兹玛·叶果罗夫解下皮带，对着人群看了一会儿，仿佛等着人家来帮忙似的，然后动手。……

“一！二！三！”米海洛用低沉的男低音数着，“八！九！”

诵经士在墙角上站着，低下眼睛，翻看一本小册子。……

“二十！二十一！”

“够了！”库兹玛·叶果罗夫说。

“还得打！”宪兵佛尔土纳托夫小声说，“还得打！还得打！就该这么收拾他！”

“我认为非再打几下不可！”诵经士放下小册子说。

“他连一声都不吭！”人群惊叹道。

病人们让开一条路，库兹玛·叶果罗夫的妻子走进房间里来，浆硬的裙子沙沙地响。

“库兹玛！”她对丈夫说，“我在你衣袋里找着的是什么钱啊？莫非就是你刚才找的那笔钱？”

“就是那笔钱。……起来吧，谢拉皮昂！钱找着了！我昨天把它放在衣袋里，后来就忘了。……”

“还得打！”佛尔土纳托夫嘟哝道，“揍他！就该这么收拾他！”

“钱找着了！起来吧！”

谢拉皮昂站起来，穿上短小的上衣，在桌旁坐下。大家沉默很久。诵经士发窘，拿出小手绢擤鼻子。

“你别见怪，”库兹玛·叶果罗夫对儿子叽叽咕咕说，“你别那个。……鬼才知道这笔钱怎么会又找着了！你别见怪。……”

“没什么。……我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您用不着操心。我素来是不管什么磨难都准备担当的。”

“你喝点酒。……喝点酒就把这点痛熬过去了。……”

谢拉皮昂喝下酒，翘起颜色发青的小鼻子，雄赳赳地走出房外去了。可是这以后很久，宪兵佛尔土纳托夫还一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涨红脸，瞪大眼睛，不住地说：

“还得打！还得打！就该这么收拾他！”

[1] 应是“无济于事”。他因掉文而讲出不通的话。

[2] 俄语语法中的一个术语，用在这里全不贴题。

[3] 应是“聊胜于无”。

[4] 这个诵经士也因为掉文而造成用词上的错误。

艺术家的妻子

译自葡萄牙文

京城里斯本最自由的公民阿尔丰索·津扎加是个年轻的长篇小说作家，不过论名气……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论远大的前途……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指望而已。有一次，他一整天在各处人行道上奔走，在各编辑部里进进出出，累得筋疲力尽，饿得不亚于一条最饿的狗，回到家里。他住在一家旅馆的第一百四十七号房间里，这家旅馆在他的一本长篇小说里化名为“毒天鹅”。他走进第一百四十七号房间，对他那狭小而不高的住所看了一眼，皱起鼻子，点上蜡烛，这以后就有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展现在他眼前。原来在一大堆纸张、书籍、去年的报纸、破旧的椅子、皮靴、睡衣、短刀和帽子中间，他那漂亮的妻子阿玛兰达躺在一张蒙着灰蓝色套子的小躺椅上，睡熟了。温情脉脉的津扎加走到她跟前，沉吟一会儿，拉了拉她的手。她没醒过来。他又拉她另一只手。她深长地叹口气，然而没醒过来。他就拍她的肩膀，伸出手指头去敲她那大理石般的额头，碰她的皮鞋，扯她的连衣裙，打了个满旅馆都听得见的喷嚏，然而她……连动也没有动一下。

“睡得好香啊！”津扎加暗想，“这是怎么搞的？莫非她服毒了？我最近那本长篇小说的失败可能对她起了强烈的影响。……”

津扎加瞪大眼睛摇躺椅。一本书从阿玛兰达身上慢慢滑下来，书页沙沙地响，啪的一声掉在地板上。长篇小说作家拾起这本书来，翻开一看，顿时脸色发白。这并不是别的书，也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却是他最近写成后由伯爵唐·巴拉班达·阿里蒙达出钱印行的长篇小说，书名是《圣莫斯科四十四名娶二十个妻子的男人的车裂之刑》。这本长篇小说，读者诸君明白，所描写的是俄国生活，因而是最有趣的生活，不料忽然之间……

“她居然读着我的长篇小说睡着了？！”津扎加嘟哝道，“她对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的出版工作，对阿尔丰索·津扎加的劳动成果，多么不尊重！而他却给了她津扎加这个光荣的姓！”

“女人啊！”津扎加放开他那葡萄牙人的喉咙大叫一声，举起拳头捶躺椅的边沿。

阿玛兰达深深地叹口气，睁开黑眼睛，微微一笑。

“是你吗，阿尔丰索？”她对他伸出手去，说。

“对，是我！……你睡着了？你……睡着了？……”阿尔丰索嘟哝说，在一把东倒西歪的椅子上坐下，“你睡着以前做什么事来着？”

“我到我母亲家里去借钱来着。”

“后来呢？”

“读你的长篇小说。”

“后来你就睡着了？说呀！后来你就睡着了？”

“后来就睡着了。……咦，你生什么气呢，阿尔丰索？”

“我不是生气，而是觉得痛心：你这么漫不经心地对待我的工作，这种工作即使还没有给我名望，以后也一定会给！你是因为读我的长篇小说才睡着的！我就是这样理解你睡着的原因的！”

“别说了，阿尔丰索！你的长篇小说我读得津津有味。……你这本长篇小说使我入了迷。我……我……我特别被一个场面所感动，就是青年作家阿尔丰索·旬节加开枪自杀。……”

“那个场面不在这本小说里，而是在《一千把火》里！”

“是吗？那么这本长篇小说里是哪个场面打动我的心呢？哦，对了。……我读到俄国侯爵伊凡·伊凡诺维奇从窗口跳出去，掉进河里……河里……伏尔加河里的时候，我就哭了。”

“啊啊。……嘿！”

“他淹死的时候还为子爵夫人克塞尼雅·彼得罗芙娜祝福。……我心里很感动。……”

“如果你真感动，那怎么会睡着呢？”

“我困极了！要知道我昨天一夜没睡觉。你那么可爱，通宵给我朗诵你那本优秀的新长篇小说，我总不能只顾睡觉，不听你朗诵，放弃这种快乐啊。……”

“啊啊。……嗯！我明白了。拿点东西来给我吃！”

“难道你还没吃饭？”

“没有。”

“可是你今天早晨临走对我说，你今天在《里斯本省新闻报》的主编那儿吃饭，不是吗？”

“是啊，我原以为我的诗会在《新闻报》上发表，见他的鬼！”

“莫非他们没发表？”

“没有。……”

“这真不走运！自从我做你妻子那天起，我就满心痛恨那些编辑！那你饿了吧？”

“饿了。”

“可怜的阿尔丰索！那你没有钱吗？”

“哼……这还用问？！一点吃的都没有吗？”

“没有，我的朋友！我母亲光叫我吃了一顿饭，没给我钱。”

“嗯……”

椅子喀嚓一响。津扎加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他走一会儿，思索一阵，生出极其强烈的愿望，打算无论如何要叫自己相信饥饿是懦弱的表现，人生在世是要跟自然作斗争，不单单是用面包填饱肚子，谁不挨饿谁就算不得艺术家，等等。他本来也许真就说服自己了，可是偏巧他在思考中想起隔壁的邻居，“毒天鹅”第一百四十八号房间里的意大利风俗画家福兰切斯科·布特隆察，一个有才能而且有点小名气的人，想起他有每天弄到饭吃的本领，这种本领在人世间绝不能说不重要，可是津扎加却从没学会过。

“那我到他那儿去！”津扎加决定道，就出去找这个邻居。

津扎加走进第一百四十八号房间里，看见一个场面，使得身为长篇小说作家的他颇为欣赏，同时又使得身为饿汉的他心里发紧。长篇小说作家在许多镜框、画布框、缺胳膊的人体模型、画架和挂满不同种类和不同时代的褪色服装的椅子当中瞧见了他的朋友福兰切斯科·布特隆察，这时候他要同朋友共进晚餐的希望却化为泡影了。……原来福兰切斯科·布特隆察学万·笛克[1]的样子歪戴着帽子，穿着彼得·阿敏斯吉[2]样式的服装，站在凳子上，发疯般摇着绘画用的支腕杆，哇哇地叫。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他一只脚踏在凳子上，一只脚踩在桌子上。他脸色通红，眼睛炯炯有光，下巴上的胡子发颤，头发直竖起来，似乎随时都会把帽子顶到空中去。墙角上放着阿波罗[3]的塑像，缺胳膊，没鼻子，胸部有一块三角形大裂口。福兰切斯科·布特隆察正大发脾气，他的妻子紧挨那尊塑像站着。她叫卡罗丽娜，是个日耳曼女人，战战兢兢地看着灯。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野蛮人！”布特隆察吼道，“你们不爱艺术，扼杀艺术，见你们的鬼！我怎么会跟你这个冷血的日耳曼女人结婚的？！我这个傻子，原是一个像风那样自由的人，一头鹰，一只羚羊，总之一个艺术家，怎么会跟这样一小块由偏见和浅薄凝成的冰结合在一起。……魔鬼[4]！！！你就是冰！你就是一块木石般的牛肉！你……你这蠢货！哭吧，你这倒霉的、煮烂了的德国腊肠！你丈夫是艺术家，可不是什么小商人！哭吧，你这啤酒瓶！津扎加，是您吗？您别走！等一等！您来了，我很高兴。……您瞧这个女人！”

布特隆察朝女人那边伸伸左脚。卡罗丽娜哭了。

“算了！”津扎加开口说，“您吵什么，布特隆察先生？布特隆察太太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为什么您气得她掉眼泪呢？要记住您伟大的祖国，布特隆察先生，您的祖国是把对美的崇拜同对女人的崇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您要记住！”

“我气坏了！”布特隆察叫道，“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您知道，我已经听从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的建议，着手画一张大幅的画。……伯爵要求我画《旧约》的苏萨娜[5]。……我求她，喏，就是这个日耳曼胖女人，脱光衣服，做我的模特儿，我从大清早起就求她，时而跪在她面前，时而发脾气，可她就是不肯！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吧！没有模特儿，我能画吗？”

“我办不到！”卡罗丽娜哭着说，“要知道这不像样子！”

“您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也算是理由，见她的鬼！”

“我办不到！说实在的，我办不到！他叫我脱光衣服，而且还要站在窗前。……”

“我需要这样嘛！我打算画的女人是在月光底下！月光照在她胸脯上。……非利士人一起跑来，举着火把，火光照在她背上。……五彩缤纷啊！我不能不这样画！”

“为了艺术，太太，”津扎加说，“您不但得忘掉羞耻，而且得忘掉一切……感情！……”

“可是我受不了，津扎加先生！我不能站到窗前去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不错，我们不妨认为，布特隆察太太，您是害怕人群的眼睛，其实所谓的人群，如果加以考察的话……艺术和理性的观点，太太……是这样的，那就是……”

津扎加说了些聪明人没法在嘴上说出来而且没法在笔下写出来的话，也就是十分正派而又极其难懂的话。

卡罗丽娜摇着手，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仿佛生怕人家硬要剥光她的衣服似的。

“我给他洗画笔，洗调色板，洗抹布，我的衣服给他的画弄得稀脏，我为养活他而出去教家馆，我给他缝衣服，我忍受大麻籽油的气味，我一连多少天站着给他做模特儿，我样样事情都做了，可是……如今叫我赤身露体？赤身露体？那我办不到！！！”

“我要跟你离婚，红头发的泼妇！”布特隆察叫道。

“那叫我上哪儿去？”卡罗丽娜惊叫道，“你先给我钱，让我回到当初你把我带出来的柏林去，然后再跟我离婚！”

“好吧！我画完苏萨娜，就把你打发到你的普鲁士去，打发到那个满是蟑螂、臭腊肠、旋毛虫的国家去！”布特隆察叫道，无意间胳膊肘撞着她的胸脯，“要是你不能为艺术牺牲自己，你就不配做我的妻子！野……蛮人。……魔鬼！”

卡罗丽娜放声大哭，抱住头，在椅子上坐下。

“你干什么？！”布特隆察大吼一声，“你坐在我的调色板上了！！”

卡罗丽娜站起来。她身子底下果然有一块新调好颜料的调色板。……啊，上帝！为什么我不是画家？如果我是画家，我就会献给葡萄牙一幅伟大的画！津扎加摇一下手，溜出第一百四十八号房间，庆幸他自己不是画家，同时又痛心，因为他虽是个长篇小说作家，却没能在画家那儿吃到饭。

在第一百四十七号房间门口他遇到个脸色惨白、神色慌张、浑身发抖的女人。她是第一百十三号房间的房客，未来的皇家剧院演员彼得·彼得鲁千察·彼得鲁利奥的妻子。

“您怎么了？”津扎加问她。

“哎呀，津扎加先生！我们闯了祸！这可怎么办？我的彼得受伤了！”

“怎么受伤的？”

“他练习从上边往下跳，不料一头撞在箱子上。”

“倒霉的人啊！”

“他快死了！这可怎么办？”

“去找大夫，太太！”

“可是他不愿意找大夫！他不信医学，再说……他在所有的大夫那儿都欠着债。”

“既是这样，那您就到药房里去一趟，买醋酸盐药水。这种药水治伤口很灵验。”

“这种药水多少钱一瓶？”

“便宜，很便宜，太太。”

“谢谢您。您永远是我的彼得的好朋友！我们还剩下一点钱，那是他在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家演堂会戏挣来的。……我不知道这点钱够不够。您……您能借给我一点钱去买那种酱酸盐吗？”

“醋酸盐，太太。”

“我们不久就还给您。”

“我办不到，太太。我买下三令纸，把钱花得一个也不剩了。”

“那就再见！”

“祝您健康！”津扎加说着，鞠个躬。

未来的皇家剧院演员的妻子还没来得及从他面前走开，他就看见第一百零一号房间的女房客来到他面前，她的丈夫是小歌剧的歌唱演员，又是葡萄牙未来的奥芬巴赫[6]，大提琴和长笛的演奏者费尔吉南达·拉依。

“您有什么事？”他问她说。

“津扎加先生，”歌剧演员兼乐师的妻子绞着两只手说，“请您费心，去管管我那个胡闹的家伙！您是他的朋友。……也许您能够制止他。这个不要脸的人大清早起就扯开嗓门哇哇地唱，唱得我都没法活了！小孩子没法睡觉，我呢，简直让他那哇哇叫的男中音撕得粉碎！看在上帝面上，津扎加先生！都因为他，我甚至不好意思见邻居的面了。……您信不信？连邻居的孩子们都托他的福，没法睡觉。劳驾，您跟我走一趟！也许，您好歹能够管住他。”

“遵命，太太！”

津扎加向歌剧演员兼乐师的妻子伸过一条胳膊去，由她挽住，往第一百零一号房间走去。第一百零一号房间里有张大床占去一半地方，有只摇篮占去四分之一地方，大床和摇篮之间立着一个乐谱架。乐谱架上放着颜色发黄的乐谱，葡萄牙未来的奥芬巴赫正看着乐谱唱歌。他究竟在唱些什么，一时间是很难听明白的。只有凭他那冒汗的红脸，凭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耳朵所发生的影响，才能推断他唱得很差，费力，像发疯一样。看来，他唱歌是活受罪。他用右脚和右拳打拍子，同时把胳膊和腿举得高高的，老是碰掉乐谱架上的乐谱。他伸长脖子，眯细眼睛，歪着嘴，伸出拳头捶肚子。……摇篮里躺着个小小的活人，又喊又嗥，尖声怪叫，给他的声嘶力竭的爸爸伴奏。

“拉依先生，现在您该休息了吧？”津扎加走进门来，问拉依说。

拉依没听见。

“拉依先生，现在您该休息了吧？”津扎加又问一遍。

“把他抱走！”拉依唱着，同时把下巴朝摇篮那边扬一下。

“您在练习什么歌？”津扎加大声问道，竭力要盖过拉依的声音，“您在练什么歌？”

拉依唱得接不上气了，这才停住嘴，呆呆地望着津扎加。

“您有什么事？”他问。

“我？哦……我……也就是说……现在您该休息了吧？”

“可是这关您什么事？”

“不过您累了，拉依先生！您这是在练习什么歌？”

“献给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大人的颂歌。然而这关您什么事？”

“不过现在已经是夜间了。……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睡觉的时候了。……”

“我得一直唱到明天上午十点钟。睡觉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谁喜欢睡觉，就让谁去睡，我呢，为葡萄牙的福利，也许还为全世界的福利，不应当睡觉。”

“可是，我的朋友，”他的妻子插嘴说，“我和我们的孩子要睡觉！你这么大声地嚷，慢说别人不能睡觉，就连在这个房间里坐着也不行！”

“要是你想睡觉，你自管睡好了！”

说完这话，拉依就用脚打拍子，唱起来。

津扎加堵上耳朵，像疯子一样逃出第一百零一号房间。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却看见一幅扣人心弦的画面。他的阿玛兰达靠桌子坐着，在誊清他的中篇小说。她的大眼睛里淌下大颗泪珠，滴在草稿本上。

“阿玛兰达！”他抓住妻子的手，叫道，“难道我这可怜的中篇小说里那可怜的主人公居然把你感动得流泪吗？是这样吗，阿玛兰达？”

“不是的，我不是为你的主人公哭。……”

“那你为什么哭呢？”大失所望的津扎加问。

“我的女朋友索菲雅·费尔德拉班捷罗·涅拉克鲁茨·罗兹加，也就是你的朋友雕塑家的妻子，把她丈夫已经塑好、准备献给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的塑像碰碎了……她看到丈夫悲伤，受不了……就吞下火柴自尽了！”

“不幸的……塑像呀！哎，这些妻子，巴不得叫鬼抓了你们去，顺带把你们那些碰翻一切东西的长衣裾也抓走才好！她服毒自尽了？见鬼，这倒是长篇小说的题材呢！！！不过，这个题材没有多大意思！……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要死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你的女朋友反正也得死。……你把眼泪擦干吧，你与其哭，还不如听我讲的好。……”

“讲新的长篇小说提纲吗？”阿玛兰达小声问道。

“对了。……”

“我明天早晨听你讲岂不更好，我的朋友？早晨脑子多少清楚点。……”

“不，你今天听吧。明天我没工夫。俄国作家捷尔查文[7]到里斯本来了，明天早晨我得去拜访他。跟他一块儿来的，还有你所喜爱的……说来令人遗憾……还有你所喜爱的维克多·雨果。”

“是吗？”

“是的。……那你就听我讲吧！”

津扎加在阿玛兰达对面坐下，把头往后一仰，讲起来：

“情节发生的地点是全世界。……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俄国、巴西等。男主人公在里斯本的报纸上读到女主人公在纽约遭到不幸。他去了。他被海盗捉住，而那些海盗是由俾斯麦的暗探买通的。女主人公是法国暗探。报纸上的暗示。……英国人。奥地利的波兰派和印度的吉卜赛。阴谋。男主人公下狱。人家打算收买他。听明白了吗？下面……”

津扎加讲得动人而热烈，摇着手，眼睛放光……他讲了很久很久……长得要命！

阿玛兰达睡着两次，醒来两次，街上的路灯熄灭，太阳升上来了，可是他仍旧在讲。时钟敲过六下，阿玛兰达胃里不好受，想喝早茶，可是他仍旧讲个不停。

“俾斯麦提出辞呈。男主人公不愿意再隐姓埋名，就说出他的姓名阿尔丰索·宗祖加，非常痛苦地死了。安静的天使把他安静的灵魂送上蓝天。……”

等到时钟敲七下，津扎加才算讲完。

“如何？”他问阿玛兰达，“你说怎么样？你认为阿尔丰索和玛丽雅之间那个场面书报检查机关通得过吗？啊？”

“不，那个场面很动人！”

“总的说来，这篇小说好吗？你说实话。你是女人，而我的大多数读者都是女人，所以我非知道你的意见不可。”

“该怎么跟你说好呢？我觉得好像已经在什么地方遇到过你这个男主人公，只是不记得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这不可能！”

“真的。我在一本长篇小说里遇到过你的男主人公，而且应当说，那是一本无聊透顶的长篇小说！当初我读那本长篇小说，心里就纳闷，这类荒唐的东西怎么会出版呢。我把它读完，就断定作者至少一定蠢得像木头。……荒唐的东西倒印出来了，你的作品却很少印出来。真是怪事！”

“你至少总该记得那本长篇小说的名字吧？”

“书名我记不得，不过男主人公的名字我倒记得。……这个名字我记得很牢，因为它一连有四个‘尔’字。……真是个荒唐的名字……卡尔尔尔尔罗！”

“莫非是在《大海中的女梦游者》那本书里吗？”

“对，对，对，就是那本书里。我们的文学作品你记得多么清楚！就是那本书里。……你的男主人公很像卡尔尔尔尔罗，不过，当然，你写的人物聪明得多。你怎么了，阿尔丰索？”

阿尔丰索跳起来。

“《大海中的女梦游者》就是我写的长篇小说！！！”他叫道。

阿玛兰达脸红了。

“这样说来，我的长篇小说，我的作品，无聊透顶？”他嚷得那么响，连阿玛兰达的嗓子都觉得痛了，“哼，你这没脑筋的鸭子！原来您，夫人，就是这样看待我的作品吗？原来就是这样，母驴？您无意中说出了真话吧？从今以后您休想再见到我！再见！哼……呸……白痴！我的长篇小说无聊透顶？！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明白他出版的是什么书！”

津扎加向妻子投过去轻蔑的一瞥，把帽子低低地拉到眼睛上，走出第一百四十七号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

阿玛兰达叹了口气，可是没有哭，也没有当场昏倒。她知道阿尔丰索·津扎加不管生多大的气，总会回到第一百四十七号房间里来。……对这个长篇小说作家说来，永远离开第一百四十七号房间就无异于开始在葡萄牙蔚蓝色天空下生活，因而就得在里斯本人行道上写作，还得找个不要报酬的女誊写员。这一点阿玛兰达是知道的，因而她丈夫走后，她倒不大担心。她只是叹口气，开始安慰自己。照例，在夫妇之间这种常有的口角以后，她总是读一张旧报纸来安慰自己。旧报纸收藏在她本来装糖果用的白铁盒里，跟装过香水的小空瓶放在一起。旧报纸上除了广告、电讯、政治、时事以及其他各项人间事务以外，还有一颗珍珠，也就是报纸上所谓的杂俎栏。杂俎栏里有几篇故事，有的描写一个美国人怎样施展巧计赚了另一个美国人，有的描写著名歌唱家杜巴多拉·斯维斯特小姐怎样吃光一大桶牡蛎，没有沾湿靴子就翻过了安第斯[8]，另外还有一个小故事，非常适合于安慰阿玛兰达和其他艺术家的妻子。现在我把这个故事照抄如下：

“请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女儿注意。在克里斯多芬·哥伦布这个精力极其充沛而且极其勇敢的人所发现的美洲一个城市里，住着医生坦涅尔。这个坦涅尔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家，因此，他在地球上和葡萄牙就不是以科学家，而是以别具一格的艺术家闻名。他是美国人，同时又是普通人，既是普通人，早晚就必然会恋爱，有一回他果然这样做了。他爱上个美丽的美国女人，而且爱得神魂颠倒，不下于艺术家，爱到了有一次开药方，该写蒸馏水[9]而竟写成硝酸银[10]了，后来他求婚，终于结婚了。起初他同美丽的美国女人生活得非常幸福，结果违反蜜月的本质，把蜜月[11]延长，不是一个月而是六个月[12]。毫无疑问，坦涅尔是有学问的人，因而是最容易相处的人，要不是他在妻子身上发现一种可怕的恶习，他俩原会幸福地生活到死。坦涅尔太太的恶习就是她像一般人那样要吃东西。妻子这个恶习使坦涅尔感到痛心。‘我要重新教育她！’他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而且开始启发坦涅尔太太。起初他教她不吃早饭和晚饭，其次教她不喝茶。婚后一年，坦涅尔太太准备出来的午饭，已经不是四道菜，而是只有一道。成亲以后过了两年，她所吃的已经只限于少得出奇的一点点食物。她一昼夜吃下和喝下的营养品的分量开列如下：

盐 1喱[13]

蛋白质 5喱

脂肪 2喱

水（蒸馏过的） 7喱

匈牙利葡萄酒 11/23喱

————————————————————————

共计 161/23喱

“我们没计算气体，因为科学还不能确切地规定我们所需要的气体数量。坦涅尔胜利了，然而为时不久。在婚后生活的第四年，有个想法开始煎熬他，那就是坦涅尔太太所吃的蛋白质营养品太多了。他就越发出力训练她，要不是他觉得不再爱他的妻子，他也许就会达到目的，把五喱缩减为一喱或者零了。他是个爱美的人，因而不能不厌恶他的妻子。坦涅尔太太非但没有直到老死仍然是美国的美人儿，反而无缘无故，异想天开，变成美国木柴之类的东西，失去原有的姿色和智力，这表明，她虽然还适合于进一步训练，可是已经完全不适合过夫妇生活了。坦涅尔医生要求离婚。于是有学问的专家纷纷来到他家，从各方面考察坦涅尔太太，劝她到矿泉地去疗养，做体操，给她开食谱，认为他们可敬的同行的要求完全合法。坦涅尔医生送给同行兼专家们每人一枚金元，招待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于是……从那时候起，医生住在一个地方，他的妻子住在另一个地方了。可悲的故事！女人啊，你们常常成为伟人的灾难根源。女人啊，伟人身后往往缺乏子嗣，这岂不是你们的罪过？葡萄牙人啊，你们的良心负着一项责任，就是教育你们的女儿！不要把你们的女儿培养成破坏安乐家庭的人！！我讲完了。明天适逢主编诞辰，本报停刊一日。葡萄牙人啊！你们谁没有交足订报费，要赶快补交！”

“可怜的坦涅尔太太！”阿玛兰达看完这个小故事，轻声说，“可怜的女人！她多么不幸！啊，跟她相比，我多么幸福！我多么幸福啊！”

阿玛兰达暗自庆幸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比她更加不幸，就小心地把报纸叠好，放回盒子里，然后，想到她不是坦涅尔太太而心里高兴，就脱掉衣服，躺下睡觉了。

她一直睡到阿尔丰索·津扎加饿得不得了，跑来叫她，才醒过来。

“我想吃东西！”津扎加说，“穿上衣服，我亲爱的，到你的母亲[14]那儿去要钱。不过，顺便说一句[15]：我给你赔罪。我说得不对。刚才我去拜访俄国作家捷尔查文，他是跟另一个俄国作家莱蒙托夫一块儿来的。据捷尔查文说，有两本长篇小说用同一个书名《大海中的女梦游者》，可是内容完全不同。去吧，我的朋友！”

津扎加趁阿玛兰达穿衣服的时候，对她讲起他打算写个故事，顺便还提到，他写这个震动身心的故事也要求她作出点牺牲。

“牺牲不大，我的朋友！”他说，“你得凭我的口述把我的描写记下来，这至多破费你七八个钟头，然后你再把它誊清。顺便，把你对我所有作品的看法捎带着写在一张纸上。……你是女人，而我的大多数读者是女人。……”

津扎加说了点谎。并不是他的大多数读者都是女人，而是他的全部读者只有一个女人，因为阿玛兰达并不是“许多女人”，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你同意吗？”

“好，”阿玛兰达低声说，脸色煞白，往一本破烂的、老是丢在一旁没人理会的、盖满尘土的百科词典上倒下去，昏迷不醒了。……

“这些女人可真是怪！”津扎加叫道，“我说的对，我在《一千把火》里说过：女人这种生物对人类来说永远是个谜，永远使人惊奇！只要有一点点喜事，就能把她乐得晕倒在地！哎，女人的脾气呀！”

幸福的津扎加就在不幸的阿玛兰达面前跪下，吻她的额头。……

诸位女读者，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要知道，姑娘们和寡妇们，这些艺术家你们万万嫁不得！乌克兰佬说得好：“求主保佑，叫那些艺术家滚蛋吧！”与其住在“毒天鹅”最好的房间里，得到巴拉班达·阿里蒙达伯爵最好的庇护，姑娘们和寡妇们啊，还不如住在随便哪家卖烟草的小店里，或者索性在市上卖鹅的好。

真的，还不如这样好！

[1] 万·笛克（1599—1641），荷兰画家。在他的画像上，他歪戴着一顶黑色的宽边大帽子。

[2] 中世纪法国一个苦修的僧侣，曾参加十字军远征。——俄文本编者注

[3] 古希腊神话中太阳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

[4] 原文为意大利语。

[5] 《旧约》中一个美丽、贞节而被诬为不贞的女人。

[6]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小歌剧巨匠。

[7] 捷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

[8] 拉丁美洲的山脉，不是江河湖泊。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蜜月比平常的月短，蜜月只有20天零5个钟头15分又16秒。——作者注

[12] 不可能！——作者注

[13] 一喱等于0.062克。

[14] 原文为西班牙语。

[15] 原文为法语。

托莱多[1]的罪人

译自西班牙文

“兹有女妖一名，自称玛丽雅·斯巴兰佐，若有人指出其目前所在地点，或将该女妖不论死活送交法院，则该人所犯罪恶均将予以赦免。”

这个布告由巴塞罗那[2]的主教和四名法官联名签署。颁发布告的日子老早已经过去，然而那段时期在西班牙历史上，也许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却永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巴塞罗那全城的人都读了这个布告。搜查开始。有六十名女人被捕，因为她们貌似捉拿中的女妖。女妖的亲戚们统统受到拷问。……当时存在着一种可笑的同时又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女妖有一种本领，能够变成猫狗或者其他的动物，而且必然生着黑毛。据说，猎人们常常把猛扑过来的动物的一个爪子砍下，带回家去做战利品，然而临到打开猎物袋，却发现其中只有一只血污的手，而且认出就是自己妻子的手。巴塞罗那的居民们把黑猫和黑狗一概打死，然而并没有在这些不必要的蒙难者身上找出玛丽雅·斯巴兰佐来。

玛丽雅·斯巴兰佐是巴塞罗那城一个大商人的女儿。她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她从父亲身上继承了法国人的无忧无虑以及在法国女人身上显得那么动人的无限欢畅的心境。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了纯西班牙人的肉体。她相貌美丽，永远兴高采烈，头脑聪明，在西班牙那种快活的悠闲生活和艺术里消磨岁月，直到二十岁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幸福得跟孩子一样。……她是在正好满二十岁的那天，嫁给斯巴兰佐的。那个人在巴塞罗那全城以航海家闻名，相貌极其英俊，据说是个极有学问的西班牙人。她是因为爱他才嫁给他的。她丈夫对她发誓说，如果她跟他一起生活感到不幸福，那他就会自杀。他神魂颠倒地爱她。

婚后第二天，她的命运就决定了。

黄昏时分，她从丈夫家里出来，去找她母亲，不料迷了路。巴塞罗那是个大城，并不是每个西班牙人都能给您指出从本城这一头到那一头该怎样走才最近便。她遇见一个年轻的修士。

“到圣马克街去该怎么走？”她对修士说。

修士站住，一面心里思忖，一面开始打量她。……太阳早已下山。月亮已经升上来，把冷冰冰的光投在玛丽雅美丽的脸上。怪不得歌颂女人的诗人常常提到月亮！女人在月光下美丽一百倍。由于玛丽雅走路很快，她美丽的黑发披散在肩膀上，盖住她深深呼吸着的、隆起的胸脯。……她伸出手来抓住脖子上的围巾，胳膊裸露到臂肘上。……

“我凭圣扬瓦利的血起誓，你是女妖！”年轻的修士忽然无缘无故地说。

“如果你不是修士的话，我就会认为你是喝醉酒了！”她说。

“你是女妖！！”

修士咬着牙吐出一句咒文。

“刚才跑到我前头去的那条狗，到哪儿去了？那条狗变成你了！我看得出来！……我知道。……我还没满二十五岁，就已经揭发过五十个女妖。你是第五十一个。我是奥古斯丁[3]。……”

修士说完这话，在胸前画个十字，回转身走去，不见了。

玛丽雅知道奥古斯丁。……她在父母家里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事。……她知道他最热中于灭绝女妖，而且写过一本学术著作。他在那本书里诅咒女人，痛恨男人，因为男人是由女人生出来的。玛丽雅走出半俄里远，再一次遇见奥古斯丁。那儿有一所大厦，上边刻着一长行拉丁字，从大门里走出四个黑人影。这四个人影让她从面前走过去，然后跟着她走。她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奥古斯丁。他们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

她遇见奥古斯丁以后，过了三天，斯巴兰佐家里来了一个人，穿着黑衣服，脸孔虚胖，胡子刮光，从一切迹象看来大概是法官。这个人吩咐斯巴兰佐立刻到主教那儿去。

“你的妻子是女妖！”主教对斯巴兰佐宣布道。

斯巴兰佐脸色变白了。

“你要感谢上帝！”主教继续说，“有一个人，上帝赐给他宝贵的才干，善于在人身上发现恶魔，如今他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了你的眼睛。他看见她怎样变成黑狗，黑狗又怎样变成你的妻子。……”

“她不是女妖，她是……我的妻子！”吓呆的斯巴兰佐喃喃地说。

“她不可能是天主教徒的妻子！她是撒旦[4]的妻子！你这个不幸的人，难道至今还没发现她已经不止一次为恶魔对你变心吗？你回家去，马上把她带到这儿来。……”

主教是很有学问的人。他认为女人[5]这个词就是由信仰[6]和少量[7]两个字合成的，这倒似乎颇有道理：女人不大信教。……

斯巴兰佐脸色变得比死尸还白。他走出主教的房间，抱住头。现在上哪儿去，对谁去说玛丽雅不是女妖呢？修士们相信的事，谁还能不相信？如今整个巴塞罗那都会相信他妻子是女妖了！整个巴塞罗那！再也没有一件事比叫蠢人相信荒唐事更便当的了，而西班牙人就都愚蠢！

“再也没有一个民族比西班牙人更愚蠢的了！”当初斯巴兰佐的做医生的父亲临终的时候对他说过，“要藐视西班牙人，不要相信西班牙人所相信的东西！”

斯巴兰佐相信西班牙人所相信的东西，然而不相信主教的话。他很了解他的妻子，相信女人只有到老年才会变成女妖。……

“那些修士要烧死你，玛丽雅！”他从主教那儿回到家里，对妻子说，“他们说你是女妖，叫我把你带到那儿去。……你听我说，我的妻子！你要真是女妖，那就求上帝跟你同在！你索性变成黑猫，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不过要是你身上没有恶魔，我就不把你交给修士。……他们会给你戴上狗颈套，不让你睡觉，直到把你屈打成招为止。如果你是女妖，你就逃跑吧！”

玛丽雅没变成黑猫，也没逃跑。……她光是哭，开始祷告上帝。

“你听我说！”斯巴兰佐对痛哭的妻子说，“我那去世的父亲对我说过，新时代很快就会到来，人们会嘲笑那些相信有女妖的人。我的父亲不信神，然而他说的永远是真理。那么你得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等着那个时代来临。……很简单！我哥哥赫利斯托福尔有一条船，目前在港口修理。我把你藏在那条船里，你不要从船里出来，要等着我父亲说过的那个时代到来。……那个时代，用他的话来说，很快就会到来的。……”

当天傍晚玛丽雅已经坐在那条船的舱底。她又冷又怕，不住颤抖，听着波涛的澎湃声，心焦地等候斯巴兰佐父亲所说的那个妙不可言的时代来临。

“你妻子在哪儿？”主教问斯巴兰佐说。

“她变成黑猫，从我身边跑掉了！”斯巴兰佐撒谎道。

“我早就料到，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么一着！不过那也没关系。我们会找到她的。……奥古斯丁的伟大才干！啊，神奇的才干！你自管放心去吧，下一次不要娶女妖为妻了！以往有过些例子，说明恶魔会从妻子身上转移到丈夫身上去。……去年我就烧死过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因为接触有恶魔附体的女人而不由自主地把灵魂交给撒旦了。……你去吧！”

玛丽雅在那条船里守了很久。斯巴兰佐每天晚上去探望她，给她送去一切用品。她住了一个月，两个月，住到第三个月，可是她所盼望的那个时代却没来临。斯巴兰佐的父亲所说的话是正确的，可是要对付迷信，几个月却不够。迷信跟鱼一样活得久，要持续好几百年。……玛丽雅渐渐习惯她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嘲笑修士，把他们叫做乌鸦了。……要不是发生了一件可怕而又没法挽救的祸事，她还会活很久，也许会照赫利斯托福尔所说的那样乘着修好的船漂洋过海，远离愚蠢的西班牙，到遥远的国度去呢。

主教的布告不仅在巴塞罗那居民们手里流传，而且张贴在所有的广场和市场上，连斯巴兰佐也得到一张。斯巴兰佐读完这个布告，沉思不语。布告的结尾应许赦免罪恶，引起了他的注意。

“有罪可以得到赦免，倒是件好事呢！”斯巴兰佐叹道。

斯巴兰佐认为他自己是个大罪人。他的良心上负担着一大堆罪恶，有许多天主教徒就是因此受到火刑，或者死于拷打之下的。斯巴兰佐青年时代住在托莱多。当时托莱多是术士和魔法师汇合的地点。……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数学在那里比在欧洲任何地方都发达。在西班牙城市里，从数学到魔法只要跨出一步就行了。……斯巴兰佐在父亲指导下也搞过魔法。他解剖动物的内脏，收集罕见的杂草。……有一次他在铁臼里捣碎一种什么东西，不料铁臼里发出可怕的爆响，跟着冒出一股淡蓝色火焰，就是魔鬼来了。他在托莱多的生活充满这类罪恶。父亲死后，斯巴兰佐离开托莱多，不久就感到良心非常不安。一个年老而很有学问的修士兼医生对他说，如果他不立下一种非同小可的功劳，足以使他的罪恶获得赦免，他的罪恶就永世得不到宽恕。斯巴兰佐为要罪恶得以赦免，情愿牺牲一切，只求他的灵魂能摆脱托莱多可耻生活的回忆，逃脱地狱就好。要是当时西班牙出售免罪符，他就情愿拿出一半家产去买。……要不是他的工作阻挠他，他就会动身，徒步走到圣地去了。

“如果我不是她的丈夫，我就会把她交出去……”他读完主教的布告以后暗自想道。

他头脑里反复想着，他只要说出一句话，他的罪恶就可以得到赦免了。这个想法弄得他昼夜不得安宁。……他爱他的妻子，非常爱她。……要不是这种爱情，这种为修士们以至托莱多医生们极其看不起的弱点，说不定事情倒真不妨这么办。……他把布告拿给哥哥赫利斯托福尔看。……

“如果她是女妖，而且不这么漂亮，”他哥哥说，“那我就会把她交出去。……罪恶得以赦免，总是好事嘛。……不过，要是我们等玛丽雅死了，再把她的死尸交给那些乌鸦，我们倒也不吃亏呢。……让他们去焚烧死人好了。……反正死人不会觉得痛。将来我们老了，她就会死掉，我们呢，到了老年也需要让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了。……”

赫利斯托福尔说完这些话，就哈哈大笑，在他弟弟肩膀上捶一下。

“我可能死得比她早呢，”斯巴兰佐说，“不过我凭上帝起誓，假如我不是她的丈夫，我就会把她交出去！”

这次谈话后过一个星期，斯巴兰佐在那条船的甲板上走来走去，嘴里嘟哝道：

“哎，要是她死掉就好了！她活着，我不能把她交出去，我不干！不过她死了，我就把她交出去！那我就会蒙骗那些该死的老乌鸦，从他们那儿得到赦免了！”

于是愚蠢的斯巴兰佐把他可怜的妻子毒死了。……

玛丽雅的尸首由斯巴兰佐送交法院，由法院焚化了。

斯巴兰佐在托莱多所犯的罪恶得到赦免了。……其实他被赦免的罪恶是他学习过给人看病，研究过科学，而这种科学后来叫做化学。主教称赞他，把他自己的著作送给他一本。……有学问的主教在这本书里写道，魔鬼常常附在黑发女人身上，因为黑发是魔鬼的颜色。

[1] 西班牙的城名。

[2] 西班牙的城名。

[3] 这个姓影射历史上的奥古斯丁（354—430），北非洲希波主教，宗教黑暗势力的疯狂宣传者，号召教会残酷镇压异教徒，写有宗教著作《天主之城》等。

[4] 即恶魔。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一八八二年

我忘了！！

伊凡·普罗霍雷奇·加乌普特瓦赫托夫原是个灵活利索的中尉，擅长跳舞，又是追求女性的能手，如今却已经成为又胖又矮而且瘫痪过两次的地主了。有一天，他替他妻子买东西，忙得劳累不堪、筋疲力尽后，走进一家大的乐器商店里，要买乐谱。

“您好！……”他走进商店里，说，“请您费心给我拿……”

一个矮小的日耳曼人站在柜台里边，这时候对他伸出脖子来，脸上现出笑吟吟的问号。

“请问，您要买什么？”

“请您费心给我拿……天气好热啊！这样的气候简直叫人没法子！请您费心给我拿……嗯嗯……给我拿……嗯……请您费心……我忘了！！”

“您再想一想，先生。……”

加乌普特瓦赫托夫抿紧嘴唇，小小的额头上皱出许多纹路，抬起眼睛来沉思不语。

“我忘了！！这真是鬼记性啊，求主宽恕我这样说！喏……喏……请您费心给我拿……嗯……我忘了！！”

“您再想一想，先生！”

“我本来对她说过：你写下来！她偏不写。……她干吗不写呢？我总不能样样都记住嘛。……不过，也许您知道吧？那是一首外国曲子，弹起来响亮得很。……啊？”

“这样的曲子，您知道，我们这儿有很多呢，所以……”

“嗯，是啊。……当然了！嗯……嗯……让我想想看。……哎，这可怎么办？我买不到这首曲子就没法回家去。娜嘉，也就是我的女儿，要闹个没完了。要她弹琴而又没有乐谱，您知道，那可不方便……那她就弹不好！她本来有乐谱，不过，实不相瞒，我一不小心把煤油泼在乐谱上，又生怕惹出一场争吵来，就悄悄把它丢在五屉柜后边了。……我可不喜欢女人家吵闹！她就叫我再买一本。……嗯，是啊。……嘿……好大的一只猫！”加乌普特瓦赫托夫说，伸出手去摩挲一只躺在柜台上的大灰猫。……它呜呜地叫起来，舒畅地伸个懒腰。

“挺好的猫。……看样子，它还是西伯利亚的种呢，坏东西！……这倒是良种的猫，小坏包。……它是公猫还是母猫？”

“公猫。”

“咦，你看什么？丑嘴脸！傻瓜！老虎！你捉老鼠吗？咪呜，咪呜？……这真是该死的记性！……你好肥啊，小坏包！您能把它下的小崽子给我一只吗？”

“没有。……嗯。……”

“要不然我就带一只回去。……我的老婆最喜欢这些东西：猫！……现在可怎么办呢？我一路上都记得，可就是现在忘了。……记性不济了，完了！我老了，我的好年月过去了。……如今到死的时候了。……那首曲子弹起来响亮得很，很花哨，很庄严。……对不起……嗯……也许，我来唱一下吧。……”

“您唱吧……或者[1]……或者……或者吹口哨也成！……”

“在房间里吹口哨是罪过。……喏，我们那儿有个谢杰尔尼科夫，专爱吹口哨，吹啊吹的，后来就倾家荡产了。……您是日耳曼人还是法国人？”

“日耳曼人。”

“这我从您的相貌就看出来了。……幸好您不是法国人。……我不喜欢法国人。……他们嘴里老是嘘啊嘘的吹个不停……糟透了！打仗的时候，他们吃老鼠。……有个法国人在自己开的小铺里一天到晚吹口哨，到后来就把他的食品杂货一股脑儿吹到烟囱里去了！如今他欠下一身债。……连我这儿他也欠着二百卢布呢。……我有时候用鼻子哼几句。嗯。……对不起。……我要唱了。……等一等。我马上就唱。……咳。……我有点咳嗽。……嗓子眼里发痒。……”

加乌普特瓦赫托夫捻着手指头打了三个榧子，然后闭上眼睛，用假嗓唱起来：

“斗斗梯斗斗。……哈哈哈。……我唱的是男高音。……我在家里最常唱童高音。……对不起。……梯拉拉。……咳。……我的牙缝里不知卡了个什么东西。……呸！原来是一粒小谷子。……斗斗。……咳。……我多半感冒了。……我在酒店里喝了点凉啤酒。……特鲁鲁鲁。……就照这样一路高上去……然后，您知道，又低下来，低下来。……就这样忽上忽下的，后来又一步步上去，声音那么脆……斗斗梯……鲁鲁。……您听懂了吗？这时候接着是低音：古古古土土。……听懂了吗？”

“没听懂。……”

公猫惊讶地瞧着加乌普特瓦赫托夫，多半笑起来了，然后懒洋洋地从柜台上跳下去。

“没听懂？可惜。……不过我唱得也不对。……我全忘了，真叫人心烦！”

“那您就弹钢琴吧。……您会弹吗？”

“不行，我不会弹。……以前我倒拉过小提琴，只有一根弦，不过那也拉得不怎么样……马马虎虎。……我没好好学过。……我弟弟纳扎尔倒会弹琴。他学过。……教他弹琴的是法国人罗卡特，您也许知道，就是韦耐笛克特·福兰崔奇。……那个法国佬可真逗笑。……我们开玩笑，叫他拿破仑派。他生气了。……他说：我可不是拿破仑派……我是法国共和派。……他那模样，说实在的，也真是共和派。……简直生成一副狗嘴脸。……我那去世的父母什么也没教过我。……他们常说：你爷爷叫伊凡，你也叫伊凡，所以你一举一动都得像你爷爷：你得做军人，小坏蛋！你得跟火药打交道！！娇气，孩子……孩子……我，孩子……我，孩子，不许你娇里娇气！你爷爷多少是靠吃马肉活下来的，你也得吃马肉！你脑袋底下别垫枕头，要垫马鞍子！……现在我要是回到家里，那可够我受的！她们非把我吞下肚去不可！没买着乐谱，那可回去不得。……既是这样，那就再见！原谅我打搅您！……这架钢琴值多少钱？”

“八百卢布！”

“哎呀呀。……圣徒呀！这真叫作‘只顾买钢琴，出门没裤子穿’！嘿，嘿，嘿！八百卢布！！！讲究得很呢！再见了！希烈亨齐！盖本齐！[2]……您猜怎么着，有一回我在一个日耳曼人家里吃饭。……吃过饭后，我问一位先生，也是日耳曼鬼子：在德国话里，‘承赐盛宴，不胜感激之至’怎么说？他就对我讲了……讲了又讲。……对不起！……他是这么说的：‘伊赫·里贝·笛赫·丰·冈三·盖尔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我满心爱你！”站在柜台里边的日耳曼人翻译道。

“哎哟！我走到主人的女儿跟前，把这句话照样说了一遍。……她发窘了。……她差点发了歇斯底里呢。……要命啊！……再见吧！俗语说得好：脑筋太糊涂，苦了两条腿。……我就是这样。……凭这种糟糕的记性就得倒霉：多跑二十趟路！回头见！”

加乌普特瓦赫托夫小心地推开店门，来到街上，走出五步远，戴上帽子。

他把他的记性骂了几句，后来就沉思了。……

他暗想他会怎样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女儿、孩子怎样迎着他跑过来。……他的妻子把他买来的东西检查一遍，开口骂他，把他叫作一种什么动物，蠢驴或者笨牛什么的。……孩子们扑到糖果上，拼命损害他们已经吃坏的肠胃。……娜嘉走出房间，迎着他走过来，身上穿着浅蓝色连衣裙，打着粉红色领结，问道：“乐谱买了吗？”一听说“没买”，她就会骂她的老父亲，跑回她的小房间里去，锁上门，放声大哭，不肯出来吃饭。……后来她从房间里走出来，泪痕斑斑，愁眉苦脸，挨着钢琴坐下。起初她弹着悲伤的曲子，哽咽着，唱一首什么歌。……直到傍晚，娜嘉才渐渐高兴起来。终于，她最后一次长叹一声，弹出她喜爱的曲子：斗斗梯斗斗……

加乌普特瓦赫托夫使劲拍一下额头，像疯子似的回转身来，往那家商店跑去。

“斗斗梯斗斗，对了！”他一面跑进商店，一面哇哇地嚷，“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斗斗梯斗斗！”

“啊。……好，现在明白了。这就是李斯特[3]的狂想曲，第二号。……匈牙利的[4]……”

“对，对，对。……李斯特，李斯特！要是我说得不对，就叫上帝打死我，是李斯特！第二号！对，对，对。……好人呀！就是它！亲人呀！”

“是的，李斯特的曲子很难唱。……那么您要买哪一种，原本[5]还是简本[6]？”

“随便哪种都成！只要是李斯特，第二号就行！这个调皮的李斯特呀！斗斗梯斗……哈哈哈！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来！一准是它！”

日耳曼人从货架上取下乐谱本，连同一大叠价目表和广告卷在一起，把纸卷递给眉开眼笑的加乌普特瓦赫托夫。加乌普特瓦赫托夫付出八十五戈比，嘴里吹着口哨，走出去了。

[1] 原文为德语。

[2] 用俄语口音学说德语：您说吧！给我吧！

[3]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满是问号和惊叹号的一生

〔童年〕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什么孩子，是儿子还是女儿？很快就要受洗了吧？好大的男孩！可别让他掉在地上，奶妈！哎呀，哎呀！他摔跟头了！！他已经长出小牙了？他的淋巴腺肿了吧？把他手里的小猫拿过来，要不然它会抓伤他！你揪舅舅的小胡子！就这样揪！别哭！妖精来了！他已经会走路了！把他带走，他太不客气了！他在您那儿闯下了什么祸呀？！可怜的礼服！哦，没什么，我们来把它晾干就是！他把墨水瓶打翻了！睡吧，小胖子！他已经会说话了！哎，他简直是我们的心头肉！来吧，你给我们讲点什么！他差点让街上的马车轧死！把奶妈赶走！你别站在风口上！您该害臊才是，打这么小的孩子下得了手吗？别哭了！给他一块蜜糖饼干吧！

〔少年〕你走过来，我要揍你一顿！你这是在哪儿把鼻子弄破的？不要去打搅妈妈！你不小了！你现在不要上桌子，等一会儿再吃！把这课书念一念！不会念？那就站到墙角上去！你的功课得了一分啊！不要把钉子放在口袋里！为什么你不听妈的话？吃东西要有个样子！别拿手指头挖鼻子！是你打米佳的吗？淘气的家伙！你把《杰米扬的汤》[1]念给我听！你说这个字的第一格复数是什么？这加起来一减就行了！从教室里滚出去！不许你吃饭！现在该睡觉了！已经九点钟了！客人一来，他就胡闹！你胡说！把头发梳好！下桌子去，不准你再吃！快，把你的记分册拿出来！你的皮靴已经穿破了？！这么大的孩子还哇哇地哭，也不害臊！你这是在哪儿把制服弄脏的？你们这些孩子，谁也供不起！你又得了一分？话说回来，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不揍你？要是你再抽烟，我就把你从家里轰出去！容易[2]这个字的最高级是什么？最容易[3]？胡说！是谁把这酒喝掉的？孩子们，有人把一只猴子牵到院子里来了！您为什么把我的儿子一连留级两年？

〔青年〕你喝白酒还嫌太早！您讲一讲时代的连续性！太早了，太早了，年轻人！我在你们这种年纪，这样的事还一点也不懂呢！你还不敢当着你父亲的面抽烟？哎，真丢脸啊！尼诺琪卡问你好！我们拿朱理乌斯·恺撒来说吧！这儿是因此[4]？啊，我的宝贝儿！躲开，少爷，要不然我就去……告诉你爸爸！得了，得了……调皮的家伙！了不得，我嘴上已经长出唇髭来了！在哪儿？这是你画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娜嘉的小下巴真好看！您现在读几年级？您会同意，爸爸，我不能没有零用钱！娜达霞？我认得她！我到她家里去过！原来是你吗？哎，你啊，谦虚的人！让我吸一支烟吧！啊，但愿你知道我多么爱她就好了！她简直是天仙！我中学毕了业就跟她结婚！这跟您不相干，妈妈！我把我这首诗献给您！不要抽烟！我喝了三杯就已经醉了！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好哇！难道你没读过包尔恩[5]的作品？这不是余弦，而是正弦！切线在哪儿？宋卡的脚可不好看！可以吻你一下吗？咱们喝点酒，怎么样？好哇，我毕业了！记在我的账上吧！您借给我二十五卢布！我要结婚了，爸爸！可是我答应人家了！你昨天是在哪儿过夜的？

〔在二十岁和三十岁之间〕您借给我一百卢布吧！你读哪一系？我无所谓！上大学要用多少钱？便宜得很！到斯特烈尔那[6]去，再回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欠您多少钱？明天您要来啊！今天剧院里上演什么戏？啊，要是您知道我多么爱您就好了！您答应不答应？答应？啊，我的美人儿！揪着他的脖子把他轰出去！茶房！您喝赫烈斯白葡萄酒吗？玛丽雅，给我把腌黄瓜的盐汤[7]拿来！主编在家吗？我没有才能？这就怪了！那我靠什么生活呢？您借给我五卢布！到沙龙[8]去！诸位先生，天都亮了！我把她丢开了！您把礼服借给我！黄球打角[9]！我现在就已经醉了！我要死了，大夫！你借给我一点钱看病吧！我差点死了！！我瘦了？到亚尔[10]去，如何？犯不上！您给我找个工作吧！劳驾！哎哎哎……您真是个懒汉！难道可以来得这么迟吗？问题不在于钱！不，先生，就在于钱！我要开枪自杀了！完了！滚它的，都见鬼去吧！别了，卑鄙下流的生活！不过……不行！丽扎，是你吗？我算完了，妈妈！我已经活到头了！给我找个差事吧，舅舅！我的舅母[11]，马车来了！谢谢，我的舅舅！[12]不是吗，我变了，我的舅舅！挨了一顿臭骂吗？哈哈！请您写这件公文！你要结婚了吗？不行了！她呀，唉，嫁人了！大人！你介绍我跟你的外祖母认识一下，谢尔日！您真是漂亮呀，公爵夫人！您老了？得了吧！您要逼着我恭维您了！您给我在第二排留个座位！

〔在三十岁和五十岁之间〕完蛋了！有空缺吗？九张牌，缺王牌！七张红桃！该您发牌了，好舅舅！您真可怕呀，大夫！我的肝脏肥大？胡说！这些大夫收的诊费可真多！可是她能带来多少陪嫁钱呢？现在您不爱她，时间长了，您自会爱她！祝贺您的合法婚姻！我不能不打牌呀，我的心肝！是胃炎吗？是儿子还是女儿？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呢！嘻嘻嘻……我不知道！我赢钱了，我的心肝！我又输钱了，见鬼！是儿子还是女儿啊？长得跟爸爸……一模一样！我对你保证我不认识她！你别吃醋！我们走吧，方妮！要镯子吗？来一瓶香槟酒！祝您升官！谢谢[13]！应当怎么办才能瘦一点呢？我秃顶了？！别啰嗦了，丈母娘！是儿子还是女儿？我醉了，卡罗琳亨！让我吻你一下，小日耳曼女人！那个坏蛋又来找我的妻子了！您有几个孩子？帮帮这个可怜的人吧！您的女儿多么可爱呀！在报纸上，那些魔鬼，揭了我的底！！走，我要揍你，坏孩子！是你把我的假发揉乱的吗？

〔老年〕我们到矿泉地去疗养？你嫁给他吧，我的女儿！他愚蠢？得了吧！她跳舞不行，两条腿倒满好看的！吻你一下要花……一百卢布？！哎，你呀，小鬼！嘻嘻嘻！你要吃松鸡吗，姑娘？你啊，儿子，有点……不讲道德！您得意忘形了，年轻人！啧！啧！啧！我喜欢音乐！来一瓶香……槟……酒！你在读《小丑》[14]？嘻嘻嘻！我给孙子孙女带糖果来了！我的儿子挺好，不过想当年，我比他还要好呢！你，那黄金的岁月啊，到哪儿去了？我就连在遗嘱里也没有忘记你，艾莫琪卡！你看我这个人多么好！爸爸，把表给我！得了水肿病？真的吗？祝他升天堂！他的家属在哭吗？她穿上了丧服可真好看！他已经冒出难闻的气味来了！祝你的灵魂安息，诚实的劳动者！

[1]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包尔恩（1786—1837），德国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6] 莫斯科城郊的一个饭馆。

[7] 供醒酒用。

[8] 莫斯科的一个娱乐场所。——俄文本编者注

[9] 打台球的专门用语。

[10] 莫斯科城郊的一个饭馆。

[11] 原文为法语。

[12] 原文为法语。

[13] 原文为法语。

[14] 在彼得堡印行的一种带有色情味的幽默杂志。

自白，或奥丽雅、任尼雅、左雅

一封信

您，我亲爱的 [1]，我亲爱的而又难忘的朋友，在您可爱的信上顺便问我说，尽管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

我亲爱的！我是满心喜爱家庭生活的，我没结婚也只是因为命运这个恶棍不愿意让我结婚而已。这以前我大约有十五次准备结婚，可是没成功，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特别是我的生活，都要听命于机会，一切都要碰机会！机会就是暴君啊。我现在写出几个实例来说明我何以至今仍然在过这种可鄙的单身生活吧。……

第一个例子

那是六月间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像是最纯净的普鲁士蓝[2]。阳光在河面上闪烁，滑过沾着露水的青草。河面上和绿草地上似乎撒遍珍贵的钻石。鸟雀仿佛在照着乐谱唱歌。……我们在铺着黄沙的林荫路上散步，挺起幸福的胸膛，吸进六月间清晨的香气。树木那么亲切地瞅着我们，低声喁语，大概在对我们倾吐颇为美好温柔的话语。……奥丽雅·格鲁兹多甫斯卡雅（现在她已经嫁给你们县里警察局长的儿子了）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她那极小的小指在我的大手指上颤抖。……她两颊绯红，而她的眼睛……啊，我亲爱的，那真是一对美妙的眼睛呀！那对浅蓝色眼睛里闪着多少魅力、真诚、纯洁、欢乐、天真烂漫！我欣赏她那淡黄色的发辫，欣赏她小小的脚留在沙地上的小小的足迹。……

“我把我的一生，奥尔迦[3]·玛克辛莫芙娜，献给科学了，”我小声说着，生怕她的小指从我的大手指上滑掉，“在前面等着我的是教授的讲台。……我的良心上压着许多问题……科学的问题。……这是辛劳的生活，充满了忧虑和高尚的……该怎么说好呢？……喏，一句话，我将来要做教授。……我为人诚实，奥尔迦·玛克辛莫芙娜。……我不阔绰，不过……我需要一个生活的伴侣，有她在就会……”奥尔迦·玛克辛莫芙娜发窘了，低下眼睛，她的小指颤抖起来，“有她在就会……奥丽雅！您看一下天空！天空多么洁净啊……不过我的生活也那么纯洁，那么广漠无垠。……”

我的舌头还没来得及从这一大堆胡说八道里爬出来，忽然奥丽雅抬起头，从我手上抽回她的手去，拍起巴掌来。原来有些大鹅和小鹅迎面走过来。奥丽雅跑到鹅跟前，扬声大笑，向它们伸出小手去。……啊，那是一双什么样的小手呀，我亲爱的！

“嘎……嘎……嘎……”那些鹅开口了，撑起脖子，斜着眼睛看奥丽雅。

“鹅，鹅，鹅！”奥丽雅叫道，向一只小鹅伸出手去。

那只小鹅，别看年纪小，却聪明得很。它躲开奥丽雅的手，去找它爸爸，一只又大又蠢的雄鹅，而且看样子，向它爸爸告状了。雄鹅就张开翅膀。顽皮的奥丽雅又向另一只小鹅伸出手去。这时候出了一件可怕的事。雄鹅把脖子伛到地面上，嘴里嘶嘶地叫，像蛇似的，不怀好意地走到奥丽雅跟前来。奥丽雅尖叫一声，回转身就跑。雄鹅追着她不放。奥丽雅回头一看，就叫得越发厉害，脸色煞白。她又怕又急，那张美丽的、少女的小脸变了相。看样子，倒好像有三百个魔鬼在她身后追过来似的。

我赶紧跑到她那边去救她，举起手杖敲雄鹅的头。可恶的雄鹅仍然不顾一切，咬一下她那连衣裙的下摆。奥丽雅睁大眼睛，面孔变了样，周身索索地抖，倒在我的怀里。……

“您的胆子真是小！”我说。

“您快打雄鹅！”她说着，哭起来。……

那张吓坏的小脸上，纯朴的神情没有了，稚气的神情没有了，剩下的是一副蠢相！我受不了懦弱，亲爱的！我不能想象我会娶懦弱、胆怯的女人！

雄鹅把这件事断送了。……我把奥丽雅安慰得定下心来，就走回家去，那张懦弱得一副蠢相的小脸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心目中，奥丽雅就此失去一切魅力。我不再跟她来往了。

第二个例子

您，我的朋友，当然知道我是作家。天神在我的胸中点燃了圣火[4]，我认为我没有权利不拿起笔来。我是阿波罗的祭司。……我心脏的每一下跳动，我的一声声叹息，总之我的全身心，都献到缪斯[5]的祭坛上去了。我不住地写，写，写。……夺去我手里的笔，我就会死掉。……您笑了，您不信。……我起誓：真是这样的！

不过您，我亲爱的，当然知道，地球对艺术来说是个坏地方。世界广大而富饶，然而作家在这儿却没有立足之地。作家是永生永世的孤儿，流亡者，替罪羊，无倚无靠的孩子。……我把人类分成两部分：作家和嫉妒者。头一部分人写作，第二部分人却嫉妒得要死，千方百计跟头一部分人捣乱。就因为有那些嫉妒的人，我才遭了殃，现在还在遭殃，将来也仍然会遭殃。他们破坏我的生活。他们把持着作家业务方面的生杀大权，自称为主编和出版人，用尽全力想要埋没我们这班人。他们这些该死的！！

您听我说。……

有一段时期我追求过任尼雅·普希科娃。您，当然，记得这个可爱的、黑发的、喜好幻想的孩子。……现在她已经嫁给您的邻居卡尔·伊凡诺维奇·万采了（顺便说说[6]：在德语里“万采”的意思是……臭虫。您不要把这话告诉任尼雅，她会生气的）。任尼雅因为我是作家而爱上我。她跟我一样深深地相信我的使命。我的希望鼓舞她生活下去。不过当时她还年轻！她还不能理解上面提到过的那种划分：人是分成两部分的！她不相信这种划分！她不相信，于是我们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吹了。

当时我住在普希科娃家的别墅里。大家都认为我是未婚夫，任尼雅是未婚妻。我写作，她阅读。她是多么好的批评家呀，我亲爱的。她像阿里斯梯德[7]那样公正，又像老加图[8]那样严格。我总是把我的作品献给她。……任尼雅非常喜欢那些作品当中的一篇。任尼雅想看到它发表。我就把它寄到一家幽默杂志去。我是七月一日寄出去的，等着两个星期后的答复。七月十五日到了。我和任尼雅收到盼望中的杂志。我们赶紧拆开包装纸，把《邮箱》栏里的答复读一遍。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邮箱》栏里登着写给我的回答：“希连多沃村。玛·巴先生：您连一丁点才能也没有。鬼才知道您乱写些什么！您不必白糟蹋邮票，也不要再来打搅我们了。您干点别的事吧。”

哎，真是荒唐呀。……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傻瓜们写的。

“嗯嗯嗯……”任尼雅鼻子里哼着。

“简直是些……混蛋！！！”我嘟哝说，“您看如何？您，叶甫盖尼雅·玛尔科芙娜，现在想到我划分两种人的说法就会微笑了吧？”

任尼雅沉思不语，打了个呵欠。

“话说回来，”她说，“也许您真的没有才能！这种事他们比较了解。去年费多尔·费多塞耶维奇跟我一块儿整个夏天都在钓鱼，您却不住地写，写，写。……那是多么乏味啊！……”

您瞧瞧！我和她一块儿在写作和阅读当中度过那么多无眠的夜晚，她却居然说出这种话来！我们双方对缪斯做出那么多的牺牲，结果居然会这样。……啊？

任尼雅对我的写作生活冷淡，因而对我本人也冷淡。我们就分手了。事情也不能不这样。……

第三个例子

您，我难忘的朋友，当然知道，我是非常喜爱音乐的。音乐就是我的嗜好，使我着魔的东西。……莫扎特、贝多芬、肖邦、门德尔松、古诺这些名字，不是普通人的名字，而是巨人的名字！我喜欢古典音乐。我讨厌滑稽歌剧，就跟讨厌轻松喜剧一样。我是严肃歌剧最经常的看客。霍赫洛夫、柯切托娃、巴尔察尔、乌萨托夫、柯尔索夫[9]……都是了不起的人！我却不认得那些歌唱家，我感到多么遗憾！要是我认得他们，我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他们倾吐衷曲。去年冬天我去看歌剧的次数特别多。我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同彼普西诺夫家的人一块儿去。可惜您不认识这可爱的一家人！每年冬天，彼普西诺夫一家人总在剧院里订下包厢。他们满心喜爱音乐。……给这个可爱的家庭增添光彩的是彼普西诺夫上校的女儿左雅。她是个好姑娘，我亲爱的！单是她那玫瑰色的小嘴唇就足以使我这样的人神魂颠倒！她苗条，美丽，聪明。……我爱她。……我爱得发疯，热烈，不知怎么才好！……我跟她坐在一块儿，我的血就沸腾。您微笑了，我亲爱的。……您微笑吧！您不了解作家的爱情，这种爱情在您是生疏的。……作家的爱情无异于埃特纳[10]加上维苏威[11]。左雅爱我。她的眼睛老是瞅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经常寻找她的眼睛。……我们很幸福。……我们离结婚只差一步了。……

可是我们遭殃了。

《浮士德》正在上演。《浮士德》，我亲爱的，是古诺写的，而古诺是最伟大的音乐家。我去剧院的路上，决定等到第一幕上演就向左雅吐露爱情，反正我看不懂第一幕。……伟大的古诺不该写那第一幕！

歌剧开演了。剧院休息室里只剩下我和左雅。她在我身旁坐着，由于期待和幸福而不住发抖，心神恍惚地玩弄她的扇子。在傍晚的灯光下，我亲爱的，她真漂亮，漂亮极了！

“这个序曲，”我表白爱情道，“引起我的遐想，左雅·叶果罗芙娜。……它勾起那么多的感情，那么多呀。……我听着，心里热乎乎的。……我渴望一种什么东西，我听着。……”

我打了个嗝，接着说：

“我渴望那么一种特别的东西。我渴望人世间所没有的东西。……是爱情吗？是激情吗？对，大概就是……爱情……”我打个嗝，“对，就是爱情。……”

左雅微微一笑，难为情了，开始用力摇扇子。我打个嗝。我恼恨自己打嗝！

“左雅·叶果罗芙娜！您说吧，我求求您！您熟悉这种感情吗？”我打个嗝，“左雅·叶果罗芙娜！我在等着回答呀！”

“我……我……不懂您的意思。……”

“这是因为我忽然打起嗝来了。……一会儿就会过去。……我说的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感情，这种感情……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喝点水吧！”

“我先得表白我的爱情，然后我才能到饮食部去，”我暗自想着，就继续说，“我把话说得短点。左雅·叶果罗芙娜……您当然已经注意到……”

我打个嗝。我恼恨自己不断打嗝，就咬住自己的舌头。

“您，当然，已经注意到……”我打个嗝，“您认识我将近一年了。……嗯。……我是个诚实的人，左雅·叶果罗芙娜！我是个爱好工作的人！我不阔绰，这是实在的，不过……”

我打个嗝，跳起来。

“您喝点水吧！”左雅劝我说。

我在长沙发旁边走了几步，用手指头按住喉咙，可是又打了个嗝。我亲爱的，我的处境可真糟透了！左雅站起来，往包厢那边走去。我就跟着她走。我把她送进包厢里，打个嗝，往饮食部跑去。我喝下大约五杯水，打嗝的次数似乎略微少点了。我吸完一支纸烟，往包厢那边走去。左雅的弟弟站起来，把他的位子让给我，就在我的左雅身旁。我坐下去，可是立刻……打个嗝。过了将近五分钟，我又打个嗝，听起来有点特别，声音干哑。我就起来，在包厢门旁站住。我亲爱的，与其在我热爱的女人耳旁打嗝，还不如在门口打嗝好！我打了个嗝。隔壁包厢里有个中学生瞧着我，大声笑起来。……他这个坏小子，笑得那么起劲！我恨不得把这乳臭未干的坏蛋的耳朵连根揪掉才好！舞台上演唱伟大的《浮士德》，他居然发笑！这是大逆不道！是啊，我亲爱的，当初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比他强得多。我正暗自咒骂无礼的中学生，不料又打个嗝。……邻近包厢里的人们都笑起来。

“再来一次！”[12]那个中学生压低喉咙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彼普西诺夫上校凑近我的耳朵嘟哝道，“您尽可以到家里去打嗝嘛，先生！”

左雅脸红了。我又打个嗝，就发疯般地捏紧拳头，跑出包厢。我开始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我走啊，走啊，走啊，然而老是打嗝。我什么东西没吃，什么东西没喝啊！临到第四幕开场，我啐口唾沫，索性回家去了。等我回到家里，仿佛故意捣蛋似的，偏偏不再打嗝了。……我敲着我的后脑勺，叫道：

“现在你打嗝啊！现在你尽可以放心打嗝，你这个挨人嘘的未婚夫！不，你不是挨人嘘！不是人家嘘你，是……你紧着打嗝嘛！”

第二天，我照例到彼普西诺夫家里去。左雅没出来吃饭，却吩咐人转告我说她有病，不能跟我见面。彼普西诺夫絮絮叨叨地讲起有些年轻人不善于在社交场所举止得体。……这个蠢货！他就不知道打嗝的器官不依赖于意志的刺激。刺激，我亲爱的，就是原动力。

“如果您有女儿的话，”彼普西诺夫吃过饭后对我说，“您肯把她嫁给一个在社交场所居然不住打嗝的人吗？啊？怎么样？”

“我肯……”我嘟哝说。

“那可不对啊，先生！”

左雅和我的事就此吹了。她不能原谅我打嗝。我遭殃了。

您还要我另外再给您写二十个例子吗？

我倒愿意写，可是……够了！我两鬓的血管胀大，眼泪扑簌簌地淌下来，肝脏翻腾不停。……作家同行们，我们的命运颇有不祥之处啊！[13]请允许我，我亲爱的，祝您万事如意！我握您的手，并且问候您的波里亚。他，我听说，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应该赞美他！只是可惜，他喝烈酒。（这不是指责，我亲爱的！）祝您健康和幸福，我亲爱的，请您不要忘记您有一个最恭顺的仆人。

玛卡尔·巴尔达斯托夫

[1] 原文为法语。

[2] 一种蓝色颜料。

[3] 奥尔迦是正名，奥丽雅是小名。

[4] “圣火”，指天才。

[5] 诗神，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九个女神之一。

[6] 原文为法语。

[7] 阿里斯梯德（前540—前467），雅典政治家和统帅，号称“公正的人”。——俄文本编者注

[8] 老加图（前234—前149），罗马执政官，极严格地卫护古罗马风习。——俄文本编者注

[9] 都是俄国的歌唱家，莫斯科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霍赫洛夫唱男中音，柯切托娃唱花腔女高音，巴尔察尔唱男高音，乌萨托夫唱男低音，柯尔索夫唱男中音。——俄文本编者注

[10] 意大利著名的火山。

[11] 意大利著名的火山。

[12] 原文为拉丁语。

[13] 这一句引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在医院里》。——俄文本编者注

绿沙滩

短小的长篇小说

第一章

在黑海岸边，我的日记里和我的男女主人公的日记里都称之为“绿沙滩”的小地方，立着一座漂亮的别墅。从建筑师的观点看来，从喜爱一切严谨的、完善的、有气派的东西的人的观点看来，这个别墅也许一无是处，不过用诗人和画家的观点来看，它却美得出奇。我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具有谦虚的美，因为它并不由于自己美而把四周的美都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它一点也不发散大理石的凉气和圆柱的傲气。看上去它显得亲切、温暖，颇有浪漫意味。……它坐落在亭亭玉立的银白色杨树当中，带着小塔和尖塔，四周是锯齿形围墙和高杆，看起来像是中世纪的建筑物。我瞧着它，就想起德国那些感伤主义的长篇小说，以及其中的骑士、城堡、哲学博士、神秘的伯爵夫人。……这个别墅建在山上。别墅四周是草木葱茏的园子，其中有林荫路，有喷泉，有温室。下边，山脚下，是严峻的、碧波荡漾的海洋。……空中常常刮来潮湿而迷人的微风，鸟雀的叫声多种多样，天空永远晴朗，海水清澈见底，这真是个美妙的小地方！

别墅的女主人玛丽雅·叶果罗芙娜·米克沙德节是公爵夫人，她丈夫不是格鲁吉亚人就是彻尔克斯人。她年纪在五十岁上下，身量高而丰满，从前无疑地是著名的美人。她是善良、可爱、好客的女人，可是性情过于严厉。然而与其说她严厉，不如说她任性。……她用好酒和好菜款待我们，借给我们大把的钱，同时却又把我们折磨得很苦。礼节是她特别看重的事。她特别看重的另一件事，就是她是公爵夫人。她念念不忘这两件事，总是做得非常过火。比方说，她脸上从来也不带笑容，这多半是因为她认定对她来说，而且一般地对贵妇[1]来说，微笑是不成体统的。谁哪怕只比她小一岁，谁就是小娃娃。贵族的门第依她看来是一种美德，除此以外一切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她的仇敌是轻薄和浮躁，她喜爱沉默寡言，等等，等等。有时候，我们几乎受不了这个夫人。要不是她的女儿，也许现在我们就未必会乐于回忆绿沙滩了。那个善良的女人在我们的回忆中成为一个最灰色的斑点。给绿沙滩增添光彩的是玛丽雅·叶果罗芙娜的女儿奥丽雅。奥丽雅是个大约十九岁的金发姑娘，生得娇小，苗条，俊俏。她活泼而不愚蠢。她擅长绘画，研究植物学，法国话讲得很好，德国话却讲得差，读很多书，跳起舞来不下于脱西库[2]本人。她在音乐学院学过音乐，钢琴弹得很不坏。我们这些男人都喜欢这个碧眼的姑娘，我们倒不是“爱上”她，而是喜欢她。我们这些人都觉得她像是亲人，自己人。……绿沙滩缺了她，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缺了她，绿沙滩的诗意就不圆满。她无异于可爱的风景画上一个美貌的女人，而我是不喜欢没有人的图画的。海洋的波涛声和树木的飒飒声本来就很好听，不过要是再加上奥丽雅的女高音，以及我们这些男低音和男高音的伴唱和钢琴的伴奏，那么海洋和园子就变成人间天堂了。……我们都喜欢公爵小姐。事情也不能不是这样。我们都管她叫作我们这伙人的女儿。奥丽雅也喜欢我们。她乐于跟我们这伙男人交往，只有在我们当中才感到心情畅快。每逢我们不在她身旁，她就容貌憔悴，不再歌唱。我们这伙人有的是客人，也就是绿沙滩的夏季房客，有的是邻居。第一种人当中有亚科甫金医师，有敖德萨城的报纸工作人员穆兴，有物理学硕士菲威依斯基（现在他做副教授了），有三个大学生，有画家契诃夫[3]，有哈尔科夫城的一个男爵和法学家，还有以前做过奥丽雅家庭教师的我（那时候我教她说很差的德国话，还教她捕捉金丝雀）。每年五月，我们在绿沙滩聚会，整个夏天那座中世纪城堡的多余房间和所有的厢房都由我们住满。每年三月间总有两封信寄来，约我们到绿沙滩去，其中一封是公爵夫人写的，措辞庄重而严厉，充满教诲，另一封是怀念我们的公爵小姐写的，内容很长，兴致勃勃，充满各式各样的计划。我们就到那儿去做客，直到九月间才走。邻居们每天都到我们这儿来，有退役的炮兵中尉叶果罗夫，是个年轻人，两次报考军事学院，两次都落第了，他是头脑聪明、读书很多的人；还有学医的大学生柯罗包夫[4]和他的妻子叶卡捷莉娜·伊凡诺芙娜；还有地主阿列乌托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地主，有的是退役军人，有的还没退役，有的快活，有的乏味，有的是浪子，有的是废物。……整个夏天，这一大帮人无休无止、日日夜夜地吃啊，喝啊，弹琴啊，唱歌啊，放焰火啊，说俏皮话啊。……奥丽雅十分喜欢这帮人。她叫啊喊的，转来转去，比大家都闹得厉害。她成了这伙人的灵魂。

每天傍晚，公爵夫人把我们召集到客厅里去，涨红脸，指责我们的行为“不成体统”，把我们羞辱一场，赌咒说我们把她闹得头都痛了。她喜欢教训人，讲得恳切，深深相信她的教诲对我们有益。挨骂最厉害的是奥丽雅。按她的看法，罪魁祸首就是奥丽雅。奥丽雅怕母亲。她尊重母亲，站在那儿听她的教诲，一言不发，涨红脸。公爵夫人把奥丽雅看作小孩子。她罚奥丽雅站墙角，不准她吃早饭或者午饭。谁要给奥丽雅打抱不平，谁就是火上加油。要是可能的话，公爵夫人也会罚我们站墙角的。她打发我们去做晚祷，吩咐我们朗诵圣徒言行录，清理我们的内衣，干涉我们的私事。……我们屡次把她的剪刀拿走，后来不知放到哪儿去了，或者忘记把她的酒精放在什么地方，或者找不到她的顶针在哪儿。

“粗心的家伙！”她常常喊道，“你走过这地方，掉了东西也不拾起来！要拾起来！马上就拾！这是主打发你们来惩罚我。……躲开我！不要站在风口上！”

有时候我们为了逗乐，就由某人故意做错一件事。老太婆得到消息，就把他叫去。

“是你把花圃踩坏的吗？”法官开审道，“你怎么敢做这种事？”

“我一不小心……”

“闭嘴！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来，我问你？”

审判终于以开恩赦免并且让罪犯吻一下她的手而结束。等到法官走出房外，大家就哄堂大笑。公爵夫人从没对我们亲热过。她只有对老太婆和小孩子才说亲热的话。

我一次也没见过她面带笑容。有个衰老的将军每星期日都坐车到她家里来打纸牌，她总是小声对他保证说，我们虽然是些博士和硕士，有的是男爵、画家、作家，可是缺了她的聪明才智，我们就会完蛋。……我们也不打算反驳她。……我们暗想：就让她去自鸣得意吧。……要不是公爵夫人逼着我们至迟八点钟起床，至迟十二点钟上床，那么她这个人本来还不算讨厌。可怜的奥丽雅到十一点钟就得上床睡觉。顶嘴是不行的。不过，老太婆这么不近情理地侵犯我们的自由，我们也捉弄过她！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到她那儿去向她赔罪，给她写些罗蒙诺索夫风格的贺诗，为她画一个米克沙德节公爵家的树形纹章，等等。公爵夫人却对这一切信以为真，我们就扬声大笑。公爵夫人喜欢我们。每逢她对我们表示惋惜，说我们不是公爵，她总是很恳切地长叹一声。她已经跟我们混得很熟，把我们看作她的孩子了。……

她唯独不喜欢叶果罗夫中尉。她满心痛恨他，对他抱着极深的恶感。她所以接待他，只是因为她跟他有钱财上的往来，要顾全礼节罢了。从前中尉倒是受她宠爱的。他相貌英俊，善于说俏皮话，平时不大开口，又是军人（这一点公爵夫人看得很重）。然而有时候叶果罗夫有点怪脾气。……他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脑袋，开始恶狠狠地咒骂。他把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也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都挖苦一通。每逢他开口说刻薄话，公爵夫人就生气，把我们这些人统统赶出房外去。

有一次吃饭，叶果罗夫用拳头支着脑袋，没来由地讲起高加索的公爵们，后来从衣袋里取出一本《蜻蜓》，公然当着米克沙德节公爵夫人的面念出下面这一节文字：“梯弗里斯[5]是个好城。它具备好城市所应有的优点，例如在这个城里，‘公爵们’甚至扫街，在旅馆里擦皮靴……”等等。公爵夫人从桌旁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去了。后来他在她的追荐亡者名册[6]上写下我们的姓名，她就越发痛恨他。由于中尉渴望同奥丽雅结婚，而奥丽雅也爱上了中尉，这种痛恨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使人失望。中尉虽然不大相信他的渴望能够实现，可是仍然热切地渴望着。奥丽雅悄悄地爱着他，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只有她自己知道，外人几乎看不出来。……恋爱在她无异于走私，这种感情由残酷的禁令[7]压制着。她是不准恋爱的。

第二章

这个中世纪的城堡里差点发生一件中世纪的蠢事。

大约七年前，米克沙德节公爵还在世，他的好朋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卡省的地主柴希德节夫公爵到绿沙滩来做客。他是很富有的人。他一辈子寻欢作乐，而且是发疯般地寻欢作乐，可是尽管如此，他一直到死仍然是富翁。从前米克沙德节是他的酒友。他串通米克沙德节把一个姑娘从父母家里拐走，后来她就成了柴希德节夫公爵夫人。这件事把两个公爵联在一起，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柴希德节夫是带着儿子一起来做客的，那个青年生着暴眼睛，窄胸脯，黑头发，是中学生。柴希德节夫头一件事就是回忆往事，跟米克沙德节一块儿开怀畅饮，那个青年向奥丽雅献殷勤，当时她还是个十三岁的姑娘。这种献殷勤被人们发现了。他们的父母挤了挤眼睛，说青年和奥丽雅倒可以配成不坏的一对呢。两个喝醉酒的公爵就吩咐孩子们接吻，他们自己互相握手，也接吻。米克沙德节甚至感动得哭起来。“这是上帝成全的！”柴希德节夫说，“你有个女儿，我有个儿子。……这是上帝成全的！”

他们给孩子一人一枚戒指，让他们合照一张相。照片就挂在大厅里，惹得叶果罗夫很久心神不安。她呢，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俏皮话多得数也数不清。玛丽雅·叶果罗芙娜公爵夫人却郑重其事地给未来的夫妇祝福。双方的父亲闲得无聊而想出这么个主意，她觉得很满意。柴希德节夫父子走后过一个月，奥丽雅从邮局收到一批极其豪华的礼品。此后她每年都收到这类礼品。出人意外，年轻的柴希德节夫对这件事倒很严肃。他是个很不开展的人。他每年都到绿沙滩来，勾留整整一星期，却始终沉默不语，躲在自己房间里写情书，派人送给奥丽雅。奥丽雅读那些信，觉得怪难为情的。聪明的姑娘暗自惊讶，不明白这样大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蠢话来！他写的也真是些蠢话。……两年前米克沙德节死了。他临终对奥丽雅说了下面的话：“小心，你不要嫁给一个蠢货！要嫁给柴希德节夫。他是个聪明而有出息的人。”奥丽雅知道柴希德节夫的智力如何，不过她没反驳她的父亲。她答应父亲说她会嫁给柴希德节夫。

“这是我爸爸的意志啊！”她对我们说，口气有点自豪，倒好像她在完成一件盖世无双的丰功伟绩似的。她引以自豪的是，父亲带着她的诺言进了坟墓。这个诺言那么不同寻常，富于浪漫气息！

可是自然和理性占了上风：退役的中尉叶果罗夫在她眼前不断地转来转去，柴希德节夫在她眼里就一年年变得越来越愚蠢了。……

有一次，中尉大着胆子向她隐约透露他的爱情，她就要求他以后不要向她再提这件事，对他讲起她对父亲许下的诺言，过后她哭了一夜。公爵夫人每星期都给柴希德节夫写信，当时他住在莫斯科，在大学读书。她叮嘱他快点结束学业。“在我这儿做客的不是像你这样刚留胡子的人，他们都早已毕业了。”她在信上对他说。柴希德节夫在粉红色信纸上极其恭敬地给她写回信，用两页信纸说明要早于规定的期限结束学业是不可能的。奥丽雅也给他写信。奥丽雅写给我的信却比写给未婚夫的信好得多。公爵夫人相信奥丽雅日后会成为柴希德节夫的妻子，要不然她就不会容许女儿跟一伙调皮、轻薄、不信神、“不是公爵”的家伙在一起玩乐，“干些无聊的事”了。……在这方面她不容许有任何怀疑。……丈夫的意志在她就是神圣的意志。……奥丽雅也相信她将来会改姓柴希德节娃。……

然而这样的事却没发生。两个父亲的主张，临到快要实现的关头却垮台了。柴希德节夫的恋爱没有成功。这场恋爱注定以轻松喜剧的形式结束。

去年六月末，柴希德节夫来到绿沙滩。他这次来，已经不是在校读书的大学生，而是大学毕业生了。公爵夫人见到他，就庄严、隆重地拥抱他，对他冗长地教诲了一番。奥丽雅穿着华贵的连衣裙，这是特为迎接未婚夫而做的。仆人们从城里运来香槟酒，点起焰火，第二天早晨，凡是住在绿沙滩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议论结婚典礼，据说已经定在七月底举行了。“可怜的奥丽雅啊！”我们小声议论着，从房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气愤地瞅着我们所痛恨的那个东方人房间里朝着花园的窗子。“可怜的奥丽雅啊！”奥丽雅在园子里走来走去，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露出半死不活的样子。“我爸爸和妈妈要我这样做嘛！”她看到我们纷纷向她提出友谊的忠告，缠住她不放，就回答说。“可是这未免太愚蠢！荒唐得很！”我们对她嚷道。她耸耸肩膀，把充满悲伤的脸扭过去，不理我们。她的未婚夫坐在自己房间里，写出一封封温柔的信来，打发听差送到奥丽雅那儿去。他望着窗外，看见我们居然有胆量同奥丽雅谈话和周旋，不由得吃惊。他只有吃饭时候才从房间里走出来。临到吃饭，他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人也不看，干巴巴地回答我们问的话。只有一次他大着胆子讲了个可笑的故事，可是就连这个故事也因为陈腐而变得庸俗了。饭后，公爵夫人叫他坐在她身旁，教他玩辟开[8]。柴希德节夫玩得很认真，往往考虑很久，耷拉着下嘴唇，额头上冒出汗珠。……这种玩牌的态度使公爵夫人很满意。

有一次，吃过饭后，柴希德节夫玩一阵辟开，悄悄溜走，跑去找奥丽雅，她正往园子里走去。

“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他开口说，“我知道您不爱我。我们的结合，说真的，愚蠢得出奇。不过我，不过我希望您将来会爱我。……”

他说完这些话，很窘，就侧着身子走出园外，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叶果罗夫中尉待在自己庄园上，什么地方也不去。他受不了柴希德节夫。

星期日（柴希德节夫到此地以后的第二个星期日），似乎是七月五日，大清早，公爵夫人的外甥，一个大学生，到我们厢房里来对我们传达命令。公爵夫人命令我们今天傍晚都得装束整齐，穿黑衣服，打白领结，戴上手套，态度要严肃，要机灵，要风趣，要听话，要把头发卷得像狮子狗一样，不许吵吵闹闹，我们房间里要收拾得像样。绿沙滩上要举行一次类似订婚仪式的盛典。从城里运来了葡萄酒、白酒、冷荤菜。……伺候我们的仆人都给叫走，到厨房里干活去了。吃过中饭后，客人们纷纷光临，直待到夜深。八点钟，那是在划过船以后，舞会开始了。

跳舞之前，我们这些男人开了个会。在会上我们一致作出决定：不管怎样也要让奥丽雅摆脱柴希德节夫，即使这会使得我们闹出极大的乱子也在所不惜。开完会以后，我立刻动身去找叶果罗夫中尉。他住在自己庄园上，离绿沙滩二十俄里远。我坐着车到他那儿，碰上他在家，可是他成了一副什么样子啊！中尉喝得酩酊大醉，睡得像死人一样。我使劲推醒中尉，给他洗脸，穿好衣服，不顾他用脚踢人，开口骂人，还是把他带到绿沙滩来了。

十点钟，舞会正开得热闹。人们在四个房间里跳舞，两架上等的钢琴伴奏。在休息时间，园子里小山上，另一架钢琴弹奏起来。连公爵小姐也欣赏我们放的焰火。我们在园子里，海岸边，以至海洋远处的小艇上燃起焰火。房顶上，彩色缤纷的孟加拉焰火接二连三放起来，照亮整个绿沙滩。人们在两个餐厅里喝酒：一个设在园子的凉亭里，一个在正房里。这个傍晚的主人公显然是柴希德节夫。他跟奥丽雅跳舞，脸颊上泛起红晕，鼻子上冒汗，穿一件紧身的礼服，病态地微笑着，感到不自在。他一边跳舞，一边注意自己的舞步。他渴望多少显点什么本领，可又没有什么本领可显。事后奥丽雅对我说，她这天傍晚为可怜的公爵很难过。她觉得他可怜。以前他在大学里上每一堂课，以及躺下睡觉或醒来的时候，总是思念他的未婚妻，可是现在似乎已经预感到她要被人夺走了。……目前他瞧着我们，眼睛里充满祈求的神情。他已经预感到我们是强大而无情的对手了。

高脚酒杯已经准备好，公爵夫人频频看表，因此我们推断，举行正式典礼的庄严时刻临近，大概到十二点钟，柴希德节夫就会得到许可吻奥丽雅了。必须采取行动才行。十一点半钟，我在脸上扑了点粉，为的是显得白一点，再把我的领结扯歪，把头发揪乱，然后带着焦虑的脸色往奥丽雅跟前走去。

“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我抓住她的手，开口说，“看在上帝面上吧！”

“出了什么事？”

“看在上帝面上。……您不要害怕，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事情也不可能不闹到这个地步。这是本来应该预料得到的。……”

“到底怎么回事？”

“您不要害怕。……那个……看在上帝面上，我亲爱的！叶甫格拉弗[9]……”

“他怎么了？”

奥丽雅脸色苍白，睁着信任而亲切的大眼睛盯住我。……

“叶甫格拉弗就要死了。……”

奥丽雅身子摇晃了一下，用手指摩挲她苍白的额头。

“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我继续说，“他就要死了。……您救救他吧，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

奥丽雅抓住我的手。

“他……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在花园的亭子里。可怕呀，我亲爱的！不过……人家在看我们。我们到露台上去吧。……他没责怪您。……他知道您对他……”

“他……他怎么了？”

“不妙，很不妙！！”

“我们走吧。……我要去看他。……我不愿意他因为我……因为我……”

我们走出去，到露台上。奥丽雅膝盖往下弯。我做出擦眼泪的样子。……我们那伙人当中，不断有人带着苍白而忧虑的脸色和担惊受怕的神情跑过我们身旁。

“血止住了……”物理学硕士小声对我说，他的说话声刚好能让奥丽雅听见。

“我们去吧！”奥丽雅小声说，挽住我的胳膊。

我们就走下露台。……夜晚宁静而明亮。……钢琴声、乌黑的树木的飒飒声、草螽的唧唧声，合成一片悦耳的音响。下边，海洋里响着低缓的波浪声。

奥丽雅几乎走不动了。……她的腿往下弯，给她沉重的连衣裙裹住，难于举步。她周身发抖，心惊胆战，挨紧我的肩膀。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不能怪我……”她小声说，“我对您起誓，这不能怪我。爸爸要这么办嘛。……他应当明白才是。……他有危险吗？”

“我不知道。……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已经用尽一切办法。他是个好大夫，喜欢叶果罗夫。……我们到他那儿去吧，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

“我……我不会看见什么吓人的事吗？我害怕。……我看见了会受不了。他这么胡来是为什么？”

奥丽雅落泪了。

“这不能怪我……他得明白才是。我要给他解释清楚。”

我们走到凉亭跟前。

“就在这儿。”我说。

她闭上眼睛，两只手抓住我。

“我受不了……”

“您不要害怕。……叶果罗夫，你还没死吧？”我对着凉亭叫道。

“现在还没死。……什么事？”

在月光照耀下，中尉站在凉亭入口处，蓬头散发，由于饮酒过量而脸色惨白，身上穿着坎肩，纽扣都解开了。……

“什么事？”他又说一遍。

奥丽雅抬起头来，瞧见叶果罗夫。……她看看我，看看叶果罗夫，然后又看我。……我笑起来。……她脸色开朗了。她高兴得叫起来，往前迈出一步。……我心想她要生我们的气了。……可是这个姑娘不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人。……她往前迈出一步，迟疑一下，就往叶果罗夫那边扑过去。叶果罗夫赶紧扣上坎肩的纽扣，张开胳膊。奥丽雅就扑在他的怀里。叶果罗夫高兴得笑起来，把头扭到一旁去，免得对着奥丽雅呼吸，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句毫无意义的话。

“您没有权利干那种事。……这不能怪我，”奥丽雅喃喃地说，“这是我父母的主张。”等等。

我回转身，很快地往灯火辉煌的正房走去。

这当口，正房里客人们准备向未婚夫和未婚妻道喜，焦急地不住看表。……听差们拥挤在前厅里，端着托盘，托盘上放着酒瓶和酒杯。柴希德节夫急躁地用左手揉搓右手，抬起眼睛找奥丽雅。公爵夫人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寻找奥丽雅，想教她该怎样行礼，用什么话回答母亲，等等。我们那伙人在微笑。

“你知道奥丽雅在什么地方吗？”公爵夫人问我说。

“不知道。”

“那你去找一下。”

我走进园子里，背着手，绕着正房走了两圈。我们的画家吹起喇叭来。这意思是说：“你要留住她，别放她走！”叶果罗夫就在凉亭里发出猫头鹰的叫声。那意思是说：“好吧！我留住她！”

我走了一会儿，回到正房里。前厅里那些听差把托盘放在桌子上，空着手站在那儿，呆望着客人们。客人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住看表，而表上的长针已经指着一刻钟。钢琴不响了。所有的房间里都是一片深沉、恼人、冷清的肃静。

“奥丽雅在哪儿？”涨红脸的公爵夫人问我说。

“不知道。……她不在园子里。”

公爵夫人耸了耸肩膀。

“难道她不知道时候早已到了？”公爵夫人拉一下我的袖子问道。

我耸耸肩膀。公爵夫人从我面前走开，对柴希德节夫小声说了句什么话。柴希德节夫也耸肩膀。公爵夫人也拉一下他的袖子。

“蠢丫头！”她抱怨着，跑遍整个正房。女仆们和中学生们、公爵小姐的亲戚们顺着楼梯咚咚响地跑上跑下，往园子深处走去，纷纷寻找失踪的未婚妻。我也走进园子。我担心叶果罗夫留不住奥丽雅，破坏了我们原定的捣乱计划。我往凉亭走去。我白担心了！原来奥丽雅正坐在叶果罗夫身旁，伸出小小的指头在他眼前比划着，低声喁语，娓娓不倦。……等到奥丽雅停住嘴，叶果罗夫就开口喃喃地讲话。他向她灌输公爵夫人称之为“思想”的东西。……他每说完一句话就亲热地吻她一下。他不住地讲，随时凑过去吻她，同时又把他的嘴扭到一旁，生怕奥丽雅闻出他的酒气。他们双双感到幸福，显然忘记世上的一切，没有留意到时间在过去。我在凉亭门口站了一会儿，满心高兴，不愿意搅扰他们的幸福和安宁，就往正房走去。

公爵夫人急得支持不住，正在闻酒精。[10]她猜不出原因何在，生起气来，不好意思去见客人们和未婚夫。……她素来不动手打人，然而临到使女来报告她说到处找不到公爵小姐，她却打了使女一个耳光。客人们等了许久没喝到香槟酒，也没法贺喜，就微笑着，说些恶意中伤的话，然后又跳起舞来。

时钟敲一点钟，公爵小姐不见踪影。公爵夫人简直急疯了。

“这都是你们搞出来的把戏！”她走过我们这伙人当中任何一个人身旁，总压低喉咙抱怨说，“我要给她点厉害看看！她在哪儿？”

最后总算来了一个大恩大德的人，告诉她奥丽雅在什么地方。……这个大恩大德的人原来就是又小又胖的中学生，公爵夫人的外甥。中学生急急忙忙从花园里跑来，到公爵夫人跟前，在她膝头上坐下，勾住她的脖子，叫她低下头，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公爵夫人顿时脸色变白，咬住嘴唇，几乎咬出了血。

“在凉亭里吗？”她问。

“对。”

公爵夫人站起来，做出一副难看的脸相，近似勉强的微笑，向客人们申明道，奥丽雅头痛，请大家原谅，等等。客人们表示惋惜，匆匆吃完晚饭，开始分头走散。

到两点钟（叶果罗夫费尽心机，把奥丽雅留到两点钟），我在露台入口处一排夹竹桃矮树的后边站住，等着奥丽雅回来。我想看看奥丽雅的脸。我喜欢女人的幸福的脸。我想看一看对叶果罗夫的热爱和对母亲的恐惧怎样表现在同一张脸上，而且哪一种强烈些：是热爱呢，还是恐惧？夹竹桃的香气我没闻多久。奥丽雅很快就来了。我定睛瞧着她的脸。她慢慢地走着，略微提起连衣裙，露出一双小鞋。她的脸给月亮和路灯照得很清楚，路灯挂在树干上，灯光闪烁，破坏了月光。她的脸严肃而苍白。只有她的唇角上稍微流露一点笑意。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通常人们就是带着那样的眼神决定难题的。等到奥丽雅走上第一层台阶，她的眼睛就忙乱起来，左顾右盼：她想起母亲来了。她举起手微微碰一下揉乱的头发，游移不定地在第一层台阶上站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大起胆子往门口走去。……可是在这儿我注定要看见一个场面。……房门开了，奥丽雅苍白的脸给明晃晃的灯光照亮。奥丽雅全身一震，往后退一步，身子矮下半截。……看上去，倒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把她压扁了似的。……原来公爵夫人站在门口，昂起头，涨红脸，由于愤怒和羞愧而发抖。……双方的沉默持续两分钟光景。……

“堂堂公爵的女儿，”公爵夫人开口说，“堂堂公爵的未婚妻，居然去跟一个中尉幽会？！而且是跟没出息的叶甫格拉弗幽会！贱丫头！”

奥丽雅把身子缩成一团，索索地打抖，像蛇似的溜过公爵夫人身旁，跑回她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在床上坐下，眼睛里充满恐惧和忧愁，一刻也不放松地瞅着窗子，熬过整整一夜。……深夜两点多钟，我们又开会。在这次会上，我们讪笑幸福得陶醉的叶果罗夫，同时派哈尔科夫城的男爵兼法学家去找柴希德节夫办交涉。公爵还没有睡。哈尔科夫城的男爵兼法学家必须“友好地”对柴希德节夫指出，他柴希德节夫的处境尴尬，要求他，公爵，像思想成熟的人那样担起澄清这种尴尬局面的工作，顺便要求他原谅我们出面干预这件事，而且要“友好地”，像思想成熟的人那样原谅才好。……柴希德节夫回答男爵说，他“很了解这一切”，他对父亲的遗言并不重视，不过他爱奥丽雅，所以对婚事才这样坚定不移。……他带着感情握握男爵的手，答应明天就离开此地。

第二天早晨，奥丽雅来喝茶，脸色苍白，精神委顿，心里充满极为绝望的忧虑，又害怕又羞愧。……不过等到她在饭厅里看见我们，听到我们所说的话，就脸色开朗了。我们这伙人站在公爵夫人面前嚷叫。大家异口同声嚷个不停。我们摘掉我们小小的假面具，向老公爵夫人高声宣扬那些很像昨天叶果罗夫向奥丽雅所灌输的“思想”。我们讲到妇女的人格，讲到自由选择的合理性，等等。公爵夫人一言不发，阴沉地听我们讲话，读着叶果罗夫派人给她送来的一封信，其实那封信是我们这伙人合写的，其中满是“由于年龄太轻”、“由于缺少经验”、“希望您为我们祝福”之类的话。公爵夫人把我们的话听完，把叶果罗夫的长信读完，然后才说：

“你们这些娃娃不配教导我这个老太婆。我干的事我明白。请你们喝完茶就离开此地，到别处去弄昏人家的头脑吧。你们不应该跟我这个老太婆一块儿生活。……你们都是聪明人，我呢，是个傻瓜。……求上帝跟你们同在，诸位先生！……我一辈子都感激你们呢！”

公爵夫人把我们赶走了。我们给她写了一封道谢信，吻过她的手，就无可奈何地坐上马车，当天到叶果罗夫的庄园上去了。我们走后，柴希德节夫也走了。在叶果罗夫家里，我们不干别的，专门喝酒，思念奥丽雅，安慰叶果罗夫。我们在他家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到第三个星期，我们的男爵兼法学家接到公爵夫人写来的信。公爵夫人请求男爵到绿沙滩去，为她起草一个什么文件。男爵就去了。他走后大约过了三天，我们也到那儿去，装成去找男爵的样子。我们是吃中饭前到达绿沙滩的。我们没有走进正房，光是在园子里溜达，不时看一下窗子。公爵夫人在窗子里看见我们了。

“是你们来了吗？”她叫一声。

“是我们。”

“有什么事吗？”

“是来找男爵的。”

“男爵可没有工夫跟你们这些该绞死的家伙一块儿找人家抬杠！他在写东西呢。”

我们脱掉帽子，往窗前走去。

“您身体可好，公爵夫人？”我问。

“你们何必在外头溜达？”公爵夫人回答说，“到屋子里来吧。”

我们就走进房间里，各自温顺地在椅子上坐下。公爵夫人非常想念我们这伙人，看见我们这样温顺，很满意。她留我们吃中饭。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人把汤匙掉在地下，她就骂他“粗心的家伙”，指责我们在饭桌上举止不得体。我们跟奥丽雅一块儿散步，后来留下来过夜。……第二天我们又留下来过夜，而且就此在绿沙滩一直住到九月。我们自然而然地和解了。

昨天我接到叶果罗夫写来的信。中尉写道，他去年一冬向公爵夫人“低首下心”，总算把公爵夫人的愤怒化为仁慈了。她答应他的婚礼今年夏天举行。

我不久一定会接到两封信：一封由公爵夫人写来，措辞严厉，官腔十足，另一封由奥丽雅写来，内容很长，兴致勃勃，写满种种计划。五月间我又要到绿沙滩去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古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神之一，司舞蹈。

[3] 指作者的二哥，画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俄文本编者注

[4] 指作者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读书时的同学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柯罗包夫。——俄文本编者注

[5] 梯弗里斯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的旧名。

[6] 这个名册记录着需要追荐的人名，由教堂的神甫在祈祷时朗读这些名字。

[7] 原文为拉丁语。

[8] 一种两人玩的纸牌戏。

[9] 叶果罗夫的名字。

[10] 为了镇静神经。

“虽然赴了约会，可是……”

格沃兹吉科夫参加考试以后，坐上公共马车，花六戈比（他永远坐“上层”[1]），到达城门口。从城门口到别墅将近三俄里，他步行前去。别墅的女主人是个年轻的太太，在大门口迎接他。他教太太的小儿子学算术，报酬是供他在别墅里膳宿，每月还给他五卢布。

“哦，怎么样？”女主人问他，伸出手来同他握手，“顺利吗？考试及格了吗？”

“及格了。”

“好哇，叶果尔·安德烈耶维奇！得几分？”

“跟往常一样。……五分。……嗯……”

格沃兹吉科夫得的不是五分，而是三加，不过……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撒一下谎又有何不可？参加考试的人如同打猎的人一样，是喜欢撒谎的。格沃兹吉科夫走进他的房间，在桌子上发现一封短信，上面贴着粉红色小封缄纸[2]。那封信有木犀草的香气。格沃兹吉科夫撕开信封，嚼着封缄纸，读信上写的话：

“就这样好了。八点钟整，您到沟旁去，也就是昨天您头上的帽子掉下去的那条沟。我就坐在树底下的小长凳上。我爱您，只是您不要那么傻头傻脑。应当活泼点。我焦急地等着傍晚到来。我非常爱您。您的索。

“附白：我的妈妈走了，我们可以散步到午夜。嘿，我多么幸福啊！到那时候我的奶奶睡觉了，不会发现我出去的。”

格沃兹吉科夫读完信，欢畅地微笑，往上一跳，然后得意洋洋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她爱上我了！她爱上我了！她爱上我了！我多么幸福啊，见鬼！啊啊啊！特拉拉拉！”

格沃兹吉科夫把信再读一遍，吻一下信，然后小心地折叠起来，收在解剖桌抽屉里。中饭送到他这儿来了。他给那封信弄得神魂颠倒，忘记世上的一切，把仆人端来的东西，菜汤也罢，牛肉也罢，面包也罢，统统吃光。饭后，他躺下来，开始幻想各式各样的事情，想到友谊，想到爱情，想到工作。……索尼雅的音容笑貌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可惜我没有怀表！”他暗想，“我要有怀表，就能计算现在离傍晚还有多少时间。仿佛捣乱似的，时间在拖拉，慢得要命哟。”

等到他躺腻了，想够了，他就下床，走来走去，打发厨娘去取啤酒来。

“反正大局已定，”他暗想，“那就不妨喝一杯。时间就可以过得快点了。”

啤酒送来了。格沃兹吉科夫坐下，把所有的六瓶酒在他面前一字排开，满心喜爱地瞧了又瞧，开始喝酒。他喝下三大杯，感到胸膛和头脑里像是点上灯，变得那么暖和，明亮，畅快。

“她给了我幸福！”他暗自想着，拿过另一瓶酒来，“她……她正好就是合乎我心意的那种女人。……嗯，是啊！”

喝完第二瓶以后，他感到头脑里的灯已经熄灭，变得昏沉了。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多么快活！喝完第二瓶，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是好啊！临到开始喝第三瓶，格沃兹吉科夫在鼻子跟前摇着手，起誓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幸福了。他对自己起誓，相信这是不容怀疑的。

“我知道她为什么爱我！”他喃喃地说，“我知道，先生！她看中我是个不平凡的人才爱上我！就是这样！她知道应该爱谁，爱他哪一点。……不平凡的人！我可不是普通人……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我是‘钉子’[3]。……我……”

他喝到第四瓶，就叫起来：

“是啊，先生！我不是一般人！她爱我是因为看中我的……天才！天才！震惊世界的天才啊！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您以为我是‘小钉子’？不错，我是格沃兹吉科夫，然而是什么样的格沃兹吉科夫呢？您是怎样看的？”

等到第四瓶酒喝完一半，他就用拳头捶着桌子，揉乱头发，说：

“我要向他们证明我是个什么人！只要让我毕业就成！只要让我用功研究就成！我要献身于科学。……她就是看中我献身于科学才爱上我的！我要证明她的看法对！您不相信我？那就滚开！她也不相信？她？索尼雅？既是这样，那就连她也滚开！我会证明的！我马上就开始研究！……我喝完这杯酒就动手。……你们这些混蛋！”

格沃兹吉科夫生气了，喝完那杯酒，就从架子上取下讲义，翻开，从半中腰读起：

“‘下……下颌关节脱出，其原因可能是跌……跌跤，或张开的口部遭到打击。……’”

“废话！下颌……打击。……这样那样的。……全是废话！”

格沃兹吉科夫合上讲义，开始喝第五瓶。最后，等到喝完第五瓶和第六瓶，他却闷闷不乐，思索宇宙万物的渺小，特别是人类的渺小。……他一面思考，一面信手拿起软木塞来，放在酒瓶口上，用两个手指头瞄准，竭力要把它弹出去，击中一个在他眼前闪烁的绿色小斑点。等到他用软木塞击中绿斑点，不料又有些黑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小斑点在他眼前东奔西跑。其中一个深红色斑点，带着碧绿的细针，微笑着，直扑到他眼睛里来，喷出一股类似胶水的东西。……格沃兹吉科夫感到他眼皮发黏，睁不开了。……

“我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在吱吱地叫！”他暗想，“应当到露天底下去，要不然我的眼睛就瞎了。应当……应当散散步。……这儿闷热。他们老是生炉子。……哼，这些蠢驴！总是吱吱地叫，总是生炉子！这些傻瓜！”格沃兹吉科夫戴上帽子，走出房外。外边天色已经暗下来。这时候有九点多钟了。天空中闪烁着繁星。月亮没出来，这一夜看样子会很黑。五月间树林的清新气息向格沃兹吉科夫这边吹过来。恋爱的约会[4]的种种特征在迎接他：又是树叶的沙沙声，又是夜莺的歌唱声，甚至……在黑暗中朦胧出现了“她”，正在沉思默想。他连自己也没觉得就走到了信上所提到的地点。

她离开长凳，迎着他走过来。

“乔治！”她说，几乎透不过气来，“我在这儿。”

格沃兹吉科夫站住，听了听，开始抬头往上看，瞧着树梢。他觉得像是上边一个什么地方有人叫他的名字。

“乔治，是我呀！”她走到他近旁，又说一遍。

“啊？”

“是我。”

“什么？谁在这儿？谁？”

“是我呀，乔治。……您走过来。……我们坐下吧。”

乔治揉揉眼睛，定睛瞧着她。……

“什么事？”

“真是滑稽！您不认识我了还是怎么的？莫非您什么也没看见？”

“啊啊啊。……对不起。……您有什么权……权……权利深更半夜到别人的花园里来溜达？先生！请您回答我的话，先生，如若不然，我可就要打……打您……一个耳……耳……”

乔治把手往前伸出去，抓住她的肩膀。她大笑起来。

“您多么滑稽呀！哈哈哈。……您可真是会演戏！行了，我们走吧。……我们来聊聊天。……”

“谁聊天？什么聊天？您为什么聊天？我为什么聊天？您笑了？”

她笑得越发响了，挽住他的胳膊，慢慢往前走去。他却不住地倒退。他好比一匹顽固的辕马，她却像是一匹奋力前进的拉套马。

“我……我想睡觉。……放开我，”他嘟哝说，“我不愿意干没要紧的事。……”

“哎，算了，算了。……为什么您来迟了半个钟头？您在研究学问吗？”

“研究学问。……我永远在研究学问。……下……下颌关节脱落，其……其原因可能是跌跤，或张开的口部受到打击。下颌被人打落，大半发生在饭馆里，酒店里。我要喝啤酒……特烈赫果尔内依厂的。”

他和她勉强走到长凳那儿，坐下。他用拳头支住脸，把两个胳膊肘放在膝盖上，鼻子里呼哧呼哧响。他的帽子从头上滑下来，落在她手上。她弯下腰去，瞧他的脸。

“您怎么了？”她小声问道。

“这不关您的事，不关您的事。……谁也没有权利干预我的私事。……他们都是傻瓜，您……也是傻瓜。”

沉默一会儿，格沃兹吉科夫补充说：

“我也是傻瓜。……”

“您接到信了吗？”她问。

“接到了。……是宋……卡写来的。……索尼雅写来的。……您就是索尼雅？那也没关系。……那信可真写得蠢。……信上有的字母写错了。还是读书识字的人呢！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您喝醉了还是怎么的？”

“没没有……不过我说的话是实在的！您有什么权……权……啤酒是喝不醉的。……啊？哪一个？”

“要是您没有喝醉的话，那您这个不要脸的为什么胡说八道？”

“没没有。语法有第一格，第二格，有第三格，第一格。……颈突（连接上颚及下颚）和胸锁乳突肌。[5]”

格沃兹吉科夫大笑起来，脑袋却对着膝盖耷拉下去。……

“您睡着了？”她问。

答话却没有。她哭起来，开始绞手。

“您睡着了，叶果尔·安德烈耶维奇？”她又问一遍。

作为回答，传来了呼呼响的鼾声，带着嘶音。索尼雅站起来。

“混账！！”她怨恨地说，“坏蛋！你原来是这样的人！那就给你一下子！再给你一下子！再给你一下子！”

索尼雅举起小手朝着格沃兹吉科夫的后脑勺一连打五下，而且打得多么重！她用脚不住地踩他的帽子。女人的报复心真是重啊！

第二天格沃兹吉科夫打发人给索尼雅送去一封信，内容如下：“我请您原谅。昨天我没有去成，因为我病得很厉害。请您另外指定时间，例如今天傍晚就行。热爱您的叶果尔·格沃兹吉科夫。”

这封信的回音是这样的：“您的帽子丢在凉亭旁边。您可以到那儿去取回来。喝啤酒比恋爱愉快，因此您自管去喝啤酒好了。我不打算妨碍您。再也不属于您的索。

“附白：您不用给我回信。我恨您。”

[1] 公共马车的上层座位票价较低。

[2] 一种圆形纸签，纸签的一面有胶质物，用来贴住信封的封口。

[3] 他的姓“格沃兹吉科夫”可意译为“小钉子”。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记者

乐师一共有八名。他们的领队吉利·玛克辛莫夫得到通知说，如果音乐不是一刻也不停地演奏到底，那么乐师们连一杯白酒也休想看见，而要为他们的工作领到赏钱更是难上加难。傍晚八点钟整，跳舞开始。到夜间一点钟，小姐们不满意男舞伴，喝得半醉的男舞伴也不满意小姐们，于是舞会散了。客人们分成好几伙。老人们占据客厅，那儿有张桌子，上面放着四十四瓶酒和同样多的菜碟。小姐们躲到墙角那儿去，交头接耳地议论男舞伴不像样子，然后开始推敲一个问题：新娘怎么会一开头就用“你”称呼新郎呢？男舞伴们占据另一个墙角，争先恐后地讲话，各人谈各人的事。古利是不高明的首席小提琴手兼乐队指挥，这时候带领七个乐师开始演奏契尔尼亚耶夫的进行曲。……他一刻也不停地演奏，只有想喝白酒，或者想把裤子提上去的时候才停下。他在生气：第二小提琴手本来就演奏得极差，现在又醉得不成样子，胡拉一气；长笛乐师老是把长笛掉在地板上，眼睛不看着乐谱，无缘无故地发笑。人们的谈笑声嘈杂极了。小桌那边有个酒瓶给碰掉在地下。……有个什么人在捶日耳曼人卡尔·卡洛维奇·冯福的背脊。……好几个人从卧室里跑出来，红着脸，又叫又笑，后面有个神色不安的听差追上来。助祭玛纳富伊洛夫有心在最尊贵的、醉醺醺的客人面前露一手，就踩住一只猫的尾巴不放，直到后来有个听差从他脚底下放掉那只声嘶力竭的猫，对他说“这全是胡闹”，才算了事。本城的市长以为自己的怀表遗失了，恐慌得要命，浑身冒出汗来，破口大骂，竭力说明他那只怀表值一百卢布。新娘头痛得厉害。……前堂里有个什么重东西喀嚓一响掉下地。客厅里老人们围着酒瓶，言谈举止没显出衰老的样子。他们回忆青年时代，唠唠叨叨讲些鬼才知道的话。他们讲可笑的趣闻，讪笑男主人的风流韵事，说俏皮话，咯咯地笑。这时候男主人显然志得意满，懒洋洋地坐在圈椅上，说：“你们也是好样儿的，狗崽子；我很明白你们这班人，我不止一次给你们的情人送过礼物呢。”……时钟敲了两下。古利开始第七次演奏西班牙小夜曲。那些老人兴致越来越高。

“你看，叶果尔！”一个老人指着墙角，对男主人说，吐字不清，“那边别别扭扭地坐着的，是个什么人？”

墙角上，书架旁边，有个矮小的老人温顺地坐着，把两只脚缩到椅子底下，身上穿着深绿色旧礼服，配着发亮的纽扣。他因为无事可做而在翻看一本小书。男主人看一下墙角，想了想，冷冷地一笑。

“老兄，”他说，“这人是个新闻记者。莫非您不认得他？他是个挺好的人！伊凡·尼基契奇，”他对纽扣发亮的小老人说，“你坐在那儿干什么？到这边来！”

伊凡·尼基契奇打个冷战，抬起浅蓝色小眼睛，神情局促不安。

“这个人，诸位先生，是作家，报刊工作人员！”男主人继续说，“我们在这儿喝酒，他老先生呢，你们看得明白，却坐在墙角那儿，照有学问的人那样思考，而且在观察我们，心里暗暗好笑呢。你该害臊才是，老兄。过来喝酒吧。这样可是太不应该了！”

伊凡·尼基契奇站起来，温顺地走到桌子跟前，给自己斟了一杯白酒。

“求上帝保佑你们……”他慢腾腾地喝下那杯酒，嘴里喃喃地说，“保佑你们万事……如意……圆满。”

“吃点菜，老兄！吃吧！”

伊凡·尼基契奇巴着小眼睛，吃了块沙丁鱼。有个胖子，脖颈上套着银质奖章，从他背后走过去，在他头顶上撒一把盐。

“把他腌起来，免得他生蛆！”他说。

在座的人大笑起来。伊凡·尼基契奇摇着头，脸孔涨得通红。

“你可不要怄气啊！”胖子说，“何必怄气呢？这是我开个玩笑。你简直是怪人！你瞧，我也给自己撒上了！”胖子从桌子上拿起盐瓶来，往自己头上撒点盐。

“要是你乐意的话，我也可以给他撒上点。有什么可怄气的呢？”他说着，在男主人头上撒点盐。大家大笑起来。伊凡·尼基契奇也微微一笑，又吃了块沙丁鱼。

“你这个滑头怎么不喝酒呢？”男主人说，“喝啊！跟我一块儿喝！不，跟大家一起喝吧！”

那些老人就站起来，把桌子团团围住。酒杯里都斟满白兰地。伊凡·尼基契奇嗽了嗽喉咙，小心地端起酒杯。

“我已经喝得够了，”他对男主人说，“我就是不喝这杯，也已经醉了。好，求上帝保佑您，叶果尔·尼基佛罗维奇，保佑您……万事……如意称心。可是你们大家为什么都这样瞧着我？莫非我是外来人？嘻嘻嘻。好，求主保佑你们！叶果尔·尼基佛罗维奇，老大哥，请您费心，体恤我，吩咐古利一声，叫格利果利不要再敲鼓了。他的鼓声闹得人难受极了，这个蛮子。他敲得那么响，震得人的肚子里都翻腾起来了。……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让他去敲吧，”男主人说，“难道不敲鼓还能算是音乐？你连这个也不懂，还提笔写文章呢。好，现在你跟我一块儿喝！”

伊凡·尼基契奇打个嗝，踩着碎步走来走去。男主人斟满两大杯酒。

“喝吧，朋友，”他说，“不许躲躲藏藏的。你要是写文章说在某人家里大家都喝醉了，那就把你自己也写上。怎么样？祝你健康！快点，聪明人！你也未免太扭扭捏捏了！喝呀！”

伊凡·尼基契奇嗽了嗽喉咙，擤一下鼻子，跟男主人碰杯。

“祝您水火刀枪各种灾难都……沾不上身！”一个年轻的商人开玩笑说。男主人的姐夫哈哈大笑。

“新闻记者万岁！”胖子喊道，抱住伊凡·尼基契奇，把他举到半空中。别的老人也跑过来。伊凡·尼基契奇感到他的身体由本城最尊贵的和醉醺醺的知识分子们用手、头、肩膀托起来，高过了他自己的头。

“把他……往上扔！把他扔上去，坏包！把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抬走！把他拖走，深绿色的贱货！”老人们叫道，把伊凡·尼基契奇抬到大厅里。在大厅里，男舞伴们参加到老人们当中来，动手把可怜的记者一直抛到紧挨着天花板的高空去。小姐们拍起手来，乐师们停住演奏，放下乐器。主人为摆阔而从俱乐部里雇来的听差，看到这种“不成体统的举动”，大吃一惊，拿出贵族的派头，把嘴凑到他们的空拳头上咯咯地傻笑。伊凡·尼基契奇的礼服上有两个纽扣绷掉，腰带也松开。他不住喘气，哼哧哼哧，尖声怪叫，浑身难过，然而……他在幸福地微笑。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受到这样的抬举，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其实是个“零”，是个“在人们当中谁也看不见、谁也不注意的人……”。

“哈哈哈哈！”新郎纵声大笑。他已经喝得大醉，这时候抓住伊凡·尼基契奇的腿。伊凡·尼基契奇给人们扔啊扔的，从本城的知识分子们手里滑下来，搂住戴银质奖章的胖子的脖颈。

“我这条命要送掉了，”他喃喃地说，“我这条命要送掉了！对不起！略微等一下，先生！这就行了。……哎呀，不，这还不行，先生！”

新郎放开他的腿，他就完全吊在胖子的脖颈上。胖子把头一摇，伊凡·尼基契奇就跌倒在地板上，叫一声哎呀，随后笑呵呵地爬起来。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就连那些从不文明的俱乐部里雇来的文明的听差，也不再那么高傲，居然皱起鼻子微笑。伊凡·尼基契奇的脸由于幸福的微笑而布满皱纹，湿润的浅蓝色眼睛里迸出火星，嘴巴歪斜，上嘴唇往右撇，下嘴唇却伸长，往左撇。

“诸位可敬的先生！”他用微弱的男高音讲起来，同时张开胳膊把腰带系好，“诸位可敬的先生！不管你们向上帝祈求什么，都求上帝赐给你们吧。我要谢谢他，我的恩人，谢谢他……喏，就是他，叶果尔·尼基佛罗维奇。……他不看轻小人物。前天他在污泥胡同里遇见我，开口就说：‘你到我家里来啊，伊凡·尼基契奇。记住，务必要来。全城的人都会来，那么你，全俄国的造谣家，也要来！’他没看轻我，求上帝保佑他健康。您那真诚的爱怜使我幸福，您没有忘记这个新闻记者，破衣烂衫的糟老头子。谢谢您。诸位可敬的先生，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这班人。我们这班人都渺小，这话是不错的，不过我们的灵魂却无害于人。不要看轻我们，不要嫌弃我们，我们会领情的！我们在众人当中是渺小、可怜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世界的精华，上帝是为我们祖国的利益才把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教导普天下的人，我们歌颂善，痛斥人间的恶。……”

“你胡扯些什么？”男主人叫起来，“他胡扯起来了，这个傻蛋！你发表一篇演说[1]好了！”

“演说！演说！”客人们喊道。

“演说？嗯，嗯。我遵命。请容许我想一下！”

伊凡·尼基契奇开始思索。有人把一杯香槟酒塞在他手里。他沉吟片刻，就伸直脖子，忽然举起酒杯，开始用男高音对叶果尔·尼基佛罗维奇说：

“我的演说，女士们和先生们，是简短的，过于长了就会同当前这件对我们来说非常动人的大事不相称。嗯，嗯。一个伟大的诗人说过：谁年轻的时候年轻，谁就有福！我对这句话的真实性毫不怀疑。我甚至认为，如果我在这句话的含意里再添一点东西进去，如果我对这个盛会和大事的一对年轻的当事人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愿望，祝我们的新婚夫妇不但现在按他们的体质来说还年轻的时候年轻，而且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年轻，那我是不会做错的，因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年轻，固然有福，可是把自己的青春保持到进入坟墓为止，那就更加百倍地有福。祝他们，我此刻发表空谈的对象，到老年只是身体衰老，灵魂却依然年轻，换句话说，他们的精神依然活泼地翱翔。祝他们的理想永不衰退，直到他们装进棺木为止，人类的真正幸福就在于那些理想的实现啊。祝他们双方的生命合而为一，形成一种纯洁的、善良的、高度正直的生活，祝那充满温柔的爱情的妻子对她的丈夫，她的思想坚定的丈夫来说，成为……嘻嘻嘻……所谓的八度音，祝他们构成一片美妙动听的和声！万岁[2]，万岁[3]，万岁！”

伊凡·尼基契奇喝下香槟酒，用鞋后跟磕一下地板，带着凯旋者的神情瞅周围的人。

“妙啊，妙啊，伊凡·尼基契奇！”客人们叫道。

新郎身子摇晃着，走到伊凡·尼基契奇跟前。他打算把脚跟靠拢行礼，可是没成功，几乎跌倒。他抓住演说人的手，说：

“包库……包库-美尔西。[4]您的演说非常非常好，而且也不缺乏某种倾向性。”

伊凡·尼基契奇往上一跳，搂住新郎，吻一下他的脖子。新郎很不好意思，为了掩盖困窘，就动手拥抱他的丈人。

“您能把您的感情表达得那么妙！”戴奖章的胖子说，“您的身材这么矮小，却有这么大的本事……这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真的……对不起啊！”

“妙吗？”伊凡·尼基契奇尖声叫起来，“妙吗？嘻嘻嘻。我自己也知道这挺妙！只是火力不足，可是又上哪儿去找呢，那样的火力？年月不对了，诸位可敬的先生！从前呀，只要一开口讲话，一提笔写文章，就会觉得灵魂里汹涌激荡，自己都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呢。啊，那可真是好年月！为那样的年月，魔鬼老弟啊，应该喝他一杯才是！朋友们，我们就来喝一杯吧！那个年月简直是太顺心了！”

客人们走到桌子跟前，各人拿起一小杯酒。伊凡·尼基契奇变了样子。他不是给自己斟满一小杯酒，而是一大杯酒。

“我们来喝吧，诸位可敬的先生，”他继续说，“你们待我这个老头子很亲热，那就请你们也敬重当初我做过大人物的那些年月吧！那些年月真了不起！诸位女士[5]，我的小美人儿，你们跟这条赞叹你们美貌的眼镜蛇和妖龙碰杯吧！碰杯吧！嘻嘻嘻。我的小爱神们。我也有过好年月，我发誓[6]！……我爱过，也痛苦过，我不止一次征服过女人的心，也不止一次被她们征服过呢。乌拉！”

“那才真是好年月呀，”冒汗和不安的伊凡·尼基契奇继续说，“那才真是好年月，诸位先生！现在这个年月也不错，然而对我们这班人，给报刊写文章的人来说，那个年月却好得多，原因不在于别的，而在于那时候人们心里的火焰和真理多些。从前，不管是什么样的小作家，都称得起是壮士，是勇敢正直的骑士，是殉教徒，是受尽苦难的人，是正人君子。可是现在呢？俄罗斯大地啊，你看一眼你那些写文章的儿子，就会害臊！你们，真正的作家、政论家以及在……嗯……嗯……嗯……出版界活动的其他战士和工作者，你们在哪儿呀？哪儿也没有！！！现在大家都写作。谁想写，谁就写。有些人，他们的灵魂比我的皮靴还要脏，还要黑，他们的心灵不是在娘胎里而是在铁匠铺里造出来的，他们手中的真理就跟我拥有的房产一般多[7]，可是现在他们竟敢走上这条光荣的道路，这条属于先知、热爱真理的人、痛恨金钱的人的道路。我亲爱的先生们！如今这条道路宽广多了，可是没有一个人配在那上面走。真正的才能在哪儿？你去找吧：真的，一准找不着！……一切都变得陈腐而贫乏。就连往日的英雄好汉当中留存下来的少数人，现在也精神贫乏、信口开河了。从前，人们追求真理，现在呢，却是追求漂亮的辞藻，追求小钱，真是该死！如今兴起一种古怪的风气！叫人难过哟，我的朋友们！我呢，该死的，尽管一头白发，却不知羞耻，也开始追求漂亮的辞藻了！是啊，是啊，就连在通讯稿里我也竭力搀进漂亮的辞藻。感谢主，天地的创造者，我总算还不贪财，也不敢写文章混饭吃。现在呀，谁想吃饭，谁就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从旁看来像个真理的样子就成了。您想从编辑部里领点钱？想吗？好，要是您乐意的话，您就拿起笔来自管写吧：在我们城里，某年某月某日发生过一次地震，或者，不久之前一个农妇阿库里娜一胎生了六个孩子，请原谅我这个不要脸的人这样说，诸位女士。……你们难为情了，小美人儿！你们宽宏大量地原谅这个不学无术的人吧！我是个说下流话的博士，早先不止一次在小饭铺里为这方面的学位论文答辩过，而且在那种辩论会上战胜过各式各样的滑头。请原谅吧，我的亲人！哎哎……就是这样的，现在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保管出不了什么事。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即使写了假话，也是出于糊涂和愚蠢，并不是把假话当工具用，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目标是神圣的，我们崇拜它！”

“为什么您衣服上钉发亮的纽扣呢？”一个头上蓬起四撮头发的花花公子打断伊凡·尼基契奇的话说。

“发亮的纽扣？确实，这些纽扣是发亮的。……这是出于习惯，先生。……从前，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裁缝师傅那儿定做过礼服，不料他，那个裁缝师傅，一时出错，没钉黑纽扣而钉了发亮的纽扣。我也就习惯发亮的纽扣了，因为那件礼服一直穿了七年。……所以，我的先生，现在还是跟从前那样用这种纽扣。……这些小美人儿，我的亲爱的，在听呢；她们在听我这个老头子讲话，亲人啊。……嘻嘻嘻。……求上帝保佑你们健康！我的天仙般的美人儿！要是你们能活在四十年前才好，那时候我还年轻，能够用火焰点燃别人的心。那我就会做你们的奴隶，姑娘们，我就会跪在你们面前，把裤子的膝头磨出小窟窿来呢。……她们笑了，这些小花朵！……啊，我的小亲亲。……她们关心我，可见她们尊重这个老头子。……”

“您现在还写文章吗？”一个翘鼻子的小姐打断兴致勃勃的伊凡·尼基契奇的话说。

“写文章？怎么能不写呢？我不会埋没我的才能，我的心灵的皇后，我要一直坚持到死！我在写！莫非您没有读到过？那么请容许我问您一句，是谁在七六年[8]《呼声》[9]上发表通讯稿的？是谁？莫非您没有读过？很不错的通讯稿呢！七七年我也给《呼声》写过，不过这家可敬的报纸的主编却认为我那篇文章不便刊登。……嘻嘻嘻。……不便刊登啊。……嘿！……我那篇文章有股子味道，您要知道，有某种味道。‘我们这里，’我写道，‘有些表面的爱国者，然而大有问题的是，他们的爱国精神究竟在哪儿：是在心里呢，还是在衣袋里？’……嘻嘻嘻。……味道来了，小姐。……下面：‘昨天，’我写道，‘大教堂为普烈甫纳[10]阵亡将士做安魂祭。所有长官和公民都参加这次安魂祭，惟独担任本城警察局长职务的那位先生没有参加。这种故意缺席颇为引人注目，因为他认为玩纸牌比同公民们一起享受全俄国的欢乐有趣得多。’一针见血啊！哈哈哈！这篇东西却没发表！那时候我真卖力气，我的朋友们！去年，七九年，我给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邮报》[11]寄去一篇通讯稿。我在那里面，我的朋友们，写到我们县里的学校，把它寄到莫斯科去了。我这篇稿子登出来了，所以我至今收到《俄罗斯邮报》而不付报费。事情就是这样！你们感到惊讶吗？请你们为天才惊讶，而不要为零感到惊讶！我是个零啊！嘻嘻嘻！我写得少，诸位可敬的先生，写得很少！我们这个城里缺少大事可写，我又不愿意胡写一通，我的自尊心很强，再者我又怕我的良心责备我。报纸是全俄国都在读的，可是我们这个城对俄国来说算得了什么？何必写些小事来惹得俄国的读者厌烦呢？何必让俄国的读者知道我们的小饭铺里发现过一具死尸呢？不过，从前我写过多少东西啊，从前，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我常给《北方蜜蜂》[12]、《祖国之子》[13]、《莫斯科》[14]写稿子。……我跟别林斯基同时代。有一次我在文章里还把布尔加林[15]顺便讥刺一下呢。……嘻嘻嘻。……你们不相信吗？这是真的！有一回我写过一首诗，歌颂尚武的勇敢精神。……至于那个时候，我的朋友们，我遭到些什么样的磨难，那只有万军之主[16]才知道。……我一想起那个年月，就不由得心潮起伏。当时我是个英雄好汉！我为我的理想和思想受过苦，遭到过折磨。由于我存心要做高尚的工作，就承受了种种磨难。四六年，由于我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一篇通讯稿，此地的小市民们就把我毒打一顿，弄得我事后躺在医院里，啃了三个月黑面包。大概我的仇人花了不少钱雇那些小市民死命打我：他们把这个上帝的奴隶打得好苦，直到现在我都能把后果指给你们看。还有一回，那是五三年，本城市长绥索依·彼得罗维奇把我传去。……你们不会记得他了，而你们不记得他倒应该高兴才是。关于这个人的回忆，在我的全部回忆当中要算是最痛心的了。他把我传去，说：‘你在《蜜蜂》上造什么谣，啊？’可是我何尝造过什么谣？要知道，我不过在稿子里写道：我们此地有一帮骗子，以古斯科夫的小饭铺做他们的巢穴。……这个小饭铺如今连影子也没有了，已经在六五年被勒令停业，让给鲁勃佐瓦特斯基先生开食品杂货店了。在通讯稿的结尾，我略微加上点那种味道。你们要知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写道：‘鉴于上述理由，警察当局不妨对古斯科夫先生的饭铺予以注意。’绥索依·彼得罗维奇对我大喊大叫，不住顿脚。‘难道没有你，我就不知道还是怎么的？你这个混蛋居然要指点我？你是我的导师吗，啊？’他嚷个不停，而且把我这个浑身发抖的人关进看守所里。我在看守所里坐了三天三夜，想起约拿和鲸鱼[17]，遭到各式各样的屈辱。……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磨难，直到我的记忆模糊为止！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无论什么臭虫，无论什么虱子，无论什么小到几乎看不见的虫豸，也绝没受到过绥索依·彼得罗维奇对我的那种欺压！如今他已经去世，那就祝他升天堂吧。还有，我们教区的监督司祭潘克拉契神甫，也就是我心里暗自幽默地称之为小刀神甫的那个人，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一篇有关某某监督司祭的文章，费力地读了一遍，竟然以为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他，而且是由我一时轻狂写出来的，其实那篇东西根本就不是写他，也不是我写的。有一次我走过大教堂，忽然间，您要知道，有人在我后边用手杖使劲打我的后背和后脑壳，打了一下又一下，一连打三下。……呸，糟透了，这是怎么搞的！我回头一看，原来就是潘克拉契神甫，接受我的忏悔的教士。……他当众打我！！这是什么缘故？我犯了什么过错？这件事我也只得忍气吞声。……我受的苦真是多啊，我的朋友们！”

颇有名望的商人格雷热夫正站在他身旁，笑一下，拍拍伊凡·尼基契奇的肩膀。

“你写吧，”他说，“写吧！要是你能写，又何必不写呢？不过你是给哪一家报纸写？”

“我给《呼声》写，伊凡·彼得罗维奇！”

“能让我们读一下吗？”

“嘻嘻嘻。……当然能，先生。”

“那我们就能看出你是干什么事的能手了。嗯，那你打算写些什么呢？”

“喏，要是伊凡·斯捷潘诺维奇为初级中学捐上一笔钱，用这样的事我就会写出一篇东西来！”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是个商人，脸上刮得光光的，衣襟丝毫也不长[18]。他笑一声，脸红了。

“行，你写吧！”他说，“我捐钱好了。为什么不捐呢？我可以捐一千卢布。……”

“真的吗？”

“可以办到。”

“可要是您不捐呢？”

“哪儿的话。……当然我可以办到。”

“您不是说着玩的吧？……伊凡·斯捷潘诺维奇！”

“我可以办到。……只是有一件……嗯……要是我捐了钱而你不写稿子呢？”

“这怎么可能呢？那么您说话算数，伊凡·斯捷潘诺维奇？”

“当然这样。……嗯……好，那你什么时候写？”

“很快，先生，简直快极了。……您不是开玩笑吧，伊凡·斯捷潘诺维奇？”

“开玩笑干吗？话说回来，我开玩笑，你总不会给我钱吧？嗯……好，可要是你不写呢？”

“我会写的，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我会写的，先生！”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皱起油亮的大额头，开始思索。伊凡·尼基契奇踩着碎步走动，打嗝，用亮晶晶的小眼睛盯住伊凡·斯捷潘诺维奇。

“你听我说，尼基达……尼基契奇……伊凡，是吧？你听我说。……我捐两千银卢布，以后，也许，还可以再……多捐点。只是有一个条件，我的老兄，你得真写文章才成！”

“我当着上帝说，一定写！”伊凡·尼基契奇尖声叫道。

“你写吧，不过，你寄给报馆以前，先让我看一遍，要是你写得挺好，我才拿出两千来。……”

“遵命，先生。……嗯……我听明白了，高尚而慷慨的人！伊凡·斯捷潘诺维奇！请您仁慈宽厚，不要让您的诺言毫无结果而仅仅成为空洞的声音！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恩人啊！诸位可敬的先生！我已经喝醉了，不过我的神志还清楚！最最仁爱的慈善家啊！我向您敬礼！您多出点力吧！请您为国民教育出力，慷慨解囊吧。……啊，主呀！”

“行了，行了。……我们等着瞧吧。……”

伊凡·尼基契奇揪住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的衣襟。

“最最慷慨的人啊！”他尖叫道，“请您跟伟人们挽手并进吧。……请您在普照天下的明灯里添上油！请您容许我为您的健康干杯。我喝了，先生，我喝了！祝您健康长寿。……”

伊凡·尼基契奇咳嗽一阵，喝下一小杯白酒。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看了看四周的人，对伊凡·尼基契奇挤一下眼睛，就走出客厅，到大厅里去了。伊凡·尼基契奇站在那儿，沉吟一下，然后摩挲着秃顶，规规矩矩地穿过跳着舞进入客厅的人群。

“祝您永远身体健康，”他对男主人说，行个礼，“谢谢您的盛情，叶果尔·尼基佛罗维奇！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再见，老兄！你以后要再来。要是有空的话，就到我商店里去坐一坐，和伙计们一起喝喝茶。在我妻子的命名日，要是你乐意的话，请到我家里来，那你就可以发表演说了。好，再见，亲爱的朋友！”

伊凡·尼基契奇带着感情握了握向他伸过来的手，再向客人们深深地一鞠躬，然后踩着碎步走到前堂里，在那儿，他那件小小的旧大衣夹在许许多多皮大衣和大衣中间，几乎找不到了。

“你老人家赏个酒钱吧！”一个听差给他找大衣，有礼貌地对他要求道。

“我的好朋友！连我自己都到了应该讨酒钱而不是给酒钱的时候了。……”

“找着了，您的大衣！就是这件吧，穷老爷？简直可以拿它筛面粉了！穿着这样的大衣不应该出门做客，倒应该到猪圈里去打滚才是。”

伊凡·尼基契奇发窘了。他穿上大衣，卷起裤腿，走出本城富翁和大人物叶果尔·列-夫的家门，踏着泥浆，动身走回自己的住所去。

他居住在沿大街一个院子的厢房里，每年向一个商人老婆的继承人付出六十卢布的租金。厢房建在面积极大而生满杂草的院子角落里，在树丛中温顺地露出轮廓，像那样温顺的神态是……只有伊凡·尼基契奇才会有的。他关上街门，扣上门扣，小心地绕过杂草，往他那灰色的厢房走去。不知什么地方，一条狗叫起来，对他懒洋洋地吠几声。

“斯达美斯卡[19]，斯达美斯卡，是我呀……自己人！”他喃喃地说。厢房的门没有上闩。伊凡·尼基契奇用刷子刷净皮靴，推开门，走进他的洞穴。他干咳一声，脱掉大衣，对着圣像祷告一下，然后从他所住的被长明灯照亮的房间往前走。在第二个而且是最后一个房间里，他又对圣像祷告一下，然后踮起脚尖走到床铺前面。有个俊俏的姑娘睡在床上，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

“玛涅琪卡，”伊凡·尼基契奇开始叫醒她，“玛涅琪卡！”

“嗯嗯嗯……”

“你醒一醒，我的女儿！”

“呜……呜……呜……”

“玛涅琪卡，喂，玛涅琪卡！别睡了，醒醒吧！”

“是谁？什么……事？啊？啊？”

“醒醒吧，我的天使！你起来，我的保姆，我的音乐家。……我的女儿！玛涅琪卡！”

玛涅琪卡翻过身来，睁开眼睛。

“您有什么事？”她问。

“好孩子，劳驾，给我拿两张纸来！”

“您去睡觉！”

“我的女儿，不要拒绝我的要求！”

“您要纸干什么？”

“我要给《呼声》写一篇通讯稿。”

“算了吧。……您去睡觉！在那边，我给您留下了晚饭！”

“我的独生女儿啊！”

“您喝醉了吧？好得很。……您不要搅扰别人睡觉嘛！”

“你给我把纸拿来吧！你起来一下，顺顺你父亲的心，这在你又算得了什么？我的朋友！这可叫我怎么办呢？要我跪下来还是怎么的？”

“哎哎哎……真要命！我马上就起来！您走开！”

“是。”

伊凡·尼基契奇就往后退两步，把头藏在屏风后面。玛涅琪卡从床上跳下地，拿起被子来把身子裹紧。

“没事找事做！”她叽咕道，“简直是磨人！圣母啊，这种事到什么时候才有个了局！没日没夜的叫人不得消停！哎，您也太不害臊了！……”

“女儿，不要侮辱你的父亲！”

“谁也没有侮辱您！拿去！”

玛涅琪卡从她的皮包里取出两张纸来，往桌上一扔。

“谢谢，玛涅琪卡！请你原谅我打搅你！”

“好了！”

玛涅琪卡往床上一倒，盖好被子，缩起身子，立刻就睡着了。

伊凡·尼基契奇点上一支蜡烛，靠着桌子坐下。他想一下，就拿起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一下墨水，然后在胸前画个十字，动笔写起来。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伊凡·尼基契奇已经站在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家的大门口，用发抖的手拉门铃了。他足足拉了十分钟，这十分钟他差点为自己的大胆活活吓死。

“有啥事？一个劲儿地拉铃！”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家的听差打开门，用棕色旧礼服的下摆擦他那刚睡醒而发肿的眼睛，问他说。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在家吗？”

“老爷吗？他不在家里还在哪儿？有啥事？”

“喏……我要找他。”

“您是邮局里来的吧？他在睡觉！”

“不，我有私事要找他。……说实在的……”

“您是当官的吗？”

“不是的……可是……我可以等他一下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您到前厅里去吧！”

伊凡·尼基契奇侧着身子走进前厅里，在堆着听差的破衣服的长沙发上坐下。

“呼噜……呼噜……是谁呀？”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的卧室里响起说话声，“谢辽日卡！上这儿来！”

谢辽日卡跳起来，像疯子似的跑进主人卧室里去。伊凡·尼基契奇战战兢兢，动手把衣服上所有的纽扣都扣好。

“啊？是谁？”卧室里的说话声传到他耳朵里来，“是谁呀？你没有舌头了，畜生？怎么？是银行里来的？你倒是说呀！是个老头子？”

伊凡·尼基契奇的心怦怦地跳起来，眼睛发暗，腿发冷。要紧的关头临近了！

“把他叫来！”传来卧室里的说话声。

满头大汗的谢辽日卡走出来，用手捂住耳朵，领着伊凡·尼基契奇走到伊凡·斯捷潘诺维奇跟前去。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刚刚醒过来，躺在一张双人床上，从花布被子里露出头来往外看。他身旁，在同一条被子里，睡着戴银质奖章的胖子，正在打鼾。胖子临睡认为用不着脱衣服：皮靴的尖头从被子底下露出来，银质奖章从脖子上滑到枕头上去了。卧室里又闷又热，满是纸烟的气味。地板上摊着打碎的灯的破片、一汪煤油和女人裙子的碎片。

“你有什么事？”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瞧着伊凡·尼基契奇的脸，皱起眉头，问道。

“我打搅了您，很抱歉，”伊凡·尼基契奇郑重其事地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最受尊敬的伊凡·斯捷潘诺维奇，请您容许我……”

“喂，你听着，你不要摆弄夜莺，我这儿可没有东西喂它吃[20]：你干脆谈正事。你要干什么？”

“我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来的，嗯……嗯，我要极其恭敬地奉上……”

“可你是什么人？”

“我？嗯……嗯……嗯……我吗？您忘了？我是记者。”

“你？哦，是了。现在我想起来了。那你来干什么？”

“我打算奉上那篇我应许写下的通讯稿，请您过目。……”

“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先生。”

“怎么这样快？”

“快吗？我直到现在才刚刚写完。”

“嗯。……不，你……不该这么快嘛。……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写。何必着急呢？去吧，老兄，再去写吧。”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才华是不论地点或者时间都不能加以束缚的。……哪怕您给我整整一年时间，我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真的！”

“那么好吧，拿给我！”

伊凡·尼基契奇就打开那张纸，双手捧着，送到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的脑袋跟前去。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接过纸来，眯细眼睛，开始读道：“‘在我们这个某某城里，每年都有好几座大厦耸立起来，为此聘请京城的建筑师，收到国外运来的建筑材料，耗费巨额资金，而所有这些，必须承认，都抱着唯利是图的目的。……可惜啊！我们有两万多名居民，本城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大厦纷纷耸立起来，然而足以铲除根深蒂固的愚昧的那种力量，却连借以存身的小屋也没有一所。……愚昧……’这下边写的是什么字？”

“这个吗？说来可怕[21]……”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上帝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如果写到一件不好的或者可怕的事，那就可以顺便插进这些字去。”

“‘愚昧……’嗯……‘在我们这里积重难返，在我们社会各阶层中享有最充分的公民权。终于，俄国整个知识界所呼吸的那种空气，也吹到我们这儿来了。一个月前，我们经国务大臣先生批准，在本城开办初级中学一所。这次批准，在我们这儿受到毫不虚假的热烈欢迎。有些人不限于仅仅表示热烈欢迎，另外还打算在行动上也表现出他们的热爱。我们的商人们素来有求必应，对任何良好的创举都提供资金上的支持，现在也没有摇头拒绝。……’见鬼！不但写得快，而且写得多么好啊！真有你的！嘿！‘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举出主要捐款人的姓名。他们的姓名开列如下：古利·彼得罗维奇·格雷热夫（两千），彼得·谢敏诺维奇·阿列巴斯特罗夫（一千五百），阿维甫·伊诺肯捷维奇·波特罗希洛夫（一千），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特拉木包诺夫（两千）。最后这个人还许诺……’最后这个人是指谁？”

“最后一个？就是您啊，先生！”

“那么，照你这么说，我算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就是说……嗯……嗯……嗯……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那么我成了最后一个？”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坐起来，满脸通红。

“谁是最后一个？我？”

“这固然指的是您，不过那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呢？”

“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你是蠢货！明白吗？蠢货！把你这篇通讯稿拿走！”

“阁下……尊驾伊凡……伊凡……”

“那么我成了最后一个？哎，你呀……你这个脓包！蠢鹅！”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的嘴里吐出一个个精巧的比喻，一个比一个不堪入耳。伊凡·尼基契奇吓得魂飞魄散，倒在一把椅子上，身子不住扭动。

“哼，你这猪猡！我成了最后一个？！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特拉木包诺夫素来不做最后一个，以后也不会！你才是最后一个！滚出去，从今以后不准你的脚再踩进我的屋子里来！”

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勃然大怒，把那篇通讯稿揉成一团，朝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报纸的通讯记者脸上扔过去。……伊凡·尼基契奇涨红脸，站起来，摇着手，踩着碎步走出房外。在前厅里迎接他的是谢辽日卡，愚蠢的脸上现出最愚蠢的笑容，给他打开大门。伊凡·尼基契奇走到街上，脸色白得像纸，踏着泥地走回他的住所去。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伊凡·斯捷潘诺维奇走出家门，瞧见前厅的窗台上放着伊凡·尼基契奇忘记拿走的制帽。

“这是谁的帽子？”他问谢辽日卡说。

“就是刚才您赶出去的那个可怜虫丢下的。”

“把它扔掉！干吗放在这儿？”

谢辽日卡拿起制帽，走到外面街上，把它扔在最烂的泥地里。

[1] 在俄国的婚宴上，来宾常发表演说以示庆贺。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塞尔维亚语。

[4] 发音不正确的法语：十分……十分感谢。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意大利语。

[7] 意谓“他们一点真理也没有”，因为说话的人是一点房产也没有的。

[8] 指1876年；这篇小说发表在1882年。

[9] 1863年至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10] 保加利亚北部的城市普列文的旧名，在俄土战争（1877—1878）中成为土耳其的堡垒，俄国军队经过长期围攻后，于1877年底予以占领。——俄文本编者注

[11] 1879年至188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自由派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12]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13] 1862年至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14] 指《莫斯科新闻》，自186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1863年到1886年间由卡特科夫主编，成为一种极其反动的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15] 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的反动作家和批评家，“第三厅”（政治警察局）的走狗。

[16] 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的称号之一。

[17] 《旧约·约拿书》称，约拿违抗耶和华神的命令而乘船逃走，耶和华就使海上起风吹翻他的船，并使大鱼把他吞下肚去。

[18] 当时俄国的商人，特别是旧式商人，往往留着大胡子，穿着大长袍。

[19] 狗的名字。

[20] 意谓“我不要听你那些漂亮的空话”，夜莺是一种歌声悦耳的鸟。

[21] 原文为拉丁语。

乡村医生

地方自治局医院。早晨。

由于医生不在，跟警官一块儿出外打猎去了，医院里就由两名医士，库兹玛·叶果罗夫和格列勃·格列贝奇，给病人们看病。病人大约有三十名。趁病人们正在挂号，库兹玛·叶果罗夫坐在诊病室里，一边等着，一边喝加了菊苣的咖啡[1]。格列勃·格列贝奇有生以来从没洗过脸，也从没梳过头，这时候把胸部和肚子靠紧桌子，怒气冲冲，给病人们挂号。登记病人是为统计用的。他得填写病人的本名、父名、姓氏、身份、住址、文化程度、年龄，然后，等到看完病，还要填写疾病的种类和发给的药品。

“鬼才知道这是什么钢笔！”格列勃·格列贝奇生气地说着，在大册子和一些小纸片上歪歪斜斜地写下大得出奇的字母，“这算是什么墨水？这是煤焦油[2]，算不得墨水！这个地方自治局真叫我觉得奇怪！它叫人登记病人，可又一年只给两戈比的墨水钱！……你走过来！”他叫道。

一个脸上包着绷带的农民和“男低音歌手”[3]米海洛一起走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

“伊凡·米库洛夫。”

“啊？什么？说俄国话！”

“伊凡·米库洛夫。”

“伊凡·米库洛夫！我又不是问你！走开！你！你叫什么名字？”

米海洛微笑了。

“莫非你不认识我？”他问。

“你笑什么？鬼才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这儿忙得不得闲，时间又宝贵，他们却嘻嘻哈哈的！你叫什么名字？”

“莫非你不认识我了？你中煤气毒，迷了心窍了？”

“我认识你，可我还是得问，因为这是公事。……我才不会中什么煤气毒，迷了心窍呢。……我又不像尊驾那样是个醉鬼。我可不死命地灌酒。……你叫什么，姓什么？”

“既然你认识我，我又何必对你说这些？你认识我五年了。……莫非到第六年你就忘光了？”

“我没忘光，可这是公事！明白吗？莫非你不懂俄国话？公事嘛！”

“好，既然是公事，那就随你！你写吧！米海洛·费多狄奇·伊兹穆倩科。……”

“不是伊兹穆倩科，而是伊兹穆倩科夫。”

“就算是伊兹穆倩科夫吧。[4]……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能给我看病就成。……哪怕写上小丑伊凡内奇[5]都没关系。……反正都一样。……”

“是什么身份？”

“男低音歌手。”

“多大岁数？”

“谁知道呢！我没受过洗礼，我不知道。”

“有四十了吧？”

“也许有了，也许还没有。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格列勃·格列贝奇把米海洛端详一会儿，想了想，写上“三十七”。随后，他又想了想，把“三十七”勾掉，写上“四十一”。

“你识字吗？”

“难道做歌手的能不识字？你这个脑袋瓜呀！”

“当着大家的面，你对我得称呼‘您’，别这么哇哇地嚷。下一个！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米基佛尔·普果洛瓦，哈普洛瓦村的人。”

“哈普洛瓦村的人不在我们这儿治病！下一个！”

“您发发上帝的慈悲吧。……老爷。我一步一步走了二十俄里路哪。……”

“哈普洛瓦村的人不在我们这儿治病！下一个！你走开！不要在这儿吸烟！”

“我没吸烟，格列勃·格列贝奇！”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手指头扎上绷带了，格列勃·格列贝奇！”

“那不是烟卷？哈普洛瓦村的人不在我们这儿治病！下一个！……”

格列勃·格列贝奇登记完毕。库兹玛·叶果罗夫也喝够咖啡，就开始诊病。格列勃·格列贝奇承担药剂师的工作，这时候走到药房里去。库兹玛·叶果罗夫承担内科医生的工作，系上漆布面的围裙。

“玛丽雅·扎普拉克西娜！”库兹玛·叶果罗夫看着册子叫道。

“来了，老爷子！”

一个小老太婆走进诊病室里来，生得身材矮小，满脸皱纹，仿佛厄运把她压瘪了似的。她在胸前画个十字，恭敬地对诊病的人鞠躬。

“嗯。……关上门！……哪儿痛？”

“脑袋痛，老爷。”

“哦。……是整个脑袋痛，还是只有半边痛？”

“整个痛，老爷……整个脑袋到处都痛。……”

“脑袋根本用不着包上。……你把那块破布摘下来！脑袋应当凉着，两条腿应当暖着，身子应当不冷不热。……你肚子不好受吗？”

“不好受，老爷。……”

“哦。……那你用手把你的下眼皮往下拉！好，行了。你贫血。……我给你点药水喝。……早晨喝十滴，中午和傍晚也一样。”

库兹玛坐下来，开方子：

处方：铁溶液[6]。从窗台上放着的瓶子里取出三喱，可是架子上放着的瓶子，伊凡·亚卡甫里奇吩咐说他不在就不许开封每天三次每次十滴交玛丽雅·扎普拉克西娜。

老太婆问明白药水该怎样喝法，就鞠个躬，走出去。库兹玛·叶果罗夫把方子从墙上挖成的小窗口丢到药房里，然后叫下一个病人。

“季莫费依·斯土科捷依！”

“来了！”

斯土科捷依走进诊病室，他又高又瘦，头很大，远远看去，很像一根球顶手杖。

“哪儿痛？”

“心痛，库兹玛·叶果雷奇。”

“什么地方？”

斯土科捷依指了指心口。

“哦。……很久了吗？”

“从复活节开的头。……前些日子我赶路，一路上歇了十来次。……有时候身上发冷，库兹玛·叶果雷奇。……有时候可又浑身发烧，库兹玛·叶果雷奇。”

“哦。……还有哪儿痛？”

“老实说，库兹玛·叶果雷奇，到处都痛哟。不过呢，您光是把心痛治一下就成，别处都不用您操心了。……别处就让那些娘们儿去治吧。……您给我点酒精什么的，免得我心口再憋闷。要不然这心口老是那么憋闷啊，憋闷啊，随后，忽然有点揪痛，喏，就是这个地方，于是……那儿……背上也酸痛。……脑袋里好像装着块石头。……而且我还咳嗽。”

“胃口怎么样？”

“坏透了。……”

库兹玛·叶果罗夫走到斯土科捷依跟前，把他的身子弯过去，用拳头按紧他的心口。

“这样痛吗？”

“哎哟……哎哟……痛呀！”

“那么这样痛吗？”

“喔唷……痛得要死！！”

库兹玛·叶果罗夫又问他几个问题，想了想，就把格列勃·格列贝奇叫来帮忙。会诊开始了。

“把舌头伸出来！”格列勃·格列贝奇对病人说。

病人就把嘴张得大大的，伸出舌头来。

“再伸长点！”

“再伸长就办不到了，格列勃·格列贝奇！”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办得到。”

格列勃·格列贝奇瞧一会儿病人，又苦苦地思索一阵，然后耸耸肩膀，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了诊病室。

“一定是炎症！”他在药房里嚷道。

“您给他点蓖麻油[7]和阿莫尼亚水[8]吧！”库兹玛·叶果罗夫嚷道，“要他早晨和傍晚揉肚子。下一个！”

病人从诊病室里出去，走到过道里药房的小窗口跟前。格列勃·格列贝奇在茶杯里倒三分之一蓖麻油，递给斯土科捷依。斯土科捷依慢腾腾地喝下去，舔舔嘴唇，闭上眼睛，用一个指头擦另一个指头，也就是要求吃点什么东西解解药味。

“这就是你要的酒精！”格列勃·格列贝奇交给他一小瓶阿莫尼亚水，嚷道，“早晨和傍晚用一块粗呢子蘸上它揉肚子。……瓶子要交还！不要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走开！”

这时候格利果利神甫家的厨娘彼拉盖雅走到小窗口跟前来，用围巾捂住嘴，不住地笑。

“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格列勃·格列贝奇问她说。

“丽扎薇达·格利果利耶芙娜[9]问候您，格列勃·格列贝奇，而且跟您要一点薄荷药片。”

“遵命。……为美丽的女性，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格列勃·格列贝奇从架子上取下一罐薄荷药片来，往彼拉盖雅的手帕上倒出半罐。

“请您告诉她，”他说，“就说格列勃·格列贝奇倒出药片来的时候，由于感情激动而不住微笑。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而且撕掉了。丽扎薇达·格利果利耶芙娜对谈恋爱不感兴趣。”

“她是个多么调皮的姑娘啊！请您告诉她，就说她是个调皮的姑娘！”

“米海洛·伊兹穆倩科夫！”库兹玛·叶果罗夫叫道。

“男低音歌手”米海洛走进诊病室。

“米海洛·费多狄奇！向您致最深切的敬意！您哪儿痛？”

“嗓子痛，库兹玛·叶果雷奇！我来找您，说实在的，是希望您，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为了我的健康……那个……我的嗓子倒不算太痛，可就是害得我吃了亏。……有了病，我就不能唱歌。我少参加一次弥撒，唱诗班的领班就扣掉我四十戈比。少参加一次晚祷扣掉二十五戈比。如今老爷们家里做安魂祭，歌手们得三卢布，可是我那一份，就因为我有病，一个钱也拿不着。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关于我的嗓子，我不妨对您作如下的推测[10]：很痛，沙哑。倒好像我的嗓子眼里有只猫，伸出爪子来……那个……咳……咳……咳……”

“那么，这是因为喝了烈酒吧？”

“认真说来，我也说不清我这个病是怎么得的。不过我可以向您表明，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烈酒对男高音才有影响，对男低音连一点影响也不会有。男低音喝了烈酒，库兹玛·叶果雷奇，声调反而更低沉，更威严。……倒是感冒对男低音的影响大得多呢。”

格列勃·格列贝奇在小窗口那儿伸出头来。

“该给老太婆什么药呢？”格列勃·格列贝奇问，“窗台上放着的那瓶铁溶液已经用完了。我把架子上那一瓶打开吧。”

“不行，不行！伊凡·亚卡甫里奇不准啊！他要生气的。”

“那给她点什么药呢？”

“随便给点什么吧！”

在格列勃·格列贝奇的语言里，“随便给点什么”就等于“给点苏打”。

“烈酒是不应该喝的。”

“我已经有三天没喝酒了。……我得病是因为感冒。……确实，白酒能弄得男低音沙哑，不过，库兹玛·叶果雷奇，您知道，嗓音沙哑一点，八度音倒更好听了。……我们这班人不喝白酒不行。……不喝白酒还算什么歌手呢？那就不成其为歌手了，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那简直就成了讽刺！……要不是我干了这个行当，我才不会往嘴里灌这种该死的玩意儿。白酒就是撒旦的血嘛。……”

“那就这么办。……我给您点药粉。……您把它放在瓶子里，兑上水，化开，然后您一早一晚拿它漱嗓子。”

“可以咽下去吗？”

“可以。”

“很好。……要是不能咽下去，心里总觉得不痛快。漱啊漱的，结果哇的一口吐出去，太可惜了！还有，喏，认真说来，我有一件事要问您。……再者[11]，由于我肠胃弱，而且就因为这个缘故，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我每个月都从身上放出点血去，还要喝汤药，那么我可以明媒正娶，解决婚姻大事吗？”

库兹玛·叶果罗夫想了一会儿，说：

“不，我不主张！”

“我满腔感激地谢谢您。……您可真是我们的良医啊，库兹玛·叶果雷奇！比任何大夫都高明！真的！有多少人在为您祷告上帝！嘿嘿！……多的是呢！”

库兹玛·叶果罗夫谦虚地低下眼睛，果敢地在药方上写下碳酸钠[12]，也就是苏打。

[1] 咖啡里加上用菊苣研成的粉，是为了增添香味，节省咖啡。

[2] 煤焦油又黑又稠。

[3] 指乡村教堂唱诗班的歌手。

[4] 在俄国，有许多乌克兰人的姓以“科”结尾，并不是他说错了自己的姓。

[5] 俄国的骂人话，近似我国的“傻老二”。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原文为拉丁语，一种轻泻剂。

[8] 原文为拉丁语，一种镇静剂。

[9] 她是格利果利神甫的女儿，因为她的父名是“格利果利耶芙娜”。

[10] 应是“说明”，由于掉文而说错。

[11] 应是“那就是”。

[12] 原文为拉丁语。

不必要的胜利

故事

一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索巴契·祖勃基在大道上拐弯，往戈尔达乌根伯爵的园子走去，这时候太阳偏西，已经落下一半了。天气又热又闷。

匈牙利的草原每到六月间就面目大变。土地裂开，大道变成河流，不过河里起伏的不是流水，而是灰色的尘土。风，即使有的话，也热得厉害，吹裂皮肤。空中从早到晚老是寂静无声。这样的寂静使得行人满心愁闷。在草原骄阳的炽热光芒下，只有葱茏苍翠、举世闻名的匈牙利果园和葡萄园才没有凋萎，没有发黄，没有干枯。那些园子经技艺高强的人培育出来，散布在为数众多的大河和小溪的岸旁，从早春起到仲秋止总是披着绿色盛装，招引来往行人，成为一切生物逃避炎阳的好去处。园子里充满阴影、凉爽和美妙的空气。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沿着很长的林荫路走。这条林荫路是两个便门之间一条最近的路，一个便门通到草原上去，另一个通到伯爵的园子里。那条路把园子切成平均的两部分。

“这条林荫路倒叫我想起当初在学校里打过你父亲手心的那管尺了。”茨威布希说着，竭力眺望林荫路的尽头。然而路的尽头消失在绿色的远方，看不清楚。太阳照不到这里来。路至多不过一俄丈宽，两旁耸立着的树木互相伸出枝杈，连成一片。这是大自然利用橄榄树、橡树、椴树、赤杨树等的枝杈搭成的一条隧道。茨威布希和伊尔卡犹如在房顶下面走路。矮胖而腿短的茨威布希浑身大汗。他脸色紫红，好比煮熟的甜菜根。他不时用短上衣的前襟擦他流汗的下巴。他不住喘气，呼哧呼哧响，犹如没有上足油的打谷机。

“这是神仙世界才会有的凉爽啊，我的小雀儿！”他喃喃地说，伸出胖指头解开他坎肩和衬衣上的纽扣，“我敢凭我的小提琴起誓。你不觉得我们从地狱里升到天堂了？”

伊尔卡的脸色和她的玫瑰色嘴唇一样红。她的大额头和高鼻梁上闪着小汗珠。可怜的姑娘非常疲乏，腿都几乎站不稳。竖琴的皮带压痛她的肩膀，尖尖的琴边不客气地碰痛她的腰部。树荫使得她好几次露出笑容，深长地叹息。她脱下鞋来，光着脚走路。她那又小又美的光脚愉快地踏着凉快的沙地。

“我们要不要坐一会儿？”茨威布希提议道，“这条林荫路长得像老处女的舌头。它大概有三俄里长呢！”

“不，爸爸！要是我们坐下，那么待一会儿就很难站起来了。我们顶好还是走到头再歇息吧。”

“那也好。……今天，我的小雀儿，是你的生日。命运会送给你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小礼物呢？”

“我希望命运给我送来今天的午饭就好。……”

“她倒怪不错的，想要这个！哈哈！她的希望可不小呢！这太过分了吧，我的姑娘？你是不是还想要晚饭呢？”

“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过什么热东西。……你再也没法想象，爸爸，我老是啃干面包，吃熏腊肠，弄得我的嗓子干成什么样子了！要是今天命运叫我自己挑选一样礼物，或是多活十年，或是喝一盆清肉汤，那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中第二样。”

“你选得好。最差的清肉汤也要比我们这种荒唐的生活好许多倍呢。”

“我会选中第二样，喝个精光，而且津津有味！我饿得很啊。”

茨威布希同情地瞧着伊尔卡，努出厚嘴唇，吹一声口哨。每逢有什么事搅得他心神不安，或者逼得他沉思默想，他就老是发出时断时续的口哨声。他沉默一会儿，把两道突出的浓眉对着伊尔卡，眉毛底下一对眼睛含着笑意，说道：

“好，你等一等，忍一下吧。……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命运送给你的礼物不会辜负我们对它的关心。……嘻嘻。……我预感到我们辛辛苦苦走到尊贵的戈尔达乌根伯爵家的院子里，不会白跑一趟！嘻嘻。……等我们走进他家院子里，演奏起来，他们就会把那种可鄙的金属[1]大把地撒到我们身上来。那我们口袋里就会装满硬币。伊尔卡就会吃到一顿中饭了。……嘻嘻。……幻想吧，伊尔卡！世界上什么事不会发生呢？也许我讲的这些事真会来的！”

伊尔卡理一下挂在肩膀上的竖琴皮带，笑起来。

“连伯爵也会听我们演奏呢！”茨威布希继续说，“说不定，我的宝贝儿，他，伯爵，灵机一动，想到不该把我们从他家的院子里赶走！说不定戈尔达乌根会听你唱歌，微微一笑。……要是他醉了，那我凭我的小提琴向你起誓，他会拿出一个金币来丢在你脚跟前呢！金币！嘻嘻嘻。说不定我们走运，眼下他正坐在窗前，醉得一塌糊涂！那你可就要得着金币了，伊尔卡！哈哈哈。……”

“为什么一定要喝醉呢？”伊尔卡问。

“因为人喝醉了酒，就比清醒的时候善良些，聪明些。醉汉比清醒的人更爱音乐。啊，我那悦耳的琴弦呀！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醉汉，艺术就停滞不前了！你祷告吧，只求那些就要听我们演奏的人都醉着才好！”

伊尔卡沉思不语。是啊，茨威布希的话有几分道理！到现在为止，丢给她钱的人大部分都是醉汉。要不是那些醉汉，她和她父亲就会更经常挨饿，饿得更厉害了。他们演奏大半是在小饭铺和酒店里，而不是在清醒的市民们整洁的家门口。听他们演奏的，大多是男人，他们的显著特征就是皮肉松弛的脸庞、又大又红的鼻子、庸俗而不连贯的话语。伊尔卡思索着这个不愉快的问题，觉得又痛心又烦恼。现在她才明白那些人何以爱听她父亲的山羊般的歌唱和庸俗的笑话，反而不喜欢听她唱歌，何以常常要求她别再唱了，跳一跳舞才好。她的歌唱不止一次半中腰停下来，改成无聊的舞蹈，由她父亲拉着刺耳的小提琴伴奏。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听客有兴趣问一声，她唱得那么动情的歌是谁编的。人们对《三骑士之歌》和空洞无味的舞曲是带着同样的兴味听的。

“清醒的人看不起你和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叫花子。醉汉倒容许我们接近他们，因为我们的音乐倒多少能减轻他们的头痛。”

茨威布希这些话惹得心中烦恼的伊尔卡垂头丧气。她恨不得哭一场，打坏一件什么东西才好……比方说，哪怕弄断一根手指头也好。可是不管她把手指头怎样拧来拧去，转来转去，手指头却还是没有折断。她就只得光是流泪了。

“我向可敬的戈尔达乌根伯爵府致敬！”茨威布希喃喃地说。

他看见一个便门，由细铁丝编成，上面攀附着开花的草藤。

“我致敬！一个没有祖先的人走进了这个有祖先，然而是坏祖先的人家！与其有卑鄙的祖先，还不如根本没有的好！十七世纪，卡尔·戈尔达乌根伯爵娶了个不是出身于贵族的女人，于是良心感到痛苦，就死了。他哥哥莫利茨呢，把自己妻子的钱财偷个精光，害得她患了痨病，后来经神甫批准同她离婚，他高兴极了，足足跳了一个月的舞。你看见那所房子吗，我的小鸟儿？要是能够翻开这所房子的历史看一下，你就会叫起来：‘那些人简直是畜生！’你虽然连一个脏字眼也不会说，还是会破口大骂……也许就像俄国人骂得那么难听！你记得俄国人吗，亲爱的？他们的话就跟他们寒冷的气候一样厉害呢。我们来调好乐器的音吧！”

茨威布希调好小提琴的音。伊尔卡用围裙拂掉竖琴上的尘土。

“命运啊，我们向你挑战！你拾起无形的手套吧！”[2]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挺直身子，做出快活的脸相，精神抖擞地走进伯爵家的院子。尽管天气炎热，院子里却有人。那儿正在进行紧张的工作。二十来个工人，身穿灰蓝色罩衫，蒙着尘土，脸给烟子熏黑，满头大汗，在院子里铺柏油路面。灰蓝色的浓烟从三个桶子里冒出来。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生气勃勃地走到正房跟前。他们往窗子那边看一眼，瞧见最大的窗口里有一张很大的人脸。……脸是红的。

“这就是伯爵！”茨威布希低声说，“好像就是他！我的预言要实现了！再者他喝醉了酒。……你开始吧！”

伊尔卡弹响竖琴。茨威布希顿一下脚，把小提琴放在下巴底下。工人们听见音乐声，都回过头来看。窗口里那张红脸睁开眼睛，皱起眉头，升高了一点。红脸后面闪出一张女人的脸，闪出几只手。……窗子推开了。……

“回去，回去！”窗子里传出说话声，“滚出院子去！喂，说的是你们！这些卖艺的，叫你们和你们的音乐一齐见鬼去吧！”

红脸从窗子里钻出来，开始摇手。

“你们自管弹唱吧，你们自管弹唱吧！”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

工人们放下工作，搔着身子，往乐师那边走过去。他们站得很近，想看清伊尔卡的脸。

“世界上啊，国家真不少，”伊尔卡用指头拨弄琴弦，唱起来，“它们美丽而富饶，像太阳那样金光万道。最好的国家啊，就是匈牙利，它有好园子、好牧场、好天气，葡萄酒甜得像蜜，公牛的犄角又长又细。伊尔卡爱这个国家，也爱住在这块国土上的人民。”

红脸微微一笑，油亮的眼睛盯住伊尔卡。

“那儿的人啊，了不起，”伊尔卡继续唱道，“他们漂亮，勇敢，他们的妻子都美丽。没有人啊，能够征服他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舌战里。他们遭到许多民族的妒忌。他们呀，只有一个缺点：他们不懂得歌曲。他们的歌啊真可怜，不值一提，缺乏蓬勃的生气。它那种声调啊，使人为匈牙利惋惜。……”

“我们的总管老爷皮赫捷尔希塔依先生吩咐你们唱个快活点的歌！”一个穿红上衣的听差走到伊尔卡跟前，用男低音说。

伊尔卡的歌声停住了。姑娘没来得及把她的思想统统唱出来。

“快活点的歌？嗯。……请您对总管老爷皮赫捷尔希塔依先生说，他的愿望会圆满实现！不过，我可以荣幸地亲自对他说明一下！”

茨威布希说完这话，脱下帽子，走到大窗子跟前，把两个靴跟碰一下，行个礼。

“您，”他恭敬地赔着笑脸问道，“您吩咐唱个快活点的歌吗？”

“是的。”

“您要不要听外交歌呢？我自己编的！这首歌解决欧洲一个极其要紧、头等重大的问题。您有幸是匈牙利人吧，老爷？”

红脸从嘴里吐出一缕烟雾，仁慈地动一下嘴唇，算是承认了。

“我要请爱国的先生们注意！你们能保证，诸位先生，这首歌不至于张扬出去吗？你们当中会有……”

茨威布希对工人们扫一眼。那些人纷纷点头，他们发生兴趣，走到近处来了。

“奥地利呀，是什么东西？”茨威布希用山羊般的声音唱道，“政治家啊，人世间的公爵们啊，请你们告诉我，奥地利是什么东西？它岂不是一盘凉杂拌，贪婪的邻居正准备把它吞下肚去？是啊，要不是这盘凉杂拌里有金色鲈鱼，鱼骨头能卡住人的嗓子，他们早就把它吃得所剩无几。这条鲈鱼就是匈牙利。”

“好哇，好哇！”胖子叽咕说。

“奥地利是一只大鸟，羽毛的颜色花花绿绿！”茨威布希继续唱道，“它呀，生着一百个肢体。它有许多腿，许多翅膀，许多肚皮。然而脑袋只有一个，就是匈牙利。一头野兽啊，向那只大鸟扑过去，吞吃它的肢体，然而要吃它的脑袋却谈何容易！它的头颅硬得只有象牙才能相比。”

“好哇，好哇！”

“世界上有法语，有德语，有俄语，有匈牙利语。匈牙利语啊，丰富得使所有的才子学士感到惊奇。请您到维也纳[3]去吧，您不妨问一问：哪里有个斯芬克司[4]会说奥地利语？”

“好哇，好哇！给你！”

一枚很大的银币亮闪闪地从窗子里飞出来，当的一声滚到茨威布希脚跟前。另一个同样的硬币碰着伊尔卡的鞋。茨威布希拾起硬币来，叫道：

“一千个谢谢！我去为您老人家的健康开怀畅饮！我要喝个不停，而且我敢凭我这张胖脸起誓，一直喝到透不过气来！我为您的健康要用两个嗓子眼喝酒：一个就是普通的嗓子眼，一个是管呼吸的嗓子眼！我要喝到透不出气来才罢休！”

茨威布希摇一下帽子。这时候窗子里却发生一件出乎意外的事。那张红脸涨得发紫，姑娘大叫一声，窗子猛地关上了。工人们纷纷后退，把身子挺得笔直。茨威布希把帽子往后一摇，却感到帽子碰着什么障碍。他回过头去一看，不由得身子矮了半截。原来他身旁站着一头漂亮的黑马，给那顶不客气的帽子吓一跳，扬起前蹄直立起来。骑在马背上的是身材很高而又苗条的、全匈牙利闻名的美人。她就是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出嫁以前是冯·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小姐。茨威布希看见，在他面前的就是这个绝色美人，充满了美丽、青春、尊严和……愤怒。她稳住马，脸色苍白，气得发抖，眼睛发亮，像是闪着电光，手里扬起马鞭。

“混蛋！”她低声说道，差点从马鞍上摔下来，因为茨威布希经不住马鞭抽打，身子摇晃一下，跌倒在地，魁梧结实的身体撞着黑马的前腿。他是身不由己倒下去的。

马鞭抽打着他的两鬓、面颊、上嘴唇。伯爵夫人用尽全力抽打他。

另一张女人的脸，伊尔卡的脸，歌德的格蕾岑[5]的脸，美丽而年轻，四周围绕着千万根淡黄色头发，这时候却由于气愤和无法形容的绝望而变了样。她脸色惨白，横眉竖眼。……她周身不住地打战。伊尔卡像狗似的龇着白牙，往前迈出一步，在地上没找到石头，就拿起那枚银币往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身上扔过去。银币只擦一下迎风飘扬的面纱，就往正房那边飞去。紧跟着是奇怪而沉闷的寂静。伯爵夫人和那个生着金发的小头，脸对着脸，瞪起眼睛，互相盯紧。她们沉默了一分钟。伯爵夫人举起马鞭，可是见到那张苍白的、不幸的、变样的脸，就慢腾腾地放下手，骑着马缓步向正房走去。她走到门廊跟前，两次回过头来看伊尔卡。

“叫他们出去！”她喊道。

茨威布希爬起来，抖掉身上的尘土，脸上淌下鲜血，却微笑着，往呆若木鸡的伊尔卡面前走去。

“你感到惊讶吧，我的朋友？”他开口说，“嘿！你的父亲挨打了？用不着奇怪！他挨打并不是第一次，而是第四十一次了！现在总该习惯了！”

伊尔卡抓住她父亲的胳膊，浑身发抖，偎依在他身边。

“啊，我多么走运！”茨威布希开口说，竭力使他脸上的鲜血不致滴在伊尔卡头上，“我多么走运啊！我多么感激伯爵夫人！我的小提琴完整无恙！我没把我的小提琴压碎！”

茨威布希一只手提着竖琴，另一只手搂住伊尔卡的肩膀，很快地走回林荫路上去。

二

临到林荫路的尽头已经出现，前边就是草原，那就必须数一数左边的山毛榉。有经验的眼睛可以发现第八棵和第九棵山毛榉之间原先有过一条小径，如今却已经荒废。这条小径像蛇似的蜿蜒到一座小礼拜堂去，在那附近可以找到水。茨威布希知道有这样一条小径。他数到第八棵山毛榉就往左拐弯。伊尔卡跟在他后面走。他们得穿过密密层层的牛蒡、野麻、鼠芹、荨麻。荨麻无情地刺痛他们的胳膊、脖子和面颊，野麻和鼠芹难闻的气味弄得他们透不出气来。茨威布希和伊尔卡的肩膀上粘满蜘蛛网。蜘蛛网上有些小蜘蛛在爬，大苍蝇和蚱蜢已经落网。大蜘蛛不习惯地翻跟头[6]，从他们肩膀上跌到草地上。我们这两位行人不得不搅扰成千个生命的安宁。

小礼拜堂矗立在林间空地上，那儿生满高高的青草，离林荫路有一刻钟的路程。小礼拜堂怯生生地耸立在青草之上，墙上的灰泥已经脱落，生满青苔、滨藜和常春藤。它那光滑的圆锥形房顶被太阳晒成棕红色，上边立着高高的铜十字架。十字架对茨威布希来说，往往成为指路的星标。

“如果小溪干了，”茨威布希说，“那么命运的礼物就比伯爵夫人送给我们的礼物还要糟得多。我的五脏干得像牛皮纸一样了。”

然而小溪没有干涸。茨威布希和伊尔卡往小礼拜堂那边走去，随手拂掉他们肩膀上的蜘蛛，这时候就有一股清凉的水汽迎面扑来，并且传来潺潺的水声。茨威布希畅快地微笑着，把竖琴和小提琴放在小礼拜堂的台阶上，赶紧绕着小礼拜堂走动，两条短腿急忙地迈步，像是在画螺线。

“有流水的声音了……不过，见鬼，它在哪一边呢？”他大笑着说，“小溪啊，你在哪儿？往哪儿走才能找到你啊？哎，荒唐的记性！我，小溪啊，在你那儿喝过两次水，不料我这个忘恩负义的人忘记你在哪儿了！我看我跟一般的俗人差不多！我们什么也不会忘记，只会忘记我们的恩人！哎，人啊！哈哈……”

伊尔卡的听觉比较敏锐，要不是她那年老而且依她看来有病的父亲刚才受过一场可怕的凌辱，她倒能听出来小溪在哪一边汩汩地响。现在她却心不在焉地跟着她那不住迈步的父亲走，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理会。她顾不上疲劳，也顾不上口渴。强烈的、年轻的、正义的愤怒压倒了一切。她一面走，一面瞧着地下，咬着上嘴唇。

茨威布希有一只耳朵发聋，他绕来绕去，最后才算走到一个地方，可以清楚地听见湍急的流水声，脚下的土地也显得柔软而潮湿。

“小溪一定就在椴树下面！”茨威布希说，“就在那儿，那棵孤零零的椴树！不过另外还有两棵，都到哪儿去了？我十年前在这儿喝水，椴树一共有三棵嘛。……必是让人家砍掉了！可怜的小椴树啊！不知什么人要用它们。喏，我们要找的小溪也找到了。……你好！伊尔卡，我们来为你的健康干一杯吧！”

茨威布希跪下去，把帽子丢在一旁，把扑满尘土的脸送到清凉、发亮的水面上去。……伊尔卡心不在焉地弯下一条腿，照她父亲的样子做。茨威布希把嘴和眼睛都浸到水里，不住喝水。他在水面上看见他那血迹斑斑的脸容。他瞧着他的瘀伤和青肿，准备说几句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可是等到他在镜子般的水面上看见他脸旁那张伊尔卡的脸，他的俏皮话就飞出脑子，喝进嘴里的水也吐出来了。他不再喝水，抬起头来。

“伊尔卡！”他皱起眉头说，“听见了吗，姑娘？不要这么龇牙咧嘴的！你又不是狗！我不喜欢这样！不要傻里傻气的！”

伊尔卡抬起头来，用湿润的手心摩挲额头。

“我不喜欢这样！”茨威布希继续说，“你丢开这种愚蠢的习惯吧：一点点小事就龇牙咧嘴！你得放聪明些！何必生气呢？你的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而且你在发抖！你瞧着吧，傻孩子，等你活活地气死，你就明白了！不要这样！算了吧！……”

“我办不到。……谁也没有权利打你的脸，茨威布希爸爸。谁也不行！”

“是吗？莫非我自己就不知道？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嘛！打脸也罢，打背也罢，打肚子也罢，一概不对。……可是你要怎么样呢？”

伊尔卡又用手心摩挲额头，小声说：

“我要任何人都不敢打你。我要……我要找她报仇。”

茨威布希吹了声口哨，弯下腰，凑近溪水，开始洗脸。他洗完脸，用手抹干，说：

“胡闹，伊尔卡！你要是还没喝够水，就再喝点，然后我们就去取我们的乐器。糊涂话也说得够了！”

茨威布希搀着伊尔卡的胳膊，把她扶起来。然后他摩挲着肚子，往小礼拜堂走去。

“我们与其生闷气，还不如去看看小礼拜堂的好！”茨威布希提议道。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走到小礼拜堂跟前，看见许多绿色和灰色的壁虎纷纷钻进墙缝里和草丛中。小礼拜堂的门上扣着生锈的铁钩，钉着木板，封得严实。大门上方有一块光滑的木板，上面钉着铜铸的字。不消说，那是拉丁文。茨威布希读了一遍，然后翻译给伊尔卡听：“福兰齐斯克·戈尔达乌根——一八〇六年。过往的行人啊，你们祈祷吧，求神圣的天使保护他的灵魂长住天国！”两个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玻璃的碎片嵌在半朽的窗框里，射出虹一般的光彩。第三个窗子被一束大麦秸堵住。那些窗子都布满蜘蛛网和尘土。

“福兰齐斯克·戈尔达乌根！”茨威布希对着窗口叫道。

“戈尔达乌根！”回声接应道。

“福兰齐斯克·戈尔达乌根就是现在的伯爵的叔祖，”茨威布希对伊尔卡说，“一八〇六年，他赴幽会回来，就在这个地方被年老的侍从打死了，那个侍从是为他的女儿报仇。有些人是这样说的，不过另外一些人却说，他是跟他外甥为一个姑娘打架而被打死的。不管怎样，反正侍从就在此地受绞刑。神诫说‘不可杀人’[7]，然而在戈尔达乌根家里，树林里，园子里，谁也不理会神诫。你往窗子里看一眼，伊尔卡。……你看见圣徒福兰齐斯克吗？脸黄得发绿，可怕得很。……现在那张像已经模糊不清，不过从前却可以看得很清楚，吓得愚蠢的男人和妇女心惊肉跳。我至今都记得，当时那张脸前面点着蓝色长明灯，特别可怕。……每逢我看着那张脸，我背上就一阵阵发凉。问题在于，我的姑娘，画像的画家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就逃跑了。他没有画完左眼，因此右眼显得很奇特，使得我们的迷信的眼睛看着不舒服。脸也没有画完。用画家的话来说，那张脸只上了底色。画家逃跑，是因为他爱上了伯爵夫人。这个怪人认为她是攻不破的堡垒。傻瓜！他只要让她明白他的心意，她就会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女人总是脆弱的。女人在问题牵涉到你不该知道的那种事情的时候是不会避开男人的，我纯洁的孩子。”

茨威布希停住嘴，瞧着伊尔卡。伊尔卡没听他讲话。她瞧着地下，嘴里小声念叨，手指头不住动弹，仿佛跟自己讨论什么事。茨威布希吹了声口哨，开始沉思。

“你听我说，红头发姑娘！”他皱起眉头说，“我不喜欢这样！你又龇出牙来了！我们坐下来吧！”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就在小礼拜堂滚烫的台阶上坐下。

“你的头脑到哪儿去了，姑娘？”茨威布希瞧着女儿苍白的脸，继续说，“为什么你不顺着情理考虑事情呢？木头打不成钢，破布铸不成铜钟，老鼠也生不出天鹅。对一个在那种人家出生的女人，你就不能指望她会有什么天使般的行动。她的祖辈和父辈都是狼，那么她能违背自然规律，生来是只羔羊吗？她也是狼！从头到脚都是狼！她既然是狼，就不能不干出这种事来。……此外你还能希望什么呢？要教狼吃干草，我们可办不了。……你得顺着情理考虑事情嘛！她在娘家是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小姐，那么盖依连希特拉尔家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跟戈尔达乌根家的人一样。头一个盖依连希特拉尔就是阿尔土尔·戈尔达乌根的私生子。他只因为同戈尔达乌根家沾亲，才在三十年战争[8]时期取得男爵头衔。后来戈尔达乌根家同盖依连希特拉尔家联姻，第二家的女儿嫁给第一家的儿子，等等。结果，这两个家族不分彼此。那么你要怎么样？莫非你指望，在戈尔达乌根打你的时候，盖依连希特拉尔会跑过来吻你？哼……办不到，我亲爱的！只有像你这样不懂事的人，才会因为大自然给狼一口尖利的牙齿而生狼的气。”

茨威布希沉默一下，继续说：

“从戈尔达乌根家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大自然在这儿是起重大作用的。头一个戈尔达乌根在十字军东征开始的时期出现。大家叫他‘金黄色眼睛的吸血鬼’。他的头发和胡子黑得像煤一样，可是眉毛和睫毛却是淡黄色。由于大自然的这种捉弄，他才姓戈尔达乌根[9]。据史书上说，他那对金黄色眼睛里除了闪耀着非凡的智力以外，还搀混着猞猁的狡猾和灵活以及饥饿的雪豹的凶残。这人是在最坏的意义上的疯狗。他喝人血就像我们喝水那么随便，他像犹大那样肆无忌惮地收买人和出卖人。要他焚毁一个村子，比要我们吸一支雪茄烟便当得多。他点上一把火，就兴致勃勃地观看火焰。以戈特福利德·布里昂斯基[10]为首的胜利者正在耶稣坟旁做头一次祈祷，他却在耶路撒冷城郊奔驰不停，用长枪把伊斯兰教徒的头颅串在一起。就连在那个伟大的时刻，他也没有改变本色！据文献上说，他热切地想去祈祷，然而疯狗的本能却引着他奔往另一个方向，一味杀人放火。这是可怕的反常，我亲爱的！谁也不能认为，这个生着金黄色眼睛的人要为他的反常负责。人本身是不会弄得自己堕落到这样可怕的卑鄙地步的，就像人不会想要手上生出第六个指头一样。这要由大自然负责。大自然给了他狼的脑子。这个金黄色眼睛的人生下来的儿子，只有一点跟父亲不同，就是没生金黄色眼睛……反常却照样传给他了。后来，孙子既有金黄色眼睛，又反常。依此类推。当前的伯爵没有金黄色眼睛。去年他的儿子，一个小男孩，死掉了，他却生着金黄色眼睛。这样看来，金黄色眼睛是隔代相传的，反常却每一代都有。你看得明白，我亲爱的，要戈尔达乌根家的人没有狼的脑子，就像要他们不生金黄色眼睛一样困难。好，那么现在你自己来评断吧，我亲爱的，那个美人儿能够不用鞭子抽我的嘴吗？天性总占理性的上风，要她不这样干就不行！”

“你这全是胡说，爸爸！”伊尔卡顿一下脚，尖声叫道，“你胡说！打你的嘴，跟她的反常不相干，跟她的天性不相干！这不关我们的事！你说这些话，不过是怕我生气会伤身体罢了。可是我要给她点厉害看看！我……我饶不了她！要是她欺负你，我倒饶了她，那就让上帝惩罚我！”

“别人，不论是谁，倒可以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唯独你这个小羊羔不能这样！一只小羊羔要充好汉去跟狼干仗，无非是说空话罢了。……我们还是不谈这个的好！”

伊尔卡站起来，把竖琴的皮带挂在肩膀上，用下巴指指那条小径。

“莫非你不想休息了？”父亲问。

伊尔卡没开口。茨威布希就站起来，把小提琴夹在胳肢窝底下，嗽了嗽喉咙，迈步往林荫路走去。他已经习惯于听从伊尔卡的话了。

过一个钟头，他们已经勉强拖着疲乏的腿，在尘土飞扬而又炎热的大道上行走。他们前面，一带青色的丛林和园子后边，露出白色的钟楼和匈牙利一个小城的市政府。左边是戈尔达乌根家一个美丽的小村子，显出花花绿绿的色彩。

“法院在哪儿？是在这儿还是在那儿？”伊尔卡指着那座城和那个村子问道。

“法院？嗯。……法院是城里也有，村子里也有。城里的法院，我的黄金般的孩子，审问城里人；村子里的呢，审问戈尔达乌根下边的人。……”

伊尔卡停住脚，沉思一会儿，就沿着通到村子的道路走去。

“到哪儿去？你去干什么？”茨威布希问，“你到那儿去干什么？求上帝保佑，你可别到庄稼汉那儿去！”

“我，茨威布希爸爸，要到审问戈尔达乌根的人的地方去。”

“这是何苦来？看在上帝面上吧！你是个冒失鬼，我的宝贝儿！我们到城里可以吃顿饭，喝点啤酒，可我们在这儿……能干点什么呢？”

“干什么？很简单！我要跟那个不要脸的女流氓打官司！”

“你真是个傻瓜，闺女！你疯了！你完全丧失思考能力了，我的亲人！再不然，也许你是说着玩的吧？”

“我不是说着玩的，爸爸！我甚至觉得奇怪：你自尊心很强，可是对这场侮辱怎么会这样满不在乎呢？要是你高兴，你自管到城里去好了！我自己到法院去，要他们惩办她！”

茨威布希看一眼伊尔卡的脸，耸了耸肩膀，跟着不听话的女儿走去，嘴里嘟嘟哝哝，不住做手势，发出吹口哨的声音。

“你是傻瓜，伊尔卡！”他们走过河上搭着的桥，他叹口气说，“傻瓜！你要是不碰一鼻子灰走出村子，你就骂我秃头鬼！请你原谅我说话难听，闺女，老实说，你今天笨得像鱼一样！”

他们走过桥，进了村子。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在忙地里的活和园子里的活。他们不得不在村子里转悠很久，东张西望，最后才算迎面碰见一个老太婆，身材矮小，脸皮皱得像是干瘪的甜瓜皮。

“请容许我问一声，”伊尔卡对老太婆说，“这儿的法官住在哪儿？”

“法官？我们这儿，姑娘，有三个法官，”老太婆回答说，“这当中，有一个早已不审案子。他瘫在床上有十年了。另一个现在不管审案子的事，当地主了。他娶了个有钱的女人，得了妻子陪嫁来的土地，现在哪里还肯审案子？不过他也已经是老头子了。……他大约十五年前娶的亲，就是我大儿子死的那一年，主啊，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那么第三个呢？他住在哪儿？”

“第三个？第三个倒还在审案子。……不过他也已经不中用了。……这个小老头！眼下他倒应该睡在坟墓里，不该给人劝架。……他住在……您看见那道绿门廊吗？看见吗？喏，他就住在那儿。……”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向老太婆道过谢，往绿门廊那边走去。他们正赶上法官在家。他站在他家院子里一棵枝叶茂密的老桑树底下，举起手杖把熟透的黑色桑葚打下来。他的嘴唇和下巴给染成紫一块，蓝一块，红一块。他嘴里塞满桑葚。法官懒洋洋地嚼着，比嚼腻了反刍食物的公牛还要慢。

茨威布希脱掉帽子，对法官鞠躬。

“我冒昧打搅您老人家，想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您是法官吗？”

法官用眼睛打量这两个不速之客，吞下他那些反刍食物，说：

“我是法官，然而办公时间只限于吃中饭以前。”

“那么您已经吃过中饭了？”

“嗯，是啊。……我两点半钟吃中饭。……这一点你们应当知道。逢假日，我是一点半钟吃中饭。”

“吃饱的肚子不喜欢学习，[11]您老人家！嘻嘻嘻。……您说的是实话。不过，您老人家，没有一条规则是没有例外的！”

“我的规则就不然。……在我们所谈的这件事情上，我就不承认有例外。……我一定要空着肚子才审案，老头子，因为那时候我最不会生出婆婆妈妈的心肠。十年前我试过在中饭后审案。……结果怎样呢？你知道结果怎样吗，老头子？我判的刑老是比平时轻一等。……这样办事可不见得总是公平啊！不过，你身子胖得好比装一百维德罗的桶子！你，大概，吃得很多吧？你驮着这么些多余的肉，就不嫌热吗？还有，这个姑娘是什么人？”

“这，您老人家，是我闺女。……她来找您是有事要请求您。”

“哦。……是这样。……你走过来一点，美人儿！你要办什么事？”

伊尔卡走到法官跟前，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讲了一遍在戈尔达乌根伯爵家院子里发生的那件事。法官听她讲完，瞧了瞧茨威布希的嘴唇，微微一笑，问道：

“那么，美人儿，你要怎么样？”

“我希望您惩办那个女人！……”

“原来是这样。……好吧。……遵命！我们马上就把她关进监牢里去。……你听着，老头子，”法官转过身来对茨威布希说，“你是在哪儿生下这个漂亮姑娘的：是在月亮上还是地球上？”

“在地球上，您老人家！月亮上是没有女人的，您老人家，所以在那儿不大可能为产妇的健康干一杯葡萄酒哩！”

“既是在地球上生下来的，为什么她就不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样的傻瓜呀，先生们！哎，什么样的傻瓜呀！你们又是傻瓜，又是怪人！”

“为什么呢？”伊尔卡问。

“大概因为你们没有脑子。……戈尔达乌根家供我吃，供我喝，我反倒去审判他们？！哈哈哈！戈尔达乌根家是伯爵，她呢，却是茨冈的女儿，父亲是个很差的小提琴手，由于小提琴拉得不好倒应该挨一顿鞭子才对！这些怪人！不，你们不是在地球上生下来的！况且，她会乐意跟你打官司吗？我派人给她送传票去，她就会在那上面画一张丑脸，勾出个大鼻子，把它往桌子底下一扔完事！再者，你的见证在哪儿呢？那些工人吗？你别痴心妄想了！他们可不是什么百万富翁，能够丢下饭碗不要！哈哈哈！你居然要跟那样的人打官司！怪人！不，你别说废话了，美人儿！这件事惹得你怄气，这是实在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总不能把这个世界换个样子吧！”

“可是，那我怎么办呢？”

“你该给你父亲一块破布，让他把嘴包扎起来。伤口一粘上苍蝇，就可能得病。……你该买醋酸盐稀溶液，擦在他伤口上。……我所能出的主意就只有这些了。……另外还要我给你出主意吗，美人儿？行啊！那你就挽着胖爸爸的胳膊，离开此地。……我看不惯傻瓜！你们应该躲开这个不公正的法官，免得我跟你们谈话。”

“可是，那我怎么办呢？”伊尔卡绞着手指头，又问道。

“嗯。……你要我再出个主意？那就照办！你得变成伯爵夫人，跟她一样。那你才有充分的权利跟她打官司！充分的权利！哈哈哈！你变成伯爵夫人吧！我说的是实话！那时候你自管跟她打官司，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谁也不会拦阻你，什么东西也挡不住你！不过……再见！我没有工夫闲扯了！你们躲开我。在你没有变成伯爵夫人以前，我还有权利这么不客气地把你赶走，要你躲开我这胀饱的肚子和懒洋洋的舌头！去吧，老头子！别忘了买点醋酸盐稀溶液，擦在伤口上！”

法官转过身去，动手打桑葚。茨威布希和伊尔卡走出院外，往桥头走去。茨威布希本来想留在村子里歇一下，可是又不愿意违拗伊尔卡的心意办事。……他磨磨蹭蹭地跟着她走去，暗自咒骂饥饿害得他胃痛。饥饿妨碍他考虑事情。……

“我们，闺女，进城去吗？”他问。

伊尔卡没答话。他们走进一片属于戈尔达乌根家农民的树林，茨威布希问道：

“你，伊尔卡，生气了？我问你话，为什么你不回答呢？”

伊尔卡没答话，身子摇摇晃晃，两手抱住头。

“你怎么了，闺女？”

他女儿停住脚，扭过脸来对着父亲。那张脸变了样，露出难看的、凶恶的笑容。牙齿像狗那样龇出来。……

“看在上帝面上，你到底怎么了？”

伊尔卡举起胳膊，把头往后仰，嘴张大。……一声尖利的、发自肺腑的喊叫响遍了树林。从遭到欺凌的父亲的女儿那对天蓝色眼睛里，大颗的泪珠像泉水似的淌下来。……伊尔卡又是哭又是笑。

“你怎么了？怎么能生这么大的气呀？”

茨威布希哭起来，开始吻女儿。

“难道可以这样吗？坐下，伊尔卡！看在上帝面上，坐下吧！哎，你倒是坐下呀！”

茨威布希把两只冒汗的大手放在她颤动的肩膀上，往下按。

“你坐下！我们在树荫里坐一会儿，你定一定神！我们到这棵柳树底下去！喏，这儿有一条小溪！你要喝水吗？柳树总是生在水旁边的。有柳树的地方，就应当找得着水！我们坐下吧！”

茨威布希把伊尔卡带到柳树跟前，叫她弯下腿，在草地上坐下。她哭得越来越厉害了。……

“得了，我的闺女！我们有权利这么抱屈吗？莫非我们就没有侮辱过人？你能保证你父亲从没侮辱过人，侮辱了而又不受到惩罚？我也侮辱过人！今天我不过是遭到报应罢了。”

忽然响起了枪声。一只飞禽撞在树枝上，沙沙响地拍动翅膀，从柳树上掉下来，落在伊尔卡的围裙上。那是一只小雌鹰。一粒霰弹打在它的眼睛上，另一粒打碎了它的嘴。……

“你看，我亲爱的！这只鸟的死亡使得大自然受到很大的侮辱。……这种侮辱比我们所受的大得多呢。可是大自然隐忍了。……它没有惩罚谁，也没有向谁报复。……”

灌木丛中枝桠噼噼啪啪一阵响，随后茨威布希看见面前出现一个身量很高、体格匀称、面貌极其英俊的男子，黝黑的脸庞上留着又宽又密的大胡子。他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拿着宽边草帽。他看见他打下来的野禽竟然掉在一个俊俏而且痛哭着的姑娘膝盖上，不由得愣住，仿佛在地里生了根似的。

“不过，这个人已经受过惩罚了！”茨威布希说，“受过很大的惩罚呢！他的罪过远比不上他所受的惩罚重！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伊尔卡，这是伏尼奇伯爵，扎依尼茨男爵。您好，伯爵和男爵！您的头衔究竟哪个大：是伯爵呢，还是男爵？从您非常漂亮的身材来看，您既不愧为伯爵，又不愧为男爵。……喏，您的野禽就在这儿！我的女儿在给它做安魂祈祷呢。”

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男爵大约二十八岁，至多也就这点年纪，然而论外貌，却像是三十开外的人了。他的脸容还英俊，还带着生气，可是在那张脸上，眼角和唇边，您却会发现只有在上了年纪和饱经忧患的人们脸上才可以见到的细纹。他的青春岁月以及其中种种挫折、欢乐、悲愁、酒宴、放荡，在他漂亮而黝黑的脸庞上刻下一道道纹路。他眼睛里露出厌倦和烦闷的神情。……他的嘴唇做出温顺而又带点讥诮的笑容，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冯·扎依尼茨男爵的黑头发很长，卷曲着。他的头发使人联想到贵族女子中学年轻女学生还没编成辫子的头发。阿尔土尔很少洗澡，因此头发和脖子都肮脏，在阳光下发亮。他的装束不阔气，随随便便。……他的衣服简单，极不显眼。……他那件脏衬衫的小衣领，表明男爵不追求时髦。那样的小衣领是四年前时兴的。他的领结是黑的，很旧，原是一条带子，那花结匆匆地打成，不好看，往一边歪着，随时有散开的危险。……他的短外衣和坎肩倒挺讲究，上面已经有斑斑污迹，然而是新的。这两件衣服用上等羊毛织的贵重灰色衣料做成。绸料裤子已经穿旧，早该换掉，这时候包紧他那肌肉饱满的胯股，裤腿很漂亮地塞在高靴腰里，靴腰高过膝头，打着褶子，亮晃晃的。皮靴的后跟已经踩歪，磨损半截。羊毛料子的坎肩上系着新的金属表链。表链上坠着六个金质圆形饰章，一只嵌着钻石眼睛的黄金小鹤和一支做工极其精致的小枪，配着黄金的枪口和白金的枪托。小枪的枪托上可以读到下列一行字：“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男爵惠存。瓦依斯达甫与索列诺果尔两地猎人协会谨赠。”您不要问男爵现在是几点钟。这条表链塞在衣袋里的那一头，没有拴着怀表，却拴着钥匙和锡制的哨子。

扎依尼茨男爵家族是不能以年代久远夸耀的。这个家族一直到本世纪[12]初期才出现。阿尔土尔保存着一部《冯·扎依尼茨男爵家谱》，这本小册子是从前由阿尔土尔的父亲卡尔约请一个外来的、有学问的瑞典教士写成的。有意讨好的教士得到一大笔钱，撰写尊贵的男爵的家谱既不吝惜纸张，也不顾到实情。他把家谱从十一世纪编起。这本小册子，不消说，有许多人相信，尤其是那些不需要核实教士的话的人。可是有一次，扎依尼茨家的人却不得不为他们的小册子面红耳赤，因为一家极其殷勤的画报有意捧场，把他们的家徽和家谱刊登出来，那家谱倒比花钱雇来的教士所写的近于实情。第一代扎依尼茨男爵原是普通的贵族，娶了银行家的女儿为妻，那个银行家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男爵是个各方面一无可取的人，奴颜婢膝，老是吃不饱，喜爱金钱胜过世上的一切。要不是幸运之神经常仁慈地对他微笑，他就会无声无息地度完一生，从此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第一代扎依尼茨男爵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是耶稣会教徒，在某大学读过物理系，凭自己的力量钻营到红衣主教的地位。另一个哥哥是宫廷诗人，又是御医的女婿。由于两个哥哥极力疏通，再加上有广泛财务关系的银行家岳父出钱，冯·扎依尼茨取得男爵爵衔的证书就不像瑞典教士胡诌的头一代扎依尼茨那样困难。第二代扎依尼茨，阿尔土尔的祖父，在奥斯特尔利茨附近打过仗，后来在军事学院任教授直到去世。这个扎依尼茨相貌极像做红衣主教的伯父，而且跟他伯父一样，与其说是兵士或者地主，不如说是书生。阿尔土尔的父亲很像头一代扎依尼茨。他也是一无可取、其貌不扬、毫无出息的人。他不通文墨，眼光短浅，身心都很弱，却抱定宗旨要把微笑的幸运之神赐给他祖父和父亲的财产挥霍得一文不剩。不过这个任务却不容易。扎依尼茨男爵拥有很不小的一块领地，有两处被铁路切断。这儿有果园、葡萄园、好土壤，一向被人认为是一块最富饶肥沃的土地。这块地上有养马场和呢绒厂，两者合在一起，每天给男爵提供二千四百法郎，至于其他的收入，就更不在话下。要败光这样一份家业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卡尔·冯·扎依尼茨却有出色的帮手。帮他忙的，有他的好色，有他的糊涂，有他的善良，还有他的……儿子。他一直到死都贪恋女色。他对女人总是死命地爱，发疯地爱，一切置之度外，遇到任何障碍也不罢休。女人是他主要的支出项目，缺了女人，他就未必能够败光他的全部财产。有一个时期他在维也纳有个情妇。为了去找情妇，他总是包下一列专用火车，带上一大群好色的食客，一味喝香槟酒。每次专用火车都给他的情妇送去丰盛得惊人的礼物，这就非常有力地说明男爵的疯魔。礼物当中有他家藏的珍宝，有名贵的骏马，有银行的期票。……他那维也纳情妇的使女每月领工钱一千法郎，并且有自用马车以备急用。他在专用列车到达之后和开出之前都要举行极豪华的宴会。他在布拉格另有一个情妇，在布达佩斯也有一个，等等。女人们都崇拜他，不消说，她们所看中的与其说是他的什么特点，不如说是他挥金如土。关于卡尔·冯·扎依尼茨，至今还流传着一大堆奇闻逸事，再好不过地表明了女人对他的崇拜。我们从这一大堆奇闻逸事当中只要举出一件来就够了。

在一家上等德国剧院里，有个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青年女演员初次登台演戏。（目前她成了很有名的女演员，专演正剧和悲剧里的老母亲角色。）当时她年轻漂亮，表演精彩。剧院被鼓掌声震得发颤。第一幕演完后，有人给她送去一束花，上面挂着一串价值连城的项链，原是卡尔的母亲，去世的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遗留下来的。男爵所以把这串项链送给她，是因为它正好放在他的贴身衣袋里，这件首饰的尖头正好刺痛他的肋部。第二幕演完后，当时在剧院里看戏的几个显贵走到后台去，向新登台的女演员表达他们的赞叹。这些显贵当中就有冯·扎依尼茨。他在后台像在家里一样随便。他先在扮演主要情人角色的男演员化装室里喝了一杯香槟酒，然后往初露头角的明星的化装室走去。化装室的房门从里边锁上了。他敲门。

“您干什么？！”那些显贵惊叫道。……“您太放肆了！您忘了这儿不是马戏团，不是小歌剧剧团。……这儿也不是德罗夫人的沙龙！您未免太莽撞，男爵！”

“你们这样想吗？我不过是等得不耐烦罢了……”男爵回答说。

“可是她马上就要出来了！难道您就连等两三分钟的耐性都没有？”

“没有。”

“可是这未免不像话！她现在也许正换衣服呢！”

“也许吧。”着急的男爵说，然后又敲门。

“谁啊？”从化装室里传来年轻的女人的声音。

“是我！”男爵回答说。

“您是谁？”

“您的才能的崇拜者。老实说吧，我一点也不理解您的才能，不过人家告诉我说您演得很好。我是习惯于相信别人的话的。开门吧！”

“奇怪。……我是在化装室里！化装室里不准外人进来。不过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冯·扎依尼茨男爵。我有事要找您。”

化装室里的说话声低下来，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我很高兴，男爵。……不过我没穿好衣服。……请您等五分钟。”

“我可没有工夫等人。再过两分钟我就走了。马上就开门，要不然就拉倒！”

“不行！”

“那就是您的事了。……再见！见鬼，这是谁在揪我的袖子？”

男爵身旁聚集着初次登台的女演员的一群崇拜者。这群人对男爵的无礼行动极其愤慨。他们要求男爵从门口走开。初次登台的女演员的未婚夫也在这群人当中，拉了拉男爵的袖子。

“请您离开门口！”崇拜者喊道。

“要是我不离开，那又怎么样？”男爵问道，然后，他不再用手指头而用拳头敲门了。

“您，小姐[13]，大概希望这些先生跟我闹出乱子来吧！”他隔着房门对初次登台的女演员说，“开门！再过一分半钟我就走了。……马上就开门，要不然就拉倒！我冯·扎依尼茨男爵不管办什么事，就喜欢马上就办，要不然就拉倒！扎依尼茨男爵有事找您，您愿意跟他谈吗？”

初次登台的女演员显然动摇了。

“您有什么事？”她问。

“唉，见鬼去吧！我能有什么事？我没有工夫多说废话！好，我来说一二三。等我数到三，要是您不开门，我就走掉，从此以后您就休想再跟我见面。……不过给您捧场的人可真是多呀！这我注意到了，因为我身后和两旁都有人揪我的衣服。……好，我开始数……一……二……好……好……”

化装室里靠近房门的地方，响起轻轻的脚步声。

“三！”男爵说。

门锁咔嗒一响，房门轻轻地开了。化装室里轻盈地走出一个俊俏的使女，笑吟吟地经过男爵鼻子跟前。男爵往前迈出一步，他的嗅觉顿时淹没在化装室的幽香里。女演员裹着一块披巾，站在黑暗的窗子旁边。她身旁放着一件连衣裙，原是准备穿上身的。……她双颊绯红。她羞得脸上发烧了。……

“我的上帝，她还多么纯朴啊！”男爵暗想，然后鞠躬，说道：

“我请您原谅！我过一分钟就要走了，所以……”

初次登台的女演员抬起眼睛来瞧着男爵。她的眼睛里充满好奇的神情。她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然而她还在戏剧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听到过那么多关于他的议论了！她听过传说，早就崇拜他了。

“您有什么事，男爵？”在沉闷的静寂中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请您，小姐，原谅我硬要见您，可是……说老实话，我喜欢您！”

初次登台的女演员低下眼睛。她的脸越发红了。

“我不喜欢恭维。”她说。

“上帝，她多么纯朴啊！”男爵暗想，然后说：

“您的老板给您定下多少钱的薪金？”

“还没定下来，可是就要定了。……至于定多少钱，我不知道。……最初一段时期大概至多不过两千达列尔[14]吧。……”

“嗯。……价钱不小。……最初一段时期这个数目也就够多的了。”

男爵停住嘴，目不转睛地瞧着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女演员又害羞又存着希望，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才好。

“要是您到我那儿去，”冯·扎依尼茨沉默一下，说道，“那您得到的钱就要多一百五十倍。”

女演员粉红的脸颊变得惨白，就像男爵的麻布衬衫一样。……她高叫一声，把两只手一拍，仿佛被一百尊大炮的轰鸣震坏了似的，顿时倒在蒙着丝绒的圈椅上。她发了歇斯底里。冯·扎依尼茨鞠个躬，走出去。等到使女走进化装室里来，女演员却在痛哭。她的哭声断断续续，夹杂着笑声。使女吓坏了，从化装室里跑出去。过一会儿，演员们分成几伙人。一伙伙的人交头接耳地议论，斜起眼睛瞧着化装室的房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对：是该对男爵的无礼行动愤慨呢，还是该……羡慕痛哭的新演员的鸿运？那个未婚夫像疯子似的冲进化装室里，在她脚跟前跪下，哀叫起来：

“您不要哭，我亲爱的！绝不能让他白白地侮辱您一场！可是……见鬼，为什么您给这个恶魔开门呢？”

初次登台的女演员把泪痕斑斑的脸靠在她未婚夫的白色胸衬上，两只手放在他肩膀上，低声说：

“啊，乔治！我多么走运啊！我和你多么走运啊！他答应多给一百五十倍呢。我们在戏剧学校里就听说，冯·扎依尼茨男爵是说话算数的！只是可惜，他生得不好看！可是……多给一百五十倍啊！！你去一趟，我的朋友，要求他们对观众申明一下，就说我有病，不能继续表演了！”

第二天，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就从“被崇拜的”冯·扎依尼茨那儿得到预支给她的三个月薪金。……

这件事是真实的，不过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我就不得而知了。

男爵的第二个支出项目是赌博。扎依尼茨很少赌博。他嫌打牌乏味。可是他一旦坐下，就会因为乏味而输掉数目极大的款子。不过他因为感到乏味倒发明了一种他个人用纸牌赌钱的方法。他的赌法简单极了。这叫作“黑与红”。

“这是红牌还是黑牌？”扎依尼茨拿纸牌的背面给他的对手看，问他说，“要是您猜中了，您就赢了；要是您没猜中，我就赢了。”

比这更聪明的赌法，扎依尼茨就未必能发明出来了。不过他也真有本事，用这个赌法不出两个傍晚就把伏尼奇伯爵的领地输出去了，那是从前他爷爷阿尔土尔在加里西亚买下的。伏尼奇伯爵的领地是他头一宗重大的损失。

第二宗损失是他的妻子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她给他的行径活活气死了。第三宗损失是他女儿，一个假充正经而头脑糊涂的女人。他为整顿败落的家业，不得不把她嫁给一个拼命想钻营到贵族地位上来的犹太籍银行家。于是扎依尼茨男爵的领地落到最悲惨的命运。它抵押给银行家女婿，只换回一点点钱，后来拍卖的时候，女婿就把它买下，据为己有了。最后卡尔开枪自杀，却不顺利（子弹打中他的肩膀），后来在他女儿和教士们面前死去，临终给银行家留下几张金额颇大的期票“以备急需”。

他儿子阿尔土尔在母亲死后给送到维也纳进寄宿中学，那时候他才十二岁。他在学校里学会三国语言，毕业后考进大学语文系。不久阿尔土尔离开语文系，改读数学系。在这个系里他很得手。他写出关于微分学的大学生优秀论文而获得奖金。在数学系毕业后他重又研究语文学。要不是他每月从邮局和他父亲的代理人手里领到几千款项，那么这种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的漫游，倒也许会有很好的结果。那几千款项冲昏了他的头脑。自从进大学那天起，他花费大笔的钱购置图书，可是后来厌倦了，就失去立足点，顺着父亲的脚印走去。……他到巴黎去了。成千封要钱的信从巴黎飞到扎依尼茨男爵的庄园上来。卡尔心软，因此没有一封信没得到回答，每封复信都夹着银行的支票。说来也是阿尔土尔走运，他从祖国收到的汇款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寄到巴黎的次数也越来越稀。……几千渐渐地减成几百。随着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阿尔土尔收到一千法郎和银行家姐夫写来的一封信。银行家写道，寄上的一千法郎就是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男爵的全部财产，此后他阿尔土尔就不能再有所指望了。……阿尔土尔读完信，脸涨得通红。

他为自己和他父亲感到极其羞愧。他严肃地沉思，不由得为他的前途害怕，当初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是极其热爱和珍惜他的前途的。他把姐夫的信撕碎，举起拳头，用尽全力打自己的脸。……那一千法郎他想丢到窗外去，可是他……没丢出去。这做得对。这一千法郎在他大有用处。这笔钱正好用来逃出巴黎，躲开债务。他的债主有旅馆老板，有高利贷者，而最使他惭愧的是，还有妓女。……他在巴黎最后那些日子不得不靠妓女养活。……他逃回祖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纵酒过度、精神萎靡、信口说谎的人，然而幸好还没有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的健康还没完全毁掉，他也一次都没明目张胆地做过坏蛋。幸亏阿尔土尔有顽强的天性。在维也纳他又开始研究学问，而且比以前更用功。他为了糊口，为了不致向亲属们要钱，就在一个军事学校里担任代数教员，为巴黎的两家大报做通讯记者。他还写诗，发表在法国杂志上，借此多少挣一点钱。（他像腓特烈大帝[15]一样讨厌德语。）他的生活过得平静，简单，稳定，同他在巴黎的生活截然相反，然而这却没有持续很久。……他这段生活正临到最有趣的关头，恰恰在阿尔土尔正要成为哲学博士和数学硕士的黄金时期，却被破坏了。命运在宽广的道路上绊了他一个跟头。他连自己也没觉得就欠下不少债。谁以前阔绰过而现在穷了，谁就懂得“连自己也没觉得”是什么意思。再者阿尔土尔还娶了个穷贵族女人做妻子，她生得俊俏，而且爱他。他结婚既是出于爱情，又是出于怜悯。结婚增加了他的开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非找姐姐不可了。阿尔土尔就给姐姐写信，要求她告诉他，他们母亲的田产遭到什么命运，如果没有卖掉抵债，就请求她把田产上所得到的收入拨出一小部分来给他。在这封信上，他还顺便要求姐姐把他那些先前由她保管的图书寄到维也纳来。阿尔土尔没收到复信，却接到姐夫打来的电报，请求阿尔土尔立刻到扎依尼茨庄园去一趟。阿尔土尔去了。他刚到扎依尼茨庄园，人们就要求他下车步行。

“彼尔采尔太太，”人们对他说，“不喜欢听车轮的辚辚声。请您费神步行到正房去吧。”

阿尔土尔在客厅里见到姐夫和姐姐。姐姐坐在圈椅上哭。姐夫看见他走进房间里来，却埋下头去看报。……

“我来了！”阿尔土尔对他们说，“你们不认识了？……”

“我们看见了，”银行家回答说，“这件事做得不错：您听我们的话，来了。……我们很高兴，男爵，您总算还没有丧失听话的能力。……‘听话’这个词有这么点卑躬屈节的味道，不过这要请您原谅。……对您这样的先生来说，听话是颇为必要的。……”

“我听不明白您的意思，”大惑不解的男爵说，“姐姐，你哭什么？阿尔土尔弟弟来了，你却哭。……我问你好，你总该回答一句嘛！别哭了！”

“先生，”银行家说，“下人刚到我们这儿来通报说您来了，她就哭起来。……请坐。……您姐姐家里，谢天谢地，总算还有圈椅可坐。您和您父亲总算没把所有的东西统统败光。她，我的妻子，所以哭，是因为她还爱您。……”

阿尔土尔睁大眼睛，举起手心摩挲额头。他不懂。

“是啊，”银行家接着说，眼睛没离开报纸，“她的感情一时还不能消灭，可是那种感情，必须承认，是不自然的，因为事实上她不再是您的姐姐了。……嗯。……您也不是她的弟弟了。她不知比您高尚多少。您已经太低下，不能做这个女人的兄弟了。……先生！您得感激这个女人！要不是她，您就休想跨进这所房子的门槛！”

“你给我解释一下，姐姐，”脸色苍白的阿尔土尔转过身去对姐姐说，“我该怎样理解你的丈夫……彼尔采尔的话？我简直一句也听不懂！其次，还有你的眼泪。……我也不明白！”

银行家太太从脸上拿下手绢，跳起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那件沉重的连衣裙沙沙地响。大颗眼泪，地地道道的眼泪，从她眼睛里淌下来，滴在地板上。

“你不明白？”她尖声叫起来，“你现在总该明白你那些行径把我们气得要命！你的不道德行径惹得我们愤慨！我作为你的姐姐和基督徒，满腔愤慨！……”

“你解释一下，姐姐！”阿尔土尔说，“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

“住嘴！我不愿意听见你的说话声！你娶了个什么贱货做妻子？”

“是啊，男爵！”银行家用刺耳的男高音帮腔说，“您跟那样一个贱女人结婚，玷污了冯·扎依尼茨男爵家的名声，也玷污了自认为是他家亲戚的人！”

男爵本来用手扶着圈椅的把手，这时候那把手喀嚓喀嚓地响起来。阿尔土尔气得浑身发抖。

“西尔维雅！”他转过身去对姐姐说，“当初你嫁给彼尔采尔这个混账，我一句话也没对你说过。我尊重你的意志，可是你呢？你居然在彼尔采尔指使下这样厉害地侮辱我！你不要得意忘形！”

“我是混账？”彼尔采尔叫道，“我原谅您这句话，男爵！我原谅您！”

西尔维雅顿一下脚，往她弟弟面前跨出一步。

“你的事我全知道！”她咬着牙低声说，吞咽着眼泪，“全知道！我知道的还不止是你娶了个街头的贱女人，叫花子，还不止是这些！你还是不信神的人！你从来也不到教堂去！你忘了上帝！你忘了你的灵魂随时准备脱离你的肉体，投到魔鬼的怀抱里去！”

“求上帝保佑，让所有的人都能成为我这样的混账就好了！”这当口彼尔采尔叫道，“啊！那人世间就会换一个样子！那时候人世间就不会有人满不在乎，连名声和荣誉都不放在心上。……那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女人，那种街头的荡妇……”

彼尔采尔忽然停住嘴。他看着阿尔土尔的脸，心里不由得害怕了。

“就连新教徒也干不出你那样的事！”西尔维雅叫道，“我们叫你来就是要你知道你多么下贱！你得忏悔才成！你得同她离婚，而且……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不要再迟疑！听见了吗？懂了吗？”

“如果你们信奉等级的传统，”阿尔土尔压低喉咙说，“那你们就要知道，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男爵是不屑于同一个从俄国的波兰迁来的犹太人和他的妻子为任何事争吵的！不过……我姑且对你们降低身份，提出一个问题。我提完这个问题就走。关于我去世的母亲的田产，你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那田产是属西尔维雅所有的，”彼尔采尔说，“归她一个人所有。”

“根据什么权利呢？”

“难道您不知道您母亲的遗嘱吗？”

“您胡说些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遗嘱！这我知道！”

“有遗嘱！”

“如果有，那就是假造的！我的图书在哪儿？”

“那已经卖掉，价钱是一千法郎，已经给您寄到巴黎去了。……”

“那些图书不是值一千法郎，而是值二十万！”

彼尔采尔耸耸肩膀，笑一笑。

“尽管我也想卖得贵点，可是我没办到。”

“是谁把那些图书买去的？”

“就是我包利斯·彼尔采尔。……”

阿尔土尔感到连气都透不出来了。他抱住头，从客厅里跑出去。

“回来，弟弟！回来呀！”西尔维雅在他身后叫道。

阿尔土尔打算不回去，可是办不到。他还爱他的姐姐。

“忏悔吧，阿尔土尔！”西尔维雅对走回来的弟弟说，“趁时机还不迟，忏悔吧！”

阿尔土尔从客厅里跑出去。过一分钟，他坐着马车往火车站赶去，怒火中烧，上气不接下气，周身发抖。

他在二等客车的单人房间里锁上门，脸朝下扑在沙发上，照这样一直趴到维也纳。在维也纳，命运又绊他一跤。他回到家里没有见到妻子。他所热爱的妻子趁他外出跟情人私奔了。……她留下一封信，请他宽恕她。这种负情使阿尔土尔大为震动，仿佛当头打了个响雷似的。……

过了一个星期，他妻子被情人赶出家门，回到他这儿来，在他住所门口服毒自尽了。……阿尔土尔把妻子下葬后，从墓园回到家里，遇见听差手里拿着一封信。那封信是他姐姐西尔维雅寄来的，内容如下：“我亲爱的弟弟！我们全知道了。……你秘密杀人，以便彻底消灭你玷污我们名声的罪迹，然而这是上帝所不容的。……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忏悔，她，你的妻子，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没有必要害死她。只要同她脱离关系就行了。然而你也不必绝望。我们会为你祈祷，而且请你相信，我们的祈祷不会徒劳无益的。你也得祈祷。你的西尔维雅。”

阿尔土尔把这封信撕成碎片。他双脚不住践踏这些由渎神的手写出上帝名字的碎片。阿尔土尔放声痛哭，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教师职位、哲学、数学、法文诗等，都由阿尔土尔抛在一边，丢在脑后了。最后他总算醒过来，不住灌酒，喝得酩酊大醉，并且从这时候起，把双筒枪挂在肩上，开始“像一只小野兔似的”[16]在扎依尼茨和戈尔达乌根庄园附近和别的村子里飘泊，打野禽，死命灌酒。他开始过奇怪的生活。……人们只在乡间道路的十字路口那些形形色色的小饭铺和酒店里见到他。所有的守林人和大多数牧人都见过他，认识他。

至于他住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为生，那就谁都不清楚了。要不是他同在路上相遇的人们谈起话来有条有理，人们就会认为他是疯子。大家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才好。人们叫他“小野兔”、流浪的隐士、“不幸的阿尔土尔男爵”。有些庸俗的报纸开始议论他，说扎依尼茨正准备同彼尔采尔大打官司，说他姐姐用合法手段掠夺弟弟的财产。报纸莫名其妙地开始发表以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或者他父亲的生活为题材的逸事和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甚至有些小报惋惜扎依尼茨家族就要绝种了。……

阿尔土尔大多在园子里和丛林里漫游。园子里和丛林里的野禽比旷野上和河边上多些。园子的主人们都不禁止他打猎。他们痛恨他的姐姐，把他看作彼尔采尔不共戴天的敌人。女主人们看到冯·扎依尼茨光顾她们的园子和丛林，甚至感到高兴呢。

“说他是树林的皇帝，那是不行的，”她们说，“不能这么说！他太年轻，还不能做皇帝。……倒不如说他是树林的王子好！”

树林的王子遇到人，照例很客气地点头行礼。不过他碰见茨威布希和伊尔卡，却呆呆地站住了。他像画家一样，见到茨威布希、伊尔卡、竖琴、小提琴、鸟等所组成的群像那么美丽而真实，不禁暗暗吃惊。阿尔土尔听见哭声，就皱起眉头，气愤地嗽了嗽喉咙。

“她为什么哭？”他问。

茨威布希笑一下，耸耸肩膀。

“她哭，”他说，“大概因为她是女人。她要是男人，就不会哭了。”

“是你把她惹恼的吧？”

“是我，男爵！很抱歉……”

男爵气愤地瞧着茨威布希那张油光光的胖脸，把右手捏成拳头。

“你是怎么惹恼她的，老畜生？”

“我惹恼她，爵爷，是因为我有这么一张脸，这张脸谁都可以用鞭子抽打而不受惩罚。……她是我的女儿，男爵，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不容许自己当着女儿的面骂她父亲的。……”

“你干吗惹恼她，混蛋？别哭，姑娘！我马上就来审问他，流氓！你打了她还是怎么的？”

“您猜对了，男爵，不过只猜对一部分。……对，打是打了，不过挨打的不是她，打人的也不是我。……您对我女儿的同情使我感动，伯爵！我谢谢您！”

“小丑！”男爵说道，摇摇手，弯下腰去凑近伊尔卡。

“你怎么了，亲爱的？”他问道，“你哭什么？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是谁欺负你了，那我就……收拾他，狠狠地收拾他！”

男爵伸出晒黑的大手摩挲伊尔卡的头发。他眼睛里闪着好意的火星。

“我们男人应当为女人打抱不平，因为强者必须保护弱者。不过你到底为什么哭呢？”

冯·扎依尼茨瞧着那张被泪湿的手指和披散的头发蒙住的脸，弯着膝头跪下去，然后小心地在伊尔卡身旁坐下。他说话是用很久以来没用过的声调。伊尔卡听见一种直接发自内心的温柔声调，一种可以放心地信任的声调。……

“你哭什么？把你的伤心事告诉我！眼前在你身旁坐着的，不是愚蠢的小丑，老头子，而是一个强有力的男人。你可以指望我。……我是有力量的，样样事情都能办到。……那么你到底为什么哭呢？啊？”

孩子们遇到别人问起哭的原因，往往会哭得更厉害。女人也是这样。伊尔卡哭得更厉害了。……

“你哭得这么厉害，看来你必是有极伤心的事。……你就对我说了吧。……你肯说的，对吧？你对我尽可以无话不谈。我问你这些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我是想帮助你。……我凭人格担保，姑娘！”

阿尔土尔弯下腰，吻伊尔卡的头顶。

“你不再哭了吧？是吗？那就别哭了，亲爱的！你只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能多少减轻你的苦恼。……”

“她恐怕不会很快就止住哭的，”茨威布希说，“她的神经弱，好比穿过五年的衬衫上的线脚。我们就让她哭个痛快吧，男爵。……这不好啊，伊尔卡。俗语说得好：眼泪流得多，嘴巴渴得快。”

“啊，对了！应当给她拿点水来！”男爵说，“这附近有水。……”男爵站起来，钻进密密层层的树叶丛中，不见了。干枯的树枝和桠杈在他沉重的身体压力下喀嚓喀嚓响，折断了。

“这个男爵可真不坏！”茨威布希笑呵呵地说，“他温柔，殷勤，体贴！哈哈哈！可以认为，他确实就是这么个好心人。你相信他吧，伊尔卡，不过只能稍稍相信他。他是好人，可是也不能把手指头放到他嘴里去。他会把你的手连半条胳膊一齐咬下来的。戈尔达乌根家的那件事，你不要对他说。他就是戈尔达乌根家那些吸血鬼的亲戚，他会把你当作最傻的傻瓜讪笑你。你马上就不哭了吧？”

树枝又喀嚓喀嚓地响起来，阿尔土尔从树叶丛中钻出来，手里端着猎人常用的银杯。大杯里盛满了水。

“喝吧。……你叫什么名字？伊尔卡？那么喝吧，伊尔卡！”

男爵跪下去，把盛着凉水的杯子端到伊尔卡唇边。伊尔卡把蒙着脸的手放下来，喝下半杯水。……

“我多么不幸啊！唉，我多么不幸啊！”她喃喃地说。

“我相信你的话，完全相信你的话！”男爵说，用凉水沾湿她的两鬓，“要是你说你幸福，我亲爱的，那我倒要说你撒谎了。再喝点！”

“看在上帝面上，我求求您，别骂我父亲！”伊尔卡小声说，“他也很不幸，很不幸！”

“那我就不骂。……刚才我骂他，是因为我的火上来了。我起初还以为是他欺负你呢。那我收回我那些难听的话。不过他对你的痛苦这样满不在乎，却是正派的父亲所不应有的态度。”

“您只差也拿凉水抹一抹我的双鬓了！”茨威布希笑道，“当初我习惯了让我父亲用树条打我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哭天抹泪了。不过今天您成了多么温柔的人啊，男爵！今天我认不出您就是六年前的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男爵了，那时候您在布拉格的黑马饭店里把台球记分员的牙打掉了两颗。……您记得吧，爵爷？一颗牙您用球杆打下来，另一颗是用拳头打下来的。……”

“六年前发生的事还少吗！”冯·扎依尼茨嘟哝道，“多的是，有些事现在都不便提了。好，伊尔卡！你说吧！你现在已经略微平静点，只要把心事都说出来，就可以完全复原了。……行吗？是谁欺负你了？”

“受欺负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

“原来是这样！那么，你是为你父亲哭？”

“他受了好大的侮辱呀！要是您亲眼看见他这个可怜人受了什么侮辱，您准会吓坏的！”

“原来有这样的事！嗯。……你是多么好的姑娘！你，老头子，倒有个好女儿呢！难得呀！好，没关系，你自管说吧。……我为他也愿意打抱不平，就跟为你一样。”

“您可不要打抱不平，男爵！”茨威布希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办不到的。……我荣幸地脸上挨了鞭子，打我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很大的人物。不管什么样的炮弹，都没法飞到那个人身上！再说，也不应该打抱不平！我的女儿太任性了！”

“这简直是胡说！不管侮辱人的是谁，在我都一样！我的炮弹，只要有必要，就能飞到任何人身上。……你说吧，伊尔卡。我帮助你。”

伊尔卡就结结巴巴地把她的伤心事讲给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听，不时长声叹息，屡次重复她的话。她讲到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举起马鞭，男爵却皱起了眉头。

“那么这人……是个女人？”他问。

“对，是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

“嗯……你往下讲。……”

男爵脸色白得可怕，搔搔额头。

“往下讲，往下讲。……我在听。……那么是女人打了他！不是男人？”

“是女人，男爵！”

“嗯……是啊。……你为什么不继续讲下去呢？”

等到伊尔卡讲起她父亲怎样倒在马蹄底下，后来怎样满脸是血，男爵就看一眼茨威布希。……

“她是用鞭子把你嘴巴抽出血来的吗？”他问。

“哎，这种事还值得一谈吗？我们，诸位先生，还是谈谈政治好！”

“我问你，老傻瓜，用鞭子抽你嘴的是不是她？”男爵叫道，用拳头捶一下草地，“他女儿在为他苦恼，他却说笑话！我不喜欢小丑！”

“是她，是她！”伊尔卡说。

“我给我这个老傻瓜蒙上一层年轻的皮，好让我活泼点！”茨威布希叽叽咕咕说，“我不是说笑话，我说的是真话！谈政治总比谈这种毫无用处的空话强得多。……”

伊尔卡用手势比划着，表明她父亲大概流了多少血，怎样一瘸一拐地往小礼拜堂走去。后来她还讲起法官，把他的话一五一十地转述一遍，男爵鄙夷地冷笑一声，往旁边啐口唾沫。唾沫一下子飞到两俄丈开外去了。

“畜生！”他嘟哝道，“不过他的话倒是对的！这个混蛋说的对！他什么事也不可能办！这个戈尔达乌根家的阿里斯梯德是戈尔达乌根家的奴隶，好比差点把你父亲，这个莎士比亚的小丑，踩死的那匹马！”

“往常，”伊尔卡结束她的话道，“我父亲在喝醉的农民或者警察手里挨打，我就不这么气恼。警察不容许我们在大城里卖艺，男爵。可是如今一个受过教育、门第很高、脸容温柔的女人打他，那我就气恼，委屈，觉得受了侮辱……总之，委屈得很。……她有什么权利这么傲慢，这么轻蔑地对待我们？谁也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们！”

伊尔卡用手指头蒙住脸，哭起来。……

“难道她干了这样的事，就白白放过她不成？……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她要是这样欺侮人而不受到惩罚，那我宁可死……宁可死！到那时候就让我父亲一个人去卖艺好了！就让他卖掉我的竖琴好了！”

伊尔卡把脸埋在围裙里，继续轻声哭着。茨威布希瞧着地下，发出吹口哨的声音。男爵沉思不语。……

“这是很大的侮辱，”他思索很久以后说，“不过……我应该先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许下诺言才是。刚才我说的是假话，我亲爱的。我并不像一个钟头以前吹嘘的那样有力量。我一点也帮不上你的忙。……”

“为什么？”

“因为她是女人。……我总不能跟女人决斗吧！这件事糟透了，我亲爱的。只好逆来顺受了。……”

“我可不能逆来顺受！您怎么断定我能逆来顺受呢？”

“你无能为力，逼得你只好逆来顺受。你没有力量，因为你是穷乐师的女儿，而我没有力量，却因为她是女人，见她的鬼。……”

“那我该怎么办呢？”伊尔卡问，“看在上帝面上，您不要相信我父亲的话！他自己也受不了这种侮辱！他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他……我要到布达佩斯或者维也纳去！……我会找到法院的。”

“你找不到。……”

伊尔卡跳起来，在男爵和茨威布希身旁走来走去。

“我会找到的！”伊尔卡叫起来，“哎，话说回来，您毕竟是男爵，是门第很高、头脑聪明的人，交游很广，所有显要的人物都认识您。……您不是个普通人！那您何不给法官写封信，要他根据法律审判她呢？您只要说句话，或者动动笔，什么事就都办妥了！”

“别说了，伊尔卡！”茨威布希郑重地说，“男爵先生听厌你这些糊涂透顶的废话了！他对你关心，你也别过分。”

“你，伊尔卡，这样考虑事情，”男爵说，“那只是因为你不了解生活。你刚才对我说你不幸，可是另一方面，你对生活的看法又像是分不清铜和铁的娇小姐。你多大岁数？十七？那也到了该懂得生活的时候了，美人儿！生活是一种可恶的、卑劣的、没完没了的胡闹，是一种庸俗的、毫无目标的、没法解释的荒唐事，甚至比不上一个挖掘出来装各种秽物用的污水坑。你也到了该懂得的时候了！你到底希望生活怎么样呢？你希望它向你微笑，往你身上撒下鲜花和十卢布钞票吗？是吗？你希望这样吗？”

冯·扎依尼茨涨红脸，把手伸进他那很大的猎物袋里。

“如果这样，那你就是希望不可能的事！人世间只可能有这种不堪忍受的生活。……你要过这种不堪忍受的生活，你就活下去；你不要过，就滚蛋，到另一个世界去。毒药总能随时为你效劳的。……你是小孩子，就是这么回事！你傻！”

从袋子里露出一个包着藤壳的酒瓶。男爵很快地把酒瓶送到唇边，贪婪地吞下好几口。

“生活是可憎的！”他接着说，“生活的卑劣是它不可变更的永恒规律！……把生活赐给人类，就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庸俗。……可爱的小美人儿！要不是我极其深刻地体会到我庸俗，我早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那只要一颗子弹就行。……我对我自己说：你受罪吧，阿尔土尔！你理当受这些罪！阿尔土尔，你这是自作自受！你，姑娘，也要学会跟你自己讲这些道理。……有这种本领，生活下去就容易多了。……”

阿尔土尔又喝下两口酒。

“宇宙之中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人多多少少安于自己的生活。据说，这个力量是由魔鬼创造出来的，不过……那也随它去！它拔掉我灵魂里的刺……不消说，这只是暂时如此。这个力量就在我的瓶子里。……喝吧，伊尔卡！你来喝一口！这是挺好的白酒呢。……”

伊尔卡摇摇头。茨威布希瞧了瞧瓶子，舔一下嘴唇，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

“来，喝呀，怪姑娘！”冯·扎依尼茨继续说，“那样会轻松点。你试一试嘛！……”

“喝吧，伊尔卡！”茨威布希劝道。

伊尔卡用手接过瓶子来，喝下一小口，皱起眉头。

“现在该你了，”阿尔土尔转过身去对茨威布希说，“你也喝吧，老家伙！”

茨威布希微笑着，做出一副怪相，眉开眼笑，仿佛看到很久没见过面的朋友似的。……他两只手接过瓶子，庄严地送到他的厚嘴唇上去。他小心地喝下两三口，把酒瓶放在草地上。

“索性喝到见底吧！”男爵说，“你不用客气。我另外还有一瓶呢。”

胖子不出一秒钟就执行了这道命令。

“我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老头子！”冯·扎依尼茨说，“你的相貌我好像眼熟。……我在哪儿见过你？……”

“我，男爵，就是那个倒霉的台球记分员，在布拉格，多承爵爷赏脸，把我的两颗牙齿打掉了。”

“很可能，很可能。……是啊。……从前我正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可惜现在我不能把你那两颗牙齿归回原位了。……”

男爵从袋子里取出另一个酒瓶和一个纸包来。纸包里有馅饼、干酪和腊肠。冯·扎依尼茨把腊肠切成两半，一半递给茨威布希，另一半再切成两份，一份递给伊尔卡，另一份留给自己。

“请，诸位先生！”他说，“你们吃吧，不用客气。你吃呀，姑娘！那块干酪整个归你的肠胃消受好了。我们碰都不碰它。”

饥饿的茨威布希和伊尔卡没有让人家催请很久。他们带着饥饿的、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们的馋劲吞吃冷荤菜，不出五分钟就把全部吃食一扫而空，只留下不大的一截腊肠。这一小截是由茨威布希留下来，准备喝过酒以后吃的。

喝下去的白酒顿时对阿尔土尔起作用了。他脸色发红，神采焕发。他的眼睛像被捉住的老鼠似的东张西望，炯炯有光。他坐在地上，伸直两腿，把拳头枕在脑后，不住微笑。白酒对茨威布希却没发生什么影响。他的头脑仍旧跟先前一样。对伊尔卡，白酒起了令人消沉的作用。她独自坐在一旁，双手托住头，沉思不语。

“喝呀，老头子！”阿尔土尔劝道，“与其清醒着而烦闷无聊，不如喝醉酒而兴高采烈的好。上等白酒就是我们的救星。……缺了它，人就完了！我们来为世上有酒而干杯吧！是什么缘故我把你的牙齿打掉的？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记得的。……当时您已经有几分酒意，要求我张开嘴接住您扔过来的台球。我没有表示我愿意执行您的命令，您就采取严厉措施了。……”

“畜生！”阿尔土尔嘟哝说。……

“这是说谁？”

“你听着，美人儿！”冯·扎依尼茨忽然对伊尔卡说，“我觉得你非常像我小时候爱上的一个姑娘。其实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姑娘，她并不存在，可是每天傍晚我的奶妈都对我讲起她。在我的想象中，她完全跟你一样。照我奶妈的说法，姑娘住在一个王国，一个国家里，住在一朵大郁金香当中。她坐在花蕊上，从郁金香的花瓣当中向外张望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她的工作多种多样。她照料花卉，她把露水装在瓶子里，供洗澡和解渴用，她唱歌。这个姑娘，我忘了对你说，论身材却至多只有你的小手指那么大。她只吃蜂采来的蜜。她身上穿着罂粟花的深红色花瓣。她的专长是治病。她会念咒治牙痛，包扎伤口，调制药水，等等。有一只蚱蜢，同蜘蛛格斗，断了一条腿，她就给它动手术，真是手法纯熟，医道精通，就连比尔罗特[17]见了也会不胜羡慕。她一面从事医疗工作，一面也不嫌弃其他的手艺。她给贫苦的昆虫做衣服，给金甲虫修补侍从制服，给瓢虫缝制无袖短衣。昆虫们把她当作亲娘一样地敬重，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是啊！她为那些穷得要饭的软虫倾家荡产，它们从四面八方爬到她这儿来要求施舍。她对昆虫们谆谆教诲，把嗓子都说哑了。她的讲话称得起是演说艺术的顶峰。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十只雄蜂听过她的讲话《论懒惰》后，感到良心负疚而放声痛哭，从此开始采蜜了。她给蝴蝶找婆家，还送给她们极美的细纱连衣裙做嫁妆。她给蟋蟀娶妻成家，极其严厉地叮嘱他们不要在夜间吱吱地叫，以免惊搅他们的妻子。……她真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啊！有一次，毒蜘蛛到姑娘跟前来，要求她给它念咒治牙痛。姑娘就给它念咒，蜘蛛脸上的龈脓肿顿时消了。‘很好，’蜘蛛说，‘谢谢。我日后给你送点苍蝇酱来做你工作的报酬。……你听我说，我现在灵机一动，生出一个天才的想法！你嫁给我吧！啊？肯嫁吗？’姑娘笑起来，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做蜘蛛的妻子。‘我不爱你，’蜘蛛说，‘我并没看中你，不过你给那些昆虫治病，做衣服，讲课，我就要收他们的费。……我需要钱。你不肯吗？好吧！要是三天以后你不表示同意，我就用你治好的这些牙把你咬死！’蜘蛛对姑娘龇出可怕的牙来，然后回家去了。姑娘把蜘蛛的威胁告诉她所爱护的所有昆虫。昆虫从四面八方飞来，或者爬到她身边来，把她团团围住，布成防御阵地。‘我们宁死也不把你交出去！’它们喊道。蜘蛛来了。‘你同意吗？’它问姑娘说。‘我不同意。你不要惹事，蜘蛛！你瞧，我有多少保卫我的战士！’蜘蛛瞧了瞧，可是它看见的不是什么战士，而是一伙吓得脸色苍白、周身发抖的胆小鬼。它就高声大笑，当着整个昆虫世界的面龇出可恶的毒牙来，把可怜的姑娘咬死了。它害死姑娘以后，心平气和地回家去了。蜜蜂用蜡做成棺材，把姑娘盛殓起来。……蚂蚁们纷纷挖坟。蚊子们来送殡，唱得好听，吹着小号。金甲虫在墓旁发表演说。……一句话，葬礼进行得很体面。丧宴办得更阔绰。所有的昆虫大吃大喝，肚子都胀痛了。丧宴结束以后，昆虫们睡了一大觉，醒来以后委托百足虫去募捐，供建立纪念碑用，然后就分头走散，回家去了。……”

“结局怎样呢？”茨威布希问。

“你还要怎样呢？”男爵问，“你希望把蜘蛛关进监狱里去吗？别痴心妄想了！我的奶妈倒是绝妙的教师。她就是对我讲童话也不说谎。在她的童话里，美德并没有胜利。直到现在蜘蛛还坐在洞里吃它的苍蝇酱呢。那些卑贱的昆虫，有的得了病，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大概常常想起丰盛可口的丧宴而不大想起姑娘了。祝你升天堂吧，奶妈！你非常了解大自然！我们喝吧，老头子！嗯，怎么样，伊尔卡？你喜欢我的童话吗？不知什么缘故，你让我猛然联想到那个姑娘。……莫非你也会给毒蜘蛛吃掉？哈哈哈！……这很可能啊。……要是能吃的话，它为什么不吃呢？反正有牙，那就吃吧。……可是你没有听我讲话，伊尔卡！瞧你脸上的神情，倒好像这儿没有我们两个人似的！”

伊尔卡打了个冷战，用恳求和疑问的眼光瞧着阿尔土尔。

“我没法忘掉她！”她低声说。

“你还在想那件事？你得逆来顺受啊，孩子！那个混账法官的劝告仍然完全有效。你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了。你就给你父亲买点醋酸盐稀溶液，你自己呢，变成伯爵夫人吧。……”

“您老是说笑话！我的上帝！做伯爵夫人。……难道这可能吗？”

“要是你能嫁给一个伯爵，那就可能；要是你办不到，那就不可能。不过你未必办得到。……是啊，要是在你这张小脸之外再添上点可鄙的金属，嗯，那就毫无问题了。见鬼，我也会跟你结婚呢。你愿意嫁给我吗，伊尔卡？”

“嫁给您这个男爵？我肯嫁。……就连男爵我也肯嫁。……”

“我也是伯爵呢。……哈哈哈。……我要不要索性把这件事弄假成真？等我想想看，等我想想看。……这样一来，倒会叫人大吃一惊呢！”

男爵沉思片刻。

“不……”他说，“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犯不上。我爱郁金香里的姑娘，可是，唉！我的婚姻至少得给我带来一百万法郎才成。”

“图财而结婚，那可不体面啊，博士！”茨威布希说，白酒对他已经开始起作用，“图财而结婚，博士，是被人看作下流行径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干下流事了。无论如何我也要一百万。要是我有一百万在手里……可是，不应该让你们知道这些。那我就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那您连老太婆都肯娶？……”

“哪怕是魔鬼我都肯娶。……只要有一百万，我什么都干！一百万无异于一根杠杆，我可以用来把地狱以及地狱里的魔鬼和大火翻个身。我所说的不是死后才去的那个地狱，而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狱。要是我不干这件下流事，就会让别人有可能干出千百种下流事来。郁金香里的姑娘，”阿尔土尔转过身去对伊尔卡说，“为什么你没有一百万呢？要是你有一百万，我就有漂亮的妻子，你也就成了伯爵夫人，实现了法官出的主意了。……”

“您老是说笑话！”伊尔卡叹道。

“我根本就不是说笑话。……你想法弄到一百万吧，试一试！我一定叫你当上男爵夫人！你想法去弄到一百万吧！”

“我们要不要再喝点酒，博士？”茨威布希提议道，“您的话里已经开始搀进幻想的成分了。……去他的吧，幻想！难道我们配谈一百万吗？要我把自己的脑袋吃下肚去，也比见到一百万容易得多呢。……我们不要再谈钱了！谈来谈去，就要生出贪财心了。……”

“住嘴吧，劳驾！既然没事可做，那又何尝不可以梦想一下？我跟你再说一遍，老家伙，要是你有一百万，我就要抢走你的女儿，把她送进一朵郁金香里去。……我醉了吗？好得很！真的，我喜欢她！你瞧，她的小鼻子多么好看！嘿，见鬼！伊尔卡，你想法弄到一百万吧！”

“怎样才能弄到一百万呢？”伊尔卡问。

“啊，你真纯朴！神圣的单纯啊！[18]怎样才能弄到一百万？那是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弄到的。有费事的办法，也有省事的办法。……费事的办法就是不断劳动，就是自由的智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夜里不睡觉，肚子吃不饱，身体得了病。用这样的办法，人只有到老年才能把一百万弄到手，那时候却又犯不上嫁人了。你是个女人，没有足够的智力，又要嫁人，因此这个办法对你不合适。第二个办法实际上倒省事，不过后果有时候却严重，关键是必须忘掉一种妨碍一切的东西——良心。那就是去偷，去抢。你越聪明，越无所顾忌，就会越早变成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偷和抢不一定非在大路上干不可。坐在自己的私室里也可以偷东西和勒死人。这个办法我不打算向你推荐。要是你不够聪明，那可要造成自取灭亡的后果。第三个办法就是得到一笔遗产。……第四个办法是什么呢？第四个办法是女人最常用，而且男人也并非永远不屑为之的，那就是善于利用自己的肉体。一个人的肉体越好，离一百万也就越近。这个办法对你最适用，伊尔卡！”

“最不适用！”茨威布希说，“这办法不行！我们不谈它吧，男爵！这种泼辣的办法有伤风败俗的味道，而伊尔卡……”

“她还年轻，对不对？没关系，让她知道好了！这既是她该提防的事，那又何必瞒着她？那么，我就接着讲下去。……你，伊尔卡，要善于把自己装束得风雅，到适当的时候就从连衣裙底下露出你那双好看的小脚，要善于装模作样，卖弄风情。人家吻你一下，你就至少[19]要收一千法郎。……照你目前这种情形，人家不见得肯给你很多钱，不过要是你坐在剧院的包厢里或者马车里，那就……”

“好，好……够了！”茨威布希嘟哝说，“上帝才知道您给这丫头的脑子里灌了些什么东西！我们不谈这些！我求求您，博士！我想换个题目谈谈。……哦。……听说您上个星期改信新教了，这话当真吗？”

“这是真的。……最后一个办法最省事，而且也不见得最不像样子。伊尔卡，你要学点上流社会的风度，学会他们怎样谈吐应付，那么请你相信我的见识，你就会弄到一百万。用这个办法的人太多了。八个女人倒有七个用这种办法，要是她们生得好看，在市场上卖得出价钱的话。你七八年前遇上我，我一定会花钱买下你。……你这个漂亮的小坏包。”

“别说了，男爵，看在上帝面上别说了！”茨威布希说，“我们不要让舌头由着性儿胡说！”茨威布希担忧地看他的女儿：伊尔卡正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听男爵讲话，显然他那些话的内容和形式一点也没使她感到难为情。

“我明白了，”她说，“不过，难道您能跟卖身的女人结婚吗？”

“能。话说回来，我贪图陪嫁钱而结婚，这也是卖身啊！如此等等。……我对你提个要求，伊尔卡。……”

男爵欠起身子，从他坎肩的口袋里取出一枚金币。

“你收下这点钱，我亲爱的，一到城里就照张相片。明白吗？你把相片寄给我……喏，照这个地址寄来。……”

男爵把金币和写着地址的名片交给伊尔卡。

“我想常常看到郁金香里的姑娘。……我想把照片经常放在贴身衣袋里。……你会寄来吗？”

“会的。”

“那才好。现在，朋友们，再见[20]！我想睡觉了。”

男爵在草地上躺下，把猎物袋枕在头底下。

“再见。我认识你们很高兴。我要等那张照片，而且，要是你能弄到一百万的话，我就跟你结婚。……”

茨威布希站起来，鞠躬。

“我向您道谢，男爵，”他说，“您请我们吃饱喝足，那么您允许我们演奏一下来报答您吗？在我们这种乏味的音乐声中睡觉，那是再好也没有了！”

“那就劳驾！”

茨威布希调好小提琴的音，由伊尔卡的竖琴伴奏，开始演奏《薄伽丘》[21]当中的一段。男爵点一下头表示满意，闭上眼睛。……等到两个乐师演奏完毕，想从他身旁走开，他却睁开眼睛，把模糊的目光停在伊尔卡身上。

“哦……哦。……我明白过来了，”他喃喃地说，“伊尔卡，是你吧？拿去，留着做个纪念吧！”

男爵从表链上解下一个圆形饰章来，递给伊尔卡，然后一头倒在猎物袋上，马上睡熟，就像给人打死了似的。

三

等到冯·扎依尼茨醒过来，已经是傍晚时分。树梢以及高坡上小城里的砖房，都浸沉在夕阳的金色晚霞里。金色晚霞微微添上点深红色，像锦缎似的铺在天空中，从太阳那儿一直伸展到东方，遮蔽整整三分之一天空。……太阳旁边和太阳上面，连一点浮云也没有，这就可靠地预告着今晚天气晴朗。树林后边，远远地传来回家的牧人的芦笛声。他吹着简单的小曲，没有曲名。他信口吹着，乐声杂乱无章，然而每天傍晚，不论是戈尔达乌根伯爵家的树林，还是黑麦、羽茅草、河流……都是在这种朴素无华的音乐声中沉入酣畅的睡乡的。

阿尔土尔在身旁草地上看见两个倒着的酒瓶和纸包所剩下的一方报纸。那个年老的胖子和俊俏的金发少女已经不在他身边了。他回想他们，回想他同他们的谈话，不由得微微一笑。等到他瞧一下胸口，看见纽扣上别着一小块纸，他甚至笑出声来了。那小块纸上用铅笔写着：“亲爱的男爵！您是头一个把我们当人看待的人。在见到您以前，平等待人的态度我们只是听人说说罢了。……您是第一个今后我不致带着沉痛的心情而会带着欢欣的心情回想的人。您的关切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心。再见吧！求上帝赐给您幸福！相片我自当寄上。您的仆人伊尔卡。”

“信上的话连一个语法错误也没有！”冯·扎依尼茨把这封用可爱的女人笔迹写成的信读了两遍，说道，“这真惊人！伊尔卡了不起！”

男爵从笔记本里取出一支锡套铅笔，写道：“六月十三日收到郁金香里的姑娘来信一封。”他把这封信叠好，藏在笔记本的夹袋里。

“该走了！到吃饭的时候了！”男爵把枪挎在肩上，穿过树林，往小城那边走去。太阳本来暂时给小城镀上一层金，这时候那层金光正开始消退。

他得顺着狭长的、铺着碎石子的林间小路走。小路差不多一直伸展到小城那儿。它半中腰被一条铁路切断。铁道的路基和林间小路形成十字路口，守林人布拉乌赫尔的房子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

阿尔土尔走到十字路口，转过弯去，脱掉帽子，鞠躬，原来布拉乌赫尔年老的妻子正坐在小房的露台上缝桌布。她很小的头上戴着大包发帽，扎着极大的花结，包发帽下面露出一副年代久远、祖辈传下来的眼镜。眼镜架在她那扁扁的长鼻子上，使得鼻子看去像是大脚趾。……她看到阿尔土尔鞠躬，就用欢畅的笑容回报他。

“您好，玛尔达太太！”男爵说，“有我的信吗？”

“有，可是只有一封。信上有纹章，男爵。……”

“是彼尔采尔的笔迹吧？”

“对了。……”

“那么您，玛尔达，就把它扔在炉子里好了。我知道它的内容。那个犹太人必是在我姐姐指使下骂我不该改信新教。……我不用看信就知道。您丈夫健康吗？我想，阿玛丽雅小姐也挺健康吧？”

“谢谢您。……那我只好烧掉第六封信了。……这个工作可不大愉快呢，因为谁都知道写那些信要费力气，动感情。……您的心肠多么硬啊！现在您到哪儿去？”

“去吃饭……随便找个地方。……”

“随便到哪个人家里去吗？”

“是啊。……”

老太婆叹口气，摇摇头。

“要不是我的布拉乌赫尔那么小心，”她说，“我就留您吃饭了。每次我们家里来了贵人老爷，我丈夫就急得扯头发。福烈赫捷尔扎克将军常到我们家里来，不过他究竟是老头子，用不着怕他。……我的布拉乌赫尔也不怕他。……我丈夫却怕您。您在我们家里吃饭，邻居们就会说您是来对我们女儿献殷勤的，上帝知道他们什么话说不出口。要知道，贵人老爷是不会为结婚才来的，谁都知道他们安着什么心。……得，布拉乌赫尔就害怕了。至于福烈赫捷尔扎克将军，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您不用担心，玛尔达！我会到别处去吃饭。”

“不过说实话，今天我们家的饭菜也太差。如今这年月仆人都不会干活，一点办法也没有！”

“再见，玛尔达！问候您家里的人！”

“再见，男爵！”

男爵鞠躬，往林间小路走去。傍晚幽暗的阴影已经在地面上铺开。树林里的空气变得新鲜了。阿尔土尔身后有一列火车轰隆轰隆地开过来，那是傍晚奔赴别墅地带的火车，把城里人送到野外和树林里去。……傍晚的昏暗在树林里比在野外来得早些。这时候田野上却还可以穿针引线。……等到那列别墅火车的轰隆声归于沉寂，扎依尼茨就听见身后传来马蹄声。他回头一看，就停住脚：原来有个女人骑着黑色的骏马往他这边跑过来。她从他身旁疾驰而过，瞟一眼阿尔土尔，在几俄丈以外勒住马。

“是冯·扎依尼茨吗？”骑马的女人大声问道。

“就是我。……”

阿尔土尔走到骑马的女人跟前，点一下头。树林里已经黑下来，然而还不至于黑到看不清骑马的女人生得多么美。她周身上下显出真正贵妇的尊严气派。

要是茨威布希和伊尔卡都在此地，他们就会认出骑马的女人正是我们在这篇小说第一章里同茨威布希一起称之为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娘家姓盖依连希特拉尔）的那个女人。她手里正好拿着今天中午把茨威布希的嘴抽出血来的那根鞭子。

“我头一眼就认出您来了，”她说，对阿尔土尔伸出一只手来，“您有点变样了。……不过……能不能跟您谈一谈呢？您写给我的最后那封信里，充满了憎恨、愤怒和极其尖刻的轻蔑。……您现在还像以前那样恨我吗？”

男爵握了握她那只美丽的手，微微一笑。

“我的信，”他说，“可以说是犯罪，不过事隔多年，您不妨原谅我了。那是四年前写的。在那封信里，我恨您贪财，当时贪财心不容许您嫁给一个为您所爱而又爱您的、然而已经破产的人。现在呢，我却丝毫也不会恼您的贪财心了。三个钟头以前我自己就谈起过我要为钱结婚。……我所以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而没有把自己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也只是因为我有了生活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一百万而结婚。……”

“原来是这样！那么，最近这四年当中您的信念起了很大变化呢。不过我很高兴……这样出乎意外地遇见您！我很愉快，男爵，真的，很愉快！至少应当为重逢而谢天谢地！”

“我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竟然会在这一带遇见您。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难道您不知道？我就是这儿的住户啊。……而且已经很久了。……”

“您，男爵小姐？您是怎么搬来的？”

“我现在已经不是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小姐，而是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两年前我嫁给您的邻居戈尔达乌根伯爵了。……”

“我没听说。……这可是了不得的新闻！您嫁给伯爵了。……我不认识他。……他漂亮吗？”

“不。”

“这就奇怪了。……据我对您的了解，您最喜欢漂亮的男人。从前您爱上我，据说就是因为我漂亮得出奇。那么他年轻，阔绰吗？”

“他将近四十岁。……他很阔绰。……”

“不消说，您很幸福吧？”

“一点也不幸福。我也是为一百万出嫁的。两年来的经验却告诉我说，我犯了绝大的错误。幸福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一百万。……现在我一心想的是怎样找出办法来躲开一百万才好！”

伯爵夫人笑起来，目光停在渐渐黑下来的天空上，呆望一阵。她沉默片刻，笑着继续说：

“这样看来，现在我和您扮演过的角色颠倒过来了，男爵。我现在痛恨我以前喜爱的东西，您呢，恰好相反。……话说回来，在这个乏味的世界上，情况的变化多么古怪啊！”

“您是为幸福而想躲开一百万，不过我追求一百万却不是要做幸福的人。……您要知道，目标是各不相同的。……”

“您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新生活吗？”

“一点也不知道。……”

“这样看来，闲话还不算流传得太厉害。……我正打算跟我的丈夫离婚呢。……”

“这倒是个痛快的主意。……那么，您如今住在他那儿吗？”

“嗯，是啊。……说来有点古怪，这是实在的。……不过，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言飞语，决定一直等到我们的破裂盖上官府的火漆印，我们再分手。……等到我在法律上正式得到自由，我就离开此地。……可是您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我遇见老相识和老……朋友，高兴得很，就顾不得羞耻，只想把我的事，不管是秘密也好，不是秘密也好，统统倾吐出来。……我们还是来谈一谈您的情况吧。……您生活得怎么样？”

“就像您看见的这样。我就这样对付着过。……”

“您已经把科学丢开了？完全丢开了吗？”

“丢开了，而且大概完全丢开了。……”

“您那学者的良心能不在乎吗？”

“哦。……科学由于失去我而受到的损失，不会比零大多少。……这损失不算大。……”

伯爵夫人耸耸肩膀，摇头。

“您，扎依尼茨，辩白起来像个小学生，”她说，“不会比零大多少。……年轻的学者当前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们是有前途的。谁知道呢，倘使您继续做您的学术工作，说不定您对科学的贡献就会比零大一千倍！”

“您表达得不正确，”冯·扎依尼茨笑起来，“零乘零，乘上一千次也还是零。”

“您彻底破产了吗？”伯爵夫人好像没听见冯·扎依尼茨的话似的，问道。

“彻底破产了。您身边带有钱吗？”

“有一点点。干什么？”

“您都给我吧。”

伯爵夫人很快地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钱包，递给阿尔土尔。阿尔土尔把钱倒在手心里，然后把钱包还给伯爵夫人。

“谢谢，”他说，“这钱算是我借的。我婚后第二天就还给您。您感到惊讶？您眼睛里露出多么惊讶的神色啊！我不但向您要钱，借钱，甚至还惋惜您钱包里的钱太少呢。”

伯爵夫人瞧着他的眼睛，心里暗想：“他在说假话。”

“我一点也没感到惊讶，”她说，“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向自己的朋友借一点点钱，这有什么奇怪的，有什么可惊讶的呢？这是生活里的小事，平常得很。……”

“可是谁对您说过，您是我的朋友呢？”

“您真奇怪。……再见吧！跟您谈话是困难的。”

伯爵夫人点一下头，扬起马鞭，在林间小路上疾驰而去。

四

她骑着马走完林间小路，来到旷野上，天色已经黑了。……城市和山峦还看得见，然而轮廓已经不清楚。来往的行人和马匹的形影也极其模糊。灯火已经在一些地方点亮。伯爵夫人在一个用芦苇和麦秸搭成的草棚旁边停住马，这棚子就在戈尔达乌根家的菜园子里。戈尔达乌根家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就租下城区的一块地做他家的菜园。他们租下那块地是出于虚荣心。“在我的土地周围，外人的土地越少，”从前戈尔达乌根家的一个成员说，“我也就越有理由昂首阔步。”

菜园工人和他儿子在草棚旁边站着。他们看见伯爵夫人骑着马跑到他们这边来，就脱掉帽子。

“你们好，老福利茨和小福利茨！”伯爵夫人对菜园工人和他儿子说，“我在这儿见到你们很高兴。要是日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们不大尽责，我就有理由不相信这种话了。”

“我们素来守在这儿尽我们的职责，”老福利茨说，把身体挺得笔直，“我们一步也不离开菜园。不过，太太，要是总管先生或者他的奴才不知什么缘故看不上我这副嘴脸，那他们就会把我赶走而事先并不报告太太。我们都是小人物，未必会有人为我们去惊动太太。……”

“你这样想吗，福利茨？不，你大大地错了。……我认识我们所有的仆人，而且你要相信，我分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被辞退了。比方说，我就知道老福利茨是规矩的仆人，我也知道小福利茨是懒汉，去年冬天偷过教士的手套和手杖。……我什么都知道。”

“您知道有人偷了穷教士的手套和手杖，可就是不知道……”

老福利茨停住口，冷笑一下。

“不知道什么？”伯爵夫人问。

“太太就不知道三个星期以前，伯爵老爷的侍从的狗咬过我女儿和老婆。尽管全村的人议论纷纷，弄得这件事传扬开去，可就是太太您不知道。侍从的狗看不惯寒酸的装束，见到每个农家打扮的人总是张口就咬。侍从先生就从中取乐。可不是！狗把女人咬得倒在地下，撕破她的衣服，弄得她……赤身露体，太太。……侍从先生最喜欢娘们家身上的肉！”

“好，好。……哦，那你要怎么样？……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老婆病倒了，我的女儿羞得不好意思上街，因为，多承那些狗帮忙，男人都见过她光着身子了。”

“好，好。……我要去查查明白。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们。你们今天看见两个卖艺的从这条路走到城里去吗？一个是胖胖的老头子，一个是带着竖琴的年轻姑娘。他们走过这个地方吗？”

“没看见，太太！”老福利茨说，“他们也许已经走过去了，可也许没走过去。从这条路上走过去的各式各样的人多得很。谁也不能全看见他们，全记住他们。……”

伯爵夫人沉思不语，眼睛盯住黑暗的远方。

“那不是他们吗？”她问，举起马鞭指着远处两个黑糊糊的人影。

“那是两个男人。”小福利茨说。

“他们很可能留在村子里过夜了，”伯爵夫人说，“既是这样，明天他们才会路过此地。……要是你们见到他们，就立刻打发他们来见我。”

“是，”老福利茨说，“一个胖胖的老头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明白了。可是您找他们干什么，太太？多半他们偷了东西吧？”

“为什么一定是偷了东西呢？”

“事情是这样，太太，在戈尔达乌根伯爵的领地上大家只关心一件事，就是找贼。这成了风气。在戈尔达乌根伯爵的领地上，只有管事才偷东西，结果却把所有的人都当成贼了。”

“原来这样！嗯……明天你可以另找工作了。希望明天在伯爵的领地上再也没有福利茨家的人！”

说完这话，伯爵夫人就拨转马头，跑回林间小路上去。

“她多么美！”小福利茨说，“多么漂亮！”

“是啊，很美！”老福利茨说，“不过这跟我们什么相干？”

“漂亮透了！我凭真正的上帝向你起誓，爸爸，偷教士手套和手杖的不是我！我从来也没做过贼！要是我对你说谎，那就叫我马上瞎了眼睛。人家平白无故造我的谣。……她却相信这种谣言！那些下贱的家伙！”

小福利茨沉默一会儿，继续说：

“不过，也别让那些下贱的家伙白造谣言！别让他们白白讪笑我们。……我真要去偷东西。刚才她跟你说话，我瞅着她那张美丽的脸，就心里赌咒说：我一定去偷。……我真要去偷！我要到戈尔达乌根伯爵家去偷管家们没一个敢偷的东西。我说话算数。”

小福利茨坐下来，沉思。一些新奇的、极其美妙的、不是农民常有的、巴尔扎克式的幻想，抓住了他的头脑和心灵。他那青春的、炽燃的想象力，不消几分钟就建成一座宏伟绝伦的空中楼阁。……有些想法，一个钟头以前他还认为荒诞不经，难于实现，犹如幼稚的童话，立刻会被他从头脑里赶走，可是现在却突然变成他殷切希望无论如何也要加以解决的任务了。空中楼阁要求一下子变成较为牢靠的东西了。……

等到小福利茨被他那些燃烧的幻想弄得晕头转向，他就跳起来，用手指头揉揉眼睛，哈哈大笑，对他父亲嚷道：

“我一定去偷！到那时候再让他们来搜吧！”

伯爵夫人骑着马回家去。在路上，她迎面遇见冯·扎依尼茨男爵，他仍然在找地方吃饭。

“我看，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吧？”伯爵夫人对他叫道。

“要是您乐意的话，那就是肯定的。”

“我们会找到我们谈得来的事情。目前我心里烦闷得很，您就成了我求之不得的人了。我灵机一动，想出个小小的主意。下星期四就是您的生日，您愿意跟我一块儿庆祝您的生日吗？您看，我对您的事记得多么清楚？我甚至没忘记您的生日呢。……您愿意吗？”

“遵命。……”

“我们得约定一个碰头的地点。……这么办好了。……您认得那个立着‘铜鹿’的地方吧？”

“认得。”

“在那儿谁也不会来搅扰我们回忆往事。傍晚七点钟在那儿相见。”

“我带酒去。”

“很好。再见！顺便提一句，男爵。我们以后用法国话谈天好了。我没忘记您不喜欢德国话。关于‘骗子’和聪明人，您得想一想。再见！”

伯爵夫人扬鞭打马，过一分钟就在越来越黑的树林里消失了。

当初，捷莉扎·冯·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小姐原是阿尔土尔心目中“纯洁的仙女”，阿尔土尔经历过那段可憎的巴黎生活后，他的眼睛和感情最初就萦绕在这个仙女身上。阿尔土尔把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变而为刻苦用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尊重科学，男爵小姐也出了很大的力才促成这个转变。缺了她，他就不会完全改过自新。

阿尔土尔从巴黎到达维也纳后，开始过隐士般的生活。在孤独的生活中，他渴望刻苦用功会使他得到安慰，他诅咒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人，然而后来，他却违背自己的心愿，常常思念……巴黎的妓女了。要不是阿尔土尔在到达维也纳以后不久就成了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家的常客，那么他这种孤独生活究竟会怎样结束，就不得而知了。阿尔土尔住在维也纳那段时期，盖依连希特拉尔府是任何一个愿意去的人都可以登门拜访的。认真说来，他们自己并没邀请什么人。到他们家去的都是些喜欢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人物家里进进出出的人，只要大门不关上，就不请自来了。

最近这些年，这家人使人联想到一种笃信宗教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死期临近，就把一切置之脑后，索性沉湎于酒色，哪怕过一天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好的。

盖依连希特拉尔男爵一家人已经精力衰竭，倾家荡产，想寻求得救之道而又找不到，预感到已经濒临绝境，就把一切都置之脑后，丧失了照管任何事情的任何能力。除了日益临近的可怕结局以外，一切都被忘却。不过，对日益临近的结局的恐怖，却被美酒、爱情、幻想顺利地掩盖过去。盖依连希特拉尔一家人还在幻想他们有可能得救。得救之道，他们认为，掌握在捷莉扎手中，因为她可以嫁给很富有的人，借出嫁来挽救她家的糟糕局面。不过就连这个希望也仅仅是幻想。捷莉扎跟她父亲争吵起来，赌咒说她嫁给富人以后，一个钱也不给她的亲属。

盖依连希特拉尔一家人索性横下心，开始吃他们还没吃完的东西。他们不是简单地吃，而是吃得非常用劲，得意扬扬，摆出铺张的排场，倒好像以前从没吃过东西似的。他们的家门自动打开，于是一大群半饥半饱、寻找残羹剩饭的食客蜂拥而来。那些食客，论身份，都是家道中落的贵族、作家、画家、演员、音乐家，装束考究，脸上富于表情，香气扑鼻，乐器上等，可就是饿着肚子。这些食客不久就在男爵府里流连忘返。盖依连希特拉尔家的人本来一天天穷困下去，急等着救星，现在突然间，却看见他们自己高踞在庇护文艺的财主地位上了。他们的房子里平添了许多舞台布景、图画、罕见的水彩画等装饰品。这个住宅每到傍晚就响起交响乐、夜曲、圆舞曲、波尔卡舞曲的声音。那些有音乐和朗诵的音乐文学晚会渐渐出了名，由于有名就更招来社会各阶层的大批客人。所有这些晚会和演出，捷莉扎一概参加。她相貌美丽，仿佛是用大理石雕出来的，穿一身黑衣服，在食客们的杂色人群中周旋，从一个艺术家跟前走到另一个艺术家跟前，用尽全力摆脱她心里那种恼人的烦闷。这一大群人在她心目中是新奇的。她开始对他们发生兴趣。她为了排遣烦闷，就着手研究他们。她定睛看着他们富于表情的脸，听他们讲话，自己也说话，阅读送到她手里来的文稿。她经过长期研究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当中既有正人君子，也有骗子。这个结论是她的研究的唯一成果。她欠缺比较细致的分析能力，分不清正人君子和骗子。她引得某些人同她接近，然而就连在这部分人当中，固然有许多是有声望的人，却也有骗子。冯·扎依尼茨就是这批精选的人中的一个。

他是偶然走进盖依连希特拉尔的家门的。

有个从事写作的朋友，想让他看一看他写的喜剧在男爵家里舞台上如何演出，就硬把他拉去了。过后不久，他不限于观看演出和参加文艺晚会，连白天也开始去拜访盖依连希特拉尔家。捷莉扎每到傍晚就骑马出外，照例由马夫给她做伴，可是不久这种傍晚的闲游却开始由阿尔土尔作陪了。每天傍晚阿尔土尔总是津津有味地对她讲起这一天他做过些什么事，读过什么书，写过什么作品。他报告完毕，难免讲到他的幻想、希望、意图。捷莉扎听着他讲，她自己也讲。她能一连举出许多著名学者的姓名，不过那些姓名却都是……从阿尔土尔口里听来的。他们成了朋友。据说，从友谊到相爱，只要跨出一步就到了。阿尔土尔却没想谈恋爱。只要有个头脑聪明和朝气蓬勃的女人做伴，他就满足了。直到捷莉扎在一次傍晚的闲游中对他承认说她爱他，他才讲起爱情。……首先讲起爱情的是她。这样道破彼此相爱以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日子，就像人们常说的，是一生之中只有一回的。阿尔土尔在别的时候从没像他跟他所爱的女人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这样幸福过，对生活也从没这样满意过。然而这种幸福却没延续很久。它被捷莉扎破坏了。临到他要求他所爱的而且无疑地也爱着他的姑娘做他的妻子，做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和“博士夫人”，她却断然回绝了。

“我不能嫁给您，”她写信告诉他说，“您穷，我也穷。贫穷已经毒害我的上半生。莫非还要它来毒害我的下半生吗？您是男人，而男人是不像女人那样理解贫穷的种种惨痛的。贫穷的女人是最不幸的人。……您，阿尔土尔，不该提起嫁娶。……您这样一来，就使我不得不解释清楚，这却不能不在我们目前的关系上留下痕迹。我们还是停止这种沉闷的解释，仍旧照先前那样生活下去吧。”

阿尔土尔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写了回信，信上呼吁天上的响雷朝着捷莉扎兜头轰下来。他满腔怒火，给“天上的仙女”写了封极长的信，大骂“时代精神”和教育。……随后捷莉扎寄来些动人的信，为她的拒绝辩白，可是那些信却没拆看就给扔进火炉里去了。阿尔土尔痛恨捷莉扎，凡是使他想起她的东西，都在他眼里变得毫无价值。他憎恨一切摆足架子的、严厉的、傲慢的人，满心热爱一切卑微的、受尽欺凌的、穷苦的人。……

这就是阿尔土尔在走去吃饭的路上想起的一切。……他那篇论文《论时代精神》，如今在他看来显得可笑了，然而旧日的憎恨却仍然在他的胸中起伏。他还没能同这种憎恨分手。

阿尔土尔到星期四他生日那天，想起应许过捷莉扎同她一起吃饭，就动身到“铜鹿”去。所谓“铜鹿”，是一块小小的林中空地，从前有个国王在那儿打死过一头生着铜色毛皮的鹿。另外又有人说，古时候那儿立着一尊“狩猎”塑像，是一头用铜铸成的鹿，用来代替狄安娜[22]。据说，下令立这尊塑像的国王不近女色，见到古典的女人塑像总是心里憎恶。

阿尔土尔来到林中空地上，捷莉扎已经先到了。她正焦急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用鞭子抽掉一朵朵花。她的马拴在旁边一棵树上，在懒洋洋地吃草。

“您可真会招待您的客人！”伯爵夫人走上前去迎接阿尔土尔说，“您这个做主人的可真好！您在闲逛，而您的客人却已经等您一个多钟头了。……”

“我去买酒来着，”阿尔土尔分辩道，“我请您坐下！我和您已经不是头一次坐在草地上了。您记得过去的事吗？”

伯爵夫人和阿尔土尔在草地上坐下，开始回忆过去。……他们畅谈往事，可是既不涉及相爱，也不涉及决裂。……话题围绕着维也纳的生活、盖依连希特拉尔府、艺术家们、傍晚的闲游。……男爵一面说话，一面喝酒。伯爵夫人滴酒不尝。阿尔土尔喝完一瓶，有了几分酒意。他开始哈哈大笑，说俏皮话，甚至尖酸刻薄地挖苦人。

“您现在靠什么生活？”他除了讲别的话以外，顺便问一句。

“靠什么生活？嗯。……谁都知道我靠什么生活。……戈尔达乌根家又不穷。……”

“那么您是吃伯爵的，喝伯爵的？”

“我不明白：问这些干什么？！”

“可是我请求您，捷莉扎，回答我的话。您吃伯爵的，喝伯爵的吗？”

“嗯，对！”

“这就怪了。您受不了伯爵，可是同时又靠他的面包活着。……哈哈哈。……居然有这种事！见鬼，这算是什么原则？您那些聪明人认为我是骗子，那他们对您有什么看法呢？哈哈哈！”

乌云掠过伯爵夫人的脸。

“不要再喝了，男爵，”她厉声说道，“您已经喝醉，说起放肆的话来了。您知道，环境逼得我只好至今还住在戈尔达乌根家里。”

“什么环境？怕人家说坏话吗？这是陈词滥调！不过，劳驾，请您告诉我，伯爵夫人，你们离婚以后，伯爵答应每年一定给您多少钱？……”

“一个钱也不给。……”

“为什么您说假话？不过您也别生气。……我问这话是出于朋友的情分。您别扯那根鞭子。它又没什么过错。……哎呀！”

男爵举起拳头打自己的额头，站起来。

“对不起。……早先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什么事？”

男爵的眼睛忙个不停。那对眼睛从伯爵夫人的脸上移到鞭子上，再从鞭子上移到她的脸上。他烦躁地走来走去。

“早先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他喃喃地说，“款待过年老的胖子和我那郁金香里的姑娘的，原来就是您？”

伯爵夫人瞪大眼睛，耸了耸肩膀。

“郁金香里……胖子……您唠叨些什么呀，冯·扎依尼茨？您说起胡话来了。不要再喝酒了！”

“不应该打人，夫人！”

男爵脸色煞白，举起拳头捶胸口。

“不应该打人！您跟您那种贵族的派头统统见鬼去吧！听见了吗？”

伯爵夫人跳起来。她的眼睛睁大，由于气愤而闪闪发光。

“您别太放肆，男爵！”她说，“劳驾，把您那句骂鬼的话收回去！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我不收回！见鬼！莫非您还想不承认您那种下流行径吗？”

伯爵夫人的眼睛睁得越发大了。她不明白他的话。

“什么行径？我不承认什么？我不懂您的意思，男爵！”

“是谁在戈尔达乌根伯爵家的院子里用这根鞭子打年老的小提琴手的脸的？是谁把他打得倒在这匹马的蹄子底下的？人家指名告诉我说那是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干的，可是天下只有一个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的脸上泛起红晕，像火光那么鲜艳。红晕从鬓角开始，一直蔓延到绲着花边的领口那儿。伯爵夫人窘得不得了。她咳嗽起来。

“我不明白您的话，”她支吾道，“什么小提琴手？您在……唠叨些什么呀？您清醒一下吧，男爵！”

“算了吧！何必说假话呢？在从前那些岁月您就善于说假话，然而不是为这样的小事！您为什么打他？”

“打谁？您说的是谁？”

伯爵夫人的嗓音低下去，发抖。她的眼珠转个不停，好比被捉住的老鼠。她羞得什么似的。男爵又侧着身子斜倚在草地上，定睛瞧着她美丽的眼睛，醉醺醺地冷笑。他的嘴唇发颤，露出恶意的笑容。

“您为什么打他？您看见他的女儿哭得多伤心吗？”

“谁的女儿？您说清楚，男爵！”

“当然！您善于放任您那双白手和长舌头，可就是不善于看见人家的眼泪！她一直在哭。……那个俊俏的金发姑娘一直在哭。……她，这个弱小、穷苦的姑娘，没法替她的父亲向伯爵夫人报仇。我跟他们一块儿坐了三个钟头，她的手一连三个钟头蒙住眼睛，没放下来。……可怜的姑娘！她和她那张泪痕斑斑的、高尚的小脸一直没离开过我的脑子。啊，这些残忍的、吃饱肚子的、没有挨过打的、从没受过欺侮的魔鬼！”

“您说清楚，男爵！是谁挨了我的打？”

“嗯，是啊！您以为我从您脸上就认不出吃了耗子的猫？不害臊！”

男爵站起来，伸出手去取那根鞭子。

“给我！”

伯爵夫人温顺地把鞭子递给他。

“不害臊！”他又说一遍，然后把鞭子盘在一起，用力折断成三截，往旁边一丢。

伯爵夫人简直心慌意乱。她羞羞答答，生平第一次听着无礼的话，涨红脸，不知道该把她的脸和手藏到哪儿去才能躲开男爵的法官般的眼睛，简直找不出话来说。这时候幸亏出了一件小事，这才使得她好歹躲开这种尴尬的处境。阿尔土尔正折断鞭子，不料从旁边，树木后面，响起脚步声。过一会儿，伯爵夫人看见了福利茨父子。他们从树木后面走出来，好奇地瞧着伯爵夫人和阿尔土尔，穿过林中空地走去。小福利茨走在前头，肩膀上搭着一根长的钓竿梢。老福利茨跟在他身后，费力地迈动两条腿，磨磨蹭蹭地走着。老福利茨右手提着一条拴在绳上的小梭鱼。

“福利茨先生，您为什么不戴手套啊？”伯爵夫人对小福利茨说。

小福利茨低下眼睛，然后斜起眼睛瞟一下伯爵夫人，动了动嘴唇。

“您的手杖在哪儿？为什么您不拿着手杖啊？”

小福利茨脸色变白，急匆匆往树林那边走去。到树林那边，他又回过头来看一眼，就走进树林，不见了。老福利茨跟着他慢慢走去，既没开口说话，也没看谁一眼。

“您要原谅我，”男爵等福利茨父子走进树林里去以后开口说，“我不打算侮辱您。……不过，我凭我的名誉起誓，您要不是女人，我就能替小提琴手报仇。……不害臊，捷莉扎！在那个姑娘面前，我都替您害羞呢！”

男爵站起来，戴上帽子。

“您是找不出话来辩白的。……这才好！何必说假话呢？您的辩白统统是谎话。”

“我还是不明白您的话，男爵！”伯爵夫人说。

“这是真心话？”

“对……真心话。……”

“嗯……再见！您那美丽的眼睛里满是虚伪！谢天谢地，您说谎话的时候总算还会脸红。”

阿尔土尔伸个懒腰，点一下头，就穿过林中空地，往小路走去。

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的额头上布满细纹。她苦苦地思索，要在她脑子里找出一句话来，可是找不到。……她一心想在阿尔土尔面前替她羞于承认的行为辩白。她思索着，咬着粉红色嘴唇，绞着手指头，这时候阿尔土尔却已经走进树林里去了。

“男爵！”捷莉扎喊道，“您等一等！”

伯爵夫人没听到回答，只听到阿尔土尔的脚步声越走越远了。

“男爵！”伯爵夫人又喊一声。她担心男爵走掉，嗓音发颤。他的脚步声却沉寂了。

伯爵夫人略微站一会儿，就在地上坐下，陷入沉思。她身旁倒着两个空酒瓶。第三个酒瓶斜立在草地上，眼看就要倒下去，里面还剩着一点酒。捷莉扎把酒瓶里的酒喝完，站起来，往马那边走去。

她骑上马走出林中空地，却在围绕林中空地的树木后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看见一个男人骑在马上。那匹马见到伯爵夫人，快活地嘶鸣起来。骑马的男人年纪在四十五岁上下，生得又高又瘦，脸色苍白，胡子稀稀拉拉。他骑着马追上伯爵夫人。

“等一下！”他低声说。凭这种衰弱的、不像男人的嗓音的音色，可以断定这种嗓音是从有病的胸膛里发出来的。“您等一下！我想跟您说几句话！只说几句话！”

伯爵夫人没回头看他。……

“您在做暗探吧？”她说，“您在偷看吧？”

“可是我爱你！我看不见你，就连一分钟也活不下去。我只说几句话！……”

五

伯爵夫人看一眼她的丈夫戈尔达乌根伯爵（骑马的男人就是他），放慢马的步子。

“大夫不许您骑马走得太快，”她说，“您就骑得慢点吧。……您有什么事？”

“我只要说几句话。”

“什么话？”

“他是谁？”

“冯·扎依尼茨男爵。”

“冯·扎依尼茨？是他？原来这个人就是冯·扎依尼茨？他就是您从前……爱过的那个人？”

“也许吧。……嗯，对了，就是他。那又怎么样？”

“嗯。……就连现在他也还挺漂亮呢。……为什么您允许他对您大嚷大叫？他有什么权利？”

伯爵沉默片刻，咳嗽一声，问道：

“也许您现在也还可能……爱他吧？旧情不是可以复燃吗？”

“把您的鞭子拿给我！”伯爵夫人说。她接过她丈夫的鞭子，用力拉紧缰绳，顺着林间小路疾驰而去。伯爵也用尽全力拉紧缰绳。马就跑起来，他却衰弱无力地在马鞍上摇晃。他的胯股使不上劲，他痛得皱起眉头，勒住马。马跑得慢下来。伯爵目送妻子走后，把头耷拉在胸脯上，沉思了。

过了三天光景，阿尔土尔在离守林人布拉乌赫尔小屋不远的地方遇见捷莉扎。这一次她不是骑着马遇见他。她穿着农家的连衣裙在散步。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刚做好的农家连衣裙，其实却比她那件黑绸骑马装贵得多。她脖子上没挂着五颜六色的梨形石榴石，却挂着些绿松石、绿闪石、珊瑚和珍珠。她两条胳膊上都戴着大镯子。连衣裙和维也纳式短上衣都是用贵重衣料做成的。

“男爵！”她见到阿尔土尔，叫道，“等一下！”

他走到她跟前，她就对他说：

“上一回您说过那些话，后来又不辞而别，您记得吗？这弄得我发生了疑问。我经过长久的思索后才弄明白您的意思。……现在我明白了。……您指的是我……用鞭子抽过那个老头子！是吗？”

“嗯，是啊。……这有什么疑问呢？”

“喏，是这样的！我现在才明白您说的是谁。……我用不着在您面前辩白，男爵，不过为了……为了满足我们双方的正义感……我打他是有正当理由的。由于他捣乱，我从马鞍上摔下来了。……我差点摔断腿。再者……他居然笑。……”

阿尔土尔瞅着伯爵夫人的脸，快活地笑起来。

“别说假话，夫人！”他说，“我们何必互相说些假话呢？我不需要您的辩白。……再说，辩白又有什么用？我这是生平第一次看见您这双漂亮的小脚，这在我就完全满足了。……您这双小脚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我们去散散步吧。我请您原谅我在‘铜鹿’那边对您唐突无礼。当时我喝醉了。……”

阿尔土尔和捷莉扎散步很久。他们谈些极普通的事，说许多玩笑话，笑了很久。……关于卖艺的老人和他女儿，聪明人和“骗子”，根本就没提到。男爵连一句挖苦话也没说。……他很亲切，就像过去那些岁月，在维也纳，在盖依连希特拉尔家里一样。临到他把捷莉扎送到离布拉乌赫尔的小屋不远的地方，来到她那辆双轮轻便马车跟前，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您肯教我放枪吗？”捷莉扎坐上马车，问道。

“随您的高兴。……”

“那就麻烦您了，男爵。我闷得慌。哪怕您略微减少一点我的烦闷，也是为我做了一件大恩大德的事。……这是真心话。我们来互相帮助吧。”

捷莉扎握一握阿尔土尔的手，坐着马车走了。

过了三天，他们又相会。半个月之后，他们就没有一天不见面了。男爵教捷莉扎放枪，捷莉扎每天傍晚来打猎，有的时候凌晨也来。他们的关系变得极不明确。冯·扎依尼茨只要没喝酒，总是彬彬有礼，使得捷莉扎暗自吃惊。每逢他没喝酒，讲话就斯文，亲切，分明竭力避免生硬的字眼，亲切地微笑，客气地伸出大手同她握手，讲起话来不像“野人”，却像保护女人的真正骑士。一旦冯·扎依尼茨喝了酒，却变得极其粗鲁，冷嘲热讽，恶意地冷笑。……每逢他喝醉，捷莉扎就只好听他说些极其不堪入耳的话。他嘲笑她，骂她见鬼，说他看不起她，痛恨她。

“我之所以原谅您，冯·扎依尼茨，”捷莉扎有一次对他说，“那也只是因为您喝醉了。人们是照例不打躺着的人、疯子和醉汉的。……”

“啊啊啊……原来是这样！可是您要知道，”冯·扎依尼茨笑着回答说，“我只有喝醉了才对您说实话。我清醒的时候，却像卑鄙的法利赛人[23]那样对待您。您不要相信我清醒时候说的话。”

“我们不应该见面。……”

“为什么不应该呢？自管见面好了！您烦闷，我也烦闷。……在争吵中，厮杀中，光阴过得比在和平的时候快。哈哈！命运干得好，它在我们之间放了一只黑猫，[24]叫我们不尊重彼此的美德。您不尊重我，是因为您认为我是骗子。我不尊重您，是因为我认为您不过是一团女性的漂亮的肉而已。哈哈！”

捷莉扎眼睛里射出两道电光，她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这次谈话后，阿尔土尔有整整一个星期没见到她。到第八天他遇见她，向她道歉。

阿尔土尔屡次喝醉酒。捷莉扎不止一次受到他的侮辱而离开他。她临走总是对自己赌咒发誓说今后再也不跟他见面了，可是……

夏天过去，秋天来临。枯黄的树叶已经活完短暂的一生，纷纷从树上飘下来，落在潮湿寒冷的地面上。天开始下雨。秋天的淤泥比不得夏天的，它不会干，即使会干，也不是几个小时，而是要过几天和几个星期才能干透。……风刮起来了，使人想起冬天。树林遇到这种坏天气就变得乌黑，皱起眉头，不再招引人们到它的树荫下去乘凉了。

冯·扎依尼茨的羊毛短上衣换成呢面的短棉大衣。他的皮靴失去原有的光泽，粘满污泥。……潮湿的、寒冷的风吹得他苍白的脸上现出红晕。他和捷莉扎的关系还没凝成明确的形式。他们的谈话还没结束。……捷莉扎感到还没“把话讲完”，仍然跟先前一样常到树林里去。

他们得躲开树林里的寒冷、潮湿、淤泥。……命运赐给他们一个藏身之处。他们开始到戈尔达乌根伯爵的园子里，在早已无人过问、生满青苔和荨麻的小礼拜堂里见面。秋天每到黄昏，没有完工的圣徒福兰齐斯克像那对可怕的眼睛就会看见阿尔土尔和捷莉扎。在挂灯的微弱亮光下，他们坐在一条半朽的长凳上，促膝谈心。他照例喝醉酒，坐在那儿打呵欠，出口伤人。……她呢，脸色白得像大理石一样，高高地昂起头，已经听惯他的谈吐，很有耐性地听完他的话，自己也说出伤人的话来了。如果他没有喝醉，那么在小礼拜堂墙角里躲着的蜘蛛，就听见他讲以往有过的那种不算太远的幸福，还看见那幸福的女人。他像老人一样，喜欢讲往事。他的说话声里响着苍老的音调：他什么也不惋惜，光是回忆过去就满足了。她却充满力量、青春和愿望，惋惜过去，嗓音里响着希望。她仍然热烈地爱冯·扎依尼茨男爵。……

一个最多雨的秋日白昼，阿尔土尔走到布拉乌赫尔太太家里去避雨。布拉乌赫尔太太笑吟吟地交给他一个邮包。

他拆开邮包，笑起来，就像孩子得到新玩具一样。邮包里是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这两样都是伊尔卡寄来的。男爵看一下照片，瞪大了眼睛。照片上是伊尔卡的像，然而不是他几个月以前所见过的伊尔卡，不，以前那个身穿寒伧的外衣、受了侮辱而热泪纵横的伊尔卡，如今在照片上连影子也没有了。就连当初那根用来束住她淡黄色头发的便宜丝带，现在也不见了。阿尔土尔在照片上看见一个年轻的贵妇，身上穿着华丽的时式连衣裙。她的头发由别人的熟练的手梳好，戴着草帽。帽子上插着花，从照片上看，花的价钱不便宜。她俊俏的小脸上的笑容高傲而目空一切，然而是做作的。……

“小傻瓜！”阿尔土尔吻了吻伊尔卡的肖像，笑着说，“你这小傻瓜！乌鸦披上孔雀毛了。你穿上阔绰的衣服，看起来像是胜利者！那就把这身衣服穿久点吧！到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你要唱什么歌了！”

信是用他所熟识的笔迹写成的。

“亲爱的男爵！”伊尔卡写道，“现在我寄上照片一张，并且告诉您，我和我父亲茨威布希都活着，身体健康。我还要告诉您：我一定会弄到一百万。我很快就会弄到手。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等见了面，我会把我们的遭遇讲给您听。您多半已经把我忘了。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让您想起我，请您不要忘记您对我应许过的话。我很爱您。我在这儿见到许多男爵和伯爵，可是您比他们大家都好。我的爸爸问您好。请按下列地址来信（下面是很长的地名）。请您写信告诉我：我该不该存着指望？您的伊。”

男爵不住地笑，眼睛没离开照片。他向布拉乌赫尔太太要一张纸，写成如下一封信：“你好，伊尔卡。谢谢。我在等你和你的一百万。你不要做蠢事。希望你头脑聪明，身体健康。问候你那年老的、挨过一百次打的胖子，你该从你那一百万巨款里拨出两三个金币来，送给他去喝酒。你的未婚夫冯·扎依尼茨男爵。”

阿尔土尔把这封信交给布拉乌赫尔太太，托她交邮发出，然后靠着桌子坐下，开始用铅笔在照片上画一朵大郁金香。铅笔两头都削过，一头是红的，一头是蓝的。然而两种颜色在照片的珐琅质上都粘不住。尽管阿尔土尔坐在那儿，一直画到天黑，伊尔卡却仍然没能坐在郁金香里。

六

伊尔卡和她父亲遇到一件特别的事。……

他们同冯·扎依尼茨男爵相逢后过一星期，在一个极炎热的中午，坐在火车站的天棚底下。尽管天气极其闷热，车站的月台上却有许多人。消夏别墅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地主们、停在侧线上的列车的乘客们，都在月台上来来往往，挤满车站的各建筑物。停在侧线上的列车是军用车，军用车总要在车站上停留两三个钟头。头等客车的乘客候车室里满是喝酒的军官们。三等客车的乘客候车室里，军乐队的乐声震天价响，招得大批听众纷纷拥到车站上来。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坐在大磅秤的底座上，一边休息，一边观看来往的人：茨威布希看兵士喝啤酒，伊尔卡打量女人的服饰。有些喝醉酒的军官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不时瞟一眼伊尔卡。他们喜欢这个俊俏的姑娘。……起初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的是些低级军官，可是等到酒宴结束后，伊尔卡看见她近旁也有高级军官了。……那列火车离开车还差半个钟头，高级军官和低级军官凑在一起，用醉醺醺的目光打量她，交头接耳纷纷议论。

“他们在说你，伊尔卡！”茨威布希说，“我们来给他们演奏一下吧。他们会给钱的。恰好那可恶的乐队停下来了。”

茨威布希和伊尔卡就站起来，调好他们的乐器，开始演奏。伊尔卡唱起来。军官们不住地微笑。……伊尔卡唱道，这个世界上谁也比不上奥地利军人那么漂亮和勇敢，他们不消一分钟就能征服全世界。

“好哇！妙极了！”军官们喃喃地说，“老头子，你别唱！你那副山羊嗓子反而碍事！妙极了！”

“好主意！”一个留着很长的白唇髭的军官叫起来，拍一下军帽，“我凭我的人格起誓，我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了！”

他转过身去对着同伴们，开始小声地向他们讲话。……他那些同伴赞同地点头。留着白唇髭的军官取得同伴们的同意后，摇摇晃晃地走到伊尔卡跟前，拉住她晒黑的手，说：

“听我说，小鸟！我们打算带着你一块儿上火车。……一路上你给我们唱歌和弹琴。我们会给你很多钱作为报酬。同意吗？”军官没等她回答，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同伴们跟前。

“是啊，是啊……”喝醉的军官们纷纷说，“我们会给很多钱。……嗯，是啊。……”

“你们坐车到哪儿去？”伊尔卡问。

“大概是到波斯尼亚去。……我们自己也不大清楚。”

“这不行！”茨威布希赔着笑脸说。……

可是军官们不理睬茨威布希。他们把笑吟吟的伊尔卡拉到一旁去，开始说服她，对她提出保证。……有个军官托起她的下巴。

茨威布希相信伊尔卡不会同意，就站在一旁，赔着笑脸。伊尔卡不会同意的！在这以前，凡是这一类的建议，她素来一口回绝。她是个重道德的姑娘。可是临到伊尔卡发出清脆的大笑声，走进头等客车的车厢，他大吃一惊，简直吓坏了。她走进车厢，在窗口对她父亲点一下头。……她父亲就跑到她的窗前去。

“我去了，爸爸！”她说，“你上车吧。……”

“你疯了！”脸色苍白的茨威布希说，迟疑不决，没有走进豪华的车厢。

“上来吧！”军官们对他说。

他一面鞠躬，一面发窘，走进车厢，开始劝阻伊尔卡。可是固执的姑娘横下心了。

“我想弄到一百万！”她对他低声说，“要是我弄不到一百万，我宁可死。”

“你这个疯子，一百万没拿到，名誉倒先坏了！你会坏掉名誉的！这种事不道德！……”

“你不用害怕，茨威布希爸爸。那些男人在我这儿除了听到音乐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打定主意了。”

列车已经开动，可是老人仍然在劝她，求她，央告她。他甚至哭了一场。

“这就没意思了，爸爸！”她说着，走到军官们那边去。

她父亲脸色惨白，头上冒汗，手指和嘴唇发抖，远远地躲到车厢角落里，闭上眼睛，祷告上帝。伊尔卡兴高采烈，听军官们讲些俗不可耐的话，他认不出她就是温柔而且常常哭泣的伊尔卡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这个蠢丫头真是难于理解，像谜一样！

伊尔卡给领到车厢的一个单间里。他们给她和她父亲叫来丰盛的早餐，然而他们一口也没吃。列车在最近的城市停留两小时，一个军官坐上马车到城里商店去，给伊尔卡买来新的连衣裙、手镯、鞋。……

“为我们军团的女儿干杯！”军官们看到她穿着新装从单间里走出来，就齐声喊道，“好哇！”

军官们喝酒，要伊尔卡唱歌。她唱起来，一直唱到军团抵达边境。……

这是走进新天地的一步，愚蠢的伊尔卡希望由此得到一百万。这一步成功了。等到一个月后伊尔卡跟茨威布希一块儿从军团里逃出来，她身上穿的已经是一件花掉军官们一千五百法郎的连衣裙了。她跑进头等客车的车厢里，同五个年轻的姑娘、一个生着很大的鹰钩鼻的老太婆、一个有大块秃顶的日耳曼胖子待在一起。在路上，日耳曼人常拿出名片来送人，上面写着：“尤西弗·凯尔泰尔，的里雅斯特[25]乐队和匈牙利合唱队的班主”。生着鹰钩鼻的老太婆是他的合伙经营者。

七

固执的姑娘又逃跑过一次，而这“次”是最后一次。

那是四月里一个暖和的夜晚。……十二点钟早已敲过，可是布兰沙尔太太的夏季剧场里，节目还没结束。……魔术师丘莉小姐在舞台上变戏法。……她从女人的半高腰皮靴里放出一群鸽子，随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又拉出一件女人的很大的连衣裙。……她把连衣裙往地下一放，又往上一提，底下就钻出个小男孩来，穿着美菲斯托费尔[26]的服装。戏法都是老一套，不过作为“助兴节目”倒还可以看看。布兰沙尔太太的剧场所以表演节目，也不过是要使这家饭店保持剧院的名称而已。客人们多半在吃菜喝酒而不大看舞台。柱子后边和包厢里面都摆着小桌子。头一排客人背对舞台坐着，因为他们正举起长柄眼镜打量坐满整个第二排的妓女。所有的客人大半在走动而不是坐在位子上。……他们过于活跃，任凭别人怎样低声地嘘，也还是不能使他们哪怕安静一秒钟。……他们从池座走进饭店的大厅，从大厅走进花园里。……布兰沙尔太太保留舞台，还为了让客人们看一看“新人”。丘莉小姐演完魔术后，就该由“新人”唱歌。客人们等着魔术完场，已经各自占好座位。他们心情兴奋，由于无事可做而向女魔术师鼓掌。肥胖的布兰沙尔太太本人也坐在包厢里，面带笑容，手里摆弄着花束。她对那些在她身旁转来转去的“某些观众”口口声声说，他们所等待的“新人”简直美妙无比。……她的胖丈夫坐在她的对面[27]看报，这时候就微微笑着，赞同地点头。

“哦，是啊！”他喃喃地说，“我们办这个合唱队花那么多钱，可不是白花的！要听，真有可听的；要看呢，也真有可看的。……”

“您听我说，”一个身体结实、头发花白的老爷对肥胖的布兰沙尔太太说，“为什么今天您的戏报里没有匈牙利歌曲呢？”

肥胖的布兰沙尔太太风骚地举起一根表示疑问的手指头，摇了摇。

“我知道，子爵，为什么您这样想听匈牙利歌曲，”她说，“您想看的那个人儿今天病了，不能唱了。……”

“可怜啊！”子爵叹道，“伊尔卡小姐得了什么病？”

布兰沙尔太太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不过，我的伊尔卡多么漂亮！今天傍晚向我问起她的人，您已经是第一百个了。她病了，子爵！疾病就连对美人儿也不肯放过哟。……”

“我们的匈牙利美人害的是极高尚的病！”一个穿着龙骑兵军服的青年人也站在包厢里，说道，“昨天她对小丑奥玛连先生说，她害的是思乡病。嘿！您快看啊，谢齐子爵！多么……多么……多么漂亮啊！”

龙骑兵对谢齐子爵指着舞台，这时候“新人”合唱队登台表演了。谢齐看了一会儿，把眼睛从舞台上移开，又跟布兰沙尔太太讲起伊尔卡来了。……

“她开玩笑！”过一刻钟他对她小声说，“她真荒唐！您知道她为那一瞬间的爱情要每人出多少钱？您知道吗？十万法郎！哈哈哈！我们倒要看看哪个疯子肯给她这么些钱！要是肯花十万，我就能把十个这样的姑娘弄上手呢！嗯……您表姐的女儿，太太，比她漂亮一千倍，也才花了我十万，而且是在三年之间陆续花掉的！可是这个呢？任性的丫头！十万啊。……您，太太，照理应该向她解释一下：她这么干太愚蠢。……她在开玩笑，不过……一个人不见得能够永远开玩笑哟。”

“那么花花公子阿尔福烈德·德齐烈会怎么说呢？”肥胖的布兰沙尔太太笑着转过身去，对龙骑兵说。

“姑娘老是捉弄人，”德齐烈说，“她一心想把自己卖贵点。……她把我们的神经搞乱，于是她原该得一千法郎，结果却得到两千。姑娘知道，要想弄得人神经紧张，破坏糟糕的神经，任什么办法也及不上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十万也就是这种可爱的玩笑。”

这时候又有第四个人来插话，随后是第五个人，不久整个包厢里的人都在议论伊尔卡了。包厢里大约有十个人。……

他们谈话的时候，伊尔卡坐在后台一个小房间里，像那样的房间在整个后台有许许多多。房间里满是香水、脂粉、灯用煤气的气味。这种房间同时有三个名字：化装室、会客室、某小姐的房间。……伊尔卡的房间最讲究。她坐在长沙发上，那上面蒙着鲜艳的、猩红的、晃眼的丝绒。她脚底下铺着花花绿绿的上等地毯。整个房间满是粉红色亮光，是从扣着玫瑰色灯罩的灯里射出来的。……

伊尔卡面前站着一个青年男子，年纪二十五岁上下，相貌英俊，头发乌黑，穿一身干净的黑衣服。他是《费加罗报》记者安德烈·德·奥玛连。他由于职务而经常访问像布兰沙尔剧院之类的地方。他的名片使他不必买票而任意出入，这类地方也希望报纸记者把它们的丑闻登出来。……丑闻一旦经《费加罗报》发表，就成了最好的广告。

安德烈·德·奥玛连站在伊尔卡面前，嘴里咬着唇髭和胡子，眼睛一刻也不放松那个俊俏的姑娘。

“不，安德烈，”伊尔卡用不流利的法国话说，“我不能做您的情人。……说什么也不行！您不用赌咒发誓，不用紧跟着我不放，也不用低声下气。……这都是白费！”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哈哈哈！您太天真了，安德烈。……反正，如果您遭到拒绝，那总是有原因的。……第一，您穷，而我已经对您说过一千次：我要价十万。……您有十万吗？”

“目前我连一百法郎都没有。……您听我说，伊尔卡。……要知道，您老是胡说。……为什么您这么无情地毁谤自己呢？”

“可要是我另外爱着一个人呢？”

“那么，这个人知道您爱他，而且他也爱您吗？”

“他知道，而且他也爱我。……”

“哼。……那他一定是畜生，才会让您到这个肥胖的布兰沙尔的剧院里来！”

“他不知道我在巴黎。您不要骂人，安德烈。……”

伊尔卡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您，安德烈，”她说，“您不止一次说过，凡是我想办的事，您都准备替我办。……您不是说过这话吗？好，那么有件事您给我办一下。……请您设法叫那些给我捧场的人不要来纠缠我吧。……他们不容我消停。……他们有一百个，我呢，只是一个。您想想吧。……我得拒绝每个人。……难道我看见人家遭到我的拒绝而伤心，会觉得愉快吗？劳驾，您来想个办法。……我对这些献殷勤、提要求、表白爱情，简直腻味透了。”

“我会想出办法来，”奥玛连先生说，“我会安排得除我以外谁也不能来打搅您。……我算例外吧？”

伊尔卡否定地摇头。

安德烈脸色变白，眼睛跟踪着走来走去的伊尔卡，跪下来。

“可是要知道，我爱您啊，”他用恳求的声调说，“我爱您，伊尔卡！”

伊尔卡忽然惊叫一声。她手里摆弄着的圆形饰章，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张开了。以前，尽管她使过不少力气，圆形饰章可就是打不开。冯·扎依尼茨把这个圆形饰章送给她的时候，忘记告诉她说，这个东西有秘密的开关。

“到底打开了！”伊尔卡叫道，脸上喜气洋洋。

现在她能看清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了！也许，这个黄金的小首饰里嵌着他的照片吧？她希望看见那张高尚的、留着大黑胡子的脸，就赶紧跑到灯前，往饰章里看一眼，她的脸顿时惨白：她没看见生着大胡子的脸，却看见一张女人高傲的脸，露出尊严的笑容。伊尔卡认得那张脸！照片嵌在小金框里，金框上刻着：“捷莉扎·盖依连希特拉尔爱你。”

“原来是这样？！”

伊尔卡脸红了，把圆形饰章丢在一旁。

“原来是这样？！她爱他？哼。……好吧。……”

伊尔卡倒在长沙发上，烦躁地扭动身子。

“她敢爱他？”她喃喃地说，“那可不成！安德烈！看在上帝面上！”

记者站起来，用手拍拍膝盖，走到她跟前。

“安德烈。……好，我会爱您，不过您得照着我的要求去办一件事。……”

“不管您要求什么，我都去办！一千个要求都成，我亲爱的！”

“这以前我一直不愿意这样做，可是……现在迫不得已。……我选中您做我的报仇人。……您以前总去过我的祖国吧？”

伊尔卡就扶住记者的肩膀，凑着他的耳朵，开始小声说话。她小声诉说很久，讲得很热烈，两只手比划着。他在他的采访记事本上写下一些字。

“您肯办吗？”她问。

“肯。……我听您说过这些话以后，就恨她了。……”

“那您马上就去。……”

“可是，您怎么能知道我是否按您的委托办过了呢？”

“我相信您真心的保证。”伊尔卡说。

“现在轮到您了，伊尔卡，您也对我作出真心的保证，说您……不会欺骗我。”

伊尔卡踌躇一会儿。当然啦！她不得不卑鄙地说谎，对这个忠心而诚实的人说谎，而且……生平第一次说谎。

“我作出保证就是。”她说。

记者吻一下她的手，走出去。过一个钟头，他坐上火车，第二天走出了法国国境。

伊尔卡把记者送走以后，走出化装室，来到休息室里，那儿放着几张小桌子。她脸色苍白，心神不定，忘记这天傍晚剧院已经对外宣布说她有病，却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不愿意思索，然而极其可怕的、令人惊慌的思想却在她那发热的头脑里接连出现。她想到她的男爵爱着或者爱过那个女人，就心如刀绞。等她来到剧院的池座里，观众的目光就纷纷转到她身上来，转到布兰沙尔太太的包厢里，而刚才她还口口声声说伊尔卡病了，躺在床上呢。这时候在舞台上表演的“新人”忽然听见台下发出低语声、唿哨声、鼓掌声，就开始鞠躬……其实观众并不是对她们喝彩和鼓掌。……

“上台去！唱匈牙利歌曲啊！”发狂般的观众叫起来，“上台去！伊尔卡！好哇！”

伊尔卡微微一笑，用手指指喉咙，走出去了，听凭肥胖的布兰沙尔自己去同被欺骗的观众周旋。她走进饭店一个单间里，照例她在那儿跟“朋友们”一起吃晚饭。给她捧场的人都跟在她身后陆续走来。

这一次晚饭席上不那么快活。伊尔卡一言不发，什么东西也没吃。她那高兴的笑声没有了，她也不再对“朋友们”讲不流利的法国话，人们只能听见深深的叹息。谢齐是晚宴的主人，也闷闷不乐。

“叫那些贞洁的小脸上的贞洁表情见鬼去吧！”他用眼睛盯住伊尔卡，喃喃地说。德齐烈只顾喝酒，不说话。近来这个不幸的龙骑兵心事重重。……伊尔卡要价十万，他却连两千也出不起。他的父亲不久以前已经去世，家中的田产都由债主们处置了。他不能指望不花钱的爱情：他知道他生得不漂亮，而且知道这些姑娘是要钱的。……

银行家巴赫的儿子阿道尔夫是负责供应大家喝香槟酒的，这时候坐在伊尔卡身旁，对她特别亲热。他是最有钱的人，才有这种权利。……他喝伊尔卡杯中的酒，凑着伊尔卡的耳朵说话，等等。这种狎昵的态度惹得在座的人心里越发难受，他们看不惯有钱的阿道尔夫·巴赫。……

离他们喝酒的饭桌几步开外，有两个老头子在窗前坐着。其中一个是里昂城的工厂主玛尔克·鲁甫烈尔，另一个……虽然就是我们的老相识，小提琴手茨威布希，您却认不出他来了。他模样大变。他身子瘦了，脸色白了，额头上也不再有汗珠闪亮。他眼睛里流露出冷漠和听天由命的神情。……老茨威布希对一切事都摆一摆手，不放在心上了。……依他看来，一切，连同他的伊尔卡，都完蛋了。他不再穿破衣服。他那越来越瘦的身上穿着白衬衫和黑礼服，袖口上配着金袖扣。……他在跟鲁甫烈尔谈……文学，鲁甫烈尔是伊尔卡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

将近深夜三点钟，除了茨威布希、他的女儿和鲁甫烈尔之外，大家都喝醉了。酒意使得那些不高兴的和阴沉不语的酒徒略为振作起来。绝望的爱情使得他们酒醉的头脑发热。他们的舌头放纵起来。……

四点钟，伊尔卡跟她父亲回家去了。她临走，每个人都竭力想在告别时刻同她单独说几句话。……

“我爱您！”每个人都对她说。每个人都对她应许将来会有天堂般的生活。

“十万！”她简短地说。

五月间一个宁静的夜晚，终于有一个人给她十万，因而结束了这出喜剧。这个人就是龙骑兵德齐烈。

深夜三点钟，大家都已经喝醉，龙骑兵走进房间里来。他脸色苍白，神情激动。他跟谁也没打招呼，一直走到伊尔卡跟前，拉住她的一只手，把她带到一旁去。

“我把钱带来了，”他用低抑的声调说，“你收下吧。……你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我把我舅舅的钱搜刮来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送到法院里去。……你收下吧！我同意！”

伊尔卡的胸中发出欢喜的喊叫声。她已经有十万了！可是同时，她的脸又像死人般惨白：为十万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阿道尔夫·巴赫一直在注意德齐烈的行动，这时候走到伊尔卡跟前，听见“同意”两个字，就脸色发白。

“我也同意！”他很快地说，抓住自己的衣袋。……“我也给十万！”

德齐烈讥诮地微微一笑。这时候他不认为娃娃巴赫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我先同意的。……您，巴赫，不妨回家去睡觉。您的奶妈等您呢。”

“我又不跟奶妈一块儿睡觉。您这张脸，德齐烈，我可不大喜欢！简直是一副找打的样子！我给十一万！”

“我给十二万！……”

德齐烈在舅舅那儿偷来的恰好是十二万。

谢齐喝得醉醺醺的，眼睛盯紧伊尔卡，就像蛇盯紧兔子一样。他忽然站起来，走到巴赫和德齐烈跟前。

“你们……你们……同意了？”他喃喃地说，“你们发疯了！你们……你们……发疯了，小娃娃！十万啊！哈哈哈！请原谅，小姐，[28]不过话说回来……您也会承认……”

“我给十二万！”德齐烈又说。

“我给十二万！”男孩巴赫说，扬声大笑，“我马上就给现钱！”

谢齐身子摇晃一下。他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难道真会有这样的傻瓜：明明任何时候都可以花五千就买到的女人，却偏要出十万？而且，难道买这个女人的……竟然不是他？

“这不行！”他叫起来。

“我也出十二万！”第四个走过来的男人说。他是马赛郊区的地主阿尔科，生得魁梧、健壮，是个很有钱的人。要他拿出十万来丢在姑娘脚跟前，是不算回事的。不久以前他妻子和独生子都死了，现在他就用酒和买来的爱情浇灭他的悲愁。

“我也同意！”塞尔维亚人包契奇说。他自称是某大使馆的秘书，每天吃喝玩乐，挥金如土。

谢齐动手翻开他的笔记本，写下一些字，计算起来。他的铅笔不住地在纸上写。

“何苦呢，诸位先生？”他喃喃地说，“难道你们的钱就这么不值钱？为什么一定要出十二万，而不是整数十万？三十……六百……为什么不出十万这个整数呢？”

“十二万五！”巴赫叫道，得意地瞧着对手们。

“我同意！”谢齐叫道，“我同意！告诉你们说吧：我也同意！”

“我不要您添的零头，”伊尔卡对巴赫说，“您把您那五千收回去。十二万我也同意。……不过，诸位先生，大家都有份可不行。……只能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该是谁呢？”

“我，”龙骑兵说，“我是头一个提出同意的。……”

“这不算数！”另外的人说，“不算数！头一个也罢，第二个也罢，还不是一样？”

“这不算数，”伊尔卡说，“可是该怎么办呢，诸位先生？你们这些人我一概喜欢。……你们这些人都可爱，招人喜欢。……你们大家都同样爱我。……那可怎么办呢？”

“那就抓阄！”一个青年男子提议道，他没有参与这场抢购，眼热地瞧着那些买主。……

“好，我们就来抓阄，”伊尔卡同意说，“你们同意吗，诸位先生？”

“同意！”大家说，只有龙骑兵除外，他坐在窗台上，死命地咬他肥厚的下嘴唇。

“那么，诸位先生，我们就来准备小纸片。……谁碰巧拿着有我名字的小纸片，谁就得着我。茨威布希爸爸，你准备吧！”

茨威布希像往常一样无不从命，就把手伸进他新礼服的衣袋里，从那儿取出一张纸来。他把纸裁成小方块，其中一个小方块上写了“伊尔卡”。

“钱，诸位先生，都放在这张桌子上！”伊尔卡提议道，“小纸片写好了！”

“要我们各自拿出多少呢？”巴赫问，“要我们拿出多少？八个人合在一起吗？那么，十二万用八除，就是……就是……”

“每人都拿出十二万！”伊尔卡说。

“每人多少？”

“每人十二万！”

“您的算术很差呀，我亲爱的！”塞尔维亚人说，“或许您是开玩笑吧？”

“每人十二万。……要不然我就不干。”伊尔卡说。

那些男人默默无言地从伊尔卡身旁走开，围着桌子坐下。他们愤愤不平。谢齐开始骂街，寻找帽子。

“这简直是敲竹杠！”他说，“这叫作骗财！这是看到我们这些傻瓜，醉驴，血气方刚，一味逞强，就乘机打劫！”

“我连一个生丁[29]也不出！”巴赫说。

“我又没要您出，”伊尔卡说，“不过，现在该回家了。……你准备好了吗，茨威布希爸爸？我们走！你把那些纸片收起来留作纪念吧。”

“再见！”男人们说，“您回您的匈牙利，到那儿去找给您一百万的傻瓜吧。您不是要一百万吗？您得放明白点，怪姑娘！花一百万连整个巴黎都能买下呢！再见！”

然而，力量无穷的情欲占了上风。……等到伊尔卡伸出热乎乎的手同每人握手，临别对每人都说几句热情的话，而且唱了“最后”一支歌，他们的情欲就达到顶峰了。……

五点钟，他们把遇到的头一个仆役找来，要他从巴赫的帽子里把方块纸一一取出来。……所有的方块纸都取出来摊开，所有的男人胸膛里就一齐发出笑声。这是绝望的笑声，是对于命运的荒诞和疯狂所发出的笑声。

原来那张带有“伊尔卡”名字的纸片落在里昂城的工厂主，衰老的玛尔克·鲁甫烈尔手里了。玛尔克·鲁甫烈尔“逢场作戏”拿出十二万来，可是他只能吻一下伊尔卡而已！

八

那是十二月间一个严寒的傍晚。天空中闪烁着刚出来的繁星，冷冰冰的月亮在飘游。四下里一片肃静，既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任何声音。

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顺着宽广的林间通道走着，为的是去“吃饭”。他是从圣福兰齐斯克小礼拜堂那边走来的，半个钟头以前他在那儿跟捷莉扎·戈尔达乌根分手，约定第二天再见面。他照例顺路到守林人的小屋里，问一声有信没有。布拉乌赫尔交给他两封信：一封信很大，一封信很小。小的一封是伊尔卡从巴黎寄来的。扎依尼茨没读这封信，却把它塞在口袋里。他知道它的内容：“我爱您！”比这更新和更聪明的话伊尔卡就想不出来了。大信封上的地址是由彼尔采尔亲笔写的。要不是信封上注明的“重要文件”字样扑进扎依尼茨的眼帘里来，他就会把这封信也塞在口袋里了。阿尔土尔略一思索，就把信封拆开。他在信封里发现他母亲的遗嘱。他就开始读遗嘱，下款是以前由亲爱的、摩挲过男爵的手署名的，不过他越往下读，他的脸上就越是现出惊讶的神情。母亲在遗嘱上要求把全部财产交由他继承，没有给他姐姐留下任何东西。……可是彼尔采尔却把这个遗嘱寄给他，用意何在呢？

“啊哈！”他暗想，“他们悔悟了！早就该这样。……”

他母亲的田产不多。它所提供的收入每年至多一万达列尔。不过就连得到这样一笔钱，阿尔土尔也是高兴的。使他感到愉快的是，这笔钱是从守财奴彼尔采尔的爪子底下夺过来，而彼尔采尔只要能得到一个达列尔，就不惜干出各种下流事来。

阿尔土尔向布拉乌赫尔要来纸张，靠着桌子坐下，给彼尔采尔写信。他写道，遗嘱已经收到，他很想知道他母亲留给他的田产这些年来的收入下落如何。他把信交给布拉乌赫尔太太，托她第二天送到火车站去交给邮车发出。过一个星期他收到了彼尔采尔的回信。回信相当古怪，使人莫名其妙：“我什么也不知道，”彼尔采尔写道，“我既不知道遗嘱，也不知道钱。请您不要来搅扰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阿尔土尔读完信，问自己，“奇怪极了！莫非他后悔把遗嘱寄给我了？嗯。……如果这样，那你就等着瞧吧！”

阿尔土尔收到回信后第二天动身到城里去，根据遗嘱打官司。于是一场诉讼开始了。

阿尔土尔从此常到城里去。他先到法院里，然后去找他的律师。捷莉扎往往一个人坐在圣福兰齐斯克小礼拜堂里，由于呆等和烦闷无聊而受尽煎熬。她在小礼拜堂里坐着，瞧着圣徒福兰齐斯克那对可怕的眼睛，听着呼啸的风声。……每逢在小礼拜堂外面的风声中听出男爵的脚步声，她眼睛里就闪着多么幸福的光芒呀。可是每逢她没有同他见面，深夜走出小礼拜堂来，她的脸色就白得像死人一样。即使他到小礼拜堂里来，也总是嘲弄她，出口伤人，哈哈大笑。……捷莉扎焦躁地等待着春天，到那时候就又可以在露天底下相会了。

然而春天却给她带来了灾难。……

那是春天一个宁静而暖和的“下午”。

捷莉扎坐在“铜鹿”那边等候阿尔土尔。她坐在刚刚生出嫩草的地上，听着离她不远的地方小溪的流水声。……太阳晒着她美丽的肩膀，使她感到很舒服。

“他会不会来呢？”她暗想。阿尔土尔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诉讼上，不乐意到“铜鹿”来。不过这天下午他却来了。他照例带点醉意，皱着眉头，满心不痛快地走来。

“您来了？”他问捷莉扎说，捷莉扎看见他来了，很高兴，“您好！像您这样没有什么事要办，真好！说实话，这样才好！没事干的人，总是可以散散步，在绿草地上坐坐。……”

他在捷莉扎身旁坐下，死命往旁边啐唾沫。

“您生气了？”伯爵夫人问。

“我生彼尔采尔这个坏蛋的气。您知道他们对我干了件什么事？他们寄给我的遗嘱，原来是假的，就像虚伪的女人一样。它是伪造的。我拿着它打官司，现在却要因为犯伪造罪受审了。……彼尔采尔夫妇耍了套阴险的把戏！他们见到遗嘱，耸耸肩膀，根本不认账。他们犯了伪造罪，我却来受审！见他的鬼！法庭叫我具结不离开此地，不久侦讯官就要开始找我的麻烦了。如何？哈哈！冯·扎依尼茨男爵伪造遗嘱！只有彼尔采尔这样的骗子，才想得出这样的圈套！哦，夫人，那么您呢？我昨天听说您跟伯爵离婚了。你们之间一刀两断了。那您还坐在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您不离开丈夫，离开使您联想到那个可恨的人的地方？”

“我不想离开这儿。”捷莉扎说。

“哦。……那我可以问一声：这是什么缘故吗？”

“您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随后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他俩都知道为什么她还留在此地，为什么她不离开这个地方，可是阿尔土尔偏要折磨她。……

“我……您不知道？……我爱您！”伯爵夫人说，她那骄傲严峻的脸上泛起红晕，“我爱您，阿尔土尔。……要不是这种爱情，我现在就已经离开‘铜鹿’远远的了。”

伯爵夫人抬起眼睛看阿尔土尔的脸。那张醉醺醺而且带着讥诮神情的脸，对她道破了真情。沉默肯定了这种真情。他不爱她。

“那您为什么老是到这儿来？”她轻声问道，绞着手指头，“为什么当初这种约会刚开始的时候，您不躲开我？”

“那时候您烦闷无聊，”阿尔土尔说，“我呢，还愿意做陪伴女人的骑士，凡是可爱的女人要我做的事，我都乐于做。哈哈！”

“这做得多么不聪明！”

“很可惜，我不能用爱情来报答爱情。我爱上另一个人了。……”

阿尔土尔笑着把手伸到他上衣的贴身口袋里，取出伊尔卡的照片，送到捷莉扎眼前。

“这就是她，我所爱的人。您认识她吗？”

“这就是那个老头的女儿吧？可是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的衣服？”

“她穿得很体面呢。……可爱的小脸！”

“如今她在哪儿？”

阿尔土尔沉默不语。他本来预料这件事会对她发生强烈的影响，结果却不是这样。伯爵夫人见到这张照片，没脸色煞白，也没涨红脸。……她光是叹口气，而且，奇怪！她见到那张俊俏而几乎稚气的小脸，眼睛里反而流露出善意的神情。

“再见！”阿尔土尔说，“再见！我要去读法律了。啊，彼尔采尔，彼尔采尔！要是我在法庭上说遗嘱是他寄来的，大家一定会对我大笑！”

阿尔土尔转过身去，背对着捷莉扎，做着手势，迈步往密林里走去。

捷莉扎走到马跟前，它正站在一旁，懒洋洋地啃嫩草。

“我们要走了，今后再也不到这儿来了，”捷莉扎摩挲着马的额头说，“人家不爱我们。我们呢，也用不着去求人家赏脸。”

然后捷莉扎翻身上马，向树林外边奔驰而去。她眼睛里闪着果断的神情。她骑着马走进我们在这篇小说第一章里讲起过的那道便门，来到漫长的林荫路上，这时候却听见身后响起脚步声。她回过头去，看见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手里拿着一根鞭子，在她马后面跑过来。

“等一会儿！”他用法国话对她叫道。

伯爵夫人勒住马，向青年人点一下头。

“大概他有事要请我帮忙吧。”她暗自想道。

记者奥玛连先生面带笑容，神采焕发，跑到她跟前，欣赏着她的美貌，举起鞭子。

“您相貌这样美，心肠却那么狠！”他说，“任什么事都不应当白白放过而不受惩罚。您回想一下卖艺的老人和他的女儿吧！”

伯爵夫人感到她脸上一阵热辣辣的刺痛。……

“打就打吧！”她说完，拉了拉缰绳，走了。

奥玛连先生朝着美丽的伯爵夫人后影看了很久。这个法国人热切地想跟那女人谈一谈，她挨了他的打，却只用法国话回答说：“打就打吧。”可是等到她在他眼前消失，他就回转身，赶紧往火车站走去。他办完交托他的任务，现在回去领赏了。……

九

“有个上流女人在找您！”一天傍晚，布拉乌赫尔太太对走进房来取信的阿尔土尔说，“她留下一张字条！”

“我住在大锚饭店，”阿尔土尔读字条，“您快点来。伊尔卡。”

阿尔土尔就动身进城，直到午夜才见到伊尔卡。他见到她就放声大笑。她穿得多么讲究，她多么不像当初他在树林里遇见的哭成泪人般的歌女啊！

“你有一百万了？”他笑着问道。

“有了。就在这儿！”

阿尔土尔忽然止住笑。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百万，地地道道的一百万。

“见鬼！”他说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你，我的孩子，是按法郎算的吧？我忘了告诉你，要按达列尔算呢。……不过也没关系。……这些钱也很好！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伊尔卡挨着他坐下，把她和他分手后的种种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后来呢？你把老头子怎么办了？”阿尔土尔问。

“我给他喝下吗啡，当天晚上我就赶紧逃跑了。”

“好正直！”阿尔土尔说，“哈哈哈！换了在别的时候，我就会拿鞭子抽你，不过现在我却要请你做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了。喏，我向你求婚！明天我们就去找本城的市长！”

第二天，冯·扎依尼茨和伊尔卡去拜访市长。六月二日上午九点半钟，伊尔卡做了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

当天下午两点钟，阿尔土尔·冯·扎依尼茨男爵被判褫夺男爵头衔：陪审员认为他犯了伪造遗嘱罪。……彼尔采尔夫妇达到目的了。

在法庭上，伊尔卡见到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坐在旁听席后排带扶手的椅子上，眼睛紧盯被告。黑色的面纱从她的黑帽子上挂下来。她显然有意不让人认出她。一直到她听完检察官的发言，说出一句：“这多么愚蠢！”伊尔卡才凭她清脆的嗓音听出是她。

“她有什么权利瞅着我的丈夫？”伊尔卡暗想，由于心里怀恨而脸色发白，同时又为她的胜利得意。她现在相信她胜利了：伯爵夫人心爱的人给她夺过来了。

被告在法庭上的举动很奇怪。他略为带点醉意，他的舌头不住地吐出挖苦的俏皮话来。应该由他发言的时候，他却保持沉默，不理那些法官和陪审员；该他沉默的时候，他倒讲起来了。检察官是他的大学同学，然而在发言中却对他不留情面。检察官既是他的同学，就熟悉他的过去，这时候毫不客气地翻他的老账，叙述他在巴黎的生活、破产、贫穷以及冯·扎依尼茨男爵由于贫穷而经历的困境。检察官在发言的结尾对彼尔采尔太太大唱赞歌，说她不惜牺牲手足的情分以满足正义感和惩恶劝善的感情。……

“按她的行动，她不愧是模范的公民！”他说。

“你该害臊才是，”阿尔土尔说，“以前你在大学里吸我的雪茄烟的时候，倒还不会这么胡扯！”

只有这两句话是严肃而诚恳地说出口的。阿尔土尔所说的其余的话，都引起笑声和审判长的铃声。

旁听的人们鼓掌欢迎法庭定罪的判决。他们几乎都是彼尔采尔的奴仆。凡是同情阿尔土尔的人，无法在法庭里找到座位。从凌晨起，所有的座位都被银行家的仆从们占据了。阿尔土尔满不在乎地听完判决。

“到皇帝那儿去的路，我是很熟的，”他说，“一旦我再需要男爵头衔，我自会去找他。维也纳的人都了解我，他们会嘲笑这种判决！”

伯爵夫人离开法庭，坐上马车，满腔沉痛的心情，感到那些人可耻，极端厌恶他们。在她面前，一个无辜的人被控犯了讹诈罪，定了罪。要欺骗那些头脑简单和身材肥胖的陪审员多么容易！只消花费多么小的力气就能断送一个人！

“我要恢复他的名誉！”她气愤地暗自决定，“他对他们说，他熟悉到维也纳去的路，然而他不会为恢复名誉去奔走，依他看来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再者他是个懒汉，办事拖拉。……我来替他奔走就是。……”

“我要给他点施舍，”她心里接着想道，“他不得不违背他的心意，接受我的施舍！”

第二天，她到本城的俱乐部去参加慈善性舞会，出售彩票。花园里有个天棚，是用旗子、葡萄藤、鲜花搭成的，底下放着几张小桌子。桌上放着盛彩票的轮盘。……有八个面貌很俊俏、衣服很华丽的贵妇在小桌旁边坐着出售彩票。生意最兴隆的就是戈尔达乌根伯爵夫人。她一刻也不休息，不住转动轮盘，把找还的钱交给买主。彼尔采尔来参加舞会，在她那儿买下两千张彩票。

“您的内弟生活得怎样？”伯爵夫人问彼尔采尔说，从他手里接过钱来。

彼尔采尔叹口气。

“他，这个可怜人遇上两件不幸的事，”他说，“他结了婚，而且……今天他不再是男爵了。……”

“我听说了。……现在他妻子在哪儿？”

“她就在这儿。您没见到吗？滑稽！哈哈！……她做了男爵夫人。……要是她迟几个钟头结婚，现在就仅仅是女市民扎依尼茨了。……”

伯爵夫人打量一切过路人的脸，开始用眼睛寻找伊尔卡。

伊尔卡就在舞会上。她高高地昂起头，露出骄傲的、目空一切的笑容，已经走过伯爵夫人面前一次。伯爵夫人正忙于卖彩票，没注意到她。她第二次走过来，四周围着一群好奇的人，他们直勾勾地瞅着她那张漂亮的脸。伯爵夫人瞟她一眼，分明没认出她来。等到她第三次走过，她们的眼睛才相遇。

伯爵夫人心慌意乱，而且使得伊尔卡大为高兴的是，她竟然把钱掉在地下了。好几个硬币从她发抖的手上滑下来，叮叮当当地在地板上滚动。

伊尔卡走到伯爵夫人桌前，照直瞧着她的脸，拿过几张彩票来。

“我想把一个小东西捐给学校。”她说着，没等回答，就把一个黄金的圆形饰章塞到伯爵夫人手里。伯爵夫人用手接过她所熟悉的圆形饰章，把它打开，不由得微微一笑。她照片上的脸被一枚胸针划破了。

“请您把这个东西交到俱乐部管理处去，”她说着，把圆形饰章交给伊尔卡，“我们的事情光是卖彩票。……”

伯爵夫人嫣然一笑，补充一句：

“对不起，我没有工夫！”

伯爵夫人的笑容和冷静倒使得伊尔卡窘住了。她不习惯于这类交锋，心慌意乱，就从桌旁走开。她懊恼而羞愧，站在伯爵夫人桌旁的人发现她的窘相，就互相看一眼，微微一笑。这种不理解的笑容刺痛伊尔卡的心。

“请让我过去。”她对那些青年人说，他们像一堵墙似的站在她面前，好奇地瞧着她。

青年人不知什么缘故突然笑起来。她身后也传来同样的笑声。伊尔卡回头一看，瞧见同样是一群青年人。

“请让我过去。”伊尔卡又说一遍。

笑声又响起来，接着一个很大的啤酒瓶木塞打在伊尔卡的粉红色额头上。另一个瓶塞打在她肩膀上。……

“哈哈！……乌拉！冯·扎依尼茨男爵夫人，革掉爵衔的骗子的老婆！”有人喊道，随后传来嘘声。……

第三个和第四个瓶塞合在一起，打在她脸上。她受尽委屈和凌辱，差点昏厥过去。她看一下伯爵夫人，觉得伯爵夫人好像在笑。……伊尔卡目光模糊了。她那昏眩的头沉甸甸地低垂下去。

“阿尔土尔！”她叫道。

没有人回答这声召唤。革掉爵衔的男爵离这儿很远。他喝醉酒，在离布拉乌赫尔小屋不远的灌木丛底下躺着，正在梦中见到他的一百万呢。……

伯爵夫人走到伊尔卡跟前，搂住她的肩膀，把她从人群中带出去，而遭到侮辱的姑娘，眼睛昏花，却没认出她来。

“放开我！我要打死她！”伊尔卡叫道，然后不省人事了。

等到她醒过来，她却看见自己待在蒙着紫红色丝绒的小房间里。她躺在长沙发上。她身旁坐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小瓶。……

“我们是在哪儿？”伊尔卡问。

“在俱乐部里，太太。”姑娘回答说。

玛祖卡舞曲的声音传到伊尔卡耳朵里，证实了姑娘的话。伊尔卡抬起沉甸甸的头，略微想一下，这才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事情。

“请您给我拿一小杯莱茵葡萄酒来。”她对姑娘说。

姑娘走出去。伊尔卡赶快从衣袋里取出钱夹来。伊尔卡从钱夹里拿出一个很小的瓶子，里面装着吗啡。不久以前她就是用这吗啡款待老头子鲁甫烈尔的！现在她却要用它来款待自己了，因为那些人对她的侮辱伤透了她的心。……她把小瓶里所有的吗啡统统吞下去。伊尔卡一面等候长眠，一面斜靠在丝绒枕头上，开始思索。……她并不留恋这种没有光彩的生活。她丢下茨威布希爸爸却觉得难过：只剩下他孤身一个人了！对阿尔土尔，她倒不留恋，他爱酒胜过爱他年轻的妻子。

“您觉得怎么样？”她听见一个清脆的嗓音说。

伯爵夫人，她那不共戴天的仇人，走进房间里来，弯下腰凑近她。……伊尔卡看见面前出现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和两块脸颊上的红晕。

“奥玛连先生！”她看见伯爵夫人左脸上隐约有一条红色印痕，就小声说。

“那些欺负过您的人会受到惩罚的，”伯爵夫人说，“他们是由彼尔采尔雇来的，他痛恨阿尔土尔。……我会惩罚彼尔采尔这个坏蛋。……我有力量。……您还生我的气吗？”

伊尔卡把脸扭到一边去。

“你还在生气吧，伊尔卡？得了……你原谅我吧。……我不对。……我侮辱过你父亲和你。……我后悔了，请你原谅。”

伊尔卡感到伯爵夫人在她头上吻了一下。

“我找了你很久。……自从那个不幸的日子我遇到你的目光以后，我就日夜不得安宁。……在梦里，你那对眼睛火一般地烧着我。……”

伊尔卡忽然哭起来。

“我就要死了。”她小声说着，在她那忏悔的仇敌的温柔语声中昏昏睡去。

“请你原谅我，伊尔卡，就像我也原谅你一样。……”

伊尔卡伸出手去，碰到伯爵夫人的脖子。……伯爵夫人就低下头去凑近她，吻她的嘴。

“我就要死了，”伊尔卡小声说，“我吃了吗……吗啡。……在地毯上。……”

伯爵夫人弯下身子，在地毯上看见小瓶子。她心里全明白了。过了一分钟，她在俱乐部里找到医生，把他带到伊尔卡跟前来。医生只能根据小瓶子确定她服了毒，可是要把沉睡的伊尔卡救活过来，他却办不到了。……

记者奥玛连先生从匈牙利回到巴黎，恰好赶上那些人为争夺伊尔卡而抓阄的那个晚上。他在歌女所住的房间里没找到她，只看见鲁甫烈尔在圈椅上沉睡，就跑去找巴赫。巴赫把记者出门期间这儿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她逃跑了！”记者断定道。第二天他就又到匈牙利去，指望在那儿会得到他工作的报酬。

在匈牙利，他听到他心爱的女人死了。这个死讯无异于残酷的报酬，一下子弄得他病倒在床上。他害了热病，起不了床，搬到戈尔达乌根的树林里去养病，后来他从各方面搜集到种种情况，写成一篇关于美人儿伊尔卡的中篇小说。去年我路过戈尔达乌根的树林，同奥玛连先生相识，读到他的中篇小说。

如今我把它译成俄语，献给我们的读者。

[1] 指钱币。

[2] 指欧洲的决斗方式：一方向对方扔出一只手套，表示挑战，若对方拾起手套，即表示同意决斗。

[3] 奥地利的首都。

[4]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常坐在路旁，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死。今常用以隐喻谜样的人物。

[5] 德国作家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6] 原文为意大利语。

[7] 据基督教传说，神为人立下十诫，其中第六诫是“不可杀人”，见《旧约·出埃及记》。

[8] 三十年战争（1618—1648），起初是德国各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和皇帝的战争，后来扩大为全欧洲的战争。

[9] “戈尔达乌根”译成俄语，就是“金黄色眼睛”。——作者注

[10] 布里昂斯基（死于1100年），欧洲的大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之一，于1099年攻克耶路撒冷。——俄文本编者注

[11] 原文为拉丁语。

[12] 指19世纪。

[13] 原文为法语。

[14] 德国旧时的货币，相当于3马克。

[15] 即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喜爱法国文化而冷淡德国作家。

[16] 原文是“像野的扎依尼茨似的”，在俄语里“扎依尼茨”可译为“小兔”。

[17] 比尔罗特（1829—1895），德国外科医生。——俄文本编者注

[18] 原文为拉丁语。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原文为法语。

[21] 德国作曲家祖佩（1820—1895）所编的小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22] 古罗马女神，狩猎的保护神。

[23] 指伪君子。

[24] 意谓“使我们老是不和”。

[25] 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名。

[26] 德国作家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27] 原文为法语。

[28] 原文为法语。

[29] 法国辅币名，合一个法郎的百分之一。

一败涂地

类似轻松喜剧的故事

我恨不得哭一场才好！要是我痛哭一场，我的心头似乎就会轻松点了。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傍晚。我装束整齐，梳好头发，在衣服上洒过香水，像唐璜[1]似的坐着马车到她家里去了。她住在索科尔尼吉的一座别墅里。她年轻，美丽，有三万卢布的陪嫁钱，略微受过点教育，像猫那样爱着我这个作家。

我来到索科尔尼吉，在高大匀称的云杉下面发现她在我们平时喜欢坐的长椅上坐着。她看到我，赶快站起来，眉开眼笑，迎着我走过来。

“您多么狠心！”她说，“难道可以来得这么迟吗？您应当知道我多么烦闷无聊！您这个人呀！”

我吻她那只好看的小手，浑身颤抖着，跟她一块儿走到长椅跟前。我全身发颤，胸口发痛，觉得我的心燃烧起来，快要炸开了。我的脉搏跳得像患热病似的。

这并不奇怪！我是来最后决定我的命运的。俗语说得好，要么就青云直上，要么就一败涂地。……一切都要看今天傍晚了。

天气真好，然而我顾不上这些。甚至夜莺在我们头顶上歌唱，我也不去听，每逢有略微正派的约会，夜莺是准定会来听的。

“您怎么不说话呢？”她瞧着我的脸问。

“哦。……今天傍晚天气这么好。……您母亲身体健康吗？”

“健康。”

“嗯。……是啊。……我，您要知道，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打算跟您谈一谈。……我就是为这件事才来的。……我一直没讲，一直没讲，可是现在……忍不住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瓦莉雅[2]低下头去，用发抖的手指头扯一朵小花。她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沉默一会儿，接着说：

“何必不讲呢？不管怎么沉默，也不管怎么胆怯，可是早晚总会管不住……我的感情和舌头。您也许会感到受了侮辱……也许会不理解，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停住嘴。我得找出恰当的字眼来才成。

“您倒是说呀！”她那对可爱的眼睛在抗议，“这个慢性子的人！您何苦折磨我呢？”

“您，当然，早已猜到了，”我沉默一会儿，继续说，“您早已猜到我为什么天天到这儿来，天天在您眼前晃来晃去，惹您讨厌了。怎么能猜不出来呢？您一定早已凭您特有的眼力猜出我心中的感情，而且……”我顿了一下，“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

瓦莉雅越发低下头去。她的小手指头开始跳动。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

“啊？”

“我……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就是不说也很明白。……我爱您，就是这么回事。……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顿了一下，“我非常爱您！我那么爱您，就像……一句话，您把世上所有的长篇小说全拿来，读一读其中各种爱情的表白、海誓山盟、牺牲，那么……您就能体会到……目前在我胸中起伏的那种……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我顿一顿，“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您怎么不说话呀？！”

“您要我说什么呢？”

“莫非……不行？”

瓦莉雅抬起头来，微微一笑。

“啊，见鬼！”我暗想。她微微一笑，动一动小嘴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为什么不行呢？”

我就使劲抓住她的一只手，使劲吻它，然后发疯般地抓住另一只手。……她真是好样的！我正忙着抓那两只手，不料她把小脑袋靠在我胸膛上了，这时候我才头一次看出她那美妙的头发生得多么蓬松浓密。

我吻一下她的头，胸中变得那么温暖，就像那里面烧着个茶炊似的。瓦莉雅抬起脸来，于是我再也没有别的事要做，只有吻她的小嘴唇了。

现在，瓦莉雅已经完全属于我了，那三万卢布也已经决定交给我，只等签字了，总之，漂亮的妻子、大笔的款项、美好的前途，对我来说差不多已经有了保证，可是偏偏在这时候，魔鬼来扯我的舌头了。……

我想在我未婚妻面前卖弄一下，把我的原则摆出来炫耀一番，显得我不同凡俗。不过，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想怎么样。……结果却糟糕透顶！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我头一次吻过她以后，开口说，“我要求您答应做我妻子以前，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认为我有极为神圣的责任对您说几句话。我要说短点。……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怎样一个人吗？对，我诚实！我是个勤奋工作的人！我……我自豪！再者……我有前途。……可是呢，我穷。……我一个钱也没有。”

“这我知道，”瓦莉雅说，“幸福不在于钱财。”

“是啊。……谁要谈钱呢？我……我为我的贫穷自豪呢。我凭我的文学工作只能挣来几个小钱，可是我不会拿它去换那成千上万的……成千上万的……”

“这我明白。您往下讲吧。……”

“我过惯了穷日子。我对穷日子已经满不在乎。我能一个星期不吃饭。……可是您！您呀！您走不了几步路就得雇马车，您天天换新衣服，您花钱大手大脚，您素来没经历过苦日子，对您来说不时髦的花色就已经算是很大的不幸，那么您难道能同意为我丢开世俗的享受？嗯。……”

“我有钱。我有陪嫁钱！”

“那也白搭！一万两万，只要几年工夫就花掉了。……可是以后呢？过苦日子？流眼泪吗？您，我亲爱的，要相信我的经验！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要同苦日子做斗争，就得有坚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性格才成！”

“我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暗想，然后接着说：

“您要仔细想一想，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您要仔细想想，您在决定跨出什么样的一步！无法挽回的一步啊！您有力量，就嫁给我；您没有斗争的力量，就回绝我！哎！与其让您失去……您的安乐，还不如让我失去您好。文学工作每月给我带来百把卢布，等于一无所有！这点钱不够花的！趁时机还不算迟，您仔细地想一想吧！”

我跳起来。

“您要仔细想一想！缺乏那种力量，就一定会闹得流泪啦，责怪啦，头发提前变白啦。……我所以预先警告您，是因为我是正直的人。您觉得有那么大的力量足以跟我一起过那样的生活吗？那种生活，从外在的一面来说，不同于您的生活，在您是格格不入的。”我顿一下。

“可是我有陪嫁钱啊！”

“有多少呢？两三万罢了！哈哈！有一百万吗？再者，除此以外，我能够允许我自己侵占那些……？不！那决不行！我是有自尊心的！”

我在长椅旁边来回走了好几趟。瓦莉雅沉思不语。我得胜了。既然她在沉思，那就可见她尊敬我。

“所以，要么就跟我一块儿生活，吃苦，要么就不跟我一块儿生活，富裕。……您自己选择吧。……您有力量吗？我的瓦莉雅有力量吗？”

我照这样说了很久。我不知不觉说得入了迷。我一面说，一面却又觉得我自己分裂成两个人了。一个说得入了迷，另一个却在幻想：“你等着瞧吧，小亲亲！我们要用你那三万卢布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那笔钱够花很久呢！”

瓦莉雅一直在听。……最后她站起来，对我伸出手。

“我感谢您！”她说。可是我一听她说话的声调，却不由得打个冷战，看一下她的眼睛。她眼睛里和脸颊上闪着泪光。……

“我感谢您！您开诚布公地对我讲出来，这做得好。……我是个娇生惯养的人。……我过不了那种日子。……我做不了您的配偶。……”

她放声大哭。我失算了。……我本来见到女人哭泣就张皇失措，现在就更不消说了。我正思忖该怎么办才好，不料她止住哭泣，擦干眼泪。

“您做得对，”她说，“要是我嫁给您，我就欺骗您了。我不应该做您的妻子。我是富人家的女儿，娇生惯养，出门坐马车，吃惯田鹬和昂贵的小蛋糕。我吃饭从来也不喝素汤和白菜汤。我妈妈也经常数落我……可是我不这样就不行！我走不动路。……我嫌累。……还有我的衣服。……衣服也都得由您出钱缝制。……不！我们分手吧！”

她做个悲剧的手势，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配不上您！我们分手吧！”

她说完，扭转身，回家去了。我呢？我站在那儿像个傻瓜一样，什么也没想，瞧着她的后影，感到土地在我脚底下摇晃。等到我清醒过来，想起我是在什么地方，我的舌头给我闯下了多大的祸，我就放声痛哭。我想对她喊一声：“您回来！！”可是她已经连影子都不见了。

我丢尽脸，空欢喜一场，动身走回家去。在城门口，公共马车已经没有了。我想雇出租马车，却又没钱，没奈何只好步行回家。

过了三天光景，我坐车到索科尔尼吉去。我来到别墅，那儿的人对我说，瓦莉雅得了什么病，准备跟她父亲到彼得堡去找她的祖母了。结果我一无所获。……

现在我躺在床上，咬着枕头，自己打自己的后脑壳。似乎有好几只猫抓挠我的心。……读者诸君，该怎样挽回这件事呢？怎样把我的话收回来呢？该对她说些什么或者写些什么呢？我简直想不出来！这件事算是一败涂地了，而且是多么愚蠢的一败涂地！

[1] 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游戏情场的人物，在此借喻“风流才子”。

[2] 瓦尔瓦拉的爱称。

一件糟糕的事

类似长篇小说的作品

事情是远在去年冬天开始的。

那天举行舞会。音乐震天价响，枝形烛架都点亮，男舞伴们兴致勃勃，始终没有泄气，小姐们尽情享受生活。大厅里的人在跳舞，房间里有人打牌，饮食部里少不得有人喝酒，阅览室有人谈情说爱，情意绵绵。

金发姑娘辽丽雅·阿斯洛夫斯卡雅却似乎故意跟所有的人，跟全世界，跟她自己作对，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生闷气。她有着圆滚滚的身材、绯红的脸颊、天蓝色的大眼睛、极长的头发，身份证上标明数目字“二十六”[1]。她的心像是被好几只猫抓挠着。问题在于男人们对她的态度可恶透了。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举止简直吓人。她发觉他们不再把她放在眼里。他们已经不乐意同她跳舞。事情还不止如此。他们那些混蛋，走过她面前，连看都不看她一眼，仿佛她已经不是美人儿了。即使有人偶然间，无意中瞥她一眼，他的眼光也没露出惊讶，更没现出痴迷，却随随便便，如同吃饭前看着加奶油的大馅饼或者烤乳猪一样。

然而，在过去那些岁月里……

“现在每个傍晚，每个舞会都是这样！！”辽丽雅咬着嘴唇，气愤地暗想，“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理我，我知道！他们在报复！他们所以报复我，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们！可是……可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嫁出去呢？难道这样就能嫁出去？时间可是不等人，不等人呀！你们这些坏蛋！”

在上述这天傍晚，命运总算来怜悯辽丽雅了。先是纳勃雷德洛夫中尉答应跟她一块儿跳第三场卡德里尔舞，可是后来喝得酩酊大醉，从她身旁走过，有点愚蠢地吧嗒着嘴唇，表明他完全没把她放在眼里，她就受不住了。……她的愤怒达到了顶峰。她的天蓝色眼睛蒙上一层泪水，嘴唇开始颤抖。泪水眼看就要淌下来了。……为了不让外人看到她的眼泪，她就扭转头去，对着乌黑而冒水汽的窗子。不料，喜从天降，她看见一个窗子旁边有个英俊的青年男子，眼睛盯紧她不放。那青年像是一幅动人的图画，正好打中她的心坎。他风度潇洒，眼睛里充满热爱、惊讶、疑问、回答，脸色忧郁。辽丽雅顿时振作起来。她就摆出适当的姿态，进行适当的观察。她的观察表明青年不是无意中，随随便便地看着她，而是目不转睛，如醉如痴地瞅着她。

“上帝啊！”辽丽雅暗想，“要是有个人想起把我介绍给他就好了！新来的男人就是有眼力！他一下子就注意到我了！”

不久，青年忙起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开始找那些男人谈话。

“他想认识我！他要求他们介绍呢！”辽丽雅暗想，高兴得透不出气来了。

果然不差。过了十分钟光景，就有个胡子刮光、外貌吊儿郎当的业余演员，听从青年的要求，拖着两只脚懒洋洋地走过来，介绍他和辽丽雅相识。原来这青年是“我们自己人”，是才气大得不得了的画家，姓诺格捷夫。诺格捷夫是个二十四岁左右的黑发青年，生着格鲁吉亚人那种热情的眼睛，留着漂亮的唇髭，脸色白净。他从没画过什么东西，然而他是画家。他蓄着长发，胡子又短又尖，怀表的链子上坠着黄金的小调色板，衬衫的袖扣也是黄金的小调色板，手套很长，一直戴到胳膊肘上，靴后跟高得叫人没法相信。这个人善良，然而蠢得像只鹅。他父亲是贵族，母亲也是贵族，祖母很有钱。他还没娶妻成家。他怯生生地握一下辽丽雅的手，怯生生地坐下，等到坐好，就睁大眼睛盯住辽丽雅。他讲话不快，而且胆怯。辽丽雅讲得滔滔不绝，然而他光是说：“对……不……我，您要知道……”他一讲话就上气不接下气，回答的话往往文不对题，屡次慌张得搔左眼睛（搔他自己的而不是辽丽雅的眼睛）。辽丽雅心里暗暗喝彩。她断定画家已经爱上她，心里不免得意。

舞会过后，第二天，辽丽雅在她房间里的窗边坐着，得意洋洋地瞧着街上。诺格捷夫正在她窗前街道上走来走去。诺格捷夫溜达着，眼珠盯紧她的窗子。他看啊看的，仿佛马上就要死了：眼神那么忧郁，慵懒，温柔，像火一样。第三天也还是这样。第四天下雨，他没到窗外来（有人劝他说，他的身材配上雨伞就不好看）。第五天局面大变，他居然到辽丽雅父母家里登门拜访了。他们的相识就由戈尔迪之结[2]捆紧，拆也拆不开了。

大约过了四个星期，又举行舞会。（请参看这篇小说的开端。）

诺格捷夫站在房门口，肩膀倚着门框，眼睛盯紧辽丽雅。辽丽雅有意要挑起他的嫉妒心，就远远地向纳勃雷德洛夫中尉卖弄风情，当时中尉喝过酒，然而没有大醉，而是略微有点酒意。

辽丽雅的父亲侧着身子走到诺格捷夫跟前。

“您一直在画吗？”父亲问，“您在搞绘画工作吧？”

“对。”

“哦。……这是好事。……求上帝保佑，求上帝保佑吧。……嗯。……可见上帝赐给您这样的才能。……是啊。……各人有各人的才能嘛。……”

她父亲沉默一会儿，继续说：

“喏，您，年轻人，要知道，如果您那个……老是画画儿，那您倒不妨这么办。春天您就下乡到我们家里来。那是个非常引人入胜的地方呢！那儿的名胜，我跟您说吧，多极了！像那样的风景连拉华尔[3]也没有机会画过。我们很欢迎您来。再者，我的女儿又跟您那么……要好。……嗯，嗯。……年轻人，年轻人啊！嘻嘻嘻。……”

画家鞠躬。这年五月一日，他就带着行李到阿斯洛夫斯基家的庄园上去了。他的行李有一个不用的颜料箱、一件凸纹布坎肩、一个空烟盒和两件衬衫。他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他们拨给他两个房间、两个听差、一匹马，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只要让他们觉得有希望就行。他尽量利用他的新地位，大吃大喝，睡得很长，欣赏风景，目不转睛地瞅着辽丽雅。辽丽雅幸福得了不得。他对她那么亲密，他那么年轻，那么漂亮，那么怯生生……那么爱她！他胆怯得很，总也不肯走到她跟前来，老是远远地站在窗帘或者灌木丛后面看她。

“胆怯的爱情啊！”辽丽雅想，叹口气。……

有一天早晨风和日丽，她父亲和诺格捷夫在花园里长椅上坐着谈天。父亲大谈家庭幸福的种种妙处，诺格捷夫有耐性地听着，用眼睛寻找辽丽雅的身影。

“您父亲只有您一个儿子吗？”父亲顺便问道。

“不。……我有个哥哥，叫伊凡。……他是个很好的人！可爱极了！您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可惜您不认识他。您猜怎么着，他很会说俏皮话，欢欢喜喜，招人爱！他干文学工作。所有的编辑部都请他写稿。他在《小丑》上发表作品。可惜您不认识他。他会很高兴和您相识的。……这样办吧！您要我写信叫他到此地来吗？啊？真的！那就真有乐子了！”

父亲听到这个建议，心就像被房门夹痛了一样。可是这又毫无办法！他只得说：“欢迎欢迎！”

诺格捷夫从座位上跳起来，显得兴致很高，立刻给他哥哥写了封邀请信。

他哥哥伊凡毫不迟延，立时就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他的朋友纳勃雷德洛夫中尉，另外有一条硕大无比、牙齿脱落的老狗土耳卡。他带着他们一块儿来，按他的说法，是不致在路上遭到强盗打劫，喝酒也可以有人做伴。他们分到三个房间、两个仆人和供两人合用的一匹马。

“你们，诸位先生，”伊凡对主人说，“不要为我们操心！我们用不着你们操心！什么鸭绒褥子啦，酱汁啦，大钢琴啦，我们一概不要！不过呢，啤酒和白酒，要是肯慷慨供应的话，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倘使您能够想象一条汉子，年纪在三十岁左右，身材极为魁梧，生得肥头胖脑，身穿帆布短衫，留着稀稀拉拉的胡子，眼睛浮肿，领结歪在一边，那您就算让我省得再去描写伊凡了。他是世界上最难相处的人。

他不喝酒的时候，倒还可以勉强相处，无非是躺在床上不说话而已。他一喝了酒，就叫人受不了，犹如人光着身体碰到牛蒡[4]一样。他喝了酒，话就多得停不住嘴，而且脏字眼不离口，即使有女人和孩子在场也全不管。他讲跳蚤，讲臭虫，讲裤子，讲鬼才知道的事。其他比较新的话题，他是没有的。每逢伊凡在饭桌上讲起俏皮话来，辽丽雅和她的父母总是听得莫名其妙，涨红脸。

不幸，他在阿斯洛夫斯基家居住期间一次也没清醒过。身材矮小难看的纳勃雷德洛夫中尉也竭力模仿伊凡。

“我和他都不是画家！”他说，“我们怎么配做画家！我们是大老粗哟！”

伊凡和纳勃雷德洛夫住下来，嫌主人家的正房闷热，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搬到厢房里去跟总管一块儿住，而总管倒是不反对陪着上流人喝酒的。他们第二件事就是脱去上衣，只穿着内衣在院子里和花园里大模大样地散步。辽丽雅屡次在花园里碰见哥哥或者中尉衣冠不整地躺在树荫底下。哥哥和中尉又吃又喝，用牛肝喂狗，说俏皮话讥笑主人，满院子追逐厨娘，洗起澡来水声哗哗地响，像死人般地沉睡。他们感激命运无意中把他们送到这个可以尽情享福的地方来了。

“你听着！”有一次伊凡对画家说，朝辽丽雅那边挤了挤醉眼，“要是你在追她……那就让魔鬼保佑你！我们不会去碰她。你已经先开了头，那就归你所有。请便，请便！我们都是高尚的人嘛。……我们祝你成功！”

“我们不会抢你的人，不会的！”纳勃雷德洛夫肯定道，“要不然我们就太不讲义气了。”

诺格捷夫耸了耸肩膀，用贪婪的眼睛盯住辽丽雅。

人们厌烦了寂静，就希望来一场暴风雨；厌烦了规规矩矩、气度庄严地坐着，就希望闹出点乱子来。辽丽雅厌烦了胆怯的爱情，就开始生气了。胆怯的爱情无异于喂夜莺的寓言[5]。使她大为烦恼的是，画家到六月却仍然像在五月那么胆怯。正房里的人已经在缝制嫁妆，她父亲夜以继日地盘算着借一笔钱来办喜事，可是他们的关系却还没有取得明确的形式。辽丽雅逼着画家成天价陪她去钓鱼。然而这也无济于事。他站在她身旁，手里举着钓竿，什么话也不说，不住打饱嗝，用眼睛盯住她，如此而已。甜蜜得要命的话却一句都没有！表白爱情的话，也一句都没有。

“你就叫我……”她父亲有一次对他说，“你就叫我……请你原谅……我用‘你’称呼你了。……你知道，这是因为我喜欢你。……你就叫我爸爸好了。……我喜欢这样。”

画家就不假思索地叫他“爸爸”，可是这也无济于事。他照旧不言不语，弄得人只好埋怨上帝只给人一根舌头而没给十根。伊凡和纳勃雷德洛夫不久就识破了诺格捷夫的那套招数。

“鬼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他们抱怨道，“放着干草不吃，也不让人家吃！简直是畜生！一块肥肉自己送到你嘴边来了，你这蠢货就该把它吃下去才是！你不想吃，那我们就来吃！你瞧着就是！”

然而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个了结。就连这篇小说也有结局。画家和辽丽雅之间不明确的关系，也终于结束了。

这段爱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六月中旬。

那是一个安静的傍晚。空中充满清香。夜莺唱得欢快极了。树木在喁喁私语。空气里，按俄国散文作家的长舌头的说法，弥漫着恬适安乐的气息。……月亮，不消说，也升上来了。要让这种天堂般的诗意十全十美，只差费特[6]先生到这里来，站在灌木丛后面，高声朗诵他那些迷人的诗句了。

辽丽雅坐在长椅上，身上裹着披巾，梦幻般地隔着树木眺望远方的小河。

“莫非我就这样难于使人接近吗？”她暗自想着，于是在她的想象里现出自己的面容，那么庄严，骄傲，目空一切。……她的父亲走过来，打断她的思路。

“哦，怎么样？”她父亲问，“还是老样子吗？”

“还是老样子。”

“嗯。……见鬼。……这一切究竟到什么时候才有个了结呢？要知道，好闺女，我养活这些无业游民，可是破费不小啊！一个月就是五百！不是闹着玩的！单是买牛肝喂狗，一天就要花三十戈比呢！要是他有心结婚，那就该结婚了，要是不想结婚，就该带着他哥哥和狗一齐滚蛋！他至少也总该对你说点什么吧？他对你说过吗？他表白过他的心意吗？”

“没有。他，爸爸，那么腼腆！”

“腼腆。……咱们可知道他们这种腼腆是怎么回事！他这是打马虎眼。你等一下，我马上去把他打发到这儿来。你得跟他谈出个结局来，好闺女！用不着讲什么客气。……是时候了。你就这么干，好闺女。……反正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所有那些把戏，大概你都懂！”

父亲走了。大约过十分钟，画家胆怯地从丁香花丛里钻出来，露面了。

“是您叫我吗？”他问辽丽雅说。

“是我叫您。您走过来吧！您别老是躲着我！您坐下！”

画家轻手轻脚走到辽丽雅跟前，又轻手轻脚在长椅边沿上坐下。

“他在昏暗的暮色里显得多么好看！”辽丽雅暗自想道，然后她对他说：

“您讲点什么吧！为什么您这么不爱说话，费多尔·潘捷列伊奇？为什么您老是不言不语？为什么您从来也不在我面前吐露您的衷曲？我哪方面使得您这样不信任我呢？我都觉得难过了，真的。……人家可能认为您和我不算是朋友了。……您开口说话吧！”

画家嗽一嗽喉咙，嗓音发颤地叹口气，说：

“我有许多话要跟您说，很多啊！”

“究竟是什么话呢？”

“我担心您会生气。叶连娜[7]·季莫费耶芙娜，您不会生气吧？”

辽丽雅噗嗤一声笑了。

“要紧的关头到了！”她暗想，“他颤抖得多么厉害！他颤抖得多么厉害呀！你已经神魂颠倒了吧，亲爱的？”

辽丽雅自己的膝头也发抖。每个小说作者都十分喜爱的那种颤栗，把她抓住了。

“再过上大约十分钟，就要开始拥抱，接吻，海誓山盟了。……啊！……”她暗自幻想着，然后为了在火上泼一瓢油，就把她那裸露的、滚热的胳膊肘碰一下画家。

“啊？到底是些什么话呢？”她问，“我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种动不动就生气的人。……”她顿一顿，“您说呀！……”她顿一下，“快点吧！！”

“您要知道……我，叶连娜·季莫费耶芙娜，在生活里所喜爱的莫过于绘画……也就是所谓的艺术。朋友们都认为我有才能，认为将来我会成为一个不坏的画家。……”

“啊，这是一定的！毫无疑问！[8]”

“嗯，是啊。……就是这样。……我爱我的艺术。……那就是说……我喜爱写实画，叶连娜·季莫费耶芙娜！艺术……艺术，您知道……美妙的夜色啊！”

“是啊，这种夜色很少见！”辽丽雅说着，像蛇似的扭动，在披巾里缩起身子，半闭着眼睛。（女人在恋爱方面都是能手，非常了不起的能手！）

“我，您要知道，”诺格捷夫接着说，绞着白净的手指头，“我早就想跟您谈一谈，可是一直……不敢开口。我心想您会生气的。……不过您，要是理解我的话，就……不会生气。您也爱艺术嘛！”

“啊。……嗯，是啊！……当然！谁能不爱艺术呢？”

“叶连娜·季莫费耶芙娜！您知道我为什么到此地来？您猜得出来吗？”

辽丽雅很难为情，而且仿佛出于无意似的，把手放在他的胳膊肘上。……

“这话是不错的，”诺格捷夫沉默一下，接着说，“画家中间有些卑鄙的人。……这话是不错的。……他们根本不顾女人的羞耻心。……不过话说回来，我……我可不是那种人！我有细致的感情。女人的羞耻心是那种……那种谁也不能等闲视之的羞耻心！”

“他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辽丽雅暗想，把胳膊肘藏在披巾里。

“我可不像那种人。……对我来说，女人是神圣的！因此您用不着害怕。……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不容许自己胡来的人。……叶连娜·季莫费耶芙娜！您肯答应吗？不过您要听明白，真的，我是诚心诚意的，因为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艺术！在我心里占首要地位的是艺术，而不是满足兽性的本能！”

诺格捷夫抓住她的手。她就略微往他那边凑过去。

“叶连娜·季莫费耶芙娜！我的天使！我的幸福！”

“怎……怎么样？”

“我可以向您提个请求吗？”

辽丽雅噗嗤一声笑了。她的嘴唇已经抿好，等着第一次接吻。

“我可以向您提个请求吗？我求求您！真的，这是为了艺术！您那么合我的心意，那么合我的心意啊！您恰好就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人！别的女人都滚蛋吧！叶连娜·季莫费耶芙娜！我的朋友！请您就做我的……”

辽丽雅挺直身子，准备人家来拥抱她。她的心怦怦地跳。

“请您就做我的……”

画家抓住她另一只手。她就温顺地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幸福的眼泪在她的睫毛上闪亮。……

“我亲爱的！请您就做我的……模特儿吧！”

辽丽雅抬起头来。

“什么？！”

“请您做我的模特儿吧！”

辽丽雅站起来。

“怎么？要我做什么？”

“做模特儿。……劳驾！”

“嗯。……光是做这个？”

“这您就使我感激不尽了！您就使我有可能画出一幅画来，而且是……什么样的画呀！”

辽丽雅脸色煞白。爱情的眼泪突然变成绝望、怨恨以及其他各种恶感的眼泪。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她说，浑身发抖。

可怜的画家！等到一记清脆的耳光声，连同它的回声，响遍昏暗的花园，他那白净的半边脸上就现出一块鲜艳的红晕。诺格捷夫搔一搔脸颊，愣住了。他张口结舌，呆若木鸡。他感到他的身子沉到整个宇宙里去了。……他眼睛里金星乱迸。……

辽丽雅索索地打抖，脸白得像死人一样，头昏脑涨，往前跨出一步，身子摇晃一下。似乎有个车轮从她身上轧过去。她勉强打起精神，迈着不稳的、病态的步子往正房走去。她的腿不住往下弯，眼睛里冒出金星，两只手伸到头发上去，分明打算揪头发。……

她走到离正房只差几俄丈远，脸色又一次变白。她路上经过一个凉亭，上面攀附着野葡萄藤，肥头胖脑的伊凡正站在凉亭旁边，喝醉了酒，蓬头散发，解开坎肩的纽扣，张开两条胳膊。他瞧着辽丽雅的脸，讥诮地冷冷一笑，然后发出他那恶魔般的“哈哈”声来污染四周的空气。他抓住辽丽雅的手。

“滚开！”辽丽雅咬着牙低声说，缩回她的手。……

这可真是一件糟糕的事啊！

[1] 指她的年龄。

[2] 据古希腊传说，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把车轭系在一辆二轮马车的车辕上，打了一个解不开的乱结。

[3] 他把意大利名画家拉斐尔说成“拉华尔”了。

[4] 一种带刺的野生植物。

[5] 借喻“空洞的东西”。俄国有一句谚语：“寓言喂不饱夜莺。”

[6] 费特（1820—1892），俄国诗人，擅长写风景抒情诗和爱情抒情诗。

[7] 叶连娜是辽丽雅的正名。

[8] 原文为法语。

六月二十九日[1]

素来打不中目标的猎人的故事

那是清晨四点钟。……

草原浸沉在朝阳的金光里，由于布满露珠而闪闪发亮，仿佛撒上了钻石的碎屑似的。早晨的清风赶走迷雾，那雾在河对岸停住，好比一堵铅色的墙。黑麦穗、牛蒡和野玫瑰的球形花朵安静而温顺地立在那儿，只是偶尔互相凑近，交头接耳地谈几句话。鸢鹰、隼、猫头鹰，飞过草地，飞过我们的头顶，平稳地扇动翅膀。它们在猎取食物。……

阿基木·彼得罗维奇·奥特列达耶夫、调解法官、地方自治局医师、我、奥特列达耶夫的女婿普烈德波洛任斯基、乡长柯左耶多夫，这一行六人，乘着奥特列达耶夫那辆可以改装成无座雪橇的四轮马车，出外去打猎。马车后面有四条狗伸出舌头跟着跑。我和地方自治局医生都是瘦子，其余的人却胖得不亚于大酒桶，因此，尽管这辆由祖辈传下来的四轮马车又宽又深，车里却挤得要命。我的胳膊肘和枪托屡次戳着柯左耶多夫的肚子。我们大家互相碰撞，呼哧呼哧地喘气，皱起眉头，彼此满心痛恨，焦急地等着我们可以下车的时刻。我们正坐车到草原深处去打鹧鸪、草原鸨、鹌鹑和沼泽里的野禽，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还要打野雁。马车和马的主人奥特列达耶夫率领我们前进，多亏有他帮忙，我们才能坐车出来打猎。我们的身体挤得很不好受，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灵魂里却洋溢着极其强烈的欢欣！

谁素来没有坐车出外去打过猎，谁也就不能理解这种欢欣。我们握着我们的枪，怀着热爱瞧着它们，犹如母亲瞧着她的大有希望的爱子一样。

“我们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我问，这时候我们走出奥特列达耶夫的家已经有十俄里光景了。

“现在我们到叶兰契克去，”奥特列达耶夫回答说，“在那儿打田鹬。……从这儿再走八俄里就到了。我们在那儿还可以打黍田里的鹌鹑。……我们打完鹌鹑，就在那儿过夜。我们真正的射猎要在明天快黎明的时候才开始呢。……”

“怎么样，诸位先生，”我用手指头指着远处在蓝天当中浮沉的一只鸢鹰，问道，“你们认为怎么样：从这儿开枪能打中那只鹰吗？你们打得中吗？”

“打不中！”奥特列达耶夫说，“太远了！不过呢，用我的枪倒打得中。……”

“用您的枪也打不中。”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说。

“打得中。用霰弹是打不中的，因为够不着。不过，用子弹就一定打得中。……”

“用子弹也打不中。”

“对不起，能不能打中，我心里有数！您不熟悉我的枪，可是我熟悉。……您活到这么大从没见过好枪，所以您才会觉得那么奇怪。……我再远点也打得中。……”

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把头往后一仰，笑起来。

“这有什么可笑的？”奥特列达耶夫继续说，“看样子，你不相信吧？”

“当然我不信。”

“嗯。……可见你不熟悉我的枪。……这可是一管了不起的枪！它不是无缘无故值六百卢布的。……”

“多……少钱？？”普烈德波洛任斯基问，伸长了脖子，“多少？您再说一遍，爸爸！”

“六百卢布。……你笑什么？你先看一下枪，再龇着牙笑！”

“我看见了。……是哪家厂子的？”

“法国马赛的……列彼列厂。……”

“列彼列厂？这厂子我没听说过。……这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管枪。……值百把卢布罢了。……我不喜欢您这么胡说，丈人！何必胡说呢？我真不懂您为什么要胡说！”

“枪倒是好枪，”调解法官说，“可是六百卢布不值。您花了冤枉钱，阿基木·彼得罗维奇！”

“他根本就没花什么冤枉钱！”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激昂地说，“他胡说！像个小学生似的胡说！”

奥特列达耶夫扭动身子，涨红脸。

“我可不是那种胡说八道的人，”他说，“就是嘛！你……你才爱胡说！嗯，是啊！你老是想挖苦人！本来就不该带你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你带来了！……”

“不出来倒好。……何必胡说呢，我真不懂！胡说八道，像猪一样！”

“你自己才是猪！你又是猪，又是傻瓜蛋。”

我们开口责备普烈德波洛任斯基。

“那就叫他别胡说！”女婿不服气，辩白道，“我一听见人家胡说，心里就有气。……再者，他也别骂人是猪。他自己才是猪，就是这么的！要是他不喜欢我去，那就……叫魔鬼保佑他！我不去也成。”

“得了，别说了！阿基木·彼得罗维奇并不是有心要侮辱您！为一点点小事，犯得上闹得不可开交吗？”

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噘起嘴，如同胀饱了的火鸡一样，不吭声了。

“不能这样！”过了一会儿，柯左耶多夫对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说，“不能这样！如今对您来说，他可以说就是父母。他是您丈人，您却对他撒野。……这是有罪的！”

女婿轻蔑地瞧一眼乡长，讥诮地冷冷一笑。

“莫非有谁向你请教？”他问，“谁请教你了？既是没人请教你，你就少说话。……你既是坐着，就乖乖地坐着好了！……什么‘就是父母’。……连话都不会说，还要来多嘴。……嗯。……无非是个做生意的买卖人。……大老粗！”

“您看看，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您不喜欢人家安静地坐着。我虽然出身于老百姓，虽然可以说一点教育也没受过，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我的胸中，我的心里，我的灵魂里，什么样的感情都有。您呢，虽说五花八门的学问都学过，可就是没有什么感情。……就是这么回事，先生！”

“住嘴吧，诸位先生！”我出头干预道，“你们别互相教训了！大家都少说几句吧。……”

奥特列达耶夫呼哧呼哧地喘气，从上衣的贴身衣袋里取出个很大很旧的烟盒来，把粗手指头伸进去。医生和调解法官向他的烟盒伸出手去。

“不行，对不起，先生！”奥特列达耶夫庄严地说，“朋友是朋友，可是各人抽各人的烟。这点烟我自己抽还嫌不够呢。……路程这么长，可是我带来的纸烟只有四十支。……”

医生和调解法官很难为情，为了使他们的困窘瞒过大家的耳目，就用口哨吹起《安果夫人》的曲调来。

奥特列达耶夫愚蠢得不得了，对人极不礼貌。……

我们跟他合不来。发窘的医生点上自己的纸烟，开始讲奇谈趣闻。他讲了二十来个，其中只有一个不带色情，其余那些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您，老兄，真是个能手！”我称赞医生说，“我倒不知道您这么会讲逗笑的故事呢！”

“是啊。……我知道的不算少，”医生说，“要是我有心给报刊写稿，那我就会挣下一百万。我挣的会比您挣的多。”

“这我不怀疑。……那您为什么不写呢？”

“我不想写！”

“那是为什么？”

“我不想写，就是这么回事！我有良心！难道有良心的人能给你们那些报刊写稿吗？办不到！我甚至从来也不看报！我认为花钱订报的人都是傻瓜。……”

“我正好相反，”调解法官说，“我认为不花钱订报的人才是傻瓜。……”

“今天大夫心绪不好，”我说，“我们不要去惹他。……”

“谁告诉您说我心绪不好？我心绪挺好嘛。……您替报纸打抱不平，是因为您给报纸写东西，可是依我看来，报纸是……呸！连一个空鸡蛋壳也不值。那上面总是胡说，胡说，胡说。头一号的胡说和造谣！报刊工作者无异于律师。……他们一味胡说，没有良心！”

“我就做过律师，”调解法官说，“可是我有良心。”

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和柯左耶多夫互相看一眼，冷笑一下。

“我说的不是您。……我是泛泛而论的。……一般说来，所有的人都是骗子。……报刊工作者也罢，律师也罢，其他的人也罢，统统都是骗子。……”

我没有沉默下来，仍旧为报刊工作者辩护。调解法官继续为律师辩护。……马车上掀起一场争论。

“那么您的医学呢？”我抓住这个题目说，“医学呢？医学值几个钱？莫非您医病就不胡说？您一味要钱！医生是什么？医生就是掘墓人的序言……就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您争吵。难道您的话有什么道理？您固然在大学毕了业，可是讲起道理来却跟澡堂里擦背的差不多。……”

“您讲话要冷静点！我认为大可不必用侮辱的字眼！”

“我们只顾骂报刊工作者和律师，”普烈德波洛任斯基用男低音说，“可是真正爱胡说的，我们却没看见。……你们跟我丈人谈一谈吧，他在胡扯方面比任何律师都高明得多呢。……”

如此等等。……你一句，我一句；你做个鬼脸，我做个鬼脸；你骂，我也骂；鬼才知道这个局面会闹到什么地步。……

整个冬天我们相互之间积下不少芥蒂，现在统统说出口了。我们比老处女还凶。

可是，我们这些没有睡醒而且喝得半醉的人正互相攻击，太阳却越升越高了。……迷雾终于完全消散，夏日的白昼开始了。……四下里安静而美妙。……

只有我们在破坏这种寂静。……

我们来到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沼泽，就走下马车，气呼呼的，噘着嘴，缓慢地往四处走去。柯左耶多夫竭力要在我们之间造成和睦的气氛。他把一枚三戈比硬币高高地丢到空中，朝它放一枪，打中了。我们大家就一块儿拾起那枚硬币，数一数霰弹在硬币上留下多少弹痕，七嘴八舌地谈起来。

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惊起一只秧鸡，它飞起来，他就放一枪，把它打死了。我们祝贺他，高声欢呼。要不是医生捣乱的话，和睦的气氛就终于建立起来了。医生趁我们庆贺普烈德波洛任斯基的第一次成功，独自走到马车跟前，解开蒲包，拿出白酒和冷荤菜来款待自己。

“大夫！您在那儿干什么？”奥特列达耶夫叫道。

“我在吃菜喝酒。”

“您有什么权利支配那些东西？”

“怎么了？”

“这都是给您预备的吗？我真不懂怎么干得出这种卑鄙行径，对不起！等都等不得！您开的是哪一瓶酒？圣徒啊！那是我的药酒！您有什么权利喝，先生？”

“您别嚷，劳驾！小声点！”

“要知道，这瓶药酒是我带来给我自己喝的！我身体弱，才带药酒，可是……这真叫人没办法！他居然把它打开了！是谁要您这么干的！您把咸鱼肉包好！”

“我不包！您这个不正派、不礼貌的人，应当知道打猎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公用的。……您这个人，对不起，多么不顾礼貌！”

医生喝下一杯药酒，而且故意要气一气奥特列达耶夫，偏给他自己切下极大的一块咸鱼肉。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跑到马车跟前，为了惹他丈人生气，凑着酒瓶口喝下半瓶药酒。……奥特列达耶夫淌眼泪了。

“您这是故意捣乱吧？”他小声说，“好吧！好！原来您是这样。……多谢[2]……”

调解法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走到马车跟前。

“啊啊？……您吃起来了？”他问，“这不嫌太早吗？不过呢，喝一杯倒也不碍事。……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调解法官给自己斟一小杯药酒，喝下去。

“很好！好得很！”奥特列达耶夫喊一声。

“什么事好得很？”调解法官问。

“没什么。……”

奥特列达耶夫坐上马车，把蒲包丢在草地上，讥诮地向我们一鞠躬，拍拍车夫彼得的后背。

“走！”他叫道。

“您这是到哪儿去？”我们惊讶地问。……

“要是你们认为我讨厌……没受过教育……柯左耶多夫！你上车来，好朋友！咱们这些乡巴佬，哪儿配跟有学问的先生们一块儿打猎？咱们别待在这儿惹他们讨厌！走，亲爱的！”

“可是您上哪儿去？您要干什么傻事？”

“既然我傻，您又何必多操心？……就算是这样吧！我就是傻瓜。……再见。……我回家去。……”

“那我们坐什么车子回去呢？”

“你们爱坐什么就坐什么……这辆车子是我的。”

“你，老丈人，吃了毒草，迷了心窍还是怎么的？”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嚷道。

柯左耶多夫在奥特列达耶夫身边坐下，温顺地脱掉帽子。

“你发疯了？”普烈德波洛任斯基继续说，“快下车来！”

“我不下车。再见，姑爷！你是受过教育的人，懂得人道，又文明。……我呢……我是什么人？”

“你是傻瓜！诸位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谁惹恼他了？是您吧，大夫？您啊，见鬼，您老是拱起您那有学问的鼻子，去管那些跟您不相干的事！”

“我不是您的丈人。……我请您不要这么哇哇地叫，”医生怄气了，“要是您再大嚷大叫，那我就走！……”

“您自管走！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您还怪不错的呢！”

医生耸耸肩膀，叹口气，登上马车。调解法官摆了摆手，也登上马车。

“我们老是这样，”他叹道，“我们不论干什么事，总是弄得一无结果。……”

“赶车！”奥特列达耶夫喊道。

彼得吧嗒一下嘴唇，拉了拉缰绳，马车就开动了。

我和普烈德波洛任斯基互相看一眼。

“站住！”我叫道，跑过去追那辆马车，“站住！”

“站住！”普烈德波洛任斯基大叫起来，“站住，畜生！”

马车停住了，我们就坐上马车。

“你干的这种事我要永远记住！”普烈德波洛任斯基说，两眼闪闪发光，举起拳头对他丈人摇了摇，“永远记住！到死都忘不了这一天！”

我们一直沉默无言地坐车到家。在我们的灵魂里，极其强烈的欢欣为极其恶劣的心情所代替。我们恨不得互相吃掉，其所以没有吃掉，也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吃起罢了。……我们坐车来到奥特列达耶夫的房子跟前，奥特列达耶娃太太正在露台上坐着喝咖啡。

“你们回来了？”她惊讶地说，“怎么这样早？”

我们走下马车，默默地往大门口走去。

“你们往哪儿走啊，诸位先生？”奥特列达耶娃太太叫起来，“总得喝咖啡吧？总得吃饭吧？你们往哪儿走啊？”

我们转过身去对着门廊，什么话也没说，光是庄严地摇我们的大拳头。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朝门廊这边啐口唾沫，骂起来，然后就走到马棚里去睡觉。

两天后，奥特列达耶夫、普烈德波洛任斯基、柯左耶多夫、调解法官、地方自治局医生和我，在奥特列达耶夫家里坐着打牌。我们一面打牌，一面照例互相痛骂。……

过三天，我们互相骂得死去活来，可是过了五天，又在一块儿放焰火了。……

我们互相争吵，毁谤，痛恨，鄙视，可是我们又没法分手。你们不要惊奇，也不要发笑，读者诸君！请你们搬到奥特列达耶夫卡村来，在这儿住上一个冬天和一个夏天，你们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穷乡僻壤比不得京城。……在奥特列达耶夫卡村，一只虾无异于一条鱼，福玛[3]也算个人物，于是争吵也就成了活生生的语言。……

[1] 基督教的圣彼得节；在俄国，打猎的季节从这一天开始。

[2] 原文为法语。

[3] 指普通老百姓。

三个当中选一个

古老而又永远新颖的故事

在五等文官夫人玛丽雅·伊凡诺芙娜·兰盖尔华丽的旧式别墅里，玛丽雅·伊凡诺芙娜的女儿娜嘉和莫斯科著名商人的小儿子伊凡·加甫利洛维奇一起站在露台上。

暮色好极了。倘使我是描写景物的能手，我就会描写月亮从乌云里亲切地向外张望，把美好的光芒倾注在树林上、别墅上和娜嘉的小脸上。……我还会描写树木轻柔的絮语声、夜莺的歌唱声、小喷水池轻得几乎听不见的溅水声。……娜嘉站在那儿，一个膝头跪在圈椅边沿上，一只手扶着栏杆。她那对眼睛是深色的，像丝绒那样柔和，深邃，瞧着幽暗而碧绿的丛林出神。……她的小脸被月光照亮，面色苍白而又有一块块深色的阴影，像是斑点，其实是红晕。……伊凡·加甫利洛维奇站在她身后，发抖的手烦躁地揪稀疏的胡子。等到揪得厌烦了，他就用另一只手开始摩挲和拉扯他衬衫的难看的高领口。伊凡·加甫利洛维奇相貌不漂亮。他生得像母亲，而他母亲却像从乡下来的厨娘。他额头又小又窄，仿佛给压瘪了似的。他鼻孔朝天，鼻尖滚圆，鼻梁不像鹰钩，却明显地凹下去，头发像刚毛那么硬。他的眼睛又小又细，像小猫一样，带着疑问的神情瞧着娜嘉。

“请您原谅我，”他结结巴巴地说，紧张地叹气，不住地重复他的话，“请您原谅我对您讲出……我的感情。……可是我那么爱您，简直不知道我的神志是不是还清醒着了。……在我胸膛里，我对您的感情那么强烈，连表达出来都不可能！我，娜杰日达[1]·彼得罗芙娜，当初一见到您就立时对您钟情，也就是说爱上您了。当然，这要请您原谅，不过……话说回来……”他顿一顿，“今天，景色真是招人喜爱啊！”

“是啊。……天气不错。……”

“在这样的景色里，您要知道，爱上像您这样一个妙人儿，那是多么愉快呀。……可是，我不走运！”

伊凡·加甫利洛维奇叹口气，揪一下胡子。

“我很不幸！我爱您，我痛苦，可是……您呢？难道您能对我有感情吗？您受过教育，有学问……处处都高尚。……我呢？我却是商人身份，此外……什么也说不上！简直什么也说不上！钱倒有很多，可要是没有真正的幸福，有钱又有什么用呢？没有幸福而单有钱，那无非是活受罪，无非是……不结果实的花罢了。我吃的倒好，还有……出门也不必走路……可就是生活空虚。……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

“怎么？”

“没……没什么！认真说来，我想麻烦您。……”

“您有什么事？”

“您能爱我吗？”他顿一顿，“我在您娘面前……也就是您的妈妈面前，献出了我对您的心和手，[2]可是她老人家说，这事全由您做主。……她说，您可以自己决定，用不着父母管。……您会怎样回答我呢？”

娜嘉没开口。她瞧一眼幽暗的绿色丛林，那儿隐约现出树干和图案般的树叶。……树梢在清风中微微摇摆，她入神地看着树木的黑影摇动。她的沉默使得伊凡·加甫利洛维奇透不出气来。泪水涌上他的眼眶。他心里痛苦。“要是她拒绝，那可怎么办呢？”他暗自想着。这个令人发愁的想法好比一瓢凉水浇下来，他宽阔的背脊上冒出一阵阵冷气。……

“请您发发慈悲吧，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他说，“您不要折磨我的心了。……要知道，我这样纠缠您，那都是出于爱情。……因为……”他顿一顿，“倘使……”他顿一顿，“倘使您不回答我，我不如索性死掉的好。”

娜嘉转过脸来对着伊凡·加甫利洛维奇，微微一笑。……她对他伸出手，开口讲话，她的声调在莫斯科商人的耳朵里无异于塞壬[3]的歌声：

“我很感激您，伊凡·加甫利洛维奇。……我早就知道您爱我，我知道您多么爱我。……可是我……我……我也爱您。让[4]……凭您善良的心，凭您的忠诚，谁也不能不爱您。……”

伊凡·加甫利洛维奇张大嘴，笑起来。这个幸福的人用手心摩挲脸，心里说：这莫非是做梦？

“我知道，要是我嫁给您，”娜嘉继续说，“我就会极其幸福。……可是您要知道，伊凡·加甫利洛维奇，关于我的回答，您略微等一下吧。……要我目前就确切地回答您，我做不到。……对终身大事，我得好好想想。……这得仔细考虑。……您稍微忍耐一下吧。”

“要等很久吗？”

“不，等不了多久。……一天，至多也不过两天。……”

“这行。……”

“您现在就走吧，我写信回答您好了。……现在您就回家去，我也好考虑一下。……再见。……过一天再见。……”

娜嘉伸出手去。伊凡·加甫利洛维奇抓住她的手，吻了吻。娜嘉点点头，对着空气吻一下，从门廊上跑掉，不见了。……伊凡·加甫利洛维奇呆站了两三分钟，思忖一阵，就穿过小花圃和丛林，去找他的马车，马车就停在林中小路上。他幸福得身子发软，四肢无力，仿佛在滚热的澡堂里待了一整天似的。他一面走，一面幸福得笑起来。

“特罗菲木！”他唤醒睡熟的车夫，“醒一醒！我们走吧！我要赏给你五张黄票子[5]做茶钱呢！听明白了吗？哈哈！”

这当儿娜嘉已经跑着穿过所有的房间，到另一个露台上，从那儿走下去，再穿过树木、灌木丛、小矮树，跑到另一条林中小路上。在那条林中小路上，她幼年时代的朋友符拉季米尔·希特拉尔男爵，一个大约二十六岁的青年男子，在等她。希特拉尔是日耳曼人，生得又矮又胖，头顶已经看得出在秃了。这一年他大学毕业，现在要到哈尔科夫他的庄园上去，今天最后一次到此地来，是来辞行的。他带点酒意，在长椅上半躺半坐，嘴里打着唿哨，吹着《射击手》的曲调。

娜嘉跑到他跟前，呼呼地喘气，跑得很累，一下子搂住他的脖子。她扬声大笑，用手揪他的脖子、头发和衣领，不住地吻他那张冒汗的胖脸。……

“我已经等你整整一个钟头了。”男爵搂住她的腰说。

“哦，怎么样，身体挺好吗？”

“挺好。……”

“你明天走？”

“明天走。……”

“这真不妙。……你不久就回来吗？”

“我不知道。……”

男爵吻娜嘉的脸，把她从膝头上放到长椅上。

“好，我们也吻得够了，”娜嘉说，“等一会儿再吻也不迟。……反正还有许多时间呢。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正事。”她顿一顿，“你，沃里亚[6]，想过了吗？”

“想过了。……”

“那么怎样，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男爵皱起眉头。

“你又是这一套！”他说，“要知道，昨天我就已经给过你……确切的答复了。……根本就谈不到举行婚礼！我昨天就已经对你说过。……这件事已经谈过一千遍，何必再提呢？……”

“可是，沃里亚，我们的关系总得有个了结吧？你怎么会连这也不懂？不是应该有个了结吗？”

“应该是应该，然而不是用举行婚礼来了结。……你，娜嘉，我要说第一百遍，未免太天真了，像三岁的孩子一样。……天真倒是适合漂亮的女人的，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却不相宜，我亲爱的。……”

“这是说你不肯结婚！你不肯，对不对？直截了当地说吧，你这个昧良心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吧：你不肯？”

“我就是不肯。……我何苦断送我的前程呢？我爱你，可是话说回来，要是我跟你结婚，那你就把我毁了。……你既不会给我带来钱财，也不会给我带来田产。……婚姻，我的朋友，应当算是半个前程，可是你呢……用不着哭。……考虑事情应当合乎情理嘛。……为爱情而结婚绝不会幸福，结局照例是空欢喜。……”

“胡说。……你胡说！就是这么回事！”

“结婚倒不要紧，以后可就要活活饿死。……生下来的子女也得做叫花子。……这可得考虑啊。……”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你就不考虑？……你总记得吧？那时候你可是对我发誓赌咒，说你会跟我结婚的。……你不是说过吗？”

“我说过。……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话说回来，你总不会嫁给穷人吧？那你为什么硬逼着我娶穷人呢？我可不愿意卑鄙地对待我自己。我有我的前途，我必须在我良心面前对前途负责。”

娜嘉用手绢擦干眼泪，突然间，出人意外，一下子又搂住改信东正教的日耳曼人的脖子。她偎紧他，一个劲儿地吻他的脸。

“你娶我吧！”她喃喃地说，“娶我吧，亲爱的！要知道我爱你！要知道我缺了你就活不下去，我的心肝！要是你丢开我，你就会害得我死掉。你娶我吗？行吗？”

日耳曼人沉吟一下，用坚决的声调说：

“我办不到！爱情是好东西，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它不是占第一位的东西。……”

“那么你不肯？”

“对。……我办不到。……”

“你不肯？真的你不肯？”

“我办不到，娜嘉！”

“你这下流坯，坏蛋……就是这么的！骗子！日耳曼佬！我受不了你，恨你，看不起你！你坏透了！我从来也没爱过你！即使那天傍晚我委身于你，那也只是因为我把你看作正人君子，以为你会娶我。……那时候我就讨厌你！那时候我愿意嫁给你，是因为你是男爵，又是阔人！”

娜嘉摇着手，从希特拉尔面前退后好几步，又狠狠地挖苦他几句，然后走回家去。“我刚才不该来找他，”她一面走回家去，一面暗想，“我本来就知道他不愿意结婚。他真是坏蛋！那天傍晚我做了傻瓜！要是那时候我没委身于他，现在也就没有必要在他面前低声下气了……这个日耳曼佬！”

娜嘉走进别墅的院子，却没回到房间里去。她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然后在一个灯光微弱的窗子跟前站住。窗子里是个房间，由年轻的首席小提琴手米佳·古塞夫住着，他刚在音乐学院毕业，在这儿消夏。娜嘉开始往窗子里看。米佳在家。他生着卷曲的金发，肩膀很宽，相貌挺不错。他躺在床上，已经脱掉上衣和坎肩，在读长篇小说。娜嘉站一会儿，思考一下，敲了敲窗子。首席小提琴手抬起头来。

“谁啊？”

“是我，德米特利[7]·伊凡内奇。……您开一会儿窗子吧！……”

米佳赶紧穿好上衣，推开窗子。

“您到这儿来。……您爬出窗口，到我这儿来……”娜嘉说。

米佳在窗口出现，不消一秒钟工夫就已经站在娜嘉身旁了。

“您有什么事？”

“我们去散散步吧！”娜嘉说，挽住米佳的胳膊。

“您听我说，德米特利·伊凡内奇，”她说，“您不要给我写情书了，亲爱的！劳驾，不要再写了！您不要爱我，也不要对我说您爱我！”

泪水在娜嘉的眼睛里闪亮，一串串地顺着脸颊，顺着胳膊淌下来。

那是最真诚、热烈的大颗眼泪。……

“您不要爱我，德米特利！不要为我拉小提琴！我是个卑鄙的、可憎的、不好的女人。……像我这样的女人应该遭到鄙视、憎恨、痛打才对。……”

娜嘉哭起来，把小小的头靠在米佳胸脯上。

“我是最卑鄙的女人，我的思想也卑鄙，我的心也卑鄙。……”

米佳张皇失措，叽叽咕咕说了句文不对题的话，吻娜嘉的头。……

“您善良，心好。……我，说心里话，是爱您的。……哎，不过您可不要爱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金钱、服装、马车。……我一想到我没有钱，就宁可死掉。……我坏透了，我自私自利。……您不要爱我，德米特利·伊凡内奇，亲人！您不要再给我写信！我就要出嫁了……嫁给加甫利雷奇[8]。……您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居然还……爱我！再见！我将来嫁了人也还是会爱您。……再见，米佳！”

娜嘉急匆匆地拥抱古塞夫，急匆匆地吻他的脖子，然后往大门口跑去。

娜嘉回到自己房间里，挨着桌子坐下，伤心地哭着，写了下面这封信：“亲爱的伊凡·加甫利雷奇！我属于您了。我爱您，愿意做您的妻子。……您的娜。”

她把信封好，交给女仆按地址送去。

“明天……他会给我带点什么礼物来的……”娜嘉暗想，深深地叹口气。

这一声叹息结束了她的哭泣。娜嘉在窗边略坐一阵，定下心来，就赶紧脱掉衣服睡下。到午夜时分，这个年轻、漂亮、放荡的坏女人已经睡熟，身体在贵重的、绣了花和姓氏的绒毛被子里睡暖，只是偶尔颤动一下。

这天午夜，伊凡·加甫利洛维奇在他书房里走来走去，讲出他的种种幻想。

他父母在这个房间里坐着，听他讲他的幻想。……他们兴高采烈，由于儿子幸福而感到幸福。……

“她是个好姑娘，人品高尚，”他父亲说，“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再者又是美人儿。只有一件事不好：她姓的是日耳曼人的姓！人家会以为你娶了个日耳曼女人呢。……”

[1] 这个名字的爱称就是娜嘉。

[2] 即求婚。

[3] 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女妖，常以其美妙的歌声诱惑航行者触礁而死。

[4] 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人名伊凡。

[5] 在俄国，黄色的钞票是一卢布钞票。

[6] 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7] 这个名字的爱称就是米佳。

[8] 加甫利洛维奇的简称。

他和她

他们飘游四方。他们只在巴黎盘桓几个月，至于在柏林、维也纳、那不勒斯[1]、马德里、彼得堡以及其他大城，他们却不肯久留。他们在巴黎感到宛如[2]在家里。对他们来说，巴黎才算是大城，才可以做他们的居留地，至于欧洲的其余地方，却都是枯燥无味而又乱糟糟的内地，只能在大饭店[3]里隔着放下来的窗帘，或者站在舞台前部看一眼。他们都不算老，然而欧洲各大城市他们已经有机会去过两三次。他们对欧洲已经腻烦，开始谈到要作美洲之行，而且以后也还会谈下去，除非人们能把他们劝住，说她的歌喉已经不那么出色，犯不上再到另一个半球上去演唱了。

要见他们的面是很难的。在街上无从见到他们，因为他们出门总坐轿式马车，而且总要天黑下来，到傍晚和夜间，才会出门。他们常常一觉睡到吃中饭的时候才醒。可是他们醒过来后，照例心绪不佳，不肯接待任何人。只有偶尔，时间不一定，在后台或者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肯见客。

在市上出售的照片上倒可以见到她。不过在照片上她是美人儿，其实她根本就算不得美人儿。您不要相信她的照片：她相貌难看。大多数人都在她登台的时候见到她。可是她一到舞台上，就面目全非了。白粉、胭脂、黑墨和别人的头发，像假面一样掩盖了她的脸。在音乐会上也是如此。

她这个二十七岁、脸上起了细纹、动作不大灵活、鼻子上布满雀斑的女人，扮演玛加丽特的时候，看上去却俨然是个苗条而俊俏的十七岁少女。在舞台上，她最不像她自己。

假使您想见他们的面，那就请您取得权利去出席由外人招待她的宴会，以及她自己从一个大城转到另一个大城去，临行之前偶尔也举行的宴会吧。要取得这样的权利，只是乍看起来才很容易，其实，只有某些有资格的人才能走到饭桌跟前去。……这类人当中有剧评家先生，有冒充剧评家的滑头，有本地的歌唱家、乐队指挥和乐队长，有成为剧院常客的、头顶半秃的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有由于家财豪富或者门第显赫而来出席的食客。这些宴会并不乏味，在善于观察的人看来颇有趣味。……这样的宴会参加一两次是值得的。

名流们（这样的人在宴席上很多）一面吃东西，一面说话。他们的姿态随随便便，把脖子歪到这一边，脑袋歪到那一边，一只胳膊肘倚在桌子上。老人们甚至用手指头剔牙。

报刊工作者占据离她最近的椅子。他们几乎都喝醉酒，举止极其随便，倒好像他们认识她已经一百年了。如果他们把温度再提高一度，这种局面就会变成狎昵。他们大声说俏皮话，喝酒，互相打岔，（同时也不忘记说一声“对不起！”）讲些浮夸的祝酒词，显然不怕做出蠢事来：有些人带着绅士风度从桌角上探过身子来，吻她的小手。

冒充剧评家的人用开导的口吻同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讲话。那些业余爱好者和鉴赏家沉默不语。他们嫉妒报刊工作者，幸福地微笑着，专喝在这类宴会上往往特别好的红葡萄酒。

她，宴会的皇后，穿得相当朴素，然而衣料极其贵重。在她脖子上，大颗的钻石从花边的衣领里露出来。她两条胳膊上都戴着光滑的大镯子。她的头发梳成极不明确的发型：只有女人看了才喜欢，男人看了却不喜欢。她脸上喜气洋洋，对所有在座的人一概露出极其畅快的笑容。她能够同时对所有的人微笑，同时跟所有的人谈话。她妩媚地点头，而且使每个在座的人都觉得她在对他点头。您瞧着她的脸，就会觉得她四周坐着的似乎都是她的朋友，她对这些朋友一律抱着最友好的感情。临到宴会结束，她就拿她的照片分送给某些人，而且当场，就在饭桌上，在照片背后亲笔写上得到照片的幸运儿和她自己的姓名。她，不消说，讲法国话，可是临到宴会结束，又讲别国的语言。她讲英国话和德国话糟糕到可笑的地步，可是就连这种糟糕的外国话，出之于她的口，也仍然显得可爱。总之她那么可爱，您会很久忘掉她生得难看。

他吗？他，她的丈夫[4]，坐在宴席上，同她相隔五把椅子，喝很多酒，吃很多菜，大部分时间一言不发，信手把面包屑揉成小球，不时读酒瓶上的商标。人们瞧着他的体态，就感到他无事可做，闲得无聊，懒懒散散，心里腻烦。……

他生着淡黄色头发，不过头顶已经渐渐光秃，头发稀了。女人、醇酒、不眠的夜晚、走遍世界的漂泊生活，在他脸上刻下沟痕，留下很深的皱纹。他大约三十五岁，不会再大，可是论外貌，却显老。他的脸似乎在克瓦斯[5]里泡过。他眼睛好看，可是眼神懒散。……他以前相貌不丑，然而现在丑了。他生着罗圈腿，两只手带泥土般的颜色，脖子上满是毫毛。由于他的弯腿和特别古怪的步态，他在欧洲不知怎么得了“四轮马车”的外号。他穿着礼服活像一只身上淋湿而尾巴还干着的寒鸦。宴席上的人都不注意他。他也不理他们。

如果您去参加宴会，见到他们，见到那对夫妇，那就请您观察一下，告诉我，以前和现在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您见到他们，就会这样回答（当然，大致这样）：

“她是著名的女歌唱家，他却仅仅是著名的女歌唱家的丈夫，或者用后台的行话来说，无非是妻子的跟班丈夫而已。她每年，合成俄国钱，一共挣八万卢布，他却什么事也不做，因而有的是时间做她的仆人。她需要管钱的人，同剧院经理办交涉、讲条件、订合同的人。……她专同鼓掌的观众周旋，至于钱财方面的事，她活动中乏味的一面，她却不屑于去管，所有那些事情她一概不碰。所以她才需要他，犹如需要随从或者仆人一样。……要是她自己能管，她就会把他赶走。可是他，一面从她那儿领到大笔的薪金，（她不知道金钱的价值！）一面却理所当然地串通她的女仆合伙偷她的财物。他挥霍她的钱，死命地灌酒，甚至也许藏起私房钱来供日后急难用。他满足于他的地位，如同钻进好苹果里的软虫一样。要是她没有钱，他就会离开她了。”

凡是在宴席上观察过他们的人，都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他们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可能深入考察这件事的底细，只能凭表面现象判断。大家都把她看做著名的歌唱家，可是对他却都躲着，如同躲开一个渺不足道而且周身沾满青蛙黏液的人似的。其实，这个名满欧洲的女歌唱家同那只癞蛤蟆却是由一种最使人羡慕的、最高尚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下面就是他写下的一段话：

“人们常问我为什么爱这个恶婆娘。不错，这个女人不值得爱。她也不值得恨。对这样的女人，只配不加理睬，置之度外。必得是我，或者是疯子，才会爱她，不过呢，我也就是疯子。

“她生得不好看。当初我跟她结婚，她就生得丑，现在更不用说了。她像是没生额头。她眼睛上面没有眉毛，只有两道看不大清的纹路。她那应该生眼睛的地方，只有两条不深的缝。这两条缝黯淡无光：既显不出才智，也显不出愿望，更显不出激情。她的鼻子活像土豆。她的嘴小而美，然而牙齿难看极了。她没有胸脯，没有腰身。不过后一种缺陷倒也掩盖过去了，因为她有一种鬼本事，善于把她的束腰衣勒得紧紧的，简直巧夺天工。她身材矮而丰满。她虽则丰满，却又皮肉松弛。总的说来[6]，她周身有一种我认为最重要的缺点，就是完全缺乏女性的特征。我倒并不认为皮肤白净和肌肉无力才是女性的特征，在这方面我的看法同很多人不一样。她算不得上流女人，算不得太太，却像是小铺的老板娘，风度不雅：走起路来老是甩手，坐下来就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整个身子前后摇晃，躺在床上总是把腿架起来，等等。

“她邋邋遢遢。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就是她那些皮箱。皮箱里，干净的内衣同穿脏的内衣混在一起，套袖和拖鞋以及我的皮靴放在一块儿，新的束腰衣和穿破的束腰衣搀和在一起。我们素来不接待任何人，因为我们的旅馆房间里老是又脏又乱。……唉，何必提这些呢？要是您中午见到她，看着她刚睡醒，懒洋洋地从被子里爬出来，您就会认不出她是有夜莺般歌喉的女人。她没梳头，蓬松着头发，眼睛浮肿而带着睡意，衬衫的肩部破了一块，光着脚，斜着眼睛，四周弥漫着昨天的纸烟的薄雾，那她还像夜莺吗？

“她常喝酒。她喝起酒来不亚于骠骑兵，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酒，想喝就喝。她早就喝酒了。要是她不喝酒，那她就会超过巴蒂[7]，不管怎样总不会低于她。她由于喝酒已经断送一半前程，她再喝下去，很快就会把另一半前程也毁掉。可恶的日耳曼人教会她喝啤酒，如今她临睡前不喝完两三瓶就不肯上床。要是她不喝酒，原是不会得上胃炎的。

“她不讲礼貌，这是偶尔来约她到音乐会上去演唱的大学生可以作证的。

“她喜爱广告。我们每年要花掉好几千法郎的广告费。我对广告满心看不起。这种愚蠢的广告不论多么昂贵，总比她的歌喉低贱。我的妻子只喜欢人家摩挲她的脑袋，而不喜欢人家说出什么不像称赞的真话。对她来说，被收买的犹大的一吻[8]要比没有被收买的批评可爱些。她全然缺乏个人尊严感！

“她聪明，然而她的头脑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她的脑子早就失去弹性，布满脂肪，沉睡了。

“她任性，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昨天她还说，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问题根本不在于钱，可是今天她却到四个地方去，在四个音乐会上演唱，因为她终于相信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高过钱的了。明天她又会说昨天说过的那些话。她不想熟悉祖国，她心目中没有政治上的英雄，没有她所喜爱的报纸和她所喜爱的作者。

“她富裕，可是不帮助穷人。不但这样，时装女工和理发师的工钱，她也常不付足。她没有心肝。

“这个坏到无可再坏的女人啊！

“可是等到她擦上脂粉，梳光头发，勒紧腰身，走到舞台脚灯跟前，开始同夜莺和欢迎五月朝霞的云雀比一比高下，您就再来看看这个恶婆娘吧。她那天鹅般的步态流露多少尊严，多少妩媚呀！您瞧一瞧吧，而且我请求您要看得仔细点。她一举起手，张开嘴，她那两道细缝就变成很大的眼睛，充满了光辉和激情。这样神奇的眼睛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等到她，我的妻子，开始歌唱，等到最初的颤音在空中回荡，等到我开始觉得我那骚动不安的心灵在这些神奇声音的影响下渐渐平静下来，那么请您看一下我的脸，您就会领悟我的爱情的秘密了。

“‘她真美，不是吗？’那时候我常问邻座的人。

“他们就说：‘是啊’，可是这在我还嫌不够。谁敢于认为这个不平常的女人不是我的妻子，我就恨不得打死谁。过去的事我统统忘记了，我专为现在活着。

“您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演员吧！她的每个动作都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她了解一切：爱情、憎恨、人的灵魂。……无怪乎鼓掌声震得剧院不住颤动。

“等到最后一幕结束，我就带着她走出剧院。她脸色苍白，筋疲力尽，一个晚上经历了人的整整一生。我也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我们在轿式马车里坐下，回旅馆去。在旅馆里，她一句话也没说，也不脱衣服，就倒在床上了。我一言不发，在床沿上坐下，吻她的手。在这样的傍晚，她不把我赶出她的房间。我们就一块儿睡下，睡到第二天早晨，然后我们醒过来，又互相辱骂。……

“您知道我还在什么时候爱她吗？在她出席舞会或者宴会的时候。在这类地方我所以爱她，也是因为她显出她是出色的演员。真的，必得是多么了不起的演员，才能像她那样善于战胜和克制自己的本性啊。……我在这些愚蠢的宴会上都认不出她来了。……她能把拔净了毛的鸭子变成孔雀。……”

这封信是在喝醉的时候写的，字迹几乎模糊不清。它用德语写成，其中有很多错字。

下面是她写的一段话：

“您问我是不是爱这个孩子。是的，有的时候我挺爱他。……爱他哪一点？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不错，他不漂亮，不可爱。像他这样的人，天生就没有权利得到女人的爱情。像他这样的人只能花钱买爱情，不花钱是得不到爱情的。您自己来判断吧。

“他一天到晚喝得酩酊大醉。他的手索索地抖，那是很难看的。他喝醉酒就唠唠叨叨，动手打人。他连我也打。他清醒的时候，就随便在一个什么地方躺下，沉默寡言。

“他虽然从不缺少买衣服的钱，却老是穿得破破烂烂。我的收入倒有一半经他的手不知花到哪儿去了。

“我丝毫也不打算约束他。凡是不幸的、结了婚的女演员，找个管钱的人总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这样的丈夫总是拿去一半的钱作为他的工作报酬。

“他倒没有把钱花在女人身上，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看不起女人。

“他是懒汉。我从没见过他任何时候做任何事。他吃喝睡觉，如此而已。

“他根本没有念完大学。他在大学读一年级的时候，由于举止狂妄而被开除了。

“他不是贵族，而最糟糕的是，他是日耳曼人。

“我不喜欢那些日耳曼先生。一百个日耳曼人倒有九十九个白痴，只有一个是天才。这句话我是从一个公爵那儿听来的，他是有法国人气质的日耳曼人。

“他吸一种难闻的烟草。

“不过他也有好的一面。他爱我那高尚的艺术胜过爱我。每逢演出之前剧院宣布说我因病不能歌唱，也就是说我在耍小性子，他总是走来走去，愁得要命，捏紧拳头。

“他不是胆小鬼，他不怕人。我在人们身上最喜爱的莫过于这一点。我要给您讲一个我生活里的小插曲。事情发生在巴黎，那时候我离开音乐学院已经有一年了。我当时还很年轻，在学喝酒。每到傍晚我都灌酒，一直喝到我年轻的力量顶不住了才罢休。我灌酒，不消说，是有同伴在一起的。有一次，在这样的酒宴上，我正跟那些捧场的显贵们碰杯，不料一个我不认得的、很不好看的孩子走到桌前来，直着眼睛瞧我，问道：

“‘您为什么喝酒？’

“我们哈哈大笑。这个孩子却不慌张。

“他问的第二句话更放肆，却直接发自他的内心：

“‘您笑什么？等到您喝坏嗓子，做了叫花子，现在这些用酒把您灌醉的坏蛋却连一个小钱也不会给您！’

“这样放肆还了得？我那一伙人都嚷起来。可是我让这孩子在我身旁坐下，吩咐给他送酒来。原来这个主张不喝酒的人却很会喝酒。顺便说说[9]：我管他叫做孩子，只因为他的唇髭很少而已。

“我就因为他放肆才同他结婚的。

“他不爱讲话。他最常说的是两个字。他说这两个字总是用出自肺腑的胸音，嗓子发颤，脸上肌肉痉挛。他说这两个字往往是在宴会上，在舞会上，坐在人们中间的时候。……每逢有人（不管是谁）说了假话，他就抬起头来，什么东西也不看，丝毫也不心慌，说道：

“‘胡说！’

“这就是他喜爱的两个字。每逢他讲出这两个字，他的眼睛总是光芒四射，哪个女人经得住呢？我爱这两个字，也爱他眼睛里的光辉，也爱他脸上肌肉的痉挛。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说这两个优美而大胆的字的，我的丈夫却不管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会讲。我有的时候挺爱他，而这个‘有的时候’，据我回忆，往往恰好就是他讲出这两个优美的字的时候。不过，上帝才知道我是看中他哪一点才爱他的。我是个很差的心理学家，在目前的情况下却似乎接触到心理学问题了。……”

这封信是用法语写成的，字迹优美，几乎像是男人的手笔。您在信里连一个语法错误也找不到。

[1] 意大利的一个城名。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此处含有“夫以妻贵”的讥诮意味。

[5] 俄国的一种带酸味的清凉饮料。

[6] 原文为法语。

[7] 巴蒂（1843—1919），意大利女歌唱家。——俄文本编者注

[8] 根据基督教传说，耶稣的门徒犹大以三十块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权者，为拘捕耶稣的人带路，并且给他们一个暗号，说他与谁亲嘴，谁就是耶稣。犹大见到耶稣，果然吻他，于是耶稣被捕，受审，处死。

[9] 原文为法语。

集市

这个小城很小，几乎看不见。它名为城市，其实，如果说它像城市，那么，很糟的乡村就也像城市了。即使您是瘸子，走路拄着拐杖，也只要十到十五分钟，或者更少一点时间，就可以把这块地方前前后后走遍。所有的小屋都很差，很旧。任何一所房屋您都可以花一枚十五戈比银币买下，分三期付款。城里的居民，您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楚：市长、警官、神甫、教员、助祭、在防火的瞭望台上走来走去的人、诵经士、两三个市民、两个宪兵，除此以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人了。……女性倒有很多，不过话说回来，统计学家在大多数情形下是不把女性计算在内的（统计学家们知道，母鸡算不得家禽，雌驹算不得马，军官的妻子算不得太太……）。外来的人却多得不得了：邻近的地主啦，别墅的主人啦，暂时在此地消夏的炮兵连中尉啦，邻村那个头发很长、身穿酱紫色法衣、男低音歌喉类似河马吼声的助祭啦，等等[1]。天气平平常常。不时下一点雨，弄得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有点扫兴。空气清爽。此地倒没有莫斯科城里那些气味。到处弥漫着树林、铃兰、松焦油的气味，此外好像还略有畜栏的气味。重商主义精神从一切小巷、缝隙、角落里发散出来。不管您往哪儿走，到处都是售货棚。大街两旁，从街头到街尾，排列着两行售货棚。大街尽头是一个广场，也挤满售货棚。村妇们在教堂的院子里卖葵花子。就连树上的苹果也找不到可以掉下来的空地。车队，马匹，奶牛，公牛犊，乳猪，多得吓死人！男人很少，可是女人……女人呀！！各处都挤满女人。她们都穿着红色连衣裙，套着黑色棉绒短上衣。她们人数那么多，挤得那么密，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队“全班人马”尽可以放心大胆从她们头顶上开过去哩。

醉醺醺的人（唉！），不知什么缘故，倒很少。空中充满不停的吵嚷声、尖叫声、呼啸声、破裂声和牛羊的叫声。闹声那样嘈杂，倒好像在造第二座巴比伦高塔[2]似的。

市民房屋所有的窗子都开着。从那儿望进去，可以看见茶炊、缺嘴的茶壶、市民们那些鼻子发红的脸庞。他们的熟人站在窗外，手里拿着买来的东西，在抱怨天气。穿酱紫色法衣的助祭，头发里夹着麦秸，[3]跟所有的人握手，大声说话，嗓音响得人人都能听见：“您好！荣幸地祝您过节好！哦……什么？！”

男性成群地围着马匹和奶牛。那儿的生意是按几十卢布，甚至几百卢布成交的。做马生意的大商家，不消说，是茨冈。他们赌咒发誓，口口声声说情愿蚀掉血本。马匹买卖的成交要借助于长衣襟，[4]由此可见，凡是衣服没有长衣襟的人既不能卖马，也不能买马。马匹大多是干粗活的，属于普通的品种。

女性把出售各色布匹和蜜糖饼干的货棚围得水泄不通。不讲情面的时间已经在蜜糖饼干上留下烙印。它们布满甜食的锈菌和绿霉。您自管买蜜糖饼干，不过请您务必叫它离嘴远一点，要不然可就要倒霉！关于干瘪的梨和糖果，也可以这样说。那些不幸的面包圈上盖着粗席，也蒙着灰尘。可是女人们满不在乎。反正肚子又不是镜子[5]。

男孩们见到出售玩具的货棚便纷纷围上去，就连苍蝇见着蜜汁也不见得能围得那么密。他们身边却一个钱也没有。……他们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盯紧假马、假兵和白铁做的小手枪。常言说得好：可望而不可即。有个胆大的孩子拿起鸟笛，放在手里握一会儿，转来转去看一阵，吹得吱吱地响，然后放回原处，于是心满意足，擦擦鼻子。像这样的货棚没有一个不是挤满二三十个孩子的。他们站在那儿，往往一连看上两三个钟头，真是有耐性极了。不管您给哪个费玖希卡、彼得、瓦秀特卡买上一支小手枪或者一只生着牛脸而背上有黑色条纹的假狮子，您总会给他心里注满无限的喜悦。

小女孩们从男孩们的胳膊肘后面探出头来张望。她们的注意力也被小马和穿着纱布小裙子的玩偶吸引住。您还会看见孩子们围住卖冰激凌的小贩，其实他们卖的“白糖”冰激凌是很次的。谁手里有一个小钱，谁就凑着绿色小杯子吃起来，吃得很久，津津有味，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不住地舔嘴啧舌，把手指头吮了又吮，唯恐放过这幸福的时刻。他一个人吃，可是总有二十来个没钱的孩子站在四周，摆出“立正”的架式，眼热地瞅着走运的孩子的嘴。那一个呢，一边吃一边装模作样。……

“彼得，给我……吃一匙吧！”一个小姑娘盯住走运的孩子的右手，哀叫道。

“躲开！”走运的孩子说，把他手里的绿色小杯子捏得更紧了。

“彼得呀！”一个男孩，戴着父亲的大帽子，哀叫道，“你借给我点！”

“借什么？”

“白糖冰激凌啊。稍微给我点吧，”他顿一顿，“你肯给吗？你给我一匙好了。往后我就还给你五个羊拐子[6]。”

“躲开！”走运的孩子说。

幸运儿吃完他那杯冰激凌，把嘴唇舔了很久，从此以后很久很久都忘不了白糖冰激凌。

啊，要是有钱就好了！！你们，五戈比铜币和十五戈比银币，都在哪儿呀？戴着父亲的帽子在市上走来走去，看这样，听那样，摸这个，闻那个，同时身边却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这是再糟糕、再难受、再恼人也没有了。可是费玖希卡或者叶果尔卡，却能花一个小钱买冰激凌吃，或者买一管小手枪，砰的放一枪，声音响得人人都能听见，或者花一枚五戈比铜币买匹小马，那是多么幸福啊！那是很小的幸福，小得几乎看不见，可是就连这点幸福也得不到呢！

龇着牙笑的人、喝醉酒的人、在市上无事闲逛的人，都想到演戏的棚子里去。剧院有两个。它们坐落在广场中央，互相挨着，看上去灰溜溜的。棚子用木棍和潮湿黏滑的坏木板搭成，外边蒙一层破布。棚顶上补丁压补丁，线缝挨线缝。寒酸极了。几根梁木和几块木板胡乱搭成房外的露台，上面有两三个小丑站着，逗下边站着的观众发笑。那是些最不苛求的观众。他们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真有什么可笑的，而是因为看见小丑理应大笑。小丑挤眼睛，扮鬼脸，装洋相，可是……唉！所有我们那些普希金时代和非普希金时代的舞台祖宗们早就过时了，很久很久以前就完成任务了。从前那年月，他们的杰出人物传播过辛辣的讽刺和海外的真理，然而现在他们的诙谐却弄得人莫名其妙，才能的贫乏不亚于棚子设备的寒酸。您一面听，一面觉得恶心。在您面前表演的，不是流浪艺人，而是两条腿的饿狼。驱使他们向缪斯求援的是饥饿，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饿极了！他们饥肠辘辘，破衣烂衫，神色憔悴，面带病容，身体消瘦，不住在露台上扭动身子，竭力做出一脸的傻相，好让场子里多添一个龇着牙笑的人，因而多得一枚十戈比硬币。……结果他们做出来的却不是傻相，而是庸俗的脸相：那是把冷漠的神情和矫揉造作、习以为常、什么感情也没表达的怪相混在一起的杂拌。他们挤眉弄眼，打耳光，互相捶脊梁，对观众说些狎昵的话，学着京城里人的音调……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您不要去听他们的话。那些艺人饥寒交迫，讲出来的话不是出自灵感，也不是根据事先想好的、目的明确的提纲。他们的话毫无意义。他们讲起话来扭扭捏捏，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观众才报之以笑声吧。

“立正！”

“我不是玛丽雅·彼得罗娃，而是伊凡·费多塞耶夫。”

这就是他们诙谐的例子。常言道：“小丑和孩子有的时候会说出真理。”不过，必须承认，小丑也得有天赋才不至于老是胡说八道，才会有的时候说出真理来。……

可敬的观众看啊看的，扬声大笑。不过观众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没见过更好的表演，再者他们总想笑一场。他们吃过很差的蜜糖饼干，又有空闲的时间，再加上带着几分“醉意”，所缺的只有大笑一通了。您只要给他们点刺激，他们就会笑起来。

这样的游艺场有两家。这两家，每刻钟有一次精彩的演出。每天傍晚都有特殊节目，美妙绝伦。让我来描写一下这样的演出吧。

最精彩的演出总是在艺人离城前夕举行，那是集市过后第一个星期日。演出的前一天，小丑们在城里分发戏报（手抄的）。他们也发给我一张。下面就是那张戏报的内容：

在某某城公演

兹经当居[7]批准在某广场举行胜大演出有体操及武术节目由尼·格·勃游艺班公演计有体操武术讽刺歌曲两幕哑剧等。

（一）各种磨术或戏法惊人而有趣手脚灵巧共二十节目由丑角乌罗别尔特主演。

（二）窜跳飞跃空中惊险节目由小丑多别尔特及幼童安德里亚斯·伊万孙主演。

（三）英国无骨人又名象胶明四肢柔刃如象胶。

（四）滑鸡歌曲由伊万孙·捷罗哈幼童演唱。（节目繁多不及背载）

每晚九时开演票价

座位

头等座五十戈比

二等座四十戈比

三等座三十戈比

四等座二十戈比

普通座十戈比

我把戏报作了删节，不过一个字也没增添。

上述那场演出，当地所有的要人（区警察局长全家、调解法官全家、医生、教员等，一共有十七人）都光临了。当地知识分子讲一阵价钱，只花二十五戈比就买了头等座的票。戏票由班主，一个相当典型的人物，亲自售卖。他是格拉切甫科和玖柯甫科[8]之类地方常见的那种班主。我们付完钱，走进去，在头等座上坐下。观众不住拥进来，场子里挤满人。游艺场内部简陋极了。一块一俄丈见方的破旧印花布，算是舞台幕布，同时又充当舞台布景。代替枝形烛架的，是四支蜡烛。艺人们不辞辛劳，执行演员、验票员、警察的任务。他们对各种工作都精通。乐队最为出色，坐在右边长凳上。乐师一共有四位。有一位拉小提琴，声音刺耳，另一位拉手风琴，第三位拉大提琴（琴上只有三根弦），第四位打小鼓。他们大部分时间演奏曲子《射击手》，信手胡拉，荒腔走板。小鼓打得出神入化。他用手打，用胳膊肘打，用膝盖打，甚至差点用脚跟打。他显然打得津津有味，感情激动，专心致志。他手打鼓面，灵活得出奇，手指头跳动不停，打出来的调子连小提琴手也摸不着头脑。似乎他那只手在绕着一个纵轴和一个横轴活动。

开演之前，一个穿农民式厚呢长外衣的人走进场子里来，在胸前画个十字，到头等座位上坐下。小丑走到他跟前。

“劳驾，坐到普通座位上去，”小丑要求说，“这儿是头等座位。”

“躲开！”

“为什么您坐在这儿不动，像熊似的？您走开。这不是您的座位！”

穿厚呢长外衣的人毫不动心。他把帽子拉到眼睛上，不肯让出座位。

魔术开始了。小丑向观众要一顶帽子。观众不肯给他。

“好，那就连戏法也变不成了！”小丑说，“诸位先生，谁有一枚五戈比铜钱？”

穿厚呢长外衣的人拿出一枚五戈比硬币。小丑演完魔术，交还那个硬币，可是一转手却把它藏进衣袖里。穿厚呢长外衣的人吓坏了。

“喂，你那个……等一等！你，老兄，可别变戏法！你把钱给我！”

“有人想刮脸吗，诸位先生？”小丑高声叫道。

有两个男孩从人群里走出来。他就拿过脏被单来盖在他们身上，然后涂抹他们的脸，给这一个涂上煤烟，给那一个涂上糨糊。对观众用不着讲什么客气！

“难道这些人也算是观众？”班主的妻子叫道，“这都是些该死的家伙！”

演完魔术就是柔软体操，附带演一个莫名其妙的“惊险节目”。随后有个姑娘，是大力士，用辫子曳起一个不知多少普特[9]重的东西。演出中间，场子里出事了：有一面墙倒下来。临到结尾，整个场子都塌了。

总的说来，演出留给人的印象淡而无味。倘使集市上没有游艺场，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也不会有多大损失。流浪艺人已经不再是艺术家。如今他们在骗钱了。

艺人的游艺场旁边有一架秋千。您付出一枚五戈比硬币，秋千就一连五次把您举得高过一切房屋，一连五次放下来。小姐们觉得头晕恶心，村姑们却感到美滋滋的。各有各的爱好！[10]

[1] 原文为拉丁语。

[2] 根据基督教传说，古人在巴比伦造一座通天塔，后来因众人语言混乱而中止。

[3] 暗指他刚才躺在一个干草堆上睡觉。

[4] 指买卖双方把手伸到长衣襟底下，借手指的活动讨价还价，借此避开外人耳目。

[5] 意谓镜子有土就不能照人，而肚子里吃进尘土却没有关系。

[6] 儿童游戏的用具。

[7] 应是“当局”。下文还有许多错字和其他错误，并且缺标点符号，不再一一注出。

[8] 指普通的小村镇。

[9] 俄国重量名，约合我国33市斤。

[10] 原文为拉丁语。

太太

一

一辆带弹簧的四轮马车，由一对漂亮的维亚特省小马拉着，滚过干枯而又扑满尘土的杂草，窸窸窣窣地响，来到玛克辛·茹尔金的小屋跟前。车上坐着叶连娜·叶果罗芙娜·斯特烈尔科娃太太和她的管家费里克斯·阿达莫维奇·尔热威茨基。管家灵巧地跳下马车，走到小屋跟前，用食指敲窗上的玻璃。小屋里有个小小的灯火。

“谁呀？”一个老太婆的声音问道，窗子里露出玛克辛的妻子的头。

“出来，老大娘，到街上来！”太太叫道。

过一分钟，玛克辛和他妻子从小屋里走出来。他们在门口站住，一言不发地向太太，然后向管家鞠躬。

“你费神讲一讲，”叶连娜·叶果罗芙娜对老人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太太？”

“什么叫‘怎么了’？莫非你不知道？斯捷潘在家吗？”

“不在，太太。他到磨坊去了。”

“他这是怎么搞的？这个人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我家里走了？”

“不知道，太太。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也太不像话了！他一走，我就没有赶车的了！都因为他走了，费里克斯·阿达莫维奇才不得不亲自动手套车，赶车。这太荒唐了！你们要明白，这简直是胡闹嘛！他嫌工钱少还是怎么的？”

“基督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老人回答说，斜起眼睛看一看管家。管家正往窗子里瞧。“他没对我们说。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谁也没法知道。他只说一声不干，就完了！他有他自己的主意！他多半嫌工钱少！”

“是谁躺在圣像底下的长凳上？”费里克斯·阿达莫维奇往窗子里瞧，问道。

“是谢敏，你老！斯捷潘不在家。”

“他也太放肆了！”太太点上纸烟，继续说，“尔热威茨基先生，他在我们那儿挣多少工钱？”

“一个月十卢布。”

“要是他嫌十卢布少，那我可以给他十五卢布！可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这正当吗？有良心吗？”

“我不是早就说过，跟这种人根本用不着讲客气！”尔热威茨基开口说，把每个音节都念清楚，竭力不让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您把这些寄生虫惯坏了！根本用不着一下子把工钱全发给他！这有什么好处？再者您又何必打算给他添工钱呢？反正他得回来！已经跟他谈妥，雇下他了！你对他说，”波兰人对玛克辛说，“他简直是猪。”

“别再说了！[1]”

“听见了吗，乡巴佬？把他雇下了，他就得干活，不能想走就走，鬼东西！他明天再不来，就让他试试看！他不听话，我要给他点厉害看看！你们也要倒霉！听见了吗，老婆子？”

“别说了[2]，尔热威茨基！”

“你们全得倒霉！到时候你别上我的办公室里来，老狗！跟你们讲客气？！难道你们也算是人？难道你们懂得好话？只有揍你们一顿，给你们点苦头吃，你们才会明白！叫他明天一定来！”

“我对他说就是。为什么不对他说呢？可以说的。……”

“你告诉他说我给他加了工钱，”叶连娜·叶果罗芙娜说，“我家里不能没有赶车的。等我另外找到人，他要想走就让他走。叫他明天早上一定再到我家里来！你们告诉他说，他这种不礼貌的行动惹得我非常生气！老大娘，你们一定要对他说！我希望他明天就来，不要逼得我打发人来叫他。你走过来，老大娘！这给你，亲爱的！怎么样，这么大的孩子恐怕难管吧？你收下吧，亲爱的！”

太太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好看的烟盒，在纸烟底下抽出一张黄色钞票来，递给老太婆。

“要是他不来，”太太补充道，“那我们就只好吵架，那就非常没意思了。不过我希望……你们会劝他。我们走吧，费里克斯·阿达梅奇！再见！”

尔热威茨基登上马车，拿起缰绳，马车就顺着柔软的道路走掉了。

“她给了多少钱？”老人问道。

“一个卢布。”

“拿给我！”

老人接过那个卢布，用两个手心把它摩挲平，小心地叠好，收在衣袋里。

“斯捷潘，她走了！”他走进小屋里，说，“我随口撒了个谎，说你到磨坊里去了。她急坏了，急得什么似的！……”

马车刚刚走远，看不见了，斯捷潘立刻就在窗口露面了。他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不住发抖，从窗子里探出半个身子，对着远处乌黑的花园摇他的大拳头。那是地主家的花园。他摇六下拳头，嘴里叽叽咕咕说了句什么话，就把身子缩回小屋里，砰的一声关上窗子。

太太走后过半个钟头，茹尔金的小屋里开晚饭了。厨房里炉子附近一张油污的桌子旁边，坐着茹尔金和他妻子。玛克辛的大儿子谢敏坐在他们对面，他是暂时回来休假的兵，脸庞又红又瘦，鼻子很长而有麻点，眼睛油亮。谢敏相貌酷似他父亲，只是头发不白，头顶不秃，眼睛也不像他父亲那样狡猾和近似茨冈。玛克辛的第二个儿子斯捷潘坐在谢敏身旁。斯捷潘什么东西也不吃，用拳头支住他那漂亮的、金发的头，瞅着烟熏的天花板，一个劲儿地想心事。晚饭是由斯捷潘的妻子玛丽雅端上来的。大家沉默地喝完白菜汤。

“收走！”玛克辛看见白菜汤已经喝完，就说。玛丽雅把桌上的空汤钵拿走，可是没能顺利地送到炉子那边，其实炉子离得很近。她身子摇摇晃晃，倒在长凳上了。汤钵从她手里掉下来，落在膝头上，又滑到地上。她发出抽抽搭搭的哭声。

“像是有人在哭吧？”玛克辛问。

玛丽雅哭得更响了。照这样过了两分钟。老太婆站起来，亲自把粥端到桌子上。斯捷潘嗽了嗽喉咙，站起来。

“住嘴！”他嘟哝说。

玛丽雅仍旧在哭。

“我叫你住嘴！”斯捷潘喊道。

“我顶不喜欢听娘们儿嚎！”谢敏大胆地嘟哝说，搔搔他的硬后脑壳，“她哇哇地哭，可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俗语说得好：娘们儿总是娘们儿！要是想哭，就该到院子里去哭个痛快！”

“娘们儿的眼泪好比清水！”玛克辛说，“幸好眼泪用不着花钱买，是白来的。哼，有什么可哭的？哎！别哭了！人家又没把你的斯捷潘抢走！她简直给惯坏了！娇里娇气！快来喝粥！”

斯捷潘弯下腰去凑近玛丽雅，轻轻地打她的胳膊肘。

“喂，你哭什么？住嘴！叫你别哭！哎哎……贱货！”

斯捷潘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玛丽雅躺着的长凳上。大颗亮晶晶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他抹掉脸上的眼泪，在桌旁坐下，开始喝粥。玛丽雅站起来，抽抽搭搭，在炉子另一边坐下，离大家远远的。他们把粥也喝完了。

“玛丽雅，拿克瓦斯来！自己该做的事，自己要知道做，小娘们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也不害臊！”老人叫道，“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玛丽雅从炉子另一边走过来，脸色苍白，泪痕斑斑。她没举眼看人，把大匙递给老人。大匙在众人手里传来传去。谢敏用手接过大匙，在胸前画个十字，喝几口，呛住了。

“你笑什么？”

“没什么。……我是喝呛了。我想起一件可笑的事。”

谢敏就把头往后一仰，咧开大嘴，咯咯地笑起来。

“太太来过了吧？”他斜起眼睛看着斯捷潘，问道，“啊？她都说了些什么？啊？哈哈！”

斯捷潘瞧谢敏一眼，面孔涨得通红。

“她给十五卢布。”老人说。

“真有你的！只要你乐意，她连一百也肯给呢！我说错了就让上帝打死我：她一定肯给！”

谢敏挤挤眼睛，伸个懒腰。

“哎，要是我有这么个娘们儿就好了！”他接着说，“那我就会挤出她的油水来，妖婆！我要榨干她的油水！我要榨……”

谢敏缩起脖子，打一下斯捷潘的肩膀，哈哈大笑。

“说的就是啊，亲人！你太缩手缩脚！我们这种人可不能怕难为情！你这傻子，斯捷潘！唉，什么样的傻子啊！”

“那还用说：他就是傻子！”父亲说。

抽抽搭搭的哭声又响起来。

“你的娘们儿又哭了！可见她吃醋了，她怕胳肢[3]！我可不喜欢听娘们儿哭鼻子。就像拿刀子扎了她似的！哎，娘们儿呀，娘们儿呀！上帝干吗把你们造出来？到底为了什么？谢谢这顿晚饭，诸位可敬的先生！现在要有点酒喝才好，那就能舒舒服服睡一觉，做一场好梦！你那个太太家里，想必不知有多少美酒吧！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你这没心肝的畜生，谢敏！”

斯捷潘说完，叹口气，抱起一床毯子，从小屋走到院子里。谢敏也跟着他走出去。

外边很静，俄罗斯的夏夜安然来临。月亮从遥远的山丘后面升上来。蓬松的浮云镶着银白色边缘，迎着月亮游过去。天边白茫茫，十分宽广，铺满悦目的淡绿色。星光变得微弱，仿佛见了月亮害怕，把微弱的亮光收敛起来似的。夜间的潮气从河里升上来，摩挲人的脸颊，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神甫格利果利的小木房里，时钟连敲九下，声音响得全村都能听见。开酒店的犹太人砰砰响地关上窗子，在店门上方挂一盏污浊的提灯。街上和各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点声音也听不见。……斯捷潘把毯子铺在草地上，在胸前画个十字，躺下去，把胳膊肘垫在头底下。谢敏嗽一嗽喉咙，在他脚旁坐下。

“嗯，是啊……”他说。

谢敏沉默一会儿，设法坐得舒服点，点上小小的烟斗，开口说：

“今天我到特罗菲木那里去过。……喝了啤酒。一共喝了三瓶呢。你想抽烟吗，斯捷巴[4]？”

“不想抽。”

“这烟草挺好。现在有点茶喝就好了！你在太太家里有茶喝吗？茶好吗？一定挺好吧？多半是五卢布一磅的茶叶。有那么一种茶叶，一磅要一百卢布呢。真有那样的。虽说我没喝过，可是我知道。当初我在城里做店员，就见过。……只有太太才喝那种茶叶。单是那股香味就值多少钱啊！我闻过。明天你到太太那儿去吗？”

“躲开我！”

“你生什么气呢？我又没骂你，只不过说说话罢了。用不着生气嘛。可是为什么你不去呢，怪人？我不懂！钱又多，吃的又好，酒呢，想喝多少就有多少。……她的烟，你拿过来就抽，好茶也自管喝。……”

谢敏沉默一会儿，接着说：

“她又长得俊。跟老太婆勾搭上才倒霉，可是跟这个勾搭上，那可是福气！”谢敏啐一口唾沫，沉默一会儿，“这个娘们儿好比一团火！一团旺火！她脖子真好看，那么胖乎乎的。……”

“可要是干坏事，灵魂有罪呢？”斯捷潘忽然翻过身来对着谢敏，问道。

“有罪？哪有什么罪？穷人干什么都没罪。”

“要是干坏事，连穷人也得下地狱。……而且难道我算是穷人？我不是穷人。”

“可是这算是什么罪？是啊，又不是你去勾搭她，是她来勾搭你嘛！你简直是草包！”

“你呢，是强盗，你讲的都是强盗的理。……”

“你这个笨人啊！”谢敏叹道，“真笨！自己有福气，却不懂得消受！你连一点灵性也没有！大概，你的钱多得很呢。……看样子，你不缺钱用。”

“缺钱是缺钱，可是人家的钱我不要。”

“你又不是去偷，那是她亲手拿给你的。不过跟你这个傻瓜有什么可说的！这就像拿豌豆往墙上碰，白费劲。……跟你说话简直是白费唇舌。”

谢敏站起来，伸个懒腰。

“你会后悔的，可是那时候就迟了！从今以后我都不想理你了。你不配做我的弟弟。叫鬼去保佑你吧。……你找你那头蠢母牛去亲热吧。……”

“玛丽雅是母牛？”

“就是母牛。”

“哼。……你就连给这头母牛踩一脚都不配。走开！”

“本来这件事不但对你有好处，而且……对我们也有好处。傻瓜！！”

“走开！”

“走就走。……可惜没有人揍你一顿！”

谢敏转过身去，嘴里打着唿哨，慢腾腾地往小屋走去。大约过了五分钟，斯捷潘附近的青草窸窸窣窣地响起来。斯捷潘抬起头。原来玛丽雅到他这边来了。玛丽雅走到他跟前，站一会儿，在斯捷潘身旁躺下。

“你别去了，斯捷巴！”她小声讲起来，“你别去，我的亲人！她会把你生生地毁了！她，这个该死的，有了那个波兰人嫌不够，还要找你。你别到她那儿去，斯捷巴！”

“你别缠我！”

玛丽雅的泪水像滚烫的小雨点那样滴在斯捷潘的脸上。

“你别毁掉我，斯捷潘！你别让你的灵魂担上罪名。你要专爱我一个人，不要去找别人！上帝把我许配给你，那你就跟我一块儿过。我是孤儿啊。……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躲开我！啊……恶魔！我已经说过我不去了！”

“就是嘛。……你可别去，亲爱的！我已经怀孕了，斯捷巴。……孩子不久就要生下来。……你别丢下我们，上帝会惩罚你的！公公和谢敏一心要打发你到她那儿去，你可别去。……你别听他们的。……他们是野兽，不是人。”

“你去睡吧！”

“我去睡，斯捷巴。……我去睡。”

“玛丽雅！”玛克辛的声音响起来，“你在哪儿呀？来，婆婆叫你！”

玛丽雅跳起来，理理头发，往小屋那边跑去。玛克辛慢腾腾地往斯捷潘这边走过来。他已经脱掉外边的衣服，只剩下内衣，看上去像是死尸。月光在他秃顶上闪烁，照亮他那对茨冈般的眼睛。

“你是明天还是后天到太太那儿去？”他问斯捷潘说。

斯捷潘没答话。

“要是去的话，就明天去，而且要早点。恐怕那些马一直没有刷洗过。不过你别忘了她答应给十五卢布。只给十卢布，那你就不干。”

“我再也不去了。”斯捷潘说。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不想去。……”

“到底是什么缘故？”

“您自己也知道嘛。”

“哦。……小心，斯捷巴，可别逼得我到老了还要打你一顿！”

“您打吧。”

“能这样回答爹妈的话吗？你这是在回答谁？你可要小心！嘴巴上的奶还没干呢，就跟父亲顶嘴。”

“我不去，就是这么回事！您常到教堂里去，可是您却不怕犯罪。”

“傻瓜，我正打算让你分家另过！那要不要造新房子呢？你说要不要？那么木材去找谁要？恐怕只有向斯特烈尔契哈[5]要吧？还有，钱去向谁借？要不要向她借？她又会给你木材，又会给你钱。她会赏给你的！”

“让她去赏给别人好了。我不要。”

“我要抽你一顿！”

“那就抽吧！抽吧！”

玛克辛笑一笑，把胳膊伸出去。他手里有根鞭子。

“我要抽你，斯捷潘。”

斯捷潘翻过身去，做出人家在妨碍他睡觉的样子。

“那么你不去？你真是这么说的？”

“真的。要是我去，就叫上帝活活把我打死。”

玛克辛就举起胳膊。斯捷潘顿时感到肩膀上和脸颊上一阵剧烈的疼痛。斯捷潘像疯子一样跳起来。

“别打，亲爹！”他叫起来，“别打了！听见没有？你别打！”

“那怎么样？”

玛克辛沉吟一下，又抽斯捷潘。他抽了三下。

“你父亲吩咐你的话，你得听！要你去，你就去，混蛋！”

“别打了！听见没有？”

斯捷潘放声痛哭，一下子倒在毯子上。

“我去！好！我去。……不过你要记住！你会后悔！你会诅咒这件事！”

“好吧。反正你去是为你自己，又不是为我。要造新房子的是你，不是我。我说过要抽你，我就抽了。”

“我……我去！不过……不过你会想起这根鞭子的！”

“好吧。你吓唬我吧。看你还对我说什么！”

“好。……我去。……”

斯捷潘不再痛哭，翻过身去，脸朝下，小声抽泣着。

“你把肩膀耸个不停！哭鼻子了！那你就多哭一会儿吧！明天你早点去。你先支一个月工钱。还有，你已经上过四天工，那四天的工钱也要领。那点钱足够给你的母马买块头巾用。你不要因为挨了鞭子而生气。我是爹。……我想打就打，想饶就饶。就是嘛。……你睡吧！”

玛克辛摩挲一阵胡子，转过身往小屋那边走去。斯捷潘好像听见玛克辛一走进小屋就说：“我抽了他一顿！”接着传来谢敏的笑声。

格利果利神甫的小木房里，一架走了音的钢琴发出哀怨的琴音：每到八点多钟，他的女儿照例要练琴。安静而奇怪的琴声传遍整个村子。斯捷潘站起来，翻过篱墙，顺着街道走下去。他走到河边。河水亮晃晃的，像是水银。水面上映着天空以及月亮和星斗。四下里是坟墓般的寂静。没有一样东西动一下。只有一只蟋蟀偶尔叫几声。……斯捷潘在河岸上坐下，下边就是河水。他用拳头支住头。种种阴郁的思想，一个接着一个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

河对面，有些高大、匀称的杨树耸立着，把地主家的花园团团围住。地主家窗户里的灯光，从树木之间射过来。太太大概还没睡。斯捷潘坐在岸上，不住思忖，一直到河面上开始有燕子飞翔，他才站起来，那时候照着河水的已经不是月亮，而是正在升上来的太阳了。他站起来，用河水洗了洗脸，面对东方祷告一阵，然后迈开坚决的步伐，沿着河岸，很快地向浅滩走去。他蹚水走过不深的浅滩，朝着地主家的院子走去。……

二

“斯捷潘来了吗？”叶连娜·叶果罗芙娜第二天醒来，问道。

“来了！”使女回答说。

斯特烈尔科娃微微一笑。

“啊啊……很好。现在他在哪儿？”

“在马房里。”

太太从床上跳下地，赶紧穿好衣服，走到饭厅里去喝咖啡。

斯特烈尔科娃外貌还年轻，比她的岁数少俊。只有她那对眼睛露出破绽，说明她已经活过女人一生当中的好岁月，年纪已经三十开外了。她那对眼睛是栗色的，深不可测，带着不相信人的眼神，与其说是女人的，倒不如说是男人的眼睛。她生得不美，可是能招人喜欢。她脸庞丰满，讨人喜爱，健康。谢敏讲起过的她那脖子，以及她的胸部，都挺好看。倘使谢敏知道美丽的小脚和小手的价值，那他一定也不会绝口不提女地主的小脚和小手。她周身的装束素雅而轻飘，是夏季服装。她的头发梳成极简单的款式。斯特烈尔科娃为人懒散，不喜欢为梳妆忙碌。她所住的庄园，原是她哥哥的。她哥哥是单身汉，住在彼得堡，很少想到自己的庄园。她自从同丈夫分手后，一直住在庄园上。她丈夫斯特烈尔科夫上校是很正派的人，也住在彼得堡，很少想念他的妻子，甚至还不如她哥哥想念他的庄园。她和丈夫共同生活还没满一年就分开了。婚后二十天，她就对他变心，有外遇了。

斯特烈尔科娃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吩咐人去叫斯捷潘来。斯捷潘来了，在门口站住。他脸色苍白，头发也没梳，两眼的神情像是被捉住的狼：愤恨而阴沉。太太瞟他一眼，微微脸红了。

“你好，斯捷潘！”她一面说，一面给自己斟上咖啡，“劳驾，你说说看，你这搞的是什么把戏？为什么你走掉了？你干了四天活，就走掉了。你没说一声就自管走了。你应当先说一声才对！”

“我说过了。”斯捷潘没好气地说。

“向谁说的？”

“向费里克斯·阿达梅奇。”

斯特烈尔科娃沉默一会儿，问道：

“你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斯捷潘，你答话呀！我在问你！你生气了吗？”

“要是您没说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走掉。我是来管马的，不是来……”

“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提了。……你没听懂我的话，就是这么回事。你不应当生气。我并没说什么了不得的话。即使我说过些你认为可气的话，那你……那你……是啊，我毕竟是……我有权利说几句多余的话嘛。……嗯。……我给你加工钱了。我希望，从今以后你我之间不会再发生什么误会。”

斯捷潘转过身子，走回去。

“等一下，等一下！”斯特烈尔科娃止住他说，“我还没把话说完。你听着，斯捷潘……我这儿有一身新的马车夫衣服。你拿去穿上吧，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些衣服都要不得。我这儿的一身很漂亮呢。……回头我打发费多尔给你送去。”

“是。”

“你的脸色多么难看。……你心里还不痛快吗？难道能生这么大的气？得了，别这样。……反正我又没怎么样。……往后你会在我这儿过得挺好。……你会样样都满意的。你别生气了。……你不生气了吧？”

“难道我们这种人能生气吗？”

斯捷潘摇一下手，巴着眼睛，扭过脸去。

“你怎么了，斯捷潘？”

“没什么。……难道我们能生气吗？我们不能生气。……”

太太站起来，做出忧虑的脸色，走到斯捷潘跟前。

“斯捷潘，你……你哭了？”

太太拉住斯捷潘的衣袖。

“你怎么了，斯捷潘？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是谁欺负你了？”

太太的眼眶里涌上泪水。

“你说呀！”

斯捷潘摇一下手，使劲巴眼睛，哇的一声哭了。

“太太！”他喃喃地说，“我往后会爱你。……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答应就是！不过，你任什么东西都别给他们，那些该死的！一个小钱也别给，一块小木片也别给！我样样都答应！我把我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好了，不过你任什么东西都别给他们！”

“给谁？”

“我父亲和哥哥。一块小木片也别给他们！让他们活活地气死才好，这些该死的！”

太太微微一笑，擦干眼泪，大声笑起来。

“好，”她说，“行，你走吧！我马上就打发人把你的衣服给你送去。”

斯捷潘走出去。

“他那样傻，这多好呀！”太太暗自想道，瞅着他的后影，欣赏他那副极宽的肩膀，“他倒省了我的事，免得我对他表白了。……他倒先提起‘爱情’了。”

临到天色将近黄昏，西下的夕阳把天空染成紫红色，给大地涂上金黄色，斯特烈尔科夫家的那些马就从村子里出来，在长得看不见尽头的草原大道上，像发疯似的朝着遥远的地平线急驰而去。……带弹簧的四轮马车颠动得像小皮球一样，一路上无情地压断那些向着大道垂下沉重的穗子的黑麦。斯捷潘坐在赶车座位上，发狂地用鞭子抽马。看样子，他像是竭力要把缰绳扯断成一千截似的。他装束得颇为体面。看得出来，他这身打扮是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的。价钱不小的丝绒和红布裹紧他强壮的身体。他胸前挂着一串表链，上面有些表坠。皮靴的靴腰用最地道的鞋油擦亮。车夫帽上插着孔雀毛，帽子几乎像是没碰到他卷曲的金发。他脸上现出麻木的顺从神情，同时又露出怒不可遏的疯狂神情，害得那些马吃尽苦头。……太太在四轮马车上坐着，让四肢舒服地摊开，用宽阔的胸膛吸进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她脸颊上现出青春的红晕。……她感到她在享受生活。……

“真好，斯捷巴！真好啊！”她叫道，“使劲抽马！叫它快跑！快得像风一样！”

要是车轮轧着石头，石头就会迸出火星来。……村子离他们越来越远。……农民的小屋不见了，地主家的谷仓不见了。……不久，连钟楼也看不见了。……最后，村子变成一条烟雾迷蒙的长带，淹没在远方。可是斯捷潘仍然赶马，赶个不停。他一心想远远地离开他极其害怕的罪孽。可是，不行，罪孽就坐在他肩膀后面，坐在马车上。斯捷潘躲也躲不开。这天傍晚，草原和天空做了他出卖灵魂的见证。

十点多钟，马在回去的路上奔驰起来。拉边套的马瘸了腿，辕马周身布满泡沫。太太在马车的角落里坐着，把身子蜷缩在斗篷里，眼睛半睁半闭。她唇边露出满足的笑容。她呼吸得那么轻松，那么自在！斯捷潘一面赶车，一面却在暗想：他就要死了。他头脑里空洞而昏沉，苦闷咬啮他的心。

每天傍晚，那些刷洗干净的马总要从马房里牵出来。斯捷潘把它们套在四轮马车上，赶着车往花园旁门走去。眉开眼笑的太太就从旁门里走出来，坐上马车，于是疯狂的奔驰开始了。这样的奔驰没有一天躲得开。说来也是斯捷潘倒霉，他命中注定连一个阴雨连绵而不能乘车外出的傍晚也没遇上。

有一次，斯捷潘赶车外出，从草原上回来后，走出院子，沿着河岸溜达一下。他头脑里照例昏昏沉沉，一点思想也没有，心里苦闷极了。夜色又美又安静。清淡的香气在空中飘荡，温柔地抚摸他的脸。斯捷潘想起了村子，它就在河对面，黑糊糊的一片，近在他的眼前。他想起小屋、菜园、他的马，想起那条又长又宽的凳子，他同他的玛丽雅一块儿在那上面睡过，觉得极其舒服。……想到这儿，他痛苦得难忍难熬。……

“斯捷巴！”他听见一个轻微的声音叫他。

斯捷潘回头看一眼。原来玛丽雅朝他走过来了。她刚刚蹚水过滩，手里提着鞋。

“斯捷巴，你为什么离家走了？”

斯捷潘茫然看着她，然后扭过脸去。

“斯捷巴，你把我这个孤儿撇给谁呀？”

“躲开我！”

“要知道，上帝会惩罚你，斯捷巴！你会遭到惩罚的！上帝会叫你来不及行忏悔礼[6]就一下子死掉。你记住我的话！当初特罗菲木大爷跟兵的妻子一块儿过，后来他是怎么死的，你记得吗？求主保佑人不要那样死掉才好！”

“你干吗缠住我？哎……”

斯捷潘往前迈出两步。玛丽雅伸出两只手揪住他的外衣。

“要知道，我是你的妻子，斯捷潘！你不能就这样丢开我！斯捷巴！”

玛丽雅放声痛哭。

“亲人呀！我情愿给你洗脚，喝掉你的洗脚水！咱们回家去吧！”

斯捷潘挣脱玛丽雅的手，举拳打她。他是出于无意，心里痛苦才打她的。不料一拳恰好打在她肚子上。玛丽雅叫一声哎呀，捧住肚子，在地上坐下。

“哎哟！”她哀叫道。

斯捷潘巴眼睛，举起两个拳头抵住他的双鬓，头也不回地往院子里走去。

他回到马房里，倒在长凳上，拿起枕头来压在头上，死命咬他那只打人的手。

这时候，太太坐在她的寝室里，用纸牌占卦，算一算明天傍晚的天气好不好。纸牌说，天气会很好。

三

尔热威茨基那天晚上在邻居家里做客，一清早坐着马车回家去。太阳还没升上来。那是早晨四点钟光景，不会更迟。尔热威茨基的头脑里乱哄哄的。[7]他赶着马车，身子微微有点摇晃。他有一半的路程要穿过树林走。

“出了什么鬼事？”他赶着马车往他做总管的庄园驰去，暗自想道，“好像有人在砍树！”

树木的砍伐声和树枝的折裂声，从树林深处传到尔热威茨基耳朵里来。尔热威茨基尖起耳朵，想了想，嘴里骂着，笨手笨脚地从那辆供快跑用的轻便马车上下来，往树林深处走去。

谢敏·茹尔金正坐在地上，用斧子砍绿树枝。他身旁躺着三棵已经砍倒的赤杨树。旁边有一匹马套在大板车上，正在吃草。尔热威茨基看见了谢敏。他的酒意和睡意顿时消散。他脸色发白，往谢敏跟前跑过去。

“你这是干什么？啊？”他叫道。

“你这是干什么？啊？”回声接应道。

可是谢敏什么话也没回答。他点上烟斗，继续干他的活。

“我问你，混蛋，你在干什么？”

“难道你没看见？莫非你瞎了眼？”

“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是说：你给我走开！”

“什么？什么？什么？”

“你走开！用不着大嚷大叫的。……”

尔热威茨基涨红脸，耸起肩膀。

“好家伙！你怎么敢这样？”

“我就是敢。你算是什么东西？我才不怕呢！你们这种人多的是！要是见着每个人都巴结，那可太费事了。……”

“你怎么敢砍树？这树是你的？”

“也不是你的呀。”

尔热威茨基举起短马鞭，不过这时候谢敏也对他举起斧子，他才没打下去。

“你知道，坏蛋，这是谁家的树林？”

“我知道，地主家的！这是斯特烈尔契哈的树林，我会跟斯特烈尔契哈说。这是她的树林，她问话，我来回答。可你算是什么东西？听差！奴才！我不认识你。你这个过路的，走你的路吧！走！”

谢敏把烟斗在斧子上敲几下，冷冷地一笑。

尔热威茨基跑到轻便马车那儿，用缰绳抽马，箭也似的飞奔到村子里去。在村子里他找到几个见证，带着他们坐上马车，直奔犯罪地点。见证正好碰上谢敏在干活。局面顿时热闹起来。村长啦，副村长啦，文书啦，乡村警察啦，都来了。他们写了好几份公文。尔热威茨基签了名，也叫谢敏签上名。谢敏一个劲儿地冷笑。……

中饭前，谢敏去见太太。太太已经知道砍伐树木的事。他没问候一声，一开口就说这种日子没法过，说波兰人打他，说他只砍了三棵小树，等等。

“可是你怎么敢砍别人的树？”太太冒火了。

“他专门整人，”谢敏嘟哝道，欣赏着太太面红耳赤的样子，一心巴望着无论如何也要给波兰人吃点苦头，“不管你说什么，他就动手打人！难道这能行吗？而且他老是打人的脸！这可不行。……我们到底也是人嘛。”

“我问你，你怎么敢砍我的树？坏蛋！”

“他对您胡说，太太！我，确实……砍过树。……我承认。……可是他凭什么打人！”

地主的血在太太身上奔腾起来。她忘记谢敏是斯捷潘的哥哥，忘记她的好教养，忘记世上的一切，举手就打谢敏一耳光。

“你马上带着你那副乡巴佬的嘴脸给我滚！”她叫道，“滚出去！立刻给我滚！”

谢敏心慌意乱。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会出这样的丑。

“再见！”他说，深深地叹口气，“这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呢！”

谢敏嘟嘟哝哝，走出去了。他只顾走到外面去，甚至忘记戴上帽子。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玛克辛来见太太。他拉长脸，眼神阴沉。从他的脸容可以看出他到这儿来是要说些顶撞的话，或者干一件放肆的事。

“你有什么事？”太太问。

“您好！我，太太，一多半是想求您点事。您给点木材才好，太太。我想给斯捷潘造小木房，可又缺木料。您给点木头就好了。”

“那有什么关系？行啊。”

玛克辛脸色开朗了。

“要造小木房，可又缺木料。这可是再糟也没有的事了！坐下来想吃白菜汤，可是偏偏又没有白菜汤。嘻嘻。……我想要点小木板，薄板子。……刚才谢敏说了些顶撞的话。……您千万别生气，太太。傻瓜终究是傻瓜。他那点傻气还没从他脑子里出去呢。没一点灵性。他就是那种人嘛。那么，太太，您答应我们去砍树了？”

“去吧。”

“那么您费心跟费里克斯·阿达梅奇说一声。求上帝保佑您健康！那斯捷巴就有房子住了。”

“不过我要的价钱很贵，茹尔金！你知道，木材我是不卖的，我自己要用，我要卖的话，那就贵了。”

玛克辛的脸拉长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第一，要出现钱买；第二……”

“要出钱买，那我不要。”

“那你要怎么样？”

“您知道我要怎么样。……您心里有数。如今庄稼汉哪有钱？就连一个小钱也没有。”

“我不能白给。”

玛克辛把帽子捏在拳头里，开始看天花板。

“您这话是认真说的？”他沉默一会儿，问道。

“认真说的。你还有话要说吗？”

“我有什么说的呢？木材您不给，那我何必再跟您多说呢？再见。可是，您不该不给木材。……您会后悔的。……我倒无所谓，可您会后悔的。……斯捷潘在马房里吗？”

“不知道。”

玛克辛意味深长地瞧一下太太，嗽了嗽喉咙，迟疑一下，走出去。他气得浑身肌肉发紧。

“原来你是这么个娘们儿，骗子手！”他暗自想着，往马房走去。这时候，斯捷潘正坐在马房里的长凳上，懒洋洋地给站在他面前的马刷洗身子。玛克辛没有走进马房，在门口站住。

“斯捷潘！”他说。

斯捷潘没答话，也没看他父亲一眼。那匹马摇晃了一下。

“你打点一下回家去！”玛克辛说。

“我不想去。”

“难道你能对我说这种话？”

“既然我说了，那就可见能说。”

“我叫你回去！”

斯捷潘跳起来，把马房的门对着玛克辛的鼻子砰的一声关上。

傍晚，村子里一个男孩跑到斯捷潘这儿来，告诉他说，玛克辛把玛丽雅赶出家门，弄得玛丽雅不知道该到哪儿去过夜了。

“她现在坐在教堂旁边哭呢，”小男孩讲道，“她身旁围上一群人，都在骂你。”

第二天一清早，地主家的人还在睡觉，斯捷潘却穿上他那身旧衣服，走回村子里去。教堂在敲钟，召唤人们去做弥撒。那是星期日早晨，明亮而欢畅：但愿人们都能活着，高高兴兴才好！斯捷潘路过教堂，茫然看一眼钟楼，迈步向酒店走去。不幸的是酒店比教堂开得早。他走进酒店，柜台旁边已经有人在喝酒了。

“白酒！”斯捷潘命令道。人家就给他斟满一杯白酒。他喝下去，坐一会儿，然后又喝。斯捷潘喝得醉醺醺，开始请别人喝。一场热闹的狂饮开始了。

“你在斯特烈尔契哈家里挣很多工钱吧？”西多尔问。

“该挣多少就挣多少。你喝吧，蠢驴！”

“这是好事。为假日干一杯，斯捷潘·玛克辛梅奇！为星期日干杯！可是您怎么不喝呀？”

“我……我喝。……”

“那很好。……这种事，老实说，是很不坏，很迷人的，斯捷潘·玛克辛梅奇！是啊。……那么容我问您一句，您挣十卢布的工钱吧？”

“哈哈！难道做老爷的能靠十卢布过日子？你这是什么话？他挣一百哪！”

斯捷潘看一看说话的人，认出他就是谢敏哥哥。谢敏坐在墙角里长凳上喝酒。从谢敏身后探出教堂诵经士玛纳富伊洛夫的醉脸，极其恶毒地微笑着。

“容我问您一句，老爷，”谢敏脱下帽子说，“太太的马好不好？您喜欢吗？”

斯捷潘沉默地给自己斟上白酒，沉默地喝下去。

“大概很好吧，”谢敏接着说，“只是可惜，没有马车夫。没有马车夫可就有点那个了。……”

玛纳富伊洛夫走到斯捷潘跟前，摇晃着头。

“你……你……是猪！”他说，“猪！你不觉得这是造孽？诸位正教徒啊！他不觉得这是造孽！可《圣经》里是怎么写的，啊？”

“躲开我！傻瓜！”

“傻瓜。……你才聪明！你做了马车夫，可是不管马。嘻嘻。……她也给您咖啡喝吧？”

斯捷潘抡开胳膊，把酒瓶砸在玛纳富伊洛夫的大头上。玛纳富伊洛夫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他接着说：

“爱情！这是多么好的感情呀。……哎哎……可惜就是没法办喜事成亲。要不然，就当上老爷了！乡亲们，他会变成挺不错的一位老爷呢！又严厉，又聪明！”

接着是哄堂大笑。斯捷潘抡开胳膊，把酒瓶又砸在同一个脑袋上。玛纳富伊洛夫的身子摇晃一下，这回倒在地上了。

“你为什么打人？”谢敏喊着，往弟弟那边扑过去，“你先办了喜事再来打人！乡亲们，他凭什么打人？你凭什么打人，我问你？”

谢敏眯细眼睛，抓住斯捷潘胸口的衣服，一拳打在他心窝上。玛纳富伊洛夫爬起来，伸出长手指头在斯捷潘的眼前摇来摇去。

“乡亲们！打人了！真的，打人了！快上手啊！”

酒店里人声嘈杂。谈话声夹杂着哄笑声。

酒店门口围上来一群人。斯捷潘揪住玛纳富伊洛夫的衣领，把他抛到门外。诵经士嘴里尖叫着，身子像球似的滚下台阶。哄笑声更响了。人们把酒店挤得满满的。西多尔与这件事不相干，却也插上一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朝着斯捷潘背上打一拳。斯捷潘抓住谢敏的肩膀，把他摔出门外。谢敏一头撞在门框上，踉踉跄跄跑下台阶，汗湿的脸扑在尘土里。他弟弟跑到他跟前，踩着他的肚子又蹦又跳。他跳得那么用劲，那么解恨，那么高。他跳了很久。

钟楼上敲响赞美歌《应当》的乐声。斯捷潘往四下里看。他四周净是一张张笑脸，一张比一张醺醉而欢乐。那些脸好多呀！谢敏从地上爬起来，蓬头散发，血迹斑斑，捏紧拳头，脸容凶恶得像野兽。玛纳富伊洛夫躺在尘土里，不住地哭。灰尘眯了他的眼睛。在斯捷潘周围，鬼才知道出了什么样的事！

斯捷潘打个冷战，脸色发白，像疯子一样拔腿就跑。人们在后面追他。

“抓住他！抓住他！”人们在他身后喊道，“揪住他！打死他！”

斯捷潘不禁心惊胆战。他觉得人家要是追上他，就一定会打死他。他跑得更快了。

“抓住他！揪住他！”

他自己也没注意就跑到神甫家里。大门敞开着，两扇门让风吹得摇摇晃晃。……他跑进院子里。

他的玛丽雅正坐在离大门三步远的一堆刨花和木屑上。她把两条腿盘在身子底下，向前伸出两条软弱无力的胳膊，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地面。一看到玛丽雅，斯捷潘的兴奋而迷醉的头脑里忽然闪过一个光明的想法。……

从此地跑掉吧，带着这个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的、受尽委屈的、他所热爱的女人，跑到远方去吧。躲开这些恶棍，跑到远方去，比方说跑到库班去。……库班多么好呀！要是相信彼得舅舅信上的那些话，那么库班草原是多么神奇的广阔天地呀！不但那儿的生活畅快，夏季也长，人也勇敢。……他们，斯捷潘和玛丽雅，在最初一段时期不妨去做雇工谋生，以后就耕种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地。在那儿，他们不会再同头顶光秃而且生着茨冈般的眼睛的玛克辛打交道，也不会再同醉醺醺地冷笑的谢敏打交道。……

他带着这个想法走到玛丽雅跟前，在她面前站住。……可是他由于喝醉酒而头晕，眼睛里闪着五颜六色的斑点，周身感到酸痛。……他的两条腿站不稳了。……

“到库班去……那个……”他勉强说出口，感到他的舌头失去说话能力了。……“到库班去……找彼得舅舅。……知道吗？他来过信。……”

可是这办不到了！库班化成一股风，飞得无影无踪。……玛丽雅抬起恳求的眼睛，瞧着他苍白而神志不清的脸，那早已披散下来的头发把脸盖住了一半。她站起来。……她的嘴唇开始颤抖。……

“是你，强盗？”她哭道，“是你吗？大概，你这张脸是在酒店里给人打出血了吧？该死的东西！你这个害人精！你吸干我心里的血，等你到那个世界，巴不得叫你也受受这种罪，混蛋！你活活要了我这个孤儿的命！”

“住嘴！”

“凶神恶煞！你们一点也不怜惜基督徒的灵魂！你们坑害所有的人，强盗！……你是杀人的凶手，斯捷巴！圣母会惩罚你！你等着就是！为这件事不会白白放过你！你当是只有我一个人受苦？你想错了。……你也照样要受苦。……”

斯捷潘开始巴眼睛，身子摇晃一下。

“住嘴！别说了，看在基督面上！”

“醉鬼！我知道你拿谁的钱去喝酒。……我知道，强盗！你是高兴了才去喝酒吧？大概你快活得很吧？”

“闭嘴！玛丽雅！别说了……”

“你来干什么？你要怎么样？你是来夸耀一番？用不着你夸耀，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昨天差不多整整一天大家都拿你的事挖苦我，该死的。……”

斯捷潘跺了跺脚，摇晃一下身子，闪着两只发光的眼睛，用胳膊肘碰了碰玛丽雅。

“叫你住嘴！不要撕扯我的心了！”

“我偏要说！你要打人吗？好吧。……给你打。……你来打这个孤儿吧。反正一样。……我还能指望你疼我？你自管打吧。……把我打死好了，强盗！你还要我干什么？你有太太了。……她有钱。……她长得漂亮。……我是个粗人，她是个贵族。……你怎么不动手打呀，强盗？”

斯捷潘抡起胳膊，用尽全力，一拳打在玛丽雅气得变了样的脸上。这醉醺醺的一拳，恰好打在她的太阳穴上。玛丽雅身子一摇晃，没发出一点声音，就倒在地上。她正倒下去，斯捷潘又给她当胸一拳。

丈夫弯下腰去凑近他妻子的温热然而已经死亡的身体，昏花的眼睛瞧着她极其痛苦的脸，他什么也不明白，在死尸旁边坐下。

太阳已经升到小屋上面，火一般地晒着。风都变热了。浑身发抖的人群密密层层地围住斯捷潘和玛丽雅，炎热的空气里弥漫着使人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人们看啊看的，明白这儿出了人命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斯捷潘睁着昏花的眼睛打量人群，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嘴里嘟哝着，前言不搭后语。谁也没动手捆绑斯捷潘。玛克辛、谢敏、玛纳富伊洛夫在人群里站着，彼此挨紧。

“他为什么打死她？”他们问道，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

他母亲跑过来，号啕大哭。

有人把所发生的事报告太太。太太叫一声哎呀，抓起小酒精瓶闻一下，然而并没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可怕的人呀！”她小声说，“哎，什么样的人呀！坏蛋！好吧！我要拿出点颜色来给他们看看！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我是个什么人。”

尔热威茨基走来安慰太太。他把太太安慰好，就重新占据他原来的位子，而那个位子本来已经由朝三暮四的太太从他那儿夺走，让给斯捷潘了。那个位子又有油水又温暖，对他来说是极其适当的。一年总有十次，他让人从这个位子上挤走，不过每次人家都对他付出了赔偿。他们付出的代价可不小呀。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意谓“一点小事就受不住了”。

[4] 斯捷潘的小名。

[5] 女地主斯特烈尔科娃这个姓在农民中的俗称。

[6] 基督徒在病死前照例要请教士来行忏悔礼。“来不及行忏悔礼”，在此指“不得好死”。

[7] 指他隔夜的醉意还没全消。

活商品

献给费·费·波普多格洛

一

格罗霍尔斯基抱住丽扎，吻遍她所有的小手指头，那些手指上的粉红色指甲都已经由她用牙齿啃坏了。然后他把她放在蒙着便宜的丝绒的躺椅上。丽扎躺下去，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把两只手垫在脑后。

格罗霍尔斯基挨着她在椅子上坐下，弯下腰去凑近她。他全神贯注地瞅着她。

在夕阳的光辉照耀下，他觉得她多么俊俏啊！

从窗口望出去，金黄的落日微微带点紫红色，可以完全看清楚。

落日那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照亮整个客厅和丽扎，一时间给所有的东西都镀上了金黄色。

格罗霍尔斯基看得入迷了。丽扎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美人。不错，她那张小小的猫脸配上栗色的眼睛和翘起来的小鼻子，挺娇嫩，甚至撩人的心，她那稀疏的头发黑得跟煤烟一样，卷曲着，她那小小的身体优雅，灵活，匀称，好比一条电鳗，不过总的说来……然而，还是把我的审美口味放在一边的好。格罗霍尔斯基素来为女人所宠爱，他这一辈子所爱过和断绝过的女人已经有百把个，可是他认为她是美人。他爱她，而盲目的爱情是到处都会找到理想的美的。

“你听我说，”他直勾勾地瞧着她的眼睛，开口说，“我来找你商量事情，我的美人。爱情是不能忍受任何不明确和不固定的情况的。……我指的是不明确的关系，你要知道。……我昨天已经对你说过，丽扎。……我们今天就来努力决定昨天提出的问题吧。好，我们来共同解决。……应该怎么办呢？”

丽扎打个呵欠，用力皱起眉头，从脑后抽出右手来。

“应该怎么办呢？”她把格罗霍尔斯基的话重复一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嗯，是啊，应该怎么办呢？你来解决吧，聪明的小脑袋。……我爱你，而一个热爱着的人是不能跟外人平分爱情的。他比利己主义者还要利己主义。我可不能跟你的丈夫分享爱情。我一想到他也爱你，就在心里把他撕成粉碎。第二，你爱我。……对爱情来说，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充分的自由。……可是难道你自由吗？你想到老是有那么一个人压在你心上，难道会不觉得难受？况且那个人又不是你所爱的人，说不定你还憎恨那个人，而这是极其自然的。……这是第二。……那么第三……第三是什么来着？啊，我想起来了。……那就是我们在欺骗他，这是……不正直的。真诚第一，丽扎。丢开虚伪！”

“是啊，那该怎么办呢？”

“这你猜得出来。……我认为你必须，而且义不容辞地对他说明我们的关系，离开他，去过自由的生活。这前后两件事都应当尽快办到才对。……比方说，哪怕今天傍晚，你就……可以跟他说穿。……这件事也该了结了。……这样偷偷摸摸地谈情说爱，难道你就不嫌厌烦？”

“说穿？对万尼亚说穿？”

“嗯，是啊！”

“那可不行！昨天我就对你说过，米谢尔，那不行！”

“为什么呢？”

“他会生气，大嚷大叫，闹出各式各样不愉快的事来。……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求上帝保佑，可别这么办！不能跟他说穿！亏你想得出！”

格罗霍尔斯基举起手来摩挲额头，叹口气。

“是啊，”他说，“他还不止是生气呢。……要知道，我把他的幸福夺走了。他爱你吗？”

“爱。很爱。”

“这又是麻烦事！真不知道这件事该怎样着手。瞒住他吧，那是卑鄙的，可要是对他说穿，又无异于要他的命。……鬼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该怎么办呢？”

格罗霍尔斯基沉思了。他那苍白的脸上满是愁容。

“我们就老是照现在这样过下去算了，”丽扎说，“要是他想知道这件事，就由他自己撞破好了。”

“可是要知道，这样做……这样做不但是造孽，而且是……话说回来，你是我的，谁也没有权利认为你不属于我而属于别人！你是我的！我可不能把你让给别人！……我怜惜他，上帝看得见，我多么怜惜他，丽扎！我一看见他，心里就痛苦！可是……可是，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是不爱他吗？那你何苦守着他受罪呢？非说穿不可！我们跟他说穿了，就一块儿到我家里去。你是我的妻子，不是他的妻子。他要怎么样就随他怎么样吧。他好歹总能熬过这种愁苦。……他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1]……你肯逃跑吗？啊？快点说！你肯逃跑吗？”

丽扎站起来，用疑问的目光瞧着格罗霍尔斯基。

“逃跑？”

“嗯，是啊。……跑到我的庄园上去。……然后再到克里米亚去。……我们可以写信给他说穿这件事。……不妨今天晚上就走。坐一点半钟的那班火车。啊？好吗？”

丽扎懒洋洋地搔着鼻梁，沉思不语。

“好。”她说，然后就……哭了。

她的小脸蛋上泛起小块的红晕，小眼睛肿起来，然后泪水顺着小小的猫脸淌下来。……

“你哭什么？”格罗霍尔斯基心神不定地问，“丽扎！你怎么了？啊？干吗哭呀？你这个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亲爱的！我的小亲亲！”

丽扎对格罗霍尔斯基伸出两只手去，搂住他的脖子。她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可怜他……”丽扎喃喃地说，“啊，我多么可怜他！”

“可怜谁？”

“可怜万……万尼亚。”

“我就不可怜他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会惹得他痛苦。……他会痛苦，会咒骂。……可是我们彼此相爱，这能怪我们吗？”

说完这话，格罗霍尔斯基就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从丽扎身边跳开，在圈椅上坐下。丽扎丢开他的脖子，很快地，转眼间就在躺椅上坐下了。

他俩满脸通红，低下眼睛，开始咳嗽。

原来有人走进客厅里来了，这个人高身量，宽肩膀，年纪三十岁左右，穿着文官制服。他不声不响地走进来了。可是他走进门口，碰响一把椅子，这才使得那对情人知道有人来了，回头看一眼。来人就是丽扎的丈夫。

他们虽然赶紧回过头去看一眼，可是已经迟了。那个人已经看见格罗霍尔斯基抱住丽扎的腰，已经看见丽扎搂住格罗霍尔斯基的贵族气派的白脖子。

“他看见了！”丽扎和格罗霍尔斯基不约而同地暗自想道，竭力把他们忽然沉重起来的手和困窘的眼睛掩藏起来。……

那个丈夫呆若木鸡，绯红的脸顿时惨白了。

痛苦的、奇怪的、扰乱人心的沉默持续了三分钟。啊，那三分钟！格罗霍尔斯基直到现在还记得。

头一个走动起来，打破沉默的是丈夫。他走到格罗霍尔斯基跟前，脸上做出毫无意义而又近似笑容的怪相，向那人伸出一只手去。格罗霍尔斯基轻轻地握一下那只柔软而冒汗的手，周身打个哆嗦，仿佛他拳头里捏着冰凉的癞蛤蟆似的。

“您好。”他喃喃地说。

“您身体好吗？”丈夫说，声音沙哑，低得几乎听不见。他在格罗霍尔斯基对面坐下，不住地整理他脑后的衣领。……

痛苦的沉默又来了。……不过这次沉默不那么尴尬。……那头一步，最困难、最暧昧不明的一步，已经过去了。

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是这两个人应当找一个借口去取火柴，或者去干点别的什么小事而退场。他俩都巴不得赶快走掉了事。他们坐在那儿，谁也不看谁，揪着自己的胡子，极力在乱哄哄的头脑里找出个办法来摆脱这种非常别扭的处境。两个人都出汗了。两个人都痛苦得受不了，两个人都满腔愤恨。他们恨不得扭打一场，可是……该怎样动手呢，该谁头一个动手呢？但愿她走出去才好！

“昨天我在俱乐部里看见您了。”布格罗夫（丽扎的丈夫的姓）喃喃地说。

“我到那儿去过……是去过。……您跳舞了吗？”

“嗯……跳舞了。我跟那个……跟留科茨基家的小女儿一块儿跳的。……她跳得很笨。……跳得再糟也没有了。她倒是聊天的能手，”他顿一顿，“她讲个没完没了。”

“是啊……那很乏味。我也看见你们了。……”

格罗霍尔斯基无意中看布格罗夫一眼。……他的眼睛遇上被欺骗的丈夫那种迷茫的目光，他受不住了。他很快地站起来，很快地抓住布格罗夫的手握一下，拿起帽子，往门口走去，感到他的后背很不自在。他觉得有千百只眼睛盯住他的脊梁。这样的心情只有演员给人喝了倒彩，从台口退下场去，或者花花公子后脑勺上挨了人家的拳头，由警察押走的时候才会领略到。

格罗霍尔斯基的脚步声刚刚消失，前堂的房门刚刚嘎吱一响关上，布格罗夫就跳起来，在客厅里兜几个圈子，迈步走到他妻子跟前。她那张小小的猫脸缩成一团，眼睛巴起来，好像额头上等着挨一个爆栗似的。丈夫走到她跟前，脚踩着她的衣裾，膝盖撞着她的膝盖，苍白的脸变了样子，胳膊、脑袋、肩膀一齐索索地抖。

“你这个贱货，”他用低沉的、要哭的声调说，“要是你再让他上这儿来，哪怕再来一次，我也要收拾你。……不准他再跨进门来！我要打死他！听明白了吗？哼哼……没出息的畜生！你发抖！卑卑……鄙！”

布格罗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肘，摇撼她，然后把她像小皮球似的摔到窗口去。

“贱婆娘！下流坯！不害臊！”

她几乎脚不点地，一直扑到窗口，伸出两只手抓住窗帘。

“闭嘴！”丈夫走到她跟前，嚷道。他瞪起亮闪闪的眼睛，跺一下脚。

她真就闭住嘴不出声了。她眼望着天花板，抽抽搭搭，脸上的神情就像是小女孩看到人家要责罚她而懊悔不迭似的。

“原来你是这样？啊？跟一个轻薄的花花公子勾搭上了？好哇！莫非你没到圣坛[2]前面去过？你是什么人？好一个贤妻良母！闭上你的嘴！”

他就一拳打在她那好看的和弱不禁风的肩膀上。

“闭嘴！贱婆娘！我还要给你点更厉害的苦头吃！要是这个下流货胆敢哪怕再来一次，要是我哪怕再撞见一次……听着！！……你跟这个流氓在一起，那……你就别讨饶！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3]也要打死你！把他也打死！我连眼睛也不会一下！走开！我不想再看见你！”

布格罗夫用衣袖擦了擦额头和眼睛，迈开步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丽扎哭得越来越响，耸动肩膀，皱起小鼻子，眼睛盯住窗帘上的花边。

“你胡闹！”她丈夫叫道，“蠢娘们儿的脑子里，糊涂想法就是多！全是些胡思乱想！丽扎威达[4]，小娘们儿……我可不许你来这一套！你还是给我小心点的好！我不喜欢这一套！你要干下流事，那就……滚蛋！我家里没有你待的地方！要是……你就走你的！你做了妻子，就得把那些花花公子忘掉，从你愚蠢的脑子里赶出去！这全是些胡闹！下一次不许再这样！你还有什么话说！要爱你的丈夫！有了丈夫，就得爱他！就是嘛！有一个还嫌不够？现在，你给我走开……害人精！”

布格罗夫沉默一会儿，叫道：

“叫你走开嘛！到儿童室里去！你哭什么？自己做错了事，还要哭！你这个人啊！去年你勾搭上彼特卡·托契科夫，现在呢，求上帝宽恕我这么说，又勾搭上这个魔鬼了。……呸！现在你该明白你是什么人！你是妻子！母亲！去年闹出一场纠纷，现在又闹出一场纠纷。……呸！”

布格罗夫大声叹口气，于是空气里弥漫着白葡萄酒的气味。……他刚吃完中饭回来，微微带点醉意。……

“你知道你的责任吗？不知道！……那就得管教你！你还没受过管教！你母亲就是荡妇，你也是。哭吧！对！哭个够吧！”

布格罗夫走到妻子跟前，从她手里把窗帘夺过来。

“你不要站在窗前。……人家会看见你哭。……下回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这么搂搂抱抱，迟早要惹出祸事来。……你会倒霉。我戴绿头巾难道会愉快？可要是你跟他们，跟那些下流家伙胡搞，那你就是给我戴绿头巾，那你就会……哎，不说这些了。……下一次你……不要那样。……要知道我……丽扎……你不要做那种事了。……”

布格罗夫叹口气，于是白葡萄酒的气味把丽扎笼罩住了。

“你年纪轻轻，傻里傻气，什么也不懂。……我又总是不在家。……好，他们就乘虚而入。你得聪明点，头脑清醒点！他们会引你上钩！到时候我就会受不住。……那我就会横下心。……什么都完了！那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一旦你变了心，小娘们儿，我……我就豁出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活活把你打死……我把你赶出门去。那时候你就去找你那些坏蛋吧。”

说来可怕！[5]布格罗夫伸出又大又软的手掌……然而只是擦一擦变心的丽扎那张沾满泪水而湿漉漉的脸。他对待他二十岁的妻子就像对待娃娃似的。

“好，够了。……我原谅你了，只是下一次……千万不要这样。我已经原谅你五次，到第六次我再也不原谅了。我这话说了算数。就连上帝也不会为这种事原谅你们这种人。”

布格罗夫低下头去，伸出发亮的嘴唇，要吻丽扎的小脑袋。

可是他没吻成。……

这时候，前堂、饭厅、大厅、客厅的房门发出一连串的砰砰声，格罗霍尔斯基像旋风似的飞奔到客厅里来了。他脸色发白，周身发抖。他挥舞胳膊，揉搓他那顶贵重的帽子。他的礼服在身上晃荡，就像挂在衣架上一样。看上去他像是发高烧了。布格罗夫一看见他，就从妻子身旁走开，掉转头去，对着另一个窗口。格罗霍尔斯基却一直跑到他跟前，摇着胳膊，呼呼地喘气，眼睛没看着人，用颤抖的声调开口说：

“伊凡·彼得罗维奇[6]！我们彼此不要再演滑稽戏了！够了，我们不要再互相欺骗了！够了！我受不住了！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反正受不住了。归根结蒂，这样太可憎，太下流！太叫人恶心！您要明白，太叫人恶心！”

格罗霍尔斯基讲得上气不接下气，喘个不停。

“这不合我的原则。而且您也是正直的人。我爱她！我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这一点您已经看出来，而且……我理当说明这一点！”

“该对他说些什么呢？”伊凡·彼得罗维奇暗想。

“这件事得了结一下。这出滑稽戏不能再这么长久地拖下去！好歹总得解决。”

格罗霍尔斯基深深地吸进一口气，接着说：

“我没有她就活不了。她也一样。您是有学问的人，您明白在这样的条件下您的家庭生活不能再维持下去。这个女人不是您的了。嗯，是啊。……一句话，我请求您用宽厚的……人道观点看待这件事。伊凡·彼得罗维奇！归根结蒂，您要明白，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没有力量压制这样的爱情！”

“那么她呢？”布格罗夫用阴沉而有点讥诮的口气问。

“您问她吧！是啊，您问她嘛！要她跟她所不爱的人一块儿生活，跟您一块儿生活，同时却又爱着另外一个人，那岂不是……岂不是……受罪！”

“那么她呢？”布格罗夫又说一遍，不过这次已经不是用讥诮的口气了。

“她……她爱我！我们互相热爱……伊凡·彼得罗维奇！您打死我们吧，藐视我们吧，迫害我们吧，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我们再也不能瞒您了！我俩都在这儿！您是被我们……被命运夺去幸福的人，尽管极其严厉地审判我们吧！”

布格罗夫脸涨得像煮过火的龙虾那么红，一只眼睛瞟了瞟丽扎。他开始巴眼睛。他的手指、嘴唇、眼皮一齐颤抖起来。他真可怜！丽扎的哭泣的眼睛告诉他说，格罗霍尔斯基的话是对的，事情是严重的。……

“好吧，”他喃喃地说，“如果你们……在当前这段时期里……你们老是这样……”

“上帝看得见，”格罗霍尔斯基用很高的男高音尖叫道，“我们了解您！难道我们没脑筋，没感情？我知道我叫您受了多大的苦。上帝看得见！不过，请您宽容吧！我求求您！我们没有错处！爱情不是过失。任什么样的意志都拗不过它。……您把她让给我吧，伊凡·彼得罗维奇！您放了她，让她跟我一块儿走！您痛苦，那我这儿的东西，您要什么就拿什么，就是把我的生命拿去都行，不过您把丽扎让给我！我不惜牺牲一切。……好，请您告诉我，您让出她而受了损失，我能在哪方面至少略微补偿一下。我可以给您另外一种幸福代替这种已经失去的幸福。我办得到，伊凡·彼得罗维奇！我样样事情都答应！要是我听凭您灰心丧气，置之不理，我就未免太卑鄙了。……我了解您目前的心境。”

布格罗夫摆了摆手，仿佛说：“看在上帝面上，您走吧！”他的眼睛开始被抑制不住的泪水蒙住。……人们马上就看出来，他是好哭的人。

“我了解您，伊凡·彼得罗维奇！我会给您另外一种您没领略过的幸福。您想要什么？我是有钱的人，我父亲又是有势力的人。……您想要什么？那么，您想要多少钱呢？”

布格罗夫的心忽然怦怦地跳起来。……他伸出两只手去抓住窗帘。

“您要……五万？伊凡·彼得罗维奇，我求求您。……这不是收买，不是做买卖。……我只不过想从我这方面做出点牺牲，至少稍稍弥补一下您那种无法衡量的损失。……您要十万？我愿意照办！您要十万吗？”

我的上帝呀！有两个硕大无比的锤子开始敲打不幸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冒汗的太阳穴。……他耳朵里像是有几辆俄国四轮马车响起大大小小的铃铛跑过去。……

“请您接受我的牺牲！”格罗霍尔斯基继续说，“我求求您！您搬掉我良心上的重负吧。我求求您了！”

我的上帝呀！布格罗夫的泪眼瞧着窗外。这时候，马路上由于刚下过五月的小雨而有点潮湿，一辆华美的、有四个座位的、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正好经过窗前。那几匹马剽悍、凶猛、皮毛发亮、很有气派。马车上坐着几个人，头戴草帽，露出心满意足的脸色，带着长钓竿梢和捞鱼网。……有个男中学生头戴白色制帽，双手拿着一管枪。他们这是到别墅去钓鱼，打猎，在空气新鲜的露天里喝茶。他们这是到仙境般的地方去，而从前，乡村助祭的儿子布格罗夫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常在那样的地方光着脚，跑遍田野、树林、河岸，皮肤晒得挺黑，然而心里无限地幸福。啊，五月真是迷人得很啊！一个人，能脱掉身上沉重的制服，坐上四轮马车，奔驰到野外去，听一听鹌鹑的叫声，闻一闻新鲜的干草气味，该是多么幸福啊。布格罗夫的心感到愉快的凉意，缩紧了。……十万啊！在他眼前，所有他那些珍藏在心里的幻想，随同那辆马车一起驰骋不已，他在漫长的文官生涯中，在省政府或者他那可怜的小书房里坐着，常常喜欢沉湎于那类幻想。……他总是幻想一条河，河水很深，水里有鱼；又幻想一个宽广的园子，有狭窄的林荫道、小喷泉、树荫、花卉、凉亭；又幻想华美的别墅，有露台和塔楼，安着一个风吹琴[7]和一些银铃……（至于世上有风吹琴，他是在德国的长篇小说里读到的。）天空万里无云，深不可测。空气清澈，洁净，弥漫着各种香气，使他联想到他那光着脚的、忍饥挨饿的、受尽困苦的童年。……他幻想他五点钟起床，九点钟睡觉，白天去钓鱼、打猎、同农民们谈天。……真好啊！

“伊凡·彼得罗维奇！您别折磨人了！您要十万吗？”

“嗯。……十五万！”布格罗夫嘟哝一句，声调低沉，像是公牛嘶哑的叫声。……他说完，就低下头去，为他的话害臊，等着回答。……

“好，”格罗霍尔斯基说，“我同意！我感激您，伊凡·彼得罗维奇。……我去一去就来。……我不会叫您久等。……”

格罗霍尔斯基跳起来，戴上帽子，往后倒退，从客厅里跑出去。

布格罗夫把窗帘抓得更紧了。……他觉得羞愧。……他心里感到卑鄙、愚蠢，可是另一方面，他那两个跳动的太阳穴之间有些多么美丽灿烂的希望在活动呀！他发财了！

丽扎什么也不明白，生怕他走到她窗子这边来，把她摔到一旁去，就周身颤抖，从半开半掩的房门口溜出去。她走到儿童室里，在奶妈的床上躺下，身子缩成一团。她像害了热病似的索索地抖。

客厅里只剩下布格罗夫一个人了。他感到气闷，就推开窗子。扑到他脸上和脖子上来的空气，多么凉爽啊！要是现在能坐在马车上，舒舒服服地倚在靠垫上，吸一吸这样的空气才好。……那边，远在城外，在乡村和别墅附近，空气还要清新呢。……布格罗夫幻想将来他从自己的别墅里走出来，站在露台上，欣赏风景，被这种空气笼罩着，他甚至微微一笑。……他幻想了很久。……太阳已经落下去，可是他还站在那儿幻想，用尽全力把丽扎的模样从他脑子里撵出去，可是她在他的一切幻想里却总是跟他在一起，形影不离。

“我拿来了，伊凡·彼得罗维奇！”格罗霍尔斯基走进房间里来，凑着布格罗夫的耳朵小声说，“我拿来了。……您收下吧。……喏，这儿，这一叠是四万。……这张票据，麻烦您后天拿着到瓦连契诺夫家里去取两万。……这儿是一张借据。……这是一张支票。……其余的三万过几天……我的总管会给您送来。”

格罗霍尔斯基脸色绯红，神情兴奋，手忙脚乱地在布格罗夫面前放下一堆钞票、证券、纸包等。那是很大的一堆，五颜六色，花花绿绿。布格罗夫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么一大堆钱财！他张开肥手指头，眼睛没看着格罗霍尔斯基，着手清点那一叠叠钞票和单据。……

格罗霍尔斯基摊出所有的钱，然后就踩着碎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寻找那个已经卖出去而且经他买下的杜尔西内娅。

布格罗夫把衣袋和钱夹塞得满满的，再把单据收在桌子抽屉里，然后喝下半瓶清水，跑到街上去了。

“马车！”他扯开嗓子大叫一声。

当天晚上十一点半钟，他坐马车来到巴黎旅馆门口。他叮叮咚咚地登上楼梯，敲格罗霍尔斯基所住的房间的门。门开了。格罗霍尔斯基正把衣物收拾到皮箱里去。丽扎坐在桌旁试镯子。布格罗夫走进他们房间里来，把他俩吓一跳。他们以为他来是退回钱，叫丽扎回去，以为他收下钱是一时冲动，不是打定了主意。然而布格罗夫不是来叫丽扎回去的。他穿着一身新衣服，怪不好意思的，觉得极不自在。他鞠躬，在门口站住，姿态像是听差。……他的新装很体面。布格罗夫变了样。簇新的、刚做好的、最时髦的法国花呢衣服包紧他魁梧的身子，平时他身上除了普通的文官制服以外什么也没穿过。他脚上是一双亮晃晃的半高靿皮鞋，配着闪光的扣子。他站在那儿，为他的新装感到难为情，举起右手遮住带表坠的表链，那是一个钟头以前他花三百卢布买来的。

“我来是为了谈一件事情……”他开口说，“常言说得好：事先谈妥，比钱还宝贵。米舒特卡我是不放的。……”

“哪个米舒特卡？”格罗霍尔斯基问。

“我的儿子。”

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互相看一眼。丽扎的眼睛睁圆，脸蛋涨红，嘴唇颤抖。……

“好吧。”她说。

她想起米舒特卡的暖和的小床。要那孩子不睡暖和的小床而睡到旅馆里冰凉的长沙发上来，那未免残忍，于是她同意了。

“将来我要跟他见面。”她说。

布格罗夫鞠躬，走出去，神采焕发地跑下楼去，一路上在空中挥舞昂贵的手杖。

“回家去！”他对出租马车的车夫说，“明天早晨五点钟我要出门。……那时候你把车赶来。要是我睡熟了，你就叫醒我。我要出城去。……”

二

那是八月里一个天气晴和的傍晚。太阳嵌在金黄而又带点紫红的背景上，悬在西方地平线上空，准备落到遥远的山冈后面去。各处园子里那些或浓或淡的树荫已经消失，空气变得潮湿，可是树梢上仍然闪着金光。……天气温暖。不久以前刚下过一场雨，使得本来就新鲜、清澈、芬芳的空气越发新鲜了。

我所描写的不是京城里的八月，那儿总是烟雾迷蒙，细雨连绵，天色阴暗，到傍晚天气就转凉，潮湿得不得了。上帝不许！我所描写的不是我们北方严酷的八月。我请求读者诸君把思想转到克里米亚靠近费奥多西亚的海岸上，我的人物的别墅就在那里。那别墅漂亮而干净，四周围绕着花卉和剪得整齐的灌木。别墅后边，相距大约一百步远，有个果树园，葱葱茏茏，别墅住客们常在那里散步。……格罗霍尔斯基为这所别墅付出很高的租金，一年大概一千卢布。……别墅不值这么多租金，不过倒挺漂亮。……房屋高而秀丽，配上薄的墙壁和很细的栏杆，显得纤弱而娇贵，再加上房子涂成浅蓝色，四面挂着窗帘、门帘、帷幔，这就像俊俏、娇弱的千金小姐了。

在上述那个傍晚，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在别墅的阳台上坐着。格罗霍尔斯基在看《新时报》[8]，端着带把的绿色杯子喝牛奶。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盛满矿泉水的虹吸瓶。格罗霍尔斯基认为他肺部害炎症，就听从德米特利耶夫医师的劝告，不断地吃大量的葡萄、牛奶和矿泉水。丽扎坐在离桌子很远的软圈椅上。她把胳膊肘撑在栏杆上，用小拳头支着小脸，瞅着对面[9]别墅。……阳光映在对面别墅的窗子上。……起了火一般的窗玻璃，把耀眼的光芒投到丽扎眼睛里。……从别墅四周的花圃和稀疏的树木望出去，远处就是海洋，波涛滚滚，颜色发蓝，广阔无垠，点缀着一根根白色船桅。……这一切是那么美！格罗霍尔斯基在读“不相识者”[10]的小品文，每读完十行就抬起天蓝色眼睛瞅着丽扎的后背。……他的眼睛里仍旧闪着他原先那种热烈、沸腾的爱情。……尽管他自以为害着肺炎，却无限地幸福。……丽扎感到他的眼睛盯住她后背，她在思索米舒特卡的光明前途，心里那么平静，那么舒畅。

她对于海洋和对面别墅窗玻璃上耀眼的闪光都不大在意，却津津有味地观看一长串大车一辆接一辆地往那所别墅赶去。

那车队满载着家具和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品。丽扎看见别墅的栅栏门和大玻璃门都开了，看见赶车人在家具周围走动，不断相骂。从玻璃门里搬进去的，有巨大的圈椅，有蒙着深紫色丝绒的长沙发，有供大厅、客厅、饭厅用的桌子，有大双人床，有儿童床。……他们还搬进去一个又大又重的东西，用蒲席包着。……

“那是钢琴。”丽扎暗想，她的心跳起来。

她有很久没听过钢琴声了，她是极其喜欢这种乐声的。他们的别墅里却一样乐器也没有。她和格罗霍尔斯基仅仅是心灵上的音乐家而已。

在钢琴之后，还搬进去许多箱子和包裹，上面写着“小心轻放”字样。

那是些装着镜子和盘盏的箱子。他们把一辆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运进大门，又把两匹天鹅般的白马牵进去。

“我的上帝！多么阔绰呀！”丽扎暗想，同时记起格罗霍尔斯基怎样花一百卢布为她买一匹年老的矮马，他是既不喜欢骑马出游，也不喜欢马匹的。在她看来，同这些天鹅般的骏马相比，她的矮马活像臭虫。格罗霍尔斯基生怕丽扎骑马跑得太快，就故意给她买一匹劣马。

“多么阔绰啊！”丽扎瞧着吵闹的赶车人，一面想，一面小声说。

太阳已经藏到山冈后面去了，空气不像原先那样清澈和干燥，可是他们仍旧在搬运家具。最后，天色大黑，格罗霍尔斯基不能再读报，然而丽扎仍旧往那边看，看得津津有味。

“要不要点灯？”格罗霍尔斯基问，生怕牛奶里掉进苍蝇，在黑暗中被他吞下肚去，“丽扎！要点灯吗？我们就在黑地里坐着，我的天使？”

丽扎没回答。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来到对面别墅的大门前，引起她的注意。……拉马车的小马多么可爱！中等身量，个头不大，气派优雅。……马车上坐着一位先生，戴着高礼帽。一个孩子，大约三岁，大概是个小男孩，坐在他的膝头上，摇着小手。……他摇着小手，高兴得叫起来。……

丽扎忽然发出一声尖叫，站起来，整个身子往前探出去。

“你怎么了？”格罗霍尔斯基问。……

“没什么。……我随便叫一声。……好像……”

那个高身量、宽肩膀、戴高礼帽的先生从马车上下来，抱起男孩，三步并作两步，兴高采烈地往玻璃门那边跑去。

玻璃门哗啷一声开了，他就消失在别墅幽暗的房间里了。

两个仆人跑到轻便马车跟前，恭恭敬敬地把马牵进大门。不久，对面别墅里就点亮灯火，响起杯盘刀叉的声音。戴高礼帽的先生坐下来吃晚饭了，根据盘盏的不停的响声来判断，晚饭吃了很久。丽扎觉得仿佛闻到鸡汤和烤鸭的气味似的。晚饭后，别墅里传来钢琴杂乱的弹奏声。大概戴高礼帽的先生想给孩子解闷，就随他在钢琴上乱弹。

格罗霍尔斯基走到丽扎跟前，搂住她的腰。

“多么美妙的天气！”他说，“空气真新鲜呀！你感觉到没有？我，丽扎，很幸福……简直太幸福了。我的幸福大极了，我甚至怕它一下子化为泡影。巨大的东西照例容易倒塌。……你知道吗，丽扎？尽管我这样幸福，我的心里仍旧不是绝对地……平静。……有一个缠住我不放的想法在折磨我。……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它害得我日夜不得安宁。……”

“是什么想法呢？”

“什么想法！一种可怕的想法哟，我的心肝。我一想到……你的丈夫，就心里难受。这个想法我一直没提起过，生怕打搅你内心的平静。可是现在我没法再沉默下去了。……他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景况怎么样？他拿那些钱干什么去了？可怕呀！每天晚上我都见到他的脸，憔悴，痛苦，带着恳求的神情。……是啊，你来评断一下，要知道我们把他的幸福夺走了！我们把他的幸福破坏了，砸碎了！我们是把我们的幸福建筑在他的幸福的废墟上。……他宽宏大量地收下那些钱，可是难道那些钱能弥补他失去你而受到的损失？他不是很爱你吗？”

“很爱！”

“喏，那你就明白了！如今他，要么在借酒浇愁，要么……我真替他担心！唉，多么担心！给他写封信好吗？要安慰他才成。……应该对他说几句好心的话，你要知道……”

格罗霍尔斯基深深地叹口气，摇摇头，给他沉重的思想压得招架不住，一下子在圈椅上坐下。他用拳头支住头，开始思索。根据他的脸容来判断，他的思想是痛苦的。……

“我要去睡了，”丽扎说，“到时候了。……”

丽扎回到她的房间里，脱掉衣服，一下子钻进被子里。她十点钟上床，第二天十点钟起床。她贪舒服，爱睡懒觉。

摩耳浦斯[11]不久就把她抱在怀里，她通宵做最迷人的梦。……她的梦像是一本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阿拉伯神话。……所有这些梦里的男主人公都是……今天傍晚引得她发出尖叫声的戴高礼帽的先生。

戴高礼帽的先生时而把她从格罗霍尔斯基身边夺走，时而唱歌，时而殴打格罗霍尔斯基和她，时而在窗子跟前鞭笞小男孩，时而对她诉说爱情，时而带着她坐上轻便马车去兜风。……啊，那些梦！有的时候，人闭上眼睛，躺在床上，一夜之间就能度过不止十年的幸福岁月呢。……这天晚上，丽扎尽管挨了打，却经历了很多极为幸福的岁月。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她醒来了。她披上衣服，赶快梳好头发，甚至没穿她那双鞑靼式的尖头便鞋，就一溜烟跑到阳台上去。她举起一只手来搭在眼睛上遮住阳光，另一只手把滑下来的衣服拉住，开始看对面的别墅。……她的脸色开朗起来。

再也不能有任何疑问了。那就是他。

对面别墅的阳台下面，玻璃门前边，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套茶具，以一个小小的银茶炊为主，擦得雪亮，闪闪发光。桌旁坐着的就是伊凡·彼得罗维奇。他两只手端着带银托的茶杯喝茶。他喝得十分畅快。这可以从传到丽扎耳朵里来的吧嗒嘴唇的声音听出来。他穿一件家常长袍，深棕色，带黑花。长袍底襟极长的流苏一直垂到地面上。这是丽扎生平第一次看见她丈夫穿长袍，而且长袍又那么华贵。……米舒特卡坐在他的一个膝头上，搅得他喝不好茶。他不住把身子往上耸，极力要抓他父亲发亮的嘴唇。他父亲每喝过三四口茶，就低下头去凑近儿子，吻他的头顶。一只毛色灰白的猫贴紧桌子的一条腿，把尾巴翘得高高的，悲切地咪咪叫，表示想吃东西。

丽扎躲到门帘后面，定睛瞧着她往日的家庭成员。她脸上闪着高兴的神情。

“米舒特卡！”她小声说，“米舒特卡！你在这儿啊，米舒特卡！亲爱的！他多么爱万尼亚！主啊！”

临到米舒特卡拿起匙子搅和他父亲的茶，丽扎就格格地笑起来。

“而且万尼亚也多么爱米舒特卡！我亲爱的！”

丽扎又欢喜又幸福，心怦怦地跳起来，头昏目眩了。她支持不住而在圈椅上坐下，从那儿眺望对面。

“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她问自己，向米舒特卡那边送过一个飞吻去，“是谁指点他们到这儿来的？主啊！难道所有那些富丽堂皇的东西都是他的？难道昨天牵进大门的那些天鹅般的马都归伊凡·彼得罗维奇所有？啊！”

伊凡·彼得罗维奇喝完茶，走进房里去了。过十分钟，他在门廊上出现……使得丽扎大吃一惊。他，这个青年人，一直到七年前才不再被人叫做万卡和万纽希卡[12]，那时候只要能得到二十戈比，就自告奋勇去打坏人家的下巴，捣毁人家的房屋，如今却打扮得考究极了。他头戴宽边草帽，脚穿极其精美的、亮晃晃的长靴，上身穿一件凸纹布坎肩。……他表链上像有千百个大大小小的太阳放光。他右手潇洒地拿着手套和短马鞭。

他优雅地挥一下手，意思是吩咐听差把马牵过来，这时候他那沉重的身体流露出多么强烈的高傲和自负！

他大模大样地在马车上坐下，吩咐把米舒特卡和钓竿梢送上车来，听差们已经带着米舒特卡，拿着钓竿梢站在马车周围。他把米舒特卡安置在身旁，伸出左手去搂住他，然后拉了拉缰绳，马车就走了。

“嘚儿唷！”米舒特卡叫道。

丽扎自己也没觉得就拿出手绢来，对他们的后影摇了摇。要是她这时候照一下镜子，就会看见她的小脸变得通红，又在哭又在笑。她心里懊恼，因为她不在欢天喜地的米舒特卡身旁，而且由于某种缘故，她不能马上去把米舒特卡吻个够。

由于某种缘故！……你们，所有那些死板的规矩，统统滚蛋吧！

“格利沙！格利沙！”丽扎跑进寝室里，开始叫醒格罗霍尔斯基，“起床吧！他们来了！亲爱的！”

“谁来了？”格罗霍尔斯基醒过来，问道。

“我们家的人。……万尼亚和米舒特卡。……他们来了！就在对面别墅里。……我一瞧，原来是他们。……他们在喝茶呢。……米舒特卡也在喝。……我们的米舒特卡长成一个多么可爱的小天使啊，只要你看见他就明白了！圣母啊！”

“你说的是谁呀？哎，你那个……是谁来了？在哪儿？”

“万尼亚和米舒特卡。……我一瞧对面的别墅，不料他们正坐着喝茶呢。米舒特卡已经会自己喝茶了。……你看见昨天人家在搬运东西吗？那就是他们来了！”

格罗霍尔斯基皱起眉峰，擦擦额头，脸色变白了。

“他来了？你的丈夫？”

“嗯，是啊。……”

“他来干什么？”

“他们多半就在这儿住下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要是他们知道，就会往我们的别墅这边瞧，可是他们光喝茶……一点也没理会。……”

“现在他在哪儿？看在上帝面上，你倒是说清楚啊！唉！你说，他在哪儿？”

“他带着米舒特卡一块儿坐着马车钓鱼去了。……他们坐着轻便双轮马车。你昨天看见那些马吗？那就是他们的马。……万尼亚的。……万尼亚用那些马拉车。你看怎么样，格利沙？我们就把米舒特卡接来住一阵吧。……接他来吧，好吗？他是那么好的男孩！好极了！”

格罗霍尔斯基沉思不语，可是丽扎讲啊讲的，停不住嘴。……

“这可是意料不到的相逢……”格罗霍尔斯基经过长久而且照例是痛苦的思索以后，说，“哎，谁能料到我们会在这儿相逢呢？喏……现在可真的相逢了。……相逢就相逢吧。可见这也是命该如此。我能想象，他跟我们相见的时候会觉得多么尴尬！”

“我们把米舒特卡接来住一阵吗？”

“把米舒特卡接来住好了。……可是跟他相见就别扭了。……是啊，我该跟他说什么好呢？谈点什么呢？他也别扭，我也别扭。……不应该跟他见面。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打发仆人传话好了。……今天，丽扎，我头痛得不得了。……胳膊和腿都痛。……周身酸痛。我脑袋在发烧吧？”

丽扎伸出手心去摸他的额头，发现他的脑袋滚烫。

“我做了一夜的噩梦。……今天我就不起床了，躺一躺。……我得吃点奎宁才成。你打发人把茶送到我这儿来吧，小母亲。……”

格罗霍尔斯基吃下奎宁，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他喝温水，哼哼唧唧，更换床单，不住诉苦，闹得他四周的人都厌烦得要命。每逢他自以为得了感冒，就闹得叫人受不了。丽扎不得不常常打断她那好奇的观察，从阳台上跑到他房间里去。吃中饭的时候，她不得不去给他敷上芥末膏。要不是对面的别墅帮我女主人公的忙，那么，读者诸君，这种局面该是多么枯燥乏味啊。……整整一天丽扎都在观看别墅，幸福得透不过气来。

十点钟，伊凡·彼得罗维奇和米舒特卡钓鱼回来，吃早饭。两点钟，他们吃中饭。四点钟，他们坐着四轮马车不知到哪儿去了。那些白马把他们拉走，快得像闪电似的。七点钟，客人们纷纷来到他们家里，都是男客。阳台上，人们凑着两张桌子打牌，一直玩到午夜。有个男客钢琴弹得很好。客人们打牌，吃喝，扬声大笑。伊凡·彼得罗维奇放开嗓门哈哈大笑，给他们讲亚美尼亚生活中的故事，声音响得所有的别墅全能听见。他们兴高采烈！米舒特卡也跟他们一起坐到午夜。

“米舒特卡挺高兴，不哭，”丽扎暗想，“可见他不记得妈妈。可见他已经忘记我了！”

丽扎心里觉得极其辛酸。她哭了一夜。她那小小的良心、她的烦恼、她的痛苦、她想同米舒特卡谈话和吻他的热烈愿望，都在折磨她。早晨她起床，头很痛，眼睛带着泪痕。格罗霍尔斯基却以为她那些眼泪是为他流的。

“不要哭，亲爱的！”他对她说，“今天我已经好了。……胸口还有点痛，不过这不算什么。”

他们喝茶的时候，对面别墅里的人在用早饭。伊凡·彼得罗维奇只顾瞧他的碟子，除了流油的鹅肉以外什么也没看见。

“我很满意，”格罗霍尔斯基斜起眼睛看一下布格罗夫，小声说，“我很满意，因为他生活得还算不错！至少让这种相当舒适的生活环境来消除他的悲愁吧。你快藏起来，丽扎！他们会看见你的。……现在我不想跟他谈话。……求上帝保佑他！何必去搅扰他的安宁呢？”

然而，中饭却没有这样太平无事地吃完。……吃饭中间，恰好出现了格罗霍尔斯基极担心的那种“尴尬的局面”。格罗霍尔斯基最爱吃的烤沙鸡那道菜刚端到桌子上来，丽扎忽然发窘了，格罗霍尔斯基也动手用餐巾擦脸。他们看见布格罗夫站在对面别墅的阳台上。他站在那儿，用手扶住栏杆，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瞧着他们。

“你快走，丽扎！……快走……”格罗霍尔斯基小声说，“我早就说过，应该在房间里吃饭！真的，你这个人啊……”

布格罗夫瞧啊瞧的，忽然大叫一声。格罗霍尔斯基对他看一眼，瞧见他那大吃一惊的脸。

“是你们呀？！”伊凡·彼得罗维奇叫道，“是你们呀？！你们也在这儿？你们好！”

格罗霍尔斯基用手指头从这个肩膀划到另一个肩膀。他的意思是说：他胸部衰弱，因而隔这么远喊话是不可能的。丽扎心跳起来，眼花了。……布格罗夫从他的阳台上跑下来，穿过大路，不出几秒钟就已经站在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用饭的阳台底下。沙鸡算是吃不成了！

“你们好，”他开口说，脸红了，把他那双大手塞进口袋里去，“你们到这儿来了？你们也到这儿来了？”

“对，我们也到这儿来了。……”

“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那么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我？说来话长！那是整整一篇叙事诗呢，老兄！可是别打搅你们，你们自管吃饭！自从……那个以后，你们要知道，我一直在奥列尔省住着。我租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挺好的庄园！可是你们吃饭呀！我从五月底起就一直在那儿住着，不过现在呢，我不要住了。……那儿太冷，嗯，再者，医生叮嘱我到克里米亚来。……”

“莫非您得了什么病？”格罗霍尔斯基问。

“嗯，是啊……这儿老是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翻腾。……”

伊凡·彼得罗维奇说到“这儿”，就伸出手来，从脖子起一直摩挲到肚子中间。

“原来你们也在这儿。……哦……这很愉快。你们在这儿住了很久吗？”

“我们是六月里来的。”

“哦，那么你，丽扎，怎么样？身体好吗？”

“好。”丽扎回答说，很窘。

“你恐怕很想念米舒特卡吧？啊？他跟我一块儿来了。……我马上打发尼基佛尔把他送到你们这儿来。这很愉快！好，再见！我现在得出去一趟。……昨天我认识了捷尔-加依玛左夫公爵。……他虽然是亚美尼亚人，却是极好的人！今天他家里打槌球。……我们要去打槌球了。……再见！马车已经来了。”

伊凡·彼得罗维奇把身子往后一转，摇摇头，用手做了个“再见”的姿势，跑回他的别墅去了。

“不幸的人啊！”格罗霍尔斯基目送他出去，说道，深深地叹口气。

“他有什么不幸？”丽扎问。

“他看见你，却又没有权利叫你妻子！”

“傻瓜！”丽扎放肆地想，“草包！”

将近傍晚，尼基佛尔把米舒特卡送来，丽扎就搂住米舒特卡，吻他。起初米舒特卡哇哇地哭，不过，等到把石枣酱拿给他吃，他就亲切地微笑了。

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一连三天没见到布格罗夫。他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晚上才在家。第四天，他又在吃中饭的时候到他们家里来。……他来后，同他们两个人握过手，就挨着桌子坐下。他脸色严肃。

“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他说，“你们把这封信读一遍！”

他把信交给格罗霍尔斯基。

“您读一遍！大声读吧！”

格罗霍尔斯基把这封信大声念一遍：

“我亲爱的、孝顺的、永不忘怀的儿子约翰[13]！我收到你恭顺多情[14]的来函，你约你老朽的父亲赴空气清新而性情温和的克里米亚一游，借以呼吸有利的空气，观看我前所未见的土地。兹谨对你的来函答复如下：一俟我请准假，即将前来尊处，只是为期不能太久。我的同事盖拉西木神甫是体弱多病之人，我不能留下他一个人太久耳。你没有忘记你的双亲，亦即父母，我实不胜其敏感。……你以爱抚满足你的父亲，在祷告辞中提及你的母亲，因为这是理应如此矣。希望你到费奥多西亚迎接我是幸。费奥多西亚究是何等城市？这个城市什么样子？鄙人颇愿一观。你的教母，亦即把你从圣水盘[15]里捞出的女人，名字就叫费奥多西亚也。你来函声称上帝赐恩使你打牌赢得二十万卢布。此一消息我闻之实甚诱人。然而你官卑职小，尚未高升，便丢官不做，此事我实不便恭维。盖富人也当做官也。我永久为你祝福，现在如此，将来亦复如此。安德罗诺夫家的伊里亚和谢烈日卡问候你。你可寄给他们每人十卢布。他们很穷！你慈爱的父亲，司祭彼得·布格罗夫。”

格罗霍尔斯基念完这封信，跟丽扎一起瞧着布格罗夫，露出疑问的神情。

“你们看得出来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彼得罗维奇结结巴巴地开口说，“他住在此地的时候，我想请求你，丽扎，不要让他看见，躲起来。我给他写过信，说你得了病，到高加索医病去了。要是你跟他见面，那么……你知道……那就尴尬了。……嗯。……”

“好吧。”丽扎说。

“这倒可以照办，”格罗霍尔斯基暗想，“既然他肯牺牲，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有所牺牲呢？”

“劳驾。……要不然，他一看见你，那就糟了。……我父亲是个规矩很严的人。他会在七个大教堂里诅咒我。你，丽扎，不要走出房外，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行。……他不会在这儿住很久。不用担心。……”

彼得神甫没叫他们久等。有一天早晨，天气晴和，伊凡·彼得罗维奇跑过来，用鬼鬼祟祟的口气小声说：

“他已经来了！眼下在睡觉呢！那就麻烦你们了！”

于是丽扎关在四堵墙当中，出去不得。她不敢走到院子里去，也不敢走到阳台上去。她只能从窗帘里看一下天空。……说来也是她倒霉，伊凡·彼得罗维奇的父亲老是在露天底下散步，甚至在阳台上睡觉。彼得神甫是个矮小的教士，头戴卷边的高礼帽，身穿棕色法衣，经常慢腾腾地在别墅四周溜达，戴着旧式眼镜观赏“前所未见的土地”。伊凡·彼得罗维奇陪着他散步，纽扣眼上挂着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通常他是不戴勋章的，然而在亲属面前，伊凡·彼得罗维奇却喜欢装腔作势。他跟亲属们在一起，总要戴上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丽扎烦闷得要死。格罗霍尔斯基也难受。他不得不独自出外散步，没有人做伴。他差点哭了，不过……也只得听天由命。此外，每天早晨布格罗夫都要跑过来，低声报告谁也不要听的消息，说矮小的彼得神甫身体如何如何。他这些报告惹得他们满心腻烦。

“晚上他睡得挺好！”他报告说，“昨天他生气了，怪我家里没有腌黄瓜。……他喜欢米舒特卡。老是摩挲他的脑袋。……”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矮小的彼得神甫终于最后一次在别墅周围散步，而且使得格罗霍尔斯基大为庆幸的是，他终于走了。他玩得尽兴，极其满意地走了。……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又照老样子过活。格罗霍尔斯基又感谢他的命运。……然而他的幸福没有持续很久。……新的灾难又来了，比彼得神甫更加恼人。

伊凡·彼得罗维奇已经养成习惯，每天都到他们家里来。伊凡·彼得罗维奇，老实说，是挺好的人，然而又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他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来，在他们家里吃饭，在他们家里坐很久。这还不去说他。可是招待他吃饭就得买白酒，格罗霍尔斯基却受不了。他总要喝五杯白酒，吃饭的时候唠叨没完。然而这也不去说他。……可是他常常一直坐到深夜两点钟，不让他们睡觉。……主要的是有些不该说的话，他居然说出来了。深夜两点钟，他喝足白酒和香槟，就把米舒特卡抱起来，一面哭着，一面当着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的面对他说：

“我的儿子！米哈依尔[16]！我算是什么人？什么人呀？我……是坏蛋！我把你母亲卖了！我贪图三十块银币[17]就把她卖掉了！……主惩罚我吧！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小猪！你的母亲在哪儿？呸！没有了！卖给人家做奴隶了！是呀！可见……我是坏蛋哟。”

这些眼泪和话语把格罗霍尔斯基的整个心翻过来了。他胆怯地看一眼脸色苍白的丽扎，绞自己的手。

“去睡吧，伊凡·彼得罗维奇！”他胆怯地说。

“我就走。……我们走，米舒特卡！上帝审判我们吧！我一想到我妻子做奴隶，我就休想睡着觉。……不过这也不能怪格罗霍尔斯基。……我出货，他出钱嘛。……自由的人才有自由，得救的人才能上天堂啊。……”

白天，伊凡·彼得罗维奇也不让格罗霍尔斯基好受些。使得格罗霍尔斯基大为惊恐的是，他一步也不离开丽扎。他带她一块儿去钓鱼，给她讲故事，跟她一起散步。甚至有一次，他趁格罗霍尔斯基得了感冒，竟然拉着她坐上他那辆四轮马车，上帝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深夜才回来。……

“岂有此理！太不近人情！”格罗霍尔斯基咬着嘴唇想道。

格罗霍尔斯基喜欢随时吻丽扎。缺了那些甜蜜的吻，他就活不下去，然而当着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面，不知怎的，又不好意思吻她。……真是活受罪！这个可怜人感到孤苦伶仃。可是命运不久就怜悯他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忽然整整一个星期不知去向。他家里来了些客人，把他带走了。连米舒特卡也给带走了。

有一天早晨，天气晴和，格罗霍尔斯基出外散步，然后兴高采烈、精神奕奕地回到别墅里。

“他回来了，”他搓着手对丽扎说，“他回来了，我很高兴。……哈哈哈！”

“你笑什么？”

“他带着女人回来了。……”

“什么女人？”

“我不知道。……他身边有女人了，这才好。……简直好得很。……他还那么年轻，那么生气勃勃。……你快到这儿来！你来看。……”

格罗霍尔斯基把丽扎领到阳台上，对她指指对面的别墅。他俩不禁捧腹大笑。那情形也真滑稽。伊凡·彼得罗维奇站在对面别墅的阳台上微笑。下边，阳台底下，站着两个黑发女人，还有米舒特卡。两个女人用法国话大声讲一件什么事，哈哈大笑。

“她们都是法国女人，”格罗霍尔斯基说，“那个离我们比较近的，相貌很不坏。她活像轻骑兵，不过那也没什么。……这种女人往往也有好的。……不过她们多么……不顾体面啊。”

滑稽的是伊凡·彼得罗维奇把身子从阳台上探出去，放下两条长胳膊，用两只手抱住一个法国女人的肩膀，弄得她格格地笑，然后把她抱上来，放在阳台上。

他把两个女人都抱到阳台上，然后又把米舒特卡也抱上去。接着两个女人又跑下去，于是举重游戏就又开始了。……

“嘿，他的筋肉可真结实！”格罗霍尔斯基瞧着这个场面，喃喃地说。

这种举重，大约重演了六次。两个女人可爱得很，就连她们往上升、空中的大风尽情地掀起她们膨胀的连衣裙的时候，她们也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每逢女人升到阳台上，迈腿跨过栏杆，格罗霍尔斯基就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可是丽扎看着却哈哈大笑！依她看来，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反正又不是男人在撒野；如果男人干出撒野的事，那么她作为女人，看见了应当害臊，可是如今撒野的是女人啊！

傍晚，伊凡·彼得罗维奇跑过来，忸怩地申明说，他现在是有家庭的人了。

“你们不要把她们看得一无是处，”他说，“不错，她们是法国女人，老是大嚷大叫，不住喝酒……然而这是理所当然的！法国人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毫无办法的……”伊凡·彼得罗维奇接着说下去，“她们是公爵转让给我的。……几乎没要我的钱。……他说：你就干脆收下吧！……日后你们应当跟公爵认识一下才好。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老是写文章，写啊写的。……你们知道她们的名字吗？一个叫番妮，一个叫伊萨贝拉。……欧洲啊！哈哈哈……西方啊！再见！”

伊凡·彼得罗维奇从此不再来打搅格罗霍尔斯基和丽扎，终日跟那两个女人在一起厮混。从他的别墅里成天价传来说话声、欢笑声、盘盏声。灯火点到深夜才熄灭。格罗霍尔斯基喜不自胜。经过痛苦的长期间隔以后，他终于又感到幸福安宁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同两个女人在一起也不及他同一个女人在一起那么幸福。可是，唉！命运却没有心肝。它玩弄格罗霍尔斯基、丽扎、伊凡、米舒特卡，把他们当做棋盘上的小卒。格罗霍尔斯基又失去安宁了。

有一天（那是过了大约一个半星期以后），他醒得很迟，走到阳台上，不料在那儿看见一个画面，使得他震惊、愤慨，引起他的满腔怒火。原来对面别墅的阳台底下站着两个法国女人，而且……丽扎插在她们中间。她一面谈话，一面斜起眼睛看她自己的别墅：他，那个霸王，那个暴君，醒过来没有？（格罗霍尔斯基就是这样解释这种目光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站在阳台上，卷起袖子，把伊萨贝拉抱上来，然后又把番妮抱上来，再把……丽扎抱上来。他把丽扎抱上来后，格罗霍尔斯基却觉得他好像把她搂在怀里了。……丽扎也抬起一条腿跨过栏杆。……啊，那些女人！她们个个都是斯芬克司啊！

等到丽扎离开从前的丈夫，走回家去，装得若无其事，踮起脚尖走进寝室里来，格罗霍尔斯基却躺在床上，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那样子像是奄奄一息的人，嘴里不住呻吟。

他见到丽扎，就跳下床，在寝室里走来走去。

“原来您是这样一个人？”他用男高音大声尖叫道，“原来您是这样一个人？多谢多谢！这真是岂有此理，高贵的夫人！这简直是不顾廉耻！您要明白这一点。”

丽扎脸色煞白，而且，不消说，哭起来了。女人觉得自己有理就会又骂又哭，可是等到她觉得自己有错，就只有哭的份儿了。

“居然跟那些荡妇混在一起？！那……这……这比不顾体统还恶劣！您知道她们都是些什么人？那是卖笑的女人！妓女！您这么个规矩的女人居然混到她们堆里去了？！还有那个家伙……那个家伙！他要怎么样呢？他还要我拿出什么东西来呢？我不明白！我把我的一半财产都给了他，而且还不止一半呢！您自己也知道！我把我自己没有的也都给了他。……我差不多把样样东西都给他了。……可是他！您同他用‘你’相称，在这方面他没有任何权利，可是我忍住了没说，你们出外散步，饭后接吻，我也忍住了没说……样样事情我都忍气吞声，可是这种事我再也忍不下去。……有我就没他！叫他离开此地，要不然我就走！我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不行！这你自己也明白。……有我就没他。……够了！这已经忍无可忍。……就是没有这种事我也已经痛苦极了。……我马上就去找他谈判。……立刻就去！说真的，他是什么东西？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嗯，不行。……他不该这么目中无人。……”

格罗霍尔斯基另外还说了许多大胆的刻薄话，不过没有“马上”就去：他又胆怯又害臊。他三天以后才到伊凡·彼得罗维奇家里去。

他走进他的住宅里，不由得目瞪口呆。布格罗夫在他四周布置得那么富丽堂皇，使他暗自吃惊。四壁蒙着丝绒，椅子贵重得吓人……豪华的地毯简直弄得人不敢站上去。格罗霍尔斯基生平见过很多阔人，可是在任何一个阔人家里都没见过这种发疯般的奢华。然而他带着莫名其妙的战战兢兢的心情走进大厅里，却又看到那儿多么凌乱！钢琴上放着几个菜碟，碟子里盛着些小面包块，椅子上有只玻璃杯，桌子底下有个筐子，里面装着脏得不像样的女人衣服。窗台上摊着核桃的碎壳。格罗霍尔斯基走进去的时候，布格罗夫本人也穿得不大整齐。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脸色绯红，头发没梳，身上只穿着内衣，嘴里自言自语。……看来他在为一件什么事心神不安。米舒特卡也在大厅里，坐在长沙发上，刺耳的哭叫声在空中震荡。

“这真可怕，格利果利·瓦西里奇！”布格罗夫一看见格罗霍尔斯基就开口说，“这么乱糟糟的，这么乱糟糟的。……请坐请坐！请您原谅我这身亚当和夏娃[18]的打扮。……这没什么关系。……这儿可真乱得厉害！我都不懂：人怎么能在这种地方生活下去？我不明白！仆人们不听使唤，天气坏透了，样样东西都贵。……你闭嘴！”布格罗夫突然在米舒特卡面前站住，嚷道，“闭嘴！叫你闭嘴！畜生！你不闭嘴？”

布格罗夫就拧一下米舒特卡的耳朵。

“岂有此理，伊凡·彼得罗维奇！”格罗霍尔斯基用含泪的声音开口说，“怎么能打这么小的孩子？说真的，您这个人啊。……”

“那就叫他别哭。……闭嘴！我拿鞭子抽你！”

“你别哭了，米舒特卡，乖孩子。……爸爸不会再打你。您别打他，伊凡·彼得罗维奇！要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呢。……得了，得了。……你想要小假马吗？我会叫人给你送个小假马来。……说真的，您多么……狠心啊。……”

格罗霍尔斯基沉默一会儿，问道：

“您那两个女人过得怎么样，伊凡·彼得罗维奇？”

“不怎么样。……我把她们赶走了。……我不客气了。本来我倒还想留下她们，可是不合适：孩子长大了。……父亲的榜样很要紧。……要是只有我一个人，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再者我留下她们又有什么意思呢？呸……简直是滑稽戏！我对她们讲俄国话，她们却对我讲法国话。……她们什么也不懂，笨得跟木头一样。”

“我来找您，伊凡·彼得罗维奇，是要商量一件事。……嗯。……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而是很普通的……三言两语就说完。实际上，我有一件事要请求您。”

“什么事呢？”

“您认为，伊凡·彼得罗维奇，您可以……离开此地吗？您在这儿，我们倒很高兴，也很愉快，不过，您知道，就是不大方便。……您明白我的意思。这样有点别扭。……相互的关系有点不明确，彼此相处老是有点别扭。……那就有必要分开。……甚至非分开不可。……您要原谅我，不过……您自己，当然，也明白，在这类情况下，生活在一起，往往会引起……某种想法。……那就是说，不是想法，而是会有一种别扭的感觉。……”

“对。……是这样。这一点我自己也想到了。好，我走就是。”

“我们会很感激您。……请您相信，伊凡·彼得罗维奇，关于您，我们会保留最美好的回忆！您的牺牲……”

“好。……只是这许多东西我放到哪儿去呢？您听着，我这些家具您就买下吧！您肯买吗？这倒不算贵。……八千……一万就行了。……家具啦、钢琴啦、四轮马车啦。……”

“好。……我给您一万。……”

“那太好了！明天我就走。……我到莫斯科去。在这儿没法生活！样样东西都贵！贵得吓人！钱像流水似的花出去了。……动不动就是一千。……这我可受不了。……我有个家呀。……喏，谢天谢地，您总算把我的家具买下了。我手头总算可以宽裕一点，要不然我就完全破产了。……”

格罗霍尔斯基站起来，跟布格罗夫告别，欢天喜地，回到他的别墅去了。傍晚他打发人给布格罗夫送去一万。

第二天一清早，布格罗夫和米舒特卡就已经到达费奥多西亚了。

三

好几个月过去。春季来临了。

随着春天，明朗晴和的白昼来了，生活就不那么可憎而乏味，大地也变得好看多了。……温暖的空气从海洋上和田野上吹来。……大地覆盖着新生的青草，树上的嫩叶绿油油的。大自然复活，换上一身新装了。

既然大自然的万物都焕然一新，年轻而富于朝气，看样子，人的头脑里似乎也应该有新的希望和新的愿望活动才对。然而人却是难于重生的。

格罗霍尔斯基仍旧住在那个别墅里。他的希望和愿望都很小，不算苛刻，而且仍然集中在那个丽扎身上，在她一个人身上，不在别人身上！他跟从前那样，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她，心里快乐地暗想：“我多么幸福啊！”这个可怜人确实感到幸福极了。丽扎跟从前一样，坐在阳台上，不知为什么总是烦闷地瞧着对面的别墅和她四周的树木，从树木里望出去可以瞧见蓝色的海洋。她跟从前一样，老是沉默不语，常常哭泣，有的时候给格罗霍尔斯基敷上芥末膏。不过她倒也有新的变化值得庆贺。她的内心有一条虫子。这条虫子就是怀念。她心里满是强烈的怀念，怀念她的儿子，怀念过去的生活，怀念欢乐。以往的生活不算特别快乐，然而毕竟比当前的生活快乐些。……当初她同丈夫一起生活，偶尔总要到剧院去一趟，到俱乐部里走走，到熟人家里坐坐。可是在这儿，同格罗霍尔斯基一起呢？这儿的生活空虚而平静。……她身旁只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常常生病，随时凑过来甜蜜地吻她，像是沉默寡言而又总是高兴得流泪的老爷爷。真是枯燥无味！这儿没有那个喜欢跟她跳玛祖卡舞的米海·谢尔盖伊奇，也没有《省报》主编的儿子斯皮里东·尼古拉伊奇。斯皮里东·尼古拉伊奇善于唱歌和朗诵诗篇。这儿没有放满冷荤菜的桌子，没有客人，没有保姆盖拉西莫芙娜，听不见保姆经常抱怨她果酱吃得太多。……一个人也没有！简直只能躺在这几，活活地愁死。格罗霍尔斯基却为他的孤独生活高兴，然而……他高兴错了。他很快就为他的利己主义付出了代价。五月初，那是连空气本身似乎也爱着什么，而且幸福得神魂颠倒的时候，格罗霍尔斯基却失去了一切：他所爱的女人，以及……

这一年，布格罗夫又到克里米亚来了。他倒没租下对面的别墅，光是带着米舒特卡一起游逛克里米亚的各个城市。他在那些城市吃喝睡觉，打纸牌。他对钓鱼和打猎，对法国女人，已经丧失一切兴趣，不瞒读者诸君，以前那两个法国女人从他那儿很拐走了一点钱。他面容消瘦，不再神采焕发，欢畅地微笑，身上只穿帆布衣服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偶尔也到格罗霍尔斯基的别墅来拜访。他给丽扎带来果酱、糖果、水果，似乎努力要给她解闷。这种访问倒没惹得格罗霍尔斯基不安，特别是因为来访的次数很少，时间又短，再者看起来他的目的是把米舒特卡带来，而米舒特卡跟母亲会面的权利却是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剥夺的。布格罗夫来后，总是摊出他的礼物，说上几句话，就走了。而且那几句话也不是对丽扎说，却是对格罗霍尔斯基说的。对丽扎，他什么话也没说。格罗霍尔斯基就放心了。……然而俄国有句谚语，格罗霍尔斯基却不妨记住，那就是“汪汪叫的狗不用怕，闷声不响的才要怕。……”这句谚语是恶毒的，不过在实际生活中有的时候却十分有用呢。

有一回，格罗霍尔斯基在园子里散步，听见两个人在说话。一个是男人的声音，另一个是女人的。头一个是布格罗夫的，第二个是丽扎的。格罗霍尔斯基仔细地听，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悄悄地往说话人那边走去。他在丁香花丛后面站住，开始观察和倾听。他手脚一齐发凉。他额头上冒出冷汗。他伸出两只手去抓住几根丁香枝子，免得摇晃和摔倒。一切全完了！

布格罗夫搂住丽扎的腰，对她说：

“我亲爱的！哎，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可见这是天意如此。我是坏蛋哟。……我把你卖了。我贪图那个希律[19]的钱财，巴不得叫他死了才好。……可是要这些钱财有什么用呢？反而心神不定，到处去摆阔罢了！既不得安宁，也说不上幸福，更没有官品。……弄得人像个傻子似的坐在一个地方不动，连一步也迈不出去。……你听说了吗？安德留希卡·玛尔库津当上科长了。……就是安德留希卡，那个傻瓜！可是我呢，坐着不动了。……主啊，主啊！我又失去了你，又失去了幸福。我是坏蛋！流氓！你以为到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会好受吗？”

“我们离开这儿吧，万尼亚！”丽扎哭着说，“我闷得慌。……我愁得要死。”

“不行。……我拿过钱了。”

“喏，把钱退回去好了！”

“我倒乐意退回去，可是……唉唉……等一下，母马！钱全花完了！现在只得听天由命，小母亲。……这是上帝在惩罚我们。我是因为贪财而受罚，你呢，是因为轻浮。哎，我们就活受罪吧。……到下个世界就可以轻松点了。”

布格罗夫由于宗教感情涌上心头而举眼望着天空。

“可是我没法在这儿生活下去！我闷得慌！”

“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就不闷得慌？难道我缺了你还会高兴？我苦闷极了，憔悴极了！我胸口都痛起来了！……你是我合法的妻子，我肉上的肉……我的亲骨肉。……你活下去，忍着吧！我呢……以后还会来，还会拜访你们的。”

布格罗夫低下头去凑近丽扎，开始小声说话，不过声音还是挺响，几俄丈开外都听得见：

“我可以晚上来找你，丽扎。……你不用担心。……我就住在费奥多西亚，就在附近。……我要住在这儿，紧挨着你，直到我把钱都花光为止。……不久我就会花得一个也不剩！哎，哎！这算是什么生活哟？心里烦闷，周身酸痛……胸口也痛，肚子也痛。……”

布格罗夫停住嘴。这时候轮到丽扎讲话了。……我的上帝，这个女人多么残忍啊！她开始哭泣，诉苦，列举她情夫的种种缺点和她自己的苦处。……格罗霍尔斯基听着她讲话，觉得自己成了强盗，恶棍，害人精。……

“他把我折磨得好苦哟！”丽扎结束她的话说。

布格罗夫在分手的时候同丽扎接吻，然后走出园子的旁门，不料碰见了格罗霍尔斯基，正站在旁门附近等他。

“伊凡·彼得罗维奇！”格罗霍尔斯基用奄奄一息的人的声调说，“我全听见，全看见了。……这种事，从您那方面来讲，是不正派的，不过我不怪您。……您也爱她。……可是您要明白：她是我的！我的！我缺了她就活不下去！这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好，就算您爱她，您痛苦吧，可是，难道我没有付出代价，多多少少补偿您的痛苦吗？看在上帝面上，您走吧！看在上帝面上，您走吧！您永远离开此地吧。我求求您！要不然您就会送掉我的命。……”

“我没有地方可去。”布格罗夫闷声闷气地嘟哝一句。

“嗯。……您已经把钱都花光了。……您是个大手大脚的人。……嗯，好吧。……您到切尔尼戈夫省我的庄园上去吧。……愿意去吗？我把那个庄园送给您就是。……那庄园小，不过很好。我说实话，很好！”

布格罗夫畅快地微笑了。他忽然感到他到了七重天上。

“我送给您就是。……今天我就给庄园上的管事写信，托他办妥地契过户的手续。您逢人就说您买下了那块地。……您走吧！我求求您！”

“好。……我走。……我明白。”

“我们去找个公证人。……现在就去。”格罗霍尔斯基高兴起来，说道，然后就去吩咐人把马车备好。

第二天傍晚，丽扎坐在通常跟伊凡·彼得罗维奇相会的长椅上，不料格罗霍尔斯基悄悄地走到她跟前来。他在她身旁坐下，拉住她的手。

“你闷得慌吗，丽扎？”他略微沉默一下，就开口说，“你烦闷吗？我们何不坐上马车出去玩玩呢？我们何必老是坐在家里？应该坐车出去，快活一下，同外人来往来往。……不是应该这样吗？”

“我什么也不需要。”丽扎说。她脸色发白，面容消瘦，瞧了瞧小路，平时布格罗夫就是顺着那条路走到她这儿来的。

格罗霍尔斯基沉思不语。他知道她在等谁，她需要什么。

“我们回家去吧，丽扎，”他说，“这儿潮湿。……”

“你去吧。……我等一会儿就来。”

格罗霍尔斯基又沉思了。

“你在等他吧？”他问，脸上现出一副苦相，好像有一把烧红的钳子夹住他的心似的。

“是的。……我想把一双小袜子托他交给米舒特卡。……”

“他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走了。……”

丽扎瞪大眼睛。……

“他走了。……到切尔尼戈夫省去了。我把我的庄园送给他了。……”

丽扎顿时脸色白得吓人。她怕跌倒，就抓住格罗霍尔斯基的肩膀。

“我把他送上轮船了。……那是下午三点钟。……”

丽扎忽然抱住头，身子扭动着，倒在长椅上，四肢颤抖。

“万尼亚！”她哭叫道，“万尼亚！我也去，万尼亚！……亲人呀！”

她歇斯底里发作了。……

从这天傍晚起一直到七月止，在别墅住客们常常散步的园子里，可以看见两个影子。那两个影子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弄得别墅住客们很扫兴。丽扎的影子后面，紧跟着格罗霍尔斯基的影子，一步也不放松。我把他们叫做影子，那是因为他俩已经丧失原来的形象了。

他们面容消瘦，脸色苍白，缩起身子，与其说像活人，还不如说像影子。……两个人都憔悴不堪，好比关于售卖除蚤粉的犹太人的古典故事里的跳蚤。

七月初，丽扎从格罗霍尔斯基家里逃走，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她暂时到她的“儿子”那儿去一趟。暂时！她是夜间趁格罗霍尔斯基睡熟的时候逃走的。

格罗霍尔斯基看完她的信，有整整一个星期像疯子似的绕着别墅走来走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八月间，他得了回归热，九月间就到国外去了。在国外他开始灌酒。他打算在美酒和放荡当中寻求安慰。他把他的家产全部荡尽，然而他，可怜人，仍然没能把他所爱的、生着小猫脸的女人的形象从他头脑里赶出去。人们不会幸福得死掉，也不会不幸得死掉。格罗霍尔斯基头发变得花白，可是没死。他一直活到现在。他从国外回来，就去“探望一下”丽扎。布格罗夫张开怀抱迎接他，留他在家里做客，而且没有确定的期限。他一直到现在还在布格罗夫的家里做客。……

今年我有机会路过格罗霍烈夫卡，也就是布格罗夫的庄园。我正碰上主人们在用晚饭。伊凡·彼得罗维奇见到我，高兴极了，开始招待我。他发胖了，皮肤有点松弛。他的脸跟先前一样饱满，油亮，红润。他头顶还没秃。丽扎也发胖了。她一胖就不好看了。她的小脸开始失去猫的模样，而且，唉！近似海豹的脸了。她的脸胖得往上，往外，往两旁铺展开来。布格罗夫夫妇生活得很好。他们样样东西都有很多。他们家里满是仆人和吃食。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开始谈天。我忘了丽扎不会弹琴，却要求她弹个什么曲子。

“她不会弹琴！”布格罗夫说，“她不是玩乐器的人。……喂！有人吗？伊凡！你去把格利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叫来！他在那儿干什么？”然后，布格罗夫扭过头来对着我，接着说，“玩乐器的人马上就来了。……他会弹六弦琴。这架钢琴，我们是留着供米舒特卡用的，我们叫他学钢琴。……”

大约过了五分钟，格罗霍尔斯基走进大厅里来，睡眼惺忪，头发没有梳好，胡子也没刮。……他走进来，对我鞠躬，然后在一旁坐下。

“喂，谁那么早就上床睡觉？”布格罗夫扭过头去对他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老兄！老是睡觉，老是睡觉。……成了睡觉迷了！好，给我们弹个快活点的曲子吧。……”

格罗霍尔斯基调好六弦琴的琴音，边弹边唱道：

昨天我等着一个朋友……

我耳朵听着歌，眼睛瞧着布格罗夫的饱足的脸，心里暗想：“下流相！”我不由得想哭一场。……格罗霍尔斯基唱完歌，对我们鞠躬，走出去了。

“我拿他怎么办呢？”布格罗夫等他走后，对我说，“他真叫我没法子！白天，他老是想心事，想个没完。……到了晚上就哼哼唧唧。……他睡着了，可还是哼哼唧唧，唉声叹气。……他必是得了什么病。……究竟该拿他怎么办，我这脑筋就是想不出辙来！他闹得人没法睡觉。……我生怕他发疯。人家会以为他在我们这儿生活得不好……其实有哪点儿不好呢。他跟我们一块儿吃，跟我们一块儿喝。……只是我们不给他钱。……给了他钱，他就拿去买酒喝，要不然就胡乱送给人家。……反正这又是我的一个累赘！主啊，宽恕我这个有罪的人吧。”

他们留下我在这儿过夜。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布格罗夫正在隔壁房间里教训一个什么人说：

“俗语说的好：你叫傻瓜祷告上帝，他就在地板上把脑门子磕破！喏，谁会把船桨涂上绿漆呢？你想想看，你这脑袋瓜子！你来说说这个理！你干吗不吭声啊？”

“我……我……做错了……”一个沙哑的男高音分辩说。

那个男高音就是格罗霍尔斯基的声音。

格罗霍尔斯基送我到火车站去。

“他是暴君，是霸王，”他一路上对我小声讲道，“他是个慷慨的人，然而是霸王！他的心灵也罢，头脑也罢，都没受过好教养。……他折磨我！要不是那个高尚的女人在这儿，我早就从他这儿走掉了。我不忍心把她丢在这儿。两个人受苦总比一个人受苦好过些。”

格罗霍尔斯基叹口气，接着说：

“她怀孕了。……您看出来了吗？实际上，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先生。……她走后，不久就明白她犯了错误，就又委身于我了。她受不了他。……”

“您是草包！”我忍不住对格罗霍尔斯基说。

“是的，我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都说的对。我天生就是这样。您知道我是怎么生出来的？我那去世的父亲狠命地欺压过一个品位低微的小文官。欺压得好厉害！简直毒害了他的生活！嗯。……我那去世的妈妈却心肠慈悲，出身于平民，是个小市民。……她出于怜悯心，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跟小文官接近。……好。……我就生出来了。……我是受欺压的人的儿子。……那我怎么会有坚强的性格呢？哪儿会有呢？不过，第二遍铃声响了。……再见！请您再到我们这儿来，不过我对您讲到伊凡·彼得罗维奇的那些话，您可别告诉他！”

我握一下格罗霍尔斯基的手，跳上火车。他对着我的车厢鞠躬，然后走到一个盛着水的小木桶那儿去。看来，他口渴了。……

[1] 意谓“有他这种遭遇的人多的是”。

[2] 即教堂里的圣坛，指俄国人在教堂里举行婚礼时在圣坛前宣誓相爱不渝。

[3] 在俄国，杀人犯通常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并服苦役。

[4] 这是正名，丽扎是爱称。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布格罗夫的名字和父名。上文的万尼亚系伊凡的爱称。

[7] 一种因风吹而鸣响的乐器。

[8] 1868—1917年在彼得堡发行的一种反动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俄国反动文人，《新时报》的发行人和主编苏沃陵的笔名。——俄文本编者注

[11] 希腊神话中的睡神。

[12] 伊凡的小名。

[13] 写信人是教士，故用基督教圣徒约翰的名字（在俄国人名中相当于伊凡）。

[14] 由于掉文而用词不当。下文还有这类错误和文理不通之处，不再一一注出。

[15] 基督教洗礼仪式所用的器具。

[16] 米哈依尔的小名就是上文的米舒特卡。

[17] 这是犹大出卖耶稣的报酬。

[18] 据基督教传说，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第一对男女，赤身露体，见《旧约·创世记》。

[19] 基督教传说中对耶稣加以侮辱和迫害的希律王，见《新约·马太福音》。在此借喻“暴君”。

迟迟未开的花

献给尼·伊·柯罗包夫

一

事情发生在秋天一个阴暗的“下午”，普利克隆斯基公爵家里。

年老的公爵夫人和玛鲁霞公爵小姐，在年轻的公爵房间里站着，绞着手指头，恳求他。她们提起基督和上帝，提起荣誉，提起父亲的遗骸，三番四次地恳求他，只有遭遇不幸和哭哭啼啼的女人才会这样苦求不已。

公爵夫人站在他面前不动，一味哭泣。

她老泪纵横，滔滔不绝地讲着，打断玛鲁霞的每句话，时而责难公爵，说出些刻薄的以至辱骂的话，时而对他爱抚备至，时而提出各种要求。……她千百次提到商人富罗夫怎样逼他们还债，提到去世的父亲的骸骨如今怎样在棺材里翻腾，等等。她甚至还提到托波尔科夫医生。

普利克隆斯基公爵一家人总是对托波尔科夫医生看不上眼。他父亲是农奴，就是去世的公爵的跟班森卡。医生的舅舅尼基佛尔至今还是叶果鲁希卡公爵的侍仆。托波尔科夫医生本人，幼年间也因为没擦干净公爵家的刀叉、靴子和茶炊而让他们打过后脑勺。可是现在，嘿，这岂不荒唐？他竟然成了大名鼎鼎的青年医生，生活得跟老爷一样，住在大得不得了的房子里，出门就坐双套马的马车，仿佛故意要叫普利克隆斯基家的人“难堪”似的，因为他们出门却要步行，遇到雇马车总要讲很久的价钱。

“他受到一切人的尊敬，”公爵夫人说，哭哭啼啼，没擦掉眼泪，“大家都喜爱他。他家财豪富，相貌漂亮，到处受到款待。……他就是你旧日的仆人，尼基佛尔的外甥！说起来真是丢人！那么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他品行端正，不灌酒，不同坏人来往。……他从早到晚工作。……可是你呢？我的上帝，主啊！”

公爵小姐玛鲁霞是个二十岁光景的姑娘，相貌俊俏，如同英国长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样，生着好看的亚麻色鬈发，眼睛又大又聪明，颜色像南方的天空。她也费不少的力气恳求她哥哥叶果鲁希卡。

她跟她母亲抢着讲话。她吻她哥哥刚硬的唇髭，却闻到酸臭的酒气。她摩挲着他的秃顶和脸颊，依偎着他，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狗。她所说的全是温柔体贴的话。公爵小姐不忍心对她哥哥说出一句哪怕是近似挖苦的话。她那么热爱哥哥！依照她的看法，她那沉湎于酒色的哥哥，退伍的骠骑兵叶果鲁希卡公爵，是最高真理的表达者，最高美德的模范！她相信，而且死心塌地相信，这个醉醺醺的糊涂虫有一颗神话中的仙女都会羡慕的心。她把他看做不得志的人，不为人所理解，也不为人所赏识。她几乎带着欣赏的心情原谅他酗酒的放荡生活。可不是！叶果鲁希卡早已说得她相信他是因为痛苦才灌酒的，他用葡萄酒和白酒浇灭燃烧他心灵的绝望的爱情，他之所以投入淫荡的少女的怀抱是为了竭力要从他骠骑兵的头脑里把她那优美的形象挤出去。玛鲁霞也罢，一般女人也罢，哪一个不认为爱情是使一切可以得到原谅因而无比正当的理由呢？哪一个不是这样呢？

“乔治！”玛鲁霞说，依偎着他，吻他干瘦而鼻子发红的脸，“你借酒浇愁，这是实在的。……不过，既是这样，那你就忘掉你的痛苦吧！难道一切不幸的人都得喝酒？你忍耐一下，拿出勇气来，克制自己吧！做个英雄好汉！有你这样的才智，有你这样正直而充满热爱的心灵，就经得住命运的打击！啊！你们这些不得志的人，都是这么脆弱！……”

这时候，玛鲁霞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罗亭[1]（请原谅她吧，读者诸君），就开始对叶果鲁希卡议论这个人物。

叶果鲁希卡公爵躺在床上，他那对发红的、细小的眼睛瞧着天花板。他头脑里有点乱哄哄，不过肠胃里倒有一种愉快的饱足感觉。他刚刚吃过中饭，喝下一瓶红葡萄酒，现在吸着三戈比一支的雪茄，正在纳福。他那昏沉的头脑和痛苦的心灵里聚集着极其杂乱的思想和感情。他觉得对不起哭泣的母亲和妹妹，同时又恨不得把她们赶出房外去才好：她们妨碍他睡一会儿，打一打呼噜。他心里有气，因为她们竟敢教训他，同时他的（大概很小的）良心装着小小的痛苦，在折磨他。他愚蠢，然而还没有愚蠢到不能理解普利克隆斯基家确实在败落，而且这或多或少是由他造成的。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恳求很久。客厅里已经点起灯火，有个女客来了，她们却仍旧在恳求。最后，叶果鲁希卡由于躺着却不能睡觉而感到腻烦了。他伸个懒腰，骨节咯吱咯吱地响，说：

“行，我改过就是！”

“这话是真心诚意的？”

“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

他的母亲和妹妹抓住他的手，逼着他再一次对上帝起誓，凭人格起誓。叶果鲁希卡就再一次对上帝起誓，凭人格起誓，说要是他再不停止这种不规矩的生活，就让天雷当场劈死他。公爵夫人逼着他吻圣像。他果然吻圣像，同时在胸前画三次十字。一句话，他起的誓再地道也没有了。

“我们相信你！”公爵夫人和玛鲁霞说着，扑过去拥抱叶果鲁希卡。她们都相信他。是啊，最真诚的话语，极重的誓言，对圣像的亲吻，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怎能叫人不相信呢？再者，凡是有热爱的地方，也就有盲目的信心。她们像是复活了，两个人眉开眼笑，如同犹太教人庆祝耶路撒冷复兴那样庆祝叶果鲁希卡的新生。她们把客人送走后，在墙角坐下，小声谈论她们的叶果鲁希卡会怎样改过自新，怎样过新的生活。……她们断定叶果鲁希卡会大有发展，不久就会改善他家的局面，那她们就不必再忍受极端的贫困，这种贫困好比讨厌的鲁比肯河[2]，凡是荡尽家财的人都得渡过。她们甚至断定叶果鲁希卡一定会娶个又富足又美丽的女人。他那么英俊，聪明，门第又那么高贵，天下未必会有一个女人胆敢不爱他！最后，公爵夫人还讲了讲他祖先的身世，认为叶果鲁希卡很快就会开始步他们的后尘。普利克隆斯基的祖父是公使，会说欧洲各国语言，他父亲是极其著名的军团的司令官，那么儿子将来会做……将来会做……他会做什么呢？

“您一定会看见他将来成为大人物！”公爵小姐断定说，“您一定会看见的！”

她们在床上睡下后，又说起美好的前途，讲了很久。等到她们睡熟，就做许多极其迷人的梦。她们在睡乡中幸福得不住微笑，梦境太美了。那些梦大概是命运用来补偿她们第二天经历到的恐怖的。命运并不永远吝啬，有的时候甚至还肯预先付给你一点代价呢。

大约凌晨三点钟，恰好公爵夫人梦见她的孩子[3]穿着光彩夺目的将军服装，玛鲁霞正在梦中为她那发表精彩演说的哥哥鼓掌，不料一辆普通的出租马车来到普利克隆斯基公爵家门口。马车里坐着花卉饭店的仆役，怀里抱着醉得像死人一样的叶果鲁希卡公爵的高贵身体。叶果鲁希卡已经完全人事不知，在“炸房”[4]的怀抱里摇来晃去，犹如刚刚宰完、正送进厨房里去的鹅。马车夫从赶车座位上跳下来，在大门口拉响门铃。尼基佛尔和厨师走出来，付完车钱，把烂醉如泥的身体抬上楼去。年老的尼基佛尔既不惊讶，也不害怕，用他干惯这种事的手给那不动的身体脱掉衣服，把它放到羽毛褥子中央，盖上被子。仆人们一句话都没说。他们早已看惯主人变成一种必须抬上来、脱掉衣服、盖上被子的东西，因此毫不惊讶，也毫不害怕。对他们来说，醉醺醺的叶果鲁希卡已经是常规了。

第二天早晨，大家都吓坏了。

大约十一点钟光景，公爵夫人和玛鲁霞正在喝咖啡，尼基佛尔走进饭厅里来，报告她们说叶果鲁希卡公爵情形不妙。

“公爵多半要死了！”尼基佛尔说，“请您去看一看吧！”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的脸顿时白得像亚麻布一样。公爵夫人的嘴里掉出一小块饼干。玛鲁霞碰翻咖啡杯，两只手抓住胸口的衣服，她胸膛里那颗心受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惊慌不安，怦怦地跳起来。

“公爵是凌晨三点钟喝醉酒回到家里来的，”尼基佛尔用发抖的声音报告说，“跟往常一样。……喏，可是现在，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不住地翻身，嘴里哼哼唧唧的。……”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互相抓住，一齐跑到叶果鲁希卡的寝室里去。

叶果鲁希卡脸色白里发青，头发蓬松，面容极其憔悴，在很厚的鸭绒被子里躺着，呼呼地喘气，身子发抖，翻来覆去。他的头和手一刻也不安静，老是在动，不住颤抖。他胸中冒出一声声的呻吟。他的唇髭上挂着一小块红东西，大概是血。要是玛鲁霞弯下身去凑近他的脸，就会看见他的上嘴唇有个小小的伤口，上颚缺了两颗门牙。他周身冒出热气和酒气。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跪下去，放声痛哭。

“他要是死了，那就要怪我们！”玛鲁霞说着，捧住自己的头，“我们昨天不住责备他，伤了他的心，于是……他受不住了！他的灵魂脆弱得很！这怪我们不对，妈妈！”

她俩一面感到负疚，一面睁大眼睛，浑身发抖，互相偎紧。人只有眼见头顶上的天花板随着稀里哗啦的声音和喀嚓的一响，马上就塌下来，兜头盖脑地把自己砸得粉碎，才会这样发抖，这样互相偎紧。

厨师灵机一动，跑出去请医生。医生伊凡·阿多尔佛维奇来了。他是个矮小的人，周身似乎只有一块很大的秃顶、一对愚蠢的和猪一般小的眼睛以及一个滚圆的小肚子。她们见到他都高兴，就像见到亲爹一样。他闻了闻叶果鲁希卡寝室里的空气，摸了摸脉搏，深深地叹口气，皱起眉头。

“您不用担心，夫人！”他用恳求的口气对公爵夫人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按我的看法，夫人，我认为您的儿子不是处在很大的所谓危险之中。……不要紧的！”

可是他对玛鲁霞说的就截然不同了：

“我不知道对不对，公爵小姐，可是，按我的看法……各人是有各人的看法的，公爵小姐。按我的看法，公爵……哼！……就像日耳曼人说的那样……病势沉重[5]。……不过呢，一切都要看……都要看所谓的转变期。”

“他有危险吗？”玛鲁霞小声问。

伊凡·阿多尔佛维奇皱起额头，开始说明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她们给他三卢布。他道过谢，很不好意思，咳嗽几声，走掉了。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清醒过来后，决定派人去请有名的医生。有名的医生收费很贵，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亲人的性命总比金钱贵重啊。厨师就跑出去请托波尔科夫。他在医生家里，不消说，没有找到医生。他只得留下一张字条。托波尔科夫没有很快地应邀而来。她们心里发紧，神魂不定地等一天，又等整整一夜，再等了一个上午。……她们甚至打算派人去另外请医生。她们决定等托波尔科夫来了，就骂他“大老粗”，而且要当着他的面骂他，叫他下次再也不敢害得人家这么久等。普利克隆斯基公爵家里的人尽管发愁，却从心底里愤愤不平。最后，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才有一辆带弹簧的四轮马车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口。尼基佛尔赶紧踩着碎步往房门口走去，过几秒钟，极其恭敬地从他外甥的肩头脱下厚呢大衣。托波尔科夫咳嗽一声，表示他来了，然后对谁也没点头，照直往病人的房间走去。他穿过大厅、客厅、饭厅，对任何人也没看一眼，气度庄严，如同将军一样，脚上穿着亮晃晃的皮靴，踩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闹得整个房子都能听见。他那魁梧的身材引起人们的尊敬。他稳重，庄严，仪表堂堂，五官极其端正，仿佛是用象牙雕出来的。他那副金丝眼镜和极其严肃呆板的面容，越发衬托出他高傲的气概。论出身，他是平民，然而在他身上，除了颇为发达的肌肉以外，平民的特点几乎什么也没剩下。一切都是老爷的气派，甚至是绅士的气派。他的脸绯红，漂亮，而且，如果可以相信他的病人们的看法，甚至漂亮极了。他的脖子白得像女人一样。他的头发像丝线那么柔软、好看，不过，可惜剪得太短。要是托波尔科夫注重仪表，他就不会把头发剪短，而会留长，让它卷曲着，垂到他的领口上。他的脸漂亮，然而神情过于冷淡，过于严肃，反而不招人喜欢。那张脸又冷淡，又严肃，又呆板，除了终日繁忙所造成的极度疲劳以外，什么表情也没有。

玛鲁霞迎着托波尔科夫走过去，在他面前绞着手，开始求他帮忙。以前她从来也没有求过任何人帮忙。

“您救救他，大夫！”她说着，抬起大眼睛来瞧着他，“我求求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托波尔科夫绕过玛鲁霞，向叶果鲁希卡那边走去。

“打开通气窗！”他一走进病人的房间就命令道，“为什么不打开通气窗？叫人怎么呼吸呢？”

公爵夫人、玛鲁霞和尼基佛尔赶紧跑到窗子和火炉那边去。窗子上已经安上双层窗，通气窗没有了[6]。炉子没有生火。

“没有通气窗。”公爵夫人胆怯地说。

“奇怪。……嗯。……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医病！我医不了！”

托波尔科夫略微提高嗓音，接着说：

“把他抬到大厅里去！那儿不这样闷。叫人来！”

尼基佛尔赶紧扑到床跟前去，在床头那边站住。公爵夫人涨红脸，因为她家里除了尼基佛尔、一个厨师、一个半瞎的女仆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仆人。她就亲自跑过去抬床。玛鲁霞也抓住床，用尽气力把它抬起来。一个年迈的老人和两个弱女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把床抬起来，搬出去。他们一边抬，一边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跌跌撞撞，生怕把床打翻。公爵夫人的连衣裙的肩部裂开，她觉得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脱了节，在掉下去。玛鲁霞头晕目眩，两条胳膊痛得厉害。叶果鲁希卡好重啊！可是他，医学博士托波尔科夫，却庄严地跟在床后面走，生气地皱起眉头，怪这些小事占用了他的时间。他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去帮助那些女人！简直是畜生！……

他们把床放在钢琴旁边。托波尔科夫撩开被子，一面向公爵夫人问话，一面动手给翻来覆去的叶果鲁希卡脱掉衣服。不出一秒钟，他的衬衫就脱下来了。

“您说得短一点，劳驾！这些话跟病情不相干！”托波尔科夫听着公爵夫人讲话，咬清字音说，“没事的人可以出去！”

他用小锤子敲一阵叶果鲁希卡的胸部，然后把病人翻个身，脸朝下，又敲一阵。他听诊的时候呼呼地喘气（医生们听诊总要喘气），断定这是单纯的酒狂症。

“不妨给他穿上治热病用的紧身衣。”他用平稳清楚的声调说出每个字。

他另外又叮嘱一些话，然后写好处方，很快地往房门口走去。他写处方的时候，顺便问起叶果鲁希卡的姓。

“普利克隆斯基公爵。”公爵夫人说。

“普利克隆斯基？”托波尔科夫反问道。

“你怎么这样快就忘记了你旧日的……地主的姓！”公爵夫人暗想。

公爵夫人没敢想“旧日的……主人”，这个旧日的农奴的气派太威严了！

在前厅里，她走到他跟前，心里发紧，问道：

“大夫，他有危险吗？”

“我想没有危险。”

“按您的看法，他会复原吗？”

“我想会。”医生冷冷地答道，稍微点一下头，就走下楼去找他的马车，那辆马车也是又稳重又庄严，不下于他本人。

医生走后，公爵夫人和玛鲁霞经过一昼夜的疲劳后第一次舒畅地叹口气。名医托波尔科夫让她们觉得有希望了。

“他多么仔细，多么可爱！”公爵夫人说，心里暗暗为世界上一切医生祝福。孩子有了病，母亲总喜爱医学，相信医学！

“这个老爷可真神气啊！”尼基佛尔说。很久以来，他在主人家里除了见到叶果鲁希卡的朋友，那些浪子和酒徒以外，再也没见过另外的人。这个老头子做梦都没想到神气的老爷不是外人，就是从前那个肮里肮脏的孩子柯尔卡，那时候他不止一次揪住孩子的腿，把他从运水车上拉下来，饱打一顿呢。

公爵夫人一直瞒住他，没有说出他的外甥做了医生。

傍晚，太阳落下去后，由于忧愁和疲劳而四肢无力的玛鲁霞，突然猛烈地打冷战。这场冷战把她推倒在床上，紧跟着她就发高烧，肋部痛。她通宵说梦话，呻吟道：

“我要死了，妈妈！”

第二天早晨九点多钟，托波尔科夫来了，这回不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两个人看病：叶果鲁希卡公爵和玛鲁霞。他发现玛鲁霞得了肺炎。

普利克隆斯基公爵家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肉眼看不见然而可怕的死神，在两张床的床头上忽隐忽现，随时威胁着年老的公爵夫人，要夺去她的两个孩子。公爵夫人急得没了魂。

“我不知道！”托波尔科夫对她说，“我不知道，我不是预言家。要过几天才能看清楚。”

他说这些话的口气干巴巴，冷冰冰，伤了不幸的老太婆的心。至少也该说一句有希望的话啊！仿佛要增添她的不幸似的，托波尔科夫几乎没有为病人开什么药，光是忙于敲打，听诊，责难，嫌这儿的空气不洁净，嫌压布放的不是地方，不是时候。老太婆却认为所有这些新近时兴的玩意儿都是毫无用处的空忙。她日夜不断地从这张床旁边走到那张床旁边，忘掉世上的一切，只顾发誓许愿，祈祷上帝。

她认为热病和肺炎是最容易致人死命的疾病。等到玛鲁霞痰中见血，她以为公爵小姐已经到了“肺结核末期”，就倒在地下，不省人事了。

不料，公爵小姐在得病的第七天，竟然微微一笑，说道：

“我好了！”

您可以想象，公爵夫人是多么高兴啊！

连叶果鲁希卡也在第七天醒过来了。公爵夫人见到来这里看病的托波尔科夫，就走过去，好像见到天神似的不住祈祷着，幸福得又是哭又是笑，说：

“我感激您，大夫，救活了我的孩子。谢谢您！”

“什么？”

“我对您感激不尽！您救活了我的孩子！”

“可是……现在都第七天了！我本来料着五天就会好的。不过，反正也一样。早晨和傍晚给她吃这药粉。压布继续要用。这条厚被子可以换一条薄点的。给您的儿子喝点带酸味的饮料。明天傍晚我再来。”

这位名医就点一点头，迈开平稳的将军步伐，往楼梯口走去。

二

白昼明亮而清澈，略有寒意。这是秋季的白昼，遇上这样的日子，人们往往甘心忍受寒冷，忍受潮湿，忍受沉重的套鞋。空气明净极了，就连停在最高的钟楼上一只寒鸦的嘴都可以看清楚。空气里浸透秋天的气息。您走到大街上，您的脸上就会泛起一大片健康的红晕，类似上等的克里米亚苹果。黄色的枯叶早已凋落，遭到人们践踏，有耐性地等着头一场大雪。太阳光芒四射，照得枯叶黄澄澄的，像是一枚枚金币。大自然安稳温顺地睡熟，没有风，没有声音。它静止不动，默默无声，仿佛经过春天和夏天感到筋疲力尽，如今在温暖而爱抚的阳光下纳福。您瞧着这种正在开始的安宁气氛，您自己就也想心平气和地安定下来。……

正是在这样一个白昼，玛鲁霞和叶果鲁希卡坐在窗前，最后一次等候托波尔科夫来临。温暖而爱抚的阳光也射进普利克隆斯基家的窗子里来，在地毯上、椅子上、钢琴上闪亮。一切东西都浸沉在这种亮光里。玛鲁霞和叶果鲁希卡从窗口瞧着街上，庆幸他们痊愈了。病愈的人，特别是如果年轻，总是感到很幸福。一般健康的人是不会感到和理解健康的，他们却感到了，理解了。健康就是自由，那么除了被解放的奴隶以外，谁还能领略自由的快乐？玛鲁霞和叶果鲁希卡每分钟都感到自己是被解放的奴隶。他们多么畅快啊！他们想呼吸，想看窗外，想活动，一句话，想生活。所有这些愿望，每秒钟都在实现。逼债的富罗夫、毁谤、叶果鲁希卡的行为、贫穷……一概都忘在脑后。只有那些愉快的、不搅乱人心的事情才没忘却，例如好天气、最近要开的舞会、好心的妈妈和……医生。玛鲁霞有说有笑，一刻也不停嘴。主要的话题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医生。

“了不起的人，万能的人！”她说，“他多么神通广大啊！你来评断一下，乔治，这是多么崇高的事业：同自然界斗争而且战胜它！”

她说个不停，每说完一句夸张而又诚恳的话，总是用手和眼睛表现出一个大惊叹号。

叶果鲁希卡听妹妹讲那些热情洋溢的话，巴着小眼睛，随声附和。他自己也尊敬托波尔科夫严厉的容貌，相信他的痊愈完全归功于他。妈妈坐在一旁，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分享孩子们的快乐。

她喜欢托波尔科夫，不仅是因为他有医病的本领，还因为她在医生脸上看出一种“奋发有为”的神采。

不知什么缘故，老年人都非常喜欢这种“奋发有为”。

“可惜的只是他……他出身那么低贱，”公爵夫人胆怯地瞥一眼女儿，说，“而且他的行业……也不大干净。他老得翻弄各式各样的脏东西。……呸！”

公爵小姐脸红起来，坐到另一把圈椅上去，离她母亲远点。叶果鲁希卡也扭动身子。

他受不了贵族的傲气和妄自尊大。

贫穷能给任何人上课！他已经不止一次亲身经历过比他富有的人对他摆架子了。

“如今这个年月，妈妈[7]，”他说，轻蔑地耸一耸肩膀，“谁肩膀上长着个脑袋，裤子上有个大口袋，谁就是好出身。谁在该长脑袋的地方长了个屁股，该有口袋的地方只有肥皂泡，谁就……等于零，事情就是这样！”

叶果鲁希卡说这些话是在学舌。这些话，他是两个月前从一个宗教学校学生那儿听来的，他在台球房里跟那个学生打过架。

“我情愿拿我的公爵头衔去换他的脑袋和口袋。”叶果鲁希卡补充道。

玛鲁霞抬起充满感激的眼睛瞧着她哥哥。

“我有很多话想跟您说，妈妈，可是您不懂，”她说，叹口气，“谁也没法改变您的想法。……很可惜！”

公爵夫人由于守旧思想当场被人揭穿而觉得难为情，就开始分辩。

“不过，在彼得堡我认识过一个大夫，是个男爵，”她说，“对，对。……在国外也有这样的大夫。……这是实在的。……教育可是大有用处的。……嗯，对了。……”

十二点多钟，托波尔科夫来了。他仍然像头一次那样走进来：气度庄严，对任何人也不看一眼。

“不要服用含酒精的饮料，要尽可能避免饮酒过量，”他放下帽子，转过身来对叶果鲁希卡说，“要注意肝脏。您的肝已经肿大不少。这种肿大应当完全归因于服用那些饮料。要喝我开的药水。”

他回过身来对着玛鲁霞，也向她提出几个最后的忠告。

玛鲁霞专心地听着，仿佛听有趣的故事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那个有学问的人的眼睛。

“怎么样？我想，您听明白了吧？”托波尔科夫问她。

“哦，听明白了！谢谢。”

这次来访持续整整四分钟。

托波尔科夫咳嗽一声，拿起帽子，点点头。玛鲁霞和叶果鲁希卡都把眼睛移到母亲身上。玛鲁霞甚至脸红了。

公爵夫人像鸭子似的摇摆着身子，走到医生跟前，涨红脸，把她的手别扭地塞到他白皙的拳头里。

“请容许我向您道谢！”她说。

叶果鲁希卡和玛鲁霞低下眼睛。托波尔科夫把拳头举到眼镜跟前，瞧着一卷钞票。他毫不忸怩，也不低下眼睛，却把一根手指头塞进嘴里，蘸点唾沫，几乎不出声地数起钞票来。他一共数了十二张二十五卢布钞票。怪不得尼基佛尔昨天拿着她的镯子和耳环在外边奔走！托波尔科夫的脸上掠过一小块明亮的云，类似人们在圣徒头上所画的光晕。他的嘴微微嘻开，露出笑意。看来，他对这笔报酬很满意。他数完钱，把它放进口袋里，又点一下头，回转身往房门口走去。

公爵夫人、玛鲁霞和叶果鲁希卡定睛瞧着医生的后背，三个人一齐感到他们的心缩紧了。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美好的感情：这个人要走了，再也不来了，他们却已经习惯了他平稳的步伐、清楚的声调和严肃的脸相。母亲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小小的主意。她忽然有意对这个木石般的人亲热一下。

“他是个孤儿，可怜呀，”她暗想，“他孤孤单单。”

“大夫。”她用老太婆的柔和声调说。

医生回过头来看一眼。

“什么事？”

“您跟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好吗？您不要客气！”

托波尔科夫皱起额头，慢腾腾地从口袋里取出怀表来。他看看怀表，略为沉吟一下，说：

“我喝茶。”

“请坐，劳驾！就坐在这儿吧！”

托波尔科夫放下帽子，坐下来。他直挺挺地坐在那儿，像是人体模型，弯着膝盖，挺起胸膛，直着脖子。公爵夫人和玛鲁霞忙碌起来。玛鲁霞睁大眼睛，露出操心的眼神，仿佛人家对她提出一个难于解答的问题似的。尼基佛尔穿着黑色旧礼服，戴着灰色手套，在各处房间里跑来跑去。房子里到处传遍茶具的响声，茶匙叮叮当当地响。不知什么缘故，叶果鲁希卡被人暂时从大厅里叫出去，而且是悄悄地、秘密地叫出去的。

托波尔科夫等着送茶来，坐了大约十分钟。他坐在那儿，瞧着钢琴的踏板，四肢完全不动，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最后客厅的房门开了。满面春风的尼基佛尔走进来，手里端着大托盘。托盘上放两个大玻璃杯，外面套着银茶托：一杯茶是端给医生的，另一杯是端给叶果鲁希卡的。两杯茶周围，遵照严格的对称款式，放着鲜奶油壶和煮开的奶油壶，另外有糖缸以及夹糖的夹子，一杯柠檬以及小叉子和饼干。

叶果鲁希卡跟着尼基佛尔走进来，脸上为要显出庄严而变得死板板。

殿后的是额头冒汗的公爵夫人和睁着大眼睛的玛鲁霞。

“喝茶吧，请！”公爵夫人对托波尔科夫说。

叶果鲁希卡拿起茶杯来，走到旁边去，小心地喝一口。托波尔科夫也拿起茶杯来，喝一口。公爵夫人和公爵小姐在一旁坐下，开始研究医生的相貌。

“您的茶也许还不够甜吧？”公爵夫人问。

“不，够甜了。”

随后，正如应该预料到的，沉默来了。那是可怕而讨厌的沉默，不知什么缘故，这使人感到局面极其别扭，令人忸怩不安。医生只顾喝茶，没开口说话。看来，他没把周围的一切放在眼里，在他面前除了茶以外，他什么也没看见。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非常想跟有学问的人谈一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两个人都怕自己显得愚蠢。叶果鲁希卡瞧着医生，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有心问一句什么话，却怎么也打不定主意。房间里像坟墓般寂静，偶尔被喝茶声打破。托波尔科夫喝茶的声音很响。他看来并不觉得拘束，自由自在地喝着。他一边喝，一边发出咕嘟的声音。那口茶似乎从他嘴里落到一个什么深渊里，在那儿碰响一个又大又光滑的东西。尼基佛尔也偶尔打破寂静，不时吧嗒着嘴，咀嚼着，倒好像把做客的医生放在嘴里，品尝他的滋味似的。

“据说吸烟有害，是真的吗？”叶果鲁希卡终于打定主意问道。

“尼古丁，烟草的生物碱，对人的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一种剧烈的毒药。每支纸烟带到身体里去的毒素，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不过另一方面，这种毒素的引入却是持续不断的。毒素的数量以及它的力量，同服用的持续性成反比。”

公爵夫人和玛鲁霞互相看一眼：他多么有学问啊！叶果鲁希卡开始巴眼睛，拉长他那张鱼样的脸。他这个可怜人，没听懂医生的话。

“当初在我们军团里，”他开口说，打算把学术的谈话换成普通的谈话，“有个军官，姓柯谢奇金，是很正派的人。他生得非常像您！非常像！就跟两滴水一样。简直没法分清！他是您的亲戚吗？”

医生没回答，光是发出很响的喝茶声。他嘴唇的两角微微抬起来，皱成轻蔑的笑容。他分明看不起叶果鲁希卡。

“请您告诉我，大夫，我彻底痊愈了吗？”玛鲁霞问，“我能认为我充分痊愈了吗？”

“我看是这样。我认为您已经充分痊愈了，理由是……”

医生高高地昂起头，定睛瞧着玛鲁霞，开始阐明肺炎的成因。他讲得从容不迫，咬字清楚，声调既不提高，也不降低。大家都极乐意听他讲，听得津津有味，然而可惜，这个枯燥乏味的人不善于讲得通俗，认为没有必要换个说法来迁就外行人的头脑。他好几次提到“脓肿”和“凝块状变性”之类的词。大体说来，他讲得很好，很精彩，可就是很难懂。他发表一大篇演讲，其中夹杂着许多医学术语，连一句能让听者理解的话都没说。然而这并没妨碍听众坐在那儿张开嘴巴，几乎带着崇拜的心情瞧着这个有学问的人。玛鲁霞眼睛没离开过他的嘴，把每个字都听进去了。她瞅着他，拿他的脸同她天天看见的脸暗自比较一下。

那些向她献殷勤的人，叶果鲁希卡的朋友们，每天都来拜访，惹得她腻烦，而他们那些憔悴、麻木的脸多么不同于这张有学问而又疲劳的脸！从那些酒徒和浪子的嘴里，玛鲁霞连一句好心的正经话都没听到过，他们的脸同这张冷冰冰而缺乏热情，可是聪明高傲的脸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啊。

“可爱的脸！”玛鲁霞暗想，欣赏着他的脸、他的声调、他的话语，“它显出多少才智，多少学识啊！为什么乔治做军人呢？他也应该做学者才是。”

叶果鲁希卡深情地瞧着医生，暗自想道：

“既然他谈学问方面的事，可见，他把我们看成有学问的人了。我们在社交场中处于这样的地位，倒也不错呢。不过刚才我胡扯了些关于柯谢奇金的话，却做得蠢极了。”

等到医生结束演讲，听众都深深地吐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出色的业绩似的。

“无所不知是多么好啊！”公爵夫人叹道。

玛鲁霞站起来，仿佛打算感谢医生发表演讲似的，挨着钢琴坐下，开始弹琴。她很想跟医生谈一下，谈得深点，恳切点，音乐总是能引人谈话的。再者，她也有心在这个有学问的和有理解能力的人面前显一显本领。

“这是肖邦的曲子，”公爵夫人开口说，娇慵地微笑着，像贵族女子中学学生那样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这个作品真好听！大夫，我敢夸一句口，她唱得也很好听。她是我的学生。……从前我有一副出色的嗓子呢。喏，那个女歌唱家……您知道她吗？”

这时候公爵夫人说出俄国一个著名的女歌唱家的姓。

“她对我感激不尽。……是啊。……我教过她的课！那时候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她跟我那去世的公爵多少沾点亲。……您喜欢听唱吗？不过这又何必多问？谁不喜欢听唱呢？”

玛鲁霞开始弹圆舞曲的最精彩的部分，含笑回过头去看一眼。她需要从医生脸上看出她自己的演奏给医生留下什么印象。

可是她什么也没能看出来。医生的脸跟先前一样泰然自若，神情淡漠。他在很快把茶喝完。

“我喜欢这一段曲子。”玛鲁霞说。

“我跟您道谢，”医生说，“我不打算再听下去了。”

他喝下最后一口茶，站起来，拿起帽子，没有表示一丝一毫愿意把这个圆舞曲听完的意思。公爵夫人跳起来。玛鲁霞发窘，又感到委屈，就把钢琴盖上了。

“您已经要走了，”公爵夫人开口说，皱紧眉头，“您不想再喝点什么吗？我希望，大夫……这条路您现在已经走熟了。那么，以后随便哪天傍晚，过来坐坐吧。……您不要忘了我们。……”

医生点两下头，别扭地握了握公爵小姐伸过来的手，默默地走去穿他的皮大衣。

“他简直是块冰！是块木头！”公爵夫人等医生走后，开口说，“这真可怕！他连笑一笑都不会，这个木头人！你白给他弹琴了，玛鲁霞！他仿佛是单为喝茶才留下来的！一喝完就走了！”

“可是他多么有学问啊，妈妈！非常有学问！在我们这儿他能跟谁谈话呢？我没有学过什么，乔治又不爱讲话，老是不开口。……这样的学术谈话我们谈得下去吗？不行啊！”

“这就叫做平民！这就是尼基佛尔的外甥！”叶果鲁希卡说，凑着壶嘴喝奶油，“你们觉得怎样？什么合理啦，淡漠啦，主观啦……他说得可顺溜了，坏包！这算是哪家子平民？还有他那辆四轮马车！你们快来看！多么讲究！”

三个人就一齐瞧着窗外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名医，身穿肥大的熊皮大衣。公爵夫人羡慕得脸都红了。叶果鲁希卡意味深长地挤了挤眼睛，打一声呼哨。玛鲁霞却没看见马车。她没有工夫看它：她在打量医生，因为他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新鲜事物对谁能不起作用呢？

对玛鲁霞来说，托波尔科夫太新奇了。……

头一场雪来了，随后来了第二场，第三场。冬天拖得很久，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地响，大雪成堆，水凝成冰柱。我不喜欢冬天，也不相信那些自称喜欢冬天的人。一到冬天，街上就冷冰冰，房间里烟雾腾腾，套鞋里发潮。天气时而严酷得像个婆婆，时而阴雨连绵，像个爱哭的老处女，因此，尽管有仙境般的月夜、三套马的马车、狩猎、音乐会、舞会，冬天还是很快就惹得人厌烦。而且它也拖得太长，结果它所毒害的就不仅仅是无家可归和害痨病的人的生命而已。

普利克隆斯基公爵家的生活又照常进行。叶果鲁希卡和玛鲁霞已经完全复原，就连母亲也不再认为他们是病人。他们的景况却依然如故，无从改善。局面越来越糟，钱越来越少。公爵夫人把她所有的珍贵物品，不论是祖传的还是自己购置的，统统拿去抵押了又抵押。尼基佛尔跟先前一样，趁主人打发他到小铺里去赊买各种零星物品，就在小铺里闲谈，讲起主人家欠他三百卢布，却不想着还给他。厨师也发这样的牢骚，小铺老板出于怜悯就把自己的旧皮靴拿出来送给他。富罗夫逼债越发紧了。不管公爵家提出什么延期偿还的办法，他一概不同意，遇到公爵夫人要求他暂缓向法院提出偿债诉讼，他就出言不逊。由富罗夫带头，别的债主也吵闹不休。每天早晨公爵夫人不得不接见公证人、法庭执行吏和债主。似乎，处理破产事务的债权人会议就要举行了。

公爵夫人的枕头，跟先前一样，泪痕不干。白天公爵夫人强打精神，可是到晚上就听凭眼泪尽情地流，通宵哭泣直到天明。她无须乎走远，就可以找到痛哭的根据。那些根据就摆在面前，彰明较著，十分刺目。贫穷、随时受到侮辱的自尊心……而且是受谁的侮辱呢？无非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例如各式各样的富罗夫、厨师、小商人等。她所珍爱的物品都送去典当了。公爵夫人割舍那些东西的时候，伤透了心。叶果鲁希卡跟先前那样过着不规矩的生活，玛鲁霞还没出嫁。……痛哭的根据还嫌少吗？前途渺茫，而且公爵夫人从渺茫的前途中窥见了险恶的幽灵。这种前途凶多吉少。人对它不能存什么指望，而只能害怕。……

钱越来越少，可是叶果鲁希卡灌酒却越来越厉害。他拼命地灌，不顾死活，倒好像有意补上生病期间所损失的那些时间似的。他把一切东西，不管是他有的还是没有的，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统统换酒喝掉。他沉湎在放荡生活中，肆无忌惮，恬不知耻。他不论见到什么人就开口借钱，这在他已经无所谓了。他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就坐下来打牌，这在他也成了常规，至于大吃大喝而由别人花钱，坐上别人的出租马车派头十足地出外兜风，临了却不给车钱，他都不认为是罪过。他改变得很少：从前人家嘲笑他，他就生气，现在他遭到驱逐或者被人押走，只是略微有点难为情罢了。

只有玛鲁霞变了。她起了新变化，而且是极可怕的新变化。她对哥哥所抱的幻想开始破灭。不知什么缘故，她忽然觉得他不像是那种不为人赏识和不为人理解的人，而纯粹是极普通的人，同大家一样，甚至还不如他们。……她不再相信他那绝望的爱情。可怕的新变化！她一连几个钟头坐在窗前，毫无目标地瞧着街上，暗自想象哥哥的脸，竭力要在那张脸上看出一种端正而不让人失望的东西，可是她在那张没有光彩的脸上却什么也没看出来，只看到一点：他是个空虚无聊的人！没有出息的人！在她的想象里，紧挨着这张脸，还闪过他朋友们的脸，客人们的脸，用《圣经》上的话安慰人的老太婆的脸，求偶的男人的脸，以及公爵夫人本人那张哭哭啼啼、由于悲伤而变得麻木的脸，于是玛鲁霞的可怜的心痛苦得缩紧了。在这些关系亲密、为她所爱、然而渺小的人们旁边生活，是多么庸俗、没有光彩、麻木不仁，多么愚蠢、乏味、懒散啊！

她痛苦得心里发紧，此外，又有一种热烈的和离经叛道的愿望使她透不出气来。……有时候，她恨不得一走了事，可是到哪儿去呢？不消说，她想到另一个地方去，在那儿生活的人不在贫穷面前发抖，不沉湎于酒色，专心工作，不成天价同愚蠢的老太婆和醉醺醺的傻瓜闲谈。……于是，在玛鲁霞的想象里，像一枚拔不掉的钉子似的，出现一张正派而聪明的脸，她在那张脸上看到智慧，看到渊博的学识，看到疲劳。这张脸是没法忘记的。她每天都看见那张脸，而且是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就是在那张脸的主人正忙于工作，或者显出正忙于工作的样子的时候看见。

托波尔科夫医生每天都从普利克隆斯基家的门前急驰而过，坐着他那辆豪华的雪橇，盖着熊皮毯子，赶车的是个胖子。他的病人很多。从凌晨起他就出诊，一直忙到夜深，一天之内能够跑遍所有的街道和小巷。他坐在雪橇上就跟坐在圈椅上一样，气度庄严，昂起头，挺起胸，不看两旁。从他熊皮大衣那毛茸茸的皮领里，只露出又白又光滑的额头和一副金丝眼镜，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玛鲁霞能看到这些也就心满意足了。她觉得这位人类恩人的眼睛似乎透过眼镜射出冰冷、高傲、轻蔑的光芒。

“这个人有权利蔑视一切！”她暗想，“他聪明过人！而且他的雪橇多么豪华，他那些骏马多么漂亮！他过去却是农奴！必得是多么坚强有力的人，才能生下来是奴仆，而后来却成为像他这样高不可攀的人！”

只有玛鲁霞还记得医生，其余的人却已经开始忘记他，而且，要不是他做了一件使人想起他的事，人们很快就会把他忘光。他所做的那件事却未免太叫人难受。

圣诞节第二天中午，普利克隆斯基一家人都在家，前厅里胆怯地响起了门铃声。尼基佛尔走去开门。

“公爵夫人在家吗？”前厅里响起一个老太婆的声音，没等答话，就有个矮小的老太婆溜进客厅里来，“您好，公爵夫人，老人家……恩人啊！您近来可好？”

“您有什么事？”公爵夫人问，好奇地瞧着老太婆。叶果鲁希卡凑着空拳头扑哧一笑。依他看来，老太婆的头像是熟透的小香瓜，上边翘起一根小尾巴。

“您不认得我了，好太太？莫非您不记得我了？您把普罗霍罗芙娜忘了？您生小公爵就是我接的生啊！”

小老太婆就跑到叶果鲁希卡跟前，吧嗒着嘴，很快地吻他的胸口和手。

“我不懂，”叶果鲁希卡生气地嘟哝说，把手在上衣上擦干净，“那个老魔鬼尼基佛尔，把各式各样的傻瓜都放进来了。……”

“您有什么事？”公爵夫人又问一遍，她觉得老太婆身上冒出一股很浓的橄榄油气味。

老太婆在圈椅上坐下，说了一段极长的开场白，然后微微地笑，做出媚里媚气的样子（媒婆总是媚里媚气的），声明说公爵夫人有一宗货物，而她这个老太婆却有个买主。玛鲁霞脸红了。叶果鲁希卡鼻子里哼一声，发生了兴趣，往老太婆跟前走去。

“奇怪，”公爵夫人说，“这样说来，您是来说媒的吧？给你道喜，玛鲁霞，有人来向你提亲了！他是什么人呢？可以打听一下吗？”

老太婆呼呼地喘气，把手伸进胸前的衣服里，从那儿取出一块红色花布手绢。她解开手绢包上的结子，把包里的东西抖落在桌子上，于是一张照片随着一个顶针掉下来。

大家都皱了皱鼻子：那块红地黄花的手绢有烟草味。

公爵夫人拿起照片来，懒洋洋地举到眼睛跟前。

“他是个美男子，好太太！”媒婆开始说明照片上的人，“他阔绰，出身高贵。……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从不灌酒。……”

公爵夫人脸红起来，把照片递给玛鲁霞。玛鲁霞顿时脸色煞白。

“奇怪，”公爵夫人说，“要是大夫有心，那么我想，他自己就可以来。……这根本用不着找中间人嘛！……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可是想不到……是他打发您来的吗？是他本人打发的？”

“是他本人的意思。……他对你们很中意。……你们是上流人家。”

玛鲁霞忽然尖叫一声，手里捏紧照片，飞快地跑出客厅。

“奇怪，”公爵夫人接着说，“这真叫人惊讶。……我简直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好了。……我再也没料到大夫会这么办事。……他何必惊动您呢？他自己就可以到我们家里来嘛。……这样办事甚至惹得人不痛快。……他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我们又不是什么商人家庭。……再说商人现在过日子也不按老章法了。”

“怪人！”叶果鲁希卡咕噜一句，轻蔑地看着老太婆的小脑袋。

这个退伍的骠骑兵宁可付出很高的代价，只求能让他伸出手指头去哪怕在小脑袋上只“弹”一下也好！他不喜欢老太婆，犹如大狗不喜欢小猫一样。他一瞧见小香瓜般的脑袋，简直就像狗那样兴奋起来。

“是啊，好太太，”媒婆说，叹口气，“虽说他没有公爵的爵位，不过，我可以说，好公爵夫人……您可是我们的恩人啊。哎呀，罪过，罪过！难道他不高贵？他什么样的教育都受过，又阔绰，主又赐给他各式各样的荣华富贵，圣母呀。……要是您愿意叫他上这儿来，那就照您的意思办。……他肯来的。为什么不来呢？可以来的。……”

老太婆攀住公爵夫人的肩头，把她拉过来，凑着她耳朵低声说：

“他要六万。……这是理所当然的！老婆是老婆，钱是钱嘛。您自己也明白。……他说，‘我娶媳妇不能不要钱，因为她在我这儿准会得到各式各样的享受。……那她自己就得有钱。……’”

公爵夫人涨红了脸，离开圈椅站起来，她那件沉重的连衣裙沙沙地响。

“麻烦您转告大夫，就说我们都觉得奇怪极了，”她说，“我们很不痛快。……这样是不行的。此外我也没有什么话要对您说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乔治？让她走吧！这真叫人忍无可忍！”

媒婆走后，公爵夫人用手抱住头，倒在长沙发上，开始哀叫道：

“瞧，我们都活到什么地步了！”她哭道，“我的上帝啊！一个看病抓药的郎中，下贱货，昨天的奴仆，居然到我们这儿来求婚了！还说他高贵！……高贵！哈哈！你们倒是说说看，他有哪点儿高贵！他打发媒婆来了！可惜你们的父亲不在！他可不会把这种事白白放过去！那个庸俗的傻瓜！大老粗！”

不过使得公爵夫人抱屈的，与其说是一个平民来向她女儿求亲，倒不如说是人家向她要六万，而她没有这笔钱。只要对她的贫穷有一丁点暗示，她就感到受了侮辱。她不住哭号，一直闹到夜深，而且夜里有两次醒过来，又哭两次。

然而媒婆的来访，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及对玛鲁霞严重。可怜的姑娘像是一下子得了极厉害的热病。她四肢索索地抖，倒在床上，把滚烫的头藏在枕头底下，用尽全力解答一个问题：

“这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伤透了她的脑筋。玛鲁霞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了。这个问题既表现她的惊讶，也表现她的慌张，更表现她暗中的喜悦，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她又不好意思承认她的喜悦，却要瞒过自己。

“这是真的吗？！他，托波尔科夫。……不可能！事情有点蹊跷！老太婆搞错了！”

同时那些幻想，那些最甜蜜的、心向往之的、令人心醉的幻想，那些使人头脑发热和心脏缩紧的幻想，纷纷在她头脑里活动起来，她小小的全身心沉浸在说不出的欢乐里。他，托波尔科夫，要她做他的妻子，可是要知道，他是那么庄重，漂亮，聪明！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人类，而且……坐着那么华丽的雪橇！

“这是真的吗？！”

“我可以爱他！”临近傍晚，玛鲁霞做出决定，“啊，我同意！我丢开一切偏见，跟这个农奴走遍天涯海角去！哪怕母亲只说一句怪话，我也会离开她！我同意了！”

至于那些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其他问题，她都没有工夫去考虑。她根本顾不上了！例如，为这件事何必派媒婆来呢？他爱上她的哪一点，而且是什么时候爱上她的？如果他爱她，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她哪里有心去管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呢？她震动，惊讶……幸福……这在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同意！”她小声说着，竭力在想象里描绘他的脸、他的金丝眼镜以及从眼镜里往外看的他那对聪明、稳重、疲乏的眼睛，“让他来吧！我同意了。”

玛鲁霞正这样在床上翻来覆去，全身心感到幸福得发热，那个媒婆却在走访一个个商人家庭，大量散发医生的照片。她从这个富裕人家走到那个富裕人家，寻找货物，以便向“高贵的”买主推荐。托波尔科夫并没打发她专到普利克隆斯基家去。他打发她“随便到哪儿去都行”。他感到他有必要结婚，可是毫无成见：对他来说，不论媒婆到哪一家去说亲，都完全一样。……他需要的是……六万。六万，少了不行！他打算买下的那所房子，少了这笔款子就买不成。他想借这笔钱，却无处可借，想分期付款，人家又不答应。剩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为筹钱而结婚，他果然照这样做了。确实，讲到他有心用许墨奈俄斯[8]的枷锁束缚自己，这跟玛鲁霞毫不相干！

晚上十二点多钟，叶果鲁希卡悄悄走进玛鲁霞的寝室里来。玛鲁霞已经脱掉衣服，竭力要睡熟。出乎意外的幸福使得她疲乏了，她的心怦怦地跳，一刻也不停，声音似乎响得整个房子里都听得见，因此她打算好歹安一安神。叶果鲁希卡脸上每条细纹里都藏着一千种秘密。他鬼鬼祟祟地咳嗽一声，意味深长地瞧着玛鲁霞，然后，仿佛打算告诉她一件极其重大而秘密的事似的，在她脚旁坐下，微微弯下腰去凑近她的耳朵。

“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玛鲁霞？”他小声开口说，“我要开诚布公跟你谈一谈。……谈一谈我的看法什么的。……要知道，我是为你的幸福打算。……你就嫁给那个人……嫁给托波尔科夫吧！你不要装腔作势，嫁给他算了！他这个人在各方面……而且他阔绰。他出身低贱也没什么关系。你不要把这放在心上。”

玛鲁霞把眼睛闭得更紧了。她害臊。同时，她听到哥哥同情托波尔科夫，又感到很愉快。

“是啊，他阔绰！至少，人没有饭吃就活不成。你只顾等公爵和伯爵来求婚，可是说不定你什么也没等着就活活地饿死了。……要知道，我们家里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呸！全空了！可是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啊？你不说话是表示同意吗？”

玛鲁霞微微一笑。叶果鲁希卡笑出声来，而且生平第一次热烈地吻她的手。

“你就嫁给他吧。……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我们会过得多么好！我们的老太婆也就不会再哭哭啼啼了！”

然后叶果鲁希卡沉浸在幻想里。他幻想一阵，摇摇头，说：

“只是有一件事我弄不懂。……他何必打发那个媒婆来呢？为什么他自己不来？这事有点蹊跷。……他不是那种打发媒婆说亲的人啊。”

“这倒是实在的，”玛鲁霞暗想，不知什么缘故打个冷战，“这也真有点蹊跷。……打发媒婆来说亲是愚蠢的。确实，这是什么意思呢？”

叶果鲁希卡素来没有推断事理的本领，可是这一回他却推断说：

“不过要知道，他自己没有工夫闲溜达。他一天到晚忙着工作。他跑来跑去，走遍病人们的家，忙得不亦乐乎。”

玛鲁霞心情安定下来，然而没有持续很久。叶果鲁希卡沉默片刻，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也不懂。他吩咐那个老妖婆说明陪嫁钱至少要六万。你听见了吗？她说：‘要不然就不行。’”

玛鲁霞忽然睁开眼睛，周身打个冷战，急忙起来，坐好，甚至忘记用被子盖上肩膀。她的眼睛开始发亮，脸颊发红。

“这话是老太婆说的？”她拉住叶果鲁希卡的手说，“你对她说：这是胡扯！像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像他那样的人……不可能说这种话。他……要钱？！哈哈！只有不知道他多么骄傲，多么正直，多么不爱财的人，才会怀疑他有这种卑鄙的想法！是啊！他是个优秀无比的人！人们不想了解他！”

“我也这样想，”叶果鲁希卡说，“老太婆满嘴胡说。大概，她是有意巴结他。她在商人家里搞惯这一套了！”

玛鲁霞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去。叶果鲁希卡站起来，伸个懒腰。

“母亲在哭，”他说，“哎，我们不要管她了。那么，就这样说定了？你同意了？那才好。你用不着装腔作势了。就做医生太太吧。……哈哈！医生太太！”

叶果鲁希卡拍拍玛鲁霞的脚底，心里很满意，从她寝室里走出去。临到他躺下睡觉，头脑里就开了个很长的名单，列举他约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们。

“香槟酒要在阿包尔土霍夫商店里买，”他一面想，一面昏昏睡去，“冷荤菜要在柯尔恰托夫商店里买。……它那儿的鱼子新鲜。……嗯，龙虾也新鲜。……”

第二天上午，玛鲁霞穿得朴素而雅致，坐在窗前等着，不免带点娇媚的神态。十一点钟，托波尔科夫坐着雪橇急驰而过，可是没登门拜访。中饭后，他又一次坐着由几匹黑马拉着的雪橇在窗前急驰而过，不但没登门拜访，甚至没看一眼窗子，玛鲁霞却在窗旁坐着，头发上系着粉红色丝带。

“他没有工夫，”玛鲁霞一面暗想，一面打量他，“到星期日他就会来了。……”

然而就连星期日他也没来。过一个月他仍旧没来，过了两个月，三个月，他始终没来。……他，不消说，根本没想起普利克隆斯基家，可是玛鲁霞在等他，等得人都瘦了。……有些不同寻常的猫，生着黄色的长爪子，抓挠她的心。

“他怎么不来？”她问自己，“什么缘故呢？啊……我知道了。……他生气了，因为……因为什么缘故他生气呢？因为妈妈对老媒婆很不客气。他现在认为我不可能爱他。……”

“畜生！”叶果鲁希卡嘟哝道。他已经到阿包尔土霍夫商店里去过十来次，问他们能不能在他们那儿定购最上等的香槟酒。

三月底复活节过后，玛鲁霞不再等他了。

有一次叶果鲁希卡走进她的寝室里，恶毒地放声大笑，通知她说，她的“求婚人”同一个商人家的女儿结婚了。……

“我荣幸地给你道喜！真是荣幸！哈哈哈！”

这个消息对我那娇小的女主人公来说太残酷了。

她灰心丧气。她不是一天，而是一连几个月成为无法形容的悲愁和绝望的化身。她从头发上揪掉粉红色丝带，痛恨生活。然而人的感情是多么偏袒，多么不公平啊！玛鲁霞就是到这时候也还能为他的行动找出理由来。她没有白读那许多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些小说里，人们嫁娶往往只是故意气一气他们所爱的人，要叫他们明白，叫他们难堪，叫他们伤心而已。

“他娶那个傻女人就是故意气人，”玛鲁霞暗想，“啊，他来求亲，我们却用那么一种侮辱的态度对待，这做得太不对了！像他这样的人是忘不了侮辱的！”

她脸颊上健康的红晕消失，嘴唇再也不抿出笑容来，头脑再也不去幻想未来，总之，玛鲁霞变得呆头呆脑了！她觉得，对她来说，她的生活目标也跟托波尔科夫一起化为乌有了。从今以后，既然她注定只能跟那些蠢货、寄生虫、酒徒来往，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她开始心情忧郁。她什么也不注意，什么也不在心上，什么人讲话都不理会，只是糊里糊涂地过一种枯燥无味和没有光彩的生活，我们的处女，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很善于过这样的生活。……她不去注意那些为数众多的求亲的男人，也不去注意她的亲人和熟人。她对困窘的家庭景况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她甚至没注意到银行已经把普利克隆斯基家的房子连同一切历史悠久而且使她感到亲切的家具什物一齐卖掉，她不得不搬到一个简陋便宜而具有小市民风格的新居里去住。那是漫长的昏睡，然而倒也不缺少梦境。她梦见托波尔科夫以各种形式出现：他时而坐在雪橇上，时而穿着皮大衣，时而没穿皮大衣，时而坐着，时而气度庄严地走着。她的全部生活都变成梦了。

然而一声雷响，睡梦从她天蓝色的眼睛里，从她亚麻色的睫毛上飞走了。……她的母亲，公爵夫人，经不起倾家荡产，在新居里生了病，死了，临终为孩子们祝福，留下几件连衣裙，此外再也没有给子女留下别的东西。她的死亡，对公爵小姐来说，是可怕的灾难。睡眠飞走，让位给悲伤了。

三

秋天来临，跟去年的秋天一样潮湿，一样泥泞。

外边是阴雨连绵的早晨。深灰色的云仿佛涂满泥浆似的，密密层层，遮蔽天空，停在那儿不动，惹得人发愁。似乎太阳不存在了，它整整一个星期没出来照一次大地，倒好像生怕稀泥会染污它的光芒似的。……

雨点特别猛烈地敲打窗子。风在烟囱里痛哭，哀叫，活像失去了主人的狗。……简直看不到哪张脸上不流露出绝望的烦闷神情。

就连最绝望的烦闷也比那天上午玛鲁霞脸上露出的走投无路的悲哀好得多。我的女主人公正踏着泥浆，往托波尔科夫医生家里慢慢走去。为什么她去找他呢？

“我去看病！”她想。

可是，不要相信她，读者诸君！她脸上不是平白无故露出内心斗争的神情的。

公爵小姐走到托波尔科夫家门口，心里发紧，胆怯地拉一下门铃。过一分钟，门里边响起脚步声。玛鲁霞觉得两条腿僵了，要弯下去。门扣咔哒一响，玛鲁霞看见面前出现一个使女，长得很不错，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情。

“大夫在家吗？”

“他今天不看病。明天来！”使女回答说，由于湿气迎面扑来而发抖，往后倒退一步。大门就在玛鲁霞鼻子跟前砰的一声关上，震颤着，门扣咔哒一声又扣上了。

公爵小姐很难为情，懒洋洋地走回家去。家里正有一场戏等着她免费去看，不过那样的戏她早已看腻了。那样的戏绝不是公爵家里所应有的！

叶果鲁希卡公爵在小小的客厅里，坐在蒙着光滑的新花布的长沙发上。他学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那儿，两条腿盘在身子底下。他的女朋友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在他身旁地板上躺着。两个人玩“鼻子”游戏，喝酒。公爵喝啤酒，他的情人喝马德拉葡萄酒。赢的一方，除了有权利打对方的鼻子以外，还可以得到一枚二十戈比银币。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既是女人，就由对方做出小小的让步，不必付出二十戈比银币，用接吻来折合。这种游戏使得两个人说不出地高兴。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你拧我一把，我拧你一把，随时从自己的位子上跑开，互相追逐。叶果鲁希卡赢了，就像牛犊似的欢蹦乱跳。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输了就接吻，她那种半推半就的样子总是引得叶果鲁希卡神魂颠倒。

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每天都到叶果鲁希卡家里来。她是高而且瘦的黑发女人，眉毛非常黑，眼睛像虾一般凸出。她总是上午九点多钟来到普利克隆斯基家里，在他们这儿喝早茶，吃中饭，用晚饭，夜里十二点多钟离开。叶果鲁希卡口口声声对妹妹说，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是歌唱家，她是很可敬的女人，等等。

“你跟她谈一谈！”叶果鲁希卡劝妹妹说，“她是聪明女人！聪明透顶啊！”

尼基佛尔，依我看来，却说得比较正确，他管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叫骚娘们儿和骑兵·伊凡诺芙娜[9]。他满心痛恨她，遇到不得不伺候她的时候，总是不由得冒火。他看出了真相，这个年老忠心的仆人的本能告诉他说，那个女人不配在他主人的周围。……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愚蠢、无聊，然而这没有妨碍她每天总是肚子胀得饱饱地走出普利克隆斯基家门，口袋里装满赢来的钱，相信他们缺了她就活不下去。她其实是俱乐部台球记分员的妻子，如此而已，然而这没妨碍她成为普利克隆斯基家十足的女主人。这头母猪喜欢把两只脚放在桌子上。

玛鲁霞靠抚恤金活着，那是她在父亲死后领到的。她父亲的抚恤金比普通的将军该得的多。可是玛鲁霞名下所得的那份却很少。然而，要不是叶果鲁希卡那么任性挥霍，那份钱原也够维持温饱的生活了。

他不愿意，也不会工作。他不愿意相信他穷，如果人家叫他迁就家里的景况，尽量不要乱花钱，他就会暴跳如雷。

“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不喜欢吃小牛肉，”他不止一次对玛鲁霞说，“应当给她做烤子鸡。鬼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又要当家，又不会当家！明天万万不能再做这种无聊的小牛肉！我们会把这个女人活活饿死！”

玛鲁霞略微顶撞他几句，可是为了避免发生误会，还是买了子鸡。

“为什么今天没有烤菜？”有时候叶果鲁希卡叫道。

“因为昨天我们吃过子鸡了。”玛鲁霞回答说。

然而叶果鲁希卡不大懂得当家的算术，而且一点也不想弄懂。他坚决要求吃饭的时候要为他准备啤酒，为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准备葡萄酒。

“一顿像样的饭能缺酒吗？”他耸耸肩膀，问玛鲁霞说，对人的愚蠢感到惊讶，“尼基佛尔！一定要有酒！你的事就是管这些嘛！你呢，玛鲁霞，应该害臊才是！莫非要我自己来当家不成！你们多么喜欢惹得我冒火！”

他是谁也管不了的大少爷！不久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也来帮他的忙。

“给公爵预备酒了吗？”她看见要开饭了，问道，“啤酒在哪儿？那就得跑一趟，去买啤酒！公爵小姐，您给仆人钱，叫他去买啤酒！您有零钱吗？”

公爵小姐说有零钱，就把手边剩下的一点钱统统拿出去。叶果鲁希卡和卡列丽雅又吃又喝，却没看见玛鲁霞的表、戒指、耳环，一件跟着一件送进当铺，她那些贵重的连衣裙也陆续卖给旧货商人了。

他们没看见，也没听见玛鲁霞向年老的尼基佛尔借明天的菜钱，那个仆人怎样嗽着喉咙，嘴里嘟嘟哝哝，打开他的箱子。这两个庸俗而麻木的人，叶果鲁希卡和他那出身低贱的女人，根本就不管这套！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玛鲁霞动身到托波尔科夫家里去。给她开门的又是那个长得很不错的使女。她把公爵小姐让进前堂里，帮她脱掉大衣，然后叹口气说：

“您一定知道吧，小姐？大夫看病至少要收五卢布。这您是知道的。”

“她对我说这话是什么用意？”玛鲁霞暗想，“多么无礼！他，可怜的人，却不知道他用了这么无礼的女仆！”

同时玛鲁霞的心有点发紧：她口袋里只有三卢布。他总不至于因为少了区区两卢布就把她赶出去吧。

玛鲁霞从前堂走到候诊室里，那儿已经坐着许多病人。渴望治好病的，不消说，大多数都是女人。她们占据了放在候诊室里的所有家具，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坐在那儿谈天。她们谈得极热闹，而且无所不谈：谈天气，谈疾病，谈大夫，谈孩子……她们大声讲话，扬声大笑，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几个女人一面等着看病，一面打毛线，做女红。在候诊室里，穿得朴素和很差的人是没有的。托波尔科夫在隔壁房间里诊病。人们按次序走到他的房间里去。走进去的人都脸色发白，神情严肃，微微有点发抖，可是临到从他那儿走出来，却脸色发红，冒汗，就像在教堂里刚行过忏悔礼，或者从身上卸掉一种力不胜任的重负，不由得暗自庆幸似的。托波尔科夫为每个病人至多只用十分钟。大概她们的病都不重吧。

“这一切多么像是庸医骗钱！”玛鲁霞要不是在想自己的心事，就会这样想。

玛鲁霞最后一个走进医师的诊室，那儿到处都堆着书，书脊上印着德语和法语书名。她走进去，索索地发抖，像是浸进凉水里的母鸡。他站在房间中央，左手扶着写字台。

“他多么漂亮啊！”他的女病人头脑里首先闪过这个想法。

托波尔科夫从没装出过神气活现的样子，再者，他也不见得有装模作样的本事，然而他平时的一切姿态，不知怎么都显得特别威严。玛鲁霞这一回见到的他那姿态，使她联想到画家画伟大的统帅而雇用的模特儿的威严。他一只手扶着桌子，手旁边放着他刚从女病人手里收下的十卢布钞票和五卢布钞票。桌子上还特别整齐地放着些工具、器械、试管，这些东西对玛鲁霞来说都极难于理解，极“富于学术气息”。那些东西，再加上这个设备豪华的诊室，使得威严的画面越发威严了。玛鲁霞关上身后的门，站住。……托波尔科夫伸出手来指了指圈椅。我的女主人公文静地走到圈椅跟前坐下。托波尔科夫威严地摇晃着身子，在她对面另一把圈椅上坐下，睁着疑问的眼睛盯住玛鲁霞的脸。

“他不认识我了！”玛鲁霞暗想，“要不然他就不会沉默。……我的上帝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哎，我该从哪儿讲起呢？”

“怎么样？”托波尔科夫咕噜一句。

“有点咳嗽。”玛鲁霞喃喃地说，而且，仿佛为了证实她的话似的，咳了两声。

“很久了吗？”

“有两个月了。……夜里厉害点。”

“嗯。……发烧吗？”

“不，好像没发过烧。……”

“您，似乎，在我这儿看过病吧？以前您得过什么病？”

“肺炎。”

“嗯。……对，我想起来了。……您似乎姓普利克隆斯基吧？”

“对了。……那一回我哥哥也病了。”

“请您吃这种药粉……睡觉以前吃……要避免着凉。……”

托波尔科夫很快地写下处方，站起来，做出原来那种姿势。玛鲁霞也站起来。

“另外没有什么病吗？”

“没有什么了。”

托波尔科夫定睛瞧着她。他瞧着她，又瞧着房门。他忙得很，等着她走出去。她却站在那儿，看着他，欣赏他，等着他会对她说些什么话。他多么好看啊！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最后她打个哆嗦，看出他有张嘴打呵欠的意思，他眼睛里露出等她出去的神情，就递给他一张三卢布钞票，回转身向房门口走去。医生把钱丢在桌子上，等她走后关上房门。

玛鲁霞从医生家里出来，走回家去，心里非常生气：

“哎，我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呢？为什么？我胆小，就是这么回事！弄出这样的结果，未免太荒唐。……光是空打搅他一场。为什么我把该死的钱捏在手里，好像要显一显阔气似的？钱是很微妙的东西啊。……求上帝保佑吧！我可能得罪人了！给他钱，应当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才对。哎，我为什么不说话呢？……那他就会对我讲起来，解释清楚。……那就可以弄明白为什么他打发媒婆来了。……”

玛鲁霞回到家里，在床上躺下，把头藏在枕头底下，每逢她心情激动，她总是这样做。然而这也没能使她定下心来。叶果鲁希卡走进她的房间，开始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皮靴踩着地板嘎吱嘎吱地响。

他的脸色鬼鬼祟祟。……

“你有什么事？”玛鲁霞问。

“啊啊。……我当你睡着了，不想惊动你。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很愉快的消息。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愿意在我们这儿住下了。是我把她请来的。”

“这不行！不能这么办！[10]你把个什么人请来了？”

“为什么不行呢？她很好嘛。……她会帮你料理家务。我们可以叫她住在拐角上那个房间里。”

“妈妈就是在拐角上那个房间里去世的。这不行！”

玛鲁霞扭动身子，索索地抖，好像有谁刺痛她似的。她脸颊上泛起红晕。

“这不行！要是你逼着我跟那个女人一起生活，乔治，那你就要了我的命！亲爱的，乔治，别这样！别这样！我亲爱的！喏，我求求你了！”

“咦，她有哪点儿惹得你不喜欢呢？我不懂！她跟别的女人一样嘛。……她又聪明，又快活。”

“我不喜欢她。……”

“哦，可是我喜欢她。我爱那个女人，而且要她跟我住在一块儿！”

玛鲁霞哭起来。……由于绝望，她那苍白的脸变了样。……

“要是她在这儿住下，我就会死掉。……”

叶果鲁希卡轻声吹着口哨，来回走一阵，然后从玛鲁霞房间里走出去。过一分钟，他又进来了。

“借给我一个卢布。”他说。

玛鲁霞给他一个卢布。她得设法减轻叶果鲁希卡的悲伤才行，依她看来，目前他心里正发生可怕的斗争，他对卡列丽雅的爱正在跟他的责任感相持不下！

傍晚，卡列丽雅来看公爵小姐。

“您为什么不喜欢我呢？”卡列丽雅拥抱公爵小姐，问道，“要知道，我是个不幸的人！”

玛鲁霞挣脱她的拥抱，说：

“您没有什么可以使我喜欢的地方！”

可是她为这句话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不出一个星期，卡列丽雅就搬进她妈妈去世前所住的房间里，这个女人认为首先必须为那句话报仇。她选择最粗鲁的报复方法。

“您干吗这样装腔作势？”她每次吃饭都问公爵小姐说，“您既穷成这样，那就用不着再装腔作势，见着好人应该鞠躬才是。要是我早知道您有这样的缺点，我就不会搬到您这儿来住了。再者，我又何必爱上您哥哥呢？！”她补充说，叹口气。

她对玛鲁霞的贫穷发出种种责难、暗示、微笑，最后竟然哈哈大笑。叶果鲁希卡对这种讪笑满不在乎。他认为自己对不起卡列丽雅，只好听其自然。可是台球记分员的妻子，叶果鲁希卡的情妇，却用这种极其愚蠢的讥笑毒害了玛鲁霞。

每到傍晚，玛鲁霞就到厨房里去坐着，那么狼狈，软弱，迟疑不决，不住地把眼泪滴在尼基佛尔的大手心上。尼基佛尔就陪着她呜咽，向她追述往事，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却加深她的创伤。

“上帝会惩罚他们！”他安慰她说，“您不要哭了。”

冬天，玛鲁霞再一次到托波尔科夫家里去。

她走进他的诊室，他正坐在圈椅上，仍然同先前一样英俊而威严。……这一次他的脸容十分疲劳。……他的眼睛个不停，没有工夫睡觉的人总是这样。他眼睛没看玛鲁霞，光是用下巴指一下对面的圈椅。她坐下来。

“他脸上有悲哀的神情，”玛鲁霞瞧着他，暗想，“他大概跟商人的女儿一起过得很不幸福吧！”

他们默默无言地对坐一分钟。啊，她会多么津津有味地对他诉说她的生活呀！她会对他讲许许多多话，那是他在任何印有法语和德语书名的书里都读不到的。

“我咳嗽。”她小声说。

医师瞥了她一眼。

“嗯。……发烧吗？”

“是的，每到傍晚就发烧。……”

“夜里出汗吗？”

“出汗。……”

“那您脱掉衣服。……”

“怎么？”

托波尔科夫做出不耐烦的手势，指指自己的胸口。玛鲁霞涨红脸，慢慢解开胸前的纽扣。

“请您脱掉衣服。快点，劳驾！……”托波尔科夫说，伸手拿过小锤子来。

玛鲁霞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胳膊。托波尔科夫很快地走到她跟前，伸出熟练的手，一刹那间把她的连衣裙脱到腰部。

“解开衬衫！”他说道，没等玛鲁霞自己动手做这件事，就亲自解开她衬衫衣领上的纽扣，然后，使得他的女病人大为惊恐的是，他拿起小锤子开始在她那消瘦的白胸脯上敲敲打打。……

“您把手放下去。……不要碍我的事。我不会把您吃掉。”托波尔科夫嘟哝道。她就涨红脸，恨不得钻进地里去才好。

托波尔科夫敲打一阵，开始听诊。她左肺尖的声音很浊。可以清楚地听见嘶嘶响的杂音和不顺畅的呼吸声。

“穿好衣服吧。”托波尔科夫说，开始向她提出问题：她的住处可好，她的生活方式是否正常，等等。

“您必须到萨马拉[11]去，”他对她发表一大篇关于正规生活方式的演讲以后，说，“您要到那儿去喝马奶[12]。我说完了。您可以走了。……”

玛鲁霞好歹扣上纽扣，别扭地递给他五卢布，略为站一会儿，就从充满学术气味的诊室里走出去。

“他足足留了我半个钟头，”她在走回家的路上暗想，“可是我没说话！没说话！为什么我不跟他谈一谈呢？”

她走回家去，脑子里想的却不是萨马拉，而是托波尔科夫医生。她到萨马拉去干什么？不错，那儿没有卡列丽雅·伊凡诺芙娜，然而另一方面，那儿也没有托波尔科夫呀！

去他的吧，那个萨马拉！她一边走，一边生气，同时却又扬扬得意：他已经承认她是病人，那么从今以后，她就不必拘礼，自管到他那儿去，爱去多少次就去多少次，哪怕每个星期都去也未尝不可！他的诊室里那么好，那么舒适！特别好的是放在诊室深处的长沙发。她很想跟他一块儿坐在那张长沙发上，谈各式各样的事情，诉一诉她的苦处，劝他对病人不要收费太贵。对富人，不消说，倒可以而且应该收费贵，可是对穷病人就得打折扣才对。

“他不了解生活，分不清富人和穷人，”玛鲁霞暗想，“我能教会他！”

这一回，家里又有一出免费的戏等着她去看。叶果鲁希卡在长沙发上躺着，发了癔症。他又哭又骂，身子颤抖，好像发高烧似的。眼泪顺着他的醉脸淌下来。

“卡列丽雅走了！”他哭道，“她已经有两夜没在家里睡了！她生气了！”

可是叶果鲁希卡白哭一场。傍晚，卡列丽雅又来了，原谅他，带着他一块儿到俱乐部去了。

叶果鲁希卡的放荡生活达到了顶峰。……玛鲁霞的抚恤金不够他用，他就开始“工作”。他向仆人借钱，靠打牌舞弊来骗钱，偷玛鲁霞的钱和物品。有一回他同玛鲁霞并排走路，从她口袋里摸走两卢布，那是她积攒起来为自己买鞋用的。他留下一个卢布自己用，另一个卢布给卡列丽雅买梨吃。熟人们纷纷躲开他。普利克隆斯基家旧日的客人们，玛鲁霞的朋友，现在都当着他面叫他“骗钱的爵爷”。甚至临到他向新朋友借到钱，约请花卉饭店的“姑娘们”一块儿吃晚饭，姑娘们也怀疑地瞧着他，讪笑他。

玛鲁霞看见这种放荡生活的顶峰，明白了。……

卡列丽雅的放肆也在不断增长[13]。

“您别翻我的衣服，劳驾。”玛鲁霞有一回对她说。

“翻一下您的衣服也没什么要紧，”卡列丽雅回答说，“如果您认为我是贼，那就……随您的便。我走就是。”

叶果鲁希卡就痛骂妹妹，在卡列丽雅脚旁足足跪一个星期，求她不要走掉。

然而这样的生活不能持续很久。一切小说都有个结局，就连这篇短短的小说也要结束了。

谢肉节[14]来了，随后就来了预报春天降临的日子。白昼变长，房檐滴水，从野外吹来清新的空气，您呼吸着那样的空气，就感到春意了。……

谢肉节期间一天傍晚，尼基佛尔在玛鲁霞的床边坐着。……叶果鲁希卡和卡列丽雅不在家里。

“我在发烧，尼基佛尔。”玛鲁霞说。

尼基佛尔呜呜地哭，向她追述往事，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却加深她的创伤。……他讲起老公爵，讲起公爵夫人，讲起他们的生活。……他描绘去世的公爵打过猎的树林，描绘公爵追捕过兔子的原野，描绘塞瓦斯托波尔[15]。在塞瓦斯托波尔，去世的公爵在战争中负过伤。尼基佛尔讲了许许多多。玛鲁霞特别喜欢听他讲旧日的庄园，五年前它已经卖掉抵债了。

“那时候我常到阳台上去。……春天开始了。我的上帝啊！眼睛简直一刻也离不开上帝的世界！树林仍然是黑的，可是那儿已经发散出愉快的气息！那条小河真招人爱，水深得很。……您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常去钓鱼。……她成天价在河边站着。……她老人家喜欢待在露天底下。……大自然啊！”

尼基佛尔讲来讲去，声音都哑了。玛鲁霞一直听他讲，不肯让他离开。她在老仆人脸上仿佛看到他对她讲的她父亲、母亲、庄园的种种情形。她听着，瞅着他的脸，不由得想活下去，想幸福，想在她母亲钓过鱼的河里钓鱼。……那条河对面是原野，过了原野是颜色发青的树林，太阳亲切地照耀着这一切，那么温暖。……活着真是好啊！

“亲爱的，尼基佛尔，”玛鲁霞握紧他的干瘪的手说，“好人。……明天借给我五卢布吧。……这是最后一次。……行吗？”

“行。……我也只有五卢布了。您拿去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会还给你的，好人。你借给我吧。”

第二天上午，玛鲁霞穿上最好的连衣裙，头发上扎着粉红色丝带，往托波尔科夫家里走去。她走出家门以前，照了十来次镜子。在托波尔科夫家的前堂里，一个新来的使女迎接她。

“您知道吗？”新使女帮玛鲁霞脱掉大衣，问她说，“大夫看病至少要收五卢布。……”

这一次候诊室里女病人特别多。所有的家具上都有人坐。有个男人甚至坐在钢琴上。十点钟诊病开始。十二点钟，医生停止诊病，开始动手术。下午两点钟，他又开始诊病。一直到下午四点钟才轮到玛鲁霞。

她一直没喝茶，等得很疲乏，由于发烧和激动而周身发抖，竟然没有留意到她自己是怎样在医生对面圈椅上坐下的。她头脑里有点空荡荡，嘴里发干，眼睛上蒙着一层雾。透过那层雾，她只看见东西闪来闪去。……他的头时隐时现，胳膊和小锤子也时隐时现。……

“您到萨马拉去过吗？”医生问她说，“为什么您没去呢？”

她一句话也没回答。他敲一阵她的胸脯，然后听诊。她的左肺尖的浊音已经扩大范围，几乎整个肺部都有。连她的右肺尖上也可以听出浊音了。

“您不必到萨马拉去了。您别出门。”托波尔科夫说。

玛鲁霞隔着那层雾在他冷漠严肃的脸上看出一种近似怜悯的神情。

“我不去。”她小声说。

“您要告诉您的父母，不要叫您到露天底下去。您要避免吃难消化的粗食。……”

托波尔科夫开始叮嘱各种事情，讲得娓娓不倦，发表了一大篇演讲。

她坐在那儿，什么也没听见，透过那层雾瞧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唇。她觉得他讲得太久了。最后他停住嘴，站起来，眼睛盯着她，等着她走。

她没走。她喜欢坐在那把舒适的圈椅上，害怕回家，害怕见到卡列丽雅。

“我说完了，”医生说，“您可以走了。”

她扭过脸来对着他，瞧他。

“不要把我赶走！”医生如果略微懂得察言观色，就会在她眼睛里读到这样一句话。

她眼睛里掉下大颗泪珠，胳膊无力地垂在圈椅两旁。

“我爱您，大夫！”她小声说。

由于内心燃起烈火，她脸上和脖子上泛起了红霞。

“我爱您！”她又一次小声说。她的头摇晃两下，无力地垂下来，额头碰到桌子。

那么医生呢？医生……行医这么多年以来，头一次涨红脸。他的眼睛开始巴，就像顽皮的男孩被人罚跪一样。他一次也没听到过任何女病人说这样的话，而且是用这样的方式！没有一个女人对他说过这话！莫非他听错了？

他的心不安地翻腾，怦怦地跳起来。……他窘得不住咳嗽。

“米科洛沙！”隔壁房间里响起一个说话声，他那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妻子在半开着的房门口露出两个粉红色脸颊。

医生利用那声喊叫，很快地走出诊室。他巴不得找个借口，只要能摆脱这种别扭的局面就成。

过十分钟，他走进诊室里来，玛鲁霞已经躺在长沙发上。她仰面朝天躺在那儿。一条胳膊同一绺头发一起，垂到地板上。玛鲁霞已经不省人事。托波尔科夫红着脸，心跳着，悄悄走到她跟前，解开她衣服上的带子。他扯掉一个领钩，自己也没觉得就把她的连衣裙撕开了。不料连衣裙所有的皱边里，线缝里，角落里掉下许多东西来，落在长沙发上，那是他的处方、他的名片、他的照片。……

医生往她的脸上喷水。……她睁开眼睛，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瞧着医生，沉思不语。她心里在问：我是在哪儿啊？

“我爱您！”她认出医生，呻吟道。

她的目光充满热爱和祈求，停在他脸上。她那神情像是受了枪伤的小野兽。

“我该怎么办呢？”他问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问话的声音，依玛鲁霞听来，不像他往日的声音，不那么平稳，咬字不那么清楚，而是柔和，几乎可以说是温柔了。……

她的胳膊肘发软，支撑不住，头就倒在长沙发上，可是眼睛仍然凝神瞧着他。……

他在她面前站着，在她眼睛里看出祈求的神情，感到他处境极其可怕。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头脑里出现一种以前从没发生过的、生疏的情况。……千百种往事的回忆，不请自来，纷纷在他发热的头脑里活动。这些回忆是从哪儿来的？莫非是那对充满热爱和祈求的眼睛招引来的？

他想起他的幼年时代，想起他怎样擦亮老爷家里的茶炊。除了擦茶炊和后脑勺挨打外，他的记忆里又闪过那些男恩人和穿着厚大衣的女恩人，闪过宗教小学，主人家因为他有一条“好嗓子”就把他送去上学了。在宗教小学里，他挨过不少打，吃的是搀沙子的稀粥，后来宗教小学又换成宗教中学。在宗教中学里，他学拉丁语，常常挨饿，幻想，读书，同掌管校务的神甫的女儿恋爱。他还想起他怎样违背恩人们的心意，逃出宗教中学而进了大学。他逃跑的时候，口袋里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脚上穿着破靴子。那次逃跑多么有意思！到了大学里，他为读书而挨饿受冻。……艰难的道路啊！

最后他胜利了，用他的额头打通一条通到生活去的隧道，走完那条隧道，然后……喏，他精通他的业务，读很多书，工作很忙，准备夜以继日地干下去。……

托波尔科夫斜起眼睛，瞧着那些胡乱地放在他桌上的十卢布和五卢布钞票。他还想起那些太太和小姐，钱就是刚才从她们手里收下的。于是他脸红了。……难道他走完那条辛苦的道路完全是为了五卢布钞票和太太小姐们吗？是的，完全是为了这些。……

在回忆的压力下，他威严的身材变得瘦小，傲慢的气概消失，光滑的脸上现出皱纹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他瞧着玛鲁霞的眼睛，又一次小声说。

他在那对眼睛面前感到羞愧。

如果她问一句，你在行医的整个时期都做了什么，得到什么，那该如何答对呢？

只有五卢布和十卢布钞票，别的一无所有！为了挣钱，他把科学、生活、安宁，统统献出去了。那些钱给了他公爵府般的住宅、考究的桌子、马车，一句话，给了他种种所谓的舒适。

托波尔科夫想起他在宗教中学时代的“理想”以及大学时代的幻想，于是眼前这些蒙着贵重丝绒的圈椅和长沙发，这些铺满地毯的地板，这些烛架，这个值三百卢布的时钟，在他心目中就统统变成一摊可怕而黏稠的污泥了！

他走上前去，把玛鲁霞从她躺着的污泥里抱起来，连胳膊带腿一齐举得高高的。……

“你不要躺在这儿！”他说着，转过身去离开长沙发。

仿佛为了对这个举动表示感激似的，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像瀑布似的倾泻到他的胸口上。……他的金丝眼镜旁边闪着一对陌生的眼睛。而且是什么样的眼睛！简直使人情不自禁，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下！

“给我一点茶喝！”她小声说。

第二天，托波尔科夫同她一起在头等车厢一个单间里坐着。他正把她送到法国南部去。这个奇怪的人！他知道她已经没有痊愈的希望，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就像他知道他的五个手指头一样，可是他仍然把她送去。……一路上，他敲打，听诊，问话。他不肯相信他的学识，在她的胸脯上敲敲打打，听来听去，用尽全力想找出哪怕一丁点的希望来！

讲到金钱，昨天他还那么热心地积攒，如今在路上，却大把大把地花出去。

现在他情愿献出一切，只求在姑娘的哪怕一个肺叶上听不出那该死的杂音就行！他和她那么殷切地想活下去！对他们来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他们在等候白昼到来。……可是太阳没有把他们从黑暗里救出来，而且……晚秋天气开不出花来了！

公爵小姐玛鲁霞，在法国南部连三天都没有住满就死了。

托波尔科夫从法国归来，仍然像以前一样生活。他像以前那样给太太小姐们看病，积攒五卢布钞票。不过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一点变化。他跟女人讲话，总是往旁边看，往空地方看。……不知什么缘故，他看着女人的脸，心里就觉得害怕。……

叶果鲁希卡活着，而且健康。他已经抛弃卡列丽雅，如今住在托波尔科夫家里。医生把他接到家里来，对他十分爱护。叶果鲁希卡的下巴使他联想到玛鲁霞的下巴，因此他容许叶果鲁希卡拿他那些五卢布钞票去饮酒作乐。

叶果鲁希卡很满意。

[1]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罗亭》中的男主人公，一个“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的典型。

[2] 意大利的河名。古罗马恺撒曾不顾禁令，越过这条河而引起内战。

[3] 原文为法语。

[4] 醉汉舌头不灵便．把“茶房”说成了“炸房”。

[5] 原文为德语。

[6] 俄国的窗子，到冬天在窗外再安上一层窗子，借以避寒。原有的窗上有一个小小的通气窗可以推开通风，后加的窗上没有通气窗。

[7] 原文为德语。

[8] 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9] 在俄语中，“骑兵”和“卡列丽雅”读音相近。在此，“骑兵”借喻“轻浮的人”。

[10] 原文为法语。

[11] 俄国城名，曾改名古比雪夫市，现已恢复旧名。

[12] 马奶有医疗肺结核的功效。

[13] 原文为意大利语。

[14] 基督教节日，在冬季，大斋前的一个星期。

[15] 俄国南部的一个港口。

横祸

摘自里果夫斯科-切尔诺烈倩斯基银行的大事记

“我困了！”我在银行里坐着，暗想，“那我就回家去，躺下睡觉吧。”

“多么快活啊！”我草草吃过饭，站在我的床前，小声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是好啊！好得很！”

我不住地微笑，伸懒腰，在床上躺得舒舒服服，好比晒太阳的猫。我闭上眼睛，开始睡觉。我闭着的眼睛里仿佛有些蚂蚁爬来爬去。我的头脑里有一团雾在旋转，有些翅膀在扇动，一些白毛从我脑袋里飞出去，腾上天空……天上有些棉花降下来，钻进我的脑袋。……一切都那么大，那么软，毛茸茸，雾蒙蒙的。……那团雾里有些小人东奔西跑。他们跑一阵，转来转去，隐到雾的后面，消失了。……临到最后一个小人不见，摩耳浦斯的工作大功告成，我却打个冷战，惊醒了。

“伊凡·奥西培奇，到这儿来！”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大叫一声。

我睁开眼睛。隔壁房间里有脚步声，有开酒瓶的声音。我在床上翻个身，拉起被子来蒙上头。

“我爱过您啊，现在也许还爱您……”隔壁房间里有个男中音唱起来。

“为什么您不添置一架钢琴呢？”另一个声音问道。

“这些魔鬼，”我嘟哝说，“不让人睡觉！”

那边又开酒瓶，盘盏叮叮当当地响起来。有人迈步走路，靴后跟上的马刺发出声响。房门砰的一声关上。

“季莫费依，你很快就能把茶炊烧好吧？快着点，老兄！另外还得拿菜碟来！怎么样，诸位先生？咱们按基督徒的规矩办事吧。各人喝一小杯。……蜻蜓小姐，羊蹄小姐，我求求你们！[1]”

酒宴在隔壁房间里开始了。我把头埋到枕头底下去。

“季莫费依！要是来了个高身量的金发男人，穿着熊皮大衣，你就告诉他说，我们在这儿。……”

我啐口唾沫，跳起来，敲几下墙。隔壁房间里就静下来。我又闭上眼睛。于是蚂蚁爬来爬去，还有白毛，棉花。……可是，唉！过一分钟他们又大声吼叫了。

“诸位先生！”我用恳求的口气喊道，“这也太不像话了！我求求你们！我有病，要睡觉。”

“您自管睡您的，谁也没有拦着您。要是您有病，那就该出外去找大夫！‘骑士的爱情和荣誉啊……’”男中音唱起来。

“这多么愚蠢！”我说，“愚蠢极了！简直下流。”

“我请求您不要说废话！”一个苍老的声音隔墙响起来。

“莫名其妙！居然跑出发号施令的人来了！好一个大人物！可您到底是什么人？”

“少说废话！！！”

“大老粗！灌饱了白酒，就哇哇地嚷！”

“少说废话！！！”苍老沙哑的声音重复了十来回。

我在床上不住翻身。我想到那些闲散的浪子害得我不能睡觉，怒火就渐渐地升上来。……那边开始跳舞了。……

“要是你们再不安静下来，”我叫道，气愤得上气不接下气，“那我就打发人去叫警察来！来人哪！！季莫费依！”

“少说废话！！！”苍老的声音又一次叫道。

我跳起来，像疯子似的跑到隔壁房间里去。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达到我的目的不可。

那边正在灌酒。……桌子上放着些酒瓶。一些人围着桌子坐着，眼睛像龙虾似的突出。房间深处放着长沙发，有个秃顶的小老头在那上面半倚半躺着。……一个金发妓女把头靠在他胸脯上。他瞧着我那面墙，扯开破锣般的嗓子嚷道：

“少说废话！！”

我张开嘴，刚要骂人，可是……哎呀，不得了！！！我一看，原来小老头就是我工作的那家银行的经理。一刹那间，我的睡意，我的愤怒，我的高傲，一齐从我身上飞掉了。……我从隔壁房间里跑出来。

足足有一个月之久，经理一眼也不看我，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们互相躲避。过一个月他侧着身子走到我桌子跟前来，低下头，瞧着地板，说：

“我本来以为……本来指望您自己会识趣。……不过现在我看出来，您并没有那种打算。……嗯。……您不用激动。您甚至可以坐着。……我认为……我们两个人不能再在一处共事了。……您在布尔狄兴公寓里的那种举动……您把我的外甥女吓坏了。……您明白。……那您把您的工作移交给伊凡·尼基契奇吧。……”

然后，他抬起头，从我身边走开了。……

我完蛋了。

[1] 原文为法语。

不顺当的拜访

一个花花公子跑进以前从没来过的一所房子里。他是来登门拜访的。……在前堂里他碰见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姑娘，穿着花布连衣裙，系着白色小围裙。

“你们的主人在家吗？”他满不在乎地对姑娘说。

“在家。”

“嗯。……好一个鲜桃！太太也在家吗？”

“在家。”姑娘说。不知什么缘故她脸红了。

“嗯。……小东西！小调皮！我的帽子该放在哪儿？”

“随便放在哪儿都成。您放开我！真奇怪。……”

“咦，你脸红干什么？这个人呀！我又不会吃了你。……”

花花公子拿手套打姑娘的腰。

“这个姑娘！长得倒怪不错的！不坏！你去通报吧！”

姑娘脸红得像罂粟花一样，跑掉了。

“她还年轻！”花花公子暗自下结论道，往会客室走去。

在会客室里他遇见女主人。他们就坐下来谈天。……

过了五分钟光景，系着小围裙的姑娘穿过会客室。

“这是我的大女儿！”女主人指一指穿着花布连衣裙的姑娘说。

这一下可就将了军。

两个乱子

“等一等，见鬼！要是这些唱男高音的公山羊再唱得不搭调，我走掉就是！要瞧着乐谱，红头发姑娘！您，红头发姑娘，右边第三个！我在跟您说话！您要是不会唱歌，何必带着您那种乌鸦叫的呱呱声跑到舞台上来？从头唱起！”

他这样嚷着，用指挥棒啪啪响地敲打总乐谱。这些头发蓬松的指挥先生不论怎么发脾气，却往往能得到原谅。而且不这样也不行。要知道，如果他大喊见鬼，骂人，扯自己的头发，那他是在捍卫神圣的艺术，对于艺术是谁也开不得玩笑的。他小心戒备着；要不是他，演员们岂不是会唱出那些可憎的半音，不时搅乱而且破坏和声吗？他总是保护和声，为它不惜绞死全世界的人，连他自己也情愿去吊死。谁也不能对他生气。如果他是为自己打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他那种痛心疾首、怒不可遏的火气，多一半是对右边第三个红头发姑娘发作的。他恨不得把她吞下肚去，叫她陷进地里去，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扔出窗外去才好。她比所有的人都容易荒腔走板，因此她，这个红头发姑娘，是他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最憎恨和蔑视的一个。要是她陷进地里去，在他眼前立时死掉，要是衣服上粘着油泥的管灯人不去点燃灯火，而是把她焚化，或者当众打她一顿，他就会乐得哈哈大笑。

“嗨，见您的鬼！归根结蒂，您要明白：您对歌唱和音乐的理解，同我对捕鲸术的理解差不多！我在跟您说话，红头发姑娘！请你们对她解释一下，说那儿不是‘升F调’，而是简单的‘发’！请你们教会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认乐谱！好，您一个人唱！开始！第二小提琴手，您带着您那把没擦松香的弓子见鬼去！”

她，十八岁的姑娘，站在那儿，瞧着乐谱，周身发抖，像是用手指头使劲拨了一下的琴弦。她那张小脸不时红得像朝霞一样。泪水在她眼睛里发亮，眼看着就要滴在那些竖起针头般小黑脑袋的音符上。她那丝线样的金黄色头发像瀑布似的落在她的肩膀上和背脊上，要是能遮住她的脸不让人看见，她就喜之不尽了。

她的胸脯在胸衣里波浪般地起伏。那里，她的胸衣里和胸脯里，正掀起轩然大波：她又觉得愁闷，又良心痛苦，又蔑视自己，又战战兢兢。……可怜的姑娘感到自己有罪，她的良心在抓挠她的五脏六腑。她觉得对不起艺术、指挥、同事、乐队，大概也觉得对不起观众。……倘使观众嘘她，那他们是一千倍地正确的。她的眼睛不敢看人，可是她感到大家都带着憎恨和轻蔑的神情看她。……特别是他！他恨不得把她抛到天涯海角去，离开他的音乐耳朵越远越好。

“上帝啊，指点我好好唱吧！”她暗想。她的嘹亮颤抖的女高音流露出绝望的音调。

他却不肯理解这种音调，骂她，揪他自己的长头发。既然今天傍晚就要公演，他才顾不上什么怜悯不怜悯呢！

“糟透了！这个丫头今天要用她那副山羊嗓子把我活活地折磨死！您算不上歌剧女主角，您是洗衣女工！你们干脆把红头发的乐谱拿走！”

她愿意唱好，不愿发音不准。……她也能够避免发音不准，她原是精通她的工作的。可是她的眼睛不听她的话，难道这也能怪她？它们，那对美丽而不老实，因此她一直到死都要诅咒的眼睛，总也不肯看着乐谱，不肯注意指挥棒的动作，却老是瞧着指挥的头发和眼睛。……她的眼睛喜欢指挥的乱莲蓬的头发和他的眼睛，可是那两只眼睛却对她冒出火星，看上去实在吓人。可怜的姑娘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那张不时掠过乌云和闪电的脸。她那小小的智慧总也不肯投到排演中去，却老是思索那些妨碍她工作、生活、心情平静的不相干的事情，难道这也能怪她？……

她的眼睛瞅着乐谱，随后从乐谱上移到他的指挥棒上，再从他的指挥棒上移到他的白色领结上，下巴上，唇髭上，……

“把她的乐谱拿走！她有病！”他终于喊道，“我不能再指挥了！”

“是的，我病了。”她温顺地小声说，准备道歉一千次。……

他们打发她回家去，她在演出里的位子就由另一个演员来接替。那个演员的嗓子差一点，可是对工作能采取严格的态度，工作老实而认真，不去想什么白色领结和唇髭。

她就是到了家里，他也不容她消停。她从剧院里回来，倒在床上。她把头埋在枕头底下，却从闭着的眼睛的一团漆黑里看见他那张气愤得变了样的脸，觉得他好像用那根小棒敲打她两边的鬓角。这个蛮横的人成了她初恋的对象！

头一张油饼往往煎不好[1]。

第二天，排演结束以后，她那些艺术同行纷纷到她家里来，探问她的健康情况。报纸上和戏报上都登载着她害病的消息。剧院经理和导演也来了，人人都向她表示恭敬的关切。他也来了。

每逢他不站在乐队前边，不看着总乐谱，他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这时候他总是彬彬有礼，殷勤，恭敬，像个男孩一样。他脸上洋溢着尊重而可爱的笑容。他不但不喊见鬼，甚至当着女人的面不敢吸烟，也不敢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这时候很难找到比他更和善、更正派的人了。

他来到这里，脸色极其忧虑，告诉她，说她的病对艺术来说是很大的不幸，说所有她的同事和他自己都不惜牺牲一切，只求“我们的小夜莺”[2]身体健康，心情平静就行。唉，这些病！它们使得艺术遭到很大的损失。必须对经理说一声，要是舞台上还跟以前那样有穿堂风，那就谁也不同意演戏，大家一齐走掉了事。健康比世上一切东西都宝贵啊！他带着感情握她的手，恳切地叹口气，要求她准许他下次再来探望，然后一边咒骂疾病，一边走掉。

这个好人！可是另一方面，等到她声明已经恢复健康，又回到舞台上来，他却又对她大喊见鬼，又有电光在他脸上闪来闪去了。

实际上他是个很正派的人。有一次，她站在后台，倚着一株上面装饰着木制花瓣的玫瑰花丛，瞅着他的一举一动。她见到那个人，不禁痴迷得气都透不出来了。他正在后台站着，跟美菲斯托费尔和瓦兰廷[3]一起喝香槟酒，扬声大笑。他的嘴是骂惯了见鬼的，这时候却不住吐出俏皮话来。他喝完三杯酒，从歌剧演员面前走开，向乐队席入口处走去，那边的小提琴和大提琴正在调音。他走过她身旁，微笑着，神采焕发，摇摇手。他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神情。谁敢说他是个不好的指挥？谁也不敢！她涨红脸，对他微微一笑。他带着酒意，在她身旁站住，讲起来：

“我喝得浑身发软了，”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今天心里痛快极了！哈哈！你们今天都这么好！您的头发可真漂亮！我的上帝啊，莫非我至今一直没注意到这只夜莺生着那么漂亮的长发吗？”

他低下头，吻她那披散着头发的肩膀。

“我喝了那点该死的酒，浑身发软了。……我亲爱的夜莺，您不会再出错了吧？会专心地唱吧？为什么您常常发音那么不准呢？以前您可不是这样，金黄的小脑袋！”

指挥浑身发软，吻她的手。她也讲起来：

“您不要再骂我。……要知道我……我……您骂得我心都碎了。……我受不了。……我向您起誓！”

泪水涌上她的眼睛。她自己也没觉得就挽住他的胳膊肘，几乎把她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真的，您不知道。……您那么凶。我向您起誓。……”

他在树丛上坐下，差点摔下来。……为了不致跌倒，他就搂住她的腰。

“铃响了，我的小亲亲。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再谈吧！”

散戏以后，她不是一个人回家。跟她一块儿回去的还有他，带着醉意，浑身发软，幸福得放声大笑！她多么幸福呀！我的上帝！她坐在车上，感到他搂住她，她都不相信她的幸福了。她觉得命运似乎在诓哄她！然而不管怎样，这以后有整整一个星期，观众一直在戏报上读到指挥和他的她都病了。……他整整一个星期没离开她，这个星期在他俩心目中却像是一分钟。姑娘一直到不便于再避开人们，什么事也不做，才放开他。

“应当把我们的爱情拿出去透一透风了，”指挥第七天说，“缺了我那个乐队，我心里闷得很。”

到第八天，他又摇着指挥棒，骂所有的人见鬼，连“红头发姑娘”也不能幸免了。

这些女人像猫似的充满温柔的爱情。我的女主人公虽然跟她的凶神结合在一起，开始共同生活，可是她仍然没有放弃她的愚蠢习惯。她还是像从前一样，眼睛不看着乐谱，不看着指挥棒，却看着他的领结和脸。……临到排演和公演，她屡屡发音不准，而且比以前更厉害。为此，他把她骂得好苦！以前他只在排演的时候骂她，如今却可以在散戏后，回到家里，站在她床前骂她。那个多情的丫头！她唱歌的时候，只要看到她热爱的那张脸，就顿时落下整整四分之一拍子，或者嗓音颤一下。每逢歌唱，她总是从台上看着他，而她不歌唱的时候，站在后台，眼睛也仍然离不开他颀长的身材。遇到幕间休息，他们就在化装室里相会，两个人喝着香槟酒，讪笑那些给她捧场的人。乐队一奏起序曲，她总是站在台上，凑着幕布上的小洞瞧他。演员们往往凑着这个小洞讪笑第一排的秃顶观众，并且根据可以看到的人头的数目来断定剧院卖座的多少。

幕布上的小洞断送了她的幸福。有一次闹出了乱子。

那是谢肉节的一天，剧院里上演《法国清教徒》[4]，座无虚席。开演前，指挥穿过乐谱架往他的位子走去，这时候她已经站在幕布后面，凑着小洞如饥如渴地往外看，心里发紧。

他做出一副难看的严肃脸相，向四面八方摇指挥棒。乐队开始演奏序曲。他那英俊的脸起初还相当平静。……可是后来，序曲演奏到中间部分，他右边脸颊上却现出闪电，右眼眯细了。右边的乐声有点乱：那边长笛吹走音了，巴松管手不合时宜地咳嗽起来，这一声咳嗽可能妨碍巴松管准时开始演奏。然后他左边的脸颊红起来，开始颤动。这张脸瞬息万变，充满烈火！她瞧着他，感到自己升到七重天上，幸福极了。

“大提琴，见你的鬼！”他咬着牙很快地嘟哝一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大提琴手是熟悉乐谱的，可是他不想理解乐谱的灵魂！这种温柔的乐器，声音那么柔和，怎么可以交托给那些不知感情为何物的人去演奏呢？指挥整个脸上一阵阵痉挛，他伸出空着的手，一把抓住乐谱架，倒好像胖胖的大提琴手只为挣钱才演奏，不是因为他的灵魂想演奏，这都要由乐谱架来负责似的！

“快离开舞台！”旁边什么地方有个人说。……

忽然间，指挥的脸大放光彩，闪着幸福的神情。他的嘴角露出笑意。原来有个困难的地方由首席小提琴手极其精彩地演奏出来了。指挥心里愉快得很。我那红头发的女主人公心里也感到愉快，仿佛她就是首席小提琴手，或者她有指挥的心似的。然而她的心不是指挥的心，虽然指挥确实藏在这颗心里。“红头发女鬼”瞧着那张微笑的脸，自己也开始微笑……然而这不是微笑的时候。紧跟着就发生一件令人惊讶的、非常愚蠢的事。……

她眼前那个小洞，忽然不见了。它到哪儿去了？上边有个什么东西唰唰地响，仿佛吹起一股平稳的风。……有个什么东西擦着她的脸，卷上去。……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开始用眼寻找小洞，想见到她热爱的那张脸，可是她没找到小洞，却忽然看见一片汪洋大海般的亮光，高而且深。……那一大片亮光里闪出多得数不清的灯火和头颅，她在形形色色的头颅当中看见了指挥的头颅。……指挥的头颅正瞧着她，惊讶得呆住了。……随后，惊讶让位给无法形容的恐惧和绝望。……她自己也没觉得就往脚灯跟前迈出一小步。……后排的观众发出笑声，不久整个剧院都淹没在接连不断的笑声和嘘声里。见鬼！在《法国清教徒》里歌唱的女人竟然戴着帽子和手套，穿着最时髦的衣服！……

“哈哈哈！”

头一排的那些秃顶，笑个不停，身子不住扭动。……全场掀起轩然大波。……他的脸变得苍老，添了皱纹，像伊索的脸了！那张脸上露出痛恨和诅咒的神情。……平时他那么看重他的指挥棒，别人就是用元帅杖来掉换，也不肯放手，现在他跺一下脚，把它丢在脚跟前了。乐队胡乱演奏一会儿，停下来。……她往后退去，脚步踉跄，瞧着两旁。……两旁都是布景，有些苍白而气愤的脸从布景后边向外张望。……那些野兽般的嘴脸在咬牙切齿地小声抱怨。……

“您把我们毁了！”剧团经理小声抱怨道。……

幕布缓慢地放下来，飘飘摇摇，迟疑不定，仿佛不是落到该落的地方似的。……她身子摇晃起来，倚在一块布景上。……

“您把我们毁了，骚娘们儿，疯娘们儿。……哼，见鬼去吧，可恶极了的贱婆娘！”

说这些话的声音，也就是一个钟头以前她动身到剧院里来，对她喁喁私语的那个声音：“不爱你是不可能的，我的小亲亲！你啊，我的好天才！你的吻抵得上穆罕默德的天堂啊！”可是现在呢？她完了，实实在在，她完了！

等到剧场里恢复秩序，勃然大怒的指挥第二次着手指挥乐队演奏序曲，她却已经回到自己家里。她很快脱掉衣服，钻进被子里。躺着死掉，总不及站着或者坐着死掉那么可怕。她相信良心的折磨和悲伤会送掉她的命。……她把头埋到枕头底下，索索地抖，在被子里不住翻身，什么也不敢想，羞得透不出气来。……被子上有他吸过的雪茄烟味。……过一会儿他回来，会说些什么呢？

夜里两点多钟他回来了。指挥喝醉了。他又伤心，又气愤，灌了不少酒。他两条腿发软，手和嘴唇发抖，好比微风吹拂下的树叶。他没脱掉皮大衣和帽子，照直走到她床前，站一会儿，沉默不语。她屏住呼吸。

“当着全世界的面丢尽了脸，居然还能心平气和地睡觉！”他咬牙切齿地低声说，“我们这些堂堂正正的艺术家，居然能昧良心！好一个真正的女艺术家！哈哈！简直是妖婆！”

他揭掉她身上的被子，把被子往壁炉那边一扔。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你耍笑我，见你的鬼！你知道吗？莫非你不知道？坐起来！”

他抓住她的手，猛然一拉。她在床沿上坐下，把脸藏在她那披散下来的头发里。她的两个肩膀发抖。

“原谅我吧！”

“哈哈！这个红头发！”

他猛然扯一下她的衬衫，看见她美丽的肩膀白得像雪一样。可是他没有心思欣赏肩膀。

“你从我家里滚出去！穿上衣服！你毒害了我的生活，没出息的东西！”

她往椅子跟前走去，那儿凌乱地堆着她的衣服。她开始穿衣服。她毒害了他的生活！她毒害这个伟大的人的生活，这太卑鄙，太恶劣了！她走掉就是，免得继续干这种卑鄙的事。其实，没有她，也还是会有人来毒害他的生活。……

“滚出去！马上就走！”

他拿起她的短上衣，摔在她脸上，把牙咬得嘎吱嘎吱响。她穿好衣服，在门边站住。他沉默着。然而这种沉默没持续多久。指挥身子摇摇晃晃，对她指着门口。她走出房门，到前堂里。他推开临街的大门。

“出去，贱婆娘！”

他抓住她窄小的后背上的衣服，把她推出门外。……

“再见！”她用忏悔的声调小声说，然后消失在黑暗里。

外边大雾迷蒙，天气很冷。……天空下着毛毛细雨。……

“见鬼去吧！”指挥对着她的后影叫道。他没听她咯吱咯吱响地踏着泥浆走去的声音，却关上大门。他把他的伴侣赶到寒冷的迷雾中去后，就在温暖的床上睡下，开始打鼾。

“她活该！”他第二天早晨醒来说，可是……他说的是假话！好像有几只猫抓挠他那颗音乐的心。他怀念红头发姑娘，心都痛了。整整一个星期，他像喝得半醉的人那样走来走去，心里痛苦，盼着她回来，由于下落不明而苦恼。他认为她会回来，他相信这一点。……可是她没回来。她爱这个人胜过爱她自己的生命，因此她不愿意破坏这个人的生活。由于她“行为不检点”，她的名字从剧院演员们的名单上勾销了。人们没原谅她闹的乱子。关于辞退她的决定，没通知她本人，因为谁也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大家什么也不知道，然而揣测纷纭。……

“她冻死了，要不然就是投河自尽了！”指挥揣测道。

过了半年，大家都把她忘了。连指挥也把她忘了。每个漂亮的艺术家都有很多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要记住每个女人，那就得有非常好的记性呢。

如果相信道德高尚和笃信宗教的人们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受罚。指挥受到惩罚了吗？

是的，他受到惩罚了。

五年以后，指挥路过某城。城里有个出色的歌剧院。他在城里停留一天，为的是了解一下歌剧院的演员们。他在最好的旅馆里住下。他到达后的头一天早晨就收到一封信，清楚地表明我这个头发很长的男主人公享有多么高的名望。信上要求他为歌剧《浮士德》担任指挥。原来的指挥突然病倒，于是指挥棒没有人执掌了。他，我的男主人公（信上要求他说），是不是愿意不辞辛劳，利用这个机会让城里爱好音乐的市民们欣赏一下他的艺术？我的男主人公同意了。

他就拿起指挥棒，“素不相识的”乐师们看见了他那张掠过乌云和闪电的脸。闪电很多。这也难怪：排演已经来不及举行，他只得直接在公演的时候显出他的艺术本领。

头一幕顺利地过去了。第二幕也这样。可是到第三幕却闹出了小乱子。指挥没有看舞台或者看任何地方的习惯。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总乐谱上。

第三幕里，玛加丽特[5]，一个出色而嘹亮的女高音，边纺线边歌唱，他听得很满意，就微微一笑：这个小姐唱得好听极了。然而等到这个小姐唱慢八分之一拍子，他脸上就掠过闪电，带着痛恨的心情看舞台上。可是那些闪电出了大事！他惊讶得张大嘴巴，眼睛瞪得像小牛犊那么大。

舞台上纺车旁边，坐着个红头发姑娘，就是从前被他从暖和的床上赶下来，推到外边黑暗的冷雾中去的那个姑娘。现在她，红头发姑娘，就坐在纺车旁边，不过已经完全不是从前被他赶出来的那种样子，而是另一种样子了。她的脸还是跟从前一样，可是嗓音和体态却大不相同。她的嗓音和体态已经运用自如，细致多了，优雅多了，也大胆多了。

指挥大张嘴巴，脸色煞白。他的指挥棒烦躁地活动，在一个地方胡乱挥舞一阵，随后就停在那儿不动了。……

“就是她！”他大声说，笑起来。

他心里充满惊愕、兴奋、无比的欢乐。被他赶走的那个红头发姑娘，并没有消沉，却变成巨人了。这使他那指挥的心感到愉快。舞台上多了一颗明星，他为艺术事业高兴得透不出气来！

“就是她！就是她！”

指挥棒已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等到他想挽救这个局面，挥舞它，它却从他手里滑下去，啪的一声掉在地板上。……首席小提琴手惊讶地瞧着他，弯下腰去拾指挥棒。大提琴手以为指挥头晕，就停住手，后来又拉起来，却跟不上。……音乐声转来转去，在空中兜圈子，想从混乱中找出路，却绕成一团乱麻。……

她，红头发的玛加丽特，跳起来，用愤怒的眼光打量“那些醉鬼”，他们……忽然，她脸色惨白，她的眼睛上下打量指挥。……

观众们跟这些事全不相干，他们是花钱来看戏的，于是开始喝倒彩，打唿哨。……

给这个乱子添上最后一笔的，是玛加丽特发出一声尖叫，声音响得整个剧院都能听见，然后举起双手，整个身子往脚灯跟前扑过去。……她认出了他，现在她别的都没看见，只看见他脸上重又出现的乌云和闪电。

“啊，该死的坏娘们儿！”他叫道，一拳头打在总乐谱上。

要是古诺看见人家这样嘲弄他的作品，他会怎么说！啊，古诺就会把这个人打死，而且他这样做是对的！

这是指挥生平第一次出错，然而出这样的错，这样的乱子，他却不能原谅自己。

他把下嘴唇咬出血，从剧院里跑出去，一直回到旅馆里，关上房门。他关在房间里，坐了三天三夜，大概一直在反省和悔恨。

据乐师们说，这三天三夜他把头发都熬白了，而且把头发揪掉了一半。……

“我侮辱了她！”现在他喝醉了酒就哭着说，“我破坏了她的独唱！我不配做指挥！”

可是当初他把她赶走后，这样的话为什么就一句也没说过？

[1] 借喻“初次的尝试难免失败”。

[2] 原文为法语。

[3] 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根据德国作家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改编的同名歌剧中的两个人物，在此指扮演这两个角色的男演员。

[4] 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创作的歌剧。

[5] 歌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格蕾岑的名字，在此指扮演这个角色的女演员。

一首田园诗……然而，呜呼！

“我的舅舅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人啊！”纳塞奇金上尉的穷外甥和唯一继承人格利沙，不止一次对我说，“我满心爱他。……我们到他家里去吧，好朋友！他会很高兴的！”

格利沙讲起亲爱的舅舅，眼泪就涌上眼眶。应当说一句为他增添光彩的话，他从不为这种好眼泪害臊，而是当众落泪！我听从他的请求，一个星期前到上尉家里去了。我走进前堂，向大厅里看一眼，瞧见一个动人的画面。苍老消瘦的上尉在大厅中央一把大圈椅上坐着喝茶。格利沙在他面前屈下一个膝头跪着，满腔深情地用匙子给他搅茶。

格利沙的未婚妻伸出一条好看的胳膊搂住小老头的深棕色脖子。……穷外甥和他的未婚妻正在争论：他们两个人究竟谁该先吻可爱的舅舅？随后他们就没完没了地吻他。

“现在该你们自己接吻了，我的继承人！”纳塞奇金喃喃地说，幸福得透不过气来。……

在这三个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令人极其羡慕的关系。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瞧着他们，不由得又快乐又嫉妒，心都缩紧了。……

“是啊！”纳塞奇金说，“我可以说一句：我这辈子过得蛮不错！求上帝保佑人人都能过到这样的生活才好。单是鲟鱼，我就吃过多少啊！多极了！比方，就拿我在斯科平银行[1]吃过的鲟鱼来说吧。……嗯！就连现在我都在流口水呢。……”

“您讲讲吧，讲讲吧！”未婚妻说。

“那天，孩子，我带着好几千卢布到斯科平银行去，直接找……嗯……找雷科夫[2]……雷科夫先生。他是个大人物……嘿！黄金般的先生！上等人！他招待我就像招待亲人。……其实他何必那么殷勤呢，可是……他把我看成亲人了！真的！他请我喝咖啡。……喝完咖啡又吃冷荤菜，喝酒。……后来又摆席。……桌上各色美酒一应俱全。……有一条鲟鱼……长得很大，从桌子这头到那头。……还有龙虾……鱼子。大饭馆的排场啊！”

我走进大厅，打断了纳塞奇金的话。这天恰好是莫斯科收到第一条电讯说斯科平银行已经破产倒闭的那一天。[3]

“我正跟孩子们同享天伦之乐！”纳塞奇金跟我打过招呼后对我说，然后转过脸去对孩子们继续用夸耀的口气讲道，“同桌的全是达官贵人。……有大官，有宗教界人士……什么修士司祭啦，教士啦。……我每喝完一小杯，就走到他们跟前去求他们祝福。……我自己也戴满了勋章。……比将军还神气呢。……我们就吃那条鲟鱼。……仆人又端上来一条。……我们全吃光了。……后来又喝鲟鱼汤……吃野鸡。……”

“换了我是您，我现在就会让鲟鱼闹得打饱嗝，胃气痛了，您却夸个没完……”我说，“那么雷科夫害得您白白损失很多钱吧？”

“为什么白白损失？”

“什么叫‘为什么’？要知道那家银行已经倒闭了！”

“开玩笑！老是这一套。……以前就有人用这话吓唬过我。……”

“那您还不知道？我的老先生！谢拉皮昂·叶果雷奇！要知道这……这……这……您自己看吧！”

我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来。纳塞奇金戴上眼镜，不相信地微笑着，开始看报。他越看，他那张脸就越苍白，越拉得长。

“它倒……倒……倒闭了！”他哀叫道，周身发抖，“我这可怜人呀！”

格利沙涨红脸，把报纸看了一遍，顿时脸色惨白。……他伸出颤抖的手去拿帽子。……他的未婚妻身子摇摇晃晃。……

“诸位先生！莫非你们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要知道，全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事呢。诸位先生！安静一下！”

过了一个钟头，我独自一个人站在上尉面前，安慰他说：

“算了，谢拉皮昂·叶果雷奇！这有什么关系呢？钱是完了，可是孩子们都还在嘛。”

“这倒是实话。……钱是身外之物。……孩子们都在。……这话说得对。”

然而，呜呼！一个星期后我遇见格利沙。

“老兄，到您舅舅家里去一趟吧！”我对他说，“为什么您不到他家里去？您把老头子完全丢开了！”

“叫他见鬼去吧！我才不稀罕他呢，老魔鬼！傻瓜！他就不能另找一家银行去存钱！”

“您还是应当去。要知道他是您舅舅嘛！”

“他？哈哈！……您在开玩笑吧？您打哪儿知道他是我舅舅？他是我后妈的表哥！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牛头不对马嘴哟！”

“哎，您至少也该打发您的未婚妻到他那儿去一趟！”

“是啊！必是有魔鬼支使您，您才会在我们举行婚礼前拿出那张报纸来！您就不能等到我们结婚后再宣布您那个新闻啊！……现在她已经扭过脸去，不理我了。要知道，她本来也张大嘴巴等着我舅舅的大白面包哟！这个蠢透了的娘们儿。……现在她大失所望了。……”

这样，我不是出于本心而破坏了最紧密的三部合唱……最令人羡慕的三部合唱！

[1] 彼得堡的一家私营银行。

[2] 斯科平银行的经理。

[3] 这家银行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倒闭，曾轰动一时。——俄文本编者注

男爵

男爵是个矮小精瘦的老头子，年纪在六十上下。他的颈项同脊骨成钝角，而且很快就要变成直角了[1]。他头大，颧骨高，眼睛无精打采，鼻子像个圆疙瘩，下巴颜色发紫。他整个脸上泛起淡淡的青紫色，这大概是因为柜子里放着烈酒，道具管理员又很少锁上柜子。不过除了喝公家的烈酒外，男爵有的时候也享用香槟酒，那是常常可以在化装室中酒瓶底和酒杯底上找到的。他的脸颊、他眼睛底下的大肉囊耷拉下来，颤动着，像是些小块破布，挂在那儿以便晾干似的。他头戴有护耳罩的皮帽，它那绿色的衬里在他秃顶上留下淡淡的绿色。那顶帽子如果没戴在男爵头上，就总是挂在第三块侧面布景板后面一个用坏了的煤气喷嘴上。他的说话声刺耳，好比煎锅里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他的衣服吗？要是您讪笑那身衣服，那就无异于不承认权威，这可是不会给您增添光彩的。他的深棕色上衣已经掉了纽扣，肘部磨亮，衬里不但磨亮，而且变成一条条破布，然而它本来却是一件了不起的上衣呢。如今它穿在男爵两个窄肩膀上，晃里晃荡，如同挂在破衣架上一样，可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话说回来，当初它原是穿在一个最伟大的天才喜剧演员身上的。他那件带天蓝色花纹的丝绒坎肩，如今已经有二十个裂口和多得不计其数的污斑，然而丢掉它却不行，因为它是在威力无穷的萨尔文[2]住过的房间里找出来的！谁能担保悲剧演员本人没穿过它？它是在伟大的演员走后第二天找出来的，因此可以起誓，它不是假的。男爵脖子上系着的领结，来头也不小。虽然从纯粹卫生学观点和美学观点看来，应该另外换个比较结实和油污少一点的领结才对，可是系上那个领结总还是可以夸耀一番的。它原是从一件伟大的旧斗篷上剪下来的，那件斗篷就是艾尔涅斯托·罗西[3]在《麦克佩斯》[4]里同女巫谈话的时候披在肩膀上的。

“我的领结上有邓肯国王[5]的血腥气！”男爵常常一面在领结里捉虱子，一面说。

至于男爵所穿的杂色花条长裤，您倒可以爱怎么嘲笑就怎么嘲笑。它以前确实没经权威人物穿过，不过演员们还是开玩笑说，这条长裤是用当初萨拉·贝尔纳尔[6]去美洲乘坐的那只轮船的船帆做的，它是从第十六号验票员的手里买来的。

不论冬夏，男爵老是穿一双大套鞋，为的是保住皮靴不坏，又为了他在提词人小亭的地板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他那有风湿病的腿不致被穿堂风吹得受寒。

人们只能在三个地方，也就是售票处、提词人小亭、后台男演员化装室里见到男爵。在这些地点之外他哪儿也不去，很难设想他会在别处出现。晚上他在售票处里过夜，白天他在那儿登记预订包厢票的观众姓名，同售票员下棋。年老而害瘰疬病的售票员，是唯一肯听男爵讲话、回答他问话的人。在提词人小亭里，男爵执行他的神圣职务。在那儿他给自己挣一小块面包糊口。小亭只有外部粉刷成耀眼的白色，内部狭小的墙壁上却布满蛛网、裂缝、木刺。那里面弥漫着潮气和熏鱼、烈酒的气味。幕间休息的时候，男爵常到男演员化装室里去。凡是新来的人，头一次走进化装室，看见男爵，往往鼓掌大笑。他们以为他是演员呢。

“好哇！好哇！”他们说，“您的扮相可真妙！您那模样多么逗笑！您从哪儿弄来这么一身别致的衣服的？”

可怜的男爵！人们居然不承认他有自己的长相！

在化装室里他津津有味地观察著名的演员，或者，如果没有著名的演员，就大着胆子在别人的谈话里插嘴，说说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很多的。谁都不听他的意见，因为大家已经听厌，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大家毫不客气，干脆当成耳边风。一般说来，大家对男爵不喜欢以礼相待。要是他在别人鼻子跟前转来转去，碍人的事，人家就对他说：滚开！如果他在亭子里提词的声音太轻或者太响，大家就骂他见鬼，威胁说要罚他的钱或者革他的职。在后台，大多数玩笑话和俏皮话都以他为目标。谁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他身上施展一下耍笑人的本领，反正他是不会还嘴的。

自从人们开玩笑地叫他“男爵”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可是这二十年中间他一次也没对这个绰号提出过抗议。

硬叫他抄写台词而又不给他报酬，这也可以办到。样样事都可以办到！人家踩了他的脚，他反而赔笑脸，道歉，很难为情。您当众打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也敢凭人格向您担保，他不会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状的。您从他那件了不起的、他所热爱的衣服上扯下一小块衬里来，就像不久前男一号[7]做过的那样，他也只是巴眼睛，涨红脸而已。他忍气吞声的温顺力量就有那么大！谁都不尊敬他。他活着，大家都漫不经心地对待他，等到他死了，就立刻把他忘掉。他是个可怜人！

不过，话说回来，从前有过一个时期他倒几乎成了他崇拜的人们的同事和弟兄，他热爱那些人胜过热爱生命。（他不能不爱有的时候扮演哈姆雷特和弗朗茨·穆尔的人！）他自己也差点做了演员，要不是一件可笑的小事作梗，大概真就做成了。在他身上，才能是很多的，愿望也不少，而且起初甚至有人要提拔他，可是他缺少一点小东西：勇气。他老是认为，如果他胆敢登上舞台，那么他们，挤满上下五层阶梯式座位的看客们，就会哈哈大笑，开始嘘他。临到人家请他登台表演，他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再略微等一下吧。”他说。

他等来等去，到后来年纪老了，穷愁潦倒，于是经人说项，走进提词人小亭里去了。

他做提词人了，然而这也不坏。如今再也没有人因为他没有戏票而把他从剧院里赶出去：他是有职务的人了。他坐的位子比第一排还靠前，比大家都看得清楚，却不必为他的位子付一个小钱。这很好。他幸福了，满足了。

他出色地执行他的职务。演出前，他总要把剧本通读好几遍，免得出错。等到响起第一遍钟声，他就已经在小亭里坐好，翻开他的小册子。全剧院很难找到比他更热心尽职的人了。

可是后来人们仍然不得不把他从剧院里赶出去。

剧院里是不能容忍混乱的，可是男爵有时候却惹出大乱子来。他总爱闹事。

每逢舞台上演得特别精彩，他就眼睛离开小本子，不再小声提词。他常常停住提词，叫起来：好哇！妙极了！而且观众还没鼓掌，他居然鼓起掌来。有一次他甚至嘘演员，几乎为此丢了差事。

总之，您看一看他坐在臭烘烘的小亭里低声提词的那种样子吧！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指手画脚，提词声响得过火，呼呼地喘气。有的时候，甚至在场外过道上，在存衣处附近验票员打呵欠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他的提词声。他甚至敢于在小亭里开口骂人，指点演员该怎样表演。

“把右手举起来！”他常常小声说，“您的道白倒热烈，可是您的脸活像冰！您不配演这个角色！您还是个吃奶的娃娃，演不了这个角色！您应该看一看艾尔涅斯托·罗西是怎样演这个角色的！何必演得这么夸张？嗨，我的上帝啊！他那种小市民的派头把什么都糟蹋了！”

他只顾小声说这类话，却忘记应该按着小册子提词了。他们不该容忍这个怪人。要是早点把他赶走，观众也就不至于看到前些日子闹出的一场乱子了。

那场乱子是这样的。

当时正上演《哈姆雷特》。剧院里满座。在我们这个时代，莎士比亚的戏仍然像一百年前那样受欢迎。剧院里一演莎士比亚的戏，男爵总是心情极其激动。他喝很多酒，说很多话，不住用拳头揉鬓角。他那两个鬓角之间正展开一场剧烈的活动。他那老年人的头脑里激荡着疯狂的嫉妒、绝望、憎恨、渴望。……应该由他自己来扮演哈姆雷特才对，虽然哈姆雷特跟驼背，跟道具管理员忘记藏好的烈酒是格格不入的。应该由他来演，不应该让那些今天演听差，明天演拉皮条的，后天演哈姆雷特的无聊家伙来演！四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这个丹麦王子，一切正派的演员都渴望扮演他，他不仅仅把桂冠给了莎士比亚一个人。四十年来他研究，痛苦，被渴望煎熬着。……如今死亡已经不是隔着万水千山。死亡不久就会光临，把他从剧院里带走，从此再也回不来了。……但愿他一生中哪怕只交一次好运，穿上王子的短装走过舞台，来到海洋旁边，在一片荒地当中，靠近巉岩。

无论谁到这样的地方，

瞧着下面千仞的峭壁，

听着远处的惊涛骇浪，

即使没有别的原因，

也会吓得魂飞天外。

如果渴望甚至能使人不是在几天之内，而是在几个小时之内熔化，那么秃顶的男爵的渴望一旦成为现实，就会有什么样的烈火来把他烧为灰烬！

在上述那天傍晚，他心里又嫉妒，又怨恨，恨不得把全世界的人都吞下肚去才好。哈姆雷特已经交给一个小孩子去扮演，他说话用微弱的男高音，特别是生着火红的头发。难道哈姆雷特会生着火红的头发？

男爵坐在小亭里就跟坐在灼热的煤块上一样。哈姆雷特还没出场，他倒比较沉稳，可是等到台上响起那个红头发的微弱的男高音，他就转来转去，坐立不安，长吁短叹。他的低语声，与其说像提词，还不如说像呻吟。他的手颤抖，胡乱翻动书页，时而把烛台拉近点，时而又推远点。……他盯紧哈姆雷特的脸，不再小声提词了。……他一心想把那个红脑袋上的头发统统拔光，一根也不剩。叫哈姆雷特生着红头发，还不如叫他索性秃头的好！他演得夸张，太夸张了，见他的鬼！

到第二幕，他根本不再提词，光是愤愤不平地冷笑，骂街，嘘演员。幸好演员们记住了台词，没有发觉他的沉默。

“这个哈姆雷特可真好！”他骂道，“没说的！哈哈！这些士官生先生自不量力！他们应该去追逐女裁缝，不该跑到舞台上来演戏。要是哈姆雷特生着那么愚蠢的脸，莎士比亚就未必会写出这个悲剧！”

等到他骂得腻烦，就开始教导红头发的演员。他比划手势，做怪相，念台词，用拳头捶他的小册子，硬要演员照他的主意表演。他要挽救莎士比亚，不让他挨骂。为了莎士比亚，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即使闹出十万个乱子来也不去管他！

红头发的哈姆雷特一开口跟别的演员对话，就糟糕透了。他装腔作势，就像“身强力壮、头发很长的大汉”一样，关于那种大汉，哈姆雷特自己就说过：“这样的演员我恨不得拿起鞭子抽一顿。”临到他开始朗诵大段台词，男爵就受不住了。他呼呼地喘气，秃顶不住撞响小亭的顶板，把左手按在胸口上，举起右手比划着。苍老而痛苦的说话声响起来，打断红头发演员的朗诵，逼得他扭回头来看小亭一眼：

他冒着火焰的熏炙像恶魔一样，

身上沾满凝结的血浆，

圆睁着血红的双眼，

来往寻找普里阿摩斯老王。

男爵从小亭里探出半个身子，对主要演员点一下头，然后不再用朗诵的声调，而是用漫不经心、有气无力的声调补充一句说：

“你接着念！”

主要演员就接着念，然而没有马上开口。他迟疑了一分钟，这时候整个剧院充满深沉的寂静。这种寂静却被男爵本人打破，他正把头缩回去，不料他的头撞响小亭的边沿。剧场里响起了笑声。

“好哇，鼓手！”最上层楼座的观众嚷道。

他们以为打断哈姆雷特朗诵的不是提词人，而是在乐队席上打盹的老鼓手。那个鼓手就像小丑似的向最上层楼座的观众鞠躬行礼，于是整个剧院哄堂大笑。观众是喜欢剧院里的小风波的，要是不演戏而专演这类小风波，他们倒愿意出双倍的票价呢。

主要演员继续朗诵，寂静才逐渐重新恢复。

男爵却是个怪人。他听见笑声，羞得满脸通红，举起双手抱住秃头，多半忘记头上已经没有当初为漂亮的女人所喜爱过的那些头发了。现在，不但全城的人和所有的滑稽杂志都要嘲笑他，而且人家还会把他赶出剧院去！他羞得发烧，生自己的气，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兴奋得四肢发抖：现在他就要朗诵大段台词了！

“这不关你的事，生了锈的老门闩鼻！”他暗想，“要是你脖子上不想挨揍，像个最没出息的听差似的，那么你的本分就光是做提词人。不过这也太可气了！那个红头发小孩简直不打算演得像个样子！难道这一段能那么演吗？”

男爵眼睛盯紧演员，又开始嘟嘟哝哝地出主意。他又受不住了，又惹得观众笑起来。这个怪人太神经质。演员正念第二幕最后一段独白，念到半中腰略微停顿一下，为的是沉默地摇摇头，小亭里却又传出说话声，充满愤怒、轻蔑、憎恨，可是那声音，唉！却又苍老而无力：

嗜血的、荒淫的恶贼！

狠心的、奸诈的、淫邪的、悖逆的恶贼！

男爵沉默大约十秒钟，然后深深地叹口气，接着念下去，声音却已经不那么响：

嗨，我真是个蠢材！

我的勇气上哪儿去了！

如果人世间没有衰老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声音就会是真正的哈姆雷特的声音，而红头发的哈姆雷特的声音是不对的。衰老破坏了许多东西，也妨害了许多东西啊。

可怜的男爵！不过他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

现在他已经从剧院里给赶出去了。您会同意，这个措施是必要的。

[1] 意谓“他背部伛偻”。

[2] 托玛索·萨尔文（1829—1916），意大利悲剧演员，曾在俄国演出。——俄文本编者注

[3] 艾尔涅斯托·罗西（1829—1896），意大利悲剧演员，曾在俄国演出。——俄文本编者注

[4] 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一。

[5] 《麦克佩斯》中的一个人物。

[6] 萨拉·贝尔纳尔（1844—1923），法国话剧女演员，1881年曾在俄国演出。——俄文本编者注

[7] 原文为法语。

好朋友

男人的长筒马靴和女人那些用毛皮镶边的皮鞋，在镜子般的冰面上滑来滑去。滑冰的脚那么多，要是这些人都到中国去，那儿的竹筷子就会不够他们用呢。太阳照得特别明亮，空气特别清澈，人们的脸颊比平时红润，人们的眼睛比往常多情。……一句话，生活吧，享乐吧，人啊！可是……

“别妄想了。”命运借我的……好朋友的口说。

我离溜冰场很远，在秃树底下一张长椅上坐着，跟“她”谈话。我恨不得把她，连同她的帽子、皮大衣、闪着冰刀的脚一股脑儿吞下肚去：她那么漂亮啊！我又痛苦又快乐！啊，爱情！可是……别妄想了。……

我们衙门里那个“开门关门的”，我们的阿尔克斯和莫考莱[1]，平时给我们买糕点和送信件的斯彼甫西普·玛卡罗夫，这时候走过我们面前。他两只手里拿着许多套鞋，不知是什么人的，有男人的，有女人的，大概都是长官大人家里的吧。斯彼甫西普把手举到帽檐上，对我行个礼，带着温情和热爱瞧着我，在我们长椅旁边站住了。

“好冷啊，老爷……哎哟，哎哟。……您赏给我几个茶钱吧！嘻嘻。”

我给他一枚二十戈比银币。这种盛情把他感动得不得了。他使劲巴眼睛，回过头去看一眼，小声说：

“我为您感到难过，委屈，老爷！……我难过极了！就好像您是我的亲儿子似的。……您是金子般的人！心肠好！为人厚道！您又是脾气温顺的人！前几天，他，也就是大人，对您破口大骂，我看了简直伤透心了！真的！我心想：他干吗骂他呢？‘你又是懒汉，又是小娃娃，我要把你赶走，’他说了一大套。……这都是为什么呀？您从他屋里走出来，脸色都变了。真的。……我瞧着您，心里不好受哟。……啊，我对官老爷素来忠心得很！”

斯彼甫西普转过脸，对我的邻人接下去说：

“讲到写公文，他也真是太差。……这种动脑筋写公文的活，可不是他的行当。……他应该到商界去，要不然……就到宗教界去。……真的！他写出来的公文没有一篇合格的。……全是白费劲！所以他才老挨骂。……我们的长官大人把他整得够呛。……简直想把他赶走了事。……我瞧着真痛心。他老人家心肠那么好。……”

她露出最令人难堪的怜悯神情瞧着我的眼睛！

“走开！”我对斯彼甫西普说，急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觉得连我的套鞋都好像涨红了脸。这个坏蛋，他丢尽了我的脸！旁边，光秃的灌木丛后面，她爸爸坐在那儿听着，瞧着我们，弄得我再也不敢妄想升到“九等文官”了……另一边，另一个灌木丛后边，她妈妈在散步，监视“她”。……我感到那四只眼睛都盯紧我……我恨不得当场死掉才好。……

[1] 阿尔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生着许多眼睛的巨人，莫考莱是古罗马的商业之神，在此借喻“通报消息和跑腿买东西的人”。

报复

这天正赶上我们的少女角色[1]福利场演出[2]。

早晨九点多钟，喜剧演员在她门口站住。他听一下，然后举起大拳头敲她的两扇房门。他非见到女演员不可。不管怎样，不管她多么想睡觉，她也只得从被子里爬出来。……

“您倒是开门呀，见鬼！莫非我还得迎着穿堂风冻很久？要是您知道您这条走廊上冷到零下二十度，您就不会叫我这么久等！要不然，也许您没有心肝？”

直到十点一刻，喜剧演员才听到一声深长的叹息。叹息以后，跟着是下床的声音。下床以后，就是趿拉着拖鞋的声音。

“您有什么事？您是谁呀？”

“是我。……”

喜剧演员不必通报姓名。凭他的说话声就很容易听出是他，声音又沙哑又刺耳，就跟害着白喉症的病人一样。

“您等一等，我穿上衣服。……”

过了三分钟，她开门放他进来。他就走进去，吻女演员的手，在床边坐下。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他点上雪茄烟，开口说，“我必得有事才找人，至于串门做客，我情愿让闲得没事做的先生们去干。那么现在就来谈正事。……今天我在您的戏里演伯爵。……这您当然知道吧？”

“知道。”

“那是个年老的伯爵。第二幕里，我得穿长袍上场。这，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吗？”

“知道。”

“很好。要是我不穿长袍，我就违背真实了。在舞台上，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首先要求真实！不过，小姐，我何必说这话呢？要知道，实际上，人生在世本来就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

“对，这是实在的。……”

“这样，在我说完上述这些话以后，您就可以明白我急需一件长袍。然而我又没有一件配得上伯爵穿的长袍。要是我穿上我那件花布长袍给观众看，那您就要遭到很大的损失。这就会给您的福利场演出留下污点了。”

“我能帮您的忙吗？”

“能。自从您那位走后，您这儿留下一件漂亮的天蓝色长袍，镶着丝绒领口和红色穗子。真是一件漂亮而出色的长袍！”

我们的少女角色脸红了。……她那对可爱的眼睛发红，巴，闪闪发亮，像是两颗迎着阳光的玻璃珠。

“您就把那件长袍借给我今天演戏穿吧。……”

少女角色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那没梳过的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脸上和肩膀上。……她的嘴唇和手指头颤动起来。……

“不，我不能借！”她说。

“这就怪了。……嗯……我可以问一声这是什么缘故吗？”

“什么缘故？哎，我的上帝，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怎么能借？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他待我不好，他为人不正。……这是实在的！他像最坏的流氓似的对待我。……这我承认！他把我丢开，纯粹是因为我挣的薪水少，我不会敲男人竹杠！他要我在那些先生手里捞到钱，再把肮脏钱送给他用，他要这样！真是卑鄙龌龊！只有不要脸的庸俗家伙才能够提出这类要求！”

少女角色往圈椅上一坐，那上面放着新熨平的衬衫。她抬起双手蒙住脸。喜剧演员看见她那些小手指头缝里漏出亮晶晶的光点：那是窗玻璃映在她的泪珠上了。……

“他把我搜刮空了！”她一面哭泣，一面讲下去，“要搜刮就搜刮吧，可是为什么把我丢开呢？这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什么地方？”

喜剧演员站起来，走到她跟前。

“别哭了，”他说，“流泪是懦弱。再者，我们每一分钟都可以找到安慰。……您想开点！……艺术就是最彻底的安慰嘛！”

可是就连最彻底的安慰也无济于事。

哭泣之后，紧跟着就是歇斯底里发作。

“一会儿就会过去！”喜剧演员说，“我等一等好了。”

他一面等她清醒过来，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打个呵欠，然后在床上躺下。她的床是女人的床，然而不像大剧院里少女角色所睡的床那么软和。有一根弹簧顶痛喜剧演员的腰。羽毛的尖头穿透粉红色枕套，从枕头里胆怯地钻出来，搔他秃顶的头皮。床的边沿凉得像冰一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那个老脸皮舒舒服服地摊开四肢。见鬼，这些女人床上的气味倒蛮好闻呢！

他躺在那儿，摊开四肢，女演员却耸动肩膀，胸中冒出时断时续的呻吟声，手指头不住颤动，撕扯胸前的法兰绒短上衣。……喜剧演员使得她想起一次最不幸的恋爱，以及其中最不幸的一页！歇斯底里持续十分钟左右。女演员清醒过来，把头发往后一扬，用眼睛扫一下房间，继续讲下去。

女人跟您讲话，您是不便于躺在床上的。礼貌第一。喜剧演员就嗽一下喉咙，爬起来，坐好。

“他对待我不正派，”她接着说，“不过由这一点却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应当把长袍拿给您。尽管他行为卑鄙，可是我仍然爱他，那件长袍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东西！我一看见长袍，就想起他……流眼泪。……”

“我对这种该赞扬的感情丝毫也不反对，”喜剧演员说，“正好相反，在我们这个讲究实际和非常喜欢实利的时代，遇到有这样心地、这样灵魂的人，是件愉快的事。要是您给我长袍穿一晚上，那您就是作出了牺牲，这一点我同意。……不过，请您想一想，为艺术而牺牲是多么愉快啊！”

喜剧演员沉吟一下，叹口气，补充一句说：

“特别是因为明天我就会把它还给您。……”

“说什么也不行！”

“可这是为什么？要知道，我又不会把它吃下肚去，我要还给您的！您这个人啊，真是的。……”

“不，不！说什么也不行！”

女演员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挥舞胳膊。

“说什么也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件珍贵的东西，您却想拿走！我宁死也不能给您！我至今还爱这个人！”

“这我完全了解，不过有一点我却不懂，小姐：您怎么能把长袍看得重于艺术呢？……您是个艺术家啊！”

“说什么也不行！您不要说了！”

喜剧演员涨红脸，搔他的秃顶。他沉默一会儿，问道：

“您不肯给？”

“说什么也不行！”

“嗯……原来是这样。……这就叫同事的情分。……只有同事之间才干得出这种事来！”

喜剧演员叹口气，接着说：

“真可惜，见鬼！我们只是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的同事，这太可惜了。不过呢，在我们这个时代，言行不一致是很大的特点。比方说，您看一看文学作品就明白了！很可惜啊！特别是我们这些演员，缺了团结的精神，缺了真正的同事情分，就要倒霉。……唉，这把我们坑害得好苦！可是，不对！这只表明我们不是演员，不是艺术家。我们是奴仆，算不得艺术家！我们上台演戏，无非是叫观众看我们裸露的胳膊肘和肩膀……为了做媚眼……逗得最上层楼座的观众的心里发痒罢了。……您不肯给吗？”

“您出多少钱都不行！”

“这是最后的决定？”

“对。……”

“好得很。……”

喜剧演员戴上帽子，彬彬有礼地鞠躬，从女演员房间里走出去。他脸红得像虾一样，气得发抖，咬牙切齿地辱骂，在大街上走着，直奔剧院。他边走边用手杖敲着结冰的路面。他真想举起这根节节疤疤的手杖在他卑鄙的同事们身上捅出大窟窿来，那才解恨呢！要是他能用这根演员的手杖捅穿整个地球，那就更好！如果他是天文学家，他就会证明地球是最坏的行星！

剧院坐落在街道尽头，离监狱三百步远。剧院粉刷成砖色。整个房子都是那种颜色，只有张大的裂口除外，那些裂口表明剧院是用木料搭成的。这个剧院原本是个粮仓，里面储存过一袋袋面粉。粮仓改成剧院，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它是全城最高的破房子。

喜剧演员走进售票处。那里，他的好朋友，售票员施达木在肮脏的椴木桌旁坐着，他原是日耳曼人，却冒充英国人。售票员眼睛近视，头脑蠢笨，耳朵发聋，然而所有这些却没有妨碍他规规矩矩地注意听他的同事讲话。

喜剧演员走进售票处，皱起眉头，在售票员面前站住，摆出拳斗家的架式，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他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大叫一声：

“请问，应该把这些人叫做什么东西，施达木先生？！”

喜剧演员举起拳头砸在桌子上，然后愤愤不平，往木头长凳上一坐。他很久没有刮过脸，一大片胡子围绕着他的嘴，从那张嘴里，恶毒的、气急败坏的、疯狂的话语不是像涓涓的细流那样吐出来，而是像汪洋大海那样倾泻出来。即使只有个售票员同情他也好！缺了他，这所糟糕的破房子就会垮台，可是那个小妞儿，那个自作多情的瘟女人，偏偏不尊重他的要求！她居然对这个主要喜剧演员不给面子（更不要说拒绝为他效劳了），而他十年前却被人邀请在京城的剧院里演过戏！这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可怜的剧院冷得要命。狗窝都不会比它冷。老售票员倒聪明，他穿着皮袄，套着毡靴，坐在这儿。窗子上结着冰，地板上吹过一股比北极更强烈的风。房门关不严，门边是白的，因为结了霜。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他的愤怒都带着寒意。

“她会记住我的！”喜剧演员结束他的戟指痛骂的演说道。

他把两条腿放在长凳上，用他的皮大衣的底襟盖上，那件皮大衣是十二年前他的朋友，一个死于肺痨病的演员留给他的。他把身上的皮大衣裹紧，停住口，把鼻子缩进皮大衣里，对着胸口呼吸。

他的舌头停住了，然而另一方面，脑筋却在活动。他的脑筋在想办法。必须对那个冒犯他和不尊敬他的小妞儿报复一下！

喜剧演员没有把眼睛藏在皮大衣里，而让它们随意观赏，爱看哪儿就看哪儿。……幸好那对眼睛倒没有冻僵。售票处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得眼睛发生兴趣。木板隔墙旁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前面有一条长凳，老售票员就坐在长凳上，身穿狗皮大衣，脚上套一双毡靴。一切都灰色，平庸，陈旧。甚至灰尘也陈旧了。桌子上放着一本还没动用过的戏票册。看客们还没有来。他们要到吃中饭的时候才开始来。除了桌子、长凳、戏票和墙角上一叠纸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寒酸透了，乏味透了！

不过，我说错了：售票处里确实有一件奢侈品。那件东西丢在桌子底下，同废纸混在一起，只因为天冷才没有扫出去。再者，那把扫帚也不知去向了。

桌子底下丢着一块大纸板，扑满尘土，而且撕裂了。售票员毫不客气地用毡靴踩它，把唾沫吐在上面。这块纸板就是奢侈品，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本日戏票全部售完”。这东西，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还没有机会在售票处的小窗口挂过一次，没有一个看客能够夸口说见过它。那是块挺好而又幸灾乐祸的纸板！可惜它没有经人使用过。观众不喜欢它，不过另一方面，演员倒都喜欢它呢！

喜剧演员的眼光在墙壁上和地板上移来移去，不能不碰到那件珍品。喜剧演员是不善于思考的，然而这次他却灵机一动。他看见那块纸板后，拍着脑门子，大叫一声：

“有办法了！妙得很！”

他弯下腰去，把写明戏票售完的布告牌拉到他跟前来。

“好极了！美妙绝伦！这个办法要弄得她吃大亏呢，比失掉带红穗子的天蓝色长袍还厉害！”

过了十分钟，那块纸板，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挂在小窗口了，而且……说的是假话。

它说的是假话，可是人家相信它。傍晚，我们的少女角色在旅馆房间里躺着，放声痛哭，声音响得整个旅馆都能听见。

“观众不喜欢我了！”她说。

只有风才不嫌麻烦，来同情她。它，好心肠的风，在烟囱里和通风小窗里哭着，哭出各式各样的调门，而且，大概哭得很诚恳。至于喜剧演员，这天傍晚却坐在酒店里喝啤酒。他一味喝啤酒，心满意足。

[1] 原文为法语。

[2] 即借某一演员生日等机会，举行演出，以使该演员多得收入。

题解

《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彼得堡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蜻蜓档案”栏内，原名《顿河区地主斯捷潘·符拉季米罗维奇·某某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福利德利赫博士的信》，署名“……夫”，一八八三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编成的小说集内。小说集在一八八三年下半年编成，定名《在闲暇中》，由契诃夫的哥哥、画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作插图，原拟自己筹资出版，可是结果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该书现存排印稿，共收短篇小说十一篇和小说《一千零一种激情，或恐怖之夜》的开端。

契诃夫将这篇小说编入小说集时，改动题名，更换收信人和发信人姓名（信的原下款是“斯捷潘·符拉季米尔之子”），并作了一系列文字上的修改。

《蜻蜓》杂志收到这篇小说后，在杂志“邮箱”栏内答复契诃夫说：“致德拉切夫卡，安·契-夫先生。尊稿写得很不坏。本刊将予以发表。敬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三日《蜻蜓》第二期）此外，一八八〇年一月二十日杂志主编写信通知契诃夫说：“先生！编辑部荣幸地通知您，您寄来的小说写得不坏，将在本杂志发表。稿费定为每行五戈比。主编伊·瓦西列夫斯基。”

契诃夫认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九日他在写给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费·巴求希科夫的信上说：“……第一篇小东西，约十行到十五行，发表在一八八〇年三月或四月的《蜻蜓》上。”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也肯定这篇小说是契诃夫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以及《在契诃夫周围》中回忆契诃夫的儿童时代说：“那时候在弟兄们当中，论虚构的能力，他最有才气。他常常假装演说，或者演一场戏，再不然就模仿或者扮演一个什么人。例如他表演一个老教授讲课，讲课的内容后来几乎逐字逐句地收在他的第一篇小说《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中。”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认为“他祖父叶果尔·米海洛维奇写给他父亲巴威尔·叶果罗维奇的一封信为这封信提供了格式。早在一八七八年，那封信就由安东·巴甫洛维奇亲笔抄下来，信稿至今由他妹妹玛丽雅·巴甫洛芙娜保存着。……”

《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遇见的是什么？》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蜻蜓》杂志第十期上，署名“安托沙”。一九〇〇年这篇作品收入彼得堡出版的作品集《在嬉笑和打趣的世界里》，作者修改过的校样没有保留下来。

《同时追两兔，到头一场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五月十一日《蜻蜓》杂志第十九期上，原有副题“仅有一卷而无前言和尾声的长篇小说”，署名“契洪捷”。一八八三年经作者略加修改，取消副题，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我的纪念日》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七月六日（七月三日经书报检查官批准）《蜻蜓》杂志第二十七期上，署名“散文诗人”。

这篇作品经阿·柯罗达耶夫根据《蜻蜓》杂志编辑部的信，查明是契诃夫所写。该信内容如下：

寄交莫斯科安·巴·契诃夫先生。

先生！

《蜻蜓》编辑部遵照您的意愿，荣幸地根据下开账单随信汇上稿费三十二卢布二十五戈比：

第27期 32行 我的纪念日

第30期 117行 一千零一种激情

第30期 12行 蚊子和苍蝇

第33期 235行 吃苹果

第41期 183行 婚前

第49期 66行 像美国人那样

————————————————————————————————

共645行，每行5戈比

……32卢布25戈比。

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

（请参看一九三八年四月《文学同时代人》杂志第四期上阿·柯罗达耶夫所写《安·巴·契诃夫的无人知道的作品》。）

《贵族女子中学学生娜坚卡的假期作业》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六月十五日《蜻蜓》杂志第二十四期上，署名“契洪捷”。

《爸爸》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九日《蜻蜓》杂志第二十六期上，署名“安·契”。一八八三年经契诃夫略加修改，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一九〇〇年收入彼得堡出版的作品集《在嬉笑和打趣的世界里》。

《一千零一种激情，或恐怖之夜》

仅有一卷的长篇小说并附尾声

献给维克多·雨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蜻蜓》杂志第三十期上，署名“安托沙·契”。

一八八三年这篇小说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但是从拼版的校样上看，只排了小说的开端（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一九〇〇年，这篇小说收入彼得堡出版的作品集《在嬉笑和打趣的世界里》。

从一八八三年小说集留存的校样中可以看出契诃夫对小说的开端有过改动，他把两个副题改为一个新副题：“对维克多·雨果的胆怯的模仿”，删掉第一句话中“一百四十六名神圣殉教徒”等字。

《吃苹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八月十七日《蜻蜓》杂志第三十三期上，署名“契洪捷”，一九〇〇年收入彼得堡出版的作品集《在嬉笑和打趣的世界里》。

《婚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〇年十月十二日《蜻蜓》杂志第四十一期上，原有副题“献给亲爱的心”，署名“安托沙·契洪捷”，一八八三年经契诃夫删去副题，加以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一九〇〇年收入彼得堡出版的作品集《在嬉笑和打趣的世界里》。

一八八三年契诃夫把这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时，曾将它大为缩短，并作过文字上的修改。

《圣彼得节》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莫斯科幽默杂志《闹钟》第二十六期上，原来的标题是《六月二十九日》，并有副题“趣闻。愉快地献给枪法不佳和不会射击的猎人先生们”，署名“安托沙·契洪捷”，一八八三年经作者更换标题，作文字上修改后收入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气质》

根据最新的科学结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一年莫斯科幽默杂志《旁观者》第五期（出版日期未注明，只注明九月十四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一八八三年经作者略加修改和删削后，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在车厢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一年《旁观者》杂志第九期上（九月二十九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题名是《旅行日记摘录》，署名“安托沙·契”，一八八三年经作者更换标题，加以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审判》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一年《旁观者》杂志第十四期上（十月二十三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标题是《乡村画面：（一）审判》，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契诃夫晚年编选自己的文集以供出版，曾将这篇小说付排，以便编入文集。根据保存下来的排样看，契诃夫曾修改过小说全文，可是后来又把全部排样取消，没有收入文集，并注明：“小说《审判》，不收入。”

《艺术家的妻子》

译自葡萄牙文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莫斯科《闹钟》杂志文选上（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洪捷”，一八八三年经作者略加修改，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一八八四年又经作者作文字上修改，收入他的小说集《美利波美娜[1]故事》。

[1] 希腊神话中九个缪斯之一，代表悲剧。

《托莱多的罪人》

译自西班牙文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一年《旁观者》杂志第二十五——二十六期上（十二月二十三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一八八三年经作者略加修改，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我忘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幽默杂志《莫斯科》第八期上（二月二十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无脾人”。

《满是问号和惊叹号的一生》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闹钟》杂志第九期上（二月二十六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自白，或奥丽雅、任尼雅、左雅》

一封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闹钟》杂志第十二期上（三月二十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没有副题，一八八三年经作者略加修改，添上副题，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绿沙滩》

短小的长篇小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莫斯科》杂志第十五期和十六期文学增刊上（分别在四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洪捷”，由契诃夫的哥哥、画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作插图，名为《相会以后》。

《“虽然赴了约会，可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莫斯科》杂志第十七期上（五月七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有总标题《别墅故事》，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记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闹钟》杂志第二十期上（五月二十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乡村医生》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六月十八日彼得堡幽默杂志《光与影》第二十二期上，署名“安托沙”。

《不必要的胜利》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闹钟》杂志上，自六月十八日第二十四期起，至八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期止，署名“安·契洪捷”。

据作家安菲捷阿特罗夫和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在契诃夫周围》中）说，《闹钟》的编辑库烈平同契诃夫发生过一场争论，库烈平向契诃夫挑战，要他写关于外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而且要“不逊于”当时那些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由此才产生小说《不必要的胜利》。小说在《闹钟》的读者中取得很大成功。据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在契诃夫周围》中说，“读者纷纷写信给杂志编辑部，问起这个长篇小说是不是玛夫尔·尤卡伊写的，或者是不是福利德利赫·希皮尔加根写的。”确实，契诃夫的小说绝妙地模仿了匈牙利多产作家玛夫尔·尤卡伊长篇小说的风格。在《不必要的胜利》写成以前，已经有好几部玛夫尔·尤卡伊的长篇小说译成俄文出版（《新地主》，一八八〇年；《双重死亡》，一八八一年；《黑钻石》，一八八二年）。

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闹钟》主编基切耶夫写信给契诃夫说：“刚才我读过您交来的《胜利》的全文，相信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您正好写到一个方便的地方：下一期可以写伊尔卡在巴黎的奇遇，再下一期就结束，于是小说就完了[1]。以后我们还是发表短小的小说好。”八月二日，基切耶夫在另一封信里又写道：“……问题在于《胜利》。……您安排三期的稿子吧。……一期已经有了。第二期可以写伊尔卡在巴黎的奇遇，第三期写结局。”

这篇小说不止一次改编成电影。

[1] 原文为拉丁语。

《一败涂地》

类似轻松喜剧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旅伴》杂志第十一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一件糟糕的事》

类似长篇小说的作品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光与影》杂志第二十三期（总第一七九期）和七月四日该杂志第二十四期（总第一八〇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六月二十九日》

素来打不中目标的猎人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旅伴》杂志第十二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三个当中选一个》

古老而又永远新颖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七月十三日《旅伴》杂志第十四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他和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人间闲话》杂志第二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四年经作者作文字上润饰后，收入他的小说集《美利波美娜故事》（在莫斯科出版）。

《集市》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莫斯科》杂志第二十八期上（七月二十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太太》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莫斯科》杂志第二十九、三十和三十一期上（分别在七月三十日、八月七日和十七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第二十九期上未署名，第三十和三十一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活商品》

献给费·费·波普多格洛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八月六日《人间闲话》杂志第二十八期、八月十四日第二十九期、八月二十二日第三十期、八月二十七日第三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这篇小说是献给契诃夫的朋友费多尔·费多塞耶维奇·波普多格洛（于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四日去世）的。波普多格洛在《闹钟》杂志、莫斯科报纸《莫斯科小报》以及其他小刊物上写稿，作品主要描写商人生活。波普多格洛死后不久，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四日和十九日之间，契诃夫在写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说：“十月十四日我的好朋友费多尔·费多塞耶维奇·波普多格洛去世。这在我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虽然《闹钟》上刊登过他的照片，然而他不是天才。他是文学的老行家，有敏锐的文学嗅觉，这样的人在我们这班初学写作的人是宝贵的。我常常像夜里的盗贼那样悄悄地到库德利诺去找他，他总是对我倾吐衷曲。他对我颇有好感。我了解他内心的一切。……他死于酗酒和好朋友，那些人的姓名姑且隐而不提[1]。缺乏理智、漫不经心、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的轻率态度，就是他活了三十七岁而死掉的缘故。”

一八八三年《闹钟》第四十二期刊登悼文，列举波普多格洛所写主要取材于商人生活的篇幅不大的生活素描和小说，证明他观察力的敏锐。编辑部说：“可惜，艰苦的生活环境促使他，正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分散精力’，毁灭才能，忙于琐碎的，然而（唉！）足以使他和他的家人糊口的报刊工作。……这正是许多报刊工作者的命运。”

[1] 原文为拉丁语。

《迟迟未开的花》

献给尼·伊·柯罗包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月十日《人间闲话》杂志第三十七期、十月十七日第三十八期、十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九期、十一月十一日第四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关于这篇小说，保存着作者的两份草稿：第一份草稿只有一页，是小说的开端；第二份共十八页，是小说的第一章。第一份草稿的内容和第二份草稿的开端相同，只有三处文字略为不同。小说第一章草稿与发表出来的文字大为不同。

小说献给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柯罗包夫，他是契诃夫的大学同学，后来做医师。柯罗包夫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一度在莫斯科契诃夫家里寄宿搭伙。契诃夫同他保持友好关系，互相通信，直至生命结束。

《横祸》

摘自里果夫斯科-切尔诺烈倩斯基银行的大事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七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目前保存着从杂志上剪下的小说，经契诃夫修改过，但未完工。

在剪下的小说上，删去了副标题，并有增补。契诃夫已开始修改，但未完工，并且在上面写道：“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契诃夫在这家杂志上多年写稿，是从这一篇开始的。杂志主编列依金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写信给契诃夫说：“先生，我荣幸地通知您，您分两次寄来的小小说，我已经收到，并且从中选出三篇供《花絮》杂志刊登：《演说和小皮带》、《不顺当的拜访》和《横祸》。多承赐稿，无任感铭。然而您的小说《教会了》和《顺便提到》随信奉还。总的来说，您为本刊写稿，我感到愉快。您那些短小的散文作品，如果符合本刊方针的话，我是永远乐于发表的。要是以后您有可供小《花絮》栏刊登的小东西或图画说明词，也请赐下。”在十二月三日所写的下一封信里，列依金通知契诃夫说，他的稿费已经定为每行八戈比。

《不顺当的拜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上，署名“无脾人”。

《两个乱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人间闲话》杂志第四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原有献词“献给费·奥·谢赫捷尔”。后来作者将这篇小说加以修改，删掉献词，收入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美利波美娜故事》。

福兰茨（费多尔）·奥西波维奇·谢赫捷尔（一八五九——一九二六）是契诃夫家的亲密的朋友，尼古拉·契诃夫在绘画雕刻建筑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为科学院的建筑师院士。谢赫捷尔八十年代常在《蟋蟀》和《闹钟》杂志上发表画稿，有时署真名，有时署名“费·谢”和“芬襄潘”。他为一八八六年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画过封面。契诃夫同谢赫捷尔互相通信，直到生命结束。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里说，乐队指挥的原型是音乐家彼·阿·肖斯塔科夫斯基，契诃夫和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都跟他熟识，常常不拘礼节地到他家里去玩。

《一首田园诗……然而，呜呼！》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一期上，署名“安托沙·契洪捷”。目前保存着这篇小说的原稿，原稿内容同杂志上的略有不同。

小说里提到的雷科夫是斯科平银行的经理，这家银行在八十年代初期倒闭，轰动一时，而他就是一个要为倒闭负责的人。一八八四年契诃夫在《彼得堡报》上发表文章，叙述雷科夫在法院受审经过。

《男爵》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人间闲话》杂志第四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这篇小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美利波美娜故事》。

在收入集子时，契诃夫将小说大加删削，尤其是男爵过去的生活经历，而且作了很多文字上的修改。

《好朋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二期上，署名“无脾人”。

《报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间闲话》杂志第五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这篇小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一八八四年他在莫斯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美利波美娜故事》。

作者将小说收入集子时，作过文字上的修改，而且改写了结尾。

一八八三年

感受

心理研究

那天是新年。我走进前厅。

那儿除看门人外，还站着我们衙门里的几个人：伊凡·伊凡内奇、彼得·库兹米奇、叶果尔·西多雷奇。……大家到这儿来，都是要在庄严地铺在桌子上的一张纸上签名[1]（不过那张纸是价钱便宜的八号纸）。

我把那张纸看了一眼。签署的姓名已经多极了，而且显出……啊，一派的假正经！啊，阴一套，阳一套！你们，花体字啦，名字下面的横线啦，花笔的小钩啦，小尾巴啦，都到哪儿去了？所有的字母都是圆滚滚，一般大小，端端正正，活像粉红色的小脸蛋。我看见那些熟悉的姓名，都认不得了。莫非这些先生都改了笔法？

我小心地拿起钢笔，蘸一蘸墨水，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发窘，屏住呼吸，小心地描出我的姓名。平素我签名，从来也不写最后一个字母Ъ[2]，可是现在我写上了，而且写得一丝不苟。

“你要我断送你的前程吗？”我听见耳朵旁边彼得·库兹米奇的说话声和呼吸声。

“您打算怎么办？”

“我一下子就能办到。是啊。你要不要？嘻嘻嘻。”

“在这儿不能嘻嘻哈哈，彼得·库兹米奇。您不要忘了您是在什么地方。就连微笑都是极不恰当的。请您原谅我这么说，不过我认为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冒渎，不恭敬。……”

“你要我断送你的前程吗？”

“用什么办法？”我问。

“我自有办法。……五年前我就用过这种办法把冯·克俩乌旬的前程断送了。……嘻嘻嘻。那很简单。……我拿起笔来，一下子在你的姓名旁边画上一个小钩。我再描上一道花笔。嘻嘻嘻。我会弄得你的签名不恭敬。你要吗？”

我顿时脸色煞白。确实，我这条命就攥在这个鼻子发紫的人的手心里。我瞧着他险恶的眼睛，心里战战兢兢，又有点尊敬。……

要推倒一个人，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要不然我就在你的签名旁边滴上点墨水。我给你弄上一个墨点。……你要吗？”

接着是沉默。……他感到他的力量，威严而高傲，手里掌握着害人的毒药。我呢，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悲悲惨惨，眼看就要完蛋。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他瞪起眼珠瞧着我苍白的脸，我避开他的目光。

“我这是开玩笑，”他终于说，“你不用害怕。”

“啊，谢谢您！”我说，满心感激，握了握他的手。

“我是开玩笑。……不过我还是能够做到的。……你要记住。……你走吧。……目前我是开玩笑。……不过以后，那就求上帝保佑吧。……”

[1] 旧俄时代，下级官员要到上司家里拜年，但不必面见上司本人，只需在上司家里的一张纸上签名。

[2] 俄语字母，硬音符号，过去一般用在以辅音结尾的单词最后，现已废弃不用。

不得已而为之的骗子

新年的小花招

扎哈尔·库兹米奇·佳杰奇金的家里正举行晚会。大家在迎接新年，同时庆祝女主人玛拉尼雅·季洪诺芙娜的命名日。

客人很多。他们都是些体面的、稳重的、不灌酒的正经人。流氓败类是一个也没有的。他们脸上表现出温情、愉快和个人尊严感。大厅里，在漆布面的大长沙发上，坐着房东古塞夫和小铺老板拉兹玛哈洛夫，佳杰奇金家里的人就是在他的小铺里凭一个小本子赊买货物的。他们在议论那些到了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子和闺女们。

“如今这个年月，”古塞夫说，“很难找到不喝酒的可靠的人……认真工作的人了。……难找啊！”

“家庭里最要紧的就是规规矩矩，有条不紊，阿历克塞·瓦西里奇！要是家庭里没有那么一个……那么一个管家的……那可就乱了套。……”

“如果家庭里没有规矩，那就……全完了。……这个世界上蠢事很多……哪儿还说得上什么规矩？嗯。……”

他们旁边有三个老太婆坐在椅子上，动心地瞧着他们的嘴。她们的眼睛里流露着对“聪明才智”的惊叹。教父古利·玛尔科维奇站在墙角里，打量圣像。女主人的卧室里人声嘈杂。那儿，小姐们和她们的男同伴在玩“罗多”[1]。赌注是一个戈比。桌子旁边站着中学一年级学生柯里亚，在哭泣。他想玩“罗多”，可是人家不许他上桌子。莫非他年纪小，身边没有钱，也算是他的错处？

“别哭了，傻瓜！”人们劝他说，“喂，你哭什么？你要妈妈揍你一顿吗？”

“这是谁在哭呀？柯里亚吗？”妈妈的说话声在厨房里响起来，“我还没把他打够，淘气鬼。……瓦尔瓦拉·古利耶芙娜，您替我拧他的耳朵！”

女主人的床上铺着褪了色的花布被子，有两个小姐坐在上面，身上穿着粉红色连衣裙。一个小伙子站在她们面前，年纪在二十三岁上下，是保险公司职员。他姓柯巴依斯基，相貌[2]很像猫。他在献殷勤。

“我可不打算结婚，”他说着，卖弄他的漂亮，把手指头伸进卡脖子的高领口里去，把它抻大点，“女人是人类智慧当中一个灿烂的光点，然而她也能毁掉人。女人是坏心肠的生物！”

“那么男人呢？男人不懂爱情。什么粗鲁的举动都干得出来。”

“您多么天真啊！我不是冷嘲派，也不是怀疑派，可是我仍然认为，男人永远是站在比较高的水平来看待感情的。”

佳杰奇金本人和他的大儿子格利沙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不停地走来走去，就像囚在笼子里的狼。他们的心灵在燃烧。吃中饭的时候，他们喝了很多酒，现在一心想再喝点酒来醒一醒醉意。……佳杰奇金就往厨房里走去。女主人在那儿往馅饼上撒糖末。

“玛拉霞，”佳杰奇金说，“该把冷荤菜端去了。要让客人们吃点东西才好。……”

“他们可以等一下。……要是现在就让你们把什么都喝光吃光，那么到十二点钟叫我拿出什么东西来呢？你们不会饿死的。走吧。……别在我的鼻子跟前转来转去。”

“只要喝上一小杯就行了，玛拉霞。……这也不会叫你为多大的难啊。……行了吧？”

“简直是魔障！你走开，我跟你说！你去陪客人坐着！干什么在厨房里转悠？”

佳杰奇金长叹一声，从厨房里走出去。他去看一看时钟。时针指着十一点零八分。离他所盼望的时刻还差着五十二分钟呢。这太可怕了！等着喝酒，是最难熬的时刻。宁可在严寒的天气等上五个钟头的火车，也不要等五分钟的酒。……佳杰奇金满心痛恨地瞧着时钟，走了一会儿，然后把大时针拨快五分钟。……格利沙呢？要是现在不给格利沙酒喝，那他就索性出外，到饭馆里去喝酒了。要他活活地愁死，他可不同意。……

“妈妈，”他说，“客人生气了，因为您没把冷荤菜端去！简直不像话。……都快把人饿死了！……让大家喝一小杯吧！”

“你们得等一下。……反正时候不多了。……快了。……你别在厨房里遛来遛去。”

格利沙砰的一声关上厨房门，第一百次走去看时钟。大时针真是铁石心肠！它几乎还是停在原地不动。

“钟慢了！”格利沙安慰自己说，伸出食指去，把时针拨快七分钟。

柯里亚跑过时钟跟前。他在时钟面前站住，开始算钟点。……他满心巴望着大家齐声喊“乌拉”的时候快点来。时针却一动也不动，急得他心都痛了。他爬上椅子，胆怯地回头看一眼，从“永恒”那儿偷走五分钟。

“您去看一看：现在几点了？[3]”一个小姐支使柯巴依斯基说，“我等得急死了。要知道这是新年！新的幸福啊！”

柯巴依斯基拖着两只脚，沙沙响地走着，赶紧去看钟。

“见鬼！”他瞧着时针，嘟哝说，“怎么还要等那么久！巴不得赶快吃饭才好。……等到大家一起喊‘乌拉’，我就准定可以吻卡琪卡了。”

柯巴依斯基从时钟跟前走开，却又站住。……他沉吟一下，走回去，把旧的一年缩短六分钟。佳杰奇金喝下两大杯清水，可是……他的心还是在燃烧！他走来走去，走个不停。……他的妻子屡次把他从厨房里赶出去。一瓶瓶酒立在窗台上，撕碎他的心。这可怎么办呢！他忍耐不住了！他就又抓住那救急的办法。他要时钟来帮他的忙。他走进挂着时钟的儿童室里，不料撞见一个对他那做父母的心说来颇不愉快的场面：原来格利沙正站在时钟跟前拨动时针。

“你……你……你这是干什么？啊？为什么你拨动时针？你这个蠢货！啊？这是干什么？啊？”

佳杰奇金咳嗽着，犹豫不定，用力皱起眉头，摇着手。

“这是干什么？哎哎哎。……那你就索性拨动它一下吧，巴不得它死了才好，下贱的东西！”他说着，把儿子从时钟跟前推开，拨动一下时针。

离新年只差十一分钟了。爸爸和格利沙走进大厅里，开始摆桌子。

“玛拉霞！”佳杰奇金喊道，“马上就到新年了！”

玛拉尼雅·季洪诺芙娜从厨房里跑出来，去核实她丈夫的话。……她对着时钟看了很久：果然她的丈夫没有撒谎。

“哎，这可怎么办呢？”她小声说，“要知道我那些豌豆是给火腿做配菜的，却还没有煮熟！嗯。要命呀。我怎么能把它端上去呢？”

沉吟一下，玛拉尼雅·季洪诺芙娜就伸出颤抖的手把大时针拨回去。旧的一年收回了二十分钟。

“让他们等一下吧！”女主人说着，跑进厨房里去了。

[1] 一种牌戏，亦称盖牌游戏，参加游戏者用与主持人喊叫的号码（或图画）相同的数字（或图画）盖在自己的牌上，以先盖完一列数字（或图画）者为胜。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不平的镜子

圣诞节故事

我和我的妻子走进客厅里。那儿弥漫着霉气和潮气。房间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不见亮光，等到我们点上烛火，照亮四壁，就有几百万只大老鼠和小耗子往四下里逃窜。我们关上身后的房门，可是房间里仍然有风，吹拂墙角上堆着的一沓沓纸张。亮光落在那些纸上，我们就看见了古老的信纸和中世纪的画片。墙壁由于年陈日久而变成绿色，上面挂着我家祖先的肖像。祖先们神态傲慢而严厉，仿佛想说：

“应该揍你一顿才是，老弟！”

我们的脚步声响遍整个房子。我咳嗽一声，就有回声来接应我，这类回声从前也接应过我家祖先发出的响声呢。……

房外风声呼啸和哀叫。壁炉的烟囱里似乎有人在哭，哭声响着绝望的音调。大颗的雨点敲打乌黑昏暗的窗子，敲打声惹得人满心愁闷。

“啊，祖宗呀，祖宗！”我说，意味深长地叹气，“假使我是作家，那么我瞧着这些肖像，就会写出篇幅很大的长篇小说来。要知道，这些老人当初每一个都年轻过，每一个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过爱情故事……而且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呀！比方说，看一看这个老太婆吧，她是我的曾祖母。这个毫不俊俏、其貌不扬的女人，却有过极其有趣的故事。你看见吗？”我问妻子说，“你看见挂在那边墙角上的镜子吗？”

我就对妻子指着一面大镜子，配着乌黑的铜框，挂在墙角上我曾祖母肖像旁边。

“这面镜子有点邪气：它活生生把我的曾祖母毁了。她花很大的一笔钱买下它，一直到死都没有离开过它。她黑夜白日地照这面镜子，一刻也不停，甚至吃饭喝水也要照。每次上床睡觉，她都带着它，放在床上。她临终要求把镜子跟她一块儿放进棺材里。她的心愿没有实现，也只是因为棺材里装不下那么大的镜子罢了。”

“她是个风骚的女人吧？”我的妻子问。

“就算是吧。然而，难道她就没有别的镜子？为什么她单单非常喜欢这面镜子，却不喜欢别的镜子呢？莫非她就没有更好点的镜子？不，不，亲爱的，这当中包藏着一宗吓人的秘密呢。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据人们传说，这面镜子里有个魔鬼作祟，偏巧曾祖母又喜爱魔鬼。当然，这些话都是胡扯，可是，毫无疑问，这面配着铜框的镜子具有神秘的力量。”

我拂掉镜面上的灰尘，照一照，扬声大笑。我的大笑声由回声低沉地接应着。原来这面镜子不平整，把我的脸相往四下里扯歪，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

“我曾祖母的爱好可真是奇怪！”我说。

我的妻子迟疑不决地走到镜子跟前，也照一下，顿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她脸色煞白，四肢发抖，大叫一声。烛台从她手里掉下来，在地板上滚一阵，蜡烛灭了。黑暗包围了我们。我立刻听见一件沉重的东西掉在地板上：原来妻子倒在地下，人事不知了。

风哀叫得越发凄厉，大老鼠开始奔跑，小耗子在纸堆里弄得纸张沙沙响。等到一扇百叶窗从窗口脱落，掉下去，我的头发就一根根直竖起来，不住颤动。月亮在窗外出现了。……

我抓住我的妻子，抱起她，把她从祖宗的住所搬出去。她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醒过来。

“镜子！把镜子拿给我！”她醒过来以后说， “镜子在哪儿？”

这以后她有整整一个星期不喝水，不吃东西，不睡觉，老是要求把那面镜子拿给她。她痛哭，扯着脑袋上的头发，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医生宣布说她可能死于精力衰竭，她的情况极其危险，我才勉强克制住恐惧，又跑到楼下去，从那儿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她一看见它，就快乐得哈哈大笑，然后抓住它，吻它，目不转睛地瞅着它。

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她却还是在照那面镜子，一会儿也不肯离开它。

“难道这就是我？”她小声说，她脸上除了泛起红晕以外，还现出幸福和痴迷的神情。“对，这就是我！大家都说谎，只有这面镜子例外！人们都说谎，我的丈夫也说谎！啊，要是我早点看见我自己，要是我早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模样，那我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他配不上我！我的脚旁边应当匍匐着最漂亮和最高贵的骑士才对！……”

有一次我站在妻子身后，无意中看一下镜子，这才揭开可怕的秘密。我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女人，相貌艳丽夺目，我生平从没见过这样的美人。这是大自然的奇迹，融合了美丽、优雅和爱情。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我那么难看、笨拙的妻子在镜子里却显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因为不平的镜子把我妻子难看的脸往四下里扯歪，面容经过这样的变动，说来也凑巧，倒变得漂亮了。负乘负等于正嘛。

现在我俩，我和妻子，坐在镜子跟前，眼巴巴地瞧着它，一刻也不放松：我的鼻子跑到左边面颊上，下巴变成两个，而且溜到旁边去了，然而我妻子的脸却妩媚动人，我心里猛然生出疯狂而着魔的热情。

“哈哈哈！”我狂笑着。

我的妻子却在小声说话，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多么美啊！”

化了装的

傍晚。一群人在街上走着，身份混杂，其中有穿皮袄的醉汉和穿短上衣的女人。他们说说笑笑，踏着舞步走路。有个矮小的兵走在这群人前头，蹦蹦跳跳，身上穿着旧军大衣，头上歪戴着帽子。

一个军士迎着这群人走过来。

“你见着我为什么不敬礼？”军士对矮小的兵发脾气说，“啊？什么缘故？站住！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

“亲爱的，要知道我们是化了装去跳舞的！”小兵用女人的嗓音说，于是那群人同军士一起扬声大笑。……

剧院包厢里坐着一个美丽丰满的太太。她的年龄难于确定，不过她还年轻，而且还会年轻很久呢。……她装束华丽。她两条白胳膊上都戴着大镯子，胸前佩着钻石别针。一件值上千卢布的皮大衣放在她身旁。过道上，有个听差在等她，穿一件镶着金银饰绦的号衣。街上停着她的雪橇，上面驾着两匹黑马，雪橇上铺着熊皮毯子。……她那饱足而美丽的脸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在说：“我幸福，我阔绰。”然而读者诸君，请不要相信这些！

“我是化了装的，”她暗想，“如果男爵明天或者后天同娜嘉打得火热，就会把我的这些东西统统拿走了。……”

一个穿着礼服的胖子挨近牌桌坐着，下巴垒成三层，两只手白白的。他手边放着一堆钱。他已经赌输了，然而并不垂头丧气。正好相反，他在微笑。要知道，对他来说，输上一两千是完全不算一回事的。饭厅里有好几个仆人在给他准备牡蛎、香槟、野鸡。他喜欢讲究的晚饭。晚饭后，他要坐上一辆轿式马车去找她。她在等他。他生活得很好，不是吗？他幸福！可是您看一看吧，他那脂肪很多的脑子里有些多么荒唐的想法在活动！

“我是化了装的。查账人一来，大家就会看出来我只不过是个化了装的人罢了[1]。……”

法庭上，律师在为女被告辩护。……她是个俊俏的女人，面容悲伤得了不得，她没罪啊！上帝看得见，她清白无辜！律师的眼睛在燃烧，脸颊通红，嗓音里含着泪水。……他为女被告痛苦，要是她定了罪，他简直就会伤心得死掉！……旁听的人们听他发言，愉快得揪紧了心，生怕他的发言结束。“他是个诗人。”听众小声议论着。然而他只不过是化装成诗人而已！

“要是原告多给我一百卢布，我就会反过来骂她！”他暗想，“我演控诉人的角色会更加有声有色呢！”

喝醉酒的矮农民在村子里走着，一面唱歌，一面把手风琴拉得吱吱地响。他脸上现出醺醉的温柔神情。他嗤嗤地笑，踏着舞步。他过得挺快活，不是吗？不，他是化了装的！

“我肚子饿呀。”他暗想。

年轻的医科教授初次登台讲课。他口口声声说，再也没有比为科学服务更幸福的事了。“科学就是一切！”他说，“科学就是生活！”学生都相信他的话。……不过，要是他们听见他下课后对他妻子所讲的话，他们就会说他是化了装的。他对她说：

“现在，小母亲，我做教授了。教授行医要比普通医生兴隆十倍呢。现在我指望着一年要有两万五的进项了。”

六个入口处、千百盏灯火、人群、宪兵、小姐们。这是一家剧院。它的门口上方，如同连托夫斯基的隐庐饭店[2]的门口上方一样，刻着几个字：“讽刺与劝善”。在这儿，人们花掉大笔的钱，写出冗长的剧评，常常鼓掌，难得喝倒彩。……不亚于一座殿堂！

然而这座殿堂却是化了装的。要是您取掉“讽刺与劝善”的招牌，您就不难读到：

“淫荡和噱头。”

[1] 暗示他的钱来自挪用公款，查账人一来，他的罪行就会败露。

[2] 连托夫斯基是莫斯科的剧团经理、导演、隐庐饭店的承租人。隐庐饭店是莫斯科一家有名的饭店，价钱很贵。——俄文本编者注

喜事

那是夜里十二点钟。

米佳·库尔达罗夫神色激动，披头散发，飞也似的跑进他父母的住宅，急急忙忙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他的父母已经躺下睡觉了。他妹妹躺在床上，正好读到一本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页。他那些在中学里读书的弟弟们已经睡着了。

“你从哪儿来？”父母惊讶地说，“你怎么了？”

“哎呀，你们别问了！我可再也没有料到！是啊，我再也没有料到！这……这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呢！”

米佳哈哈大笑，在圈椅上坐下，他幸福得站不住了。

“真叫人没法相信！你们再也意想不到！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

他妹妹从床上跳下地，把被子披在身上，走到哥哥跟前。那几个中学生醒过来了。

“你怎么啦？你脸色都变了！”

“我这是因为高兴，妈妈！要知道，现在全俄国都知道我了！全俄国呀！以前只有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个十四等文官[1]德米特

里[2]·库尔达罗夫，可是现在全俄国都知道了！妈妈！啊，天主！”

米佳跳起来，在各处房间里跑来跑去，然后又坐下。

“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你说清楚啊！”

“你们生活得像野兽一样，报纸也不看，根本不注意报刊的消息，可是报纸上有那么多值得注意的东西！要是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马上大家就都知道了，没有一件事能瞒住！我多么幸福啊！啊，上帝！要知道，报纸上只登有名的人物的事情，可是现在一下子把我的事情也登出来了！”

“你说什么呀？登在哪儿了？”

爸爸脸色发白。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中学生们跳下床，衣服也没披，只穿着短短的睡衣，走到他们哥哥跟前。

“是啊！报纸上把我登出来了！现在全俄国都知道我了！您，妈妈，把这张报纸留起来做个纪念！以后我们有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读一下。您看看！”

米佳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来，递给父亲，伸出手指头戳一戳用蓝铅笔勾出来的地方。

“您念吧！”

父亲戴上眼镜。

“您倒是念啊！”

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爸爸嗽一嗽喉咙，开始念道：

“‘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间十一时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

“你们看见了吧，看见了吧？往下念！”

“‘……十四等文官德米特里·库尔达罗夫从小布龙纳亚街科济欣大楼的酒店内走出，业已喝醉……’”

“这就是我同谢敏·彼得罗维奇一起刚喝完酒。……一切都写得很细致！您继续念吧！往下念！你们听着！”

“‘……业已喝醉，失足滑倒。当时有尤赫诺夫县杜雷基纳亚村农民伊凡·德罗托夫赶雪橇一辆，停在附近。该文官恰巧倒在马旁，马即受惊，跳过库尔达罗夫身上，并拖住雪橇从该人身上轧过，沿街奔驰，雪橇上有乘客一名，乃莫斯科二等商人斯捷潘·路科夫也。嗣后该马由看门人拦住。库尔达罗夫起初人事不省，当即送往警察分局，由医生验伤。该人脑后撞伤……’”

“这是车杆碰了我的后脑壳，爸爸。往下念！您再往下念！”

“‘……该人脑后撞伤，唯不严重。该项事故业已具文呈报，受伤人已予以治疗。……’”

“医生叮嘱我用浸过凉水的毛巾压在我的后脑壳上。现在您念完了吧？啊？就是这样的！现在全俄国都传遍了这件事！您把报纸还给我！”

米佳抓住那张报纸，把它叠起来，塞在口袋里。

“我要跑到玛卡罗夫家去，拿给他们看一看。……另外还得拿给伊凡尼茨基一家人看一看，拿给娜达丽雅·伊凡诺芙娜、阿尼西木·瓦西里奇看一看。……我要跑了！再见！”

米佳戴上有帽徽的制帽，神色得意，喜气洋洋，跑出门外，到街上去了。

[1] 旧俄时代最低一级的文官。

[2] 德米特里为本名，米佳为小名。

合二而一

您不要相信那些犹大，那些变色龙[1]！在我们这个时代，失掉信心倒比失掉旧手套还容易。我就失掉了信心！

那是一天傍晚。我坐在公共马车上。我是个地位很高的人，不宜于搭乘公共马车，不过这一次我穿一件肥大的皮大衣，可以把脸藏在貂皮衣领里。再者，您知道，坐这种马车可以省点钱。……尽管时间很晚，天气很冷，车厢里却坐满人。谁也没认出我来。貂皮衣领使得我成了隐姓埋名的人[2]。我坐在车上，时而打盹儿，时而打量乘客。……

“不，那个人不是他！”我瞧着一个身材矮小、穿着短小的兔皮大衣的人，暗自想道，“那不是他！不，那就是他！就是他！”

我暗自想着，相信了，却又信不过我的眼睛。……

那个身穿短小的兔皮大衣的矮子，非常像我办公室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伊凡·卡皮统内奇。……伊凡·卡皮统内奇是个身材矮小、猥琐而窝囊的人，活在世上无非是为了拾起别人掉在地下的手绢，为了给人拜年拜节而已。他年轻，然而脊梁已经弯成弓形，膝盖老是往下弯，手上肮里肮脏，手心恭敬地贴紧裤缝。……他的脸似乎被房门夹痛，或者被人用湿抹布揍了几下。那张脸无精打采，一副哭丧相。谁瞧见他，都想唱《松明》这首歌，心里不好受。他一看见我，就瑟瑟发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倒好像我要把他吞下肚去，或者活活杀死似的。每逢我责备他，他总是呆若木鸡，四肢颤抖。

比他更卑贱、沉默、渺小的人，我还没见过。就连比他更安分的动物我也没见过。……

身穿短小的兔皮大衣的矮子使我强烈地联想到伊凡·卡皮统内奇：完全跟他一样嘛！只是这个矮子不像那个那么伛偻，也不显得窝囊，反而举止随便。最可气的是他在同邻座的乘客谈政治。全车的人都在听他讲话。

“甘必大[3]死了！”他说着，不住转动身子，挥舞胳膊。“这在俾斯麦倒正中下怀。要知道甘必大很精明！他会同德国人打仗，要德国人拿出赔款来，伊凡·玛特威伊奇！因为他是天才嘛！他是法国人，然而他有俄国人的灵魂。很有才能！”

嘿，这个无聊的家伙！

等到售票员拿着车票，走到他跟前，他才不再谈俾斯麦。

“为什么你们的车里这么黑？”他对售票员发脾气说，“你们没有蜡烛还是怎么的？怎么会乱成这样？可惜没有人来教训你们！要是在国外，你们早就挨骂了！乘客不是为你们服务的，应该是你们为乘客服务！见鬼！我不明白长官大人们对这种事会怎样看！”

过了一分钟，他要求我们大家都挪动一下。

“你们挪动一下，让出地方来！我跟你们说话呢！给这位太太让出个位子来！你们要有礼貌！售票员！到这儿来，售票员！你们收了钱，要给人找位子嘛！这太可恶了！”

“这儿不准吸烟！”售票员对他嚷道。

“这是谁不准？谁有这个权利？这是侵犯自由！我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我的自由！我是自由人！”

嘿，这个畜生！我瞧着他的嘴脸，不相信我的眼睛了。“不，这不是他！不可能是他！他不懂‘自由’和‘甘必大’之类的字眼。”

“不用说，这儿的规矩妙得很！”他丢掉纸烟，说道，“跟这些先生一块儿生活简直要命！他们拘泥形式，死抠条文！形式主义者，庸俗之辈！他们要把人活活地憋死！”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听见我的笑声，对我瞥一眼，嗓音颤了一下。他听出我的笑声，大概也认出我的皮大衣了。一刹那间，他的脊背弯下去，脸上顿时露出一副哭丧相，说话声停住，胳膊耷拉下去，手心贴紧裤缝，腿发软。他的模样立刻全变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个人就是伊凡·卡皮统内奇，就是我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他坐在那儿，把小鼻子藏在兔毛里。

这时候我瞅着他的脸。

“这个猥琐而窝囊的小人物，”我暗想，“难道能说出‘庸俗之辈’和‘自由’之类的字眼？啊？难道有这种事？是的，他居然说出来了。这种事没法叫人相信，然而又是真的。……嘿，这个无聊的家伙！”

经历过这样的事以后，看你还相信不相信这些变色龙的可怜相！

我是再也不相信了。得了吧，你骗不了我！

[1] 蜥蜴类动物，其肤色随环境不同而改变。

[2] 原文为拉丁语。

[3] 甘必大（1838—1882），19世纪法国共和派政治家，法国总理（1881—1882）。

自白

这天天气晴朗而严寒。……我的心头无牵无挂，十分舒畅，好比马车夫由于坐车的顾客给错了钱，本该得到二十戈比银币的，却得到了一枚金币。我一心想哭一场，笑一阵，祷告一番才好。……我感到自己到了十六重天[1]上：我这个人已经奉命改任现金管理员了！我高兴，倒不是因为今后我可以挪用公款。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贼，谁要是对我说我早晚会贪赃，我就会把谁剁成肉酱。……我高兴却是另有原因：我的职位提升了，我的薪金也就略微增加一点，如此而已。

不过，另一种情况也使得我高兴。做了现金管理员后，我立时感到我的鼻子上戴上一种类似玫瑰色眼镜的东西。我突然觉得人们变了样子。我说的是实话！大家似乎变得好多了。丑人变成美人，恶人变成好人，高傲的谦虚了，厌恶人类的热爱人类了。我的眼睛似乎明亮了。我在人们身上看到以前连想都没想到过的优美品质。“奇怪！”我瞧着人们，揉着眼睛说，“要么他们起了什么变化，要么我以前愚蠢，没有看出所有这些品质。这些人多么可爱啊！”

我任职那天，连卡祖索夫也变了。他是我们董事会里的一个成员，为人高傲，目空一切，小人物是一概不在他的眼里的。他走到我跟前来，而且（他怎么了？）亲切地微笑着，开始拍我的肩膀。

“您，老弟，骄傲得跟您的年龄不相称啊，”他对我说，“这可不好！为什么您从来也不到我的家里去坐一坐？这不应该，先生！我家里常有年轻人聚会，总是那么兴高采烈的。我的女儿们老是问道：‘您，爸爸，为什么不约格利果利·库兹米奇来呢？要知道他是那么可爱！’可是，难道要我把他硬拉来不成？不过我对她们说：我来试一试，约一下吧。……您别搭架子了，老弟，您来吧！”

怪事！他怎么了？莫非他发了疯？他本来是吃人的生番，不料突然间……变了样！

那天我回到家里，大吃一惊。吃中饭的时候，我妈妈不是像平素那样端上来两道菜，而是端上来四道菜。傍晚喝茶，她端上来果酱和奶油面包。第二天又是四道菜，又是果酱。客人们来了，喝巧克力茶。第三天也是这样。

“妈妈！”我说，“您怎么了？您为什么这样大手大脚的，亲爱的？要知道我的薪金不是加一倍。只加了一点点罢了。”

妈妈惊讶地看我一眼。

“嗯。那你的钱怎么花呢？”她问，“你要存银行还是怎么的？”

鬼才闹得清是怎么回事！爸爸定做皮大衣，买了新帽子，为治病而开始喝矿泉水，吃葡萄（这是在冬天？！？）。大约过了五天，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哥哥素来讨厌我。我同他由于信念不同而已经决裂：他认为我是利己主义者，寄生虫，不肯牺牲自己，为此痛恨我。在信上我读到如下的内容：“亲爱的弟弟！我爱你，你再也想象不到我们的争吵给我带来多么厉害的痛苦。我们来讲和！我们互相伸出手来，言归于好吧！我求求你！静候回音。热爱你、吻你和拥抱你的叶甫拉木庇。”啊，亲爱的哥哥！我写信答复他说：我吻他，我高兴得很。过一个星期，我收到他的一封电报：“我感激而幸福。请汇来一百卢布。非常急需。拥抱你的叶。”我就给他汇去一百卢布。

就连她也变了！本来她不爱我。有一次我大着胆子对她暗示说，我的心有点不大对劲，她就骂我厚皮鬼，对着我的脸哼鼻子。可是我任职后，过一个星期遇见她，她却微微一笑，脸上露出酒窝，怪不好意思的。……

“您这是怎么了？”她瞧着我，问道，“您长得越发漂亮了。您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们去跳舞吧。……”

我的宝贝儿啊！过一个月她的妈妈就做了我的岳母，这都是因为我长得越发漂亮了！办喜事要用钱，我就从现金柜里取出三百卢布。取钱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知道，等我领到薪金，就会归还那笔钱。顺便，我还为卡祖索夫取出一百。……他向我借钱。……不给他是不行的。他在我们银行里是掌大权的人，随时都能撤我的职。……〔主编认为这个短篇小说长了一点，便在此处删掉八十三行，因而损害了作者的稿费收入。〕……

我被捕的一个星期以前，我顺从他们的要求办了个晚会。管它呢，既然他们有这样的心意，那就索性让他们大吃大喝一顿吧！我没计算我家里这次晚会上有多少人，可是我记得，所有我那九个房间里都挤满了人。有职位高的，有职位低的。……甚至有些人，连卡祖索夫见了都得点头哈腰。卡祖索夫的女儿们（他的大女儿就是我的妻子）都打扮得光彩夺目。……单是她们戴的花就不止一千卢布！晚会很欢畅。……音乐声震天价响，枝形灯架明亮耀眼，香槟酒倾泻不停。……人们发表长篇的演说和简短的祝酒词。……一个报刊工作者献给我一篇颂歌，另一个献给我一首短篇叙事诗。……

“在我们俄国，人们不善于重视像格利果利·库兹米奇这样的人！”卡祖索夫在晚饭席上嚷道，“很可惜啊！我为俄国惋惜！”

所有那些嚷叫的、献诗的、吻我的人，等我转过身去，却交头接耳地议论，对我做出侮辱的手势。……我看见微笑和侮辱的手势，听见叹息声。……

“他偷公家的钱，这个坏蛋！”他们小声议论着，幸灾乐祸地发笑。

不过，做出侮辱的手势也罢，发出叹息声也罢，却都没有妨碍他们吃喝和享乐。

就连野狼和害糖尿病的人也不及他们吃得那么贪。……我的妻子，身上闪着珠光宝气，走到我跟前来，小声说：

“人家在说你……偷公家的钱。如果这话当真，那你要……小心啊！我可不能跟贼一块儿过日子。那我会走掉！”

她说着这些话，理一下她那条值五千卢布的连衣裙。……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这天傍晚卡祖索夫从我这儿拿去五千。……叶甫拉木庇也借去五千。……

“要是他们小声议论的都是真话，”我那坚守原则的哥哥把钱放进口袋里，对我说，“那……你要当心！我可不能做贼的哥哥！”

舞会散后，我把他们装在三套马的雪橇上，带他们到城外去[2]。……

等到我们结束玩乐，已经是早晨六点钟了。……他们被美酒和女人弄得筋疲力尽，躺在雪橇上，预备回去。等到雪橇开动，他们就一面告别，一面嚷道：

“明天查账啊！……谢谢[3]！”

诸位先生和诸位女士！我遭难了。……我遭难了，或者，说得啰唆一点：昨天我还在各方面都正派而诚实，人人都吻我，今天我却成了滑头，骗子，窃贼。……现在你们就嚷吧，骂吧，散布谰言吧，惊讶吧，审讯吧，流放吧，写文章吧，扔石头吧，然而……对不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这样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这样做啊！

[1] 按俄国的宗教迷信说法，“七重天”是至福和极乐的世界，这里是对这一说法的夸张。

[2] 目的是冶游。

[3] 原文为法语。

唯一的方法

关于[1]彼得堡银行一案[2]

从前有个时期，我们的现金管理员把我们银行搜刮一空。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们不是把我们可怜的钱柜偷光，简直是把它舔得一干二净。我们钱柜的内壁蒙着绿色丝绒，可是就连这层丝绒也给偷掉了。有一个现金管理员偷得特别起劲，不但把钱取走，就连铁锁和盖子也连带拿走了。最近五年以来，我们这儿前后用过九个现金管理员，如今每到大节期，所有那九个人都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给我们寄名片来[3]。九个人都寄！

“这真可怕呀！该想个什么办法呢？”我们把第九个送去受审后，叹息说，“可耻，丢脸！所有这九个都是坏人！”

我们再三斟酌：该找谁来做现金管理员呢？谁不是坏人呢？谁不是贼呢？我们的选择落在副会计员伊凡·彼得罗维奇身上了。那个人倒安分守己，笃信宗教，生活马马虎虎，不讲究舒适。我们选中他，祝福他顶住各种诱惑，然后就放了心，可是……好景不长！

第二天，伊凡·彼得罗维奇系着新领结来了。第三天他坐着出租马车到管理处来上班了，以前他可是从来也不坐马车的。

“您注意到了吧？”过一个星期我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新领结啦。……夹鼻眼镜啦。……昨天他还请客做寿昵。这里头必有文章。……近来他勤着祷告上帝了。……大概，他的良心不干净吧。……”

我们把疑团报告我们的上司。

“难道这第十个也是无赖吗？”我们的经理叹口气说，“不，这不可能。……他是颇有道德而又安分的人嘛。……不过……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

我们走到伊凡·彼得罗维奇跟前，把他的钱柜团团围住。

“对不起，伊凡·彼得罗维奇，”经理用恳求的口气对他说，“我们是信任您的。……我们相信您！嗯，是啊。……不过，您要知道……请您容许我们检查一下钱柜！请您务必答应！”

“遵命！很好！”现金管理员爽快地回答说，“您要怎么检查就怎么检查！”

我们开始点钱。我们点啊点的，发现缺了四百卢布。……连这一个也是如此？！连第十个也是如此？！可怕呀！这是一。第二，要是他一个星期就吞掉那么多钱，那么一年之内，两年之内，他会捞走多少！我们都茫然失措，心里又害怕，又惊讶，又绝望。……这该怎么办？嗯，怎么办呢？把他扭送法院？不，这个办法太陈旧，而且也没用。第十一个也会偷的，第十二个也一样。……总不能把所有的人统统扭交法院啊。揍他一顿？那可使不得，他会生气的。……把他赶走，另找一个人代替他？可是话说回来，第十一个也照样会贪污！这可怎么办呢？经理涨红了脸，我们面色苍白，一齐目不转睛地瞧着伊凡·彼得罗维奇，把身子倚在黄色栏杆上，开始思索。……我们苦苦思索，绞尽脑汁，痛苦得很。……可是他呢，坐在那儿，毫不心慌地拨弄他的算盘珠，倒好像偷钱的不是他似的。……我们沉默很久。

“你拿那些钱都干什么用了？”最后，我们的经理转过身去对他说，声调里含着哭腔和颤音。

“有急用，大人！”

“哦。……有急用。……很好！闭上你的嘴！我要给你点……”

经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继续说：

“究竟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防范这类……蠢材？……诸位先生，你们怎么不说话呀？该怎么办呢？偏又不能拿鞭子抽他一顿，这个混蛋！”经理开始沉思，“你听我说，伊凡·彼得罗维奇。……我们来补上这笔钱，不宣扬出去，免得丢丑，你的事就这么对付过去算了，只是你得老老实实说一句，一点也不要含糊。……你究竟喜欢不喜欢女人？”

伊凡，彼得罗维奇微微一笑，怪不好意思的。

“嗯，这是可以理解的，”经理说，“谁不喜欢女人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人都造过孽。‘我们大家都渴望爱情。’有一个……哲学家就这样说过。……我们了解你。……那这么办好了。……要是你真的很喜欢女人，那也行：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信去找一个女人。……她挺漂亮。……你管自到她那儿去，一切花销都由我开支。你愿意吗？我再写封信，你拿着它去找另一个女人。……我还可以再写一封信，让你去找第三个女人！这三个都挺漂亮，说法国话……胖乎乎的。……你也爱喝酒吧？”

“酒种类很多，各式各样，大人。……比方说，里斯本产的葡萄酒，我就一口也不喝。……各种酒，大人，有各种酒的所谓意义。……”

“你少说废话。……我派人每个星期给你送一打香槟去。你管自喝，可就是别挪用公款，别弄得我们为难！我不是命令你，而是恳求你！恐怕你也爱看戏吧？”

诸如此类，说了很多。……最后，我们决定除了供他香槟酒以外，还给他预订剧院池座的票子，把他的薪金增加两倍，给他买下三匹黑马和一辆马车，好让他每个星期能坐车到城外去，所有这些一概由银行开支。至于做衣服啦，买雪茄烟啦，拍照片啦，送给福利场演出的女演员的花束啦，置办家具啦，也统统由银行包下来。……他放心享乐好了，只是，劳驾，千万别偷钱！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千万别偷钱！

结果怎么样呢？伊凡·彼得罗维奇守着那个钱柜已经一年了。我们对我们这个现金管理员简直赞不绝口呢。他始终诚实而高尚。……他没偷过钱。……不过每周查账，往往发觉短缺十到十五卢布。然而话说回来，这点钱算不得钱，简直无所谓。为满足现金管理员的本能，少不得要舍弃几个钱。这一点点他管自拿去，只要成千上万的款子不动就行了。

我们现在总算心里舒坦了。……我们的钱柜老是满满的。不错，现金管理员使我们破费不小，不过另一方面，要是跟他的九个前任相比，那他比每一个都要便宜十倍。我能向您保证，很少有一家银行能有这样省钱的现金管理员呢！我们沾光不少呀，所以，你们这些掌权的人，要是不学我们的榜样做，那可就成了不近人情的怪人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当时，1883年1月间，彼得堡银行发生大贪污案，正在公审。——俄文本编者注

[3] 意谓那九个人因犯严重贪污罪而经法院判处流刑，已经送往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寄名片是表示拜节的意思。

“夸大狂”[1]病例

请《医生》周刊[2]注意

文明除了给人类带来益处以外，还带来可怕的害处，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医学家们特别坚持这个观点，他们不无根据地在进步中看出精神失常的原因，而精神失常在最近几十年当中是屡见不鲜的。在美洲和欧洲，您每走一步都会遇见各种形式的神经病，从简单的神经痛起，到严重的精神病止，应有尽有。我自己就有机会观察到严重的精神病病例，得病的原因是只能在文明中寻找的。

我认识一个退伍的上尉，他担任过区警察局长。这个人着魔于这样一件事：禁止集会。就因为禁止集会，他才把他的树林砍伐殆尽，不同家里人一起吃饭，不许农民把成群的牲口赶到他的土地上来，等等。有一次，有人来请他去参加选举，他叫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禁止集会吗？”

有个退休的乡村警察，似乎因为追求真理或者收受贿赂而被革了职（至于究竟是由于哪一种原因，我就记不清了）。他热衷于这样的事：你坐进监牢去吧，老兄！他常把猫、狗、鸡关进箱子里，禁闭一个他所规定的时期。他的空酒瓶里常关着蟑螂、臭虫、蜘蛛。每逢他身上有钱，他就在村子里走来走去，花钱雇些甘愿坐牢的人。

“你坐一会儿禁闭吧，好朋友！”他恳求道，“是啊，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反正我会把你放出来！你要尊重我的性格！”

他一旦找到自愿监禁的人，就把他关起来，黑夜白日守着他，不到规定的时间不放出来。

我的舅舅是个军需官，他吃发霉的面包干，穿打着纸掌的鞋子[3]。如果家里有人模仿他的做法，他总是拿出很多钱来奖赏他。

我的姐夫是收税员，着魔于一种想法：“报纸专揭人的阴私，坏透了！”从前有一次，报纸上登过他敲诈的消息，把他痛骂一顿，这就成了他疯魔的原因。他几乎订下京城所有的报纸，然而目的不在于阅读。他在收到的每份报纸上寻找“不体面的”消息。他一找到这样的消息，就拿起彩色铅笔来，大涂大抹。他把整张报纸涂得乌七八糟，然后把它送给马车夫，供他卷纸烟用。他这样做完，总感到心安理得，于是再等新报纸送来。

[1] 原文为拉丁语。

[2] 一种学术和社会性医学刊物，1880—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俄文本编者注

[3] 此处暗指旧俄时代军需官借偷工减料以贪污公款。

在黑夜

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四下里见不到任何东西的轮廓和形影，连一个稍稍发亮的光点都没有。……一切都淹没在严密浓重的黑暗里。……你尽管东张西望，却什么也看不见，好像你的眼睛给挖掉了似的。……雨正下得紧，好比从桶子里倒出来的水。……地上泥泞不堪。……

有两匹干瘦的驿马拉着双轮马车，在村间道路上吃力地走着。车上坐着个男人，穿着制服大衣，是土木工程师。他妻子坐在他身旁。两个人都淋了雨。赶车的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辕马瘸了腿，喷着响鼻，浑身发抖，吃力地走着。……拉边套的马心惊胆战，时常磕磕绊绊，站住，往路边走去。道路难走极了。……不管往哪儿迈步，到处都是水坑、土墩、冲毁的小桥。左边有狼在嗥，右边据说是山沟。

“我们离开大路了吗？”工程师的妻子叹道，“这条路糟透了！可别把我们翻下车去！”

“干吗把你们翻下车去呢？哟……哟！我把你们翻下车去，于我有什么好处？哟，混……混蛋！快点走！我的宝……贝儿！”

“我们好像离开大路了，”工程师说，“你把车赶到哪儿去，恶鬼？你没看见还是怎么的？难道这是大路吗？”

“当然是大路！……”

“这儿的土壤不对头，酒鬼！拐弯！往右拐！喂，你打马呀！你的鞭子哪儿去了？”

“丢……丢了，老爷。……”

“要是出了事，我就打死你。……你给我记住！你赶车呀，混蛋！停住，你往哪儿走？难道那儿是大路吗？”

两匹马都停住了。工程师跳起来，攀住车夫的肩膀，把缰绳收紧，叫马往右边拐。辕马把烂泥踩得咕叽咕叽响，猛一转弯，不料，突然间，无缘无故，那匹马有点古怪地乱踹乱跳起来。……车夫蓦地摔下车去，不见踪影，拉边套的马溜下一道峭壁，于是工程师感到那辆双轮马车，连同车上的乘客们，一齐飞到魔鬼那儿去了。……

那条山沟总算不深。工程师爬起来，抱起妻子，挣扎着往坡上走。上边，在山沟的边沿上，车夫坐在那儿，嘴里哼哼唧唧。土木工程师从下边跑到他跟前，举起拳头，恨不得把他揍个稀巴烂，活活地打死，捣成肉酱。……

“我打死你这个强盗！”他大叫一声。

他把拳头砸下来，只差一半就打到车夫的脸上。……再过一秒钟就打着他的脸了。……

“米沙，你想一想库库耶夫卡[1]吧！”他妻子说。

米沙打了个冷战，他那威严的拳头就在半路上停住。车夫得救了。

[1] 1882年夏天，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上有一列火车在靠近库库耶夫卡村的地方发生翻车事故，人员伤亡很多。——俄文本编者注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大厅里灯火辉煌，人山人海。大厅里的中心人物是催眠术家。这个人尽管生得矮小，没有风度，然而脸色开朗，神采焕发，得意扬扬。人们不住对他微笑，鼓掌，钦佩。……大家在他面前都变得脸色苍白。

他也确实在做出奇迹。他弄得一个人昏昏睡去，弄得另一个四肢僵硬，弄得第三个把后脑壳枕在一把椅子上，脚后跟放在另一把椅子上。……他把一个记者又高又瘦的身体拧成螺旋形。一句话，他做的事鬼才明白。他对太太小姐们造成的影响特别强烈。

她们遇到他的目光都魂飞魄散，就像被打死的苍蝇一样。啊，女性的神经！在这个世界上，缺了她们，生活就会乏味了！

催眠术家向那些人施展过他魔鬼般的法术以后，走到我跟前来。

“我觉得您的天性似乎很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对我说，“您那么神经质，那么富于表情。……您愿意我来催您入睡吗？”

睡一睡觉有何不可？行，亲爱的，你就试试吧。我在大厅中央一把椅子上坐下。催眠术家在对面[1]一把椅子上坐下，拉住我的手，用他那双可怕的蛇眼睛盯住我可怜的眼睛。

观众把我们团团围住。

“嘘……诸位先生！嘘。……安静一点！”

大家都安静下来。……我们坐在那儿，彼此瞧着对方的眼睛。……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我背上起了鸡皮疙瘩，心怦怦地跳，可是我并不想睡觉。……

我们坐着。……五分钟过去，七分钟过去了。……

“他没给降伏住！”有人说，“好哇！这个人真了不起！”

我们坐着，瞧着。……我不想睡觉，就连打盹儿的意思也没有。……要是叫我看一份市议会或者地方自治局的会议记录，我倒早就睡着了。……观众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哧哧地窃笑。……催眠术家心里发慌，开始眼。……可怜 的人！谁遭到惨败会心情愉快呢？神灵们，救一救他吧，打发摩耳甫斯[2]飞来合上我的眼皮吧！

“他没给降伏住！”那个人又说，“够了，别玩这一套了！我早就说过，这都是骗人的把戏！”

我听从这个朋友的主张，正要做出站起来的动作，不料我的手感到一个外来的东西塞进我的手心里。……我就开动我的触觉，摸出这个东西是钞票。我爸爸是医生，医生们单凭触觉就能摸出钞票的金额。按照达尔文的理论，我从我父亲那里除了继承其他许多本领以外，也继承了这种可爱的本领。我摸出那张钞票原来是五卢布。我一摸出来，就顿时睡着了。

“真行啊，催眠术家！”

当时有些医生在大厅里，他们走到我跟前，转了几圈，用鼻子闻一闻，说：

“嗯，是啊。……他是睡着了。……”

催眠术家对他的成功感到满意，又在我头顶上挥舞胳膊，于是我这个睡熟的人就在大厅里走动起来。

“您让他的胳膊僵直不动！”有人提议说。

“您能办到吗？让他的胳膊一动也不动。……”

催眠术家（他可不是胆小的人！）就把我的右胳膊拉平，开始在那条胳膊上施法术：把它擦一擦，吹一吹，拍一拍。我的胳膊却不听话。它摇摇晃晃像块破布一样，根本不想僵直。

“不要搞什么僵直不动了！您把他叫醒吧，要不然这对他是有害的。……他身体相当弱，又神经质。……”

这时候，我的左手感到手心里来了一张五卢布钞票。……这个刺激借助于反射作用，从我的左胳膊传到右胳膊上，于是右胳膊就立刻僵直不动了。

“真行啊！你们瞧，这条胳膊多么硬，多么凉！就跟死人一样！”

“完全失去知觉，体温下降，脉搏减弱。”催眠术家报告说。

医生们开始摸我的脉搏。

“是啊，脉搏弱一点。”有个医生说。

“十足的强直性痉挛。体温大大下降。……”

“不过这该怎样解释呢？”有个太太问道。

医生意味深长地耸一耸肩膀，叹口气，说：

“我们只有事实！至于解释，唉！那还没有。……”

你们有事实，我却有两张五卢布钞票。我的东西比你们的贵重得多呢。……为此，我甚至要向催眠术家道谢，至于解释，我却不需要。……

可怜的催眠术家！你为什么跟我，跟一条毒蛇打交道呢？

补记：哎，这不是该死吗？这不是太不像话吗？

方才我听说，原来把那两张五卢布钞票塞到我拳头里来的，并不是催眠术家，而是我的上司彼得·费多雷奇。……

“我对你这样做，”他说，“是为了考查你的正直。……”

呜呼，见鬼去吧！

“丢脸啊，老弟。……这可不好。……我没料到……”

“可是话说回来，我家里有儿有女，大人。……我有妻子。……母亲。……在目前这种物价昂贵的情形下……”

“这不好啊。……你居然还要自己办报纸呢。……你在宴会上发表演说，总是眼泪汪汪。……丢脸啊。……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正直的人，想不到你竟然……贪财如命。……”

我只好把两张五卢布钞票退还他。有什么办法呢？名声总比金钱宝贵嘛。

“我倒不生你的气！”上司说，“随你去，反正你的性情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她！她呀！怪透了！她！又温柔又纯洁，像奶油冻似的，说不尽的好处！可是怎么样呢？要知道，连她也抵不住金钱的诱惑哟！她也睡着了！”

我上司所说的“她”，指的是他妻子玛特辽娜·尼古拉耶芙娜。……

[1] 原文为法语。

[2] 希腊神话中的梦神。

她走了

他们刚吃过饭。他们觉得胃里舒舒服服，不住张嘴打哈欠，由于甜蜜的睡意而开始眯缝眼睛。丈夫点上雪茄烟，伸了个懒腰，在躺椅上躺下。他妻子在他的头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嘴里发出猫叫般的呜呜声。……两个人都感到幸福。

“你讲点什么事吧……”丈夫打个哈欠说。

“可是给你讲点什么好呢？嗯。……哦，对了！你听说没有？索菲雅·奥库尔科娃嫁给那个……他姓什么来着……嫁给冯·特兰勃了！这才是笑话！”

“这怎么会是笑话呢？”

“可是要知道，特兰勃是坏蛋！这个人简直是流氓……那么不要脸！一点原则也没有！不顾廉耻的丑八怪！他从前在一个伯爵的庄园上做总管，发了财，如今在铁路上工作，偷公家的钱。……他把妹妹的财产抢到了手。……一句话，又是流氓又是贼。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怎么能跟他一块儿过呢？！我真纳闷！那么一个有道德的姑娘，不料……干出这样的事！换了是我，说什么也不嫁给这样的家伙！哪怕他有百万家财也白搭！就算他漂亮得不得了，我也要对他啐口唾沫！我可不能想象我的丈夫竟然是坏蛋！”

妻子跳起来，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那对小眼睛气得冒火。……她的真诚是明显的。……

“这个特兰勃简直是畜生！一个女人肯嫁给这样的先生，实在是糊涂到家，也庸俗到家了！”

“原来是这样。……那种人，不消说，你是不肯嫁的。……嗯，是啊。……那么，要是现在你知道我也是……流氓呢？……那你会怎么办？”

“我？那我就丢开你！我连一秒钟也不会跟你待在一起！我只能爱正直的人！要是我知道你干过的坏事哪怕只赶得上特兰勃百分之一，我也会……一刀两断！到那时候就再见[1]！”

“原来这样。……嗯。……你这个人呀。……我以前倒没看出来……嘻嘻嘻。……一个娘们儿撒起谎来，脸都不红一下！”

“我根本就没撒谎！你做一件坏事试试看，到那时候你就明白了！”

“我何必再试呢？你自己心里明白嘛。……我比你那个冯·特兰勃厉害得多呢！……相形之下，特兰勃不过是小小的蚊子罢了。……你瞪大了眼睛？这真奇怪……”他顿一顿，“我挣多少钱薪水？”

“一年三千。”

“那么我一个星期以前给你买的那串项链值多少钱？两千。……不是这样吗？还有，昨天的连衣裙又是五百。……别墅的租金是两千。……嘻嘻嘻。……昨天你爸爸苦苦哀求，从我这儿拿走一千。……”

“可是，彼耶尔，要知道，你还有其他的收入……”

“还有马车。……家庭医生。……女衣店的账单。前天你打牌输了一百卢布。……”

丈夫坐起来，用拳头支着头，列出一大篇罪状。他走到写字台跟前，拿出好几种物证来给他妻子看。……

“现在你，小母亲，可以看出来，你那个冯·特兰勃跟我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无非是个摸口袋的扒手罢了。……再见！去吧，以后你别再指摘人了！”

我讲完了。也许，读者还要问一句：

“那么她丢下丈夫走了吗？”

是的，她走了……然而是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1] 原文为法语。

钉子上

一群十二等文官和十四等文官刚下班，在涅瓦大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今天是斯特鲁奇科夫的命名日，他正带着他们到他家里去举行命名日宴会。

“马上我们就要大吃一顿了，诸位老兄！”过命名日的人想象着吃喝的乐趣，说，“我们可要大吃特吃了！我的好妻子已经把馅饼烤好。面粉是昨天傍晚我自己跑去买来的。白兰地已经有了……是‘沃隆佐夫斯基’牌的。……我妻子恐怕已经等急了！”

斯特鲁奇科夫住的地方非常远。他们走啊走的，最后总算走到了他的家。他们走进穿堂。他们的鼻子闻到馅饼和烤鹅的香味。

“你们闻到了吗？”斯特鲁奇科夫问，高兴得直笑，“脱掉大衣吧，诸位先生！把皮大衣放在那口箱子上！卡嘉在哪儿呀？喂，卡嘉！全班人马都到齐了！阿库丽娜，你来帮着各位先生脱大衣！”

“这是什么？”这群人当中有人指着墙上问道。

墙上有一颗大钉子，钉子上挂着一顶新制帽，带着亮晃晃的帽檐和帽徽。文官们面面相觑，顿时脸色发白。

“这是他[1]的帽子！”他们窃窃私语道，“他……在这儿！？！”

“是啊，他在这儿，”斯特鲁奇科夫含糊其词地说，“卡嘉在招待他。……我们走吧，诸位先生！我们到外面小饭铺里去坐坐，等他走掉再回来。”

这群人扣上皮大衣的纽扣，走出去，懒洋洋地往一家小饭铺走去。

“你家里所以有鹅的气味，是因为你家里正好坐着一只鹅[2]！”档案副管理员放肆地说，“必是魔鬼把他支使来的！他很快就会走掉吧？”

“很快就会走掉。他在我家里至多不过坐两小时。哎，我饿了！等他走了，我们先喝一杯白酒，吃点鲱鱼。……然后我们再喝上一杯，诸位老兄。……喝完第二杯以后，那就得马上吃馅饼。要不然胃口就差了。……我的女人烤的馅饼好得很。白菜汤也烧好了。……”

“你买沙丁鱼了吧？”

“买了两听。还买好四种香肠。……我妻子，大概，也饿了。……不料他闯来了，魔鬼！”

他们在小饭铺里坐了一个半钟头，为摆样子而各自喝下一大杯茶，然后又往斯特鲁奇科夫家里走去。他们走进穿堂。先前的那种气味更浓了。文官们从半开着的厨房门口望进去，看见一只鹅和一碗黄瓜。阿库丽娜从炉子里取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又不顺利，诸位老兄！”

“怎么回事？”

文官们的肚子痛苦得缩紧了：饥饿可不是舅妈[3]啊，然而可恶的钉子上却挂着一顶貂皮帽子。

“这是普罗卡契洛夫的帽子，”斯特鲁奇科夫说，“我们走吧，诸位先生！找一个什么地方去等一等。……这个人不会坐很久的。……”

“这么没出息的家伙倒有这样俊俏的老婆！”客厅里响起一个沙哑的男低音。

“傻瓜就是交好运啊，大人！”一个女人的说话声附和道。

“我们走吧！”斯特鲁奇科夫哀叫道。

他们就又往小饭铺走去。他们要了啤酒。

“普罗卡契洛夫是个有势力的人物！”那群人开始安慰斯特鲁奇科夫说，“他在你妻子那里坐上一个钟头，往后你……就有十年的造化呢。这是运气来了，老兄！何必伤心呢？用不着伤心。……”

“就是你们不说，我也知道用不着伤心。问题不在这儿！我不痛快的是我的肚子饿得慌！”

过了一个半钟头，他们又到斯特鲁奇科夫家里去。那顶貂皮帽子仍然挂在钉子上。大家只得又退下阵来。

一直到傍晚七点多钟，钉子才解除负担，他们也才能动手吃馅饼！可是馅饼干瘪了，白菜汤不烫了，鹅烤焦了，总之斯特鲁奇科夫的前程破坏了一切！不过呢，他们吃得倒是蛮有味道的。

[1] 暗指他们的上司。

[2] 在此是骂人的字眼：蠢货。

[3] 俄国谚语，意谓“饥饿无情”。

在理发店里

早晨。还不到七点钟，玛卡尔·库兹米奇·勃列斯特金的理发店就已经开门了。店主人是个小伙子，年纪二十三岁上下，没有漱洗，肮里肮脏，然而装束却是入时的。他着手打扫。其实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打扫的，他却干得出汗了。他在这儿用抹布擦一下，在那儿用手指头挖一下，在另一处又找到个臭虫，把它从墙上拂落下来。

理发店又小又窄，有点不干净。墙壁是用圆木垒成的，上面糊着壁纸，像是马车夫褪色的衬衫。墙上有两扇窗子，窗玻璃不透亮，淌着泪水。两个窗子中间有一扇小房门，门板很薄，开关的时候嘎吱地响，显得那么虚弱。房门上方拴着小铃，被潮气侵蚀得颜色发绿，往往无缘无故，自己就颤抖起来，发出病态的丁零丁零声。一堵墙上挂着镜子，您照照那面镜子吧，它会用最无情的方式把您的相貌往四下里扯歪！大家就是对着这面镜子理发和刮脸的。旁边有张小桌子，也像玛卡尔·库兹米奇本人那样没有清洗，肮里肮脏。桌上放着各种东西，梳子啦，剪刀啦，剃刀啦，价钱便宜的扑粉啦，价钱便宜而且掺了很多水的花露水啦，应有尽有。其实，整个理发店合起来，也不过值五枚三戈比铜币而已。

这时候，房门上方，病态的小铃发出尖叫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走进理发店里来，身上穿着熟皮的短皮袄，脚上蹬着毡靴。他头上和脖子上围着一条女人的披巾。

这个人是艾拉斯特·伊凡内奇·亚果多夫，玛卡尔·库兹米奇的教父。从前他在宗教法院里做过看守人，现在住在红池附近，干钳工的活。

“玛卡鲁希卡，你好，我的亲人！”他对专心打扫的玛卡尔·库兹米奇说。

他们接吻。亚果多夫拿掉头上的披巾，在胸前画个十字，坐下来。

“路好远啊！”他说，呼哧呼哧地喘气，“这是闹着玩的吗？从红池一直要走到卡卢加门呢。”

“您近来好吗？”

“不好，孩子。我得过一场热病。”

“您说什么？热病！”

“热病。我躺了一个月，心想我要死了。我就受了临终涂油礼。现在头发倒又长出来了。大夫叫我理发。他说还会生出新头发，很硬的头发呢。我心里可就寻思了：我到玛卡尔那儿去一趟吧。与其去找别人，还不如找亲人的好。亲人又理得好，又不要钱。路略微远了点，这是实情，不过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当是出来遛个弯吧。”

“遵命。请！”

玛卡尔·库兹米奇把脚跟并拢[1]，指一指椅子。亚果多夫就坐下，照着镜子，看来对镜子里那副面容倒很满意：镜子里现出一张歪脸，两片卡尔梅克人[2]的嘴唇，一个扁扁的宽鼻子，两只眼睛移到脑门上去了。玛卡尔·库兹米奇拿过带黄色污斑的白床单来披在顾客的肩膀上，开始用剪子咔嚓咔嚓地剪头发。

“我给您剪得光光的，准保露出头皮来！”他说。

“那个自然。要把我剪得像个鞑靼人[3]才好，像炮弹壳才好。那样头发才会长得密实些。”

“大妈近来可好？”

“还可以，马马虎虎。前些日子她给少校太太接生过。他们给了她一个卢布。”

“哦。一个卢布。您揪住您的耳朵！”

“我揪住了。……可别剪着我的耳朵啊，当心。哎哟，好痛！你在拔我的头发了。”

“这没关系。干我们这一行，免不了要出这种事。那么，安娜·艾拉斯托芙娜近来可好？”

“我的女儿？挺好，欢蹦乱跳的。上个星期，星期三，我们把她许配给谢金了。为什么你没有来？”

剪子的咔嚓咔嚓声停下来。玛卡尔·库兹米奇放下胳膊，惊慌地问：

“把谁许配人家了？”

“安娜呀。”

“这怎么可能？许配给谁了？”

“许配给谢金了，也就是普罗科菲·彼得罗夫。他的姑妈在兹拉托乌斯千斯基小巷里给人做女管家。那是个挺好的女人。当然，我们都挺高兴，谢天谢地。过一个星期就要办喜事了。你要来啊，咱们喝上几杯乐一乐。”

“可是怎么能这样呢，艾拉斯特·伊凡内奇？”玛卡尔·库兹米奇说，脸色苍白，神情惊讶，耸起肩膀，“这怎么可能呢？这……这说什么也不行！要知道安娜·艾拉斯托芙娜……要知道我……要知道我对她有了情分，我已经有了意。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这样嘛。我们没费多大的事就把她许配人家了。男的是个挺好的人。”

玛卡尔·库兹米奇的脸上冒出冷汗来了。他把剪子放在桌子上，举起拳头揉鼻子。

“我已经有了意……”他说，“这不行，艾拉斯特·伊凡内奇！……我……我爱上她，而且求过婚了。……连大妈都答应了。我素来敬重你们，简直就把您当成我的亲爹……给您理发素来没要过钱。您一向沾我的光不少，当初我爸爸去世，您拿走过一张长沙发和十卢布，后来没还给我。您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记得的。不过，你怎么配做新郎呢，玛卡尔？难道你也能做新郎？又没有钱，又没有地位，你这个手艺又没有什么出息。……”

“那么谢金有钱？”

“谢金在劳动组合里入了股。他放出去一千五的债，都有抵押品。就是嘛，孩子。……你说这些话也罢，不说这些话也罢，反正那件事已经生米做成熟饭。要挽回也不成了，玛卡鲁希卡。你就给你自己另找个新娘吧。……天无绝人之路。好，你理发吧！干吗这样闲站着呢？”

玛卡尔·库兹米奇沉默不语，站在那儿呆呆地不动，随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块小手绢，哭起来。

“哎，何必呢！”艾拉斯特·伊凡内奇安慰他说，“别哭了！这个人啊，哭天抹泪的，倒像个娘们儿！你先理完我的发，然后再哭也不迟。你把剪子拿起来！”

玛卡尔·库兹米奇拿起剪子来，茫然看了它一分钟，随后却失手把它掉在桌子上。他的手不住地发抖。

“我没法干活！”他说，“现在我没法干活，我浑身没力气了！我是不幸的人啊！她也不幸！我们相亲相爱，彼此已经说定，可是现在给坏心肠的人毫不留情地拆散了。您走吧，艾拉斯特·伊凡内奇！我看见您就受不了。”

“那我明天再来，玛卡鲁希卡。明天你再理完我的发。”

“行。”

“你消一消气吧，明天我再到你这儿来，一大早就来。”

艾拉斯特·伊凡内奇的半个头被剪光头发，露出头皮，像是苦役犯[4]。他的头保持这种样子是不妥的，然而又无法可想。他就拿起披巾来围上他的头和脖子，走出理发店。这时候店里只剩下玛卡尔·库兹米奇一个人，他就坐下，继续轻声哭泣。

第二天一大早，艾拉斯特·伊凡内奇又来了。

“您有什么贵干？”玛卡尔·库兹米奇冷冰冰地问他说。

“你把我的头发剪完吧，玛卡鲁希卡。还有半边头发没剪呢。”

“那就请您先付钱。我不能白理发而不拿钱。”

艾拉斯特·伊凡内奇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到现在为止，他的头上还是半边头发长，半边头发短。花钱理发，他认为是奢侈，他就等着剪过发的半边脑袋上自己生出头发来。就连在婚礼上喝酒的时候，他也还是这副样子呢。

[1] 表示敬礼。

[2] 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少数民族，一般是厚嘴唇，高颧骨。

[3] 鞑靼人一般剃光头。

[4] 旧俄时代，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苦役犯被迫剃光半边头发。

不抱偏见的女人

爱情故事

玛克辛·库兹米奇·萨留托夫身量高，肩膀宽，威风凛凛。像他那样的体格，是不妨大胆地称之为大力士的。他力大无比。他能把二十戈比银币掰弯，把小树连根拔起，用牙齿叼起哑铃。他赌咒说世界上没有人敢同他搏斗。他勇猛而胆大。谁都没见过他任什么时候怕过任什么事。正好相反，人家却都怕他，临到他生气，在他面前的人就会脸色惨白。每逢他同人握手，不论男人或女人，都尖声怪叫，涨红脸：痛得很呀！！他那优美的男中音弄得人没法听，因为响得震聋人的耳朵。……真是强大有力的人！像这样的人，除他以外，我一个也没见过。

然而等到玛克辛·库兹米奇向叶连娜·加甫利洛芙娜诉说爱情，这个具有强大的、非人的、牛一般的力量的人却成了废物，像是一只被人踩死的老鼠！等到玛克辛·库兹米奇不得不从他那大嘴里挤出一句“我爱您”，他脸上却红一阵白一阵，浑身发抖，连一把椅子也搬不动了！他的力量化为乌有，魁梧的身体变成巨大而中空的容器了。

他是在溜冰场上表白爱情的。她在冰面上飞来飞去，像一片小羽毛那么轻盈。他跟在她身后，身子发抖，神情发呆，嘴里念念叨叨。他脸上流露出痛苦。……他那两条灵便麻利的腿，临到要在冰面上滑一种精巧的花样，却软下来，脚步也乱了。……您以为他害怕拒绝吗？不是的。叶连娜·加甫利洛芙娜爱他，殷切地盼着他求婚。……她，这个娇小秀丽的黑发姑娘，早已等得不耐烦，随时都会活活急死呢。……他已经三十岁，官阶却不高，钱也不特别多，不过另一方面，他却又那么漂亮，机智，灵活！他跳舞很精，善于打枪。……讲到骑马，谁都及不上他。有一回他跟她一块儿骑马出游，轻而易举地跳过一道山沟，而要跳过那样的山沟，任何英国骑手都会感到为难！

对这样的人，她不可能不爱！

他自己也知道她爱他。他相信这一点。然而有一种想法却使得他痛苦。……这种想法使他伤透了脑筋，逼得他发狂，痛哭，不容他消消停停地喝水，吃饭，睡觉。……它毒害他的生活。他发誓赌咒地表白爱情，同时那个想法却在他脑子里不住翻腾，敲打他的太阳穴。

“您做我的妻子吧！”他对叶连娜·加甫利洛芙娜说，“我爱您！发疯般地爱您，爱得要命！”

同时他却暗想：

“我有权利做她丈夫吗？不，没有权利！要是她知道我是什么出身，要是有谁把我过去的事讲给她听，她就会打我耳光！我那可耻而又不幸的往事啊！她这个出身贵族、家财豪富、受过教育的姑娘，一旦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就会对我啐唾沫！”

等到叶连娜·加甫利洛芙娜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发誓赌咒地对他表白爱情，他却没感到幸福。

那个想法毒害了一切。……他从溜冰场上走回家去，咬着嘴唇，暗自想道：

“我是个下流胚！我要是正直的人，就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一切！我向她诉说爱情以前，应当把我的秘密向她和盘托出！可是我没这样做，足见我是流氓，下流胚！”

叶连娜·加甫利洛芙娜的父母同意她跟玛克辛·库兹米奇的婚事。他们喜欢大力士：他态度恭敬，而且作为文官，他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叶连娜·加甫利洛芙娜觉得自己仿佛登临仙境了。她满心幸福。然而可怜的大力士却远远说不上幸福！在他婚前那段时期，他表白爱情的时候出现过的那个想法一直在折磨他。……

另外他还有个朋友，也来折磨他，那个人熟悉他的往事犹如熟悉自己的五根手指。……他不得不把他的薪金几乎统统送给那个朋友。

“你得请我到隐庐饭店去吃饭！”他的朋友说，“要不然我就把那些事一股脑儿讲出来。……而且你要借给我二十五卢布！”

可怜的玛克辛·库兹米奇消瘦、憔悴了。……他的脸颊凹进去，拳头露出青筋。那个想法害得他生了病。要不是有他热爱的那个女人在，他就会开枪自杀了。……

“我是下流胚、流氓！”他暗想，“我得在举行婚礼以前对她说穿！让她朝我啐唾沫就是！”

可是婚前他没有说穿：他勇气不足。

再者他转念想到说穿以后就不得不同他所爱的女人分手，这比一切想法都可怕！……

举行婚礼的傍晚来临了。新婚夫妇举行过结婚仪式，受人祝贺，大家都对他们的幸福赞叹不已。可怜的玛克辛·库兹米奇接受祝贺，喝酒，跳舞，笑呵呵的，然而心里感到极其凄苦。“我这个畜生，我得逼着我自己说穿！我们举行过婚礼了，可是时机还不算迟！我们还可以分手！”

他果然说穿了。……

等到他所盼望的时刻来临，新婚夫妇由人们送进洞房，他的良心和正直就占了上风。……玛克辛·库兹米奇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把一切置之度外，上气不接下气，胆怯地走到她跟前，拉住她的手，说：

“在我们真正……成为夫妇以前，我得……我得解释一下。……”

“你怎么了，玛克辛？！你……脸色惨白！这些天你一直脸色惨白，不言不语的。……你病了吗？”

“我……得把心里的话对你统统讲出来，列丽雅[1]。……我们来坐下。……我一定会惹得你大吃一惊，一定会破坏你的幸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责任第一呀。……我要对你讲一讲我过去的事。……”

列丽雅睁大眼睛，抿着嘴笑。……

“好，你讲吧。……不过要快一点，劳驾。而且也别这样发抖。”

“我生……生在唐……唐……唐波夫城。我的父母不是贵族，而且穷极了。……我要告诉你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吓一大跳。别忙。……你等着瞧吧……其实我本来是个穷叫花子。……我小时候卖过苹果……卖过梨。……”

“你？！”

“你吓一大跳吧？可是，亲爱的，这还不算那么可怕呢。啊，我真不幸！您要是知道了，就会咒骂我！”

“到底是什么事呢？”

“有二十年之久……我一直做……一直做……请您饶恕我！不要把我赶走！……我一直做……杂技团里的小丑！”

“你？！做过小丑？”

萨留托夫料着他会挨耳光，就用手蒙住他苍白的脸。……他快要昏厥了。……

“你……做过小丑？”

列丽雅从躺椅上摔下地……她跳起来，跑来跑去。……

她怎么了？她捧住肚子。……整个卧室里响起连绵不断的笑声，她像是发了癔症。……

“哈哈哈。……你做过小丑？你？玛克辛卡[2]……亲爱的！那你来表演一下！你来证明你确实做过小丑！哈哈哈！亲爱的！”

她跑到萨留托夫跟前，搂住他。……

“那你表演一下！亲爱的！亲人儿！”

“你在嘲笑我吧，不幸的人？你看不起我吧？”

“你演个什么节目吧！你总会走钢丝吧？快点！”

她不住吻她丈夫的脸，偎紧他，对他撒娇。……谁也看不出她有生气的样子。……他呢，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光是感到幸福，就顺从他妻子的请求。

他走到床跟前，嘴里数着一二三，用额头顶住床沿，做出脚朝上的倒立姿势。……

“好哇，玛克辛卡！再来一个！哈哈！亲爱的！再来一回！”

玛克辛保持原来那种姿势不变，摇晃一下身子，扑下去，落到地板上，然后用手走来走去。……

第二天早晨，列丽雅的父母感到极其惊讶。

“这是谁在楼上弄得叮叮咚咚地响？”他们互相问道，“新婚夫妇还在睡觉呢。……想必是仆人在胡搞。……闹得乱哄哄的！这些可恶的东西！”

父亲走上楼去，然而在那儿并没发现仆人。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新婚夫妇的房间里倒是闹哄哄的。……他在房门旁边站一会儿，耸起肩膀，微微推开房门。……他往卧室里一看，不由得缩起身子，差点活活吓死：原来玛克辛·库兹米奇在卧室正中站着，随后在空中翻了个极其吓人的跟头[3]；列丽雅呢，站在他身旁，不住拍手。两个人脸上都闪着幸福的光辉。

[1] 叶连娜的爱称。

[2] 玛克辛的爱称。

[3] 原文为意大利语。

十字

诗人走进挤满人的客厅里。

“哦，怎么样，您那首可爱的诗怎么样了？”女主人对他说，“登出来没有？拿到稿费了吗？”

“您别问了。……我拿到一个十字。”

“您拿到十字？您是个诗人，居然得了个十字？！莫非诗人也得十字[1]？”

“我从心里祝贺您！”男主人握他的手，说，“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还是安娜勋章？我很高兴……高兴得很。……是斯坦尼斯拉夫吧？”

“不，是红十字。……”

“那么，您是把您的稿费捐给‘红十字会’了？”

“我一个钱也没捐过。”

“您戴上勋章倒会很神气呢。……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诗人就把手伸到上衣的贴身口袋里，从那儿取出他的诗稿。……

“喏，就是这个。……”

人们瞧着那篇诗稿，看见一个红十字[2]……然而不是那种可以佩戴在礼服上的十字。

[1] 指旧俄时代由政府颁发给文武官员的十字勋章。

[2] 指刊物编辑部在决定不予刊登的来稿上所画的红叉子。

感恩图报

心理研究

“这三百卢布你拿去吧！”伊凡·彼得罗维奇说着，把一沓钞票递给他的秘书和远亲米沙·包包夫。“就这样吧，你拿去好了。……我本来不想给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拿着吧。……这是最后一次。……你要感激我的妻子。要不是她，我就不会给你这笔钱。……这是她要求我给的。”

米沙接过钱来，开始眨巴眼睛。他找不出表示感激的话来。他眼睛红了，蒙上一层泪水。他有心拥抱伊凡·彼得罗维奇，然而……拥抱上司未免不成体统！

“你要感激我的妻子，”伊凡·彼得罗维奇又说一次，“这是她要求我给的。……你那副哭哭啼啼的嘴脸，深深地打动她的怜悯心。……你要感激她才是。”

米沙往后退去，走出书房门外。他走到他的远亲，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妻子那儿去道谢。她，娇小俊俏的金发女人，坐在她书房里小小的躺椅上，在读长篇小说。米沙在她面前站住，开口说道：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激您才好！”

她宽厚地微微一笑，丢下她的小书，仁慈地向他指指她身旁的座位。米沙就坐下来。

“我该怎样感激您呢？该怎样做呢？怎样谢法呢？您教一教我！玛丽雅·谢敏诺芙娜！您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要知道，有了这笔钱，我才能跟我那亲爱的、心连心的卡嘉办喜事！”

眼泪顺着米沙的一边脸颊淌下来。他声调发抖。

“啊，我真感激您！”

他弯下腰去，吻一下玛丽雅·谢敏诺芙娜胖乎乎的小手，发出啧的一声。

“您那么善良！而且您的伊凡·彼得罗维奇也多么善良！他多么善良，宽厚！他有黄金般的心！您应当感谢上苍给您送来这样一个丈夫！我亲爱的，您要爱他！我求求您，您要爱他才是！”

米沙弯下腰去，同时吻她的两只手。他另一边脸颊上也有眼泪淌下来了。他有一只眼睛变小了。

“他年老，相貌不好看，可是他的灵魂多么了不起！这样的灵魂，您到别的地方去找找看！您再也找不到！您一定要爱他！你们这些年轻的妻子总是那么轻浮！你们对男人老是先看外貌……看派头。……我求求您！”

米沙抓住她的胳膊肘，他的两只手掌把胳膊肘使劲捏紧。他的说话声带着哭腔。

“您可别对他变心！对这个人变心，就等于对天使变心啊！您要看重他，爱他！爱这样的好人，做他妻子……那是了不得的福气！你们女人总是不愿意多明白些道理……多明白些道理。……我非常爱您，发疯般地爱您，就因为您是属于他的！我吻您是吻一个属他所有的圣物。……这是神圣的吻。……您不要害怕，我是订过婚的人了。……这没关系。……”

米沙颤抖着，喘着气，把嘴从她的耳朵移到小脸上，他的唇髭碰到她的脸皮。

“您不要对他变心，我亲爱的！您不是爱他吗？对吧？您爱他吧？”

“是的。”

“啊，好女人！”

米沙热烈而感动地对着她的眼睛瞅了一分钟。他在那对眼睛里看出她灵魂高尚。……

“您太好了……”他接着说，把胳膊伸到她腰那儿去，“您爱他吧……爱那个了不起的……天使吧。……那是黄金般的心……心。……”

她想让她的腰挣脱他的胳膊，就转动身子，可是那条胳膊倒搂得越发紧了。……她的小头（在这种躺椅上坐着可真是不舒服！）无意中靠在米沙的胸脯上了。

“他那灵魂……他那颗心。……像这样的人，另外还能到哪儿去找呢？您要爱他。……要感觉到他的心怎样跳动。……同他手挽手一块儿前进。……要跟他一块儿痛苦……分享他的快乐。……您要明白我的话！您要明白我的话才好！……”

米沙的眼睛里涌出泪水。……他的头使劲摇晃着，往她胸口上倒下去。他放声大哭，使劲把玛丽雅·谢敏诺芙娜抱在怀里。……

坐在这种躺椅上可真是不舒服极了！她想挣脱他的搂抱，安慰他，要他安静下来。……他那么神经质！她感激他，因为他对她丈夫有那么多好感。……然而，她怎么也站不起来！

“您要爱他。……不要对他变心。……我求求您！你们……女人……都是那么轻浮……不懂事。……”

米沙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舌头说话太多，就此停住，动不得了。……

过了五分钟，伊凡·彼得罗维奇因为一件什么事走进她的书房里来。……这个不幸的人！为什么他不早点来呢？等到他们看见长官红得发紫的脸和他捏紧的拳头，等到他们听见他低沉而透不过气来的说话声，他们才跳起来。……

“你怎么了？”脸色苍白的玛丽雅·谢敏诺芙娜问道。

她问这句话，是因为她不得不说话呀！

“可是……可是话说回来，我是出于至诚的心，大人！”米沙嘟哝道，“我凭人格担保，我是出于至诚的心！”

劝告

这扇门，是通到房间里去的最平常的门。它用木料做成，涂着平常的白漆，安着普通的门钩，然而……它为什么这样威严呢？它大有奥林匹斯山诸神在此的气概！[1]门里边坐着……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

门外有两个人站着谈话：

“谢谢，先生！”

“这是给您的，给您的孩子买点牛奶喝吧。这是因为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玛克辛·伊凡内奇。要知道，这件事拖了三年，可不是闹着玩的。……请您原谅，这点小意思太少。……可是请您出点力，老兄！”他顿一下，“我，恩人，想对波尔菲烈·谢敏内奇表一表谢意。……他老人家是我的大恩人，我的事全得靠他做主。……我应该送他一点礼才对……比方说，两三百卢布。……”

“送他……几百？！您在说什么呀？您疯了，亲爱的！您在胸前画个十字吧！波尔菲烈·谢敏内奇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要？这就可惜了，先生。……要知道，我这是出于真心，玛克辛·伊凡内奇。……这可不能算是什么贿赂。……这是真心诚意的馈赠……报答他付出的过分的辛劳。……要知道我不是没有心肝的人，我懂得他的辛苦。……如今谁还会光为了挣薪金而管这种麻烦事呢？嗯。……就是这样。……这不是受贿，而是所谓合法的收受礼物。……”

“不，这不行！他是那么一种人……那么一种人！”

“我知道他老人家，玛克辛·伊凡内奇！他是大好人！他的心地极其善良，他的灵魂充满博爱……和仁慈。……他待人那么亲热。……他瞧着你，就能深深地打动你。……我白日黑夜为他祷告。……可就是我这件事拖得太久了！哦，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很想对他表一表谢意，报答他的种种美德。……比方说，三百卢布。……”

“他不会要。……他是另一种性格！很严格！您不要急着去找他。……他为人出力，操心劳神，晚上睡不着觉，可是关于谢意什么的，他根本不会要。……他就是立下了这样的规矩。而且说实在的，他要您的钱干吗？他自己就是财主嘛！”

“多么遗憾。……我一心想对他表一表我的心意！”然后他压低声音说：“再者，我那件事要能有点进展才好。……要知道这件事已经拖了三年，老兄！三年了！”然后他大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心里愁得很，我的恩人。……拜托您吧，老兄！”他顿一下，“三百上下，我是能办到的。……千真万确。……哪怕眼下，我都拿得出来。……”

“嗯。……是啊。……该怎么办呢？”停顿一下，“那我就劝您这么办。……假使您真想为他的恩惠和操心表一表谢意，那么……遵命，我去对他说。……我去告诉他就是。……我可以劝一劝他。……”

“劳驾，老兄！”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谢谢。……他会给您面子的。……只是您不要给三百卢布。……您不要拿这么一丁点钱去麻烦他。……对他来说，这点钱等于零，等于什么也没有……等于一股气。……您就给他一千吧。……”

“两千！”房门里边有人说。

现在这出戏闭幕了。但愿没有人认为这件事不好！

[1] 奥林匹斯山是希腊神话中诸神聚居的地方。

热心人

某某铁路局局长二十年来一直打算在写字台旁边坐下[1]，两天前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个想法酝酿了半生，让他激动不已，跃跃欲试，不得安宁，在他头脑里转动不停，渐渐顺理成章，变得完整、具体，不断成熟，终于发展成极其宏伟的计划。……他就靠着桌子坐下，拿起钢笔，于是……踏上了作家荆棘丛生的道路。

这天早晨安静、晴朗、严寒。……他的房间里温暖而舒适。……桌子上放着一大杯茶，微微冒出热气。……没有人来敲门，也没有人来吵嚷，更没有人来硬缠住他谈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写文章真是好！拿起笔来，痛痛快快地写吧！

局长无须思考很久就可以给这篇文章开好头。……这篇文章该怎样开头，怎样结尾，早已在他的头脑里统统想好：管自写吧，把脑子里的东西写到纸上就成了！

他皱起眉头，抿起嘴唇，往肺里吸进一口气去，写上题目：《略谈保护报刊》。局长喜爱报刊。他把他的整个灵魂、整个心灵、全部思想都献给报刊了。写出他为报刊辩护的话，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使大家都听见，这是他二十年来最珍爱的渴望！他得力于报刊的地方非常多：他智力的发展，他在舞弊方面的新发明，他的地位……多得很！他应该感激它。……再者，他一心想做作家，哪怕做一天也好。……作者虽然常常挨骂，不过仍然为人所尊敬。……特别是受女人尊敬。……嗯。……

局长写完题目，吐出一口气，一刹那间写下十四行。他写得又好又流畅。……开头，他泛泛地谈谈出版物，写了半张纸，然后开始讲到出版自由。……他要求这种自由。……抗议啦，历史资料啦，引证啦，格言啦，谴责啦，讥刺啦，纷纷从他那管犀利的钢笔底下流淌出来。

“我们是自由主义者，”他写道，“您管自嘲笑这个术语吧！您管自龇着牙笑吧！可是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会为这个称号自豪，直到……”

“报纸送来了！”听差报告道。

十点钟，局长照例看报。这天他也没改变这个习惯。他丢下所写的东西，站起来，伸个懒腰，在躺椅上躺下，拿起报纸来。他把《新时报》[2]拿在手里，轻蔑地冷冷一笑，随意浏览一下社论，没有看完就丢开了。

“你这个杰米德隆娜美人儿，”他嘟哝道，“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

局长把《新时报》丢在圈椅上，然后拿起《呼声报》[3]来。他那对小眼睛闪着好感，脸上泛起红晕。他喜爱《呼声报》，以前他自己就常为那家报纸写东西。

他读一遍社论和零星的消息。……他把小品文浏览一下。……他越看下去，他那对小眼睛就变得越明亮。他把《报刊摘要》栏看了一遍。……他翻到第三版上。

“对，对。是这样。……关于这一点我也提到了。……说得对，完全正确！嗯。不过，这一段是写什么的？”

局长眯细眼睛。……

“某某铁路局，”他开始读道，“前些天着手拟订一个颇为奇怪的计划。……该计划的草拟者就是局长本人，此人以前做过……”

局长读完《呼声报》后过了半个钟头，涨红脸，满头大汗，浑身发抖，在写字台旁边坐下，写起来。他在写一份《对全系统的命令》。……命令中建议职工不要订阅“某些”报纸和杂志。……

怒气冲冲的局长旁边放着些碎纸片。半个钟头以前，那些碎纸片上写的是《略谈保护报刊》。……

人世的荣誉就此过去了！[4]

[1] 指“专门从事于著作”。

[2] 在彼得堡印行的一种反动的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3] 在彼得堡印行的一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拉丁语。

公羊和小姐

“老爷们”生活中的小插曲

老爷饱足而发亮的脸庞上流露出难受得要命的烦闷神情。他刚从摩耳甫斯午后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不知该做什么好。他既不愿意想心思，又不愿意闲坐着打哈欠。……讲到读书，他是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已经厌倦了。到剧院去还嫌太早，至于坐上马车出去逛一逛，他也懒得去。……那么该做点什么事呢？用什么办法来解一解闷呢？

“有一位小姐来了！”叶果尔通报说，“她要见您！”

“小姐？嗯。……这会是谁呢？不过，反正没关系，请她进来吧。……”

一个俊俏的黑发姑娘安静地走进书房里来，装束朴素……甚至太朴素了。她走进来，鞠躬。

“对不起，”她用发抖的童声高音开口说，“我，您要知道……据人家告诉我说，只有……只有下午六点钟才能在您家里见到您。……我……我……是七等文官巴尔采夫的女儿。……”

“很愉快！请坐！我能在哪方面为您效劳呢？请坐，不要拘束！”

“我是来请托您一件事情……”小姐接着说，发窘地坐下来，用发抖的双手揪她的纽扣，“我是来……向您要一张火车票，以便不必花钱就能坐车回到家乡。我听说，您发这种火车票。……我打算坐火车，可是我……我手头不宽裕。……我要从彼得堡到库尔斯克去。……”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您到库尔斯克去干什么呢？莫非您不喜欢这儿？”

“不，我是喜欢这儿的，不过，您要知道……父母。我是去探望父母的。我已经有很久没到他们那儿去了。……家里来信说，我妈妈病了。……”

“嗯。……您是在这儿工作呢，还是念书？”

小姐就讲了讲她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手下工作，挣多少薪金，工作怎样繁忙。……

“哦。……您在工作。……是啊，您的薪金不能说多。……不能说多。……不给您免票是不近人情的。……嗯。……这样说来，您是去探望父母的。……哦，不过，在库尔斯克恐怕还有漂亮小伙子吧，啊？还有漂亮小伙子吧？嘻嘻嘻。……有未婚夫吧？您脸红了？哎，何必呢！这是好事嘛。您管自坐车回去吧。您也到出嫁的时候了。……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文官。……”

“这是好事。那您就去库尔斯克吧。……听说，离库尔斯克一百俄里远，人就可以闻到白菜汤的香味，蟑螂就往那边爬过去了。……嘻嘻嘻。……恐怕这个库尔斯克城很乏味吧？不过，您倒是把帽子脱掉啊！这样才对，您不要拘束！叶果尔，给我们端茶来！恐怕在这个……嗯嗯……它叫什么名字来着……库尔斯克城，很乏味吧？”

小姐没料到人家会这样亲切地接待她，就容光焕发，把库尔斯克城种种足以解闷的事情向老爷描绘一番。……她讲起她有个哥哥做文官，有个舅舅做教师，有几个表弟在中学里读书。……叶果尔把茶端来。……小姐胆怯地探出身子去拿茶杯，不出声地喝起来，生怕发出吧嗒嘴的声音。……老爷瞧着她，微微地笑。……他不再感到烦闷了……

“您的未婚夫挺漂亮吧？”他问，“您跟他是怎样相好的？”

对这两个问题，小姐羞羞答答地做了回答。她信任地把椅子挪过去，凑近老爷，笑吟吟地讲起在这儿，在彼得堡，人家怎样给她说媒，她怎样拒绝他们。……她讲了很久。最后，她从口袋里取出她父母写来的信，给老爷念一遍。时钟敲了八下。

“您父亲的这一手字倒写得不坏呢。……他在字尾上描的花笔多么好看！嘻嘻。……不过现在我该出门了。……剧院里开戏了。……再见，玛丽雅·叶菲莫芙娜！”

“那么我能指望这件事成功吗？”小姐问，站起来。

“哪件事？”

“就是请您发给我一张免费的火车票。……”

“火车票？……嗯。……我没有火车票！您大概弄错了，小姐。……嘻嘻嘻。……您找错地方，走错门了……我隔壁那所房子里倒确实住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我在银行里工作，小姐！叶果尔，吩咐套车！再见，我亲爱的[1]玛丽雅·谢敏诺芙娜！我很高兴……高兴得很。……”

小姐穿上外衣，走出去了。……在隔壁人家门口，开门的人告诉她说：他已经在七点半钟坐火车到莫斯科去了。

[1] 原文为法语。

窝囊

前几天，我把我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请到我书房里来。需要算一算账了。

“请坐，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我对她说，“我们来算一算账。您大概要用钱，可是您这么客气，自己不开口要。……好，我们来算吧。……以前我跟您说定每月三十卢布。……”

“四十。……”

“不，每月三十。……我已经记在本子上了。……我付给家庭女教师的薪水，素来是每月三十。……喏，您在我们这儿工作了两个月。……”

“两个月零五天。……”

“整整两个月。……我的本子上就是这么记的。那么，您该得六十卢布。……其中要扣掉九个星期日……要知道每到星期日，您并不给柯里亚讲课，光是玩……另外还有三个假日。……”

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脸红了，开始拉扯她衣服的皱边，可是……她一句话也没说！……

“三个假日。……因此，就要扣掉十二卢布。……柯里亚害过四天病，没有上课。……您光给瓦莉雅一个人讲课。……您牙痛过三天，我的妻子允许您午饭后不上课。……十二加七，是十九。减掉这个数目……还剩下……嗯……四十一卢布。对吗？”

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的左眼红起来，含满泪水。她的下巴开始颤抖。她烦躁地咳嗽起来，擤鼻子，可是，一句话也没说！……

“新年前，您打碎一个茶碗和一个茶碟。……扣掉两卢布。……其实茶碗贵重得多，是祖传下来的，不过……这也不跟您计较了！我咬一咬牙，算了！其次，小姐，由于您照管不周，柯里亚爬上树去，撕破了小上衣。……扣掉十卢布。……有个使女把瓦莉雅的皮鞋偷走了，也是因为您照管不周。样样事情您都应该照看好。您是拿了薪水的。那么，这就还要扣掉五个。……一月十日您在我这儿拿去十卢布。……”

“我没拿过！”尤丽雅·瓦西里耶芙娜小声说。

“可是我这个本子上记着嘛！”

“哦，算了……好吧。”

“四十一减掉二十七，还剩下十四卢布。……”

她两只眼睛都含满泪水了。……她那又长又好看的小鼻子上冒出汗珠。可怜的姑娘！

“我只拿过一回，”她用发抖的声调说，“我在您太太那儿拿过三卢布。……此外我没有拿过。……”

“是吗？您瞧瞧，我这本子上却没记下！十四减三，剩下十一。……喏，把您的钱拿去，最亲爱的！三个……三个，三个……一个和一个。……您收下吧，小姐！”

我就给她十一卢布。……她接过钱去，用发抖的小手指头把它塞进口袋里。

“谢谢[1]。”她小声说。

我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气愤极了。

“您干吗道谢？”我问。

“因为您给了钱。……”

“可是话说回来，我侵吞了您的钱，见鬼，我抢劫了您的钱！要知道，我是在克扣您！您干吗还道谢？”

“在别的地方，人家根本连一个钱也没给过我。……”

“没给过？这就难怪了！我呢，是跟您开玩笑，给您上了残酷的一课。……您那八十卢布我会统统给您的！喏，钱已经给您准备好，装在信封里了！可是，难道做人能这么软弱可欺？为什么您不提出抗议？为什么您不声不响？难道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不以牙还牙？难道做人能这么窝囊？”

她苦笑一下，她脸上的表情告诉我：“这是可能的！”

我为那残酷的一课请求她原谅，然后把八十卢布统统拿给她，这却使她大吃一惊。她胆怯地道过谢，走出去。……我瞧着她的背影，心里暗想：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强者可真是容易啊！

[1] 原文为法语。

萝卜

译自童话

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老奶奶。他们太太平平过着日子，生下个孩子叫谢尔日。谢尔日的耳朵很长，该生脑袋的地方却生了个萝卜。谢尔日长大了，个头老大老大的。……老爷爷揪住他的耳朵，揪啊揪的，可就是没法把他揪到上流人当中去。老爷爷就叫老奶奶。

老奶奶揪住老爷爷，老爷爷揪住萝卜，揪啊揪的，还是不能把他揪过去。老奶奶就叫舅妈，她是公爵夫人。

舅妈揪住老奶奶，老奶奶揪住老爷爷，老爷爷揪住萝卜，揪啊揪的，还是没法把他揪到上流人当中去。公爵夫人就叫教父，他是将军。

教父揪住舅妈，舅妈揪住老奶奶，老奶奶揪住老爷爷，老爷爷揪住萝卜，揪啊揪的，总也揪不过去。老爷爷忍不住了。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阔商人，他有好些一百卢布钞票。老爷爷就叫商人。

商人揪住教父，教父揪住舅妈，舅妈揪住老奶奶，老奶奶揪住老爷爷，老爷爷揪住萝卜，揪啊揪的，这才把萝卜脑袋揪到上流人当中去了。

谢尔日就做了五等文官。

胜利者的胜利

退休的十四等文官的故事

谢肉节[1]星期五那天，大家都动身到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柯祖林家里去吃油饼。您不认得柯祖林，对您来说，也许他无声无臭，不算什么，然而对我们这班没有飞黄腾达的人来说，他可就算得伟大、万能、绝顶聪明了。凡是身为他的所谓“垫脚石”的人，都动身到他家里去。我也跟着我爸爸一起去了。

先生，油饼好极了，简直没法给您形容，个个都松软酥脆，红彤彤的。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刚拿起这么一个油饼，在滚烫的牛油里蘸一蘸，吃下去，紧跟着另一个油饼就自个儿钻进你嘴里去了。至于酸奶酪啦，鲜鱼子啦，鲑鱼啦，碎干酪啦，那算是细节、点缀、陪衬。葡萄酒和白酒多得像是汪洋大海。大家吃完油饼以后，就喝鲟鱼汤，喝完汤又吃浇汁鹌鹑。大家吃得酒足饭饱，害得我爸爸悄悄解开肚子上的裤扣，可是又怕人发现这样放肆，就用餐巾把它盖上了。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是我们的上司，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因而有权把他坎肩和衬衫的纽扣都解开。饭后，大家没有离座，多承我们的上司恩准，纷纷点起雪茄烟，闲谈起来。我们洗耳恭听，他老人家阿历克塞·伊凡内奇侃侃而谈。话题大半带有幽默性质，合乎谢肉节的气氛。……上司不住地讲，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可笑的事没有，我只记得我爸爸老是戳我的腰，说：

“你笑啊！”

我就张大嘴，笑起来。有一回我甚至笑得尖叫起来，这就惹得大家注意我了。

“行，行！”爸爸小声说，“有你的！他在瞧你，也笑了。……这才好。真的，说不定他会给你个助理文书的位置呢！”

“嗯，是啊！”我们的上司柯祖林顺便说道，气喘吁吁，呼哧呼哧地吐气，“现在我们有油饼吃，有最新鲜的鱼子品尝，又有皮肤白净的老婆相亲相爱。而且我那些女儿也出落得一个个美人儿似的，慢说是你们这班小人物，就是公爵和伯爵见了也会看得出神，赞叹不止。还有住宅呢？嘻嘻嘻。……你们瞧瞧我这个住处！你们只要没有活到大限临头，就不要抱怨，不要发牢骚！样样事都会发生，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比方说，你现在无声无臭，什么也算不上，如同一粒沙子……一粒小葡萄干。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时机一到……你就交上好运了！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停一会儿，摇摇头，接着说：

“可是先前，先前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的上帝！我都不相信我的记性了。脚上没有皮靴，下身是一条破裤子，老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往往工作两个星期才挣一个卢布。而且这个卢布，人家也不是好好拿给你，不是的！人家把它揉成一团，往你脸上一摔：给你！人人都能欺压你，糟蹋你，劈头盖脸地打你。……人人都能弄得你难堪。……有一回我拿着呈文往里走，一看，门口坐着一条恶狗。我就向那条恶狗走过去，要握握它的爪子，握握它的爪子。我说：对不起，让我走过去。早晨好！那条恶狗却向我汪汪地叫。……看门人用胳膊肘戳我一下！我对他说：‘我没带零钱，伊凡·波达培奇！……对不起！’不过呢，给我受气最多，骂得我最厉害的，还是这条熏鲑鱼，这条……鳄鱼！喏，就是这个小人物，就是库里岑！”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指着坐在我爸爸旁边的一个矮小伛偻的小老头。小老头眨巴着疲乏的小眼睛，带着嫌恶的神情吸雪茄烟。他平素从不吸烟，然而如果上司请他吸雪茄烟，他却认为不便回绝。他看见向他指着的手指头，就心慌意乱，在椅子上不住扭动。

“多承这个小人物的情，我吃了不少苦！”柯祖林继续说，“要知道我头一次给人家做部下，就是在他手下。人家把我这个温顺、寒酸、渺小的人领到他跟前，把我安置在他后面的桌子那儿办公。他就开始折磨我。……不管他说什么话，都像一把尖刀。不管他怎样看你一眼，都像一颗子弹射进你的胸膛。现在他看上去像是小虫子，一副可怜相，可是从前是什么样子啊！是涅普顿[2]！暴风骤雨！他把我折磨得好久！我又为他抄写，又给他跑腿买包子，又修笔尖，又陪着他的老岳母到剧院里去看戏。我处处讨他的欢心。我学会了闻鼻烟！嗯，是啊。……都是为了他。……我心想：不行，我得经常随身带着鼻烟盒，以防他要用。库里岑，你记得吗？我母亲现在已经去世了，那时候，有一次老太太到他那儿去，求他准她儿子，也就是我，两天假，好让我到我舅母家去分遗产。他呢，狠狠地数落她，瞪大眼珠，哇哇地喊：‘你那儿子是懒汉，你那儿子是寄生虫。你干吗瞪着眼睛瞧我，蠢婆娘！……’他说，‘我要把他送到法院去！’老太太走回家里，就躺倒，吓出了病，差点没死掉。……”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拿出手绢擦眼睛，一口气喝下一大杯葡萄酒。

“他打算叫我娶他的女儿，可是当时我……幸好害热病，在医院里躺了半年。从前就是这个样子！从前人们就是这样生活啊！可是现在呢？嘿！现在我……我站在他上头了。……该他陪着我的岳母去看戏，该他给我鼻烟吸，喏，该他来吸雪茄烟了。嘻嘻嘻。……我给他的生活里撒了点胡椒……胡椒！库里岑！！”

“您有什么吩咐？”库里岑站起来，挺直身子，问道。

“你演一下悲剧！”

“是！”

库里岑挺直身子，皱起眉头，举起胳膊，做出一脸的怪相，用沙哑的、破锣样的声调唱道：

“你死吧，变心的女人！我要杀了你！”

我们捧腹大笑。

“库里岑！你把这块面包撒上胡椒，吃下去！”

已经吃饱的库里岑拿起一大块黑麦面包，撒上胡椒，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嚼着。

“人事是千变万化的，”柯祖林接着说，“你坐下，库里岑！等我们离开饭桌站起来，你再唱点别的。……那时候是你站在上头，现在却是我了。……是啊。……我的老太太就那样死了。……是啊。……”

柯祖林站起来，身子摇晃一下。……

“可是我一声也没响，因为我渺小，我寒酸。……那些磨人精。……野蛮人。……可是现在，我出头了。……嘻嘻嘻。……喂，你来表演一下！你！我说的是你，没留唇髭的！”

柯祖林伸出手指头往我爸爸这边一指。

“你绕着桌子跑，学公鸡叫！”

我爸爸微笑一下，愉快地涨红脸，踩着碎步绕着桌子跑起来。我跟在他后面跑。

“喔喔喔！”我们两个人叫着，跑得更快了。

我一边跑一边想：

“我会做上助理文书的！”

[1] 基督教节日，大斋前的一个星期。

[2] 罗马神话中的海神，能呼风唤雨，引起地震。

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

一个鼻子黑红色的人走到钟跟前，无精打采地把它敲响。乘客们本来平心静气，这时候却心神不定地跑动起来，忙忙碌碌。……有些装行李的手推车在月台上推过去，辘辘地响。火车车厢上边，人们大呼小喊，动手绷紧一根绳子[1]。火车头拉响汽笛，往车厢这边开过来。它同车厢挂上钩。不知什么地方，有个人在忙乱中把瓶子砸碎了。……这时候响起了告别声、大哭声和女人的说话声。……

二等客车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两个人在告别，哭泣。

“再见，我的美人儿！”年轻的男人说，吻着姑娘金发的小头。“再见！我心里难过得很！你要离开我整整一个星期呢！要知道，对充满热爱的心灵来说，这等于一万年！再……见。……你擦掉眼泪吧。……别哭了。……”

姑娘的眼睛里迸出泪水，一滴泪水落在青年男子的嘴唇上。

“再见，瓦莉雅！替我问大家好。……哦，是啊！顺便提一下。……要是你在那边见到穆拉科夫，就把这些……这些钱交给他。……别哭了，宝贝儿。……你把这二十五卢布交给他。……”

青年人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把它交给瓦莉雅。

“麻烦你交给他。……这是我欠他的。……哎呀，我心里多么难过啊！”

“你别哭了，彼佳。星期六我一定……回来。……可是你别忘了我。……”

金发的小头靠在彼佳的胸脯上。

“你？忘了你？这难道可能吗？”

第二遍钟声敲响。彼佳把瓦莉雅搂在怀里，开始眨巴眼睛，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像小男孩一样。瓦莉雅搂住他的脖子，哀叫着。他们走进车厢里。

“再见！亲爱的！美人儿！过一个星期再见！”

青年人最后一次吻过瓦莉雅，然后从车厢里走出去。他在车窗旁边站住，从口袋里拿出手绢来，预备过一会儿摇动它。……瓦莉雅用泪汪汪的眼睛盯住他的脸。……

“快上车吧！”乘务员命令道，“第三遍钟声就要响了！我请求你们！”

第三遍钟声响了。彼佳开始摇动手绢。可是，突然，他的脸拉长了。……他举起手拍着脑门子，像个疯子似的跑进车厢里去。

“瓦莉雅！”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给了你二十五卢布，托你转交穆拉科夫。……亲爱的。……你给我开一张收条！快一点！开收条，亲爱的！刚才我怎么会忘了呢？”

“来不及了，彼佳！哎呀！火车开了！”

火车开动了。青年人从火车上跳下去，伤心地哭起来，开始挥动手绢。

“你至少把收条从邮局寄来！”他对向他点头的金发小脑袋叫道。

“我这个人太傻！”他等到火车驶远，看不见了，暗自想道，“我给了钱却没有要收条！啊？多么疏忽，多么孩子气！”他叹一口气，“大概，她马上就要到下一站了。……我的小亲亲！”

[1] 这根绳子从最后面的列车长室通到最前面的火车头，在必要的时候，列车长拉动这根绳子，以指挥火车司机。

聪明的扫院人

打扫院子的仆人菲里普正站在厨房中央训话。听他讲话的有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两个女仆、一个厨师、一个厨娘和两个学厨的徒弟，也就是他亲生的儿子。每天早晨他都要宣讲一番，今天早晨他的讲话题目是教育。

“你们活在世上，都是些蠢如猪猡的人，”他说，两只手拿着帽子，帽子上钉着号牌，“你们老是坐在那儿不动，你们身上除了愚昧以外，一点文明[1]也看不见。米希卡老是下跳棋，玛特迈娜把胡桃咬得咔咔响，尼基佛尔龇着牙笑。难道这也算得上聪明才智？这不是才智而是愚蠢。你们连一点智力也没有！可这是什么缘故？”

“这话是实在的，菲里普·尼康德雷奇，”厨师说，“当然，我们能有什么才智呢？都是老百姓的头脑呗。我们哪能明白事理呢？”

“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智力？”扫院子的仆人继续说，“就因为你们这班人没有真正的观点。书呢，你们不读；《圣经》呢，对你们来说毫无意义。你们应该拿起书来，坐下，好好地读一读。大概你们都识字，印刷体总看得懂。比方说，你，米希卡，就应该拿起书来读一读。这对你有益，对别人也愉快。书里面宣传各种事物。你在书里既可以找到本质，又可以找到神灵，还可以找到世界各国。书里讲到什么东西是用什么做成的，不同的人怎样说各种语言。书里还有偶像崇拜。只要你有心，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书里找到。可是你们老是在炉子旁边坐着，吃啊喝的。简直像是畜生，愚不可及！呸！”

“您，尼康德雷奇，该去上班了。”厨娘说。

“我知道。用不着你来指点我。喏，比方就拿我来说。我的年纪已经这么老，我的任务是什么呢？用什么东西来满足我的灵魂呢？再也没有比书本或者报纸更好的东西了。我马上就要去上班。我要在大门口坐上三个钟头。你们当是我会在那儿闲坐着或者跟娘们儿闲聊吗？不，不，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要带着书去，坐在那儿，读个痛快之至。就是这么的。”

菲里普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破旧的小书，把它塞在怀里。

“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学问是光明，失学是黑暗’，这话你们大概听说过吧？这可是一点也不错的。……”

菲里普戴上帽子，嗽一嗽喉咙，嘴里叽叽咕咕，走出厨房门口。他走到大门外，在长凳上坐下，皱起眉头，脸上像是布满了乌云。

“他们算不得人，而是些猪一般的化学家。”他嘟哝道，心里仍然在想厨房里那伙人。

他定了定神，拿出那本小书来，庄重地叹口气，开始阅读。

“写得很不错，再好也没有了，”他读完头一页，摇头晃脑，心里暗想，“上帝给人增长才智了！”

那本小书挺好，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书名是《栽培块根植物。吾人是否需要蔓菁》。扫院子的仆人读完头两页，意味深长地摇一摇头，嗽一嗽喉咙。

“写得正确！”

菲里普读完第三页后，开始沉思。他打算思考教育问题，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打算思考一下法国人。他的脑袋耷拉到胸口上，胳膊肘倚在膝头上。他的眼睛眯细了。

菲里普做了个梦。他梦见一切都变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房屋还是那些房屋，大门依旧像从前那样，然而人却完全不同了。所有的人都极其聪明，一个傻瓜也没有，在街上走着的全是法国人，全是法国人。那儿有一个运水工人，可是连他也侃侃而谈：“我，老实说，对气候很不满意，颇想看一看寒暑表。”他两只手捧着一本大书。

“你该读一读日历。”菲里普对他说。

厨娘原是蠢笨的，可是连她也在文绉绉的谈话里插嘴，发表她的意见。菲里普到派出所去给房客报户口，可是说来奇怪，甚至在那个森严的地方，大家也都出口成章，桌子上到处都放着书本。后来有个人走到听差米希卡跟前，推着他嚷道：“你睡着了？我问你呐：你睡着了？”

“上班的时候睡着了，蠢货？”菲里普听见一个什么人雷鸣般的说话声，“你睡着了，混蛋，畜生？”

菲里普跳起来，揉了揉眼睛。他面前站着地段警官。

“啊？你睡着了？我要罚你的钱，滑头！我要叫你尝尝上班睡觉的苦头，丑八怪！”

过了两个钟头，扫院子的仆人被叫到警察段去。后来他又走进厨房里。在那儿，大家已经被他的教训所感动，在桌子四周坐着，听米希卡一字字地念一本什么书。

菲里普皱起眉头，红着脸，走到米希卡跟前，用无指手套拍着那本书，阴沉地说：

“不要念了！”

[1] 他为了掉文而常常不恰当地使用新名词，下文不再一一注出。

傻瓜

单身汉的故事

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搔搔后脑壳，闻闻鼻烟，继续说下去：

“他们灌了我两瓶白葡萄酒。我坐在那儿，喝着酒，感到人家在我的四周走来走去，露出狡猾的笑容，向我道喜。主人家的女儿坐在我身旁，我这个醉醺醺的傻瓜觉得自己在信口开河。我胡扯家庭生活，胡扯熨斗和坛坛罐罐。……我每说完一句话，就热烈地吻她一下。……呸！现在连回想一下都觉得恶心。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脑袋痛得要炸开，嘴里有一股猪圈里的味道，可是我感到而且体会到我不再是个下贱人，不再是个小人物，而是个真正的未婚夫，我的手指戴上戒指了！我就走到当时还在世的父亲那儿去，如此这般讲了一遍，而且说：‘亲爱的爸爸，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打算结婚。’我父亲，当然，笑了。……他不信。

“‘你何苦结婚呢，小娃娃？’他说，‘要知道你连二十岁都还没到！’

“那时候我也确实年轻。比冬天的头一场雪还年轻呢。……我长着一头金黄色的鬈发，胸膛里有一颗火热的心，我的肚子可不是现在这样像个球似的，我的腰身细得像女人一样呢。

“‘你再多活几年，到那时候结婚也不迟。’父亲说。

“我执意不听。……当然，我要由着性子干，我让父母宠坏了。我打定了主意。

“‘那么你想跟谁结婚呢？’父亲问道。

“‘跟玛丽雅·克雷特金娜。……’

“父亲吓一大跳。

“‘居然跟那个滑头结婚！你简直疯了！要知道她父亲是个骗子，欠了一身债。……他们是在愚弄你！他们要引你上钩！你这傻瓜！’

“确实，我当时是个傻瓜。糊涂透了。……往往，我一敲我的脑袋，就连隔壁房间里都听得见。响极了[1]！三十岁以前我连一句聪明话都没说过。可是做傻瓜，你们知道，那可永远要倒霉的。我就是这样。……我经常碰到倒霉的事儿：一会儿遇上这一桩，一会儿又遇上另一桩。……这也是活该，谁叫你做傻瓜呢。……一会儿我挨一顿打，一会儿从家里和饭馆里给赶出来。……我在中学校被开除过七次。……这会儿我又要结婚了。……是啊。……父亲就骂我，朝我嚷，差点没动手打我，可我就是打定了主意。

“‘我要结婚，我铁了心！这跟别人什么相干？既然我有我的思辨能力，那就任什么样的父亲也阻挡不住我！我已经不小了！’

“我母亲当时还在世，跑来了。她不相信她的耳朵，顿时昏倒在地。……我坚持我的主张。我心想：既然我打算成家，我能不结婚吗？要知道，我认为，玛丽雅是美人儿。……她算不得美人，可我还是觉得她是美人。……我巴不得有那样的感觉，因为那种傻念头已经嵌在我脑子里出不去了。……其实她背有点驼，眼睛有点斜，身体又瘦。……再者，她又是蠢丫头。……一句话，她是个活宝。克雷特金家的人看出同我攀亲有利可图。他们是穷光蛋，可是我有家业。我父亲有很大的家业。我父亲就去对我的上司说：

“‘老人家，大人！您不要容许我家里那条毒蛇结这门亲事！求您发发上帝的慈悲吧！这孩子要完蛋了！’

“说来也是我不幸，我那个上司有点新派思想。当时，自由主义风气刚在盛行，那种新派脑筋很流行。……

“‘我不能干涉我部下的私生活，’他说，‘我劝您也不要侵犯您儿子的自由。’

“‘可是话说回来，他是个傻瓜呀，大人！’

“我的上司举起拳头，捶在桌子上！

“‘不管他是什么人，先生，他都有权利按他的心愿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是自由人，先生！你们这些野蛮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理解生活？！去打发您的儿子来见我！’

“父亲就来叫我。我扣好衣服上所有的纽扣，去了。

“‘您有什么吩咐？’

“‘听我说，年轻人！您的父母拦阻您按您的心意办事。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残酷而卑鄙。请您相信，年轻人，正派人的同情永远在您那边。如果您在恋爱，那么您的心指引您到哪儿去，您就到哪儿去。要是您的父母出于愚昧而拦阻您，您就来告诉我。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我……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为了表示他有最纯正的新派思想，他又补充说：

“‘我要去参加您的婚礼。我甚至可以代您父亲做主婚人。明天我就去看一看您的未婚妻。’

“我鞠躬，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出房外。我父亲还站在那儿，差点哭出来，我却背地里对他做了个侮辱的手势。

“第二天他去看我的未婚妻。他挺喜欢她。

“‘她生得瘦，’他说，‘不过她那张脸倒招人喜欢呢。她脸上流露出一种善良的神情，’他说，‘她十分优雅。您真幸福啊，年轻人！’

“过了三天，他带着礼物去看我的未婚妻。

“‘您收下我这个老人的礼物吧，’他说，‘我祝您幸福。’

“他甚至流泪了。……第五天我们举行订婚仪式。在订婚仪式上他喝甜酒，还喝了两大杯香槟。真是好心肠！

“‘你的女人真不错！’他说，‘她生得挺瘦，斜着眼睛看人，不过她身上有点法国女人的味道！一团火似的！’

“举行婚礼前三天，我到未婚妻家里去。我还带去了一束花呢，你们要知道。……

“‘玛丽雅在哪儿？’

“‘不在家。……’

“‘她上哪儿去了？’

“我未来的岳父不声不响，抿着嘴笑。我的岳母也坐在那儿，喝着加糖的咖啡（以前她素来是啃着糖块喝茶的）。

“‘可是她究竟在哪儿？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你算是哪一号审判官？你从哪儿来的，还是回到哪儿去！你干脆打退堂鼓吧。’

“我仔细一瞧，才看出我岳父灌饱了酒。他醉了，这个坏蛋。……

“‘吹了！’他说，得意地笑着，‘你另找新娘子吧。玛丽雅……攀上高枝了！嘻嘻嘻。她找她的恩人去了！’

“‘找谁？’

“‘就是找那个人。……找你那个大肚子的大人去了。……嘻嘻嘻。……你本来就不该带他来！’

“我叫了一声哎呀！”

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很响地擤一下鼻子，微微一笑，补充说：

“我叫了一声哎呀，从此以后我就变得聪明点了。……”

[1] 意谓他的脑袋是空的，所以傻。

难于命名的故事

那是一个假日的中午。我们一共二十个人，围着大饭桌坐着，在享受生活。我们的醉眼盯住上等的鱼子、鲜龙虾、美味的鲑鱼以及从桌子这头几乎一直排到那头的许许多多酒瓶。我们的肚子里发热，或者，用阿拉伯人的话来说，太阳升上来了。我们吃了又吃。我们谈的话都带自由主义味道。……我们谈到……读者诸君，我能指望你们不张扬出去吗？我们谈的不是草莓，也不是马……都不是！我们在解决问题呢。我们谈农民，谈乡村警察，谈卢布……（您可不要出卖我们呀，亲爱的！）有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来，读一首诗，他在诗里幽默地主张向市民们征收眼睛观看税：凡是用两个眼睛看东西的，该纳十卢布的税，用一个眼睛的纳五卢布的税，瞎子就一个钱也不用出了。留包斯恰查耶夫（费多尔·安德烈伊奇）平素是个温顺恭敬的人，这一次也随大流了。他说：“我们的大人，伊凡·普罗霍雷奇，是个傻大个子……傻大个子！”我们每说完一句，就高喊一声：“让他死掉吧！”[1]我们把茶房引诱得离开正路，硬逼他们为兄弟情谊[2]干杯。……我们的祝酒词锋芒毕露，尖酸刻薄，极富于煽动性！比方，我提议为……我可以指望您不张扬出去吗？……为自然科学的繁荣干杯。

等到香槟酒送上来，我们就请十二等文官奥恰加耶夫，我们的勒南[3]和斯宾诺莎[4]，发表演说。他略微推让一下，答应下来，回过头去看一眼门口，说：

“诸位同事！我们之间，不分官大官小，彼此一样！比方说，我是十二等文官，然而我丝毫不打算对在座的十四等文官抖威风，摆架子，同时我也希望在座的七等文官和九等文官不致把我看得一文不值。不过，请允许我……嗯……不，请允许我……你们看一看你们的四周吧！我们看见了什么啊？”

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四周，瞧见些奴才嘴脸带着恭敬的笑容。

“我们，”演说家回过头去看一眼房门口，继续说，“我们看见的只有艰辛和苦难。……到处都是明偷暗抢、贪污盗窃、巧取豪夺、私下贿赂。……昏天黑地的酗酒。……人们每走一步都受压制呀。……眼泪何其多！受苦的人何其多啊！我们怜悯他们，为……为他们痛哭……”演说家开始流泪，“我们来痛哭，而且干杯吧，为……”

这时候房门吱呀一响。原来有人走进来了。我们回过头去一看，瞧见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头顶秃了一大块，嘴角上带着自觉高高在上的笑容。这个人我们可是熟悉得很的！他走进来，站住，想听完祝酒词。

“……我们来痛哭，而且干杯吧，”演说家提高喉咙，继续说，“为我们的上司、保护人、恩人伊凡·普罗霍雷奇·哈尔恰达耶夫的健康干杯！乌拉！”

“乌拉！”二十条喉咙齐声大叫。香槟酒变成带点甜味的细流，灌进所有那二十条喉咙里去。……

小老头走到桌子跟前来，向我们亲切地点头。看来，他非常高兴。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勒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

[4]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哥哥

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窗子跟前，沉思地望着泥泞的马路。她身后站着一个青年男子，穿着文官制服。他揪着唇髭，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要清醒一下，妹妹！现在时机还不算迟！你就听从我的话吧！你得拒绝那个大肚子的食品店老板，拒绝那个俄罗斯佬[1]！你得朝那个肥头大耳的该死的家伙啐口唾沫！叫他不得好死！哎，你就听从我的话吧！”

“我办不到，哥哥！我答应过他了。”

“我求求你！你要爱惜我们家的名声！你是个高贵的、有身份的贵族，受过教育，可是要知道他是个卖克瓦斯[2]的，乡巴佬，大老粗！大老粗！你得明白这一点，糊涂姑娘！他卖臭烘烘的克瓦斯和又烂又臭的青鱼！要知道他是个骗钱的家伙！你昨天刚答应过他，可是他今天早晨就故意少找我们厨娘五戈比！他吸穷人的血哟！还有，你的情分到哪儿去了？啊？我的天啊，上帝！啊？你听我说，你不是爱上我们衙门里的米希卡·特烈赫沃斯托夫，对他有了情吗！他也爱你啊。……”

他妹妹顿时涨红了脸。她的下巴开始颤抖，眼睛里含满泪水。看得出来，她哥哥碰着她最敏感的“痛处”了。

“你既毁了你自己，也毁了米希卡。……小伙子灌起酒来了！唉，妹妹呀，妹妹！你迷上大老粗的钱财，迷上耳环和镯子了。你是贪图钱财才嫁给那个害人精……嫁给那种混账东西的。……你这是嫁给一个无知无识的粗人。……他连好好签个名都不会！‘米特利·涅古拉耶夫’。‘涅’[3]……你听见了吗？……‘涅古拉耶夫’。……畜生！他那么老，为人粗鲁，笨头笨脑。……哎，你就听从我的话吧！”

哥哥的嗓音颤抖一下，沙哑了。哥哥咳嗽几声，揉眼睛。就连他的下巴也开始跳动了。

“我答应过他了，哥哥。……再者，我也已经厌恶我们的穷苦日子了。……”

“事已至此，我就干脆说穿了吧！我本来不想在你眼里把自己抹黑，不过现在我索性说穿了吧。……我宁可名誉扫地，也不愿看见亲妹妹自寻死路。……你听我说，卡嘉，关于你那个食品店老板，我知道一件秘密的事。要是你知道这个秘密，马上就会跟他一刀两断。……这个秘密是这样。……你知道我有一次是在什么样的下流地方[4]遇见他的？你知道吗？啊？”

“在什么地方呢？”

哥哥张开嘴，准备回答，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打岔。一个小伙子走进房间里来，身上穿着农民式的长外衣，脚上套着泥泞的皮靴，怀里抱着一个大蒲包。他在胸前画个十字，在房门旁边站住。

“米特利·捷连契奇问您好，”他对哥哥说，“还吩咐我祝您星期日过得好。……喏，这包东西要面交您本人，老爷。”

哥哥皱起眉头，接过蒲包来，往蒲包里看一眼，鄙夷地笑笑。

“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多半是些没用处的东西吧。……嗯。……有一大块糖。……”

哥哥从蒲包里拿出一大块糖来，揭开纸罩，用手指头弹一下糖块。

“嗯。……这是哪家厂子的糖？博布林斯基厂的？可不是嘛。……还有，这是茶叶吧？有股难闻的味道。……还有些沙丁鱼呢。……还有生发油，莫名其妙。……这些葡萄干粘了不少灰尘。……他这是想讨好，献殷勤哟。……不行啊，亲爱的朋友！我可不吃这一套！而且，他把菊苣咖啡塞给我干什么？我才不喝咖啡呢。喝咖啡有害。……这影响神经。……好，你走吧！替我问候他！”

小伙子走出去。妹妹赶紧跑到哥哥跟前，抓住他的手。……哥哥那些话对她起了强烈的作用。他只要再说一句……食品店老板就在劫难逃了！

“那你就说出来！说呀！你在哪儿见过他？”

“我没在哪儿见过他。我那是说着玩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哥哥说，又伸出手指头去敲敲糖块。

[1] 旧俄时代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

[2] 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麦面包制成的清凉饮料。

[3] 应是“尼”。

[4] 指妓院之类的地方。

审讯中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最近某城地方法院开庭审案的时候。

被告席上坐着的，是本城小市民西多尔·谢尔美佐夫，一个年纪三十上下的汉子，生着茨冈人的灵活善变的脸和有点狡猾的小眼睛。他被控犯撬锁盗窃罪、诈骗罪和用别人的身份证报户口罪。最后一项违法行为，由于冒用他人爵衔而变得更加复杂。提起公诉的是副检察官。这种副检察官到处都有，不可胜数。凡是能够使得检察官扬名天下和俸禄丰厚的特征和特殊品质，他一概不具备。他庸庸碌碌，跟他那类人一样。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吐字不清，常常擤鼻子。

然而担任辩护的却是一个极有声望和极其著名的律师。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律师。他那些精彩的发言常常被人引用，人们提起他的姓名无不露出景仰钦佩的神情。……

他神通广大，往往使得形势不妙的案子以主人公无罪释放和旁听人纷纷鼓掌而告终。由于这些案子，他的姓名才传播四方，犹如电闪雷鸣，惊天动地。

等到副检察官终于证明谢尔美佐夫有罪，不应从宽发落，等到他解释和说服一番，最后说“我讲完了”，辩护人就站起来了。大家顿时竖起耳朵。房间里一片肃静。律师开口发言，于是……本城旁听人士的神经紧张起来了！他挺直黝黑的脖子，偏着头，着眼睛，举起一只手，于是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甜汁灌进那些紧张的耳朵里。他的舌头拨弄他们的神经，就像弹奏三弦琴一样。……他刚开头说了两三句话，旁听席上就有人大叫一声，有个脸色苍白的太太给人搀出法庭外面去。过了三分钟，庭长不得不把手伸到铃那边去，摇了三次。红鼻子的民事执行吏在椅子上不住扭动身子，带着威胁的神情盯住那些听得入迷的旁听人。所有的瞳孔都放大，所有的脸都由于殷切地等待下一句话而发白，那些脸都拉长了。……而且他们心里都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呀？！

“我们都是人，诸位陪审员先生，那我们就要用人对人的态度来审判！”辩护人讲过许多话后，接着说，“这个人在出庭受审，站在你们面前以前，遭到过六个月羁押。一连六个月，他的妻子失去她热爱的丈夫，他的子女想到亲爹不在身边就痛哭流涕，泪眼从没干过！啊，要是你们看一下他那些子女就好了！他们在挨饿，因为没有人养活他们。他们在哭，因为他们非常不幸。……你们看一看他们吧！他们向你们伸出小手，要求你们把父亲还给他们！他们不在此地，可是你们想象得出他们的光景，”他停顿一下，“羁押。……嗯。……他被迫同盗贼和杀人犯关在一起。……他不得不如此！”又停顿一下，“你们只要想象一下他遭到羁押，远离他的妻子儿女，他在精神上何等痛苦，那就足以……可是说这些话有什么用？！”

旁听席上响起呜咽声。……一个胸前佩着大胸针的少女哭起来。紧跟着，她身旁一个小老太婆也抽抽搭搭起来。

辩护人讲下去，滔滔不绝。……他略去事实不谈，尽量在心理学上下功夫。

“了解他的灵魂，无异于了解一个特殊的、单独的、充满种种活动的世界。我研究过这个世界。……我研究这个世界的时候，老实说，我还是头一次研究人。我这才理解了人。……他灵魂的每个活动，都说明我荣幸地在我这个当事人身上见到了一个理想的人。……”

法警不再带着威胁的神情盯住人们，却伸手到口袋里去取手绢。又有两个太太被人送出法庭门外去了。庭长不再去碰铃，却戴上眼镜，免得外人发现他的右眼里涌上了泪水。大家都伸手掏自己的手绢。副检察官，这块石头，这块冰，这个最麻木不仁的人，心神不定地在圈椅上扭动身子，涨红脸，低下眼睛瞧着桌子底下。……他的泪水隔着眼镜闪闪发光。

“我本来应该拒绝对这个案子提起公诉！”他暗自想道，“不料现在竟遭到这么大的惨败！啊？”

“你们看他的眼睛！”辩护人继续说（他的下巴在颤抖，他的声音在颤抖，他的眼睛说明他的灵魂在痛苦），“难道这对温顺、柔和的眼睛能够看着犯罪而无动于衷？啊，不会！它们，这对眼睛，在哭泣啊！这两块卡尔梅克人的颧骨里隐藏着敏感的神经！这粗犷、丑陋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断然不会犯罪的心！而你们这些人，居然胆敢说他有罪？！”

这时候连被告本人也支持不住。现在连他也哭起来了。他开始眨巴眼睛，哭泣，不安地转动身子。……

“我有罪啊！”他打断辩护人的话，开口讲道，“我有罪！我招供我的罪！我偷过东西，行过骗！我这个人罪该万死！我拿过箱子里的钱，我吩咐过姨妹把我偷来的皮大衣窝藏起来。……我后悔啊！这一切罪行我都犯了！”

被告就把作案的经过统统讲出来。他被定了罪。

谜一般的性格

头等车厢的单间包房。

一个俊俏的小女人在蒙着深红色丝绒的长沙发上半躺半坐着。她手里使劲攥紧一把贵重的毛边扇子，扇得沙沙地响。她那夹鼻眼镜不时从好看的小鼻子上掉下来。她的胸针在胸口起伏不定，犹如波涛中的帆船。她心情激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坐着一个省政府的特任官。他是新进的青年作家，在本省报纸上发表些取材于上流社会生活而又篇幅不大的小说，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中篇小说”[1]。……他瞧着她的脸，带着行家的神情仔细端详她。他在观察、研究、揣摸这个离奇的和谜样的性格，他在领会它，了解它。……她的灵魂、她的全部心理，他已经了若指掌。

“啊，我了解您！”特任官说，吻一下她手上靠近镯子的地方。“您那敏锐善感的灵魂，正在迷宫里寻找出路。……是的！这场斗争又可怕又艰巨，不过……您别灰心！您会成为胜利者的！是的！”

“您描写我吧，沃尔杰玛尔！”小女人说，忧郁地微笑，“我的生活那么丰富，那么错综复杂，那么五光十色。……不过主要的是我身世不幸！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受苦受难的女人。……您把我的灵魂写出来，让全世界看一看，沃尔杰玛尔，让大家都来看一看这个可怜的灵魂吧！您是心理学家。我们在这个包房里坐着谈话还没满一个钟头，您就已经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我了！”

“您讲吧！我求求您，您讲吧！”

“您听着。我生在穷苦的文官家庭里。我父亲是个善良的人，头脑聪明，不过……时代和环境的风气啊……您明白[2]，我也不怪我那可怜的父亲。他喝酒，打牌……受贿。……还有我的母亲。……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无非是贫穷，为一小块面包而挣扎，自己觉得自己渺不足道。……唉，您不要逼着我去回忆！总之，我得为自己打开一条路。……可是我只受过贵族女子中学那种不健全的教育，读过愚蠢的长篇小说，犯过青年人常犯的错误，有过胆怯的初恋。……同环境斗争吗？可怕呀！还有彷徨！那些使得我对生活和对自己都失去信心的痛苦！……唉！您是作家，您了解我们女人。您明白这些。……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开阔。……我期望幸福，而且是什么样的幸福！我渴望做自由人！对了！做自由人，我认为就是我的幸福！”

“美妙的性格！”作家喃喃地说，吻她手上靠近镯子的地方。“我吻的不是您，好女人，而是人类的痛苦！您记得拉斯科尔尼科夫[3]吗？他就是这样吻的。”

“啊，沃尔杰玛尔！我要赫赫的声名……要轰轰烈烈，要荣华富贵，就像每个（何必假装谦虚呢？）不平凡的性格那样。我渴望一种不平凡的……不是女人所想望的东西！可是后来……后来……我在生活道路上碰到一个阔绰的老将军。……您要了解我，沃尔杰玛尔！要知道这是自我牺牲，这是放弃个人利益，您要了解我！我不能不那样做。我总算使得家里人富裕了，我能出外旅行，干点善事了。……可是我多么痛苦，我觉得将军的拥抱多么难受，多么卑贱庸俗啊。不过呢，也应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他当初是勇敢地作过战的。那种日子……那种日子可真难熬！可是有一种想法攫住了我的心：反正老头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要死掉，那我就可以要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把我自己献给我所爱的人，那就幸福了。……而且那样的人我是有的，沃尔杰玛尔！上帝看得见，确实有！”

小女人用力摇扇子。她脸上现出要哭的神情。

“后来老头子死了。……他给我留下一点财产，我自由得像鸟一样。现在我总算可以幸福地生活了。……不是这样吗，沃尔杰玛尔？幸福来敲我的窗子。只要推开窗子就可以把它放进来了，可是……不！沃尔杰玛尔，您听我说，我求求您！现在我总算可以把我自己献给我所爱的人，做他的伴侣和助手，为他的理想奋斗，生活幸福……可以有个归宿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是多么庸俗、恶劣、愚蠢！一切事情是多么卑鄙，沃尔杰玛尔！我真是不幸，不幸，不幸呀！我的道路上又出现一个障碍！我又感到我的幸福遥远，遥远了！唉，我多么痛苦，要是您知道就好了！多么痛苦啊！”

“不过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东西拦住您的去路呢？我求求您，您说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又是一个阔绰的老头子。……”

那把断裂的扇子盖住她俊俏的小脸。作家伸出拳头支住他那苦苦思索的脑袋，不住叹气，带着精通心理学的行家气派开始沉思。这时候火车头鸣响汽笛，嘘嘘地放气，车窗上的帘子给西下的夕阳照红了。……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2] 原文为法语。

[3]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

耍花招的人

黄昏时分，有两个朋友散步，正经地交谈。他们在涅瓦大街上走动。太阳正在西下，可是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些人家的烟囱仍然蒙着一层金黄色，教堂上的十字架闪闪发光。……在微寒的空气里，已经有春意了。……

“春天就要来了！”一个朋友对另一个说，极力挽住他的胳膊。“这种春天害死人！到处都是污泥，疾病流行，开支也多起来。……你得租下消夏别墅才成，还有这样那样的花销。……你，巴威尔·伊凡内奇，是外省人，这一套不懂。……你想不通。在你们外省，就像有一次某个作家所形容的那样，全然是一派无忧无虑的景象。……既没有苦恼，也没有悲哀。你们吃饭啦，喝酒啦，睡觉啦，什么问题都没有。……这可跟我们不一样。……现在天暖，只有点薄冰了……看见了吗？不过呢，你们也不是没有烦恼。……到春天，你们也有你们的悲哀。嘻嘻嘻。现在，你们这些外省人身上的血沸腾起来……你们的情欲勃然发作了。我们这些京城里的人都是石头人，冰人，我们心里没有火焰，我们不知情欲为何物。你们呢，是火山，是维苏威[1]！轰！轰！火山冒烟了！嘻嘻嘻。……哎哟，简直把人烧坏了！那么你得承认，巴威尔·伊凡内奇，你的血沸腾了吧？”

“我的血没有理由沸腾……”巴威尔·伊凡内奇阴郁地回答说。

“得了吧，算了，少说这些！你是单身汉，又不是老年人，那你的血怎么会不沸腾呢？既是它要沸腾，就让它去沸腾好了！……你也用不着怕难为情。……这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你只不过是装成这样罢了！”他停顿一下，“不久以前，老兄，我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姑娘啊！你见了会张开嘴巴闭不拢呢！你见到她，就会吧嗒嘴唇一百次！那是一团火！那苗条的身材！我敢凭人格担保。……你要我给你介绍吗？她是波兰女人。……叫索齐雅。……你要我带你上她那儿去吗？”

“哦。……对不起，谢敏·彼得罗维奇，我要对你说一句：贵族不该做这种事！不该做！！这是娘们儿做的事，酒馆里的事，不是你该做的事，不是贵族该做的事！”

“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从何说起？”谢敏·彼得罗维奇胆怯地问道。

“可耻啊，老兄！你去世的父亲原是我们当地的首席贵族，你母亲也是大家敬重的。……可耻！我在你家里做客已经一个月，发现你有个特点。……你一见到熟人，你一遇到随便什么人，总是提出建议，要给他找姑娘。……时而向这个人提出，时而向那个人提出。……你一开口，就没有别的话。……专门给人拉皮条。你居然还是个成了家的体面人呢，而且不久就要升到四等文官，被人尊称为‘大人’了。……可耻啊，丢脸！……我在你这儿住一个月，这已经是你第十次向我提出这种建议了。……拉皮条的！……”

谢敏·彼得罗维奇发窘了，不住扭动身子，倒好像他正摸人家的口袋要偷钱，却给人当场抓获似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他支吾道，“我这不过是随便说说的。……嘻嘻嘻……你这个人啊。……”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大约二十步路。

“我是不幸的人！”谢敏·彼得罗维奇突然哀叫起来，满脸通红，眨巴着小眼睛，“我真是不幸！你说我是拉皮条的，这话说得对！说得对！不瞒你说，我一向就是这样，将来直到进棺材那天也还会是这种人！我干这种事，将来一定会入地狱，遭火焚！”

谢敏·彼得罗维奇绝望地摇一下右手，举起左手来擦眼睛。他的礼帽滑到后脑勺上，套鞋在人行道上蹭得更响。他的鼻尖充血，发红了。……

“我这种行径真是可恶！我会不得好死！我会完蛋的！老兄，我知道我的恶习，我心里明白，可是我拿我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话说回来，我把女性硬塞给所有人究竟所为何来？不得已啊，老兄！真的，不得已！我嫉妒心重，像狗一样！我把你看作朋友，对你实说了吧。……嫉妒心支配了我！你知道，我娶了个年轻的女人，娶了个美人儿。……人人都对她献殷勤，也就是说，或许谁也不想勾引她，只是我在疑神疑鬼罢了。对瞎眼的母鸡来说，你知道，一切东西都成了麦粒。我每走一步都担心。……前几天，你吃过饭后，握了握她的手，如此而已，可我就疑神疑鬼……恨不能拿刀子捅穿你才好。……我对什么人都怕！好，我就不得不耍花招。只要发现有个什么人开始在她身旁转来转去，我就马上带着个姑娘坐车回家来，对他说：你要不要这个姑娘？这是调虎离山计，军事上的花招哟。……我是傻瓜！我都在干些什么呀！可耻，丢脸！我每天都跑到涅瓦大街来，给朋友们物色这种骚娘们儿。……就是这些下流女人！我在她们身上花过多少钱啊，但愿你知道才好！有些朋友了解我这个弱点，就索性钻空子。……他们拿我的钱去找乐子，混蛋。……哎呀！”

谢敏·彼得罗维奇尖叫一声，脸色煞白。一辆四轮马车沿着涅瓦大街驶来，经过两个朋友面前。马车上坐着个年轻的小女人，小女人对面坐着个男人。

“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妻子坐车来了。喏，这怎么能不叫人生出嫉妒心呢？啊？要知道，他已经是第三次跟她一块儿坐车兜风了！这当中可不会没有文章！不会没有文章，这个滑头！你看见他盯着她瞧的那副模样吗？再见。……我要跑过去。……那么你不要索齐雅？不要？你不要！再见。……那我就把她……索齐雅介绍给他。……”

谢敏·彼得罗维奇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头上，用手杖敲着地面，跑过去，极力不让那辆马车走出他的视线。

“他的父亲做过首席贵族啊，”巴威尔·伊凡内奇叹道，“他的母亲也为大家敬重。……他又门第显赫，是世袭贵族。……唉唉！如今的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1]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活火山。

谈天

一伙男女坐在柔软的圈椅上，吃着水果，因为闲着没事做而痛骂医生。他们断定：如果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医生存在，那倒好，至少人们就不会这样常常生病，死掉了。

“不过，诸位先生，有的时候……不过……”最后，一个矮小娇弱的金发女人吃着梨，涨红脸，开口讲道，“医生们有的时候倒也有用呢。……不能否认医生们在某些情况下，在家庭生活里，是有用处的。你们可以设想，一个做妻子的……我的丈夫不在这儿吧？”

金发女人向谈天的人们扫了一眼，肯定丈夫不在客厅里，才接着说下去：

“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做妻子的，由于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吧，不愿意他，姑且这么说吧……冒冒失失地来亲近她。……你们可以设想，一句话，她不能……爱她的丈夫了，因为……一句话，她把自己献给另一个……她所爱的人了。那么，试问，她该怎么办？她就到医生那儿去，要求他……找出理由来。……医生就到丈夫那儿去，对他说，如果……一句话，你们明白我的意思。皮谢姆斯基[1]的小说里甚至就有过这类事。……一个医生到丈夫那儿去，用他妻子的健康的名义，嘱咐他放弃他们夫妇之间的责任。……您明白[2]？”

“我对医生先生们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坐在一旁的老文官说，“他们都是极其可爱的人，而且我能向你们担保，又是极其聪明的人！要是仔细想一想，他们还是我们的恩人呢。……你们自己来评断吧，太太们。……方才您，太太，讲到夫妇间的责任，现在我来跟您谈谈我们的责任。要知道，我们也喜欢安宁，心里渴望一切都好。我自己的职务我自会尽力去干，可是，假定说，如果大人，您要求我干职务以外的事，那就免开尊口。我们的安宁在我们也是宝贵的。……你们认识我们的将军吗？他是个大好人！宽宏大量！一举一动可以说亲热得很！他不欺压你，伸出手来跟你握手，问你的家庭情况。……他是上司，可是对你总是平等相待。……开个小玩笑啦，说说各式各样的俏皮话啦，谈点奇闻趣事啦。……一句话，简而言之，他就像是我们的父亲。可是，这个伟大的人一年总有三次发生变化。一下子就变了！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求上帝保佑别出这种事才好！你们要知道，他喜欢搞点改革。……这是他的爱好，或者，用社会主义者的话来说，是他的思想。一旦他开始搞改革（这种事他一年总有三次），那你可别走到他跟前去！他活像只老虎，或者狮子！他总是涨红脸，满头大汗，浑身发抖，口口声声说他手下没有人。那种时候，我们都脸色苍白……吓得要死。他硬叫我们办公到深夜，我们就写啊，跑啊，翻档案啊，查公文啊……求上帝保佑别出这种事才好，就连那些恶毒的鞑靼人，我都不希望他们会碰到这种事。就是到难忍难熬的地狱里去也比这强。可是前几天他哭了，说是谁也不了解他，他手下没有真正的助手。……他哭了一场！难道我们眼见上司痛哭，心里会愉快？”

小老头停住嘴，扭过脸去，免得外人看见泪水在他眼睛里闪亮。

“可是这跟医生有什么关系呢？”金发女人问。

“有关系的，太太。……您等一下。……于是，每逢我们发现这种转变开始来了，就立刻去找医生，说：‘伊凡·玛特威伊奇，好朋友！恩人，亲爹啊，你救救我们！我们的希望全在你身上了。请你发发上帝的慈悲，打发他到国外去吧！我们都没法活了。……’是啊。……那位医生是个非常好的小老头。……当然，他自己就做过人家的部下，甜酸苦辣都尝到过。他就去找我们的上司，给他检查身体。……他说，您的肝脏不大对头啊。……您的肝脏出了点毛病，大人。……他说，您该到国外去，到有矿泉的地方去疗养。……喏，医生用肝脏吓唬他。那一个呢，当然，是多疑的人，害怕生病。……他马上就出国，那些改革也就全吹了！瞧瞧！”

“是啊，假定说，你是陪审员……”一个商人开口说，“那你能去找谁呢，如果……”

商人讲完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太太讲起来，不久以前她的儿子差点被征去服兵役。

大家纷纷称赞医生。他们说，缺了医生无论如何也不行，又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那就可怕了。于是他们最后断定：要是没有医生，人们就会更常常生病，死亡了。

[1] 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他的有些作品暴露地主贵族生活的空虚和腐化。

[2] 原文为法语。

正人君子

在拉兹别伊夏火车站上，有一大群人在站长先生的房间里聚会。这儿有站长、段长、仓库主任、机车库主任等等，有已经退休的，也有没退休的，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在铁路专用制服当中，夹着些花花绿绿的女性时装[1]，另外还可以见到孩子们的小脸。……那伙人喝茶、打牌、弹奏乐器、谈天消遣。他们讲起这条或者那条铁路线上偶尔发生的事故。他们讲很多话，要全部写下来是不可能的。单是乌库西洛夫先生一个人就讲了两个钟头。……看您怎么个写法！我要照例写得简短些。

“有三辆车厢散了架！”乌库西洛夫先生结束他的两小时发言，说道，“死了两个人，伤了五个人。至于其余的死伤，那可就没必要去管它了，也就是说，不在正式统计数字之内了。……嘻嘻嘻。……单是搬运工人就有六名受伤。……我就把他们叫来。……‘要是说出去，我就要你们的好看！……谁也不准说！对谁也不准说！你就说是你自己弄伤的！’有两个兵，我给每人一张三卢布钞票，算是慰劳：你们闭住嘴，不许张扬出去！警告的话我说过很多，可还是出岔子了。他们把我撤了职，还威胁说要把我送交法院。他们说，你只顾睡觉，电报也没打。……原来做站长的连睡觉也不行。……那些人没良心。……我这个有妻儿老小的人就因为一点小事丢了差事。当时有辆车厢装着新鲜的虾，是运输处长从自己庄园上运来的，可是在混乱中全弄丢了。处长本来巴望那天傍晚吃一顿法国式炸虾呢。他从小娇生惯养。……要不是那些该死的虾，法院就不会派人到我的火车站来调查，我也就不会丢掉差事了。……”

“您到现在还没找到差事吗？”一个邻村的教士的女儿问（她到火车站来是想“凭熟人的面子”，请求让妈妈免费坐火车到她姨母那儿去）。

“哪儿的话！过了一个星期，虽然我还在听候法院审讯，却已经到另一条铁路上去工作了。……”

“那么……我也来讲一次事故吧，”加尔楚诺夫先生给自己斟上白酒，开口讲道，“你们，当然，认识伊凡·米海雷奇，他跑车，做列车长。我跟你们说，他是个滑头！其实他是个极正直和极高尚的人，不过从某一点来看，他又是坏蛋、无赖。……换句话说，他不是坏蛋，为人还可以……从某一点来看，还是天才，是鹰呢。……有一回他跑车，到席沃杰烈沃去。……他跑一列货车。人家不许他跑客车，因为他一见着女人就控制不住，就会犯病。他上车了。……这时候站台上站着些割草人，大约有三十名。那是农忙季节，你们要知道，夏天。……

“‘你们到哪儿去，割草的？’他问，‘我来把你们送到下一站去，’他说，‘你们坐这趟货车好了。每个人我只收十戈比……’他说。

“不消说，这在那些人是划算的，对他们来说正中下怀。伊凡·米海雷奇就收下他们每人十戈比，把所有那些人都安置在他的工作车厢里。割草人就坐着火车走了。……他们高兴得唱起歌来。真有意思！那时候我也在车上，我是要赶到伊里亚·彼得罗维奇家去，喏，去参加他们的洗礼仪式。……他们的奥列琪卡正要受洗。……

“‘伊凡·米海雷奇，’我说，‘为什么您把他们弄上车来？要知道，车站上会有验票员！’

“‘真的？’

“‘要是我说假话，就叫我当场死掉。……’

“伊凡·米海雷奇沉思起来。……当然，他不愿意出丑。其实干这种事，你们知道，没什么关系，大家都带无票乘客，这种事大家心里一清二楚，不过呢，你们知道，总还是有点不大好。……再者，验票员也各不相同。……有的时候你就会碰上一个莫名其妙的魔鬼，闹得你都不想活了。……真有这样的人！他们多半出于忌恨就把你告到上头去，再不然就是打算在上司面前表功。……

“‘火车已经开动，没法叫它停住了，’伊凡·米海雷奇说，‘这些魔鬼我不得不带着走。……这可怎么办？’

“再加上我们迎面遇到一列火车，工作车厢上挂着三盏灯。他们，那些列车长，有这样的暗号：比方说，要是工作车厢上挂三盏灯，或者挂两面旗子，或者挂另外一种暗中约定的什么东西，那意思就是说车站上有验票员。我的话证实了。伊凡·米海雷奇想啊想的，想出了主意。真有意思！他推开车门，揪住割草的先生们的衣领，不管火车正在行驶，使劲一推：去你的！跳下去！割草人就往下跳。……嘻嘻嘻。……他们像一捆捆麦子似的滚下去。

“‘跳！’他嚷道，‘尽管往下跳，你不会出事的！跳啊，没出息的东西！魔鬼，恶魔！’

“我们在一旁瞧着，笑得要死。……所有的人都跳下去了。只有一个人摔断腿，其余的都平安无事。他们的十戈比银币算是白花了。……嘻嘻嘻。……过了一个星期，不知怎么，人家知道了这场乱子，从什么地方把摔断腿的割草人抓来了。……有人把这件事告上去，见鬼。……这都是出于人的嫉妒心哟。……他们给割草人五卢布，把伊凡·米海雷奇撤职了。……嘻嘻。……”

“那么他到现在都没找到差事？”

“我听说他到歌剧团去了。他有一副好嗓子，是男中音。往常他坐上火车，就灌酒，然后扯开嗓门唱起来。连走兽都会倾听，飞禽都会流泪呢！不用说，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1] 原文为法语。

柳树

有谁坐车走过Б城和T城之间那条驿路吗？

凡是走过那儿的人，当然都记得安德烈耶夫磨坊，孤零零地坐落在柯齐亚甫卡小河的岸上。磨坊很小，只有两盘磨。……它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早已废弃不用，无怪乎活像个矮小伛偻的老太婆，破衣烂衫，随时都可能倒下。这个小老太婆要不是靠在一棵粗大的老柳树上，早就倒下了。柳树却粗得很，两个人都抱不过来。它那发亮的叶子垂到房顶上、河坝上，较低的枝条沉浸在河水里，耷拉到地面上。柳树也已经苍老，弯腰曲背。它那伛偻的树干由于有一个又大又黑的树洞而变得很难看。您把一只手伸到树洞里去，您的手就会陷进乌黑的蜂蜜里而拔不出来。野蜂就会在您脑袋四周嗡嗡地叫，不住地蜇您。它多大年纪了？据它的朋友阿尔希普说，当初他在“法国”老爷家里当差，后来在一个“黑人”太太家里当差的时候，它就已经老了，而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柳树还支撑着另一个老态龙钟的人，也就是阿尔希普老汉。他在柳树的树根上坐着，从早到晚老是钓鱼。他苍老伛偻，就像柳树一样，他那牙齿脱落的嘴好似树洞。他白天钓鱼，晚上坐在树根上想心思。这两个，柳树老太婆和阿尔希普老汉，夜以继日地喁喁私语。……他俩在各自的一生中都阅历过很多事情。您就听他们讲一讲吧。……

大约三十年前，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恰好是柳树老太婆的生日那天，老汉在老地方坐下，一面观赏春色，一面钓鱼。四下里，像往常一样，静悄悄的。……只有两个老者喁喁私语，偶尔有一条浮游的鱼弄得水花四溅。老汉只顾钓鱼，等着中午到来。到中午，他就要开始烧鱼汤了。临到柳树的阴影开始离开对岸，中午就到了。另外，阿尔希普也可以根据驿马的铃声辨别时间。T城的邮车恰恰在中午经过那条河坝。

这个星期日，铃声也传到阿尔希普的耳朵里来。他放下钓竿，开始观看河坝。有一辆三套马的马车翻过岗子，跑下山坡，缓缓地往河坝这边驶来。邮务员睡熟了。三套马的马车走到河坝上，却不知什么缘故停住了。阿尔希普已经很久没有惊讶过，然而这一次却大吃一惊。这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马车夫往四下里看一眼，不安地扭动身子，揭掉邮车驿员脸上的手绢，抡起一把短锤。邮车驿员没动。他那淡黄色头发的脑袋就裂开一条口子，现出血红的污斑。马车夫从车上跳下来，又抡起短锤打下去。过了一分钟，阿尔希普听见他附近响起脚步声，原来马车夫走下岸坡，照直往他这边走来。……他那张晒黑的脸变得苍白，眼睛呆呆地不知在望着什么地方。他周身瑟瑟发抖，跑到柳树跟前来，没有瞧见阿尔希普，把一个邮袋塞进树洞里。然后他跑上坡去，跳上车，而且使得阿尔希普觉得奇怪的是，他朝自己的太阳穴砸了一锤，弄得自己满脸是血，然后扬鞭打马。

“救命啊！打死人了！”他叫起来。

回声接应着他的喊叫声，阿尔希普久久地听着“救命啊”的回声。

大约过了六天，法院来人，到磨坊这儿来调查。他们画下磨坊和河坝的平面图，不知什么缘故还测量一下河水的深度。然后他们在柳树底下吃完饭，走掉了。他们调查的时候，阿尔希普始终坐在磨坊的水车旁边，瑟瑟发抖，看袋子里的东西。他在那里面看见许多信封，信封上都打着五个火漆印[1]。他日夜瞧着火漆印，想心思。柳树老太婆白天一声不响，到夜里就哭。“傻瓜！”阿尔希普听着她的哭声，心里暗想。过了一个星期，阿尔希普就提着袋子进城去了。

“这儿的衙门在哪儿？”他走进城里，问道。

有人对他指点一座黄色大楼，门口有岗亭，涂着黑白两色的条纹。他走进门去，在大厅里看见一个老爷，衣服上钉着亮纽扣。老爷吸着烟斗，正为一件什么事骂看守人。阿尔希普走到他跟前，浑身发抖，把柳树老太婆遭到的事讲一遍。文官接过袋子来，解开袋口的细带，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我去一去就来！”他说着，跑进衙门里去。在那儿，文官们把他团团围住。……他们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低声讲话。……过了十分钟，文官拿着袋子回来，交给阿尔希普，说：

“你走错了地方，老汉。你该到下街去，在那儿人家会指点你。这儿是财政局，我亲爱的！你该到警察局去。”

阿尔希普接过袋子，走出去。

“袋子变轻了！”他暗想，“里面的东西少了一半！”

在下街，人们对他指点另一所黄色的房子，门前有两个岗亭。阿尔希普走进门去。这儿没有大厅，楼梯旁边就是办公室。老汉走到一张桌子跟前，对那些文书讲了讲袋子的事。那些人把他手里的袋子夺过去，对他哇哇地嚷一通，然后打发人去找长官，于是来了一个胖子，留着很长的唇髭。他简短地盘问几句，就接过袋子，拿着它走进另一个房间，把门关紧。

“可是钱在哪儿？”过了一分钟，那个房间里响起说话声。“袋子是空的！不过，你们对老头子说，他可以走了。要不然就扣留他！把他带到伊凡·玛尔科维奇那儿去！可是，不必了，让他走！”

阿尔希普鞠躬，走出去。过了一天，鲫鱼和鲑鱼又看见他的白胡子了。……

时令到深秋了。老汉坐着钓鱼。他的脸色那么阴沉，就像枯黄的柳树一样：他不喜欢秋天。等到他看见马车夫在他身旁出现，他的脸色就越发阴沉了。马车夫却没瞧见他，走到柳树跟前，把一只手伸进树洞里。有些湿漉漉和懒洋洋的野蜂顺着他的袖子爬上来。他摸索一会儿，脸色发白，过了一个钟头在河边坐下来，呆呆地望着河水。

“袋子在哪儿？”他问阿尔希普。

阿尔希普起初不吭声，阴沉地躲开凶手，可是不久就怜悯他了。

“我把它拿到长官那儿去了！”他说，“不过你，傻小子，不用害怕。……我在那儿说，我是在柳树底下找着的。……”

马车夫跳起来，大叫一声，往阿尔希普身上扑过去。他打了很久。他使劲打他的老脸，把他推倒在地，用脚踹他。他把老人打一顿，却没离开他走掉，而是留在磨坊旁边，同阿尔希普一起生活了。

白天他睡觉，不说话，夜里在河坝上走来走去。邮车驿员的幽灵在河坝上漫游，他就同幽灵谈话。春天来了，马车夫仍然一言不发，走来走去。有一天晚上老汉走到他跟前。

“傻小子，你也逛荡够了！”他对马车夫说，斜起眼睛瞧着邮务员，“你走吧。”

邮车驿员也这样说。……柳树也这样嘟哝。……

“我办不到！”马车夫说，“我倒想走，可是我腿痛，心痛！”

老汉就搀着马车夫，把他带到城里。他领他来到下街，走进以前他交出袋子的衙门里。马车夫在“长官”面前跪下，认了罪。留着长唇髭的人吃了一惊。

“你干吗毁谤自己，傻瓜！”他说，“你喝醉了？你要我把你关进看守所里去吗？你们都疯了，混蛋！这反而把事情弄乱。……罪犯始终没有找到，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还要怎么样？滚出去！”

老汉说起袋子，留着长唇髭的人却哈哈大笑，文书们也纷纷感到惊讶。看来，他们的记性都差。……马车夫在下街没实现他赎罪的心愿。他们不得不回到柳树那儿去。……

马车夫为了不受良心谴责，只得跳进河水，在阿尔希普的浮子飘动的地方搅起一片水花。马车夫投河自尽了。现在，老汉和老太婆看见河坝上有两个幽灵了。……他们是不是经常跟这两个幽灵喁喁私语呢？

[1] 那些信封里装的是交邮汇寄的现款。

盗窃犯

时钟敲了十二下。费多尔·斯捷潘内奇穿上皮大衣，走到外面去。夜晚的潮湿立刻把他包围了。……潮湿的冷风刮过来，黑暗的天空落下蒙蒙细雨。费多尔·斯捷潘内奇跨过半坍的篱栅，沿着街道缓缓走去。街道挺宽，不下于广场，在欧洲的俄罗斯[1]，这样的街道是少有的。既没有路灯，也没有林荫道……这种奢华的设备连影踪都没有。

篱栅和墙壁旁边，有些市民的黑身影闪动，急急忙忙往教堂那边赶去。费多尔·斯捷潘内奇前边，有两个人影走动，脚下踩着泥浆，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其中一个，身材矮小，略微驼背，他认出那人就是本地医生，全县唯一的“受过教育的人”。老医生倒不嫌弃他，愿意同他来往，总是瞧着他，好意地叹气。这一回，老人戴着旧式的三角制帽，这使他的脑袋像是由两个鸭头合成，两个后脑壳粘在一起。他皮袄的后襟下面露出一把剑，摇摇晃晃。他身旁走着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也戴着三角制帽。

“基督复活了[2]，古利·伊凡内奇！”费多尔·斯捷潘内奇拦住医生说。

医生沉默地握一下他的手，掀开皮袄的一角，为的是向流放犯炫耀一下皮袄里挂在纽扣眼上摇摇晃晃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我，大夫，做完晨祷以后，打算到您家里去，”费多尔·斯捷潘内奇说，“请您务必允许我在您家里开斋[3]。……我求求您。……往常，在那边，逢到这个夜晚，我总是在家里开斋。那都成了往事了。……”

“这恐怕不方便吧……”医生为难地说，“您要知道，我有一家子人……有妻子。……虽然您那个……可是毕竟不大那个。……人们毕竟是抱着成见的！不过呢，我倒无所谓。……咳……我咳嗽起来了。……”

“可是巴拉巴耶夫呢？”费多尔·斯捷潘内奇说，撇着嘴，冷冷地一笑，“巴拉巴耶夫跟我一块儿受审，我们一块儿流放，可是他天天在您家里吃饭喝茶。他盗窃的钱比我还多呢，问题就在这儿了！……”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站住，把身子靠在潮湿的篱栅上，好让他们走过去。在他前边，远处闪烁着点点火光。那些火光时而暗下去，时而燃起来，正往同一个方向移动。

“这是举着十字架的教徒行列，”流放犯暗想，“这也跟我们那边一样。……”

火光那边传来钟声，发出男高音般的各式各样的声调，很快地变换音响，仿佛急于赶到什么地方去似的。

“这是我在此地过的头一个复活节，天气这么冷，”费多尔·斯捷潘内奇暗想，“而且……不是最后一个。糟透了！那边呢，现在恐怕……”

他就开始思索“那边”的情形。……那边，如今人们脚下踩着的不是泥泞的雪地，不是冰凉的水洼，而是嫩绿的青草。那边的风不像湿抹布那样抽打人的脸，却带来春天的气息。……那边天空乌黑，然而布满繁星，东方露出一长条白光。……那边没有这种泥污的篱栅，却有绿油油的篱笆和篱笆里的小屋，安着三扇窗子。窗子里是明亮暖和的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有张桌子，铺着白色桌布，上面放着复活节的甜面包、冷荤菜、白酒。……

“现在要是能喝点那边的白酒就好了！这儿的白酒糟得很，难于下咽。……”

第二天早晨，人们都酣畅舒服地睡觉，然后出门拜客，开怀畅饮。……他，不消说，还想起奥丽雅以及她那张猫一般的、动不动就泪汪汪的、漂亮的小脸。现在她多半睡熟了，然而没梦见他。那种女人是很快就会想开的。要不是奥丽雅，他就不会到这儿来。是她把他逼上了绝路啊，愚蠢的女人。她要钱用，要得厉害，死去活来地要，就像一切追求时髦的女人一样！她缺了钱就没法活，没法爱，没法痛苦。……

“可要是人家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呢？”他问她说，“你会跟我一块儿去吗？”

“那还用说！哪怕天涯海角我也去！”

他盗窃公款，被捉住，就到这个西伯利亚来了，可是奥丽雅，不消说，害怕了，没有来。现在，她那愚蠢的小脑袋埋在镶着花边的软枕头里，她的脚离着泥泞的雪地远得很呢。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到法庭上，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辩护人说俏皮话，她就笑。……就连打死她都嫌不解恨哟。……”

这些回忆害得费多尔·斯捷潘内奇筋疲力尽。他疲乏，身子酸痛，仿佛周身都在思索似的。他的腿发软，往下弯，没有力气走到教堂去参加亲切的晨祷。……他就扭转身去，回到家里，连皮大衣和靴子也没脱，倒在床上。

他床的上方挂着一个鸟笼。床和鸟笼都是房东的。鸟生得怪模怪样，嘴挺长，瘦瘦的，不知是什么鸟。它的翅膀剪短，头上的羽毛拔掉。它吃一种带馊味的东西，弄得满房间都臭烘烘的。鸟在笼子里不安地跳上跳下，鸟嘴啄响装水的铁皮盒，然后唱起来，声音时而像椋鸟，时而像黄鹂。……

“它吵得人没法睡觉！”费多尔·斯捷潘内奇暗想，“鬼东西。……”

他爬起来，用手摇笼子。鸟不出声了。流放犯就躺下来，让脚跟擦着床沿，把脚上的靴子脱下来。过了一分钟，鸟又活动起来。一小块带馊味的食物掉在他头上，粘在头发上。

“你不停嘴？不肯安静？那还没有把你收拾够！”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跳起来，一使劲，把笼子揪下来，往墙角一扔。鸟就不出声了。

可是过十分钟光景，流放犯觉得，鸟似乎从墙角跳出来，跳到房间中央，伸出嘴往黏土地里钻。……它的嘴像螺旋钻。……它钻个不停，嘴长得没有尽头。它开始扇动翅膀，流放犯觉得自己好像就躺在地上，翅膀拍打他的鬓角。……鸟嘴终于断了，一切都化为羽毛。……流放犯就沉入了睡乡。……

“你为什么把它活活地弄死，凶手？”到早晨他听见有人说话。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睁开眼睛，看见房东站在他面前，那老人是分裂派教徒，狂热地信教。房东的脸气得发抖，脸上淌满泪水。

“该死的，为什么你弄死我的小鸟？为什么你把我这只唱得好听的鸟弄死，恶魔？啊？你弄死了什么？你凭什么干这种事？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恶狗！你给我滚出去，永世也不要再踏进我的家门！你马上就走！马上！”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穿上皮大衣，走出门外，到了街上。这天早晨，天上灰蒙蒙，阴沉沉。……看着铅色的天空，谁也不会相信天空高处会有太阳放光。蒙蒙细雨仍然下个不停。……

“您好！[4]过节好，我亲爱的！[5]”流放犯走出大门外，听见有人招呼他说。

他的同乡巴拉巴耶夫坐在一辆相当新的敞篷马车上，经过大门口。同乡戴着高礼帽，打着伞。

“他在出门拜客呢！”费多尔·斯捷潘内奇暗想，“他，这个畜生，在这儿也过得挺体面。……他结交了不少朋友。……我真该多盗窃点钱才是！”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正往教堂那边走去，不料又听见说话声，这一回是女人的声音。有一辆四轮的驿车迎面向他驶来，车上装满皮箱。皮箱当中露出一个女人的小头。

“这是哪儿啊？……天呐，费多尔·斯捷潘内奇！是您吗？”小头尖声说道。

流放犯跑到四轮马车跟前，眼睛盯紧小头，认出来了，就抓住她的手。……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怎么回事？是来找我？！你想通了，奥丽雅？”

“巴拉巴耶夫住在这儿什么地方？”

“你找巴拉巴耶夫干什么？”

“他写信叫我来的。……你猜怎么着，他寄给我两千呢。……除此以外，我每月还会收到三百。此地有剧院吗？……”

流放犯为找住所，在城里遛来遛去，直走到天色很晚。雨下了一整天，太阳始终没有出来。

“莫非这些禽兽没有太阳也能活下去？”他暗想，两只脚蹚着雪水，“他们没有太阳也能快活，也能满意！不过呢，他们自有他们的口味。”

[1] 暗示他不是在欧俄，而是在西伯利亚。旧俄时代常把流放犯和苦役犯发配到此地。

[2] 复活节的祝词。

[3] 按照基督教教规，复活节前须持斋四十九天，谓之“大斋”，到复活节那天举行晨祷后才开斋。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一张纸

复活节杂记

会客室。墙角上有一张呢面牌桌。桌上放着一张灰白色公文纸、一个插着钢笔的墨水瓶、一个撒沙器[1]。虎视眈眈的看门人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油光光的脸上流露出贪财的神情，衣袋里响着受贿的成果。十点钟，一个小人物，或者用我们上司的话来说，“一个家伙”，从街上溜进前厅里来。这个家伙溜进来，踮起脚走到桌子跟前，伸出发抖的手，胆怯地拿起钢笔，在灰白色纸上描出他那不响亮的姓名。他描画很久，描得津津有味，仿佛练习书法似的。……他用钢笔稍稍蘸点墨水，略微蘸一点点，蘸那么五次，生怕墨水会滴下来。万一他弄出个墨点来，那可就……全完了！（有一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不过现在没有工夫细讲了。……）他不是匆匆签个名了事：那可断断使不得。……他写得一笔不苟。他练完书法以后，对他写字的艺术端详很久，找一找毛病，终于没有找出来，就擦掉额头上的汗。

“基督复活了！”他转过身来对看门人说。

染过色的唇髭和刚硬的唇髭互相接触三次[2]。……响起接吻的声音。刻耳柏洛斯[3]的衣袋里，随着悦耳的响声又添了新的“小收获”。头一个家伙走出去以后，第二个溜进来，随后来了第三个……照这样一直忙到下午一点钟。那张纸上上下下写满姓名。三点多钟，刻耳柏洛斯把它送到房间里去。一个小老头把它接过去，开始计算人数。

“他们都来过了。……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嘿！这儿，哎哎……我连一个熟悉的笔迹也没看见！就跟一个人写出来的一样！倒像是由哪个书法家写成的。必是他们雇了个书法家，他就一股脑儿替他们签了名！不用说，这可太妙了！他们连自己来拜节都觉得为难！唉唉！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呀？为什么他们就这么不尊敬我？”他停顿一下，“哎哎……玛克辛！你到庶务官家里去一趟吧，伙计。……”

十一点钟。有个年轻人，头上戴着制帽，帽徽钉在紧挨着帽檐的地方。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涨红了脸。……他顺着一道没有尽头的楼梯爬到五层楼上。他爬到那儿，就死命地拉门铃。一个年轻的女人来给他开门。

“你们的伊凡·卡皮统内奇在家吗？”年轻人问道，累得直喘。“哎！请您告诉他，要他赶快跑到大人家里去，再签一次名！那张纸给人偷掉了！哎……现在要换新纸，重新签名。……快点！！”

“这是谁偷的？谁要那张纸？”

“就是他的妖婆呗……那个……呸……他的女管家偷去的！她收集废纸，论斤卖出去。……她是个贪钱的娘们儿，但愿她不得好死！不过我另外还要跑八户人家呢。……再见！”

又一个会客室。……一张桌子和一张纸。有个看门人坐在墙角的凳子上，年纪老得不下于《祖国之子》[4]，身体瘦得像是细劈柴。……十一点钟，房间的门开了。一个光秃的头伸出来。

“怎么，还是一个人都没有来过，叶菲穆希卡？”那个人问。

“一个也没来，大人。……”

十二点多钟，那个头又伸出来。

“怎么，还是一个人都没有来过吗，叶菲穆希卡？”

“一个人影也没有，大人！”

“嗯。……真怪。……嗯。……”

到一点多钟仍然如此，两点多钟也还是那样。……三点多钟，从房间里探出来的却是全身，连胳膊带腿一齐露出来了。这个小老头走到小桌跟前，朝着空白的纸瞧很久。他脸上流露出大为悲伤的神情。

“嗯……这可是跟往年大不一样啊，叶菲穆希卡！”他说，叹着气，“是啊。……嗯。……这样看来，我的额头已经刻上不祥的字眼：‘你退休吧’！！！……涅克拉索夫似乎就写过这么一句诗。……为了不要让我的老太婆嘲笑我，我们就索性自己来替他们签名吧！……你拿起笔来。……”

[1] 它装着细沙，撒在刚写完的字上，使墨水干得快一点。

[2] 互吻三次是复活节的礼仪。

[3] 希腊神话中生有三头和蛇尾的恶狗，看守地狱大门。在此借喻看门人。

[4] 俄国历史、政治和文艺刊物，从1812年起开始在彼得堡出版（这篇小说发表于1883年）。

空话，空话，空话

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电报员格鲁兹杰夫躺在一张很大的长沙发上。他用拳头支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凝神瞧着一个身材娇小、头发棕色的姑娘，不住地叹气。

“卡嘉，是什么逼得你堕落到这一步的？你告诉我！”他叹口气，顺便说这么一句，“嘿，你冻得多么厉害啊！”

外面是三月间一个最恶劣的傍晚。路灯的昏光微微照亮泥泞稀烂的雪地。一切都潮湿，污浊，灰蒙蒙。……风胆怯地轻声歌唱，仿佛生怕人家不准它唱似的。空中响着践踏泥浆的脚步声。……大自然简直惹得人恶心！

“卡嘉，是什么逼得你堕落到这一步的？”格鲁兹杰夫又问一句。

卡嘉胆怯地看了看格鲁兹杰夫的眼睛。那对眼睛正直，热情，诚恳，至少她觉得如此。这些堕落的人总是喜欢凑到正直的眼睛跟前去，她们凑过去，扑过去，就像飞蛾见到火光一样。你不给她们饭吃都可以，只要稍稍热情地看她们几眼就行。卡嘉揪着桌布上的穗子，羞羞答答地对格鲁兹杰夫讲她可怜的身世。她的故事是极其平常而且卑贱的：他，诺言，欺骗，等等。

“他是个多么下流的人！”格鲁兹杰夫嘟哝一句，愤愤不平，“居然有这样的流氓，让他们见鬼去吧！他阔绰吗？”

“是的，阔绰。……”

“我早就料到了。……可是，话说回来，你们也太差劲。为什么你们这些女人就这么爱钱？！你们要钱干什么用呢？”

“他赌咒说他会保障我们一辈子衣食无虑，”卡嘉小声说，“难道这不好？我真就动心了。……我有个老母亲。”

“嗯。……你们这些不幸的人啊，不幸的人！这一切都是由于愚蠢，由于空虚。……你们这些女人全这么懦弱！……不幸，可怜。……你听我说，卡嘉！这不关我的事，我也不喜欢干预别人的事，可是你的脸色这么悲伤，弄得人没法不干预！卡嘉，为什么你不改过自新呢？你怎么不觉得可耻呢？话说回来，从一切迹象可以看出你还没有完全毁掉，走回头路还可能。……为什么你不竭力走正路呢？你能够做到的，卡嘉！你的脸这么好看，你的眼睛善良而忧郁。……你的笑容特别可爱。……”

格鲁兹杰夫拉住卡嘉的两只手，看着她的眼睛，一直看到她的灵魂深处，说了许多好话。他轻声讲着，他的男高音发颤，眼睛里含着泪水。……他滚烫的呼吸吹拂她的整个脸、脖子。……

“你能改正过来的，卡嘉！你还这么年轻。……试一试吧！”

“我已经试过，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一切又都恢复老样子了。……虽然我……是贵族，可是有一次我甚至去做女仆！我一心想改邪归正。宁可干最脏的活，也不干我们这种行当。我就到一个商人家里去做女仆。……我干了一个月，还行，可以干下去。……可是女主人吃男主人的醋，其实我根本就没理睬过他。她吃醋了，把我赶走，我就丢了饭碗，于是……我重操旧业……重操旧业了！”

卡嘉瞪大眼睛，脸色变白，忽然尖叫一声。隔壁房间里有人把个什么东西掉在地下：大概那个人吓了一跳。紧跟着，她那细微的、歇斯底里的哭声响起来，穿透旅馆里所有的薄隔墙。格鲁兹杰夫赶紧跑去倒水。过了十分钟，卡嘉躺在长沙发上，哭着说：

“我下流，恶劣！我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坏！我永远也不会改过自新，永远也不会改过自新，永远也做不成正派女人了！难道我能做到吗？庸俗的女人！现在你觉得羞耻，心里难过了？你这是活该，贱货！”

卡嘉说的话不多，比格鲁兹杰夫说得少，然而从她的话里却可以理解很多意思。她很想讲上一大篇忏悔词，那是每一个“诚实的放荡者”都十分熟悉的，然而临到话说出口，却除了在道德上自己打自己耳光以外，什么忏悔也没有做。她把自己的心全都搅乱了！

“我已经试过，可是无济于事！一点结果也没有！反正是死路一条！”她叹口气，结束她的话，理她的头发。

青年人看一下怀表。

“我不会有出息了！不过我要谢谢您。……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样亲切的话。只有您才像人对人那样对待我，虽然我是个不正派的坏女人。……”

卡嘉忽然停住口。她脑子里像电光似的闪过她以前在什么地方读过的一本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小说的男主人公把一个堕落的女人领到他家里，对她说了许许多多话，要把她引上正路，等到真把她引上正路了，就娶她做了妻子。……卡嘉开始沉思。莫非这个金发的格鲁兹杰夫就是那类长篇小说的男主人公？确实有点像。……甚至像得很呢。她就瞧着他的脸，心怦怦地跳。泪水无缘无故又从她眼睛里涌出来。

“好，算了，卡嘉，你想开点吧！”格鲁兹杰夫看看怀表，叹道，“要是你愿意，那么上帝保佑，你会改过自新的！”

哭泣的卡嘉慢腾腾地解开她皮袄的上边三个纽扣。在她的头脑里，那个长篇小说以及口若悬河的男主人公就此烟消云散了。……

风在通气小窗里绝望地尖叫，仿佛这是它生平第一次看见暴力有的时候能够做成一块供人糊口的面包。上边，天花板上面远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人在弹奏很糟的六弦琴，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庸俗的音乐！

冷荤菜

愉快的回忆

这是复活节前夕。离晨祷只差一个钟头了，我的朋友们来约我一块儿到教堂去。他们都穿着礼服，扎着白领结。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诸位先生！”我说，“你们来帮我摆饭桌吧。……我是单身汉，家里没有女人，所以……我需要朋友帮忙。普路穆包夫，我们把桌子搬出来！”

我的朋友们就都走到桌子跟前来。不出五分钟，我那张桌子上就出现一幅令人垂涎三尺的画面。火腿啦，腊肠啦，白酒啦，葡萄酒啦，乳猪冻啦。……我们摆好饭桌，就动手拿我们的礼帽：现在该走了！可是偏偏不行。……有人拉门铃了。……

“在家吗？”我们听见一个什么人的沙哑嗓音，“进来，伊里亚，不要害怕！”

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1]走进来。他身后胆怯地跟着个矮小而憔悴的人。两个人腋下都夹着皮包。……

“嘘……”我对朋友们说，“静一静！”

“我来介绍一下！”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指着憔悴的人说，“他是伊里亚·德罗比斯库洛夫[2]！前些日子他到我们衙门里来工作，成了我们的同事。……你不必怕难为情，伊里亚！现在也该习惯这些了！您猜怎么着，我们走啊走的，索性跑到您这儿来了。我心想：我们到这儿走一趟，把节款拿到手，免得明天再来打搅您。”

我就塞给他们一人一张蓝色钞票[3]。德罗比斯库洛夫发窘了。

“行啊，”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瞧一眼拳头里的东西，接着说，“那么您就要走了？不嫌早吗？让我们坐一分钟……歇歇气吧。你坐下，伊里亚，不要害怕！你得习惯这些！好多的冷荤菜，冷荤菜！啊？这么些冷荤菜！这火腿倒叫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眼巴巴地瞅着我的冷荤菜，对我们讲了个色情的故事。一刻钟过去了。我要把两个客人撵走，就打发我的仆人安德留希卡到街上去喊“救命”。安德留希卡走出去，喊了大约五分钟，可是我的客人们不动声色。……他们根本不理睬，好像“救命”不是他们分内的事似的。……

“还要等很久才能开斋呢！”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说，“现在开斋未免罪过，那么我们，伊里亚，那个……各人喝一杯酒算了。……怎么样，诸位先生，能让我们喝一杯吗？要知道白酒不算是荤食！啊？那就喝吧！”

这个主意倒合乎我的朋友们的口味。大家走到桌子跟前，斟上酒，喝下去。他们吃点咸青鱼[4]下酒，对那些荤菜光是看一眼。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称赞白酒，想弄明白它是哪家厂子的产品，就又喝一杯。伊里亚忸怩不安，可是也想弄明白。大家就又喝一杯，可是没尝出来。

“好酒！”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说，“我舅舅开过葡萄酒酿造厂。嘿，他呀，我的舅舅，有过一个所谓的……”

客人就对我们讲起他怎样同他舅舅的“姘妇”在消防队瞭望台上幽会。我的朋友们把他团团围住，要求他再讲点什么。……大家又喝一杯。德罗比斯库洛夫很灵巧地用袖口带过一小块腊肠来，把它放在一块新手绢里，擤着鼻子，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嘴里去了。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吃下一小块复活节的甜奶渣糕。

“我竟然忘了它是荤食！”他一面吃，一面说，“我得喝点酒把它送下去。……”

据说午夜教堂里敲过钟，召人去做晨祷，可是我们都没听见钟声。午夜我们正绕着桌子走来走去，问我们自己……另外该喝点什么酒才好。德罗比斯库洛夫坐在墙角上，忸怩不安地吃乳猪冻。普烈克拉斯诺甫库索夫用拳头捶着自己的皮包，说：

“您不喜欢我，不过我呢……倒喜欢您！我说句老实而高尚的话，我喜欢您！我是鹰，是狼，是鸢，是猛禽，可是我毕竟也有感情和头脑，因此我明白谁也不应该喜欢我。比方说，我刚才拿了节款。……我不是拿了吗？可是明天我来了，却说我没有拿。既然我干出这种事，难道人家还能喜欢我吗？”

德罗比斯库洛夫吃完乳猪冻，压住胆怯的心情，说：

“那么我呢？我这样的人，人家总还是能喜欢的。……我是受过教育的人。……要知道我现在干的不是我的本行。这不是我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才干我一点也没有。……我只不过是凑合着干罢了，为了混口饭吃[5]！我是……写诗的人呢。……嗯，是的。……我喝醉了酒，就用诗句写呈文。我也喜欢书报、杂志。报纸只有一点惹得我不喜欢，那就是太偏心。换了是我，那么不管谁是保守派，谁是自由派，我一视同仁。第一要紧的是不偏心！保守派胡闹，你就打他个嘴巴，自由派捣乱，你就给他个耳光！什么人都打！我的心愿就是出版一家报纸。嘻嘻。……那我就可以在编辑部里坐着，鼓起我的腮帮子，拆开投稿人的信封。信封里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呢。……嘻嘻嘻！……我拆开信封，把来稿读一遍，然后就……狠狠地揍他一下子，那些投稿人！难道这不很有趣吗？”

直到三点钟，两个客人才拿起各自的皮包走掉，到小饭铺里去找麻烦。我那些冷荤菜已经一扫而空，只剩下刀子、叉子和两把汤匙。至于其余的六把汤匙，却都不见了。……

[1] 这个姓可意译为“口味讲究”。

[2] 这个姓可意译为“请打我耳光吧”。

[3] 五卢布钞票。

[4] 在俄国，鱼不算荤菜。

[5] 原文为法语。

律师岳母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早晨，恰好是米谢尔·普塞烈夫同丽扎·玛穆尼娜举行婚礼一个月以后。米谢尔喝完早晨的咖啡，正东张西望找帽子，好出门去上班，不料他的岳母走进书房里来了。

“我要耽搁您五分钟光景，米谢尔，”她说，“您不要皱起眉头，我的朋友。……我知道做姑爷的都不喜欢跟岳母谈话，不过我们呢，似乎……相处得不错，米谢尔。我们不是姑爷和岳母，而是两个聪明人。……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不是这样吗？”

岳母和女婿在长沙发上坐下。

“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妈妈[1]？”

“您是聪明人，米谢尔，很聪明。我也……不愚蠢。……我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我早就打算跟您谈一谈，我的孩子[2]……请您看在……看在一切神圣的东西的分上，老实对我说：您要把我女儿怎么样？”

她的女婿睁大眼睛。

“您要知道，我同意。……您管自照您的意思办！那又何尝不可呢？学问是好东西，没有文学是不行的。……再者，这又是诗歌！我明白！如果女人受过教育，那是使人愉快的事。……我自己就受过教育，我明白。……可是，我的天使[3]，何必走极端呢？”

“这是从何说起？我完全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不明白您对我的丽扎的态度！您同她结了婚，可是难道她能算是您的妻子，您的朋友？她成了您的牺牲品！学问啦，书本啦，各种理论啦。……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不过，我的朋友，您不要忘了她是我的女儿！我不答应！她是我的亲骨肉啊！您在要她的命！自从你们举行婚礼那天起，还没过一个月，她就已经瘦得像细劈柴了！她成天价坐在这儿守着书本，读这些愚蠢的杂志！她总是抄写什么东西！难道这是女人的事？您不带她出去走走，您不让她好好地生活！您没有让她在社交场合露过面，跳过舞！这简直叫人没法相信！整个这段时期，她一次也没有参加过舞会！一次也没有！”

“她一次也没参加过舞会，是因为她自己不愿意去。您跟她自己谈一谈好了。……您就会弄清楚她对您那些舞会和跳舞抱着什么看法。不，我亲爱的！她厌恶您所鼓吹的游手好闲！如果她成天价坐着看书或者工作，那么请您相信，谁也没强迫她相信这样做对。……我就因为这一点才爱她的。……因此我荣幸地向您鞠躬，请您以后不要管我们的事。……要是丽扎有话要说，她自己会说的。……”

“您认为是这样？莫非您没看见她那么温顺，一言不发？爱情封住了她的嘴！要不是有我在，您就会骑在她脖子上了，先生！是啊！您是霸王，暴君！请您从今天起务必改变您的态度！”

“我不要听这些。……”

“您不要听？不听就是！不给面子也没关系！要不是为了丽扎，我才不找您谈话呢！我可怜她！她要求我跟您谈一谈！”

“哼，您这是说假话。……这是胡说，您得承认。……”

“胡说？那你就看看吧，粗人！”

他的岳母跳起来，猛然揪一下门把手。房门开了，米谢尔见到了他的丽扎。她站在门口，绞着手，哽咽着。她那俊俏的小脸上满是泪水。米谢尔赶紧跑到她跟前。……

“你听见了？那你就对她说吧！让她了解一下她的女儿吧！”

“妈妈……妈妈说的是实话，”丽扎哭着说，“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我痛苦。……”

“哦。……原来是这样！奇怪。……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不跟我说呢？”

“我……我……你会生气的。……”

“可是话说回来，你自己就经常发议论，反对游手好闲啊！你说你完全是由于我的信念才爱我，又说你厌恶你那个圈子里的生活！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你！结婚以前你就藐视而且憎恨那种无聊的生活！该怎样解释这种变化呢？”

“那时候我害怕你不跟我结婚。……亲爱的米谢尔！我们今天到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家里去参加定期接待日活动[4]吧！……”说着，丽扎就倒在米谢尔的怀里。

“得，这您就明白了吧！现在您该相信了吧？”他的岳母说着，得意扬扬地走出书房门外。……

“唉，傻瓜呀！”米谢尔哀叫道。

“谁是傻瓜？”丽扎问。

“犯错误的人呗！……”

[1] 原文为德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一个古典中学生[1]的遭遇

万尼亚·奥捷彼列夫动身去参加希腊语考试之前，吻遍所有的圣像。他肚子里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滚动不停，心口底下一阵阵发凉，心怦怦地跳，想到前途吉凶未卜害怕得心都缩紧了。今天他会得到什么结果呢？三分还是两分？他大约有六次跑到妈妈跟前去求她祝福，临走还求他姑母替他祷告。他到中学去的路上，给一个乞丐两戈比，指望着这两戈比能弥补他功课的荒疏，指望着上帝保佑，不致叫他碰上“四十”和“十八”[2]这类数词。

他从中学回来很迟，已经是四点多钟。他回到家里，不声不响地躺下。他那张瘦脸颜色苍白。他的眼睛发红，四周有黑圈。

“喂，怎么着？怎么样了？得了几分？”妈妈走到床跟前来，问道。

万尼亚开始眨巴眼睛，嘴往两边撇，哭起来。妈妈脸色变白，张大嘴，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她原在缝补一条小裤子，那条小裤子从她手里掉下地了。

“你哭什么？这么一说，你没考及格？”她问。

“我……我考砸了。……得两分。……”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有这个兆头，”妈妈讲起来，“唉，主啊！可是你怎么会没及格呢？为什么？是哪门功课？”

“是希腊语。……我，妈妈……老师问我phero[3]的将来式是什么，我……我应该说oisomai，却说了个opsomai。还有……还有……要是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是长音，这个字就没有重音，可是我……我心里一慌……忘记这个字里的alpha是长音，就冒冒失失给它加上重音了。后来，阿尔达克塞尔克索夫叫我举出无重音词的语气词。……我就背那个表，可是一不小心夹进一个代词去。……我记错了。……他就批了我两分。……我……我真不幸啊。……我用功了一夜。……整整这个星期，我都是一大早四点钟就起床。……”

“不对，不幸的不是你，而是我，可恶的孩子！我才让你害苦了！你把我累成了皮包骨，你这混世魔王，害人精，我的孽障！我为你，为这么个没出息的废物，花那么多钱，累弯了腰，受尽煎熬，可以说是活受罪，可是你哪儿放在心上呢？你是怎么念书的？”

“我……我真用功温课的。我一夜没睡。……您自己也看见的。……”

“我祷告过上帝，求他让我死掉，可是他又不叫我死，我这个罪人。……你呢，害人精！别人家的孩子都像个孩子，我只有你这么一根独苗儿，偏偏你一点也不知道好歹，一点出息也没有。打你一顿吗？我倒是想打，可是我哪有力气？圣母，我哪有力气啊？”

妈妈撩起短上衣的下摆蒙上脸，放声痛哭。万尼亚痛苦得不住扭动身子，把额头抵住墙。他的姑妈走进来了。

“得，你瞧瞧。……我早就有兆头了……”她一下子就猜到出了什么问题，脸色发白，两只手一拍，开口说道，“我一个上午心里发愁。……我心想：得，要出祸事了。……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捣蛋鬼，害人精！”妈妈说。

“可是你骂他干什么？”姑妈对妈妈发脾气说，烦躁地扯掉她头上的咖啡色头巾，“难道这能怪他？该怪你！你！是啊，你何必把他送到这个中学里去念书？你算哪门子贵族？你们想当贵族吗？啊啊。……可不是，没错儿，人家准会叫你们当上贵族呢！我早就说过，应该把他送去学做买卖才是……把他送到账房里去，像我的库齐亚那样。……瞧，库齐亚一年挣五百。五百是闹着玩的吗？如今你折磨自己不算，又拿那种学问折磨小孩子，该死的学问。他瘦棱棱的，老是咳嗽……你看看：他已经十三岁，可是他的模样倒像是十岁的孩子。”

“不，娜斯坚卡，不，亲爱的！他欠揍，害人精！得打他一顿才成，就是这样！哼哼……这个小滑头，邪教徒，害人精！”她抡起拳头来要打儿子，“应该揍你一顿才是，可是我又没有力气。早先他还小的时候，人家就常对我说：‘你得打他，你得打他。’我没听，我这个罪人。现在我就受苦了。你等着就是！我要揭你的皮！你等着。……”

妈妈举起湿漉漉的拳头吓唬他，然后哭着往房客的房间里走去。她的房客叶甫契希·库兹米奇·库波罗索夫靠桌子坐着，在读一本《跳舞自修课本》。叶甫契希·库兹米奇是个聪明人，受过教育。他说话瓮声瓮气，洗脸用肥皂，肥皂却有那么一股气味，弄得房子里的人一闻到就无不打喷嚏。他在斋期照旧吃荤，正物色受过教育的姑娘做妻子，因而人们认为他是最聪明的房客。他唱男高音。

“先生！”妈妈流着眼泪对他说，“求您行行好，把我的孩子打一顿。……请您费心吧！他没考及格，我那个愁死人的孩子！您再也不会相信，他考试没及格！我身子虚弱，没法惩治他。……您替我把他打一顿吧，求您行行好，帮帮我，叶甫契希·库兹米奇！您给我这有病的女人一点面子吧！”

库波罗索夫皱起眉头，瓮声瓮气地长叹一声。他沉吟一下，用手指头敲着桌面，然后又叹口气，往万尼亚那边走去。

“您，可以说，正在求学！”他开口说，“您在受教育，走上高升的道路，可恶的年轻人！您为什么这样？”

他说了很久，发表一大篇演说。他提到科学，提到光明和黑暗。

“嗯，是啊，年轻人！”

他讲完，从身上解下皮带来，拉住万尼亚的手。

“对待您不能不这样！”他说。

万尼亚乖乖地弯下腰，把头塞到对方的两个膝盖中间去。他那对竖起的粉红色大耳朵在滚着棕色镶条的新花呢裤子上蹭来蹭去。……

万尼亚一声也没吭。当天傍晚，家庭会议做出决定，打发他去学做买卖。

[1] 旧俄时代设有古典中学，主要的课程是学习古希腊语或古拉丁语。

[2] 在希腊语里，这两个数词都有很多的字母，不容易记住。

[3] 希腊语：（我）带着。

猫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醒过来，开始倾听。等到她弄明白这不是做梦，她的脸就变得惨白，黑色的大眼睛睁得越发大，燃起恐惧的光芒。……她吓得双手蒙上脸，用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开始叫醒她的丈夫。丈夫蜷着身子，正轻声打鼾，对着她的肩膀呼吸。

“阿辽沙，我的亲人。……你醒一醒！亲爱的！……哎呀……这真吓人！”

阿辽沙不再打鼾，把腿伸直。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拧一下他的腮帮子。他伸个懒腰，深深叹口气，醒过来。

“阿辽沙，我的亲人。……你醒一醒。有人在哭。……”

“谁哭？你胡想些什么？”

“你听。……听见没有？……有人在哼哼唧唧。……这一定是有人把小孩丢在我们家门口了。……哎呀，我听着受不了！”

阿辽沙略微欠起身子，开始听。敞开的窗口外面是一片灰蒙蒙的夜色。清风把丁香花的气味和椴树低微的飒飒声送到床跟前来，其中夹杂着奇怪的声音。……那究竟是什么声音，一时间却分辨不清：也不知是小孩的哭泣声，还是假装出来的诉苦声，还是狼嗥声……谁也闹不清楚！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声音来自窗下，而且不是出于一条喉咙，却有好几条喉咙。……其中有童高音，有女中音，有男高音。……

“这是猫，瓦莉雅[1]！”阿辽沙说，“你这个小傻瓜！”

“猫？不可能！那么，那些男低音是谁呢！”

“这是猪叫。要知道我们是住在消夏别墅里，你别忘记。……听见了吗？一点不错，就是猫。……得，你放心吧，上帝保佑，你好好地睡吧。”

瓦莉雅和阿辽沙躺下来，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凌晨，清凉的空气飘进窗口里来，微微带点寒意。这对夫妇蜷起身子，闭上眼睛。过了五分钟，阿辽沙翻转身，朝另一面躺着。

“吵得人没法睡，见鬼！……哇哇地叫个不停。……”

这当儿，猫群的歌唱却音量渐强[2]。歌手当中，看来，又添了新的歌手，新的力量，窗下轻微的沙沙声逐渐变成吵闹，吼叫，喧嚣。……像肉冻那么柔和的弱音[3]升到最强音[4]的程度，不久空中就充满种种可恶的响声。有些猫发出断断续续的歌声，有些唱出雄赳赳的颤音，仿佛有板有眼，又有八分音符，又有十六分音符似的，有些猫却把一个悠长而单调的歌声拖拖拉拉地唱个没完。……有一只猫大概年纪最老，热情最高，唱的声调有点不大自然，不像是猫的嗓音，时而唱男低音，时而换成男高音。

“呜呜……哇哇……嘎嘎……”

要不是其中夹杂着嘶嘶的叫声，那就谁也不能认为这是猫在歌唱。……瓦莉雅翻一个身，嘴里嘟嘟哝哝。……阿辽沙跳下床，对着空中破口大骂，关上窗子。然而，窗子并不厚实：它既能透过声音，又能透过亮光，还能透过电光呢。

“我得八点钟起床，坐车去上班，”阿辽沙骂道，“它们却哇哇地嚷，不让人睡觉，魔鬼。……至少，劳驾，你总该闭上嘴。娘们儿！在人家耳边絮絮叨叨地吵个没完！诉不完的苦！可是这能怪我吗？那些猫又不是我养的！”

“你把它们赶走吧！亲爱的！”

丈夫嘴里骂着，跳下床，走到窗子跟前。……天色快要破晓了。

阿辽沙看看天空，只瞧见一颗小星，就连那颗小星仿佛也蒙在雾里，朦朦胧胧。……椴树上的麻雀给开窗的响声惊醒，叽叽喳喳地抱怨起来。阿辽沙看下边的地上，瞧见十来只公猫。它们竖起尾巴，拱起背，嘶嘶地叫，围着一只漂亮的母猫轻柔地在草地上走动，唱歌，那只母猫坐在一只翻过来而底朝上的水盆上。谁也难于断定公猫的心里是什么东西占上风：究竟是对母猫的爱情呢，还是它们自己的尊严？它们来到此地究竟是为了求爱呢，还是只不过要表现一下它们的尊严？至于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却透露出最为刻骨的仇恨。……在篱栅外面，有一只大猪带着一群小猪拱那道栅栏，一心要钻进小花园里来。

“嘘嘘！”阿辽沙不住地嘘它们，“去！你们这些鬼东西！嘘！……呸！”

可是公猫理都不理他。只有母猫倒还往他这边看一下，然而也不过是瞟那么一眼，勉勉强强。它正感到幸福，顾不上阿辽沙……

“嘘……嘘……该死的！呸，叫魔鬼把你们统统抓去才好！瓦莉雅，你把水瓶拿过来！我们拿水来泼它们。这些鬼东西！”

瓦莉雅从床上跳下来，把悬壶洗手器[5]的水罐，而不是长颈玻璃瓶拿给他。阿辽沙胸脯贴在窗台上，拿着水罐往下倒。

“哎，先生，先生！”他听见头顶上方有人在说话，“哎呀，年轻人，年轻人！能这样办事吗，啊？唉唉……年轻人啊！！”

这以后就是叹气声。阿辽沙扬起脸来，看见两个肩膀，套一件印着大花的布睡衣，另外还看见又干又瘦的手指头。肩膀上竖起生着白发的小头，头上戴着圆锥形睡帽。几根手指头威胁地朝下指点着。……老人坐在窗前，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瞧着猫。他那对小眼睛闪着情欲的光芒，油亮油亮的，仿佛在看芭蕾舞似的。

阿辽沙张开嘴，脸色苍白，苦笑一下。……

“您在养神吗，大人？”他牛头不对马嘴地问一句。

“这不好啊，先生！您在违抗自然，年轻人！您是在破坏……呃呃……所谓的自然规律！不好啊！这关您什么事呢？它们岂不也是……呃呃……生物吗？依您看来是怎样呢？不是生物吗？您得明白才是！这种事我不赞成，先生！”

阿辽沙胆怯了，踮起脚往床跟前走去，乖乖地躺下。瓦莉雅蜷起身子挨着他，屏住呼吸。

“他是我们的上司……”阿辽沙小声说，“就是他。……他也没睡觉。他在欣赏那些猫呢。真糟糕！跟上司住在一起可不愉快。”

“年轻人啊！”过了一分钟，阿辽沙听见那个苍老的声音说，“您在哪儿？请您走过来！”

阿辽沙就走到窗前，扬起脸来看老人。

“您看见那只白猫吗？您觉得如何？那是我的猫！它那风度，风度啊！您走过来！……您看看它！咪咪。……瓦斯卡[6]！瓦斯卡，小调皮！这个小坏包的胡子多么好看！它是西伯利亚种，小调皮！从远方来的呢。……嘻嘻嘻。……那只母猫算是……逃不脱了！嘻嘻。我这只猫老是占上风。您马上就会信服我的话！它那风度，风度啊！”

阿辽沙说他很喜欢这只猫的毛色。小老头就开始叙述这只猫的生活方式和它的习惯，讲得入了神，一直讲到太阳升上来才罢休。他讲得十分详尽，不住地吧嗒嘴，舔他那些精瘦的手指头。……阿辽沙就此连一会儿觉也没睡成！

第二天夜里十二点多钟，猫又纵情歌唱，又吵醒瓦莉雅。阿辽沙却不敢把猫赶走了。其中有大人的猫，他上司的猫啊。阿辽沙和瓦莉雅就把猫的音乐会一直听到天亮。

[1] 瓦尔瓦拉的爱称。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3] 原文为意大利语。

[4] 原文为意大利语。

[5] 这个器具挂在墙上供洗手用，上边放一个高水罐，内贮清水，拨开下面的塞子，水徐徐流出，可以洗手。

[6] 猫的名字。

夜莺纪念演出[1]

乐评

我们在小河的岸上占好座位。我们前面是陡峭的棕色黏土岸坡，下面直通河边。我们背后是一片宽广的、黑压压的丛林。我们伏在地上，肚子压着柔软的嫩草，拳头支着脑袋，让我们的腿充分自由，爱伸到哪儿就伸到哪儿。我们已经脱掉身上的春大衣，然而无须为它们付二十个戈比的存衣费，因为我们周围，谢天谢地，并没有剧院的检票员。那丛林，那天空，那一直伸展到迢迢的远方去的旷野，都沉浸在月亮的光辉里。远处有个红色的灯火宁静地闪烁。空气安谧，清澈，芬芳。……一切都有利于纪念演出的演员。它剩下来要做的，无非是不要耗尽我们的耐性，快一点开场就行了。然而它很久都没有出场。……我们一面等它，一面按照节目单，先听别的表演者歌唱。

晚会由杜鹃的歌唱开始。它在树林里一个遥远的地方懒洋洋地咕咕叫，叫了十来次就停住嘴了。立刻，在我们头顶上方，有两只红脚隼飞过去，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随后有一只黄鹂，著名的和认真演唱的歌唱家，开始唱女低音。我们听得心旷神怡，要不是那些白嘴鸦飞回来过夜，我们还会听很久呢。……远处出现像乌云似的一大群白嘴鸦，向我们这边移过来，发出呱呱的叫声，落在丛林上。那片乌云很久都没有静下来。

白嘴鸦正聒噪，苇塘中那些住在公家宿舍里的青蛙也呱呱地叫起来。足有半个钟头之久，音乐会的广阔天地充满各式各样的歌声，不久合成了一个声音。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昏睡的鸫鸟叫起来。野鸡和苇莺就给它伴奏。随后休息时间到来，四下里一片肃静，偶尔有一只伏在观众席旁边草地里的蟋蟀唱起歌来，打破这种岑寂。在休息时间我们的耐性达到了顶峰：我们已经开始抱怨举行纪念演出的演员了。直到夜色降临大地，月亮游到天空正中，停在丛林上空，它才出台。它在新生的枫树林里出现，在黑刺李丛中飞来飞去，扭动尾巴，然后停下来不动了。它穿一件灰色上衣……一般说来，它是轻视观众的，总是照普通的麻雀装束同观众见面。（可耻，年轻人！不是观众为您存在，而是您为观众存在呀！）它默默地伫立三分钟光景，一动也不动。……可是后来，树梢簌簌地响起来，一阵清风刮过去，蟋蟀叫得越发欢了。在这个乐队伴奏下，举行纪念演出的演员才初试歌喉，唱起来。我不打算来描写这种歌唱，我只想说，等到那位艺术家微微扬起嘴，打起呼哨，弄得丛林里满是清脆急促的啼啭声，连乐队也兴奋得停止奏乐，屏息静听了。……它的歌喉既有力量，又充满欢乐。……然而，我无意于抢诗人的饭碗，让他们去描写吧。它唱着，四下里一片聚精会神的寂静。只有一次，猫头鹰异想天开，发出枭鸣，打算盖过那位艺术家的歌声，于是惹得树木愤愤地发出怨声，风嘘嘘响着喝倒彩。……

天空泛起鱼肚白，星光暗下去，歌唱家的声音就变得微弱而柔和些了，这时候伯爵地主家里的厨师却在丛林的边上出现。他弯下腰去，左手拉住帽子，悄悄地钻进丛林里。他右手拿着筐子。他在树木之间时隐时现，不久就消失在密林里。歌唱家又唱了一会儿，突然停住嘴。我们打算动身走掉了。

“就是它，小坏包！”我们听见有人说话，不久就看见了厨师。伯爵家的厨师走到我们跟前，快活地笑着，伸出一只拳头给我们看。纪念演出演员刚刚被他捉住，从他的拳头里伸出小脑袋和尾巴。……可怜的艺术家啊！求上帝不要让任何人遭到这样的搜捕才好！

“为什么您捉住它？”我们问厨师说。

“为的是把它装在笼子里！”

一只秧鸡迎着清晨哀声啼鸣，丛林失去歌唱家，开始飒飒地呼号。厨师把玫瑰花的情人[2]塞进筐子里，快活地往村子里跑去。我们也分头走散了。

[1] 指借某一演员生日等机会举行演出，使该演员多得收入的会演。

[2] 指夜莺。

飞岛

儒勒·凡尔纳[1]著

仿作

第一章 演说

“……我讲完了，诸位先生！”皇家地理学会青年会员约翰·龙德先生说着，筋疲力尽，往圈椅上一坐。会议厅里响起最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整个大厅都颤抖了。在座的先生们开始一个个走到约翰·龙德跟前，同他握手。有十七个先生为了表示惊讶而打坏了十七把椅子，使八位先生的八个长脖子脱了位，其中一位就是十万零九吨快艇混乱号的艇长。

“诸位先生！”大为感动的龙德先生说，“我认为我有最神圣的责任向你们道谢，因为你们用破天荒的耐性听完我这篇费时四十小时三十二分十四秒钟的演说！汤姆·贝卡司，”他转过身去对他的老仆人说，“你过五分钟叫醒我。我要睡一会儿，各位先生会原谅我斗胆在他们面前睡觉的！”

“是，老爷！”年老的汤姆·贝卡司说。

约翰·龙德就把头往后一仰，顿时睡着了。

约翰·龙德是苏格兰人。他没在任何地方受过教育，也从没学习过任何知识，然而他无所不知。他是那种得天独厚的幸运儿，单凭自己的智慧就能领悟一切美好伟大的事物。他的演说使听众欢欣鼓舞，他完全应当得到这种赞赏。他在四十小时当中提请那些先生审查一个伟大的方案，这个方案一旦实行，就会给英国争得巨大的荣誉，并且表明人类的智慧有时候能走多么远！《以庞大的螺旋钻打通月亮》就是龙德先生的演说的题目！

第二章 神秘的陌生人

龙德爵士连三分钟也没睡满。不知什么人的沉重的手按在他肩膀上，他醒来了。他面前站着一个先生，身高四十八俄寸半[2]，细得像根长枪，瘦得好比晒干的死蛇。他的头完全秃光。他穿一身黑衣服，鼻子上架着四副眼镜，胸前和背后各挂温度表一只。

“您跟着我走！”秃头先生用死气沉沉的声音说。

“到哪儿去？”

“您跟着我走吧，约翰·龙德！”

“要是我不去呢？”

“那我就只好抢在您前面把月球钻通！”

“既是这样，先生，鄙人遵命。”

“您的仆人跟着我们去！”

龙德先生、秃头先生和汤姆·贝卡司离开会议厅，三个人一齐在伦敦灯光明亮的街道上走着。他们走了很久。

“老爷，”贝卡司对龙德先生说，“要是我们的道路像这位先生的身体那么长，根据摩擦定律，我们的鞋底可就全完了！”

两个先生沉思不语，过十分钟才体会到贝卡司的话颇为俏皮，就大声笑起来。

“请问，先生，我在荣幸地同谁一起发笑？”龙德问秃头先生说。

“您荣幸地陪着一块儿走路、发笑、讲话的，是一切地理学会、考古学会、民族学会会员，古往今来各种学问的硕士，莫斯科演员小组成员，索斯安普敦市[3]母牛产科医生学校名誉督学，《魔鬼画报》[4]订户，未来的新西兰大学黄绿色魔法[5]及初级美食学教授，别济缅纳亚[6]天文台主任，名字是威廉·包尔凡纽斯。我领着您，先生，到……”

约翰·龙德和汤姆·贝卡司在他们久已闻名的伟人面前跪下，恭敬地低下头。……

“我领着您，先生，到距此地二十英里远的我那天文台去。先生！沉默使人增光。我在我的事业上需要一个同事，而我的事业的重要性您只有运用您头脑的两个半球体才能理解。我的选择落在您身上了。……您已经做过四十小时的演讲，恐怕不愿意再跟我谈任何事情，至于我，先生，我所喜爱的莫过于我的天体望远镜和持久的沉默。关于您仆人的舌头，我希望，先生，您下命令叫它别动。沉默万岁！！！我领着您去。……您没有反对的意思吧？”

“一点也没有，先生！我唯一惋惜的是，我们不是飞毛腿，我们脚下有费钱的鞋底。……”

“我给你们买新皮靴就是。”

“谢谢您，先生。”

读者当中有谁想进一步了解威廉·包尔凡纽斯先生，就请读一下他的精彩著作《洪水[7]之前有月亮吗？如有，那么它何以没有被淹没？》。除这本著作外，还可以读一下他去世前一年写成而且遭到查禁的小册子《将宇宙研碎，同时自己又不致灭亡的方法》。这些著作再好不过地表现了这个极其杰出的人物的人品。

他在那些著作里顺便描写他如何在澳洲的苇塘中生活过两年，以大虾、青苔、鳄鱼蛋果腹，两年当中一次也没见过火。他在苇塘里住着，发明过一种显微镜，很像我们的普通显微镜，还发现了“Riba”种鱼的背部脊椎骨[8]。他从那次长久而有益的旅行归来后，就在距伦敦若干英里远的地方住下，专心致志于天文学。他是十足厌恶女性的人（他结过三次婚，而且因此头上有过三对最美的而且枝杈很多的犄角[9]），暂时不愿意出头露面，过着禁欲者的生活。他具有敏锐的外交家的智慧，因而略施巧计，就使得他的天文台和天文学工作只有他一人知道。说来也是英国一切思想健全的人的憾事和不幸，这个伟大的人没有活到我们今天。去年他无声无臭地去世：他在尼罗河里游泳，不料被三条鳄鱼吞下肚去了。

第三章 神秘的斑点

他带着龙德和苍老的汤姆·贝卡司走进一个天文台。……（以下是关于天文台的最冗长乏味的叙述，译者为节省篇幅和时间而认为不必翻译过来）……那儿立着一架由包尔凡纽斯大加改进的天体望远镜。龙德先生走到天体望远镜跟前，开始观看月亮。

“您看见什么了，先生？”

“月亮，先生。”

“那么您在月亮旁边还看见什么，龙德先生？”

“我荣幸地只看见月亮。”

“那么您没看见月亮旁边活动着的白色斑点？”

“见鬼，先生！要是我没看见那些斑点，您干脆骂我蠢驴好了！那究竟是些什么斑点呢？”

“那是只有用我的天体望远镜才看得见的斑点。够了！你们躲开天体望远镜！龙德先生和汤姆·贝卡司！我必须知道，也很想知道那些斑点是什么东西！我很快就会到那儿去！我要到斑点那儿去。你们跟着我走！”

“乌拉！斑点万岁！”约翰·龙德和汤姆·贝卡司叫道。

第四章 空中出事

过了半个钟头，威廉·包尔凡纽斯先生、约翰·龙德和苏格兰人汤姆·贝卡司乘着十八个气球，往神秘的斑点飞去。他们坐在密封的立方体里，其中有压缩的空气和造氧[10]的制剂。这次宏伟的和前所未有的飞行是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夜间开始的。天上刮着西南风。磁针指着西北。……（以下是关于立方体和十八个气球的极其乏味的描写）……在立方体里，他们一言不发。两个先生披着斗篷，吸着雪茄烟。汤姆·贝卡司在地板上直挺挺地躺着，睡熟了，像在家里一样。温度表[11]指出零度以下。最初一连二十个钟头，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气球钻进云层。有些闪电追踪气球，可是没追上，因为气球是英国人的。第三天约翰·龙德患了白喉症，而汤姆·贝卡司心绪苦闷。立方体同气球相撞，发生可怕的震动。温度计指着七十六度。

“您身体怎样，先生？”包尔凡纽斯第五天终于打破沉默，对龙德先生说。

“谢谢您，先生，”大为感动的龙德回答说，“您的关怀使我感动。我非常痛苦！可是我那忠心耿耿的汤姆在哪儿？”

“目前他坐在角落里嚼烟草，竭力装得像是娶了十个老婆的人。”

“哈哈哈，包尔凡纽斯先生！”

“谢谢您，先生！”

包尔凡纽斯先生还没来得及同年轻的龙德握手，就发生一件可怕的事。忽然响起吓人的爆裂声。不知什么东西炸开，仿佛发出一千颗炮弹，轰隆一响，带着猛烈的呼啸声。原来铜铸的立方体落进空气稀薄地带，经不住内部的压力，炸开来，它的碎片飞进广漠无垠的空间。

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唯一可怕的时刻！！

包尔凡纽斯先生抓住汤姆·贝卡司的腿，汤姆·贝卡司又抓住约翰·龙德的腿，他们三人快如闪电，飞进一个无人知晓的无底深渊里去。气球离开他们，解除了负担，团团乱转，随后就噼噼啪啪地响，爆炸了。

“我们在哪儿呀，先生？”

“在太空。”

“嗯。……既然在太空，那叫我们呼吸什么气体？”

“您的意志力到哪儿去了，龙德先生？”

“老爷们！”贝卡司喊道，“我荣幸地报告你们：不知什么缘故我们不是往下飞，而是往上飞！”

“嗯。……活见鬼！这样说来，我们已经不在地球引力范围内了。……我们的目标正把我们吸引过去！乌拉！龙德先生，您身体怎样？”

“谢谢您，先生！我看见地球在上边，先生！”

“那不是地球，而是我们的一个斑点！我们马上就会碰上它而撞得粉碎！”

咔嚓！！！！

第五章 约冈·果夫[12]岛

头一个醒过来的是汤姆·贝卡司。他揉了揉眼睛，开始观察他自己、包尔凡纽斯和龙德躺着的地方。他脱下一只袜子，用它擦两个先生的眼睛。两个先生马上醒来了。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龙德问。

“您是在岛上，而这个岛属于一组不断飞翔的群岛！乌拉！”

“乌拉！您往上看，先生！我们胜过哥伦布了！”

岛的上空还有几个岛在飞。……（以下描写的是只有英国人才看得懂的画面）……他们去考察这个岛。它宽……长……（数字，数字……去它的！）汤姆·贝卡司竟然找到一棵树，树汁很像俄国的白酒。奇怪得很，那些树都比草低（？）。岛上没有人。至今活的生物一个也没登上过这个岛的土地呢。……

“先生，您看，这是什么东西？”龙德爵士拾起一个纸卷，对包尔凡纽斯爵士说。

“奇怪。……惊人。……简直叫人震惊……”包尔凡纽斯嘟哝说。

原来这个纸卷是一个名叫约冈·果夫的人的广告，用一种野蛮人的语言写成，似乎是俄语。

这个广告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

“岂有此理！”包尔凡纽斯先生叫起来，“这个地方居然有人来得比我们早？！！谁能到这个地方来？！岂有此理！哎，哎！天雷啊，劈碎我的伟大头脑吧！把他交给我！把他交给我！我要把他，连同他的广告，一起吞下肚去。”

包尔凡纽斯先生举起双手，狰狞地大笑。他眼睛里闪着怀疑的火花。他发疯了。

第六章 归来

“乌拉！！”勒阿弗尔[13]的居民挤满勒阿弗尔的全部堤岸，嚷着。欢乐的嚷叫声、敲钟声、音乐声，震荡着空气。一大块乌黑的东西从天而降，用死亡威胁所有的人，然而没落到城里来，却正落到海湾里。……大船赶紧开到辽阔的海面上。那一大块黑东西已经遮住太阳好几天，这时候在人们昂扬的呼喊声中，雷鸣般的音乐声中，庄严地（笨重地[14]）落进海湾里，扑通一声，水花四溅，把所有的堤岸都溅湿了。它一落进海湾，就沉下去。过了一分钟，海湾上已经是一片空旷的海面。四面八方，海浪起伏不定。……海湾中央，有三个人在水里不住扑腾。那就是神志失常的包尔凡纽斯、约翰·龙德和汤姆·贝卡司。人们急忙把他们打捞到一条小船上。

“我们有五十七天没吃过东西！”龙德先生抱怨道，瘦得像是挨饿的画家。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原来约冈·果夫岛已经不存在。它负载着三个勇敢的人，变得太重，就滑出中间地带，被地球吸引过来，沉在勒阿弗尔海湾里了。……

尾声

约翰·龙德目前致力于钻通月球的问题。月亮打出窟窿的日子临近了。那个窟窿将属英国人所有。汤姆·贝卡司如今住在爱尔兰，以务农为业。他养鸡，常常鞭打他的独生女，用斯巴达方式[15]教育她。他对科学问题也不是漠不关心：他对自己非常生气，因为他忘记把那种其汁水颇像俄国白酒的树木种子从飞岛带回来了。

[1]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写过很多科学幻想小说。

[2] 1俄寸等于4.4厘米，此人身高约为2.13米。

[3] 即英国的南安普敦市。

[4] 1880年在莫斯科出版，只出了一期。

[5] 按照俄国的迷信说法，魔法分为黑魔法（即妖法）和白魔法（即仙法）两种，而没有“黄绿色魔法”。

[6] 这个名字可意译为“无名的”。

[7] 据《圣经》载，太古时代地球上曾发生大洪水，淹没了全世界。

[8] 没有这样一种鱼，而且鱼也没有背部脊椎骨。

[9] “有过犄角”即“戴过绿头巾”。

[10] 由化学家捏造出来的一种气体。据说缺了它就不能活命。胡说。只有缺了钱才不能活命。——契诃夫注

[11] 这样的仪器是有的。——契诃夫注

[12] 俄国的一个啤酒厂厂主的姓名。

[13] 法国的一个沿海城市。

[14] 原文为法语。

[15] 古希腊斯巴达人以刻苦耐劳的生活方式著称，对儿童进行集中而严格的教育。

代表，或杰兹杰莫诺夫白丢了二十五卢布的故事

献给里·伊·巴尔明[1]

“嘘。……我们到门房里去吧，这儿讲话不方便。……会让人听见的。……”

他们就动身到门房去。他们担心看门人玛卡尔听到他们的话，到上边去告密，就赶紧打发他到当地的金库去一趟。玛卡尔拿起一本送件簿，戴上帽子，可是没到金库去，却藏在楼梯底下：他知道他们要造反。……头一个讲话的是卡沙洛托夫，他讲完以后是杰兹杰莫诺夫讲，等到杰兹杰莫诺夫讲完，就是兹拉奇科夫开口……危险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他们涨红的脸不住地痉挛，他们的拳头不住地捶打胸膛。……

“我们是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可不是生活在鬼才知道的那种时代，也不是生活在洪荒时代！”卡沙洛托夫开口说，“这些大肚子从前能干的事，现在就不容许他们干！归根结底，我们腻烦了！从前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等，等等。

杰兹杰莫诺夫咆哮如雷，他的话差不多也是这么一套。兹拉奇科夫甚至骂得不堪入耳。……所有的人都哇哇地嚷起来！不过，思想稳重的人倒也有一个。这个人做出担忧的脸色，用一块擤过鼻涕的手绢擦擦脸，开口说：

“哎，犯得上吗？唉。……好，假定说就算这样……这些都是实话吧，可是何必这么闹呢？你们拿什么尺子去量人家，人家也拿什么尺子来量你们：等你们做了上司，人家也会造你们的反呢。你们要相信我的话！这只会弄得你们自己遭殃哟。”

可是这个明智的人的话谁也不听。他们没容他说完，就把他挤到门口去了。他看出有理智得不到什么好处，就也横下心，跟着大家闹起来了。

“现在我们忍无可忍，应当叫他知道我们跟他一样也是人！”杰兹杰莫诺夫说，“我们，我再说一遍，不是什么奴才，不是什么小百姓！我们可不是斗士[2]！我们不许人家耍弄我们！他跟我们说话不称呼‘您’而说‘你’，见到我们鞠躬理也不理，临到我们去报告公事，却把丑嘴脸扭到一边去，而且动不动就骂人。……如今对听差说话都不兴称呼‘你’，更不要说对上流人了！应当把这话告诉他！”

“前几天他见着我，问道：‘你这张脸是怎么搞的？你到玛卡尔那儿去，叫他用拖布给你擦洗一下！’这种玩笑真够瞧的！还有一回……”

“有一回我跟我妻子并排走路，”兹拉奇科夫插嘴说，“遇见他了。……他就说：‘你这个厚嘴唇，老是找些丫头鬼混！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就说：‘这是我的妻子，大人。’……他也没赔个罪，光是吧嗒一下嘴就完了！我的妻子受到这场侮辱，哇哇地哭了三天。她不是什么丫头，而是相反……你们知道……”

“一句话，诸位先生，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有我们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我们，反正我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跟他共事！要么叫他走，要么我们走！宁可丢掉差事，也比糟蹋自己的名声强！现在可是十九世纪。人人都有自尊心！我虽然是个小人物，可我到底不是下贱人，我有我的骨气！我不答应！应该把这话告诉他！我们应该去一个人，对他说：这样下去不行！用我们的名义说！管自去！谁去？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说明白！不用害怕，一点事也不会出！谁去？呸，见鬼……我的嗓子全喊哑了。……”

他们开始推选代表。经过很久的口角和争论，大家公认杰兹杰莫诺夫是最聪明、最有口才、最大胆的人。他常在图书馆借书看，写一手好字，同受过教育的小姐们很熟，可见他聪明：他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讲到胆量，更不在话下。大家都知道，有一回在俱乐部里，警察分局长错把他看作“茶房”，他就要求警察分局长赔罪；警察分局长对这个要求还没来得及皱起眉头，关于他的胆量的议论就已经传遍全世界，深入人心了。……

“去吧，谢尼亚！不用害怕！你对他实话实说就是！你就说，去你的！你就说，我们这班人不是好惹的，大人！这不行！你去另找奴才好了，我们比谁也不差，大人，我们挺得起腰杆来。用不着含糊其词！就这样说。……去吧，谢尼亚……朋友。……不过你得把头发梳一下。……你实话实说好了。”

“我脾气暴躁，诸位先生。……我说来说去，恐怕会说错话。……还是让兹拉奇科夫去好！”

“不，谢尼亚，你去。……兹拉奇科夫只有跟绵羊干仗才称得上是好汉，而且还得喝醉酒才成……他是蠢货，可是你毕竟不一样。……去吧，好人。……”

杰兹杰莫诺夫理理头发，整整坎肩，对着空拳头咳嗽一声，走了。……大家都屏住呼吸。杰兹杰莫诺夫走进上司的办公室，在门口站住，举起颤抖的手擦一擦嘴唇：哎，该怎样开口呢？他一看见那个秃顶以及他所熟悉的小黑疣子，心口就发凉，发紧，像是用腰带勒上了似的。……他背上仿佛吹来一股风。……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凡是不习惯的人都会如此，只是不要胆怯就行。……大起胆子来！

“喂喂……你有什么事？”

杰兹杰莫诺夫往前跨出一步，动了动舌头，可是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来：嘴里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同时，这个代表感到不光是他嘴里乱糟糟，连他的内脏也如此。……他的胆量从灵魂溜进肚子里，在那儿咕噜咕噜地响一阵，顺着胯骨滑到后脚跟上，在皮靴里停住了。……偏巧靴子又是破的。……糟糕！

“喂喂……你有什么事？你没听见吗？”

“哦。……我没什么事。……我只是随便走进来的。我，大人，听说……听说……”

杰兹杰莫诺夫想管住舌头，可是舌头却不听话，接着说下去：

“我听说大人办了个摸彩会，中彩的得一辆轿式马车。……我想买彩票，大人。……嗯……大人。……”

“买彩票？好。……我这儿只剩下五张了。……五张你都买下吗？”

“不……不，大人。……一张……也就够了。……”

“五张你都买下吗，我问你！”

“很好，大人！”

“每张六卢布。……不过卖给你，可以按五卢布算。……你写上名字。……我衷心祝你中彩。……”

“嘻嘻嘻。……谢谢，大人。……嗯。……很高兴。……”

“出去！”

过一会儿，杰兹杰莫诺夫站在门房中央，脸红得像虾一样，眼睛里含着泪水，要求朋友们借给他二十五卢布。

“我，诸位仁兄，给了他二十五卢布，可那不是我的钱！那是我岳母托我付房租的。……你们借给我钱吧，诸位先生！我求求你们了！”

“你哭什么？你就要有轿式马车坐喽。……”

“坐轿式马车。……轿式马车。……要我坐着轿式马车去吓唬人还是怎么的？我又不是高级教士！再者，就算我中了彩，我把那辆马车往哪儿放？我把它放在哪儿呀？”

他们谈了很久。他们只顾谈话，玛卡尔（他识字）却记啊记的，记个不停。……长得很呢，诸位先生！不管怎样，从这件事可以得出教训：造反可不行啊！

[1] 里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巴尔明（1841—1891），俄国诗人，契诃夫的友人。

[2] 指古罗马时代经过专门训练在竞技场上与其他斗士比武或与野兽角斗的奴隶或战俘。

贵夫人英雄

丽季雅·叶果罗芙娜走到凉台上去喝早晨的咖啡。时间已经临近炎热发闷的中午，可是这并没妨碍我的女主人公穿一身黑绸连衣裙，把胸前的纽扣一直扣到下巴底下，而且把腰部勒得很紧，好像用老虎钳夹住似的。她知道这种黑颜色正好跟她那金黄色的鬈发和严峻的侧影相配，所以一直要到晚上才脱掉它。她刚凑着她的中国小茶杯喝下头一口咖啡，邮差就走到凉台跟前，交给她一封信。信是丈夫写来的：“舅舅一个钱也不给，你的田产已经变卖了。这也没有办法。……”丽季雅·叶果罗芙娜顿时脸色发白，身子在椅子上猛一摇晃，然后接着读下去：“我要动身到敖德萨去住两个月，办一件要紧的事。吻你。”

“我们破产了！他到敖德萨去住两个月……”丽季雅·叶果罗芙娜哀叫道，“这么说，他去找他的情妇了。……我的上帝啊！”

她眼珠往上翻，身子开始摇晃，伸出一只手去抓住栏杆。她眼看着就要晕倒，不料下边突然响起说话声。原来她那住在附近别墅里的表哥，退役的将军扎祖布陵，走上凉台来了。他老得像卡克瓦斯狗的故事，弱得好比新生的小猫。他走路吃力，小心在意，用手杖点着一层层台阶，仿佛担心台阶不坚固似的。他身后有个身材矮小、胡子刮光的老人迈着碎步跟上来。那个人是退休的教授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克诺普卡，头戴旧式大礼帽，帽檐很宽，微微卷起来。将军照例周身沾满绒毛和面包屑，教授却穿着特别洁白的内衣，下巴也刮得特别光。两个人都容光焕发。

“我们来看望您了，夏尔芒诺琪卡[1]！”将军用破锣般的嗓音说，由于他有本事独出心裁地把“charmante”这个词改造一下而得意扬扬。“早晨好，仙女！我们的仙女在喝咖啡呢。”

将军开的玩笑并不高明，然而克诺普卡和丽季雅·叶果罗芙娜都扬声大笑。我的女主人公把抓住栏杆的手收回来，挺直身子，不住地微笑，向客人们伸出两只手。两个人就吻她的手，坐下。

“您，表哥，老是兴高采烈！”表妹开始应酬客人说，“这倒是一种幸福的性格呢！”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对了！我们的仙女在喝咖啡。……哈哈哈。我跟教授先生[2]却已经洗过澡，吃过早饭，出来拜客了。……这位教授弄得我烦死了！我要向您诉苦，仙女！真要命！我都打算把他送交法院了！嘻嘻嘻。……他是自由派！可以说是伏尔泰[3]！”

“您说的是什么呀？！”丽季雅·叶果罗芙娜含笑说道，心里却在想：“他到敖德萨去住两个月……去找那个女人了。……”

“我说的是实话！他总是宣传那样的思想……那样的思想！十足的红色分子！可是，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的朋友，您知道如今还有谁喜欢红色？莫非您知道有那样的人？嘻嘻嘻。……您倒是回答呀！这就给您这个自由派将了一军！”

“好一个将军！”克诺普卡哈哈大笑，把有学问的下巴笑歪了。“我们，大人，也能给您这个保守派将一军呢：只有公牛才怕红色！哈哈哈。……怎么样，您无话可说了吧？”

“嘿！我看见的是什么呀！您的夹竹桃开花了！”凉台下边响起一个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分钟，住在附近别墅里的邻居，德罗玛杰罗娃公爵夫人，走到凉台上来。“啊呀！您这儿有男人，我还没梳妆打扮呢！对不起，请原谅！你们在这儿谈什么？您管自谈吧，将军，我不会打搅您。……”

“我们在谈红色分子！”扎祖布陵继续说，“不过现在，顺便又谈起公牛来了。……您的话倒是实在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公牛怕红色！有一次在格鲁吉亚，那时候我正做营长，一头公牛看见我那军大衣的红色衬里，吓坏了，朝着我飞奔过来……两个犄角直对着我。……我只好拔出军刀。这是真话！幸好附近有个哥萨克，举起长矛来，把它，可恶的东西，赶走了。……您笑什么？您不相信？真的，他是把它赶走了。……”

丽季雅·叶果罗芙娜大为吃惊，喊一声哎呀，可是心里在想：“现在他到敖德萨去了……色鬼！”

克诺普卡讲起公牛和水牛。德罗玛杰罗娃公爵夫人声明说，谈这些很乏味。他们就谈红色衬里。……

“关于红色衬里，我倒还记得一件事呢，”扎祖布陵说，慢慢地啃一块面包干，“从前我的营里有个上校，姓康威尔托夫，叫彼得·彼得罗维奇。……他是个挺好的老头儿，如今他死了，提起他来就想说他的好处。他不通文墨，喜欢说些荒诞无稽的故事。……他是行伍出身，由于立过特殊战功才做高官的。……他打过仗。我喜欢他，可惜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他七十岁才升上校，骑马已经坐不稳，又得了痛风症，浑身骨节痛。往往，在操演的时候，他从刀鞘里拔出军刀，就放不回去，只好由他的卫兵把刀插进刀鞘里。……他解开纽扣还办得到，可是要扣上，那就对不起，办不到了。……这个衰弱不堪的人却一心想当将军。他又老又弱，眼看就要入土了，可是心里老这么巴望……他就是这种脾气……他是军人嘛！他就因为要做将军才不肯退役。……他做了五年上校，后来报请提升。……您猜怎么着？啊？这才是命中注定！提升的命令刚下来，他一下子就瘫痪了。……他这个可怜的人，左脸和右臂都失去知觉，两条腿也弱得厉害。……他不得不呈请退役，于是这个功名心重的人到底没戴上金属铸造的肩章！他办完退役手续，带着他的老伴到梯弗里斯去休养。他临走的时候哭了，可是他的马车夫一叫他‘大人’，他又笑了。他只有半边脸哭和笑，另外半边脸却不动，好比塑像。不过他总算还有一点安慰：他的军大衣有红色衬里了。他在梯弗里斯走来走去，撩开大衣的前襟，像是生着一对翅膀似的，让大家都来看他的红色衬里。那意思是说：你要知道你看见的是个什么人物！他成天价在城里瘸着腿走来走去，炫耀他的红色衬里。……他，我这个朋友，只有这一件快活事。他一走进澡堂，就把大衣放在长凳上，衬里朝外。……这个小孩般的老人就这样安慰自己，自得其乐。后来呢，老得瞎了眼睛。他却雇一个人，领着他走遍全城，露出他的衬里。这个瞎了眼睛和白发苍苍的人走来走去，抬腿都吃力，动不动就绊跤，可是他脸上却流露出得意扬扬的神色！严冬来了，天气寒冷，他的大衣却敞着怀。……这个怪人呀！不久，他的老伴死了。他送她下葬，唉声叹气，要求人家把他带到她墓地上去，好让那些教士见识一下他的衬里。有人给他另找了个女人，是个寡妇，好照应他。……那寡妇，不消说，对她自己比对当家的关心得多。她为人贪吝。……什么白糖啦，茶叶啦，零钱啦，她统统藏起来。……她把他搜刮得精光。她，可恶的娘们儿，一个劲儿地搜刮他，坐卧不宁，后来索性把事做绝了！她这个坏婆娘，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的红色衬里拆下来，给自己做了件短上衣，另找一块灰色花布给他缝上，代替红色衬里。我那个彼得·彼得罗维奇走来走去，当众掀开他的大衣，可是他这个瞎子，却没看见他那将军的衬里已经换成一块带花点的灰布了！……”

德罗玛杰罗娃认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很乏味，就讲起她那做中尉的儿子。中饭前，有邻居来了：克良钦家的姑娘们和她们的妈妈。她们在钢琴旁边坐下，开始唱扎祖布陵爱听的一首歌。他们坐下来吃中饭。

“这小红萝卜真好吃！”教授说，“您是在哪儿买的？”

“他如今在敖德萨……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丽季雅·叶果罗芙娜回答说。

“什么？”

“哎呀。……我说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厨师从哪儿买来的。……我这是怎么了？”

丽季雅·叶果罗芙娜把头往后一仰，为自己精神恍惚而哈哈大笑。……饭后，教授的胖太太带着孩子们来了。他们坐下来打牌。傍晚，有些城里的客人来了。……

丽季雅·叶果罗芙娜一直到夜间把最后一个客人送走，呆呆地站一会儿，听客人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以后，这才伸出一只手扶住原先所扶的栏杆，身子摇晃一下，放声痛哭。

“他花天酒地，荡尽家产还不够！他连这都嫌不够！他还要变心！”

她的热泪尽情地从眼睛里滚下来。由于绝望，她那张苍白的脸变了样。现在已经不必顾礼貌，她可以放声痛哭了！

鬼才知道，人的巨大精力有时候竟然耗费在什么事情上！

[1] 这是一个把法语和俄语随意杂凑起来的词，意在取笑。“夏尔芒”是法语“charmante（美人儿）”的音译，“诺琪卡”是俄语中表示妇女名字的爱称的词尾；这词的意思是“可爱的美人儿”。

[2] 原文为德语。

[3]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曾严厉抨击封建制度，揭露教会的罪恶。

我是怎样正式结婚的

小故事

等到潘趣酒已经喝完，我的父母就交头接耳地说一阵，撇下我们走掉了。

“快把事办成！”爸爸临走对我小声说，“加油干！”

“可是，”我小声说，“既然我不爱她，我还能对她表白爱情吗？”

“你少来这套。……你这个笨蛋，什么也不懂。……”

说完这话，爸爸就用气愤的眼光打量我，走出凉亭外面去了。在半开半关的门口，一只老太婆的手伸进来，取走桌子上的蜡烛。我们就处在黑暗里了。

“得，该发生的事，要躲也躲不过了！”我暗自想着，然后咳嗽一声，打起精神说：“这种环境对我有利，左雅·安德烈耶芙娜。现在终于只剩下我们俩了。黑暗倒于我有好处，因为它遮盖了我脸上的羞臊。……这种羞臊起因于我灵魂里燃烧着的感情。……”

可是讲到这儿，我停住嘴。我听见左雅·热尔瓦科娃的心怦怦地跳，牙齿不住地打战。她周身发抖，这是可以从长椅的颤动听出来，感觉到的。这个可怜的姑娘不爱我。她恨我，有如狗恨棍子，而且，她还鄙视我，如果蠢人能够鄙视别人的话。现在，我虽然已经有了官阶，戴上勋章，可我仍然像是只大猩猩，容貌丑陋，至于那时候，我简直就像头野兽：肥大的脸庞、满脸的疙瘩、粗硬的须发。……由于经常患鼻炎，不断地喝酒，我的鼻子又红又肿。我动作的灵巧是连熊也不会羡慕的[1]。至于我的思想品质，那就更不必说了。左雅还没做我的未婚妻以前，我还向她索取过不正当的贿赂呢。我停住嘴，是因为我觉得她可怜。

“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我说，“这儿闷热。……”

我们走出去，顺着林荫道散步。我的父母本来在门外偷听，看我们走出来，就躲到灌木丛中去了。月光照在左雅的脸上。那时候我愚蠢，不过我还是能在那张脸上看出她委曲求全的哭丧相！我叹了口气，接着说：

“夜莺在歌唱，给它亲爱的妻子消愁解闷。……我却孤零零一个人，能给谁消愁解闷呢？”

左雅涨红脸，垂下眼睛。她原是受到叮嘱，非隐忍不可的。我们在长椅上坐下，脸对着小河。河对岸有一座白色的教堂，教堂后面耸起库尔达罗夫伯爵老爷的宅第，左雅所爱的人，伯爵家的管事包尔尼曾，就住在那所房子里。左雅刚在长椅上坐下，就凝神望着那所房子。……我的心由于怜悯而揪紧。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祝我们的父母升天堂吧[2]，可是……也得让他们在地狱里关上一个星期才好！

“有个人能够掌握我的全部幸福，”我接着说，“我对这个人有感情……有了解。……我爱她，要是她不爱我，我就会完蛋……死掉。……这个人就是您。您能爱我吗？啊？您爱我吗？”

“爱。”她小声说。

我听到她吐出这个字，老实说，顿时面无人色。我先前以为她总要推托，总要拒绝我，因为她非常爱另一个人。我对她的这种爱情本来抱很大的期望，不料结果适得其反。……她没有力量以卵击石啊。

“爱。”她又说一遍，哭起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小姐！”我讲起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周身发抖，“难道可以这样吗？左雅·安德烈耶芙娜，我亲爱的，请您不要相信我的话！真的，不要相信！我不爱您！要是我爱您，那就叫我遭三次诅咒！您也不爱我！这件事全是胡闹。……”

我跳起来，在长椅四周跑来跑去。

“不应当这样！这件事纯粹是一出滑稽戏！这是为了财产关系强迫我们成亲，左雅·安德烈耶芙娜。这哪有什么爱情？给我脖子上套一块磨石，也比叫我娶您轻松得多，就是这么回事！这是从何说起！他们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这么干？在他们眼里，我们究竟算是什么东西？是农奴？是狗？我们偏不结婚！偏要气气他们！这太可恶！够了，我们不能再迁就他们了！我马上就去说我不想跟您结婚，就这样办！”

左雅忽然不再淌泪，一刹那间眼睛干了。

“我就去说！”我继续说，“您也要说。您告诉他们说您根本不爱我，就说您爱包尔尼曾。我也要跟包尔尼曾握手。……我知道您多么热烈地爱他！”

左雅幸福得笑起来，跟我并排走着。

“话说回来，您也爱另一个人！”她搓着手说，“您爱代贝小姐。”

“是的，”我说，“我爱代贝小姐。虽然她不是东正教徒，而且没有钱，可是我爱她的智慧和助人为乐的品格。……随他们去咒骂好了，反正我要跟她结婚。我爱她说不定胜过爱我的生命！缺了她，我就活不下去！要是我不能娶她，我都不想活了！我马上就去。……我们一块儿去，对那些魔鬼说清楚。……谢谢您，亲爱的！……您给了我多大的安慰！”

我的灵魂里洋溢着幸福。我开始向左雅道谢，左雅也开始向我道谢。我们俩，又幸福又感激，开始吻对方的手，互相说对方高尚。……我吻她的手，她吻我头上的粗硬的头发。似乎我连礼貌也忘记，竟然拥抱她了。不妨对您说一句，这样互相说穿谁也不爱谁，倒比互相表白爱情幸福得多呢。我们高高兴兴，脸色绯红，心突突地跳，往正房走去，向我们的父母宣布我们的意志。我们一面走，一面互相鼓励。

“随他们去骂好了，”我说，“随他们打我们，甚至把我们赶走好了，反正我们会幸福的！”

我们走进正房，我们的父母正站在门口等着。他们瞧着我们，看出我们幸福，就赶紧对听差招手示意。听差端着香槟酒走过来了。我开始抗议，不住地摇手和跺脚。……左雅又是哭，又是嚷。……顿时闹得一塌糊涂，香槟酒就此没有喝成。

可是他们仍旧给我们成了亲。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的银婚[3]。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起初，局面是可怕的。我骂她，打她，开始带着悲伤的心情爱她。……我们带着悲伤的心情有了孩子。……后来……总算还好……我们习惯了。……目前她，左雅，正站在我背后，把小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吻我的秃顶呢。

[1] 意谓“我的动作跟熊一样笨拙”。

[2] 基督教徒对业已亡故的人的祝愿词，暗示他们的父母现在已经去世。

[3] 即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

助理会计员日记摘录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 我们六十岁的会计员格洛特金因咳嗽而不断地喝加白兰地的牛奶，因而患了酒狂症。医生们以他们所固有的自信态度肯定说，他明天就会死。我终于要做会计员了！他们早已应许把这个位子交给我了。

秘书克列谢夫要到法院去受审，因为某申请人骂他是官僚，他便将该人痛殴一顿。此事大概已做决定。

我因胃炎而服汤药。

一八六五年八月三日 会计员格洛特金胸部又得病。他开始咳嗽，并喝加白兰地的牛奶。如若他亡故，他的位子便由我接替。我存着希望，然而希望甚小，因为，看来，酒狂症并不总是致命的！

克列谢夫把某亚美尼亚人的期票夺过来，当场撕毁。恐怕此事将要打官司。

一个老太婆（古利耶芙娜）昨天说，我的病不是肠胃炎，而是内痔。很有可能！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报上说阿拉伯闹霍乱。也许该病会传到俄国来，那时候就将有许多职位出缺。老人格洛特金可能死掉，我就会得到会计员的职位。人的生命力真强！他活得这么久，依我看来，简直不成体统。

治我的胃炎应服什么药？要不要服山道年花[1]？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日 格洛特金的院子里，狗叫了一夜。我的厨娘彼拉盖雅说这是可靠的预兆，我同她一直谈到深夜两点钟，讲起我做会计员后，应买浣熊毛皮大衣和长睡衣各一件。恐怕我还要结婚。当然，不应娶姑娘，这在我的年纪已经不相宜，那就娶寡妇好了。

昨天克列谢夫被逐出俱乐部，因为他大声讲一个不堪入耳的故事，并嘲笑贸易代表团成员波纽霍夫的爱国精神。听说后者将向法院控告。

我打算到波特金[2]医生处医治我的胃炎。据说此人医道颇佳。……

一八七八年六月四日 报载韦特良卡[3]闹鼠疫。又载人们纷纷倒毙。由于这个缘故，格洛特金在喝胡椒酒。哼，胡椒酒对这样的老人也未必会有什么帮助。倘若鼠疫传来，我一定会当上会计员。

一八八三年六月四日 格洛特金垂危。我到他家里去，流着眼泪恳求他饶恕我，因为我一直急切地盼望他死掉。他流着眼泪，宽宏大量地饶恕我，并劝我喝橡实制的咖啡代用品以医治胃炎。

克列谢夫又险些打官司：他把他租来的钢琴抵押给犹太人了。然而，虽则如此，他却获得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做了八等文官。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可实在令人惊奇！

生姜二佐洛特尼克[4]，高良姜一点五佐洛特尼克，烈性白酒一佐洛特尼克，麒麟竭五佐洛特尼克。以上各药加以搅拌，泡在一俄升[5]白酒内，医治胃炎，空肚服一小杯即可。

同年六月七日 昨日格洛特金下葬。呜呼！这个老人之死，于我并无益处！我一连几夜梦见他身穿白色厚呢斗篷，勾着手指头招呼我走过去。啊，倒霉，我这个遭到诅咒的人真是倒霉啊：当上会计员的不是我，而是察里科夫。得到这个职位的不是我，而是一个有省长夫人的姑母撑腰的青年人。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日 察里科夫的妻子私奔。他很苦恼，可怜的人。也许他会苦恼得自寻死路。倘若他自尽身亡，我就做会计员了。关于此事已有议论。如此看来，希望尚未破灭，我还可活下去，说不定离着买浣熊毛皮大衣的日子已不算远。至于结婚，我也不反对。假使遇上好机会，结婚又有何妨，只是要找人商量一下才好。这是终身大事啊。

克列谢夫丢下自己的套靴而把三等文官里尔曼斯的套靴穿走了。闹了大乱子！

看门人巴伊西劝我服升汞以治胃炎。我试一试。[6]

[1] 一种药用植物，制驱虫剂用。

[2] 大概指俄国医学家谢·彼·波特金（1832—1889）。——俄文本编者注

[3] 指俄国阿斯特拉罕省的韦特良卡镇，人口两千，由于在1878年闹鼠疫而出名。——俄文本编者注

[4] 旧俄重量单位，1佐洛特尼克约合4.26克。

[5] 旧俄量酒单位，1俄升等于1.2升。

[6] 日记到此中断，他很可能已经中毒而死，因为升汞是毒品。

跟爷爷一模一样

闷热的夜晚，窗子敞开，跳蚤和蚊子闹个不停。我口渴，像是刚刚吃过咸青鱼。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竭力想睡着。隔壁房间里，我的爷爷也没睡着，也不住地翻身。他是个退役的将军，住在我家里靠我养活。我俩都遭到跳蚤叮咬，我俩都生它们的气，嘴里骂骂咧咧。我的爷爷哼哼唧唧，喘着气，把浆硬的睡帽弄得窸窣作响。

“这个昏了头的家伙！”他嘟哝道，“毛……毛头小伙子！你欠揍，糊涂的年轻人！”

“您这是骂谁，爷爷？”

“那还用说。……你们给宠坏了，惯坏了，没有受过惩治……”爷爷吸进一口气去，然后猛地发出一连串苍老的咳嗽声。“应当叫你受三回棒刑[1]，你才会懂点事。……为什么你没买波斯粉[2]？这是什么缘故，我问你？懒吗？没放在心上吗？”

“爷爷，您闹得我没法睡觉！停住嘴吧！”

“不许顶嘴！你要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爷爷沙沙响地在身上搔痒，提高嗓门说，“我再说一遍：为什么你没买波斯粉？还有，先生，你怎么敢放肆地做出那么气人的事，甚至弄得人家抱怨你？啊？昨天杜比亚金上校抱怨说你把他妻子拐走了。这是谁允许你干的？你有什么权力？”

爷爷把我骂了很久，后来又从辱骂变为教训：第七诫[3]啦，婚姻的基础啦，等等。

“这些事我都知道得比您清楚，爷爷，”我说，“我承认，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可是我拿我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我跟您一模一样！我不但从您那儿继承了血和肉，还继承了您的种种美德。遗传是不可抗拒的！”

“我……我可没碰过别人的老婆。……你胡说八道！”

“真的吗？那么，您回想一下吧，大约十年前，您六十岁那年，您拐走的固然不是熟人的老婆，也不是丈夫出门在外的妻子，却是个大姑娘。您想想尼诺琪卡吧。”

“我，那个……我跟她成了亲。……”

“可不是！人家把尼诺琪卡养大，疼她，根本不是准备把她嫁给六十岁的老头子。那么个灵巧的姑娘，美人儿，本该嫁给一个出色的年轻小伙子，而且她也已经有了合适的未婚夫，可是您来了，又有官阶又有钱，把她的父母唬住，您又拿各式各样的装饰品送给十七岁的姑娘，弄得她晕头转向了。她跟您举行婚礼的时候，哭得多么厉害！事后她又多么后悔啊，可怜的姑娘！后来她就同酗酒的中尉一块儿逃跑了，无非是要远远地躲开您而已。……您是蠢鹅，爷爷！”

“慢着……慢着。……这不关你的事。……是啊，要是叫你受五回棒刑，那你就不会那个……不会把你妹妹达霞的财产抢过来了。……你这是欺负人。……你为什么打官司，把她的一百俄亩[4]地抢到手？”

“这是学您的榜样。跟您一模一样，爷爷！我是从您那儿学会巧取豪夺的本事的！您回想一下吧，当初您在军需署任职，后来您奉派在乌法省任职的时候，以及……”

我们照这样争吵很久。爷爷揭发我二十桩罪行，我把二十桩统统归咎于家风，归咎于遗传。最后爷爷把嗓子喊哑，气得直用手抓墙。

“您听我说，爷爷，”我说，“照这样，我们很久都没法睡着。我们索性去洗个澡，喝点白酒。那就能好好地睡一觉了！”

爷爷生气地吧嗒着嘴唇，唠唠叨叨，穿上衣服。我们往小河边走去。夜色很好，月光皎洁。我们洗完澡，回到家里来。桌上放着一个细颈玻璃瓶。我斟上两杯酒。爷爷端起一杯酒，在胸前画个十字，说：

“喏，要是叫你受……十回棒刑，那你就会懂点事了！你这酒……酒鬼！”

爷爷嘟嘟哝哝，生气地把酒喝下去，吃一点香肠。我呢，因为继承了对酒类的爱好，也把酒喝下肚，走去睡觉。

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

[1] 旧俄军队里的一种笞刑：士兵持棒站成两列，命令犯罪的人从中间穿过，每人打他一棒。

[2] 一种驱虫剂，可毒死跳蚤、臭虫。

[3]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条“十诫”之一，即“不可奸淫”，见《旧约·出埃及记》。

[4] 1俄亩等于1.09公顷。

每年一次

公爵小姐那幢有三个窗户的小房子露出一派节日气象。它似乎年轻了。房子四周已经仔细打扫过，大门敞开，带格子的窗板从窗户上卸下来。新擦亮的窗玻璃迎着春天的太阳胆怯地发亮。看门人玛尔克在大门口站着，年老衰迈，身穿一套虫蛀的号衣。他那用发抖的手刮了一早晨而仍然留下胡子楂的下巴、新擦亮的皮靴和刻着纹章的纽扣，也都迎着太阳放光。玛尔克不是平白无故从他的小房间里钻出来的。今天是公爵小姐的命名日，他要给客人们开门，大声通报他们的姓名。门厅里已经没有平时那种咖啡渣的气味，也没有素菜汤气味，却有那么一种类似香皂的香水味。各个房间都精心地收拾好。窗帘已经挂起来，罩在画片上的薄纱已经取下，布满木刺的破旧地板涂上了蜡。性子凶恶的茹尔卡母猫和它的小猫，以及许多小鸡，一概关在厨房里，不到天黑不放出来。

公爵小姐本人，也就是这幢有三个窗户的小房子的女主人，是个背脊伛偻和满面皱纹的老太婆，正坐在大圈椅里，不时理一理她那件白色薄纱连衣裙的皱褶。她胸脯干瘦，胸前戴着玫瑰花，只有那朵花才说明这个世界上还有青春！

公爵小姐等着贺客登门。应当到她家里来的客人，有特朗勃男爵和他的儿子，有哈拉哈德节公爵，有宫中高级侍从布尔拉斯托夫，有她的表哥比特科夫将军和许多其他的人……一共不下二十名！

时间已经是中午。公爵小姐理一下她的连衣裙和玫瑰花。她侧耳倾听：有人拉门铃吗？一辆轻便马车隆隆响地奔驰着，停住。五分钟过去了。

“不是到我们这儿来的！”公爵小姐暗想。

对了，不是到您这儿来的，公爵小姐！过去那些年的历史又在重演。无情的历史啊！下午两点钟，如同往年一样，公爵小姐回到她的卧室里，闻了闻阿莫尼亚水[1]，哭了。

“一个人也没来！一个也没来！”

老玛尔克在公爵小姐身旁忙这忙那。他也一样伤心：人们都变坏了！从前，人们像苍蝇似的拥进客厅里来，可是现在……

“一个人也没来！”公爵小姐哭着说，“男爵也没来，哈拉哈德节公爵也没来，乔治·布维茨基也没来。……他们都丢开我了！可是没有我，他们哪会有今天？他们有今天的幸福，有今天的前程，都得感激我，全亏我出力！缺了我，他们就会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小姐！”玛尔克附和说。

“我倒不是要他们报恩。……我不需要这个！我要的是感情！我的上帝，这多么气人！就连我的外甥让[2]也没来。为什么他不来？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他欠的债我全给他还清了，我还把他姐姐达尼雅嫁给一个上流人。这个让叫我破费不少啊！我始终信守我对我哥哥，也就是他父亲，许下的诺言。……我为他花过不少钱……这你也知道。……”

“您，小姐，可以说，就是他的父母，顶得上他的亲生父母。”

“可是现在……你瞧，这就叫报恩！唉，这些人啊！”

三点钟，如同往年一样，公爵小姐歇斯底里发作了。惊慌不安的玛尔克戴上他那顶镶着饰绦的帽子，同街头马车的车夫讲了很久的价钱，然后坐上车去找公爵小姐的外甥让。幸好，让公爵居住的公寓不算太远。玛尔克碰见公爵正躺在床上。让刚从昨天的酒宴上回来。他那起了皱纹的大脸红得发紫，额头上冒汗。他很想睡觉，可是不行：他恶心，要呕吐。他烦闷的眼睛盯住洗脸盆，其中装满垃圾和肥皂水，快要溢出来了。

玛尔克走进肮脏的房间，带着厌恶的神情耸起肩膀，胆怯地走到床前。

“这不好，伊凡·米哈雷奇！”他说，不以为然地摇头，“不好！”

“什么事不好？”

“今天您为什么没到您姑姑家里去庆贺她的命名日呢？莫非这样好吗？”

“滚出去！”让说，眼睛没离开肥皂水。

“莫非这不伤姑姑的心？啊？唉，伊凡·米哈雷奇，少爷！您一点感情也没有！”

“我不干拜客的事。……你就这么对她说吧。这种风气早已过时了。……我没有工夫坐着马车四处乱跑。要是你们没事可做，管自坐车四处乱跑好了，不要来缠我。好，滚开！我想睡觉。……”

“‘想睡觉’。……您恐怕是要把脸扭到一边去！您羞得不敢看人了！”

“得了……哼。……你这个混蛋！讨厌鬼！”

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您，少爷，就去一趟，庆贺一下吧！”玛尔克亲热地说，“她老人家在哭，在床上不住翻腾。……您务必发发善心，对她表一下敬意。……您去一趟吧，少爷！”

“我不去。我用不着去，而且也没有工夫去。……况且我到老处女家去又有什么事可做呢？”

“您去一趟吧，公爵！您给她个面子，少爷！您多费心！她老人家伤心透了，因为您，可以说是忘恩负义，没有感情！”

玛尔克举起袖子擦眼睛。

“劳驾了！”

“嗯。……那么有白兰地喝吗？”让说。

“有，少爷，公爵！”

“哦！……嗯，是啊。……”

公爵挤一挤眼睛。

“哦，那么有一百卢布可拿吗？”他问。

“这说什么也办不到！您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公爵，我们手上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有钱了。……亲戚们已经害得我们倾家荡产，伊凡·米哈雷奇。当初我们有钱，大家不断地来，可是现在……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啊！”

“我去年因为拜望她而拿到……拿到多少钱来着？拿到二百。那么这回连一百也没有了？你倒真会开玩笑，乌鸦！你在老太婆那儿翻一下，会找出来的。……不过，你滚开。我想睡觉。”

“求您发一发慈悲吧，公爵！她老人家年纪大，身子弱。……她活不长了。……您可怜可怜她老人家吧，伊凡·米哈雷奇，公爵！”

让却无动于衷。玛尔克就开始讲价钱。四点多钟，让同意了，穿上礼服，坐车到公爵小姐家里去。……

“我的姑姑[3]。”他低下头去吻她的手，说道。

然后他在沙发上坐下，把去年已经谈过的话再从头说一遍。

“我的姑姑，玛丽雅·克雷斯金娜接到从尼斯[4]寄来的一封信。……她丈夫可了不得！嘿！您猜怎么样？原来他为一个歌女同一个英国人决斗，他在信上满不在乎地描写一番……我忘记那个歌女的姓了。……”

“真的吗？”

公爵小姐把眼珠往上一翻，举起两只手来合在一起，惊讶中带着点恐惧，又说一遍：

“真的吗？”

“是啊。……他在那儿决斗，追逐歌女，可是在此地，他的妻子呢……却让他害得憔悴，消瘦。……这样的人我真不懂，我的姑姑！”

幸福的公爵小姐把座位向让那边移近点，他们就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茶和白兰地端上来了。

这边，幸福的公爵小姐听让讲话，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心惊胆战，时而感到震动；那边，老玛尔克却在翻那些小箱子，把一张张钞票收拢来。让公爵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只要给他五十卢布就成了。可是为了付出五十卢布，就得翻不止一口箱子呀！

[1] 镇静剂。

[2] 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人名伊凡。

[3] 原文为法语。

[4] 法国的一个疗养地。

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米特利奇·切尔维亚科夫[1]，坐在剧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柯奈维尔的钟声》[2]。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阿嚏！！！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等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哝哝。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3]勃利兹查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勃利兹查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会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勃利兹查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勃利兹查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就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4]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摇了摇手。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有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问询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们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打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1] 这个姓可意译为“蛆”。

[2] 法国作曲家普兰克特（1848—1903）创作的轻歌剧。

[3] 旧俄三级以上的文官。

[4] 旧俄时代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常用的名字。

真正的实情

六名十四等文官和一名没有官阶的文官，在郊外一个小树林里坐着喝酒。

他们喝酒倒很起劲，然而心情凄凉而忧郁。一点笑容也看不见，一点欢乐的肢体动作也看不见。什么笑声也听不到，什么欢畅的谈话声也听不到。……这个局面颇有送丧的味道。……

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十四等文官卡尼佛列夫带着醉态到衙门里来上班，踩在不知什么人吐的痰上，脚下一滑，倒在玻璃橱上，把玻璃撞碎，自己也受了伤。他这次出丑后，第二天，又把第二四二三号案卷里两件公文弄丢了。不仅如此。……他平时上班，衣袋里常常揣着火药和纸炮。总之，他过着酗酒和放纵的生活。这一切都受到注意了。他就被撤职，现在来参加饯别宴会。

“永恒的思念啊，归于你[1]，阿辽沙！”文官们喝每杯酒以前，都要转过脸来对卡尼佛列夫说。“归于你啊，阿门[2]！”

卡尼佛列夫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他的长脸上泪痕斑斑。他每次听到这类祝词总是哭起来，用拳头捶着桌子，说：

“反正是完了！”

被开除的人猛一口喝下他那杯酒，大声哭着，一个劲儿地凑过去吻他的朋友们。

“我给开除了！”他说，凄惨地摇头，“他们开除我，是因为我爱喝酒！然而他们就不懂，我是因为痛苦，因为烦恼才喝酒的！”

“你因为什么事痛苦呢？”

“因为这样的事：我看不惯他们的虚伪！他们那种卑鄙的虚伪让我心都碎了！我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那种种恶劣勾当却无动于衷！这一点他们却不想明白。……好吧！我要给他们个厉害看看！我要叫他们明白明白！我要走过去，照直往他们眼睛里啐口唾沫！我要把真正的实情统统讲给他们听！所有的实情全要讲！”

“你不会讲的。……这只不过是吹牛罢了。……我们这些人只有本事喝醉了酒大嚷一通，可真要有个风吹草动，就夹起尾巴跑了。……你也是这样的人哟。……”

“你以为我不会讲出来吗？你这样想？啊啊……原来你是这样想。……行。……好吧，咱们走着瞧。……要是那样的话，就叫我遭三次诅咒……就叫我不得好死。……要是我不敢讲出来，就当面骂我卑鄙小人，啐我一口唾沫就是！”

卡尼佛列夫伸出拳头捶一下桌子，脸色红得发紫。

“反正是完了！我马上就去，照直讲出来！现在就去！他同他妻子就在那边坐着，离这儿不远！完蛋就完蛋，管它呢，反正我要擦亮他们的眼睛！我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它们见识见识阿辽沙·卡尼佛列夫是个什么人！”

卡尼佛列夫一下子跳起来，身子摇摇晃晃，跑掉了。……他的朋友们正朝他伸出手，要拉住他的衣襟，他却已经跑远了。他们刚打定主意跑过去追他，拉住他，不料他已经跑到上司的桌子跟前，站住，开口说道：

“我，大人，没经通报就闯进您家里来了，不过我是正人君子，才这样做，所以要请您原谅。……我，大人，喝了点酒，这是实在的，”他说，“不过我神志却清醒！俗语说得好：清醒的人话藏在心里，喝醉的人话挂在嘴上，我要把真正的实情一股脑儿跟您讲出来！对，大人！够了，再也不能隐忍下去了！比方说，为什么您办公室里的地板很久都没上过油漆？为什么您容许会计员睡到十一点钟才起来？为什么您容许米恰耶夫把衙门里的报纸拿回家去，却不容许别人这样干？反正我是完了，我要对您把一切真正的……”

可是卡尼佛列夫讲出这些真正的实情的时候，他的嗓音发颤，眼睛里含着泪水，不住用拳头捶胸口。

他的上司瞧着他，瞪大眼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1] 基督教安灵祭上追悼亡人的祷词。

[2] 基督教祷词的结尾语，意思是“但愿如此”。

坏孩子

相貌好看的青年男子伊凡·伊凡内奇·拉普金和生着小翘鼻子的年轻姑娘安娜·谢敏诺芙娜·扎木勃里茨卡雅，顺着高陡的岸坡走下去，在长椅上坐下。长椅放在新生的而且茂密的柳丛中间，紧靠着河水。好一个美妙的所在！您一坐到这儿，就同外界隔绝了，只有鱼和水面上像闪电般跑来跑去的水蜘蛛才能看见您。两个青年人带着钓鱼竿、捞鱼网、装着蚯蚓的罐子和别的捕鱼工具。他们坐下，立刻动手钓鱼。

“我真高兴，我们到底单独在一块儿了，”拉普金往四下里看一眼，开口说，“我有许多话要跟您说，安娜·谢敏诺芙娜。……多得很呢。……当初我头一次看见您的时候……鱼在吃您的钓饵了。……我才明白我是为什么活着，我才明白我应当用我诚实而勤劳的一生供奉的神像在哪儿。……大概是一条大鱼上了您的钩。……我看见您，才头一次坠入情网，热烈地爱上您！您等一会儿再拉……让它咬住钓钩再拉。……您告诉我，我亲爱的，我求求您，我能指望……不是指望相互的爱情，不是的！……这我不配，我连想也不敢想。我能指望……您快拉呀！”

安娜·谢敏诺芙娜举起握着钓竿柄的手，猛力一拉，大叫一声。空中闪过一条银白发绿的小鱼。

“我的上帝啊，这是鲈鱼！哎呀，哎呀。……快一点！它要挣脱了！”

鲈鱼挣脱钓钩，在草地上跳动，往它的老家移过去，终于……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去了！

拉普金忙着捉鱼，可是他的手没抓住鱼，不知怎么，无意中却抓住了安娜·谢敏诺芙娜的手，无意中把那只手送到他的唇边。……姑娘缩回手去，可是已经迟了：他们的两张嘴无意中凑到一起，接吻了。不知怎么，无意中就出了这样的事。他们频频接吻，然后海誓山盟，表白忠贞。……幸福的时光啊！可是，在人间生活里，却没有什么绝对幸福的东西。照例，幸福的事本身就含有毒素，或者受到外界什么东西的毒害。这一次也如此。两个青年人正在接吻，忽然传来了笑声。他们往河里一看，愣住了：原来有个赤身露体的男孩站在水里，水齐到腰上。那是中学生柯里亚，安娜·谢敏诺芙娜的弟弟。他站在水里，瞧着两个青年人，阴险地冷笑。

“啊啊……你们在亲嘴？”他说，“好哇！我要告诉妈妈去。”

“我希望您，像正派人那样……”拉普金涨红脸，嘟嘟哝哝说。“偷看是卑鄙的，告诉别人就下流、卑劣、可恶了。……我认为您会像正派而高尚的人那样……”

“给我一个卢布，那我就不去告诉！”高尚的人说，“要不然我就要去。”

拉普金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卢布，拿给柯里亚。男孩用湿拳头握紧卢布，打一声呼哨，游着水远去了。两个青年人就此再也没接吻。

第二天拉普金从城里给柯里亚带来颜料和小皮球，他的姐姐把她收藏的空药丸盒统统送给他。后来他们又送给他刻着狗头的袖扣。坏孩子分明很喜欢这些，他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而开始监视他们。拉普金和安娜·谢敏诺芙娜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一分钟也不让他们单独在一块儿。

“坏蛋！”拉普金咬牙切齿地说，“年纪那么小，却已经成了这么个大坏蛋！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整个六月，柯里亚弄得那对可怜的情人无法生活。他用揭发要挟他们，他监视他们，他勒索馈赠。送给他那么些东西，他还嫌不够，最后竟然谈起怀表来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答应给他买怀表。

有一回，大家正在吃中饭，仆人端上鸡蛋饼[1]来，他忽然哈哈大笑，挤了挤眼睛，问拉普金说：

“要说出来吗？啊？”

拉普金满脸通红，错把餐巾当作鸡蛋饼，放进嘴里嚼起来。安娜·谢敏诺芙娜从桌旁跳起来，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样的局面，那对青年人一直熬到八月底，拉普金终于向安娜·谢敏诺芙娜求婚的那天才算了结。啊，那是多么幸福的一天！拉普金同未婚妻的父母谈过话，得到他们的同意以后，首先跑进花园里去，开始寻找柯里亚。他找到柯里亚，乐得差点哭起来，一把揪住坏孩子的一只耳朵。安娜·谢敏诺芙娜也在找柯里亚，跑过来，一把揪住他另一只耳朵。这对情人脸上那种解恨的神情真值得一看，这时候柯里亚哭着，央告他们说：

“亲爱的，好人啊，亲人啊，我下回不了！哎哟，哎哟，饶了我吧！”

后来他俩都承认，他们相爱的整个时期，一次也没体验过像拧坏孩子的耳朵那样的幸福，那样心花怒放的快乐。

[1] 点心是最后一道菜，暗示这顿饭已经吃完。

嫁妆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像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会。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契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那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穿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契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啊”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这“啊”的一声喊，像回声一样，从穿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啊”。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啊”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头巾包着。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人的柠檬色脸庞。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纸样和一件针脚很粗的黑色女上衣。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

“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契卡玛索娃说。

契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契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我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那个领结在哪儿？”[1]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啊，难道，玛丽雅，难道……[2]……唉，难道可以……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我们不大熟识的人。[3]……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我在契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年纪十九岁左右，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她走进来，行个屈膝礼，脸红了。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契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音说，“这个年轻人，玛涅琪卡[4]，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母女俩都垂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5]，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母亲说，“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直到下个市集为止。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我的彼得·谢敏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啊。”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这不是现在穿的！这是嫁妆！”

“哎呀，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呀？！”女儿说，脸上泛起红晕。“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绝不！”

她说着这些话，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傍晚七点钟开晚饭，有六道菜之多。吃晚饭的时候，我听见很响的哈欠声，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哈欠。我惊讶地瞧着房门：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哈欠呢。

“这是彼得·谢敏内奇的弟弟叶果尔·谢敏内奇……”契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就解释说，“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您要原谅他，他不能出来见您。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后来受人家的气。……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契卡玛索娃把叶果尔·谢敏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条圣带[6]拿给我看。玛涅琪卡一时也丢开羞怯，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她就脸红了，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母亲顿时容光焕发，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储藏室里走一趟。在储藏室里，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母亲对我小声说，“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啊”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不过变化还是有的。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敏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彼得·谢敏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她说，“彼得·谢敏内奇……您知道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叶果尔·谢敏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琪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琪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

“您在说什么呀，妈妈！”玛涅琪卡说，发窘了，“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琪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穿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他像耗子那样窸窸窣窣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人大概就是叶果尔·谢敏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我想告状！叶果尔·谢敏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我的玛涅琪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琪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玛涅琪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契卡玛索娃。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带[7]，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蹬着套鞋而不是皮靴。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

“我现在又见到您，很高兴，先生。”[8]

“您在缝什么？”过一会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果尔·谢敏内奇就会把它拿走。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

“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玛涅琪卡在哪儿呢？我没问一身重孝的老太婆，我不想问。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琪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玛丽雅的爱称。

[5] 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第四十日。

[6] 神父圣衣的一部分，戴颈上，垂在胸前，绣有十字架。

[7] 缀在衣服袖子或领子上的条带。

[8] 原文为法语。

品德崇高的酒店老板

破落户的哀歌

“亲爱的，你给我一点凉的小吃。……

嗯，再给我……一点白酒。……”

墓前的碑文

目前我坐在这儿，心境愁闷，思前想后。

当年，在我祖传的庄园上，有很多鸡、鹅、火鸡，那都是愚蠢而不通灵性的飞禽，然而吃起来倒是非常非常鲜美的。我在养马场上，“啊，你们，我的马呀，马”，不断地繁殖和增多……磨坊不会闲下来没活干，矿坑老是生产煤炭，农妇们采集马林果。我的土地上，动物和植物都极其繁盛，想吃就可以吃，要研究动物学也不妨研究。……兴致来了，我还可以坐在剧院第一排看看戏，或者打打小牌，或者夸耀一下我的情妇。……

现在却不同了，大不相同了！

一年以前，在伊里亚节[1]，我坐在家里凉台上，心境愁闷。我面前摆着茶壶，里面放了一卢布一磅的便宜茶叶。……我心里不好受，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我只顾愁闷，却没留意到叶菲木·楚崔科夫走到我跟前来了，他是我旧日的农奴，现在做酒店老板。他走过来，在桌旁恭敬地站住。

“您，老爷，该吩咐人油漆房顶了！”他把一瓶白酒放在桌子上说，“这房顶是铁皮铺的，不上油漆就要生锈。铁锈，谁都知道，是要腐蚀铁皮的。……将来可就要锈成一个个大窟窿了！”

“我哪有钱上漆呢，叶菲木希卡[2]？”我说，“这你也知道。……”

“您借钱嘛，老爷！要不然就会锈出窟窿来了！……再者，老爷，您还得雇个人来看守您的园子。……人家在偷您的树呢！”

“唉，这又要用钱！”

“我给您钱好了。……反正您会还给我。您也不是初次拿我的钱用。……”

楚崔科夫就大方地给我五百卢布，拿去借据，走了。……他走后，我用拳头支住脑袋，思考人民和人民的秉性。……我甚至想给《罗斯》[3]写一篇论文。……

“他对我做好事，他慷慨大方……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以前我……用鞭子抽过他。……他多么不念旧恶！你们学习吧，外国人！”

过一个星期，我院子里一个小板棚起火了。头一个跑来救火的就是楚崔科夫。他亲手拆毁小板棚，把他的防水布抬来，盖住我的正房，以防万一。他浑身发抖，满脸通红，衣服水淋淋的，就像在保护自己的财产。

“现在得盖新板棚了，”他救完火后对我说，“我家里有木料，给您送来就是。……您那个小池塘，老爷，也该叫人收拾一下。……昨天有人去捕鲫鱼，整个渔网都给水草刮破了。……渔网值三百卢布呢。……您拿去吧！您又不是头一次拿我的钱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池塘收拾好了，整个房顶上了油漆，马棚修缮了，而且所有这些都是楚崔科夫出的钱。

一个星期以前，楚崔科夫到我家里来，在我房门口站住，恭敬地往他的空拳头里咳嗽几声。

“现在您这个庄园叫人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他说，“这样的庄园配得上伯爵或者公爵住呢。……池塘也收拾好了，冬麦也播下种了，马儿也买来了。……”

“这全亏了你，叶菲木希卡！”我说，感动得差点哭出来。

我站起来，用最诚恳的方式拥抱那个乡下人。……

“求上帝保佑，我的景况将来总会好转，那时候我就会把你的钱统统还清，叶菲木希卡。……另外还要加上利息。让我来再一次拥抱你！”

“一切都修缮好，整顿好了。……多亏上帝保佑！现在只剩下一件事要做，就是点上烟子把狐狸从这儿熏走[4]了。……”

“什么狐狸，叶菲木希卡？”

“那还用问。……”

楚崔科夫沉默一会儿，补充说：

“法警一会儿就要来。……您把酒瓶拿开吧。……说不定法警会看见。……他就会以为我在这个庄园上不干别的，专门喝酒了。……您愿意在乡下租个住处呢，还是要搬到城里去？”

目前我坐在这儿，思前想后。

[1] 东正教节日，在8月2日。

[2] 叶菲木的爱称。

[3] 在莫斯科印行的一种斯拉夫派报纸（1880—1886）。——俄文本编者注

[4] 用烟子把狐狸熏出洞来，原是捕捉狐狸的方法，在此则借喻“请你滚出去”。

阿尔比昂的女儿[1]

有一辆讲究的四轮马车，安着橡胶轮胎，铺着丝绒坐垫，由一个身体壮实的马车夫赶着，来到地主格利亚包夫的家门口。本县首席贵族费多尔·安德烈伊奇·奥特佐夫从四轮马车上跳下来。穿堂里有个睡意蒙眬的听差迎接他。

“主人在家吗？”首席贵族问。

“不在，先生。太太带着孩子们出外做客，老爷同家庭女教师一块儿去钓鱼。他们从一清早就出去了，先生。”

奥特佐夫站了一会儿，沉吟一下，就走到河边去寻找格利亚包夫。他走出家门两俄里远，在河边找到他了。奥特佐夫从高陡的河岸上往下看，瞧见格利亚包夫，不由得扑哧一笑。……格利亚包夫是个又魁梧又胖的男子，生着很大的脑袋，在沙地上坐着钓鱼，像土耳其人那样把两条腿盘在身子底下。他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领带歪在一边。他身旁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英国女人，生着大虾般的暴眼睛，她那类似鸟嘴的大鼻子与其说是鼻子，不如说是钩子。她穿着白色薄纱连衣裙，隔着衣服可以明显地看出她那对瘦削的黄肩膀。她的金黄色腰带上挂着一只小小的金怀表。她也在钓鱼。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两个人像河水一样静止不动，他们的浮子在河面上漂着。

“这就叫作‘瘾头极大，时运很糟’！”奥特佐夫笑着说，“你好，伊凡·库兹米奇！”

“哦……是你吗？”格利亚包夫问，仍然目不转睛地瞧着河水。“你来了？”

“是啊。……可是你还在干这种无聊的事！你还没腻烦吗？”

“活见鬼。……要知道，我钓了一天的鱼，从清早就来了。……今天钓鱼的运气可真差。不管是我，还是这个女妖精，都是什么也没钓着。我们径自在这儿坐着，哪怕钓到一条也好呀！简直急得人要喊救命！”

“你丢开算了。我们喝酒去！”

“慢着。……或许会钓着点什么也未可知。傍晚时分鱼比较容易上钩。……我从一大早起，老兄，就坐在这儿了。我心里的那种气闷，简直没法跟你说。必是魔鬼叫我钓鱼入了迷！我明知这种事无聊，可还是坐着不走！我坐在这儿不动，像是个坏蛋，像是个苦役犯。我瞪起眼睛瞧着河水，活像个傻子！我本来应该到割草场去才对，可是我偏偏在这儿钓鱼。昨天主教在哈波涅沃村做礼拜，可是我没去，却在这儿呆坐着，喏，跟这条鲟鱼在一起……跟这个母夜叉在一起。……”

“可是……你发疯了？”奥特佐夫问道，难为情地斜起眼睛瞧着英国女人，“你当女人的面骂街……而且又骂的是她。……”

“滚她的吧！反正俄国话她连一个字也听不懂。你夸她也罢，骂她也罢，在她反正一样！你瞧她那鼻子！单是那个鼻子，你一瞧见就会当场昏厥！我们一块儿在这儿守了好几天，连一句话也没谈过！她站在那儿好比一个稻草人，瞪大眼睛瞅着河水不动。”

英国女人打了个哈欠，换上新的钓饵，把钓钩丢出去。

“我，老兄，纳闷得不得了！”格利亚包夫接着说，“这个傻透了的娘们儿在俄国住了十年，可是俄国话连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们这儿随便哪个小贵族，到她的国家去一趟，马上就学会她们的话，叽里呱啦说起来，可是她们……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瞧瞧那个鼻子！那个鼻子，你瞧瞧！”

“得了，别说了。……怪难为情的。……何苦攻击女人呢？”

“她不是女人，而是处女。……恐怕她还巴望人家来求婚呢，鬼东西。她身上冒出一股腐朽的气味。……我恨她，老兄！要我见着她而不生气，我办不到！每逢她的大眼睛瞟我一下，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仿佛我的胳膊肘撞在栏杆上似的。她也喜欢钓鱼。你瞧：她在钓鱼，大模大样的！她看不起所有的人。……她，这个坏婆娘，站在那儿，感到她是个人，因此她就是大自然的女王。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薇尔卡·查里佐芙娜·特法依斯！呸！……念起来多么不顺口！”

英国女人听见她自己的姓名，就慢腾腾地把她的鼻子往格利亚包夫那边转过去，用轻蔑的眼光打量他。她丢开格利亚包夫，抬起眼睛来，眼光移到奥特佐夫身上，把轻蔑倾泻到他身上去。所有这些举动都是一声不响，尊严而又从容不迫地做出来的。

“你看见了吧？”格利亚包夫问，哈哈大笑，“她仿佛在说：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哼，你这个女妖精！我完全是为我那些孩子才养着这个特里同[2]的。要不是为那些孩子，她就连走到离我庄园十俄里远的地方，我也不答应。……她那个鼻子活像鹰嘴。……还有她的腰！这个死气沉沉的女人使我联想到一根长钉子。你要知道，我真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她，一锤子把她钉进地里去。等一等。……好像有鱼上钩了。……”

格利亚包夫跳起来，举起钓竿。钓丝绷紧了。……格利亚包夫又拉一次，却没把钓钩拽出来。

“它钩住一个什么东西了！”他说，皱起眉头，“多半是钩住石头了。……见它的鬼。……”

格利亚包夫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他唉声叹气，不安地扭动身子，嘴里骂骂咧咧，动手拉钓丝。拉了一阵却没有结果。格利亚包夫脸色苍白了。

“真要命！我非下水不可。”

“你算了吧！”

“不行。……天近傍晚，鱼正好上钩呢。……可是出了这样的麻烦事，求主宽恕吧！我只好下水一趟。不得不如此！要是你知道我多么不愿意脱衣服就好了！这得把英国女人赶走才成。……当她的面不便脱衣服。要知道，她毕竟是女人啊！”

格利亚包夫脱掉帽子，解下领结。

“小姐[3]……呃呃……”他转过脸去对英国女人说，“特法依斯小姐！我请求您[4]……哎，该怎么跟她说呢？哎，该怎么跟你说，才能叫你听懂呢？您听着……那边！您到那边去！听见了吗？”

特法依斯小姐把轻蔑的目光倾泻在格利亚包夫身上，鼻子里哼一声。

“什么，小姐？您没听懂？我跟你说：从这儿走开！我要脱光衣服，鬼东西！你到那边去！那边！”

格利亚包夫拉一拉小姐的衣袖，对她指着灌木丛，蹲下去，那意思是说：你到灌木丛后边去，在那儿躲一躲。……英国女人使劲挑动眉毛，很快地说出一句很长的英国话。两个地主都扑哧一声笑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见她的说话声。……不用说，这就是她的说话声！她不明白！哎，我拿她怎么办呢？”

“算了！我们去喝酒吧！”

“不行，现在正是钓鱼的时候。……到傍晚了。……哎，你说我该怎么办？这才麻烦！那就只好当她的面脱衣服。……”

格利亚包夫脱掉上衣和坎肩，然后坐在沙地上脱皮靴。

“听我说，伊凡·库兹米奇，”首席贵族说，捂住嘴哈哈大笑，“这，我的朋友，简直是戏弄人，欺人太甚了。”

“谁也没要求她听不懂我的话呀。这也是给她们外国人一个教训！”

格利亚包夫脱掉皮靴和裤子，脱掉内衣裤，换成亚当的打扮[5]。奥特佐夫笑得捧住肚子。他又笑又臊，脸都涨红了。英国女人不住地扬眉毛，眨巴眼睛。……她那张黄脸上掠过一丝高傲而轻蔑的笑容。

“应当让我的身子凉一凉再下水，”格利亚包夫说，拍打他的大腿，“劳驾，你说说看，费多尔·安德烈伊奇，为什么每年夏天我的胸脯上总要出些红疹子？”

“你就快点下水吧，要不然拿点什么东西来挡挡身子也好。畜生！”

“她才不会害臊呢，坏娘们儿！”格利亚包夫说着，走到河水里去，在胸前画十字，“呵，呵……水好凉啊。……你瞧瞧她的眉毛动得多么厉害！她不走。……她高高地站在我们这些人之上！嘻嘻嘻。……她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

他走进水里，水齐到膝部。他挺直魁梧的身子，挤了挤眼睛，说：

“这儿，老兄，可不是她的英国！”

特法依斯小姐冷静地换上钓饵，打个哈欠，把钓钩丢到水里。奥特佐夫掉过脸去。格利亚包夫把钓钩解下来，在水里扎了个猛子，气喘吁吁地爬出水来。过两分钟，他在沙地上坐着，又钓鱼了。

[1] 阿尔比昂是英国的古名，这个题名的意思是“一个英国女人”。

[2] 希腊神话中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

[3] 原文为英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即“赤身露体”。按基督教传说，亚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赤身露体。

说情

在涅瓦大街上走着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皱纹的老人，脖子上挂着勋章。他身后跟着个矮小的青年男子，小鼻子现出紫红色，帽子上安着帽徽[1]，脚步一跳一颠的。小老头皱起眉头，心事重重。青年人忧虑地眨巴眼睛，仿佛打算哭一场似的。两个人正在朝叶甫兰披·斯捷潘诺维奇家走去。

“我没有错，舅舅！”青年人说，脚步几乎跟不上老人，“我无缘无故被革了职。德良科甫斯基喝酒比我厉害，可是他就没被革职！他每天都醉醺醺地来上班，我却不是每天这样。大人处事这么不公平，舅舅，我简直没法跟您说！”

“住嘴！……蠢猪！”

“嗯。……好，就算我是蠢猪吧，虽然我也是有自尊心的。我不是因为酗酒革职，而是因为一张照片出了事。我们送给他一本我们的照相簿。大家都照了相，我也照了相，可是我那张照片照得差，舅舅。照片上，我这对暴眼睛鼓出来，胳膊张开来。我的鼻子根本就不像照片上那么长。我不好意思把我的照片夹在照相簿里。要知道，大人家里有女人，她们常看照片，我可不愿意在女人面前丢人现眼。我的相貌不算漂亮，可是总还招人喜欢嘛，照片上却是那么一副鬼样子。叶甫兰披·斯捷潘诺维奇发现没有我的照片，就生气了。他老人家以为我生性高傲，或者有目无长上的自由思想。……其实我哪有什么自由思想？我又上教堂，又持斋，又不像德良科甫斯基那么自以为了不起。您给我撑腰吧，舅舅！我一辈子都会替您祷告上帝！与其没有差使，闲逛荡，还不如躺进棺材的好。”

小老头和他的同路人拐了一个弯，又穿过三条巷子，终于在叶甫兰披·斯捷潘诺维奇家门口拉了拉门铃。

“你在这儿坐一下，”小老头同青年人一起走进接待室里，说，“我到他那儿去一趟。你老是惹麻烦。蠢货。……你站起来，就在这儿站着。……没出息的东西。……”

小老头擤擤鼻子，理一下挂在脖子上的勋章，往书房走去。青年人留在接待室里。他的心开始怦怦地跳。

“他们在那边说些什么呢？”他暗想，浑身发凉，心里愁闷，不住调换两只脚站着，这时候书房里传来两个苍老的说话声。“他肯不肯听舅舅的话呢？”

真相不明，他受不了。他就走到房门跟前，把他的大耳朵贴上去。

“我办不到，先生！”他听见叶甫兰披·斯捷潘诺维奇的说话声，“请您相信上帝，我办不到！我尊重您，我是您的朋友，普罗霍尔·米海雷奇，我为您什么事情都愿意办，然而这件事……我办不到！您也不要再求我！”

“我同意您的看法，大人，他是个坏孩子。我不想否认这一点。我把您看作朋友和恩人，甚至可以告诉您：他还不仅仅是个酒徒。这还不算什么。他是个流氓啊！要是有什么东西没收藏好，他就偷走。他是顺手牵羊的能手，又随时随地说人家的坏话。……这样的混蛋坏得我都没法跟您说！您今天出力给他办件好事，明天他却悄悄告您的密。这个人是败类。……我一点也不可怜他。要按我的本意办，我早就打发他滚蛋了。……可是我，大人，替他的母亲难过！我来求您也不过是看在他母亲面上罢了。他，下流胚，把他母亲的财物偷个精光，都换酒喝了。……”

青年人离开房门口，在接待室里走来走去。过了五分钟，他又走到房门那边，把耳朵贴上去。

“您就看在老太婆面上行行好吧，大人，”舅舅说，“她听说她那下流儿子丢了差事，伤心得要死。”

“好，行，就这么办吧。只是有个条件：他再出一丁半点的差错，马上就叫他滚蛋！”

“要是再出什么事，您就马上把他轰出去，这个下流胚。”

青年人离开房门口，在接待室里走来走去。

“舅舅真是好样的！”他小声说，高兴得不住搓手，“他讲得娓娓动听！他没受过教育，可是他说的那些话却巧妙得很。……”

舅舅从书房里出来。

“大人把你留下了，”他阴沉地说，“没出息的东西。……我们走吧。”

“谢谢您，舅舅！”青年人说，叹口气，着眼睛，目光中充满感激的神情，吻他的手，“没有您说情，我早就完了。……”

两个人走出门外，到了街上，走回家去。老人皱起眉头，心事重重，青年人却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1] 指旧俄时期文官的制帽。

查问

那是中午。地主沃尔迪烈夫，一个高大壮实、头发剪短、眼睛突出的男子，脱掉大衣，拿绸手绢擦一阵额头，胆怯地走进衙门里。那儿满是用钢笔写字的沙沙声。……

“我想在这儿查问一点事情，不知该找谁接洽？”他对看门人说，那人正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手里托着盘子，上边放着玻璃杯。“我要在这儿打听一点事情，并且要一份会议记录簿上决议的副本。”

“那您就往那边走，老爷！喏，找窗子旁边坐着的那一位！”看门人说，用托盘指着尽头的窗子。

沃尔迪烈夫嗽一嗽喉咙，往窗子那边走去。那边有一张绿色桌子，桌面上满是斑点，倒好像那桌子害了斑疹伤寒似的。一个青年靠桌子坐着，头上竖起四绺头发，鼻子很长而且生着粉刺，身上穿着褪色的制服。他把大鼻子戳到纸上，正在写字。他右面鼻孔旁边有一只苍蝇在散步，他就不时努出下嘴唇，往鼻子底下吹气，这就给他的脸添上极其操心的神情。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在您这儿，”沃尔迪烈夫对他说，“查问一下我的案子？我姓沃尔迪烈夫。……顺便我要一份三月二日会议记录簿上决议的副本。”

文官把钢笔探进墨水瓶里蘸墨水，然后看一看：笔尖上蘸的墨水是不是太多了？他相信墨水不致滴下来，于是沙沙响地写起来。他的嘴唇努出去，然而用不着再吹气：苍蝇飞到他耳朵上去了。

“我可不可以在这儿查问一下？”沃尔迪烈夫过一分钟又问道，“我姓沃尔迪烈夫，是地主。……”

“伊凡·阿历克塞伊奇！”文官对空中喊一声，仿佛没看见沃尔迪烈夫似的，“等商人亚里科夫来了，你就对他说，要他在写给警察局的呈文副本上签个字！我已经跟他说过一千回了！”

“我想查问我同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的讼案，”沃尔迪烈夫喃喃地说，“这个案子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恳切地请求您为我费一费神。”

文官仍然没看见沃尔迪烈夫，正捉住他嘴唇上一只苍蝇，仔细观察它，然后把它扔了。地主嗽一嗽喉咙，拿出方格手绢大声擤鼻子。然而这也无济于事。文官仍然不理他。他们沉默了两分钟光景。沃尔迪烈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放在文官面前一本翻开的簿子上。文官皱起额头，带着操心的脸色把簿子拉过来，合上了。

“我要查问一点小事……我只想弄清楚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是根据什么理由……我可不可以打搅您一下？”

可是文官只顾想心思，站起来，搔着胳膊肘，不知什么缘故走到一个橱柜那儿去了。过了一分钟，他回到他的桌子这边来，又摆弄簿子：这回簿子上又放着一张一卢布钞票。

“我只打搅您一分钟。……我只要查问一点小事。……”

文官却没听见。他动手抄写一份什么文件。

沃尔迪烈夫皱起眉毛，灰心地打量所有那些笔底下沙沙响的人。

“他们写个没完！”他暗想，叹气，“他们写个没完，叫他们都见鬼去吧！”

他离开桌子，在房间中央站住，绝望地垂下双手。看门人又端着玻璃杯穿过房间，大概留意到沃尔迪烈夫脸上的狼狈神情了，因为他走到沃尔迪烈夫紧跟前，轻声问道：

“哦，怎么样？问过了吗？”

“问过了，可是人家不愿意理我。”

“那您就给他三卢布好了……”看门人小声说。

“我已经给过两卢布了。”

“那您就再给一卢布。”

沃尔迪烈夫回到桌子那边，在翻开的簿子上放了一张绿色钞票。

文官又把簿子拉到跟前来，动手翻阅，随后，忽然间，仿佛出于无意似的，抬起眼睛瞧着沃尔迪烈夫。他的鼻子开始发亮，转红，由于微笑而起皱纹了。

“哦……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他问。

“我想查问一下我的案子。……我是沃尔迪烈夫。”

“很高兴，先生！是古古林一案吧？很好，先生。那么认真说来，您要查问的究竟是什么呢？”

沃尔迪烈夫就向他陈述他的要求。

文官活跃起来，仿佛一股旋风把他卷进去了似的。他查档案，吩咐人抄写副本，给申请人端椅子，所有这些事一刹那间全办完了。他甚至谈了谈天气，问了问收成。等到沃尔迪烈夫起身走出去，他就送他下楼，殷勤而恭敬地赔着笑脸，做出他随时愿意在申请人面前跪下去叩头的样子。不知什么缘故，沃尔迪烈夫倒觉得过意不去，就顺从某种内心冲动，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来，递给文官。那一个不住鞠躬，赔着笑脸，把钞票接过去，而且用的是一种近似魔术家的手法：钞票只在空中一闪，就无影无踪了。……

“哎，这些人啊……”地主暗自想着，走到外面街道上，站住，用手绢擦额头。

退休的奴隶

“我们那条小河弯得像是一条小蛇，又好比锯齿。……它穿过荒野，曲曲折折，绕来绕去，仿佛断成几截似的。……你爬上山顶，往下一看，整条河全看得清楚，就像在你手心上。白天它仿佛一面镜子，夜里亮闪闪的好比水银。岸边长着芦苇，好像低下头瞅着河水。……好美呀！这儿是芦苇，那儿是绢柳，再过去是杨柳。……”

尼基佛尔·菲里莫内奇这样有声有色地讲着。他正在啤酒店里一张小桌子旁边坐着喝啤酒。他讲得津津有味，心里发热。……每逢他在讲话当中渲染一个特别富有诗意的地方，他那满是皱纹和刮光胡子的脸以及棕色的脖子就不住颤抖，痉挛起来。听他讲话的是女店员达尼雅，相貌俊俏，只有十六岁。她把胸脯抵在柜台上，用拳头支着脑袋，听得不住惊叹，脸色发白，连眼睛也不一下，如醉如痴地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

尼基佛尔·菲里莫内奇每天傍晚都到啤酒店里来，同达尼雅谈天。他喜欢她，这是因为她是孤儿，还因为她那苍白和目光敏锐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平静的亲切神情。他喜欢谁就向谁倾吐他过去的种种秘密。他谈起天来照例从头讲起，也就是从描绘景物开始。他讲完景物就讲打猎，讲完打猎又讲他去世的主人斯文佐夫公爵的为人。

“他是个出名的人啊！”他讲到公爵说，“他有名，与其说是因为他家财豪富，田产很多，还不如说是因为他有那样的性格。他是个唐璜[1]呢。”

“什么叫唐璜？”

“那意思是说他在对待女人方面是个了不得的唐璜。他就喜欢你们女人。他把全部家财都花在女人身上了。是啊。……当初我们在莫斯科住着，我们那家大饭店里楼上的人几乎全靠我们花钱养活呢。在彼得堡，我们跟冯·土西赫男爵夫人关系很深，他还跟她生过私生子。就是这个男爵夫人，有一天晚上打牌，把她的家当全输光了，打算自寻短见，可是公爵没让她了结她的生命。她生得漂亮，那么年轻。……她跟他混了一年，后来死了。……女人多么爱他呀，达尼雅！多么爱他呀！她们缺了他就没法活哟！”

“他漂亮吗？”

“哪儿的话。……他老了，不漂亮。……喏，达尼雅，您也会招他喜欢的。……他就喜欢这种身材瘦小、脸皮白净的。……您不要难为情。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我一辈子也没说过假话，现在也没说假话。……”

然后尼基佛尔·菲里莫内奇开始描摹那些轻便马车、马、华丽的装束。……他对这一切都在行。随后他列举各种酒名。

“有些酒，一瓶就要卖二十五卢布呢。你喝上一小杯，你肚子里就不同了，好像你要活活地乐死了。……”

达尼雅最喜欢听的是安静的月夜的情景。……夏天，在苍翠的树林里，在花丛中，举行热闹的狂欢会。冬天呢，坐上雪橇，盖上暖和的毯子，像闪电那样飞驰而去。

“那些雪橇飞个不停，您就觉得月亮在奔跑似的。……妙极了！”

尼基佛尔·菲里莫内奇照这样讲了很久。一直要到小学徒吹熄大门上方的挂灯，把门外的招牌拿进啤酒店里来，他才结束。

冬天一个傍晚，尼基佛尔·菲里莫内奇喝醉了酒，在一道围墙底下躺着，受了寒。他被人送进医院里去。过了一个月他从医院里回来，在啤酒店里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听他讲话的姑娘。她不见了。

过了一年半，尼基佛尔·菲里莫内奇在莫斯科顺着特威尔街走动，要卖掉那件他穿旧的薄大衣。他遇见了他所喜爱的姑娘达尼雅。她脸上擦着白粉，身上穿得华丽，帽边往上卷得很高。她挽着一个戴高礼帽的老爷的胳膊往前走去，不知为一件什么事扬声大笑。……老人瞧着她，认出她来，就目送她走去，慢腾腾地脱掉帽子。他脸上掠过脉脉的温情，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啊，求上帝保佑她……”他小声说，“她真好。”

他戴上帽子，轻声笑起来。

[1] 指“好色的人”，原是西班牙传奇中一个猎艳的人物。

傻娘们儿，或退役的上尉

一出不存在的轻松喜剧中的一场

举行婚礼的季节。退役的上尉索乌索夫坐在蒙着漆皮面的长沙发上，把一条腿盘在身子底下，伸出两只手抱住另一条腿。他一边说话，一边摇晃身子。媒婆卢金尼希娜，一个胖得不像样的老太婆，生着愚蠢而和善的脸，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她脸上现出又惊又怕的神情。她的侧影像蜗牛，她的相貌像黑蟑螂。她说话低声下气，每说完一个字就打个嗝。

上尉 不过，如果从观点[1]来看，伊凡·尼古拉伊奇就做得异常重要。他结婚是做得对的。纵然你是教授，纵然你是天才，可要是不结婚，就分文不值。你就没有资格，也没有社会舆论。……谁不结婚，谁在社会上就不能有真正的声望。……以我为例。……我是有教养阶层的人，是房产主，有钱。……我还有官阶……又有勋章，可是这对我有什么用？如果从观点来看我，我算是什么人呢？孤老一个。……无非是同义字，如此而已。（沉思）大家都结婚，大家都有孩子，只有我……却像抒情歌里唱的一样。……（用男高音唱悲凉的抒情歌）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但愿有个等着出嫁而又没有人要的女人才好！

卢金尼希娜 干什么找没有人要的呢？没有人要的，老爷，可配不上你啊。凭你这种贵族身份，再者，可以说，凭你这种人品，任什么女人都肯嫁，就是有陪嫁钱的也一样。……

上尉 我不要有陪嫁钱的。我不允许我自己干那种图财结婚的下流事。我自己就有钱，我希望不是我吃老婆的面包，而是她吃我的面包。要是我娶个穷娘们儿，她倒会领情，明白。……我没有从我的利益出发的利己主义。……

卢金尼希娜 这话是实在的，老爷。……有的穷姑娘倒比有钱的姑娘还要长得美呢。……

上尉 美我也不需要。美管什么用？脸又不能当饭吃。美不应当美在天生的外貌上，而应当美在心灵上。……我要的是善良、温柔和那么一种纯洁。……我希望我的妻子尊重我，敬仰我。……

卢金尼希娜 嗯。……既然你是她合法的丈夫，她哪能不尊重你呢？莫非她没受过教育还是怎么的？

上尉 慢着，你别打岔。受过教育的我也不要。如今，人非受教育不可，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教育也有各式各样。如果老婆会说法国话，会说德国话，会说各国话，那当然令人高兴，非常令人高兴，然而假定这么说，如果她连给你缝个纽扣都不会，那又有什么用？我是有教养阶层的人，到处都受人款待，我可以说，我跟卡尼捷林公爵周旋起来就像现在跟你周旋一样方便，可是我有朴实的性格。我要朴实的姑娘。我不要聪明才智。聪明才智在男人身上才有分量，女人没有聪明才智也将就了。

卢金尼希娜 这话对，老爷。讲到有学问的女人，如今就连报纸上都写着她们不中用。

上尉 傻娘们儿才会爱你，尊敬你，又感觉到我是什么身份的人。她心里就会存着畏惧。聪明的女人吃了你的面包，却感觉不到这是谁的面包。那你就给我找个傻娘们儿吧。……你就这么记住：要找傻娘们儿。你心目中有这样的人吗？

卢金尼希娜 我心目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沉思）你要的是哪一种呢？傻娘们儿倒有很多，不过又都是些有脑筋的傻娘们儿呢。……个个傻娘们儿都有自己的头脑。……你是要傻到家的吗？（思索）我倒有这么个小傻娘们儿，可就是不知道你中不中意。……她出身商人家庭，陪嫁钱有五千左右。……长相倒也不能说难看，反正过得去，不上不下。……身材挺瘦，模样秀气。……待人也亲热，和和气气。……她的心别提多好了！要是有谁求她帮忙，她就把她的钱一股脑儿送给他。……再者，她的性子也温柔。……她的妈揪住她头发揍她，她连一声也不吭，一句话也不说！她爹娘把她管教得战战兢兢，要她上教堂就上教堂，要她料理家务就料理家务。……不过，就是有这么个问题。……（用手指摩挲额头）你可不要因为我说人家坏话就怪我这个罪人，我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对你说的都是真话：她有怪脾气！傻丫头！……平时她倒一句话也不说，像死人那么沉默。……她坐在那儿，闷声不响，可是忽然间，无缘无故，她跳起来了！倒好像你把开水浇在她身上了。她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就跟发了疯似的，一股劲儿地胡说起来。……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胡扯得没完没了！……照她那么一说，原来她爹娘都是蠢材，她家里的伙食也不好，那些教训她的话也不对头。倒好像她跟谁也没法一块儿过，人家把她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似的。……她口口声声说：“你们不能了解我。”……傻丫头！商人卡沙洛托夫向她求婚，想不到她回绝了！她一股劲儿当面讪笑他。……其实那个商人很有钱，相貌漂亮，风度翩翩，像个年轻的军官。有的时候，她随手拿过一本荒唐的书来，走到堆房里去，就此看个没完。……

上尉 哦，按范畴说，这个傻娘们儿跟我配不上。……你另找一个吧。……（站起来，看怀表）那么бонжур[2]！我该走了。……我要去过我的单身汉生活了。……

卢金尼希娜 去吧，老爷！请便吧！（站起来）星期六傍晚我再来谈做媒的事。……（向门口走去）哦，不过……你过这种单身汉的生活，要不要找个人来解解闷？

[1] 为了转文而滥用新名词，下文还有，不再一一注出。

[2] 法语banjour的俄语读音，bonjour的意思是“早安”或“日安”，而上尉本来要说的是“再会”。

在敞篷马车上

四等文官勃棱津的两个女儿基琪和齐娜，坐着敞篷马车在涅瓦大街上奔驰。跟她们同车的还有她们的表妹玛尔富霞。她身材矮小，只有十六岁，出身于内地一个地主家庭，如今到彼得堡来，在她显贵的亲戚家里做几天客，游览一下“名胜古迹”。她身旁坐着德隆凯尔男爵，身穿蓝色大衣，头戴蓝色帽子，脸上洗得干干净净，周身收拾得一尘不染，十分触目。两姊妹坐着马车游逛，不时斜着眼睛看一下她们的表妹。表妹既惹得她们发笑，又连累她们丢脸。纯朴的姑娘有生以来从没坐过敞篷马车，也没听过京城的闹声，这时候好奇地观察轻便马车上蒙着的面子和听差头上饰着金丝绦的帽子，每次见到公共马车在铁轨上开过去就叫起来。……至于她提出来的问题，那就越发天真可笑了。……

“你们的波尔菲利挣多少工钱？”在谈话中她顺便问一句，朝听差那边点一下头。

“好像是一月四十吧。……”

“真的？我哥哥谢辽查做学校教员，也才挣三十！莫非在你们彼得堡，劳动就这么受重视？”

“玛尔富霞，不要再问这样的话，”齐娜说，“也不要往两边看。这不像样。喏，您瞧那个军官多么滑稽！可是您得斜着眼睛瞧，要不然就不像样。哈哈！他活像喝下一口醋！您，男爵，向安菲拉多娃献殷勤的时候，也总是这么一副模样。”

“你们，小姐们[1]，老是笑，兴致好得很，可是我却在受良心的折磨，”男爵说，“今天我们那儿的职员们为屠格涅夫做安魂祭[2]，可是我，只为陪你们，就没去。这不大合适，你们要知道。……这种事固然是滑稽戏，不过也还是应当去一趟，表一表自己的同情……同情那些思想。……小姐们，请你们把手按住你们的心，老老实实对我说一句：你们喜欢屠格涅夫吗？”

“哦，是呀……当然了！谁还能不喜欢屠格涅夫呢。……”

“你看怪不怪。……我不论问谁，大家都说喜欢，不过我……就是不懂！要么我没有脑筋，要么我是不可救药的怀疑主义者，反正依我看来，由屠格涅夫引起的种种无稽之谈，即使不是可笑的，至少也是夸大其词！他是好作家，这我不想否认。……他写得流畅，他的文笔有些地方甚至挺生动，颇为幽默，不过……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他写得跟俄国一切文人差不多。……跟格利果利耶维奇[3]差不多，跟克拉耶夫斯基[4]也差不多。……我昨天特意从图书馆里借来一本《猎人笔记》[5]，从头看到尾，简直没有发现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既没有自觉心，也没谈到出版自由……任什么样的思想也没有！关于打猎，压根儿就没提到。不过，写得倒还不错！”

“简直很不错呢！他是很好的作家！关于爱情，他写得多么出色啊！”基琪叹道，“比什么人都写得好！”

“关于爱情他写得好，不过也还有比他更好的。比方拿让·里什潘[6]来说。写得多么可爱！您读过他的《克列依卡亚》吗？那完全不同！您一边读，一边领会到那些事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可是屠格涅夫……写了些什么呢？全是些思想……可是俄国哪有什么思想呢？都是从外国的土壤里移来的！一点独到的见解也没有，一点土生土长的东西也没有！”

“可是自然景物他写得多么好！”

“我不喜欢读自然景物的描写。这种描写总是拖得老长老长的。……‘太阳落下去了。……鸟儿开始歌唱。……树林飒飒地响。……’我老是跳过这些可爱的描写不读。屠格涅夫是好作家，这我并不否认，可是我不承认他有创造奇迹的本领，像人们提到他就大喊大叫的那样。据说他促进了人们的自我觉悟，据说他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某种政治良心。……所有这些我却看不出来。……我不懂。……”

“那么您读过他的《奥勃洛摩夫》[7]吗？”齐娜问，“在那里面，他反对农奴制度！”

“这话不错。……可是话说回来，我也反对农奴制度！那么大家也应该为我大喊大叫吗？”

“请您要求他不要再讲下去！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再讲下去！”玛尔富霞凑着齐娜的耳朵小声说。

齐娜惊讶地瞧着纯朴而胆怯的姑娘。这个内地姑娘的眼睛不安地瞧着敞篷马车上的人，从这个人脸上移到那个人脸上，闪着恶意的光芒，仿佛要找出个人来，好把她的痛恨和轻蔑发泄到他身上去似的。她气愤得嘴唇发抖。

“这不像样，玛尔富霞！”齐娜小声说，“您眼睛里含着泪水了！”

“人们还说，他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男爵继续说，“这从哪儿看得出来呢？我这个有罪的人就没看出这种影响。至少，他就没有对我发生过一丁点儿的影响。”

敞篷马车在勃棱津家大门旁边停下来了。

[1] 原文为法语。

[2] 追悼亡人的宗教仪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逝世于1883年9月3日，本文发表在同年同月24日。

[3] 说错，应是格利戈罗维奇（1822—1899），俄国作家。

[4] 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俄国资产阶级政论家。——俄文本编者注

[5] 屠格涅夫的作品。

[6] 让·里什潘（1849—1926），法国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7] 长篇小说，不是屠格涅夫写的，而是另一个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写的。

在秋天

时间将近深夜。

季洪大叔的酒店里坐着一伙马车夫和朝圣的香客。秋天大雨滂沱，潮湿的狂风像鞭子似的抽打人的脸，这就把他们赶进酒店里来了。淋湿的和疲乏的行人坐在靠墙的长凳上，听着风声呼号，昏昏睡去。他们脸上露出烦闷无聊的神情。有个马车夫是麻脸的汉子，脸上带着抓伤，把淋湿的手风琴放在膝上：他本来在拉琴，后来却不知不觉停住了。

大门上方，在昏暗而肮脏的挂灯四周，飞溅着雨点。风像狼那样嗥叫，呼啸，看来竭力要把酒店的大门从合叶上扯下来。院子里传来马匹的喷鼻声和马蹄踩着泥泞的咕叽声。天气又潮又冷。

季洪大叔本人坐在柜台里边，是个高身量和大脸庞的农民，浮肿的小眼睛睡意蒙眬。他面前，柜台外边，站着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衣服肮脏寒酸，然而显出知识分子的风度。他外面穿一件揉皱而粘着泥浆的夏大衣，下身是花条布的长裤，光脚上蹬着橡胶的套鞋。他的头、揣在衣袋里的手、又瘦又尖的胳膊肘，一齐瑟瑟发抖，好像得了热病。他那消瘦的全身，从极其憔悴的脸庞到橡胶的套鞋，偶尔掠过一阵轻微的痉挛。

“拿给我吧，看在基督面上！”他用疲乏而刺耳的男高音央求季洪说，“一小杯就成……喏，一小杯。记在我账上就是！”

“得了吧。……你们这号人，在这儿逛荡的多的是，下流货！”

下流货轻蔑而痛恨地瞅着季洪。要是办得到的话，他真想把他打死！

“你得明白，你这个蠢材，大老粗！不是我要酒喝，用你的话来说，用乡巴佬的话来说，这是我的内脏要酒喝！我的病要酒喝！你得明白！”

“我没有什么要明白的。……你走开。……”

“要知道，如果我现在喝不着酒，你得明白，如果我不能满足我的嗜好，我就能干出犯法的事来！上帝才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来！你这个粗人，开酒店这么些年，见过很多的醉汉，莫非你到现在还没弄清楚这都是些什么人？这都是病人！你管自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管自把他们关起来，管自打他们，杀他们，可是你得给他们酒喝！好，我恭恭敬敬请求你！行行好！我低声下气了。……我的上帝，我多么低三下四啊！”

下流货摇头，慢腾腾地吐一口唾沫。

“你拿钱来，就有你的酒喝！”季洪说。

“我上哪儿找钱去！我把样样东西都拿来换酒喝了！一样也不剩，喝尽荡光！喏，只剩下这件大衣了。我不能把它拿给你，因为脱下它，我就光着身体了。……这顶帽子你要吗？”

下流货把他那顶厚呢帽拿给季洪，上面有些地方已经露出棉絮。季洪接过帽子来，里里外外看一遍，不以为然地摇头。

“这东西你就是白给，我也不要……”他说，“这是废物。……”

“不中意吗？好吧，要是你不中意，那你就赊给我酒喝。等我从城里回来，就给你送一枚五戈比小钱来。到那时候叫那个小钱卡在你嗓子眼里，把你活活卡死才好！把你活活卡死才好！”

“你到底是哪路的骗子？你是什么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要酒喝。不是我要喝，是我的病要喝！你得明白！”

“你干吗捣乱？像你们这样的滑头，在这条大路上逛荡的，多的是！你到那边去央求那些东正教徒吧，要是他们乐意的话，就让他们看在基督面上请你喝酒好了，我是只施舍面包的。混蛋！”

“你去敲那些穷人的竹杠好了，我呀……对不起！我可不去打劫他们！我不干！”

下流货忽然中断他的话，涨红脸，转过身去对香客们说：

“这倒也是个办法，东正教徒们！你们舍给我一枚五戈比小钱吧！我的内脏要酒喝！我有病！”

“你去喝水吧。”麻脸的汉子冷笑着说。

下流货害臊了。他咳嗽几声，不说话了。过一分钟，他又央求季洪。最后他哭起来，开始建议用他那件湿大衣换一小杯酒喝。大家在黑地里没看见他的眼泪，那件大衣也没有人要，因为酒店里有许多女香客，她们是不愿意看见赤身露体的男人的。

“现在我怎么办呢？”下流货轻声问道，声音里充满绝望，“怎么办呢？我不喝酒不行啊。要不然我就会干出犯法的事来，或者索性自杀。……这可怎么办？”

他在酒店里走来走去。

一辆邮车响着铃铛，来到门前。淋湿的邮差走进酒店里来，喝下一大杯白酒，走出去。邮车又走了。

“我给你一个金首饰，”下流货转过脸去对季洪说，脸色忽然白得像麻布一样，“好吧，我给你就是。就这么办。……虽然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是下流的，卑鄙的，可是你拿去吧。……我是因为无可奈何才做这种卑劣的事。……就是到法庭上，人家也会判我无罪的。……你拿去吧，只是有个条件：以后等我回来，就还给我。我当着许多见证人的面拿给你。……”

下流货把湿手伸进怀里去，掏出一个小小的金鸡心来。他打开鸡心，看一眼其中嵌着的照片。

“应当把照片挖出来才对，可是我又没有地方放它：我浑身都湿透了。算了，就让你连照片一起抢去好了。只是有个条件。……我的好人，亲爱的……我求求你。……你千万别用手指头去碰那张脸。……我求求你，好人！你要原谅我粗野，原谅我跟你说话粗野。……我愚蠢。……可是你不要用手指头去碰那张脸，也不要用眼睛去看。……”

季洪接过鸡心来，看了看金子的成色，把它放进衣袋里。

“这是偷来的小怀表，”他说着，斟上一大杯酒，“嗯，好。……你喝吧。……”

酒徒两只手接过酒杯来。他那双眼睛对着酒杯闪闪发光，尽他那双醺醉而混浊的眼睛所能有的一点点力量发光。然后他把酒喝下去……喝得津津有味，身上一阵阵战栗。他把嵌着照片的鸡心换酒喝了以后，羞愧地垂下眼睛，往墙角那边走去。到了那边，他在长凳上挨着女香客坐下，缩起身子，闭上眼睛。

在寂静和无言中半个钟头过去了。只有风在呼号，在烟囱里唱它的秋季狂想曲。女香客们开始祷告上帝，然后不出声地在长凳底下躺下来过夜。季洪打开鸡心，欣赏一个女人的小头像，那个女人正在小金框里对着小酒店，对着季洪，对着酒瓶微微地笑呢。

院子里有一辆大板车嘎吱嘎吱地响。传来吆喝马的声音和践踏泥地的咕叽咕叽声。……一个矮小的农民跑进酒店里来，身上穿着长皮袄，脸上留着尖胡子。他周身淋湿，粘着泥浆。

“喂！”他喊一声，拿着一枚五戈比小钱敲柜台，“来一大杯真正的马德拉[1]！要斟满！”

他雄赳赳地猛一转身，向那群人扫了一眼。

“这些糖人全化了，落汤鸡！他们怕雨，嘿，是啊！好娇嫩！不过这粒葡萄干是谁呢？”

矮小的农民跳到下流货跟前，看他的脸。

“原来在这儿！老爷！”他说，“谢敏·谢尔盖伊奇！我们的东家！啊？您干吗到这家小酒店里来乘凉？莫非这种地方您能来吗？唉……不幸的受难人！”

老爷瞧一眼矮小的农民，就举起袖子蒙住脸。矮小的农民叹口气，摇摇头，灰心地挥动两只手，走到柜台那边去喝酒。

“这就是我们的老爷，”他小声对季洪说，朝下流货那边点一下头，“我们的地主谢敏·谢尔盖伊奇。你看他成了什么样子？如今他像个什么人了？啊？说的就是嘛……喝酒喝到了什么地步。……”

矮小的农民喝下酒去，用袖口擦擦嘴唇，继续说：

“我就是他那个村子里的人。离这儿有四百俄里远，叫阿赫契洛夫卡村。……我们本来是他父亲手下的农奴。……真是可惜，老兄！真是可惜啊！他原是挺好的东家。……喏，你看院子里那匹马！瞧见没有？买那匹马的钱就是他给我的！哈哈！命运呀！”

过了十分钟，马车夫和香客纷纷在矮小的农民四周坐下。在秋天的风雨声中，他用轻微而兴奋的男高音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谢敏·谢尔盖伊奇仍然坐在墙角里，闭着眼睛，嘴里嘟嘟哝哝。他也在听。

“这都是因为软弱才闹到这个地步的，”矮小的农民讲着，不住扭动身子，比画手势，“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原是家财豪富的东家，全省数得上的大地主。他吃呀喝的，要多少有多少！你们恐怕就见过他。……他坐着四轮马车路过这家酒店不知多少次呢。阔气得很。……我记得，大概五年前吧，他坐米基希金的渡船过河，本来给五戈比小钱也就够了，他却扔出一个卢布去。……他倾家荡产是从不值一提的小事开的头。头一件事就是娘们儿。他，可怜的人，爱上一个城里的娘们儿。……比爱自己的性命还厉害呢。往往，乌鸦倒比漂亮的鹰还要招人喜欢。……她，坏娘们儿，名叫玛丽雅·叶果罗芙娜，她的姓怪得很，简直念不上口。他爱上她了，于是就按正教徒的规矩，向她求婚。她呢，当然，满口答应，因为东家他不是没出息的人，他从不喝酒，又很有钱。……有一天傍晚，这件事我至今还记得，我穿过他们的花园，一瞧，他们坐在长椅上，抱着亲嘴呢。他亲她一下，她呢，那条蛇，亲他两下。他拉住她的白手，她就来劲儿了！马上挨到他身边去，见她的鬼！……她说，我爱你，谢尼亚[2]。……谢尼亚就像着了魔，各处乱跑，傻头傻脑地夸他的福气。……他给这个人一卢布，给那个人两卢布。……他给了我买马的钱。……他一高兴，就把我们欠他的债全勾销了。……接着就是办喜事。……他们体面地完了婚。……可是就在老爷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却拔起腿，坐上轿式马车，跑了。……她跑到城里去找律师，找她的情人去了。这事就出在成亲之后，死不要脸的！啊？就出在那当口！啊？打那时候起，他就失魂落魄，灌起酒来。……现在你瞧，落到了这个地步。……他走来走去像是个疯子，心里还在惦记她，那个死不要脸的。他爱她！现在他多半就要走着进城，想去看她一眼呢。……第二件事，乡亲们，闹得他倾家荡产的就是他姐夫。……他冒冒失失地给他姐夫在一家银行里作保……借了三万。……他姐夫，那个骗子，当然，只顾他自己的好处，别的一概不在他的狗心上，结果从我们东家手里骗去三万。……傻人办傻事，临了自讨苦吃。……他老婆跟律师生下孩子，他姐夫在波尔塔瓦附近买下一座庄园，可是我们的东家却像个傻瓜似的，在小酒店里进进出出，拉住我们这班庄稼汉发牢骚：‘我失去信心了，乡亲们！如今我对谁都不相信！’这是软弱！人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那就应该灌酒吗？喏，比方说，我们那儿有个乡长。他的老婆大白天把个教员拉到家里去，拿她丈夫的钱买酒给他喝，可是乡长还是那么走来走去，脸上笑嘻嘻的。……只不过他瘦了点罢了。……”

“上帝赐给各人的力量各不相同啊……”季洪叹道。

“力量各不相同，这话是实在的。”

矮小的农民讲了很久。……等到他讲完，酒店里就变得一片沉寂。

“喂，你……您叫什么名字来着？……倒霉的人！你过来，喝酒吧！”季洪转过脸去对老爷说。

老爷走到柜台跟前来，津津有味地喝人家施舍的酒。……

“你把那个鸡心给我看一会儿！”他对季洪小声说，“我只瞧一会儿，然后就……还给你。……”

季洪皱起眉头，什么话也没说，把鸡心递给他。麻脸的汉子叹口气，摇一摇头，要了白酒。

“喝吧，老爷！唉！不喝酒挺好，不过喝了酒更好！喝了酒，伤心事就不伤心了！你管自喝吧！”

老爷喝下五大杯，走到墙角那儿，打开鸡心，用他昏花的醉眼开始寻找那张亲爱的脸。……可是那张脸已经不在了。……它让品格高尚的季洪用手指甲从鸡心里挖出去了。

挂灯猛地燃亮，然后灭了。墙角里，一个女香客说了句梦话，讲得很快。麻脸的汉子大声地祷告上帝，然后在柜台上躺下。外边又有人赶着车子来了。……大雨下个不停。……天气越来越冷，可恶而阴暗的秋天似乎没有尽头了。老爷目不转睛地瞅着鸡心，仍然在找那张女人的脸。……蜡烛熄了。

春天，你在哪儿啊？

[1] 马德拉是上等葡萄酒，在此含有取笑的意思，意谓“拿一大杯好酒来”。

[2] 谢敏的小名。

胖子和瘦子

尼古拉铁路[1]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沾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身上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他背后站着一个长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还有一个高身量的中学生，眯细一只眼睛，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利！”胖子看见瘦子，叫起来，“真是你吗？我的朋友！很久没见面了！”

“哎呀！”瘦子惊奇地叫道，“米沙！小时候的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吻了三次，然后彼此打量着，眼睛里含满泪水。两个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瘦子吻过胖子后开口说，“这可没有料到！真是出其不意！嗯，那你就好好地看一看我！你还是从前那样的美男子！还是那么个风流才子，还是那么讲究穿戴！上帝啊！嗯，你怎么样？很阔气吗？结了婚吗？我呢，你看，已经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露意丝，娘家姓万增巴赫……她是新教徒。……这是我儿子纳法纳伊尔，中学三年级学生。这个人，纳法尼亚[2]，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

纳法纳伊尔想了一会儿，脱下帽子。

“我们一块儿在中学里念过书！”瘦子继续说，“你还记得大家怎样拿你开玩笑吗？他们给你起个外号叫赫洛斯特拉特[3]，因为你用纸烟把课本烧穿一个洞。他们也给我起个外号叫厄菲阿尔特[4]，因为我喜欢悄悄到老师那儿去打同学们的小报告。哈哈。……那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你别害怕，纳法尼亚！你管自走过去，离他近点。……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增巴赫……新教徒。”

纳法纳伊尔想了一会儿，躲到父亲背后去了。

“嗯，你的景况怎么样，朋友？”胖子问，热情地瞧着朋友，“你在哪儿当官？做到几等官了？”

“我是在当官，我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八等文官，还得了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我的薪金不多……哎，那也没关系！我妻子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盒。很精致的烟盒呢！我卖一卢布一个。要是有人要十个或者十个以上，那么你知道，我就给他打个折扣。我们好歹也混下来了。你知道，我原来在衙门里做科员，如今调到这儿同一类机关里做科长。……我往后就在这儿工作了。嗯，那么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啊？”

“不，我亲爱的，你还要说得高一点才成，”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有两枚星章了。”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呆若木鸡，然而他的脸很快就往四下里扯开，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仿佛他脸上和眼睛里不住迸出火星来似的。他把身体缩起来，哈着腰，显得矮了半截。……他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也都收缩起来，好像现出皱纹来了。……他妻子的长下巴越发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把他制服的纽扣全都扣上。……

“我，大人……很愉快！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现在忽然间，青云直上，做了这么大的官，您老！嘻嘻。”

“哎，算了吧！”胖子皱起眉头说，“何必用这种腔调讲话呢？你我是小时候的朋友，哪里用得着官场的那套奉承！”

“求上帝饶恕我。……您怎能这样说呢，您老……”瘦子赔笑道，把身体缩得越发小了，“多承大人体恤关注……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霖。……这一个，大人，是我的儿子纳法纳伊尔……这是我的妻子露意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新教徒。……”

胖子本来打算反驳他，可是瘦子脸上露出那么一副尊崇敬畏、阿谀谄媚、低首下心的丑相，弄得三等文官恶心得要呕。他扭过脸去不再看瘦子，光是对他伸出一只手来告别。

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整个身子去深深一鞠躬，嘴里发出像中国人那样的笑声：“嘻嘻嘻。”他妻子微微一笑。纳法纳伊尔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在地下了。三个人都感到又惊又喜。

[1]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一条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

[2] 纳法纳伊尔的爱称。

[3] 希腊人，公元前356年放火烧掉了以弗所（小亚细亚）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因而闻名。

[4] 希腊人，公元前5世纪，为波斯军队带路，出卖同胞，引敌入境。

悲剧演员

这场戏是悲剧演员费诺盖诺夫的专场纪念演出。

他们在演《谢列勃良内公爵》。纪念演出的当事人扮演维亚泽姆斯基，剧团经理李莫纳多夫扮演侍从莫罗左夫，表巴赫托娃小姐扮演叶连娜。……演出成功极了。悲剧演员简直创造了奇迹。他用一只手掳走叶连娜，把她高举到头顶上方，就这么举着穿过舞台。他哇哇地喊，嘶嘶地叫，不住地跺脚，使劲撕扯胸前的衣服。临到他拒绝同莫罗左夫决斗，他周身就瑟瑟地发抖，在现实生活里是绝不会抖成那种样子的，同时他还呼呼地喘气。剧院被鼓掌声震得发颤。谢幕的次数没完没了。观众给费诺盖诺夫送来银烟盒和扎着长丝带的花束。太太们摇着手绢，逼男人们鼓掌，许多人哭了。……可是对这种表演最入迷、最激动的，莫过于县警察局长西多烈茨基的女儿玛霞。她坐在正厅第一排，紧挨着爸爸，甚至到休息时间也不肯让眼睛离开舞台，完全入迷了。她那纤细的胳膊和腿抖个不停，眼睛里满是泪水，脸色越来越苍白。这是不足为怪的：她还是生平第一次进剧院呢！

“他们演得多么好！多么精彩！”她每到幕布放下来，就转过脸去对做县警察局长的爸爸说，“费诺盖诺夫多么好啊！”

如果爸爸善于察言观色，就会在他小女儿苍白的小脸上看出她的痴迷已经达到痛苦的程度。她不但为表演痛苦，也为剧情痛苦，还为布景痛苦。休息时间军乐队开始奏乐，她却疲乏得闭上眼睛了。

“爸爸！”她在最后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对父亲说，“你到后台去，跟他们大家说，要他们明天到我们家里来吃饭！”

县警察局长就走到后台去，在那儿称赞大家演技精湛，而且对表巴赫托娃小姐恭维说：

“您那美丽的脸应该画成一幅油画才对。啊，为什么我就不会使用画笔！”

他并拢两个脚跟行礼，然后邀请演员们到他家里去赴宴。

“大家都来吧，只有女性除外，”他小声说，“女演员不要去，因为我有个小女儿。”

第二天，演员们到县警察局长家里赴宴。来客只有剧团经理李莫纳多夫、悲剧演员费诺盖诺夫和喜剧演员沃多拉左夫，别的演员都推脱没有工夫而不肯来。这顿饭吃得乏味。李莫纳多夫不住向县警察局长保证说，他尊敬县警察局长，而且一般说来，一切长官他都是敬重的。沃多拉左夫表演喝醉酒的商人和亚美尼亚人。费诺盖诺夫是个又高又壮实的小俄罗斯人（在身份证上他姓克内希），生着黑眼睛，额头上有细纹，他朗诵两段台词：“在大门的入口”和“生存还是死亡”[1]。李莫纳多夫眼睛里含着泪水，叙述他同前任省长卡纽钦将军的会晤经过。县警察局长听着，觉得乏味，随和地微笑着。尽管李莫纳多夫身上有一股烧焦的羽毛的浓重气味，尽管费诺盖诺夫穿着别人的礼服和后跟踩歪的皮靴，县警察局长也还是感到满意。他的小女儿喜欢他们，他们引得她兴高采烈，这在他就心满意足了！玛霞瞧着那些演员，眼睛一分钟也不放松他们。她以前从没见过这样聪明而了不起的人！

傍晚县警察局长和玛霞又到剧院里去。过了一个星期，演员们又到长官家里去赴宴。从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到县警察局长家去，或是吃中饭，或是吃晚饭。玛霞也越发迷恋剧院，每天都去。

她爱上了悲剧演员费诺盖诺夫。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早晨，县警察局长出外去迎接主教，她却随同李莫纳多夫的剧团一起逃跑，在旅途中跟她所爱的人举行婚礼了。演员们庆祝他们的婚礼以后，写了一封富于感情的长信，寄给县警察局长。这封信是大家合力写成的。

“你给他点出主题来，你给他点出主题来！”李莫纳多夫说，指点沃多拉左夫怎样写信，“你写上几句对他表示敬意的话。……他们这班当官的就喜欢这一套。……你再添上那么几句……惹得他掉泪的话。……”

这封信的回音，却使人非常扫兴。县警察局长不认他的女儿了，因为照他信上的话来说，她嫁了一个“愚蠢的、游手好闲的、没有固定职业的小俄罗斯人”。

玛霞接到回信后第二天，写给她父亲一封信，说：

“爸爸，他打我！你原谅我们吧！”

他打她，而且就在后台，当着李莫纳多夫、洗衣女工、两个管灯工人的面打她！他想起举行婚礼的四天以前，傍晚时分，他同全剧团的人坐在伦敦饭馆里，大家谈到玛霞，剧团里的人都劝他“冒一冒风险”，李莫纳多夫眼睛里含着泪水，劝告他说：

“错过这样的机会是愚蠢的，不合算的！要知道，为了弄到这么一笔钱[2]，慢说是结婚，就是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也干！你结了婚，就自己开办剧院，那时候你务必约我去参加你的剧团。到那时候当家做主的就不是我，而是你了。”

费诺盖诺夫想起这些，就捏紧拳头，嘟哝说：

“要是他不寄钱来，我就把她打个稀巴烂。我不允许人家欺骗我，他妈的！”

这个剧团离开某省城的时候本想瞒住玛霞，悄悄走掉，不料被玛霞发觉，她赶到火车站去，那时候第二遍铃声已经响过，演员们已经坐在火车里了。

“我受了您父亲的侮辱！”悲剧演员对她说，“我们之间一刀两断！”

可是她，不顾车厢里坐满了人，却弯下细小的腿，跪在他面前，伸出手去求他。

“我爱您！”她恳求道，“不要把我赶走，康德拉契·伊凡内奇！没有您，我就活不下去呀！”

演员们听到她的哀求，商量一阵，就把她留在剧团里，让她扮演“地道的伯爵夫人”角色，这个名字是用来称呼那些小女演员的，她们通常夹在人群中出台，扮演没有道白的角色。……起初玛霞扮演使女和贴身丫鬟，可是后来，李莫纳多夫剧团之花表巴赫托娃小姐跑掉了，他们就让她演少女角色[3]。她演得不好：吐字不清，心慌意乱。可是不久她就习惯了，开始为观众所喜爱。费诺盖诺夫却很不满意。

“难道这也算是女演员？”他说，“既没有身段，也没有风度，无非是……瞎胡闹罢了。……”

在某省城，李莫纳多夫剧团上演席勒[4]的《强盗》。费诺盖诺夫扮演弗朗茨，玛霞扮演阿玛莉亚。悲剧演员哇哇地喊，瑟瑟发抖。玛霞念台词像念背熟的课文似的。要不是出了点小岔子，这次演出就会像往常那样对付过去。本来一切倒还顺利，可是演到弗朗茨向阿玛莉亚表白爱情，她抓住他的长剑的时候，出岔子了。那个小俄罗斯人哇哇地嚷，嘶嘶地叫，周身发抖，把玛霞搂在他铁一般的怀抱里。可是玛霞非但没有把他推开，对他喝一声“滚开”，反而在他的怀抱里像小鸟似的颤抖起来，不动了。……她似乎浑身僵住了。

“您可怜可怜我吧！”她凑着他的耳根小声说，“啊，您可怜可怜我吧！我多么不幸啊！”

“你把台词忘了！快听提词人提词！”悲剧演员压低喉咙轻声说着，把长剑塞在她手里。

散戏以后，李莫纳多夫和费诺盖诺夫在售票处里坐着闲谈。

“你的老婆没记熟台词，这话你说得对……”剧团经理说，“她不懂她的行当。……各人都有各人的行当。……可是她的行当她就不懂。……”

费诺盖诺夫听着，叹气，皱起眉头，越皱越紧。……

第二天早晨玛霞在小杂货铺里坐着写信，在信上说：

“爸爸，他打我！请你原谅我们！给我们寄钱来吧！”

[1]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

[2] 指旧俄婚姻风俗中女方带到男家来的大笔陪嫁钱。

[3] 原文为法语。

[4]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和剧作家。

商绅[1]的女儿

爱情故事

商绅美汉尼兹莫夫有三个女儿：齐娜、玛霞、萨霞。他在银行里为她们每人存下十万陪嫁钱。然而问题不在这里。

萨霞和玛霞没显出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她们善于跳舞、刺绣、脸红、梦想，喜欢中尉，此外似乎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另一方面，大姐齐娜倒具有罕见的、不同寻常的性格。在生活道路上，要遇见一个不喝酒的新闻记者，倒比遇见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容易多呢。

这天是萨霞的命名日。我们这些邻近的地主，都穿上最讲究的衣服，给车子套上最好的马，赶到美汉尼兹莫夫的庄园上去庆贺一番。大约二十年前，庄园的地面上本来只有一家小酒店。小酒店越来越发达，终于变成最美丽的农场，有花园，有池塘，有喷泉，有叭喇狗[2]模样的听差。我们到了那里，庆祝一番，然后立刻坐下来吃饭。蔬菜汤端上来。我们喝汤以前各自喝下两小杯酒，吃了点冷荤菜。

“我们要不要喝第三杯？”美汉尼兹莫夫提议道，“上帝喜欢三

位一体，而且那个……三个人在一起，就能开会[3]，这是拉丁话，诸位老兄！亚希卡，你这猪猡，把那张桌子上的青鱼端过来！诸位贵族先生，喝呀！不用客气！米特利·彼得雷奇，我请求您，亲爱的，开始吧！[4]”

“哎，爸爸！”玛霞说，“你何必硬要人家喝酒呢？你倒像是商人沃江金……他请客就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我该说什么，用不着你管！你的事就是闭上你那张嘴！有客人在场，我才容许她们用‘你’称呼我！”美汉尼兹莫夫隔着桌子对我小声说，“这是表示文明！没有客人在场，我可不答应！”

“大老粗变不成上流人！”有个挂着绶带的将军跟我并排坐着，叹口气说，“从前是一头猪，现在也还是一头猪。……”

美汉尼兹莫夫渐渐喝醉，想起开小酒店的往事，胡闹起来。他不住打嗝，动不动就讲法国话，骂起人来不堪入耳。……

“别这样！”他的朋友，那个将军，对他说，“胡闹总得有个分寸！你这个人呀……老兄！”

“我又不是花你的钱胡闹，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我有‘狮子和太阳’[5]！诸位先生，你们拿过我多少钱才推举我做荣誉调解法官的？”

在饭桌的另一头，不知什么人的椅子猛一转动，咔嚓一响。我们朝着发出咔嚓声的那边望去，看见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把闪电和火花投到美汉尼兹莫夫身上来。这两只眼睛是齐娜的。她是黑发姑娘，身材修长而苗条，穿一身黑衣服。她苍白的脸上泛起一块块红晕，每块红晕都饱含着愤恨。

“我要求你，父亲，不要这样！”齐娜说，“我不喜欢小丑！”

美汉尼兹莫夫胆怯地看一下她的眼睛，扭动身子，一口气喝下一大杯白兰地，不出声了。

“嘿！”我们暗想，“她跟萨霞不一样，跟玛霞也不一样。……跟这个姑娘可开不得玩笑。……她的性格颇不平常呢。……真有点那个。……”

我开始欣赏那张怒气冲冲的脸。我承认，以前我对齐娜就有好感。她漂亮，看上去像狄安娜[6]，总是沉默寡言。老不开口的处女，您知道，是包藏着很多秘密的！她是个大玻璃瓶，里面不知装着什么液体，弄得人很想喝一口，可又担心：万一它有毒呢？

饭后，我走到齐娜跟前去，为了对她表示世界上自有了解她的人，就讲起这种使人极其痛苦的环境，讲起真理、劳动和妇女解放。在“酒意”[7]的影响下，我从妇女解放转而谈到身份证制度、货币的流通、妇女高等学校。……我讲得热情奔放，嗓音发颤，有十来次想抓住她的手。……不过我讲得恳切而有条理，仿佛在宣读论文。她听着，瞅着我。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圆。……在我那些话的影响下，她的脸色分明苍白了。……最后，不知什么缘故，她的眼睛里露出恐慌的神情。

“您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吗？”她问，不知什么缘故吓得愣住了。

“我……不真心诚意？！对您能不真心诚意？我……那我对您起誓……”

她抓住我的手，低下头凑近我的脸，气喘吁吁地低声说：

“请您今天傍晚十点钟到大理石凉亭去。……我求求您！我要把心里的话都对您说一说！都对您说一说！”

她小声说完，就走出门外，不见了。我站在那儿呆呆地出神。……

“她爱上我了！”我一面暗想，一面照一下镜子，“她忍不住了！”

讲到我，那又何必假谦虚呢？我本来就是个挺有吸引力的男人。我个子高，体格匀称，留着漆黑的胡子。……我的天蓝色眼睛和黝黑的脸有一种饱尝辛酸的表情。我每个姿态都透露出幻灭的心境。除此以外，我又富裕。（我是靠文学工作积下钱的。）

九点多钟我就已经在凉亭里坐着，急得要命。我的头脑里和胸膛里掀起了风暴。我感到又甜蜜又痛苦的倦怠，就闭上眼睛。然而我就是闭着眼睛也仍旧在黑暗里看见齐娜。……在那片黑暗里，除她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还出现我以前在某杂志上见过的一幅恶毒的图画：高高的黑麦、女帽、阳伞、手杖、高礼帽。……但愿读者诸君不为这幅画责难我！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心荡神摇的灵魂。我认识一个抒情诗人，每逢他充满灵感，缪斯[8]来到他心上，他总是舔嘴唇，吧嗒嘴。……诗人尚且可以这样放肆，那么我们这些散文作家，不消说，就更可原谅了。

十点钟整，齐娜在凉亭门口出现，被月光照亮。我跑到她跟前，抓住她的手。

“我亲爱的……”我喃喃地说，“我爱您。……我疯狂热烈地爱您！”

“对不起！”她坐下来，慢腾腾地扭过她苍白的脸来对着我，说，“请您把手挪开！”（原话如此！[9]）

这些话说得那么庄严，吓得高礼帽、手杖、女帽、黑麦很快地一个个从我头脑里跳出去了。……

“您说您爱我。……我也喜欢您。我可以嫁给您，不过我首先得挽救您这个不幸的人。您正处在灭亡的边沿上哟。您的信念在毁掉您！难道您，不幸的人，就没看出来？难道您居然认为我会把我的命运跟一个有这种信念的人结合在一起？不行！我喜欢您，不过我还是能克制我的感情。您赶快挽救您自己，要不然就晚了！喏，这类文章……您至少也该看一遍！您看了，您就会明白您迷失方向了！”

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什么纸。我点燃火柴，看见我那只可怜的手里拿着一张去年的《公民报》[10]。一时间我说不出话来，坐着发呆，然后我跳起来，抱住头。

“圣徒呀！”我叫道，“整个洛赫莫捷夫县只有这么一个不同寻常的性格，可是就连这一个……就连这一个也是蠢货！我的上帝啊！”

过十分钟，我已经坐在四轮马车上，回家去了。

[1] 旧俄时授予商人的荣誉称号。

[2] 一种猛犬，大嘴，宽胸，短腿。

[3] 原文为不通的拉丁语。

[4] 原文为不通的法语。

[5] 波斯的一种勋章。

[6] 罗马神话中月亮和狩猎女神。

[7] 原文为法语。

[8] 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此处指“诗神”。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俄国的一种政治与文学报刊，由反动文人梅谢尔斯基公爵主编，1872—1914年在彼得堡印行。——俄文本编者注

监护人

我克制我的胆怯，走进希梅加洛夫将军的书房里。将军靠桌子坐着，摆一种名叫“女人任性”的牌阵[1]。

“您有什么事，我亲爱的？”他亲切地问我，向圈椅那边点一下头。

“大人，我是来找您谈一件事的，”我坐下来说，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动手把我上衣的纽扣都扣好，“我是来找您谈一件事的。这是件私事，不是公事。我来请求您允许我同您的侄女瓦尔瓦拉·玛克辛莫芙娜结婚。”

将军慢腾腾地扭过脸来对着我，注意地瞧着我，他手里的纸牌掉在地板上了。他久久地努动嘴唇，然后开口说：

“您……怎么？……您发疯了还是怎么的？您疯了吗，我问您？您……胆敢说出这种话来？”他压低喉咙恶狠狠地说，涨红脸，“您居然有那么大胆子，毛孩子，小娃娃？！您胆敢开玩笑……先生。……”

希梅加洛夫跺一下脚，哇哇地嚷起来，连窗上的玻璃都震动了：

“站起来！！您忘了您在跟谁说话！请您滚出去，从此再也别叫我看见您！请您出去！滚！”

“可是我想结婚，大人！”

“您管自到别处去结婚，在我这儿可不成。我的侄女您还高攀不上，先生！您配不上她！不论按您的财产还是按您的社会地位来说，您都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从您那方面来说，这是目无长上！我原谅您这一遭，毛孩子。我要求此后您再也不要来打搅我！”

“嗯。……您已经照这样打发走五个求婚的男子了。……不过，这第六个您却打发不走。我知道您屡次拒绝的原因何在。您听我说，大人。……我向您提出诚实而高尚的保证：我同瓦莉雅[2]结婚，并不向您要一文钱，事实上您以瓦莉雅监护人的身份已经把她父母留给她的钱全挥霍光了。我保证！”

“您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将军用一种不自然的破锣般的嗓音说着，弯下腰，快步跑到我跟前，好像一只被惹恼的公鹅，“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混蛋！”

我就重说一遍。将军满脸通红，开始跑来跑去。

“岂有此理！”他刺耳地嚷着，跑来跑去，举起双手，“岂有此理，我的部下居然在我自己家里对我进行这种骇人听闻的、洗刷不清的侮辱！我的上帝啊，我落到什么地步了！我……我头晕！”

“可是我向您担保，大人！我非但不要钱，就是您由于性格软弱而把瓦莉雅的钱全挥霍光的事，我也一字不提。我会叮嘱瓦莉雅也不提这件事！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您何必还要大发脾气，吹胡子瞪眼呢？我又不拉您去打官司！”

“一个小小的毛孩子，小娃娃……叫花子……胆敢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可恶的话来！您出来，年轻人，您要记住，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您把我侮辱得太厉害了！不过……我原谅您这一遭！您说这些放肆的话是因为您为人轻浮，因为头脑糊涂。……哎，请您不要用手指头碰我的桌子，见您的鬼！您不要碰我的牌！您走吧，我忙着呢！”

“我什么也没碰！您瞎说些什么呀？我说话算数，将军！我保证我对那笔钱一字不提！我也不准瓦莉雅向您要钱！此外您还要怎么样呢？您是个怪人，真的。……您把她父亲留下来的一万都花光了。……哎，那又有什么关系？论钱数，一万也不算多。……这笔钱不妨一笔勾销。……”

“我一个钱也没花过……是啊！我马上就拿证明给您看！喏，马上……我就拿证明给您看！”

将军伸出两只发抖的手，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大叠纸来，脸红得像大虾一样，开始翻那些纸。他翻了很久，翻得很慢，随手乱翻而没有目的。这可怜的人极其激动，心慌意乱。幸好一个听差走进书房里来，报告说开饭了。

“好。……吃过饭后我再拿证明给您看！”将军喃喃地说，把纸收起来，“我要一下子把问题弄清楚……免得外人中伤我。……不过我们先去吃饭……过一会儿您就会明白！求上帝宽恕，这么个……小娃娃，信口雌黄……嘴巴上的奶还没干呢。……去吃饭吧！吃过饭后我再……给您……”

我们就去吃饭。上头一道菜和第二道菜的时候，将军还在生气，皱着眉头。他拼命往他的汤里加盐，低声咆哮着，像是远处的雷鸣，在椅子上挪动身子，声音很响。

“你今天怎么这样生气？”瓦莉雅对他说，“每逢你这样，我就不喜欢你，真的。……”

“你怎么敢说你不喜欢我！”将军气冲冲地对她说。

吃第三道菜和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希梅加洛夫深深地叹口气，开始眨巴眼睛。他脸上现出灰心丧气，受尽委屈的神情。……他显得那么不幸，那么抱屈！他额头上和鼻子上冒出大颗汗珠。饭后将军邀我到他书房里去。

“我的好朋友！”他开口说，眼睛没看着我，手不住拉扯我的衣襟，“您娶瓦莉雅吧，我同意。您是个善良的好人。……我同意了。……我祝福你们……祝福她和你，我的天使。……饭前我在这儿骂过你……生过气……要请你原谅。其实这是表示我爱你……像父辈一样爱你。……只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花掉的不是一万，而是那个……一万六。就连她姑母娜达丽雅留给她的六千也让我花光……打牌输掉了。……我们来喝点香槟酒……庆贺这件喜事吧。……那么这六千也一笔勾销了？”

将军定睛瞧着我，他那对灰色的眼睛又想哭又想笑。我把那六千也一笔勾销，并且同瓦莉雅结了婚。

好小说永远是以婚礼结束的。

[1] 一种单人玩的纸牌戏。

[2] 瓦尔瓦拉的爱称。

时代的表征

在糊着浅蓝色壁纸的客厅里，他们在表白爱情。

一个年轻的男子，相貌招人喜欢，这时候弯下一条腿，在一个年轻的姑娘面前跪下，赌咒发誓。

“没有您，我就没法活，我亲爱的！我对您发誓！”他气喘吁吁地说，“自从我跟您见过面后，我的心就定不下来！我亲爱的，您对我说一句……说一句。……行，还是不行呢？”

姑娘张开小嘴，刚要答话，可是这时候房门口露出她哥哥的头。

“莉莉，你出来一会儿！”她的哥哥说。

“你有什么事？”莉莉走出门外去见哥哥，问道。

“对不起，我亲爱的，我打搅了你们，不过……我是你哥哥，我的神圣的责任就在于事先警告你。……你对这位先生要小心点。你得守口如瓶。……千万不要说什么多余的话。”

“可是他向我求婚呢！”

“那是你的事。……你管自跟他谈情说爱，管自嫁给他，可是看在上帝分上，务必要小心。……我知道这个家伙。……头号的大坏蛋！他只要听到点什么，马上就去告密。……”

“谢谢[1]，玛科斯。……可是我以前却不知道！”

姑娘回到客厅里。她回答那个年轻的男子说：“行。”他们就接吻，拥抱，发誓，可是她小心在意：只谈爱情，别的一概不谈。

[1] 原文为法语。

在邮局里

前几天我们给我们老邮政局长斯拉德科佩尔采夫的年轻妻子送殡。我们送那个美人入土以后，按照祖辈和父辈的风俗，动身到邮局去“为亡人祈祷安息”。

等到油煎薄饼端上来，年老的鳏夫就悲伤地哭泣，说：

“这些油煎薄饼同去世的人一样红彤彤！一样漂亮！一模一样哟！”

“是啊，”参加祈祷的人同意说，“您的妻子确实是美人。……绝色佳人啊！”

“是的，先生们。……大家瞧见她，都不住地惊叹。……不过，诸位先生，我爱她倒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也不是因为她性情温和。这两种品质，是女人全部天赋里本来就有，在尘世极为常见的。我爱她是因为她的灵魂另有一种品质。换句话说，我所以爱她，这个去世的女人，求上帝让她升天堂吧，是因为她尽管生性活泼而调皮，对她丈夫却十分忠诚。虽然她才二十岁，而我快满六十了，她对我却是忠诚的！她对我这个老头子是忠诚的！”

助祭正跟我们一块儿进餐，这时候发出响亮的哼鼻子和嗽喉咙的声音，借以表示怀疑。

“这样看来，您不相信？”鳏夫对他说。

“我倒不是不相信，”助祭慌了，“而是觉得……如今那些年轻的女人实在太那个。……什么约会啦，调味汁啦……”

“您怀疑，那我就给您证明一下！我用尽各种方法来维护她的忠诚，那些方法，可以说，具有战略的性质，类似筑垒工事。由于我的行动和精明的性格，我的妻子就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对我变心。我用巧计来保卫我们夫妇的床。我知道一种近似咒语的话。我一说出那种话，就万事大吉，不用担心忠诚问题，可以放心睡觉了。……”

“是些什么话呢？”

“简单极了。我在全城散布不好的流言。这种流言你们一定都知道。我见人就说：‘我的妻子阿连娜跟我们警察局长伊凡·阿历克塞伊奇·扎里赫瓦特斯基姘上了。’这句话一传开，就够了。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向阿连娜献殷勤，因为谁都怕警察局长冒火。大家一看见她，撒腿就跑，免得扎里赫瓦特斯基起疑。嘻嘻嘻。要知道，跟那个留着长唇髭的蠢材一打交道，往后你的日子可不好过，他会把你那儿的卫生情况打五个报告上去。比方说，他看见你的母猫上街了，就打个报告上去，倒好像那是脱了缰的牲口似的。”

“原来您的妻子没跟伊凡·阿历克塞伊奇勾搭上呀？”我们大吃一惊，问道。

“没有，那是我使的巧计。……嘻嘻。……怎么样，我巧妙地诓了你们吧，年轻人？事情正是这样啊。”

在沉默中过了三分钟。我们坐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想到这个红鼻子胖老头那么狡猾地弄得我们上当受骗，又是怄气，又是羞愧。

“哼，求上帝保佑，你再结一次婚看！”助祭嘟哝说。

某少女日记摘录

十月十三日 我的街上也终于有了节日[1]！我瞧啊瞧的，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的窗前有个身材高大而匀称的黑发男子走来走去，睁着一对深沉的黑眼睛。他的唇髭真好看！他从一清早起直到暮色很深，就这么走来走去，老是瞅着我们的窗子，这已经是第五天了。我假装没留意他。

十五日 今天一早就下大雨，可是他，可怜的人，仍然走来走去。作为奖赏，我对他做了个媚眼，送去一个飞吻。他做出令人心醉的笑容回报我。他是什么人呢？姐姐瓦莉雅说，他爱上她了，他淋雨就是为她。她多么不懂事啊！哼，黑发男子能爱上黑发女人？妈妈吩咐我们穿得漂亮点，坐在窗口附近。“也许他是个骗子，不过也说不定是个正派的绅士呢。”她说。骗子……怎么会呢[2]。……您真糊涂，妈妈！

十六日 瓦莉雅说我破坏了她的生活。他爱我而不爱她，这也能怪我！我无意中丢给他一个字条，落在人行道上。啊，这个坏包！他在袖子上用粉笔写道：“略缓几天。”然后他走来走去，在对面[3]大门上写道：“我不反对，但须略缓几天。”他用粉笔写的，很快就擦掉了。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

十七日 瓦莉雅用胳膊肘撞我的胸脯。下流而可恶的醋坛子！今天他拦住一个警察，指着我们窗子，对他讲了很久。他在耍花招！多半他在收买那个警察吧。……你们男人都是霸王和暴君，不过你们多么狡猾，又多么漂亮啊！

十八日 我哥哥谢辽查出外很久，今天夜里回来了。他还没来得及上床睡觉，警察分局就把他叫去了。

十九日 恶棍！卑鄙！原来这十二天当中他一直在寻访我的哥哥谢辽查，谢辽查不知盗用了谁的钱，躲起来了。

今天他在大门上写道：“我没事，可以奉陪了。”畜生。……我对他吐了吐舌头。

[1] 意谓“我也终于遇到快活事了”。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在海上

水手的故事

我们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有我们刚刚离开的港湾里那些昏暗的灯火，以及像墨汁那么黑的天空。四下里刮着阴冷潮湿的风。我们感到沉重的乌云压在头顶上，感到乌云有意降下一场大雨。尽管有风，天气又阴冷，我们却觉得闷热。

我们这些水手聚集在底舱里抓阄。我们这班人发出醉醺醺的响亮的哄笑声，说俏皮话，有人为了取乐而学公鸡叫。

细微的战栗从我的后脑壳一直传到脚后跟，仿佛我的后脑壳上有个窟窿，从中撒出许多细小而冰凉的铅砂，顺着我赤裸的肉体滚下去似的。我所以发抖，是因为天冷，可是也另有缘故，这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讲的。

人，依我看来，一般都是卑劣的。至于水手，老实说，有的时候比世上一切人都卑劣，比最可恶的野兽还要卑劣，野兽坏毕竟情有可原，因为它受本能支配。也许我说错了，因为我不熟悉生活，不过我觉得，水手仍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理由痛恨自己和辱骂自己。这种人随时都可能从船桅上掉下海去，永远葬身海底，他们只有在淹死或者一头栽进水里的时候，才想起上帝，因此这种人不需要任何东西，对世上任何东西也不顾惜。我们喝很多酒，我们恣意放荡，因为我们不知道美德在海上有什么必要，对谁必要。

不过，我要接着讲下去。

我们在抓阄。我们这些已经值完班而无事可做的人一共有二十二名。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才能交到好运去欣赏一出难得看到的好戏。事情是这样：我们轮船上特设的“新婚夫妇客舱”，在我写到的这个晚上，正好有旅客来住，客舱的墙上只有两个小洞可以归我们使用。一个小洞是我自己先用钻子在墙上凿穿一个小眼，然后再用细锉刀锉成的。另一个小洞是我的一个同伴用小刀挖成的。我们两人干了一个多星期才完工。

“一个小洞归你！”

“归谁？”

大家指着我。

“另一个归谁呢？”

“归你父亲！”

我父亲是个背部伛偻的老水手，脸像是烤熟的苹果。他走到我跟前来，拍拍我的肩膀。

“今天，孩子，我和你都交运了，”他对我说，“听见吗，孩子？好运同时落在你我两人身上了。这里头必是有点什么道理！”

他着急地问起现在是几点钟。这时候才十一点钟。

我走出底舱门外，点上烟斗，开始眺望海洋。天色乌黑，可是当时我心里所想的，大概也在我眼睛里反映出来了，因为我在夜晚那漆黑的背景上见到一些景象，而我看见的那种景象，在我当时还年轻然而已经堕落的生活里正是极其缺乏的。……

十二点钟我走过房舱，往门里看一眼。新婚的丈夫是个年轻的牧师，生着好看的金发，在桌旁坐着，手里拿着《福音书》。他在对一个又高又瘦的英国女人解释一件什么事。新婚的妻子年纪轻，身材苗条，相貌很美，跟她丈夫并排坐着，天蓝色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瞧着他那生着金发的头。房舱里有个银行家走来走去，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是个又高又胖的英国老人，棕红色的脸膛惹人厌恶。他的妻子就是同新婚丈夫谈话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太太。

“牧师们都有个习惯，一谈话就是一连好几个钟头！”我暗想，“他一直要讲到明天早晨才会讲完呢！”

一点钟，我父亲走到我跟前来，拉一下我的衣袖，说：

“该去了！他们从房舱里出来了。”

我一刹那间跑下高陡的楼梯，往我熟悉的墙边走去。在这道墙和船帮之间有一条夹道，里面满是煤烟、污水、老鼠。不久，我听见我那老父亲的沉重的脚步声。他脚底下绊着大袋子和煤油桶，嘴里骂骂咧咧。

我摸到我的小洞，从中取出一小块四方的木头，那原是我花了不少工夫才锯成的。然后我看见一层透明的细纱，柔和的粉红色亮光透过薄纱照到我脸上来。随着亮光，有一股极其好闻的浓重气味扑到我热烘烘的脸上，大概就是贵族卧室的气味吧。为了看清卧室，必须用两个手指头把薄纱拨开，我就赶紧照这样做了。

我瞧见铜器、丝绒、花边。一切东西都沉浸在粉红色的亮光里。离我的脸一俄丈[1]半远，放着一张床。

“让我到你的小洞那儿去，”父亲说着，焦急地推开我的身子，“你那儿看得清楚！”

我没说话。

“你的眼睛，孩子，比我的强。近看或是远看，在你反正都一样！”

“小点声！”我说，“你别嚷，人家会听见我们说话的！”

新婚的妻子坐在床边上，垂着腿，两只小小的脚放在皮垫子上。她眼望着地下。她面前站着她丈夫，那个年轻的牧师。他正对她讲话，至于究竟讲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轮船的隆隆声吵得我听不清。牧师讲得很激烈，用手比画着，两只眼睛炯炯有光。她听着，不以为然地频频摇头。……

“鬼东西，我让耗子咬了一口！”父亲嘟哝道。

我把胸脯贴近墙，好像生怕我的心会跳出来似的。我脑袋发热。

新婚夫妇谈了很久。牧师终于屈膝跪下去，向她伸出两只手，开始央求她。她不答应，频频摇头。于是他跳起来，满房间走来走去。根据他脸上的表情，根据他手的动作，我猜测他在威胁她。

他那年轻的妻子站起来，慢腾腾地走到我站着的墙跟前来，恰好在我的小洞旁边站住。她站在那儿不动，暗自思忖，我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脸。我觉得她似乎心里痛苦，她在跟她自己斗争，摇摆不定，同时她的面容现出愤怒。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她同我照这样面对面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她走开，在房舱中央站住，对她的牧师点一下头，多半是表示同意。那一个就高兴地微微一笑，吻她的手，走出寝室门外去了。

三分钟后，房门开了，牧师走进卧室里来，我上文提到的那个又高又胖的英国人跟在他身后走进来。英国人走到床跟前，向美人问了一句什么话。那个女人脸色苍白，眼睛没看他，肯定地点一下头。

英国银行家从口袋里取出一沓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沓钞票，把它交给牧师。牧师把它仔细地看一下，点了点数，然后点下头，走出去。年老的英国人关上他身后的房门。……

我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从墙边跳到一旁去。我吓坏了。我觉得好像风在把我们的轮船撕得粉碎，我们正往水底沉下去。

我的老父亲，这个酗酒而放荡的人，抓住我的胳膊，说：

“我们离开这儿！你不应当看见这种事！你还是个孩子。……”

他脚都站不稳了。我搀扶他顺着那道高陡而盘旋的楼梯走上去。上边已经在下真正的秋雨了。……

[1] 俄国旧长度单位，1俄丈等于2.13米。

站长

德烈别兹加火车站的站长名叫斯捷潘·斯捷潘内奇，姓谢普土诺夫。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他出了点小小的岔子。这个岔子虽然分明微不足道，然而他付出的代价却是很高的。由于这个岔子，他失去了新制帽，也失去了对人类的信心。

夏天，第八次列车夜间两点四十分经过他的车站。这个时间极不方便。斯捷潘·斯捷潘内奇无法睡觉，只得在月台上溜达，在女电报员身旁站一会儿，差不多一直要熬到天亮。

他的助手阿列乌托夫每年夏天都要到某地去结婚，可怜的谢普土诺夫就只好独自一个人值班。命运之神太可恶了！不过他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孤单寂寞的。有时候，总管纳扎尔·库兹米奇·库察彼托夫的妻子玛丽雅·伊里尼希娜晚上从附近的公爵庄园里走到车站上来找他。那个女人已经不特别年轻，也不特别漂亮了，可是，诸位先生，在黑暗中你哪怕见到一根电线杆子，也会错当成一个警察的。再者，顺便说一句，寂寞犹如饥饿，不是好受的，那就什么都可以将就了！每逢库察彼托娃到火车站上来，谢普土诺夫照例总是挽着她的胳膊，同她一起从站台上走下坡，往货车那边走过去。那儿，在货车旁边，他一边等第八次列车到来，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直谈到火车汽笛声响了为止。

就这样，在一个天气晴和的夜晚，他跟玛丽雅·伊里尼希娜一起站在货车旁边，等那次列车到站。天空中万里无云，那么安谧，一轮明月缓缓地浮游，差不多看不出它在动。它把亮光倾注在车站上，旷野上，洒遍一望无际的远方。……四周恬静而安宁。……谢普土诺夫搂住玛丽雅·伊里尼希娜的腰，不说话。她也沉默着。两个人处在一种甜蜜的、像月光那么安谧的陶醉状态里。……

“多美的天气啊！”谢普土诺夫偶尔叹口气说，“你不冷吗？”

她没回答，只是把身子贴近他的制服上衣，贴得越来越紧。

两点二十分，站长看看怀表，说：

“火车不久就要来了。……我们，玛霞[1]，看着铁道吧。……我们俩，谁先看见火车的灯光，那就表示谁爱得更久。……我们看着吧。……”

他们就凝神望着深不可测的远方。在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铁道两侧，这儿那儿有些灯光在亲切地闪烁。那趟列车还看不见。……谢普土诺夫瞅着远方，却看见另一样东西。……他看见两个很长的黑影跨过枕木。……黑影照直朝他这边移动过来，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宽。……一个黑影，看样子，是人的身体，另一个黑影大概是那个人拿着的长手杖。……

黑影来得近了。不久就可以听见他吹口哨的声音，吹的是《安果夫人》[2]的曲调。

“别在铁道上走路！不准走……”谢普土诺夫嚷道，“离开铁道！”

“不用你发号施令，混蛋！”回答声传过来。

挨了骂的谢普土诺夫往前冲去，可是这时候玛丽雅·伊里尼希娜揪住他的衣襟。

“看在上帝面上，斯捷巴[3]！”她小声说，“他是我的丈夫！纳扎尔卡[4]！”

她还没来得及说完这些话，库察彼托夫就已经站在受辱的站长面前。受辱的谢普土诺夫大叫一声，赶紧钻到车厢底下去，一头撞在一个什么铁东西上。他肚皮贴着地，从车厢底下爬出去，顺着铁道的路基撒腿就跑。他跳过枕木，脚底下绊着铁轨，一溜烟往水塔那边跑去，活像一个疯子，或者一条尾巴上拴着带刺的木棒的狗。……

“嘿，他那根手杖……可真不小啊！”他飞跑着，暗想。

他跑到水塔跟前，停住脚想歇口气，可是这时候响起了脚步声。他回头一看，瞧见身后有个人影，带着手杖的阴影，很快地奔过来。他吓得魂飞天外，就又举步往前跑去。

“您等一下！等一下！”他听见身后传来库察彼托夫的说话声，“站住！当心！火车开来了！”

谢普土诺夫往前一看，瞧见前边来了一列火车，闪着两只狰狞的火眼。……他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他的心怦怦地跳，忽然停住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顾不得看清方向，猛地往外一跳。……他的身子在空中飞了四秒钟光景，然后落在一道坚硬的斜坡上，一路滚下去，碰倒许多杂草。

“这是铁路的路堤，”他暗想，“哦，这没关系。宁可从路堤上滚下去，也比一个贵族让粗人打一顿强。”

过了一分钟，在他右耳朵旁边，有一只沉重的大皮靴踩着水洼走过来。他背上有两只手摸来摸去。……

“是您吗？”他听见库察彼托夫的说话声，“是您吗，斯捷潘·斯捷潘内奇？”

“饶了我吧！”谢普土诺夫哀叫道。

“您怎么了，我的天使？您为什么害怕？是我呀，库察彼托夫！莫非您没认出我？我跟在您后面跑啊跑的。……我哇哇地喊。……您差点给火车轧死，我的天使。……玛霞看见您拔脚就跑，也吓坏了，如今躺在站台上，昏厥过去了。……您也许听见我骂您混蛋才害怕吧？您别生气。……我错把您当作扳道员了。……”

“哎，您别耍笑我。……如果要报复，您就快点报复。……我反正在您手心里……”谢普土诺夫哀叫道，“您打吧……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好了。……”

“嗯。……您怎么了，老兄？要知道，我是来找您谈一件事的，恩人！我追您也就为谈一谈这件事。……”

库察彼托夫沉默一下，接着说：

“这是件要紧事。……我的玛霞对我说，多承您不嫌弃，同她发生关系了。对这一点，我倒无所谓，因为玛丽雅·伊里尼希娜在我和她共同有关的那件事上，总是给我钉子碰。不过，如果公平地论事，那就请您费神跟我订个合同，因为我是她丈夫……按《圣经》上的说法毕竟是一家之主嘛。米海尔·德米特利奇公爵以前跟她发生过关系，每月都给我两张二十五卢布钞票。那么您愿意出多少呢？俗语说得好：协议胜于钱。不过您站起来吧。……”

谢普土诺夫站起来。他觉得自己摔断筋骨，伤势很重，就磨磨蹭蹭地往路堤走去。……

“您愿意出多少呢？”库察彼托夫继续说，“我收您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好了。……其次，我想求您一件事，您能给我的侄子在您的车站上谋个小差事吗？……”

谢普土诺夫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好歹磨蹭到车站上，一头倒在床上。第二天醒过来，他没找到他的制帽和一块肩章。

他直到现在还感到羞愧。

[1] 玛丽雅的爱称。

[2] 指法国作曲家列科克于1872年所写的轻歌剧《安果夫人的女儿》。——俄文本编者注

[3] 斯捷潘的爱称。

[4] 纳扎尔的爱称。

莫斯科的特鲁勃纳亚广场上

圣诞修道院附近有个不大的广场，名叫特鲁勃纳亚，或者简单地叫作特鲁巴。每到星期日，那儿总有市集。好几百件皮袄、大衣、皮帽、礼帽在那儿蠕动，如同粗箩上的虾一样。人们可以听见鸟雀各种声调的鸣叫声，这使人想起春天。如果太阳照耀，天空无云，那么鸟叫声和干草气味就给人更强烈的印象，让人想起春天而思绪万千，把人的思想带到远而又远的地方去。广场的一边停着一长排货车。货车上装着的不是干草，不是白菜，不是豆子，却是金翅雀、黄雀、蓑羽鹤、百灵鸟、黑色和灰色的鸫鸟、山雀、灰雀等。所有那些鸟雀都在质量不好、随手做出来的笼子里蹦蹦跳跳，羡慕地瞧着自由的麻雀，啾啾地叫。金翅雀卖五戈比一只，黄雀贵一点，至于其余的鸟雀，价钱就极难确定了。

“百灵鸟怎么卖？”

卖鸟的人连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百灵鸟值多少钱。他搔着后脑壳，随口说个价钱，或是一卢布，或是三戈比，这就要依买主的身份而定。贵重的鸟也有。有一个鸟笼，其中肮脏的小横梁上，立着一只老鸫鸟，羽毛已经褪色，尾巴秃光。它稳重，庄严，纹丝不动，神态颇像退役的将军。它对失去自由这件事早已安之若素，瞧着蔚蓝的天空也早已全不介意。大概它就因为态度冷漠，才被人认为是有灵性的鸟吧。这种鸟少于四十戈比是买不到手的。在鸟雀四周，踩着泥地挤来挤去的，有中学生，有工人，有穿时髦大衣的青年人，还有些鸟迷，头上戴着破旧不堪的帽子，下身穿着仿佛被老鼠咬过的破裤子，裤腿卷起来。卖给青年和工人的鸟，往往用雌的冒充雄的，用小鸟冒充老鸟。……他们对鸟不大在行。不过要叫鸟迷上当，那却办不到。鸟迷对鸟，只要远远一看，就明白了。

“这只鸟靠不住，”鸟迷观察一只黄雀的嘴，数了数它尾巴上的羽毛，说，“现在它在唱，这是实在的，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我到人群里也会唱呢。不行啊，老兄，你得不夹在鸟群里也能唱才行。要是你有本事，就单独对我唱。……喏，你把待在那儿不唱的那一只拿给我！把那只一声不响的鸟拿给我！它不出声，可见它留着一手呢。……”

在装载鸟雀的货车之间，也能碰到装载其他各种小动物的货车。您在那儿可以看到野兔、家兔、刺猬、豚鼠、黄鼠狼。一只野兔坐在那儿，忧闷地啃麦秸。豚鼠冷得发抖。刺猬睁开藏在刺里的眼睛，好奇地打量人们。

“我在一本什么书上读到过，”一个邮局官员穿着褪色的大衣，用爱怜的眼光瞅着野兔，自言自语地说，“我读到过一个学者让一只猫、一只老鼠、一头青鹰、一只麻雀凑着同一个碗吃饭。”

“这很可能，先生。因为猫挨过打，青鹰尾巴上的毛恐怕已经全拔光了。这根本用不着什么学问，先生。我的教父家里就养着一只猫，请您别见怪，它居然吃黄瓜。大约有两个星期之久，他拿大鞭子把它抽得遍体伤痕，就把它教会了。一只野兔，要是你径自打它，它就能学会点燃火柴。您干吗吃惊？这很简单嘛！它把火柴衔在嘴里，刺啦一声就擦亮了！动物跟人一样。人挨了打就会变得聪明点，畜生也是这样呢。”

人群里有些穿厚呢长外衣[1]的人穿来穿去，胳肢窝里夹着公鸡和公鹅。那些家禽都又瘦又饿。小鸡从笼子里伸出难看而脱了毛的头，啄食泥地里的什么东西。有些小男孩拿着鸽子，端详您的脸，极力想弄明白您是不是鸽子迷。

“是啊！没法跟您说话！”有人生气地叫道，“您先看一看，然后再说话！难道这是鸽子？这简直是鹰，不是鸽子！”

有个高而且瘦的人留着短连鬓胡子，唇髭却刮光，从外貌看，是个听差。他有病，喝醉了酒，在卖一条毛色雪白的狮子狗。这条老母狗不住哀叫。

“她老人家吩咐我，喏，卖掉这个玩意儿，”听差说，鄙夷地冷笑，“她老人家到老年穷了，没有东西吃，现在，喏，只好卖猫卖狗。她老人家哭着，亲它们的脏脸，可是她穷得不能不卖。真的，这是事实！你们买下吧，诸位先生！等着钱去买咖啡呢。”

然而谁也没笑。一个小男孩站在他身旁，眯细一只眼睛，严肃地瞧着他，现出怜悯的神情。

最有趣的是卖鱼的地方。大约有十个农民坐成一排。他们每人面前放着一个桶，每个桶都是一个苦不堪言的小地狱。桶里装着发绿的浑水，水里蠕动着小鲫鱼、小鳗鱼、幼鱼、蜗牛、铃蟾、瘰螈等。大水虫断了腿，在小小的水面上乱窜，爬到鲫鱼背上，跳过铃蟾的身子。铃蟾爬到水虫身上去，瘰螈又爬到铃蟾身上去。这些动物都欢蹦乱跳！深绿色的冬穴鱼是比较贵重的鱼，受到优待，单独装在一个罐子里，那里面固然不能游泳，不过总算不那么拥挤。……

“鲫鱼是了不起的鱼！鲫鱼容易养，老爷，这个该死的玩意儿！你把它放在水桶里哪怕养上一年，它也还活着！就拿这些鱼来说，我捉到也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我是在彼烈尔沃村捉到的，先生，后来从那儿走着回来。鲫鱼卖两戈比一条，小鳗鱼三戈比一条，幼鱼呢，一枚十戈比硬币能买十条，这些该死的玩意儿！您买五戈比的幼鱼吧。请问，您不买点小软虫[2]吗？”

卖鱼的人把手伸进桶里去，用粗糙而坚硬的手指头从中捞出一条细嫩的幼鱼或者像指甲盖那样大的小鲫鱼来。他们的桶子旁边放着钓丝、钓钩、渔具。从池塘里捞出来的小软虫迎着太阳闪出火红的亮光。

鸟车旁边，鱼桶旁边，有个喜爱飞鸟虫鱼的老人走来走去，头戴皮帽，脸上架着铁边眼镜，脚上穿一双套鞋，像是两条装甲舰。这个人，照此地人的称呼，叫作“怪人”。他身上一个小钱也没有，然而，尽管如此，他却讲价钱，神态兴奋，硬给买主出主意。他已经用一个钟头的工夫把所有的野兔、鸽子、鱼都考察完了，考察得极其细致，确定一切货品和每个动物的品种、年龄、价钱。他像孩子似的对小金翅雀、小鲫鱼、幼鱼颇有兴趣。比方说，您跟他谈起鸫鸟，怪人就会对您讲出一套您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的话来。他会跟您讲得兴致勃勃，热情奔放，另外还要责怪您一窍不通。他讲起小金翅雀和灰雀来，就高高兴兴地讲个没完没了，瞪大眼睛，用力挥动两只手。在这儿，在特鲁巴，人们只能在寒冷的季节遇见他，到夏天他就走出莫斯科城，到郊外，吹着小笛捉鹌鹑，或者钓鱼去了。

这儿还有另一个“怪人”。那是个很高很瘦的老爷，戴着黑眼镜，刮光胡子，头戴有帽徽的制帽，类似古时候的书吏。他是鸟迷。他有不小的官阶，在中学里做教员[3]，这是特鲁巴的常客都知道的。他们对他很尊敬，见到他就鞠躬，甚至给他诌出个特别的称号：“代词老爷。”他在苏哈列沃一带搜罗旧书，在特鲁巴物色良种鸽子。

“请过来！”卖鸽子的人对他叫道，“教员先生，代词老爷，请您瞧瞧这些筋斗鸽！代词老爷！”

“代词老爷！”四面八方，大家纷纷叫他。

“代词老爷！”人行道上一个小男孩也跟着叫道。

“代词老爷”分明早已听惯他这个称号，就庄重而严厉地伸出两只手，接过一只鸽子来，把它举得高过头顶，开始考察它，在这种时候，他皱起眉头，变得越发严肃，像是一个心怀叵测的阴谋家了。

特鲁巴，莫斯科这块不大的地方，过着它那渺不足道的生活，在那里，动物受到那么温柔的怜爱，也受到那么痛苦的折磨，在那里，人们吵吵嚷嚷，心情激动。凡是一本正经而且笃信宗教的人，在人行道上路过此地，往往弄不明白为什么聚着这么一群人，为什么那些便帽、无边帽、高礼帽杂七杂八地混在一起，也不明白他们谈些什么，做些什么生意。

[1] 俄国农民的服装。

[2] 做钓饵用。

[3] 旧俄时代，中学教员是有官阶的文官。

诽谤

习字教员谢尔盖·卡皮统内奇·阿希涅耶夫把女儿娜达丽雅嫁给史地教员伊凡·彼得罗维奇·洛沙津内依了。婚礼喜气洋洋。大厅里的人们唱歌、奏乐、跳舞。从俱乐部里雇来的仆役们，穿着黑色礼服，扎着肮脏的白领结，在各处房间里跑进跑出，忙得不亦乐乎。到处人声嘈杂，谈笑风生。数学教员达兰土洛夫、法国人巴代库阿和稽核局低级稽查员叶果尔·威涅季科狄奇·姆兹达，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急急忙忙、争先恐后地对客人们讲起活埋人的事，发表对招魂术[1]的意见。三个人都不相信招魂术，然而又都承认这个世界上自有许多事情是人类的智慧绝对不能理解的。另一个房间里，文学教员多东斯基向客人们解释在什么情况下哨兵有权利射击过路的行人。这些谈话，您看得出来，是吓人的，可是听着又蛮有意思。至于那些按社会地位来说没有权利走到房间里来的人，都在院子里凑着窗口往里看。

午夜十二点整，主人阿希涅耶夫走进厨房里去看一看晚宴准备停当没有。厨房里，从地板到天花板，满是烟雾，弥漫着鹅、鸭和其他许多食品的气味。那儿有两张桌子，上面放着形形色色的冷荤菜和酒类，摆得凌乱而又富于艺术趣味。厨娘玛尔法在桌子旁边忙碌，她是个红脸的女人，肚子特别大，用腰带勒紧。

“你让我看一下鲟鱼，大妈！”阿希涅耶夫说，搓着手，舔嘴唇。“多么好闻的气味，多么浓的香气啊！我恨不能把整个厨房一口吞下肚去呢！快，把鲟鱼拿给我看！”

玛尔法走到一条长凳跟前，小心地略微掀起油污的报纸。报纸底下，在极大的盘子上，放着一条大鲟鱼，浇过汁水而结了冻，上面红红绿绿地撒着些刺山柑花芽、油橄榄和胡萝卜。阿希涅耶夫瞧着鲟鱼，叫了一声哎呀。他满脸放光，眼珠往上翻。他低下头去，嘴唇发出那么一种声音，类似没上油的车轮的转动声。他站了一会儿，高兴得用手指头打个榧子，又吧嗒一下嘴唇。

“好家伙！热烈的亲嘴声呀。……你在那儿跟谁亲嘴啊，玛尔富霞[2]？”隔壁房间里响起说话声，副班主任万金那头发剪短的脑袋从门口探进来，“你这是跟谁亲嘴？啊啊啊……很愉快！原来是谢尔盖·卡皮统内奇！不消说，好一个老爷爷！跟女人幽会[3]呢！”

“我根本没亲嘴，”阿希涅耶夫困窘地说，“这是谁跟你说的，傻瓜？我这是那个……吧嗒一下嘴唇，关于……因为心里高兴。……我看见这条鱼了。……”

“随你去说吧！”

万金脸上现出欢畅的笑容，随后把头缩回去，关上房门。阿希涅耶夫涨红了脸。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暗想，“现在他一出去，这个混蛋，就会造我的谣，他会在全城人面前丢我的脸，畜生。……”

阿希涅耶夫胆怯地走进大厅里，斜起眼睛瞧着旁边：万金在哪儿？万金正站在大钢琴旁边，豪放地弯下腰去，对中学副校长的笑呵呵的小姨子低声说话。

“这是在说我！”阿希涅耶夫暗想，“这是在说我，该死的！而且她相信了……相信了！她在笑！我的上帝啊！不行，这事可不能放过去不管……不。……我得想办法让人家不信他的话。……我要跟大家说明他的把戏，那样一来，他就会成为蠢货和造谣的人了。”

阿希涅耶夫搔搔头皮，带着发窘的神情走到巴代库阿跟前。

“刚才我到厨房里去过，安排一下开晚饭的事，”他对那个法国人说，“您，我知道，是喜欢吃鱼的，我呢，买了条鲟鱼，老兄，呱呱叫！有两俄尺[4]长呢！嘻嘻嘻。……是啊，顺便说一句……我倒差点忘了。……刚才在厨房里，为那条鲟鱼还闹了个十足的笑话！我刚才走进厨房里去，想看看吃食。……我瞧着鲟鱼，心里一高兴……嘴里犯馋了，就吧嗒一下嘴唇！当时那个蠢货万金忽然走进来，说……哈哈哈……他说：‘啊啊……你们在这儿亲嘴？’居然说我跟玛尔法亲嘴，跟厨娘亲嘴！亏他想得出，愚蠢的人！那个娘们儿丑得要命，所有的野兽加在一起都没那么吓人，可是他说什么……亲嘴！真是个怪人！”

“谁是怪人？”达兰土洛夫走过来，问道。

“就是万金那个家伙呗！刚才我走进厨房里……”

他就把万金的事讲一遍。

“他叫人好笑，怪人！依我看来，跟一条大狗亲嘴也比跟玛尔法亲嘴愉快呢。”阿希涅耶夫补充说。他回头一看，瞧见姆兹达站在他身后。

“我们在谈万金呢，”他对他说，“他是个大怪人！刚才他走进厨房里来，看见我跟玛尔法在一起，就想入非非，诌出各式各样的玩笑来。他说：‘你们怎么亲起嘴来了？’看样子，他必是喝醉了酒。我就说，我宁可跟火鸡亲嘴，也不跟玛尔法亲嘴。再者，我说，我又有老婆，你这个蠢货。他真惹人好笑！”

“谁惹得您好笑？”教宗教课的教士走到阿希涅耶夫跟前来，问道。

“万金呗。您要知道，我本来站在厨房里，瞧着一条鲟鱼……”

如此等等。过了半个钟头光景，所有的客人都知道鲟鱼和万金的那件事了。

“现在让他去讲吧！”阿希涅耶夫搓着手暗想，“让他去讲吧！他开口一讲，人家就会立刻对他说：‘你算了吧，傻瓜，别胡说了！我们全知道了！’”

于是阿希涅耶夫完全放了心，高兴得多喝下四杯酒。晚宴后，他把新婚夫妇送进卧室，然后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倒头便睡，像是一个什么过错也没有犯的孩子。第二天他已经不记得鲟鱼的事了。可是，呜呼！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贫嘴薄舌总会惹出坏事，阿希涅耶夫的巧计没帮上他的忙！整整过了一个星期，恰好在星期三那天，下第三堂课后，阿希涅耶夫正站在教员室中央，议论学生维塞金变坏的倾向，不料校长走到他跟前来，把他叫到一旁去。

“您听我说，谢尔盖·卡皮统内奇，”校长说，“请您原谅我。……这不关我的事，不过我仍旧得让您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您要知道，目前有流言，说您跟那个……跟厨娘勾搭上了。……这不关我的事，不过……您管自跟她私姘，管自跟她亲嘴……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只是，劳驾，不要这么张扬出来！我请求您！您不要忘记您是老师！”

阿希涅耶夫周身发凉，愣住了。他仿佛给一大窝蜂蜇了个够，又仿佛被滚烫的开水浇得遍体烫伤似的，走回家去。他一面走，一面觉得全城的人都在看他，就像他浑身涂了煤焦油似的。……家里，还有新的灾难在等他呢。

“你怎么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去？”他的妻子在吃饭的时候问他说，“你在想什么心思？想的是风流事吧？你在惦记玛尔富霞吧？我全知道了，邪教徒！那些好心的人擦亮了我的眼睛！哼……野蛮人！”

于是他挨了一记耳光！……他从饭桌那儿站起来，觉得脚底下没踩着地，帽子也没戴，大衣也没穿，慢腾腾地往万金家里走去。他碰上万金正好在家。

“你这个混蛋！”阿希涅耶夫对万金说，“你为什么在全世界面前把我的脸抹黑？你为什么存心诽谤我？”

“什么诽谤？您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那么是谁诽谤我，说我跟玛尔法亲嘴？不是你吗？你说说看！不是你吗，强盗？”

万金开始眨巴眼睛，他那张憔悴的脸上根根筋都在抽搐，他抬起眼睛瞧着圣像，说：

“上帝惩罚我吧！哪怕我说过您一句坏话，也叫我瞎眼，断气！叫我不得好死！我就是得霍乱死掉也死有余辜！……”

万金的诚恳是无可怀疑的。显然，诽谤他的不是万金。

“那么到底是谁呢？是谁呢？”阿希涅耶夫沉思着，在记忆里把他所有的熟人依次考察一遍，不住捶胸口。“到底是谁呢？”

“那么到底是谁呢？”我们也要问一问读者诸君了。……

[1] 一种骗人的法术：假装把死人的灵魂招来，进行笔谈。

[2] 玛尔法的爱称。

[3] 原文为法语。

[4] 旧俄长度单位，1俄尺等于0.71米。

他明白了！

六月里一个闷热的早晨。空中弥漫着热气，弄得树叶垂下来，土地布满裂缝。人间万物流露出思念暴风雨的样子，巴望大自然痛哭一场，用雨泪来驱散这种思念才好。

大概，暴风雨也确实要来了。西方是一片深青色，闪着一道道电光。欢迎啊！

一个身材矮小、背部伛偻的庄稼汉偷偷地在树林边上走动。这个人身高一点五俄尺，脚上套着奇大无比的灰棕色皮靴，下身穿着蓝底白条的长裤。皮靴筒已经落下来，只有原来一半高。裤子破旧不堪，打了补丁，膝部鼓鼓囊囊，挂在靴筒外边，晃来晃去像是衣服底襟。他腰上系着肮脏的细绳算是腰带，已经从肚子上滑到胯骨上。他的衬衫老是往上缩，一直缩到肩胛骨那儿。

庄稼汉手里拿着枪。生锈的枪筒有一俄尺长，瞄准器类似靴子上一颗上好的钉子。枪筒安在自家做的白色枪托上，枪托是用杉木造的，做得很精致，有雕刻，有长纹，有花卉。要不是有这个枪托，那管枪就不成其为枪了，然而即使有这个枪托，那也还是近似中世纪的枪，而不像现代的枪。……枪上的扳机已经锈成棕红色，整个用铁丝和棉线缠紧。最可笑的是发亮的白色装药杆，那是刚从柳树上折下来的。它潮湿，簇新，比枪身还要长得多呢。

庄稼汉脸色苍白。他那对斜视的和发炎的红眼睛不安地往上边看，往四处看。他那稀疏的山羊胡子像破布似的，随着下嘴唇一起颤抖。他迈开大步，身子往前弯，分明在赶路。一条大看家狗跟在他身后跑，瘦得像是狗的骷髅，身上的毛乱蓬蓬的，嘴里吐出长舌头，上面沾满尘土而颜色灰白。它肚子两侧和尾巴上垂下一大绺一大绺褪了色的老毛。它的一条后腿缠着破布，多半腿上有病。庄稼汉不时回转身看他的旅伴。

“快走！”他胆怯地说。

看家狗往回一跳，向四下里看一眼，站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跟在主人身后跑。

猎人很想溜进旁边树林里去，可是办不到：林边长满茂盛而带刺的乌荆子，连绵不断像一堵墙。乌荆子后边还有高高的毒人参和牛蒡，密不通风。不过最后总算出现一条小径。庄稼汉再一次向看家狗招手，顺着小径钻进灌木林。他脚下的土地咕叽咕叽响：这儿还有水，没有干。空气中有潮气，不像外边那么闷热。两旁是灌木丛和刺柏。此地离真正的树林还远，大约还要走三百步。

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发出没上油的车轮的转动声。庄稼汉打了个哆嗦，斜起眼睛看一棵嫩小的赤杨树。他看出赤杨树上有个活动的黑色小斑点，走近了才认出是一只幼小的椋鸟。椋鸟立在枝头抬起翅膀，啄理羽毛。庄稼汉就站住不动，脱掉头上的帽子，把枪托抵在肩膀上，开始瞄准。他瞄准以后，拉起扳机，钩住它，免得它过早地落下去。扳机上的弹簧已经用坏，钩机不起作用，扳机不灵：它摇动了。椋鸟放下翅膀，开始怀疑地瞧着射击手。再过一秒钟，它就飞掉了。射击手再一次瞄准，放开钩住扳机的手。不料扳机没落下来。庄稼汉就用手指甲扯断一根细线，把铁丝压紧，然后弹一下扳机。弹指声啪的一响，随着弹指声便响起了枪声。步枪的反冲力使射击手的肩膀猛然震动了一下。显然，他没有吝惜火药。他把枪放在地上，跑到赤杨树那边，动手在草丛里摸索。他在朽烂发霉的细树枝旁边找到一块血迹和一片羽毛。他又找了一会儿，看见树干旁边躺着一具还有热气的小尸体，认出这就是他打死的鸟。

“我打中它的脑袋了！”他兴奋地对看家狗说。

看家狗闻一闻椋鸟，看出他主人不光是打中它的头。它胸脯上开了个口子，一条腿打断，嘴上挂着一大颗血珠。……庄稼汉很快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取新的火药，于是衣袋里就撒出些破布、碎纸、线头，掉在草地上。他把火药装进枪里，准备继续打猎，往前走去。

这时候，仿佛从地里冒出来似的，他面前突然出现地主家的总管，波兰人克尔热威茨基。庄稼汉看见他骄横严厉的脸和棕红色的头发，吓得周身发凉。不知怎么，他的帽子自然而然从脑袋上掉下来了。

“您这是干什么？放枪吗？”波兰人用嘲笑的声调说，“我很高兴！”

猎人胆怯地斜起眼睛看着旁边，瞧见一辆大车，上面载着枯枝，旁边站着一些农民。他打猎入了迷，竟然没注意到来了这么一群人。

“您怎么敢放枪？”克尔热威茨基提高喉咙问道，“看来，这是您的树林子？或者，也许，依您看来，彼得节[1]已经过去了？您是什么人？”

“我叫巴威尔·赫罗莫依，”庄稼汉费力地开口说，把枪搂在怀里，“卡希洛甫卡村的。”

“从卡希洛甫卡村来的，见鬼！那么是谁允许您放枪的？”波兰人继续说，极力不露出波兰话的口音，“把您的枪拿给我！”

赫罗莫依把枪交给波兰人，心想：

“你打我嘴巴也比对我称呼‘您’好。……”

“把帽子也拿过来。……”

庄稼汉把帽子也交给他。

“我要给您个厉害瞧瞧，看您还敢放枪不！见鬼！跟我走！”

克尔热威茨基转过身去，背对着他，随着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举步走去。巴威尔·赫罗莫依摸摸衣袋里的野鸟，跟着他走去。

过了一个钟头，克尔热威茨基和赫罗莫依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间，天花板很低，四壁糊着蓝色壁纸，褪了色。那是地主家的账房。账房里什么人也没有，可是仍然使人强烈地感到这儿平时是有人的。账房中央放着一张橡木大桌子。桌子上有两三个账本、一个墨水瓶、一个撒沙器、一个断了壶嘴的茶壶。所有这些，都蒙着一层灰色的尘土。墙角上立着大柜，上面的油漆早已脱落。柜顶上放着铁皮的煤油桶和瓶子，瓶里装着某种混浊的液体。另一个墙角挂着圣像，上面布满蜘蛛网。……

“这得写呈文报官，”克尔热威茨基说，“我马上就去报告老爷，打发人去找警察来。脱掉皮靴！”

赫罗莫依在地板上坐下，一句话也没说，用发抖的手脱掉脚上的皮靴。

“您别溜掉，”总管打着哈欠说，“您光着脚走掉，那可没您的好处。……您就坐在这儿，等警察来。……”

波兰人把皮靴和枪藏在柜子里，上了锁，从账房里走出去。

克尔热威茨基走后，赫罗莫依久久地、慢条斯理地搔他的小后脑壳，仿佛在思考一个问题：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他不住叹气，战战兢兢地瞧着四处。那柜子、桌子、缺嘴的茶壶、小小的圣像，都带着责备和忧愁的神情瞧他。……在地主家的账房里苍蝇非常多，它们在他头顶上嗡嗡地叫，叫得那么凄凉，弄得他害怕得受不了。

“嗡嗡嗡……”苍蝇叫道，“你遭殃了吧？遭殃了吧？”

一只大黄蜂在窗子上爬来爬去。它想飞到露天底下去，可是窗玻璃不肯放它出去。它的活动充满烦闷和苦恼。……赫罗莫依踉跄着走到房门口，在门框旁边站住，垂下手来贴着裤缝，开始沉思。……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他仍然站在门框旁边等着，心事重重。

他斜起眼睛看那只黄蜂。

“为什么它，傻瓜，不从门口飞出去呢？”他想。

又过去两个钟头。四下里那么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死气沉沉。……赫罗莫依开始寻思，人家必是把他忘了，他一时还不会离开此地，就跟那只黄蜂一样，它也仍然不时从窗玻璃上掉下来。黄蜂到夜间就睡了，嗯，可是他怎么办呢？

“喏，人也是这样，”赫罗莫依瞧着黄蜂，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着，“是啊，人也是这样。……人也明明有地方可以出去，到外面自由的天地中去，可是人糊涂，不知道它，也就是不知道那个地方究竟在哪儿。……”

最后，不知在什么地方，房门砰的一响。随后响起一个人急匆匆的脚步声。不出一分钟，就有个又矮又胖的人走进账房里来，穿着极其肥大的裤子，系着吊裤带。他没穿上衣，也没穿坎肩。他衬衫背部，肩胛骨旁边，有一条汗印，胸前也有那样的汗印。他就是这儿的地主彼得·叶果雷奇·沃尔奇科夫，退役的中校。他那又胖又红的脸和冒汗的秃顶，都说明他情愿付出很高的代价，只求这种炎热能一下子换成主显节[2]的严寒就好。酷暑和闷热使得他难受。从他那对浮肿和带着睡意的眼睛看得出来，他刚从非常柔软和发热的羽毛褥子上起来。

他走进房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好几趟，仿佛没看见赫罗莫依似的。然后他在俘虏面前站住，凝神瞧着他的脸，看了很久。他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露出轻蔑的神情，起初那种神情还只是在他的小眼睛里略微流露出来，后来却渐渐在他整个胖脸上铺开。赫罗莫依受不住这样的目光，就低下眼睛。他感到害臊。……

“把你打死的东西拿出来！”沃尔奇科夫小声说，“快，拿出来，坏蛋，威廉·退尔[3]！拿出来，丑八怪！”

赫罗莫依伸手到衣袋里，取出那只不幸的椋鸟来。椋鸟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它给揉成一团，开始干瘪了。沃尔奇科夫鄙夷地笑了笑，耸起肩膀。

“蠢材！”他说，“你这蠢货！没有脑筋的傻瓜！你就不觉得有罪？你就不害臊？”

“我害臊，彼得·叶果雷奇老爷！”赫罗莫依止住喉头那种不容他说话的吞咽活动，说道。……

“你这个强盗和犹大，不但没得到许可就在我树林里打猎，而且胆敢违抗政府法令！难道你就不知道法律禁止不按时打猎？法令上写着，不准任何人在彼得节以前开枪射击。你连这都不知道？走过来！”

沃尔奇科夫走到桌子跟前去，赫罗莫依跟在他后面，也往桌子那边走去。老爷打开一本书，翻看很久，然后用响亮的男高音，拖着长声，念出禁止在彼得节前打猎的条文。

“那么你连这也不知道？”老爷念完后问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的，老爷。可是我们能懂吗？我们能有脑筋吗？”

“啊？既然你毫无道理地毁掉上帝的生物，那还谈得上什么脑筋？瞧，你把这只小鸟打死了。你为什么打死它？难道你能叫它活过来？我问你：你能吗？”

“不能，老爷。”

“可是你把它打死了。……打死这只鸟能得着什么好处，我不懂！区区一只椋鸟！既没有肉可吃，也没有羽毛可拔。……就这么白白打死了。……糊里糊涂，一枪打死了。……”

沃尔奇科夫眯细眼睛，动手把椋鸟的断腿拉直。小小的腿就断成两截，掉在赫罗莫依的光脚上。

“你这该死的，该死的！”沃尔奇科夫继续说，“你太贪心，强盗！你就是起了贪心才干出这种事的！你看见小鸟，心里就有气：小鸟倒飞得自由自在，赞扬上帝呢！你就说，我来把它打死……把它吃掉。……人的贪心啊！你这种人我就是见不得！你别用你的眼睛瞧我！你这个斜眼的坏蛋，斜眼鬼！瞧，你把它打死了，可是它说不定还有小儿女呢。……如今就在吱吱地叫。……”

沃尔奇科夫做出要哭的脸色，把手往下放，比画着，表示那些儿女还很小很小呢。……

“我不是起了贪心才干这件事的，彼得·叶果雷奇。”赫罗莫依用颤抖的声调辩白说。

“那又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是起了贪心嘛！”

“不是的，彼得·叶果雷奇。……要是我的灵魂有罪，那也不是起了贪心，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彼得·叶果雷奇！这是魔鬼迷了我的心窍哟。……”

“你这种人会让魔鬼迷了心窍！你自己倒能迷了魔鬼的心窍呢！所有你们这些卡希洛甫卡村的人，全是强盗！”

沃尔奇科夫呼哧呼哧地从胸中吐出一口气，再吸足一口气，然后放低喉咙继续说：

“可是现在我该拿你怎么办？啊？要是考虑到你智力贫乏，就该把你放掉，可是根据你这种行径和胆大妄为来看，却该给你点厉害尝尝。……非如此不可。……够了，不能再纵容你们这种人。……够了！我已经打发人去找警察。……我们马上就把状子写好。……我已经打发人去了。……罪证齐全。……你就怪你自己吧……这不是我惩罚你，这是你的罪过惩罚你。……既然你会干犯罪的事，你就要受罚。……哎哎。……主啊，宽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这些家伙给我招来不少麻烦哟。……哦，你们的春播小麦怎么样？……”

“还可以……老爷。……”

“可是你眨巴眼睛干什么？”

赫罗莫依心慌意乱地往空拳头里咳嗽几声，理了理腰带。

“你眨巴眼睛干什么？”沃尔奇科夫又问一遍，“你把椋鸟打死了，你倒还要哭？”

“老爷！”赫罗莫依逼尖了刺耳的嗓音大声说，仿佛打起了精神似的，“您心慈，比方说，瞧见我打死一只小鸟，就生气了。……您骂我那些话，不是因为您是地主，而是因为这种事伤了……您的慈悲心肠。……可是难道我就不难过？我是个笨人，不过，虽说我没有脑筋，我也难过。……主啊，打个雷劈死我吧。……”

“既然你难过，那你为什么放枪？”

“魔鬼迷了我的心窍呗。请您容许我说，彼得·叶果雷奇！我要把真情老老实实说一遍，就跟当着上帝的面似的。……警察要来，就让他来好了。……我的罪名，不管是在上帝面前还是法官面前，我都承当。对您呢，我把真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就跟在教堂里行忏悔礼一样。……您容许我说吧，老爷！”

“可是我容许了又怎么样？容许也罢，不容许也罢，反正你也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又不写状子。……那你就说吧！干吗不开口？说呀，威廉·退尔！”

赫罗莫依用袖口擦了擦颤抖的嘴唇。他的眼睛越发斜，越发小了。……

“我打死这只椋鸟，一点好处也得不着，”他说，“这些椋鸟，就算我打死一千只，又有什么用？卖也没法卖，吃也不能吃，就是这么回事……全是白搭。这您也能明白。……”

“不，你可别这么说。……喏，你是个猎人，还会不知道。……椋鸟要是在油里煎一下，再放在粥里，那可好吃得很。……还可以加上点调味汁。……那味道差不多跟松鸡一样呢。……”

沃尔奇科夫似乎忽然领悟到口气过于随便，就皱起眉头，补充说：

“我马上就要叫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你等着瞧吧。……”

“我们可顾不上味道不味道。……有面包吃就成了，彼得·叶果雷奇。……这您也不是不知道。……我打死椋鸟，是因为我心里苦恼。……就是这种苦恼逼着我干的。……”

“是什么苦恼？”

“鬼才知道是什么苦恼！您让我说说清楚。它，也就是那种苦恼，从复活节起就一直折磨我。……您让我说说清楚。……那天早晨，我做完晨祷，拿着供复活节用的甜奶渣饼受过祝福礼，走出教堂，回家去。……我们家那些婆娘走到前头去了，我一个人在后头走。我走啊走的，后来在水坝上停住脚。……我站在那儿，瞧着上帝的世界，瞧着世界上各种事情都那么有条有理，瞧着每个动物，每根青草，可以说，都挺自在。……天色已经大亮，太阳升上来了。……我看见这些，心里快活。后来我瞧着一只小鸟，彼得·叶果雷奇。忽然，我的心一动，缩起来！那是说，我的心揪紧了。……”

“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因为我看见小鸟了。马上有个想法来到我脑子里。我寻思：要能打枪才好，可惜法律不许可。这当儿天上又有两只小鸭子飞过，河对岸什么地方有一只小滨鹬叫唤。我巴不得能打猎才好！我心里这么盘算着，回到家里。我坐下，跟那些婆娘说话，可是我眼睛里净是小鸟。我嘴里吃饭，耳朵里却听见树林里树叶响，小鸟叫：啾啾！啾啾！啊，主！我一心想打猎，别的全不在心上！我喝白酒，开斋，脑子里却昏昏沉沉。我听见一个说话声。我仿佛听见耳朵里有个尖细的、天使般的声音响个不停，说道：去吧，巴希卡[4]，去打枪吧！这是魔法来了！我敢说，彼得·叶果雷奇老爷，这就是小鬼作祟，不是别人。那声音又好听又尖，跟小孩一样。从那天早晨起，那个东西，也就是苦恼，把我抓紧了。我在房子旁边土台上坐下，耷拉着胳膊，就像昏迷不醒似的，想心思。……想啊想的，想个没完。……我脑子里满是您去世的哥哥谢尔盖·叶果雷奇，祝他升天堂吧。我这个蠢人，不由得想起从前我常跟他老人家，跟那个去世的人一块儿出去打猎。我在他老人家手下，求上帝保佑他……当过头号猎手。他又高兴又感动，因为，虽说我两只眼睛是斜的，可我放起枪来，却是能手哩！他老人家打算带我到城里去找医生，叫他看看尽管我是残疾人，却有这种本事。那年月可真是了不起，打动人心啊，彼得·叶果雷奇。往往，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门，叫着两条狗，卡拉和列德卡一块儿走，嘿……嘿嘿！我们一天走三十俄里呢！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彼得·叶果雷奇！高贵的老爷！我跟您说句真话，全世界除了您哥哥以外，就再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了！他老人家是个残忍的人，凶狠，蛮横，可是论打猎，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就拿季尔包尔克伯爵老爷来说，他一个劲儿学打猎，学来学去，临了满心嫉妒，就那么死了。他哪儿成！既没有您哥哥那副英俊的相貌，手里也没拿过您哥哥那种好枪！您老人家明白，那是双筒枪，马赛城列别里公司的货色。两百步开外就能打中！一枪就打下一只鸭子！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赫罗莫依很快地擦擦嘴唇，着斜眼，继续说：

“就因为这个，我才生出那种苦恼。只要不能打枪，麻烦就来了：我的心里堵得慌！”

“这是找乐子！”

“不是，彼得·叶果雷奇！复活节整整一个星期，我就像昏了头似的走来走去，水不想喝，饭不想吃。在多马周[5]，我把枪拿出来擦一通，修理一下，心里才算轻松点。到五旬中节[6]，我心里又闹腾起来。我一心巴望着去打猎，熬都熬不住，差点急死。我就去喝酒，可那也不行，反而更糟。这可不是找乐子，老爷！做完圣水祭，我喝开了酒。……那种苦恼，却一天比一天厉害。……它闹得你浑身难受，把你从家里赶出去。……它一个劲儿赶你，一个劲儿赶你！好大的力量呀！我就拿起枪来，走出门外，到菜园子里，朝着寒鸦放枪！我一连打死十来只，可是我的心没松下来：我一心想到树林里去……到沼泽地去。就连我的老婆子也开口骂我：‘难道能打寒鸦吗？它不是高贵的鸟，不过打死它，也还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罪：要是打死寒鸦，就会闹荒年的。’我呢，彼得·叶果雷奇，一赌气就把枪砸碎了。……滚它的！我心里才轻松点了。……”

“这是找乐子！”

“不是找乐子，老爷。我跟您说的是实话，这可不是找乐子，彼得·叶果雷奇！您让我给您说清楚。……昨天夜里我醒过来。我躺在那儿想心思。……我老婆睡着了，我找不着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心里就想：‘现在我那管枪还能不能修好呢？’我就爬起来，修开了枪。……”

“后来呢？”

“哦，总算马马虎虎修好了。……我修完，就拿着它跑出去，像个疯子似的。喏，后来我就给捉住了。……这也是我活该。……不光是那只鸟让人拿走，还挨一顿揍，要叫我明白明白。……”

“警察马上就来。……你到穿堂去等吧！”

“那我就走。……先前我在教堂里行忏悔礼，就说过这件事。……彼得神甫老爷也说这是找乐子。……不过照我的糊涂想法，按我对这种事的看法，这可不是找乐子，而是有病。……这跟酒瘾一样。……全是魔鬼搞出来的。……你自己不想干，可你的心不由得往那边想。比方说，你自己不愿意喝酒，在圣像前起了誓，可是不知什么东西老是催你：喝吧！喝吧！结果就喝了。我知道……”

沃尔奇科夫的红鼻子变得发紫。

“酒瘾是另一回事。”他说。

“一个样子，老爷！要是我说了假话，就让上帝打个雷劈死我，一个样子！我跟您说的是实话！”

接着是沉默。……他们沉默了五分钟光景，彼此瞅着对方的脸。

沃尔奇科夫的紫红的鼻子变成深青色了。

“这跟酒瘾是一码子事。……您老人家凭慈悲心肠自然明白酒瘾是什么毛病。……”

这一点中校倒不是凭慈悲心肠而是凭经验明白的。

“你去吧！”他对赫罗莫依说。

赫罗莫依不明白。

“你去吧，以后不要再让人捉住了！”

“那就求您把破靴子还给我，老爷！”庄稼汉明白过来，眉开眼笑，说道。

“靴子在哪儿？”

“在柜子里，老爷。……”

赫罗莫依收回他的靴子、帽子和枪。他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出账房门外，斜起眼睛往上看，天空中已经有乌黑而沉重的雨云了。风吹拂青草和树叶。头一批雨点已经洒下来，敲响滚烫的房顶。闷热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清爽。

沃尔奇科夫在房间里推开窗子。窗子哐啷一声敞开，赫罗莫依看见那只黄蜂飞走了。

空气、赫罗莫依、黄蜂，都在庆祝各自的自由。

[1] 东正教节日，在7月21日，按照旧俄时代的规矩，每年必须在这个节日以后才能开始打猎。

[2] 基督教节日，在1月19日，正是隆冬季节。

[3] 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14世纪初瑞士人民反对奥地利封建主压迫的领袖，善于射箭。他杀死总督，组织了起义。在此被歪曲地借喻为“强盗”。

[4] 巴威尔的爱称。

[5] 复活节后第一周。

[6] 东正教复活节与圣灵降临节之间的节日。

儿童读物

序言 亲爱而宝贵的孩子们！在当前生活里，只有性情诚实、品行端正的人才会幸福。流氓和坏蛋不可能幸福，因此你们要诚实而公正。你们玩纸牌不要作弊，这倒不是因为别人可能因此捞起烛台打你们，而是因为这不诚实。你们要敬重长辈，这也不是因为不敬重就会吃一顿树条[1]，而是因为正义要求这样做。我在下面向你们列举几个童话和故事，以资借鉴。……

（一）吝啬必受罚 有三个朋友，伊凡诺夫、彼得罗夫和斯米尔诺夫，走进饭馆吃饭。伊凡诺夫和彼得罗夫不吝啬，因此各自立刻叫了一份六十戈比的饭。斯米尔诺夫却吝啬，不叫饭。两个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不叫饭。

“我不喜欢饭馆里的白菜汤，”他说，“再者，我口袋里一共只有六枚十戈比银币。我要留点钱买纸烟才行。那就这么办：我吃个苹果好了。”

说完这话，斯米尔诺夫要了个苹果，吃起来，瞧着朋友们又喝白菜汤，又吃鲜美的松鸡，不由得眼热。然而他转念想到他花的钱少，心里才宽慰些。可是后来他却大吃一惊，因为等到账单送来，他一看，上面竟然写着：“饭两客，共一卢布二十戈比；苹果一个，七十五戈比。”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吝啬，也不在饭馆小卖部里买苹果了。

（二）坏榜样引人变坏 五卢布金币同捷斯托夫饭店[2]的一卢布客饭票相好，开始引诱它离开正路。

“我的朋友！”它对一卢布客饭票说，“你看看我！我比你小得多，可是我比你高明多少！姑且不谈我身上射出灿烂的金光，单说我的身价就多么高！我名义上的价值是五卢布零十五戈比，可是人家要花八个多卢布才能得到我！”

它对一卢布客饭票照这样煽动很久。一卢布客饭票听啊听的，终于走上歧途。过一些时候，它对俄国的一卢布钞票说：

“我多么可怜你啊，不幸的一卢布钞票！你是多么可笑！我名义上的价值是一卢布，然而现在人家在饭馆里要买到我，就得付一又四分之一卢布，可是你……你呀！唉，真不害臊！你比原来的身价还要便宜呢！哈哈！”

“我的朋友！”一卢布钞票对它温和地说，“你和你的朋友五卢布金币靠我贬值才抖起威风。我能为你们服务很高兴！”

一卢布客饭票羞愧不已。

（三）足以示范的忘恩负义 有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在他的命名日那天，把全城的跛子、瞎子、生脓疮的人、穷人叫到他院子里来，请吃饭。他请他们吃素菜汤、豌豆、葡萄干馅饼。“为上帝的荣耀，你们放开量吃吧，我的弟兄们！”他对乞丐们说，劝他们放开量吃。他们就吃起来，也没道谢。吃完饭，那些穷人、跛子、瞎子和生脓疮的人匆匆祷告上帝，走出去，到了街上。

“嗯，怎么样？那个信教的人请你们吃得如何？”一个站得不远的警察对一个跛子说。

跛子摇一摇手，什么话也没回答。于是警察又向一个生脓疮的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顿饭反而吃倒了胃口！”生脓疮的人回答说，烦恼地摇一摇手，“今天我们还要去参加商人太太亚尔雷科娃的丧宴呢！”

（四）理所应当的报复 有一个坏男孩养成坏习惯，喜欢在人家的墙上写些含意不好的字。他写那些字，以为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不，孩子们，任何坏行为都不会轻易过去而不受到惩罚。有一回，坏男孩路过一道墙，拿起粉笔来，在最显眼的地方写上：“傻瓜！傻瓜！傻瓜！”人们路过这道墙，看到了。乌木内依[3]走过这儿，看一眼，往前走去。杜拉克[4]走过这儿，看一下，把坏男孩扭交法院，说他犯了文字诽谤罪。

“我把他扭交法院，倒不是因为他写的字惹得我生气，”杜拉克说，“而是出于原则！”

（五）热心过分 某报生蛆了。于是报纸主笔把涉禽[5]叫来，对它们说：“你们把蛆吃掉！”那些鸟开始啄食，不但把蛆吃掉，连报纸和主笔本人也一股脑儿吃掉了。

（六）真理一出而谎言全消 波斯国王大流士临终把儿子阿尔塔薛西斯叫到跟前来，对他说：

“我的儿子，我就要死了！我死后，你把全国的贤人招来，要他们解答这个问题。谁能解答，就派谁做大臣。”

大流士低下头去凑近儿子的耳朵，把那个问题的秘诀对他小声说一遍。

父亲死后，阿尔塔薛西斯把全国的贤人召来，对他们说：

“贤人们！我父亲嘱咐我给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你们解答。谁能解答，谁就做我的大臣。”

阿尔塔薛西斯就向贤人们提出那个问题。贤人一共五名。

“可是，陛下，谁来检查我们的答案呢？”有个贤人问国王说。

“没有人检查，”国王回答说，“我相信你们诚实的话。如果你们说你们解决了，我就相信是解决了，不再查对你们的答案。”

贤人们在桌旁坐下，开始解答问题。当天傍晚有个贤人去见国王，说：

“我把问题解决了。”

“好。你就做我的大臣吧。”

第二天又有三个贤人解答了问题。桌旁只剩下一个贤人了，他姓阿尔托索斯特尔。那个问题他解答不了。一个星期过去，一个月过去了，他还是坐在那儿对着问题，很费力地要解答。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了。他面色苍白，脸容憔悴，身子消瘦，涂掉了一百令白纸，然而离着解决还远得很。

“把他处以死刑，陛下！”四个解答了问题的大臣说，“他冒充贤人，骗了您。”

可是国王没把阿尔托索斯特尔处以死刑，耐心地等着。过了五年，阿尔托索斯特尔来见国王，对他跪下，说：

“陛下！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这时候，国王把贤人搀起来，吻他，说：

“你说的对，贤人！这个问题确实是没法解决的。不过你在做答案的时候，倒解决了写在我心上的一个问题：你向我证明了世界上总算还有诚实的人。而你们，”他转过脸去对四个大臣说，“都是骗子！”

那些大臣发窘了，一齐问道：

“那么现在，我们该卷铺盖滚蛋了吧？”

“不，你们留下吧！”阿尔塔薛西斯说，“你们虽然是骗子，不过要跟你们分手，我倒也难过。你们就留下吧。”

于是他们感谢上帝，留下了。

（七）对坏事也得感激 “啊，伟大的宙斯[6]！啊，强大的雷神[7]！”一个诗人向宙斯祷告说，“派个缪斯来给我点灵感吧！我祈求你！”

宙斯没学过古代史。因此无怪乎他会闹出差错：他应该派墨尔波墨涅[8]到诗人那儿去，结果却把忒耳西科瑞[9]派去了。忒耳西科瑞来到诗人那儿，诗人就不再给杂志写稿，凭诗稿领稿费，却到舞蹈学校里去求学。他接连舞蹈一百个昼夜，最后暗自寻思：

“宙斯不理会我的要求。他耍弄我。我要求他给我灵感，可是他总是教我甩胳膊踢腿。……”

这个大胆犯上的人就写出恶毒的讽刺诗来挖苦宙斯一番。雷神勃然大怒，向诗人投过去一道闪电。诗人就此死了。

结尾语 这样，孩子们，美德胜利了。

[1] 意谓“被人用树条抽打一顿”。

[2] 当时莫斯科的一家大饭店。

[3] 这个姓可意译为“聪明人”。

[4] 这个姓可意译为“傻瓜”。

[5] 一种鸟，生在沼泽地带。

[6] 希腊神话中的最高天神。

[7] 宙斯的别名。

[8] 希腊神话中司悲剧的缪斯。

[9] 希腊神话中司舞蹈的缪斯。

瑞典火柴[1]

犯罪小说

一

一八八五年十月六日早晨，某县第二段区警察局长办公室里，走进来一个装束考究的青年人，报告说：他的东家，退役的近卫军骑兵少尉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克里亚乌左夫，遇害身亡。青年人报告这件事的时候，脸色苍白，极其激动。他双手不住发抖，眼睛里充满恐怖。

“请问，您是什么人？”区警察局长问他说。

“普塞科夫，克里亚乌左夫庄园的总管、农艺师和机械师。”

区警察局长和证人们，会同普塞科夫一起来到出事地点，发现情况如下：克里亚乌左夫所住的厢房四周，围着一群人。出事的消息犹如风驰电掣，传遍附近一带。正巧这天是节日，附近各村的人纷纷赶来，聚在厢房附近。到处是嘈杂声和谈话声。这儿那儿可以见到苍白而带着泪痕的脸。克里亚乌左夫的卧室房门，经查明是锁着的。房门里边，锁眼内插着钥匙。

“显然，坏人是从窗口爬进去，害死他的。”在检查房门的时候，普塞科夫说。

他们走进花园，卧室窗子正对着花园。窗子看上去阴森而凶险。窗上挂着绿色窗帘，褪了色。窗帘的一角略微往外掀起，这就使人看得见卧室里面。

“你们谁在窗口往里看过？”区警察局长问。

“没有人看过，老爷。”花匠叶弗烈木说。他是个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小老头，带着退役的军士的面容。“大家的腿打哆嗦，顾不上看了。”

“唉，玛尔克·伊凡内奇，玛尔克·伊凡内奇[2]啊！”区警察局长瞧着窗口叹道，“我早就对你说过，你的下场好不了！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怜的人，可你就是不听！放荡不会有好下场啊！”

“这倒多亏叶弗烈木，”普塞科夫说，“要不是他，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呢。他头一个想起来事情有点蹊跷。今天早晨他来找我，说：‘为什么我们的东家睡这么久还没醒？他足足有一个星期没走出卧室了！’他对我说出这句话，就像迎头给我一斧子似的。……立刻有个想法在我心里一闪。……他从上星期六起就没露过面，而今天已经是星期日！七天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是啊，可怜的人……”区警察局长又叹道，“挺聪明的人，又受过教育，心眼那么好。在朋友们当中，可以说，他是个数一数二的人。可他就是生活放荡，祝他升天堂吧！这我早就料到了！斯捷潘，”区警察局长转过身去对证人说，“你马上坐车到我家里去，打发安德留希卡去找县警察局长，向他报告一声！就说玛尔克·伊凡内奇给人害死了！你再跑到乡村警察那儿去。他为什么坐在家里纳福？叫他到这儿来！然后你自己赶快去找法院侦讯官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3]，对他说，要他到这儿来！慢着，我来给他写封信。”

区警察局长派人在厢房四周站岗守卫，给侦讯官写了封信，随后到总管家里去喝茶。大约十分钟以后，他坐在凳子上，一点一点地啃着糖块，把像烧红的煤块那么烫的热茶喝下去。

“是啊……”他对普塞科夫说，“是啊。……他是贵族，又是富人……用普希金的话来讲，可以说是上帝的宠儿呢。可是结果怎么样？一事无成！酗酒啊，放荡啊……现在你瞧！……给人害死了。”

过了两个钟头，侦讯官坐着马车来了。尼古拉·叶尔莫拉耶维奇·楚比科夫（这是侦讯官的姓名）是个高大而结实的老人，年纪有六十岁，已经在他的行业里干了四分之一世纪了。他这个人是以为人正直、头脑聪明、精力充沛、热爱工作而在全县闻名的。同他一起来到出事地点的，还有跟他形影不离的同伴、助手和办事员玖科夫斯基。他是个高身量的青年人，年纪在二十六岁上下。

“真会有这种事吗，诸位先生？”楚比科夫走进普塞科夫的房间里，匆匆同所有的人握手，开口说。“真会有这种事吗？玛尔克·伊凡内奇出事了？给人害死了？不，这不可能！不可能！”

“这事就是怪呀……”区警察局长叹道。

“我的上帝啊！要知道，上星期五我还在达拉班科沃镇的市集上见过他！我跟他一起，不瞒你们说，还喝过酒呢！”

“这事就是怪呀……”区警察局长又叹道。

大家唉声叹气，心惊胆战，各人喝下一大杯热茶，然后往厢房走去。

“让开！”乡村警察对人群吆喝说。

侦讯官走进厢房，首先着手考察卧室的房门。原来那扇房门是松木做的，涂了黄油漆，没有损坏的痕迹。他们没发现特殊的标记，足以成为任何罪证的线索。他们就动手撬门。

“我请求闲人们走开，诸位先生！”房门经不住长久的敲击和劈砍，终于向斧子和凿子让步而打开后，侦讯官说。“我为侦讯工作的利益要求你们。……警察，不准把人放进来！”

楚比科夫、他的助手和区警察局长推开房门，犹豫不决地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卧室里。他们的眼睛遇到如下一幅图景。房间里只有一个窗子，窗旁放着大木床，上面放着很大的羽毛褥垫。揉皱的羽毛褥垫上放着揉皱的被子，乱成一团。枕头丢在地板上，蒙着花布的枕套也揉得极皱。床前小桌上放着一个银怀表和一枚二十戈比银币。桌上还放着几根硫黄火柴。除了床、小桌和仅有的一把椅子以外，卧室里再也没有别的家具。区警察局长往床底下看一眼，瞧见二十来个空酒瓶、一顶旧草帽和一小桶白酒。小桌底下丢着一只皮靴，布满灰尘。侦讯官对房间扫了一眼，皱起眉头，涨红脸。

“那些坏蛋！”他嘟哝着，捏紧拳头。

“可是玛尔克·伊凡内奇在哪儿呢？”玖科夫斯基轻声问道。

“我请求您别打岔！”楚比科夫粗鲁地对他说，“请您检查地板！我办案以来，碰到这样的案情已经是第二次了。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他转过身去，压低喉咙，对区警察局长说，“在一八七〇年，我也办过这样一个案子。您一定记得吧。……就是商人波尔特烈托夫凶杀案。那情形也是这样。那些坏蛋把他打死，然后从窗口把他的尸体拖出去了。……”

楚比科夫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到一边，小心地推一下窗子。窗子就开了。

“这个窗子开了，可见本来就没扣上。……嗯！……窗台上有痕迹。看见没有？这是膝盖的痕迹。……必是有人在这儿爬出去过。……应当仔细检查一下窗子。”

“在地板上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玖科夫斯基说，“既没有血迹，也没有抓痕。只找到一根点过的瑞典火柴。喏，这就是！我记得玛尔克·伊凡内奇不吸烟。在日常生活里他用硫黄火柴，从没用过瑞典火柴。这根火柴可以作为线索。……”

“哎……你就少说几句吧，劳驾！”侦讯官摇一摇手，“他一个劲儿唠叨他那根火柴！我就受不了这种发热的头脑！您与其找火柴，不如把床检查一遍。”

检查床以后，玖科夫斯基报告说：

“没有血迹，也没有别的什么斑点。……新撕破的裂口也没有。枕头上有牙齿印。被子上洒过一种液体，有啤酒的气味，论味道，也是啤酒的味道。……这张床总的看来，使人有根据认为床上发生过斗殴。”

“就是您不说，我也知道发生过斗殴！谁也没问您斗殴的事。您与其找斗殴的痕迹，还不如……”

“这儿只有一只皮靴，另一只找不到。”

“哦，那又怎么样？”

“那就可见他是在脱皮靴的时候给人活活闷死的。他还没来得及脱另一只皮靴就……”

“胡扯！……您凭哪一点知道他是给人闷死的？”

“枕头上有牙齿印嘛。枕头本身就揉得很皱，况且又扔在离床二点五俄尺的地方。”

“夸夸其谈，这个贫嘴！我们还是到花园里去好。您与其在这儿乱翻，还不如到花园里去检查一下。……这儿的事，没有您，我也能做。”

侦讯人员走进花园里，首先着手考察草地。窗前的青草已经被人踩平。窗下沿墙的一丛牛蒡[4]也已经被人踩倒。玖科夫斯基在其中找到几根折断的小枝子和一小块棉絮。在上边的花头上找到几根很细的深蓝色毛线。

“他最近穿的一套衣服是什么颜色？”玖科夫斯基问普塞科夫说。

“黄色的，帆布的。”

“好。可见外来的人穿着蓝色衣服。”

他掐下几个牛蒡的花头，细心地把它们包在纸里。这时候县警察局长阿尔齐巴谢夫-司维斯达科夫斯基和医生丘丘耶夫来了。县警察局长同大家打过招呼，立刻去满足他的好奇心。医生却没同任何人打招呼，而且什么话也不问。他是个身量很高而又极瘦的人，眼睛凹进去，鼻子很长，下巴尖尖的。他在树墩上坐下，叹口气说：

“塞尔维亚人又闹起来了！他们要怎么样呢？我不懂！唉，奥地利呀，奥地利！这都是你干出来的好事！”

检查窗子的外部，毫无所获。可是，检查草地以及离窗子最近的灌木丛，倒为侦讯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线索。比方说，玖科夫斯基在草地上发现一条又长又黑的地段，血迹斑斑，从窗口直通到花园深处，有几俄丈远。这条狭长地带在丁香花丛那边结束，那儿有一大摊深棕色的污迹。在花丛下找到一只皮靴，同卧室里找到的那只恰好配成一对。

“这是很久以前留下的血！”玖科夫斯基考察那些污斑，说。

医生听到“血”字，就站起来，懒洋洋地瞟一眼污斑。

“对，是血。”他嘟哝说。

“既然有血，可见他就不是闷死的！”楚比科夫恶狠狠地瞧着玖科夫斯基说。

“他们是在卧室里把他闷死的，可是抬到这儿，又怕他活过来，就拿一个尖东西扎他。花丛下面的血迹表明，他在那儿躺得相当久，因为他们在找东西，想法把他从花园里抬出去。”

“哦，那么这只靴子昵？”

“这只靴子进一步肯定了我的想法：他是在临睡以前脱靴子的时候遇害的。当时他已经脱掉一只靴子，至于另一只，也就是这只，他刚来得及脱掉一半。这只脱掉一半的靴子，等到他身体颠动和落地，就自己掉下来了。……”

“好厉害的推想力，瞧瞧您！”楚比科夫冷笑一下说，“他讲得天花乱坠，天花乱坠！您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不唠唠叨叨发空论？您与其发空论，不如取下点带血的青草来供化验用！”

他们检查完毕，把调查的地点画下草图以后，就动身到总管家去写报告，吃早饭。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谈起话来。

“那怀表、钱和其余的东西……都安然无恙，”楚比科夫第一个开口说，“这跟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这个凶杀案根本不是见财起意。”

“这个案子是由有知识的人干出来的。”玖科夫斯基插嘴说。

“您根据哪一点得出这个结论？”

“那根瑞典火柴帮了我的忙，本地的农民至今还没学会使用这种火柴。只有地主们才使用这种火柴，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如此。顺便说一句，这个凶杀案不是由一个人干的，至少有三个人：两个人按住他，另一个人闷死他。克里亚乌左夫力气很大，凶手一定知道这一点。”

“假定说，他睡熟了，那他的力气于他还有什么用？”

“凶手到他那儿去，正赶上他脱皮靴。他在脱皮靴，那么足见他没睡觉。”

“不用想入非非！您还不如吃饭的好！”

“按我的想法，老爷，”花匠叶弗烈木把茶炊端到桌上来，说，“干这件坏事的不是别人，一定是尼古拉希卡。”

“非常可能。”普塞科夫说。

“这个尼古拉希卡是谁？”

“他是东家的听差，老爷，”叶弗烈木回答说，“要不是他，还会是谁？他是个强盗，老爷！他又是酒鬼，又是色迷，只求圣母保佑，叫世上不要再有这种人才好！平时他总是给东家送酒去，他服侍东家上床睡觉。……不是他还是谁？再者，我斗胆禀告一声，老爷，有一回，他，这个混蛋，在小酒店里夸下海口，说要把东家打死。……这都是阿库尔卡惹出来的事，他们争夺一个娘们儿。……他姘上一个大兵的老婆。……可是东家看中她，跟她亲近，得，他就……当然，冒火了。……现在他醉醺醺地倒在厨房里。他呜呜地哭……假意说他为东家伤心。……”

“确实，为阿库尔卡这种女人是很容易动肝火的，”普塞科夫说，“她是大兵的老婆，是个村妇，不过……难怪玛尔克·伊凡内奇叫她娜娜[5]。她也真有点像娜娜……媚里媚气的。……”

“我见过她……我知道……”侦讯官说，拿出红手绢来擤鼻子。

玖科夫斯基涨红脸，低下眼睛。区警察局长用手指头轻轻地叩着茶碟。县警察局长开始咳嗽，不知什么缘故打开皮包翻东西。看来只有医生一个人听到人家提起阿库尔卡和娜娜却无动于衷。侦讯官吩咐把尼古拉希卡带上来。尼古拉希卡是个身材瘦长的年轻小伙子，长鼻子上布满麻点，胸脯凹进去，穿着东家赏给他的旧上衣。他走进普塞科夫的房间，对侦讯官跪下去，匍匐在地。他脸上带着睡意，泪痕斑斑。他喝醉了，站也站不稳。

“你的东家在哪儿？”楚比科夫问他说。

“他给人害死了，老爷。”

说完这话，尼古拉希卡开始眨巴眼睛，哭起来。

“我们知道他给人害死了。可是现在他在哪儿？他的尸体在哪儿？”

“听说他让人从窗子里拉出去，埋在花园里了。”

“嗯！……我们的调查结果已经传到厨房里去了。……真糟糕。小伙子，你东家遇害的那天晚上，你在哪儿？也就是说星期六晚上你在哪儿？”

尼古拉希卡昂起头来，伸直脖子，想一想。

“不知道，老爷，”他说，“我当时喝醉酒，记不得了。”

“不在场[6]！”玖科夫斯基小声说，冷笑，搓手。

“哦。那么，你东家窗子底下怎么会有血呢？”

尼古拉希卡仰起头来，沉思不语。

“你快点想！”县警察局长说。

“我马上就想出来。那血是小事，老爷。我宰过一只鸡。我很简单地宰它一刀，跟往常一样，可是那只鸡猛一下挣脱我的手，撒腿就跑。……这才弄了一地的血。”

叶弗烈木证明尼古拉希卡确实每天傍晚都宰鸡，而且是在不同的地点干这件事，不过谁也没见过那只没有宰死的鸡满花园里乱跑，然而另一方面，却也不能绝对否认这件事。

“不在场，”玖科夫斯基冷笑说，“而且是多么荒谬的不在场！”

“你跟阿库尔卡来往过吗？”

“我造过孽。”

“那么你东家从你手里把她勾引过去了？”

“不是的。从我手里把她夺过去的是他老人家，普塞科夫先生，伊凡·米海雷奇。东家是从伊凡·米海雷奇手里把她夺过去的。事情就是这样。”

普塞科夫神情狼狈，开始搔他的左眼皮。玖科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看出他的窘态，不由得打个哆嗦。他看见总管下身穿一条蓝色长裤，这是以前他一直没有留意过的。那条长裤使他联想到在牛蒡那边找到的蓝色细线。这时候轮到楚比科夫也怀疑地瞧着普塞科夫了。

“你去吧！”他对尼古拉希卡说，“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普塞科夫先生。您星期六晚上，当然，是在这儿吧？”

“是的，十点钟我同玛尔克·伊凡内奇一块儿吃晚饭来着。”

“那么后来呢？”

普塞科夫心慌意乱，从桌旁站起来。

“后来……后来……说真的，我记不得了，”他支吾道，“当时我喝了许多酒。……我记不得在哪儿睡觉，什么时候睡觉了。……你们干吗都这么瞧着我？倒好像我犯了凶杀罪似的！”

“您是在哪儿醒过来的？”

“我是在仆人厨房里的灶台[7]上醒过来的。……大家都能作证。至于我是怎么睡在灶台上的，我就说不清了。……”

“您不要激动。……您认识阿库尔卡吗？”

“认识是认识，也没什么特别的。……”

“她丢下您，跑到克里亚乌左夫那儿去了？”

“是的。……叶弗烈木，你再端点菌子来！您要茶吗，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

随后是难堪而可怕的沉默，有五分钟光景。玖科夫斯基一言不发，他尖利的目光一刻也不放松普塞科夫渐渐苍白的脸。沉默是由侦讯官打破的。

“我们，”他说，“该到大房子里去一趟，同亡人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谈谈。她该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吧。”

楚比科夫和他的助手为早饭道过谢，往地主家的正房走去。克里亚乌左夫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是个四十五岁的老处女，他们正赶上她在很高的祖传神龛跟前做祷告。她见到客人们手里拿着皮包，帽子上有帽徽，脸色顿时煞白。

“首先，我要表示歉意，因为我们破坏了您的所谓祈祷情绪，”礼貌周到的楚比科夫把两个脚跟并拢，行个礼，开口说，“我们有件事想麻烦您。您，当然，已经听说了。……目前有人怀疑您的弟弟被人用某种方式谋害了。您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死亡是谁也逃不脱的，不论是沙皇还是庄稼汉都一样。您能提供些线索和说明来帮助我们吗？……”

“哎呀，您不要问我！”玛丽雅·伊凡诺芙娜说，脸色越发苍白，用手蒙住脸，“我没什么可跟您说的！没有！我求求您！我没什么话可说。……我能说什么呢？啊，不，不……关于我弟弟的事，我一句话也没有！我宁可死，也不想说！”

玛丽雅·伊凡诺芙娜哭起来，走进另一个房间里。两个侦讯人员面面相觑，耸一耸肩膀，溜出去了。

“鬼娘们儿！”玖科夫斯基走出大房子，骂道，“看来，她知道点隐情，可就是瞒着不说。女仆脸上的表情也有点鬼鬼祟祟。……你们等着就是，魔鬼！我们什么事都会弄清楚的！”

傍晚，楚比科夫和他的助手，由白脸般的月亮照着，回家去了。他们坐在轻便的双轮马车上，头脑里总结这一天经历过的种种事情。两个人都疲乏了，默默不语。楚比科夫一般说来不喜欢在旅途上说话，饶舌的玖科夫斯基为了使老人满意而保持沉默。可是临到旅程就要结束，助手却再也受不住沉默，开口讲话了。

“无可怀疑[8]，”他说，“尼古拉希卡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凭他那副嘴脸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什么路数。……他的不在场弄得他露出了马脚。然而这个案子的主犯不是他，这也无可怀疑。他无非是被人买通的愚蠢工具而已。您同意吗？小心谨慎的普塞科夫在这个案子里也不是演小角色的。蓝色的长裤啦，狼狈的神态啦，杀人以后由于害怕而睡在灶台上啦，不在场啦，阿库尔卡啦。”

“随您去瞎说吧，贫嘴！那么依您看来，谁认识阿库尔卡，谁就是凶手？哎，您这个头脑发热的人！您该去叼着橡皮奶头，不该来办案子！您也亲近过阿库尔卡，莫非您在这个案子里也有份儿？”

“阿库尔卡也在您家里做过一个月厨娘，可是……我什么也没说。那个星期六晚上，我跟您一块儿打纸牌来着，我见到您了，要不然我也要盘问您。问题，先生，不在于女人。问题在于下流的、卑鄙的、恶劣的感情。……那个小心谨慎的青年人发现得手的不是他，您要明白，他就一肚子不高兴。他爱面子，您要明白。……他要报仇。其次……他的厚嘴唇强有力地说明他好色。您记得他把阿库尔卡比作娜娜的时候，他把嘴唇吧嗒得多么响？他，这个坏蛋，欲火中烧，这是无可怀疑的！结果呢，自尊心受到挫伤，情欲没得到满足。这就足以使人动杀机了。两个已经落在我们手心里，可是第三个是谁呢？尼古拉希卡和普塞科夫按住他。然而是谁闷死他的呢？普塞科夫胆小，怯生生的，总的来说是个懦夫。尼古拉希卡不会用枕头闷死他，他们干起来总是抡斧子，耍刀子。……一定有个第三者把他闷死，然而是谁呢？”

玖科夫斯基把帽子拉到眼睛上边，沉吟不语。直到双轮马车驶到侦讯官家门口，他才开口。

“找到了[9]！”他一面说，一面走进那所小房子，脱掉大衣。“找到了，尼克拉·叶尔莫拉伊奇！我简直不明白早先我怎么就没有想起来。您知道第三个人是谁？”

“您别说了，劳驾！喏，晚饭准备好了！坐下吃饭吧！”

侦讯官和玖科夫斯基坐下来吃晚饭。玖科夫斯基给自己斟好一杯白酒，站起来，挺直身子，两眼闪闪发光，说：

“您要知道，同坏蛋普塞科夫串通作案，把人闷死的第三者，是个女人！对！我说的是受害人的姐姐玛丽雅·伊凡诺芙娜！”

楚比科夫把酒呛到气管里去了，他定睛瞧着玖科夫斯基。

“您……不大对头吧？您的脑袋……出了毛病吧？头痛吗？”

“我挺健康。好，就算我神志不清吧，不过我们一去，她就张皇失措，这您怎么解释呢？她一句供词也不肯吐露，这您又怎么解释？就算这都是小事……好吧！也行！……那您就回想一下他们的关系！她痛恨她的弟弟！她是旧教徒，他呢，却是浪子，不信神。……这就是积怨很深的缘故！听说，他居然弄得她相信他就是恶魔的使者。他当着她的面施展招魂术！”

“哦，那又怎么样？”

“您不明白？她这个旧教徒是出于狂热才把他弄死的！她不但弄死一个坏人，一个浪子，而且让全世界少了一个基督的敌人。她认为这就是她的功劳，她在宗教上的丰功伟绩！啊，您可不知道这些老处女，旧教徒！您该读一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列斯科夫[10]和彼切尔斯基[11]写得多好！……就是她，就是她，您就是杀了我，我也要说是她！是她把他闷死的！啊，阴险的女人！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她正站在圣像面前，岂不是特意要蒙哄我们？她心里说：我站在这儿做祷告，他们就会以为我心里踏踏实实，没料到他们会来！所有的犯罪新手都用这套办法。好朋友，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我的亲人！您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办！我要亲自把它弄个水落石出！我亲爱的！我已经开了头，那我就会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楚比科夫开始摇头，皱起眉毛。

“困难的案子我自己会办，”他说，“您的事就是不要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到了该您抄写公文的时候，您就把我嘴里念的照记不误，这就是您的事！”

玖科夫斯基涨红脸，砰的一声关上门，走掉了。

“他是聪明人，这个坏蛋！”楚比科夫瞧着他的背影，喃喃地说，“聪明得很！只是头脑发热，劲头用得不得当。我应该到市集上去买个烟盒来送给他呢。……”

第二天早上，有人从克里亚乌左夫卡村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见侦讯官，那人脑袋很大，嘴唇上有个缺口，自称是牧人丹尼尔卡。他的口供很有趣。

“当时我喝多了酒，”他说，“我在干亲的家里一直坐到午夜才走。我回家的路上，醉醺醺地钻到河里洗澡。我正洗着……抬头一看！有两个人在河坝上走过，抬着个黑乎乎的东西。‘咳！’我对他们喊一声。他们害怕了，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玛卡烈夫的菜园里。要是他们抬的不是我们的老爷，就叫上帝打死我！”

当天将近傍晚，普塞科夫和尼古拉希卡被捕，押解到县城去。一到城里，他们就关进监狱了。

二

十二天过去了。

那是早晨。侦讯官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坐在他房间里一张绿桌子旁边，翻阅克里亚乌左夫的案卷。玖科夫斯基心神不定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就像关在笼里的狼一样。

“您相信尼古拉希卡和普塞科夫有罪，”他说，烦躁地揪他新生出的胡子，“那您为什么就不肯相信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有罪？莫非您还嫌罪证不足？”

“我没说我不相信。我相信是相信，不过总还有点不放心。……真正的罪证没有，所有的只是些抽象的理论。……什么狂热啦，这个那个的。……”

“那么您非要斧子和带血的被单不可！……这些法律家！那我来给您证明就是！对这个案子的心理方面，您不要这样马马虎虎！您那个玛丽雅·伊凡诺芙娜该送到西伯利亚去！我来给您证明就是！您嫌抽象的理论不够，那我手上还有物证。……这东西会向您表明我的理论多么正确！只要让我出去走一趟就行。”

“您指的是什么？”

“就是瑞典火柴，先生。……您忘了？可是我没忘！我要弄明白谁在受害人房间里点那根火柴！点那根火柴的不是尼古拉希卡，也不是普塞科夫，搜查他们衣物的时候没发现那种火柴。一定是第三个人，也就是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有。我来证明给您看！……不过要让我在全县走一遭，四处查访一下。……”

“哦，行，您坐下。……我们先来审案子。”

玖科夫斯基就挨着小桌坐下，把长鼻子伸到公文上去。

“把尼古拉[12]·捷捷霍夫带上来！”侦讯官叫道。

尼古拉希卡押来了。他脸色苍白，瘦得像一根细劈柴，身子索索地抖。

“捷捷霍夫！”楚比科夫开口说，“一八七九年，您在第一区法官那里为盗窃罪受审，判过徒刑。一八八二年，您第二次为盗窃罪受审，第二次关进监狱。……您的事我们都知道。……”

尼古拉希卡的脸上现出惊讶。侦讯官的无所不知使得他暗暗吃惊。不过惊讶的神情很快就换成极度悲伤的神情。他放声大哭，请求让他去洗一下脸，定一定神。他就给押走了。

“把普塞科夫带上来！”侦讯官命令道。

普塞科夫押来了。近些天来，这个青年人的面容大大变了样。他消瘦，苍白，憔悴了。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冷漠的神情。

“坐下，普塞科夫，”楚比科夫说，“我希望今天这一次您会通情达理，不像以前那些次似的说假话。这些天，您不顾大量的罪证证明您有罪，矢口否认您参与过克里亚乌左夫的凶杀案。这是不识利害。招认可以减罪。今天我是最后一次跟您谈话。要是今天您不招认，明天就迟了。那么，告诉我们……”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些什么罪证。”普塞科夫低声说。

“这不应该，先生！好，那就让我来对您讲一下这个案子的经过。那个星期六傍晚，您在克里亚乌左夫的卧室里坐着，同他一起喝白酒和啤酒。”（玖科夫斯基盯住普塞科夫的脸，他的眼睛在侦讯官问话那段时间始终也没放松那张脸。）“尼古拉伺候你们。十二点多钟，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告诉您说他想上床睡觉。他平素总是十二点多钟上床睡觉。他正脱皮靴，对您交代有关农务方面的事，不料您和尼古拉根据预定的暗号，抓住喝醉的主人，把他推倒在床上。你们一个人坐在他腿上，一个人骑在他头上。这时候穿堂里走进来一个你们认得的女人，穿着黑色连衣裙，她事先已经跟你们约定她在这件犯罪的事当中担任什么角色。她拿起枕头来，开始用它闷死他。在扭打中，蜡烛熄了。女人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盒瑞典火柴，点上蜡烛。不是这样吗？我从您的脸色就看得出我说的是实情。不过，接着说下去。……你们把他闷死，相信他已经断了气，您跟尼古拉一起把他从窗口拖出去，把他放在牛蒡附近。你们怕他活过来，就用个尖东西扎他。后来你们抬着他走一阵，暂时把他放在丁香花丛下边。你们休息一会儿，想一想，又抬着他走。……你们翻过一道篱墙。……后来你们顺着大路走。……前面是一道河坝。河坝附近有个农民把你们吓了一跳。可是，您怎么了？”

普塞科夫脸白得像亚麻布一样，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

“我透不过气来了！”他说，“好……就算是这样吧。……不过我要出去了……劳驾。”

普塞科夫就给押走了。

“他到底还是招认了！”楚比科夫舒畅地伸个懒腰，说，“他露出马脚来了！不过，我多么巧妙地揭了他的底！这下子可把他整垮了。……”

“他连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人都没否认！”玖科夫斯基笑着说，“不过另一方面，那根瑞典火柴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我再也受不住了！再见！我要走了。”

玖科夫斯基戴上帽子，动身走了。楚比科夫开始审问阿库尔卡。阿库尔卡声明说她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跟您相好过，此外我跟谁也没有相好过！”她说。

傍晚五点多钟，玖科夫斯基回来了。他激动得不得了。他的手抖得没法解开大衣扣子。他的脸烧得通红。看得出来，他是带着新消息回来的。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13]”他飞奔进楚比科夫的房间里，往圈椅上一坐，说，“我凭我的名誉起誓，我开始相信我的天才了。您听着，见鬼！您听着会大吃一惊的，老头子！这又可笑又可悲！您手心里已经有三个……不是这样吗？我却找到了第四个罪犯，或者更确切地说，女犯，因为那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我只要能挨一下她的肩膀，情愿少活十年呢！不过……您听着……我坐车到克里亚乌左夫卡村，绕着它兜了个大圈子。一路上我访问了所有的小杂货铺、小酒店、酒馆，到处打听瑞典火柴。到处都对我说‘没有’。我坐着车子转来转去直到现在。我二十次失掉希望，又二十次收回希望。我逛荡了整整一天，直到一个钟头以前我才算找着我要找的东西。离这儿有三俄里远。他们拿给我一大包，一共是十盒。其中正好缺一盒。……我马上问：‘那一盒是谁买去的？’一个女人买去了。……‘她喜欢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一擦就……刺啦一响。’我的好朋友！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一个被宗教学校开除出来而且熟读过加博里欧[14]的作品的人，有的时候竟然能办出什么样的大事来，那是人类的智慧简直无法理解的！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尊敬自己了！……嘿嘿。……好，我们走吧！”

“到哪儿去？”

“到她那儿去，到第四个那儿去啊。……我们得赶紧去，要不然……要不然，我急得心里像有一团火，要活活烧死了！您知道她是谁？您猜不出的！就是我们区警察局长，老头子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的年轻妻子奥尔迦·彼得罗芙娜，就是她！她买了那盒火柴！”

“您……你……您……发疯了吧？”

“这很容易理解嘛！第一，她吸烟。第二，她没命地爱上了克里亚乌左夫。他呢，有了个阿库尔卡，就拒绝了她的爱情。她要报仇。现在我想起有一次我碰见他俩躲在厨房里屏风后面。她向他赌咒发誓，他却吸着她的纸烟，把烟子喷到她脸上去。不过，我们得走了。……快一点，天黑下来了。……我们走吧！”

“我还不至于神志不清到听了个小娃娃的话就半夜三更去打搅一个高尚而诚实的女人！”

“高尚，诚实。……出了这样的事还说这样的话，您简直是草包，算不得侦讯官！我素来不敢骂您，可是现在您逼得我骂！草包！老顽固！得了，我的亲人，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我求求您！”

侦讯官摇一摇手，吐了口唾沫。

“我求求您了！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审判的利益求您！我真心实意地求您！您给我个面子吧，哪怕一辈子就这一次！”

玖科夫斯基跪下去。

“尼古拉·叶尔莫拉伊奇！哎，您发发善心吧！要是关于这个女人我看错了，您就骂我混蛋，流氓！要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案子啊！这个案子！简直是长篇小说，不是案子！这个案子的名气会传遍整个俄国！日后人家会提拔您做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您得明白才是，不懂事的老头子！”

侦讯官皱起眉头，犹豫不决地伸出手去拿帽子。

“好，见你的鬼，就这样吧！”他说，“我们走。”

等到侦讯官的轻便双轮马车开到区警察局长的家门口，天色已经黑了。

“我们简直是猪！”楚比科夫拉了拉门铃说，“我们在打搅人家哟。”

“没什么，没什么。……您不要胆怯。……我们就说马车上的弹簧坏了。”

在门口迎接楚比科夫和玖科夫斯基的，是个大约二十三岁的女人，身量高，体态丰满，眉毛漆黑，嘴唇又厚又红。她就是奥尔迦·彼得罗芙娜本人。

“啊……很高兴！”她说，满面笑容，“你们正好赶上吃晚饭。我的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不在家。……他到教士家里串门去了。……不过他不在，我们也无所谓。……请进去坐！你们这是刚办完侦讯工作吧？……”

“是啊。……我们，您要知道，车上的弹簧坏了。”楚比科夫走进客厅里，在圈椅上坐下，开口说。

“您要冷不防……给她个措手不及！”玖科夫斯基小声对他说，“您给她个措手不及！”

“弹簧。……嗯……是啊。……我们就冒冒失失地到这儿来了。”

“给她个措手不及，我跟您说！要是您净说废话，她就会猜出来了！”

“哦，既是你全懂，那就由你来干，不用找我！”楚比科夫嘟哝说，站起来，往窗子那边走去，“我办不到！你自己煮的粥你自己喝！”

“是啊，弹簧……”玖科夫斯基走到区警察局长的妻子跟前，开口说，皱起长鼻子，“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呃呃……吃晚饭，也不是找叶夫格拉甫·库兹米奇。我们来，是为了问您，太太：由您弄死的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如今在哪儿？”

“什么？哪个玛尔克·伊凡诺维奇？”区警察局长的妻子吞吞吐吐地说。突然，她那张大脸转眼间涨得通红。“我……不明白。”

“我是以法律的名义问您！克里亚乌左夫在哪儿？我们全知道了！”

“你们是听谁说的？”区警察局长的妻子受不住玖科夫斯基的目光，轻声问道。

“请您务必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不过你们是从哪儿知道的？是谁对你们说的？”

“我们全知道，太太！我是用法律的名义要求您！”

侦讯官看见区警察局长的妻子心慌意乱，就放大胆子，走到她跟前，说：

“您告诉我们，我们就走了。要不然我们就要……”

“你们找他干什么？”

“何必问这些呢，太太？我们要求您说出来！您在发抖，张皇失措。……是的，他遇害了，而且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就是被您害死的！您的同谋犯把您供出来了！”

区警察局长的妻子顿时脸色煞白。

“那我们就去吧，”她绞着手，低声说，“他在我家的浴室里藏着。只是看在上帝分上，你们不要对我丈夫说起这件事！我求求你们！他会受不了！”

区警察局长的妻子从墙上取下一把大钥匙，领着她的客人们穿过厨房和穿堂，走进院子里。院子里黑乎乎的。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区警察局长的妻子在前边带路。楚比科夫和玖科夫斯基在高高的草丛中跟着她走，吸进野麻和污水的气味，脚底下踩着污水而发出咕叽咕叽的响声。院子很大。不久，污水没有了，他们脚下感觉到耕松的土地了。黑暗中露出树木的轮廓，树木之间有一所小房子，房顶上竖着一根歪烟囱。

“这就是浴室，”区警察局长的妻子说，“可是，我求求你们，不要对外人说！”

楚比科夫和玖科夫斯基走到浴室跟前，看见门上挂着一把极大的锁。

“准备好蜡烛头和火柴！”侦讯官对他的助手小声说。

区警察局长的妻子开了锁，把客人们让进浴室。玖科夫斯基擦燃火柴，照亮浴室的更衣间。更衣间中央摆着桌子。桌上放着矮粗的小茶炊，旁边有个海碗，里面盛着白菜汤，已经凉了，还有个菜碟，上面只剩些调味汁。

“再往前走！”

他们走进隔壁房间，也就是浴室。那儿也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个大碟子，盛着火腿，还有一大瓶白酒、几个盘子和一些刀叉。

“可是那个人在……哪儿？受害者在哪儿？”侦讯官问。

“他在上边那层铺上！”区警察局长的妻子小声说，脸色越发苍白，浑身发抖。

玖科夫斯基手里拿着蜡烛头，爬到上层铺去。他在那儿看见一个人的很长的身体，纹丝不动地躺在大绒毛褥垫上。那个身体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们上当了，见鬼！”玖科夫斯基叫起来，“这不是他！这儿躺着个活人，蠢货。喂，您是什么人，见鬼？”

那个身体吸进一口气，发出吹口哨的声音，然后动起来。玖科夫斯基用胳膊肘捅他一下。他举起胳膊，伸了个懒腰，略微抬起头来。

“这是谁爬上来了？”一个沙哑而低沉的男低音问道，“你要干什么？”

玖科夫斯基把蜡烛头凑到生人的脸上，不由得尖叫一声。他看见紫红的鼻子，没梳理过的蓬松头发，两撇漆黑的唇髭，其中一撇雄赳赳地往上翘着，骄横地直指天花板，他认出这个人就是骑兵少尉克里亚乌左夫。

“您是……玛尔克……伊凡内奇？！不可能！”

侦讯官抬头一看，愣住了。……

“是我，对了。……原来是您啊，玖科夫斯基！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下边，还有那个丑家伙是谁？圣徒呀，原来是侦讯官！是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

克里亚乌左夫爬下来，拥抱楚比科夫。奥尔迦·彼得罗芙娜溜出门外去了。

“你们是怎么来的？咱们来喝一盅，见鬼！特拉——搭——梯——多。……咱们来喝一盅！不过，是谁把你们领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不过，反正也无所谓！咱们来喝酒吧！”

克里亚乌左夫点上灯，斟满三杯酒。

“说实在的，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侦讯官摊开手说，“这究竟是你呢，还是不是你？”

“你算了吧。……你想教训我一番吧？那就请你少费这个心。青年人玖科夫斯基，喝下你那杯酒！朋友们，咱们来快快活活地消磨这个良宵吧。……你们瞧着我干吗？喝呀！”

“我仍旧弄不明白，”侦讯官说，心不在焉地喝下酒去，“你为什么待在这儿？”

“既然我觉得这儿挺好，为什么我不该待在这儿？”

克里亚乌左夫喝酒，吃火腿。

“你看得明白，我在区警察局长太太的家里住着。我住在这个荒僻的地方，住在这个密林里，活像一尊家神。喝吧！当时，老兄，我怜惜她了。我既然怜惜她，得，我就住到这儿，住到这个没人用的浴室里来，像个隐士似的。……我有吃有喝。不过，我想下个星期从这儿搬走。……我已经住得腻味了。……”

“不可理解！”玖科夫斯基说。

“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不可理解！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告诉我，您那只皮靴怎么会跑到花园里去的？”

“哪只皮靴？”

“我们在您卧室里只找到一只，另一只却在花园里。”

“你们要知道这些干什么？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倒是喝呀，见你们的鬼。你们既是把我叫醒了，那就得喝酒！说起那只皮靴，老兄，倒有个有趣的故事呢。我不肯到奥丽雅[15]这儿来。你要知道，那时候我心绪不好，又有点醉意。……她就跑到我窗前来，开口骂我。……你知道，就跟娘们家一样……反正是这么一套。……我呢，喝醉了，捞起一只靴子朝她扔过去。……哈哈。……我说：不准你骂。她就爬进窗口，点上灯，把我这个醉汉打了个够。她灵机一动，把我拉到这儿来，锁在屋里。现在我倒有吃有喝了。……爱情，白酒，冷荤菜！可是你们上哪儿去？楚比科夫，你上哪儿去？”

侦讯官啐了口唾沫，从浴室里走出来。玖科夫斯基耷拉着脑袋，跟着他走出去。两个人沉默地坐上轻便的双轮马车，走了。这条路，他们觉得，以前任什么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漫长而乏味。两个人都没说话。楚比科夫一路上气得发抖。玖科夫斯基把脸藏在大衣领里，仿佛生怕黑暗和细雨会看见他脸上的羞愧似的。

回到家里，侦讯官正碰上丘丘耶夫医生在他家里。医生在桌旁坐着，翻看《田地》[16]周刊，深深地叹气。

“这个世界上净是些什么样的事呀！”他带着忧郁的笑容迎接侦讯官，说，“奥地利又那个了！……格莱斯顿[17]也在某种程度上……”

侦讯官把帽子往桌子底下一丢，浑身索索地抖。

“瘦鬼！不要找我啰唆！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次，不要拿你那套政治来纠缠我。现在顾不上谈政治！还有你，”楚比科夫转过脸去对着玖科夫斯基，摇着拳头说，“还有你……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

“可是……这都要怪那根瑞典火柴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巴不得叫你那根火柴堵在你嗓子眼里，把你活活地卡死才好！你给我走，别惹我生气，要不然鬼才知道我会把你揍成什么样！叫你两条腿都断掉才好！”

玖科夫斯基叹口气，拿起帽子，走出去。

“我要去喝一通酒！”他走出门外，暗自决定，然后伤心地往小饭铺慢慢走去。

区警察局长的妻子从浴室回到家里，发现她丈夫在客厅里。

“侦讯官来干什么？”丈夫问。

“他来说一声：克里亚乌左夫已经找着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是在别人妻子家里找着他的。”

“唉，玛尔克·伊凡内奇啊，玛尔克·伊凡内奇！”区警察局长抬起眼睛，叹道，“我跟你说过，放荡是闹不出好下场来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可你就是不听啊！”

[1] 即安全火柴。

[2] 玛尔克·伊凡诺维奇的简称。

[3] 尼古拉·叶尔莫拉耶维奇的简称。

[4] 一种带刺的野草。

[5] 法国作家左拉所著长篇小说《娜娜》中的女主人公。

[6] 原文为拉丁语。

[7] 俄国式的热炕，设在大灶的很高的台面上。

[8] 原文为拉丁语。

[9] 原文为希腊语。

[10] 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

[11] 彼切尔斯基是俄国作家密耳尼科夫（1818—1883）的笔名，他的小说描述伏尔加河流域旧教徒、商人、富农等的生活和习俗。

[12] 尼古拉希卡是尼古拉的小名。

[13] 原文为拉丁语，古罗马大将恺撒的豪语。

[14] 加博里欧（1832—1873），法国作家，现代侦探小说创始人之一。

[15] 奥尔迦的爱称。

[16] 187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迎合小资产阶级口味的刊物。

[17]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

在圣诞节前夜

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海岸上站着，眺望远方，她年纪在二十三岁左右，脸色白得吓人。她的小脚上穿着丝绒短靴，身边有一道年久失修的窄梯直通下面海边，梯旁只有一道摇动得很厉害的栏杆。

女人眺望广漠无垠的远方，那边充满深不可测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不论是繁星也罢，为白雪覆盖的大海也罢，灯火也罢，一概看不见。天上下着滂沱大雨。……

“那边怎么样了？”女人暗自想道，凝神看着远方，在风吹雨打中把身上淋湿的短皮袄和披巾裹裹紧。

那边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在五俄里或者十俄里以外，甚至比这更远的地方，她的丈夫，地主李特文诺夫，这时候一定带着他那伙捕鱼的人在活动。如果最近这两天海上的暴风雪没把李特文诺夫和他的渔民埋在雪里，那他们目前就在急于赶回岸边来。大海在膨胀，据说不久就要开始把冰面胀裂。冰面受不住这场风。可是，他们那些渔民雪橇又笨又重，装着难看的挡泥板，在脸色苍白的女人听见醒来的海洋发出怒吼声以前，能赶回岸上来吗？

女人一心想到坡底下去。栏杆在她手底下摇动，又湿又黏，像泥鳅似的从她手里滑掉。她就在阶梯上蹲下去，手脚并用地开始下坡，两只手抓紧冰凉泥泞的台阶。风刮过来，吹开她的皮衣。她胸部感到潮湿了。

“神圣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呀，这道阶梯像是没有尽头似的！”年轻的女人摸着一层层台阶，小声说。

这道阶梯一共有整整九十级。它不是弯曲地通到坡下，而是笔直地通下去，坡度很大。大风吹得它摇摇晃晃，它像木板那样嘎吱地响，随时都会碎裂。

过了十分钟，女人已经来到坡下，站在海边上。这儿，坡下，也是一片漆黑。这儿的风比上边刮得更猛。大雨倾盆，似乎永远也下不完了。

“是谁在走？”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

“是我，丹尼斯。……”

丹尼斯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站在岸上，拄着一根大手杖，也在眺望伸手不见五指的远方。他站在那儿，在衣服上找一块干地方，好擦亮火柴，点上烟斗。

“娜达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太太，是您吗？”他用困惑的声调问，“您在这么坏的天气出来？！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凭您这种体质，又刚刚生过孩子，着凉是最危险的事。您回家去吧，小母亲！”

这时候响起一个老太婆的哭泣声。这是渔民叶甫塞的母亲在哭，叶甫塞同李特文诺夫一起出外捕鱼去了。丹尼斯叹口气，摇一下手。

“老太婆，”他对着面前的广大空间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七十年，却像个小娃娃，啥也不懂。要知道，傻娘们儿，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你又老又弱，本该在灶台上躺着，不该坐在湿地里！你走吧，求上帝保佑你！”

“可是要知道，我的叶甫塞，叶甫塞！我只有他一个亲人啊，丹尼斯！”

“这得看上帝的旨意！比方说，要是他没注定死在海里，那么哪怕海面裂开一百次，也还是会活着。可要是他注定这回非死不可，我的老大娘，那却由不得我们做主。你不要哭，老大娘！不光是叶甫塞一个人在海上！东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在那儿。那儿还有费德卡、库兹玛、达拉森科夫家的阿辽希卡。”

“他们都活着吗，丹尼斯？”娜达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用颤抖的声音问。

“谁知道呢，太太！要是昨天和前天暴风雪没把他们埋掉，那他们就还活着。如果海面的冰没裂开，他们就会平安无事地活着。你瞧瞧，好大的风！刮得多猛啊，求上帝跟它同在！”

“有人在冰上走动！”年轻的女人突然用不自然的沙哑声调说。她仿佛吓一跳，退后一步。

丹尼斯眯细眼睛，仔细倾听。

“不对，太太，谁也没来，”他说，“这是傻子彼得鲁沙坐在小船上划桨。彼得鲁沙！”丹尼斯叫道，“你是坐在船上吧？”

“我是坐在船上，老大爷！”一个衰弱有病的说话声响起来。

“你痛吗？”

“痛，老大爷！痛得我力气都没有了！”

岸上，紧靠着冰面，放着一条小船。船上坐着个高身量的小伙子，长胳膊长腿，很不像样。他就是傻子彼得鲁沙。他咬紧牙关，浑身发抖，眺望着黑暗的远方，也极力想看清什么东西。他也在等海上的什么东西。他那两只长手抓住船桨，左腿压在身子底下。

“我们的傻子有病！”丹尼斯走到木船那儿去，说，“他一条腿痛，可怜的人。小伙子痛得脑筋都坏了。你，彼得鲁沙，该到暖和的地方去！你在这儿更要着凉了。……”

彼得鲁沙没说话。他痛得发抖，皱起眉头。他左边大腿的内侧，恰好在神经感觉锐敏的地方，痛个不停。

“你走吧，彼得鲁沙！”丹尼斯用温和的父辈口吻说，“你躺到灶台上去，求上帝保佑，到晨祷的时候你那条腿就松动了！”

“我觉出来了！”彼得鲁沙张开嘴，嘟哝说。

“你觉出什么来了，傻子？”

“冰裂了。”

“你怎么觉出来的？”

“我听见那种响声了。一种响声是风声，一种响声是水声。风也变得不一样，柔和多了。离这儿十俄里以外，冰裂开了。”

老人侧耳倾听。他听了很久，然而在一片混杂的闹声中，除了风吼声和平稳的雨声以外，他什么也没听见。

在期待和沉默中过了十分钟。风在逞威。它刮得越来越凶，仿佛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冰吹裂，夺走老太婆的儿子叶甫塞，夺走脸色苍白的女人的丈夫似的。这时候雨倒越来越小。不久，雨点就稀了，因而在黑地里可以看清人的身影、小船的轮廓和洁白的雪。在风的吼声中，可以听见当当的钟声。这是上边小渔村里古老的钟楼上在敲钟。人们在海上遭到暴风雪的袭击，后来又遇上大雨，如今一定会朝着钟声这边赶来，无异于将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小草。

“老大爷，水声已经近了。听见了吗？”

老爷爷仔细倾听。这一次他听见一种响声，不像是风的吼声，也不像是树木的飒飒声。傻子说得对。事情已经无可怀疑：李特文诺夫和他那些渔民不会回到陆地上来庆祝圣诞节了。

“完了！”丹尼斯说，“冰裂了！”

老太婆尖叫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太太淋得湿透，冷得发抖，走到木船跟前来，开始倾听。她也听见那种凶险的嘈杂声了。

“也许这是风吧！”她说，“你，丹尼斯，相信这是冰在胀裂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啊！……都因为我们罪孽太重了，太太。……”

丹尼斯叹口气，用温柔的声音补充说：

“您上坡去吧，太太！您已经淋得浑身湿透了。”

站在岸边的人听见一种轻微的笑声，笑得天真而幸福。……脸色苍白的女人笑了。丹尼斯嗽嗽喉咙。每逢他想哭，总要嗽一下喉咙。

“她神志有点失常！”他对一个农民的黑身影小声说。

空中明亮一点。月亮出来了。现在一切东西，海洋以及海面上半融化的雪堆也好，那个太太也好，丹尼斯也好，痛得难熬而皱着眉头的傻子彼得鲁沙也好，一概可以看清楚了。旁边站着几个农民，手里都拿着绳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离岸不远，第一个清脆的碎裂声响起来。不久就传来第二声、第三声，随后，吓人的爆裂声在空中震荡不已。一望无际的、白茫茫的广大海面开始摇动，颜色发黑。这个庞然大物醒过来，它那风暴般的生活开始了。

风的呼啸声、树木的飒飒声、彼得鲁沙的哀叫声、钟声，一齐让海洋的怒吼声压住，听不见了。

“大家得上坡去！”丹尼斯叫道，“马上海水就要漫上岸，把浮冰也带上来。再说，晨祷也马上就要开始，乡亲们！您走吧，太太，小母亲！这是上帝要这样安排呀！”

丹尼斯走到娜达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跟前，小心地搀住她的胳膊肘。……

“走吧，小母亲！”他温柔地说，声调里充满怜悯。

太太推开丹尼斯的手，精神抖擞地扬起她的头，往阶梯那边走过去。她的脸色已经不那么死灰似的苍白，两颊泛起健康的红晕，倒好像她的身体里注入了新的血液似的。她的眼睛已经不那么泪汪汪，一双手按住胸前的披巾，也不像先前那么发抖。……她现在觉得，不用外人搀扶，自己就能爬上高高的阶梯。……

她刚走完第三层台阶，就停住脚，像是在地里生了根。原来她面前站着个男人，身材高而匀称，身上穿着短皮袄，脚上蹬着大皮靴。……

“是我，娜达霞[1]。……不要害怕！”男人说。

娜达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身子一晃。她看着小羔皮的高帽子，看着两撇黑唇髭，看着黑眼睛，认出他就是她的丈夫，地主李特文诺夫。丈夫伸出双手把她举起来，吻她的脸，同时用雪利酒和白兰地的气味笼罩着她。他微微有点醉意。

“你高兴吧，娜达霞！”他说，“我没让雪埋住，也没淹死。起暴风雪的时候，我带着我那伙人费力地赶到塔甘罗格[2]，喏，现在从那边来到你这儿……我回来了。……”

他喃喃地说着，可是她又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困惑而害怕的眼睛瞧着他。她不相信。……

“你淋得多么湿，抖得多么厉害呀！”他把她搂在怀里，小声说。……

他的脸本来就由于幸福和喝了酒而显出陶醉的样子，这时候更洋溢着柔和的、又天真又善良的笑容。……天气这样冷，又是这样的深夜，她却在等他！这不就是爱情吗？他幸福得笑起来。……

回答这种轻微的幸福笑声的，却是一声尖利刺耳和撕裂人心的大叫。海的咆哮声也罢，风声也罢，什么也压不过那声尖叫。年轻的女人由于绝望而脸色大变，已经没有力量按捺住那声尖叫，它就脱口而出了。在这声尖叫里可以听见一切：既可以听出当初她被迫无奈而出嫁，又可以听出她无法克制对丈夫的冷淡，还可以听出她怀念独身生活，最后还可以听出她本来希望自由地守寡，如今这希望却破灭了。她的全部生活以及她的悲伤、眼泪和痛苦，汇合成为这声尖叫，连冰块的爆裂声也盖不过去。她的丈夫了解这声尖叫，而且也不可能不了解。……

“你伤心了，因为我没让雪埋掉，也没给冰块砸死！”他喃喃地说。

他的下嘴唇开始颤抖，满脸是苦笑。他从台阶上走下去，把妻子放在地上。

“那就照你的心意办！”他说。

他从妻子面前转过身，往木船那边走去。那边，傻子彼得鲁沙咬紧牙关，浑身发抖，用一条腿跳着，把木船拉到海水里去。

“你到哪儿去？”李特文诺夫问他说。

“我痛啊，老爷！我想把自己淹死。……人死掉就不觉得痛了。……”

李特文诺夫跳上木船。傻子跟着他爬上船去。

“再见，娜达霞！”地主叫道，“那就照你的心意办！你不顾天冷站在这儿盼望着的那件事，你就要等到手了！求上帝与你同在！”

傻子划桨，木船撞着一大块冰，然后迎着高浪游过去。

“快划桨，彼得鲁沙，快划！”李特文诺夫说，“往前划，往前！”

李特文诺夫扶着船边，身体不住摇晃，回过头去看。他的娜达霞不见了，烟斗里的火光不见了，最后海岸也不见了。……

“你回来！”他听见女人声嘶力竭地喊道。

在“你回来”这句话里，他觉得有焦急绝望的音调。

“你回来！”

李特文诺夫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妻子在叫他。而且岸上教堂里也在敲钟，召人去做圣诞节的晨祷。

“你回来！”女人的嗓音带着祈求的声调又说一遍。

回声接应这句话。冰块咔咔地响出这句话，大风呼啸这句话，就连圣诞节的钟声也在说：“你回来！”

“我们回去吧！”李特文诺夫拉一拉傻子的衣袖说。

可是傻子没听见。他痛得咬紧牙关，带着希望眺望远方，两条长胳膊不住地活动。……谁也没对他喊一声“你回来”，可是他从小就有的那种神经痛，却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难熬。……李特文诺夫抓住他的手，往回拉。可是傻子的手硬得像石头一样，要叫那双手丢开船桨却不容易。再者时机也迟了。一块庞大的浮冰迎着木船冲过来。这块浮冰准会使彼得鲁沙永远摆脱他的痛苦。……

面色苍白的女人站在海岸上一直等到天明。最后，她冻得半死，给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得筋疲力尽，由人抬回家去，放在床上，可是她的嘴唇仍然继续小声说道：“你回来！”

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夜她爱上了她的丈夫。……

[1] 娜达丽雅的爱称。

[2]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城市和港口，契诃夫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诞生的。

一八八四年

自由主义者

新年故事

新年第一天，人类形成一幅美妙动人的画面。大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互相贺喜。空中回荡着最诚恳真挚的祝愿。人人都幸福而满意。……

唯独十二等文官波尼玛耶夫不满意。元旦中午，他在京城一条街上站着，提出抗议。他伸出右臂抱住灯柱，挥舞左臂，不知在挡开什么东西，嘴里唠叨着不可原谅的、应当依法严办的字眼。……他妻子站在他身旁，拉他的衣袖。她脸上泪痕斑斑，现出苦恼的样子。

“你这个糊涂虫！”她说，“你这个魔障！你这个死不要脸的东西，邪教徒！你得去，我跟你说！趁时候还不算迟，你得去签名！去啊，你这醉鬼！”

“我说什么也不去！我是受过教育的人，不愿意向不学无术的家伙低声下气！要是你高兴，你自己去签名好了，别管我！……我不愿意做奴隶。”

“你得去！你要是不去签名，就要遭殃！人家就会把你这坏蛋开革，那时候我岂不要饿肚子？去，狗东西！”

“好吧。……我完蛋好了。……为真理而灭亡吗？现在就灭亡也无所谓！”

波尼玛耶夫举起一只手，要把妻子轰走，他那只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圆。……正巧警察分局长穿着新的军大衣，路过此地，就暂时停住脚，对波尼玛耶夫说：

“您该害臊才是！您得学别人的样子，规规矩矩！”

波尼玛耶夫感到惭愧了。他开始害臊地眨巴眼睛，把抱着灯柱的胳膊放下来。他的妻子趁此机会拉住他的衣袖，沿着街道往前走，一路上竭力绕过所有可能被他抓住的东西。至多不过十分钟光景，她就把丈夫拖到他上司的家门口了。

“好，去吧，阿辽沙！”她温柔地说，把丈夫拉到台阶上，“去吧，阿辽沙！你只要签个名就出来好了。我为此要去买点白兰地酒，给你掺在茶里喝。往后你喝醉酒，我也不会骂你。……你可不要毁了我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啊！”

“啊……嗯。……那么这就是他的家？好极了！很好！我签名就是，见鬼！我这次签名，要叫他很久都忘不了！我要在那张纸上把所有的话都给他写出来！我要写出我有什么样的看法！到那时候，随他把我开革好了！要是我给开革了，那都怪你！怪你！”

波尼玛耶夫身子摇晃一下，用肩膀撞开大门，脚底下发出很大的响声，走进门廊。那儿，在大门附近，站着看门人叶果尔，新刮过胡子，满脸是过新年的模样。那儿有张小桌，上面放一张纸，旁边站着韦祖维耶夫和切尔诺斯文斯基，他们是波尼玛耶夫的同事。又高又瘦的韦祖维耶夫在签名，切尔诺斯文斯基却是个身材矮小和脸上有几颗碎麻子的人，站在一旁等着签名。他们两人的脸都显出“新年新禧！”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不光是用手签名，也在用心签名呢。波尼玛耶夫见到他们，就鄙夷地冷冷一笑，愤慨地把身上的皮大衣裹裹紧。

“那还用说！”他开口说，“那还用说！怎么能不给大人拜年呢？不拜年可不行！哈哈！总得表白一下自己的奴隶感情嘛！”

韦祖维耶夫和切尔诺斯文斯基惊愕地瞅着他。他们有生以来从没听到过这样的话！

“难道这不是愚不可及，不是奴颜婢膝？”波尼玛耶夫继续说，“算了吧，别签名！提出抗议！”

他一拳头捶在纸上，把韦祖维耶夫的签名弄得字迹模糊了。

“你在造反，老爷！”叶果尔跑到桌子这边来，把那张纸举得高过他的头顶，说，“干出这种事，老爷，你知道，你们这班人……会落到什么下场？”

这时候大门开了。一个身量很高而且上了年纪的男人走进门廊，身上穿着熊皮大衣，头上戴着镶金丝绦的三角帽。这人就是波尼玛耶夫的上司威列列普托夫。他一走进来，叶果尔、韦祖维耶夫和切尔诺斯文斯基就仿佛各自吞下一把尺子似的，把身子挺得笔直。波尼玛耶夫也挺直身子，然而笑了笑，捻着他的一撇唇髭。

“啊！”威列列普托夫看见文官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嗯，是啊……朋友们。……当然……”大人说，分明有点醉意，“当然。……我见到你们也很高兴。……多谢你们没忘记我。……多谢。……嗯，是啊。……见到你们很高兴。……祝你们新年好。……你，波尼玛耶夫，已经喝醉了吧？这没关系，你也不必怕难为情。……俗语说得好：‘喝是可以喝，可是不要喝糊涂’。……您就喝吧，乐一乐吧。……”

“凡是植物做的东西都对人类有益，大人！”韦祖维耶夫大着胆子插一句嘴。

“嗯，是啊，当然。……你是怎么说的？哪儿有什么植物？好，你们去吧……上帝保佑你们。……哦，不。……你们到尼基达·普罗霍雷奇家里去过了吗？还没去过？好极了。那我交给你们几本书……托你们带给他。……他把这两年的《香客》杂志借给我读了。……现在应该还给他。……你们跟我来，我拿给你们。……脱掉皮大衣吧！”

文官们就脱掉皮大衣，跟着威列列普托夫走去。起初他们走进接待室，后来又走进陈设豪华的大厅，那儿有张圆桌，将军夫人就在桌旁坐着。她两旁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一个戴着白手套，一个戴着黑手套。威列列普托夫把那些文官留在大厅里，自己走到书房去。文官们忸怩不安。

他们沉默地呆站了十分钟光景，一动也不动，不知道该把他们的手放在哪儿才好。那些女人在讲法国话，不时瞟他们一眼。……真难受啊！最后，威列列普托夫总算从书房里走出来，双手捧着一大包书。

“就是这包书，”他说，“你们交给他，替我道谢。……这是《香客》。有的时候我傍晚读一下。……那么谢谢你们……你们总算没忘记我……来对我表一表敬意。……你们看见我的文官了吗？”威列列普托夫转过身去对那几个女人说，“嘻嘻。……你们看，你们看。……这个就是韦祖维耶夫，这个是切尔诺斯文斯基……这个是我的波尼玛耶夫。有一回我到值班室里去，他，这个波尼玛耶夫，正在那儿表演火车头。你们猜怎么样？扑希！扑希！扑希！他还学汽笛叫，不住跺脚。……简直活灵活现呢。……嗯，是啊。……那么来吧，表演一下！你表演一下给我们看看。”

那些女人定睛瞧着波尼玛耶夫，微微地笑。他咳嗽几声。

“我不会。……我忘了，大人……”他喃喃地说，“我没法表演，也不想表演。”

“你不想表演？”威列列普托夫惊讶地说，“啊？可惜。……可惜你不给老人点面子。……再见。……遗憾。……你走吧。……”

韦祖维耶夫和切尔诺斯文斯基捅一下波尼玛耶夫的身子。再者，他自己也给自己的拒绝吓一跳。他的眼睛模模糊糊，看不清东西了。……黑手套同白手套混在一起，人们的脸七歪八扭，家具开始跳动，威列列普托夫本人变成一个指指点点的大手指头。波尼玛耶夫站一会儿，叽叽咕咕说了几句话，就把《香客》抱在胸口，走出去，来到街上。在那儿，他见到他那面色苍白的妻子又冷又怕，正在发抖。韦祖维耶夫和切尔诺斯文斯基已经站在她身旁，使劲比画手势，对她讲一件可怕的事，一齐对着她的两个耳朵嚷叫。“这一下子不知道要出什么事了？！”他们的姿态和动作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波尼玛耶夫绝望地瞧着妻子，捧着书跟着朋友们慢腾腾走去。

他回到家里，没吃饭，也没喝茶。……夜里他给噩梦惊醒了。

他坐起来，眼望着黑暗。黑手套啦，白手套啦，威列列普托夫的络腮胡子啦，一齐开始在他眼前跳动，旋转，于是他想起白天发生的事。

“我是畜生，畜生！”他嘟哝说，“蠢驴，你高兴就管自抗议好了，可是你怎么敢不尊重上司！表演一下火车头又费得了你多大的事？”

他再也睡不着觉。良心的责备、苦恼、妻子的涕泣，把他折磨一夜直到天明。早晨他照一下镜子，看见自己模样大变，成为另一个什么人的苍白、憔悴、悲伤的面相了。……

“我不去上班！”他暗自决定，“反正也一样。……总归是完了！”

新年第二天，他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他走着，叹气，暗想：

“该到谁那儿去弄一支手枪来呢？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真的……往脑门子里开一枪，死掉拉倒。……”

第三天他苦恼得跑去上班了。

“会出什么事呢？！”所有的文官都从各自的墨水瓶后边瞅着他，心里暗想。

波尼玛耶夫也这样想。

“有什么关系？”他对韦祖维耶夫小声说，“随他去开革我好了！要是我自寻短见，那他就会不好受了。”

十一点钟，威列列普托夫来了。他在波尼玛耶夫身边走过，看一眼他那苍白的、大为消瘦的、惊恐的脸，站住，摇一摇头，说：

“你那回喝得太厉害了，老弟！到现在你这张脸也还没复原。应当少喝点才是，朋友。……这样不好。……很容易把身体搞坏呢。”

威列列普托夫拍拍波尼玛耶夫的肩膀，走过去了。

“光是这样就算完了？”整个衙门里的官员们暗想。

波尼玛耶夫快活得笑起来。他甚至像鸟那样尖叫一声，太高兴了！然而很快他的脸又变了样。……他皱起眉头，龇出牙来鄙夷地一笑。

“我那时候喝醉了酒，算是你走运！”他等威列列普托夫走后大声嘟哝说，“算是你走运，要不然……你记得吗，韦祖维耶夫，我当时怎样奚落他？”

下了班，回到家里，波尼玛耶夫坐下吃饭，胃口大开。

勋章

军事初级中学教员，十四等文官列甫·普斯佳科夫同他的朋友列坚佐夫中尉比邻而居。元旦早晨，他迈步走到他朋友的房间里去。

“你要知道，格利沙，我有一件事想找你商量，”他按照常例拜过年后对中尉说，“要不是极其需要，我也就不来麻烦你了。请你，好朋友，把你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借给我用一下。今天，你知道，我要到商人斯皮奇金家里去赴宴。你是知道斯皮奇金那个混蛋的：他非常喜欢勋章，他把那些脖子上或者纽扣眼上没挂着什么勋章的人几乎都看成坏人。再者他又有两个女儿……娜斯嘉和齐娜，你知道。……我是把你看作朋友才跟你说的。……你了解我，我亲爱的。你借给我吧，劳你的驾！”

普斯佳科夫这些话是结结巴巴，涨红脸，不住胆怯地回过头去看房门而说出口的。中尉骂了几句，然而同意了。

午后两点钟，普斯佳科夫坐上出租马车，到斯皮奇金家去。他略微拉开皮大衣，看他的胸口。别人的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在他胸口金光闪闪，贼光灿灿。

“不知怎么，自己都对自己多添了几分敬意呢！”教员想着，嗽了嗽喉咙，“区区一个小玩意儿，至多也不过值五个卢布，却造成多么大的声势！”

他到斯皮奇金的家门口，解开皮大衣，开始慢腾腾地把车钱付给赶车的。赶车的，依他看来，一见到他的肩章、纽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似乎就愣住了。普斯佳科夫得意地嗽一下喉咙，走进房子里。他在外间脱掉皮大衣，往大厅里瞥一眼。那儿有一张长方形饭桌，周围已经坐着大约十五个人吃饭。从那儿传来谈话声和碗碟的叮当声。

“是谁拉铃？”主人的嗓音响起来，“啊，列甫·尼古拉伊奇！欢迎欢迎。您来迟了一步，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我们也只是刚刚坐下呢。”

普斯佳科夫挺起胸脯，昂起头来，搓着手，走进大厅里。可是这时候他看见一件可怕的事。他的同事，法语教员特兰勃良，恰好也在桌子旁边，同齐娜并排坐着。让那个法国人看见勋章，就会招来一大堆不愉快的问话，就会永远丢尽脸，名誉扫地。……普斯佳科夫的头一个想法就是扯下勋章来，或者往回跑。可是勋章缀得很结实，而往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他就赶紧用右手盖住勋章，拱起背来，很别扭地向大家一鞠躬，同谁也没握手，沉重地在空椅子上坐下，恰好坐在他的法国同事对面。

“他多半已经喝醉了！”斯皮奇金看着他困窘的脸色，暗想。

仆人在普斯佳科夫面前摆下一盘汤。他用左手拿起汤匙来，然而又想起在上流社会不宜于用左手吃东西，就声明说他已经吃过饭，不想再吃了。

“我已经吃过了。……谢谢……”他喃喃地说，“我去拜望过我的舅舅，大司祭叶列耶夫，他硬要我……那个……留下吃饭。”

普斯佳科夫灵魂里充满惆怅和恼怒：汤盘里腾起馋人的香气，清蒸鲟鱼冒出异常开胃的热气。教员试图放开右手，用左手盖住勋章，可是这显得颇不方便。

“这会引起人家注意。……那样一来，把一条胳膊横过整个胸脯，倒像是我打算唱歌了。天主啊，只求这顿饭快点结束才好！我要到饭馆里去吃它一顿！”

上过第三道菜后，他胆怯地用一只眼睛瞥一下法国人。不知什么缘故，特兰勃良极其忸怩不安，正瞧着他，也是什么东西都没吃。两个人互相看着，越发慌张，就低下眼睛看面前的空碟子。

“他注意到了，这个混蛋！”普斯佳科夫暗想，“我凭他那副嘴脸就看得出来，他注意到了！他，这个坏蛋，是个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明天他就会到校长那儿去揭我的短！”

主人和客人们吃完了第四道菜，然后，也是他命该如此，他们又吃第五道菜。……

一个高身量的先生站起来了，长着钩鼻子，鼻孔宽，鼻毛多，天生眼睛眯缝。他摩挲一下头发，讲起来：

“呃……呃……我提议为在座的女士们的荣华富贵干杯！”

宴席上的人乱哄哄地站起来，端起酒杯。响亮的欢呼声响遍所有的房间。那些女人微笑着，举起酒杯来碰杯。普斯佳科夫站起来，用左手拿起酒杯。

“列甫·尼古拉伊奇，请您费神把这杯酒交给娜斯达霞[1]·季莫费耶芙娜！”一个男人对他说，递给他一杯酒，“您要逼着她喝下去啊！”

这一次使得普斯佳科夫大为恐慌的是，他不得不使用右手了。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勋章上那根揉皱的红丝带终于见了天日，大放光彩。教员脸色煞白，低下头去，心虚地往法国人那边瞥一眼。那一个正在看他，眼睛里现出惊讶和疑问的神情。他的嘴唇露出狡猾的笑意，原来的困窘神情倒渐渐在那张脸上消失了。……

“尤里·阿甫古斯托维奇！”主人对法国人说，“请您把这瓶酒放回原处！”

特兰勃良迟疑不定地伸出右手去接那个酒瓶，于是……啊，真是时来运转！普斯佳科夫看见他胸前原来也有一枚勋章。而且那不是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却是地地道道的安娜勋章[2]！可见法国人也在捣鬼！普斯佳科夫高兴得笑起来，往椅子上一坐，浑身松了劲。……如今再也不必遮盖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了！两个人同犯一种罪，因而谁也不会去告密，败坏人家的名誉了。……

“啊啊……嗯！……”斯皮奇金看见教员胸前的勋章，哼哼哈哈地说。

“是啊！”普斯佳科夫说，“真是怪事，尤里·阿甫古斯托维奇！年前我们那儿呈报上去领勋章的人多么少呀！我们那儿的人那么多，可是领到的却只有您和我！这可真是怪事！”

特兰勃良快活地频频点头，亮出他的左边衣领，那上面赫然闪着一枚安娜三级勋章。

饭后，普斯佳科夫走遍各处房间，让那些小姐看他的勋章。虽然他饥肠辘辘，胸口底下有点揪痛，可是心里却轻飘飘的，逍遥自在。

“要是我早知道这样，”他嫉妒地瞧着同斯皮奇金谈勋章的特兰勃良，心里暗想，“那我就会戴上一枚弗拉基米尔勋章[3]。唉，真没想到啊！”

只有这个想法才使得他难过。至于其余方面，他倒是完全幸福的。

[1] 阿娜斯达霞的简称。上文的娜斯嘉是小名。

[2] 安娜勋章比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高一等。

[3] 弗拉基米尔勋章比安娜勋章高一等。

七万五

夜间十二点钟光景，有两个朋友在特威尔街人行道上走着。一个是黑发男子，身量高，相貌漂亮，穿着旧熊皮大衣，戴着高礼帽。另一个是长着棕色头发的男子，身材矮小，穿着褪色而发红的呢大衣，配着白色骨制纽扣。两个人一路走着，默默不语。黑发男子轻声吹着玛祖卡舞曲，棕发男子阴沉地瞧着脚下，不时向旁边吐口唾沫。

“我们要坐一会儿吗？”黑发男子终于提议说，这时候两个朋友已经看见普希金像的黑色轮廓和基督受难修道院大门上方的灯火。

棕发男子默默地同意了，两个朋友就坐下来。

“我求你一点小事，尼古拉·包利绥奇，”黑发男子略微沉默一阵以后说，“你，朋友，能借给我十到十五卢布吗？过一个星期我就还给你。……”

棕发男子没开口。

“要不是因为急需，我也不会麻烦你。今天我时运不佳，出了点糟糕的事。……我妻子今天早晨把她的镯子交给我，要我去当掉。……她要给她的小妹妹付中学的学费。……我呢，你知道，就把它当掉，可是，喏……今天我玩‘斯土科尔卡’[1]，无意中却把钱都输掉了，当时你也在场。……”

棕发男子扭动身子，清一清喉咙。

“你是个没出息的人，瓦西里·伊凡内奇！”他说，撇着嘴冷笑，“没出息的人！既然你知道那笔钱不是你的而是别人的，你有什么权力坐下来跟太太们打牌？是啊，难道你不是一个没出息的人，不是耍大爷派头？慢着，你别打岔。……让我干脆把话都对你说了。……你何必老是穿着新衣服，领结上插着别针呢？你这叫花子也配讲时髦？干吗戴着这么一顶蠢样的高礼帽？你是靠你妻子的钱活着的，那你满可以花三卢布买一顶普通帽子戴着，照样挺好，既不能算过时，也不能算寒碜，可是你却花十五卢布买一顶高礼帽！而且你何必总是夸耀你那些并不存在的朋友？你认识霍赫洛夫[2]，又认识普列瓦科[3]，还认识所有的报刊主笔！今天你提起你那些熟人，信口胡说，我的眼睛和耳朵都替你发烧！你满嘴谎话，脸都不红一下！你同太太们打牌，把你妻子的钱输给她们，你居然还庸俗而愚蠢地微笑，简直叫人……恨不得打你一个耳光才好！”

“得了，别说了，别说了。……你今天心绪不佳。……”

“好，就算这种大爷派头是孩子气，是小学生的举动吧。……我同意容忍这种事，瓦西里·伊凡内奇……你还年轻嘛。……可是有一件事我却不能容忍……我也不懂。……你跟那些泥娃娃打牌的时候，怎么能……那么下流？我看见你发牌的时候，把那叠纸牌底下一张黑桃爱司偷偷发给你自己了！”

瓦西里·伊凡内奇像小学生那样涨红脸，开始辩白。棕发男子坚持他的见解。他们大声争吵很久。最后两个人渐渐安静下来，沉思不语了。

“这是实话，我闹得很不像样子，”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黑发男子说，“实话。……我把所有的钱全花光了，还欠下债，又挪用别人的钱，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摆脱这局面。有那么一种难忍难熬的、不好受的感觉：你周身发痒，可又没法摆脱它，你领略过吗？我现在的感觉跟这差不多。……我困在密林里，出不来了。……我没脸见人，也没脸对我自己。……我出于最卑鄙的动机干出一大堆蠢事和坏事，同时我又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不干。……糟透了！要是我得到一份遗产或者中了一张彩票，那我似乎就会丢开世上的一切，重新做人了。……尼古拉·包利绥奇，你不要责难我……不要对我扔石头。……你想一想巴尔姆[4]的涅克留热夫[5]吧。……”

“我记得你那个涅克留热夫，”棕发男子说，“我记得。……他挥霍别人的钱，吃得酒足饭饱，而且吃饱饭后又打算消遣解闷，就在一个蠢丫头面前哇哇地哭一场！……恐怕吃饭以前他就哭不出来吧。……堂堂一个作家，却美化这样的坏蛋，真不害臊！要不是涅克留热夫有一副招人喜欢的相貌，有一套善于讨好女人的方法，商人的女儿就不会爱上他，他也就不会来那么一场忏悔。……一般说来，命运总是让坏蛋生一副招人喜欢的相貌。……要知道，你们这班人统统是丘比特[6]。女人喜欢你们，爱上你们。……在女人方面你们总是走运得很！”

棕发男子站起来，在长椅旁边走来走去。

“比方拿你的妻子来说……她是个正直高尚的女人……她能看中你哪一点而爱上你呢？看中哪一点呢？还有今天整个傍晚，你在那儿信口胡说，装腔作势，可是有个俊俏的金发女人却始终目不转睛地瞅着你。……你们这班涅克留热夫啊，总是有人爱，有人愿意为你们做出牺牲，然而另一些人，尽管一辈子辛勤劳动，刻苦奋斗，就像鱼撞冰块那样……而且他们为人诚实，简直就是诚实的化身，可是，偏偏连一分钟的幸福也得不到！此外……你记得吗？你的妻子奥尔迦·阿历克塞耶芙娜还没认识你以前，我做过她的未婚夫，略微幸福过一阵，可是后来你一出场，我……我就完了。……”

“嫉妒！”黑发男子冷笑说，“我本来倒不知道你的嫉妒心这么重！”

尼古拉·包利绥奇脸上掠过烦恼和厌恶的神情。……他连自己也没觉得就本能地伸出一只手去……挥动一下。一记耳光声冲破夜晚的寂静。……高礼帽从黑发男子的头上掉下来，在踩平的雪地上乱滚。这件事前后不出一秒钟，出人意料，显得愚蠢而荒谬。棕发男子立刻为打人耳光而羞愧。他把脸藏在大衣的褪了色的衣领里，沿着林荫道迈步走去。他走到普希金像跟前，回头看一眼黑发男子，呆呆地站一会儿，然后仿佛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往特威尔街跑去。……

瓦西里·伊凡内奇沉默地坐了很久，一动也不动。有个女人路过他面前，笑呵呵地把他的高礼帽拿给他。他随口道一声谢，站起来，走了。

“那种浑身发痒的感觉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过半个小时，爬上一道长楼梯，回到他的住所的时候，心里暗想，“我输了钱要挨老婆的骂了！她会唠唠叨叨把大道理讲上一夜！见她的鬼！我就说我把钱弄丢了。……”

他走到家门口，胆怯地拉一拉铃。厨娘来给他开门。

“给您道喜！”厨娘对他说，笑容满面。

“道什么喜？”

“您马上就会知道！上帝怜悯您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耸耸肩膀，走进卧室。他妻子奥尔迦·阿历克塞耶芙娜靠写字台坐着。她是个金发女人，身材娇小，头发上夹着卷发纸。她在写信。她面前放着几封写好的信，封了口。她一看见丈夫，就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

“你来了？”她开口说，“多好的运气啊！你再也不能想象这是多好的运气！刚才，瓦夏[7]，我因为喜出望外而发了歇斯底里。……喏，你看！”

她跑到桌子那边，拿起一张报纸来，送到丈夫的脸跟前。

“你看！我的彩票中了七万五的彩金！要知道；我有一张彩票！我用名誉担保，真有的！我藏起来没让你知道，因为……因为……你会把它押出去换钱。尼古拉·包利绥奇当初做我未婚夫的时候，送给我这张彩票，后来他不愿意收回去。这个尼古拉·包利绥奇是多么好的人！现在我们阔气得很！你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过不正派的生活了。要知道，你是因为缺钱，因为贫穷才死命灌酒，才欺骗我的。这我明白。你聪明，为人正派。……”

奥尔迦·阿历克塞耶芙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笑起来。

“真是出人意料！先是我走来走去，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骂你放荡，恨你，后来我苦恼得坐下来看报。……忽然间，我看见了！……我就给大家写信……写给我的姐妹们，我的母亲。……这下子她们可要高兴了，可怜的人！可是，你到哪儿去？”

瓦西里·伊凡内奇看了一下报纸。……他愣住了，脸色苍白，没有听他妻子讲话，沉默地站一会儿，似乎想起一件什么事，就戴上高礼帽，走出门外。

“到大德米特罗甫卡街某某旅馆去！”他对出租马车的马车夫叫道。

他在旅馆里没找到他要找的人。他熟悉的那个房间上了锁。

“她多半到戏院里去了，”他暗想，“她从戏院里出来……又去吃晚饭。……那我略微等一下。……”

他就留下来等她。……半个钟头过去，一个钟头过去了。……他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同带着睡意的仆役谈话。……楼下，旅馆的挂钟敲了三下。……最后他失去耐性，开始慢慢地走下楼，往大门口走去。……可是命运来怜悯他了。

在大门口他碰见一个高而瘦的黑发女人，系着很长的狐皮围脖。她身后跟着一个先生，戴着蓝色眼镜，头上是小羔皮帽子。

“对不起，”瓦西里·伊凡内奇对女人说，“我可以打搅您一分钟吗？”

女人和男人都皱起眉头。

“我马上就来，”女人对男人说，然后同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一起往煤气灯那边走过去，“您有什么事？”

“我是来找你……找您谈一件事的，娜津，”瓦西里·伊凡内奇结结巴巴地开口说，“可惜这个先生跟你在一起，要不然我就会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

“可是到底是什么事？我没有闲工夫！”

“你有了新情人，自然没有闲工夫了！你这个人啊，不用说，好得很呢！你为什么在圣诞节前夜把我从你这儿赶走？你不愿意跟我同居是因为……因为我没有给你足够的生活费。……现在看来，你那样做不对。……是的。……你记得我在你的命名日那天送给你的彩票吗？喏，你看！那张彩票中了七万五的彩金！”

女人伸手接过报纸来，用贪婪的和仿佛害怕的眼睛寻找彼得堡的电讯。……她果然找到了。……

这时候另一对泪汪汪的眼睛痛苦得迟钝，几乎像是发疯了。这对眼睛瞧着一个首饰盒，寻找彩票。……这对眼睛找了一夜，却没找到。彩票被人偷去了，而且奥尔迦·阿历克塞耶芙娜知道是谁偷去的。

当天夜里，棕发的尼古拉·包利绥奇在床上翻来覆去，极力想睡熟，然而直到天明也没有睡着。他为那记耳光羞愧不已。

[1] 一种纸牌赌博。

[2] 霍赫洛夫（1854—1919），俄国著名的歌剧演员。——俄文本编者注

[3] 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律师，法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4] 巴尔姆（1823—1885），俄国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5] 巴尔姆的喜剧《我们的朋友涅克留热夫》（1879）中的男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6]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在此借喻“美男子”。

[7] 瓦西里的爱称。

喜剧演员

喜剧演员伊凡·阿基莫维奇·沃罗别夫-索科洛夫，把两只手插在他那肥裤子的口袋里，转过身去对着窗口，懒洋洋的眼睛盯住对面房屋的窗子。在沉默中大约过了五分钟。……

“无聊啊！”少女角色演员[1]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打着哈欠说。“您为什么不说话呢，伊凡·阿基梅奇[2]？您既然来了，害得人没法背台词，那么至少也该谈谈话呀！您可叫人受不了，真是的。……”

“嗯。……我打算跟您说一件事，可是有点不好开口。……本来应该一五一十，不顾客套……像个男子汉那样说出来才是，可是您马上就会责备我，拿我当笑柄。……不，还是不说为妙！我要咬住舌头，免得生事。……”

“他到底打算说什么呢？”女演员暗想，“他心情激动，看上去有点古怪，不住地调换两只脚站着。……莫非他是想表白爱情？嗯。……这些调皮的家伙真叫人没办法！昨天，首席提琴手就表白过，今天整个排演时间，那个专演道学家角色的演员一直长吁短叹。……大家都无聊得发疯了！”

喜剧演员离开窗口，走到五屉柜跟前，开始端详一把剪刀和一小罐唇膏。

“是啊。……我有心说出来，可又担心……不好出口。……我照俄国人那样老老实实对您一说，您马上就会骂街：大老粗！乡巴佬！这样那样的。……我可知道您的脾气。……还是闭上嘴的好。……”

“要是他真的开口表白爱情，那该对他说什么好呢？”女演员继续暗想，“他倒是个善良的、挺好的人，也有才气，可是……我不喜欢他。长得太不好看了。……他走起路来背有点驼，脸上又长着些不知什么疙瘩。……说话粗声粗气的。……再者，还有他那种派头。……不，说什么也不行！”

喜剧演员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沉甸甸地在圈椅上坐下，从桌子上呼啦一声拿过报纸来。他的目光在报纸上东张西望，仿佛在找什么东西，然后停在一个字上，昏昏欲睡。

“主啊……哪怕有几个苍蝇也好！”他嘟哝说，“那样毕竟也热闹些。”

“不过，他那对眼睛倒还不坏，”女演员继续暗想，“可是他最好的地方却是性格，对男人来说，漂亮的相貌总不及灵魂和智慧要紧。……看样子，明媒正娶地嫁给他倒还可以，至于随随便便地跟他同居……那可断断不行！不过，他目前在怎样看我啊。……就像浑身起了火似的！他何必胆怯呢，我不懂！……”

喜剧演员长叹一声，嗽了嗽喉咙。看得出来，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保持住沉默。他脸红得像大虾一样，嘴歪到一边去。……他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

“也许，就连随随便便地跟他同居也未尝不可呢，”女演员不停地想下去，“他挣的薪金不少。……不管怎样，跟他同居总比跟一个穿得破烂的上尉同居好。真的，我干脆对他说：我同意！何必回绝他，害得他这个可怜人满肚子委屈呢？他已经熬得够苦的了！”

“不行！我受不住了！”喜剧演员哀叫道，站起来，丢开报纸。“要知道，我这性格可恶透了！我没法克制我自己！您打我也罢，骂我也罢，反正我得说出来，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

“您就说吧，说吧。您不要再装疯卖傻了！”

“亲爱的！好人！请您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我要跪着吻您的小手。……”

喜剧演员的眼睛里涌上豌豆那么大的泪珠。

“您就说吧……讨厌的人！是什么事？”

“您这儿，我的好人，有……一小杯白酒吗？我的灵魂燃烧起来了！自从昨天灌了一通酒以后，我的嘴里至今还留下那么些氧化物，什么一氧化物啦，过氧化物啦，任何一个化学家都没法分析清楚！您相信吗？我的灵魂折腾得厉害！我都活不下去了！”

女演员涨红脸，皱起眉头，可是随后她清醒过来，就给喜剧演员倒了一小杯白酒。……喜剧演员喝下去，活泼起来，开始讲各种奇闻轶事。

[1] 原文为法语。

[2] 伊凡·阿基莫维奇的简称。

女人的报复

不知什么人拉一下门铃。我所叙述的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住宅里。这时候，住宅的女主人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从长沙发上跳起来，跑过去开门。

“多半是我的丈夫来了……”她暗想。

可是一打开大门，她看见的却不是丈夫。她面前站着个高身量的男人，相貌漂亮，穿着贵重的熊皮大衣，脸上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皱起额头，带睡意的眼睛冷漠地瞧着上帝创造的世界。

“您有什么事？”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问。

“我是医生，太太。有一个……呃呃呃……姓切洛比捷夫的人……叫我到这儿来。您就是切洛比捷夫家的人吧？”

“我们是切洛比捷夫家，不过……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原谅，大夫。我丈夫得过龈脓肿，发烧。他就给您写了一封信，可是您这么久没来，他急得不能再等，就跑去找牙医了。”

“嗯。……他本来就可以去找牙医，不必惊动我。……”

医生皱起眉头。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请您原谅，大夫，我们打搅您，让您白走一趟。……要是我丈夫知道您会来，那么请您相信，他就不会去找牙医了。……对不起。……”

在沉默中又过去一分钟。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搔着后脑壳。

“他究竟在等什么？我不懂！”她暗想，斜起眼睛看着房门。

“您让我走吧，太太！”医生嘟哝说，“您不要留住我。时间那么宝贵，您知道……”

“其实……我，其实……我没有留住您啊。……”

“可是，太太，我不能走，我还没收到我的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哦，对了……”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吞吞吐吐地说，脸涨得通红，“您说得对。……出诊是要给报酬的，这话对。……多承您劳神，来了一趟。……不过，大夫……我简直觉得不好意思……我丈夫从家里出去，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带走了。……现在我家里简直连一个钱也没有。……”

“嗯。……奇怪！……怎么办呢？我可不能等到您丈夫回来！您还是找一找，或许能找到一点也未可知。……实际上，数目很少。……”

“不过我向您保证，我丈夫把钱全带走了。……我很难为情。……我不会为个把卢布忍受这样……尴尬的局面。……”

“您也罢，社会上的一般人也罢，都对医生们的劳动抱着奇怪的想法……真的，奇怪的想法。……倒好像我们根本不是人，倒好像我们的劳动不算劳动似的。……要知道，我到您这儿来一趟，耗费了时间……付出了劳力。……”

“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您会承认，家里分文没有的事也是常有的！”

“嗨，这种事与我有什么相干？您，太太，纯粹是……天真，不明事理。……不付给人钱……这简直不正派。……您看出我不会把您送交调解法官[1]，就钻空子……那么不顾礼貌，真的。……这就不止是奇怪了！”

医生不便再说下去。他开始为人们害臊。……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脸红了。她不住扭动身子。……

“好吧！”她用尖刻的声调说，“您等一等。……我打发人到小杂货铺里去一趟，那儿也许能借给我钱。……我付给您钱就是。”

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走进客厅里，坐下来给小杂货铺写了个条子。医生脱掉皮大衣，走进客厅里，在圈椅上坐下，舒展开他的四肢。两个人都等着小铺老板的回音，坐在那儿一言不发。过了五分钟左右，回音来了。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从回条里抽出一张一卢布钞票，把它塞在医生手里。医生眼睛发亮。

“您开玩笑，太太，”他说，把钞票放在桌子上，“我的仆人也许要一个卢布，可是我……不行，对不起，太太！”

“那么您要多少？”

“我平素要十卢布。……不过在您这儿，要是您乐意的话，我姑且拿五卢布也成。”

“哦，您想等着我拿出五卢布来，那办不到。……我没有钱给您。”

“您可以打发人到小铺老板那儿去。既然他能借给您一卢布，又何尝不能借给您五卢布？这不是一样的吗？我请求您，太太，不要叫我久等。我没有闲工夫。”

“您听我说，大夫。……您即使不……蛮横，至少也太不客气！不，您粗鲁，不近人情！明白吗？您……可恶！”

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回转身子对着窗口，咬住嘴唇。她眼睛里涌出大颗的泪珠。

“坏蛋！流氓！”她想，“畜生！他竟敢这样……竟敢这样！他不了解我这种可怕而难堪的局面！好，你等着就是……魔鬼！”

她想一想，转过脸来对着医生。这一次她脸上现出痛苦和祈求的神情。

“大夫！”她用平缓和恳求的声调说，“大夫！要是您有一颗心，要是您愿意了解我……您就不会为这点钱折磨我。……就是没有这种事，我也已经有很多苦处，受很多磨难了。”

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按住两个鬓角，就跟按紧弹簧似的。她的头发一绺绺地披散在肩膀上。……

“我本来就让粗野的丈夫害得好苦……忍受这种可怕的困境，不料现在又有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责备我。我的上帝啊！这真叫人受不了！”

“不过您要明白，太太，我们这种人的特殊地位……”

然而医生不得不中断他的话。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身子摇晃一下，就倒在他伸出来的两条胳膊上，人事不省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到这儿来，到壁炉这边来，大夫，”她过一分钟小声说，“您靠近点。……我要把心里的话都讲给您听……都讲给您听。……”

过了一个钟头，医生从切洛比捷夫家里走出来。他又是烦恼，又是羞愧，又是愉快。……

“见鬼……”他坐上他的雪橇，暗想，“做丈夫的千万不要从家里带走很多钱！一转眼就会出乱子啊！”

[1] 旧俄及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审理小型刑事或民事案件的法官。

马车夫

那是夜里一点多钟。

商绅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柯特洛夫从斯拉维扬斯基市场饭店[1]里走出来，沿着尼古拉街，往克里姆林宫那边慢慢走去。夜色很好，天上繁星点点。……那些星从零散的碎云里钻出来，快活地眨着眼睛，仿佛见到尘世而感到愉快似的。空气安静而清澄。

“饭店旁边的出租马车总是要价高的，”柯特洛夫想，“应当略微走远一点才成。……那边的马车就便宜多了。……再者，我也需要散一散步：我吃得酒足饭饱。”

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他雇到一辆夜间的出租马车。

“到亚基曼卡去！”他命令道。

马车夫是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他吧嗒嘴唇，懒洋洋地抖一下缰绳。那匹劣马就离开原地，迈着细碎而不匀称的小快步慢慢往前跑去。……柯特洛夫碰见的这个马车夫是极为地道而且极为典型的。……你一看他那张带着睡意、皮肤粗糙、布满粉刺的脸，立刻就能确定他是马车夫。

他们经过克里姆林宫前面的广场。

“现在几点钟了？”马车夫问。

“一点多了。”商绅回答说。

“哦。……天气倒暖和点了！本来很冷，现在又暖和了。……你就这么一瘸一瘸地赶路啊，坏蛋！嗨嗨……苦役犯！”

马车夫略微欠起身子，对马背抽一鞭子。

“这是冬天！”他坐坐舒服，回过头对乘客继续说，“我可不喜欢冬天！我非常怕冷！在这种严寒的天气，我站久了就四肢发僵，浑身打哆嗦。……冷气吹得久了，我这张脸就肿起来。……我就是这样的体质！我还不习惯！”

“你该习惯才是。……你，小伙子，干了这样的行当，就得习惯。……”

“人是什么事都能习惯的，这话一点不假，老爷。……只要冻僵二十次，人也就习惯了。……我却是个娇嫩的人，从小惯坏了，老爷。……我爹娘都宠我。他们原没打算叫我日后当赶车的。他们把我养得娇里娇气。祝他们升天堂吧！他们在暖和的灶台上生下我，十岁以前一直没叫我下过灶台。我躺在灶台上，吃馅饼，像是一头没出息的猪。……我成了他们的心肝宝贝。……他们给我穿顶讲究的衣服，教我读书识字，日后好过上流人的生活。有的时候连我光着脚走路都不准：‘你会着凉的，小乖乖！’好像我不是农民，而是地主老爷似的。我爹一打我，我妈就哭。……我妈一打我，我爹就舍不得。我跟着我爹到树林里去拾枯树枝子，我妈总给我穿上三件皮袄，仿佛我是动身到莫斯科去，或者到基辅去似的。……”

“莫非你们很有钱吗？”

“我们家境平常，跟普通农民一样。……日子能对付过去，就谢天谢地了。富裕倒说不上，可是，感谢上帝，还不至于饿死。老爷，我们是一家人住在一块儿……也就是一家人合着过。……我爷爷那时候还活着，跟前有两个儿子，同他一块儿过。一个儿子就是我父亲，成了亲，另一个儿子没成亲。我是全家的独根苗，一家人都疼我，所以都宠着我。我爷爷也宠我。……我爷爷，你要知道，手头有点积蓄。他心里有个想法，要我长大了别再做庄稼汉。……他说：‘彼得鲁哈，将来我给你开个铺子好了。你快点长大！’他们就把我往娇里养，一个劲儿要叫我过上流人的日子，这个也宠我，那个也惯我，可是后来出了个岔子，我根本就过不到什么上流人的日子了。……原来我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爹的弟弟，我的叔叔，一狠心把我爷爷的钱全偷去了。约莫有两千光景呢。……自打他把钱偷走的那天起，我们家就败下来。……马啦，牛啦，全卖掉了。……我爹跟我爷爷，都出去做雇工。……谁都知道我们农家那些情形。……我这个上帝的奴隶，也给送去做放牛娃了。……闹了半天，上流人的生活就成了这么回事！”

“那你叔叔呢？他怎么样了？”

“他没什么……日子过得挺好。……他在大道旁边开一家小饭铺，小日子过得可美呢。……过了五年光景，他同谢尔普霍夫城一个有钱的女市民成了亲。他得着她带来的八千陪嫁钱。……办完喜事以后，那家小饭铺起火烧掉了。……铺子保过险，那怎么不烧掉？烧掉了正好。……闹过这场火灾后，他到莫斯科来，在这儿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如今，据说，他阔气起来，别人高攀不上了。……听说，我们那儿的农民，哈巴罗沃村的人，在这儿见过他。……我倒没见过。……他姓柯特洛夫，本名和父名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您听说过吗？”

“没有。……喂，快点走吧！”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欺负我们，哎，把我们欺负得好苦哟！他害得我们败了家，四处去讨饭。……要不是他，那么照我这种体质，像我这么文弱，难道我会在这儿挨冻？那我至今都会住在我那小村子里，安安逸逸过日子呢。……啊！教堂打钟，要做晨祷了。……我有心祷告上帝，求上帝为我受的种种苦处惩治他。……算了，随他去吧！就让上帝宽恕他吧！我们熬得过去的！”

“在右边的门口停下！”

“是。……好，现在到了。……我讲了个小故事，该多给我五戈比才对。……”

柯特洛夫从口袋里取出一枚十五戈比硬币，递给马车夫。

“应该再添点！要知道，我把您舒舒服服地送到了家！再说这又是头一趟生意。……”

“别啰唆了！”

老爷拉一下门铃。过了一分钟，他走到雕花的橡木大门里边去，不见了。

出租马车的车夫跳到赶车座位上，赶着车子慢腾腾往回走去。……街上刮起寒风。……马车夫皱起眉头，开始把怕冷的手揣进破烂的袖管里。

他不习惯寒冷。……他给宠坏了。……

[1] 当时莫斯科的一家大饭店。

家庭教师

中学七年级学生叶果尔·齐别罗夫不摆教师的架子，伸出手去同彼佳·乌多多夫握手。彼佳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穿着灰色的衣服，胖乎乎的，脸蛋绯红，额头窄小，头发粗硬。他把两个脚跟并拢行了礼，走到柜橱那儿去取练习簿。他们开始上课。

齐别罗夫按照他同乌多多夫的父亲谈妥的条件，每天给彼佳上课两小时，报酬是每月六卢布。他为彼佳投考中学二年级做准备（去年他为彼佳投考一年级做过准备，可是彼佳没考取）。

“好……”齐别罗夫开口说，点上纸烟，“上次我指定您温习第四变格法。您说一说fructus这个字怎样变格！[1]”

彼佳开始变格。

“您又没背下来！”齐别罗夫说，站起来，“这是第六次指定您背第四变格法，您却什么也答不出来！您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念书？”

“他又不会吗？”门外传来带咳嗽的说话声，彼佳的爸爸，退休的十二等文官乌多多夫，走进房间来。“又不会？为什么你不背熟呢？哎，你啊，蠢猪，蠢猪！您相信吗，叶果尔·阿历克塞伊奇？要知道我昨天刚刚打过他！”

乌多多夫长叹一声，在他儿子旁边坐下，瞅着那本翻破了的屈纳[2]。齐别罗夫开始当着父亲的面考问彼佳。让愚蠢的父亲了解一下他的儿子多么笨吧！中学生不住考问，追逼不已，痛恨而且藐视小小的、红脸蛋的笨学生，巴不得动手打他。就连小男孩正巧答对了，他也还是懊恼，这个彼佳惹得他厌恶极了！

“您就连第二变格法都不会！第一变格法您也不会！您就是这么学习的！好，您告诉我，meus filius的呼格是什么？”

“Meus filius吗？Meus filius的呼格是……这是……”

彼佳久久地看着天花板，久久地努动嘴唇，可是没答出来。

“那么dea的复数给予格是什么？”

“Deabus...filiabus！”彼佳清楚地说。

乌多多夫老人赞许地频频点头。中学生没料到彼佳答对了，心里感到懊恼。

“还有，哪个名词的给予格是加词尾abus的？”他问。

事实是anima（灵魂）的给予格才加词尾abus，然而屈纳的教科书里没讲这一点。

“拉丁语真好听！”乌多多夫发表意见说，“什么‘阿龙’啦……‘特隆’啦……‘彭努斯’啦……‘安特罗波斯’啦。……可就是难学！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切又非学不可！”他说着，叹口气。

“他，这个畜生，妨碍我们上课……”齐别罗夫想，“他径自坐在这儿不走，监视我。我受不了这种监督！”

“好，”他对彼佳说，“下次拉丁语课，您还要回答上述那些问题。现在来学算术课吧。……您拿过石板来。下道习题是什么？”

彼佳往石板上啐口唾沫，用衣袖把它擦干净。老师拿过算题集来，念道：

“‘某商人买黑呢和青呢138俄尺，价540卢布。青呢每俄尺5卢布，黑呢每俄尺3卢布，问商人买黑呢和青呢各若干俄尺？’您把这道题再念一遍。”

彼佳把算题重念一遍，立刻，一句话也没说，就用138除540。

“您为什么用除法？等一等！不过，行……您就接着算吧。有余数吗？这道题不可能有余数。让我来除一下！”

齐别罗夫除一下，得出答数了，有余数，就赶紧把它擦掉。

“奇怪……”他暗想，把头发揪乱，涨红脸，“这道题该怎样解答呢？嗯！……这道题要用代数里的不定方程式来算才成，压根儿就不是算术题。……”

老师翻看答案，瞧见答数是75和63。

“嗯！……奇怪。……莫非先把5和3加起来，再用8除540？是这样吗？不，不对。”

“您倒是算呀！”他对彼佳说。

“嗨，这有什么可想的？要知道，这道题一点也不费事！”乌多多夫对彼佳说，“你简直是蠢货，小家伙！那您就给他算一下，叶果尔·阿历克塞伊奇。”

叶果尔·阿历克塞伊奇把石笔拿在手里，开始解答。他说话结结巴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道题，认真说来，是代数题，”他说，“用x和y倒可以把它算出来。不过，要这样算也行。喏，我来除一下……懂吗？现在就得用减法了……懂吗？要不然就这样办吧。……您明天再自己算这道题。……您好好想一下。”

彼佳调皮地微笑。乌多多夫也微笑。他俩都明白老师何以惊慌。七年级中学生越发狼狈，站起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这道题就是不用代数也算得出来，”乌多多夫说，伸出手去拿算盘，叹口气，“喏，您瞧着。……”

他把算盘珠拨弄一阵，得出75和63，这恰好是应该得出的答数。

“瞧……这就是我们的办法，土办法。”

老师心惊肉跳，难忍难熬。他心头发紧，瞧一眼挂钟，看见离下课还有一小时零一刻钟，像是还有一万年似的！

“现在来听写。”

听写以后教地理，教过地理以后教宗教课，然后又教俄语，这个世界上的学科好多呀！不过，最后，两小时的课总算结束了。齐别罗夫拿起帽子来，仁慈地伸出一只手去同彼佳握手，然后向乌多多夫告别。

“您今天能给我点钱吗？”他胆怯地问，“明天我得交学费了。您欠着我六个月的工钱。”

“我？哦，是啊，是啊……”乌多多夫含糊其词地说，眼睛没看着齐别罗夫，“遵命！只是我眼下没有钱，那我过一个星期……或者过两个星期再给您。……”

齐别罗夫同意了。他穿上他那双沉重而污秽的套靴，到别处教课去了。

[1] 这是在温习拉丁语的语法。

[2] 指德国语文学家屈纳（1802—1878）所著的拉丁语语法教科书。

打猎

这个狗展览会，以及会上所展出的灵和猎狗，引得我想起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个插曲对我的生活却影响很大呢。

有一天早晨，天气晴和，我接到我舅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地主，写来的一封信。在信上，除去别的话以外，他还写道：

“要是你下星期不到我这儿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外甥，而且在我的追荐亡灵名录上我要把你父亲的名字一笔勾销。……我们去打猎吧，你务必要来！……”

这就非去不可了。

舅舅见到我，热烈地拥抱我，然后，如同最好客的猎人甚至也难免的一样，不容我在长途劳顿后换衣服，歇口气，立刻就把我领到畜棚里去，叫我看一看他的马和狗。那些狗，依我看来，有大的、小的、中等个头的，有白毛的、黑毛的、灰毛的，有凶猛的和温顺的，如此而已。可是舅舅却把它们分成什么带花点的、黑里透红的、小鹿模样的、鳊鱼般的、黑花斑的、黑毛黄点的、宽胸短腿的，总之，全然是一套狗的语言，我觉得要是狗会说话，一定就用这样的语言。舅舅一面叫我看狗，一面吻狗脸，老是硬逼着我去摸摸狗脸，碰碰它们的爪子。

第二天早晨，他让我穿上短皮袄和毡靴，带着我坐车去打猎。

我现在还记得广大的赤杨林披着重霜而一片银白。树林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从树林到地平线那边，伸展着一片白茫茫的旷野。……这片旷野看不到尽头。树林里，旷野上，有些穿短皮袄的人骑着骏马奔驰不停。……大家脸上都露出操心和紧张的神情，仿佛所有这些穿短皮袄的人都急于发现什么新的和不平凡的东西似的。……舅舅的脸红得像大虾一样，他骑着马从这个短皮袄跟前跑到那个跟前，发布命令，骂骂咧咧。……铜号声响起来。……这个画面我至今都历历在目。我还记得舅舅怎样奔驰到我跟前来，把我带到树林边上去。

“你待在这儿。……等到野兽从树林里朝你这边跑过来，你马上就开枪！”

“可是要知道，好舅舅，我连枪都拿不好！”

“没关系。……你学嘛。……好，你要注意！……野兽一来，就砰的一枪！！”

说完这些话，舅舅离开我，走掉了，撇下我一个人留在那儿。那些穿短皮袄的骑着马跑进树林里去。我等着野兽，等了很久。我一面等，一面思念莫斯科，浮想联翩，昏昏欲睡。……

“要是我把野兽打死了，那会怎样？”我暗想，“是我打死的，而不是他们！那可真有意思呢！”

等了很久，终于传来不那么响亮的犬吠声。……人们的招呼声在树林里飘荡。……我扳上枪机，尖起眼睛，竖起耳朵。……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猎人捕杀的本能在我心里醒过来。离我不远的灌木丛咔嚓咔嚓地响，我看见一头野兽。……那头野兽有点怪，腿很长，脸上好像有刺，朝着我直奔过来。……我把手指头往下一蹿，枪就砰的一响，于是大功告成。乌拉！我的野兽往上一蹿，掉下去，身子抽搐起来。

“上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叫道，“好舅舅！”

我指一指正在死去的野兽。舅舅看着它，抱住自己的头。

“这是我的斯卡巧克[1]！”他叫道，“我的狗！……我的心肝宝贝啊！……”

他跳下马来，往他的斯卡巧克身上扑过去。我却赶紧坐上雪橇，逃之夭夭了。

这个并非出于预谋的斯卡巧克凶杀案，害得我和舅舅从此断绝了关系。他不再给我汇生活费。三年前他临死，托人转告我说，他连死后也不会原谅我杀害他的爱犬。他的田产，他在遗嘱上也没有传给我，却送给一个女人，他旧日的姘妇了。

[1] 狗名。

唉，女人啊，女人！……

内地报纸《碰壁报》主笔谢尔盖·库兹梅奇·波契达耶夫筋疲力尽，痛苦不堪地从编辑部里出来，回到家里，倒在长沙发上。

“谢天谢地！我总算到家了。……在这儿……在家庭的炉灶旁边，在妻子身旁，我的心才可以休息一下。……我的玛霞是唯一能够了解我和真诚地同情我的人。……”

“你今天脸色怎么这样苍白？”他妻子玛丽雅·丹尼索芙娜问。

“可不是，心里不好受。……喏，一回到你身边来，我就高兴，我的心可以休息一下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的心绪总很糟，今天特别糟。彼得罗夫不肯再赊给我们纸张了。秘书拼命地灌酒。……不过所有这些都是小事，好歹总能对付过去。……有一件事可就麻烦了，玛霞。……今天我在编辑部里坐着，读我写的社论的校样。忽然，你知道，房门开了，普罗楚汉采夫公爵走进来，他是我旧日的朋友和伙伴，在业余演出中总是扮演情人的角色，为了吻一下女演员兹里雅金娜不惜把一匹白马送给她。……‘魔鬼把他支使来干什么？’我想，‘这不会没有缘故……’我想，‘他是来给兹里雅金娜登广告吧。……’我们就谈起天来。……我们说这说那，东拉西扯。……原来他不是来登广告。他是写了首诗，拿来要求发表的。……

“‘我觉得我胸中有一团火焰[1]，’他说，‘有一团……熊熊的大火。我想尝尝作家的味道呢。’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香喷喷的粉红色小纸，递给我。……

“‘这就是我的诗，’他说，‘……在这首诗里，我显得有点主观，可是写得还算不坏。……涅克拉索夫也主观嘛。……’我拿过那首最主观的诗来读。……简直荒唐之至！我一面读，一面感到眼睛发痒，心口发胀，倒好像吞下一个磨盘似的。……他是把这首诗献给兹里雅金娜的。如果他把这首诗献给我，我就会把他扭送法院！短短一首诗里，‘拼命’这个词用了五遍！还有那些韵脚！为了押韵硬造出新字来！而且用‘郎’去押‘良’的韵！

“‘不行，’我说，‘您是我的朋友和伙伴，可是我不能发表您的诗。……’

“‘为什么？’

“‘因为……由于一种本编辑部不能负责的原因[2]。……这不合乎我们报纸的纲领。……’

“我满脸涨得通红，眼睛发痒，谎称我头痛得要裂开。……是啊，怎么能对他说他的诗毫无可取之处呢？他看出我的慌张，气得跟火鸡似的。

“‘您生兹里雅金娜的气，’他说，‘所以您才不愿意刊登我的诗。我明白……我明白得很哟，先生！’

“他责备我为人偏执，骂我是市侩，教权主义者，等等。……他把我足足教训了两个钟头。临了他还许下愿，一定要搞点阴谋来跟我捣乱。……他没告辞就走了。……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亲爱的！十月四日，圣瓦尔瓦拉节，是兹里雅金娜的命名日，这首诗无论如何得登出来。……哪怕你死了，也还得登！登这样的诗可不行：这张报纸会在全俄国丢尽脸。不登也不行：普罗楚汉采夫就会搞阴谋，你就会平白无故地遭殃。现在请你费心想一想吧，该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莫名其妙的局面！”

“不过那是什么样的诗呢？诗里写的是什么？”玛丽雅·丹尼索芙娜问。

“什么也没写。……废话连篇。……你想听我念一下吗？这首诗开头是这样：

透过雪茄的梦幻的烟雾，

你在我的梦想中飞舞，

你带着爱情向我猛冲，

唇边现出火焰般的笑容。……

随后笔锋立刻一转：

原谅我吧，我雪白的天使，

我生活中的伴侣和我温柔的理想，

原谅我忘了爱情而拼命奔向死亡的嘴巴……

哎呀，我真害怕！

诸如此类。……胡说八道。”

“怎么呢？这首诗很可爱嘛！”玛丽雅·丹尼索芙娜把两只手一拍，说，“简直可爱得很！有哪点儿不能算是诗呢？你纯粹是吹毛求疵，谢尔盖！‘透过烟雾……现出火焰般的笑容。……’这是说你根本就没看懂！你没看懂啊，谢尔盖！”

“没看懂的是你，不是我！”

“不，对不起。……散文我不懂，诗我却是很懂的！公爵写得真好！精彩得很呢！你恨他，所以你才不肯发表他的诗！”

主笔叹口气，先是用手指头敲桌子，然后又敲自己的额头。……

“这些行家呀！”他嘟嘟哝哝地说，鄙夷地微笑。

然后他拿起礼帽，痛苦地摇着头，从家里走出去。……

“我要走遍天下去找个地方，好让我这受了侮辱的感情松动一下。……唉，女人啊，女人！不过，所有的娘们儿都一样！”他暗自想着，迈开步子，往伦敦饭店走去。

他想喝一通酒。……

[1] 指灵感。

[2] 旧俄时代报刊上编者按中的一句套语（用来作为推诿责任的借口）。

纯朴的树精[1]

神话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在树林里，在高高的芦苇日夜守护着的小溪边，站着个年轻可爱的树精。他身旁草地上，坐着一条美人鱼[2]，年纪轻轻的，长得十分好看，要是我知道她的准确地址，那我就会丢开文学，丢开妻子，丢开科学，总之丢开一切，飞奔到她那儿去。……这时候美人鱼皱起眉头，气愤地揪着绿油油的青草。

“我请求您了解我，”树精结结巴巴地说，难为情地眨巴眼睛，“要是您了解我，您就不会这么严厉了。请您容许我把事情的经过从头给您讲一遍。……二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我向您求过婚，当时您说要嫁给我也不难，只是有个条件，要我的脸上不再有愚蠢的表情。为此您劝我动身到人间去，学一学人类的聪明才智。我呢，正如您所知道的，听从您的话，动身到人间去了。很好。……我来到人间，首先打听那儿都有些什么行业和手艺。有个法学家对我说，最好而又最稳当的行业，就是躺在长沙发上，翘起两条腿，朝天花板啐唾沫。然而我是个正直而愚蠢的树精，不信他的话！首先，我托人情做了邮政局长。这是个可怕的差事，我亲爱的[3]！居民们的信件乏味极了，读了简直叫人要呕！”

“既然信件乏味，您又何必读呢？”

“那儿就是这种风气嘛。……再者，不读那些信也不行。……信有各式各样。……有的信上落了下款：‘某某中尉’，可是你得把这些所谓的中尉理解做拉萨尔[4]或者斯宾诺莎才成。……是啊……后来我托人情，做了消防队长。……也是个可怕的差事！常有火警。……往往，你正坐着吃饭，或者玩‘文特’[5]，火警就来了。你正躺着睡觉，火警又来了。再者，请问那些马怎么能拉车去救火呢？因为根据博物学就可以知道，公家的马不可能用燕麦喂[6]。有一次我吩咐用燕麦喂马。您猜怎么样？管马的官大吃一惊，闹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我就辞职不干了。……

“人世间，我亲爱的，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叫人们的头脑里和衣袋里一点多余的东西也没有。人家帮我从消防队长调到这个职务上去。我就去了。最初我的全部工作就在于接受人们的‘感激’[7]。……起初我倒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像感激这样的感情只有石头才会不喜欢，是应当加以鼓励的。……不过后来，我完全失望了。人太坏。……他们用一八八九年的息票[8]来表示感激；甚至用起伪造的息票来了。再者，他们固然表示感激，可是他们的眼睛里却没露出什么愉快的感情。……庸俗啊！人家就帮我从这个职位调到教育事业上去。我就去做教员。起初我倒一帆风顺，校长甚至跟我握过好几次手呢。他非常喜欢我这张愚蠢的脸。可是，呜呼！有一次我在《欧洲通报》[9]上读到一篇文章，论砍伐树林的害处，我感到良心的谴责。老实说，我早就感到惋惜，不该利用我们可爱的绿桦树来达到像教育这样卑下的目的。

“我向校长表达我的怀疑，于是我脸上的愚蠢表情被人们认为是假装出来的。我就此失掉了这个差事！后来我去做医生。起初我倒还顺手。什么白喉啦，伤寒啦，您知道。……虽然我没提高死亡率，可是我仍旧受到赏识。我被提升为莫斯科育婴堂的医生。在那儿，人们要求我除了开药方和查病房以外，还要请安行礼，低声下气，坐马车的时候要能够体面地站在车后的脚镫[10]上。……主任医师索洛维耶夫，也就是在敖德萨代表大会上趾高气扬的那个人，甚至要求我拍他的马屁。我说在医学系里没教过奴颜婢膝和拍马屁，他就认为我思想不正，六亲不认。……

“经历过不顺利的医师生涯以后，我改行经商。我开一家面包房，开始烤白面包。可是，我亲爱的，人世间的虫子可真是多，多得简直吓人啊！不管哪个面包，只要一掰开来，里边准有蟑螂或者蛆。”

“哎，您不要再说废话了！”美人鱼忍耐不住，叫起来，“是哪个魔鬼要您这个傻瓜去做消防队长，或者烤面包的？莫非您这个畜生就不能在人世间找到一种文雅和高尚点的工作吗？难道人世间没有科学和文学吗？”

“我，您知道，本来想到大学去，可是有个税务员对我说，那儿老是闹学潮。……我也做过文学工作者……必是魔鬼支使我去干文学工作的！我写得很好，甚至使人觉得大有希望。可是，我亲爱的，监牢里那么冷，又有那么多臭虫，就连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空中有臭虫的气味呢。我就是因为干文学工作才死掉的。……我死在医院里。……我下葬是用文学基金的钱开支的。新闻记者们在我的葬礼上喝掉十卢布的白酒。我亲爱的！您不要再打发我到人间去了！请您相信，我受不了那种罪！”

“这真可怕！我可怜您，不过您对着河水照照您的脸吧！您的脸比以前更愚蠢了！不行，您还得去！要研究科学和艺术……您说什么也得走一趟！您不肯？好，那您就去，照着法学家给您出的主意去做！”

树精开始央求她。……为了免掉这趟不愉快的旅行，他什么话没有说啊！他说他身边没有身份证[11]，又说他的行动已经受到官府的监视，在目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旅行都很难进行，可是不管他说什么，一概无济于事。……美人鱼坚持她的主张。于是这个树精又到人间来了。如今他在衙门里工作，已经升到五等文官，然而他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跟以前一样愚蠢。

[1] 俄罗斯童话中一种人形妖怪，在树林里活动，生着长发和长须。

[2] 古代民间迷信中的女妖，形状是长发披散、生有鱼尾的裸体女人。

[3] 原文为法语。

[4]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派别首领。

[5] 一种纸牌戏。

[6] 借以讽刺马的饲料费照例被贪污。

[7] 指贿赂。

[8] 在当时的俄国，息票同钞票通用。息票附在有价证券上，剪下后到期可以换成现金。本文写于1884年，所以这息票须在五年后才可以换成现金。

[9] 俄国的一种月刊，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俄文本编者注

[10] 通常是仆人所站的地方。

[11] 在旧俄时代，每个人都凭自己的身份证工作、居住、旅行等，缺了它就要依法究办。

记者的梦

我坚决请求您今天去参加法国侨民化装舞会。除您以外，没有人可去。请您写一篇随笔，尽量详细些。如果您因故不能参加舞会，请立即通知我，以便另派别人。随信附上门票一张。您的……（下面是主笔的签名）

附言：舞会上将举行摸彩。中彩者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所赠的花瓶一个。祝您中彩。

记者彼得·谢敏内奇读完这封信，在长沙发上躺下，点上一支烟，自得其乐地摩挲着胸口和肚子。（他刚吃完饭。）

“祝您中彩，”他用挖苦的口气学着主笔的话说，“可是我哪儿有钱买彩票？我开支的钱，他恐怕不肯让我报销吧，畜生。他吝啬得活像普柳什金[1]。他该学一学外国编辑部的榜样才对。……那边素来善于尊重人。比方说，你，斯坦利[2]，去寻找利文斯通[3]吧。行啊。你拿几千英镑去吧！你，约翰牛[4]，去采访然涅特岛[5]。行啊。你拿一万去吧！你去描写法国侨民舞会吧。行啊。你拿……五万去吧。……国外就是这样！他呢，送给我一张门票，事后付给我每行字五戈比的稿费，就以为行了。……畜生！……”

彼得·谢敏内奇闭上眼睛沉思。许多想法，有重大的，有渺小的，开始在他脑子里活动。然而不久，所有这些思想都给一团好看的粉红色迷雾遮住。一种半透明的和柔软的果冻，从所有的墙缝里、窟窿里、窗口里慢慢爬进来，往四面八方散开。……天花板低下来。……有些小人和生着鸭头的小马跑来跑去，不知什么鸟的又大又软的翅膀开始扇动，河水奔流不息。……一个矮小的排字工人拿着很大的铅字走过去，微微一笑。……所有的东西就都淹没在他的笑容里，于是……彼得·谢敏内奇开始做梦了。

他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走出门外，来到街上。他的轿式马车，印着编辑部的纹章，早已在门外等他。穿着号衣的听差从赶车座位上跳下来，搀着他登上马车，扶他坐下，仿佛他是贵族小姐似的。

过了一分钟光景，轿式马车在贵族俱乐部门口停下。他皱起额头，把大衣交给听差，大模大样地登上布置豪华和灯光明亮的楼梯。有热带的植物，有尼斯的花卉，有价值上千卢布的服装。

“这是记者……”从好几千人的人群里发出低语声，“就是他。……”

一个矮小的老人佩着勋章，带着操心的脸色，跑到他跟前来。

“对不起，请！”他对彼得·谢敏内奇说，“啊，对不起，请！”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跟着他说：

“啊，对不起，请！”

“哎，够了！你们闹得我怪不好意思的，真的……”记者说。

忽然，使得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叽叽呱呱讲起法国话来了。先前他只会讲“谢谢”，现在却讲得滔滔不绝！

彼得·谢敏内奇接过一朵小花，丢出去一百卢布。正巧这时候，主笔打来电报，上面写着：“请赢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赠品，并写下您的印象。一千字回电费已付。请勿吝惜钱。”他往摸彩会那边走过去，开始买彩票。他买一张……两张……十张。……他买一百张，最后买了一千张，于是他得到塞夫尔[6]瓷的花瓶了。他两只手捧住花瓶，匆匆向前走去。

迎面走来一个娇小的女人，生着蓬松的亚麻色头发和蔚蓝色眼睛。她装束出众，考究极了。她身后跟着一群人。

“这是什么人？”记者问。

“她是个著名的法国女人。她是随着那些花卉一起，从尼斯应约而来的。”

彼得·谢敏内奇走到她跟前，说出自己的姓名。过了一会儿，他挽住她的胳膊走去，走个不停。……他有许多话要问法国女人，多得很。……她那么迷人啊！

“她是我的！”他想，“可是这个花瓶放在我房间里什么地方呢？”他一面暗想，一面欣赏法国女人。他的房间很小，花瓶却不住长大，越长越大，弄得房间里容不下了。他急得要哭出来。

“啊啊。……原来您爱花瓶胜过爱我吗？”法国女人忽然无缘无故地说，随后砰的一拳砸在花瓶上！

珍贵的器皿哐啷一声响，碎片往四处飞去。法国女人哈哈大笑，跑到一个什么地方，钻进云里雾里去了。所有的报纸工作人员都站在那儿，哈哈大笑。……彼得·谢敏内奇勃然大怒，口沫四溅，追逐他们。后来，他发现自己出现在大剧院里，突然从第六排座位上倒栽下来。

彼得·谢敏内奇睁开眼睛，看见自己倒在长沙发旁边的地板上。他的脊背和胳膊肘都摔痛了。

“谢天谢地，法国女人根本就不存在，”他揉着眼睛暗想，“这样看来，那个花瓶没有砸碎。幸好我还没结婚，要不然，说不定孩子淘气起来，就把花瓶打破了。”

可是他使劲揉一揉眼睛，连花瓶也没看见。

“原来这是一场梦，”他想，“不过，现在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钟。……舞会早已开始，我也应该去了。……我再躺一会儿，然后就动身！”

他又躺一会儿，伸个懒腰，于是……睡着了，法国侨民舞会就此没去成。

“嗯，怎么样？”第二天主笔问他说，“去参加舞会了吗？觉得满意吗？”

“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他说，做出索然无味的脸色，“平平淡淡。乏味得很。我写了篇随笔，有两百行。我把我们上流社会略微骂了几句，说它不善于及时行乐。”他说完这话，扭转身去，对着窗子，暗自想着主笔：“畜生！！”

[1]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一个吝啬的地主。

[2] 斯坦利（1841—1904），英国殖民者、探险家。

[3] 利文斯通（1813—1873），即大卫·利文斯通，英国探险家、传教士。

[4] 对英国人的戏称。

[5] 在东西伯利亚海德朗群岛中，接近北极。

[6] 法国的城名，在巴黎西南，有著名的瓷器厂。

唱诗班歌手

调解法官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经他一张扬，就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本地的地主，弗拉基米尔·伊凡内奇伯爵，不久要回到叶弗烈莫沃村来。至于他什么时候到达，就不得而知了。

“他悄悄地来，跟夜里的贼一样，”库兹玛神甫说，他是个身材矮小、白发苍苍的教士，穿着紫色圣衣。“要是他来了，贵族们和其他的上等人就会把此地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邻居都会赶来。那么，你……那个……加把劲吧，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我衷心地要求你。……”

“我有什么办不到的！”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说，皱起眉头。“我自己的事我会办好。只要我的仇人把祷告词念得有腔有调就成。只怕他故意捣乱。……”

“得了，得了……我会去央求助祭……我会去央求他。……”

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是叶弗烈莫沃村三圣教堂的诵经士。同时他又在学校里教男孩们唱宗教歌曲和世俗歌曲，为此每年从伯爵账房里领六十卢布。学校里的男孩由于请他教歌，就必须在教堂里歌唱。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步态庄重，剃光的肥脸犹如奶牛的乳房。他体格匀称，生着双层下巴，与其说像教堂低级职员，不如说像官场中官阶颇为不小的人。然而有些事却使人看着奇怪：他这个体格匀称和气度庄严的人，竟然在大主教面前跪下去，匍匐行礼。有一次他同助祭叶甫拉木彼·阿甫季耶索夫发生一场极其严重的争吵，事后听从监督司祭的吩咐，竟然在地下跪了两小时。论他的仪表，威严在他倒比屈辱更合适。

由于传说伯爵就要光临，诵经士每天早晨和傍晚都举行合唱练习。合唱练习在学校里举行。这种练习不大妨碍学校的工作。每到练唱时间，教员谢尔盖·玛卡雷奇就指定学生们习字，他自己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参加合唱，唱男高音。

合唱练习是这样进行的：房门砰的一响，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擤着鼻涕，走进教室里来。童声高音歌手和童声中音歌手本来挨课桌坐着，这时候就声音嘈杂地慢慢走过来。男高音歌手和男低音歌手早已在院子里等着，现在一齐走进来，不住顿脚，像马似的。他们各就各位。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挺直身子，做出要大家静下来的手势，然后敲响音叉。

“朵朵梯朵朵。……朵米索多！”

“阿阿阿……门！”

“慢调……慢调。……再唱一回。……”

唱完《阿门》就是大祈祷歌《上帝保佑》。所有这些歌大家早已学会，唱过一千次，滚瓜烂熟，如今只是随便唱一下，装装门面而已。大家唱得懒洋洋，心不在焉。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平静地挥着手，时而随男高音唱，时而又随男低音唱。一切都平平稳稳，没什么趣味。……可是唱《天使颂歌》之前，整个唱诗班忽然开始擤鼻涕，咳嗽，使劲翻乐谱。指挥转过身去，背对唱诗班，开始调理小提琴的琴弦，脸上现出神秘的神情。这种准备工作大约要用两分钟。

“你们站好。看清乐谱。……男低音，你们唱得不要太用力……要柔和点。……”

他们选定包尔特酿斯基[1]的《天使颂歌》第七号。随着约定的手势，顿时四下里一片肃静。大家的眼睛盯住乐谱，童声高音歌手张开嘴。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慢慢地放下胳膊。

“轻柔……轻柔。……乐谱上不是写着‘轻柔’吗？……轻一点，轻一点！”

“……天……天……使……”

每逢应该唱得轻柔[2]的时候，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和善亲切的神情，就好像梦见了上等冷荤菜似的。

“强音……强音！使劲点！”

临到应该唱强音[3]，指挥的肥脸上就现出强烈的惊吓，甚至恐惧的神情。

《天使颂歌》唱得很好，好到连小学生都停住习字，只顾看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的动作了。人们在窗外停下来。看守人瓦西里走进教室里，身上系着围裙，手里拿着菜刀，侧耳倾听。库兹玛神甫出现了，仿佛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脸上现出操心的神情。……唱完《让我们丢开烦恼》后，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擦干额头上的汗，神情激动地走到库兹玛神甫跟前。

“我就是不懂，库兹玛神甫！”他说，耸一耸肩膀，“为什么俄国人没有脑筋呢？我不懂，叫上帝惩罚我吧！他们都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你怎么也弄不清楚他们喉咙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是嗓子呢，还是什么别的内脏？你的嗓子是让东西卡住了还是怎么的？”他转过脸对酒店老板的弟弟，男低音歌手根纳季·谢米切夫说。

“怎么了？”

“你的嗓子像个什么东西？呱啦呱啦，就跟一口锅似的。恐怕昨天你又喝醉了吧？一定是这样！你嘴里冒出来的气味就跟酒馆里一样。……哎哎！老弟，你是个乡巴佬！你是个大老粗！要是你跟那些乡巴佬在酒馆里鬼混，那你还能做什么歌手？哎，你呀，是条蠢驴，老弟！”

“罪过，老弟，罪过……”库兹玛神甫喃喃地说，“上帝是什么都看见的……看得清清楚楚。……”

“你对唱歌一点也不懂，那是因为你脑子里只有白酒，没有上帝，你这个少有的蠢货。”

“你别发脾气，别发脾气……”库兹玛神甫说，“你别冒火。……我去央求他。”

库兹玛神甫就走到根纳季·谢米切夫面前，开口央求他说：

“你这是何苦？你，那个，心里要明白。唱歌的人应当戒酒，因为他的嗓子，那个……是娇嫩的。”

根纳季搔脖子，斜起眼睛瞧着窗子，好像这些话不是对他说的。

《天使颂歌》唱完后，大家唱《我信仰》，后来又唱《公正合理》，唱得有感情，平稳，照这样一直唱到《我们在天上的父》。

“依我看来，库兹玛神甫，”指挥说，“普通的那首《我们在天上的父》比乐谱上的好。在伯爵面前应当唱普通的那首。”

“不，不。……唱乐谱上的那首吧。因为伯爵在京城里做祷告，只会听到乐谱上的那首，不会听到别的。……恐怕在那儿唱诗班里用的乐谱，老兄，还跟这里不一样呢！”

《我们在天上的父》唱完后，大家又咳嗽，擤鼻涕，翻乐谱。最困难的工作，大合唱，马上就要开始了。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教两支歌：《谁是伟大的上帝》和《全世界的荣耀》。哪支歌学得好，就在伯爵面前唱哪支。临到大合唱，指挥的劲头来了。他那和善的神情不时被惊恐所代替。他挥手，活动手指头，耸动肩膀。……

“强音！”他嘟哝道，“平调！放松……放松！唱呀，蠢材！男高音，你们没唱好！朵朵梯朵朵。……索……西……索，你这个笨脑瓜！‘伟大！’男低音，唱‘伟……伟……大……’”

他的提琴弓子在唱错的童声高音和童声中音歌手的头上和肩膀上不住敲打。他的左手不时伸出去拧小歌手的耳朵。有一次他甚至昏了头，弯着大拇指在男低音歌手根纳季的下巴上弹了一下。可是那些歌手没哭，也没为挨打而生气，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执行的任务十分重大。

大合唱后，沉默了一分钟。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冒着汗，红着脸，筋疲力尽地在窗台上坐下，用他那对没光彩的、疲倦的、然而又得意的眼睛打量在场的人。使他大为不满的是，他在听众中瞧见了助祭阿甫季耶索夫。助祭是个高大壮实的汉子，生着红彤彤的麻脸，头发里夹着一根干草[4]。他站在那儿，胳膊肘倚在炉台上，脸上现出鄙夷的冷笑。

“行啊，唱吧！唱那些乐谱吧！”他用深沉的男低音嘟哝说，“伯爵才要听你那些歌呢！按乐谱唱也好，不按乐谱唱也好，他才要听呢。……因为他是个不信神的人啊。……”

库兹玛神甫惊慌地往四下里看，摇摇手指头。

“得了，得了……”他小声说，“别说了，助祭。……我求求你。……”

大合唱后，他们唱《让我们的口充满赞美》，练唱就到此结束。歌手们走散，到傍晚再聚在一起练唱。天天都这样。

一个月过去，又一个月过去了。……

庄园总管也已经接到通知，说伯爵不久就要来了。于是老爷家的窗上终于卸下扑满灰尘的鱼鳞板，叶弗烈莫沃村的人听见了走音的破钢琴的声音。库兹玛神甫面容憔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憔悴：究竟是因为兴奋呢，还是因为惊恐。……助祭走来走去，不住冷笑。

下一个星期六傍晚，库兹玛神甫走进指挥的住处。他脸色苍白，肩膀瘦削，紫色圣衣像是失去了光彩。

“刚才我到伯爵大人家里去过，”他结结巴巴地对指挥说，“他是个受过教育的老爷，有高超的思想。……可是，那个……真叫人痛心啊，老兄。……我说：‘请问，大人，明天您愿意几点钟敲钟做祷告？’他老人家对我说：‘随您的便。……不过，能不能做得快点，快点……不用唱诗班。’不用唱诗班！那个，你明白……不用唱诗班了。……”

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脸红得发紫。对他来说，再罚跪两小时也比听见这样的话轻松得多！他通宵没睡着。使他难过的，与其说是他的辛劳白费了，还不如说是阿甫季耶索夫今后要不住讥笑他，害得他走投无路。阿甫季耶索夫看见他伤心，暗暗高兴。第二天做祷告的时候，他始终轻蔑地斜起眼睛瞧着唱诗班的席位，那儿只有阿历克塞·阿历克塞伊奇孤零零一个人用男低音唱歌。助祭提着手摇香炉走过唱诗班席位的时候，叽叽咕咕说：

“按着乐谱唱呀，唱呀！加把劲唱呀！伯爵要赏给唱诗班一张红票子[5]呢！”

做完弥撒后，指挥受了气，一肚子委屈，心里难过，走回家去。在家门口，脸色通红的阿甫季耶索夫追到他身边来。

“等一等，阿辽沙[6]，”助祭说，“等一等，傻瓜，你别生气！倒霉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老兄，还有我呢！刚才做完祷告以后，库兹玛神甫走到伯爵跟前去，问他说：‘您觉得助祭的嗓子怎么样，大人？他的男低音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不是吗？’你猜伯爵怎么说？多承他恭维一番！他说：‘哇哇地嚷，那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人的嗓子，’他说，‘可不及人的智慧那么要紧。’这个彼得堡的能人啊！不信神的人总归是不信神的人！我们走吧，可怜的老兄，我们去喝他一盅酒，消消胸中的闷气！”

两个仇人就互相挽着胳膊，走出了大门。……

[1] 包尔特酿斯基（1751—1825），俄国作曲家，写过许多宗教乐曲。——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3] 原文为意大利语。

[4] 暗指他躺在干草垛上打过盹儿。

[5] 旧俄时代的十卢布钞票。

[6] 阿历克塞的爱称。

意见簿

它，那簿子，放在火车站上专为它设置的写字台抽屉里。写字台抽屉的钥匙“由车站宪兵妥为保管”，其实钥匙根本用不着，因为写字台抽屉永远开着。您翻开簿子看一下吧：

“先生！这要算是处女作？！”

这下面画着一张丑脸，生着长鼻子和长犄角。丑脸下面写着：

“你是图我是像，你是畜生我不是。我是你的脸。”

“本人乘火车到达这个车站，观赏窗外的风景，不意我的帽子飞掉了。伊·亚尔蒙金。”

“这是谁写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傻瓜读了一遭。”

“野心科科长柯洛甫罗耶夫到此一游书此留念。”

“本人谨向长官申诉列车员库奇金对我妻子态度粗暴。我妻子根本没有吵闹，而且恰好相反，竭力要大家安静。同样，本人申诉宪兵克里亚特文粗暴地抓住我的肩头。本人居住在安德烈·伊凡诺维奇·伊谢耶夫的庄园上，他知道我的品行。账房办事员萨莫卢奇谢夫。”

“尼康德罗夫是社会主义者！”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下述可恶的行为……〔被涂掉〕。我路过这个车站，目睹下述情况而满腔愤慨……〔被涂掉〕。在我眼前发生了下述可恶的事件，以鲜明的色彩画出我们铁路的秩序……〔下文一概被涂掉，只留下署名〕。库尔斯克中学七年级学生阿历克塞·祖吉耶夫。”

“我在等候开车的时候观察车站站长的相貌，极不满意。我要在路上说明这一点。无忧无虑的别墅客。”

“我知道这是谁写的。这是玛·德写的。”

“诸位先生！捷尔佐甫斯基是个骗子！”

“宪兵太太昨天同车站食堂老板柯斯契卡同坐一辆马车在河对岸走过。但愿太平无事。不要伤心啊，宪兵！”

“本人乘车路过车站，肚子饥饿，想吃东西，却找不到斋戒的素食。助祭杜霍夫。”

“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

“如有人拾得皮烟盒一个，请交售票处安德烈·叶果雷奇。”

“本人已被革职，原因似是酗酒，本人特此声明：你们统统是骗子和窃贼。电报员柯兹莫杰米扬斯基。”

“请以美德来美化你自己吧。”

“卡倩卡，我发疯般地爱您！”

“我要求在意见簿上勿写不相干的事情。代站长伊凡诺夫第七。”

“虽然你是第七，可你也还是傻瓜。”

两封信

一 认真的请托

我亲爱的和宝贵的叔父阿尼西木·彼得罗维奇！

刚才您的同乡库罗谢耶夫到我这儿来，谈话之间顺便告诉我说，您的邻居穆尔达谢维奇前些日子带着家人从国外回来了。这个消息特别使我震惊，因为早先有过流言，说穆尔达谢维奇永远在国外定居了。宝贵的和亲爱的叔父！倘使您多少有点喜欢您的侄子，那就请您，我的亲人，到穆尔达谢维奇家里去一趟，了解一下他的养女玛宪卡近况如何。我要向您吐露深藏在心底的一个秘密。我只能告诉您一个人。我爱玛宪卡，热烈地爱她，胜过爱我的生命！六年的离别丝毫也不能冲淡我对她的爱情。她活着吗？身体健康吗？请来信告诉我，您见到她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她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还像从前那样爱我。我可以给她写信吗？您都打听一下，我的亲人，而且写得详细点。

您对她说，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个胆怯而穷苦的大学生了。……我已经做律师，业务发达，有钱。……一句话，要让我的生活十足幸福，只缺她了。……只缺她了！

我等候您赶快回信。拥抱您。

弗拉基米尔·格烈奇涅夫

二 详细的回信

我亲爱的侄儿沃洛嘉[1]！

我收到来函，第二天当即乘车到穆尔达谢维奇家。他乃是好人！他在国外老多了，头发白多了，唯他至今记得我这老朋友，所以我走进去，他就拥抱我，久久瞧我的脸，用胆怯而温柔的感叹声说：“我不认得您了！”等到我说出我的姓名，他就又一次拥抱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他乃是好人呀！我在他家喝酒，吃冷荤菜，然后坐下打“尤胜”[2]，每一局输赢为十分之一卢布也。他向我述说国外情况，可谓天花乱坠，层出不穷，并用俏皮口吻讲起德国的可笑风俗，引我发笑耳。然而，他说，在德国，科学正突飞猛进矣。他还给我看画片，是他经过意大利在路上买的，上画女性一名，其打扮颇为古怪而不成体统也。我也见到玛宪卡。她身穿阔气的粉红色连衣裙，另有各种装饰品，品质珍贵。她还记得你。她问到你时，甚至眼含泪水。她盼望你写信给她，感激你的惦念和感情。你信上说业务发达，有钱了！务希节省金钱，亲爱的，行为需有分寸，有节制。我年轻时，过于沉湎女色，但时间短，有节制，然而现在仍旧懊悔也。最后，我祝福你，愿你诸事顺遂。

你的叔父和关切你的人阿尼西木·格烈奇涅夫

附言。你的信虽不易看懂，然而写得娓娓动听，善于措辞。我拿去给所有邻居看过矣。他们读完信，认为你似是写作大家，格利果利神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甚至抄下该信，打算寄给报纸发表。我还给玛宪卡和她丈夫看过该信，她丈夫是日耳曼人乌尔玛赫尔，玛宪卡已于去年嫁给他。该日耳曼人读完一遍，赞不绝口云云。现在我仍然给大家看你的信，我自己也读。望你再写信来！穆尔达谢维奇家里的鱼子酱很好吃也。

经查明以上两信确是原件：无脾人[3]。

[1] 弗拉基米尔的爱称。

[2] 写错，应是“优胜”，一种纸牌戏名。下文还有错字，不再一一注出。

[3] 契诃夫的笔名。

永恒的运动[1]

法院侦讯官格利舒特金是个老人，远在改革[2]以前就开始工作了。医生斯维司契茨基是个心情忧郁的先生。这时候他们同坐一辆马车去验尸。他们的车子在秋天的乡间土道上赶路。天色黑得厉害，大雨倾盆。

“这可真是糟透了，”侦讯官抱怨说，“慢说文明和人道主义，就连像样的天气也没有。不用说，这个国家可真妙！居然也要算是欧洲呢，简直难以想象。……雨啊，雨啊！下得好大，就像是谁把它雇来的一样，混蛋！你倒是快点赶车啊，天杀的，要是你不乐意，我就把你这混蛋和流氓的牙齿统统打掉！”他对坐在赶车座位上的工人嚷道。

“奇怪，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医生说，叹口气，把身上那件淋湿的皮大衣裹紧，“我甚至没注意到这种天气。有一种奇怪的、痛苦的预兆折磨着我。我觉得似乎马上就要遭到什么祸事。我是相信预兆的……我在等着出事。样样事都可能发生的。尸体的传染啦……我心爱的人的死亡啦。……”

“当着米希卡[3]的面议论预兆，您总该害臊才是，您简直像个乡下娘们儿。比眼前再坏的局面不可能有了。这么大的雨，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您猜怎么着，季莫费依·瓦西里奇？我再也不能这么坐车赶路了。您就是打死我，我也办不到。应当找个地方歇下来过夜才对。……这附近有什么人家吗？”

“有亚凡·亚凡内奇·叶若夫，”米希卡说，“我们马上穿过树林，只要再过一座小桥就到了。”

“叶若夫？那就到叶若夫家去！正好，我有很久没到这个不守教规的老人家里去了。”

他们的马车穿过树林，驶过小桥，往左转弯，再往右转弯，进了叶若夫家的大院子。叶若夫是退役的少将，现在担任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庭长。

“他在家！”格利舒特金从四轮马车上下来，看到正房窗子里灯光明亮，说，“他在家才好。我们就可以喝一通酒，吃一顿饱饭，好好睡一觉了。……虽然他是个无聊的家伙，然而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倒是好客的呢。”

叶若夫本人在前厅里迎接他们，他是个身材矮小和满面皱纹的老人，脸缩成一团带刺的肉[4]。

“很巧啊，很巧，两位先生……”他开口说，“我们刚坐下来用晚饭，正吃猪肉，三十三个立刻[5]。你们要知道，副检察官也在我这儿。多谢他，这个天使，来找我。明天我跟他一块儿去参加会审法庭。明天我们的会审法庭开庭……三十三个立刻。……”

格利舒特金和斯维司契茨基走进大厅里。那儿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冷荤菜和葡萄酒。主人的女儿娜杰日达·伊凡诺芙娜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份餐具。她是个年轻的黑发女人，穿着重丧服，因为她的丈夫不久以前去世了。她身旁坐着副检察官丘尔潘斯基，面前也有一份餐具。他是个年轻人，留着连鬓胡子，脸上布满青筋。

“你们认识吗？”叶若夫说，伸出手指头朝着所有的人指指点点，“喏，这位是副检察官，这是我女儿。……”

黑发女人微微一笑，眯细眼睛，向新来的人伸出手。

“那么……给你们洗尘，两位先生！”叶若夫斟满三杯酒，说。“喝呀，上帝的人！我替在座的人敬你们一杯，三十三个立刻。好，祝你们健康。……”

他们喝酒。格利舒特金吃了点小黄瓜，然后开始吃猪肉。医师喝下酒去，叹口气。丘尔潘斯基先向那个太太告罪，然后点上雪茄烟，同时龇出牙来，看上去好像他嘴里至少有一百颗牙似的。

“嗯，怎么样，诸位先生？酒杯可是不等人的！啊？副检察官！大夫！为医学干杯吧！我喜欢医学。一般说来，我是喜欢青年人的，三十三个立刻。不管怎么说，青年人总是走在前边。好，祝我们大家健康。”

他们谈起天来。大家纷纷讲话，只有副检察官丘尔潘斯基除外，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鼻孔里冒出一缕缕雪茄的烟。显然，他认为他自己是贵族，看不起医生和侦讯官。晚饭后，叶若夫、格利舒特金和副检察官坐下来玩“带明手的文特”。医生和娜杰日达·伊凡诺芙娜在钢琴旁边坐下，闲谈起来。

“您是去验尸吗？”俊俏的寡妇开口说，“去解剖死尸？啊！一个人要有多么大的意志力，要有多么刚强的性格，才能眉头也不皱，眼睛也不，举起一把刀来，握住刀柄，一刀刺进断了呼吸的人的身体啊。我，您要知道，是崇拜医生的。他们是些特殊的人，神圣的人。大夫，为什么您这么愁闷呢？”她问。

“我有一种预兆。……有那么一种奇怪的、痛苦的预兆折磨着我。好像我马上就会失掉我心爱的人似的。”

“您，大夫，结婚了吗？您有至亲的人吗？”

“一个也没有。我是单身汉，连朋友都没有。告诉我，太太，您相信预兆吗？”

“啊，我相信预兆。”

医生和寡妇讨论预兆的时候，叶若夫和侦讯官格利舒特金屡次从牌桌旁边站起来，走到放冷荤菜的桌子那边去[6]。夜里两点钟，输了钱的叶若夫忽然想起明天的会审法庭，拍一下额头。

“圣徒呀！我们在干什么呀？！啊，我们这些不法之徒，不法之徒！明天天一亮就得坐车去参加会审法庭，可是我们还在打牌！该睡了，该睡了，三十三个立刻！娜德卡[7]，去睡吧！我宣布休庭。”

“您，大夫，是幸福的，因为您在这样的夜里睡得着觉！”娜杰日达·伊凡诺芙娜跟医生告别的时候说，“我听着雨点敲打窗子，听着可怜的松树哀叫，就睡不着觉。现在我到卧室里去，看书解闷。我没法睡觉。一般说来，如果小过道上我房门对面的窗台上点着一盏小灯，那就说明我没睡觉，正闷得慌呢。……”

医生和格利舒特金在拨给他们使用的房间里，发现用绒毛褥垫打了两个地铺。医生脱掉衣服，躺下，拉过被子来把头蒙上。侦讯官脱掉衣服，躺下，可是翻来覆去闹腾很久，然后起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是个极不安定的人。

“我一直在寻思那个太太，寡妇，”他说，“那么漂亮！为了她就是送掉命也未尝不可！那眼睛，那肩膀，那穿着淡紫色袜子的小脚……火一般的娘们儿！好一个娘们儿，嘿！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可是这么个美人儿却归一个鬼才知道的家伙，法学家、副检察官所有了！就是那个满脸青筋的傻瓜，活像个英国佬！这班法学家，老弟，我可受不了！你跟她谈预兆的时候，他嫉妒得差点咽了气！那还用说，她真算得上漂亮的女人呢！漂亮得了不得！大自然的奇迹啊！”

“是的，她是个令人敬重的女人，”医生从被子里探出头来说，“这个女人感受力强，神经质，富于同情心，那么敏感。喏，我跟您是马上就会睡着的，她呢，可怜的人，却睡不着。她的神经受不了这种风暴的夜晚。她告诉我说她会通宵寂寞无聊，读书消遣。可怜的女人！多半，她那儿现在点着小灯呢。……”

“什么小灯？”

“她说，要是她房门对面的窗台上点着一盏小灯，那就说明她没睡着。”

“这话是她跟你说的？她跟你说的？”

“是的，她跟我说的。”

“既是这样，你这个人我就不懂了！要知道，如果她跟你说过这种话，那就等于说，你成了普天之下最走运的人了！好一个大夫！你是好样的！你真值得称赞，朋友！虽然我嫉妒你，可是我也还是要称赞你！老弟，与其说我为你高兴，倒不如说我为那个法学家，为那个红头发的坏蛋高兴！我高兴的是你给他安上犄角[8]了！好，你穿上衣服！快去！”

格利舒特金一喝醉酒，对一切人就都称呼“你”。

“您异想天开了，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医生忸怩地回答说。

“得了，得了……别说废话，大夫！你穿上衣服，去吧。……《为沙皇献身》里怎么唱来着？‘在爱情的道路上，我们过日子好比摘花。’……穿上衣服，我亲爱的。快点！季莫沙[9]！赶快啊，畜生！”

“对不起，我不懂您的意思。”

“可是这有什么不懂的！这是天文学还是什么的？穿上衣服，到小灯那儿去，你该懂的就是这些。”

“奇怪，您对那个女人，对我，抱着这种使人不愉快的看法。”

“你丢开这些哲理吧！”格利舒特金愤愤地说，“难道你还能犹豫不定？要知道，这是不识好歹！”

他敦劝医生很久，发脾气，央告他，甚至跪在他面前，可是最后破口大骂，啐了口唾沫，往地铺上倒下去。然而一刻钟后，他忽然跳起来，叫醒医生。

“您听着！您坚决拒绝到她那儿去吗？”他厉声问道。

“哎……我到那儿去干什么？您是多么不安宁的人，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跟您一块儿去验尸真是要命！”

“也罢，见鬼，那我上她那儿去！我……我不见得比哪个法学家，比哪个婆婆妈妈的医生差。我去！”

他很快地穿上衣服，往门口走去。

医生用疑问的眼光瞧着他，仿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似的，后来却跳起来。

“我想，您这是开玩笑吧？”他拦住格利舒特金的去路，问道。

“我没有工夫跟你说废话。……放我走！”

“不，我不能放您走，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您躺下睡觉。……您醉了！”

“你这个江湖郎中，有什么权利不放我走？”

“我有权利：我必须保护那个高尚的女人。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您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您打算干什么事！您是老人！您六十七岁了！”

“我是老人？”格利舒特金冒火了，“是哪个混蛋对你说我是老人的？”

“您，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喝多酒，激动起来了。这不好！您不要忘了您是人，不是畜生！畜生才可以服从本能，而您是万物之灵，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

万物之灵却把脸涨得通红，两只手揣在口袋里。

“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放不放我走？”他忽然逼尖喉咙嚷道，仿佛在野外呵斥马车夫似的，“坏蛋！”

可是他自己立刻给自己的声音吓一跳，离开门口，往窗子那边走去。他虽然喝醉酒，不过仍然为他那声尖叫感到羞愧，那声尖叫多半惊醒了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人。他们沉默一阵，然后医生走到他身边，碰一碰他的肩膀。医生眼睛湿润，两颊火红。……

“阿盖依·阿历克塞伊奇！”他用发抖的声音说，“既然您说出尖刻的话，既然您忘却一切礼貌，骂我坏蛋，那么您会同意，我们再也不能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了。我遭到您严重的侮辱。……姑且假定我不对吧，不过……实际上我有哪点儿不对呢？那个女人诚实而高尚，可是忽然间，您竟然纵容自己说出那样的话来。对不起，我们不能再做朋友了。”

“好得很！我不稀罕这样的朋友。”

“我马上就走，我再也不能跟您在一起相处，而且……我希望我们以后也不再见面。”

“您坐什么车走？”

“坐我自己的马车。”

“那我坐什么车走？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打算下流到底吗？您用您的马车把我送到这儿来，那您也得用您的马车把我送走。”

“要是您乐意，我把您送回去就是。不过现在就得动身。……我现在就走。我激动得很，再也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

随后格利舒特金和斯维司契茨基默默地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他们叫醒米希卡，然后坐上那辆四轮马车，走了。……

“不要脸的家伙……”一路上侦讯官唠叨说，“要是不会对待正派的女人，那就该在家里坐着，不要跑到有女人的房子里去。……”

他说这话是在骂自己呢，还是骂医生，那是很难弄明白的。等到马车在他的住处附近停下，他就跳下车，走进门去，嘴里说着：

“我不愿意再跟您来往！”

三天过去了。医生出诊回来，在家里长沙发上躺着，由于无事可做而读《医生日历》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医生姓氏，极力要找出一个最响亮好听的姓来。他心绪安宁，良好，平和，好比窗外的天空，这时候正有一只云雀在蓝天上停着不动。这都是因为昨天夜里他梦见一场火灾，火灾却是吉兆。忽然，外面响起雪橇来到门前的声音（天上飘着小雪），然后侦讯官格利舒特金在房门口出现。这是个出人意料的来客。医生坐起来，瞧着他，又窘又怕。格利舒特金咳嗽一声，低下眼睛，慢腾腾地往长沙发这边走过来。

“我是来赔罪的，季莫费依·瓦西里奇，”他开口说，“那次我对您有点不礼貌，甚至似乎对您说了些不中听的话。您，当然，理解我当时是酒后失态，我在那个老坏蛋家里喝了不少酒，请您原谅我。……”

医生跳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

“哎呀……上帝保佑！玛丽雅，拿茶来！”

“不，不要喝茶了。……没有工夫。如果可以的话，与其拿茶来，不如吩咐拿点克瓦斯来的好。我们喝完克瓦斯，就动身去验尸。”

“验什么尸？”

“还是那个军士的死尸呗，上一次我们坐着车去，可是没走到就回来了。”

格利舒特金和斯维司契茨基喝过克瓦斯，就坐上雪橇去验尸。

“当然，我道歉，”侦讯官在路上说，“那次我发了脾气。不过话说回来，您要知道，我还是愤愤不平，因为您没给副检察官……那个坏蛋安上犄角。”

他们坐车穿过阿里莫诺沃村，看见一家小饭铺，旁边停着叶若夫的三套马雪橇。……

“叶若夫在这儿！”格利舒特金说，“那是他的马。我们去会一会他。……我们喝点矿泉水，顺便看一看那个女掌柜。这儿有个出名的女掌柜！那个娘们儿，嘿！大自然的奇迹啊！”

两个旅客从雪橇上下来，走进小饭铺里。叶若夫和丘尔潘斯基正在那儿坐着喝加橘汁的茶。

“你们到哪儿去？从哪儿来？”叶若夫看见格利舒特金和医生，惊讶地说。

“我们还是去验尸，总也没去成。我们像是掉在一个施过魔法的圈子里，绕来绕去，出不去了。你们到哪儿去？”

“去参加会审法庭呗，老兄！”

“为什么去得这么勤？你们不是前天刚去过吗！”

“鬼打墙，没去成。……副检察官牙痛起来了，再者这几天我也有点心绪不佳。嗯，你们喝点什么呢？你们坐下，三十三个立刻。喝白酒还是啤酒？给我们把两样都拿来吧，女掌柜。啊，好一个女掌柜！”

“是啊，这个女掌柜出了名，”侦讯官同意说，“这个女掌柜出了名。这个娘们儿，嘿，嘿！”

过了两个钟头，医生手下的米希卡从小饭铺里出来，对将军的马车夫说，把马从车上卸下来，遛一遛。

“这是你东家吩咐的。……他们坐下来打牌了！”他说，摆一摆手，“现在是，不到明天就休想离开此地。咦，县警察局长也来了！这样一来，咱们可就要在这儿守到后天去了！”

县警察局长坐着雪橇来到小饭铺跟前。他认出叶若夫的马，愉快地笑一笑，登上台阶，跑进去了。……

[1] 原文为拉丁语，意为：一种不能实现的科学幻想。

[2] 指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根据这种改革，确立了陪审员制度，刑事案件从那以后实行公开审判。

[3] 赶车的工人的名字。

[4] 这是“刺猬”的形象，而“叶若夫”这个姓就可以意译为“刺猬”。

[5] 一句常用的口头语，没有什么含意。

[6] 目的是喝酒。那种桌子上照例有酒，冷荤菜是供下酒用的。

[7] 娜杰日达的小名。

[8] 意谓“你夺去了他的所爱”。

[9] 季莫费依的爱称。

读书

老于世故的人的故事

有一回，在我们的上司伊凡·彼得罗维奇·谢米巴拉托夫办公室里，我们剧院的经理加拉米多夫坐在那儿同他谈起我们女演员的演技和美貌。

“可是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伊凡·彼得罗维奇一面在拨款单上签名，一面说，“索菲雅·尤烈芙娜才算是强有力的、别具一格的天才！那么可爱，优雅。……那么迷人啊。……”

伊凡·彼得罗维奇原想继续说下去，然而兴奋得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光是畅快而甜蜜地微笑，弄得剧院经理瞧着他，感到自己的嘴里也有一股甜味了。

“我喜欢她……哦哦……念独白的时候她那年轻的胸脯总是起伏和颤动。……她不住地喘气，不住地喘气！请您转告她说，在那种时候，我真不惜……牺牲一切啊！”

“大人，请您费神在这件答复赫尔松警察局的公文上签个字，这件公文是有关……”

谢米巴拉托夫抬起笑眯眯的脸，看见他面前站着文官美尔嘉耶夫。美尔嘉耶夫站在他面前，睁大眼睛，捧着一件公文请他签字。谢米巴拉托夫皱起眉头：一首诗在最有趣的地方却被散文打断了。

“这件公文，尽可以过一会儿再签字，”他说，“您没看见我在说话吗？这班人也太没教养，太不识趣了！您瞧，加拉米多夫先生。……您刚才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果戈理笔下的典型人物。……可是这儿就是一个！他岂不就是典型？穿得邋邋遢遢，胳膊肘上的衣服都磨破了，眼睛是斜的……头发从来也没好好梳理过。……您再看看他写出来的东西！这些公文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别字连篇，文理不通……像是鞋匠写的！您看嘛！”

“嗯，是啊……”加拉米多夫看一看公文，哼哼哈哈地说，“确实。……您，美尔嘉耶夫先生，多半很少读书吧。”

“这样可不行，最亲爱的！”上司继续说，“我都替您害臊！您至少也该读点书什么的。……”

“读书大有好处！”加拉米多夫说，无缘无故地叹口气，“好处大得很呢！您读了书，就会立刻觉着您的眼界大不相同。您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书。……比方说我就有。……我是乐于借给您的。要是您愿意的话，明天我就把书送来。”

“您道谢吧，最亲爱的！”谢米巴拉托夫说。

美尔嘉耶夫就尴尬地鞠躬，动了动嘴唇，走出去了。

第二天加拉米多夫来到我们衙门里，随身带来一捆书。从这时候起，一件糟糕的事就开始了。后代的子孙永远也不会原谅谢米巴拉托夫这种轻率的行径！青年人做出这样的事，也许还情有可原，然而这在一个老练的四等文官却是不可原谅的！剧院经理来后，美尔嘉耶夫就给叫到办公室里去了。

“拿去，读吧，最亲爱的！”谢米巴拉托夫递给他一本书，说，“您用心读一读。”

美尔嘉耶夫伸出发抖的手，接过那本书，然后走出办公室。他脸色苍白。他那对斜视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着，似乎向四周的东西求援似的。我们把他手里的书拿过来，开始小心地细看。

那本书是《基度山伯爵》[1]。

“你拗不过他的意志！”我们年老的会计员普罗霍尔·谢敏内奇·布迪尔达叹口气说，“你就好歹加把劲，努力看吧。……你管自不慌不忙地读下去，反正，求上帝保佑，日后他总会忘掉这件事，那时候你就可以丢开不读了。你不用害怕。……要紧的是你别往书里深钻。……你就读一下，不要去深究其中的奥妙。”

美尔嘉耶夫用纸包好书，坐下来写公文。可是这一回他写不下去了。他手发抖，斜着眼睛往不同的方向看：一只眼睛看着天花板，另一只看着墨水瓶。第二天他泪汪汪地来上班。

“我已经从头读过四次，”他说，“可是我什么也没看懂。……书里尽是些外国人。……”

过了五天，谢米巴拉托夫路过我们的桌子，在美尔嘉耶夫面前站住，问道：

“嗯，怎么样？那本书读了吗？”

“读了，大人。”

“那么您都读到些什么呢？好，说吧！”

美尔嘉耶夫抬起头来，开始努动嘴唇。

“我忘了，大人……”他过一会儿说。

“这是说您没读，或者，呃呃……读得不用心！马马虎虎！这样可不行！您再从头读一遍！一般说来，诸位先生，我奉劝你们也这样做。读一读书吧！大家都读！你们把我屋里窗台上的书拿来读吧。巴拉莫诺夫，您去，给您自己拿一本！波德霍德采夫，您也去，最亲爱的！斯米尔诺夫，还有您！大家都去，诸位先生！我请求你们！”

所有的人就都走去，各自拿了一本书。只有布迪尔达敢于提出异议。他摊开两只手，摇摇头，说：

“您务必原谅我才好，大人。……我很快就要退休了。……我知道读了这些批评和著作以后会出什么事。我的大孙子就因为看了这些东西才当面骂他亲娘傻娘们儿，整个斋期都喝牛奶。请您原谅我，大人！”

“您什么也不懂。”谢米巴拉托夫说，照例原谅了这个老人的出言不逊。

然而谢米巴拉托夫说错了，其实老人什么都懂。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见到这次读书的成果了。波德霍德采夫读完《永恒的犹太人》[2]第二卷以后，骂布迪尔达“伪君子”。斯米尔诺夫来上班的时候，总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可是读书的影响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及在美尔嘉耶夫身上表现得那么强烈。他消瘦，憔悴，开始喝酒了。

“普罗霍尔·谢敏内奇！”他恳求布迪尔达说，“请您让我永生永世为您祷告上帝吧！您去求求大人，让他饶了我。……我没法读下去了。我白日黑夜地读，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妻子给我朗诵，累得筋疲力尽，可是，就是打死我，我也一点都不明白！请您发发上帝的慈悲！”

布迪尔达有好几次大着胆子去报告谢米巴拉托夫，可是上司光是摇手，然后跟加拉米多夫一块儿在衙门里走来走去，指责所有的人不学无术。照这样过去两个月，最后这件事却以骇人听闻的方式结束了。

有一天，美尔嘉耶夫来上班，没在桌旁坐下，却在衙门中央跪下，哭着说：

“东正教徒们，原谅我没把公文写好！”

随后他走进上司的办公室里，在谢米巴拉托夫面前跪下，说：

“请您饶恕我，大人：昨天我把一个小娃娃丢到井里去了！”

他脑门叩着地板，放声痛哭。……

“这是怎么回事？！”谢米巴拉托夫惊讶地说。

“大人，”布迪尔达走出来，眼睛里含着泪水说，“这是说他脑筋糊涂了！他神志不清了！这就是您那个加拉米多夫拿那些著作惹出来的事！上帝是什么都看见的，大人。要是您不喜欢我的话，就请您批准我退休好了。我与其到老年看见这样的事，还不如索性饿死的好！”

谢米巴拉托夫脸色煞白，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不许让加拉米多夫再到这儿来！”他用低沉的嗓音说，“至于你们，诸位先生，放心好了。我现在看出我的错误了。我感激您，老人！”

从此以后，我们这儿就太平无事了。美尔嘉耶夫已经复原，然而还不能说完全复原。到现在为止，他一见到书就发抖，扭过脸去。

[1]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长篇小说。

[2] 指法国作家欧仁·苏（1804—1857）的长篇小说《流浪的犹太人》，共十卷。

特利丰

我毫不惋惜我的过去。[1]

莱蒙托夫

格利果利·谢敏诺维奇·谢格洛夫腰痛。他醒过来，在床上不住翻身。

“娜斯嘉！”他小声说，“麻烦你拿点酒精来，亲爱的，给我擦一擦后背！”

没有人应声。谢格洛夫伸出手去摸摸身旁，却没摸到人。这张床，如果不把谢格洛夫本人算在内的话，就是空的。

“她到哪儿去了？”他暗想。然后他喊道：“娜斯嘉！娜斯嘉！”

这一回也没有人应声。他只能听见外面守夜人敲梆子，屋里圣像前那渐渐熄灭的长明灯发出毕剥的爆响。谢格洛夫预感到事情不妙，就擦掉额头上的冷汗，从床上跳下来。这已经是夜里三点钟，在这种时候娜斯嘉是照例应当酣睡得跟娃娃一样的。只有特殊的原因才可能弄得她不睡觉。谢格洛夫很快地穿上衣服，走出去，来到院子里。

一轮明月，丰满而庄重，无异于将军家里的管家妇，在天空浮游，把美好的亮光洒遍天空，倾泻在院子里和鳞次栉比没有尽头的房屋上，倾泻在正房两旁乌黑的花园里。月光柔和而均匀，爱抚着人间万物。……土地上和树枝上连一片绿叶也没有，花园显得阴沉而严酷，然而一切又都使人感到现在已经是三月底，春天就要开始了。谢格洛夫把整个院子扫一眼。在那广大而空旷的地方他一个人也没看见，只看见一头牛犊站在那儿，一条腿上拴着绳子，拼命地蹦跳。谢格洛夫走进花园里。那儿安静而明亮。黑乎乎的灌木丛中飘出潮气，就像从地窖里冒出来的一样。

“说不定她是到村子里去了吧！”格利果利·谢敏内奇暗想，由于不安和寒冷而发抖。“要是她不在凉亭里，那就只好派人到村子里去找了。”

谢格洛夫知道娜斯嘉有两种毛病：她常常心里愁闷而离开他，到村子里去找她的亲属，此外她还养成习惯，喜欢夜里独自到凉亭去，在黑地里坐着，唱悲凉的歌曲。

“我年老，衰迈了……”格利果利·谢敏内奇暗想，“她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什么乐趣。……”

他往凉亭那边走去，听见女人的嗓音。然而那声音不是在唱歌，却是在说话。……话说得很快，一刻也不停，一口气说下去，仿佛在诉苦。……

“你丢开那个老鬼吧！”一个粗鲁的男人嗓音打断那个女人的话说，“你务必要这么办！你只顾穿绫罗绸缎，用水晶盘子吃东西，可是你这个傻娘们儿却一点也不懂：这是造孽。……唉唉……不行，娜斯嘉！应当打你一顿才是，可又没有人来打！”

“你不懂，特利沙[2]！要是这只是我一人的事，我早就躲开他，跑到一百俄里以外去了，可是，要知道……我爹，喏，想盖一所小木房……再说我弟弟也当兵去了。总得给他寄点烟草什么的。……”

那边传来哭泣声，随后是接吻声。谢格洛夫的背上，一股凉气从后脑壳一直贯到脚后跟上。他从声音听出那个男人就是他手下的管事特利丰。

“这个娘们儿，”他惊恐地想，“我把她从泥地里拉出来，叫她留在我身边，可以说，对她仁至义尽，差不多把她当成我的妻子了，不料，忽然间，她跟特利丰，跟这个下等人勾搭上了！啊？我给她穿绫罗绸缎，跟她同桌吃饭，把她当成太太，可是她呢……跟特利丰勾搭上了！”

老人又是气，又是愁，膝盖发软。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往正房那边慢慢走去，心里难过，失魂落魄。

“我才不在乎呢！”他在床上躺下，暗想，“她也许以为我缺了她就活不下去吧！哼，不对。……明天我就把她赶走。让她去跟她那些乡巴佬一块儿嚼谷糠去！……特利丰也是坏种……叫他滚蛋！明天早晨就付清他的工钱。……”

他盖上被子，开始思索。他的思想使他痛苦，糟糕透了。等到娜斯嘉从花园里回来，若无其事地上床睡觉，他那些思想已经闹得他周身发烧了。

“明天我就把他赶走。……可是，不……我不赶走他。……你把他赶走，他就到另一个地方去，满不在乎，仿佛根本没什么罪过似的。……要惩办他一下，叫他一辈子都记牢。……应当像从前那样，用鞭子抽他一顿才行。……把他抓到马房里去，狠狠地抽他……十个人一齐抽，浑身上下全抽到。……你拿鞭子抽他，他呢，求你，央告你，你就站在一旁，不住搓手：狠狠地抽他！使劲！使劲！叫她也站在旁边，我倒要看看她的脸色。‘嗯，怎么样，宝贝儿？啊啊……就该这样！’”

第二天早晨，娜斯嘉照往常那样斟茶。他坐在那儿，冷眼看她。她面容平静，眼睛明亮，不带一点狡猾的神色。

“我什么话也不跟她说，”他暗想，“让她自己去明白。……我要叫她精神上……精神上痛苦！我不跟她多说，我生她的气，那她就明白了。……哎，要是她听那个混蛋特利丰的话，真的走掉了，那可怎么办？”

最后这个想法，一时间把他吓坏了，他不由得脸色发白，说道：

“娜斯嘉，你怎么不吃小甜面包啊，亲爱的？要知道那是为你买的！”

八点多钟，管事特利丰走来报告他管的事务。谢格洛夫觉得那个农民带着痛恨和轻蔑的神情看他，恬不知耻而又洋洋得意。

“把他赶走未免太便宜他……”他用目光打量他，心里暗想，“应该用鞭子抽他一顿才成。”

“这我一点也看不明白，”他浏览一下特利丰交来的单据，开始挑毛病说，“这是什么数目字？是七十五呢，还是十五？你这个笨蛋！写七字，却连好好地画一个弯钩也不会！七字像是拨火棒，一字呢，却像是鞭子，外带一根小短尾巴。你连这个都不会写？笨蛋。……从前，出了这种事，就要把你们这班人抓到马房里去打一顿！”

“从前的事是从前的事……”特利丰瞧着天花板，嘟哝说。

谢格洛夫斜起眼睛看一下特利丰。他觉得那个农民在冷笑，显得越发厚颜无耻了。……

“滚出去！！”谢格洛夫无法忍受特利丰的嘴脸，尖声叫道。

一直到傍晚为止，谢格洛夫始终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盘算惩罚和报复的计划。他的头脑里有许多计划交替出现，然而不管他想出什么办法，却无一不是触犯刑法典的这一条款或者那一条款的。经过长久的苦思，事实证明他一样事情也不能做。……

夜间两点多钟，他站在凉亭旁边，听见谈话声，这次谈话比昨天更糟。特利丰笑呵呵地把他和东家的谈话对娜斯嘉讲了一遍。

“你知道，我恨不得揪住他的衣领，狠狠地摇他几下，那他就一命归阴了。”

谢格洛夫受不住了。

“这是谁在说话，混蛋？”他尖声叫道，“谁一命归阴了？”

凉亭里忽然沉默了。特利丰困窘地嗽一下喉咙。过一会儿，他犹豫不定地从凉亭里走出来，把肩膀倚在门框上。

“谁在这儿嚷？是什么人？哦，原来是您！……”他看见东家，说，“是您在嚷！”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从前，出了这种事，就要把我们这班人抓到马房里去用鞭子抽一顿，不过现在我却不知道会怎样……”特利丰瞧着月亮说，不住地冷笑，“想来，要给我算清工钱，把我赶走吧。……好可怕呀！”

他笑起来，顺着林荫道往正房走去。谢格洛夫踩着碎步跟他并排走着。

“特利丰！”他俩走到花园旁门的时候，他拉住他的袖子，小声说，“特利丰！我只有一句话想跟你说。……你等一等！其实我倒没什么。……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你听着！我活到老年，却来请求你，央告你这个坏蛋。我的好朋友！”

“怎么样呢？”

“你要明白。……我给你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甚至，要是你乐意的话，我还可以给你加工钱。……我给你三十卢布好了，不过你呢……得让我拿鞭子抽一顿！只抽这一回！我就抽你这一回，下不为例！”

特利丰略微想一想，看了看月亮，挥一下手。

“我不同意！”他说着，慢腾腾地往仆役的房间走去。……

[1] 摘自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我一个人出门上路……》（1841）。——俄文本编者注

[2] 特利丰的爱称。

玛丽雅·伊凡诺芙娜

在陈设豪华的客厅里，一个年轻女人，年纪二十三岁上下，坐在蒙着深紫色丝绒的躺椅上。她的姓名是玛丽雅·伊凡诺芙娜·奥德诺谢金娜。

“这种开端多么陈腐，公式化！”读者叫道，“这些先生老是一开头就写什么陈设豪华的客厅！真叫人读不下去！”

我向读者道歉，接着写下去。在那个女人面前，有个二十六岁光景的青年男子站着，苍白的脸上略微带点忧郁的神色。

“得，来了，来了。……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套，”读者生气地说，“又是个青年男子，而且一定得二十六岁！嗯，下边会讲些什么呢？这是谁都知道的。……他要求诗、爱情，她呢，却提出散文式的要求来回答他：她要买手镯。要不然恰好相反，她要诗，而他则不然。……我不想再读了！”

不过我仍然要继续写下去。青年男子目不转睛地瞧着年轻的女人，小声说：

“我爱你，美妙的人儿，哪怕眼下你那儿吹来坟墓里的寒气也没关系！”

这当儿，读者再也忍耐不住，开口骂道：

“见鬼去吧！他们老是用这些胡说八道来款待读者，什么陈设豪华的客厅啦，什么玛丽雅·伊凡诺芙娜以及坟墓里的寒气啦！”

谁知道呢，您愤怒也许是对的，读者先生。然而您也可能不对。我们这个时代，妙就妙在谁对谁错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甚至审判盗窃犯的陪审员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错了，究竟该怪哪个人呢，还是该怪那些没有收藏好的钱，或是该怪生到世界上来的他们这些陪审员。这个世界上任什么事情也休想弄清楚！

不管怎么说吧，即使您对，我也没错。您认为我这个短篇小说没趣味，不必要。姑且承认您对，我错吧。……可是，您也得承认，我的某些情况至少可以减轻我的罪名。

的确，如果我自己就感到烦闷无聊，如果我已经害了两星期的间歇热，那我能写出有趣味和极其必要的作品吗？

“既然您害着热病，那您就不要写东西。”

话是不错的。……不过为了不致把话说得太长起见，请您设想一下，我有热病，心绪恶劣，同时另一个文学工作者也有热病，第三个有吵闹不休的老婆，而且自己又闹牙痛，第四个得了精神忧郁症。所有我们这四个人都不写东西。那么请教，每期报纸和杂志都用什么东西来填满？莫非就用你们读者每天论普特[1]寄到我们报纸和杂志的编辑部里来的那些作品吗？从你们那些按普特算的沉重稿件里，合用的作品恐怕只能选出区区一佐洛特尼克来，而且就连这一点点，也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极其勉强地选出来呢。

所有我们这些职业的文学工作者都不是票友，而是文学界的真正工人，就我们这班人来说，统统都是这样。可我们也是人，跟您一样，跟您的兄弟一样，跟您的姐妹一样，都是普通人。我们也有神经，也有内脏，那些折磨您的事也在折磨我们，我们的愁苦远比欢乐多，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每天都能找出借口来不工作。每天都行，我向您担保！倘使我们听从您的话“不要写东西”，倘使我们都向疲乏、烦闷、热病让步，当前的全部文学就要停顿了。

然而这种文学一天也不能停顿，读者先生。虽然您觉得它渺不足道，有点灰色，没有趣味，虽然它没激起您的欢笑、愤怒、喜悦，然而它仍旧存在着，发挥它的作用。缺了它是不行的。……要是我们走掉，离开我们的园地哪怕一分钟，立刻就会有一批戴着可笑的圆锥帽和挂着马铃铛的小丑来接我们的班，立刻就会有一批坏教授、坏律师以及按照“左！右！”的口令叙述荒谬的恋爱故事的士官生来接我们的班。

尽管我心绪烦闷，尽管我害着间歇热，我还是得写。我得尽我的所能，尽我的才智，不断写下去。我们人少，屈指可数。凡是工作者稀少的地方，就不能要求休假，哪怕是一个短时期也不行。这是不行的，而且也不应当那样做。

“不过，话虽如此，仍然可以选些比较严肃的题材嘛！喏，说真的，这个玛丽雅·伊凡诺芙娜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周围，可写的现象多得是。我们的周围，问题也多得是。……”

您说得对，不管是现象还是问题，都有很多，不过请您指出来您究竟需要什么。既然您那么愤慨，那就请您指出来，以便使我彻底相信您说得对，相信您真是很严肃的人，您的生活很严肃。请您指出来，而且请您讲明白，否则我就可能认为，您所说的问题和现象根本不存在，您只不过是个可爱的人，由于闲得没事干，偶尔也喜欢谈一谈严肃的东西而已。

不过，是时候了，这个短篇小说也该结束了。

那个青年男子在美丽的女人面前站了很久。最后他脱掉礼服，脱掉脚上的皮靴，小声说：

“再会！明天见！”

然后他在睡榻上躺平，盖上长毛绒被子。

“当着女人的面就脱衣服睡觉？！”读者大吃一惊，“这简直是荒唐，胡诌！岂有此理！警察呀！书报检查官呀！”

不过请您慢一慢，不要着急，严肃的、疾言厉色的、思想深刻的读者。那个陈设豪华的客厅里的女人，是油画像，挂在睡榻的上方。现在您管自去愤慨，爱怎么愤慨就怎么愤慨吧。

可是，纸张倒了霉，让人家乱写一气！要是像《玛丽雅·伊凡诺芙娜》这类无聊的东西也发表出来，那显然是因为缺乏更有价值的素材。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请您赶紧坐下，表达您那些深刻而堂皇的思想吧，请您写出整整三普特重的作品来，把它寄给一个什么编辑部去吧。您赶快坐下来写！您写出来就赶快寄出去！

反正人家会把稿子退还您的。

[1]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该说话还是该沉默

神话

在某王国，某国家，从前有两个朋友，名叫克留盖尔和斯米尔诺夫。克留盖尔智力超群。斯米尔诺夫呢，与其说聪明，还不如说温和、谦虚、性格软弱。头一个朋友健谈，能说会道，第二个朋友却沉默寡言。

有一回他们两人乘火车，坐在同一辆车厢里，极力要征服同一个姑娘。克留盖尔坐在姑娘旁边，甜言蜜语，对她大献殷勤。可是斯米尔诺夫一言不发，眨巴眼睛，按捺不住情欲而舔嘴唇。在一个火车站上，克留盖尔跟姑娘一块儿走出车厢，很久都没回来。他回来后，挤一下眼睛，咂一下舌头。

“你，老兄，怎么干得这样顺手？”斯米尔诺夫羡慕地说，“你的本事多么大！你还没来得及在她身旁坐下，事情就办成了。……走运的人啊！”

“可是你为什么错过机会呢？你跟她一块儿坐了三个钟头，却连一句话也没说！你不言不语，活像木头！在这个世界上，老兄，沉默是行不通的。你得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才行。你一事无成，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你窝囊！”

斯米尔诺夫同意这个道理，暗自决定改变他的性格。过了一个钟头，他压下胆怯的心情，在一个穿青色衣服的先生旁边坐下，同他活跃地交谈起来。那个先生原来很爱说话，立刻开始向斯米尔诺夫提出种种问题，主要是学术性质的。他问斯米尔诺夫觉得大地和天空怎样，对自然法则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是不是满意，还略微涉及欧洲的自由思想、美国的妇女地位，等等。斯米尔诺夫爽快而热烈地回答他的话。

可是穿青色衣服的先生却在火车到达一个车站的时候，拉住他的手，冷笑一下，说：“跟着我走！”这时候，您会同意，斯米尔诺夫的惊愕真是非同小可！

斯米尔诺夫跟着他走去，就此失踪，下落不明。两年后他遇见克留盖尔，当时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身体干瘦，好比死鱼的骨架。

“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克留盖尔惊讶地说。

斯米尔诺夫苦笑一下，把他经历的苦难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往后你可别发傻，别多说话！”克留盖尔说，“要守口如瓶，这一条你得记住。”

骄傲的人

故事

事情发生在商人西涅雷洛夫的婚礼上。

男傧相涅多烈左夫是个高身量的青年人，生着暴眼睛，头发剪短，礼服的两片后襟张开。他正站在一群小姐当中，侃侃而谈：

“女人要生得漂亮，男人不漂亮倒没关系。在男人身上，智慧和教养最要紧，漂亮不漂亮，对他来说，倒算不了什么！要是你头脑里没有教养和智力，那你哪怕是美男子，也还是一钱不值。……是啊。……我不喜欢漂亮的男人！呸[1]！”

“您这么讲是因为您自己长得不漂亮。喏，您顺着门口往那边房间里看，那儿坐着个男人！他才称得起是地道的美男子呢！单是那对眼睛就好看极了！您看！真招人爱！他是谁呀？”

男傧相往另一个房间里看，鄙夷地一笑。那边有个相貌漂亮、黑发黑眼的男人，坐在圈椅上，舒展开四肢。黑发男人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摆弄着表链，眯细眼睛，尊严地瞧着客人们。他嘴唇上浮着鄙夷的笑意。

“没什么了不得的！”男傧相说，“相貌平常。……甚至可以说，生得挺丑。那张脸有点蠢相。……他脖子上鼓出的喉结足有两俄尺长哟。”

“可他毕竟挺好看！”

“依你们看来他是美男子，可是依我看来却不然。如果他是美男子，那就是说他是蠢人，缺乏教养。他是谁？”

“我们不认识他。……多半不是商界的人。……”

“哼。……我敢凭摸彩会的彩票打赌：他是个蠢人。……他不住摇晃两条腿。……样子真讨厌！我马上就会弄明白他是个什么角色……他这个人的头脑怎么样。我马上就会弄明白。”

男傧相嗽一嗽喉咙，大摇大摆地走进另一个房间里。他在黑发男人面前站住，又嗽了嗽喉咙，沉吟一下，开口说：

“您近来怎么样，先生？”

黑发男人看看男傧相，笑一笑。

“平平常常。”他勉强说道。

“为什么平平常常呢？应当永远前进嘛！”

“为什么一定得前进呢？”

“就是啊。现如今[2]一切都在前进。比方说，什么电力啦，电报啦，各式各样的留音机[3]啦，电话啦。是啊！比如拿进步来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人人都得前进。……那么您也得前进。……”

“那么我，举例说，现在应该往哪儿前进呢？”黑发男人说，冷冷地一笑。

“可去的地方还少吗？只要有心就成。……地方多得很。……喏，比方说，到小吃部去就行。……您愿意去吗？为了初交，咱们各自干一杯白兰地。……啊？为了思想……”

“那也行。”黑发男人同意说。……

男傧相和黑发男人向小吃部走去。一个头发剪短的听差穿着礼服，系着肮脏的白领结，斟了两小杯白兰地。男傧相和黑发男人一饮而尽。

“这是很好的白兰地，”男傧相说，“不过还有更加实质性的[4]好酒。……咱们为了初交，各人喝一大杯红葡萄酒吧。……”

他们各自喝下一大杯红葡萄酒。

“现如今，我跟您成了朋友，”男傧相擦着嘴唇说，“而且，可以说，都喝了酒。……”

“不是‘现如今’，而是‘现在’……”黑发男人纠正说，“说话尚且不会，居然还要讲什么话。既然这样缺乏教养，换了我处在您的地位，就会一言不发，免得丢脸。……现如今……现如今……哈！”

“您笑什么？”男傧相怄气了。“我说‘现如今’是为了逗乐，为了开玩笑。……用不着龇着牙笑！姑娘家才喜欢这一套，我可不喜欢您那些牙。您是谁？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客人？”

“这不关您的事。……”

“您是干什么的？姓什么？”

“这不关您的事。……我可不是那种蠢货，不管见着什么人就报出我的身份。……我是个极其骄傲的人，不大愿意跟你们这种人长谈。我对你们这种人是不大理睬的。……”

“瞧瞧你。……嗯。……那么您不肯说您姓什么？”

“我不想说。……要是不管见到什么糊涂虫都报自己的姓名，介绍自己，我这舌头就忙不过来了。……我是个极其骄傲的人，在我的眼里，您跟这个仆役是一路货。……都是不学无术！”

“瞧瞧你。……您算是什么贵族？……哼，我们马上就会弄明白您是哪路货。”

男傧相扬起下巴，往新郎那边走过去。这时候新郎跟新娘坐在一块儿，脸红得跟虾似的，不住眨巴眼睛。……

“尼基沙！”男傧相对新郎说，同时往黑发男人那边点一下头。“那个戏子姓什么？”

新郎否定地摇头。

“我不知道，”他说，“他不是我的朋友。多半是我父亲把他请来的。你问我的父亲好了。”

“可你父亲躺在书房里，醉得人事不知……呼呼地打鼾，好比一头猛兽。那么您认识他吗？”男傧相转过脸来对新娘说。

新娘说她不认得黑发男人。男傧相耸耸肩膀，开始向客人们打听。客人们纷纷声明说，他们是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个黑发男人。

“这样看来，他是个骗子，”男傧相暗自断定，“他没接到请帖就光临此地，大吃大喝，装得像熟人似的。行啊！我们要叫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现如今’！”

男傧相就走到黑发男人跟前，双手叉住腰。

“您有到此地来的请帖吗？”他问，“请您费神把请帖拿出来看看。”

“我是个极其骄傲的人，我才不会把请帖拿出来给随便哪个家伙瞧呢。请您躲开我。……干吗老是缠住我？”

“那么您没有请帖？既然没有请帖，可见您就是骗子。现在我们才知道您是哪一方请来的，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现如今……也就是现在，才知道您是哪路探子。……您是骗子，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这种撒野的话是聪明人对我说的，我就要打他一记耳光，至于对您这种蠢货，连质问一句也多余。”

男傧相在各处房间里跑来跑去，招来大约六个朋友，同他们一起走到黑发男人跟前。

“请您，先生，允许我们看一下您的请帖！”他说。

“我才不高兴拿出来呢。请您躲开我，要不然我就那个……”

“您不愿意拿出请帖来？那么您没有请帖就来了？您有什么权利这么做？这样说来您是骗子？请您费神出去！请！劳驾！我们马上就把您赶下楼去。……”

男傧相和他的朋友们挽住黑发男人的胳膊，把他拉到房门口。客人们嚷叫起来。黑发男人大声地讲到不学无术，讲到他的自尊心。

“请吧！劳驾，漂亮的男人！”得意的男傧相把他拉到门口，嘟哝说，“我们知道你们这些美男子是什么东西！”

在房门口，他们硬给黑发男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在他背上猛推一下。男傧相乐得不住地笑，用手上的戒指敲一下他的后脑壳。……黑发男人摇摇晃晃，仰面朝天倒在地下，就此顺着楼梯滚下去。

“再见吧！到了家替我问好啊！”男傧相得意地说。

黑发男人爬起来，拍拍大衣上的尘土，昂起头，说：

“傻瓜总是按傻瓜的想法办事。我是骄傲的人，不会在你们面前低头，让我的马车夫来对你们说明我是什么人。请到这边来！格利果利！”他对街上嚷道。

客人们走下楼去。过一会儿，马车夫从院子里走进前厅来。

“格利果利！”黑发男人对他说，“我是谁？”

“东家谢敏·潘捷列伊奇。……”

“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怎样得到这个身份的？”

“您是荣誉公民，您是凭着学问得到这个身份的。……”

“我在哪儿工作，做什么工作？”

“您在商人波德谢金的工厂技术部门工作，当机械工程师，您的薪金按规定是三千。……”

“现在明白了吧？还有，这就是我的请帖！我是由新郎的父亲，商人西涅雷洛夫请来参加婚礼的，他现在喝醉了。……”

“我的好朋友！我的心肝宝贝儿！”男傧相开口说，“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是骄傲的人。……我有自尊心。……再见！”

“哎呀，不行，站住。……罪过啊，老兄！翻悔吧，谢敏·潘捷列伊奇！现在我才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咱们去为你的教养干一杯……为了思想……”

骄傲的人皱起眉头，走上楼去。过了两分钟，他们已经在饮食部里站着，喝白兰地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骄傲就没法生活，”他解释说，“我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让步！任何人！我很看重自己。不过，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是没法理解的！”

[1] 原文为法语。

[2] 这个自诩为有教养的人常说不准确的土话。

[3] 说错，应是“留声机”（当时的新事物）。

[4] 他原想说“更加了不起的”，但为表示他有学问而改用这个不适当的词。

照相簿

九等文官克拉捷罗夫生得消瘦清癯，就像海军部大厦的尖顶，这时候往前跨出几步，对日梅霍夫说：

“大人！承蒙您多年来做我们的上司，像父亲般照拂我们……”

“已经不止十年了。”扎库辛给他提词说。

“已经不止十年了，因此，我们，您的部下，满心激动而感铭，特意在今天这个对您来说……那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把贴满我们照片的簿子呈献阁下，聊表我们的敬意和感恩戴德之情。我们希望在您意义重大的一生中，在此后很长很长的岁月中，一直到您去世为止，您一直不会离开我们。……”

“而且在真理和进步的道路上，您会像父亲般赐予教诲……”扎库辛补充说，擦掉额头上猛然冒出来的汗。显然，他很想说话，大概已经准备好一篇演说了。“祝您的旗帜还要在很长很长的岁月中飘扬在天才、劳动、社会自觉的领域里！”

日梅霍夫满是皱纹的左脸上淌下眼泪。

“诸位先生！”他用发抖的声音说，“我没料到，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你们会庆祝我这个不足道的纪念日。……我感动……甚至……非常感动。……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请你们相信……请你们相信，朋友们，谁也不会像我这样希望你们万事如意。……即使我过去有过什么惹你们不高兴的举动，也都是为你们好。……”

四等文官日梅霍夫同九等文官克拉捷罗夫拥抱接吻。克拉捷罗夫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光荣，高兴得脸色发白。然后他的上司做个手势，表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接着就哭了，倒好像不是人家送给他珍贵的照相簿，而是相反，从他手里夺走了照相簿似的。……后来他略微定一下神，又说出些感情洋溢的话，同他们每人握过手，这才在一片嘹亮的欢呼声中走下楼去，坐上轿式马车，由祝福声伴送着，走掉了。他坐在马车上，心中感到一种从没体验过的欢乐，就又哭了。

他家里有新的欢乐在等他。那儿，他的家属、朋友和熟人给他安排下盛大的欢庆场面，这就使他觉得他真像是给祖国做过很多有益的贡献，人世间少了他，祖国的局面也许就会很糟。纪念日宴会上不断祝酒，演说，拥抱，流泪。一句话，日梅霍夫无论如何也没料到他的劳绩会受到这样热烈的重视。

“诸位先生！”他在甜食端上来以前说，“一个人做官，如果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官样文章，而是所谓的忠于职守，就必然要遭到各种痛苦，可是两个钟头以前，我的各种痛苦一概得到补偿了。我在职期间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是公众为我们存在，而是我们为公众存在。今天我得到了崇高的奖赏！我那些部下送给我一本照相簿。……就是这本！我感动得很。”

那些喜气洋洋的脸低下来凑着照相簿，细细看它。

“这个照相簿可真漂亮！”日梅霍夫的女儿奥丽雅说，“我看，它要值五十卢布呢。啊，多么可爱！你，爸爸，把这本照相簿给我吧。听见了吗？我把它收藏起来。……多么漂亮啊。”

饭后，奥丽雅把照相簿带到她房间里去，把它锁在书桌的抽屉里。第二天，她把照相簿上文官的照片统统摘下来，丢在地下，然后把她在贵族女子中学里的女朋友插到他们的位子上。文官制服让位给白色短披肩了。大人的小儿子柯里亚，拾起那些文官，给他们的衣服涂上红颜色。凡是没留唇髭的，他一概画上绿色唇髭。凡是没有大胡子的，他统统画上棕色大胡子。后来，再也没有什么可画的，他就把照片上的文官们剪下来，用别针刺穿他们的眼睛，开始拿他们做小兵的游戏。他把九等文官克拉捷罗夫剪下来，钉在一个空火柴盒上，然后举着他，走到书房里去找他的父亲。

“爸爸，一座纪念像！你瞧！”

日梅霍夫扬声大笑，连身子都摇晃了，然后带着满腔温情吻一下柯里亚的小脸蛋，发出吧的一响。

“好，去吧，小淘气，拿给你妈妈去看。让你妈妈也瞧瞧吧。”

自我陶醉

神话

有个警察区长聪明而受大家尊敬，却有个坏习惯，就是每逢在人群当中坐着，总喜欢吹嘘他的天赋，不过倒也应当为他说一句十分公道的话，他确实很有天赋。他吹嘘他的智慧、精力、力量、思想方式等。

“我力量大！”他说，“只要我乐意，我就能把马蹄铁掰断。只要我乐意，就能把活人吃下肚去。……就连迦太基[1]我也能捣毁，戈尔迪之结[2]我也能一剑斩开。我就是这么个人！”

他不住吹嘘自己，大家都对他感到惊讶。不幸，警察区长从没进过学校，也没读过家喻户晓的格言，他不知道自我陶醉和骄傲是跟高尚的灵魂不相称的恶习。然而有一件事说服了他。有一次他到他的朋友，年老的消防队长家里去，看见那儿聚着很多人，就开始夸耀自己。他喝下三杯白酒，瞪大眼睛说：

“你们看着吧，渺小的人！你们看着而且明白过来吧！太阳如今在天上同别的星球和浮云在一起！它从东方升起，落到西方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道路！我却能改变！我办得到！”

年老的消防队长递给他第四杯白酒，和气地说：

“我相信！对人的智慧来说，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到。这种智慧胜过一切。它能折断马蹄铁，它能把消防队的瞭望台一直筑到天上去，它能从死人手里收受贿赂……样样都能做到！可是，彼得·叶甫特罗培奇，我斗胆向您再说一句，天下有一种东西，却是不仅人的智慧，就连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的。”

“那是什么东西？”自我陶醉的人说，鄙夷地一笑。

“您能战胜一切，然而不能战胜您自己。对了，先生！古人说得好：‘Гноти се автòн’。……这意思是说：你要了解你自己。然而，不论是了解自己还是战胜自己，您都办不到。人拗不过自己的本性。对了，先生！”

“不，我拗得过！我也能战胜我自己！”

“哎，您不可能战胜自己！请您相信老人的话，您不会战胜的！”

他们争吵起来。最后，年老的消防队长把骄傲的人带到小杂货铺去，说：

“我马上就能给您证明。……喏，这个小铺老板的钱盒里放着一张十卢布钞票。要是您能战胜您自己，您就不要拿那钱。……”

“我就不拿！我能战胜自己！”

骄傲的人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在众目睽睽下开始克制自己。他久久地挣扎着，感到很痛苦。有半个钟头之久，他瞪大眼睛，脸色通红，捏紧拳头，可临了还是抗不住，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钱盒那儿去，抽出那张十卢布钞票，急忙把它塞进他的口袋里。

“是的！”他说，“现在我懂了！”

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吹嘘他的力量了。

[1] 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古国。

[2] 古希腊传说中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所打的难于解开的绳结，后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

住别墅的女人

列丽雅（姓从略）是个二十岁的金发女人，相貌俊俏，这时候在别墅花圃旁边站着，把下巴搁在栏杆的横木上，眺望远方。整个遥远的旷野、天上的一朵朵浮云、远处颜色转黑的火车站、在花圃十步开外奔流着的小溪，都沉浸在月光里，紫红色的月亮已经从古墓后面升上来了。微风闲得没事做而在小溪的水面上快活地吹起涟漪，把青草吹拂得沙沙响。……四下里一片肃静。……列丽雅在思索。……她俊俏的脸上那么忧郁，眼睛由于悲伤而那么暗淡，说真的，不分担她的痛苦就太不近人情，以至残忍了。

她拿现在同过去相比。去年，也是在这清香扑鼻和饶有诗意的五月，她还是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正参加毕业考试。她不由得想起班主任莫索[1]小姐带着毕业生到照相馆去照相的情景，那个小姐是个战战兢兢的、有病的、头脑极其闭塞的人，脸色老是惊恐不安，大鼻子上冒出汗珠。

“啊，我请求您，”她对照相馆里的女职员说，“您可别拿男人的照片给她们看！”

她是眼睛里含着泪水提出这个请求的。她，这可怜的蜥蜴，从没同男人来往过，一见到男人的脸，就顿时生出神秘的恐怖心情。她在每个“恶魔”的唇髭和胡子里都能看出天堂般的欢乐，那种欢乐却不可避免地把人送进谁也没见过的、可怕的深渊里去，然而那儿却没有出路。贵族女子中学的女生们都嘲笑愚蠢的莫索，可是她们受过“理想”的熏陶，难免也有那种神秘的恐怖。她们相信，那边，在贵族女子中学高墙外边，如果不把患着炎症的爸爸和志愿入伍的兄长计算在内的话，就到处都是头发乱蓬蓬的诗人、脸色苍白的歌唱家、脾气乖戾的讽刺作家、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豪富无比的财主以及那些能言善辩、声泪俱下而又非常有趣的辩护人。……你就瞧着这个万头攒动的人群，管自选择吧！列丽雅也不例外，她深信一旦走出贵族女子中学的校门，就一定会碰见屠格涅夫笔下的以及其他的英雄，为真理和进步斗争的战士，一切长篇小说以至一切历史教科书，无论是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对于那类人物总是津津乐道的。……

就在那个五月，列丽雅结了婚。她的丈夫漂亮，阔绰，年轻，受过教育，为大家所尊敬，然而尽管如此，他却粗鲁，鄙野，像世上无数可笑的俗人那样可笑（在这饶有诗意的五月，承认这样的事是令人害臊的）。

他早晨十点钟醒过来，然后穿上晨衣，坐下来刮脸。他带着专心的神色刮脸，显得津津有味，精神贯注，好像在发明电话似的。刮完脸，他就喝一种什么水，也现出专心的神色。随后，他穿上一身干净平整的衣服，吻了吻妻子的手，坐上自己的轻便马车，到“保险公司”去上班。他在那家“公司”里做什么工作，列丽雅不知道。究竟他专管抄写公文，还是拟定巧妙的计划，甚至也许左右那个“公司”的命运，那都不得而知。三点多钟他下班回来，抱怨疲劳和出汗，更换内衣。然后他坐下吃中饭。在饭桌上，他吃得很多，高谈阔论。他所谈的大半是高深的题目。他议论妇女问题和金融问题，不知什么缘故痛骂英国，称赞俾斯麦。报纸啦，医学啦，演员啦，大学生啦，一概遭到他的指责。……“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他一顿饭的工夫就能议论上百个问题。不过最可怕的是，同桌吃饭的客人们听着这个脾气很坏的人讲话，却附和他的说法。他虽然老讲些荒唐而庸俗的话，却显得比所有的客人都聪明，简直可以算是权威呢。

“现在我们没有好作家！”他每到吃饭的时候就叹口气说。这个信念，他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书本也罢，报纸也罢，他从来也不看一眼。他常混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不懂漫画，也听不懂笑话，有一次听从列丽雅的劝告而读谢德林的作品，却发现谢德林写得“含混不清”。

“普希金好得多，我亲爱的[2]。……普希金有很逗笑的作品！我读过……至今都记得。……”

饭后他走到阳台上，在柔软的圈椅上坐下，半闭着眼睛，沉思不语。他思索很久，聚精会神，皱起眉头，愁眉苦脸。……他在想什么，列丽雅却不知道。她只知道，经过两小时思考后，他丝毫也没变得聪明点，仍旧信口雌黄。傍晚他玩纸牌。他打起牌来一本正经。每次出牌他都考虑很久，遇到别人打错了牌，就用庄重而清楚的声调说出牌戏的规则。打完牌，客人们走后，他又喝那种水，带着专心的神色上床睡觉。他睡得安稳，好比一根平放的圆木。他只偶尔说梦话，不过就连他的梦话也是可笑的。

“马车夫！马车夫！”列丽雅在婚后第二天夜里听见他说。

他通宵打呼噜。他鼻子里，胸膛里，肚子里一齐呼噜呼噜响。……

关于他，列丽雅所能说的只有这些。现在她站在花圃旁边，想着他，拿他同她所认识的一切男人比较，却发现他比所有那些男人都好，然而这个想法并没使她感到轻松些。她倒觉得莫索小姐那种神秘的恐怖有道理得多呢。

[1] 原文为法语，法国人的姓。

[2] 原文为法语。

同妻子吵架

巧事

“见鬼！我下班回到家里，饿得像狗似的，她却拿出些鬼才知道的东西来给你吃！而且你连说句话都不行！你一说话，她马上就哇哇地叫，眼泪汪汪！我真该挨三次诅咒，谁叫我结婚哟！”

说完这话，丈夫把汤匙当的一响扔在汤盆上，跳起来，使足劲，砰的一声带上门。妻子放声大哭，用餐巾蒙上脸，也走出去。这顿饭就此结束了。

丈夫回到他的书房里，在长沙发上躺下，把脸埋在枕头里。

“是魔鬼支使你结婚的！”他暗想，“不用说，这种‘家庭’生活可真是妙得很！你还没来得及结完婚，就已经想开枪自杀了！”

过了一刻钟，房门外响起轻微的脚步声。……

“是啊，这个世道就是这样。……她侮辱你，作践你，如今却又在门口走来走去，想讲和了。……哼，活见鬼！我宁可上吊也不讲和！”

房门轻轻地吱呀一响，开了，没再关上。不知是谁走进来了，迈着很轻的、胆怯的脚步，往长沙发这边走过来。

“好！你讨饶吧，央告吧，哭吧。……我要叫你碰个大钉子！鬼东西！你休想听到我说出一句话来，哪怕你死了也白搭。……我假装睡觉，我才不想讲话呢！”

丈夫把头更深地埋进枕头里去，轻声打鼾。然而男人也跟女人一样软弱。他们的心容易感动，容易软下来。丈夫感到背后有个温暖的身体贴上来，就倔强地往长沙发靠背那边移过去，把腿猛地缩回来。

“是啊。……现在你倒凑过来，依偎着我，讨我的好了。……过一会儿你还要吻我的肩膀，朝我跪下呢。我受不了这些肉麻的把戏！……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得原谅她。她怀着孕，要是再心烦意乱，对她就有害。我折磨她一个钟头，惩罚她一下，就饶了她吧。……”

他耳朵上方轻轻地飞过一声深深的叹息。这以后又飞过一声，再飞过一声。……丈夫感到有一只小手攀住他的肩膀。

“得了，求上帝保佑她！我最后一次原谅她了。不要再折磨她这个可怜的人！况且我自己也不对！为一点小事就闹得天翻地覆。……”于是他说：

“得了，算了吧，我的小乖乖！”

丈夫就把手伸到后边去，抱住一个温暖的身体。

“呸！！……”

原来在他身旁躺着的，是他的大狗江卡。

民心骚动

摘自某城大事记

人间活像一个火炉。午后的骄阳晒得那么起劲，就连税务员办公室里挂着的列氏寒暑表也张皇失措，水银柱一直升到三十五点八度，然后迟疑不定地停住不动。……市民们大汗淋漓，不亚于跑累的马，听凭脸上的汗自己干掉，懒得去擦了。

在市集的大广场上，那些关紧百叶窗的房屋前面，有两个市民在走动，一个是地方金库司库员波切希兴，一个是诉讼代理人奥普契莫夫（他又是《祖国之子》的老资格记者）。两个人走着，由于炎热而沉默不语。奥普契莫夫见到市集的广场上尘土飞扬，颇不洁净，本想把市政机关批评一番，然而他知道他的同伴秉性和平，思想温和，就没开口。

在广场中央，波切希兴忽然站住，抬起头来瞧着天空。

“您瞧什么，叶甫普尔·谢拉皮奥内奇？”

“椋鸟飞来了。我瞧它们飞到什么地方去。像黑压压的乌云似的！假定我们开枪打它们，随后把它们拾起来……假定……它们停在大司祭的花园里了！”

“根本不对，叶甫普尔·谢拉皮奥内奇。不是停在大司祭家里，而是停在助祭符拉托阿多夫家里。要是从这个地方放枪，一只鸟也打不到。散弹的颗粒小，飞到半路上就没有力量了。再者，您想想吧，何必打死它们呢？这种鸟对浆果有害，这是实在的，不过它们毕竟是动物，是上帝创造的活物啊。比方说，椋鸟会歌唱。……那么，请问，椋鸟歌唱的目的何在？为了赞美上帝。‘你们各种活物啊，赞美上帝吧。’啊，不对！看样子，它们是停在大司祭家里了！”

有三个年老的女香客，身后背着行囊，脚上穿着树皮鞋，静悄悄地走过交谈的人身旁。她们用疑问的眼光瞧着波切希兴和奥普契莫夫，看见他们不知什么缘故瞅着大司祭的房屋，就悄悄走开，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站住，再看看两个朋友，然后自己也瞧着大司祭的房屋。

“对，您说得对，它们是停在大司祭家里了，”奥普契莫夫继续说，“现在他家的樱桃成熟了，所以它们飞到那儿去啄食。”

大司祭沃斯米司契谢夫本人从他花园的旁门里走出来，同他在一起的还有诵经士叶甫斯契格涅依。大司祭看见人家往他这边瞧，不明白人家瞧什么，就停下来，同诵经士一起也抬起头观看，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巴伊西神甫多半是去给人家行圣礼，”波切希兴说，“上帝保佑他吧！”

在两个朋友和大司祭之间那一大块空地上，有些刚在河里洗过澡的工人走过去，是商人普罗夫工厂的。这些人看见巴伊西神甫举眼望着高空，又看见那些女香客站在那儿不动，也往上看，就停住脚，也往那边瞧。照这样做的还有一个男孩，他本来领着一个瞎眼的乞丐走路，另外还有个汉子，提着一小桶腐烂的青鱼走来，准备倒在广场上。

“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吧，”波切希兴说，“莫非是起火了？可是不对，没看见黑烟呀！喂，库兹玛！”他对伫立观望的汉子说，“出了什么事？”

汉子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可是波切希兴和奥普契莫夫什么也没听清。在所有的店铺门口，带着睡意的店员们纷纷出现。有几个抹灰工人本来在粉刷商人费尔契库林的粮食店，这时候从梯子上爬下来，同那些工人站在一起。一个消防队员本来在瞭望台上光着脚转圈子，这时候停住，看一会儿，从上边走下来。瞭望台上变得空荡荡。这就显得可疑了。

“真是有什么地方起火了吗？可是您别推我呀！该死的猪！”

“您看见哪儿起了火？哪有什么火灾？诸位先生，你们散开吧！我客气地请求你们！”

“多半是屋子里边起火了！”

“他嘴上说客气地请求，可是他乱推乱搡！您不要抡胳膊！虽然您是长官先生，不过您根本没有权利放任您那两只手！”

“踩痛我的鸡眼了！啊，巴不得叫你咽了气才好！”

“谁咽气了？伙计，有人咽气了！”

“干什么聚着这么一群人？这究竟有什么必要？”

“有人咽气了，官长！”

“在哪儿？你们散开！诸位先生，我客气地请求你们！我客气地请求你，笨蛋！”

“你要推就去推乡巴佬，上流人可不准你碰！你别碰我！”

“难道这些人也算是人？难道他们这些魔鬼也懂得好话？西多罗夫，你跑一趟，去把阿基木·丹尼雷奇找来！快去！诸位先生，你们不会有好下场！阿基木·丹尼雷奇一来，你们就要倒霉！巴尔芬，你也在这儿？！你还是个瞎子，而且那么大的年纪！他什么也看不见，却跟着人家跑到这儿来凑热闹，不听管束！斯米尔诺夫，把巴尔芬的名字记下来！”

“是！请问，普罗夫工厂的那些工人也记下吗？喏，那个肥脸蛋的家伙就是普罗夫的人！”

“普罗夫工厂的暂时不用记。……明天普罗夫过生日！”

那群椋鸟飞上大司祭花园的天空，像是一团乌云，可是波切希兴和奥普契莫夫已经顾不上看它们。他们站在那儿，一直往上看，极力要弄明白这样一群人聚在这儿干什么，往哪儿看。阿基木·丹尼雷奇来了。他嘴里嚼着东西，擦着嘴唇，哇哇地嚷，冲进人群里。

“消防队员们，准备好！你们散开！奥普契莫夫先生，您走开，要不然您就会遭殃！您与其在报纸上写出各式各样的文章批评正派人，还不如自己多守点规矩的好！报纸不会教人做好事！”

“我请求您不要提到报刊！”奥普契莫夫发脾气说，“我是文人，我不允许您提到报刊，虽说我按照公民的责任，是尊重您，把您看作父亲和恩人的！”

“消防队员们，拿水浇他们！”

“没有水，官长！”

“少说废话！坐着马车去取水来！快去！”

“没有马车可坐，官长。少校坐着消防队的马车送他姑母去了！”

“你们散开！你往后退，见你的鬼！……你要自讨苦吃吗？把他记下来，魔鬼！……”

“铅笔丢了，官长。……”

人群越聚越大。……要不是格烈希金的小饭铺里有人想起试一试前几天从莫斯科寄来的新风琴，那么上帝才知道这群人会增长到什么规模。这群人一听见奏起《射击手》这支曲子，就叫一声啊呀，纷纷往小饭铺里涌去。因此，这群人什么缘故聚集在一起，谁也没弄明白，至于那些椋鸟，这次事故真正的罪魁祸首，奥普契莫夫和波切希兴却已经忘了。过了一个钟头，全城已经太平而安静，所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在瞭望台上走来走去的消防队员。……

当天傍晚，阿基木·丹尼雷奇在费尔契库林的食品杂货店里坐着，喝那搀白兰地酒的柠檬汽水[1]，写道：“大人，除正式呈文外，本人略抒己见，作为补充。父亲和恩人啊！多亏您贤惠的夫人住在本城附近一个有益于身心的别墅里虔诚祈祷，本案才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我遭到种种艰难困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克鲁宪斯基和消防队少校波尔土彼耶夫亲临现场，指挥若定，其才干颇难找到适当的词句加以描述也。我国有如此称职的公仆，本人引以为荣！我虽尽力而为，无奈我是软弱的人，一心为人谋幸福，此外别无所求。目前本人坐在温暖家庭之中，眼内含着泪水，一心感谢上苍未使本案酿成流血惨剧。至于犯罪人等，因罪证不足，暂时在押，不过我打算过一星期就予以释放。他们愚昧无知，故触犯神诫[2]也！”

[1] 原文为法语。

[2] 指《圣经》所载神的“十诫”。按此处应说“法律”。

轻松喜剧

中饭吃完了。厨娘奉命尽量轻手轻脚地收拾桌上的餐具，不要碰响碗碟，脚底下不要出声。……孩子们由人匆匆地领到树林里去。……事情是这样：这个别墅的男主人奥西普·费多雷奇·克洛奇科夫是个身材消瘦而害着痨病的人，眼睛塌陷，鼻子很尖，这时候从他口袋里取出笔记本，怪难为情地嗽一嗽喉咙，开始念他亲笔写成的轻松喜剧。他那轻松喜剧的内容并不复杂，很短，而且没有什么违碍禁令的地方。这出戏讲的是这样一回事：文官亚斯诺塞尔德采夫跑到舞台上来，对他妻子宣布，说他的上司，四等文官克列谢夫，马上就要到他们家里来做客，因为上司看中了亚斯诺塞尔德采夫的小女儿丽扎。这以后就是亚斯诺塞尔德采夫的长篇独白，大意是做将军的岳父多么愉快！“他胸前戴满了星章……裤子上滚着红色镶条……你却同他并排坐着，满不在乎！倒好像在宇宙的运转中，你也真是个并非微不足道的大人物似的！”未来的岳父这样幻想着，突然发觉他家的各个房间里都弥漫着浓重的烤鹅气味。既然房间里有气味，就不便于接待贵客。亚斯诺塞尔德采夫开始责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说：“谁也没法叫你满意。”接着号啕大哭。未来的岳父抱住头，要求妻子止住哭，因为泪眼模糊地迎接上司太不像话。“傻娘们儿！你擦干眼泪……木乃

伊[1]，你这糊涂的希罗底[2]！”妻子发了歇斯底里。女儿声明说，她不能跟脾气这样暴躁的父母一块儿生活，就穿上衣服，要离家出走。他们越吵越厉害。最后，贵客上场了，这时候，医生正把浸透醋酸铅液的湿布敷到丈夫的头上去，警察区长在起草呈文，说他们破坏社会的平静和安宁。剧情就是这样。这出戏里还顺带写到丽扎的未婚夫格兰斯基，法学副博士，是个“新派”人。他讲起种种原则，显然，在这出轻松喜剧里他代表善的精神。

克洛奇科夫嘴里念剧本，眼睛却不时斜过去看一下听众：他们在笑吗？使他满意的是，客人们屡次举起拳头捂住嘴，互相看一眼。

“嗯？你们觉得这出戏如何？”克洛奇科夫念完剧本，抬起眼睛看着听众说，“怎么样？”

为了回答他的话，年纪最大的客人米特罗方·尼古拉伊奇·扎玛祖陵，这个白发苍苍、头顶秃得像月亮的人，站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拥抱克洛奇科夫。

“谢谢你，好朋友，”他说，“你给我们消愁解闷。……你这个剧本写得那么好，听得人直流眼泪。……让我再一次……拥抱你。……”

“妙得很！了不起！”波卢穆拉科夫跳起来说，“才能，十足的才能啊！你猜怎么样，老兄？你丢掉官职，干脆写作吧！要写了又写！把才能埋没在泥土里是大不应该的！”

大家开始庆贺，兴奋，拥抱。……他们打发人去取俄国香槟酒来。

克洛奇科夫失魂落魄，涨红了脸，由于心潮澎湃而绕着桌子走来走去。

“我早就体会到我有这种才能！”他开口说，不住咳嗽，摇手，“我差不多从小就体会到了。……我叙述事情总有文学气味，又善于说俏皮话……我熟悉舞台，因为我参加业余演出有十年之久。……此外还需要什么呢？只要我在这个领域里多用点功，好好学习就行……我在哪方面比别人差呢？”

“确实，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扎玛祖陵说，“你这话说得对。……只是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我说的是真话。……真理高于一切嘛。……你那个剧本里写了四等文官克列谢夫。……这不好，朋友。……其实呢，这倒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不知怎的，你知道，不大合适。……什么将军啦，这个那个的。……你把它删掉吧，老兄！况且，我们那位会生气的，以为你写的就是他。……老头子就要不高兴。……他对我们可是一向恩重如山啊。……不要这个人物吧！”

“这是实话，”克洛奇科夫不安地说，“应当改动一下。……我每一处都添上‘大人’好了。……或者不这样，简单一点，不写官阶。……光是克列谢夫就行。……”

“另外还有一点，”波卢穆拉科夫说，“不过，这是小事，可是也不妥当……刺眼得很。……你那个剧本里有个未婚夫格兰斯基，他对丽扎说，要是她父母不愿意让她嫁给他，他就要违抗他们的意志办事。这话或许也没什么关系……或许做父母的在专制方面真是可恶得很，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这话该怎么说好呢……说不定你会惹祸上身的！”

“是啊，这话有点尖刻，”扎玛祖陵同意道，“你好歹把那个地方改一下。……还有一段话，是说做上司的岳父多么愉快，也该去掉。剧本里说的是愉快，其实你的本意是嘲笑他。……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老弟。……我们那位娶的也是穷姑娘，那么由此就该得出结论说他干得不对？你认为是这样？难道他会不生气？嗯，假定说，他坐在戏院里看这出戏。……难道他会愉快？可是话说回来，当初你和萨拉列耶夫请求补助金的时候，他给你撑过腰！‘他是个有病的人，’他说，‘他比萨拉列耶夫更缺钱用。’……你明白吗？”

“其实，你老实说吧，你写这个大官就是影射他！”布里亚京说，挤一挤眼睛。

“我想都没有想过！”克洛奇科夫说，“如果我是那样，就让上帝惩罚我，我根本就没影射什么人！”

“哎，得了，得了……你别说了，劳驾！他确实喜欢追逐女性。……这一点你倒真是把他看透了。……不过你，那个……取消警察区长吧。……这个人物不必要。……就连那个格兰斯基，你也得删掉。……他是个莫名其妙的人物，鬼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讲出各式各样任性的话来。……如果你是在批评他，倒也罢了，可是你正好相反，是在同情他。……或许他也是好人，不过……鬼才弄得清楚他是什么路数！这会惹出各种想法来的。……”

“你们知道亚斯诺塞尔德采夫是什么人吗？他就是我们的叶尼亚金。……克洛奇科夫影射的就是他。……他是个九等文官，老是跟他妻子吵架，也有个小女儿。……就是他嘛。……谢谢你啊，老兄！这也是他活该，坏蛋！叫他以后再也不敢自高自大！”

“比方就拿这个叶尼亚金来说吧……”扎玛祖陵叹道， “他是个无聊的人，骗子，不过话说回来，他老是约你到他家里去，他又是你的娜斯秋莎的教父。……这不好，奥西普！你把它删掉吧！依我看来……还是丢开这种工作的好！干这种工作……真的……马上就会引起种种议论：某人怎样怎样啦……为什么啦。……事后你要后悔莫及哟！”

“这话不错……”波卢穆拉科夫肯定道， “这无非是找乐子，可是找这种乐子却会惹出麻烦来，哪怕花十年工夫也弥补不上。……你不该想起干这种事，奥西普。……这不是你的工作。……你想做果戈理，想做克雷洛夫[3]。……他们确实是有学问的人，可是你受过多少教育呢？你是条小虫子，人家看都看不见！不论哪个苍蝇都能把你压死。……丢开这个行当吧，老兄！要是我们那位知道了，那可就……你丢开这个行当吧！”

“你把这篇东西撕掉吧！”布里亚京小声说， “我们不会告诉外人的。……要是人家问起，我们就说你给我们读了一篇东西，可是我们没有听懂。……”

“为什么这么说？不应该这么说……”扎玛祖陵说，“要是人家问起，嗯，那就……不能说谎。……自己的衬衫更贴身[4]嘛。……喏，人家干出各式各样的坏事，事后却要我来代人受过！我认为这比什么都糟！你是个病人，人家倒不会来问你，可是我们却要遭殃。……我可不喜欢这种事，真的！”

“轻点声，诸位先生。……有人来了。……把稿子藏起来；克洛奇科夫！”

脸色苍白的克洛奇科夫赶紧把笔记本藏起来，搔搔后脑壳，沉思不语。

“对，这是实话……”他说，叹口气，“这会惹出种种议论……人家的看法会各不相同。……说不定这出轻松喜剧里还有些不妥当的东西，我们看不出来，别人却看得出来。……我把它撕掉好了。……不过你们，诸位老兄，劳驾，那个……千万别对外人说呀。……”

俄国香槟酒送来了。……客人们喝下酒，分头走散。……

[1] 或译“干尸”。

[2] 据《圣经》载，她是古犹太王后，以不道德和残酷闻名。

[3] 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作家，以寓言诗闻名。

[4] 俄谚，意谓“人总要顾到自己的利益”。

文官考试

“地理教员加尔金对我怀恨在心，请您相信今天我在他手里会考不及格，”某县邮局收信员叶菲木·扎哈雷奇·凡德利科夫烦躁地搓着手，冒着汗说，这个人白发苍苍，留着大胡子，头上有一块可敬的秃顶，肚子鼓得很大。“我会考不及格的。……这如同上帝是神圣的一样，确定无疑了。……他忌恨我完全为一件小事，先生。有一次他拿着挂号信到我这儿来，硬从人群当中往里挤，意思是，您明白，要我先收下他的信，然后再收别人的。这不合适。……虽然他属于受过教育的阶层，可是仍然应该遵守秩序，等着。我就对他提了个正当的意见。我说：‘先生，您等一下，轮到了您就给您办。’他冒火了，从此就跟我作对，像扫罗[1]似的。他给我小儿子叶果鲁希卡的功课批一分，在全城各处给我起各式各样的绰号。有一回我路过库赫青小饭铺，他从窗口探出身子来，手里拿着台球杆，醉醺醺地向整个广场嚷道：‘诸位先生，你们看啊：一张用过的邮票来了！’”

俄语教员皮沃美多夫在县立学校前厅里同凡德利科夫站在一起，带着迁就的神情吸凡德利科夫递给他的纸烟，耸耸肩膀，安慰他说：

“您不要激动。你们这班人考试落第的事，在我们这儿从来也没有过先例。考试无非是官样文章罢了！”

凡德利科夫定下心来，可是这没多久。正巧加尔金穿过前厅走进去，他是个青年人，胡子稀疏，仿佛给人拔掉了似的，上身穿着新的青色礼服，下身穿着帆布裤子。他严厉地看一下凡德利科夫，径自走去。

接着人们传说督学官来了。凡德利科夫浑身发凉，战战兢兢地等着，凡是做过被告和初次应考的人都是极其熟悉这种惶恐心情的。县立学校校长哈莫夫穿过前厅，跑到街上去。宗教课教员兹米耶查洛夫，头上戴着高筒帽，胸前挂着小十字架，匆匆地跟着他跑出去迎接督学官。其他教员也跟着追出去。国民学校督学官阿哈霍夫大声跟人们打招呼，对尘土飞扬的马路表示不满，然后走进学校里来。五分钟后，考试开始了。

先入场应考的是两个教士的儿子，准备做乡村教员。一个考上了，一个没考上。落第的那个，用红手绢擤鼻子，站一会儿，沉吟一下，走掉了。随后入场应考的是两个第三等级的志愿入伍者。这以后就轮到凡德利科夫了。……

“您在哪儿工作？”督学官问他说。

“我是本地邮局的收信员，大人，”他挺直身子说，极力掩藏他那双发抖的手，免得让大家看见，“我已经工作二十一年了，大人。现在，局里要呈报上去举荐我做十四等文官，为此我斗胆来参加末等文官的考试。”

“哦。……那就先考听写。”

皮沃美多夫站起来，清一清嗓子，开始用低沉刺耳的男低音念出些句子，而且极力念些容易写错的字来让应考人上当，例如“既（即）使口可（渴）了，也不渴（喝）水”。

然而，尽管刁钻的皮沃美多夫花样百出，听写还是顺利地收场了。未来的十四等文官虽然注重字体的端正胜过注重语法，可是他的错误总算不多。这个字少写一笔，那个字多写一笔，“面貌”两个字在督学官脸上引起一丝笑意，因为他写成“面猫”了。不过话说回来，这都不能算是大错。

“听写的成绩还可以。”督学官说。

“我斗胆禀告大人，”凡德利科夫胆壮起来，斜起眼睛看了看他的仇人加尔金，说，“我斗胆报告一下，我是用达维多夫的那本书学几何学的，还多多少少跟我的外甥瓦尔索诺菲依学过一下，他是谢尔吉圣三一宗教学校，又名维方斯科依宗教学校的学生，最近放假回到家里来。我学过平面几何学，也学过立体几何学……所有的科目都学过。……”

“考试科目里没有立体几何学。”

“没有？可是我足足学了一个月。……真是冤枉啊！”凡德利科夫叹道。

“不过目前我们暂时不来谈几何学。我们转到您身为邮局官员大概很喜爱的一门学科上去。地理就是邮务人员的学科。”

所有的教员都恭敬地赔着笑脸。凡德利科夫并不同意地理是邮务人员的学科（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邮政规章里还是本区的训令里，都没有明文规定），然而他出于尊敬，还是说：“是，大人。”他神经质地咳嗽一声，心惊胆战地等着发问。他的仇人加尔金往椅背上一靠，眼睛没看着他，拖着长声问道：

“嗯……请您告诉我，土耳其有个什么样的政府？”

“这大家都知道。……土耳其政府呗。……”

“哦！……土耳其政府。……这个概念不大清楚。那儿是立宪政府。那么您知道恒河有哪些支流？”

“我学的是斯米尔诺夫的地理书，而且请别见怪，我学得不大到家。……恒河是流过印度境内的一条河……这条河流进大海。”

“我没问您这些。恒河有哪些支流？不知道？那么阿拉斯[2]流过哪儿？这也不知道？奇怪。……日托米尔[3]在哪一省？”

“驿路十八，地区一百二十一。”[4]

凡德利科夫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眨巴眼睛，做出咽东西的动作，好像把舌头吞下肚去似的。

“我敢当着上帝的面起誓，大人，”他喃喃地说，“甚至大司祭都能作证。……我已经工作二十一年，目前这个……我会永生永世为您祷告上帝的。……”

“好吧，我们把地理放下。您的算术准备得如何？”

“算术也没学到家。……甚至大司祭都能作证。……我会永生永世为您祷告上帝。……我从圣母节[5]起就学啊，学啊，可是……没学好。……我年纪大，脑筋不好使了。……您发发慈悲吧，大人，您让我永生永世为您祷告上帝吧。”

凡德利科夫的睫毛上挂着两颗泪珠。

“我一直勤恳地工作，没出过差错。……我每年逢到斋期都持斋。……甚至大司祭都能作证。……求您宽宏大量，高抬贵手吧，大人。”

“您一点也没准备好吗？”

“样样都准备了，可就是什么也没记住。……我不久就要满六十岁，大人，哪儿还能研究什么学问呢？您发发慈悲吧！”

“他连安着帽徽的帽子[6]都已经定做了……”大司祭兹米耶查洛夫说，笑一笑。

“好，您走吧！……”督学官说。

过了半个钟头，凡德利科夫同教员们一起走到库赫青小饭铺里去喝茶，得意扬扬。他满脸放光，眼睛里闪着幸福，然而时不时地搔一下后脑壳，这就表明有个什么思想在折磨他。

“真是冤枉啊！”他喃喃地说，“话说回来，想不到，我这个人也真是笨！”

“怎么呢？”皮沃美多夫问。

“既然考试科目里没有立体几何学，那我又何必学呢？可是我为它，这门可恶的学科，足足用功了一个月呢。真是冤枉啊！”

[1] 基督教传说中的人物，古代以色列王，是个专横的统治者，见《旧约·撒母耳记（上）》。

[2] 河名，流过土耳其，进入阿塞拜疆。

[3] 城名，在乌克兰，日托米尔省的中心。

[4] 邮局专门用语。

[5] 东正教节日，在10月14日。

[6] 俄国的文官制帽。

俄国煤

真事

四月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俄国的伯爵[1]土卢波夫搭乘德国轮船在莱茵河上顺流而下，由于闲着没事做而跟一个“香肠商人”[2]谈话。他的谈话对手是个年轻而干瘦的德国人，脸上的表情显得高傲而有学问，充满个人尊严感，脖子上套着浆硬的小衣领，自称是开矿的行家阿尔土尔·因布斯。他们一谈起俄国的煤，他就执意不肯改换话题，伯爵却感到厌烦了。

“我们的煤的命运异常悲惨，”伯爵在谈话中说，像有学问的内行那样叹口气，“您想象不到：彼得堡和莫斯科靠英国煤生活，俄国的炉子里烧的是富饶的原始森林，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南方矿区却有取之不尽的宝藏！”

因布斯悲哀地摇摇头，烦恼地嗽一下喉咙，叫人拿俄国的地图来。

等到仆役把地图送来，伯爵就伸出小手指头，用指甲顺着亚速海的沿岸划下去，指了指哈尔科夫附近一带，说：

“就是这儿……到处都是。……明白吗？整个南方！！”

因布斯打算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的煤究竟蕴藏在什么地区，然而伯爵却说不明白。他胡乱地把手指甲在整个俄国国土上戳来戳去，有一次打算说明顿河地区煤藏之富，甚至把手指甲戳到斯塔夫罗波尔省去了。俄国伯爵分明不大了解他国家的地理情况。临到因布斯对他说俄国有喀尔巴阡山脉，他大吃一惊，脸上甚至露出不相信的神色。

“在顿河地区，您要知道，我自己就有一片田产，”伯爵说，“有八千俄亩的土地呢。那片土地好得很！其中的煤藏量，您要知道……多得数不清……汪洋大海啊！[3]地底下埋藏着几百万吨……都白白地糟蹋了。……我早就巴望着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寻找机会……寻找适当的人。要知道我们俄国没有专家！人才缺乏极了！”

他们泛泛地谈起专家。他们说了很多，讲了很久。……最后，伯爵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忽然跳起来，拍一下额头，说：

“您猜怎么着？我遇见您，很高兴。您愿意到我的庄园上去吗？啊？您在这儿，在德国，有什么可干的呢？这儿缺了您，有学问的德国人也还有很多，可是您到我那儿却会干出一番事业来！而且是什么样的事业啊！……愿意去吗？您赶快答应吧！”

因布斯皱起眉头，在舱房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心里不住地盘算和掂量，然后他同意了。

伯爵握一握他的手，喊人拿香槟酒来。……

“得，现在我放心了，”他说，“我就要有煤了。……”

一个星期后，因布斯带上书本、图纸和希望，坐火车到俄国来，带着不那么纯洁的心情想望俄国的卢布。在莫斯科，伯爵给他二百卢布和庄园的地址，吩咐他乘火车到南方去。

“您自己坐车去，在那边动手干吧。……我也许秋天去。您把在那边工作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到达土卢波夫的庄园后，因布斯在厢房里住下。他到达后第二天就着手“为俄国提供原煤”。过了三个星期他给伯爵寄去第一封信。“我已经了解过您土地底下的煤藏，”他写完一大段胆怯的开场白后，写道，“我发现那些煤质量低劣，犯不上把它从地里挖出来。即使它的质量再好两倍，也不应该去碰它。除了煤的质量以外，使我震惊的还有市场上根本缺乏对煤的需求。您的邻居，煤矿主阿尔巴托夫，已经开采了一千五百万普特，然而即使把每普特的煤价降为一戈比，也没有人要。顿涅茨运煤铁路正好穿过您的土地，它是专为运输原煤而修建的，可是事实证明，它在全部存在时期当中连一普特煤也没运输过。只有不诚实的或者过于轻率的人，才能让您觉得这件事会有一丝一毫成功的希望。我还要斗胆补充说明一点：您的田产管理情况极其杂乱无章，因而采煤这件事，乃至一般说来不论什么样的新设施，都无异于奢侈品。”最后德国人请求伯爵把他推荐给其他的俄国“公爵或伯爵”[4]或者给他汇来“一点点钱”[5]，作为他回德国的路费。因布斯等候仁慈的回信到来，无事可做，就钓鲫鱼消遣，或者吹芦笛诱捕鹌鹑。

那封信的回音来了，然而不是寄给因布斯，却是寄给波兰籍总管德节尔任斯基的。“请您对那个德国人说，他啥也不懂，”伯爵在信尾的附言里写道，“我把他的信拿给一个采矿工程师（三等文官穆列耶夫）看，他看了觉得好笑。不过我不打算留住他。让他走吧。路费他有。我给过他二百卢布。如果他已经在路上花掉五十，那么他手头还剩一百五。”因布斯听到这样的回答，吓坏了。他坐下来，用他那手模糊难认的德国字写满两张信纸。他恳求伯爵原谅他在上封信里隐瞒了许多“很重要”的事没说。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良心感到痛苦地写道，他从莫斯科来到此地，身边还剩下一百七十二卢布，可是他不小心，打牌的时候统统输给德节尔任斯基了。“后来我赢了他二百五十卢布，可是他没给我钱，我输的钱他却统统拿去了。因此我斗胆吁请阁下催促可敬的德节尔任斯基先生哪怕付给我一半赌债，以便我离开俄国而不致白白耗费您的粮食。”许多水流进了大海，许多鲫鱼和鹌鹑被因布斯捉住，然而第二封信寄出后，却一直没有回音。七月底有一天，波兰人走进德国人的房间，在床上坐下，破口大骂，把他想得起的德国骂人话都用上了。

“这个伯爵是头惊人的蠢驴！”他说，用帽子拍打桌沿，“他给我来信说过几天就要到意大利去，可是关于您，他却一句也没交代。那我拿您怎么办呢？把您就着酒喝下肚去还是怎么的？再者，他何必开采煤矿！他根本不需要煤，就像我不需要您这副尊容一样，见他的鬼！不用说，您这个人也妙透了！那个愚蠢的浪荡公子吃得酒足饭饱，闲着没事做而对您胡说一通，您却听信了他的话！”

“伯爵要到意大利去？”因布斯惊讶地说，脸色变白了，“他给我汇钱来了吗？没有？！那我怎样离开此地？要知道我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您听我说，可敬的德节尔任斯基先生。……要是您不肯把您输的钱付给我，那您能买下我的书本和图纸吗？在俄国您拿这些东西可以卖很大的价钱呢！”

“在俄国，谁也不需要您的书本和图纸。”

因布斯坐下来，沉思不语。波兰人大动肝火，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德国人却在暗自研究他的切身问题。德国人痛切地感到这几分钟他心乱如麻。他消瘦而憔悴，脸上高傲的学者神情让位给痛苦绝望的神情。……他感到像俘虏似的毫无出路，想起莱茵河的波浪和那伙采矿的专家离他很远，就哭了。……傍晚他在窗前坐下，瞧着月亮。……四下里静悄悄的。远处什么地方，手风琴呜呜响，悲凉的俄国曲子在哀诉。那些音调刺痛因布斯的心。……他胸中涌上对祖国、对真理和正义的深切向往，只求现在能够回到家里就好，即使为此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儿也是这个月亮照耀，那儿也是这个月亮照耀，可是两者之间多么不同啊！”他暗想。

因布斯苦恼了一夜。到清晨，他再也熬不下去，决定走掉。他把“在俄国谁也不需要的”书本和图纸装在背包里，空着肚子喝点水，早晨四点整徒步往北方慢慢走去。他决定步行到哈尔科夫城去，不久以前，伯爵还用粉红色指甲在地图上划过那个地方呢。他希望在哈尔科夫城遇见些德国人，希望他们能给他一点盘缠才好。

“在火车上，有人趁我睡熟把我脚上的靴子扒掉，拿走了，”一个月后因布斯在原先坐过的轮船上对他的朋友们说，“‘俄国的诚实’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归根结底，倒也应该说他们一句公道话：俄国的列车员把我带上火车，从斯拉维扬斯克带到哈尔科夫，只要我出四十戈比，那钱是我卖掉我的海泡石[6]烟斗得来的。这种事不正当，不过另一方面，价钱倒也极其便宜呢！”

[1] 原文为法语。

[2] 指德国人（在俄国的德国人，有很多做香肠生意）。

[3] 原文为德语。

[4] 原文为德语。

[5] 原文为德语。

[6] 一种矿石，价钱很贵。

外科手术

地方自治局医院。医师不在家，到外地娶亲去了，于是由医士库利亚青给病人看病。他是个胖子，年纪四十岁左右，穿一件旧的茧绸上衣和一条破旧的花呢长裤。他脸上现出责任感和愉快的心情。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雪茄烟，冒出臭烘烘的气味。

教堂诵经士奉米格拉索夫走进诊室里来。他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老人，穿着肉桂色圣衣，拦腰系一根宽皮带。他的右眼有白内障，半睁半闭，鼻子上长一颗痣，远远看去像是一只大苍蝇。诵经士东张西望找圣像，可是没找到，就姑且对着一个装着石炭酸溶液的大瓶子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他从红手绢包里取出一块圣饼，一鞠躬，放在医士跟前。

“啊啊……您好！”医士打着哈欠说，“您光临此地有什么贵干啊？”

“祝您星期日过得好，谢尔盖·库兹米奇。……我有件事来麻烦您。……请您别见怪，圣诗里说的千真万确：‘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1]前几天我跟老伴坐着喝茶，上帝啊，我一点一滴也喝不进，倒不如躺下去死了的好。……刚喝一丁点儿，我就痛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光牙痛，这半边脸都痛。……痛得要命，痛得要命！……我这耳朵里，请您别见怪，仿佛扎进一根钉子去，或者扎进一个什么别的东西：痛得钻心，痛得钻心哟！简直是造了孽，犯了教规。……‘可耻的罪过迷住心，在懒惰中厮混。’……这是报应，谢尔盖·库兹米奇，报应！圣餐仪式结束后，教士责怪我说：‘你变成结巴了，叶菲木，而且说话瓮声瓮气。你虽然在唱，可是谁也听不清你在唱什么。’您来评评理吧，既然嘴都张不开，而且，请您别见怪，整个这半边脸都肿了，晚上又睡不着觉，那还怎么能唱诗呢。……”

“嗯，是啊。……您坐下。张开嘴！”

奉米格拉索夫就坐下，张开嘴。

库利亚青皱起眉头，往老人嘴里看，在那些由于年老和不断吸烟而发黄的牙齿中间瞧见一颗牙上蛀破一个小窟窿。

“助祭吩咐我往牙上擦一点泡辣根的白酒，可是也不顶事。格利凯丽雅·阿尼西莫芙娜，求上帝保佑她身体健康吧，给我一根从阿索斯山[2]带来的细绳，叫我扎在胳膊上，还吩咐我用热牛奶漱口。我呢，老实说，细绳倒是扎上了，至于牛奶，我却没照办：我敬畏上帝，如今正是斋期呀。……”

“这是迷信……”医士说，顿一下。“这颗牙得拔掉，叶菲木·米海伊奇！”

“您当然懂得多，谢尔盖·库兹米奇。您学手艺就为了懂得这是怎么回事，该拔不该拔，该给药水还是别的什么。……您这个恩人，求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派到这儿来就是叫我们日日夜夜替您，我们的亲爹，祷告上帝……直到死的那天。……”

“这是小事……”医士谦虚地说，走到立橱那边去，翻寻医疗器械。“外科手术是小事。……这全靠熟练，靠手稳。……这不费吹灰之力。……前几天，地主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叶吉彼特斯基坐车到医院里来，也像您一样。……也害牙痛。……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什么事都要问，什么事都要弄清楚，追根问底。他跟我握手，用我的本名和父名称呼我[3]。……他在彼得堡住过七年，跟所有的教授都熟。……他在我这儿待了很久。……他凭基督和上帝的名义央求我：您给我拔掉这颗牙吧，谢尔盖·库兹米奇！那有什么不行的？可以拔嘛。不过这得内行，不懂可不成。……牙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牙用钳子拔，有的牙用剔骨膜的小刀挖，有的牙用拔牙键拽。……什么牙用什么家伙。”

医士拿起剔骨膜的小刀来，用疑问的眼光瞧了它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拿起钳子来。

“好，把嘴张大一点……”他拿着钳子走到诵经士跟前，说，“我马上就把那颗牙……那个……这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把牙床肉挑开……顺着垂直轴往外拽……就成了……”他说着，挑开牙床肉，“就成了。……”

“您是我们的恩人。……我们这些笨人根本不懂的事，主都教给您了。……”

“您既然张着嘴，就不要说话。……这颗牙容易拔，有时候只剩下牙根，那就麻烦了。……这不费吹灰之力……”他说着，把钳子放上去，“您等一下，不要动。……要坐稳。……一眨眼的工夫就完了……”他说，用钳子拔牙，“要紧的是把钳子下得深点，”他说着，往外拔，“……免得把牙拔碎。”

“我们的天父呀。……圣母呀。……哎哟，哎哟。……”

“您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该怎么说呢？您不要用手抓住我！松开手！”他说着，把牙往外拔，“马上就完。……快了，快了。……这到底不是容易的事啊。……”

“天父啊……保护神啊……”诵经士叫道，“天使啊！哦哟，哦哟。……你倒是拔呀，拔呀！莫非你要拔上五年吗？”

“要知道这是……外科手术。……一下子完不了。……快了，快了。……”

奉米格拉索夫把膝盖抬到胳膊肘那儿，手指头乱动，瞪起眼睛，上气不接下气。……他那紫红色的脸上冒出汗来，眼睛里涌出泪水。库利亚青呼哧呼哧地直喘，在诵经士面前走来走去，不住拔那颗牙。……有半分钟之久，诵经士痛得死去活来，不料钳子却从牙上滑下来了。诵经士跳起来，把手指头伸进嘴里。他摸到嘴里那颗牙还在原地没动。

“这也叫拔牙！”他说，嗓音里带着哭声，同时又带着嘲笑声。“巴不得你到冥府也让人这样拔一次牙才好！多谢多谢！要是不会拔牙，就别动手！痛得我两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了。……”

“可你为什么总是伸手抓住我？”医士生气地说，“我拔牙，可是你老碰我的胳膊，说各式各样的糊涂话。……蠢货！”

“你才是蠢货！”

“你当拔牙是容易事吗，乡巴佬？你来拔拔看！这可比不得你爬到钟楼上去敲一阵钟！”医士又学着他的腔调说：“‘你不会，你不会！’好家伙，你倒教训起人来了！你还怪不错的呢。……我给叶吉彼特斯基老爷，也就是亚历山大·伊凡内奇，拔过牙，可是人家就觉得挺好，什么话也没说。……人家比你娇贵得多，可他就没伸手抓住我。……你坐下！我叫你坐下！”

“我痛得什么也看不见了。……让我歇口气。……哎哟！”诵经士说着，坐下，“不过你别拉得太久，要使劲一拔。你别拉，你得拔。……一下子就拔出来！”

“你倒开导起有学问的人来了！上帝啊，这班无知无识的老百姓！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简直要叫人发疯！你张开嘴。……”医士把钳子放上去，“外科手术，老兄，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可比不得唱诗……”他用钳子把牙夹住，“你别动。……这颗牙太老，根扎得深了。……”他把牙往外拔，“别动。……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好，好。……”这时候响起碎裂的声音，“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着！”

奉米格拉索夫呆呆地坐了一会儿，仿佛失去知觉了。他愣住。……他的眼睛茫然瞧着空中，苍白的脸上满是汗水。

“要是用剔骨膜的小刀就好了……”医士嘟哝说，“这可真想不到！”

诵经士清醒过来，把手指头伸进嘴里，在病牙的地方找到两块尖尖的碎茬。

“该死的魔鬼……”他吃力地说，“把你们这些希律[4]派到这儿来，简直是要送掉我们的命！”

“你还骂人呢……”医士嘟哝说，把钳子放回立橱里，“大老粗。……在宗教学校里，人家还没用桦树条把你抽够。……叶吉彼特斯基老爷，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在彼得堡住过七年……受过教育……单是一套衣服就值一百卢布……可是人家就没骂过我。……你算是什么大人物？不要紧，你死不了！”

诵经士从桌上拿起他的圣饼，用手托住半边脸，回家去了。……

[1] 见《旧约·诗篇》，第101章，第9节。

[2] 在希腊，山上有很多基督教正教的寺院，而俄国就是信奉正教的。

[3] 这在俄国是为了表示尊敬。

[4] 按《圣经》传说，希律是一个残酷的犹太王，他拷问和处死耶稣。

世人看不见的眼泪

故事

“现在，诸位尊贵的先生，要能吃顿晚饭倒不错，”军事长官烈勃罗捷索夫说。这个中校又高又瘦，活像电线杆子，他在八月里一个阴暗的晚上，跟伙伴们从俱乐部里走出来。“在像样的城市，例如萨拉托夫，在俱乐部里总能吃上晚饭，可是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个臭烘烘的切尔维扬斯克城，除了白酒和落了苍蝇的茶以外，什么也吃不到。要是你喝酒而又没有下酒菜，那是再糟也没有了！”

“是啊，现在要是有点什么吃的倒不错……”宗教学校校长伊凡·伊凡内奇·德沃耶托契耶夫同意道，在冷风中把身上那件褪色的大衣裹裹紧。“现在是两点钟，饭铺都已经关门了。这时候吃上点咸鲱鱼……小蘑菇什么的……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您知道……那倒真是不坏呢。”

校长在空中动了动手指头，脸上做出一种大吃大嚼的样子，而且所吃的东西多半很可口，因为所有的人瞧着他的脸，都不由得舔了舔嘴唇。那伙人就停住脚，开始思索。他们想了又想，可就是想不出到什么地方去才能找到吃食。他们不得不只限于幻想。

“我昨天在戈洛彼索夫家里吃了只肥火鸡！”县警察局副局长普鲁席纳-普鲁仁斯基说，叹口气，“顺便说一句……你们，诸位先生，以前去过华沙吗？那儿有一种菜是这样烧法。……他们拿普通的鲫鱼，还是活的……欢蹦乱跳的鲫鱼，放在牛奶里。……它们，那些坏包，在牛奶里泡一整天，游来游去，然后把它们裹上酸奶油，放在咝咝响的油锅里煎，这以后，老兄，就连加香味的菠萝都用不着！真的。……特别是如果喝了一两杯酒的话。你吃啊吃的，就心里迷迷糊糊……仿佛魂灵出了窍。……单是那香味，你闻了就能死过去！……”

“要是再加上点腌透的小黄瓜就好了……”烈勃罗捷索夫用热诚的同情声调补充说，“当初我们驻扎在波兰，一顿饭往往吞下二百个饺子去。……你把饺子盛在盘子里，满满的一盘，撒上点胡椒，加上点莳萝和香芹菜，于是……妙不可言！”

烈勃罗捷索夫忽然停住嘴，沉思不语。他不由得想起一八五六年在圣三一修道院吃过的鲟鱼汤。那鱼汤在记忆里显得那么鲜美，军事长官仿佛忽然闻到鱼的香气，下意识地咀嚼着，却没发觉泥浆灌进他的套鞋里去了。

“不行，我忍不下去了！”他说，“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要回家去，满足一下我的口腹之欲。这么办，诸位先生，你们也到我家里去吧！真的！我们各人喝上一小盅，有什么就吃什么。什么小黄瓜啦，腊肠啦。……我们把茶炊烧好。……啊？我们一面吃东西，一面谈谈霍乱，回忆一下往事。……我妻子睡觉了，可是我们也不必叫醒她……大家轻点声就成。……我们走吧！”

人们怎样欢欢喜喜地接受这个邀请，那是无须描写的。我只想说一句，烈勃罗捷索夫从来也没有像这天晚上那样博得那么多人的好感。

“我要把你的耳朵拧掉！”军事长官把客人们领到黑暗的门厅里，对那儿的勤务兵说，“我对你说过一千次，混蛋，叫你在门厅里睡觉一定要点上熏香纸！快去，蠢货，把茶炊烧起来，对伊琳娜说，要她，那个……到地窖里去取些黄瓜和萝卜来。……再收拾好一条咸鲱鱼。……切点嫩葱撒在鱼上，再撒上点莳萝……你知道，把土豆切成小圆块。……甜菜根也切成那样。……所有这些都加上醋和黄油，你知道，还加点芥末。……浮面上再撒点胡椒。……一句话，把配菜做好。……明白吗？”

烈勃罗捷索夫动了动手指头，做出搅拌的样子，讲到配菜就借面部表情补充说明一种没法用话语表达的东西。……客人们脱掉套靴，走进黑暗的大厅里。主人擦亮一根火柴，火柴冒出硫黄的刺鼻气味，照亮四壁。墙上装饰着《田地》附赠的画片、威尼斯的风景画、作家拉热奇尼科夫的照片，还有某将军的肖像，他的眼睛露出极其惊愕的神色。

“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主人小声说，轻轻抬起桌子的拼板，“我马上摆好饭桌，我们就坐下来。……我的玛霞今天有点不舒服。请你们不要见怪才好。……是一种妇女病。……古辛大夫说，这都是由素食引起的。……很可能！我就说：‘亲爱的，其实问题不在于吃食！要紧的不是你放进嘴里的是什么，而是从嘴里出去的是什么[1]。……你吃素食，’我说，‘可是你照旧发脾气。……你与其让你的肉体吃亏，还不如少生气，少说话的好。……’可是她不肯听！她说：‘我从小吃惯了。’”

勤务兵走进来，伸长脖子，凑着主人的耳朵悄悄说话。烈勃罗捷索夫动了动眉毛。……

“嗯，是啊……”他哼哼哈哈地说，“嗯。……原来是这样。……不过这是小事。……我去一去就来，不消一分钟。……你们要知道，玛霞把地窖和立柜的门都锁上了，以防仆人拿东西，钥匙带在她身上。我得去取一趟。……”

烈勃罗捷索夫踮起脚走着，轻轻推开房门，到他妻子房间里去。……他妻子睡着了。

“玛霞！”他小心地走近床前说，“你醒一下，玛霞！”

“谁？是你？你有什么事？”

“我，玛霞，有一件事来找你。……你把钥匙拿给我，小天使，你自己就不用操心了。……你管自睡吧。……我自己去给他们张罗。……给他们一人吃一根小黄瓜，另外也不打算再破费什么了。……要是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你知道，有德沃耶托契耶夫，有普鲁席纳-普鲁仁斯基，另外还有几个人。……都是些好人……都是头面人物。……普鲁仁斯基甚至得过弗拉基米尔四级勋章呢。……他非常尊重你。……”

“你是在哪儿喝得这么醉醺醺的？”

“得，你又生气了。……你这个人呀，真是的。……我不过是要给他们一人吃一根小黄瓜罢了。……他们吃完就走。……我自己来办，不用麻烦你。……你管自躺着睡觉，小宝贝。……哦，你身体怎么样？我不在家，古辛来过没有？喏，我甚至吻你的小手了。……客人们都非常尊重你。……德沃耶托契耶夫是个信教的人，你知道。……普鲁席纳也是个堂堂的会计主任。大家对你都那么好。……他们说：‘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可不是普通的娘们儿，而是个很不简单的女人。……她称得起是我们县里的明星。’”

“你躺下睡觉！你也说得够多的了！你在俱乐部里跟你那些浪子一块儿喝醉了酒，又回来闹腾一夜！你该害臊才是！你是有儿女的人了！”

“我……有儿女，不过你别发脾气，玛霞……你别生气。……我看重你，爱你。……儿女呢，求上帝保佑，我会把他们养大成人的。喏，我马上就要把米佳送进中学了。……特别是因为我没法把他们赶走。……这不合适。……他们跟着我来了，要我给他们点东西吃。他们说：‘给我们点吃的吧。’……德沃耶托契耶夫啦，普鲁席纳-普鲁仁斯基啦……都是挺可爱的人。……他们都尊重你，同情你。给他们一人吃一根小黄瓜，一人喝一小杯酒，然后就……把他们送走完事。……我自己来办就是。……”

“真是要命！你发了疯还是怎么的？这时候还请什么客？他们这些穷鬼，深更半夜来打搅人，应该害臊才是！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夜里到别人家中做客的？……他们以为这儿是饭馆还是怎么的？要是我把钥匙给你，我就成了傻瓜！让他们回去睡觉，明天酒醒了再来！”

“哼。……你早该说这话才对。……那我也就不会在你面前低三下四了。……可见你不是我的生活伴侣，也不像经书上所写的那样是你丈夫的安慰者，而是……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本来就是条蛇，现在也还是条蛇。……”

“啊啊……你居然骂起人来了，瘟神？”

他妻子略微欠起身子，于是……军事长官搔着脸，继续说：

“多谢。……有一次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几句真话：‘当人的面，她是天使而不是老婆，在家里跟丈夫在一起，却成了恶魔。’千真万确的真理。……你本来就是恶魔，现在也还是恶魔。……”

“给你一个耳光！”

“你打吧，你打吧。……打你唯一的丈夫吧！好，我跪下来求你……央告你……玛霞！……你饶我这一回！……你把钥匙给我吧！玛霞！天使！你这个凶恶的人，不要叫我在大家面前丢脸！你这个野婆娘，你要把我折磨到哪会儿为止？你打吧。……打吧。……多谢。……我苦苦地哀求你了！”

两夫妇照这样讲了很久。……烈勃罗捷索夫跪在地下，哭过两次，骂骂咧咧，不时搔他的脸。……最后妻子坐起来，啐了口唾沫，说：

“我看我的磨难不会有尽头了！把椅子上那条连衣裙拿给我，邪教徒！”

烈勃罗捷索夫小心地把她的衣服拿给她，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到客人那边去。客人们正站在将军的画像跟前，瞧着他惊愕的眼睛，纷纷议论，以便解答一个问题：是将军大呢，还是作家拉热奇尼科夫大？德沃耶托契耶夫站在拉热奇尼科夫一边，认为作家是不朽的，可是普鲁仁斯基说：

“我们姑且承认他是好作家吧，这不用争辩……他时而写得逗笑，时而写得悲惨。可是你打发他去打仗，他哪怕一连人也指挥不了，可是将军呢，哪怕给他整整一个军团也无所谓。……”

“我的玛霞马上就来……”主人走进来，打断他们的争论说，“一会儿就来。……”

“我们打搅你们了，真是的。……费多尔·阿基梅奇，您脸上怎么了？老兄，就连您的眼睛底下也有一块青伤！这是谁把您打成这样的？”

“脸？脸怎么了？”主人发窘地说，“啊，是了！我刚才溜到玛霞的房间里去，想吓唬她一下，不料在黑地里一下子撞在床框上了！哈哈。……不过，喏，玛霞来了。……你多么衣冠不整啊，玛霞！活像路易丝·米歇尔[2]！”

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走进大厅里来，头发蓬松，睡眼蒙眬，然而春风满面，欢欢喜喜。

“承蒙你们到这儿来，真是太好了！”她开口说，“你们白天虽然没有来，可是多谢我的丈夫，晚上总算把你们拉来了。刚才我正睡觉，却听见说话声。……这会是谁呢？我心里想。……费佳叫我躺着，不要出来，嗯，可是我忍不住了。……”

太太就跑到厨房里去，晚饭开始了。……

“娶妻成家，是件好事！”过一小时，普鲁席纳-普鲁仁斯基跟伙伴们一起从军事长官家里走出来，叹道，“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心里知道有个人爱你。……她还会在钢琴上弹个什么曲子呢。……烈勃罗捷索夫真幸福啊！”

德沃耶托契耶夫没说话。他不住叹气，想心思。他回到家里，脱掉衣服，叹气的声音那么响，把妻子都惊醒了。

“别把靴子踩得那么响，磨人精！”他的妻子说，“吵得人没法睡觉！在俱乐部里灌足了酒，然后又闹闹吵吵，丑八怪！”

“你只会骂人！”校长说，叹口气，“你该看看烈勃罗捷索夫夫妇是怎么生活的！我瞧着他们，感动得直想哭。只有我才这么不幸，娶了个天生的母夜叉！让开点！”

校长盖上被子，暗自抱怨命运，睡着了。

[1] 指她说话太多。

[2]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1871年巴黎公社女英雄。

变色龙

警官奥楚美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头发，端着一个粗箩，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装得满满的。四下里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无精打采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美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伙计们，别放走它！如今咬人可不行！抓住它！哎哟……哎哟！”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楚美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不住地回头看。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穿着浆硬的花布衬衫和敞开怀的坎肩。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它！”带着睡意的脸纷纷从小铺里探出来，不久木柴场门口就聚上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仿佛出乱子了，官长！……”警察说。

奥楚美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坎肩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他那张半醉的脸上露出这样的神情：“我要揭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楚美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闹出这场乱子的祸首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脸，背上有一块黄斑，这时候坐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开，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苦恼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楚美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吗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

“我本来走我的路，官长，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利·米特利奇谈木柴的事，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儿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指头了。……法律上，官长，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嗯！……好……”奥楚美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叶尔迪陵，”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条狗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

“席加洛夫将军家的？嗯！……你，叶尔迪陵，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楚美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可是你，要知道，长得这么高大！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啊……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

“他，官长，把他的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拿它开心。它呢，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无聊的人，官长！”

“你胡说，独眼龙！你眼睛看不见，为什么胡说？官长是明白人，看得出来谁胡说，谁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凭良心说话。……我要胡说，就让调解法官审判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如今大家都平等了。……不瞒您说……我弟弟就在当宪兵。……”

“少说废话！”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官长。……”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样的狗？！你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儿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尔迪陵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楚美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基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楚美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吗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普罗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美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自走了。

赶集的“结算”

莫斯科一等商人[1]某某不久前从下城的市集上归来，他妻子在他衣袋里找到一卷字纸。那些字纸已经扯破，揉皱，上面字迹模糊，可是尽管如此，字纸上的字仍然可以辨认，现抄录如下：

莫斯科的谢敏·伊凡诺维奇先生！您打伤的演员赫利亚普诺夫同意和解，赔偿费是一百卢布。少一文钱也不行。静候回电。您的律师尼·叶尔扎耶夫。

商界的无知之徒先生！前者我因您缺乏教养而备受凌辱，业已向调解法官提出诉讼。如果您自己不明白，那就让司法和公审来叫您明白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您的律师叶尔扎耶夫说您不同意付一百卢布。既然如此，我可以让价，只收您七十五卢布作为您下流行径的赔偿费。我体谅您头脑不甚发达，体谅您所谓的兽性本能，才向您收费如此低廉，至于受过教育的人，若对我横加凌辱，我收费则很高也。

演员 赫里亚普诺夫

……由于您在格卢哈烈夫旅馆里打碎镜子和捣毁钢琴而按估定价格向您追偿五百三十九卢布四十三戈比一案……

……此药膏每天早晨及傍晚在青伤上各擦一次……

……我把有水渍的印花布冒充好货卖出去了，现在理应玩乐一番。今天傍晚你到费多霞那儿去吧。你把乐师库兹玛也带去，咱们把芥末涂在他脑袋上，此外再带去四个姑娘。要挑选胖点的。……

……关于期票，我绝不付款！如果每卢布只付十戈比，我还能照办，至于说我会因“欺诈破产”罪受审，那可不一定。……

前者您饮酒过多而发酒狂症（delirium tremens[2]），我在您身上放拔血罐若干，借以使您神志清醒，该项劳动至今尚未付给报酬，请交来人三卢布为荷。

医士 叶果尔·弗利亚科夫

谢尼亚，你不要生气。我已经在调解法官那儿写下你的名字，要你为那一次在公共场所我们挨打的侮辱案作证，可是你说我不该这么办。你不要自作聪明，因为你脑后也挨了人家的拳头。不要让那块青伤消退，要让它化脓才是。……

账单

鲟鱼汤一盆 一卢布八十戈比

上等白兰地一瓶 八卢布

打碎玻璃瓶一个 五卢布

姑娘们马车费 两卢布

请茨冈人喝的白菜汤 六十戈比

扯碎茶房礼服一件 十卢布……

我吻你无数次你按下列地址来找我法央索夫公寓十八号房间问玛尔法西威亚京娜。

你的爱人安热里卡

以上经查明确是原件：无脾人。

[1] 旧俄时代的商人按照资产分为三等，各有同业公会。一等商人最富有。

[2] 原文为拉丁语。

变本加厉

律师卡里亚金在大教堂唱诗班指挥格拉杜索夫的家里坐着，手中摆弄一张调解法官发给格拉杜索夫名下的传票，说：

“不管您怎么讲，多西费依·彼得罗维奇，您总是有错误的，先生。我尊敬您，看重您对我的好感，然而尽管如此，我不得不痛心地对您说，您做得不对。是的，先生，您做得不对。您侮辱了我的当事人杰烈维亚希金。……嗯，您为什么要侮辱他呢？”

“哪个魔鬼侮辱他了？”格拉杜索夫大发雷霆说。他是个高身量的老人，窄额头显得严峻吓人，两道眉毛很浓，纽扣眼上挂着一枚铜质奖章。“我只不过在道德方面对他教诲一下，如此而已！对蠢货是要开导的！要是对蠢货不开导，他们就会闹得人不得安生。”

“可是，多西费依·彼得罗维奇，您对他讲的话不是教诲。按他在状子里所说的，您当众对他不客气地称呼‘你’而不称呼‘您’，骂他蠢驴、混蛋，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有一次甚至举起手来，似乎打算对他做出侮辱的举动。”

“如果他该挨打，那怎么能不打呢？这我不懂！”

“可是您要明白，您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

“我没有权利？哼，这要请您原谅。……您到别处去对别人讲这种话，别来蒙哄我，劳驾。自从主教唱诗班的指挥揪住他的脖颈，请他滚蛋以后，他就来到我这儿，在我的唱诗班里工作了十年。不瞒您说，我是他的恩人。要是他因为我从唱诗班里把他赶走而生气，那就该怨他不对。我是因为他爱夸夸其谈才把他赶走的。只有上过学校，受过教育的人才可以大发议论。如果你是蠢货，没有崇高的智慧，那你就该在墙角下乖乖地坐着，一声也不吭。……你一声也不吭，听着聪明人讲话就是，可是他这个笨蛋，偏要出头，插那么几句嘴。大家就要练习合唱或者做祷告了，他却谈什么俾斯麦和各式各样的格莱斯顿。您能相信吗，他这个混蛋居然订报纸看！就因为他谈俄土战争，我打过他多少次嘴巴，您想都没法想象！临到该唱歌了，他却偏过头去跟男高音讲话，唠唠叨叨地说什么我们的部队用炸药炸毁了土耳其的铁甲舰“留福契—德热里尔”号。……难道这叫守秩序？当然，我们的军队打胜仗是快活事，可是由此却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该唱歌。……你可以做完祷告再谈嘛。一句话，他是头猪。”

“这样看来，您从前就侮辱过他！”

“从前他并不生气。他体会到我这是为他好，他心里明白！……他知道对上司和恩人顶嘴是罪过，可是等他进了警察局，做了文书，得，万事大吉，他趾高气扬，什么事也不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不是歌手，是文官。他说，我不久就要参加考试，做十四等文官了。我就说，得了吧，你也还是个蠢货。……我说，你不如少发议论，勤着点把鼻涕擦干净的好，这比你巴望官阶强多了。我说，你命中注定的不是升官，而是受穷受苦。可是他不肯听！喏，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他凭什么把我告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哼，难道他不是下流的坏种？我本来在萨莫普留耶夫的饭铺里坐着，跟我们教会的长老一块儿喝茶。顾客非常之多，一个空位子也没有。……我一看，他也坐在那儿，跟他那些文书喝啤酒。他活像个花花公子，扬起脸，哇哇地大发议论……不住地摇手。……我仔细一听，他在讲霍乱。……哼，您拿他这种人有什么办法？他又夸夸其谈！我呢，您知道，一声不响，沉住了气。……随你去胡说吧，我心想，随你去胡说吧。……反正舌头又没有骨头。……忽然，糟糕，火车头拉汽笛了。……他这个下流货，动了感情，站起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来为国家的繁荣干一杯！我，’他说，‘我是祖国的儿子，我们国家的斯拉夫派！我要献出我唯一的胸膛！敌人们，你们一齐站出来！我倒想看看谁不同意我的话！’而且他一拳头砸在桌子上！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我走到他跟前，客气地说：‘你听着，奥西普。……要是你这头猪什么也不懂，那就不如闭上你的嘴，少发议论。受过教育的人才可以高谈阔论，可你得安分守己。……你是虫豸，是灰烬。……’我说他一句，他回我十句。……于是越吵越凶。……我，当然，是为他好，可是他就这么糊涂。……他生气了，现在就告到调解法官那儿去了。……”

“是啊，”卡里亚金叹道，“这不好。……为区区一件小事，鬼才知道闹出什么结果来了。您是个有家庭、受尊敬的人，如今却闹出什么审讯啦，闲话啦，是非啦，拘押啦。……这件事得了结一下才成，多西费依·彼得罗维奇。您只有一条路可走，杰烈维亚希金也已经同意。今天六点钟您跟我一块儿到萨莫普留耶夫的饭铺里去，凡是您侮辱他的时候在场的那些文书、演员和其他的顾客，到那时候一概在那儿聚齐，您当众对他赔礼。那他就把他的状子撤销。明白了吧？我想您会同意的，多西费依·彼得罗维奇。……我是把您当作朋友才跟您讲这些话。……您侮辱了杰烈维亚希金，弄得他丢了脸，不过要紧的是您怀疑他那种值得赞扬的感情，甚至……亵渎了那种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您要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应当慎重点。人家给您的话加上那么一种色彩，该怎么跟您说好呢，总之那种色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对头的。……现在差一刻就到六点钟。……您愿意跟我一块儿走一趟吗？”

格拉杜索夫摇头，可是卡里亚金把人家给他的话所加的“色彩”露骨地描绘一番，指出那种话可能引起什么后果，格拉杜索夫才胆怯起来，同意了。

“您，请注意，要照规矩认真赔礼才成，”律师在去饭铺的路上开导他说，“您走到他跟前去，用‘您’称呼他。……要说‘请您原谅……我收回我原先说的话’，等等。”

格拉杜索夫和卡里亚金来到饭铺里，发现那儿已经聚着一大群人。坐在那儿的有商人，有演员，有文官，有警察局的文书，总之每到傍晚照例在饭铺里聚在一起喝茶和喝啤酒的那一大帮“废物”，都来了。杰烈维亚希金本人也在文书们中间坐着，他年纪很难确定，刮了胡子，大眼睛一也不，鼻子像是给压扁了，头发硬得很，您一看见，就不由得生出一种愿望，想用它来刷一刷您的皮靴。……他那张脸得天独厚，因为您只要看它一眼，就什么都能看出来：他爱喝酒，他唱歌用男低音，他愚蠢，然而还没有愚蠢到不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他看见指挥走进来，就略微欠起身子，像猫似的动了动唇髭。聚在这儿的那群人，分明事先已经得到通知，说这儿会有公开的悔过表示，就都竖起耳朵。

“喏……格拉杜索夫先生同意了！”卡里亚金走进来说。

指挥同少数几个人打过招呼，大声地擤鼻子，涨红脸，走到杰烈维亚希金跟前。

“请原谅……”指挥喃喃地说，眼睛没看着他，把手绢放回衣袋里，“我当着众人的面收回我原先所说的话。”

“我原谅您了！”杰烈维亚希金用男低音说，得意地看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坐下去，“我满意了！律师先生，我请求您停办我的案子！”

“我是来赔礼的，”格拉杜索夫继续说，“请原谅。……我不喜欢人家不满意。……你要我对你称呼‘您’，那也行，我照办就是。……你要我把你看成聪明人，那也行。……我不在乎。……我，老弟，是不记仇的。……叫魔鬼保佑你好了[1]。……”

“这可不行！您是来赔礼，不是来骂人的！”

“还要我怎么赔礼？我这不是在赔礼吗！刚才我没用‘您’相称，那是因为我记性不好。可是总不能要我跪下来吧。……我赔了礼。我甚至感激上帝，因为你总算还有点头脑，知道应当停止这场诉讼。我可没有工夫到法院里去闲逛荡。……我一辈子也没打过官司，将来也不会打，而且我劝你也不要打官司……那就是说我劝您也不必如此。……”

“当然！您愿意为圣斯特法诺和约[2]干一杯吗？”

“干一杯也可以。……不过你，奥西普老弟，是一头猪。……这不是我在骂人，而是……打个比方说说的。……你是头猪，老弟！你记得当初你从主教唱诗班里给人揪住脖颈撵出来后，怎样跪在我脚跟前吗？啊？你竟敢告你的恩人一状？你这个丑八怪，丑八怪！你就不害臊？诸位顾客先生，他就不害臊吗？”

“不行！这又成了骂街！”

“这怎么会是骂街呢？我只是跟你说话，教训你一下罢了。……我们讲和了，我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话，我压根儿就不想骂人。……既然你把你的恩人告了一状，那我还能跟你这个妖精打交道呀！你给我见鬼去吧！我连话都不想跟你说！要是我刚才无意中说你是猪，那也因为你本来就是猪。……你的恩人养活你十年，教会你认乐谱，你非但不永生永世为他祷告上帝，反而荒唐地告他一状，还打发各式各样的鬼律师到我家里来。”

“请容许我说一句，多西费依·彼得罗维奇，”卡里亚金生气了，“到您家里去的不是鬼，是我！……说话要慎重点，我请求您！”

“可是难道我说的是您吗？您哪怕每天到我家里来都成，我欢迎。只是我觉得奇怪，您上过学校，受过教育，可是您怎么会不把这只火鸡教训一顿，反而给他撑腰。是啊，换了我是您，我就会把他送进监牢，叫他死在那儿！再者，您生什么气呢？我不是赔过礼了吗？您还要我怎么样？我不懂！诸位顾客先生，请你们作证，我已经赔过礼了，我不打算给一个蠢货再赔一次礼！”

“您才是蠢货！”奥西普嗓音沙哑地说，气得直捶胸脯。

“我是蠢货？我？你居然对我说这话？……”

格拉杜索夫脸涨得通红，浑身发抖。……

“你敢说这种话？给你一下子！……现在给你这混蛋一个嘴巴还不够，我还要把你告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我要叫你明白侮辱人有什么下场！诸位先生，请你们作证！派出所所长先生，您干吗站在那儿看着？我受人侮辱，您却看着？您领了薪饷，临到该您维持秩序了，却撒手不管？啊？您以为就不能把您告到法院去？”

派出所所长走到格拉杜索夫跟前，于是一场纠纷开始了。

一个星期后，格拉杜索夫在调解法官面前站着受审，因为他侮辱了杰烈维亚希金、律师和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分局长。起初他不明白他是原告还是被告，可是后来调解法官“合并”判处他两个月监禁，他才苦笑一下，发牢骚说：

“哼。……我受了侮辱，却反而要坐牢。……这才是怪事。……调解法官先生，您得按法律审案，不能自作主张。您那去世的母亲瓦尔瓦拉·谢尔盖耶芙娜，求上帝让她升天堂吧，见到奥西普这样的人，就会吩咐人用鞭子抽一顿，可是您倒纵容他。……这会闹出什么结果来？他们这些恶棍，您认为没罪，别人也认为没罪。……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申冤？”

“不服判决，可以在两星期内提出上诉。……请您不必再多说！您可以走了！”

“当然了。……要知道，如今单靠薪金是没法生活的，”格拉杜索夫说，意味深长地挤一挤眼睛，“要想吃饱肚子，就不得不把无辜的人送去坐牢哟。……事情就是这样。……这是不能怪的。……”

“什么？！”

“没什么。……我这是随便说说的……我讲的是哈片—齐—盖维旬[3]。……您以为您戴着金表链，就没处告您去了？不用担心。……我会把黑幕揭穿的！”

“侮辱法官案”就此成立。然而大教堂的大司祭出面调停，这个案子才好歹私下里了结了。

格拉杜索夫把他的案子送到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去上诉，相信会审法庭不但会宣告他无罪，甚至会把奥西普关进监狱里。直到开庭审讯，他还是这样想。他站在法官们面前，态度温和，发言慎重，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只有一次，那是在审判长叫他坐下的时候，他才生气了，说：

“难道法律上写着要指挥跟他手下的歌手坐在一起吗？”

等到会审法庭批准调解法庭的原判，他就眯细眼睛。……

“怎么？什么？”他问，“请问，这应该怎么理解？您这是什么意思？”

“会审法庭已经核准调解法庭的原判。如果您不满意，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好吧。多承您，大人，迅速而公正地审案，我感激不尽。当然，单靠薪金是没法生活的，这我很明白，不过，对不起，不被人收买的法官我们也还是会找到的。”

至于格拉杜索夫在会审法庭上另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想写了。……目前他正为“侮辱会审法庭案”受审，他的熟人极力对他说明他有罪，他却不肯听。……他深信他没有罪。他相信他揭发了舞弊行为，人家早晚会向他道谢的。

“你拿这个蠢货毫无办法！”大教堂的大司祭说，绝望地摇手，“他不明白啊！”

[1] 意谓“滚你的吧”。

[2]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两国在圣斯特法诺（伊斯坦布尔附近）缔结了和约。在此借喻“和解”。

[3] 这是一句读音不准的德国话：Haben Sie Gewissen，意思是“您要有良心”。

适当的措施

有个小小的城，连县城也不是，用当地监狱的狱长的话来说，你就是拿着显微镜到地图上去找，也还是看不到。这时候，中午的骄阳正照着它，城里各处寂静而安宁。卫生检查委员会的成员们从市议会出发，往商场那边缓缓走去。这个委员会包括一名市政府医生、一名警官、两名市议会代表和一名商界代表，有几个警察恭敬地在后面跟着。……这个委员会的道路，犹如到地狱去的道路一样，是充满良好的意图的。卫生检查人员走着，摇着胳膊，纷纷议论污秽、恶臭、适当的措施和其他有关霍乱的资料。他们谈得那么聪明，深刻，弄得走在众人前面的警官忽然灵机一动，回转身来声明说：

“是啊，诸位先生，我们应该常常聚在一起，谈谈正事才好！这样又愉快，又觉得有正常的交际生活，要不然，我们只会吵架。是啊，真的！”

“我们该从哪一家开始呢？”商界代表对医生说，他的声调像是刽子手在选择行刑的对象，“我们，安尼基达·尼古拉伊奇，就从奥谢依尼科夫的铺子查起吧？第一，他是个骗钱的家伙……第二，现在也该收拾他一下子。前几天他派人给我家送来些荞麦米，对不起，里面夹着耗子屎。……我的妻子一直不肯吃！”

“哦，好吧。从奥谢依尼科夫家查起就从奥谢依尼科夫家查起吧。”医生淡漠地说。

卫生检查人员走进“阿·玛·奥谢依尼科夫商店，本店出售茶叶、白糖、咖啡以及其他殖民地商品[1]”。他们没有说很长的开场白，立刻着手检查。

“嗯，是啊……”医生瞧着一座用喀山肥皂搭得很好看的金字塔，说，“你们这儿用肥皂搭成了多高的巴比伦[2]！这倒也是一种发明的才能呢，了不起！喂……喂……喂！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快来看，诸位先生！杰米扬·加甫利雷奇居然用同一把刀子又切肥皂又切面包！”

“这不会闹出霍乱来，安尼基达·尼古拉伊奇！”老板振振有词地说。

“话是这样说，可是要知道，这叫人恶心！我家就是在你这儿买面包的。”

“我们为上流人家另外用一把刀。您就放心吧。……您这是什么话，先生。”

警官眯细近视眼瞧着火腿，伸出手指甲在火腿上抠了很久，再把鼻子凑上去，呼呼响地闻一阵，然后用手指头弹着火腿，问道：

“你们这个货色不是跟‘士的宁’[3]放在一块儿吧？”

“您这是什么话，先生。……求上帝怜恤吧。……哪能这样！”

警官难为情了，离开火腿，眯细眼睛看阿斯莫洛夫公司的定价表。商界代表把手伸进装荞麦米的桶子里，在那儿摸到一个又软又柔和的东西。……他往桶里一看，脸上顿时洋溢着脉脉的温情。

“咪咪……咪咪！我的小宝贝！”他用爱怜的声调说，“它躺在荞麦米里，扬起小脸……在享福呢。……你，杰米扬·加甫利雷奇，该送给我一只小猫才是！”

“这可以办到，先生。……喏，诸位先生，这是冷荤菜，请你们赏脸看一看。……这是咸青鱼、干酪。……请看，这是干咸鱼的脊肉。……这些干咸鱼是星期四刚到的，上等货色。……米希卡，把刀子拿过来！”

卫生检查人员各自切下一小块干咸鱼，闻一下，放在嘴里尝了尝。

“我也顺便吃一点……”商店老板杰米扬·加甫利雷奇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那边我还收藏着一小瓶酒。……吃干咸鱼以前要喝点酒才好。……那会另有一种滋味呢。……米希卡，把那小酒瓶拿过来。”

米希卡鼓起腮帮子，瞪大眼睛，拔开瓶塞，当的一声把酒瓶放在柜台上。

“这是空着肚子喝酒了……”警官说，迟疑不决地搔一搔后脑壳，“不过要是喝一杯，倒也不碍事。……只是你得快着点，杰米扬·加甫利雷奇，我们可没有闲工夫喝你的酒！”

过了一刻钟，卫生检查人员擦着嘴唇，用火柴剔着牙齿，往戈洛雷卞科的商店走去。那儿，仿佛故意捣乱似的，走不进去。……有五个年轻人正把一大桶牛油从商店里滚出来，涨红脸，满头大汗。

“往右边走！……抓住桶边……抓住，抓住呀！把木板垫在桶底下……哎，见鬼！您走开点，老爷，桶子会压坏您的脚！”

桶子在门口卡住，一点也移动不得。……那些大汉压住桶子，用尽气力推它，发出很响的哼哧哼哧声，不住骂街，声音响得整个广场都能听见。他们久久地喘气，弄得空气也变得极其污浊，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后，桶子终于滚出来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它违背自然规律，又滚回去，把门口卡死了。哼哧哼哧声就又开始。

“呸！”警官吐了一口唾沫，说，“我们到希布金的店铺去吧。这些魔鬼会哼哧哼哧地忙到傍晚去了。”

卫生检查人员发现希布金的店铺锁上门了。

“可是这家铺子本来是开着的啊！”卫生检查人员惊讶地说，面面相觑，“刚才我们到奥谢依尼科夫的铺子里去，希布金正站在门口，用清水涮一把铜茶壶呢。他到哪儿去了？”他们问一个乞丐说，他站在上了锁的铺子旁边。

“您赏几个钱吧，看在基督面上，”乞丐嗓音沙哑地说，“对穷苦的残疾人发发慈悲吧，恩人老爷们……求上帝祝福你们的父母。……”

卫生检查人员摇摇手，往前走去，只有市议会代表普留宁例外。这个人给了乞丐一戈比，然后，仿佛害怕什么事似的，赶紧在胸前画个十字，跑着去追那伙人。

约莫两小时后，委员们往回走去。这些卫生检查人员面色疲乏，颇为劳累。他们倒没白走一趟：有个警察，手里端着装满烂苹果的托盘，庄严地迈步走着。

“现在，我们奉公守法，辛苦了一趟，要是喝点酒倒也不坏，”警官说，斜起眼睛看一下酒铺的招牌：“葡萄酒家，备有葡萄酒及白酒”，“应该提一提神了。”

“嗯，是啊，这倒也未尝不可。要是你们乐意的话，就进去吧！”

卫生检查人员走下坡去，进了酒铺，围着弯腿的圆桌坐下。警官向掌柜点头，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瓶酒。

“可惜没有下酒的菜，”商界代表喝下酒去，皱起眉头说，“给我们一根小黄瓜才好呢。……不过……”

商界代表转过身去对着手拿托盘的警察，挑一个保存得最好的苹果，吃起来。

“啊……这儿还有不很烂的！”警官似乎惊讶地说，“你端过来，我也挑一个！你索性就把托盘放在这儿。……有好的，我们挑出来，削了皮，剩下的你管自拿去扔掉。安尼基达·尼古拉伊奇，斟酒吧！是啊，我们应该常常聚在一起，谈谈正事。要不然，我们在这荒僻的地方住着，一点教育的影子也没有，既没有俱乐部，也没有社交，简直像住在澳大利亚！斟上酒吧，诸位先生！大夫，您吃个小苹果！我亲手给您削掉皮了！”

“请问，长官，这个托盘该怎么处置？”警察随着那伙人走出酒铺门外，问警官说。

“托……托盘？什么托盘？哦，我明白了！你把那个托盘连同剩下的苹果一起扔掉吧……因为它会传播病菌！”

“你们已经把苹果全吃光了！”

“啊啊……很高兴！你听着……到我家里去一趟，对玛丽雅·符拉西耶芙娜说一声，要她别生气。……我只耽搁一个钟头就回去……我到普留宁家里去睡一觉。……听明白了吗？睡觉……投入摩耳甫斯的怀抱。斯普列亨—齐—杰伊奇[4]，伊凡·安德烈伊奇？”

警官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沉痛地摇头，摊开两只手，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啊！”

[1] 应是“殖民地来的商品”，指茶叶、咖啡、可可、香料等。

[2] 基督教传说中的一座通天高塔，即巴别塔，参见《旧约·创世记》，第11章。

[3] 一种烈性的毒剂。

[4] 这是一句读音不准的德国话：Sprechen Sie deutsch？意思是：“您会说德国话吗？”

文特

秋天的一个晚上，天气恶劣，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彼烈索林从剧院里出来，坐着马车回家去。他坐在车上，暗自思索：倘使剧院里演些富于道德内容的戏，那会多么有益啊。他路过衙门，丢下有益之类的想法，开始看那所房子的窗户，而他，按诗人和船长的语言说，就是那个衙门里的舵手。这时候，值班室临街的两个窗子里灯光明亮。

“难道他们到现在还忙着算账？”彼烈索林暗想，“他们那儿一共有四个蠢材，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把账算完！说不定人家会以为我逼得他们夜里都不得休息。我要去催催他们。……”他就对马车夫说：

“停住车，古利！”

彼烈索林从轻便马车上下来，往衙门那边走去。正门已经上锁，后门只有一根破门闩，却开着。彼烈索林从后门走进去，不出一分钟就在值班室门口站住。房门本来略微推开一点，彼烈索林往门里看一眼，却瞧见了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那儿有张桌子，上面堆着一些大张的账页，这时候有四个文官围桌子坐着，在两盏灯的亮光下打牌。他们聚精会神，一动也不动，脸上被灯罩的亮光染成绿色，这就使他们近似神话中的地精[1]，或者，求上帝保佑不要真是这样，近似一伙伪币制造犯了。……他们的牌戏弄得他们越发神秘。从他们的打牌方式和他们偶尔喊出口的打牌术语来判断，他们玩的是“文特”，然而从彼烈索林所听到的种种话语来判断，这种牌戏又不能说是“文特”，甚至也不能说是牌戏。那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奇怪的、神秘的游戏。……彼烈索林认出这些文官是谢拉菲木·兹维子杜林、斯捷潘·库拉凯维奇、叶烈美依·涅多耶霍夫和伊凡·皮苏林。

“你怎么打这张牌呢，荷兰鬼，”兹维子杜林恶狠狠地瞧着牌搭子[2]，生气地说，“难道可以这么打法？我手上有多罗费耶夫两张，有谢彼列夫两夫妇，还有斯捷普卡·叶尔拉科夫，可是你倒把柯费金打出去了。你瞧，我们差两副！你这个糊涂虫，该把波冈金打出去嘛！”

“哼，那样一来会怎么样？”牌搭子反唇相讥道，“我倒想打出波冈金去，可是伊凡·安德烈伊奇的手上有彼烈索林啊。”

“我的姓不知怎么也给编进去了……”彼烈索林暗想，耸一耸肩膀，“我不懂！”

皮苏林又发牌，文官们继续说：

“国立银行。……”

“省税务局二。……”

“无将。……”

“你要打无将？？嗯！……省政府二。……要完蛋就完蛋吧，见他的鬼！上一回我要国民教育，却差一副，现在又要在省政府上倒霉了。管它呢！”

“国民教育小满贯！”

“我不懂！”彼烈索林小声说。

“我要打出五等文官去。……万尼亚[3]，你把九等文官或者十二等文官丢出去算了。”

“为什么我们打出九等文官？我们有彼烈索林啊。……”

“可是我们要给你的彼烈索林一个耳光……一个耳光。……我们手上有雷勃尼科夫呢。叫你们缺三副！你们把彼烈索里哈[4]拿出来！你们用不着把她这个坏蛋藏在袖口里！”

“他们把我的妻子也拉进来了……”彼烈索林暗想，“我不懂。”

彼烈索林不愿意再装在闷葫芦里，就推开房门，走进值班室。即使长着犄角和尾巴的魔鬼在文官们面前出现，也不及他们的上司那样使他们惊讶恐慌。纵然去年逝世的庶务官在他们面前出现，纵然他用坟墓里的声调对他们说“你们这些魔鬼，跟着我到那个为恶棍准备下的地方[5]去吧”，纵然他用坟墓里的冷气吹拂他们，他们的脸色也不会像见到彼烈索林的时候这么苍白。涅多耶霍夫吓得连鼻子都流出血来，库拉凯维奇的右耳朵里嘭嘭地响，他的领结自动松开了。文官们丢下纸牌，慢腾腾地站起来，面面相觑，然后眼睛盯住地板。一时间值班室里一片寂静。……

“你们算账可真算得妙！”彼烈索林开口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样喜欢忙着算账。……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们只是休息一会儿，大人……”兹维子杜林小声说，“看一会儿照片。……我们歇一歇气。……”

彼烈索林走到桌子跟前，慢腾腾地耸一下肩膀。桌上放着的不是纸牌，而是些普通尺寸的照片，从厚纸板上揭下来，贴在纸牌上的。照片很多。彼烈索林看见他自己、他妻子、他的许多部下和朋友。……

“简直是胡闹。……不过，这种牌你们怎样打法？”

“这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大人。……求上帝保佑，不要叫我们发明这种东西吧。……我们不过是学别人的样罢了。……”

“那你就来解释一下，兹维子杜林！你们是怎样打的？我都看见了，还听见你们怎样用雷勃尼科夫打我。……咦，你为什么这样顾虑重重？我总不至于吃了你吧？你说呀！”

兹维子杜林又忸怩又胆怯，拖了很久。最后彼烈索林开始生气，急得哼鼻子，涨红脸，兹维子杜林才听从他的话。他把照片收拢，照洗牌那样洗一下，然后把它们散发在桌子上，开始解释说：

“每张照片，大人，如同每张牌一样，有它的实质……意义。就像每副纸牌一样，这儿也有五十二张牌，也有四种花色。……省税务局的文官们算是红桃，省政府算是梅花，国民教育部的职工算是方块，国立银行局算是黑桃。嗯。……四等文官在我们这儿算是爱司，五等文官算是大王，四等和五等文官的夫人算是皇后，六等文官算是杰克，七等文官是十，等等。我，比方说，这是我的照片，算是三，因为我是十二等文官。……”

“嘿。……那么我算是爱司？”

“您是梅花爱司，您的夫人是梅花皇后。……”

“嗯！……这倒是别开生面呢。……好，我们来玩一下！我来看一看。……”

彼烈索林脱掉大衣，带着不相信的笑容挨着桌子坐下。那些文官听从他的吩咐也坐下来，牌戏开始了。……

看守人纳扎尔早晨七点钟来打扫值班室，吃了一惊。他拿着扫帚走进去，不料看见一幅那么惊人的画面，直到现在，哪怕他喝醉了酒，躺在床上人事不知，也还记得呢。当时彼烈索林脸色苍白，睡意蒙眬，头发蓬松，站在涅多耶霍夫面前，揪住他的纽扣，说道：

“你得明白，如果你知道我手上有四个我，你就不能把谢彼列夫打出去。兹维子杜林手上有雷勃尼科夫夫妇，有三个中学教员，还有我的妻子；涅多耶霍夫的手里有银行职员和三个省政府的小官。你该把克雷希金打出去才是！他们把税务局打出来，你别管！他们留着一手呢！”

“我，大人，其所以把九等文官打出去，是因为我想他们手上有四等文官。”

“嗨，亲爱的，可是你不能这么想！这就不成其为打牌了！只有鞋匠才这么打法。你想想！……刚才库拉凯维奇打出省政府的七等文官，你就应当把伊凡·伊凡诺维奇·格连兰德斯基扔出去，因为你知道他有三个娜达丽雅·德米特利耶芙娜和叶果尔·叶果雷奇。……你完全搞糟了！我马上就来证明给你看！坐下，诸位先生，再打一圈！”

那些文官就把惊愕的纳扎尔打发走，大家坐下，继续打牌。

[1] 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宝物的精灵，身材很小。

[2] 原文为法语。

[3] 伊凡的爱称。

[4] 即“彼烈索林太太”的俗称。

[5] 指地狱。

月食

内地生活摘录

通令

第一〇三二号

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钟将有月食。查此种自然现象非但无可指摘，甚至颇有教益，因为连行星也常常服从自然规律也。为奖励起见，请贵官命令手下人等在该日晚间将贵管区内所有街道上街灯一律点燃，庶几官民人等虽在黑夜，仍能观赏该食也。此外，请阁下严格监视各处街道，不得因此有聚众围观，或发出欢呼声等情形。若有人对该项自然现象妄加评论，一经查获，希立即上报为要，不过本人深知市民思想健全，预计不致如此也。

格尼洛杜欣

核对人：秘书特里亚苏诺夫

本人荣幸地答复大人第一〇三二号通令如下：查本人管区内素来没有街灯，因此该月亮行星之食便在空气全然黑暗之中发生。唯话虽如此，可供观赏之处仍然甚多，颇为清晰。至于违反社会清静安宁，例如妄加评论，表示不满者，幸未发现，只有一人形迹可疑，即助祭之子，家庭教师安菲洛希·巴别尔曼杰勃斯基也。有一市民询问月亮行星之食原因何在，该人当即加以解释，长篇大论，用意显然在于破坏健全思想之概念。至于该人所讲内容，本人没有听懂，因他的解释涉及科学，话里有许多外国字也。

乌库西-卡兰切夫斯基

本人荣幸地答复大人第一〇三二号通令如下：查本人所管地区内，并未发生月食。不过天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自然现象，月光阴暗发黑耳。这是否就是月食，本人实难断定也。至于街灯，经仔细查找，本管区内只有三盏。当即派人擦净玻璃，清除内部，然后点燃。然而所有这些措施均属徒劳无益，因该月食发生之时，街灯已经熄灭。灯上玻璃本来已经破碎，又加上起风，街灯就都吹灭矣。于是大人所说的黑暗，无法加以照亮也。聚众围观的事并未发生，因所有居民均已安睡，只有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文书伊凡·阿威列夫一人未睡。此人坐在围墙上，举起空拳头来放在眼上，借此瞭望黑暗，并做出暧昧笑容，说：“要按我的想法，根本没有月亮也无所谓。……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人当即对他指出，此话实属轻率，不料他顶嘴说：“你这个愁眉不展的娘们儿，何必帮着月亮说话？莫非你去给它拜过节吗？”同时他又说出不道德言词，类似老百姓骂街，为此本人荣幸地呈报如上。

格洛塔洛夫

以上经查明均是原件：无脾人

在墓园里

“他的玩弄刀笔的手段，颠倒黑白的雄辩，现在都到哪儿去了？”

哈姆雷特[1]

“诸位先生，起风了，天色已经黑下来。我们趁早回去吧？”

风吹动老桦树枯黄的叶子，叶子上大颗水珠纷纷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当中有人在黏土地上滑了一下，为了不致摔跤，就伸出手去抓住一个灰色的大十字架。

“‘九等文官与勋章获得者叶果尔·格俩兹诺鲁科夫……’”他念道，“我认识这位先生。……他爱他的妻子，经常戴着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书报一概不看。……他肠胃消化良好。……日子不是过得挺好吗？看样子似乎不该死，可是，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可怜人素来喜爱观察，不料因此受了害。有一次他正偷听，可是人家一关房门，房门正好撞在他头上，他就此得了脑震荡（而他是有脑子的），死了。还有这儿，这块墓碑底下躺着个人，从小就痛恨诗句和墓志铭。……如今仿佛嘲弄他似的，整个墓碑上都刻满诗句。……有人来了！”

这时候有个身穿旧大衣的人走到我们这边来，脸上没有胡子，脸色红里透青。他胳肢窝底下夹着一瓶酒，口袋里露出一个纸包，包着腊肠。

“演员穆希金的坟墓在哪儿？”他用沙哑的声调问我们。

我们领他到演员穆希金的坟上去，那演员是在两年前去世的。

“您是文官吧？”我们问他说。

“不，先生，我是演员。……如今演员和正教管区监督局的官员很难分得清楚。这一点您倒看得很准。……这是颇有特色的，然而这对文官来说可就不大光彩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演员穆希金的坟墓。那坟墓已经坍下去，长满杂草，失去坟墓的样子了。……那儿插着个廉价的小十字架，向一边歪着，布满绿色的青苔，而青苔已经冻得发黑。看上去，十字架显得衰老而沮丧，好像得了病似的。

“‘……被忘却的朋友穆希金’……”我们念道。

光阴抹掉了这前面的“不会”两个字，倒纠正了人们的谎言。

“以前演员们和记者们募集过一笔钱为他立墓碑用，后来……他们却喝掉了那笔钱，那些可爱的人啊……”演员叹道，跪下去叩头，膝盖和帽子碰到了潮湿的土地。

“可是怎么喝掉了呢？”

“很简单。他们把钱收齐，在报上登一条消息，然后就把钱买酒喝掉了。……我说这话倒不是指责他们，而是随便说说的。……你们就喝个痛快吧，天使们！对你们来说是畅饮一番，对他呢，也不失为永恒的悼念。”

“灌酒对健康不利，而永恒的悼念却无非是悲愁。求上帝保佑我们只有暂时的悼念吧，讲到永恒的悼念，那可受不了！”

“您这话说得对，先生。要知道，当初穆希金是名演员，棺材后面的花圈有十个之多，可是现在他却给人忘掉了！凡是他亲近过的人，都忘记他了，倒是那些受过他害的人，还都记得他。比方我，就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因为我从他那儿没得着别的，光是害处。我不喜欢这个去世的人。”

“可是您受过他什么害呢？”

“害处大得很呀，”演员叹道，他脸上露出沉痛的委屈神情，“对我来说，他是恶棍和强盗，祝他升天堂吧。我是因为看他的样，听他的话才做演员的。他用艺术引诱我，害得我从父母家里私自逃出来。他用演员的浮华生活诱惑我，对我应许许多好东西，可是给我的却是眼泪和悲伤。……演员的命运是辛酸的！我既失去青春，又失去滴酒不尝的习惯，还失去了神的形象[2]。……我身边一文钱也没有，鞋跟踩歪，裤子破破烂烂，打了补丁，我的脸像是被狗咬过的一样。……我头脑里满是放纵的思想和糊涂的念头。……他还夺去我的信仰，我那坏蛋！要是我有才能，倒还罢了，其实我一点才能也没有，白白地毁了自己。……天好冷啊，诸位可敬的先生。……想喝点酒吗？够大家喝的。……真冷啊。……我们来为死者的安息干一杯吧！我虽然不喜欢他，他虽然已经死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毕竟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只有这么一个。我这是最后一次来看他。……大夫说，我由于酗酒，不久就要死了，所以我来向他告别。应当宽恕仇人才对。”

我们留下演员，让他跟亡故的穆希金去谈话，我们自己往前走去。天上开始飘下冷冰冰的细雨。

我们转过弯去，走上一条铺着石子的大林荫道，遇上一个送殡的行列。四个抬棺材的人拦腰系着白布腰带，脚上穿着粘了污泥和树叶的靴子，抬着一口棕色的棺材。天色黑下来，他们匆忙地走着，磕磕绊绊，轻微地摇晃他们抬着的东西。……

“我们在这儿只溜达了两个钟头，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抬来的第三口棺材了。……该回家去了吧，诸位先生？”

[1] 引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

[2] 意谓“不像人样”。按基督教传说，神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见《旧约·创世记》。

舌头能把人带到基辅[1]

“你，亲爱的，到哪儿去了？该到哪儿去找你啊？”

民歌

第一个看客 脱掉帽子！这儿不准戴帽子！

第二个看客 我戴的不是帽子，是礼帽！

第一个看客 那也一样！

第二个看客 不，不一样。……帽子花半卢布就能买到，可是你去买一顶礼帽试试看！

第一个看客 帽子也罢，礼帽也罢……都不能戴。……

第二个看客 （脱帽）那您就要说清楚点。……（用讥诮的口气学着说）帽子，帽子……

第一个看客 请不要说话！您在妨碍别人听唱！

第二个看客 这是您在说话，您在妨碍别人听唱，又不是我。我什么话也没说，老兄。……要是您刚才不惹我，我根本就不会开口。

第一个看客 嘘嘘……

第二个看客 用不着嘘。……（沉默片刻）我自己也会嘘。……您也用不着拿眼睛瞪我。……我不怕。……比你们这号人再厉害的，我也见过。……

第二个看客的妻子 住嘴吧！你别说了！

第二个看客 那他为什么跟我闹个没完？我总没有惹他吧？不是吗？那他为什么找我的麻烦？或者，也许您要我把您告到警官先生那儿去？

第一个看客 等一会儿再说，等一会儿再说。……您住嘴吧。……

第二个看客 啊哈，他害怕了！就是嘛。……俗语说得好，软的欺负硬的怕。

观众 嘘嘘……

第二个看客 连观众都看不过去了。……把你派到这儿来是维持秩序的，可你自己就在搅乱秩序。……（冷笑）胸前还挂着奖章……腰上挂着军刀呢。……这种人啊，哼！

第一个看客 （出去一会儿）

第二个看客 他羞愧难当，走掉了。……要是他听了我的话感到羞愧，那就可见他的天良还没有丧尽。……他再说下去，我还要对他说些更难听的话。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班家伙！

第二个看客的妻子 别说了，观众在瞧你！

第二个看客 让他们去瞧好了。……我花我自己的钱买票，又不是花别人的钱。……如果我在说话，那就不要惹得我发脾气。……那一个走掉了……他不在了，好，我也不说了。……要是谁也不来招惹我，我又何必多说？用不着多说嘛。……我明白。……（鼓掌）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第一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看客 （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劳驾！请您出去！

第二个看客 到哪儿去？（脸色变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看客 请吧！（挽住第二个看客的胳膊）您别摆动您的腿。……请！（硬把他拖出去）

第二个看客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可是，忽然间……出了这样的事。……（被拖出去）

观众 他们把一个恶棍带走了！

[1] 俄谚，原指“只要多开口问路，就可以走得很远”，含义是“多说话有益”。但在此含义却相反：“祸从口出”。

假面

某城社交界俱乐部里正举办一个目标在于慈善性募捐的假面舞会，或者按当地小姐们的称呼，就是化装舞会[1]。

那是夜间十二点钟。有的知识分子没参加跳舞，也没戴假面（他们一共有五人），在阅览室里围着大桌子坐定，把鼻子和胡子凑到报纸上，看报，打盹儿，不过按照京城报纸派驻本地的记者，一个颇有自由派倾向的先生的说法，他们是在“思考”。

从大厅里传来卡德里尔舞曲《纺车》的乐声。仆役们不时从房门前面跑过去，脚步声咚咚地响，手里端着的碗碟叮当作声。阅览室里却异常安静。

“这儿似乎会方便点！”忽然传来一个压低的、喑哑的说话声，仿佛是从火炉里发出来的。“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伙伴们！”

房门开了，一个矮小结实的男人走进阅览室里来，身穿马车夫服装，头戴插着孔雀毛的帽子，脸上蒙着假面。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两个戴着假面的女人和一个端着托盘的仆役。托盘上放着一个大肚瓶，里面盛着甜酒，另外有三瓶红葡萄酒和几个玻璃杯。

“到这儿来！这儿也凉快点，”男人说，“你把托盘放在桌子上。……你们坐下吧，小姐们！热—乌—普—里一阿—拉—脱里蒙特朗！[2]你们，诸位先生，让开……不用待在这儿！”

男人的身子摇晃一下，他伸出手去把桌上几本杂志拂落到地下。

“把托盘放在这儿！你们这些看报的先生，让开。现在不是看报和研究政治的时候。……把报纸丢开！”

“我想请您安静点，”一个知识分子隔着眼镜看看戴假面的男人，说，“这儿是阅览室，不是饮食部。……这儿不是喝酒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喝酒的地方？莫非桌子会摇晃，或者天花板会塌下来？怪事！不过……现在没有闲磕牙的工夫！把报纸丢开。……你们已经看了一会儿，也就够了。你们不看报也已经聪明得很。再者看报伤眼睛。不过主要的是我不愿意你们看报，就是这么回事。”

仆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把餐巾搭在胳膊肘上，在门口站住。两个女人立刻开始喝葡萄酒。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聪明人，反倒认为看报比喝酒好，”插孔雀毛的男人给自己斟了一杯甜酒，开口说，“依我看来，你们这些可敬的先生，喜欢看报是因为没有钱买酒喝。我说对了吧？哈哈！……他们老是看报！喂，那上边都写着些什么？戴眼镜的先生！您读到些什么呀？哈哈！哎，别看了！你别装模作样！还是喝酒的好！”

插孔雀毛的男人略微欠起身子，从戴眼镜的先生手里夺过报纸来。那一个脸色发白，后来又转红，惊愕地看看其他的知识分子，那些人也惊愕地看他。

“您得意忘形了，先生！”他面红耳赤地说，“您把阅览室变成了酒馆，您竟然胡作非为，夺去我手里的报纸！我不容许！您不知道您在跟谁打交道吧，先生！我是银行经理热斯加科夫！……”

“我才不来管你是不是热斯加科夫呢！喏，这就是我对你的报纸所抱的敬意。……”

男人举起报纸来，把它撕成碎片。

“诸位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热斯加科夫喃喃地说，愣住了，“这真奇怪，这……这简直难以想象。……”

“他老人家生气了，”那个男人说，笑起来，“哎呀呀，我害怕！就连我的腿都打哆嗦了。听我说，诸位可敬的先生！咱们把玩笑放在一边，我实在不高兴跟你们闲磕牙。……我想单独跟这些小姐待在这儿乐一乐，所以我请你们不要碍手碍脚，走出去。……请吧！别列布兴先生，滚出去！你干吗皱眉头？我叫你出去，你就乖乖地出去！快着点，要不然，瞧着吧，说不定你就要挨揍！”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孤儿院会计主任别列布兴涨红脸，耸起肩膀问，“我简直不明白。……一个无耻之徒闯到这儿来……忽然说出这种话来！”

“什么叫无耻之徒？”插孔雀毛的男人叫道，生气了，一拳头捶在桌子上，震得托盘上的杯子跳起来。“你在跟谁说话？你以为我戴着假面，你就可以对我胡说八道？好一张利嘴！我叫你出去，你就出去！银行经理，你趁早滚出去！大家都走，一个混蛋也别留下！滚蛋！”

“别忙，我们马上就会看见结果的！”热斯加科夫说，激动得连眼镜都冒汗了。“我要给您点颜色看看！喂，去把值班的主任叫到这儿来！”

过一分钟，身材矮小、头发棕红的主任走进来，上衣翻领上有一条天蓝色细带，由于跳舞而气喘吁吁。

“请您出去！”他开口说，“这儿不是喝酒的地方！请到小吃部去！”

“你这是打哪儿跳出来的？”戴假面的男人问，“难道是我叫你来的？”

“我请求您不要‘你，你’地称呼我，请您出去！”

“你听我说，可爱的人：我给你一分钟时间。……由于你是主任，是大人物，那你就拉住这些戏子的胳膊，把他们带出去。要是这儿有外人，我这些小姐就不高兴。……她们就会受拘束。我既花了钱，总希望她们自由自在点。”

“显然，这个霸道的家伙不明白他不是在牲口圈里！”热斯加科夫叫道，“把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叫来！”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整个俱乐部里传遍呼喊声，“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在哪儿？”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是个老人，穿着警官的制服，立刻就来了。

“我请求您从这儿出去！”他声音沙哑地说，瞪起吓人的眼睛，动了动染过色的唇髭。

“哎呀，吓死人了！”那个男人说，乐得哈哈大笑，“真的，吓死人了！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叫上帝打死我吧！他的唇髭活像猫胡子，眼睛瞪得老大。……嘻嘻嘻！”

“我请求你少说废话！”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用尽气力叫道，浑身发抖，“滚出去！我要叫人把你拉出去！”

阅览室里乱哄哄，闹得不可开交。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脸红得像虾一样，不住嚷叫、跺脚。热斯加科夫大嚷大叫。别列布兴大嚷大叫。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大嚷大叫，然而戴假面的男人那深沉而又喑哑的男低音却盖过所有的声音。由于这场轩然大波，跳舞中断了。人们从大厅里纷纷涌到阅览室来。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为了显显威风，就把俱乐部里的警察统统叫来，他自己坐下来写呈文。

“写吧，写吧，”假面人说，不住把手指头伸到钢笔底下去，“现在叫我这个可怜人怎么得了？我这个可怜虫呀！您何苦断送我这个孤儿哟？哈哈！嗯，要写就写吧！呈文写好了吗？全写完了？好，现在你们瞧着！——一——二——三！！”

男人站起来，挺直全身，摘掉脸上的假面。他露出他的醉脸，瞧着大家，欣赏他所造成的效果，然后在圈椅上坐下，心花怒放地哈哈大笑。他也确实造成非同小可的影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张皇失措地面面相觑，脸色煞白，有的人搔后脑壳。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嗽了嗽喉咙，就像一个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很大的蠢事似的。

大家认出这个暴徒就是当地的大财主，工厂主，世袭的荣誉公民皮亚契果罗夫，以喜欢闹事和热心于慈善事业闻名，而且正如当地报纸不止一次说过的，对教育事业充满热爱。

“怎么样，你们出去不出去？”皮亚契果罗夫沉默片刻后，问。

那些知识分子沉默着，一言不发，踮起脚从阅览室里走出去，皮亚契果罗夫等他们走后就关上门。

“你一定早就知道他是皮亚契果罗夫！”过了一会儿，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抓住一个把酒送进阅览室去的仆役，摇撼他的肩膀，压低喉咙，用沙哑的声音说。“为什么你不说出来？”

“他老人家不许说，官长！”

“不许说。……我把你这混蛋关起来，坐一个月牢，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不许说’。滚开！！你们呢，诸位先生，也真是妙极了，”他扭过脸去对那些知识分子说，“你们居然造反！你们就不能从阅览室里走出去十分钟！现在就请你们来喝这锅粥吧。唉，诸位先生，诸位先生啊。……我可不喜欢这样，真的！”

那些知识分子在俱乐部里走来走去，垂头丧气，心慌意乱，自觉有罪，喁喁私语，仿佛预感到大难临头似的。……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听说皮亚契果罗夫“受了委屈”，生了气，她们就大气也不敢出，分头回家。跳舞停止了。

夜里两点钟，皮亚契果罗夫从阅览室里走出来。他喝醉了，脚步蹒跚。他走进大厅里，在乐队旁边坐下，在音乐声中昏昏睡去，后来悲哀地低下头，打起鼾来。

“别奏乐！”主任对乐师们摇着手说，“嘘！……叶果尔·尼雷奇睡着了。……”

“请问，要把您送回家里去吗，叶果尔·尼雷奇？”别列布兴低下头，凑着大财主的耳朵，问道。

皮亚契果罗夫努出嘴唇，像是要吹掉脸上的苍蝇似的。

“请问，要把您送回家去吗？”别列布兴又问一遍，“再不然，要不要把您的马车叫来？”

“啊？谁？你……你有什么事？”

“该送您回家了。……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

“我要回……回家。……送我回去吧！”

别列布兴高兴得眉开眼笑，动手把皮亚契果罗夫搀起来。别的知识分子也跑到他跟前，愉快地微笑，把世袭荣誉公民扶起来，小心地送到马车那边去。

“要知道，像这样愚弄一大群人，只有演员和天才才办得到，”热斯加科夫把他扶上马车，快活地说，“我简直吃了一惊呢，叶果尔·尼雷奇！我一直到现在还要笑。……哈哈。……我们这些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哈哈！您相信吗？就是在戏院里我也从没这么笑过。……滑稽透了！我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使人难忘的夜晚！”

把皮亚契果罗夫送走以后，那些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放心了。

“他临走还握一下我的手呢，”热斯加科夫说，很满意，“这就是说，万事大吉，他不生气了。……”

“上帝保佑他吧！”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叹道，“他是流氓，是下流东西，可是要知道，他又是慈善家！……真没法说！……”

[1] 原文为法语。

[2] 读音不准的法语，意义不明。

在痼疾患者与老人收容所里

每到星期六傍晚，女学生萨霞·叶尼亚金娜，这个矮小、病弱、穿着破鞋的姑娘，总跟他的妈妈一块儿到“本城痼疾患者与老人收容所”去。她的亲爷爷，退役的近卫军中尉巴尔费尼·萨维奇就住在那儿。她爷爷的房间里很闷，有橄榄油气味。墙上挂着些不好的画片：有从《田地》杂志上剪下来的沐浴女人，有晒太阳的仙女，有男人把头上的礼帽推到后脑壳上，凑着门缝偷看裸体女人，等等。墙角上挂着蜘蛛网，桌上丢着面包渣和鱼鳞。……而且，爷爷本人的模样也不顺眼。他苍老，驼背，爱闻鼻烟，弄得脸上不干不净。他眼睛里含着泪水，没有牙的嘴巴总是张着。每逢萨霞跟母亲走进房间里，爷爷就微笑，他这种笑容往往像是一大团皱纹。

“哦，怎么样？”爷爷看到萨霞走过来吻他的手，问道，“你父亲怎么样？”

萨霞没回答。她妈妈没说话，哭起来。

“他还在小饭铺里弹钢琴吗？是啊，是啊。……这都是因为他不听管教，性情高傲。……喏，他跟你这个母亲结了婚，就……成了蠢货。……是啊。……他是贵族，有个高贵的父亲，可是娶了个‘贱婆娘’，喏，娶了她……娶了女戏子，娶了谢辽日卡的女儿。……谢辽日卡是我手下一个吹黑管的，打扫马房。……哭吧，哭吧，亲爱的！我说的是实话。……她从前是下流货，现在也还是下流货！……”

萨霞瞧着她母亲，谢辽日卡的女儿，女演员，也哭起来。随后是难堪而可怕的沉默。……小老头拖着一条假腿，把红铜的小茶炊端进来。巴尔费尼·萨维奇抓一把叶片很大的深灰色怪茶叶，撒在茶壶里，沏好了茶。

“你们喝吧！”他斟好三大杯茶，说，“你喝吧，女戏子！”

客人们把茶杯拿在手里。……茶难喝，有霉味，然而不喝却不行：爷爷会怄气的。……喝完茶后，巴尔费尼·萨维奇叫孙女坐在他膝盖上，用他那深情的泪眼瞧着她，开始摩挲她。……

“你，孙女，出身于贵族。……你别忘记。……我们的血可不是什么戏子的血。……你别看我受穷，你父亲在小饭铺里弹钢琴。你父亲是因为脾气怪，因为性情高傲，我是因为家道中落，然而我们是了不起的人。……你去打听一下我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大吃一惊呢！”

爷爷用瘦得皮包骨的手摩挲萨霞的头，讲道：

“我们全省只有三个大人物：叶果尔·格利果利伊奇伯爵、省长和我。我们是最出风头、最有声望的人。……我呢，孙女，那时候不算阔绰。……我一共只有五千俄亩上下的薄田和六百个农奴，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跟军队的统帅没搭上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显要的亲戚。我不是作家，也不是什么拉斐尔[1]，更不是哲学家。……一句话，我是个平常人。……可是话说回来，你听着，孙女！我在任什么人面前都没低过头，我见着省长总叫他的小名瓦夏，我跟大主教握手，我是叶果尔·格利果利伊奇伯爵最要好的朋友。这都是因为我善于过有教养的生活，合乎欧洲的思想方式。……”

讲完冗长的开场白后，爷爷讲起他过去的生活。……他讲得很久，津津有味。

“我照例叫农妇们跪在干豌豆上，好叫她们皱起眉头，”他顺带喃喃地讲道，“农妇们皱起眉头，庄稼汉瞧着直乐。……庄稼汉笑个不停，好，我自己就也笑起来，心里快活了。……我给那些识字的人准备下另一种惩罚，比较轻。我要么逼他们死背账本，要么命令他们爬到房顶上去，在那儿大声念《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2]，而且要念得我在房间里都能听见。……要是精神上的惩罚不灵，那就用体罚。……”

他大讲纪律，照他说来，人缺了纪律，“犹如理论缺了实践”，然后他又说，惩罚是必须辅之以奖赏的。

“对于非常勇敢的行动，例如捉到小偷，我总是大加赏赐：给年老的娶个小媳妇，给年轻的免去兵役，等等。”

爷爷从前生活得很开心，“现在是谁也不会那么开心了”。

“尽管我家道不算富，可是我家里养着的乐师和歌手有六十名。我派一个犹太人主管音乐，我的歌手们由一个革除教衔的助祭管辖。……那个犹太人是很不错的音乐家。……就连魔鬼奏起乐来也及不上他这个该死的家伙呢。……他这个坏蛋，拉起低音提琴来，妙不可言，比方说，鲁宾斯坦[3]或者贝多芬就是用小提琴也拉不了那么好。[4]……他在国外学过音乐，样样乐器都精通，摇着胳膊做指挥也在行。只是他有个缺点：他身上老是冒出一股烂鱼的臭气，再者，相貌又难看，这就大煞风景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每到节日只好叫他站在小屏风后面。……那个革除教衔的人也不是傻瓜。他又懂音乐，又会管人。他立下的纪律可真是严，连我见了都暗暗吃惊。他什么事都能办到。他手下的男低音歌手有时候唱儿童最高音，粗嗓门的娘们儿抵得上男低音。……他真是能手啊，这个强盗。……他的相貌很有气派，威风凛凛。……只是他太爱灌酒，不过说真的，孙女，这也要看是什么人，什么情形。……灌酒对有些人有害，可是对某些人却有益。唱歌的就得喝酒，因为一喝了酒，嗓子就有劲。……我每年给犹太人一百卢布钞票，可是那个革除教衔的家伙，我一个钱也不给。……我只供他伙食，至于薪金，都折合成实物：粮米啦，肉啦，盐啦，姑娘啦，木柴啦，等等的。他在我家里过得像猫那么舒服，不过我也常常把他吊起来，用鞭子抽一顿。……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同时打过他和谢辽日卡，喏，就是她的父亲，你的外祖父，而且……”

萨霞忽然跳下地，偎到她母亲身边去。她母亲脸色白得像麻布一样，身子微微发抖。……

“妈妈，我们回家去。……我害怕！”

“你怕什么，孙女？”

爷爷走到孙女跟前，可是孙女背过脸去不理他，身子发抖，越发贴紧她的母亲。

“她想必是头痛，”母亲用抱歉的声调说，“她到睡觉的时候了。……再见。……”

辞出以前，萨霞的母亲走到爷爷面前，涨红脸，凑着他耳朵低声说话。

“我不给！”爷爷皱起眉头，努动嘴唇，嘟哝说，“我一个小钱也不给！让她父亲在那些小饭铺里挣钱给她买皮鞋好了，我一个小钱也不给。……不能再惯坏你们！我对你们已经仁至义尽，可是我从你们那儿只收到些出言犯上的信，别的什么也没看见。大概你知道前几天你男人寄给我一封什么样的信吧。……他说：‘我宁可在这些小饭铺里进进出出，拾面包渣吃，也不在普柳什金面前低声下气。……’啊？这就是对亲爹说的话！”

“可是您就原谅他吧，”萨霞的母亲请求说，“他那么不幸，那么烦躁。……”

她央求很久。最后爷爷气愤地吐口唾沫，打开一口小箱子，用整个身体挡住箱子，从里面取出一张揉得很皱的黄色一卢布钞票。……女人伸出两个手指，接过钞票，仿佛怕弄脏手似的，赶快把它塞在自己口袋里。……过了一分钟，她和女儿很快地走出收容所乌黑的大门口。

“妈妈，不要带我到爷爷这儿来！”萨霞说，浑身发抖，“他可怕。”

“不行，萨霞。……非来不可。……要是我们不来，就没有东西吃。……你父亲在外边挣不着钱。他有病，而且……喝酒。”

“他为什么喝酒呢，妈妈？”

“他倒运，所以才喝酒。……你要当心，萨霞，不要告诉他说我们到爷爷这儿来过。……他会生气，那就会咳嗽得很厉害。……他性情高傲，不喜欢我们求人周济。……你不会说出来吧？”

[1]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著名画家，在此泛指画家。

[2] 俄国作家扎果斯金在1829年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尤利·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的俄罗斯人》，共三卷。——俄文本编者注

[3] 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4] 这两位音乐家都不以演奏小提琴见长。

谈戏

一场小戏

两个朋友，调解法官波卢耶赫托夫和总参谋部上校芬契弗列耶夫，坐在那儿带着友好的心情吃着下酒的冷荤菜，谈论艺术。

“我读过泰纳[1]、莱辛[2]……我读过的书还少吗？”波卢耶赫托夫说着，用卡赫季亚[3]葡萄酒款待他的朋友，“我的青春时代就是在演员中间度过的，我还写过文章，我懂得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我不是画家，不是演员，然而我有这么一种嗅觉，一种敏感！我有一颗心！要是有什么地方显得虚伪，不自然，那么，老兄，我一下子就能辨别出来。哪怕你是萨拉·伯恩哈特[4]或者萨尔维尼[5]，也骗不了我！假如有点那样的东西……有点花招什么的，我顿时就能识破。可是你怎么不吃呀？要知道，除了这些，我再也没有别的菜了！”

“我已经吃饱了，老兄，谢谢你。……至于我们的戏剧，像你所说的，在走下坡路，这倒是实话。……江河日下呀！”

“当然！你想一想吧，菲里亚！当代的剧作家和演员们都极力要……该怎么说才能让你听懂呢……极力要接近生活，要现实主义。……你在舞台上见到的也就是你在生活里见到的东西。……可是难道我们需要这种东西吗？我们需要的是丰富的表现力，强烈的效果！生活早已使得你腻烦，你早已看厌，早已习以为常了。你所需要的，是那么一种……那么一种能够拔出你一根根神经、翻转你五脏六腑的东西！从前的演员用不自然的、坟墓里的腔调说话，举起大拳头捶自己的胸脯，哇哇地嚷，恨不得钻进地里去，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表现力倒很强呢！他们的话也富于表现力！他们讲到责任，讲到仁爱，讲到自由。……你在每一幕里都看见自我牺牲，看见博爱的丰功伟绩，看见苦难，看见疯狂的激情！可是现在呢？！现在，你要知道，我们需要的却是什么生活气息。……你往舞台上一瞧，就看见……呸！……就看见一个卑鄙龌龊的人……一个骗子手，一条穿着破裤子的蛆虫，嘴里讲些无聊的废话。……希巴仁斯基[6]和涅威仁[7]之流认为这种讨厌家伙是英雄，我呢，说真的，烦恼得很！要是他落到我的法庭里，我就会抓住他这个混蛋，而且，你知道，要按照第一百十九条，本着我内心的信念，把他送进监牢里去，关上这么三四个月！……”

门铃声响起来。……波卢耶赫托夫本来已经站起来，刚要烦躁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这时候又坐下去。……一个身材矮小、脸颊绯红的中学生，身穿大衣，背上背着书包，走进房间里来。……他胆怯地走到桌子跟前，把脚跟并拢行了礼，交给波卢耶赫托夫一封信。

“妈妈问您好，舅舅，”他说，“她嘱咐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波卢耶赫托夫拆开信封，戴上眼镜，呼呼响地喘着气，开始看信。

“我马上就办，乖孩子！”他看完信说，站起来，“我们走吧。……对不起，菲里亚，我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儿坐一会儿。”

波卢耶赫托夫拉住中学生的手，撩起家常长袍的底襟，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里去。过了一分钟，上校听见奇怪的声音。一个孩童的嗓音开始恳求什么事。……恳求声很快变成尖叫声，紧跟着又传来撕裂人心的哭号声。

“舅舅，以后我不了！”这声音传到上校的耳朵里，“好舅舅，以后我不了！哎呀呀呀！亲舅舅，以后我不了！”

那些奇怪的声音持续了两分钟光景。……随后就归于沉寂。房门开了，波卢耶赫托夫走进房间里来。在他身后，中学生跟着走进来，脸上泪痕斑斑，强忍住哭声，扣上大衣纽扣。男孩把大衣扣好，把脚跟并拢行了礼，用袖口擦着眼睛，走出去。传来关门的声音。……

“刚才你在那边干什么来着？”芬契弗列耶夫问。

“喏，我姐姐在信上要求我把那个顽皮的孩子打一顿。……他考希腊语，得了两分。……”

“你是拿什么打他的？”

“我用的是皮带……这东西再好也没有了。……嗯，那么……刚才我讲到哪儿了？从前，你坐在剧场里，瞧着舞台，感触很深！你的心活动着，沸腾起来！你听见仁爱的话语，看见仁爱的行动……一句话，你看见的都是优美的东西，而且……你相信不？……我哭了！我常坐在那儿哭，像傻瓜似的。‘你哭什么，彼佳？’我的妻子往往问我说。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大体说来，舞台对我起着教育作用。……是啊，说老实话，谁能不受艺术的感动呢？谁能不受艺术的感化而变得品格高尚呢？如今我们胸中有野蛮人所没有的和我们祖先所没有的崇高感情，这不归功于艺术，又归功于谁！你瞧，我眼睛里有泪水了。……这是好的泪水，我不为这种泪水害臊！我们来干一杯，老兄！祝艺术和仁爱欣欣向荣！”

“我们来干一杯。……求上帝保佑，让我们的孩子也像我们一样……善于感受才好。……”

两个朋友喝下酒，开始谈论莎士比亚。

[1] 泰纳（1828—1893），法国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2] 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剧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3] 地名，在格鲁吉亚。

[4] 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著名的法国女演员。——俄文本编者注

[5] 萨尔维尼（1829—1916），意大利著名的悲剧演员。——俄文本编者注

[6] 希巴仁斯基（1848—1917）和涅威仁（1841—1919）都是俄国剧作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写过许多流行的剧本。——俄文本编者注

[7] 希巴仁斯基（1848—1917）和涅威仁（1841—1919）都是俄国剧作家，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写过许多流行的剧本。——俄文本编者注

好事也得有限度

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十四等文官去年受惊吓而死，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如下几段笔记：

这个世道要求不仅坏事要有限度，甚至好事也要有限度。我来举例说明一下。

就连最好的食品，如果吃过量，也会造成胃痛、呃逆、腹语。

头发乃是人们头部最好的装饰品。然而谁不知道，头发一旦生得太长（我说的不是女人），就会成为一种足以显出思想轻浮而且有害的征象？

有个文官，父母都笃信宗教，品行端正。他认为在长官面前脱掉帽子是极大的快乐。每逢他故意走遍全城，力求遇见长官，其目的仅仅是要多添一次向长官脱帽致敬的机会的时候，他心灵的这种优秀品质就特别引人注目。他这种性格已经发展到极其可敬可佩的程度，他不但在直接上司和间接上司面前脱帽，甚至见了年长的人也要脱帽。他灵魂里这种高尚的品质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他每一秒钟都得露出头顶。有一次，那是冬季一个寒冷的上午，他遇见地段警官的侄子，就脱掉帽子，结果头部受凉，没来得及行忏悔礼就死了。由此可见，恭敬是必要的，然而要保持在适度的界限之内。

关于学问，我也不能略过不谈。学问具有许多优良有益的性质，可是请您回想一下：如果献身于学问的人越过由道德和自然规律等所规定的界限，学问会带来多大的害处？倒霉的是那些……然而我还是不提为妙。……

给我姑母看病的医士叶果尔·尼基狄奇，对一切事情都喜欢做到准确、严格、正规，这些都不愧是高尚心灵所应有的品质。他每做一件事，每走一步路，都有他事先想好的、由经验所规定的一套原则。他在执行这些原则方面与众不同，表现了模范的一贯性。有一天，早晨五点钟，我到他家里，叫醒他。我脸上露出明显的悲伤，叫道：

“叶果尔·尼基狄奇，您赶紧到我家里去吧！我姑母在出血！”

叶果尔·尼基狄奇起床，穿上皮靴，走到厨房里去洗脸。他用肥皂洗脸，刷牙，照着镜子梳头。然后他把长裤刷干净，用手摩挲平，动手穿上。随后他用刷子把上衣和坎肩刷干净，把怀表上足弦，一丝不苟地整理床铺。他把床铺收拾完，仿佛要给我上一课，叫我明白什么叫严格似的，着手把一颗脱落的纽扣缝到他的大衣上去。

“她在出血啊！”我又说一遍，由于可以理解的焦急而浑身无力。

“马上就去。……不过现在我得祷告上帝。”

叶果尔·尼基狄奇在圣像面前站住，开始祷告。

“我已经准备好，可以走了。……只是我得先到街上去看一看，该穿什么套鞋好：是长筒的呢，还是短筒的？”

最后我们总算走出他的家门。他锁上门，面对东方虔诚地祷告一番，沿着人行道慢腾腾地走着，一路上极力踩光滑的石板，生怕把鞋踩坏。我们走到我家里，却发现我的姑母已经不在人世了。可见，甚至认真也得有限度。

写笔记，显然是一种良好的工作。它使得智慧丰富，文笔熟练，心灵高尚。然而写得太多却不相宜。就连文学工作也得有限度，因为写得多了就可能横生枝节。比方说，我正写这几行，不料扫院子的仆人叶夫塞维走到我窗前，怀疑地瞧着我写的东西。我在他心里引起了疑团。我就赶紧把灯吹熄了。

贪图钱财的婚姻

共有两卷的长篇小说

第一卷

五犬巷里，寡妇梅穆陵娜家中正举行婚礼晚宴。晚宴席上有二十三个人，可是其中八个人什么东西也不吃，脑袋不断往前栽，昏昏欲睡，抱怨说他们“恶心得要呕吐”。蜡烛、灯盏、从饭馆里租来的弯腿枝形烛架，照得极其明亮，惹得在座的客人，一个电报员，装腔作势地眯细眼睛，不时无缘无故地讲起电力照明。对于电力照明，以及一般说来对于电力，他预告了光辉的前途，然而参加晚宴的人却有点漫不经心地听他讲话。

“电力……”那个代替父亲的男主婚人呆望着面前的菜碟，嘟哝说，“可是依我看来，电力照明纯粹是骗人的花样。他们往那里面塞进一小块煤去[1]，以为就能蒙哄人！不行啊，老兄，你真要给我照明的东西，就别给我一小块煤，而要给我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给我那么一种能起火的东西，好叫我抓得住，摸得着！您得给我火，明白吗？给我天然的火，而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玩意儿。”

“要是您见过造出电力的电池，”电报员卖弄聪明地说，“您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我简直不想看见那种东西。骗人的玩意儿。……他们要骗老百姓。……他们要搜刮老百姓的最后一点脂膏。我们可知道他们这种人。……您，年轻的先生……我还没有请教您的大名和父名……与其给那种骗局撑腰，还不如喝您的酒，也给别人斟点酒的好。”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爸爸，”新郎阿普龙包夫用沙哑的男高音说，他是个脖子细长、头发粗硬的青年男子，“这些学问上的事现在何必来谈呢？各种各样在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我不反对谈，我自己也能谈，不过话说回来，谈这种事应该另找时间！你的看法怎样，我亲爱的？”新郎扭过脸去对坐在身旁的新娘说。

新娘达宪卡的脸上流露出各种美德，唯独缺少一种，就是思考能力。她涨红脸，说：

“他们总想显显他们的学问，老是谈些叫人听不懂的事。”

“谢天谢地，我没受过教育也活了一辈子，而且现在，感谢上帝，我把第三个女儿也嫁给好人了，”达宪卡的母亲在桌子另一头对电报员说，叹口气，“既然照您看来，我们都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那您又何必到我们这儿来？您该到您那班受过教育的人家里去才是！”

紧跟着是沉默。电报员心慌意乱。他万没料到关于电力的谈话竟有这样一种奇怪的转折。眼前的这种沉默含有敌意，依他看来像是普遍不满的征象，他觉得必须分辩一下才行。

“我，塔契雅娜·彼得罗芙娜，素来尊重您一家人，”他说，“即使我谈起电力照明，那也并不足以说明我是出于骄傲。是啊，我甚至可以干一杯。……我素来满心巴望达莉雅[2]·伊凡诺芙娜嫁个好新郎。在我们这个时代，塔契雅娜·彼得罗芙娜，很难嫁给好人呢。如今人人都是图私利、贪钱财才结婚的。……”

“这话可是有刺啊！”新郎说着，满脸涨得通红，眨巴眼睛。

“这话根本就没有刺，”电报员说，有点心虚，“我不是指在座的人说的。我这是随便说起……泛泛而论的。……上帝保佑！……大家都知道您结婚是出于爱情。……陪嫁钱少得不值一提。……”

“不对，不是少得不值一提！”达宪卡的母亲气恼地说，“你管自说话，先生，可就是别说胡话！除去一千卢布以外，我们还给了三件女大衣，连床带被褥一应俱全，还有这整套的家具！这样的陪嫁，你到别处去找找看！”

“我不是这个意思。……家具确实挺好……我的意思只是说：喏，他们生气了，倒好像我说话带刺似的。……”

“您不要说话带刺，”新娘的母亲说，“我们是看在您父母的面上才抬举您，请您来参加婚礼的，可是您却说出各式各样的废话来。……再者，要是您早就知道叶果尔·费多雷奇是图私利才结婚的，那您为什么不早说？那您就该到我这儿来，像个亲戚那样说：如此这般，他是图私利才结婚的。……还有你，先生，也太不应该了！”新娘的母亲忽然扭过脸去对新郎说，泪汪汪地眨巴眼睛，“我，可以说，供她吃，供她喝，好不容易把她养大成人……我把她，把我的女儿，看得比绿宝石还要贵重，可是你……你图私利……”

“您居然相信这种中伤的话？”阿普龙包夫说着，从饭桌那儿站起来，烦躁地揪他粗硬的头发，“多谢多谢！多承您对我有这样的看法，感激之至！还有您，布林契科夫先生，”他转过脸去对电报员说，“您虽然是我的朋友，可我不容许您在别人家里干这种岂有此理的事！请您出去！”

“这是什么意思？”

“请您出去！我希望您跟我一样，也是个正人君子！一句话，请您出去！”

“算了吧！你别再说了！”新郎的朋友们阻止他说，“得了，这犯得上吗？你坐下！不要说了！”

“不，我要表明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是出于爱情才缔结这个合法婚姻的。为什么您坐着不动，我不明白！请您出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知道我……”惊呆的电报员说，从桌旁站起来，“我简直不明白。……也好，我走就是。……不过您得先给我三卢布，这是您租用我的凸纹布坎肩的价钱。我再喝一点酒就……走，不过您先得还债。”

新郎跟他的朋友们交头接耳地讲了很久。他那些朋友七零八碎地凑出三卢布来交给他，他就怒气冲冲地把钱丢给电报员。电报员找了半天他的制帽，然后点点头，走掉了。

有的时候一场有关电力的无伤大雅的谈话就会弄出这样的结局！不过后来晚宴结束。……黑夜来了。具有良好教养的本文作者，就紧紧地收住他幻想的缰绳，给随之而来的事情蒙上一层乌黑的神秘之幕。

临到粉红色的奥罗拉[3]光临五犬巷，却碰见喜曼[4]仍然在那儿逗留不去[5]。这时候阴霾的早晨刚开始，而且为本文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便写出下文。

第二卷，即最后一卷

秋天一个阴霾的早晨。还不到八点钟，五犬巷里就已经开始了不同寻常的活动。惊慌不安的警察和扫院子的仆人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各处大门口聚集着挨冻的厨娘们，她们脸上现出极端困惑的神色。……所有的窗子里都有居民们张望。洗衣房里一个敞开的窗口，有许多女人伸出头来，鬓角挨着鬓角，下巴挨着下巴。

“不知道这是雪，还是……谁也闹不清这是什么东西。”说话声响起来。

空中，从地下一直到房顶上，有一种白的东西在飘飞，很像是雪。马路是白的。街灯啦，房顶啦，大门口扫院人的长凳啦，行人的肩膀和帽子啦，一概是白的。

“出了什么事？”洗衣女工问奔跑的扫院子仆人说。

仆人们没回答，光是摇手，往前跑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过最后，有个扫院子仆人慢腾腾地走过那儿，嘴里自言自语，不住地打手势。显然，他去过出事地点，知道事情的底细。

“出了什么事，亲人？”洗衣女工在窗口问他说。

“出了纠纷呗，”他回答说，“梅穆陵娜家里昨天办喜事，少给了新郎钱。原该给一千，只给了九百。”

“哦，那他怎么样呢？”

“他冒火了。他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他撕开绒毛褥垫，把绒毛撒出窗外。……你瞧有多少绒毛啊！像雪一样！”

“把人押出来了！押出来了！”说话声响起来， “押出来了！”

一长串人从寡妇梅穆陵娜家里走出来。领头走着的是两个警察，露出担心的脸色。……阿普龙包夫在他们身后跟着走出来，头戴礼帽，身穿条子花呢大衣。他脸上写着：“我是正人君子，可我不容许人家欺骗我！”

“法院的审判自会向你们证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嘟哝说，不时回转身去看一眼。

在他身后，哭哭啼啼的塔契雅娜·彼得罗芙娜和达宪卡跟上来。这个队伍后边是一个手拿簿子的扫院人和一群顽皮的孩子。

“你哭什么，小媳妇？”洗衣女工对达宪卡说。

“舍不得那个绒毛褥垫啊！”她的母亲替她回答说，“有三普特重呢，我的亲人！要知道那绒毛实在好！一团绒毛挨着一团绒毛，中间连一片羽毛也没有！我老了，上帝倒来惩罚我！”

这个行列走到巷口，拐过弯去，不见了。五犬巷里平静下来。绒毛在空中一直飘到傍晚。

[1] 指电灯，当时的新事物。

[2] 达莉雅是本名，上文的达宪卡是爱称。

[3] 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

[4] 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5] 全句的意思是“这个婚礼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结束”。

庸人先生们

两幕剧

第一幕

市参议会。人们正在举行会议。

市长（吧嗒着嘴唇，慢条斯理地挖耳朵）这一次，诸位先生，你们愿意听一听消防队长谢敏·瓦维雷奇的意见吗？他在这方面是专家，让他先说明一下，然后我们来讨论！

消防队长 我是这样理解的。……（拿出方格手绢擤鼻子）拨给消防部门的一万卢布，也许是一笔大款项，不过……（擦一擦秃顶）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这不算款项，而是幻想，空气。当然，花一万也可以办个消防队，然而是什么样的消防队呢？无非是笑话罢了！你们要知道……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消防队瞭望台，凡是科学家，都会对您说这话。可是我们城里的瞭望台，干脆说一句，完全不适用，因为太小。房屋都很高（举起手），把瞭望台团团围住，慢说是发现火灾，求上帝保佑，就是能看见天空，也已经满不错了。我常常惩罚消防队员，可是他们看不见火灾，难道能怪他们？其次，关于马料，关于水桶……（解开坎肩的纽扣，呼出一口气，继续用同一种口吻讲下去。）

议员们（异口同声）给这个预算再追加两千！

〔市长宣布休息一分钟，以便新闻记者退出会场。

消防队长 好。那么现在，你们考虑要把瞭望台加高两俄尺。……好。然而，这件事涉及社会利益，也就是所谓国家利益，如果从这个观点和这个意义上看，诸位议员先生，我就必须说明，倘使这个工程交由包工头承担，我就要提请你们注意，这会使得本城多加一倍开支，因为包工头办这种事总是盘算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假如用节约的办法，不慌不忙地修建，比方说，如果砖头是十五卢布一千块，用消防队的马车来运输，另外要是……（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似乎在心算）另外要是五百根原木，十二俄尺长，五俄寸厚……（计算）。

议员们（绝大多数声明）把瞭望台的修缮工程交由谢敏·瓦维雷奇承办，为这个目的拨给他第一批款项一千五百二十三卢布四十四戈比！

消防队长太太（坐在旁听席上，小声对邻人说）我不知道我的谢尼亚[1]何苦揽下这么多的麻烦事！按他这样的身体，能承担修建工程吗？干这种事有什么快活，成天价打工人嘴巴！搞这种修缮工程捞不到什么油水，至多也就赚它五百卢布，可是把身体忙坏了，倒要花一千治病呢！他的善心生生把他毁了，这个傻瓜！

消防队长 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工作人员的问题。当然，我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当事人（忸怩），只能声明我……我是无所谓的。……我这个人年纪已经不轻，又有病，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要死掉。大夫说我内脏有硬化症[2]，要是我不保重身体，我身子里的血管就要裂开，我就会来不及行忏悔礼而死掉。……

旁听席上的喁语 狗有狗的死法。

消防队长 不过我倒不为我自己张罗。多谢上帝，我这辈子过得挺好。我什么也不需要。……只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甚至……甚至有点愤愤不平。……（绝望地摇手）一个人辛勤工作，只靠薪金过活，安分守己，没有沾染恶习气……黑夜白日地不得消停，从不顾到身体，可是……可是不知道这到底是图什么。我何必操心？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泛泛而论的。换了是别人，靠这点钱就没法过活。……酒鬼才肯担任这种职务，一个认真工作而老成持重的人宁可饿死也不会为这点薪金去照管马匹和消防队员。……（耸肩膀）这有什么好处呢？要是外国人看到我们这样的世道，我想，他们所有的报纸都会把我们痛骂一顿。在西欧，比方拿巴黎来说，每条街上都有瞭望台，每年都给消防队长发补助金，相当于一年的薪金。在那种地方，人才能工作！

议员们 鉴于谢敏·瓦维雷奇服务多年，发给他一次补助金二百卢布！

消防队长太太（小声对邻人说）他请求到这笔补助金倒挺好。……他是个聪明人。前几天我们到大司祭家里去，在那儿打牌输掉一百卢布，如今一想起来，您要知道，真叫人心疼！（打哈欠）唉，真叫人心疼！现在也该回家喝茶去了。

第二幕

瞭望台。守卫人员。

瞭望台上的岗哨（对下面喊叫）喂！锯木场起火了！打警钟！

下面的岗哨 你现在才看见吗？老百姓已经奔跑半个钟头了，你这个怪人，现在才想起来啊？（深思）只要是蠢货，不管你把他摆在上边，还是摆在下边，照样是蠢货（打警钟）。

〔三分钟后，瞭望台对面，消防队长在他住宅的窗口出现，穿着家常衣服，睡眼惺忪。

消防队长 什么地方起火了，丹尼斯？

下面的岗哨（立正，举手行礼）锯木场，长官！

消防队长（摇头）上帝拯救我们吧！起风了，天又这么干。……（摇手）上帝保佑吧！这些不幸的事专给人找麻烦！……（抚摸自己的脸）听我说，丹尼斯。……你对他们说，老弟，要他们套上马车，赶紧去，我呢，马上就去……过一会儿就到。……我得换衣服，还有这样那样的事。……

下面的岗哨 不过没人可去啊，长官！大家都出外了，只有安德烈在家。

消防队长（惊慌）他们那些混蛋，都到哪儿去了？

下面的岗哨 玛卡尔钉完了新鞋掌，现在把靴子送到城外助祭家里去了。米哈依尔呢，长官，是您自己打发去卖燕麦的[3]。……叶果尔用消防队的马车送班长的姨妹到河对岸去了。尼基达喝醉了酒。

消防队长 那么阿历克塞呢？

下面的岗哨 阿历克塞下河捉虾去了，因为您老人家先前吩咐过他，说是明天您家里有客人来吃饭。

消防队长（鄙夷地摇头）请问，跟这班人一起怎么能工作！都是无知无识，没受过教育……专爱灌酒。……要是外国人看见，外国杂志就会把我们大骂一顿！那边，比方拿巴黎来说，消防队随时坐着马车在街上奔驰，轧死行人也不管。有火灾也罢，没火灾也罢，奔驰不停！我们这儿呢，锯木场起火了，危急得很，可是他们一个也不在家，倒好像……魔鬼把他们吞下肚去了！不行啊，我们比欧洲还差得远呢！（转过脸去朝房间里温柔地说）玛宪卡，你给我把制服准备好吧！

[1] 谢敏的爱称。

[2] 大概指“肝硬化”，起因于酗酒。

[3] 燕麦是马的饲料，暗指消防队长贪污公家的马饲料。

演说和小皮带

他把我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用一种含泪而发颤的、扣人心弦的、温柔的、友好的然而又不容反驳的声调对我们发表一篇演说。

“我什么都知道，”他说，“什么都知道！对！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早就发觉这种所谓的，呃……呃……呃……味道，空气……风气了。你，齐秋尔斯基，在读谢德林[1]的作品。你，斯皮奇金，也读这一类的书。……我全知道。你呢，土波诺索夫，在写……那个……各式各样的文章……举止很不检点。诸位先生！我请求你们！我不是以上司的身份，而是以普通人的身份说话。……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是不行的。这种自由派作风非消灭不可啊。”

他用这种口吻宣讲很久。他使得我们大家深受感动。他大讲当代的思潮，赞扬科学和艺术，然而又提出保留意见，讲起科学所不应该逾越的限度和界线，他还提到母爱。……我们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的话把我们的灵魂洗净了。我们懊悔得恨不能死掉才好。我们一心想吻他，朝他跪下叩头……放声痛哭。……我瞧着档案管理员的后背，觉得这个后背所以没有哭出声来，也只是因为生怕扰乱普遍的肃静而已。

“你们出去吧！”他结束道，“一切事我都既往不咎了！我不会记住人家的坏处。……我……我……诸位先生！历史在对我们说话。……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就相信历史的话吧。……历史在对我们说话。……”

然而，唉！我们没有弄清楚历史在对我们说什么话。他嗓音发抖，眼睛里闪着泪花，眼镜冒汗。正在这个时候，响起了涕泣声，这是齐秋尔斯基在哭。斯皮奇金脸红得像煮熟的虾一样。我们把手伸到衣袋里去拿手绢。他开始眨巴眼睛，也伸手拿手绢。

“你们去吧！”他用哭泣的声调喃喃地说，“请你们躲开我！躲……开我吧。……嗯，是啊。……”

然而，唉！您从怀表里取出一颗小螺丝钉来，或者您往怀表里放进一粒细小的沙子去，怀表就停了。他的演说所造成的印象，恰好在登峰造极的时候，却化为泡影了。圆满的结局没有能够实现，可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一件琐碎的小事！

他把手伸到后面裤袋里去取手绢，不料顺手带出一条小皮带来。不消说，这是无意中带出来的。小皮带极小，肮脏，粗硬，先是在空中摇荡，好比一条小蛇，后来掉下来，落在档案管理员的脚跟前。档案管理员两只手把它捧起来，恭恭敬敬，四肢发颤地放在桌子上。

“小皮带，大人。”他小声说。

齐秋尔斯基微微一笑。我看见他微笑，就情不自禁，也用手掩住嘴扑哧一笑……像个傻瓜，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在我之后，斯皮奇金也扑哧一笑，然后特烈赫卡皮坦斯基扑哧一笑，于是一切全完了！一座大厦轰隆一响，塌下来了。

“你笑什么？”我听见雷鸣般的一声喊。

圣徒呀！我一看，他的眼睛正瞧着我，只瞧着我一个人……盯住不动！

“你是在什么地方？啊？你是在啤酒馆里？啊？得意忘形了？你去写辞呈，交上来！我不需要自由派。”

[1] 谢德林是俄国讽刺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萨尔蒂科夫（1826—1889）的笔名，曾遭沙皇政府逮捕和流放。

在病人床边

医生波波夫和米列尔在病人床边站着，争论不休。

波波夫 我，老实说，不大拥护保守方法。

米列尔 我，同事，根本就不是跟您谈保守主义。……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那都是您的事。……我谈的是实际上[1]应当加以改变的制度。……

病人 哎呀！（吃力地从床上起来，走到房门口，胆怯地看看隔壁房间）这年月，要知道，连墙都在听人讲话啊[2]。

波波夫 他说他胸口发紧……压得慌……透不出气。……您不用强烈的刺激剂不行了。

〔病人呻吟着，胆怯地看窗外。

米列尔 可是在给他服用刺激剂以前，我请求您注意他的体质[3]。……

病人（脸色变白）哎，两位先生，不要这么大声说话呀！我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又在衙门里工作。……窗外有人走来走去……我家里还有仆人。……唉！（绝望地摇手）

[1] 原文为拉丁语。

[2] 意谓“隔墙有耳”。病人把医疗用语误认为政治术语，以为医生们在攻击沙皇政府（保守和保守主义），主张推翻当前的政治“制度”。

[3] 这个词也可解作“宪法”。

牡蛎[1]

我无须乎过于费力地追忆，就可以记起那年秋天阴雨的薄暮，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怎样跟我父亲一起站在莫斯科一条人烟稠密的街道上，怎样感到一种奇怪的病逐步控制我。痛苦倒一点也没有，只是我的腿不住地往下弯，我的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我的头无力地往一边歪着。……看来我马上就要倒在地下，人事不知了。

假如那时候我进医院住下，医生就一定会在我床头的病历牌上写下“饥饿”[2]这个词，那却是医学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一种病。

我的亲爹在人行道上挨着我站住，身穿旧的夏大衣，头戴旧呢帽，帽胎破了，露出一小块白棉花。他两只脚上穿着又大又重的套靴。这个爱面子的人生怕外人看出他光着脚穿套靴，就在他的腿肚上套一双旧靴筒。

这个可怜而又有点愚蠢的怪人，他那件漂亮的夏大衣越是破旧肮脏，我对他倒爱得越深。他五个月前来到京城谋求文书的职位。这五个月他一直在城里奔走，托人找工作，直到今天才下定决心到街上来乞求施舍。……

我们前面是一所三层楼的房屋，挂着青色招牌，上写“饭馆”两个字。我的头软弱无力地往后仰，朝一边歪着，我就不由自主地看着楼上，看着饭馆灯光明亮的窗子。窗子里不断闪过人影。我瞧见一架管风琴的右半边、两张彩色画片、几盏挂灯。……我往一个窗口里看，盯住一块白色的东西。那块东西轮廓方正，一动也不动，跟四周的深棕色背景截然分开。我凝神细看，认出那是墙上一张白招贴。那上面写着字，至于究竟写的是什么，就看不清了。……

我有半个钟头之久没让我的眼睛离开招贴。它的白颜色吸住我的目光，似乎给我的脑子施了催眠术。我竭力要认出那些字来，然而我的努力却白费。

最后，那种奇怪的病显出力量来了。

渐渐，马车的辘辘声在我耳朵里像是隆隆的雷声，我在街上的臭气中闻出一千种气味，饭馆的挂灯和街灯在我眼睛里成了耀眼的闪电。我的五种知觉一齐紧张起来，敏锐得反常。我开始看到先前看不清的东西。

“牡蛎……”我认出了招贴上的词。

奇怪的词！我在世上活了足足八年零三个月，可是这个词却一次也没听到过。它是什么意思？莫非这是饭馆老板的姓？可是话说回来，有姓的招牌[3]总是挂在门外，而不是挂在墙上！

“爸爸，什么叫牡蛎？”我费力地把脸扭到父亲那边，用沙哑的嗓音问。

我父亲没听见。他在注视人群的活动，用眼睛跟踪每个行人。……我凭他的眼神看出他想对行人说什么话，然而那句要命的话却像沉重的砝码似的挂在他颤抖的嘴唇上，无论如何也吐不出口。他甚至已经向一个行人迈出一步，碰碰他的衣袖，可是等到那个人回过头来，他却说声“对不起”，心慌意乱，倒退回来了。

“爸爸，什么叫牡蛎？”我又问道。

“这是那么一种动物。……生在海里。……”

一刹那间我想象出这种从没见过的海洋动物是什么样子。它想必是介乎鱼虾之间的一种东西。既然是海味，人们当然就把它烧成很鲜美的热汤，撒上很香的胡椒粉，加上月桂叶，或者加上点脆骨，烧成酸溜溜的杂拌汤，要不然就做成虾酱，再不然就做成拌着洋姜的海鲜冻。……我生动地想象人们怎样从市场上把这种动物买回来，赶快收拾干净，赶快下锅……赶快，赶快，因为大家都饿了……饿极了！厨房里飘来煎鱼和虾汤的香味。

我感到那种香味刺得我的上颚和鼻孔发痒，渐渐渗透我的全身。……饭馆啦，父亲啦，白招贴啦，我的袖子啦，都冒出那种香气，味道浓得很，惹得我嘴里咀嚼起来。我又是嚼又是咽，倒好像我嘴里真有一小块那种海洋动物似的。……

我觉着舒服得很，两条腿往下弯。我怕跌倒，就抓住父亲的袖子，靠紧他那湿漉漉的夏大衣。父亲在发抖，缩起身子。他冷。……

“爸爸，牡蛎是素菜还是荤菜？”我问。

“这种东西要活着吃下肚……”我的父亲说，“它们有壳，像乌龟一样，不过……是由两片壳包住的。”

霎时间，鲜美的香味不再惹得我全身发痒，我的幻想破灭了。……现在我才完全明白！

“多么叫人恶心，”我小声说，“多么叫人恶心的东西啊！”

原来牡蛎是这么个东西！我就想象一种类似青蛙的动物。那只青蛙藏在两片贝壳里，睁着又大又亮的眼睛朝外看，不住地摆动它那难看的下颚。我暗自想象人们怎样从市场上买回这种动物来，它包在贝壳里，伸出几只螯，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皮肤黏糊糊的。……所有的孩子都躲起来。厨娘厌恶地皱起眉头，提起这个动物的螯，把它放在碟子上，送到饭厅里去。那些成年人拿起来就吃……把它活活吃下去，连它的眼睛、牙齿、爪子一股脑儿吃下肚去！它呢，吱吱地叫，极力咬人的嘴唇。……

我皱起眉头，然而……然而我的牙齿为什么咀嚼起来了？那个动物讨厌，可恶，吓人，可我还是把它吃了，吃得狼吞虎咽，生怕尝出它的味道，闻出它的气味。我刚吃完一个，却已经看见第二个，第三个的亮晶晶的眼睛。……我把这些也都吃了。……最后我吃餐巾，吃碟子，吃我父亲的套靴，吃那张白招贴。……凡是我眼睛见到的东西，我统统吃下肚去，因为我觉得，只有不断地吃，我的病才能好。那些牡蛎吓人地瞪起眼睛，样子可憎，我一想到它们就发抖，可我还是要吃！吃！

“给我牡蛎！给我牡蛎！”这呼声从我胸膛里冒出来，我向前伸出两只手。

“帮帮我们吧，诸位先生！”这时候我听见父亲闷声闷气地说，“我不好意思告帮，可是，我的上帝啊！我熬不下去了！”

“给我牡蛎！”我叫道，揪住父亲的大衣后襟。

“你莫非要吃牡蛎？这么小的孩子！”我听见身旁有笑声。

有两个先生站在我们面前，头上戴着高礼帽，笑呵呵地瞧着我的脸。

“你这个娃娃要吃牡蛎？真的吗？这倒有趣！你怎么吃法呢？”

我记得一只有劲的手把我拖到灯光明亮的饭馆里去。过了一分钟，一群人把我团团围住，带着好奇心和笑声瞅着我。我挨着桌子坐下，吃一种黏糊糊的东西，有腌过的味道，冒出潮气和霉气。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没咀嚼，没看它，也没问一声我吃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一睁开眼睛，就必定会看见亮晶晶的眼睛、螯和尖牙。……

我忽然开始嚼一种硬东西。响起了碎裂的响声。

“哈哈！他连壳都吃了！”人群笑道，“小傻瓜，难道这能吃吗？”

我记得，这以后我渴得厉害。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觉，因为我胃痛。我觉得滚烫的嘴里有一股怪味。我父亲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用手比画着。

“我好像着凉了，”他喃喃地说，“我脑袋里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那里面坐着个什么人似的。……也许这是因为今天我没有……那个……没有吃东西。……我，说真的，有点古怪，愚蠢。……我明明看见那些先生买牡蛎付出十卢布，那我为什么不走过去，向他们要几个……借几个钱呢？他们多半肯给的。”

到第二天早晨我才睡熟，梦见一只有螯的青蛙藏在贝壳里，转动眼珠。中午我渴得醒过来，睁开眼睛找我的父亲：他仍旧走来走去，打手势。……

[1] 俄国饭馆中一种价钱很贵的海味名菜。

[2] 原文为拉丁语。

[3] 俄国的饭馆常以老板的姓命名。

有将军做客的婚礼

故事

退役的海军少将烈伏诺夫-卡拉乌洛夫是个矮小而仿佛生了锈[1]的老人，有一次从市场上出来，一只手抓住活梭鱼的腮，把鱼提回家去。他的厨娘乌里扬娜跟在他身后，胳肢窝底下夹着一包胡萝卜和一束烟叶，那是可敬的少将用来“驱除臭虫、蚜虫（即蛀虫）、蟑螂以及其他活在人的身上和住处的纤毛虫”的。

“舅舅！菲里普·叶尔米雷奇！”他拐弯走进他那条巷子，忽然听见有人叫他。“我刚才到您家里去过，整整敲了一个钟头的门！幸好我们总算没错过见面的机会！”

海军少将抬起眼睛来，看见面前站着他的外甥安德留沙·纽宁，一个青年人，在德良[2]保险公司任职。

“我有一件事来求您，”外甥继续说着，握了握舅舅的手，这就弄得他沾上一手浓重的鱼腥气，“我们就在这条长凳上坐一坐，舅舅。……这就行了。……喏，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的知己朋友，一个姓留宾斯基的，要举行婚礼。……不瞒您说，他是个非常招人喜欢的人。……可是您，舅舅，把那条梭鱼放下吧！何必让它把您的大衣弄脏呢？”

“这没什么。……这条鱼惹人讨厌，也不值什么钱，不过它的鱼子却妙极了！剖开它的肚子，把里面的鱼子掏出来，你知道，跟研碎的面包干拌在一起，加上葱，撒上点胡椒，拿过来一吃，那味道美极了！”

“他是个极好的人。……他在一家当铺里当估价员，不过您不要以为他是个可怜虫或者下等人。……如今连上流社会的太太也有在当铺里工作的。……他是有家庭的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有父亲，有母亲，还有其他的人……那些人挺不错，待人那么亲切，又信教。……一句话，是俄国的旧派家庭，您见了会喜欢的。……留宾斯基正要娶个孤女，双方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都是些好人！……那么您，亲爱的舅舅，能不能给这家人一点面子，今天到他们家里去参加婚礼的晚宴呢？”

“可是要知道，我……那个……不认识他们！我怎么能去呢？”

“这无所谓！反正又不是到什么男爵家去，到什么伯爵家去！他们是些普通人，不拘什么礼节。……有俄国人那种脾气：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一概欢迎！再者……我老实跟您说吧……那是个旧派家庭，有各式各样的偏见和怪想法。……甚至挺可笑。……他们巴不得有个将军参加婚礼！成千的卢布他们倒不要，只希望有个将军在他们宴席上坐着！我同意，这是无聊的好胜心，是偏见，不过……不过，让他们得到这么一点无伤大雅的快乐又何尝不可呢？况且您在那边也不会觉得乏味。……他们特意为您准备下一瓶齐姆良斯克的醇酒[3]和龙虾罐头呢。……还有，老实说吧，您也可以出一出风头。现在您的官阶算是白糟蹋了，就跟埋在地里一样，谁也没感到您有那种地位，可是那边的人至少会明白！真的！”

“可是我这么办，安德留沙，合身份吗？”海军少将问，呆呆地瞧着一辆出租马车。“我，你知道，要想一想。……”

“奇怪，这有什么可想的呢？您管自去就是了！讲到合不合身份，这甚至惹得人不痛快。……倒好像我能把亲舅舅拉到不成体统的地方去似的！”

“也好。……随你的便吧。……”

“那么到晚上我坐着马车来接您。……我们到十一点钟光景再去，稍稍迟一点，为的是正好赶上晚宴……这也才像贵族的派头。……”

十一点钟，纽宁坐着马车来接舅舅。烈伏诺夫-卡拉乌洛夫穿上镶着金丝绦的制服和裤子，戴上勋章，他们就坐上马车走了。等到从饭馆里雇来的仆役给海军将官脱掉带风帽的大衣，婚礼的晚宴已经开始。新郎的母亲留宾斯卡雅太太在穿堂里迎接他，眯细眼睛瞅着他。

“是将军吗？”她说，叹口气，疑惑地瞧着脱大衣的安德留沙，点头行礼，“很高兴，大人。……可是多么不威严……多么不中看。……嗯。……一点威风也没有，连肩章也没戴。……嗯。……好吧，来了也就算了，听天由命吧，好歹有个将军就成了。……就这样好了，请，大人！谢天谢地，勋章总算不少。……”

海军少将扬起新刮过胡子的下巴，庄严地嗽一下喉咙，走进大厅里。……那边，一幅画面在他眼前展开，那情景真能把石头弄软，甚至磨成粉呢。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上边摆满冷荤菜和酒瓶。……新郎留宾斯基坐在桌旁最显眼的地方，身上穿着礼服，手上戴着白手套。他那汗湿的脸上露出笑容。显然，使他高兴的与其说是眼前的山珍海味，不如说是他预先感到婚姻生活会带来的快乐。他身旁坐着新娘，眼睛带着泪痕，脸上现出极其纯洁的神情。海军少将立刻体会到她品德优秀。其余的座位坐满了男女客人。

“海军少将烈伏诺夫-卡拉乌洛夫！”安德留沙叫道。

客人们低下眉毛瞧着走进来的人，恭敬地擦嘴唇，站起来。

“请容许我介绍一下，大人！这是新郎艾巴米农德·萨维奇·留宾斯基和他的新娘。……这是伊凡·伊凡内奇·亚契，电报局工作人员。……这是希腊籍侨民哈尔兰皮·斯皮利多内奇·丁巴，做糖果生意。……这是费多尔·亚科甫列维奇·纳波列奥诺夫，还有……别的人。……请坐，大人！”

海军少将身子摇晃一下，坐下，立刻把一块咸鲱鱼放在自己的碟子里。

“您刚才是怎样称呼他的？”女主人对安德留沙小声说，怀疑而又不放心地瞧着显赫的客人，“我要请的是将军，而不是这个……该怎么称呼他来着……害……海……”

“海军少将。……可是您不明白，娜斯达霞·季莫费耶芙娜。文官官阶表上的四等文官相当于少将，所以海军少将就相当于四等文官。……区别只在于部门不同，实际是一回事。……正好旗鼓相当呢。”

“是啊，是啊……”纳波列奥诺夫肯定道，“这是实话。……”

女主人放了心，这才把那瓶齐姆良斯克酒放到海军少将跟前去。

“您吃菜吧，大人！只是您要包涵一点。……您吃惯了精致的菜肴，而我们这儿却是粗茶淡饭，简慢得很！”

“是啊……”海军少将在长久的沉默以后开口说，“从前，大家都生活得简简单单，心满意足。……我是个有官阶的人，可是我也还是生活得很简朴。……”

“您早就退役了吗，大人？”

“一八六五年[4]退役的。……从前样样事情都简单。……不过……”

海军将官说了“不过”，歇了口气，这时候他看见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海军学校应届毕业生。

“您那个……大概是在舰队里实习吧？”他问。

“是，大人！……”

“啊。……是了。……也许，现在一切都换了新样子，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大家都变得皮肤白净，娇里娇气了。……不过，舰队的工作总是艰苦的。……这可比不得什么步兵，或者比方说，骑兵。……当步兵用不着费什么脑筋。在那儿，连庄稼汉都明白该怎么干，该干什么。……可是在我和您这儿，年轻人，那就不然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在我和您这儿，要动脑筋的事有的是。……每个无关紧要的字都有所谓神秘的……呃呃……难懂的意思。……举例来说：桅楼兵到桅缆去，到中帆和前桅帆去！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那些派去系紧高帆的水兵，务必同时要站在桅楼上。要不然就得另下命令：桅楼底框兵到桅缆去！这又有另一层意思。……嘻嘻。……这就跟你的数学一样准确呢！还有，譬如，船在顺风里走……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才好，哦，我想起来了。……到高帆和顶帆去！这时候桅楼兵，凡是奉命解开上帆和顶帆的，就得使出全部力气从桅楼上跑到桅顶横桁和高桅顶横桁那边去，然后……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才好……他们分散在横桁上，拆开上面所说的那些帆，这要同时干，您明白，同一个时候！下面的人就在高帆和顶帆缭绳、张帆索和转桁索旁边停住。……”

“为极可敬的客人们的健康干杯！”新郎宣布道。

“是啊，”海军少将插嘴说，站起来，碰杯，“各式各样的命令多极了。……喏，再拿这个来说……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才好……拉高帆和顶帆缭绳，升起张帆索！！好。……不过，这指的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您知道，他们就拉高帆和顶帆缭绳，升起张帆索……这些事一齐做！同时他们把顶帆缭绳和升起的顶帆索拉得平齐，在这个时候根据需要，再放松这些帆的转桁索，结果，等到缭绳拉紧，张帆索都升到规定的位置，那么高帆和顶帆缭绳就绷直，横桁就顺着风向转过去。……”

“舅舅！”安德留沙小声说，“女主人要求您谈点别的。这些事客人们都不懂，而且……枯燥无味。”

“等一下。……我遇见这个年轻人，很高兴。……年轻人！我素来喜欢年轻人，而且……现在也还是喜欢。……我满心喜欢他们！求上帝保佑吧。……我很高兴。……是啊。……喏，如果军舰迎着前侧风航行，右舷受风，而且除去主帆以外所有的帆都张着，那么该怎样下命令呢？很简单。……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才好。……大家都到上边去，转到顺风方向！不是这样吗？嘻嘻。……”

“够了，舅舅！”安德留沙小声说。

可是舅舅不肯罢休。他喊出一个个口令，然后用沙哑的嚷叫声对每个口令做出冗长的解释。晚宴已经快要结束，可是就因为他讲得滔滔不绝，别人始终没有机会讲长篇的祝词，发表演说。伊凡·伊凡内奇·亚契舌头上早已挂着一篇辞藻华丽的演说等着发表，这时候开始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身子，皱起眉头，跟邻座的客人喁喁私语。有一回，那是在甜食[5]已经端上来，海军将官喝了齐姆良斯克酒而呛得咳嗽起来的时候，他就利用这个间歇，跳起来，开口讲道：

“在今天所谓的……嗯……我们聚集在一起庆祝我们所热爱的……”

“是啊……”海军将官打断他的话说，“要知道，这些都得记住！例如……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才好……解开下桁索和顶索，把后支索从右边送到桅楼后部！”

“我们是些没有知识的人，大人，”女主人说，“这种事我们一点也不懂，您最好对我们讲点关于……”

“你们不懂是因为……这都是术语！当然了！可是这个年轻人懂。……对了。我在跟他回忆从前的事。……这不是很愉快吗，年轻人！漂洋过海，无忧无虑，而且……”

海军将官眼泪汪汪，用发抖的声调讲起来：

“举例来说……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才好……升起船头三角帆，放开转桁索，系上前桅帆和主帆前角索！”

海军将官擦擦眼睛，呜的一声哭了，继续说：

“这时候，水兵们就立刻升起船头三角帆的前角索，转动中桅的上帆以及那上面其他的东西，让它们迎着前侧风，然后把前桅帆和主帆的前角索拉到规定的位置，拉紧缭绳，抽出帆边牵索。……我哭……哭了。……我高兴啊。……”

“将军，太不像话了！”女主人气愤地说，“您这么大年纪，应该害臊才是！我们给您钱不是要您来胡闹的！”

“什么钱？”海军少将瞪大眼睛说。

“谁不知道给了您钱。……大概您从安德烈[6]·伊里奇手里总拿到了那张二十五卢布钞票吧！还有您，安德烈·伊里奇，也太不应该！我不是请您雇个这样的人来。……”

老人看一眼满面通红的安德留沙，看一眼女主人，心里全明白了。安德留沙对他讲过的旧派家庭的“偏见”，如今在他面前露出全部丑恶的真相。……他的酒意一下子消散了。……他从桌旁站起来，踩着碎步走进前堂，穿上大衣，走出门外。……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参加人家的婚礼了。

[1] 意谓“失去军人威风，显得萎靡不振”。

[2] “德良”可意译为“卑鄙龌龊”。

[3] 指顿河地方齐姆良斯克所产的香槟酒。

[4] 本文发表于1884年12月，因而是二十年前。

[5] 宴席上的最后一道菜。

[6] 安德烈是本名，安德留沙是爱称。

自由派活宝

每年圣诞节期间，切尔诺朴普省的太太小姐们和省政府文官们，总要举办一次业余演出，目的在于募集慈善性捐款。去年的演出不大成功，因为指挥大权落在高级顾问官楚希金这个“老粗”手里，他把剧本删削一半，不容许讲故事的人自由讲故事。今年，业余演出人员纷纷提出抗议。选择剧本的任务就由太太小姐们揽过来，至于对外工作，选择讲故事的人、歌手和舞会主持人等工作，一概交托特任官卡斯卡多夫掌管，他是个青年人，大学毕业生，又是自由派。

“该选谁好呢，诸位先生？”十二月里一天早晨，卡斯卡多夫站在办公室中央，双手叉腰，讲起来，“舞会主持人由宪兵中尉波德里加依洛夫担任，嗯……当然，还有我。男歌手呢……有我，嗯，也许，还可以加上宪兵中尉波德里加依洛夫。……他的男中音挺不错，不过，我们背地里说一句，唱得有点粗。……那么在幕间休息的时候，由谁来讲故事呢？”

“您指派特列特沃尔斯基吧……”科长基斯里亚耶夫说着，用火柴剔指甲缝，“去年他，这个坏包，讲得挺精彩呢。……单是他那副嘴脸就妙极了！他爱喝酒，这个坏蛋，可是……话说回来，一切有才能的人都爱喝酒！据说，连拉斐尔也爱喝酒！”

“特列特沃尔斯基？哦，对，我想起来了。……他讲得不错，可是那风度……那风度呀！尼基佛尔，你去把特列特沃尔斯基叫到这儿来！”

一个黑发男子走进来，高身量，背部有点伛偻，头发长而且乱，两只手又大又红，穿着褪了色的裤子。

“请坐，特列特沃尔斯基！”卡斯卡多夫对他说，用洒过香水的手绢擤鼻子。“我们这儿，您要知道，又在筹划演出。……您倒是坐下呀！这套中国式的官场规矩谁也不需要，您就丢开它吧！我们都是人！好。……幕间休息的时候和演出结束以后，按去年的成规，要有朗诵。……好。……可是讲故事和朗诵的人，在我们这个切尔诺朴普城里，根本就没有。……我倒也许还能朗诵一下，嗯……宪兵中尉波德里加依洛夫也念得不错，可是我们忙得简直没有工夫！这就只好又来找您。……您肯承担吗，好朋友？”

“可以是可以的，”特列特沃尔斯基低下眼睛说，“不过，伊凡·玛特维伊奇，如果像去年一样给我加上种种限制，结果只会闹笑话！”

“不，不。……这回是充分的自由！最充分不过了，老兄！您爱念什么就念什么，爱怎么念就怎么念！我所以承担指挥的任务，也就是要给您自由！要不然我就不会应承。……您不要在选择题材方面缩手缩脚，一句话，在任何方面都不要缩手缩脚！您可以念一篇什么东西……讲个故事……朗诵诗篇之类的。……”

“这可以做到。……我可以讲个犹太人的生活故事。……”

“犹太人？妙得很！这挺好，我亲爱的！不过……这妥当吗？问题是，老兄，到那天，美德赫尔会带着女儿们一块儿来参加晚会。……他已经改信正教了，不过这仍旧不大合适。……他会生气的。……您讲点别的吧。……”

“你顶好讲日耳曼人的故事。”基斯里亚耶夫喃喃地说。

“也好……”卡斯卡多夫同意说，“您找点日耳曼人的故事吧。……不过，那个……这也未必妥当。……省长夫人就是日耳曼人，原先在娘家是冯·利特卡尔特男爵小姐。……不行啊，最亲爱的！当然，限制自己是不必要的，可是仍然不妨慎重点。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嘛，我们背地里说一句，人人都喜欢把别人的话当成影射自己。……去年，比方说，您顺带讲过一个亚美尼亚人的生活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您该记得，纳希切万城的居民们说：‘您把您的水龙带给我们吧，等将来，求上帝保佑，您那儿有了火灾，我们就给您两个水龙带。’这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呢？可是真就有人怄气了！”

“怄很大的气呢！”基斯里亚耶夫肯定道。

“他们说：‘他讲的这个纳希切万城指的是哪个城，我们心里有数！’那些小姐们一听到‘水龙带’，脸就红了。[1]那您就得分清，哪些话中听，哪些话不中听！要慎重而又慎重！比方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故事来说……例如戈尔布诺夫[2]的一个什么故事。……那是挺好的作品！谁都爱听！可是呢，不行：省长大人认为这是‘嘲弄人民’！他这话多多少少是对的，可是……我们背地里说一句，这是个可怕的时代啊！鬼才知道这是个什么时代！”

“您猜怎么着，倒不妨念一点涅克拉索夫的东西。……‘她的额头上刻着不祥的字迹：在公共市场上出卖肉体！’[3]好得很！”

“不行，不行……不行！”卡斯卡多夫摊开两只手说，“人家参加晚会是带着全家人来的……有太太，有姑娘，您却念什么‘不祥的字迹’！您这是怎么了，老兄！可别打这种主意！还是以不走极端为妙！您顶好念点没有倾向性的、不偏不倚的东西……念点轻松的东西。……”

“什么作品才算轻松呢？托尔斯泰的《女罪人》行吗？”

“它有点沉闷，老兄！”卡斯卡多夫皱起眉头说，“《女罪人》啦，《聪明误》的最后一段独白啦……所有这些都是陈腔滥调，老套头了，而且……多多少少容易引起争论。……您选点别的吧。……请吧，不必缩手缩脚的！您想选什么就选什么……随您的便！”

特列特沃尔斯基抬起眼睛沉思。基斯里亚耶夫瞧着他，叹口气，鄙夷地摇摇头。

“如果你想不出什么合乎道德的作品，”他抱怨说，“那就可见你是个不道德的人！……”

“这儿，问题不在于道德不道德，扎哈尔·伊里奇！”卡斯卡多夫分辩说，“特列特沃尔斯基有片面性，这才是实情！”

特列特沃尔斯基涨红脸，搔了搔眼皮。

“既然我不道德，又有片面性，那你们何必叫我来？”他说着，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又不是我自己想要担任这个工作。”

特列特沃尔斯基走后，卡斯卡多夫迈开脚步走来走去。

“我不懂这种人，扎哈尔·伊里奇！”他开口说，把头发抓乱，“我当着上帝的面起誓：我不懂！我自己并不是因循守旧的人，也不落后……甚至是自由派，为我的思想方式受过苦，然而像这位先生那样的极端派，我不懂！我，嗯，还有……宪兵中尉波德里加依洛夫，都以自由思想闻名……社会人士斜起眼睛看我们。……省长大人怀疑我同情某些思想。……可是我绝不放弃我的信念！我是自由派！不过……像这个特列特沃尔斯基之类的人……我就不懂！这种人其实是走极端，极端派，我这个有罪的人却受不了！我自己并不是保守派，然而我受不了这种人！您管自批评我，管自骂我是因循守旧的人……您爱说什么都随您，可是我不能伸出手去跟类似[4]特列特沃尔斯基的先生们握手！”

卡斯卡多夫筋疲力尽地往圈椅上一坐，沉思不语。……

“不要他参加就是！”基斯里亚耶夫嘟哝说，由于无事可做，而拿起图章在他的硬袖口上盖印，“不要他参加……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1] 俄语单词кишка（水龙带）有肠子的意思。

[2] 戈尔布诺夫（1831—1895），俄国作家和演员，写过许多滑稽的民间故事，内容大半是人民的生活。——俄文本编者注

[3]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诗《衣服华丽的穷女人》。——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法语。

可怕的一夜

伊凡·彼得罗维奇·巴尼希津[1]脸色发白，把灯芯捻小，用激动的声调讲起来：

“一八八三年圣诞节前夜，我们许多人在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朋友的家里开招魂术会，等到我告辞出来，走回家去，夜色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笼罩着大地。我走过的那些巷子，不知什么缘故没点灯，我几乎只好摸着黑走。我住在莫斯科的圣墓教堂附近，我的家在文官特鲁波夫的那所房子里，因而是阿尔巴特的一个最荒僻的地方。我走着，我的思想沉闷而抑郁。……

“‘你的一生临近末日。……你忏悔吧。[2]……’

“这就是在招魂术会上被我们召唤来的斯宾诺莎的灵魂对我所说的话。我要求再说一遍，小碟[3]不但重述一遍，而且还添了一句：‘就在今天晚上’。我不相信招魂术，可是我一想到死，哪怕只是个暗示，也会灰心丧气。死亡，诸位先生，是不可避免的，它平淡无奇，然而另一方面，死亡的念头同人的天性却格格不入。……目前，浓重寒冷的黑暗把我团团围住，雨点在我眼前发疯般地飞舞，风在我头顶上凄凉地哀叫，我看不见四周有一个活人的影踪，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我的灵魂就充满模糊而无法描摹的恐惧。我虽然是个摆脱了迷信的人，却匆匆地赶路，不敢回头看，也不敢往两边瞧。我觉得如果我回头看一眼，我就一定会瞧见死亡化为幽灵跟在我后面。”

巴尼希津急促地吐口气，喝点水，继续说：

“那种模糊的然而你们可以理解的恐惧，甚至在我爬上特鲁波夫那所房子第四层楼，开了房门，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也没有离开我。我那简陋的住处一片漆黑。风在火炉里哭泣，仿佛要求取暖似的，不住敲打通气孔的小门。

“‘如果相信斯宾诺莎的话，’我微微一笑，‘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在这种哭泣声中死掉。这可真是吓人！’

“我划亮火柴。……一阵狂风刮过房顶。轻微的哭泣一变而为凶恶的咆哮。楼下不知什么地方，有块已经脱落一半的护窗板开始砰砰地敲打墙壁。我的通气孔的小门尖声叫着，发出凄厉的求救声。……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遇上这样的夜晚，可真糟透了。’我暗想。

“可是我已经没有工夫沉湎于这一类思虑。我那根火柴上的硫黄燃起小小的蓝色火焰，我往房间里扫一眼，顿时眼前现出一副意外而可怕的景象。……可惜那阵大风没刮灭我的火柴！要是刮灭，或许我就什么也不会看见，我的头发就不会一根根竖起来了。我大叫一声，往门口跨出一步，心里充满恐惧、绝望、惊讶，闭上眼睛。……

“原来房间中央放着一口棺材。

“那小小的蓝色火焰没有燃很久，可是我已经看清了棺材的轮廓。……我看见棺材上盖着闪光的粉红色锦缎，看见棺材盖上有个饰着丝绦的金十字架。有些东西，诸位先生，尽管你们只看一眼，却从此印在你们的记忆里，忘不掉了。这口棺材就是这样。我只见到一秒钟，然而就连它最小的特征，我也统统记住了。那口棺材是供中等身材的人用的，凭粉红的颜色来判断，又是供年轻的姑娘用的。贵重的锦缎啦，垫脚啦，铜环啦，处处都说明亡人是富有的。

“我一口气跑出房间，什么也没考虑，什么也没想，光是感到说不出的害怕，顺着楼梯飞奔下去。过道上和楼梯上都很黑，我的腿又被皮大衣的底襟缠住，而我居然没有跌跤，摔断脖子，倒是怪事。我跑到街上，倚着湿漉漉的街灯柱站住，定一定神。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喘不过气来。……”

一个听讲的人把灯捻亮点，往讲话的人那边凑过去。讲话的人就接着说：

“如果我看见房间里起了火，来了贼，来了疯狗，我倒不会这么惊讶。……要是天花板塌下来，地板陷下去，墙壁倒塌，我也不会这么惊讶。……这些都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可是我的房间里怎么会有棺材呢？它是从哪儿来的？而且是一口贵重的和供女人用的棺材，显然是为年轻的贵妇做的，然而它怎么会跑到一个小官的寒酸的房间里来了？棺材是空的呢，还是里面装着死尸？她，这个阔女人，死得既不是时候，又对我进行了这么奇怪而可怕的访问，究竟是谁呢？恼人的秘密！

“‘如果这不是奇迹，那就一定是罪行。’我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

“我猜不出所以然来。我不在家，房门是锁着的，藏钥匙的地方只有跟我很接近的朋友才知道。然而朋友们不会把棺材放到我家里来。此外还可以推测这口棺材是由抬棺材的人错抬到我家里来的。他们可能记错和认错哪层楼或者哪个门，于是把棺材送错了地方。不过，我们那些抬棺材的人素来是不领到工钱，或者至少不拿到酒钱是不肯走出房间的，这一点又有谁不知道呢？

“‘那些灵魂预告我要死亡，’我想，‘莫非它们出了力，赶快给我送来一口棺材？’

“我，诸位先生，是不相信招魂术的，从来就不相信。然而这样的巧合，甚至能使得哲学家也生出神秘主义的心情呢。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胡思乱想，我胆小得像小学生一样，’我暗自断定，‘这不过是眼睛的错觉，如此而已！先前我走回家来，心绪极其忧郁，这就无怪乎我的病态的神经会看见棺材。……当然，这是眼睛的错觉！还会有什么别的缘故呢？’

“雨抽打我的脸，风凶猛地拉扯我的衣襟和帽子。……我冻得发僵，衣服湿透了。我总得走掉才行，可是……到哪儿去呢？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就有重新看见棺材的危险。再看到那种景象，我可受不住。要我独自守着那口棺材，看不见周围有一个活人，也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而棺材里又或许躺着死尸，那我就可能发疯。可是留在街上，淋着滂沱大雨，受冷挨冻，那也不是办法呀。

“我决定到我朋友乌波科耶夫家里去过夜，而这个人，你们都知道，后来开枪自杀了。当时他住在死巷里商人切烈波夫的带家具的公寓里。”

巴尼希津擦掉苍白的脸上冒出来的冷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我到我朋友家里，他却不在家。我敲一阵门，相信他确实不在家，就在门框上摸到钥匙，推开房门，走进去。我脱下淋湿的皮大衣，丢在地板上，在黑暗中摸到长沙发，坐下休息。屋里很黑。……风在通气窗里悲哀地呜咽。炉子里有只蟋蟀在单调地叫，唱着千篇一律的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响起来，召唤人去做圣诞节晨祷。我赶紧划亮火柴。然而亮光并没有消除我郁闷的心情，而是正好相反。那种可怕的、说不出的恐惧又抓住我。……我大叫一声，身子摇晃一下，身不由己地跑出房外。……

“原来我在朋友房间里又看见我在自己房间里所看到的那种东西：棺材！

“我朋友家里那口棺材比我家里那口几乎大一倍，深棕色的棺材套给它添上一种特别阴沉的色彩。这儿怎么会有棺材？这一定是眼睛的错觉，这一点已经无可怀疑了。……不可能每个房间里都有棺材！这分明是我的神经出了毛病，这是幻觉。从此以后不论我走到哪儿，到处都会看见面前出现死亡的可怕住处。可见我已经神志不清，得了一种类似‘棺材狂’的病，至于发狂的起因，那是不必费很多工夫就可以找到的：只要回想一下招魂术会和斯宾诺莎的话就够了。……

“‘我发疯了！’我心惊胆战地暗想，抱住我的头，‘我的上帝！这可怎么办呀？！’

“我的头要炸开，我的腿发软。……大雨滂沱，像是从桶子里倒下来似的，寒风刺骨，可是我既没穿皮大衣，也没戴帽子。回到房间里去取，我办不到，我没有那种力量。……恐惧用冰冷的胸怀抱紧我。虽然我相信这是幻觉，可是我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脸上淌下冷汗。”

“这该怎么办呢？”巴尼希津继续说，“我发疯了，而且有得重感冒的危险。幸好我想起离死巷不远住着我的好朋友波果斯托夫，是个不久以前才毕业的医生。那天晚上他跟我一块儿去参加过招魂术会。我就匆匆地往他家里走去。……那时候他还没娶阔绰的商人女儿，住在五等文官克拉德比宪斯基房子的五楼。

“我的神经注定了要在波果斯托夫家里再一次受到考验。我正爬上五层楼，却听见那儿闹得不可开交。上边有个人奔跑，脚步声很重，房门砰砰地开关。

“‘救救我呀！’我听见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救救我呀！扫院子的人！’

“过了一会儿，从上边，顺着楼梯，迎着我跑下一个黑色的人影，身穿皮大衣，头戴揉皱的高礼帽。……

“‘波果斯托夫！’我认出我的朋友波果斯托夫，叫道，‘是您吗？您怎么了？’

“波果斯托夫跑到我跟前，站住，慌忙抓住我的手。他脸色苍白，呼呼地喘气，浑身发抖。他眼珠乱转，胸脯起伏不定。……

“‘是您吗，巴尼希津？’他闷声闷气地问，‘真是您吗？您脸色苍白，就跟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一样。……可是慢着，莫非您是幻影？……我的上帝。……您的样子怪可怕的。……’

“‘可是您怎么了？您面无人色！’

“‘哎呀，好朋友，让我喘口气吧。……我见到您很高兴，如果真的是您，而不是我的眼睛发生错觉的话。那个该死的招魂术会……它闹得我神经错乱，害得我，您猜怎么着，刚才一回到家里，就看见我房间里有……一口棺材！’

“我不相信我的耳朵了，就要求他再说一遍。

“‘棺材，真正的棺材！’医生说，疲惫不堪地在楼梯上坐下。‘我不是胆小鬼，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参加了招魂术会后在黑屋子里碰见一口棺材，那就连魔鬼也会吓坏的。’

“我慌里慌张，结结巴巴地对医生讲我自己见到的两口棺材。……

“一时间我们瞪大眼睛互相瞧着，惊讶得张开嘴巴。可是后来，我们为要相信自己不是幻觉，就动手在对方身上拧一把。

“‘我俩都觉得痛，’医生说，‘可见我们现在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梦中相见。那么我看到的棺材和你见到的那两口棺材也不是眼睛的错觉，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老兄？’

“我们在寒冷的楼梯上足足站了一个钟头，反复猜想和推测，却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身上冷得很，就决定丢开懦弱的恐惧，叫醒仆人，跟他一起走进医生房间里去。我们果然照这样做了。我们走进房间，点上蜡烛，真的看见一口棺材，上面蒙着白色锦缎，锦缎下边坠着金色穗子和流苏。仆人虔诚地在胸前画个十字。

“‘现在不妨看一下，’脸色惨白的医生说，周身发抖，‘究竟这口棺材是空的，还是里面……有人？’

“经过长久的和可以理解的迟疑以后，医生弯下腰，又恐惧又担心，咬紧牙关，掀开棺材的盖子。我们往棺材里看一眼。……

“棺材里是空的。……

“那里面没有死尸，可是我们却在里面找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波果斯托夫！你知道我岳父的生意亏空很大。他欠了一身债。明天或者后天他的财产就要查封。这就彻底断送了他家和我家，断送了我们的名誉，而这在我是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在昨天的家庭会议上，我们决定把一切值钱的和贵重的东西都藏起来。我岳父的全部财产就是棺材（你知道，他是棺材业的巨头，在本城首屈一指），所以我们决定把最好的棺材都藏起来。我把你看作我的朋友，要求你帮助我，挽救我们的财产和名誉！我希望你会帮助我们保管我们的财产，特送上棺材一口，好朋友，请求你收藏在家里，保管到我领回为止。缺了熟人和朋友的帮助，我们就完了。我希望你不会拒绝我，特别是因为这口棺材放在你家里不会超过一星期。凡是我看作我们真心朋友的家里，我都分别送去棺材一口，并且寄希望于他们的慷慨高尚的品格。热爱你的伊凡·切留斯青。’

“这以后我用三个月的工夫治疗我那错乱的神经。我们的朋友，棺材商人的女婿，倒保全了他的名誉，也保全了财产，而且已经开办一家殡仪馆，做墓碑和墓石的生意了。他生意不佳，因而现在我每天傍晚走回家里，老是担忧会在我的床边看见白色大理石墓碑或者灵台了。”

[1] 这个姓可意译为“安魂祭”。下文所有姓氏和地名都与死亡有关，不一一注出。

[2] 指俄国东正教徒临死前所行的忏悔礼。

[3] 招魂术的工具之一。

圣诞枞树

一棵高高的和常青的命运之树上，挂满生活中各种好东西。……它从上到下挂着事业、走运的机会、美满的婚事、得中的彩票、大碰钉子、自认晦气等等。……这棵圣诞枞树四周挤着一群成年的孩子。命运在向他们分发礼品。……

“孩子们，你们有谁想娶个富商的女儿？”它问道，从树枝上摘下一个脸颊绯红的商人女儿，从头到脚装点着珍珠和钻石，“普留希哈街上房子两所，铁铺三家，啤酒馆一家，陪嫁钱二十万！谁要？”

“给我！给我！”百把只手纷纷向商人的女儿伸过去，“把商人的女儿给我！”

“不要挤，孩子们，也用不着激动。……大家都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商人的女儿就让那个年轻的医生拿去吧。……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身为人类的恩人，不能没有两匹马的马车和上等家具之类。你拿去吧，亲爱的大夫！不必道谢。……好，现在要发下一个惊人的礼物！楚赫洛英-波谢洪铁路局的职位一个！薪金一万，奖金也是一万，每月工作三小时，住房十三间，等等。……谁要？你，柯里亚吗？拿去吧，亲爱的！还有……单身汉希玛乌斯男爵家里的女管家职位一个！哎，不要这么硬拉死拽嘛，小姐们！[1]要有点耐性！……下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一名，家道贫寒，然而父母是贵族！陪嫁钱一个也没有，可是为人正直，善于体贴，富于诗意！谁要？”冷场，“没人要吗？”

“我倒想要，可就是没有钱养活她！”墙角上一个诗人说。

“那么没人要？”

“行，您就发给我吧，我要。……就这么办……”一个身材矮小而且害痛风症的糟老头子说，他在东正教管理局里任职。“行啊。……”

“左陵娜[2]的手绢一块！谁要？”

“啊！……给我！给我！……哎呀，你们踩痛了我的脚！给我！”

“下一个惊人的礼物！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一个，内有康德、叔本华、歌德的全部作品，一切俄国的和外国的著作家的作品，大批古代的珍本等等。……谁要？”

“我要，先生！”旧书商斯维诺巴索夫说，“给我吧，先生！”

斯维诺巴索夫接过图书室来，从中拣出《占卜术》《占梦书》《尺牍》《单身汉读物》……其余的书，他一概扔在地下。……

“下一个！奥克烈依茨[3]照片一张！”

响起了哄堂大笑的声音。……

“您给我吧……”博物馆负责人文克烈尔说，“我有用。……”

“下一个！《处女地》[4]附赠的豪华镜框一个。”冷场，“没人要吗？既是这样，就发下一个。……破皮靴一双！”

皮靴由一个画家拿去。……最后圣诞枞树上的东西都发光，人们走散。……那棵树的周围只剩下一个幽默杂志的写稿人。……

“该给我点什么呢？”他问命运说，“大家都各自得到一样礼品，我却什么也没得着。你未免太不像话了！”

“所有的东西都让人拿光了，一样也没剩下。……不过，倒还剩下一样，就是大碰钉子。……你要吗？”

“不要。……你就是不给我，我也已经碰够钉子了。……莫斯科某些编辑部的出纳科里，这种好东西是很丰富的[5]。还有什么比较像样的东西？”

“你把这些镜框拿去。……”

“这种东西我已经有了。……”

“喏，还有马勒，缰绳。……这儿有个红十字，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还有牙痛。……有四面楚歌的绝境。……有因中伤罪而被判处一个月监禁。……”

“这些我都已经有了。……”

“这是一个锡制的小兵[6]，如果你愿意要的话。……这是北方地图[7]。……”

幽默作家摇一摇手，走回家去，指望着来年的圣诞枞树了。……

[1] 原文为法语。

[2] 俄国轻歌剧女演员，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俄文本编者注

[3] 19世纪80年代在彼得堡印行的一种黑帮分子的杂志《亮光》的发行人。奥克烈依茨有一次随杂志向读者赠送他自己的照片一张，当时其他报刊对这件事纷纷加以讥诮。——俄文本编者注

[4] 在彼得堡印行的一种附有插图的文学杂志（1884—1900）。——俄文本编者注

[5] 暗指写稿人的稿子登出以后往往领不到稿费。

[6] 儿童玩具。

[7] 指西伯利亚地图，而西伯利亚是流放犯和苦役犯的所在地。

心绪不佳

区警察局长谢敏·伊里奇·普拉奇金在自己房间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极力把心里不愉快的情绪压下去。昨天他因事坐着马车到军事长官家里去，后来无意中坐下打牌，输掉八卢布。这笔钱很少，微不足道，然而贪婪和爱财的魔鬼却藏在区警察局长的耳朵里，指责他挥霍无度。

“八卢布有什么了不起的！”普拉奇金压下魔鬼的声音，“人家输的还要多呢，也没怎么样。再者，钱总可以挣来。……只要坐上马车到工厂里或者雷科夫饭馆里去一趟，八卢布就拿到手了，甚至还不止这点！”

“‘冬天。……一个农民，喜气洋洋……’”区警察局长的儿子万尼亚在隔壁房间里单调地背诵道，“‘一个农民，喜气洋洋……走过铺着雪的道路。……’”

“再者这笔钱也能赢回来。……什么‘喜气洋洋’？”

“‘一个农民，喜气洋洋，走过铺着雪的道路……走过……’”

“‘喜气洋洋，……”普拉奇金继续思索，“应该使劲抽他十鞭子，他就不至于太喜气洋洋了。你与其喜气洋洋，还不如按时缴上税款哩。……八卢布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八千。总归可以赢回来的。……”

“‘他的小马闻到雪……闻到雪，拉着雪橇一路小跑。……’”

“它居然撒腿就跑！他还会有什么快马，瞧他说的！只有一匹瘦马罢了，准是一匹瘦马。……那种糊里糊涂的庄稼汉专喜欢喝醉了酒赶着马乱跑，然后就一下子掉进冰窟窿里或者山沟里，那你就得为他忙个没完。……你再敢赶着马乱跑，我就要给你个厉害看看，叫你五年也忘不了！……可是昨天为什么我打出那张小牌呢？要是我打出梅花爱司，我就不会差两分了。……”

“‘轻快的马车向前飞奔，掘出两道松软的沟痕……掘出两道松软的沟痕。……’”

“‘掘出……掘出沟痕……沟痕……’他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居然容许他们乱写一通，求上帝饶恕吧！其实呢，都是那张十惹出来的事！魔鬼叫它来得不是时候！”

“‘这时候一个农奴的孩子不住地跑……不住地跑，把茹奇卡[1]送上小雪橇……小雪橇……’”

“他既是跑，那就可见他吃多了，而且给宠坏了。……他爹妈也是糊涂，不知道叫顽皮的孩子干点正事。与其让他这么玩狗，还不如让他去劈柴，或者念《圣经》。……狗也真是越生越多……你走路也罢，坐车也罢，都有狗挡道！昨天吃过晚饭后我本不该坐下来。……吃完晚饭，赶紧走掉就对了。……”

“‘他觉得又是疼痛又好笑，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在窗口摇着手指吓唬他。……’”

“你吓唬吧，你吓唬吧。……她就是懒得走出来，到院子里惩治他一下。……她应该撩起他的小皮袄，啪啪响地揍他几下子！这比摇手指头吓唬他强多了。……照这个样子，你瞧着吧，他早晚会成为酒鬼的。……这是谁写的？”普拉奇金大声问道。

“普希金写的，爸爸。”

“普希金？嗯！……他多半是个怪人。他们写啊写的，可是究竟在写些什么，自己都不明白。他们光是写，别的全不管！”

“爸爸，一个农民送面粉来了！”万尼亚叫道。

“收下！”

然而就连面粉也没使得普拉奇金快活起来。他越是安慰自己，那笔损失就越发使他感到切肤之痛。八个卢布是那么可惜，那么可惜，就像他实际上输了八千似的。等到万尼亚背完书，不再出声，普拉奇金就在窗前站住，满心苦恼，用悲哀的目光盯住雪堆。……可是雪堆的景象反而刺痛他心灵的创伤。雪堆使他想起昨天他到军事长官家里去一路上的风光。他的肝火就上来，心窝底下发痛。……他必须把他的怨气发泄到什么东西上去才行，这种需要逐步增长，不容许拖延下去。他忍不住了。……

“万尼亚！”他叫道，“过来，我要揍你一顿，因为你昨天打碎一块玻璃！”

[1] 狗名。

训令

采自偏僻地区生活

查异常隆重的基督圣诞节即将来临，鉴于每到节期接待室中往往拥进大批贺客，本人特责成尊驾谨守职责，严加监督，务使在接待室静候接见的贺客不得拥挤，不得吸烟，不得高声喧哗而妨害正常治安，并且不得在楼梯及接待室等处撒下谷粒、豌豆、面粉以及其他食用物资[1]。此外本人责成尊驾必须以尽量谦和有礼的态度开导贺客，务使他们所带的活物具有死亡形状，以免贺客的猪鹅及其他活物纷纷嚷叫而扰乱正常的肃静与安宁也。凡有违反者，悉按惯例从严究办。

六等文官及勋章获得者：玛·巴乌科夫

秘书：叶希多夫

经查明该文件确是原件：无脾人。

[1] 指贺客送给主人的贿赂。

题解

《感受》

心理研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旁观者》杂志第一期上（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托沙·契洪捷”。

《不得已而为之的骗子》

新年的小花招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旁观者》杂志第一期上（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无脾人”。

《不平的镜子》

圣诞节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旁观者》杂志第二期上（一月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副标题是《圣诞节幻想故事》，署名“安·契洪捷”。契诃夫晚年自编文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一年由玛尔科斯出版社出版，作者将该小说收入文集第一卷。

作者的小说原稿现在保存下来两份：一份是草稿，一份是誊清稿，与草稿大不相同，经过重大修改。小说初次发表时又做过文字上的修改。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以杂志原文为基础，重又加工，删掉副标题中“幻想”一词，删除一切有损于小说严肃语调的字句，取消当代人姓名。

例如，小说开端，在“而且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呀！”之后删去一句：“像这样的爱情故事，宝贝儿，不论是《海外通报》，还是阿赫玛托娃，还是《欧洲丛刊》的普希卡烈夫，都没发表过。”《海外通报》于一八八一年十月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在彼得堡由柯尔希主持出版。阿赫玛托娃（1820—1904）是俄国女翻译家，译成俄语的外国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其他类似出版物的出版者。普希卡烈夫（1841—1906）是俄国发明家，诗人，剧作家和若干杂志的出版者，长篇小说译文杂志《欧洲丛刊》也在其内。

作家运用细节深入刻画丈夫和妻子的形象。例如，原句“最后医生宣布说，她快要饿死了，我才勉强克制住恐惧，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改为：“她痛哭，扯着脑袋上的头发，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医生宣布说她可能会死于精力衰竭，她的情况极其危险，我才勉强克制住恐惧，又跑到楼下去，从那儿取来曾祖母的镜子拿给她”。又，杂志本文中的原句“如今已经过去十年，她的眼睛却一次也没离开过那面镜子”，在全集中改为“如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她却还是在照那面镜子，一会儿也不肯离开它”。又，原有短短的道白：“叫我丈夫滚开吧！他配不上我，配不上！”后改为独白：“人们都说谎，我的丈夫也说谎！啊，要是我早点看见我自己，要是我早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模样，那我就不会嫁给这个人！他配不上我！我的脚旁边应当匍匐着最漂亮和最高贵的骑士才对！……”

小说以新的结尾结束，从“现在我俩”起，以下都是新添的。

《化了装的》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旁观者》杂志第二期上（一月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无脾人”。

契诃夫在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彼得堡报》第一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式小品文一篇，其题材和标题与这篇相同，署名“鲁威尔”。

《喜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旁观者》杂志第三期上（一月八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题名是《光宗耀祖》，署名“安·契洪捷”。后来作者将这篇小说修改后，收入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这篇小说时，更换题名，将全文大加修改，压缩篇幅，消除外部喜剧因素，添加较为准确的字句。例如，小说开端原句为“米佳·库尔达罗夫神色激动，披头散发，蓬蓬松松，跑进他父母的住宅，快得犹如身后追来三百个魔鬼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契诃夫在该句中删去“蓬蓬松松”一词和“快得犹如身后追来三百个魔鬼似的”这一比喻，“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改为“急急忙忙在各个房间里走进走出”。又，原句“那几个中学生醒过来了，伸懒腰，用惺忪的睡眼盯住他们的哥哥”，在修改时只留下“那几个中学生醒过来了”。作家表达米佳的故事所产生的印象时，添进新的细节。杂志原文是“爹脸色发白。娘瞧了瞧爹，也脸色发白。中学生跳下床”，修改时这一段改为：“爸爸脸色发白。妈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十字。中学生们跳下床，衣服也没披，只穿着短短的睡衣，走到他们哥哥跟前”。记者的报道在文字上做过大量修改：“面带醉容”改为“业已喝醉”，“被看门人阻止”改为“由看门人拦住”，“撞伤并不危险”改为“脑后撞伤，唯不严重”，“车夫伊凡·德罗托夫”改为“尤赫诺夫县杜雷基纳亚村农民伊凡·德罗托夫”，“从该人身上轧过”后增添“雪橇上有乘客一名，乃莫斯科二等商人斯捷潘·路科夫也”。

《合二而一》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旁观者》杂志第三期上（一月八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草稿已保存下来。

杂志上本文与草稿略有出入。

《自白》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一月十九日《旁观者》杂志第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唯一的方法》

关于彼得堡银行一案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根据当时颇为轰动的真事写成：彼得堡银行发生大贪污案，一八八三年一月该案开始审判。

《“夸大狂”病例》

请《医生》周刊注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署名“无脾人”。

《在黑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未加修改，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旁观者》杂志第七期上，署名“无脾人”。

《她走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钉子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未加修改，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一八八三年二月三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收到该小说后，写信给契诃夫说：

“……这是真正的讽刺作品。大有萨尔蒂科夫的味道。我兴奋地读了两遍。我还读给其他人听，他们也都喜欢。”

《在理发店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七日《旁观者》杂志第十期上，题名是《理发店里的悲剧》，署名“无脾人”，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将它收入文集时，更换题名，将小说全文重新加工，对玛卡尔·库兹米奇和艾拉斯特·伊凡诺维奇之间的对话改动特别多，删除两人话语中的俚语，删掉土语等。

作家添加新的细节，从而改变了小说的调子。例如在杂志原文中，“理发店老板玛卡尔·库兹米奇对艾拉斯特·伊凡诺维奇说：‘……是啊，我给您理发压根儿就没要过钱，还送给您椰子香皂。……我一向给安娜·艾拉斯托芙娜做头发……’眼泪涌上玛卡尔·库兹米奇的眼眶。‘您沾过我不少光。……去年在索科尔尼吉公园，您喝那么多茶，都是我花的钱。……当时您还要吃橙子。……记得吗？我就给您买了橙子。……记得吗？’”契诃夫将这段话改成：“‘我素来敬重你们，简直就把您当成我的亲爹……给您理发素来没要过钱。您一向沾我的光不少，当初我爸爸去世，您拿走过一张长沙发和十卢布，后来没还给我。您记得吗？’”小说结尾的原文是“玛卡尔·库兹米奇沉默下来，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的脸红得发紫，他倒在椅子上，这个下等理发店里响起了痛哭声”，后改为：“玛卡尔·库兹米奇沉默不语，站在那儿呆呆地不动，随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块小手绢，哭起来”。

《不抱偏见的女人》

爱情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日《旁观者》杂志第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十字》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七期上，署名“无脾人”。

《感恩图报》

心理研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劝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七期上，署名“无脾人”。

《热心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五日《旁观者》杂志第十二期上，署名“无脾人”。

《公羊和小姐》

“老爷们”生活中的小插曲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窝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后来未经作者修改，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萝卜》

译自童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无脾人”。

《胜利者的胜利》

退休的十四等文官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第九期上，只有题名《胜利者的胜利》而无副标题，署名“安·契洪捷”，后经作者修改，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增添副标题，将姓氏库罗察波夫改为库里岑，并大加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

《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两个抄件，大概供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用。其中一个抄件标明第一五四号，已将原标题《在我们这个讲求实际的时代……》改为《未婚夫》。可能契诃夫修改过小说，或有意修改，但修改稿未留存下来。

《聪明的扫院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三日《旁观者》杂志第十六期上，标题是《教训》，署名“安·契洪捷”，后经作者修改，收入他的文集第一卷。

作者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更换标题，并对小说做文字上的修改。扫院人的话语大为缩短，并加修改，删除俚语等。

《傻瓜》

单身汉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九日《旁观者》杂志第十八期上，署名“无脾人”。

《难于命名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哥哥》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审讯中的事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七日《旁观者》杂志第二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原有副标题《犯罪小说》。后来，作者将该小说加以压缩，删去副标题，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谜一般的性格》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后未加修改，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作者对该小说做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耍花招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谈天》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上，原题名是《恩人》，署名“安·契洪捷”。目前保存着该小说排印出来的样张，以供作者将它收入文集使用，题名业已更换，原文也已修改（压缩和文字上的润饰）。然而该小说未收入作者的文集。

《正人君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花絮》杂志第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柳树》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九日《花絮》杂志第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后经作者略加修改，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盗窃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后经作者稍加修改，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时，开端有两处删削：“如今人人都盗窃。……我无所谓”（在“不过呢，我倒无所谓”之后）； “‘你们老是感到寂寞！’高个子说，笑一笑， ‘喏，要是多打发些你们这样的人到此地来，我们就会在这儿办一个俱乐部了。……真的！这儿的上流人太少了。’”（在“他盗窃的钱比我还多，问题就在这儿了！”之后）

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六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提到小说《柳树》和《盗窃犯》说：“您的小说《柳树》和《盗窃犯》是精彩的故事，不过对《花絮》来说有点过于严肃。我自己倒读得津津有味。”契诃夫在回信中（四月十七日以后）针对列依金讲到有些短篇小说对《花絮》杂志来说过于“严肃”的问题说：“您顺便[1]讲到我的《柳树》和《盗窃犯》对《花絮》来说有点太严肃。也许是这样吧，然而，要不是因为我在寄稿子的时候受到某种考虑的影响，我原不会把这两篇不逗笑的作品寄给您。我认为一篇严肃的小作品，短短的，只有一百行左右，是不会十分刺眼的，尤其是因为《花絮》的刊头上没有标明‘幽默和讽刺’字样，没有规定非绝对幽默不可。小作品（不是指我的，而是指一般的）只要相当轻松，合乎杂志的精神，即使包含一点深意，加上恰如其分的抗议，照我看来，读者仍旧会乐于读一读，也就是说不会枯燥乏味的。再者，顺便说一句，您的刊物上，在诙谐的伊·格莱克[2]的那些小作品里，偶尔也出现一些力求严肃的小作品，写得细腻，优雅，使人吃过饭后干脆用它来代替水果或糕点了。这类作品并没显得格格不入，而是刚好相反。……再者，里奥多尔·伊凡诺维奇[3]也不是永远插科打诨，不过《花絮》的读者恐怕没有一个放过他的诗不读的吧。一个小作品不管怎样严肃（我不是指数学或者高加索的运输情况），只要写得轻松短小，就不会使人读着而不感到轻松。……求上帝保佑，千万别写得枯燥无味，然而在复活节，对一个已经流放在外的盗窃犯说一点温暖的话，也不至于就把幽默扼杀了。（再者，说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有的时候，人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人就不由自主地钻进严肃的领域里去了。）……”

[1] 原文为法语。

[2] 《花絮》杂志编辑，作家比里宾的笔名。

[3] 《花絮》杂志撰稿人，诗人巴尔明。

《一张纸》

复活节杂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十六期上，署名“无脾人”。

《空话，空话，空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冷荤菜》

愉快的回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十七期上，署名“无脾人”。

《律师岳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四月三十日《花絮》杂志第十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个古典中学生的遭遇》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七日《花絮》杂志第十九期上，原名《万尼亚、妈妈、姑母和秘书》，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后来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并更换题名，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五月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二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夜莺纪念演出》

乐评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飞岛》

儒勒·凡尔纳著

仿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闹钟》杂志第十九期上（五月二十一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经作者修改后，于一八八三年收入他的小说集（请参看《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题解）。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时，文字上做过不多的修改，原来的名称“美谢尔斯基公爵岛”改为“约冈·果夫岛”，副标题“安·契洪捷译”改为“仿作”。

最初该小说是寄交《花絮》杂志发表的，可是杂志主编列依金把它寄还契诃夫，一八八三年三月一日写信给他说：“我左思右想，考虑很久，可是仍然不得不把您的《飞岛》退还。第一，这篇作品只是模仿儒勒·凡尔纳的风格的戏作而已；第二（这是主要的），这篇作品对《花絮》来说未免太长。这篇作品作为仿作，是精彩的，这没话可说！勃烈特-哈特就是靠了仿作成名的，可是这作品对《花絮》来说未免太长。您的仿作写得很好。如果以后您尝试着按四五个作家的风格写些仿作，每篇二百行左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您不妨模仿包包雷金、卡拉津、丹钦科、列斯科夫、阿甫谢延科、玛尔凯维奇的风格写，而且，不消说，可以夸张得不得了。不过，这是将来的事了。”契诃夫没有照着列依金的建议做。直到一八八四年一月底，契诃夫才按玛尔凯维奇的剧本《乌烟瘴气的生活》写了一篇仿作，一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的连托夫斯基剧院公演，并把这篇仿作寄交《花絮》发表，可是过了几天，契诃夫又请求列依金不要发表。

《代表，或杰兹杰莫诺夫白丢了二十五卢布的故事》

献给里·伊·巴尔明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这篇小说是献给俄国诗人里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巴尔明（1841—1891）的。一八八六年二月一日契诃夫在写给《花絮》杂志编辑比里宾的信上谈到巴尔明说：“巴尔明是诗人的典型，如果您承认有这种典型的话。他是个富有诗情的人，总是心情激动，脑子里满是主题和思想。……跟他谈话是不会感到厌倦的。确实，要跟他谈话就得喝很多酒，不过另一方面，您可以相信，谈话尽管有三四小时之久，您却不会听见一句假话，一句庸俗的话，那么喝它一醉，也就值得了。”

契诃夫去世那天，列依金在日记里写到当初巴尔明怎样介绍他跟契诃夫相识（见《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列依金的回忆录和书信》，一九〇七年彼得堡版）。

《贵夫人英雄》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六月四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后来由作者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在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里，该小说由作者删掉一句话（在“我喜欢他，可惜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之后）：“就是他教给我说俏皮话的，仙女。……”

《我是怎样正式结婚的》

小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助理会计员日记摘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六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五期上，署名“无脾人”，后经作者修改，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对该小说重新加工。有些情节做了更动，特别是新会计员的任命另有原因。杂志原文是：“我在丧宴上喝过酒后，失礼了。我有点发酒疯，竟然伸出手指，指着长官叫某人看，而且轻蔑地一笑。这一笑就把我断送了。接任会计员的不是我，而是奥皮科夫了。”

《跟爷爷一模一样》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六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后来契诃夫准备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其排印的样张已保存下来。

样张上的文字表明契诃夫准备将小说收入文集时，曾在文字上大加修改。但该小说未收入文集。

一八八三年六月十日列依金写信给契诃夫说：“昨天收到您的信和附来的三个短篇小说，谨致衷心的谢意。确实，那些小说写得不大精彩（助理会计员日记除外），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凑合着发表吧。同一个炉子是会烤出不同的面包的。”列依金所指的两篇不精彩的小说即《跟爷爷一模一样》和《真正的实情》。

《每年一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九日《蜻蜓》杂志第二十五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一八八六年作者将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那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书重版时，契诃夫对该小说略加修改，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契诃夫原准备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至今保存着该小说排印出来的样张。契诃夫在样张上将该小说加以压缩，例如在“……有她的表哥比特科夫将军和许多其他的人……一共不下二十名！”后，删去一段：“他们会光临，在她的客厅里谈笑风生。哈拉哈德节公爵会唱支曲子，比特科夫将军会要她的玫瑰花，苦求两个钟头。……她呢，在这些先生面前，知道该怎样周旋应对！她一举一动都会流露出高不可攀的气派，庄严的风度、良好的教养。……此外，商人赫土尔金和彼烈乌尔科夫也会来，门厅里已经为这些先生准备下纸笔。……‘人人要守本分’。让他们签个名，走掉算了。”此外作者还删去一些句子，因为它们有损于小说的严肃笔调（“他的头脑里乱七八糟，肚子里起了革命”），或者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看门人玛尔科的话：“嗨，您何必伤她老人家的心呢？”）等等。又，小说在排印前大约已经做过某些修改（例如“教养”改为“优雅”，删去两句话等）。可是契诃夫将样张一笔勾销，亲笔在样张上写道：“《每年一次》不收入”。

《每年一次》寄交《蜻蜓》杂志发表，而契诃夫自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以来一直没有为该杂志写过稿。《蜻蜓》编辑部收到小说后，于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五日该杂志第二十期的“邮箱”栏内答复说：“致安·巴·契-夫。您的条件我们接受，请求以后为我们写稿。《每年一次》写得很不错，我们乐于发表。”后来，一八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该杂志主编瓦西列夫斯基写信通知契诃夫说：“您寄来的作品将发表。如承不断赐稿，本刊会感到高兴，但编辑部恳切地请求您按照本刊久已形成的惯例专为《蜻蜓》选用笔名一个，有别于您在其他刊物上使用的笔名。关于您提出的稿费条件，编辑部同意。”从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蜻蜓》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可以看出，契诃夫收到这篇小说的稿费十一卢布八十四戈比，是按每行八戈比计算的。

《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鉴于该小说未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立刻对契诃夫表示不满。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契诃夫说：“从《蜻蜓》杂志‘邮箱’栏内的答复，我看到您又准备为《蜻蜓》写稿了。您在那儿是搞不好的，请您记住我的话。那是些难于相处的人，他们不尊重写稿人。我为《蜻蜓》工作过，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您最好还是把您所写的东西统统寄交《花絮》发表。是啊，您似乎不会因为我欢迎您的小说而生气吧。”

一八八三年六月初，契诃夫回信说：“我不是头一次闯进《蜻蜓》。我是在那边开始我的文学生涯的。一八八〇年几乎整整一年，我跟您和伊·格莱克在那儿工作过。也在那一年，由于您信上所写的那些原因，我不再为它工作了。您写道：‘您会后悔的。’我已经后悔过二十五次了，可是……请问，我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我把有的时候在冬季一个美好的傍晚所写的东西统统寄给《花絮》，我那些东西就够您用一个月的。可是，往往，我不是写一个傍晚，而是写出一大堆东西来。那么这一大堆东西我都寄到哪儿去呢？我总是避开莫斯科的刊物，尽量少为它们工作，而在彼得堡我又只认识两家杂志。不管愿意不愿意[1]，我只得给我不愿意闯进去的地方也写东西。这种局面糟透了。您自己也写得多，是了解这种局面的。”

促使契诃夫离开《蜻蜓》的原因，显然是该杂志编辑部对待他的态度。一八八〇年《蜻蜓》杂志“邮箱”栏内发表过下列对契诃夫的答复：

（一）“《呈文》冗长，不自然；我们只登小东西”（二月十七日第七期）。

（二）“《可怕的梦》之所以可怕，仅仅在于完全重复人人看厌的题材。第二篇小文章将发表”（三月九日第十期）。

（三）“《叙述的经验》乱用很陈旧的题材。小说将发表：还可以，不坏”（四月十三日第十五期）。

（四）“这篇速写要推迟到夏季再考虑”（五月四日第十八期）。

（五）“《肖像》不拟发表，它跟我们没有关系。您显然是为别的杂志写的”（十一月二日第四十四期）。

（六）“太长，平淡无味；这东西类似中国人由嘴里拉出来的白纸条”（十一月三十日第四十八期）。

（七）“您还没开花就枯萎了。很可惜。要知道，没有对工作的严格态度，是不能写作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一期）。

在该杂志做过这类评论以后，契诃夫同它断绝关系很久，直到一八八三年五月才把短篇小说《每年一次》又寄到《蜻蜓》去。

该小说发表后，列依金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信给契诃夫说：“我在《蜻蜓》上读到您的短篇小说，很惋惜它没在《花絮》上发表。这篇小说是您最好的小说之一。您看得明白，现在我为您吃醋了。我在等您应许‘在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寄给我的小说，却至今没等到。莫非它也送到《蜻蜓》去了？”

不过契诃夫跟《蜻蜓》的关系果然一直“搞不好”。契诃夫在一八八四年《蜻蜓》丛刊上发表小说《瑞典火柴》后，再也没有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蜻蜓》编辑部只希望收到契诃夫的小文章。一八八五年一月七日《蜻蜓》主编瓦西列夫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很遗憾，您这次到彼得堡来，竟然没有抽空到我这儿来一趟。我除了会对您那可爱的写小说的才能给以应有的赞扬以外，多半还会把您和《蜻蜓》的关系拉得紧密些。假使您愿意顺应《蜻蜓》的原则：不是繁，而是多[2]，这个杂志是十分乐于得到您的殷勤赐稿的。如果我现在的这封信能为双方愉快地效劳，我会很高兴。很抱歉，您的小说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段合法的时期以后，还是作废了。它的唯一弱点是冗长。”

契诃夫对这种条件显然不满意。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指很多的内容包括在不多的文字里。

《一个文官的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二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七期上，原有副标题《事故》，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删去副标题，将它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经作者略加改动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作者晚年自编文集时，将它收入文集第二卷。

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写信给契诃夫说：“我收到您寄来的《莫斯科生活花絮》，还收到短篇小说《一个文官的死》。前一篇和后一篇都写得出色。”

《真正的实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九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坏孩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三十期上，原标题是《恶劣的男孩》，有副标题《为小别墅客人写的小说》，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经作者重新加工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曾大加修改，并做过文字上的润饰。他更换标题，取消副标题，对全文力加压缩，通篇修改。《坏孩子》结尾改动很大，在杂志上发表的原文是这样的：

“可是七月间，幸福向一对爱人微笑了。有一次吃饭时候，柯里亚不知怎的特别淘气。他用面包捏成小人，喝干杯子里的葡萄酒，嘴里打呼哨。等到方格片糕端上来，他忽然哈哈大笑，眯细一只眼睛，问拉普金说：

“‘要说出来吗？啊？’

“拉普金和安娜·谢敏诺芙娜低下眼睛。柯里亚没容人答话，转过脸去对母亲讲起来。他当着客人，当着仆人的面讲起来：

“‘妈妈，我正在游泳，一瞧，原来他们在亲嘴呢。……嘻嘻嘻。……’

“拉普金满脸通红，错把餐巾当作方格片糕，放进嘴里嚼起来。安娜·谢敏诺芙娜从桌旁跳起来，羞得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饭后，拉普金发窘，好像要钻进地里去似的，然后去找女主人，直认不讳。

“‘我是居心纯正的，’他说，‘现在我正式求婚。……’

“未来的岳母跟他谈了整整一小时，为陪嫁钱讨价还价。如今未婚夫是索价高昂的，后来她同意了。拉普金得到同意后，跑进花园里，开始寻找柯里亚。他找到他，不由得大声吼叫，揪住他一只耳朵。安娜·谢敏诺芙娜也在找柯里亚，终于找到了，就揪住他另一只耳朵。……临到坏孩子愁眉苦脸，这对情人脸上那种解恨的神情真值得一看呢。报复是件痛快事啊！”

《嫁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闹钟》杂志第三十期上（八月六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有副标题《一种狂热病的故事》，署名“安·契洪捷”，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前，作者曾重新加工：取消副标题，整个小说大加压缩（压缩小说开端关于小房子的大量描写，将讲故事人对小房子的四次访问改为三次等），并做了文字上的修改。例如，关于小房子居民的生活描写，杂志原文如下：“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可是里面，唉，天堂的气息却一点也没有。夏天，屋里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么热，乌烟瘴气。小房子四周，生活沸腾，生机勃勃。草木生长，快乐的鸟雀在生活。里面呢，只缺死尸，要不然就可以叫作停尸房了，在里面生活的倒都是活人。”后来这一段改成“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夏天又热又闷，冬天像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

《品德崇高的酒店老板》

破落户的哀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六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阿尔比昂的女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这篇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里，一八九一年该小说集重版时，这篇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未加改动。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一八八三年八月六日契诃夫写信给列依金说：“寄上随笔（《莫斯科生活花絮》）一篇和小说几篇。有一篇小说（《阿尔比昂的女儿》）很长。我想把它缩短点，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如果这篇小说不合用，请将它赐还。”一八八三年八月十日列依金回信说：“您的小说《阿尔比昂的女儿》长一点，不过我倒挺满意，虽然英国女人毫不害羞的特色被夸大了，这却是一篇好小说，新奇别致。”

《说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三年八月间契诃夫寄出这篇小说时，写信给列依金说：“现在寄上的几篇东西都写得不高明。那几篇随笔苍白无力。小说没有润色，极为浅薄。稍好一点的题材是有的，写出来就会长一点，然而这一次命运却跟我作对。我是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写作的。”（下面写到杂乱的家庭环境，契诃夫就是在那种条件下写作的。）

《查问》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六期上，原标题是《错误》，署名“安·契洪捷”。后来该小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把该小说收入文集时，更换标题，改换人物的姓，添写同看门人谈话的场面，做了文字上的修改。小说的结尾也大加改动，杂志上的原文如下：

“‘那么，认真说来，您要查问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我想查一查古古林娜公爵夫人的继承人根据什么理由……’

“‘原来是这样。……很好，先生！不过您弄错了！您没到该去的那张桌子跟前去！现在就请您走到那张桌子跟前去，走到别洛勃雷索夫先生跟前去！这由他管！我一点也不知道！’

“文官略微欠起身子，指点一张桌子，那儿坐着个人，棕红的头发，红脸膛，唇髭上抹着油膏。

“‘我，’沃尔迪烈夫走到别洛勃雷索夫跟前，开口说， ‘我能查问一下……’

“‘打发谢敏到邮局去了吗？’别洛勃雷索夫朝旁边不知什么地方喊道，‘他给打发到邮局去了，可是邮包还在这儿放着！这班人啊，您瞧瞧！’

“别洛勃雷索夫气愤地撕碎一张纸，跳起来，跑到穿堂里办什么事去了。”

《退休的奴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九月十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三版时，未再改动。

契诃夫原打算把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可是后来改变了主意。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排印出来的样张，经契诃夫勾掉，并写明：“小说《退休的奴隶》不收入”。样张上的文字与小说集上的文字略有不同。本书根据上述样张付排。

从一八八三年九月八日列依金写给契诃夫的信可以看出，这篇小说被书报检查机关大加删削：“您的小说《退休的奴隶》和《莫斯科生活》是经删节后在第三十七期上发表的，请您看了不要感到奇怪。这不是编辑部干的，是书报检查官干的。……”

《傻娘们儿，或退役的上尉》

一出不存在的轻松喜剧中的一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七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在敞篷马车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九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列依金写信通知契诃夫说他改动了小说的结尾：“还要请您原谅，我把您的小说《在敞篷马车上》的结尾删掉了。我不想撒谎。这不是书报检查官干的，是我干的。我加以删削，也不是因为小说对《花絮》来说嫌太长。不是的。然而我觉得，论性格，男爵不会那样跟听差讲话，而且听差也不会那样回答。我觉得这未免牵强，觉得结尾破坏了精彩的开端。我删掉结尾以前，并不是没有反复考虑过，甚至还跟一位同行商量过。”

《在秋天》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闹钟》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九月二十四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一八八五年契诃夫将该小说改写成独幕剧习作《在大路旁》，但被书报检查官禁止发表。

《胖子和瘦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花絮》杂志第四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重加修改，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时，契诃夫对人物性格做过重大改动：在杂志上的原文中，“瘦子”的阿谀行为是由于“胖子”发出长官气派的嚷叫而引起的，可是在小说集中，谄媚却是“瘦子”的性格特征，他固有的奴性的表现，现将杂志原文中的小说结尾转抄如下：

“‘我们好歹也混下来了。我原来在“序言与勘误局”里工作，如今调到这儿同一类机关里当秘书。……我往后就在这儿工作了。听说这儿的长官是个畜生，哼，叫他见鬼去吧！……我好歹会在这儿生活下去的。他跟你同姓。哦，那么你怎么样？恐怕已经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啊？’

“‘哦。……原来您是调到我这儿来做秘书的？’胖子忽然噘起嘴像只雄火鸡似的，用男低音说，‘先生，您报到太迟了。……太迟了。……’

“‘您……您？原来就是您？我，大人……’

“瘦子突然脸色变白，然而他的脸很快往四下里扯开，做出顶畅快的笑容。……他周身缩起来，哈着腰，显得矮下半截。……他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也都收缩，起皱纹了。……他妻子的长下巴越发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根据反射作用，本能地把他制服的纽扣一概扣上。……

“‘我，大人……很荣幸！您，可以说，原是我儿时的朋友，不料现在这么飞黄腾达！嘻嘻。……’

“‘不应该来迟。……’

“‘请您原谅，大人，我不能按时赶到，因为，喏，我妻子病了……就是露意丝……新教徒。……’

“‘我希望，先生，’胖子说着，向瘦子伸出一只手告别，‘我希望……再见。……请您明天来上班。……’

“瘦子握了握那只手的三个手指头，弯下全身深深一鞠躬，发出嘻嘻的笑声。他妻子微微一笑。……纳法纳伊尔并拢脚跟立正，把制帽掉在地下了。三个人都感到愉快的震惊。”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做了文字上的修改。

《悲剧演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八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一期上，原有副标题《小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四年该小说由契诃夫修改并取消副标题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墨尔波墨涅[1]故事》（在莫斯科出版）。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的文集第二卷。

契诃夫准备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对它做过很多文字上的修改，更换了几个姓氏（将盖莫菲洛夫改为费诺盖诺夫，将斯皮奇金改为西多烈茨基）。人物的性格也做了改动。例如，小说集中的原文是“可是不久玛霞打听到剧团的地址，背着丈夫在外做工，积下路费，然后坐车去找盖莫菲洛夫”，改为“……不料被玛霞发觉，她赶到火车站去，那时候第二遍铃声已经响过，演员们已经坐在火车里了”。又，原文“‘我的上帝，我多么幸福啊！’她呻吟道。这一次她很高兴。自从结婚以后，她还是头一次跟这个小俄罗斯人那么亲近。以前他不但没有拥抱过她，就连对她说一句亲热的话，好意地看她一眼，也没有过。‘我的上帝，我多么幸福啊！’玛霞依偎着丈夫，反复说道。”改为“‘您可怜可怜我吧！’她凑着他的耳根小声说，‘啊，您可怜可怜我吧！我多么不幸啊！’”

该小说寄给《花絮》后，很久没有刊登出来。还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初，契诃夫就在信上问列依金说：“我的《悲剧演员》的命运如何？要不是因为字数的限制，这篇小说本来会写得不错。……现在却不得不把精华也割舍了。……用这样的题材本来是可以写成整整一个中篇小说的。”从一八八三年八月四日列依金写给契诃夫的信中，可以看出该小说很久未发表的原因：“您问起您的《悲剧演员》的命运。这篇小说已经排印出来，经书报检查机关通过，而且拟在第三十三期上发表，如果在那以前您另外寄给我一个短篇小说的话。问题在于，在可怕的书报检查条件下，我手边永远得有备用的稿件。这也就是我何以留下《悲剧演员》的缘故。否则杂志可能没法出版。往往，书报检查官把送审的稿件砍掉三分之一。”又，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列依金在信上说：“看在上帝面上，请您不要因为我没刊登您的小说《悲剧演员》而惊慌。那篇小说很可爱，可是长了点，我一直没能把它塞进去。”

从列依金的信上可以看出，他留下小说不发表，还因为他按季节的需要来确定发表的时间。例如，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悲剧演员》已经排出来，拼好版。现在正是戏剧季节，那篇小说发表出来适逢其会，我一定会在十月内把它登出来。”

[1] 希腊神话中司悲剧的缪斯。

《商绅的女儿》

爱情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监护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时代的表征》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署名“无脾人”。

《在邮局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并稍加增补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某少女日记摘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四期上，署名“无脾人”。

《在海上》

水手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人间闲话》杂志第四十期上，原无副标题，署名“安·契诃夫”。一九〇一年该小说经作者重新加工后，以《夜间》为标题，收入莫斯科“蝎子”出版社的《北方之花》丛刊。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作者再做文字上的修改，加上副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十二卷。

发表在杂志上的《在海上》原是模仿翻译过来的“海上”小说写成的。该小说收入丛刊时，契诃夫将它大加修改，消除仿作的格调。现在举例说明契诃夫对小说原文的修改。杂志原文“‘今天，孩子，我和你都交运了，’他对我说，撇着肌肉发达而又没有牙齿的嘴，露出笑容，‘你猜怎么着，儿子？我觉得，我们抓阄的时候，你母亲，我的妻子，在另一个世界里替我们祷告呢。哈哈！’‘你别提我的母亲！’我说。我父亲浑身打哆嗦。他着急得跺脚，问现在几点钟了。这时候才十一点钟。离他所渴望的时刻还远得很。为了缩短时间，我们就坐下来喝酒。我们像喝水似的喝白酒，说来奇怪，大自然在耍笑我们。我们喝了酒，肌肉倒变得更结实有力，遏制不住的情欲并没有使得我们软弱无力。正好相反，这倒把我们变成老虎了”改成“‘今天，孩子，我和你都交运了，’他对我说，‘听见吗，孩子？好运同时落在你我两人身上了。这里头必是有点什么道理！’他着急地问起现在是几点钟。这时候才十一点钟。”

该小说收入契诃夫文集时，契诃夫重又做了大量修改。例如，在“四下里刮着阴冷潮湿的风”后，删去“风抽打我们的脸，吹透我们的上衣。我们等着下雨，可是雨久久不来，我们感到纳闷”。又，在“新婚的妻子……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地瞧着他那生着金发的头”后删去“我没法描写她的脸。依我看来那像是仙人的脸”。又，在“我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脸”后删去“我观察她的脸，这是说如果一个粗鲁而迟钝的人居然能观察脸，能领会那么美丽的脸上的表情的话！”又，在“我们这班人发出醉醺醺的响亮哄笑声”后，增添“说俏皮话，有人为取乐而学公鸡叫”。契诃夫修改了某些句子和个别的词。例如，丛刊上的原文“‘他们会一直谈到天亮，他妈的！’父亲嘟哝道”改为“‘鬼东西，我让耗子咬了一口！’父亲嘟哝道”。又，原文“她绝望地绞着手”改为“她站在那儿不动，暗自思忖……”契诃夫对原文做了文字上的修改。例如，原文“英国银行家从口袋里取出一沓钞票，交给牧师”改为“英国银行家从口袋里取出一沓什么东西，也许是一沓钞票，把它交给牧师”。又，原文“……上边，真正的秋天的暴风雨开始了”改为“……上边已经在下真正的秋雨了。……”

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蒲宁的信上讲起丛刊出版者工作的草率，讲起他参与丛刊工作前出版者所登的广告，说：“我收到了‘蝎子社’的校样，可是那校样极草率，而且只贴一戈比邮票，因此不得不付欠资的罚款。 ‘蝎子社’为那本书做广告也胡来，把我列在首位，我读完《俄罗斯新闻》上的这份广告，就暗自起誓，从此绝不跟蝎子、鳄鱼、黄颔蛇打交道。”

《站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莫斯科的特鲁勃纳亚广场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闹钟》杂志第四十三期上（十一月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标题是《莫斯科的特鲁巴广场上》，署名“安·契洪捷”。该作品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作品收入文集时，契诃夫更改题名和作品的开端，做了文字上的修改，添写新的结尾。在杂志上，小说是这样结束的：“他讲起小金翅雀和灰雀来，总是乐于一连讲上几个钟头，讲起兔子来一定会瞪大眼睛，用力挥动两只手。他是个诗人。夏天，他大概吹着小笛捉鹌鹑，或者钓鱼去了。这个怪人真是好！”

从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九日契诃夫写给列依金的信上可以看出，契诃夫原来打算在《花絮》上发表这篇作品：“寄上……《莫斯科的特鲁巴广场上》一篇。这篇小说具有纯粹莫斯科的趣味。我所以写这篇东西，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写过这种所谓轻松的场面了。”可是列依金没有发表这篇作品。一八八三年十月一日他在信上说：“我感到您会生我的气，可是您的短篇小说《莫斯科的特鲁巴广场上》不得不随这封信奉还。您要知道，它带有纯粹人种志学的性质，这样的小说对《花絮》是不适合的。”

《诽谤》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删去开头一句话“大家高兴，愉快，欢乐”后，收入该书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第三版至第十四版中未再改动。该小说经作者略加增补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他明白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自然与狩猎》杂志十一月第四期上（十二月三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有副标题《习作》，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契诃夫的雅尔塔住所的书橱内保存着登载该小说的杂志一本，由作者用铅笔和钢笔做过修改，大概是在该小说收入小说集前。

该小说起初预定在一八八四年《蜻蜓》杂志丛刊上发表，可是被主编瓦西列夫斯基退还，一八八三年八月五日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寄来的习作《他明白了！》确实不大适合在丛刊上发表。这篇特写几乎缺乏幽默性质，它那不复杂的情节也跟它相当大的篇幅不相称。这本集子需要构思有趣而且文笔比较细致的作品。”契诃夫另写一篇小说《瑞典火柴》以代替退还的小说。后来契诃夫把小说《他明白了！》寄往《自然与狩猎》杂志，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收到该杂志编辑部的回信说：“编辑部认为您的素描《他明白了！》完全适合本刊发表，而且写得很好，因此，如果您把它交给我们而不索稿酬，我们会乐于发表，本刊资金有限，因此只有提供某些知识的重要论文我们才付稿酬，至于大作，则是优美的小玩意或甜点心：只要这种美食不收费用，我们当然愿意美餐一顿。”

《儿童读物》

最初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日和十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九期和第五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瑞典火柴》

犯罪小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蜻蜓》杂志丛刊上（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五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附有插图，署名“安·契诃夫”。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在彼得堡出版）。作者将该小说重加修改后，收入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是应《蜻蜓》杂志主编瓦西列夫斯基为丛刊约稿而写的。一八八三年七月十八日，他写信给契诃夫说：“丛刊篇幅极大，因而可以接受并刊登相当大的作品，即使其篇幅达半个印张之多也无碍。不言而喻，由丛刊发表的作品要求一定程度的严整性及完美性，形式方面应尽量仔细加工。”一八八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瓦西列夫斯基写信给契诃夫，再一次提到对丛刊作品的文学价值的严格要求：“讲到丛刊，该书将附有插图，事先并送书报检查机关批准。您为该书写作小说时，务请注意在文学方面仔细推敲。”契诃夫接受丛刊约请，为它写稿后，起初将他的小说《他明白了！》寄去，但被编辑部退回，认为与该丛刊的性质不合（详见前面《他明白了！》小说题解）。后来契诃夫将他的小说《瑞典火柴》寄去。主编收到该小说后，于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写给契诃夫的复信上说：“承寄小说一篇，当在丛刊上发表。以后若蒙赐予合作，为我们的杂志寄来主要是篇幅不大的场景和速写，本刊编辑部不胜感激。”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谈到他这篇小说：“前不久我受了诱惑。我应布克瓦（《蜻蜓》杂志主编瓦西列夫斯基的笔名）的约请，为《蜻蜓》丛刊写点东西。……我受了诱惑，就写了一个篇幅很大的短篇小说，有一个印张那么大。这篇小说将要发表。它名叫《瑞典火柴》，内容模仿犯罪小说。结果它成了一篇逗笑的小说。”

契诃夫有意写一篇模仿犯罪小说的作品，可能起因于当时许多报纸竞相刊载长短不等的犯罪小说。契诃夫在他的一篇小品文中涉及这个问题（即一八八四年《花絮》杂志第四十七期上的《莫斯科生活花絮》。请参看契诃夫的中篇小说《游猎惨剧》题解）。

《在圣诞节前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三年《闹钟》杂志第五十期上（十二月二十二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有献给作者的妹妹玛·巴·契诃娃的题词，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取消献词，略加修改和删削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该小说所以交由《闹钟》杂志发表，大约是应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日《闹钟》杂志主编库烈平的请求：“《闹钟》编辑部希望您没忘记您的诺言，在十二月中给本刊写点好东西（现在只剩下两期杂志在集稿）。越快越好。不管谁主办这个刊物，只要它没有变坏，就应该得到一切支持。圣诞节或者新年会激起您写作的灵感吗？”

《自由主义者》

新年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花絮》杂志第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契诃夫寄出该小说时，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随笔（指小品文《莫斯科生活花絮》）也罢，新年小说也罢，都嫌长，我很抱歉。可是……为了让新年号出得格外好，这次我请求您不要客气，尽可能把它们缩短吧。我自己不想做这种压缩工作，哪些文字切合需要，哪些多余，您会看得清楚些。”一八八四年一月五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回信上说：“无论是有关莫斯科的见闻杂记还是您的小说，都已经加以压缩。不压缩是不行的，精彩的新年作品实在太多，都是些理应登在第一期上的作品。第一期的篇幅已经增加一半，可是就连这样也几乎容纳不下。……”从这封信上的话可以看出，该小说的题名是列依金加的：“……您的小说题名我已经改动，称为《自由主义者》。这样短些，也好些。”

《勋章》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一月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未加改动，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经作者稍加修改后收入该小说第二版，此后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间第三版至第十四版中，均未更动。契诃夫将该小说略做文字上的增删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七万五》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闹钟》第二期上（一月十三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

《喜剧演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未加修改，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女人的报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二日《俄罗斯讽刺小报》杂志第四期上，署名“安契”。

《马车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九日《俄罗斯讽刺小报》杂志第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家庭教师》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一日《花絮》杂志第六期上，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契诃夫对该小说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打猎》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闹钟》杂志第六期上（二月十一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名《舅舅和狗》，有副标题《有感于狗展览会而作》，署名“安·契-捷”。

《唉，女人啊，女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五日《每日新闻》第四十五号上，署名“安契”。

据作者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回忆录说，有一次，契诃夫打算写一个轻松喜剧《刮了胡子的秘书与手枪》，为此必须写一首平庸的诗，其中好几次出现“拼命地”这个词（米·巴·契诃夫著：《安东·契诃夫、剧院、演员和〈达契雅娜·列宾娜〉》）。在这篇小说里引用了那首诗的前四行。这篇小说中的前四行诗句则与《永诀》一诗的开端完全一样，这首诗是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叶·伊·尤诺谢娃以书信的形式寄给契诃夫的。

《纯朴的树精》

神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二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七期上，署名“无脾人”。

一八八四年二月中旬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谈到这篇小说：“在这篇神话里我提到我们的育婴堂。我把它的内情考察一番。那儿有些情形丑恶得很。主要的问题在于工作人员对长官感到厌恶。请您要求伊·格莱克在他的一篇小作品里略微涉及这个问题，提一下。……这是当前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记者的梦》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闹钟》杂志第七期上（二月十八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名《法国舞会》，有副标题《睡意蒙眬的幻想》，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原准备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至今保存着已经排印的样张。契诃夫在排印的样张上更换题名，略加修改，删去三句话（例如，“他感到他的肠胃里有一种类似无私的柏拉图式爱情的东西”，“可怕的豪华”），添写最后一句话。然而《记者的梦》未收入作者的文集。该小说在准备收入文集以前已经由作者大加修改，因为排印的样张上的文字同杂志上的原文出入很大。此外，该小说的原文提到莫斯科若干记者的姓名，以此突出小说的情节具有当时新闻的性质，可是这些姓名在排印的样张上已经删掉。在本书中，该小说是依据上述样张排印的。

该小说是以当时的新闻为题材写成的，契诃夫还引用了报纸上刊载的通知（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二日《每日新闻》第四十二号上的广告）：“……二月十七日……将由法国慈善协会赞助，由该协会委员会主持……举行盛大的化装舞会。……届时舞厅布置华丽，有花卉、草木、旗帜等。此外还举办盛大的摸彩会，中彩的奖品中有大批珍贵物品。主要奖品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所赠塞夫尔瓷花瓶一个。”关于法国慈善协会主办的这次舞会，契诃夫在他的一篇小品文《莫斯科生活花絮》中也曾描写过（见一八八四年《花絮》杂志第一期）。

《唱诗班歌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未经修改，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作者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意见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三月十日《花絮》杂志第十期上，有副标题《抄本》，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重新加工：更换若干姓名，取消俚语，插进新的文字：“卡倩卡，我发疯般地爱您！”在文集里，这段文字后面就是结束全篇的站长题词以及对它的回答：“虽然你是第七，可你也还是傻瓜”。然而在杂志上原文里，上述两段却在小说中部，插在“账房办事员萨莫卢奇谢夫”之后。又，在“尼康德罗夫是社会主义者！”后，删去一段话：“胡说，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混蛋，你自己才是社会主义者。大家都知道我，我可没在高等教育机构受过教育。尼康德罗夫。”

《两封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三月十日《花絮》杂志第十期上，署名“无脾人”。一九一一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安·巴·契诃夫文集第二版第十九卷补遗，其中所收的都是他自编的文集所未收的作品。该小说在文集中的文字与原文略有出入。

《永恒的运动》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七日《花絮》杂志第十一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作者将该小说加以修改，删去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读书》

老于世故的人的故事

最初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十二期上，原名《弄火要小心！》，有副标题《“老于世故的人”的故事》，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饰，更换标题，改动几个人物的姓名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特利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玛丽雅·伊凡诺芙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闹钟》杂志第十三期上（三月三十一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大约原拟收入作者的文集，其排印的样张已保存下来，并经作者修改过，但该小说未收入文集。

《该说话还是该沉默》

神话

该小说在契诃夫生前未发表过。契诃夫原拟将它交《花絮》杂志发表，并已寄去。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一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寄来的小东西都不错，可是我担心其中的一篇，也就是关于克留盖尔和斯米尔诺夫的那篇，也许通不过书报检查机关的洪炉。最近他们把我们压得好苦；他们压我们，掐我们的脖子，要闷死我们。”书报检查机关果然没批准这篇小说发表。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日列依金写信通知说：“在这次送审的稿件中，您那篇很好的小作品《该说话还是该沉默》也被扣压了，随信附上该小说校样一份，以供保存和纪念。我好像已经向您预告过这篇小说不会通过。现在果然如此。”

书报检查机关解释说，这篇小说所以被禁，是因为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国家内部的生活被表现得极其丑恶”。

《骄傲的人》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莫斯科小报》第一一二号上，有插图两幅，署名“安·契诃夫”。

《照相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五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十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作者将该小说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小说原文中有长官对其属员性格的描绘，业已删掉。现将性格描写转录如下：

“‘你，爸爸，把这本照相簿给我吧。……听见了吗？我把它收藏起来。……这么漂亮。……这个瘦子是谁？’

“‘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那个……克拉捷罗夫。……就是他，诸位先生。……他这个人还不错，勤恳，可是……我受不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受不了他……我就是对他没有好感！……我的性情真怪！’

“‘这个戴勋章的是谁？多么滑稽！看那样子，像是要开枪打人似的！哈哈！这可是个怪人。……’

“‘这个人是我那忠诚的扎库辛……我的得力助手。对，就是他，诸位先生！他是个好人，有道德，信神……眼睛里总带着敬意，可是他完了！完全不可救药了！说句难听的话，他老是醉得像鞋匠似的！我极力挽救他，极力挽救他，可是不顶事。只好把这个可怜人开除了！’

“‘不过这个人的脸倒挺聪明的。……大概他有学问吧。……’

“‘平捷耶夫有学问？哈哈！！求主饶恕我说话刻薄，他简直是饭桶，连话都说不清楚。……这个人还不错，守本分，可是我……受不了！’

“‘还有这个人，脖子好长啊！跟天鹅一样！他的眼睛鼓出来！’

“‘跟这个人开不得玩笑！他是叶肖特金。……怪人！嘻嘻嘻！……他那副嘴脸很阴险，其实他为人没什么，还可以。我老是讪笑他。……简直是怪人！我说：“你一个月只有十六卢布四十三戈比的薪金，怎么异想天开，自己想买马了？”没什么，他倒不生气。他挣三百左右呢，这个坏包。他在欠缴税款科办事，油水不少！油水很多呀！还有这个人，是潘捷列耶夫，诸位先生。……你想想看，他大学毕业，会说十几国语言……懂得各式各样的花招，可是人挺蠢！蠢透了！老是一句话也不说，大模大样的，躲开大家。……应当略微收拾他一下才对。……好。……你把照相簿拿去吧，奥列琪卡。……此外没有别人了。……这些人都没趣味。……全是些小虫子。……你拿去吧，宝贝儿。’”

《自我陶醉》

神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五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二十期上，署名“无脾人”。

《住别墅的女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六月二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同妻子吵架》

巧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六月九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民心骚动》

摘自某城大事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六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四期上，副标题是《贫苦城大事记片断》，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删掉两句话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契诃夫将该小说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并改动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对该小说做文字上的修改时，删去阿基木·丹尼雷奇的骂人话以及一些俚语。

该小说寄交《花絮》杂志发表时，题名原是《民心不稳》，然而用这样的题名却没有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批准，关于这一点列依金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十八日写信通知契诃夫说：“在小说《民心不稳》里，书报检查官到处勾掉‘不稳’这个词，因此有一个地方，为了使读者能看懂，我添上‘民心骚动’几个字，这是在收到书报检查机关签署的校样后我自作主张添上去的，不过总算还好，对付过去，杂志出来了。”除了这个改动以外，列依金还在小说结尾阿基木·丹尼雷奇的信里“……今天我遭受的种种艰难困苦，实非笔墨所能形容”这句话后面，添进一句话：“要知道这件事完全起因于一群椋鸟”。显然契诃夫在信上问起了这一点，列依金便在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所写的信上说：“这是非添不可的。多亏添了这句话，小说才得到批准发表。必须说明这件事是由椋鸟引起的。要不然就会叫人看不懂。再者题名《民心骚动》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否则读者可能认为椋鸟是一回事，民心骚动是一回事，人群聚集起来完全与椋鸟无关，而是另有原因。我本想在那封信以外另找一个地方插进这句话去，可是任凭我费尽心机去找，这样的地方却总也没找到，否则就只得重写群众的全部谈话了。”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小说集时，删掉了列依金所添的那句话。

《轻松喜剧》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六月三十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文官考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八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契诃夫对该小说做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做过文字上的修改，改变参加考试的原因，取消加尔金对凡德利科夫的威胁。小说中“他（加尔金）严厉地看一下凡德利科夫，径自走去”一句，在原文中是这样：“‘我要用碱水把你洗一洗！’他一边跑过去，一边恐吓凡德利科夫说，‘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邮局耗子！往后你才会对顾客客气点！’

“凡德利科夫脸色发白，用央求的眼睛瞧着皮沃美多夫。

“‘您别在意。……他是说着玩的。……’那一个安慰他说。

“不过安宁的心境并没有持续很久。”

契诃夫一八八四年夏季住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在莫斯科省），六月二十五日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起这篇小说，抱怨编辑部对小说篇幅的限制：“我在别墅所写的头一个作品似乎不顺利。第一，小说写得不好。《文官考试》写的是日常生活的题材，很亲切，而且是我所熟悉的，可是要写出这篇东西，只花个把钟头赶出来，只写七八十行却不行，而要时间长些，篇幅大些。……我一边写，一边不住地删，生怕写得太长。我删掉了县主考官的问话和邮局收信员的答复，然而这正是考试的关键所在。”随后，契诃夫谈到小说题材的来源说：“……傍晚我到邮局去找安德烈·叶果雷奇（沃斯克列先斯克的邮局局长），取报和信。……安德烈·叶果雷奇给我提供了小说《文官考试》的题材。”

《俄国煤》

真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三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未经修改，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外科手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八月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二期上，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在标点符号方面略加改动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此后自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十四版时，均未改动。契诃夫将该小说删掉几个字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作家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讲过该小说题材的来源。契诃夫居留沃斯克列先斯克期间，常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去，著名的医师彼·阿·阿尔汉盖尔斯基当时正在那儿工作。契诃夫在那家医院里观察到类似他在《外科手术》里所描写的一件事：有一个缺乏经验的大学实习生代理医师的职务，为一个病人拔牙，结果他没能拔掉病牙，而只夹坏了齿冠。病人骂了一阵，走了（米·巴·契诃夫著《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根据其他回忆录（尼·唐-包果拉兹著《在契诃夫故乡》，载于《契诃夫纪念文集》，一九一〇年莫斯科版），小说的基础则是作者故乡塔干罗格城生活中的一件实事。在上述回忆录中还提到，契诃夫在中学时代常做的一种即兴表演就是模仿医师拔牙。病人的角色由作家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扮演。契诃夫手拿夹煤块的钳子，开始“动手术”，引得观众哈哈大笑。

《世人看不见的眼泪》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变色龙》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八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六期上，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此后自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十四版时，均未改动。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只改动了一句话。

《赶集的“结算”》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十三日《娱乐》杂志第三十六期上，署名“无脾人”。

《变本加厉》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日《娱乐》杂志第三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契诃夫将该小说做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在文集里，该小说中律师的姓涅契斯托夫改为卡里亚金。

《适当的措施》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八期上，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契诃夫对该小说做了文字上和标点符号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原文中警官有一段话：“……你把那个托盘连同剩下的苹果一起扔掉吧……因为它会传染病菌！土伦！”契诃夫将话中“土伦”这个地名删掉，该地名暗示一八八四年夏季报纸刊载霍乱在土伦流行，当时各幽默杂志发表许多以此为题材的漫画和小说。

《文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九期上，原名《新生事物》，有副标题《请玩文特的先生们注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改用题名《文特》，并经作者稍加修改。后来，作者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一八九〇年，主管戏剧创作的书报检查官做出批示，认为契诃夫的《新生事物》“完全不宜于在群众面前演出”。在书报检查官报告上，写明他的决定：“禁止演出”。

《月食》

内地生活摘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九期上，署名“无脾人”。

《在墓园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六日《花絮》杂志第四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修改过小说原文。作者将“名演员克”（大约指当时某演员）改为“演员穆希金”。此外，作者还删削小说结尾原有的一大段文字，其中讲到区警察局长和他对死去的自由思想者的怜悯。现照抄被删的原文如下：

“天色黑下来，他们匆忙地走着，磕磕绊绊，他们抬着的东西微微晃动。……那口棺材后面跟着两个老太婆和一个穿着区警察局长军大衣的男人。

“‘季洪·伊凡内奇！’我往区警察局长跟前跑过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您送谁下葬？’

“‘我给格利沙送葬……’区警察局长嘟哝道，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我的同伴，不住胆怯地回头看。

“我知道这个格利沙，他住在季洪·伊凡内奇的派出所那幢阴森的灰色大厦的六层楼上，而那幢房子里是住满骗子、妓女和被埋没的才子的。他住在人家的厨房旁边，白天给煤烟呛得透不出气来，晚上跟臭虫和老鼠搏斗。他在某处担任第二小提琴手，写些低劣的抒情诗，参加业余演出，总之他有说不尽的才能，一直盼望这些才能会给他带来如花似锦的远大前程！他在工作之余常到他的远亲区警察局长家里去，给他的妻子灌输种种思想。……

“‘可是您上这儿来干什么，季洪·伊凡内奇？’我想起那是些什么样的思想，不由得惊讶地说。……

“‘为了维持秩序。……’

“他胡说，这个滑头！他跟着棺材走可不是为了维持秩序。他怜惜自由思想者格利沙，非常怜惜，你瞧着他苍白的脸，很难一下子断定是什么东西在他脸上发光：是眼泪还是雨水？可见格利沙的话语也打动了他的心。……可是，既然他的肩膀上披着军大衣，他就不愿意对我承认这一点。……他为他的感情害羞，担惊受怕，于是我躲开他，走开了。……

“‘我们在这儿只溜达了两个钟头，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抬来的第三口棺材了。……该回家去了吧，诸位先生？’”

《舌头能把人带到基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一期上，署名“无脾人”。

《假面》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娱乐》杂志纪念号上（纪念该杂志创刊二十五周年），原题名是《不要碰我！》[1]，有副标题《摘自内地巨头的生活》，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在文字上做了仔细修改（改动方言、俚语、不正确的语法结构），压缩全文，特别是皮亚契果罗夫摘掉假面的那个中心场面。现将杂志原文照抄如下：

“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立刻就来了，可是他也无济于事。

“‘我请求您从这儿出去！’他声音沙哑地说，胳肢窝底下夹着一个很大的皮包，动了动染过色的唇髭。

“‘哎呀，吓死人！真的，吓死人了！’假面人笑着说，‘居然有这么可怕的人，叫上帝打死我吧！唇髭竖起来像猫似的，腰上挂着一支手枪，天不怕地不怕！嘻嘻。……可要是平心静气讲一句，从一种观点来说，我能收买你，叶甫斯特拉特，把你买过来！……’

“‘我请求您少说废话，请您出去，要不然我叫人把您拉出去！’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冒火了。

“‘哦。……这样看来，您打算守在这儿，到天亮都不走？行啊！要是您高兴的话，就请坐吧。……我倒不在乎。……不过，如果我当着您的面跟小姐们胡闹起来，您可别生气。……那得怪您自己，谁叫您不出去呢。……喂，你，奴才，跑一趟，去找个音乐师来！你呢，叶甫斯特拉特，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你不如出去，到舞厅里选个小姐，带到这儿来。……你与其骂人，不如玩玩闹闹消磨假日的好。……咦，傻瓜，你干吗瞪起眼睛？莫非我说的不是正经话？’

“‘怎么？您说什么？诸位先生，你们听见了吗？’

“阅览室里人声嘈杂。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脸红得像虾一样，跺着脚，比画手势，口口声声说他不能容忍这种事，说那个人不但破坏社会安宁，甚至敢于在他执行公务的时候侮辱他！热斯加科夫附和他的意见，热斯加科夫的声音又被别列布兴刺耳的男高音压下去。……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大嚷大叫，可是他们所有的声音都抵不过兴致勃勃的假面人的男低音和他那雷鸣般的笑声。由于这场轩然大波，跳舞中断了，男人们从大厅涌进阅览室里来。……

“‘请您摘掉假面，说出您的姓名！’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声音嘶哑地说。

“为了回答这句话，假面人伸出手来做了两次露骨的侮蔑手势。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就啐口唾沫，坐下来写呈文。

“‘写吧，写吧，’假面人说，不住把手指头伸到钢笔底下去。‘你写上，我的姓名是二等商人的儿子彼得·巴尔费诺夫·格沃兹吉科夫！现在叫我这个可怜人怎么得了？也许要把我关进监牢吧？我这个可怜虫啊！您何苦断送我这个孤儿？我不了……你们开开恩吧。……哈哈。……嘿，你们这些乌糟的魔鬼！嗯，好吧！呈文写好了吗？全写完了？好，现在你们瞧着！一……二……三！！’

“这个捣乱的人站起来，挺直全身，摘掉脸上的假面。他露出他的醉脸，瞧一眼所产生的效果，往圈椅上一坐，开始哈哈大笑。……那效果也确实非同小可。所有的知识分子面面相觑，脸色发白，搔后脑壳。……叶甫斯特拉特·斯皮利东内奇把自己的后脑壳搔得那么响，连走廊上都听得见。……”

一九〇五年一月沙皇政府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裁定该小说“不适于”放进国民图书阅览室和学生图书馆内，因为“该小说描写富翁的丑恶行为，旁人则因他有钱而无可奈何”。

列夫·托尔斯泰曾把契诃夫的三十篇小说定为契诃夫的优秀小说，《假面》一篇也在其内。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托尔斯泰的儿子伊·列·托尔斯泰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赶紧来履行我的诺言，谈一谈我父亲举出的那些小说。原来除此以外，这些小说还分成两类：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一）孩子们，（二）歌女，（三）戏剧，（四）在家里，（五）苦恼，（六）逃亡者，（七）在法庭上，（八）万卡，（九）太太们，（十）凶犯，（十一）男孩们，（十二）黑暗，（十三）困，（十四）伴侣，（十五）宝贝儿。

“第二类：（一）私生子，（二）哀伤，（三）巫婆，（四）薇罗琪卡，（五）在异乡，（六）厨娘出嫁，（七）一团乱麻，（八）风波，（九）哎，群众！（十）假面，（十一）女人的幸福，（十二）神经，（十三）婚礼，（十四）任人摆布的人，（十五）女人们。

“我没法说明他是根据全部小说还是只凭他记得的小说选出这些特别杰出的小说的，不过，无论如何，我很想知道您对他的选择的看法。”

[1] 原文为拉丁语。

《在痼疾患者与老人收容所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谈戏》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三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好事也得有限度》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三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四期上，署名“无脾人”。

《贪图钱财的婚姻》

共有两卷的长篇小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八日《娱乐》杂志第四十三期上，原名《贪图钱财的婚姻或为人类担忧！》，副标题是《长篇小说，分为同样悲惨的两卷》，署名“无脾人”。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该小说经作者更改题名和副标题并做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小说中电报员的姓（巴尔希甫采夫）和男主婚人的姓（热尔巴丘夫）在文集中均已由作者删去。

该小说没有交《花絮》杂志发表。主编列依金素来不愿意让契诃夫为别的刊物写稿，于是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中旬写信给契诃夫说：“喏，比方说，您为什么把小说交由最近一期的《娱乐》发表呢？那篇小说很精彩。它本来可以留作《花絮》的备用稿。您需钱用，那您只要写一封短信来，办公室就会先把钱汇去。或者，《娱乐》给的稿酬比较多吗？”契诃夫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中旬回信说：“我认为，在《娱乐》上发表的我那篇小说不宜于在《花絮》上刊登。我没把它寄给您，因为它篇幅太长，写得不好，至少我觉得这样。不过，您看见我在《花絮》以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请不要生气。……我是有家庭负担的人，没有财产……我需要钱，《娱乐》给我的稿酬是每行十戈比。我每月挣的钱不能少于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卢布，要不然我就打饥荒了。”

后来该小说的个别情节由契诃夫用在轻松喜剧《婚礼》中。

《庸人先生们》

两幕剧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五期上，原副标题是《两幕神秘剧》，署名“无脾人”。一八八六年该作品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该作品经作者更改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在文字上做过修改，删掉俚语，并将消防队长的发言大加扩充（自“我这个人年纪已经不轻……”起，到“在那种地方人才能工作！”止）。这段发言的原文如下：“我是个老人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总要死掉。……多谢上帝，我这辈子过得挺好。……我什么也不需要。……只是我觉得奇怪……甚至愤愤不平。……（委屈地摇手）一个人辛勤工作，只靠薪金过活，安分守己，没有沾染恶习气……黑夜白日地不得消停……可是不知道这到底是图什么……有什么好处？我不是说我自己，我倒无所谓。……换了别人，靠这点钱就没法过活。……酒鬼才肯担任这种职务，认真工作的人只会啐口唾沫，甩手不干。……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了很久，低下眼睛。）”

《演说和小皮带》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从列依金在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三日所写的信上可以看出该小说早在一八八二年契诃夫就已经写成，也就是在契诃夫最初为《花絮》写稿的时期。然而该小说没得到书报检查机关通过。列依金在信上说：“我赶紧告诉您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您那篇精彩的小文章《演说和小皮带》，书报检查机关不准刊登。经我提出请求后，书报检查官把它提交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批，可是那儿也没通过。”然而列依金保留小说的校样，到一八八四年又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批，关于这一点，列依金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中旬写信给契诃夫说：“我发觉最近这段时期书报检查似乎松动一点，就把以前没得到通过的您那篇小说《演说和小皮带》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批，结果，啊，妙极了！校样发还，准许刊登了。可是我担心您是否已经在《花絮》以外的刊物上发表过这篇小说。校样从一八八二年起就保存在我这儿。”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中旬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回信上说：“这篇小说没在任何地方发表过。我记得它的内容，至于写法，却忘记了。……我读得津津有味，就像不是我的作品似的。……”

《在病人床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一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八期上，署名“无脾人”。

《牡蛎》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闹钟》杂志第四十八期上（十二月六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有副标题《素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做过标点符号方面的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此后在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十四版中，又经作者删去几句话。一八九五年该小说未经作者再做改动，收入莫斯科媒介出版社俄国作家作品选《闪光》。后来，该小说经契诃夫修改个别字句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一八八六年一月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和《花絮》杂志编辑比里宾的信上讲起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所收的作品，提到《牡蛎》说：“有一个短篇小说没有随那批文稿一并寄去，现在随信附上。请您把它归并到那批文稿中去。如果您高兴的话，就请您阅读一遍：在这篇小说里我尝试着做一名medicus[1]。”

[1] 拉丁语：医生。

《有将军做客的婚礼》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五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列依金收到该小说后，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日写信给契诃夫说：“随信附上您的小说《有将军做客的婚礼》的校样一份。我已经把您的小说改名为《小小的敲诈》。校样已经由书报检查机关签字批准。我把校样寄给您，是让您修改一下，再寄还我。我生怕我们把海事术语用错，而我的藏书里又没有海事辞典。这篇小说写得非常长，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处置它了。”一八八四年十一月中旬他在另一封信上说：“现在我手边只剩下您的《有将军做客的婚礼》。要是到星期一我收不到您寄来的小说作为存稿，我就不能把《婚礼》刊登在第四十七期上，而要留存在我的手边。……”

俄国作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契诃夫写这篇小说，曾使用俄国海军所用的各种名词和外国术语的辞书。

该小说以当时流行的小市民和商人的生活习俗为基础。契诃夫在一篇小品文《莫斯科生活花絮》中说：“如果新郎不乘坐镀金的婚车穿过大街，如果唱歌的不是最好的歌手，教堂助祭的男低音不够低，新郎就会不自在。你得给他雇个将军来参加婚礼，而且这个将军一定得戴着星形勋章，你得让音乐为他轰鸣。……”（一八八四年《花絮》杂志第四十一期）契诃夫在另一篇随笔中说：“商人需要将军和五等文官。不管是商人的婚礼，还是他们的宴会，还是商人的议会，缺了这两种人就不成。……”（一八八四年《花絮》杂志第五十一期）后来，在一八八九年，这篇小说由契诃夫改编成轻松喜剧《婚礼》。

《自由派活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可怕的一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娱乐》杂志第五十期上，原有副标题《圣诞节故事》和《献给掘墓人米·巴·富……》，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经作者删去副标题，略加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后来该小说收入作者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是模仿当时杂志上流行的“可怕的”圣诞节故事。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由契诃夫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并重写了结尾。现将杂志中小说结尾照抄如下：

“我们往棺材里看一眼。……这时候巴尼希津抱住头，身子摇晃一下，往长沙发上一坐。……

“‘我受不住，’他小声说，‘再见。……我要走了。……’

“讲故事的人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走出去。……因此关于棺材的可怕的故事，对听众来说，仍然是秘密。

契洪捷。

瓦冈科甫斯科耶墓园。十月二十四日午夜。

“附言：这篇小说已经付排，校样也已经校对过，不料有人来敲我的门，要求我准许他进来。……来人是巴尼希津。……

“‘见到您很高兴！’我叫道，‘快点告诉我：您在棺材里见到什么？什么？’

“‘您老是讲这件事！’他挥一下手说，‘这些讲故事的人就跟娘们儿一样。……你得把种种乌七八糟的底细都给他们摊出来，讲清楚。……我们在那口棺材里见到一封信。……那封信是我们都熟悉的朋友瓦卡·扎耶兹多夫写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波果斯托夫！你知道我岳父的生意亏空很大。他欠下一身债。……明天或者后天他的财产就要查封，这就彻底断送了他家和我家。……在昨天的家庭会议上，我们决定把一切值钱的和贵重的东西都藏起来。……我岳父的全部财产就是棺材（你知道，他是棺材业的巨头，在本城首屈一指），所以我们决定把最好的棺材都藏起来。……我要求你帮我的忙，亲爱的朋友，特送上棺材一口，请你收藏和保管。……缺了熟人的帮助，我们毫无办法。我希望你不会拒绝我，特别是因为这口棺材放在你家里不会超过一星期。凡是我们的朋友家里，我都分别送去棺材一口，希望他们挽救我的家庭免于饥馁。热爱你的扎耶兹多夫。”……您看得明白，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啐！’我吐口唾沫说，‘那么，您这畜生，见您的鬼，那天傍晚您对那些女人讲故事的时候，为什么装腔作势，脸色发白，汗水淋漓，身子摇摇晃晃？那岂不是做戏？’

“‘嗯。……要是您像我一样喝过那么多酒，要是您像我一样提心吊胆，您还不止是脸色发白，身子摇晃呢！我站都站不住了。’

“我啐口唾沫，决定从今以后再也不听‘圣诞节故事’了。”

《圣诞枞树》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娱乐》杂志第五十期上，署名“无脾人”。

《心绪不佳》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二期上，原有副标题《小故事》，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经契诃夫做过文字上的修改，大加压缩，并取消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例如，契诃夫在修改该小说过程中，删去下列句子：

在“应该使劲抽他十鞭子，他就不会太喜气洋洋了”之后，删去“……这种坏蛋。……明明是个乡巴佬，下流胚，居然喜气洋洋，倒好像他真是个人似的。……其实不过是条虫子罢了！”

在“魔鬼叫它来得不是时候！”之后，删去以下两段：

“‘“赶车的坐在车座上，穿着皮袄，系着红腰带……穿着皮袄，系着红腰带。……”’

“‘他，这个粗人，居然穿戴得跟老爷一样！赶车的，酒鬼！大概想要一溜烟混过关卡，免得缴铺路费！系着红腰带。……哼。……准是在哪儿偷来的！应该把那条腰带从他肚子上解下来，抽他一顿：不准你灌酒！不准你偷东西！不准你灌酒！不准你偷东西，混蛋！……想不到克拉芙季雅·谢尔盖耶芙娜偷牌！真的。……堂堂一位太太，居然偷牌！’”

在“吃完晚饭，赶紧走掉就对了”之后，删去“‘……不，我偏偏坐下没走！我没顶住。’

“‘“淘气的孩子冻坏了小手指头……冻坏了小手指头。”……’

“‘手指头冻不掉的，你死不了。……用不着撒娇，乡巴佬。……还算走运：我偷看了安德烈·菲拉狄奇的牌！’”

《训令》

采自偏僻地区生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二期上，署名“无脾人”。

一八八五年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1885年）

游猎惨剧

真事

一八八○年四月间的一天中午，看守人安德烈走进我的办公室，鬼鬼祟祟地报告我说，有个先生来到编辑部，坚持要跟编辑见面。

“他大概是个文官，老爷，”安德烈补充说，“帽子上有帽章嘛。……”

“请他改天再来，”我说，“今天我正忙。你就说，编辑只在星期六会客。”

“他前天就来过，要见您。他说他有要紧事。他不住地央告，差点哭了。他说他星期六没有空。……那么您愿意接见吗？”

我叹口气，放下钢笔，只好等候戴帽章的先生来见。初开笔的作者，以及凡是不了解编辑部内情，一听到“编辑部”三个字就诚惶诚恐的人，总要害得人恭候不少时间。他们听到编辑部一声“请”，总要久久地嗽喉咙，擤鼻子，慢慢推开房门，至于走进门来就更慢了，因而花费不少时间。然而这个戴帽章的先生总算没叫我久等。安德烈刚刚走出去，还没来得及掩上房门，我就看见办公室里出现一个高身量、宽肩膀的男子，一手拿着纸包，一手拿着有帽章的帽子。

这个急于同我见面的人，在我这个中篇小说里占据很显要的地位。那就不得不描写一下他的外貌了。

我已经说过，他身量高，肩膀宽，体格结实，像是一匹干活的好马。他周身散发着健康有力的气息。他脸色红润，手掌很大，胸脯宽阔，肌肉饱满，头发浓密，不亚于健康的男孩。他年纪将近四十，装束优雅而入时，穿一身刚做好的新花呢衣服。他胸前佩着一条很粗的金表链，上面有许多表坠，小手指上戴着钻石戒指，像明亮的小星那样发光。但是有一点最要紧，而且对长篇小说或者中篇小说中一切稍稍正派的男主人公都极其重要，那就是他生得英俊非凡。我不是女人，也不是画家。我不大懂得男性美，然而戴帽章的先生的相貌却给我留下了印象。他那张肌肉发达的大脸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您在那张脸上会看见真正的希腊式钩鼻子、薄嘴唇和一对优美的天蓝色眼睛，眼睛里闪着善良的光芒和另外那么一种眼神，那是很难找到适当名称的。小动物心中愁闷，或者感到痛苦，人就可以在它眼中见到“那种”眼神。那是一种恳求的、稚气的、默默隐忍着而毫无怨言的眼神。……狡猾的和极其聪明的人都不会有那样的眼睛。

他整个脸上老是流露出纯朴、开朗、憨厚的性格和真诚。……如果“脸是灵魂的镜子”不是一句假话，那么我跟戴帽章的先生相会的第一天，就能用我的人格担保他不会撒谎。我甚至敢打赌。

至于我会不会赌输，读者以后自会看到。

他的栗色头发和胡子浓密而柔软，好比丝绸。据说，柔软的须发是温柔缠绵、“丝一般的”灵魂的象征。……罪犯和性格凶恶顽固的人大多数生着刚硬的须发。至于这话究竟真不真，读者以后也会看到。……这个戴帽章的先生，不论是脸上的神色也罢，须发也罢，都不及他魁梧沉重的身体的动作那么轻柔温和。他的动作透露出教养、轻盈、优雅，而且，请原谅我的说法，甚至有点女人气。我这个男主人公用不着费多大气力就能掰弯马蹄铁，或者空手把沙丁鱼罐头盒捏扁，然而他的任何动作都没表现出他有这样的体力。他伸出手去抓住门把手或者拿起帽子，却像捉蝴蝶：又温柔又小心，伸出手指头去略微碰一下就行了。他的脚步不出声，他跟别人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是软绵绵的。你瞧着他，就会忘记他是歌利亚[1]那样的大力士，忘记他一只手所能举起的东西即使有五个像我们编辑部里安德烈那样的人也举不起来。瞧着他那轻巧的动作，谁也不会相信他力气大，身体重。连斯宾塞[2]都会说他是优雅的典范呢。

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忸怩不安。大概，我皱起眉头的不满神情伤了他那温柔敏感的天性吧。

“请您看在上帝分上，原谅我！”他用柔和悦耳的男中音开口说，“我在规定以外的时间闯进来见您，逼得您为我破了例。您这么忙！不过您要明白，事情是这样的，编辑先生：明天我有很要紧的事得动身到敖德萨去。……要是我有可能把这次旅行推迟到星期六，那么请您相信，我就不会要求您为我破例。我尊重规章制度，因为我喜欢秩序。……”

“他的话可真多呀！”我暗想，于是伸出手去拿钢笔，借此要他领会我没有闲工夫。（那时候来客太多，已经惹得我厌烦极了！）

“我只占用您一点点工夫！”我的男主人公用抱歉的口气继续说，“不过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我自己。……我是法学候补博士伊凡·彼得罗维奇·卡梅谢夫，原先做过法院侦讯官。……我没有厕身写作界的光荣，然而我来见您，却纯粹出于作家才会有的目的。站在您面前的这个人，虽然已经年近四十，却有心开笔学习写作。迟干总比不干强。”

“很好。……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吗？”

那个有心学习写作的人坐下，用恳求的眼睛瞧着地板，继续说：

“我给您带来一个短小的中篇小说，打算在您的报纸上发表。我要坦率地对您说，编辑先生：我写这个中篇小说倒不是贪图作家的荣誉，也不是为了舞文弄墨。……对这些好东西来说，我这年纪已经嫌老了。……我走上写作道路纯粹是出于经济上的打算。……我想挣几个钱。……我目前简直一点工作也没有。从前，您要知道，我在某县做过法院侦讯官，工作五年多，可是既没发财，也没保住廉洁。……”

卡梅谢夫用善良的眼睛瞟了我一眼，轻声笑起来。

“那是一种令人厌烦的工作。……你干啊干的，感到厌烦了，就丢开拉倒。目前我什么工作也没有，几乎没有饭吃。……如果您不嫌我的中篇小说没有价值，把它发表出来，那您就是对我做了件恩德不小的事。……您算是帮了我的忙。……报馆不是养老院，不是乞丐收容所。……这我知道，可是……请您发发善心吧。……”

“撒谎！”我暗想。

他那些表坠和小手指上的戒指，跟他为糊口而写作的说法对不上号。再者，卡梅谢夫的脸上掠过一道阴云，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然而却逃不过富于经验的眼睛，这是只有在难得说谎的人的脸上才能见到的。

“您的中篇小说是什么题材呢？”我问。

“题材。……该怎么跟您说好呢？题材不是新的。……爱情啦，谋害人命啦。……不过您读了就会明白。……《摘自法院侦讯官的笔记》。……”

大概我皱起了眉头，因为卡梅谢夫开始发窘，巴眼睛，打个哆嗦，很快地说：

“我的中篇小说是用一个退职的法院侦讯官的陈旧手法写出来的，不过……您会在其中找到实事和真情。……凡是其中所描写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不但是目击者，甚至是其中一个人物呢。”

“问题不在于真事。……所描写的东西不必非亲眼见过不可。……这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可怜的读者早已看厌加博里奥[3]和希克里亚烈夫斯基[4]了。那些神秘的谋杀案啦，暗探的神机妙算啦，审案的侦讯官的足智多谋啦，他们都看腻了。读者，当然，有各式各样，不过我讲的是我的报纸的读者。您的中篇小说叫什么名字？”

“《游猎惨剧》。”

“嗯。……这个名字不严肃，您知道。……再者，老实说，我这儿堆积的稿子已经那么多，新的东西即使有无可怀疑的价值，也简直不可能接受了。……”

“不过，劳驾，我的稿子您还是收下吧。……您说它不严肃，可是……没有看过是很难下断语的。……再者，莫非您不肯承认法院侦讯官也能写得严肃吗？”

这些话卡梅谢夫是结结巴巴说出口的，同时他把一支铅笔夹在手指头当中转来转去，眼睛瞧着脚底下。他讲完话，越发心慌意乱，开始巴眼睛。我可怜他了。

“好，您就把它放在这儿吧，”我说，“只是我不能应许我会很快看完您的中篇小说。您得等着。……”

“要等很久吗？”

“我不知道。……过这么两三个月再来吧。……”

“未免太久了。……可是我也不敢坚持。……就按您的意思办吧。……”

卡梅谢夫站起来，拿起帽子。

“多谢您接见我，”他说，“现在我回家去了，心里存着希望。要巴望三个月啊！不过我已经惹得您厌烦了。我荣幸地向您告辞！”

“对不起，我只想再问一句话，”我翻看他那本厚厚的、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的笔记簿说，“您在这儿是用第一人称写的。……那么您在这儿所写的侦讯官指的就是您自己吧？”

“是的，不过我换了一个姓。我在这个中篇小说里的地位有点不体面。……用我的真姓有所不便。……那么过三个月再来吗？”

“对，就这样吧，不能再提早了。……”

“再见！”

退职的侦讯官把作品放在我桌子上，彬彬有礼地一鞠躬，小心地抓住门把手，走出去。我拿起笔记簿，把它收在桌子抽屉里。

英俊的卡梅谢夫的中篇小说在我桌子抽屉里放了两个月。有一回我离开编辑部到乡间别墅去，想起那篇小说，就随身带去了。

我坐在火车上，翻开笔记簿，从半中腰读起。中间这部分我觉得很有趣。尽管我没有空闲，当天傍晚我仍然把中篇小说从头读起，一直读到用花体写成的“完”字。夜间我把中篇小说又读一遍，临到拂晓，我就在阳台上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用手揉着鬓角，仿佛想把我脑子里一种新的、突然闯进来的、痛苦的思想擦掉似的。……那种思想确实令人痛苦，而且把人刺激得受不了。……我觉得我虽然不是侦讯官，尤其不是精通心理学的陪审员，可是我似乎发现了一个人的可怕的秘密，跟我毫不相干的秘密。……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极力说服自己不去相信自己的发现。……

卡梅谢夫的中篇小说没有在我的报纸上发表，那原因我要在本文结尾同读者谈话中加以说明。我跟读者还要再一次相见。然而目前，我却要同读者分别很久，请读者读一下卡梅谢夫的中篇小说吧。[5]

这个中篇小说并不特别出色。其中有许多地方太冗长，还有不少别扭的段落。……作者对耸人听闻的效果和强烈的句子有所偏爱。……看得出来他是生平第一次写东西，他的手还不习惯，没经过训练。……话虽如此，他的中篇小说读起来倒还不费力。它有情节，也有含意，最重要的是它别具一格，颇有特色，而且有一种通常称之为独出心裁[6]的东西。这篇作品甚至也有些文学价值。总还值得读一遍。……下面就是那个中篇小说。

游猎惨剧

摘自法院侦讯官的笔记

第一章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哎呀，您多蠢啊！您倒是给我糖呀！”

喊叫声把我惊醒了。我伸个懒腰，感到四肢沉重，身体不舒服。……睡得胳膊和腿发麻是常有的事，可是这一次我却觉得好像周身上下，从头部一直到脚后跟，全都发麻了。空气闷热干燥，苍蝇和蚊子嗡嗡叫，在这种情况下睡午觉，非但不能提神，反而会使人感到周身疲软。我站起来，浑身无力，汗水淋漓，走到窗跟前。那是黄昏五点多钟。太阳仍然高挂天空，晒得热辣辣的，就跟三个钟头以前一样。还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日落，天气才会凉下来呢。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

“你别胡说，伊凡·杰米扬内奇！”我说，轻轻地弹了一下伊凡·杰米扬内奇的鼻子。“丈夫杀死老婆的事只有长篇小说里才会有，而且总是发生在热带，因为那儿沸腾着非洲人的激情，老兄。至于我们这儿，有了撬锁盗窃或者用别人的身份证假报户口之类的可怕案件，也就凑合了。”

“撬锁盗窃……”伊凡·杰米扬内奇瓮着钩鼻子含混地说。……“哎呀，您多蠢啊！”

“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好朋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脑筋都有限度，这能怪我们吗？不过，伊凡·杰米扬内奇，在这样的气温下，就是做个蠢人也不算罪过。你本来是个聪明家伙，不过天气既然这样热，恐怕你的脑子也发昏，糊涂了吧。”

我的鹦鹉不叫“鹦哥儿”，也不叫别的鸟名，而叫伊凡·杰米扬内奇。它得到这个名字完全出于偶然。有一回，我的仆人波里卡尔普正收拾它的笼子，忽然发现一件事，要不是这个发现，我那只高贵的鸟至今还叫鹦哥儿呢。……原来那个懒汉忽然不知怎么一来，想起我那只鹦鹉的嘴很像我们村里小铺老板伊凡·杰米扬内奇的鼻子，从此以后，长鼻子老板的本名和父名就永远跟鹦鹉合在一起了。由波里卡尔普带头，全村的人也纷纷把我那只稀罕的鸟叫成伊凡·杰米扬内奇。由波里卡尔普一点化，鸟就变成人，小铺老板反倒失掉真姓名，直到他死，在村民们嘴里却被叫成“法院侦讯官的鹦鹉”了。

这个伊凡·杰米扬内奇，我是在前任侦讯官波斯彼洛夫的母亲手里买来的。波斯彼洛夫在我任职前不久就去世了。我不但买下鹦鹉，还连带买下他那些旧式橡木家具、破烂的厨房用具和亡人留下的全部什物。至今我的墙上还装点着他亲戚的照片，我的床头的墙上还挂着主人自己的照片。亡人是个青筋暴起的瘦子，留着棕红色唇髭，下嘴唇很厚，他嵌在褪色的胡桃木镜框里，每逢我躺在床上，总是瞪起眼睛，目不转睛地瞧着我。……墙上的照片我一张也没取下来。总而言之，我听任住宅保持当初我接受下来的原样。我太懒，没心顾到我个人的舒适。慢说是死人，即使是活人，只要乐意的话，也不妨挂在我的墙上[7]。

伊凡·杰米扬内奇跟我一样也觉得热。它把羽毛啄松，张开翅膀，大声喊出由我的前任波斯彼洛夫和波里卡尔普教会它的那些话。我午后闲着没事，就在鸟笼面前坐下，开始观察鹦鹉的动作。鹦鹉给炎热的天气和它羽毛里的虫子弄得苦恼不堪，极力想找出路而又找不到。……可怜的鸟显得很悲伤。……

“他老人家什么时候才睡醒？”不知谁的男低音从前堂传到我这儿来。……

“那要看情形！”波里卡尔普的嗓音回答说。……“有时候五点钟就醒了，有时候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你知道，他反正闲着没事干。……”

“您是他老人家的跟班吧？”

“我是用人。行了，你别打搅我，闭上你的嘴。……你没看见我在看书吗？”

我往前堂看一眼。那边，我的波里卡尔普躺在一口大红箱子上，跟平时一样在看书。他用带着睡意，可是从不一下的眼睛盯住书，努动嘴唇，皱起眉头。看来，有外人在场，惹得他生气。那个人是农民。高身量，大胡子，站在箱子跟前，极力要跟波里卡尔普谈话，却白费劲。我一走进前堂，农民就从箱子那儿跨出一步，像兵士一般挺起身子，垂手直立。波里卡尔普露出不满的脸色，眼睛没离开书，微微欠起身来。

“你有什么事？”我对农民说。

“我从伯爵那儿来，老爷。伯爵要我问候您，请您马上到他那儿去。……”

“莫非伯爵回来了？”我惊讶地说。

“是，老爷。……他老人家昨天晚上才到此地。……这是他老人家写给您的信。……”

“魔鬼又把他支使来了！”我的波里卡尔普说，“这两年夏天幸亏他不在，大家才算过几天安稳日子，如今他又要在县里搞得乌烟瘴气了。大家又免不掉出丑了。”

“闭嘴！谁也没有问你！”

“我也用不着别人问。……我自己就会说。您又要在他家喝得烂醉才回家，半路上不管身上穿着衣服，就跳下湖去洗澡了。……过后我得替你洗衣服！三天也洗不干净！”

“眼下伯爵在干什么？”我问农民说。

“他老人家打发我到您这儿来的时候，正坐下吃饭。……饭前他老人家去浴场钓过鱼。……您有什么话要我回复吗？”

我拆开信封，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亲爱的列科克[8]！如果你还活着，健康，还没忘记你这个常醉的朋友，那你就一分钟也不要耽搁，穿上衣服，赶快坐车到我这儿来。我昨天夜里才到此地，可是已经烦闷得要死了。我眼巴巴地等着你来，急得不得了。我本来想自己坐车去找你，把你带到我的巢穴里来，然而天热，我的四肢懒得动弹。我一直呆坐不动，不住地扇扇子。哦，你近况如何？你那个极其聪明的伊凡·杰米扬内奇怎么样？你仍旧常同你的书呆子波里卡尔普吵嘴吗？你快点来谈一谈吧。

你的阿·卡

我不必瞧信的下款，只要一看粗大而难看的笔迹，就能认出我的朋友阿历克塞·卡尔涅耶夫伯爵那醉汉的歪歪扭扭的手笔。信写得短，装出有点俏皮而活泼的口气，这都证明我这个智力不足的朋友写好这封信以前，撕毁过许多张信纸。

信里没有复杂的句子，极力避免使用语法上容易出错的字。伯爵一口气写完信的时候，这两方面总是很少能做到的。

“您有什么话要我回复吗？”农民又问道。

我没有立刻回答这句问话，再者凡是道德纯洁的人处在我的地位都会迟疑不决。伯爵喜欢我，极其真诚地要跟我交朋友，可是我对他却没有什么近似友谊的感情，甚至并不喜欢他。因此，干干脆脆，一下子拒绝他的友谊，倒比到他那儿去假敷衍一阵更老实些。再者，到伯爵家里去，就无异于再一次钻进我的波里卡尔普称之为“猪圈”的那种生活里去，而两年前的那段生活，直到伯爵动身去彼得堡为止，损害过我健康的身体，弄得我昏头昏脑。那种放荡的、不正常的生活充满声色的刺激和酒后的疯狂，虽然没使得我的身体垮下来，然而却弄得我在全省出了名。……我变成一个风头十足的人物了。……

我的理智对我说出这许多赤裸裸的真理，不久以前的往事使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我一想到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拒绝到伯爵的家里去，我的心就吓得发紧，然而我没犹豫很久。这场斗争前后至多不过一分钟。

“你替我问候伯爵，”我对来人说，“谢谢他惦记我。……你就说我很忙……你就说我……”

我的舌头正准备好吐出坚决的“不”字，突然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压住我的心。……一个年轻人，充满生命、力量和愿望，却听从命运的支配，流落在穷乡僻壤，满腔苦恼和寂寞。……

我不由得想起伯爵的花园以及他凉爽的温室里那些奇花异草，想起狭长荒芜的林荫道上的幽暗。……那些林荫道是我常去的地方，上边交织着老椴树的绿色树枝，搭成拱顶，遮蔽了阳光。……我熟悉林荫道，熟悉那些追求我的爱情而寻求幽暗去处的女人。……我不由得想起他豪华的客厅以及客厅里那些丝绒长沙发、沉重的窗帘、像绒毛那么软的地毯所冒出的舒适的懒散气息，年轻健康的动物都是极喜爱那种懒散的。……我还想起我酒后放纵不羁的狂气，我目空一切的骄傲，我对生活的轻蔑。于是我那睡得劳乏的魁梧身材又想活动一下了。……

“你就说我会去！”

农民鞠个躬，走出去了。

“我要早知道会这样，就不会把他放进来，魔鬼！”波里卡尔普抱怨说，很快而且毫无目的地翻着书页。

“你把书放下，去给左尔卡[9]装上鞍子！”我厉声说道，“快！”

“快。……当然，非快不可哟。……我马上就跑着去。……骑着马去办正事倒也罢了，可这是去掰断魔鬼的犄角[10]！”

这话是压低喉咙说出口的，然而又恰好能让我听见。听差低声说出放肆的话以后，就在我面前挺直身子站定，鄙夷地冷笑，静等我发一通脾气回报他，可是我装作没听见他的话。每逢我同波里卡尔普发生冲突，我的沉默就是最好和最犀利的武器。对他的刻薄话充耳不闻，露出轻蔑态度，这就缴了他的械，使他彻底失败。沉默作为惩罚，比打后脑壳或者说一串骂人话有力得多。……等到波里卡尔普走到院子里去给左尔卡装鞍子，我就看一眼我害得他没法读下去的那本书。……那是大仲马[11]的可怕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我的这个受过文明洗礼的蠢货什么都读，从小酒馆的招牌起，直到奥古斯特·孔德[12]的著作，一概都读，而孔德的书原是放在我箱子里，跟其余我没读过而丢在一边的书摆在一起的。然而在一大堆印刷的和手抄的书本当中，他只称赞那些情节可怕而耸人听闻的长篇小说，其中必得有名门望族的“老爷”，有毒药，有地道。至于其余的书，他一概斥之为“无聊”。关于他读书的事，我将来还会提到，目前我却要骑马出外了！过了一刻钟，我那左尔卡的蹄子已经在我们村子到伯爵庄园的道路上扬起滚滚烟尘。太阳正一步步走近它过夜的宿处，然而天气的闷热丝毫也没减退。……尽管我走的路是沿着一个大湖的湖岸，可是火热的空气还是停滞而干燥。……右边，我瞧见一大片水；左边，橡树林里春天的嫩叶爱抚着我的目光，然而我的脸上却扑来撒哈拉[13]的热空气。

“来一场暴风雨吧！”我暗想，巴望下一场畅快凉爽的大雨。……

湖在平静地熟睡。我的左尔卡沿着它飞奔，它却没发出一点声音迎接它，只有一只幼小的鹬鸟不住地啼叫，打破了这停滞不动的庞然大物的坟墓般的寂静。太阳照着它犹如照着一面大镜子，在整个广阔的湖面上，从我这条路起一直到遥远的对岸，洒下了耀眼的光芒。依我昏花的眼睛看来，自然界的亮光似乎不是从太阳来的，却是从湖里来的。

溽暑甚至把湖里和碧绿的湖岸上极为丰富的生物都送进睡乡了。……鸟雀藏起来，鱼儿不再弄得水花四溅，旷野上的蟋蟀和螽斯安静地等着天气凉下来。四下里一片荒凉。只有我的左尔卡偶尔把我带进岸边密集成团的蚊子群里去。远处湖面上有三条黑色小船微微飘动，那是我们的渔民米海老人的船，他把整个湖面都承包下来了。

我走的不是直路，而是绕着圆湖走的。要走直路就只能坐船，走旱路却得兜大圈子，多走八俄里[14]左右。一路上我瞧着湖，眺望对岸的黏土湖岸，岸上有一条白色长带，是开了花的樱桃园，樱桃园后面矗立着伯爵家的谷仓，上面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鸽子，另外还有伯爵教堂的白色小钟楼。黏土的湖岸边有个浴场，上面蒙着帆布，栏杆上晾着布单。所有这些我都看得见，在我眼里我跟我的朋友和伯爵相隔似乎不过一俄里而已，其实要走到伯爵庄园上，我的马还得奔驰十六俄里呢。

在路上，我想到我跟伯爵的奇怪关系。我很想弄清楚这种关系，调整它，然而，唉！这在我却是力所不及的难题。不管我怎么思考，怎么解答，我终于不得不做出结论：我对我自己理解得很差，而且总的说来，别人也是理解得很差的。那些认识我和伯爵的人，对我们的相互关系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有些人见识短浅，目光看不到自己的鼻尖以外去，总喜欢振振有词地说，门第显赫的伯爵认为“贫贱寒微”的侦讯官是个可人意的食客和酒友。按他们的想法，我，本文的作者，巴结伯爵，奴颜婢膝，无非是要吃他饭桌上的残羹冷炙！那个财主在全县赫赫有名，既使人害怕又使人羡慕，依他们看来，他必是极其聪明，而且有自由主义思想，要不然就难于理解伯爵何以会折节下交，跟家无恒产的侦讯官交朋友，何以会表现地道的自由主义作风，尽管我用“你”称呼伯爵，他却不以为意。有些比较聪明的人把我们的亲密关系解释为我们“精神方面的兴趣”一致。我和伯爵是同年龄的人。我俩在同一个大学里毕业，我俩都是法学系学生，都学得很差：我还多少懂得一点，伯爵却已经把他以前学过的东西统统忘却，泡在酒里喝掉了。我俩都性格高傲，由于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原因，像野蛮人似的同社交界隔绝。我俩都不在乎社会舆论（也就是本县的舆论）。我俩都不道德，都会落到坏下场。这就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方面的兴趣”。那些认识我们的人谈起我们的关系，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当然，如果他们知道我的朋友性格多么软弱，温顺，随和，而我又多么桀骜不驯，他们说的就会不止于这些。倘使他们知道那个虚弱的人多么喜欢我，我却多么不喜欢他，他们就会有很多的话要说了！是他首先要跟我交朋友，是我首先对他称呼“你”的，可是两个人的口气多么不同啊！他在优美的感情涌上心头的时候拥抱我，胆怯地要求我的友谊。我呢，有一次却带着满腔的轻蔑和嫌恶对他说：

“你少说废话！”

他却把这个“你”看做友谊的表示，渐渐听惯，用真诚而友好的“你”来称呼我了。……

是啊，要是我当时叫我的左尔卡转过马头，回到波里卡尔普和伊凡·杰米扬内奇那边去，那倒好些，也正派些。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假如这天傍晚我有足够的决心拨转马头往回走，假如我的左尔卡发了狂，驮着我远离可怕的大湖，我的两肩就会避免负担多少灾难，我就会给我熟识的人们带来多少好处啊！现在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的回忆使我的头脑感到十分沉重，逼得我的手不时放下钢笔，抱住头了！不过我不想先提以后的事，特别是因为往后还有许多次要写到伤心事。现在谈一谈快活的事吧。……

我的左尔卡把我送进伯爵庄园的大门口。在大门口，它绊了一下，我脚下没踏着马镫，差点从马上摔下来。

“这可是不吉利的兆头，老爷！”一个农民对我喊道，他站在伯爵的一排长马房门口。

我相信人从马上摔下来可能摔断脖子，然而我不相信预兆。我把缰绳交给农民，用马鞭打掉我长靴上的灰尘，跑进正房。没有一个人迎接我。房间的门窗都敞开着，可是尽管这样，空气里却有难闻的怪味儿。那是长期没有人住的旧房的气味，其中搀混着最近从温室搬进房间来的温室花草那种好闻而又刺鼻的醉人气味。……大厅里，蒙着淡蓝色绸套子的长沙发上，放着两个揉皱的枕头。长沙发前面有张圆桌，我看见上面放着一个玻璃杯，里面有一点液体，散发出浓烈的里加香水的气味。所有这些都说明现在房子里有人住着，可是我走遍十一个房间，却连一个人影也没碰见。房子里一片荒凉，就跟大湖四周一样。……

在所谓“彩石精镶”的客厅里，有一扇大玻璃门通到花园里。我砰的一声推开那扇门，穿过大理石露台，走下台阶，往花园里走去。在那里，我顺着林荫道走出几步，遇见九十岁的老太婆娜斯达霞——以前做过伯爵的奶妈。这个身材矮小、满脸皱纹、头发脱落、目光尖刻的老婆子已经被死神忘掉。你看着她的脸，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仆人们给她起的诨名：“猫头鹰”。……她见到我，就打个哆嗦，差点把她双手捧着的一大杯鲜奶油掉在地上。

“你好，猫头鹰！”我对她说。

她斜起眼睛瞧我，沉默地走过去。……我攀住她的肩膀。……

“别害怕，傻婆子。……伯爵在什么地方？”

老太婆指指自己的耳朵。

“你聋了？你聋多久了？”

老太婆尽管年事已高，听觉和视力却挺好，然而现在她认为有必要把她的听觉器官糟蹋一下。……我对她摇摇手指头，放她过去了。

我又走出几步，听见说话声，过不久就看见人了。前边的林荫道展宽，变成小广场，四周放着些铁腿的长椅，高高的白色洋槐树的树荫下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亮晃晃的茶炊。桌子四周有人说话。我悄悄穿过草地往小广场走去，藏在丁香花丛后面，用眼睛寻找伯爵。

我的朋友卡尔涅耶夫伯爵在桌旁一张折叠式框架椅上坐着喝茶。他身上穿着我两年前见他穿过的那件花花绿绿的家常长袍，头上戴着草帽。他脸上露出心事重重、聚精会神的样子，皱纹满面，因此不熟悉他的人就可能以为，当时正有一种重大的思想或者一件操心的事在折磨他。……我们阔别两年，伯爵在外貌上丝毫也没改变。他身子仍旧矮小，消瘦，单薄，样子萎靡不振，好比一只长脚秧鸡。他肩膀仍旧狭窄，像害着痨病似的，头也还是那么小，生着棕红色头发。小鼻子跟先前一样微微发红，脸颊跟两年前一样像破布似的耷拉下来。脸上没有一点英勇、坚强、雄赳赳的气概。……整个样儿软弱，冷淡，懒散。只有挂下来的大唇髭还显得威严。以前有人对我的朋友讲过，长的唇髭才同他的相貌相配。……他相信了，现在每天早晨都要量一量他苍白的嘴唇上的胡须长了多少。他留着那样的唇髭，倒颇像胡子很长，然而年纪很轻、身子很弱的小猫。

在桌旁跟伯爵坐在一起的，是个我不认得的胖子，大脑袋，头发剪短，眉毛很黑。那张脸又肥又亮，像熟透的甜瓜。他的唇髭比伯爵还长，额头却小，嘴唇抿紧，眼睛懒洋洋地瞧着天空。……他的脸胖得很，然而又硬得像晒干的皮革。脸型不像俄罗斯人。……胖子没穿上衣，也没穿坎肩，只穿着衬衫，有些地方浸透汗水而发黑。他喝的不是茶，而是矿泉水。

离桌子相当远，站着一个矮小壮实的人，有着又红又肥的后脑壳和招风耳。他是伯爵的管家乌尔别宁。由于伯爵大人驾到，他穿上一套新做的黑衣服，这时候却感到苦透了。他晒黑的红脸上淌下一道道汗水。有个农民同管家站在一起，就是给我送信去的那个人。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那个农民缺一只眼睛。他站得笔直，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动作，活像一尊塑像，等着伯爵问话。

“论理，库兹玛，应该用你手里的那根鞭子把你打个稀巴烂才是，”管家用庄严而又平稳的男低音从容不迫地说，“怎么可以这么马马虎虎地执行主人的命令呢？你得请求他马上就来，而且问明白他什么时候才能到这儿。”

“是啊，是啊，是啊……”伯爵烦躁地说，“你应该样样都问明白！他说：‘我会去！’可是要知道，这不够！我要他现在就来！一定得现在就来！你请他来，可是他没弄明白你的意思！”

“你为什么那样急于要他来？”胖子问伯爵说。

“我要见一见他！”

“就为这个？依我看，阿历克塞，要是你那个侦讯官今天坐在家里不来，他倒做对了。我现在不想跟客人周旋。”

我瞪大眼睛。这个带着主人派头的、颐指气使的“我”是什么意思？

“可是要知道，他不是客人！”我的朋友用恳求的声调说，“他不会妨碍你旅途之后休息的。你不必跟他拘礼，劳驾！……你会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马上就会喜欢他，跟他交上朋友，亲爱的！”

我从紫丁香花丛后面走出来，往桌子那儿走去。伯爵看见我，认出来了，他那放光的脸上现出笑容。

“他来了！他来了！”他开口说，高兴得脸色发红，从桌旁跳起来，“你真是太好了！”

他跑到我跟前，跳起来，搂住我，他的硬唇髭好几次搔我的脸。他吻完我，就久久地握住我的手，瞅着我的眼睛。……

“你，谢尔盖，一点也没变！还是老样子！仍旧是美男子和大力士！多谢你看得起我，来了！”

我挣脱伯爵的怀抱，向我熟识的管家点头致意，在桌旁坐下。

“啊，好朋友！”伯爵心神不定，兴高采烈，接着说，“但愿你知道我见到你严肃的相貌有多么高兴！你不认识吧？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卡艾坦·卡齐米罗维奇·普谢霍茨基！这一位呢，”他对胖子指着我说，“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齐诺维耶夫！本地的侦讯官。……”

黑眉毛的胖子微微欠起身子，伸出一只满是汗水的胖手，同我握手。

“很愉快……”他瞅着我，喃喃地说。……“很高兴。”

伯爵发泄过感情，平静下来，给我倒了一大杯红棕色的凉茶，把一盒饼干推到我手边来。

“你吃吧。……这是我路过莫斯科在艾奈姆商店买的。不过我生你的气了，谢尔盖，生很大的气，甚至打算骂你一顿呢！……不但这两年当中你没给我写过一个字，就连我写给你的信，你也不肯赏个脸回复一下！这可不够朋友啊！”

“我不善于写信，”我说，“何况我又没有时间写。而且请你说说看，我有什么可给你写的呢？”

“可写的事多着呢！”

“真的，没什么可写的。我只承认三种信：情书、贺信、公函。头一种信我不会给你写，因为你不是女人，我也不爱你。第二种信你不需要。第三种信跟我们不相干，因为我和你从来也没有什么公事上的关系。”

“就算是这样吧，”伯爵同意道，他总是很快而且很乐意地同意一切，“不过仍然可以随便写一点啊。……其次……据彼得·叶果雷奇刚才说，这两年你一次也没来过这儿，倒好像你住在一千俄里开外，或者……嫌弃我这个家业似的。你本来可以到这儿住一住，打一打猎嘛。况且我不在此地，这儿出的事不会少！”

伯爵谈得很多，而且很久。他一旦开口讲起什么事，就唠唠叨叨，舌头停不下来，不管事情多么琐碎无聊，总是无休无止地讲下去。

他跟我的伊凡·杰米扬内奇一样，在饶舌方面不会疲倦。我简直受不了他这种本领。这一回，他的听差伊里亚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人又高又瘦，穿着污迹斑斑的旧号衣。他用银托盘给伯爵端来一小杯白酒和半杯清水。伯爵喝下白酒，又喝水，然后皱起眉峰，摇摇头。

“你还没丢掉这种随时喝酒的习惯！”我说。

“没丢掉，谢辽查[15]！”

“哦，那你至少也该丢掉皱眉和摇头的醉相！真讨厌。”

“我，好朋友，什么都要丢掉。……大夫已经不准我喝酒。我现在喝酒，也只是因为一下子戒酒于身体有害罢了。……这得一步一步地来。……”

我瞧着伯爵病态的、憔悴的脸，瞧着酒杯，瞧着穿黄皮鞋的听差。我瞧着黑眉毛的波兰人，不知什么缘故，我一开头就觉得他是个流氓和骗子。我还瞧了瞧挺直身子的独眼农民。我左看右看，感到害怕而气闷。……我忽然想离开这种肮脏的空气，不过事先我要干脆对伯爵说穿我对他的无限冷淡。……一时间，我真想站起来走掉。……可是我没走。……妨碍我起身的（说来惭愧！）纯粹是生理上的懒惰。……

“也给我一点白酒吧！”我对伊里亚说。

长方形的阴影开始铺到林荫路上和我们的小广场上。……

远处的蛙鸣、乌鸦的聒噪、金莺的歌唱，在欢呼日落。春天的傍晚来了。……

“你叫乌尔别宁坐下吧，”我小声对伯爵说，“他像小孩子似的站在你面前。”

“啊，我自己却没想到！彼得·叶果雷奇，”伯爵对管家说，“请坐！您别老是站着！”

乌尔别宁坐下来，用感激的目光看我。他素来健康快活，这一次在我心目中却显得有病，烦闷。他的脸仿佛揉皱，带着睡意，眼睛懒洋洋而又不情愿地瞧着我们。……

“我们这儿有什么新闻吗，彼得·叶果雷奇？有什么好消息吗？”卡尔涅耶夫问他，“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一切都是老样子，大人。……”

“有什么……新来的姑娘吗，彼得·叶果雷奇？”

注重道德的彼得·叶果雷奇脸红了。

“我不知道，大人。……我不注意这些事。”

“有，老爷，”一直沉默着的独眼农民库兹玛用男低音说，“而且还是些很不错的姑娘呢。”

“长得好看？”

“什么样的都有，老爷，配各种各样口味的都有。……有黑头发的，有黄头发的，什么样的都有。……”

“瞧你说的！……慢着，慢着。……我现在想起你来了。……你就是我过去的洛波烈洛[16]，秘书之类的人物。……你好像叫库兹玛吧？”

“是，老爷。……”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么现在你指的都是些什么姑娘呢？恐怕是些乡下女人吧？”

“大多数，当然，都是乡下女人，不过也有上流女人。……”

“你是在哪儿找着上流女人的？”伊里亚问，眯细眼睛看着库兹玛。

“复活节，邮递员的小姨子到邮递员家里来了。……她叫娜斯达霞·伊凡诺芙娜。……那个姑娘欢蹦乱跳的。我自己都想把她弄上手，可那得花钱。……她脸蛋红喷喷的，浑身上下处处都好。……还有比她更上流的。她就在等您，老爷。年纪轻轻，胖乎乎的，伶俐透了……是个美人儿！像那样的美人，老爷，您就是在彼得堡也见不到。……”

“她是什么人？”

“奥莲卡，守林人斯克沃尔佐夫的小女儿。”

乌尔别宁身子底下的那把椅子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管家满脸涨得通红，两只手扶着桌子，慢慢地站起来，扭过脸去瞧独眼农民。他原先疲乏烦闷的神情，换成勃然大怒的神情了。……

“住嘴，大老粗！”他咆哮说，“你这独眼的败类！……你爱说什么都随你，可是不准你拉扯正派人！”

“我又没惹您，彼得·叶果雷奇。”库兹玛毫不慌张地说。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蠢材！不过……请您原谅我，大人，”管家对伯爵说，“请您原谅我发脾气。我想要求大人喝住这个您老人家称之为洛波烈洛的人，不许他热心得过火，扯到理应受到尊敬的人！”

“我倒无所谓……”天真的伯爵含糊其词地说，“他并没说什么特别不中听的话呀。”

乌尔别宁却气愤和激动到极点，离开桌子，站到远处去，侧着身子对着我们。他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巴眼睛，把通红的脸藏在树枝后面，沉思不语。

莫非这个人已经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他的道德感会遭到比这还要重一千倍的侮辱？

“我不懂他为什么生气！”伯爵对我小声说，“真是个怪人！人家并没说什么伤人的话嘛。”

经过两年戒酒生活以后，一杯白酒喝下肚，我就微微地醉了。我的脑子里，周身上下，都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感觉。此外，我也开始感到薄暮的凉意，凉爽的空气逐步消除了白昼的燥热。……我提议走动一下。仆人们就从正房里给伯爵和他新的波兰籍朋友送来上衣，我们往前走去。乌尔别宁也跟在我们后面走着。

我们在伯爵的园子里散步。园子里郁郁葱葱，茂盛得惊人，因而值得专门描写一下。在植物学和经济学方面，而且在许多其他方面，它比我以前见过的一切花园都丰富，壮观。除了上述那些饶有诗意的林荫道以及它们的绿色拱顶以外，您会发现，凡是苛求的观赏家所能要求于园子的种种东西，这儿一概齐备。在这里，本国和外国的果树，从樱桃和李子起，到鹅蛋那么大的杏子止，形形色色，应有尽有。您每走一步都可以看见桑树、伏牛果树、法国贝加摩橘树，甚至齐墩果[17]树。……这儿还有人造的山洞，然而已经有点倒坍，生满青苔。这里有喷泉，还有池塘，专为蓄养金鱼和供观赏的鲤鱼用。还有山冈，凉亭，珍贵的温室。……这种由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罕见宝藏，这种由饱满的大玫瑰花、饶有诗意的山洞和没有尽头的林荫路合成的财富，却被野蛮地弃置不顾，听任野草丛生，盗贼砍伐，寒鸦在珍奇的树木上毫不客气地搭起难看的窠！这份产业的合法占有者正在我身边走着，然而目睹这种荒芜和不近人情的杂乱无章，他那张瘦削而饱足的脸上的肌肉却纹丝不动，倒好像他不是园子的主人似的。只有一次，他闲得没有事做，对管家说，要是在路上铺些沙土倒也不坏。他注意到路上缺少谁也不需要的沙土，却没注意到有些光秃的树木已经在隆冬季节冻死，也没注意到有些母牛在园子里散步。乌尔别宁回答他的话说，要照料这个园子就得用十几名工人，既然爵爷不在庄园上长住，为园子花钱就成了不必要的、白费工夫的奢侈。伯爵当然同意这个理由。

“再者，说实话，我也没有工夫！”乌尔别宁摇一摇手说，“夏天得在地里张罗，冬天要到城里去卖粮食。……这个园子就顾不上了！”

我们面前是主要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林荫路。它的魅力就在于老椴树张开宽阔的树盖，道路两旁栽种着无数郁金香，五颜六色，一直绵延到道路尽头，远远看去，尽头有一块黄色斑点。那是砖砌的黄色凉亭，从前那里面有饮食部，有台球和地球，有中国玩具。我们信步往凉亭走去。……在凉亭门口，我们遇见一个活的生物，稍稍惊扰了我那些胆小的旅伴的神经。

“蛇！”伯爵忽然尖叫道，抓住我的胳膊，脸色发白，“你瞧！”

波兰人后退一步，站在那里动弹不得，摊开两只手，好像要拦住一个幽灵的去路似的。……那儿的石砌阶梯已经坍坏，最高那层台阶上躺着一条小蛇，是我们俄国所常见的蝮蛇。它见到我们，就抬起小头，扭动起来。……伯爵又尖叫一声，躲到我背后去。

“不用怕，大人！”乌尔别宁懒洋洋地说，举步走上头一层台阶。……

“可是万一它咬人呢？”

“它不会咬人。再者，顺便提一下，这种蛇咬人所造成的害处一般说来被人过于夸大了。以前有一次，我让老蛇咬过一口，可是您看得明白，我并没死。人的毒倒比蛇厉害得多呢！”乌尔别宁没忘记发一句议论，随后就叹了口气。

他说的果然不差。管家还没来得及走上两三层台阶，蛇就挺直身子，像闪电似的迅速溜进两块石板中间一条缝里去了。我们走进凉亭，又看见一个活的生物。有个中等身材的老人躺在旧台球桌上，桌子已经褪色，呢面也撕破了。老人穿着蓝色上衣和条纹布长裤，头戴马夫的小帽。他睡得酣畅平稳。他那脱了牙的嘴巴张开着，像是一个窟窿，有一只苍蝇在他嘴的四周逍遥自在地散步，然后爬到他的尖鼻子上去。老人瘦得像是骷髅，张开嘴，躺着不动，犹如一具死尸刚从停尸室里抬出来，供人解剖似的。

“弗兰茨！”乌尔别宁推一推他说，“弗兰茨！”

弗兰茨被人推了五六下以后，才闭上嘴，坐起来，可是对我们大家看了一眼，又躺下去了。过一会儿他的嘴又张开，响起了鼾声，由于鼾声而引起的轻微颤动又开始惊扰那只在他鼻子四周散步的苍蝇。

“他睡着了，没出息的蠢猪！”乌尔别宁叹口气说。

“他好像是我们的花匠特利赫尔吧？”伯爵问。

“就是他。……他天天都是这样。……白天睡得像是死人，夜里打牌。据说今天他打到早晨六点钟才歇手。……”

“他打什么牌？”

“打那种输赢很快的牌。……大半是打‘斯土科尔卡’[18]。……”

“哼，这样的先生干起活来是很差的。……他们简直是白拿工钱。”

“我对您说这话，大人，倒不是要告他的状，或者表示不满，”乌尔别宁忽然醒悟过来，说，“我是随便讲讲的。……我想表示惋惜：这么个能干人，却听任嗜好摆布。不过他是个勤恳的人，干得不错……倒不是白拿工钱的。”

我们又看一眼赌徒弗兰茨，然后从凉亭里走出来。我们从这儿往园子的旁门走去，门外就是田野了。

花园的旁门很少不在长篇小说里起重大作用。如果您自己没注意到这一点，就请您去问我的波里卡尔普，他这一辈子读过许多可怕的和不可怕的长篇小说，一定能对您肯定这个微不足道而又富于特征的事实。

我的长篇小说也不能避开旁门。不过我的旁门却跟其他的旁门不同：在我的笔下，从旁门进进出出的，大多是不幸的人，幸福的人几乎一个也没有，在别的长篇小说里情形却适得其反。最糟的是往后我要以侦讯官的身份，而不是以小说作家的身份把旁门描写一次。……在我这个旁门里进进出出的，犯人多于情人。

过了一刻钟，我们拄着手杖，登上在我们这儿叫做“石坟”的山顶。村子里传说在这堆石头下面埋着某鞑靼王的尸体，他生怕死后仇人会来凌辱他的遗骸，因而立下遗嘱，要在他身体上垒起石山。不过这个传说未必真实。……就石头的层次、相互位置、大小而论，都看不出这座山的产生有人手造成的痕迹。这座山孤零零地立在野外，活像一顶扣着的帽子。

我们登上山顶，看见整个湖面辽阔得迷人，美丽得无法形容。太阳不再照着湖，已经落下去，留下宽而长的红霞，为附近一带染上悦目的紫红色。我们脚下展现出伯爵的庄园以及它的正房、教堂、园子。远处，湖对岸，有个小村子，颜色灰白，就是命运驱使我暂时安身的地方。湖面跟先前一样平静无波。米海老人的几条小船互相分开，匆匆向岸边游来。

我那小村子旁边有个火车站，显得黑糊糊的：火车头在冒烟。在我们后面，也就是石坟的另一边，展开新的画面。石坟山脚下是大道，道旁耸起古老的杨树。这条路一直通到伯爵的树林里，那片树林延伸到地平线上。

我和伯爵站在山顶上。乌尔别宁和波兰人身体沉重，宁愿在山脚下大道上等我们。

“这是个什么人物？”我朝波兰人那边点一下头，问伯爵说，“你是在什么地方跟他交成朋友的？”

“他是个很可爱的先生，谢辽查，很可爱！”伯爵不安地说，“你很快就会跟他亲热起来的！”

“哼，未必吧。为什么他总是不开口讲话？”

“他生性不爱讲话！不过话说回来，他多么聪明！”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是在莫斯科同他相识的。他很可爱。以后你什么都会弄清楚的，目前你就不要问了。我们下山去吧？”

我们从石坟上下来，沿着大道往树林那边走去。天色明显地黑下来。树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咕咕声，有一只疲劳而且大概幼小的夜莺发出歌唱的颤音。

“喂，喂！”我们走近树林，听见一个孩子的清脆嗓音在喊叫，“来捉住我呀！”

从树林里跑出来一个小小的女孩，五岁上下，头发像亚麻那样白，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她看见我们，就声音清脆地扬声大笑，蹦蹦跳跳，跑到乌尔别宁跟前，搂住他的膝头。乌尔别宁抱起她来，吻她的脸。

“我的女儿萨霞！”他说，“我来介绍一下。”

追着萨霞跑出树林来的，是个十五岁左右的中学生，乌尔别宁的儿子。他见到我们，犹豫不定地脱掉帽子，然后戴上，可是接着又脱掉了。一个穿一身红的人跟在他身后，悄悄地走过来。那个穿得一身红的人立刻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

“好一个美人精！”伯爵叫道，抓住我的胳膊，“你看！多么可爱！这是谁家的姑娘？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树林里住着这样的仙女呢！”

我看一眼乌尔别宁，想问姑娘的来历。说来奇怪，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管家已经喝得大醉。他脸色红得像虾一样，身子摇晃一下，伸手抓住我的胳膊肘。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向我喷着酒气，“我请求您拦住伯爵，不要再谈那个姑娘。他出于习惯可能说些不该说的话，而她是个极正派的女人！”

那个“极正派的女人”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小头上生着美丽的金发，浅蓝色的眼睛露出善良的神色，两肩上披着长发。她穿一件半儿童、半姑娘式样的猩红色连衣裙。她的腿像针那么匀称，脚上穿着红袜，蹬着几乎像孩子穿的小便鞋。我用欣赏的目光瞅着她，她就卖弄风情地缩起圆肩膀，好像觉得天冷，或者我的目光把她刺痛了似的。

“尽管她的脸那么年轻，她的体态却那么成熟！”伯爵对我小声说，他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就已经丧失尊重女人的能力，用淫荡的兽性目光看待女人了。

可是我呢，记得当时我胸中燃烧着美好的感情。那时候，我还是个诗人，我面对着树林、五月的薄暮、傍晚开始闪烁的繁星，只能用诗人的目光看待女人。……我瞧着一身红的姑娘，心里带着敬意，就跟我平素瞧着树林、山峦、蓝天一样。那时候我还保留着一点多愁善感的气质，这是我从日耳曼籍的母亲那儿继承来的。

“她是什么人？”伯爵问。

“她是守林人斯克沃尔佐夫的女儿，大人！”乌尔别宁说。

“她就是独眼农民说起过的奥莲卡吧？”

“是的，他提到过她的名字。”管家回答说，抬起恳求的大眼睛瞧着我。

红姑娘听任我们从她身旁走过去，看来丝毫也没理会我们。她的眼睛瞧着旁边，然而我是了解女人的，感到她的眼睛瞟了一下我的脸。

“他们哪一个是伯爵？”我听见后面传来她的低语声。

“就是那个，留着长唇髭的。”中学生回答说。

我们听见身后响起银铃般的笑声。……那是大失所望的笑声。……她以为伯爵，这片大树林和大湖的所有者，就是我，而不是那个脸容憔悴、唇髭很长、毫不起眼的人。……

我听见乌尔别宁强壮的胸膛里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这个铁人几乎走不动了。

“你让管家回去吧，”我对伯爵小声说，“他有病，或者……喝醉酒了。”

“您似乎有病，彼得·叶果雷奇！”伯爵对乌尔别宁说，“我不用您陪着，所以我不想留下您了。”

“您不用操心，大人。我感激您关心我，可是我没有病。”

我回过头去看一眼。……那个红姑娘没有动，在瞧我们的背影。……

可怜的、生满金发的小头！在这五月平静而安宁的傍晚，我怎么想得到她日后会成为我这波澜起伏的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呢？

现在，我写着这几行字，秋雨正凶猛地敲打我温暖的窗子，大风正在我头顶上咆哮。我瞧着黑暗的窗子，极力运用我的想象力，在这漆黑的夜色中再现我那可爱的女主人公。……我果然看见她了，看见她那纯朴稚气、天真善良的小脸和温情脉脉的眼睛。我不由得想丢开我的笔，把我已经写成的稿纸统统撕碎，烧掉。何苦去触动那个年轻无辜的人所留下的回忆呢？

不过这儿，在我的墨水瓶旁边，放着她的照片。照片上，那生满金发的小头显出美丽而深深堕落的女人那种虚浮的尊严。她那对眼睛凝眸不动，显得疲乏，为她的放荡骄傲。在照片上，她宛如一条蛇，这种蛇咬起人来，为害非浅，这连乌尔别宁也不会认为过于夸大呢。

她吻了吻风暴，风暴就把这朵小花连根拔掉了。她得到的固然很多，然而另一方面，她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高。读者原谅她的罪过吧。……

我们往树林里走去。

那些松树沉默而单调，显得烦闷无聊。它们统统生得一般高，彼此相像，一年四季老是那个样子，既不懂得死亡，也不懂得春天的复苏。不过，它们虽然带着阴郁的神情，却还是很动人：它们一动也不动，不发出一点响声，好像沉湎在哀伤的思考当中。

“我们该回去了吧？”伯爵提议说。

这句问话却没得到回答。波兰人觉得不论待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乌尔别宁认为他自己的意见反正不算数。我呢，过于喜爱树林里的凉爽和松脂的香气，不愿意回去。再者，从现在起到深夜止，这一段时间总得设法消磨过去，简单地散一散步也是好的。我一想到近在眼前的狂欢之夜，我的心就甜蜜地收紧了。说来惭愧，我在巴望这个夜晚，暗自玩味它的欢乐。伯爵不时焦急地看他的怀表，可见他也等得心急了。我们感到我们倒是互相了解的。

守林人的小屋坐落在松林当中一个方形的小广场上，小屋附近有两条小狗发出歌唱般的清脆吠声迎接我们。狗的毛色黄里透红，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品种。它们像鳗鱼那么灵活，全身发亮。它们认出乌尔别宁，就快活地摇着尾巴，跑到他跟前去，由此可以断定管家常来访问守林人的小屋。在小屋附近，我们还遇到一个小伙子，没穿皮靴，没戴帽子，惊愕的脸上布满大颗雀斑。他瞪大眼睛，沉默地瞧了我们一会儿，后来大概认出了伯爵，就叫一声哎呀，一溜烟跑进小屋里去了。

“我知道他跑进去干什么，”伯爵说，笑起来，“我还记得他。……他就是米特卡。”

伯爵没说错。不出一分钟，米特卡就从小屋里走出来，用托盘端来一小杯白酒和半杯清水。

“给您添福添寿，大人！”他说，送上酒和水，整个愚蠢而惊愕的脸上满是笑容。

伯爵喝着白酒，用清水“送下酒去”，不过这一次他没皱起眉头。离小屋百步开外，放着一把铁制的长椅，也像松树那么老。我们就在长椅上坐下，开始观赏五月的傍晚那种恬静的美。……受惊的乌鸦在我们头顶上呱呱地叫，飞来飞去，夜莺的歌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只有这些声音打破周遭的寂静。

甚至在这种恬静的春日傍晚，在人的说话声最不悦耳的时候，伯爵也还是不肯保持沉默。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满意，”他扭过脸来对我说，“我已经吩咐晚饭准备下鲈鱼汤和烤野禽了。下酒菜是凉鲟鱼和乳猪拌辣根。”

饶有诗意的松树似乎对这种平淡无味的话生了气，突然摆动树梢，于是林子里响起一阵轻微的埋怨声。清新的微风吹过林间通路，戏弄青草。

“你们也闹得够了！”乌尔别宁对那两只火红色小狗喝道，它们一味同他亲热，妨碍他吸烟，“我觉得今天会下雨。我是凭空气闻出来的。今天热得这么厉害，即使不是有学问的教授，也能预告要下雨。下一场雨对粮食倒有好处呢。”

“你何必管粮食？”我暗想，“反正伯爵总是要把它卖掉喝酒的。雨也用不着来管这些闲事。”

又一阵清风吹过树林，不过这一回风势大了。松树和青草的埋怨声更响了。

“我们回家去吧。”

我们站起来，懒洋洋地往回走，向小屋那边走去。

“与其做个侦讯官，在人间生活，”我对乌尔别宁说，“倒不如做这个金发的奥莲卡，在这里同禽兽为伍的好。……这样倒清静些。这话对吗，彼得·叶果雷奇？”

“不管做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心里踏实就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那么这个漂亮的奥莲卡心里踏实吗？”

“别人的心灵怎么样，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我认为，倒也没有什么事来搅扰她的安宁。她没有多少伤心事，至于她的罪过，也跟婴儿差不多。……她是个很好的姑娘！不过现在，瞧，连天空也终于说明要下雨了。……”

隆隆声响起来，既像是远处马车的奔驰声，又像是滚地球的响声。……树林外边远远的什么地方响起了雷声。……米特卡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这时候打了个哆嗦，赶快在胸前画十字。……

“雷雨！”伯爵惊慌地说，“这可是出其不意！这样我们在路上会遇到雨呢。……天色这么黑！我早就说过：我们回去吧！你们偏不听，偏要往前走。……”

“我们到小屋里去避避雷雨吧。”我提议说。

“何必到小屋里去？”乌尔别宁开口说，有点奇怪地巴眼睛，“这场雨会下一夜的，你们就在小屋里坐一夜？你们不必担心。……你们自管往前走，我叫米特卡跑到前头去，打发一辆马车来接你们。”

“没关系，说不定雨不会闹腾一夜。……雷雨的乌云照例很快就会过去。……顺便说一句，我还不认识新的守林人，我想跟那个奥莲卡谈一谈……了解一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反对！”伯爵同意说。

“可是那边……那个……没有收拾干净，你们怎么能去呢？”乌尔别宁不安地支吾说，“既然可以回家去，大人，又何必在那儿坐着受热？……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乐趣！……守林人病了，您却要去跟他结识。……”

显然，管家很不愿意我们到守林人的小屋里去。他甚至摊开两只手，好像要拦住我们去路似的。……我从他的脸色领会到他不让我们去是有难言之隐的。我素来尊重别人的苦衷和秘密，可是这回我的好奇心却极力挑唆我。我坚持我的主张，我们就往小屋那边走去。

“请到客堂里坐！”赤脚的米特卡不是在说话，而是好像在特别地打噎，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了。……

请您想象一下世界上最小的客堂和没有上漆的木墙吧。墙上挂着《田地》[19]的彩色画片，照片装在介壳，或者我们通常称为贝壳做的小框子里，另外还挂着证书。……一张证书说明某男爵感激他服务多年，其他的都是关于马的。……墙上有些地方爬着常春藤。……墙角上有个小小的圣像，圣像前面的灯微微地燃着蓝色小火苗，灯光微弱地映在银框上。墙边有几把椅子挨得很紧，看来是不久以前买的。……这家人买了许多多余的东西，也都陈列在那儿，因为没有地方可放。……这儿还有些圈椅挤在一起，旁边有张长沙发，蒙着雪白的套子，滚着绉边和花边，另外还有一张上了漆的圆桌。长沙发上有一只养驯的兔子在打盹。……屋里舒适，干净，暖和。……处处都显出这儿有女人照料。就连小书架也显得有点纯朴，带点女人气，仿佛它一心想表示，书架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些写得疲沓的长篇小说和感伤的诗篇。……这种温暖舒适的小房间的妙处，在春天不容易感觉到，到秋天人们寻找避寒避雨的处所的时候就容易感觉到了。……

米特卡忙忙乱乱，呼呼地吐气和喘息，嗞拉一声划亮火柴，点燃两支蜡烛，小心翼翼地，像放牛奶似的把它们放在桌上。我们在圈椅上坐下，互相看一眼，笑起来。……

“尼古拉·叶菲梅奇有病，躺在床上，”乌尔别宁解释主人何以不在，“至于奥尔迦[20]·尼古拉耶芙娜，大概送我的孩子回家去了。……”

“米特卡，房门关严了吗？”我们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衰弱的男高音。

“关严了，尼古拉·叶菲梅奇！”米特卡用沙哑的嗓音说，一溜烟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这才对。……要注意，把所有的门都关严……”衰弱的嗓音又说，“插上门闩，要插得紧紧的。……要是有贼溜进来，你就告诉我。……我拿枪对付他们这些坏蛋……下流货。……”

“一定照办，尼古拉·叶菲梅奇！”

我们笑起来，探问地瞧着乌尔别宁。那一个脸红了，为掩饰慌张而着手整理窗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又互相看一眼。

然而我们没有工夫纳闷。外面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然后门廊上发出响声，房门砰的一响。红姑娘飞进“客厅”里来了。

“‘我喜欢五月初的雷雨啊！’[21]”她用尖细的女高音唱起来，随后歌声换成笑声。可是一看到我们，她就忽然停住脚，不出声了。

她窘住了，像羔羊那样温顺地走进房间里去，刚才她父亲尼古拉·叶菲梅奇的嗓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

“她没料到我们在这儿！”乌尔别宁笑着说。

过了一会儿，她悄悄地走进来，在最靠近门口的椅子上坐下，开始打量我们。她大胆地瞧着我们，凝眸不动，好像她觉得我们不是新来的人，而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似的。我们也沉默地瞧了她一会儿，没有动弹。……我倒愿意坐上一年，一动也不动，瞧着她，那天傍晚她真美极了。像空气一样新鲜的红喷喷的脸蛋，常常吸气而隆起的胸脯，披在额头上、肩膀上、整理衣领的右手上的鬈发，亮晶晶的大眼睛……所有这些都生在她那一眼就能看完的娇小的身体上。……您对这个娇小的身体看一眼，就会比您对无边无际的地平线看上几百年所能见到的还要多呢。……她严肃地瞅着我，从下往上地端详我，眼睛里带着疑问的神情。可是临到她的眼睛从我身上移到伯爵或者波兰人身上，我就在那对眼睛里看到相反的顺序：她的目光改成从上往下看，而且她笑起来了。……

我头一个开口说话。……

“让我来介绍我自己，”我说，站起来，往她那边走过去，“我姓齐诺维耶夫。……这一位，我来介绍一下，是我的朋友卡尔涅耶夫伯爵。……我们请您原谅，我们没受到邀请就擅自闯进您这漂亮的小屋里来了。……当然，要不是雷雨逼得紧，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的小屋又不会因此就坍下来！”她笑着说，向我伸出手来。

她向我露出美丽的牙齿。我跟她并排在椅子上坐下，我对她讲起我们在路上怎样意外地碰到雷雨。我们开始谈天气，任何谈话都是从天气谈起的。我跟她谈了很久，米特卡已经先后两次给伯爵送来白酒，每次都一定连带送来清水。……伯爵趁我没看他，每喝完一杯酒，就做出一脸舒服的鬼相，摇摇头。

“你们也许想吃点什么吧？”奥莲卡问我，没等回答就走出房外去了。……

头一批雨点开始敲打窗上的玻璃。……我走到窗前。……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隔着玻璃看不见别的，只看见往下淌的雨点和我鼻子的映影。这时候电光一闪，照亮附近几棵松树。……

“房门关严了吗？”我又听见衰弱的男高音说话，“米特卡，快去，坏小子，把门关上！真是活受罪，主啊！”

有个农妇挺着勒得很紧可是仍然很大的肚子，露出愚蠢而操心的脸色，走进客堂里来，对伯爵深深一鞠躬，然后在桌子上铺开洁白的桌布。米特卡跟在她后面小心地走过来，手里端着冷荤菜。过一会儿，桌子上已经放好白酒、甜酒、干酪和一碟烤好的野禽。伯爵喝下一杯白酒，可是没吃东西。波兰人怀疑地闻了闻那只飞禽，动手把它切开。

“雨下起来了！您瞧！”我对走进来的奥莲卡说。

红姑娘走到窗前我站着的地方，这时候正巧有一道白光刹那间照亮了我们。……上边响起一声霹雳，我觉得好像有个又大又重的东西从天空落下来，隆隆响地滚过地面。……窗上的玻璃和伯爵面前的酒杯一齐颤抖，发出玻璃的玎玲玲的声音。……轰雷来势很猛。……

“您怕雷雨吗？”我问奥莲卡说。

奥莲卡把她的脸颊贴到圆肩膀上，带着稚气的信任神情瞧着我。

“怕，”她略略沉吟一下，小声说，“雷把我的母亲打死了。……报纸上甚至描写过这件事。……当时我母亲在野外边走边哭。……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辛酸。……上帝就来怜惜她，用天上的电结束了她的生命。”

“您怎么知道天上有电？”

“我念过书。……您知道吗？凡是被雷打死的，在战场上阵亡的，因难产而死掉的，都要升天堂。……书上根本没有写过这种话，不过这是实在的。我母亲眼前就在天堂里。我觉得好像日后我也会给雷劈死，我也会到天堂里去。……您是受过教育的人吧？”

“是的。……”

“那您就不会笑我了。……我就是想照这样死掉。我要穿一身极贵重、极时髦的衣服，就跟前几天我看见本地女财主和女地主谢费尔所穿的那件一样，胳膊上戴手镯。……然后我就站在石坟的顶峰上，让闪电打死，给大家都看见。……一声可怕的响雷，您知道，然后全完了。……”

“多么荒唐的幻想！”我含笑说，瞧着她的眼睛，这时候她的眼睛里对那种可怕而又耸人听闻的死亡充满神秘的恐怖，“那么您不愿意穿着普通的衣服死？”

“不行……”奥莲卡摇着头说，“而且要叫所有的人都看见才成。”

“您目前这身衣服比一切时髦和贵重的衣服都好呢。……这身衣服正好配得上您。您穿上它，就像是青翠的树林里一朵红花。”

“不，这话不对！”奥莲卡天真地说，叹了口气，“这身衣服不值钱，不会好看。”

伯爵走到我们站着的窗前来，分明有意跟漂亮的奥莲卡攀谈一下。我的朋友会讲三种欧洲语言，可就是不善于同女人讲话。他有点不合时宜地站在我们身旁，傻笑着，嘴里含混地低声说着“是啊”，后来却往后退，走到酒瓶那边去了。

“刚才您走进这个房间，”我对奥莲卡说，“您唱着‘我喜欢五月初的雷雨’。莫非那首诗已经谱成歌了？”

“不，我是按我的调子唱我知道的那些诗的。”

我偶尔回过头去看一眼。乌尔别宁正瞧我们。我看出他的眼睛里含着憎恨和气愤，这跟他那张善良温和的脸完全不相称。

“他在嫉妒还是怎么的？”我暗想。

这个可怜人看到我疑问的目光，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到前堂不知做什么去了。……甚至凭他的步伐也可以看出他心情激动。雷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响亮，而且越来越勤了。闪电用好看而晃眼的亮光不断照耀天空、松树、湿地。……大雨一时还停不了。我离开窗口，走到书架那边，开始考察奥莲卡的藏书。“你说出你看什么书，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然而单凭井井有条地放在书架上的书是难于对奥莲卡的智力水平和“教育程度”做出任何结论的。那些书是一堆奇怪的杂拌。有三本文选，一本波伦[22]的著作，一本叶甫土谢夫斯基的算题集，一本莱蒙托夫著作第二卷，有希克里亚烈夫斯基的书，有《事业》杂志[23]，有一本烹饪书，有《文库》[24]。……我本来还可以再给您列举一些书，可是我正从书架上拿过《文库》来开始翻阅，隔壁房间的门却开了，一个人走进客堂里来，立刻把我的注意力从评断奥莲卡的教育程度上岔开了。那是个身量很高、筋强力壮的人，穿着花布长袍和破鞋，相貌相当出奇。他脸上布满青筋，留着司务长那种唇髭和连鬓胡子，总的说来近似鸟脸。他整个脸往前突出，好像要凑到鼻子尖上去似的。……这样的脸似乎就是通常所谓的“高罐子脸”[25]。这个人的小头安在又长又细、鼓出一个大喉核的脖子上，摇摇摆摆，犹如椋鸟巢[26]遇到了风一样。……这个奇怪的人抬起混浊的绿眼睛扫了我们一眼，目光停在伯爵身上。……

“房门都关严了吗？”他用恳求的声调问道。

伯爵瞧一瞧我，耸起肩膀。……

“你别操心了，爸爸！”奥莲卡说，“都关严了。……回到你房间里去吧！”

“堆房的门也关上了？”

“有的时候他有点那个……疯疯癫癫的，”乌尔别宁从前堂走来，小声说，“他怕贼，喏，你们看，老是为门操心。……尼古拉·叶菲梅奇，”他扭过脸去对怪人说，“回到你的房间里去，躺下睡觉吧！别操心了，都关严了！”

“窗子也都关严了？”

尼古拉·叶菲梅奇赶快跑到所有的窗子跟前，试一试插销插好没有，然后他一眼也没看我们，趿拉着鞋走回他的房间里去了。

“他，这个可怜人，有的时候会犯病，”乌尔别宁等他走后开始解释道，“你们要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有家庭的人，不料却遇上这样的倒霉事！他几乎每年夏天都神志失常。……”

我瞧着奥莲卡。她窘了，扭开脸不让我们看见，着手整理那些被翻乱的书。显然，她为疯癫的父亲害臊。

“马车来了，大人！”乌尔别宁说，“要是您高兴，就可以坐车走了！”

“这辆马车是从哪儿来的？”我问。

“我派人去叫来的。……”

过了一分钟，我跟伯爵一起坐在马车上，听着雷声隆隆，心里生气。

“他到底把我们从小屋里撵走了，这个彼得·叶果雷奇，见他的鬼！”我嘟哝说，真的生气了，“他简直不许人看一眼奥莲卡！其实我又不会把她吃掉。……老蠢材！他一直在大发醋劲。……他爱上那个姑娘了。……”

“对，对，对。……你猜怎么着，我也看出来了！他刚才不让我们到小屋里去，纯粹是因为吃醋，他打发人叫马车来也是因为吃醋。……哈哈！”

“这就叫‘人老心不老’。……不过呢，老兄，一个人天天像我们今天这样见到这个红姑娘，很难不爱上她！她漂亮得出奇！不过他配不上她。……他应当明白，不要那么自私地吃醋才对。……你要爱自管去爱，可是不要妨碍别人去爱嘛，特别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配得到她。……他也真是个老糊涂！”

“你记得先前喝茶的时候，库兹玛提起她的名字，他多么冒火吗？”伯爵笑着说，“我以为当时他要把我们痛打一顿呢。……一个男人要是对某个女人漠不关心，就不会这么激烈地为她的清白名声辩护。……”

“那样的男人倒也有，老兄。……不过问题不在这儿。……有一点却很重要。……今天他对我们尚且这样发号施令，那么他对小人物，对他手下的那些人，会干出些什么事来啊！恐怕那些管事的，料理家务的，打猎的和其他小人物，连走到她跟前他也一概不准！爱情和嫉妒会使人变得不公道，没心肝，厌恶人。……我敢打赌，他为这个奥莲卡一定欺压过他手下的人，而且不止一个。所以，要是他来向你告手下人的状，主张必须开除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而你不大相信他的话，那你就做得聪明了。总之，应该暂时限制他的权力才是。……爱情总会过去的，喏，到那时候就不必再担心了。他其实倒是个善良而诚实的人。……”

“你觉得她爸爸怎么样？”伯爵笑着说。

“疯子。……应当把他送进疯人院里去关起来，不应当叫他管理树林。……总之，要是在你庄园大门上挂一块‘疯人院’招牌，也不算言过其实。……你这个地方是个十足的贝德拉姆[27]！这个守林人啦，那个猫头鹰啦，打牌入了迷的弗兰茨啦，堕入情网的老头子啦，狂热的姑娘啦，酗酒的伯爵啦……还缺什么呢？”

“可是要知道，这个守林人是领工钱的！如果他是疯子，那他怎么工作呢？”

“乌尔别宁分明只是看在他女儿分上才收留他的。……乌尔别宁说，尼古拉·叶菲梅奇几乎每年夏天都发病。……不过这话未必实在。……这个守林人不是每年夏天，而是经常生病。……幸好你的彼得·叶果雷奇难得说谎，一说谎就露出马脚来了。……”

“去年乌尔别宁报告我说，原来的老守林人阿赫美捷耶夫动身到阿索斯山[28]去做修士了，为此向我举荐‘有经验的、诚实的、工作很有成绩的’斯克沃尔佐夫。……我呢，当然，同意了，就像平时我总是同意他的主张一样。信函毕竟不是脸：说谎也不会露出破绽的。”

我们的马车驶进院子里，在正房门口停下。我们下了车。雨已经过去。雷声隆隆的乌云闪着电光，发出愤怒的怨声，匆匆地往东北方向游去，越来越露出繁星点点的蓝天。似乎那种千军万马般的力量已经扫荡一切，取得可怕的贡品，如今又去追求新的战果了。……遗留下来的残云急起直追，匆匆忙忙，仿佛生怕追不上似的。……自然界重又归于和平。……

在宁静芬芳而又充满欢欣和夜莺歌声的空气里，在沉睡的园子的寂静里，在上升的月亮那爱抚的亮光里，处处都可以感到这种和平。……大湖在白昼的昏睡后苏醒过来，轻微的拍溅声使人的听觉知道它醒过来了。……

在这样的时候坐着安稳的四轮马车到野外去奔驰一番，或者在湖里划一划船，倒很不错。……可是我们却走进正房去了。……那儿有另一种“诗”在等待我们。

一个人受到心理痛苦的影响，或者受到不堪忍受的痛苦的煎熬而向自己额头开一枪，就叫做自杀者；可是有些人在青春的神圣岁月放纵可鄙的、使灵魂变得庸俗的情欲，这种人在人类的语言里就不知叫什么了。人饮弹自尽之后，跟着来的是坟墓的安宁；青春毁灭之后，跟着来的却是常年的悲伤和痛苦的回忆。凡是玷污过自己的青春的人，就会了解我目前的心境。我还不算老，头发也没白，然而我已经不算是活着了。精神病学家讲起一个在滑铁卢负伤的兵神志失常，后来他向所有的人保证，而且自己也相信，他已经在滑铁卢阵亡，至于现在大家认为是他的这个人，只不过是他的影子，他过去所留下的映影而已。目前我就在经历这种半死不活的景况。……

“我很高兴，你在守林人家里什么东西也没吃，没有倒掉你的胃口，”伯爵在我们走进正房的时候对我说，“我们要好好吃一顿晚饭……跟从前一样。……开饭！”他吩咐伊里亚说，伊里亚正在给他脱礼服，换上家常穿的长袍。

我们往饭厅走去。那儿，在摆好餐具的桌子上，“生活正在沸腾”。五颜六色、高低不等的酒瓶一字儿排开，就像剧院饮食部里的货架上一样，映着灯光，等候我们光顾。盐腌的、醋渍的和其他各种凉菜放在另一个桌子上，那儿有一瓶瓶俄国白酒和英国苦酒。葡萄酒瓶的旁边放着两个碟子：一个盛乳猪，另一个盛凉的鲟鱼肉。……

“好……”伯爵斟满三杯酒，仿佛怕冷似的缩起身子，开口说，“祝我们身体健康！端起杯子来，卡艾坦·卡齐米罗维奇！”

我喝干酒，可是波兰人否定地摇摇头。他把鲟鱼肉移到跟前，闻了闻，吃起来。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马上就要描写完全缺乏“浪漫气息”的场面了。

“好……再喝一杯，”伯爵说着，斟满第二杯，“喝呀，列科克！”

我拿起酒杯来，瞧了瞧，放下了。……

“见鬼，我很久没有喝酒了，”我说。……“你还记得老规矩吗？”我没考虑多久就斟上五杯酒，一杯连一杯地倒进我的嘴里。不这样，我就喝不下去。小学生总是学大学生的样吸纸烟：伯爵瞧着我的榜样，就也给自己斟满五杯酒，深深地伛下腰去，皱起眉头，摇着脑袋，一口气喝了下去。我一连喝下五杯酒，依他看来像是逞强，可是我这样喝，根本不是要夸耀我的酒量。……我是想喝醉，痛痛快快地喝个大醉，我住在村子里，很久以来没有醉过了。我喝完酒，就挨着桌子坐下，开始吃乳猪。……

要喝醉是用不了多大工夫的。我很快就感到了轻微的头晕。我胸中感到舒服的凉意，幸福兴奋的心情开始了。忽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转折，我变得兴高采烈。空虚烦闷的感觉让位给十足欢畅快活的心情。我开始微笑。我突然想谈天，想欢笑，想跟人们周旋。我一面咀嚼乳猪，一面感到生活充实，几乎对生活满意，几乎感到幸福了。

“为什么您一点酒也不喝？”我扭过脸去对波兰人说。

“他素来不喝酒，”伯爵说，“你不要硬逼他。”

“不过好歹总可以喝一点嘛！”

波兰人把一大块鲟鱼肉放进嘴里，否定地摇头。他的沉默惹得我冒火。

“您听我说，卡艾坦……您的父名叫什么来着？……为什么您老是不开口讲话？”我问他说，“我还没荣幸地听到过您的说话声呢。”

他的两道眉毛像飞燕似的扬起来，他瞧着我。

“您是希望我说话吗？”他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问。

“非常希望。”

“什么缘故呢？”

“求上帝怜恤吧！轮船上的生人和不相识的人，到吃饭的时候尚且互相交谈，我跟您已经认识好几个钟头，彼此也看够了，可是连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这像什么样子呢？”

波兰人一句话也没说。

“您为什么不说话？”我等了一会儿，问道，“您总该回答一句话嘛！”

“我不打算回答您。我听出您的声音里有笑音，我不喜欢嘲笑。”

“他根本就没笑啊！”伯爵不安地说，“你这是从何说起呢，卡艾坦？他是出于好意。……”

“连伯爵们和公爵们都不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卡艾坦说，皱起眉头，“我不喜欢这种口气。”

“那么，您不打算赏脸谈话？”我继续追问，又喝下一杯酒，笑起来。

“你知道我究竟为什么回到这儿来吗？”伯爵插嘴说，想换一换话题，“这一点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吧？我在彼得堡找过一个我熟识的大夫，我平时是经常在他那儿看病的。我讲起我的病。他用听筒听了一阵，敲敲打打，摸来摸去。你猜怎么着，临了他说了一句：‘您不是懦夫吧？’我虽然不是懦夫，可是，你知道，我的脸色顿时发白了：‘我不是懦夫。’我说。”

“说得短一点，老兄。……我听腻烦了。”

“他预言：要是我不离开彼得堡，不走掉，不久就会死亡！由于我长期饮酒，我的肝脏全坏了。……我这才决定到这儿来。再者，待在那儿也太傻。……这儿的庄园这么丰盛富饶。……单是气候就好得没法说！……至少也有正经事可干嘛！工作才是最好和最根本的治疗方法。不是这样吗，卡艾坦？我要着手经营田产，戒酒了。……大夫不许我喝酒……喝一杯都不行！”

“好，那你就别喝了。”

“我是不喝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因为跟你见了面，”伯爵向我这边探过头来，吻一下我的脸……“因为跟我亲爱的好朋友见了面。不过明天我就一滴酒也不喝了！巴克科斯[29]今天跟我永久分手了。……作为临别纪念，谢辽查，我们来喝一杯……白兰地？”

我们喝下白兰地。

“我的病会好起来的，谢辽查，好朋友。我要经营田产。……合理化的经营管理！乌尔别宁善良而殷勤……什么都懂，可是难道他会经营田产？他是墨守成规的人！我们得订购杂志，读书，处处留神，参加农业展览会，可是按他的教育程度来说，这些都办不到！难道他真能……爱上奥莲卡？哈哈！我自己动手干，叫他做我的助手。……我要参加选举，叫社交界活跃起来……啊？是啊，就连在这儿也能够生活得幸福呢！你认为怎样？喏，你又笑了！又笑了！真的，跟你没法说话！”

我高兴，想笑。伯爵惹得我发笑，那些蜡烛、酒瓶、装点饭厅墙壁的塑造的兔子和鸭子，也都逗得我要笑。……只有卡艾坦·卡齐米罗维奇清醒的面容没惹得我发笑。这个人在座，引得我生气。

“不能叫这个波兰小贵族滚蛋吗？”我对伯爵小声说。

“你这是什么话！看在上帝面上吧……”伯爵喃喃地说，抓住我的两只手，倒好像我打算揍他的波兰人似的，“就让他坐着好了！”

“可是我看到他就受不了！您听我说，”我转过身去对普谢霍茨基说，“您拒绝跟我谈话，可是请您原谅我，我倒还没失去希望，想略为领教一下您的说话能力呢。……”

“算了！”伯爵拉住我的衣袖说，“我求求你！”

“我要缠住您不放，除非您回答我的话，”我接着说，“您干吗皱起眉头？莫非您现在还听见我的说话声里有笑音吗？”

“要是我也喝了您那么多的酒，我就会跟您谈话了，可是现在我跟您却不是一路人……”波兰人嘟哝说。

“讲到我跟您不是一路人，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明呢。……我想说的也正是这一点。……鹅和猪交不成朋友，喝酒的和不喝酒的合不来。……喝酒的妨碍不喝酒的，不喝酒的妨碍喝酒的。好在隔壁客厅里有出色而柔软的长沙发！吃完了鲟鱼肉拌辣根，在那上面躺一躺倒很好。在那儿也听不见我的声音。您愿意到那边去吗？”

伯爵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巴着眼睛，在饭厅里走来走去。

他是懦夫，害怕“剑拔弩张的”谈话。……可是我喝醉了酒，却喜欢无事生非，闹点纠纷。……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伯爵呻吟着说，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办才好。……

他知道，要制止我是困难的。

“我跟您还不大熟识，”我继续说，“也许您是个极好的人，所以我也不想很快就跟您吵架。……我不预备跟您吵架。……我只请您明白：喝酒的人是容不下不喝酒的人的。……有不喝酒的人在座，就会刺激喝酒的人！……您要了解这一点才好！”

“您爱说什么都由您！”普谢霍茨基说，叹了口气，“反正您怎么也没法惹得我生气，年轻人。……”

“真的没法惹得您生气？那么，要是我管您叫顽固的猪，您也不怄气？”

波兰人脸红了，不过也只此而已。伯爵脸色发白，走到我跟前，做出恳求的脸色，摊开两只手。

“得了，我求求你！少说几句吧！”

我却已经进入醉汉的角色，想继续演下去，不过说来也是伯爵和波兰人走运，这时候响起脚步声，乌尔别宁走进饭厅里来了。

“祝诸位胃口好！”他开口说，“老爷，我是来问一下您有什么吩咐没有。”

“暂时还没有什么吩咐，不过倒有一个请求……”伯爵回答说，“您来了，我很高兴，彼得·叶果雷奇。……您就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我们来谈一谈田产管理方面的事吧。……”

乌尔别宁坐下了。伯爵喝下一杯白兰地，开始对他说明他在合理化经营管理方面的未来行动计划。他说了很久，讲得很疲乏，不时重复他的话，或者改变话题。乌尔别宁懒洋洋地，可又注意地听着，就像严肃的人听孩子和女人饶舌似的。……他喝了鲈鱼汤，愁闷地瞧着他的汤盆。

“我随身带来了精彩的图纸！”伯爵顺带说，“那些图纸好极了！您要我拿给您看一看吗？”

卡尔涅耶夫就跳起来，跑到他的书房里去取图纸。乌尔别宁趁他不在，赶快给自己斟了半茶杯白酒，喝下去，没有吃菜。

“这白酒很难喝！”他说，带着憎恶的神情看酒瓶。

“您为什么当着伯爵的面不喝呢，彼得·叶果雷奇？”我问他说，“莫非您怕他吗？”

“与其当着伯爵的面喝酒，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还不如假充正经，背地里喝的好。您知道，伯爵有个怪脾气。……明目张胆地贪污他两万卢布，他倒无所谓，马马虎虎，一句话也不会说，可要是有十戈比的开支我忘了向他报账，或者我当着他的面喝酒，他就会叫苦，说他的管家是强盗了。您是很了解他的。”

乌尔别宁又给自己斟了半茶杯白酒，喝下去。

“您以前好像不喝酒的，彼得·叶果雷奇。”我说。

“对，不过现在喝了。……喝得很多！”他小声说，……“喝得很多，黑夜白日地喝，一会儿也不能消停！连伯爵都从没像我现在喝得这么厉害。……我心里难受极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心头多么沉重！我就是因为愁闷才喝上酒的。……我素来热爱您，尊重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那么我老实对您说吧……我恨不得上吊死了才好！”

“这是为什么？”

“都因为我愚蠢。……不光是孩子们愚蠢。……五十岁的人也有蠢货。至于其中的缘故，您就不必多问了。”

伯爵走进来，把他那些滔滔不绝的话打断了。

“最上等的甜酒！”伯爵说，把一个大肚子酒瓶放在桌上，上面有“别尼迪克丁”[30]的火漆印，至于那些“好极了”的图纸，却没拿来，“这是我路过莫斯科，在德普列商店里买的。要喝点吗，谢辽查？”

“可是你好像是去取图纸的！”我说。

“我？取什么图纸？哦，对了！可是，老兄，连魔鬼也没法在我箱子里找到东西。我翻啊，翻啊，后来就拉倒了。……这甜酒好得很。想喝点吗？”

乌尔别宁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他走后，我们开始喝红葡萄酒。这种葡萄酒终于把我灌醉。醺醉开始了，刚才我到伯爵家里来，也正希望这样。我精神非常饱满，手脚总想活动，心情异常高兴。我想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要不同寻常，或者惹人发笑，或者使人眼花缭乱。……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似乎能泅渡整个大湖，解决最复杂的案件，征服任何一个女人。……世界和世上的生活使我兴高采烈，我爱这个世界，然而同时我又想发牢骚，说些刻薄的俏皮话来使人难堪，嘲弄人。……对可笑的黑眉毛波兰人和伯爵都应该嘲笑，用刻薄的俏皮话奚落一番，弄得他们垂头丧气才对。

“您为什么不说话？”我开口说，“您说话呀，我听着呢！哈哈！我非常喜欢听那些脸色严肃庄重的人讲些孩子气的废话！……那才是十足的嘲笑，对人的头脑的十足嘲笑！……脸相同头脑不相称！为了不说谎，人就得生一副呆子的相貌，可是您却生着希腊的圣贤的脸！”

我没说完。……我想到我在跟一些微不足道、不值得我费唇舌的人谈话，我的舌头就麻住了！我需要的是装满人的大厅，有漂亮的女人，有成千盏灯火。……我站起来，端起杯子，走遍各个房间。每逢我们纵饮作乐，总是不受空间的限制，不限于坐在饭厅里，而是占领整所房子，甚至常常扩展到整个庄园去呢。……

在“彩石精镶”的客厅里，我选中一张土耳其沙发，在那上面躺下，沉湎在各种幻想和空中楼阁里。我年轻的头脑里生出种种醺醉的空想，一个比一个宏伟广大，无边无际。……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充满使人陶醉的魅力和不容描写的美。

我只差按韵脚说话和看见幻象了。

伯爵走到我跟前来，在沙发边上坐下。……他有话要跟我说。早在上文提到他喝过五杯酒后不久，我就已经在他眼睛里看出他有心对我讲一件什么特别的事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今天我喝了那么多酒！”他对我说，“对我来说，这比任何毒药都有害。……不过今天是最后一次。……我用名誉担保，这是最后一次。……我是有毅力的。……”

“好，好。……”

“这是最后一次。……谢辽查，朋友，既然这是最后一次，要不要往城里打个电报呢？”

“也行，你打吧。……”

“既是最后一次，那就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好，你起来，写电报吧。……”伯爵自己是不会写电报的。他写出来的电报总是太长，总是不周到。我就起来，写了如下的电文：

某城。伦敦饭店。歌咏队经理卡尔波夫。放弃一切事务，速乘两点钟列车来此。伯爵。

“现在是十点三刻，”伯爵说，“仆人骑马赶到火车站，要用三刻钟，至多[31]一个钟头。……卡尔波夫十二点多钟接到电报。……他就赶紧上火车。……要是他来不及坐这班车，就得改乘货车。……对吗？”

电报是由独眼的库兹玛送去的。……伊里亚得到命令，过一个钟头要派马车到火车站去。……我为了消磨时间，就着手从容地点上各房间里的灯和蜡烛，然后掀开钢琴盖，试一试琴键。……

后来，我记得，我又在原来的沙发上躺下，什么事也不想，默默地用手推开一味要跟我谈话的伯爵。……我处在一种忘怀一切、半睡半醒的状态里，只感到灯光明亮，心境畅快而安宁。……红姑娘的形象站在我面前，她把头垂在肩膀上，眼睛里充满她对那种耸人听闻的死亡的恐惧，轻轻地对我摇着小手指头。……另一个姑娘的形象在我面前走过去，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脸容苍白而骄傲，带着不知是恳求还是责备的神情瞧着我。

后来我听见喧哗、欢笑、奔跑。……一对深深的黑眼睛把照在我脸上的亮光遮住。我看见那对眼睛闪闪发光，含着笑意。……两片鲜红的嘴唇上带着欢欣的笑容。……这是我的茨冈姑娘季娜在微笑。……

“是你吗？”她的声音问，“你睡着了？起来，亲爱的。……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

我沉默地握住她的手，把她拉到我身边来。……

“我们一块儿到那边去吧。……我们的人都来了。……”

“别去管他们。……我觉得这儿挺舒服，季娜。……”

“可是……这儿太亮了。……你疯了。……也许会有人走进来的。……”

“谁走进来，我就把谁的脑袋拧下来。……我觉得挺舒服，季娜。……我有两年没见到你了。……”

大厅那边，有人在弹钢琴。“啊，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白石头的莫斯科呀……”好几个声音高声唱道。

“你看，他们都在那儿唱歌。……谁也不会走进来。……”

“是啊，是啊。……”

同季娜见了面，这才把我从忘怀一切的境界里拉出来。……过了十分钟，她带着我走到大厅里，歌咏队在那儿站成半个圆圈。……伯爵两脚分开，跨坐在一把椅子上，用手打着拍子。……普谢霍茨基在他的椅子后边站着，睁着惊讶的眼睛看那些歌唱的人。……我从卡尔波夫的手里夺过三弦琴来，摇着胳膊，唱道：

“‘沿着亲爱的大河顺流而下……沿着伏……伏……’”

“‘沿着伏尔加河……’”歌咏队接着唱。……

“‘啊，燃烧吧，说呀……说呀。……’”

我摇着胳膊，一刹那间，像闪电那么快地换了个新歌。……

“‘疯狂的夜啊，欢乐的夜。[32]……’”

再也没有一种东西能像这种突然的转换那样刺激和兴奋我的神经的了。我开始快活得发抖，一只胳膊搂住季娜，另一只胳膊在空中挥舞三弦琴，把《疯狂的夜》一直唱完。……三弦琴喀嚓一声砸在地板上，碎片往四下里飞去。……

“拿酒来！”

这以后的事，我的记忆就乱糟糟，理不清了。……一切互相混杂，纠结在一起，一切都模模糊糊，不那么清楚。……我还记得凌晨灰色的天空。……我们在划船。……湖面微微波动，仿佛见到我们吵闹不休而抱怨似的。……我在木船中央站着，身子摇来晃去。……季娜极力对我说我会跌到水里去，要求我坐下。……我却大声说，可惜湖上没有像石坟那么高的波浪，我的叫声惊动了蓝色湖面上像白斑点那么闪现的水鸟。……随后是漫长而炎热的白昼，拖得很久的早饭，十年的陈酒，甜酒，喧嚣等。……这一天的情形我只记得几个片断。……我记得我在园子里跟季娜一块儿荡秋千。我站在踏板这一头，她站在那一头。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拼命荡着秋千，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究竟是要季娜从秋千上掉下地来摔死呢，还是要她飞到云端里去？季娜站在秋千上，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然而她高傲，要面子，就咬住牙关，没有发出一点害怕的声音。我们越飞越高，后来……我记不得是怎么结束的了。过后，我又跟季娜一块儿在一条偏僻的林荫路上散步，上边的绿色拱顶遮住了阳光。那富于诗意的幽暗，黑色的辫子，鲜红的嘴唇，低声私语。……后来，一个娇小的女低音歌手跟我并排走着，她是个金发女人，生着小尖鼻子、稚气的眼睛、很细的腰身。我跟她一块儿散步，不料季娜在暗中跟踪我们，跟我大闹一场。……茨冈姑娘脸色发白，气得发疯。……她骂我“该死的”，怒气冲冲，准备回城里去。伯爵脸色发白，两手发抖，在我们身旁跑来跑去，照例找不出话来劝季娜留下。……到头来，她打了我一个耳光。……说来奇怪，男人哪怕只对我说句略微带侮辱性的话，我就会气得发疯，可是女人打我一个耳光，我倒全不介意。……随后又是漫长的“午睡”，又是阶梯上的蛇，又是睡熟的弗兰茨和他嘴边的苍蝇，又是园子的旁门。……红姑娘在石坟的顶上站着，可是一看见我们，就像蜥蜴似的溜走了。

将近黄昏，我同季娜又和好了。黄昏过去，接着又是狂欢的夜晚，开始奏乐，纵情歌唱，那种振奋神经的转变又来了。……我们一分钟也没睡！

“你们这是在毁掉自己呀！”乌尔别宁到我们这儿来了一下，听了听我们的歌唱，小声对我说。……

他的话当然是对的。后来，我记得，我在园子里跟伯爵面对面地站着，争吵起来。黑眉毛的卡艾坦在我们身旁走来走去。他自始至终没参加我们的玩乐，然而也并没睡觉，却时时刻刻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天空已经发白，最高的树梢开始被上升的阳光染上一层金黄色。麻雀在四下里又飞又叫，椋鸟歌唱，所有的鸟雀沙沙响地拍打它们过了一夜而变得沉重的翅膀。……远处传来牛羊的叫声和牧人的吆喝声。我们身旁有一张大理石面的小桌子。小桌上放着善多尔牌蜡烛，燃着苍白色的火苗。到处都是烟蒂、糖果纸、打碎的酒杯、橘皮。……

“你得把这拿去！”我递给伯爵一叠钞票，说，“我非要你收下不可！”

“要知道他们是由我请来的，不是由你请来的！”伯爵坚持说，极力抓住我的一个衣扣，“在这儿我是主人……我在招待你，那么凭什么要由你出钱呢？你要明白，你这样做对我简直是侮辱！”

“我也雇了他们，所以我得出一半钱。你不收吗？我不懂得这种照顾是什么意思！莫非你以为，既然你阔气得像魔鬼，你就有权这样照顾我？见鬼，卡尔波夫是我雇来的，我就要给他钱！用不着你出一半！电报是我写的！”

“在饭馆里，谢辽查，你可以付钱，爱付多少就付多少，可是我家里不是饭馆。……其次，我简直不明白你何必张罗着给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抢着付账。你的钱不多，我的钱却多得要命。……我做得在理呀！”

“那么你不收吗？不收？不收就不收吧。……”

我把钞票送到善多尔牌蜡烛的白色火苗上，点燃，丢在地下。忽然，从卡艾坦的胸中发出一声呻吟。他睁大眼睛，脸色发白，把沉重的身体扑到地上，极力用手掌拍灭钱上的火。……这一点他做到了。

“我不懂！”他说着，把烧焦了边的钞票放进他的口袋里，“烧钱？！倒好像这是去年的糠壳或者情书似的。……与其让火烧掉，还不如让我送给穷人好。”

我走进正房。……那儿，在每个房间的长沙发上、地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那些筋疲力尽、劳累不堪的歌女。……我的季娜在“彩石精镶”的客厅里一张沙发上睡觉。……她浑身瘫软，粗声地吐气。她咬紧牙关，脸色惨白。……大概她梦见了荡秋千吧。……猫头鹰走遍各个房间，用尖利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那些人，他们突然打破这个被遗忘的庄园那种死气沉沉的寂静。……她不是无缘无故这样走来走去，活动她的老骨头的。……

这些就是两个狂欢之夜留在我记忆里的一切，至于其余的事，却没有在醺醉的记忆里保存下来，或者不宜于描写出来。……不过这些也已经够了！……

左尔卡从来没像烧钞票的这天早晨那么卖力地驮着我赶路。……它也想回家了。……湖水轻微地滚动着带泡沫的波浪，映着逐渐升高的太阳，正为白昼的睡眠做准备。……树林和岸边的柳树伫立不动，像在做晨祷。……那时候我的心境是难于描写的。……我不想讲很多话，只想说：我从伯爵的庄园上出来，转了个弯，在湖岸上见到米海老人那张苍老的，被诚实的劳动和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神圣的脸的时候，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同时却又几乎羞得要死。……就外貌而论，米海颇像《圣经》里的渔民。……他头发雪白，长着一把大胡子，凝神瞧着天空。……他站在岸上不动，眼睛跟踪奔驰的白云，那样子简直可以使人认为他在天空见到了天使。……我喜欢那样的脸。……

我见到他，就勒住左尔卡，向他伸出手去，握他那只诚实而生满老茧的手，仿佛想借此洗清我的灵魂似的。他抬起锐敏的小眼睛瞅着我，笑了。

“你好，好老爷！”他笨拙地向我伸出一只手来说，“为什么又骑着马跑？莫非那个浪子回来了？”

“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我从你的脸色就看出来了。……喏，我正站在这儿瞧着。……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一切都是无谓的纷扰。……你瞧！那个日耳曼人应该死了，可是他却在忙些无聊的事。……你看见了吗？”

老人用手杖指着伯爵的浴场。有条小船从浴场那边很快地划出来。船上坐着一个人，头戴骑手的便帽，身穿蓝色上衣。那就是花匠弗兰茨。

“每天早晨他都把钱送到岛上去，收藏起来。……这个蠢人没有脑筋，不懂钱财在他跟沙土差不多。……他死了又不能把钱带走。给我一支烟吧，老爷！”

我把烟盒递给他。他取出三支，塞在他的怀里。

“这是送给我外甥的。……让他去吸吧。”

左尔卡不耐烦地动弹着，随后就飞奔而去。我向老人点头，感激他让我的眼睛在他脸上停留这么久。他久久地看着我的背影。

到家里，我看到波里卡尔普。……他用轻蔑而忿恨的目光打量我这老爷的身躯，似乎想弄明白这一回我是不是又穿着衣服下水洗澡了。

“我给您道喜，”他嘟哝说，“您玩得好痛快！”

“闭嘴，傻瓜！”我说。

他那副蠢相惹我生气。我很快脱掉衣服，盖上被子，闭上眼睛。

我头晕，整个世界好像笼罩在雾里。迷雾里闪过熟识的形象。……伯爵、蛇、弗兰茨、火红色的狗、红姑娘、疯癫的尼古拉·叶菲梅奇。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唉，你多蠢啊！”

红姑娘伸出一根手指对我摇着，季娜的黑眼睛凑过来，遮住了照在我身上的亮光，然后……我睡着了。……

“他睡得多么酣畅和安稳！看着这张苍白、疲乏的脸，看着这种天真稚气的笑容，听着这种均匀的呼吸，人还会以为在这张床上躺着的不是法院侦讯官，而是清白的良心呢！人会以为卡尔涅耶夫伯爵还没回来，他们既没酗过酒，也没约来茨冈姑娘，更没在湖上胡闹。……您起床吧，最狡猾的人！您不配享受安眠这样的福分！起来！”

我睁开眼睛，舒畅地伸了个懒腰。……一道宽阔的阳光从窗口直射到我的床上，在那道阳光中有许多白色的尘屑互相追逐，浮动，飞扬，因而弄得阳光像是涂上一层乳白色。……阳光时而在我眼前消失，时而又出现，因为我们那极可爱的县医官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沃兹涅森斯基在我卧室里走动，时而走进阳光的范围里，时而又走出去。他穿一件纽扣解开的长礼服，那件衣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很肥大，好比挂在衣架上，他把手揣在异常长的裤子的口袋里。医生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从一把椅子边走到另一把椅子边，从一张照片前走到另一张照片前，一路上他的目光碰见的东西，他一概眯缝着近视的眼睛看个明白。他已经养成习惯，总是把鼻子伸到各处去，眼睛东张西望，时而弯下腰去，时而把身体挺得笔直，时而往脸盆里看，时而翻开放下的窗帘皱褶看一看，时而从门缝里往外看，时而看一看灯……好像在找一件什么东西，或者打算查明一切东西是不是都完好似的。……他见到壁纸上一条裂缝或者斑点，就透过眼镜凝神细看，皱起眉头，现出操心的脸色，伸出长鼻子去闻一下，用手指甲仔细地刮一刮。……所有这些他都是不动脑筋，出于无心，本着习惯做的，可是话虽如此，当他的眼睛很快地从这件东西移到那件东西上的时候，他那副样子仍旧像是在进行鉴定工作的专家。

“起来，我跟您说！”他用歌唱般的男高音叫醒我，同时往肥皂盒里看一眼，用手指甲剔掉那上面的一根头发。

“啊……啊……啊……您好，眯眼先生！”我见到他，打个呵欠说，他正弯下腰去凑近脸盆，“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啊！”

全县的人都因为他老是眯缝眼睛而开玩笑地叫他“眯眼”，我也这样开玩笑地叫他。沃兹涅森斯基看见我醒了，就走到我跟前来，在床边坐下，立刻拿过一盒火柴，送到他那眯缝着的眼睛跟前。……

“只有懒汉和良心清白的人才能睡得这么踏实，”他说，“可是您不是前一种人，也不是后一种人，那么您，朋友，应该略为早一点起床。……”

“现在几点钟了？”

“快到十一点了。”

“见鬼，眯眼！谁也没有要求您这么早就叫醒我！您要知道，今天我五点多钟才睡觉，要不是您，我就会一直睡到傍晚去。”

“可不是！”我听见波里卡尔普的男低音在隔壁房间里讲话，“他还嫌睡得不够呢！他已经睡到第二天了，却还嫌不够！那么您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波里卡尔普走进卧室里来，问道，他瞧着我，那神情就像是聪明人瞧着傻瓜一样。

“星期三。”我说。

“当然，对极了。为了您，一个星期里要特意造出两个星期三来呢。……”

“今天是星期四！”医生说，“这样看来，您，好朋友，真是把星期三一整天都睡过去了？妙！妙得很！那么请您容我问一句，您喝了多少酒？”

“我一连两天没有睡觉，喝了……我记不得喝了多少酒。”

我把波里卡尔普打发走，开始穿衣服，向医生叙述我最近刚经历过的那些“疯狂的夜晚，放肆的谈吐”，这些东西在浪漫歌曲里倒显得那么美妙缠绵，然而在实际生活里却那么丑恶。我在叙述中极力不超出“轻松的风俗画”的范围，只讲事实，不发议论，这跟一个喜爱总结和推理的人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我一面讲，一面装出我讲的都是些小事，一点也没使我不安似的。我顾到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高洁，知道他对伯爵的厌恶，就有许多事瞒住没说，有许多事只是一笔带过，可是尽管我讲得油腔滑调，尽管我说话的口气带点讽刺，医生在我讲话的那段时间里却始终严肃地瞧着我的脸，不时摇头，不耐烦地耸肩膀。他一次也没微笑过。……显然，我的“轻松的风俗画”给他留下的印象很不轻松。

“为什么您不笑，眯眼？”我结束我的叙述，问道。……

“要不是这些事是由您讲给我听的，要不是出了一件事，我就不会相信这些话。这也太不像样了，朋友！”

“您说的是哪件事？”

“昨天傍晚有个农民来找我，说您粗野地用船桨打了他。……他叫伊凡·奥西波夫。……”

“伊凡·奥西波夫……”我耸了耸肩膀。……“这名字我头一次听到！”

“高高的个子，棕红色的头发……脸上有雀斑。……您回想一下！您用船桨打了他的头。”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奥西波夫，我也从没用船桨打过谁的头。……这都是您在做梦，老先生！”

“求上帝保佑这是做梦才好。……他来找我，带着卡尔涅耶沃村乡公所的公文，要求我开个医疗证明。……公文上写着，是您把他打伤的，他并没有说谎。……现在您不记得了？那是硬伤，在额头的高处，接近生头发的地方。……您把他打得见了骨头，老兄！”

“我不记得了！”我小声说。……“他是什么人？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卡尔涅耶沃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你们在湖上纵酒行乐的时候，是他在划桨。……”

“嗯……也许吧！我不记得了。……大概当时我喝醉了，无意间一失手……”

“不，不是无意间。……他说您为一件什么事生了他的气，把他骂很久，后来您暴跳如雷，跑到他跟前，打了他，有人能做见证。……不但这样，您还嚷着说：‘我要打死你这个混蛋！’……”

我脸红了，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想不起来了！”我说，用尽全力回想往事，“我记不得了！您说我‘暴跳如雷’。……我喝醉了酒，就恶劣得不能原谅！”

“这可真好！”

“那个农民分明打算出我的丑，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本身：我打了人。……难道我能动手打人？我为什么要打那个可怜的农民呢？”

“是啊。……医疗证明，当然，我不能不给他开，不过我没有忘记劝他来找您。……您好歹跟他私下了结算了。……伤势还算轻，可是我们不妨私下里考虑一下，伤口在头部，而且碰到头盖骨，这就是严重的事了。……不乏这样的事例：表面看来，头部的伤势不算什么，属于轻微的打伤，结果却造成头盖骨的坏疽病，于是弄得伤者去见祖先[33]了。”

“眯眼”讲得上了劲，站起来，在墙旁边走来走去，挥着手，开始向我详尽地讲述他的外科病理学知识。……他滔滔不绝地讲到头盖骨坏疽病啦，脑炎啦，死亡啦，以及其他种种可怕的情形，还做出无穷无尽的解释，说明伴随着这种大有可疑，而且使我不感兴趣的未发现的大陆[34]就会发生肉眼能看见的，以及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各种过程。

“您别说了，东拉西扯的一大套！”我制止了他的有关医学方面的长谈。……“莫非您不知道这些话多么乏味吗？”

“乏味倒没关系。……您得听着，痛悔前非。……也许下一次您就会小心一点，不致干出不必要的蠢事了。……要是您不跟奥西波夫私下了结这件事，那个讨厌的家伙也许就会闹得您丢了官！堂堂菲米斯的祭司[35]，却因为打人而受审……这可真是大笑话！”

只有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才能对我谆谆教诲，而我又能平心静气地听着，不皱眉头。我也只容许他用刺探的目光看我的眼睛，把追究的手伸进我灵魂的深处。……我和他是在最正确的意义上的朋友，互相尊敬，不过我们之间也有芥蒂，那性质是不愉快而且棘手的。……有个女人像黑猫[36]似的夹在我们中间。这永恒的战争原因[37]使我们之间产生芥蒂，不过总算还没惹得我们翻脸，我们仍然和平相处。眯眼是很好的人。……我喜欢他朴实的脸，那张脸上的神情绝不会千变万化。我也喜欢他的大鼻子，眯缝的眼睛，稀疏的棕红色胡子。我喜欢他那又高又瘦、肩膀很窄的身材，礼服和大衣穿在他身上显得很肥大，如同挂在衣架上一样。

他的长裤做得很不合身，使膝部出现一些难看的皱褶，而裤腿又被靴子踩得一塌糊涂。他的白色领结老是歪在一边。……不过您不要以为他生性疏懒。……您看一下他那善良而聚精会神的面容，就会明白他没有工夫顾到外表，再者他也不会打扮。……他年轻，诚实，不求虚荣，热爱他的医学，老是四处奔走，这就足以弥补他不修边幅所形成的种种缺陷。他像艺术家一样不懂金钱的价值，往往为了自己的癖好而毫不介意地牺牲生活的舒适安乐，因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是个一文不名的人，连糊口也不易。……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把钱花在女人身上，可是另一方面，他靠工作和私人行医挣来的两千卢布，却很快花得精光，就像我饮酒作乐时花钱的情形一样。有两种嗜好耗光他的钱：他喜欢把钱借给别人，又喜欢根据报纸上的广告订购物品。……任何人来告帮，他都把钱借出去，一句话也不说，更不提还钱的事。……他对人的良心的盲目信心是无论如何也没法消除的，这种信心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经常订购报纸广告所吹嘘的各种物品上。……一切东西，不管是需用的也罢，不需用的也罢，他一概订购。他订购书籍，单筒望远镜，滑稽杂志，“一百件一套”的餐具，天文钟。……无怪乎那些到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家里去的病人，往往错把他的房间看成仓库或者博物馆。……他上当不止一次，可是他的信心反而更强烈，更盲目了。……他是很好的人，在这篇小说以后的篇章中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遇见他。……

“哎呀，我在您这儿耽搁那么久。”他看一眼他那价钱便宜、没有表盖的怀表，忽然醒悟过来说。那表是他从莫斯科订购，“保证使用五年”的，然而已经修理过两次了。“我该走了，朋友！再见，您要当心啊！伯爵家这种纵酒行乐不会有好下场！更不用说这对您的健康有害了。……啊，对了！明天您到捷涅沃去吗？”

“明天到那儿去干什么？”

“本区教堂的节日嘛！大家都去，您也去吧！一定要去！我已经对人应许过，说您一定去。您不要弄得我成了说谎的人。……”

至于他应许过谁，那是不必多问的。我们心照不宣。医生向我告辞以后，穿上他的旧大衣，走了。……

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有些不愉快的思想开始在我脑子里翻腾，为了驱除它们，我就走到写字台旁边去，极力不想心思，不分析问题，动手拆阅收到的信件。……头一个扑进我眼帘里来的信封装着如下一封信：

我的心上人谢辽查！请你原亮（谅）我来打搅你。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找谁好了。……这未免太不像话。当然，现在是找不回来了，我也不心疼，不过你想想看，要是可以从（纵）容盗贼的话，正派的女人就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平安地过活了。你走后，我在长沙发上醒过来，发觉我丢了许多东西。有人偷去我的手镯、金袖扣、项练（链）上的十颗珍珠，还从我的手提包里取去大约一百卢布。我原想告诉伯爵，可是他在睡觉，我只好就这样走了。这不好。这是伯爵的家，可是有人随便偷东西，像在小饭铺里一样。你对伯爵说一声吧。我吻你，问你好。爱你的季娜。

讲到伯爵大人家里盗贼充斥，这在我已经算不得新闻。在我的记忆里关于这类事情我已经有很多材料，这时候我就把季娜的信归并到那里面去。迟早我要利用这些材料的。……我知道那些贼是谁。

黑眼睛的季娜的信和她那粗大的笔迹，使我联想到彩石精镶的客厅，在我心里勾起想要饮酒以解宿醉的那种欲望。不过我克制了自己，用我的意志力强逼自己埋头工作。起初我极力辨认民事执行吏的潦草字迹，感到说不出的乏味，不过后来我的注意力渐渐集中在一个撬锁盗窃案上，工作得津津有味了。那一整天我都在我的写字台旁边坐着，波里卡尔普不时从我身旁走过，怀疑地瞧我的工作。他不相信我沉得住气，随时等着我会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吩咐他给左尔卡鞴上鞍子。然而将近傍晚，他看见我一直不懈怠，才相信了，于是他脸上的阴郁表情就换成满意的表情了。……他开始踮起脚尖走路，小声说话。……有些小伙子拉着手风琴走过我的窗口，他就走到街上，吆喝道：

“你们这些魔鬼，干吗在这儿走来走去？到别的街上去！莫非你们这些邪教徒，不知道我家的老爷在办公？”

傍晚，他把茶炊送到饭厅里，然后轻轻地推开我的房门，亲切地招呼我去喝茶。

“您去喝茶吧！”他说，温柔地叹口气，恭敬地微笑着。

我喝茶的时候，他轻轻地从我后边走过来，吻我的肩膀。……

“这样才好，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喃喃地说，“您朝那个淡黄色头发的魔鬼啐口唾沫，叫他滚蛋吧。……您有这么高明的头脑，又受过教育，哪能不务正业呢？您的工作是高尚的。……应当叫大家都佩服您，敬畏您才是。要是您跟那个魔鬼一起砸开人家的脑袋，穿着衣服下湖洗澡，大家伙儿就会说：‘一点脑筋都没有！这个人没出息！’这种名声就传遍世界了！动武打人，只配商人去干，上流人干不得。……上流人该研究学问，办正事才对。……”

“得了，别说了，别说了。……”

“您不要再跟伯爵来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如果您要交朋友，那么巴威尔·伊凡内奇[38]大夫岂不是好人？他不过穿得破烂点，可是他很有脑筋！”

波里卡尔普的诚恳打动我的心。……我想对他说句亲切的话。……

“现在你在看什么小说？”我问他说。

“《基度山伯爵》。看看那个伯爵[39]！那才算是真正的伯爵呢！他可不像您那个伯爵似的胡来！”

喝完茶，我又坐下来工作，一直干到眼皮耷拉下来，疲乏的眼睛合上为止。……我上床睡觉的时候，吩咐波里卡尔普五点钟叫醒我。

第二天一早五点多钟，我快活地吹着口哨，用手杖敲掉一路上野花的小头，徒步走到捷涅沃村去，这天恰好是本区教堂的节日，我的朋友“眯眼”，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约我到那儿去。那天早晨风和日丽。仿佛幸福本身就挂在大地上空，映在闪闪发光的小露珠里，招引行人的灵魂似的。……树林笼罩在晨光里，安安静静，纹丝不动，好像在谛听我的脚步声和鸟雀的鸣叫声，那些鸟雀一遇到我，就都露出怀疑和惊吓的神情。……空气浸透春天花草的清香气息，温柔地沁入我健康的肺部。我呼吸着这种空气，抬起欢乐的眼睛极目四望，感到春天和青春，觉得幼小的桦树、道旁的细草、一刻不停地嗡嗡叫的小金虫，好像都跟我有同感似的。

“既然这儿给生活和思想预备下这么广阔的天地，”我想，“那么世上的人何必挤在他们窄小的陋室里，受着他们狭隘而浅薄的思想的束缚呢？他们何不到这儿来呢？”

我这种饶有诗意的幻想汹涌奔放，不愿意转过来考虑冬天和面包，然而正是这两种苦恼才驱使诗人们困守在寒冷乏味的彼得堡和污秽的莫斯科，在那种地方诗歌固然可以换来稿费，诗人却是得不到任何灵感的。

农民们那些络绎不绝的大车和地主们的小马车从我身旁经过，匆忙地赶去做弥撒，或者到市集上去。我不得不时常脱掉帽子，回报农民们和熟识的地主们的殷勤问候。人人都邀我“顺便搭车”，然而步行比乘车好得多，我就一一谢绝了。除了别人以外，伯爵家的花匠弗兰茨也坐着轻便马车从我身旁过去，身穿蓝色上衣，头戴骑手的便帽。……他用带着睡意而无精打采的眼睛，懒洋洋地看我，然后更加懒洋洋地把手举到帽檐那儿行了个礼。他的马车后面拴着一个五维德罗[40]的木桶，上面加了铁箍，看来是个酒桶。……弗兰茨那可憎的嘴脸和他的木桶多多少少搅扰了我诗意的心境，然而不久我的诗情又占了上风，因为我听见身后来了马车声，回头一看，瞧见一辆沉重的大马车，由两匹枣红马拉着，我的新相识“红姑娘”就在那辆沉重的大马车上，坐在皮面的赶车座位上，两天前跟我谈起母亲被“电”劈死的那个姑娘就是她。……奥莲卡的小脸俊俏，刚刚洗过，还带点睡意，不过她一看见我，小脸就神采焕发，微微泛起红晕。当时我在路旁挨近树林的小道上走着，她快活地向我点头，微微一笑，样子那么亲切，只有老相识相见才会那样。

“早晨好！”我对她叫了一声。

她用手对我做了个飞吻，然后就同她那辆沉重的大马车一起从我的眼前消失，没容我把她那俊俏娇嫩的小脸看个够。这一次她没穿红衣服。她穿一件腰下肥大的墨绿色裙子，上面钉着大纽扣，头戴宽边草帽，不过她还是像上次一样招我喜欢。我很想跟她攀谈几句，听听她的声音。我有心在灿烂的阳光下看一下她那对深邃的眼睛，就像那天傍晚在亮闪闪的电光下看那对眼睛一样。我恨不得叫她从那辆难看的大马车上下来，要她跟我并排走完余下的路，要不是“世俗的规矩”作梗，我真就那样做了。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她会乐于答应这种要求的。……大马车拐弯走进高耸的赤杨树林，她回过头来看过我两次，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从我的住所到捷涅沃村，有六俄里远。这点路程在晴朗的早晨，对年轻人来说，几乎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六点钟刚过，我就已经穿过那些大板车和市集上货棚之间的通路，朝捷涅沃村的教堂挤过去。尽管天时还早，弥撒还没有结束，空中却已经弥漫着做买卖的喧哗声。大车的吱嘎声、马的嘶鸣声、母牛的吼叫声、玩具喇叭的呜呜声，跟贩马的茨冈的嚷叫声和已经醉醺醺的农民的歌唱声混在一起。多少快活的、悠闲的面孔，多少形形色色的人！这一大群人穿着花花绿绿、色彩鲜艳的衣服，让早晨的阳光照着，显得多么美妙、活跃啊！所有这些人，好几千人，拥挤，走动，吵吵嚷嚷，急于在几个钟头里办完自己的事，以便到黄昏时分各自走散，在广场上留下些零碎的干草、散落在各处的燕麦、核桃的硬壳，作为纪念。……教堂那边，密密麻麻的人群拥进去，走出来。……

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放出金光，跟太阳一样亮。它光芒四射，像是在金色的火焰里燃烧。十字架下面的教堂圆顶也燃着那样的火焰，新漆过的绿油油的圆顶迎着太阳闪亮。在明晃晃的十字架背后，清澈深远的蓝天辽阔地铺展开来。我穿过挤满人的院子，走进教堂。我进去的时候，弥撒刚开始，那儿还刚在念《使徒行传》。教堂里颇为沉静，只有念经声和摇着手提香炉的助祭的脚步声打破寂静。人们安静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虔诚地定睛看着敞开的圣障中门，听着拖长音调的念经声。乡村的礼节，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乡村的规矩，严格禁止任何人有意破坏教堂里那种肃穆的气氛。每逢我在教堂里不得不微笑或者谈话的时候，老是觉得难为情。不幸，我在教堂里难得不遇见熟人，真遗憾，我的熟人太多了。照例，我刚刚走进教堂里，立刻就会有个“知识分子”走到我跟前来，先是讲上一大套关于天气的开场白，然后开始讲他琐碎的私事。我回答一声“对”或者“不”，然而我太拘礼，不好意思完全不理睬同我谈话的人。我这样拘礼，弄得我大吃苦头：我一面谈话，一面发窘地斜起眼睛看旁边祈祷的人，生怕我这样闲谈会得罪他们。

这一回我也没能避开熟人。我一走进教堂，就看见我的女主人公，也就是我在来捷涅沃的路上遇见的“红姑娘”。

可怜的姑娘站在人丛中，脸红得像虾一样，满头大汗，用恳求的眼睛看遍所有的脸，希望找到救星。她夹在稠密的人群中，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好似一只小鸟给人用拳头使劲捏紧了。她见到我，苦笑一下，对我点点她那好看的下巴。

“看在上帝面上，把我领到前面去！”她开口说，抓住我的袖子，“这儿非常闷热，而且……拥挤。……我求求您！”

“可是要知道，前面也拥挤！”我说。

“不过那儿的人都穿得干净，体面。……这儿都是老百姓，我们该站在前面。……您也应当站在那边。……”

这样看来，她脸红倒不是因为教堂里闷热拥挤。地位高下的问题在折磨她小小的头脑！我听从好虚荣的姑娘的请求，小心推开左右的人，把她一直领到讲经台旁边，我们县里上流社会[41]的全部精华就在那儿聚齐。我把奥莲卡安插在符合她力争上流的愿望的位子上以后，就在上流社会后边站住，开始观察。

那些男人和女人照例交头接耳地谈话，嘻嘻地笑。调解法官卡里宁用手指头比划着，摇着头，低声对地主杰利亚耶夫讲他的病。杰利亚耶夫几乎大声骂医生，劝调解法官到一个叫叶甫斯特拉特·伊凡内奇的人那儿去看病。女人们见到奥莲卡，就拿她做好话题，叽叽咕咕地谈起来。看来，只有一个姑娘在祈祷。……她跪在地下，黑眼睛凝神望着前面，努动嘴唇。她没注意到一绺鬈发从帽子底下滑落下来，散乱地披在苍白的鬓角上。……她没有注意到我和奥莲卡就站在她旁边。

她是调解法官卡里宁的女儿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我上文提到有个女人像黑猫似的夹在我和医生之间，我指的就是她。……医生十分爱她，只有像我的可爱的眯眼，巴威尔·伊凡诺维奇那样的好人才能爱得那么深。……现在他像一根竿子似的插在她身旁，两只手贴着裤缝，伸直脖子。……偶尔他把充满爱情和询问的眼睛转过去，瞟一眼她聚精会神的脸。……他似乎在守卫她祈祷，眼睛里闪着热情而又苦恼的愿望：希望她在为他祷告。可是说来伤心，他知道她在为谁祷告。……她不是为他祷告。……

等到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我就对他点一下头。我俩从教堂里走出去。

“我们到市集上去逛一逛吧。”我提议说。

我们点上纸烟，沿着一长排货棚走去。

“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近来怎样？”我跟医生一起走进卖玩具的货亭，问他说。……

“挺好。……她的身体似乎不错……”医生回答说，眯缝着眼睛看一个小小的玩具兵。它脸上涂成雪青色，穿着鲜红的军服。“她问起过您。……”

“她问起我什么事呢？”

“随便问问。……她生气了，因为您很久没到她家里去。……她想跟您见面，问起您对她家突然冷淡的原因。……您本来几乎每天都去，后来却一下子不上门了！……就像断绝来往似的。……连招呼也不打了。……”

“您胡扯，眯眼。……确实，我因为不得空而没再去拜访卡里宁家。……真的就是这样。至于我同这家人的关系，仍旧跟先前一样好。……我遇见她家的人，素来都是打招呼的。”

“不过，上星期四您遇见过她的父亲，他招呼您，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您却认为不必理睬他。”

“我不喜欢调解法官那个蠢货，”我说，“我一瞧见他那副嘴脸就受不了，不过我总算还能勉强跟他打招呼，握一下他伸过来的手。星期四我多半没有注意到他，再不然就是没认出他来。您今天心绪不好，亲爱的眯眼，您总是挑毛病。……”

“我喜欢您，好朋友，”巴威尔·伊凡诺维奇说，叹口气，“可是我不相信您的话。……‘没有注意到他，没有认出他来。……’我既不要听您的辩白，也不要听您的托词。……这些话既然不大真实，又有什么意思昵？您是个正派的好人，不过您那病态的脑子里有一小块东西像钉子似的戳在那儿，对不起，那块东西弄得您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多谢多谢。”

“您不要生气，好朋友。……求上帝保佑我说错了才好，不过我总觉得您有点儿心理变态。有时候，您违背您的意志和您良好的天性而生出一些欲望，做出一些举动，使得那些把您看做正人君子的人莫名其妙。……说来也真奇怪，我荣幸地知道您有高尚的道德原则，可是此外您又有些突如其来的冲动害得您干出骇人听闻的坏事来，试问这两种东西怎么能同时并存呢？这是什么野兽？”巴威尔·伊凡内奇忽然转过身去，改变声调，对货主说，同时把一个木制的野兽拿到自己眼睛跟前，那东西有人的鼻子和马的鬃毛，背上有灰色纹路。

“狮子，”货主打着呵欠说，……“可也许是什么别的野兽。鬼才闹得清楚！”

我们从出售玩具的货棚里出来，往“卖布的”小铺走去，那边的生意做得很兴隆。

“这些玩具只能骗骗孩子，”医生说，“它们使人对各种植物和动物的概念弄得混乱不堪。比方拿那只狮子来说吧。……它身上有纹路，毛色深红，吱吱地叫。……难道狮子会吱吱地叫吗？”

“听我说，亲爱的眯眼，”我说，“看样子您有话要跟我说，可是您似乎不好开口。……您说吧。……我乐于听您讲，哪怕您说出使人不愉快的话来也没关系。……”

“朋友，愉快也罢，不愉快也罢，反正您听着好了。……我有许多话要跟您说。……”

“您从头讲吧。……我洗耳恭听就是。……”

“我已经向您表白过我的看法，认为您有点儿心理变态。现在您想听一听证据吗？……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有时候也许稍稍尖刻点……您听了我的话会不好受，不过您别生气，朋友。……您知道我对您的感情：我喜欢您胜过喜欢县里所有别的人，我尊敬您。……我对您讲这些话不是要责备您、批评您，不是要挖苦您。我俩要客观些，朋友。……我们要用毫无成见的眼睛来考察您的心理状态，就像考察肝脏或者胃脏一样。……”

“好，那我们就客观些。”我同意说。

“好极了。……我们就从您和卡里宁一家人的关系说起。……要是您回忆一下，就会想起您是在一到我们这个为上帝所保佑的县里就去拜访他们的。他们并没先去拜会您，要跟您结交。……可是您从头一次登门拜访起，就态度高傲，说话带讥诮的口气，又跟纵酒的伯爵相好，惹得调解法官不满意，要是您自己不登门拜访，调解法官的家里就不会有您这个客人。您记得吗？您跟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认识了，就几乎天天都到调解法官家里去。……不管谁什么时候到那儿去，总是能碰见您。……他们招待您可真是殷勤极了。大家尽量好心地款待您。……父亲是这样，母亲是这样，那些小妹妹也是如此。……他们待您就跟待亲戚一样亲热。……他们称赞您，抬举您，您说上一句半句俏皮话，他们就扬声大笑。……他们把您看做顶聪明、顶高尚、顶文雅的人。您似乎了解这些，用亲热回报亲热，每天都去，甚至在节日前夕，人家正在打扫和忙碌的时候您也去。最后您在娜坚卡[42]的心里引起她对您的那种不幸的爱情，这对您来说也已经不是秘密。……根本不可能是秘密！您明知她满心爱您，还是不断地去。……后来怎么样呢，朋友？一年以前，您忽然无缘无故、出人意外地不再去访问了。他们等了您一个星期……一个月……一直等到今天，可是您始终没露面。……他们给您写信，您不回信。……最后您甚至不打招呼了。……您素来注重礼貌，而您的这种行动当然显得极其无礼！为什么您这么突如其来地跟卡里宁一家断绝关系？他们得罪您了？没有。……您对他们厌烦了？如果是这样，您尽可以逐步断绝关系，不该用这种使人伤心的方式，毫无理由地一刀两断嘛。……”

“我不去做客，”我笑着说，“我就成了心理变态者。您多么天真啊，亲爱的眯眼！一下子绝交也罢，逐步绝交也罢，岂不都是一样？一刀两断甚至还老实些，少做些假。不过这都是些小事！”

“就算这都是些小事，就算您有不便说出口、外人也无权过问的理由促使您这样突然改变态度吧。可是您后来的举动该怎样解释呢？”

“您能举个例子吗？”

“比方说，有一次您到我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去，我不知道您要到那儿去办什么事。执行处主席问您，怎么在卡里宁家里见不到您了，您就说……您想想您都说了些什么！‘我怕他们要我结婚！’这就是从您嘴里讲出来的！而且这是在开会的时候说的，声音又响又清楚，会场上百把个人都能听见！这种话算是俏皮？回答您的是哄堂大笑，大家纷纷说起下流的刻薄话来，说什么到处拉丈夫啦等等。您这句话让一个坏蛋听去了，他就到卡里宁家里去，正赶上他们吃饭，就把您的话告诉娜坚卡了。……您为什么要这样伤人，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挡住我的去路，在我面前站住，睁大恳求的而且几乎是泪汪汪的眼睛瞧我的脸，继续说：

“为什么要这样伤人？为什么？就因为那个好姑娘爱您？就算她的父亲跟所有的父亲一样，对您有意吧。……他做父亲的自然会注意一切人：既注意您，也注意我，还注意玛尔库津。……所有的父母都一样。……毫无疑问，她既然满心爱您，也许就指望做您的妻子。……那么因此就该给她一个响亮的耳光？老兄啊，老兄！他们对您有意，岂不就是您自己招来的？您每天都去，平常的客人就不会去得那么勤。您白天跟她一块儿钓鱼，傍晚跟她一块儿在园子里散步，不准外人打搅你们的单独会面[43]……您明知道她爱您，却一点也不改变您的举动。……既然有这种种迹象，还能说您无意吗？我当时就相信您会跟她结婚的！可是您……您诉苦，您讥笑！这是为什么？她有哪点对不住您？”

“您不要嚷，亲爱的眯眼，人家在看我们了，”我说，回避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话，“我们停止这种谈话吧。这成了娘们儿耍贫嘴了。……我只要对您说两三句话，您就明白了。我到卡里宁家去，是因为我寂寞无聊，而且对娜坚卡发生了兴趣。……她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姑娘。……说不定我真会同她结婚，不过后来知道您在我之前早已想赢得她的心，知道您对她并非无意，我就决定悄悄走开了。……在我这方面来说，跟您这样的好人捣乱，未免太狠心了。……”

“多承关照，谢谢[44]！我并没向您要求过这种仁慈的恩赐，而且，现在据我从您脸上的表情来判断，您刚才讲的也不是真话，只不过随便说说，根本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再者，尽管我是个好人，这却没有妨碍您在最后几次访问中的某一次在凉亭里向娜坚卡求婚，要是那个好人真想跟她结婚的话，这下子就叫苦连天了！”

“嘿，嘿！……您从哪儿知道那次求婚的，亲爱的眯眼？要是人家把这样的秘密都告诉您，那就可见您的事情进行得不坏呢！……不过，您气得脸色发白，几乎打算动手打我。……您居然还劝我，说要客观些呢！您多么可笑，亲爱的眯眼！得了，让我们丢开这些废话……到邮局去吧。……”

我们就往邮局走去，那儿的三个小窗子喜气洋洋地面对着市集的广场。隔着一道灰色的栅栏，就是我们的收信员玛克辛·费多罗维奇的五颜六色的花圃，他在我们县里是以培植花坛、苗床、草地等等的行家闻名的。

我们正赶上玛克辛·费多罗维奇在做很愉快的工作。……他挨着他的绿色桌子坐着，高兴得脸色发红，微微地笑，像翻书页那样翻着一大叠每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看来，他见到别人的钱也会兴致勃勃。

“您好，玛克辛·费多雷奇[45]！”我跟他打招呼说，“您从哪儿弄来这么一大笔钱？”

“喏，这是汇到圣彼得堡去的。”收信员说，畅快地微微一笑，用他的下巴指一指墙角，那儿有把椅子，在这邮局里仅有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乌黑的人影。……

那个人见到我，就站起身，往我这边走过来。我认出他就是我的新相识和我的新仇人，那一次我在伯爵家里喝多了酒，曾狠狠地侮辱过他。……

“您好。”他说。

“您好，卡艾坦·卡齐米罗维奇，”我回答说，假装没看见他伸过来的手，“伯爵身体好吗？”

“谢天谢地。……不过他有点寂寞。……他随时都在盼望您去。……”

我在普谢霍茨基脸上看出他有心跟我谈话。既然那天傍晚我骂过他“猪”，他怎么还会有心跟我谈话呢？他的态度怎么会变了？

“您的钱好多呀！”我瞧着他汇出去的一叠一百卢布的钞票说。

仿佛有谁把我的脑筋拨弄了一下！我看见那些钞票当中有一张已经烧焦了边，有一角已经完全烧掉了。……那就是我先前送到善多尔牌蜡烛上去打算烧掉的那张一百卢布钞票，当时我拿来付给那些茨冈，可是伯爵不收，我就把它丢在地下，却给普谢霍茨基拾去了。

“与其让火烧掉，”他当时说，“不如由我拿去送给穷人的好。”

现在他把它汇给一个什么样的“穷人”呢？

“七千五百卢布，”玛克辛·费多雷奇拖着长声报数说，“一点不错！”

刺探别人的隐私是不应该的，不过我又非常想弄明白黑眉毛的波兰人汇到彼得堡去的是谁的钱，汇给谁。无论如何这笔钱不会是他的，也不会是伯爵要他汇的。

“必是他偷了醺醉的伯爵的钱，”我暗想，“又聋又蠢的猫头鹰尚且能偷伯爵的钱，那么这只蠢鹅把爪子伸进伯爵的口袋里去，岂不是不费吹灰之力？”

“啊……顺便我也要汇一点钱，”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忽然想起来，说，“你们猜怎么样，诸位先生？简直叫人没法相信！花十五卢布就能买五件东西，而且不要寄费！一个单筒望远镜，一个天文钟，一份日历，另外还有别的东西。……玛克辛·费多雷奇，借给我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

眯眼把十五卢布汇出去，我收到一些报纸和信件，我们就从邮局的办公室里走出来。……

我们往教堂那边走去。眯眼跟在我后面，脸色苍白，无精打采，跟秋天的白昼一样。这场他极力要表现得“客观”的谈话出乎意外地使他非常不安。

教堂里在敲钟。稠密的人群从门口台阶上慢慢走下来，这个行列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在这个教会行列前面，有旧的神幡和乌黑的十字架高举在人群的上空。阳光灿烂地映在教士们的法衣上，圣母像放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的人也在那边！”医生指指我们县里的上流社会说，他们同人群分开，站在一旁。

“那只能算是您的人，不是我的人。”我说。

“那也一样。……我们到他们那边去吧。……”

我往熟人那边走过去，开始点头打招呼。调解法官卡里宁，这个高身量、宽肩膀，留着白胡子，生着虾一般的暴眼睛的人，站在众人前面，凑着他女儿的耳朵讲话。他装出没注意到我的样子，尽管我向他那边的一群人行了个“总的”鞠躬礼，他却没有一点回礼的动作。

“再见，小天使，”他用含泪的声调说，吻他女儿的苍白额头，“你一个人坐车回家去吧，我到傍晚就回来。……我去做客，时间不会太久。”

他又吻一下女儿，对上流社会畅快地笑一笑，然后严厉地皱起眉头，猛的转过身去，对一个站在他身后、胸前佩着乡村警察的圆牌的农民说话。

“我的马车总该很快就来了吧？”他声音沙哑地说。

乡村警察打了个哆嗦，开始挥动胳膊。

“小心，马车来了！”

紧跟在宗教行列后面的人群就让出一条路来，调解法官那辆漂亮的马车响起小铃铛，来到卡里宁面前。卡里宁坐上车去，庄严地点一下头，对人群喊了声“小心啊”，一眼也没看我就从我眼前消失了。

“简直是一头神气活现的猪，”我凑着医生的耳朵小声说，“我们离开这儿吧！”

“可是难道您不想跟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谈一谈？”巴威尔·伊凡内奇问。

“我该回家了。没有工夫。”

医生气愤地瞧着我，叹了口气，走开了。我对大家行了个礼，往货棚那边走去。我一面穿过拥挤的人群，一面回过头去看调解法官的女儿。她在瞧我的背影，仿佛要试一试我是否经得住她那纯洁、锐利而又充满沉痛的委屈和责备的目光。

“这是为什么？！”她的眼睛说。

我胸中有个什么东西开始翻腾起来，我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痛苦和害臊。我忽然想转回去，用尽我那温柔的，还没完全变坏的灵魂的力量去安慰和爱抚那个热烈地爱我却受到我欺侮的姑娘，对她说这件事不能怪我，都要怪我那该死的傲气，它妨碍我生活，呼吸，迈步。那是种愚蠢的傲气，死要面子，充满虚荣心。眼下既然我知道而且看见本县的长舌妇和“险恶的老太婆”[46]的眼睛盯住我的每一个动作，那么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怎么能伸出和解的手去呢？与其惹得他们不再相信我那种为蠢女人极其喜爱的“刚强”性格和傲气，还不如让他们用讥诮的目光和笑容去奚落她好。

刚才我跟巴威尔·伊凡内奇谈起那些促使我突然不再到卡里宁家去拜访的理由，我没有说老实话，而且说得完全文不对题。……我隐瞒了真正的理由，其所以隐瞒，是因为那理由太渺小，我羞于说出口。……那理由小得不值一提。……事情是这样的：我最后一次登门拜访的那天，当我把左尔卡交给马夫牵走、走进卡里宁家的正房的时候，忽然听见这样一句话：

“娜坚卡，你在哪儿呀？你的未婚夫来了！”

这句话是她父亲，调解法官说的，多半没料到我会听见。可是我听见了，我的自尊心受不住了。

“我是未婚夫？”我想。……“谁允许你叫我未婚夫的？有什么根据？”

我胸中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断了。……我的傲气在我心里翻腾，我把到卡里宁家来的路上所想起的一切，统统置之脑后了。……我忘记我已经引得那个姑娘动了心，而且我自己也开始依恋她，只要有一个傍晚没见到她就过不下去。……我忘记她那对秀丽的眼睛夜以继日地从不离开我的心头，忘记她那善良的笑容和清脆的语声。……我忘记了那些平静的夏日傍晚，它们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她来说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那糊涂父亲的一句蠢话激起我的疯魔般的傲气，在这种傲气的冲击下，一切都土崩瓦解了。……我气得冒火，转身离开那所房子，骑上左尔卡急驰而去，暗自起誓一定要叫卡里宁“吃点苦头”，他居然没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算做他女儿的未婚夫了。……

“况且沃兹涅森斯基爱她……”我在回家的路上为我的出人意外的决裂辩白道，“他早在我之前就开始在她身旁转来转去了。我认识她的时候，人家已经把他看做未婚夫了。我绝不妨碍他！”

从那时候起我一次也没到卡里宁家里去过，不过有些时候我却为想念娜嘉而痛苦，我的灵魂如饥如渴，急着想恢复旧日的关系。……然而全县已经知道决裂的经过，知道我“逃婚”了。……那我的傲气就不能让步了！

谁知道呢？要是卡里宁没有说过那句话，要是我不那么愚蠢地骄傲和挑剔，也许我就用不着回过头去看她，她也不必用那样的眼光看我了。……不过就连这样的眼光，这种委屈和责备的感情，也总比我们在捷涅沃教堂外相逢几个月以后我所看见的那种眼光好得多！如今在她那对黑眼睛的深处闪现的痛苦，其实仅仅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的开端，这场灾难犹如一列突然开来的火车会把这个姑娘轧得粉身碎骨。……她目前的悲伤无非是小花，这朵花一旦结了果，就会把可怕的毒汁注入她娇弱的身躯和忧伤的心灵！

我走出捷涅沃村，沿着今天早晨走过的那条路往回走。太阳表明目前是中午。……农民们的大板车和地主们的小马车如同今天早晨那样辘辘地响着，小铃铛发出清脆的声音，闹得我的耳朵不得安静。花匠弗兰茨又赶着车子走过去，车后的酒桶这一次大概装满酒了。……他又用失神的眼睛瞟我一眼，把手举到帽檐行了个礼。他那难看的相貌惹得我讨厌，可是我跟他相逢而得来的沉重印象，这一次又让守林人的女儿奥莲卡消除了，她赶着沉重的大马车追上了我。……

“让我搭一下您的车吧！”我对她叫道。

她快活地向我点头，停住车。我在她身旁坐下，这辆大马车就吱吱嘎嘎地响，顺着大路奔驰而去。大路像一条明亮的带子穿过三俄里长的捷涅沃树林中的小道。我们沉默地互相看着，有两分钟之久。

“她真美！”我瞧着她的细脖子和丰满的下巴，暗自想道，“如果要我在娜坚卡和她两个人当中选一个，我就会选中她。……她比较自然，生气蓬勃，天性也比较开朗奔放。……要是她落在一个好人手里，就会成为了不起的女人！那一个却阴沉，幻想多……聪明。”

奥莲卡脚下放着两块麻布和几包东西。

“您买了多少东西！”我说，“您要这么多麻布做什么用？”

“这还不够我用的呢！……”奥莲卡回答说，“这是我顺便买下的。……您没法想象我有多忙！喏，今天我在市集上转了整整一个钟头，明天还得进城去买东西。……然后又得做衣服。……您听我说，您那边有没有熟识的、出外做裁缝的女人？”

“好像没有。……可是您买那么多料子干什么用？做衣服干什么？您家里人口不算太多嘛。……数来数去也就是那么一两个。……”

“你们这些男人真是奇怪！您什么也不懂！将来您结了婚，要是您婚后看见您的妻子穿得破破烂烂，您就会生气。我知道彼得·叶果雷奇不在乎，可是我从一开头起就穿得不像个主妇的样子，也未免不成话。……”

“这跟彼得·叶果雷奇什么相干？”

“哼！……您在开玩笑了，好像根本不知道似的！”奥莲卡说，脸色微微发红。

“小姐，您在叫人猜谜了。……”

“那么莫非您没听说？要知道，我就要嫁给彼得·叶果雷奇了！”

“嫁？”我惊愕地说，瞪大眼睛。……“嫁给哪个彼得·叶果雷奇？”

“哎，我的上帝！就是乌尔别宁啊！”

我瞧着她发红的笑脸。……

“您……嫁给他？嫁给乌尔别宁？您可真会开玩笑！”

“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玩笑。……我简直不懂，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

“您嫁给……乌尔别宁……”我说着，脸色发白，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要不是玩笑，那算是什么呢？”

“哪儿是玩笑！……我简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可奇怪的……”奥莲卡说完，噘起小嘴。

在沉默中过去一分钟。……我瞅着美丽的姑娘，瞅着她年轻而又几乎孩子气的脸，不由得暗自纳罕：她怎么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呢？我立刻想象她跟上了年纪、身体发胖、红脸膛的乌尔别宁站在一起，他生着招风耳和一双粗硬的手，那双手一碰到她，就会擦伤这个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女人的身体。……这个俊俏的林中仙女既然在天上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的时候，能够带着诗情凝望天空，那么，她想到那样的画面难道能不害怕？我，就连我都吓坏了！

“不错，他老了点，”奥莲卡说，叹口气，“不过另一方面，要知道，他爱我。……他的爱情是靠得住的。”

“问题不在于爱情是不是靠得住，而在于幸福不幸福。……”

“我跟他一起会幸福的。……他，谢天谢地，有家产，不是什么穷光蛋、叫花子，而是贵族。我，当然，并不爱他，不过，难道只有为爱情结婚的人才幸福？我可见识过那种为了爱情的婚姻！”

“我的孩子，”我惊恐地瞧着她的明亮的眼睛，问道，“您是什么时候把这种可怕的世故装进您那可怜的小脑袋里去的？就算您在跟我说笑话吧，不过您是在哪儿学会这么老气横秋而又粗俗地说笑话的？……在哪儿？在什么时候？”

奥莲卡惊讶地瞧着我，耸动肩膀。……

“我不明白您说的话……”她说，“您看到年轻的姑娘嫁给老头子而感到不愉快吧？是吗？”

奥莲卡忽然涨红脸，兴奋得下巴颤动起来。她没等我答话就很快地讲道：

“这种事惹得您不满意？那么请吧，您自己住到树林里去……住到那枯燥乏味的地方去，只有青鹰和疯癫的父亲做伴……您就等年轻的男子来上门求婚吧！那天傍晚，您对那个地方很满意，可是您该冬天来看一看，在那样的时候我恨不得……干脆死了才好。……”

“哎，这都是胡闹，奥莲卡，这都是幼稚，愚蠢！如果您不是说笑话，那……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您还是住嘴的好，不要胡说八道弄脏空气了！换了我是您，我早就在七棵杨树上吊死了，可是您却买麻布……笑嘻嘻的！唉！”

“至少他会拿钱给我父亲治病……”她低声说。……

“您要多少钱给父亲治病？”我嚷起来，“拿我的钱吧！一百？……两百？……一千？您撒谎，奥莲卡！您不是要给父亲治病！”

奥莲卡告诉我的消息使我十分激动，我竟没注意到我们的大马车已经驶过我的小村子，这时候进了伯爵的院子，在管家的门口停下了。……我看见孩子们跑出来，看见乌尔别宁带着笑脸跑过来扶奥莲卡下车，我就从马车上跳下来，也没告辞就往伯爵的正房跑去。那儿正有新消息等我。

“来得真巧！来得真巧！”伯爵迎着我说，用又长又尖的唇髭搔了搔我的脸，“你再也选不出更恰当的时候了！我们刚刚坐下来吃中饭。……这儿的人，当然，你都认得。……恐怕你不止一次跟他们在司法方面起过冲突吧。……哈哈！”

伯爵伸出两只手指着两个男人，他们坐在柔软的圈椅上，吃凉牛舌。我闷闷不乐地认出其中一个就是调解法官卡里宁，另一个是白发苍苍的小老头，脑袋上有一大块月亮形秃顶，他是我的老相识巴巴耶夫，一个富有的地主，在我们县里担任常任委员。我一面打招呼，一面惊讶地瞧着卡里宁。……我知道他多么痛恨伯爵，在全县说他的坏话，然而现在却在伯爵家里津津有味地吃牛舌加豌豆，喝十年的陈酿。一个正派人怎么解释他这次访问呢？调解法官注意到我的目光，大概也领会我的心思了。

“我今天专门到各处拜客，”他对我说，“我要走遍全县。……所以，您瞧，我也到爵爷这儿走一趟。……”

伊里亚送来第四份餐具。我坐下，喝了一杯白酒，开始吃饭。……

“这不好，爵爷。……不好！”卡里宁继续方才由于我走进来而中断的谈话，“这在我们这些小人物倒不算罪过，可您是个有地位的、阔绰的、赫赫有名的人。……您心灰意懒就是罪过了。”

“这话是实在的：这是罪过……”巴巴耶夫同意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问。

“尼古拉·伊格纳契奇给我出了个好主意！”伯爵对调解法官那边点一下头，说，“他到我这儿来……坐下吃饭，我就对他抱怨说我感到烦闷无聊。……”

“他对我抱怨烦闷无聊，”卡里宁打断伯爵的话说，“他觉得烦闷，心情忧郁……这样那样的。……一句话，他意气消沉。……有点奥涅金[47]的样子。……我就说：‘这都要怪您自己，爵爷。’……他问：‘怎么呢？’我说：‘这很简单嘛。……’我说：‘您为了不烦闷就工作……经营田产吧。……经营田产是很好的工作，妙极了。……’他说，他倒有心经营田产，可是仍然感到乏味。……他缺乏所谓的欢欣鼓舞的因素。……缺乏那种……该怎么说好呢……呃呃……那种……激起强烈情绪的东西。……”

“哦，那么您出了什么主意呢？”

“认真说来，我没出什么主意，只是斗胆对爵爷责难几句。我说：您，爵爷，那么年轻……又受过教育，赫赫有名，怎么能与世隔绝呢？我说，难道这不是罪过吗？您哪儿也不去，什么人也不接待，任什么地方也见不到您……倒像个老头子或者隐士似的。……您在自己家里办个盛会，我说……搞个所谓的会客日[48]，那费得了多大事呢？”

“可是他搞会客日有什么用？”我问。

“什么叫‘有什么用’？第一，要是爵爷家里办晚会，他就可以结交上流社会人士……对他们进行所谓研究了。……第二，上流社会人士也可以荣幸地同本地最富的地主比较亲密地来往。……这就是所谓的彼此交流思想，谈话，欢欢喜喜。……要是仔细一想，那我们这儿有多少受过教育的小姐和男舞伴啊！……这能办出些多么热闹的音乐会、舞会、野餐会，您想一想吧！大厅这么大，园子里又有凉亭，还有……其他种种。……简直可以办出些全省的人连做梦也见不到的业余演出和音乐会呢。……真的！您想一想！……现在这些东西几乎无影无踪，埋在土里了，可是到那时候……您就想一想吧！要是我有爵爷这样的家业，我就要叫大家看看应该怎么生活！可是他却说什么闷得慌！说真的……这话听着都可笑……甚至叫人难为情呢。……”

卡里宁巴眼睛，想做出确实难为情的样子。……

“这是十分有道理的，”伯爵说，站起来，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我家里能办出精彩的晚会来。……音乐会啦，业余演出啦……所有这些确实都能办得出色。……再者这些晚会不但能使社会人士快乐，而且能起教育作用！……可不是吗？”

“嗯，对，”我同意道，“等到我们的小姐们瞧见你这副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尊容，她们就一下子感染到文明精神了。……”

“你老是说笑话，谢辽查，”伯爵不高兴地说，“你从来也没有好心好意地给我出过什么主意！你觉得样样事情都可笑！我的朋友，现在也该丢掉这种大学生的习气了！”

伯爵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开始对我叙述他的冗长乏味的看法，讲到他的晚会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益处。他讲起音乐、文学、舞台、骑马郊游、打猎。单是打猎就能把全县最优秀的人物聚合在一起！……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跟您谈一谈！”伯爵在饭后告别的时候对卡里宁说。

“那么，爵爷，您容许全县对这件事抱着希望吗？”调解法官问。

“当然，当然。……我要发展这个想法，尽心竭力地办。……我高兴……甚至很高兴呢。……您自管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吧。……”

临到调解法官坐上马车，说一声“走吧”，他脸上流露出来的那副志得意满的神情，倒很该看一看呢。他那么高兴，甚至忘了我和他的旧怨，临别的时候居然叫我“好朋友”，还紧紧地握我的手。

客人们走后，我和伯爵挨着桌子坐下，继续吃饭。这顿中饭我们一直吃到傍晚七点钟，可是桌子上的餐具撤掉以后，又给我们摆晚饭了。年轻的酒徒是知道应该怎样消磨两顿饭之间的漫长时间的。我们一直不停地喝酒，小口地吃东西，借以保住我们的胃口，要是我们完全不吃东西，胃口就倒了。

“今天你给谁汇过钱没有？”我想起今天早晨在捷涅沃邮局里见到的那叠每张一百卢布钞票，问伯爵说。

“我没给谁汇钱。”

“那就请你说说看，你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新朋友卡齐米尔·卡艾坦内奇，或者卡艾坦·卡齐米罗维奇，是个阔人吗？”

“不是的，谢辽查。他是穷人！……不过另一方面，他有多么好的灵魂，多么好的心！你不该这么轻蔑地谈到他……攻击他。……老兄，你得学会辨别人。我们再喝一杯吧？”

到吃晚饭的时候，普谢霍茨基回来了。他看见我坐在桌子那儿喝酒，就皱起眉头，在我们的桌旁转来转去，觉得最好还是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他推托头痛，说不吃饭了，不过伯爵劝他在自己房间里，在床上吃饭，他倒也没表示反对。

我们吃第二道菜的时候，乌尔别宁走进来。我认不得他了。他那红色的宽脸膛喜气洋洋。满意的笑容甚至似乎扩展到他的招风耳和他那不时拉正漂亮的新领结的胖手指头上去了。

“我们的奶牛得病了，大人，”他报告说，“我打发人去请过我们的兽医，不料他出远门了。要不要派人去请城里的兽医呢，大人？要是我派人去，他会不理，不来，不过要是您给他写封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也许奶牛得的是小病，可或许是大病也未可知。”

“好，我来写一封信……”伯爵含糊其词地说。

“我给您道喜，彼得·叶果雷奇。”我站起来说，对管家伸出手去。

“道什么喜？”他小声说。

“您不是要结婚了吗？”

“对，对，你想想看，他要结婚了！”伯爵开口说，往脸红的乌尔别宁那边挤一下眼睛，“你看如何？哈哈哈！他闷声不响，闷声不响，可是忽然间，吓你一跳！你知道他娶的是谁？那天傍晚我和你猜对了！我们，彼得·叶果雷奇，那时候就已经断定您那颗调皮的心有点不对劲。他瞧了瞧您和奥莲卡说：‘喏，这家伙迷上她了！’哈哈！您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彼得·叶果雷奇！”

乌尔别宁小心而恭敬地坐下，用眼睛招呼一下伊里亚，要他再送一盆汤来。我给他倒了一杯白酒。

“我不喝。”他说。

“得了，您比我们喝的还多呢。”

“我以前是喝酒的，现在我却不喝了，”管家含笑说道，“现在我不能喝。……没有什么理由再喝了。……谢天谢地，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事情已经办妥，完全合我的心意，甚至超过了我的期望呢。”

“喏，为这件喜事您至少也该喝一杯这种酒。”我说着，给他斟上一杯白葡萄酒。

“这种酒倒可以喝一杯。我以前确实喝得很多。现在我可以在大人面前老实地认错了。我往往从早喝到晚。早晨一起床，就想起这个东西……喏，自然而然，就立刻往小柜子那边走去。……现在，谢天谢地，用不着再借酒浇愁了。”

乌尔别宁喝下一大杯白葡萄酒。我又给他斟满一杯。他把这杯也喝下去，不知不觉地醉了。……

“这件事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呢……”他说，忽然发出孩子般的幸福笑声，“喏，我瞧着这个戒指，想起她表示同意的话，真没法相信。……这件事甚至可笑。……是啊，我这么大的年纪，又生着这么一副相貌，能指望这个值得尊敬的姑娘不嫌弃我，肯做我……我那些孤儿的母亲吗？你们看得清楚，她是个美人儿，是天使下凡！这简直是奇迹啊！您又给我斟酒？……也好，喝最后一次吧。……从前是借酒浇愁，现在是欢喜得喝酒了。……当初我是多么难过，先生们，心里压着多少愁苦啊！我是一年前见到她的，可是你们相信不？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得安稳，没有一个白天不灌这种白酒来……浇我那愚蠢的弱点，没有一天不骂我自己愚蠢。……我往往站在窗前瞧她，欣赏她，然后……就扯我自己的头发。……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吊算了。……不过，谢天谢地……后来我豁出去了，索性向她求婚，结果呢，你们猜怎么着，我就像挨了一斧子似的！哈哈！我听着，不相信我的耳朵了。……她说：‘我同意，’可是我听起来却像是说：‘滚开吧，糟老头子。’……后来她吻了我，我才相信了。……”

五十岁的乌尔别宁一想起他同富有诗情的奥莲卡初次接吻，就闭上眼睛，脸红得像小孩一样。……我看见这副样子却觉得恶心。……

“先生们，”他用幸福亲切的眼睛瞧着我们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为什么你们白白浪费生命，把它扔到窗外去？人世间一切活人的最大幸福，为什么你们避之唯恐不及呢？要知道，放荡的生活提供的快乐，及不上安静的家庭生活向你们提供的百分之一！年轻人啊……大人和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现在感到幸福，而且……上帝看得见我多么喜爱你们两位！请原谅我愚蠢的忠告，不过……要知道我希望你们幸福！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家庭生活是好事。……它是每个人的责任！……”

这个就要跟年轻女人结婚，劝告我们抛弃放荡生活，改过安静的家庭生活的老人，露出幸福而感动的神情，这却使我受不了。

“对，”我说，“家庭生活是责任。我同意您的看法。那么您这是第二次尽您的责任吧？”

“是的，第二次。我本来就喜欢家庭生活。做单身汉或者鳏夫，对我来说只能算是半个生活。不管你们怎么说，两位先生，夫妇生活总是大事！”

“当然。……那么即使丈夫的年纪几乎比妻子大两倍，也是如此吗？”

乌尔别宁脸红了。他正把一匙汤送到嘴里去，可是他的手开始发抖，汤就流回盆里去了。

“我明白您想说什么，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喃喃地说，“我感激您的直爽。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这样做不卑鄙吗？我心里难过！可是现在既然我时时刻刻感到幸福，既然我忘了我年老，忘了我相貌丑……把一切都忘了，那我哪儿还顾得上问我自己，解答各种问题呢！我是人[49]，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就算年龄不相当的问题在我脑子里出现一秒钟，我也总是找得出理由来回答，尽力安慰自己。我觉得我似乎给了奥尔迦幸福。我使她有了父亲，使我的孩子们有了母亲。不过所有这些都近似长篇小说，而且……我头晕了。您不该给我喝白葡萄酒的。”

乌尔别宁站起来，用餐巾擦一下脸，又坐下了。过不久，他一口气喝下一大杯酒，用恳求的眼睛久久地瞧着我，像是求我体恤他似的，随后他的肩膀突然耸动，他出人意外地哭起来，像个孩子似的。

“这没什么。……没什么……”他止住哭，喃喃地说，“你们不用担心。您说了那句话以后，我的心让一种预感揪紧了。不过这也没什么。”

乌尔别宁的预感实现了，而且实现得那么快，我都来不及换笔尖，换稿纸。从下一章起，我那心平气和的缪斯脸上的平和神情就要换成愤怒和悲伤了。序言结束，正戏开场了。

人的犯罪意识抬头了。

我想起那个美好的星期日早晨。从伯爵教堂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清澈的蓝天。整个教堂，从彩画的圆顶直到地板，笼罩在曚昽的亮光里，神香的一缕缕细烟在亮光里快活地盘旋。……从敞开的窗口和门口传来燕子和椋鸟的歌声。……有一只麻雀显然胆大包天，竟然从门口飞进来，吱吱地叫，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好几次投进曚昽的亮光里，最后飞出窗外去了。……教堂里也在歌唱。……唱得十分和谐，富于感情，兴致勃勃，当我们的小俄罗斯歌手们感到自己是当前这个时刻的英雄，看见人们不时扭过头来看他们的时候，才能唱得如此卖劲。……曲调大多欢乐轻快，就跟在墙上和做礼拜的人们衣服上闪耀着的一块块明亮的阳光一样。……尽管婚礼曲的调子欢畅，我的耳朵却在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然而柔和、清亮的男高音里听出一种发自丹田的忧郁之声，仿佛这个男高音见到俊俏而富有诗情的奥莲卡同笨重的、熊一般的、上了年纪的乌尔别宁并排站着，感到惋惜似的。……再者，也不单是男高音瞧着这对年龄不相当的夫妇感到惋惜。……我放眼看去，许多人脸上虽然极力装得高兴畅快，可是就连呆子都能看出怜悯的神情。

我穿一身簇新的礼服，站在奥莲卡身后，把一顶婚礼冠举在她的头上。我脸色苍白，身子不大舒服。……我昨天喝多了酒，又在湖上游乐，这时候头痛欲裂，不时看一下我那只举着婚礼冠的手是不是在发抖。……我心绪恶劣，心惊肉跳，就跟淫雨绵绵的秋夜在树林里走路一样。我心烦，厌恶，惋惜。……好像有些猫在抓挠我的心，有点类似良心负疚的感觉。……那儿，在我的灵魂深处，藏着一个小魔鬼，他顽强而执拗地对我小声说：如果奥莲卡同粗笨的乌尔别宁的婚姻是罪过，那么在这个罪过里我也有责任。……这想法是怎么来的呢？莫非我能把这个年轻的傻丫头从她那种不可理解的冒险和毫无疑问的错误里解救出来吗？……

“谁知道呢！”小魔鬼低声说。……“这你心里有数！”

我有生以来见过许多年龄不相当的婚事，不止一次地站在普基烈夫的画[50]前面，读过许多以夫妇不相称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且我也熟悉生理学，知道生理学是断然反对年龄不相当的婚姻的，然而我生平还一次也没经历过目前我站在奥莲卡背后担任傧相的时候所经历的这种可憎的精神状态，我无论用什么力量都无法摆脱它。……不过，如果激动我心灵的仅仅是怜悯，那为什么以前我参加其他婚礼的时候就没产生过怜悯的感情呢？……

“这不是怜悯，”小魔鬼低声说。……“这是嫉妒。……”

然而只有热恋的人才会嫉妒，难道我爱这个红姑娘？要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姑娘我见一个爱一个，那我的心就会顾不过来，再说，那也太过分了。……

我的朋友卡尔涅耶夫伯爵站在后边，就在教堂门口，挨着钱柜卖蜡烛。他把头发梳得溜光，又搽了发油，身上散发出使人头昏脑涨、透不过气来的香水味。今天他显得那么可爱，我早晨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忍不住对他说：

“今天你，阿历克塞，看上去像是卡德里尔舞的理想男舞伴呢！”

他对所有进进出出的人都送上一副甜蜜蜜的笑容。我听见他对每个在他那儿买蜡烛的女人都说些冗长乏味的恭维话。他这个命运的宠儿，从来没有用过铜币，不知拿它们怎么办才好，不时把五戈比铜币和三戈比铜币掉在地上。气度庄严的卡里宁，脖子上挂着斯坦尼斯拉夫勋章，站在他身旁，把胳膊肘倚在钱柜上。他神采奕奕，满脸放光。他高兴，因为他那关于“会客日”的想法落在良好的土壤里，已经开始结果。他在灵魂深处对乌尔别宁千恩万谢！乌尔别宁的婚姻是荒唐的，不过另一方面，倒也很容易利用这个机会办头一个盛会呢。

虚荣心重的奥莲卡一定兴高采烈。……从举行婚礼用的读经台起直到圣障中门，我们县里的名门闺秀排成两行。……这些客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就连伯爵本人结婚，她们也不过这样打扮，不能打扮得更华丽了。……她们大多是贵族。……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教士家庭或商人家庭的。……其中甚至有些贵妇人，奥莲卡早先认为跟她们连打招呼的资格都没有。……奥莲卡的未婚夫固然是管家，享有特权的仆人，不过她的虚荣心不可能因此受到挫伤。……他是贵族，在邻县拥有一份抵押出去的田产。他的父亲做过本县的首席贵族，他自己也在原籍当过十年调解法官。……那么这个小贵族的女儿的虚荣心还需要什么呢？就连她的傧相，全省闻名的乐天派[51]和风流人物，也能给她的骄傲添光彩。……所有的客人都在瞧他。……他风头十足，就跟四万个傧相合成他一个似的。尤其非同小可的是他没有拒绝做她这个默默无闻的女人的傧相，而以前，大家都知道，就连贵族们请他做傧相，他还不肯呢。……

然而虚荣心重的奥莲卡并不高兴。……她脸色苍白，不下于她不久以前从捷涅沃市集上买回来的麻布。她那只举着蜡烛的手微微发抖，下巴偶尔哆嗦一下。她的眼神有点发呆，仿佛她突然为一件什么事感到惊讶和害怕似的。……昨天她还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兴致勃勃地讲起她的客厅里要糊什么壁纸，她应该哪一天接待客人，等等。当时她眼睛里闪着的快活神情现在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现在她的脸容过于严肃，超过这个庄严的场合的要求了。……

乌尔别宁穿着簇新的礼服。他装束体面，然而头发却梳得像一八一二年的正教徒。他照例脸色通红，神态严肃。他的眼睛在祈祷，他每念完“天主啊，宽恕吧”，就在胸前画十字，画得特别郑重。

我身后站着乌尔别宁前妻所生的孩子，中学生格利沙和淡黄头发的小姑娘萨霞。他们瞧着父亲通红的后脑壳和一对招风耳。他们的脸上打着问号。他们不明白父亲要奥丽雅阿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她带到家里去。萨霞光是感到惊讶，可是十四岁的格利沙皱起眉头，从眉毛底下阴沉地看人。假使他的父亲要求他同意这件婚事，他是多半会反对的。……

婚礼进行得特别庄严。三个祭司和两个助祭主持宗教仪式。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害得我那只举着婚礼冠的手发酸，平素喜欢观赏婚礼的太太们也不再看那对新婚夫妇了。监督祭司把祷告辞念得抑扬顿挫，一个字也不漏掉。歌手们唱一首长而复杂的歌。诵经士趁此机会稍稍卖弄一下深沉的男低音，把《使徒行传》念得慢而又慢。……不过最后，监督祭司总算把我手里的婚礼冠接过去……新婚夫妇接吻。……客人们活动起来，打乱了整齐的行列。传来道喜声、接吻声、赞叹声。乌尔别宁神采奕奕，满面笑容，挽住新娘的胳膊，我们就出去，走到露天底下。……

如果那些跟我一起在教堂里观礼的人当中，有人认为这些描写不完备，不大确切，那就请他把这种粗疏归因于我头痛和我上述的精神状态吧，它们妨碍我观察和注意。……当然，要是那时候我知道将来要写小说，我就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低头看着地板，也不管头痛不头痛了！

有的时候命运会毫无顾忌地开个尖酸刻薄的玩笑！新婚夫妇还没来得及走出教堂门，就碰上一件扫兴而意外的怪事。……参加婚礼的行列在阳光下显得五彩缤纷，正从教堂往伯爵家里走去，忽然奥莲卡后退一步，站住，使劲拉了一下丈夫的胳膊肘，弄得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他跑出来了！”她说，恐慌地瞧着我。

可怜的姑娘！原来她那疯癫的父亲，守林人斯克沃尔佐夫，顺着林荫路，迎着这个队伍跑过来。他挥舞胳膊，脚下跌跌绊绊，疯狂地转动眼珠，构成一幅十分难看的画面。如果他没穿他那件花布长袍，没趿着拖鞋，总之，要不是他那身破烂同他女儿婚服的华丽很不相称，那么也许这个场面还不算丢人。他脸上带着睡意，头发被风吹散，睡衣敞开着。

“奥莲卡！”他跑到他们跟前，吐字不清地说，“为什么你走了？”

奥莲卡涨红脸，斜起眼睛看那些笑眯眯的女客。可怜的姑娘羞得满脸发烧。……

“米特卡没关上门，”守林人对着我们继续说，“贼要摸进来还有什么困难？……去年厨房里就有个茶炊让人偷去，现在她简直是要放进贼来把我们偷光了！”

“不知道这是谁把他放出来的！”乌尔别宁对我小声说，“我本来吩咐过把他关起来。……好朋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发发慈悲，好歹想个办法叫我们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想个办法吧！”

“我知道谁偷了您的茶炊，”我转过身去对守林人说，“我们走吧，我来指给您看。”

我就搂住斯克沃尔佐夫的腰，带他往教堂那边走去。……我把他带进教堂院子里，跟他谈了一阵，后来我估计婚礼的行列已经走进房子，就丢下他走了，没指出他那个被人偷去的茶炊在什么地方。

不管同疯子相逢是多么意外，多么离奇，然而这件事还是不久就被人忘记了。……命运却给新婚夫妇送来一件新的怪事，而且更加离奇。……

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大家在长饭桌旁坐下来用饭。

凡是看惯伯爵住宅里的蛛网、潮霉、茨冈姑娘的呼喊的人，瞧着这群平淡乏味的人用日常的闲谈打破古老而无人居住的房间的寂静，就会感到奇怪。这个五颜六色的嘈杂人群类似一群椋鸟顺路飞到荒废的墓园里休息一下，或者（但愿那些高尚的鸟原谅我这种譬喻！）类似一群鹳鸟在南迁的日子遇到天近黄昏而在荒凉的城堡的废墟上停下来过夜。

我坐在那儿，憎恨这个人群。他们正带着无聊的好奇心观看卡尔涅耶夫伯爵家里日益衰败的财富。彩石精镶的墙壁、布满浮雕的天花板、豪华的波斯地毯、洛可可式[52]的家具，件件都引起他们的欣赏和惊叹。伯爵留着两撇小胡子的脸上不断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他毫无愧色地承受客人们对他的热烈奉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他对这个家素来不闻不问，他家里的财富和这些华丽的陈设根本不是由他出力挣来的，而且恰好相反，他倒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难以至蔑视，因为他对祖祖辈辈不是几天而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产，抱着野蛮人那种麻木不仁的冷漠态度！只有精神上的瞎子和心灵上的乞丐才看不见在每块日益灰白的大理石上，每幅图画上，伯爵花园的每个幽暗角落里，都凝结着许多人的汗水、眼泪、老茧，而那些人的子女目前却挤在伯爵小村子的农舍里。……在婚宴上坐着的人中间有很多财主，他们无需迎合伯爵，尽可以说出甚至最尖锐的真理，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对伯爵说，他那得意的笑容愚蠢而不得体。……人人都认为应该阿谀地微笑，说几句不值钱的捧场话！如果这是“普通的”礼貌（我们许多人都喜欢把事情推到客气和礼貌上去），那我宁可喜欢那些用手抓东西吃、从别人餐具上拿过面包来、用两个手指头擤鼻涕的粗人，而看不上这些花花公子。……

乌尔别宁不住地微笑，不过这在他倒是另有原因的。他笑得又谄媚又恭敬，而且像孩子般幸福。他那畅快的笑容同狗的幸福不相上下。一条忠心而充满热爱的狗被主人摩挲着，感到幸福，于是为了表示感激就快活而真诚地摇尾巴。……

他像阿尔方斯·都德的长篇小说里的长兄黎斯雷[53]一样，满面春风，高兴得直搓手，瞧着年轻的妻子，心花怒放，忍不住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谁想得到这个年轻的美人儿会爱上像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呢？难道她另外就找不到一个年轻点和体面点的男人吗？这些女人的心真是莫测高深！”

他甚至大起胆子转过脸来对着我胡说起来：

“真的，新的时代来了，瞧瞧！嘻嘻！老头子从年轻小伙子鼻子底下把这么个仙女夺走了！你们怎么都不管呀？嘻嘻。……是啊，如今的年轻小伙子比不上当年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的感激心情汹涌起伏，要把他宽阔的胸膛胀破了。他不时站起来，把酒杯凑过去跟伯爵碰杯，用兴奋得发抖的声音说：

“我对您的感情，大人，您是知道的。……不过今天您为我出那么多的力，相形之下我对您的热爱就不值一提了。……我哪儿配得上大人这样照拂，这样关心我的喜事呢？只有伯爵们和银行家们才这样铺排他们的婚事呢！多么阔气，来了多少贵宾。……哎，何必再说这些呢？……请您相信，大人，我永世也忘不了您，永世也忘不了我一生中这个最好、最幸福的日子。……”

如此等等。……看来，奥莲卡不喜欢她丈夫那种过分的奉承。……他的话在赴宴的人们脸上引起微笑，她显然觉得不好受，甚至似乎为那些话感到害臊。……她尽管喝过一杯香槟酒，却仍然跟先前一样闷闷不乐，神态阴郁。……她的脸色还是像在教堂里一样苍白，眼神也还是那么惊恐。……她没开口说话，懒洋洋地回答所有的问话，听到伯爵的俏皮话就勉强笑一笑，几乎没碰那些山珍海味。……喝醉的乌尔别宁越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她那张俊俏的小脸就越是显得不幸。我简直不忍心看那张脸。为了不去看它，我就极力看我面前的盆子。

应该怎样来解释她这种悲哀呢？莫非懊悔开始咬这可怜的姑娘的心了？要不然也许是她的虚荣心期望更加盛大的排场吧？

第二道菜端上来的时候，我抬起眼睛看她，她那神情使我难过得心都痛了。可怜的姑娘正要回答伯爵一句无谓的问话，却做了个用力吞咽的动作：原来她嗓子眼发紧，快要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她没放下捂在嘴上的小手绢，像受惊的小野兽那样胆怯地瞧着我们，要看明白我们是不是看出她要哭了。

“您今天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伯爵问，“哎哎！彼得·叶果雷奇啊，这都怪您不对！您费心叫您的妻子高兴起来吧！诸位先生，我要求亲嘴。哈哈！……当然，不是我要亲嘴，而是，那个……要他们亲嘴！苦啊！[54]”

“苦啊！”卡里宁接着喊道。

乌尔别宁的红脸膛上堆满笑容，站起来，开始巴眼睛。奥莲卡经不住客人们一再喊叫，出于无奈，只得微微欠起身子，把她那不动的和毫无生气的嘴唇向乌尔别宁送过去。……乌尔别宁吻了她一下。……奥莲卡抿紧嘴唇，仿佛生怕再来吻她似的，然后她看我一眼。……大概我的眼光不那么和善。……她见到我的眼光，忽然涨红脸，弯下身子去拿手绢擤鼻涕，想借此好歹掩盖她极慌张的心情。……我不由得暗想，她在我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为那一吻，为婚事害臊了。……

“我哪会碍你的事呢？”我想，可是同时我的眼睛没放松她，极力要弄明白她慌张的原因。……

可怜的姑娘受不了我的眼光。固然她脸上的红晕不久就消退了，可是另一方面，她的眼睛里却迸出泪水，真正的泪水，这种泪水是以前我在她脸上从没见到过的。……她把手绢盖住脸，站起来，跑到饭厅外面去了。……

“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头痛，”我赶紧解释她离席的原因说，“今天早晨她就对我抱怨过头痛。……”

“得了吧，老兄！”伯爵打趣道，“这跟头痛没有关系。……这都是亲嘴惹出来的事，她难为情了。诸位先生，我宣布严厉惩罚新郎！他没教会新娘亲嘴！哈哈！”

客人们听了伯爵的取笑大为欣赏，哈哈大笑。……然而他们不应该笑。……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新娘却没回来。……大家沉默了。……就连伯爵也不再说笑话。……奥莲卡的离席引人注目，尤其是因为她一句话也没说就突然走掉了。……姑且不谈这首先违背了礼节，主要的是奥莲卡在接吻后立刻就从桌旁走掉，仿佛因为别人硬逼她跟丈夫接吻而生气了。……不能认为她走是因为怕难为情。……怕难为情只要一两分钟也就过去了，总不会永远难为情下去，她离席虽然只有十分钟，我们大家却觉得她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些男人们醉醺醺的头脑里已经闪过多少恶意的想法，而那些可爱的太太小姐们也已经准备下多少难听的坏话啊！新娘离开饭桌走掉了，这是本县“上流社会”情场中一个多么有声有色的戏剧性场面！

乌尔别宁开始心神不宁地往两边看。

“她必是神经出了问题……”他嘟哝说，“要不然也许是她的装束出了什么毛病。……谁知道呢，这些女人！她马上就会回来的。……一会儿就来。”

可是又过了十分钟，她还是没来，他就用悲惨的和恳求的眼睛瞧着我，我不由得怜惜他了。……

“要是我出去找她，该没有什么关系吧？”他的眼睛说，“您，好朋友，能帮我摆脱这种可怕的局面吗？您可是这儿最聪明、大胆、机智的人，您就帮帮我的忙吧！”

我听从他那悲惨的眼睛的祈求，决定帮他的忙。至于我怎样帮他的忙，读者随后自会看到。……目前我只想说：每逢我回忆我所扮演的“热心帮忙的傻瓜”[55]的角色，克雷洛夫的那头给隐士帮忙的熊[56]就在我眼里丧失兽类的全部威严，变得黯然失色，成为无足轻重的毛毛虫了。……我和那头熊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我俩都是真心要帮忙而没有预见到我们效劳的恶果，可是我们之间的差别却是巨大的。……我拿起来朝乌尔别宁的额头扔过去的那块石头，要重许多倍呢。……

“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在哪儿？”我问给我端来冷盘的听差说。

“到花园里去了。”他回答说。

“这简直不像话呀，太太们[57]！”我转过身去用取笑的口吻对太太们说，“新娘一走，连我的酒都变酸了！……我得去找她，哪怕她满口牙都痛，也要把她带到这儿来！傧相是有职责的人，他要去表现一下他的权力！”

我站起来，在我的朋友伯爵的响亮鼓掌声中，从饭厅走进花园里。中午的炎阳直射到我那酒后发热的头上。暑气和闷热直扑到我脸上来。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顺着侧面一条林荫道走去，嘴里吹着曲子，充分施展我那侦讯官的本领，扮演一个普通侦探的角色。我察看所有的灌木丛、凉亭、山洞，等到我开始懊悔不该顺右边走而该顺左边走的时候，却忽然听到了古怪的声音。不知什么人在笑，或是在哭。声音是从山洞里发出来的，那个山洞原是我打算最后去侦察的。我赶快走进山洞，迎面扑来潮气、霉味、菌子和石浆的气味，我立刻看见了我要找的人。

她站在那儿，胳膊肘倚着布满黑色青苔的木柱。她抬起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眼睛瞧我，不住地扯头发。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滚下来，像是从海绵里挤出来似的。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啊！”她喃喃地说。

“是啊，奥莲卡，您干的是什么事？”我说，在她面前站住，把我的胳膊交叉在胸前。

“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我的脑子哪儿去了啊？”

“是啊，奥莲卡。……很难解释您为什么走这一步。……说这是缺乏经验吧，这话未免太宽厚，可是说这是堕落，我又不忍心。”

“我直到今天才明白……直到今天！为什么我昨天就没明白呢？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什么都完了！全完了，全完了！我本来可以嫁给一个我所爱的而且也爱我的人！”

“那您嫁给谁呢，奥莲卡？”我问。

“嫁给您！”她说，眼睛坦然地直望着我。……“可是我太性急了！我真蠢！您聪明，高尚，年轻……您阔气。……我一直觉得我高攀不上呢！”

“得了，别哭了，奥莲卡，”我拉住她的手说。……“擦干你的眼泪，我们走吧。……人家在那儿等着。……得了，别哭了，够了。……”我吻她的手。……

“别哭了，姑娘！你做了蠢事，现在遭到报应了。……这都怪你自己。……得了，别哭了，定一定神吧。……”

“你一定爱我吧？对吗？你那么魁梧，那么漂亮！你一定爱我吧？”

“现在该走了，我亲爱的……”我说，十分惊恐地发觉自己在吻她的额头，搂住她的腰，她也把火热的呼吸喷在我脸上，搂住我的脖子。……

“你别哭了！”我喃喃地说。……“够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我把她抱出山洞，种种新的印象搅得我心乱如麻，我把她放在地下，不料几乎就在洞口，我瞧见了普谢霍茨基。……他站在那儿，阴险地瞅着我，轻轻地拍手。……我冷眼打量他，然后挽住奥尔迦的胳膊，往正房走去。

“今天我要叫您从这儿滚蛋！”我回过头去对普谢霍茨基说，“您这种侦探的勾当不会就这么白白过去，不受惩罚！”

我的吻多半很热烈，因为奥尔迦的脸像起了火一样。刚才那些滚滚热泪，如今在那张脸上连一点影踪也没有了。……

“现在我，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豁出去了’！”她喃喃地说，跟我一块儿往正房走去，使劲挽住我的胳膊肘，身子发颤。……“今天早晨我害怕得不知该怎么办好，可是现在……现在呢，我的好心的巨人，我又幸福得不知该怎么办好了！我的丈夫坐在那儿等我呢。……哈哈！那又怎么样？哪怕他是条鳄鱼，是条可怕的蛇，那也无所谓……我什么都不怕！我只爱你，别的都不在我心上！”

我看着她那幸福得通红的脸，看着她那对由于爱情得到满足而充满幸福的眼睛，我的心揪紧了，为这个俊俏而幸福的人的前途担忧：她对我的爱情无非是把她推进深渊里去的另一个力量而已。……这个一味欢笑、不顾前途的女人会落到什么下场呢？……感情在我的内心激荡，使我忐忑不安。那种感情既不能说是怜悯，也不能说是同情，因为它比这两种感情都强烈。我站住，把手放在奥尔迦的肩膀上。……我以前从没见过比她更美丽、优雅而又可怜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推敲、盘算、思考了，我抑制不住我的感情，说：

“马上到我家里去，奥尔迦！马上就去！”

“怎么？你说什么？”她问，不明白我那有点庄重的口气。……

“我们立刻到我家里去！”

奥尔迦微微一笑，对我指着正房。……

“哦，那又怎么样？”我说，“我今天把你带走或者明天把你带走，岂不都是一样？然而这种事还是越快越好。……我们走吧！”

“可是……这有点奇怪。……”

“你，姑娘，是怕惹出笑话来吗？……对，这个笑话不比寻常，非同小可，不过与其把你留在此地，还是闹出一千个笑话来得好！我不能把你留在此地！明白了吧，奥尔迦？丢开你的胆怯，丢开你那种女人的逻辑，听我的话！要是你不愿意断送自己，你就听我的话！”

奥尔迦的眼睛说，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可是另一方面，时间不等人，一直在往前走。他们在那边等我们，我们不能在林荫道上久站。我们得做出决定才行。……我把“红姑娘”搂在怀里，现在她事实上是我的妻子，这时候我才觉得我确实爱她，怀着丈夫的爱情爱她，觉得她是我的，她的命运要由我的良心负责。……我明白我已经跟这个人永久联系在一起，无可挽回了。

“你听我说，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儿！”我说，“这一步是大胆的。……这会闹得我们跟四周的人反目，给我们招来千万种责难和眼泪汪汪的抱怨。也许这甚至会断送我的事业，给我惹来千万种没法解决的麻烦，不过，我亲爱的，事情已经定局了！你就是我的妻子。……我再也不需要比你更好的妻子了，别去理睬她们那些女人！我活一天，就要叫你幸福一天，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你，我要叫你受教育，把你培养成好女人！我对你答应这一点，瞧我向你伸出诚实的手！”

我讲得诚恳动人，富于感情，就像男一号[58]朗诵最激动人心的台词。……我讲得精彩，无怪一只雌鹫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对我拍翅膀。我的奥莲卡接过我伸出去的那只手，用她的两只小手握住，温柔地吻它。然而这并不是表示同意。……这个缺乏经验的女人以前从没听到过演说，这时候她那有点傻气的小脸上现出困惑的神情。……她仍然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说到你家里去……”她沉思地说，……“我不大懂你的意思。……难道你不知道他会怎么说吗？”

“可是他说什么话都由他，这跟你什么相干？”

“怎么叫什么相干？不，谢辽查，你还是别说的好。……别提这个了，劳驾。……你爱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有了你的爱，哪怕在地狱里我也能生活。……”

“可是你怎么生活呢，小傻瓜？”

“我就在这儿住，你呢……每天都到我这儿来。……我就走出来迎接你。”

“可是我一想到你过这种生活，就不能不打哆嗦！……晚上你跟他在一起，白天你跟我在一起。……不，这不行！奥莲卡，目前我那样爱你……简直嫉妒得要发疯。……我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我会有这样的感情。……”

然而我们多么粗心！我搂着她的腰，她温柔地摩挲我的手，而这当儿，随时都可能有人走过这条林荫道，看见我们。

“我们走吧，”我说，缩回我的手，……“你穿上外衣，我们走！”

“可是你干吗这样急急忙忙……”她用哭声抱怨道，……“你匆匆忙忙像是要去救火似的。……上帝才知道你在胡想些什么！刚结完婚就立刻逃跑！人家会怎么说呢！”

奥莲卡耸了耸肩膀。她脸上的神情是那么困惑、惊讶、诧异，弄得我只好摇一摇手，把她的“生活问题”推迟到以后去解决了。再者我们也已经没有工夫继续谈话：我们已经登上露台的石阶，听见人们的说话声了。奥莲卡走到饭厅门口，理一下头发，看一看自己的衣服，走进去。她脸上看不出慌张的神情。出乎我的意外，她是极勇敢地走进去的。

“我把这个逃兵交还给你们，诸位先生，”我走进去说，在我的位子上坐下，“我好不容易才找着的。……我找得累极了。……我走进花园里，东张西望，不料她在林荫道上散步。……‘为什么您在这儿？’我问。……她说：‘没什么，那边太闷！……’”

她看看我，看看客人们，看看她的丈夫……大笑起来。她忽然变得爱笑，高兴起来。我在她脸上看出她很想跟在座的这群人分享她突然得来的幸福，可是又不能用话语表达出来，就把它化成了欢笑。

“我多么可笑啊！”她说，“我哈哈大笑，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笑些什么。……伯爵，您笑吧！”

“苦啊！”卡里宁叫道。

乌尔别宁就咳嗽一声，带着疑问的神情看了看奥莲卡。

“怎么？”她问，皱起眉头。

“人家在喊‘苦’呢。”乌尔别宁笑吟吟地说，站起来，用餐巾擦嘴唇。

奥莲卡站起来，让他吻她那不动的嘴唇。……接吻是冷淡的，可是它更挑旺了在我胸中冒烟的一团火，这团火随时都会燃起熊熊的火焰。……我扭过脸去，抿紧嘴唇，开始等着散席。……幸好不久就散席，要不然我就会忍不住了。……

“跟我来！”饭后我走到伯爵跟前，粗鲁地说。

伯爵惊讶地看着我，跟我走出去，我把他领进一个空房间里。……

“你有什么事，好朋友？”他问，解开坎肩的纽扣，打了个嗝。……

“你在两个人当中挑一个吧……”我说，满腔愤怒，几乎站不稳了。……“要么挑我，要么挑普谢霍茨基！你要是不对我保证过一个钟头叫那个坏蛋离开你的村子，那我从此再也不登你的门了！……我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做出答复！”

伯爵嘴里的雪茄烟掉下地。他摊开两只手。……

“你怎么了，谢辽查？”他问，瞪大眼睛，“你脸色都变了！”

“不要说废话，劳驾！我受不了暗探，流氓，坏蛋，也就是你的朋友普谢霍茨基。我凭我和你的良好关系要求你：叫他立刻离开此地！”

“可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伯爵不安地说，“你为什么这样攻击他？”

“我问你：要我还是要他？”

“可是，好朋友，你把我放在十分为难的地位上了。……等一等，你的礼服上有一根小绒毛。……你要我办的是办不到的事！”

“再见！”我说，“我从此跟你断绝来往。”

我猛的回转身去，走进前厅，穿上外衣，很快地走出去。我穿过花园，往仆人房间走去，打算吩咐他们给我鞴马，不料半路上给人拦住了。……迎着我走过来的是娜嘉·卡里宁娜，手里端着一小杯咖啡。她也来参加乌尔别宁的婚礼，然而有一种意义不明的恐惧促使我避免跟她谈话，这一整天我一次也没走到她跟前去，一句话也没跟她说过。……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临到我走过她面前，微微举一下帽子，她就不自然地压低声音说，“等一下！”

“您有什么吩咐？”我走到她跟前，问道。……

“我没有什么要吩咐的……再者您也不是听差，”她说，凝神看着我的脸，她的脸色白得厉害。……“您匆匆忙忙上什么地方去，不过要是您没有什么急事要办，我可以耽搁您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我甚至不知道您为什么问这样的话。……”

“既是这样，那我们坐下吧。……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她等我们坐下后，继续说，“今天您老是不理我，躲着我，仿佛生怕碰见我似的，可是偏偏今天我下定决心要跟您谈一谈。……我性子高傲，自尊心强……不会硬拉着人谈话……不过一生之中牺牲一次自尊心总还是可以的。”

“您要谈什么呢？”

“我决定今天问一问您。……我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丢脸而难于出口的……我不知道我怎么经受得住。……您回答我的时候不要看着我。……难道您不怜惜我吗，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娜嘉看着我，无力地摇摇头。她脸色越发苍白，上嘴唇颤抖起来，歪向一边……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老是觉得……必是有一种误会，一时意气用事，把您和我拆开了。……我觉得要是我们把话都说出来，一切就会恢复老样子。……要不是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也就下不了决心对您提出您马上就会听到的问题。……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很不幸。……您必然看到这一点了。……我的生活算不得生活。……真是万念俱灰啊。……不过主要的是我有个疑团：我不知道该不该存着指望？……您对我的态度很难令人理解，任何明确的结论都得不出来。……您对我说一下，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办。……那我的生活也就好歹有个方向了。……那我也就能有所决定了。……”

“您是想问我一个问题吧，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我说，预感到她会问个什么问题，已经暗自准备用什么话回答。

“是的，我想问一下。……提这样的问题是丢脸的。……要是外人听见，就会认为我硬要缠住您，就像……普希金的塔吉雅娜[59]一样。……然而这问题是由痛苦逼出来的。……”

确实，这问题是由痛苦逼出来的。临到娜嘉回过脸来对着我，准备提出这个问题，我却吓坏了：娜嘉不住地发抖，手指头痉挛地捏紧，她痛苦而缓慢地逼着自己说出那句关系重大的话来。她的脸色白得可怕。

“我能存着指望吗？”她终于小声说出口，“您不必害怕直说。……不管回答是什么样，总比不明确的局面好。那么怎样？我能存着指望吗？”

她等候回答，可是按我当时的心境，我却没法做出合理的答复。我几乎没听清娜嘉的话，因为我已经喝醉，加以山洞里的遭遇使我激动，普谢霍茨基的侦探勾当和奥尔迦的犹疑不决惹得我气愤填膺，而且我刚刚跟伯爵进行过愚蠢的谈话。

“我能存着指望吗？”她又说一遍，“您回答呀！”

“唉，我心里乱，答不上来，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我摇一下手，站起来，“目前我没法做出任何答复。请您原谅我，我没听清您的话，也没听懂。我愚蠢，刚才在生气。……只是您不该这么激动，真的。”

我又摇一下手，丢下娜嘉走了。直到后来，等我清醒过来，我才明白不回答那个姑娘的简单明了的问题是多么愚蠢和狠心。……为什么我不回答呢？

目前我可以公正地看待过去，我就不再用我当时的心境来解释我的狠心了。……我觉得当时我没回答，是因为我在卖弄风情，装腔作势。人的灵魂是难于了解的，要了解自己的灵魂就更困难。如果我真装腔作势，那就求上帝宽恕我吧！不过，嘲弄别人的痛苦却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

我一连三天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就像关在笼子里的狼一样。我用尽我的非凡的毅力不让自己走出家门。一大叠公文放在案头，耐性地等着我去处理，我却不去碰它。我什么人也不接待，老是骂波里卡尔普，怒气冲冲。……我不让自己到伯爵的庄园去，为要做得这样顽强，可费了我不小的劲。我一千次拿起帽子，又一千次把它放下。……我时而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论如何也要骑上马去找奥尔迦，时而又给自己泼冷水，决定坐在家里。……

我的理智反对我到伯爵的庄园去。既然我已经对伯爵起过誓再也不到他家去，那我还能牺牲我的自尊心和傲气吗？要是经过我们那次愚蠢的谈话以后，我还若无其事地到他那儿去，那个留着长唇髭的花花公子会怎么想呢？这岂不是等于承认我自己错了？……

再者，我既是正直的人，就应该跟奥尔迦断绝一切来往。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下去，只可能给她带来毁灭，不会有别的结局。她嫁给乌尔别宁已经是犯了错误，再跟我私通就是又犯错误。一面跟老丈夫一起生活，一面又瞒着他另找情夫，她岂不成了小荡妇？姑且不谈这样的生活在道德上多么卑劣，总也得考虑一下它的后果啊。

我是个什么样的胆小鬼啊！我既怕后果，又怕现在，还怕过去。……一个普通人会讪笑我这些想法。他不会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不会抱住头，也不会定出各式各样的计划，他会把一切都交给生活去解决，而生活是甚至能把磨盘也磨成粉末的。生活自会消化一切，既不要人帮忙，也不要人同意。……可是我瞻前顾后到了怯懦的程度。……我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由于同情奥尔迦而痛苦，同时转念想到她很可能领会我一时冲动向她提出的建议，真的到我家里来，照我应许她的那样永久住下去，我又吓坏了！万一她听从我的话，跑来找我，那可怎么好？那个“永久”会维持多久？可怜的奥尔迦跟我一起生活，会给她带来什么？我不会跟她成立家庭，因而也就不会给她幸福。不，我不应当去找奥尔迦！

可是另一方面，我的心又发狂似的想念她。……我对她念念不忘，就像初恋的男孩，别人不准他去幽会[60]一样。我被山洞里发生的事诱惑着，一心盼望新的幽会。奥尔迦诱人的音容笑貌一分钟也不肯离开我的头脑，我知道她一定也盼望我去，思念得心焦。……

伯爵派人送来一封封信，一封比一封可怜，低声下气。……他恳求我“忘怀一切”，到他那儿去。他替普谢霍茨基道歉，要求我原谅那个“善良、纯朴而又有点眼光狭小的人”。他感到惊讶，因为我为一点小事就决意断绝老朋友的关系。他在最后写来的一封信上应许说他要亲自到我这儿来，而且如果我乐意的话，还要把普谢霍茨基也带来，说那个人要求我原谅他，“虽然他自己并没感到有什么过错”。我读完一封封来信，却不写回信，总是要求送信来的人不要再来打搅我。我善于装腔作势！

正当我的神经活动达到高潮，有一次我正站在窗前，下定决心到伯爵庄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去走一走，正当我折磨自己，跟自己争论，责骂自己，幻想着我再次和奥尔迦幽会的情景，我的房门却轻轻地开了，我身后响起轻快的脚步声，不久我的脖子就让两条好看的小胳膊搂住了。……

“奥尔迦，是你吧？”我问着，回过头去看。

我凭她火热的呼吸，凭她搂住我脖子的姿态，甚至凭她身上的气味，已经知道是她来了。她把她的小头贴在我的脸颊上，我觉得她脸色异常幸福。……她幸福得说不出话来。……我把她搂在怀里，那种思念和那些疑问一连三天把我折磨得好苦，现在却不知到哪儿去了！我高兴得扬声大笑，蹦蹦跳跳，像小学生似的。

奥尔迦穿一身浅蓝色绸衣服，这跟她白皙的脸色和浓密的亚麻色头发很相称。这件衣服样式时髦，价钱极贵。它大概要破费乌尔别宁年薪的四分之一吧。……

“你今天多么漂亮！”我说，把奥尔迦抱起来，吻她的脖子，“哦，怎么样？近来可好？身体好吗？”

“可你这儿多么寒碜！”她把我的房间扫了一眼，说，“一个阔绰的人，挣很大的薪水，可是生活得多么……简单！”

“可是，我亲爱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得像伯爵那么奢华，”我说，“不过我们别去提我的阔绰了。是哪个好心的神仙把你送到我这个洞穴里来的？”

“慢着，谢辽查，你把我的连衣裙揉皱了。……你把我放下。……我到你这儿耽搁一会儿就得走，亲爱的！我对家里的人说，我去找阿卡契哈，伯爵的洗衣女工，她就住在这儿不远，跟你隔着三户人家。……你放开我，亲爱的，这样不合适。……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来？”

我回答了一句什么话，然后让她在我对面坐下，专心观赏她的美丽。……我们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会儿。……

“你很漂亮，奥莲卡！”我说，叹了口气，“你这么漂亮，简直叫人惋惜、难过呢！”

“为什么惋惜？”

“鬼才知道你嫁了个什么人。”

“可是你还要怎样！我不就是你的吗？喏，现在我来了。……听我说，谢辽查，要是我问你一件事，你会对我说实话吗？”

“当然，会说实话。”

“假如我没嫁给彼得·叶果雷奇，你会娶我吗？”

“大概不会。”我想说出口，然而可怜的奥尔迦心上的那个伤口本来就很痛，我又何必再去挖它呢？

“当然。”我用说实话的口气说。

奥尔迦叹口气，低下了头。……

“我犯了多大的错误，犯了多大的错误啊！最糟的是没法补救了！总不能跟他离婚吧？”

“不能。……”

“当初我何必着急呢，我不懂！我们姑娘家都这么愚蠢轻浮。……真该有人来打我们一顿才对！不过，事情已经不能挽回，说这些也无益了。……讲道理也罢，流眼泪也罢，都无济于事。我，谢辽查，昨晚哭了一宵！他就在那儿……在我旁边躺着，可是我心里却想着你……睡不着觉。……我甚至想夜里跑掉，哪怕跑到树林里我父亲家去也好。……我宁可跟疯癫的父亲一起生活，也不愿意跟这个……该怎么称呼他好呢……”

“讲这些，奥莲卡，无济于事。……那一次你和我从捷涅沃村回来，你想到就要嫁给阔人而高兴的时候，倒应该考虑一下才对。……现在来发议论，已经太迟了。……”

“迟了……那就随它去吧！”奥尔迦说，果断地摇一下手，“只求不要再糟就好，眼下还可以将就过下去。……再见！现在我该走了。……”

“不，不要走。……”

我把奥莲卡搂在怀里，连连吻她的脸，仿佛极力要弥补那三天的损失似的。她像受冻的羔羊那样依偎着我，用火热的呼吸烫我的脸。……随后是寂静。……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我的鹦鹉大叫一声。……

奥莲卡打了个冷战，挣脱我的怀抱，探问地瞧着我。……

“这是鹦鹉说的，我亲爱的……”我说，……“你放心吧。……”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伊凡·杰米扬内奇又说一遍。

奥莲卡站起来，默默地戴上帽子，对我伸出一只手。……她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

“万一乌尔别宁知道了，会怎么样？”她问，睁大眼睛瞧着我，“他真会把我杀死的！”

“得了，别说了……”我笑着说，“要是我容许他杀死你，我这人也太好了！再者他也未必干得出像凶杀这样不同寻常的事。……你走了？好，再见，我的孩子。……我等着。……明天我到树林里你以前住过的小屋旁边去。……我们再见面吧。……”

我把奥莲卡送走，回到我的书房里，看到波里卡尔普在那儿。他站在房中央，严厉地瞧着我，鄙夷地摇头。……

“以后这儿不许再有这种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他用严厉的父母的口气说，“我看不惯这种事。……”

“什么叫‘这种事’？”

“就是那种事呗。……您当是我没看见？我全看见了。……不准她再上这儿来！这儿不能干偷偷摸摸的事！自有别的地方干这种事。……”

我当时心情极其舒畅，因此波里卡尔普的窥探行径和教训口吻才没惹得我生气。我笑起来，把他打发到厨房里去了。

我还没来得及在奥尔迦来访之后定下心来，不料又有客人光临了。一辆轿式马车辘辘响着，驶到我的住所门前，然后波里卡尔普往两边啐唾沫，嘴里轻声骂着，通报我说“那个……家伙，该死的……”来了，也就是伯爵来了，波里卡尔普对伯爵恨之入骨。伯爵走进来，含着眼泪看着我，摇摇头。……

“你扭过脸去了，……你不想说话。……”

“我没扭过脸去。”我说。

“我那么爱你，谢辽查，可是你……为一点小事生气！你何苦伤我的心？何苦呢？”

伯爵坐下来，叹气，摇头。……

“得了，你别装出那么一副傻相！”我说，“行了！”

我对这个性格软弱、没骨头的人的影响是有力的，其程度足以同我对他的鄙视相比。……我的鄙夷口吻倒没使他抱屈，而是恰好相反。……他听到我说“行了”，就跳起来，开始拥抱我。……

“我把他带来了。……他坐在马车上。……你愿意他给你道歉吗？”

“你知道他的过错吗？”

“不知道。……”

“好得很。那就让他不必道歉了。只是你要警告他：要是以后再发生这类事情，我就不再发脾气，而要干脆想办法对付他了。”

“那么，这是讲和了吧，谢辽查？好极啦！早就应该这样，鬼才知道你们为了什么事闹翻脸的！活像是贵族女子中学的女学生！嗯，是啊，好朋友！你这儿有……半杯白酒吗？嗓子里干得厉害！”

我吩咐拿酒来。伯爵喝下两杯，在长沙发上躺下，摊开四肢，开始闲谈。

“刚才我，老兄，碰见奥莲卡了。……出色的女人啊！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开始憎恨乌尔别宁了。……这就是说我开始喜欢奥莲卡了。……她漂亮得要命！我想追求她了。”

“不应该去碰有夫之妇！”我叹口气说。

“得了吧，把老头子……把彼得·叶果雷奇的老婆弄上手，可不算罪过。……他配不上她。……他活像一条狗：自己既不能吃，又不让人家吃。……今天我就要开始进攻，我要按部就班地干。……真是个迷人精啊……嗯……简直漂亮极了，老兄！害得人垂涎三尺呢！”

伯爵喝下第三杯酒，接着说：

“你可知道，当地的那些女人，还有谁招我喜欢？……娜坚卡，也就是卡里宁这个傻瓜的女儿。……头发乌黑，脸色白净，你知道，生着那么一对眼睛。……对她也得扔出一个钓钩去。……三一节[61]那天我要办个晚会……有音乐，有歌唱，有文学朗诵……特意约她来参加。……这个地方，老兄，事实证明挺不错，很有乐子呢！又有社交生活，又有女人……而且……我可以在这儿睡……一会儿吗？……”

“可以。……不过普谢霍茨基和那辆马车怎么办？”

“让他去等着吧，见他的鬼！……我自己，老兄，也不喜欢他。”

伯爵用胳膊肘撑起身子，鬼鬼祟祟地说：

“我留下他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哼，滚他的吧！”

伯爵放下胳膊肘，他的头就落在枕头上。过一分钟，鼾声响起来了。

傍晚伯爵走后，我家里来了第三个客人：医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他来告诉我说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病了，还说她……坚决拒绝他的求婚。这个可怜的人神色悲哀，好像一只淋湿的母鸡。

富于诗意的五月过去了。……

紫丁香和郁金香纷纷凋谢，爱情的欢乐也注定同那些花一起凋谢，这种爱情尽管导致犯罪，令人痛苦，有时候却也能给我们的记忆留下永不磨灭的甜蜜时刻。像那样的甜蜜时刻，人是情愿用几个月和几年去换的！

六月间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下去，然而留下了宽阔的痕迹，一条金黄而又紫红的晚霞仍然染遍遥远的西方，预告明天是风和日丽的一天。这时候我骑着左尔卡往乌尔别宁所住的厢房走去。这天傍晚伯爵家里预定举办“音乐”晚会。客人们已经纷纷赶到，可是伯爵不在家：他骑马出去游逛，留下话说不久就回来。

过了一会儿，我拉住马缰，在门廊旁边站住，跟乌尔别宁的小女儿萨霞谈话。乌尔别宁本人坐在门廊的梯级上，用拳头支着脑袋，从大门口望出去，注视远方。他脸色阴沉，不乐意回答我的问话。我没去打搅他，跟萨霞谈起来。

“你的新妈妈在哪儿？”我问她。

“她跟伯爵一块儿骑马出去了。她天天跟他一块儿骑马出去。”

“天天如此。”乌尔别宁嘟哝说，叹口气。

这一声叹息包含着许多意思。从这声叹息中可以听出一种也在激动我心灵的情绪，我极力想弄明白那种情绪，却又办不到，只好胡乱地猜测。

奥尔迦每天都跟伯爵一起骑马出去游逛。然而这没什么了不起。奥尔迦不可能爱上伯爵，乌尔别宁的嫉妒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应当嫉妒伯爵，而应当嫉妒一种我很久都无法理解的别的什么东西。这种“别的什么东西”像高墙似的立在我和奥尔迦之间。她仍旧爱我，然而在上一章描写过的她那次来访之后，她到我家至多只来过两次，至于她在我家以外的地方跟我相会的时候，却总是有点古怪地涨红脸，抵死不肯回答我问的话。对于我的爱抚，她倒是热烈地回报的，不过她的动作总是那么奇特，那么战战兢兢，弄得我们的短促的幽会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痛苦的困惑。她的良心不清白，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究竟哪方面不清白，在奥尔迦的负疚的脸上却看不出来。

“我想你的新妈妈身体好吧？”我问萨霞说。

“挺好。不过夜里她总是牙痛。她常常哭。”

“她哭？”乌尔别宁扭过脸来看着萨霞说，“你看见了？这是你做梦吧，小宝贝。”

奥尔迦并没牙痛。如果她哭，那也不是因为牙痛，而是另有缘故。……我还想跟萨霞谈天，可是没能谈下去，因为传来了马蹄声，不久我们就看见骑马的人：一个男子在马鞍上难看地颠动，还有一个女人优雅地骑在马背上。为了不让奥尔迦看出我的高兴，我就把萨霞抱起来，用手指理顺她的淡黄色头发，吻她的头。

“你多么漂亮，萨霞！”我说，“你的鬈发多么好看！”

奥尔迦瞟了我一眼，默默地回答我打的招呼，挽住伯爵的胳膊，走进厢房。乌尔别宁站起来，跟着她走进去。

大约过了五分钟，伯爵从厢房里走出来。他从没这么高兴过。甚至他的脸也显得朝气蓬勃了。

“你道喜吧！”他说，挽住我的胳膊，笑个不停。

“道什么喜？”

“我胜利了。……只要再这样骑马出去逛一次，我敢凭我高贵祖先的遗骸起誓，我就会从这朵小花上摘下花瓣来。”

“可是目前还没摘下？”

“目前？……差不多了！一连十分钟‘你的手就在我的手心里’，”伯爵唱起来，“而且……她始终没缩回手去。……我吻了她的手！等到明天再说，现在我们走吧。人家在等我。哦，对了！我有一件事，好朋友，要跟你谈一谈。告诉我，亲爱的，听说你那个……在娜坚卡·卡里宁娜身上打坏主意，这是真的吗？”

“问这个干吗？”

“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不想碍你的事。暗中给人家下绊，那不合我的章法。要是你根本无意，那么，当然……”

“我根本无意。”

“谢谢，我的亲人儿！”

伯爵幻想同时打死两只兔子[62]，充分相信这件事他能做到。我就在目前所描写的这个傍晚观察他如何追逐那两只兔子。这种追逐愚蠢可笑，倒像是一幅精彩的漫画。看着这种追逐，人只能对伯爵的鄙俗发笑或者气愤。不过谁也不可能想到这种幼稚的追逐到头来竟然弄得有些人道德堕落，另一些人毁灭，又一些人犯罪！

伯爵打死的兔子不止是两只，而是多得多！他把那些兔子打死了，可是它们的肉和皮他却没得到。

我看见他偷偷地捏奥尔迦的手，她每一次都用好意的笑容回报他，可是马上又做个轻蔑的鬼脸。有一次他为了表示他什么事都用不到瞒我，甚至当着我的面吻她的手。

“真是蠢货！”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擦干净她的手。

“听我说，奥尔迦！”我等伯爵走后说，“我觉得你有话要对我说。是吧？”

我试探地看一眼她的脸。她面红耳赤，惊恐地巴眼睛，好像一只偷东西的猫被人捉住了似的。

“奥尔迦，”我厉声说道，“你得对我说出来！我要你说！”

“是的！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她小声说，握住我的手，“我爱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可是……你不要再来找我，我亲爱的！你不要再爱我，用‘您’称呼我吧。我不能再像先前那样做……不行了。……你甚至不要表现出你爱我的样子。”

“可是为什么呢？”

“我希望这样。讲到原因，你不必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有人来了。……你躲开我吧。”

我没从她面前走开，她只好中断我们的谈话。……正好她丈夫走过此地，她就挽住他的胳膊，带着假笑向我点一下头，走了。

伯爵的另一只兔子娜坚卡·卡里宁娜，这天傍晚特别受到伯爵的赏识。整个傍晚他都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给她讲故事，说俏皮话，眉目传情。……她呢，脸色苍白，神情痛苦，撇着嘴勉强做出笑容。调解法官卡里宁时时刻刻从旁看着他们，摩挲着胡子，意味深长地咳嗽着。伯爵献殷勤正合他的心意。他有伯爵做女婿了！对本县的乐天派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幻想更甜蜜的？自从伯爵开始对他女儿献殷勤以后，他在他自己眼里长高了整整一俄尺[63]。他跟我谈话的时候，用多么神气的眼光打量我，多么恶毒地嗽喉咙！他好像在说：“喏，你讲究客套，你走了，可是我们才不在乎呢！现在我们有伯爵了！”

第二天傍晚我又到伯爵庄园上去。这一回我没跟萨霞谈话，而是跟她哥哥，那个中学生谈话。男孩把我领到花园里，把他心里的话对我和盘托出。我问起他跟“新妈妈”生活得怎样，就引得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她是您的好朋友，”他开口说，神经质地解开他制服的纽扣，“您会讲给她听的，可是我不怕。……您要告诉她就自管去告诉！她是个坏女人，贱女人！”

他告诉我奥尔迦占用了他的房间，赶走了在乌尔别宁家里干过十年活的老保姆，老是大喊大叫，怒气冲冲。

“昨天您称赞我妹妹萨霞的头发。……那头发不是很好看吗？真跟亚麻一样！可是今天早晨她把萨霞的头发剪掉了！”

“这是嫉妒！”我暗自解释奥尔迦何以会动手做这种她平素不做的理发活儿。……

“您称赞的不是她的头发而是萨霞的头发，她似乎嫉妒了！”男孩说，肯定了我的想法，“她也折磨我爸爸。爸爸为她花掉很多钱，丢下工作不干……现在又开始喝酒！又喝上了！她是个蠢娘们儿。……她成天价哭，说是她只有过穷日子的份，住在这么小的厢房里。莫非我爸爸没有很多钱也是他的不是？”男孩对我讲了许多伤心事。他看见了他那盲目的父亲没有看见或者不愿看见的事。这个可怜的孩子，父亲受欺负，妹妹和老保姆也受欺负。他那个小小的窝也给她占去，而他已经习惯了在那个小窝里陈放他的小书，饲养他捉来的小金翅雀。人人都受欺压，愚蠢而霸道的后娘耍笑一切人！然而可怜的男孩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年轻的后娘会使他的一家受到那么可怕的侮辱，那是我在那天傍晚跟他谈过话以后亲眼目睹的。在这样的侮辱面前，一切都相形见绌，萨霞被剪掉头发这件事同这相比也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了。

我在伯爵家里一直坐到夜深。我们照例喝酒。伯爵已经全然喝醉，我却略微带点醉意。

“今天她已经容许我偶然搂一下她的腰了，”他嘟哝说，“那么明天我就可以更进一步啦。”

“哦，那么娜嘉呢？娜嘉那边搞得怎么样？”

“正在进行。她那边目前刚开了个头。我们目前还处在眉目传情的阶段。我，老兄，喜欢瞧她那对悲伤的黑眼睛。那对眼睛流露出那么一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的东西。我们再喝一杯吧？”

“既然她有耐性跟你一连谈几个钟头，看来她看中你了。她的爸爸也看中你了。”

“她的爸爸？你说的是那个蠢货？哈哈！那个傻瓜还以为我有什么认真的打算呢！”

伯爵咳嗽起来，喝了点酒。

“他以为我要结婚呢！姑且不谈我不能结婚，就算是能结婚吧，然而如果把事情认真考虑一下，那么对我本人来说，勾搭一个姑娘也比跟她结婚诚实些。……跟一个醉醺醺而又不住咳嗽的未老先衰的人永远生活在一起，那是活受罪！要是我结了婚，我的妻子就会憔悴而死，或者婚后第二天就跑掉。……可这是什么响声？”

我和伯爵跳起来。……好几扇房门几乎同时砰砰地响，奥尔迦跑进我们房间里来了。她脸色白得像雪，浑身发抖犹如琴弦被人猛的弹了一下。她的头发披散开来，瞳孔张大。她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手指揉搓着她胸前睡衣的皱褶。……

“奥尔迦，你怎么了？”我问，抓住她的手，脸色发白。

伯爵听到我无意中说出“你”，本来应当吃惊，可是他没听清。他张开嘴，瞪大眼睛，浑身变成一个大问号，瞧着奥尔迦就像瞧着幽灵似的。

“出了什么事？”我问。

“他打我！”奥尔迦说，放声大哭，倒在圈椅上，“他打我！”

“他是谁？”

“我丈夫！我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我走了！”

“岂有此理！”伯爵说，一拳头砸在桌子上，“他有什么权利！这是残暴……这……这……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打老婆？！打人！他为什么打你？”

“他平白无故打我，”奥尔迦擦干眼泪，讲起来，“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绢，不料昨天您写给我的那封信也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他跑过来，把信看一遍……就打我。……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捏紧……您看，至今我胳膊上还留着红印子呢。……他要我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什么也没解释，跑到这儿来了。……您得给我做主！他没有权利这么粗暴地对待妻子！我又不是厨娘！我是贵族！”

伯爵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那由于喝醉酒而转动不灵的舌头喃喃地说了一些废话，如果翻译成清醒的语言，大概就是“论俄国妇女的地位”问题。

“这是野蛮！这是新西兰[64]！莫非这个乡巴佬也认为他死后应该把老婆杀了殉葬？只有野蛮人到另一个世界去才把妻子也一起带去！……”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奥尔迦突然穿着睡衣跑到这儿来，这该怎么理解？我该怎样想，该做出什么决定？如果她挨了打，如果她的尊严受到侮辱，那她为什么不跑到她父亲那儿去，为什么不跑到女管家那儿去……又为什么不跑到我那儿去？对她来说我毕竟亲近一点嘛！再说，她是否真的受了侮辱？我的心对我说，乌尔别宁那个老实人不会做这种事。那个大惊失色的丈夫目前必然感到痛苦，我的心由于意识到真情而收紧了。我没有对奥尔迦提出问题，也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就开始安慰奥尔迦，拿葡萄酒给她喝。

“我犯了多大的错误！犯了多大的错误呀！”她含着眼泪，叹口气，把酒杯送到唇边，“可是当初他追求我的时候，却装得多么斯文！我认为他是天使而不是人呢！”

“那么您希望他喜欢您口袋里掉出来的那封信吗？”我问，“您希望他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不谈这个！”伯爵打断我的话说，“不管怎样，他的行为总是卑鄙的！这样对待女人可不行！我要跟他决斗！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请您相信我，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我不会白白放过他！”

伯爵神气十足，就像一只小公鸡，其实谁也没有给他权利去干涉人家夫妇之间的私事。我一言不发，没反驳他，因为我知道，替别人的妻子报仇的话，无非是喝醉了酒关在屋子里胡说一通而已，至于决斗之类的话，到明天就会忘掉。可是为什么奥尔迦不说话呢？……我不愿意揣想她心里同意伯爵为她出力。我不愿意相信这只愚蠢而美丽的猫这样不顾体面，欣然同意让醉醺醺的伯爵来做他们夫妇之间的审判官。……

“我要叫他名誉扫地！”那个初出茅庐的骑士尖声叫道，“我少不了给他一个耳光！明天就干！”

她却没拦阻那个可恶的家伙讲下去，听凭他酒后骂人，而那个被骂的人的错处仅仅在于以前受了骗，现在也还受着骗而已！乌尔别宁用力捏了一下她的胳膊，惹得她不顾出丑而跑到伯爵家里来，如今这个醺醉的和道德堕落的人当着她的面践踏那个人的正直名声，往他身上泼污水，这个时候他也一定因为烦闷，因为吉凶未卜而痛苦不堪，感到自己受了骗，可是她呢，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正当伯爵大发雷霆，奥尔迦擦干眼泪的时候，仆人端上烤山鹑来。伯爵切下半只山鹑，送到客人面前。……她否定地摇一摇头，后来却仿佛出于无意似的拿起刀叉，吃起来了。她吃完山鹑，喝下一大杯葡萄酒，不久她脸上就没有泪痕，只有眼圈还有点发红，偶尔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而已。

不久我们听到笑声了。……奥尔迦不住地笑，好像一个得到安慰而忘了委屈的孩子一样。伯爵瞧着她，也笑了。

“您知道我想出什么主意来了？”他挨着她坐下，开口说，“我打算在我家里举办一次业余演出。我们来演个有很好的女角色的戏。啊？您觉得怎样？”

他们就开始谈业余演出。这种愚蠢的谈话跟一个钟头以前奥尔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跑进来，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相比，多么不相称！那种恐惧，那些眼泪，多么不值钱啊！

然而时间却在过去。时钟敲响十二点。在这样的时候，正派的女人要上床睡觉了。现在奥尔迦该走了。……可是十二点半，一点都已经敲过，她却仍然坐着跟伯爵谈话。

“现在该睡觉了，”我看一下钟说，“我要走了。……您容许我送您回去吗，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

奥尔迦看看我，看看伯爵。

“可是我上哪儿去呢？”她小声说，“我可不能到他那儿去。”

“对，对，当然，您再也不能到他那儿去了，”伯爵说，“谁能担保他不再打您？不行，不行！”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紧跟着是一片寂静。我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我的朋友和我的情人注视着我的脚步。我好像明白这种寂静和这种目光是什么意思。那里面含有一种等着我走、急得心焦的意味。我放下帽子，在长沙发上坐下。

“是这样的，”伯爵吞吞吐吐地说，急得直搓手，“是这样的。……事情是这样的。……”

时钟敲了一点半。伯爵很快地看一下钟，皱起眉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他往我这边瞧的眼光可以看出他有话要跟我说，非说不可，然而又难于启齿，说出来会使人不愉快。

“你听我说，谢辽查！”他终于下定决心，在我身旁坐下，凑着我的耳朵说，“你，亲爱的，不要见怪。……当然，你明白我的处境，你不会觉得我的请求古怪，失礼。”

“你快点说吧！用不着这么转弯抹角的！”

“你看，事情是这样……那个……你走吧，好朋友！你在碍我们的事。……她留在我这儿了。……你要原谅我赶你走，不过……你明白我多么心焦。”

“行。”

我的朋友惹得我恶心。他像得了热病似的浑身发抖，要求我离开他，让他和乌尔别宁的妻子待在一起，要不是我满心厌恶，我也许会把他像个小甲虫似的踩死。他，这个嗜酒成性、衰弱多病的隐士，却想占有在树林里和波涛汹涌的湖边长大、梦想着耸人听闻的死亡、富于诗情的“红姑娘”！不行，她应当离他远远的才对！

我走到她跟前去。

“我要走了。”我说。

她点一下头。

“我该离开这儿？是吗？”我问，极力想在她那张俊俏、绯红的小脸上看出真情来，“是吗？”

她略微动一动又长又黑的睫毛，以此回答：“是的。”

“你考虑好了？”

她扭过脸去躲开我，犹如躲开一股讨厌的风似的。她不想说话。再者该怎么说呢？对一个需要长谈的题目是不能简短地答复的，要长谈却又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

我拿起帽子，没告辞就走了。事后奥尔迦告诉我说，我一走，我的脚步声刚刚同风声和花园里的树木声混在一起，醉醺醺的伯爵就立刻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合上眼睛，闭住嘴巴和鼻孔，满心厌恶，站都站不稳。甚至有过一刹那，她差点挣脱他的怀抱，投到湖里去。有些时候她扯着头发哭。出卖自己是不轻松的啊。

我走出正房，往我的左尔卡所在的马房走去，路上必须经过管家的家。我往窗子里看一眼。屋里灯光暗淡，灯芯捻得太高，烟雾腾腾，彼得·叶果雷奇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他的脸我看不见。那张脸被两只手蒙住了。不过他那粗壮、笨拙的整个身体表现了那么多的悲伤、痛苦、绝望，不必看他的脸也可以了解他的心境。他面前放着两个瓶子。一个已经空了，一个刚打开。两个都是酒瓶。可怜的人不能在自己身上，也不能在别人身上，而只能在酒精里寻求心灵的安宁了。

过了五分钟，我骑上马回家了。天色黑得可怕。湖里波涛澎湃，仿佛大湖见到我这样一个罪人刚刚目睹一件罪恶的事，现在竟敢来破坏它严峻的安宁，不由得勃然大怒似的。我在黑暗里看不见那个湖。仿佛有个目力看不见的怪物在咆哮，仿佛包围着我的黑暗本身在咆哮似的。

我勒住左尔卡的缰绳，闭上眼睛，在怪物的咆哮声中沉思。

“如果现在我回去，把他们杀死，怎么样？”

可怕的愤恨在我灵魂里翻腾起来。……经过长期堕落生活之后在我心里还留下的那一点点美好正直的东西，那一点点幸免于腐烂，为我所珍惜爱护，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如今却遭到侮辱和唾弃，溅上污泥了！

以前我见识过出卖自己的女人，也花钱买过她们，研究过她们，然而五月间那天早晨我穿过树林到捷涅沃去赶集所见到的那种纯洁的绯红面颊和真诚的天蓝色眼睛，却是她们所没有的。……我自己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原谅一切道德败坏的行径，宣传要对它们加以宽容，我已经迁就到软弱的地步了。……我深深相信，对污泥不能要求它不是污泥，黄金由于环境的力量而滚进污泥里是不能加以深责的。……然而以前我却不知道黄金能够化成污泥，同污泥合而为一。这样看来，连黄金也可以溶解哟！

猛然刮来一阵大风，吹掉我头上的帽子，把它卷到周围的黑暗里去了。吹掉的帽子飞下地，碰了一下左尔卡的脸。它吓一跳，扬起前蹄直立起来，然后顺着熟悉的大路急驰而去。

我回到家里，扑倒在床上。波里卡尔普走来要给我脱衣服，却平白无故被我骂了声“魔鬼”。

“你自己才是魔鬼呢。”波里卡尔普嘟哝说，从床边走开。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跳起来。

“聋子的耳朵才不管用。”

“啊啊……你还敢对我顶嘴！”我浑身发抖，把一肚子的气都发泄在可怜的仆人身上，……“滚出去！别让我再在这儿瞧见你的影子，混蛋！滚出去！”

我没等仆人走出房间，就往床上一扑，像小孩一样放声大哭起来。我那紧张的神经受不住了。无可奈何的愤恨、受了侮辱的感情、嫉妒，都得找个这样那样的出路哟。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我的鹦鹉叫了一声，竖起稀疏的羽毛。……

在这叫声的影响下，我蓦地想到乌尔别宁可能把他的妻子杀死。

我昏昏睡去，梦见了杀人的情景。噩梦害得我透不过气来，痛苦不堪。……我觉得我的手好像摸到个冷冰冰的东西，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见死尸。……我仿佛看到乌尔别宁站在我的床头，用恳求的眼睛瞧着我。……

在上述这一夜过去后，紧跟着就是暂时的平静。

我闭门家居，必得有公事要办，我才走出去，或者骑马出去。我的工作堆积如山，因此不可能感到烦闷无聊。我从早到晚靠桌子坐着，勤奋地写着，或者审问那些落到我侦讯的爪子里来的人。我再也不想念卡尔涅耶夫卡，也就是伯爵的庄园了。

我对奥尔迦也不再惦念。凡是从大车上掉下去的东西，就是丢失了，而她正好就是从我的大车上掉下去的东西，已经丢失，并且依我看来，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不想她，也不愿意想她了。

“愚蠢的荡妇！”每逢我加紧工作，她在我头脑里出现，我总是这样鄙夷地骂她一句。

偶尔，在我躺下睡觉或者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会想起我跟奥尔迦相识后的各种情景，想起我跟她为时不久的关系。我不由得回忆起石坟，“红姑娘”所住的林中小屋，通到捷涅沃的大路，山洞中的相会……我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我感到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夹紧了似的疼痛。……可是这样的时候并不长。光明的回忆很快就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黯然失色。过去的诗意怎么抵得住现在的污泥呢？而且现在我跟奥尔迦一刀两断以后，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看待这种“诗意”了。……现在我把它看做错觉、伪善、做假……在我眼里已经大大地丧失原来的魅力了。

我对伯爵也厌恶透了。我见不到他，反而高兴。每逢他那唇髭很长的脸胆怯地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我总是生气。他每天都打发人给我送信来，在信上央求我不要心情忧郁，要我去拜访“不再孤独的隐士”。要是听从他信上的话，就无异于自寻烦恼了。

“全完了！”我暗想。……“这倒要谢天谢地。……这些事惹得我厌烦了。……”

我决定跟伯爵断绝来往，我丝毫也没费力就做出这个决定。现在我已经和三个星期以前为了普谢霍茨基跟伯爵吵过一架以后在家里坐也坐不住的情形大不相同。诱惑已经不存在了。……

我闭门不出，守在家里，后来却感到寂寞，就给医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写信，约他来谈天。不知什么缘故我没收到回信，就又寄去一封。第二封信也跟第一封信一样，没得到答复。……显然，亲爱的眯眼做出生气的样子来了。……这个可怜的人遭到娜坚卡·卡里宁娜拒绝后，认为我是他的不幸的原因。他有权利生气，如果以前从没生过气，那也只是因为他不会生气罢了。

“他什么时候学会了生气的？”我没收到回信，困惑地暗想。

在我坚持闭门不出的第三个星期，伯爵来拜访我了。他因为我没去找他，也没回他的信而骂了我一阵，然后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在发出鼾声以前谈了谈他所喜爱的题目：女人。……

“我明白，”他说着，懒洋洋地眯起眼睛，把两条胳膊垫在脑袋底下，“你善于体贴人，守本分。你不到我这儿来，是因为生怕破坏我们的二重唱……碍我们的事。……来得不是时候的客人比鞑靼人还坏，在蜜月里来的客人比生着犄角的魔鬼还要糟。我了解你。不过，我的朋友，你忘了你是朋友而不是客人，你受到热爱和尊敬。……是的，你来了，只会使得和声更圆满。……真称得起是和声呢，我的老兄！像那样的和声，我都没法向你形容！”

伯爵把脑袋底下的胳膊抽出来，摇了一下。

“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跟她一块儿生活得好不好。连鬼都弄不清楚！确实有些时候我情愿牺牲我一半寿命去换个‘再来一次’[65]，不过另一方面，又有些日子我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像是中了魔似的，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为了什么缘故呢？”

“我，老兄，不了解这个奥尔迦。她像是一种热病，而不是女人。……人得了热病就时而发烧，时而发冷，她恰好就是这样，一天要变五回。她一会儿欢天喜地，一会儿又烦闷得饮泣吞声，祷告上帝。……她时而爱我，时而又不爱。……有些时候她对我百般温存，我有生以来还没有遇到一个女人对我这么亲热过。可是另一方面，又经常有这样的事：我突然醒过来，睁开眼睛，却看见她扭过脸来瞧着我……那张脸实在可怕，古怪。……它，那张脸，变了样子，满是愤恨和憎恶。……一见到这种脸相，她的妩媚就全消失了。……她常常这样瞧着我。……”

“带着憎恶瞧你？”

“嗯，是啊！……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她口口声声说，她跟我相好纯粹是出于爱情，可是我却没有一夜不见到那样的脸相。这该怎么解释呢？我渐渐觉得（当然我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她本来就看不上我，她委身于我也无非是贪图我现在给她买的那几件时髦衣服罢了。她也真爱穿得时髦！她穿上新衣服，就能从早到晚站在镜子面前不走开，只要衣服的皱边坏了，她就能黑夜白日哭个不停。……虚荣心太重！我最使她满意的，是我有个伯爵的头衔。假如我不是伯爵，她就不会爱我。每逢吃午饭或者吃晚饭，她总是含着眼泪责备我，怪我不把贵族请到家里来。你要知道，她希望在贵族社会里出风头呢。……这个怪女人！”

伯爵用昏沉的目光望着天花板，沉思了。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发觉这一次他违反常规，没喝酒。这使我震惊，甚至使我感动。

“你今天倒很正常，”我说，“既没喝醉，也没要酒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就是这样！我没有工夫喝酒了，我随时都在思考。……我，应当告诉你，谢辽查，认真入了迷，不是逢场作戏。我非常喜欢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是天下少有的女人，与众不同，更不要说她的外貌了。她倒不见得特别聪明，不过她有那么多的感情，优雅，富有生气！……那些以前爱过我的阿玛丽雅、安热丽卡和格鲁霞等等都平平常常，没法和她比。她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从我不熟悉的世界里来的。”

“夸夸其谈了！”我笑着说。

“我入了迷，好像真爱上她了！不过现在我才看出来我是白费劲，好像求零的平方一样。她戴着假面具，在我心里引起不该有的惊扰。她脸上鲜艳而纯洁的红晕其实是用胭脂涂成的，她那爱情的热吻其实是要求买新衣服而已。……我把她留在家里当妻子看待，可是她的言谈举止却像是花钱买来的情妇。不过现在也算了！我已经克制我心里的纷扰，开始把奥尔迦看做情妇了。……算了吧！”

“哦，怎么样？她丈夫怎么样？”

“她丈夫？哦。……你想他会怎么样？”

“我认为现在很难想象再有人比他更不幸的了。”

“你这样想？这大可不必。……他是个可恶的坏蛋，可恶的骗子，我丝毫也不怜惜他。骗子是永远不可能不幸的，他总有办法的。……”

“你为什么这样骂他？”

“因为他是个狡猾的人。你知道我素来尊敬他，我相信他像相信朋友一样。……我，就连你也是如此，一般说来都认为他是老实人，为人正派，不会骗人。可是他却把我偷了个精光，抢劫一空！他利用他的管事地位任意处置我的财产。他没拿走的只有没法搬动的东西了。”

我素来知道乌尔别宁是个极其诚实、不图私利的人，因而听了伯爵的话就像给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往伯爵那边走去。

“你在他偷东西的时候当场抓住他了？”

“没有，不过我是从可靠的来源知道他的盗窃勾当的。”

“请问是什么来源？”

“你不用操心，我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人。奥尔迦已经把他的事全讲给我听了。她还在做他妻子以前就亲眼看见他把打死的鸡和鹅整车整车地运到城里去。她不止一次看见我的鸡和鹅成了礼物，送给他的一个什么恩人，他的那个做中学生的儿子就在那个恩人家里寄宿。此外，她还看见他把面粉、小米、猪油送到那儿去。就算这些东西都不值钱吧，可是难道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问题不在于价钱，而在于道德。这是不道德！还有，她看见他柜子里有一捆钞票。她问他那是谁的钱，从哪儿弄来的，他就央求她不要对外张扬，说他有钱。我亲爱的，你知道，他穷得要命！他的薪金只能勉强够一家人糊口。……那么请你对我解释一下，他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你这个傻瓜居然听信那个小坏蛋的话？”我叫起来，气愤极了，“她从他家里跑出来，在全县面前丢尽他的脸，还嫌不够。她还要出卖他！那个小小的、娇弱的身体里却包藏着各式各样的坏心思！……什么鸡啦，鹅啦，小米啦。……你这个东家，东家！他在节前把一只打死的家禽拿出去送人，于是你那政治经济学的感觉，你在农务管理上的愚蠢想法，就受到侮辱了，其实那家禽即使不打死，不送人，也无非是让狐狸和黄鼠狼吃掉罢了。可是乌尔别宁交给你的大批账目，你核对过一次吗？你算过那成千上万的款子吗？没有！其实跟你谈这些有什么用？你愚蠢，野蛮。你一心要给你情妇的丈夫加上罪名，却又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这同我和奥尔迦的关系不相干。他是她的丈夫也罢，不是她的丈夫也罢，既然偷东西，我就得公开说他是贼。不过这种狡猾勾当我们暂且丢开不谈。你跟我说说看：领了薪金，却成天价喝醉酒，躺着睡大觉，这究竟算是老实还是不老实？他天天喝醉！我没有一天不看见他醉得东倒西歪的！可恶，下流！正派人可不这样办事！”

“他喝醉就是因为他为人正派。”我说。

“你有那么一种癖好，喜欢庇护这类先生。可是我已经决定毫不姑息。今天我已经打发人把他的薪金算清，送去，要求他把位子让出来，由别人接替。我的耐性已经到头了。”

要叫伯爵相信他自己不公正，不实际，愚蠢，我认为是白费唇舌。在伯爵面前是没法替乌尔别宁辩护的。

大约过了五天，我听说乌尔别宁带着他那个在中学读书的儿子和他的女儿搬到城里去住了。人家告诉我说，他是喝得醉醺醺，半死不活地坐车进城的，有两次从大车上摔下来。中学生和萨霞哭了一路。

乌尔别宁走后过了不久，我出于无奈，不得不到伯爵的庄园上去一趟。有几个贼撬开伯爵的一个马房的锁，偷走了几副贵重的鞍子。他们通知法院侦讯官，也就是通知我，于是不管愿意不愿意[66]我只得去一趟。

我碰见伯爵喝醉酒，正在生气。他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想找个地方逃避痛苦，却又找不到。

“我跟这个奥尔迦过得痛苦不堪！”他摇一下手说，“今天早晨她生我的气，威胁说要去投湖自尽，就走出家门，你看，她至今没回来。我知道她不会投湖自尽，不过我心里还是不好受。昨天她一整天心绪恶劣，摔碟子砸碗，前天呢，吃多了巧克力。鬼才知道她是个什么路数！”

我尽我的力量安慰伯爵，跟他一块儿坐下来吃饭。

“不行，这种孩子气的事现在应该丢掉不干了，”他吃饭的时候不住地嘟哝着，“是时候了，要不然就愚蠢可笑了。再者，老实说，她那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惹得我厌烦。我想要个文静的、稳定的、本分的女人，你知道，就像娜坚卡·卡里宁娜那样的。……多好的姑娘啊！”

饭后，我在花园里散步，遇见“投湖自尽的女人”。她见到我就脸涨得通红，这个奇怪的女人幸福得笑起来了。在她脸上，羞臊里夹杂着欢乐，痛苦里夹杂着幸福。她斜起眼睛瞧我一会儿，然后紧跑几步，一句话也没说，搂住我的脖子。

“我爱你，”她小声说，抱紧我的脖子，“我想你想得好苦，要是你不来，我真要想死啦。”

我搂住她，默默地把她带到凉亭里。过十分钟临到我跟她分手，我就从口袋里取出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交给她。她瞪大眼睛。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为你今天的爱情付给你的钱。”

奥尔迦不明白，仍然惊讶地瞧着我。

“你要知道，”我解释说，“有些女人是为钱爱人的。她们出卖自己。那就应当给她们钱。你收下！既然你收别人的钱，为什么又不愿意收我的呢？我可不愿意沾光！”

不管我多么冷嘲热讽地对她横加侮辱，可是奥尔迦听不懂我的话。她还不熟悉生活，不明白什么叫“出卖自己的”女人。

那是八月间一个晴朗的日子。

太阳依然像夏天那样晒热大地，蔚蓝的天空亲切地招引人们往远处走去，可是空中已经有些秋意了。在若有所思的树林里，碧绿的密叶当中，有些枯萎的树叶显出金黄色。田野发黑，显得愁闷而哀伤。

沉闷的秋季就要无可避免地来临了，这种预感也压在我们的心头。不难看出结局临近了。只要什么时候打一阵雷，下一场雨，闷热的空气就会变得凉爽起来！打雷之前，天空中黑色和铅色的云块纷纷聚拢，天气闷热，精神上的郁闷也就在我们心里油然而生。这在我们的动作里，笑容里，谈话里，处处都表现出来了。

我坐着一辆轻快的双轮马车。调解法官的女儿娜坚卡坐在我身旁。她脸色白得像雪一样，下巴和嘴唇颤抖着，像是要哭出来似的，深邃的眼睛充满悲伤，可是她一路上又笑个不停，装出异常快活的样子。

各种马车，有新有旧，大小不等，在我们前面和后面行驶。马车两侧有男骑手和女骑手策马奔驰。卡尔涅耶夫伯爵穿着绿色的猎人服装，看上去与其说像猎人，还不如说像小丑。他骑着黑马，身子时而往前伛，时而往两旁歪，颠得厉害。瞧着他弯下去的身子，瞧着他憔悴的脸上不时闪过的痛苦神情，人们可能认为他还是初次骑马呢。他背上晃荡着一支簇新的双筒枪，腰上挂着猎物袋，袋子里有一只中弹的鹬鸟在扑腾。

那群骑手当中的佼佼者是奥莲卡·乌尔别宁娜。她骑着伯爵赠给她的黑色骏马，穿着黑色骑马装，帽子上插着白色翎毛，再也不像几个月前我们在树林里遇见的那个红姑娘了。现在她周身上下有一种庄严的“贵妇”气派。她每挥动一下鞭子，每笑一下，都力求显得尊贵庄严。她的动作和笑容含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逞强意味。她大模大样地昂起头，坐在马背上用蔑视的目光横扫全班人马，至于我们那些品行端正的太太们针对她发出的响亮评语，她听了似乎全不介意。她趾高气扬，卖弄她的厚颜无耻，卖弄她“在伯爵家里”的地位，仿佛她不知道她已经惹得伯爵腻烦，伯爵随时都在等待机会摆脱她。

“伯爵打算把我赶走！”全班人马从院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她大声笑着对我说。可见她已经知道她的地位，明白她的处境了。……

可是她为什么扬声大笑呢？我瞧着她，心里纳闷：一个树林里的居民，却有这么多卖俏的花样，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她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妩媚地在马鞍上摇晃身子，骄傲地扇动鼻孔，摆出那么一副驾驭一切的架势？

“荡妇跟猪一样，”医生巴威尔·伊凡内奇对我说，“你请她在桌子旁边坐下，她就会把脚放到桌子上去。……”

可是这个解释过于简单了。谁也及不上我那么迷恋奥尔迦，而我却准备头一个对她扔石头，可是隐隐约约的真理之声对我说，这不是卖俏，不是心满意足的女人的夸耀，而是绝望，是对结局临近、在劫难逃的预感。

我们一清早出发去打猎，目前正在回家去。这次打猎不顺利。我们本来对沼泽地带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料在那儿我们遇到一群猎人，他们告诉我们，野鸟都已经惊散了。我们好不容易碰到三只鹬鸟和一只小野鸭，把它们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这就是十来个猎人的全部战果。最后，一位骑马的女士牙痛起来，我们只好赶紧往回走。我们顺着田野旁边一条出色的大路回去，田野上新割下来的黑麦扎成捆，颜色黄澄澄的，后边却是一片阴郁的树林。……远处地平线上是伯爵的教堂和房屋，一片雪白。在它们右边，大湖那镜子般的水面辽阔地铺展开来，左边是那座乌黑的石坟。……

“多么可怕的女人啊！”每逢奥尔迦追上我们的马车，娜坚卡就小声对我说，“多么可怕！她漂亮得很，可也坏得很。……不久以前您不是在她的婚礼上做过傧相吗？从那时候起她还没来得及穿破她那双鞋，就已经换上别人的绸衣服，用别人的钻石摆阔了。……这种奇怪而急剧的转变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即使她有这样的天性，她总也该有所顾忌，推迟一两年再干嘛。……”

“她急于生活！她等不得了！”我叹道。

“那么您知道她丈夫现在怎么样了？”

“听说他在灌酒。……”

“是啊。……前天我爸爸进城去，看见他坐着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到哪儿去。他的头歪在一边，没戴帽子，脸上很脏。……这个人完了！据说，他穷得厉害：没有东西吃，房钱都付不起。可怜的姑娘萨霞成天价坐着挨饿。我爸爸把这些都对伯爵讲了。可是您知道伯爵的为人！他诚实，善良，可是不喜欢动脑筋，考虑事情。他说：‘那我给他汇一百卢布去。’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汇去了。……我想，再也没有比送钱更使乌尔别宁难堪的了。……他感到伯爵的赠金是侮辱，就喝得越发厉害了。……”

“是的，伯爵愚蠢，”我说，“他原应该托我，用我的名义把钱汇去。”

“他没有权利送给他钱！假定我要掐死您，而您痛恨我，那我有权利养活您吗？”

“这是实话。……”

我们停住嘴，沉思不语。……我一想到乌尔别宁的命运，心头总感到沉重。现在那个毁灭他的女人骑着马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使我心里生出一大串沉重的想法。……他的结局会怎样？他儿女的结局会怎样？她最后会落到什么下场？那个虚弱、可鄙的伯爵会在什么样的精神泥坑里了结他的一生？

我身旁坐着唯一正派而值得尊敬的女人。……在我们县里，只有两个能够为我喜爱和尊敬的人，只有他俩才有权利不理睬我，因为他俩站得比我高。……他们就是娜杰日达·卡里宁娜和医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什么前途在等待他们呢？

“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我对她说，“以往，虽然出于无心，我却给您招来了不少烦恼，我比任何人都缺少权利指望您对我开诚布公。不过我对您起誓，谁也不及我那样了解您。您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您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如果现在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请您不要怀疑我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请您告诉我，我亲爱的，为什么您允许那个不成器的伯爵接近您？是什么东西妨碍您把他从身边赶走，不听他那些讨厌的殷勤话？要知道他的追求不会给正派的女人添光彩！为什么您让那些造谣中伤的人有理由把您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扯在一起呢？”

娜坚卡用明亮的眼睛瞅着我，仿佛在我脸上看出了诚意，快活地微微一笑。

“那他们说了些什么呢？”她问。

“他们说您的爸爸和您都在笼络伯爵，可是伯爵到头来会使你们上当的。”

“他们不了解伯爵，所以才会这么说！”娜坚卡说，脸红了，“无耻的造谣家！他们养成习惯，专看人的坏处。……讲到好处，他们就没法理解了！”

“那么您在他身上找到好处了？”

“是的，我找到了！您应当头一个知道：要不是我相信他有认真的打算，我就不会容许他接近我！”

“原来你们的事情已经发展到需要‘认真的打算’的地步了？”我惊讶地说，“真快呀。……可是您要他那认真的打算干什么？”

“您想知道吗？”她问，她的眼睛炯炯有光，“那些造谣家没有胡说：我是打算嫁给他！您不要做出吃惊的脸相，也不用笑！您会说没有爱情就嫁人是不正当的，以及诸如此类人家已经说过一千遍的话，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件多余的装饰品，那是很难堪的。……活着而又没有目标是可怕的。……要是我跟那个您这么不喜欢的人结了婚，那我就终生有工作可做了。……我就会教他学好，我就会叫他戒酒，教他工作。……您瞧瞧他的神情！现在他不像人样了，可我要帮他重新做人！”

“您还可以继续说下去，”我说，“您会掌管他那巨大的家业，您会做慈善工作。……全县都会感谢您，认为您是天使下凡，来安慰不幸的人的。……您会做母亲，会教育他的子女。……是啊，伟大的工作哟！您是个聪明姑娘，可是考虑事情却像个中学生！”

“就算我的想法一无是处，就算这种想法幼稚可笑吧，然而我是靠它活着的。……在这种想法影响下，我健康多了，也快活多了。……您不要扫我的兴！让我自己去幻灭吧，然而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以后，遥远的将来。……我们别谈这些了！”

“还有一个唐突的问题：您在等他求婚吗？”

“是的。……从我今天收到的他的来信判断，我的命运就要在今天……傍晚……决定了。……他在信上对我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谈。……他说他一生的全部幸福都取决于我的答复。……”

“谢谢您的坦率。”我说。

娜坚卡接到的那封信的含意，在我是清楚的。那种丑恶的求婚在等着可怜的姑娘。……我决定把她从苦难中救出来。

“我们已经来到我们的树林了，”伯爵追上我们的马车说，“您，娜杰日达·尼古拉耶芙娜，要不要休息一下？”

他没等她答话，就拍着手心，用响亮而震颤的男高音下命令说：

“休息了！”

我们就在林边空地上下了车。

太阳已经藏在树木后面，只把那些最高的赤杨树梢染上带点金黄的紫红色，照得远远可以望见的伯爵的教堂上那个金色十字架闪闪发光。惊慌的青鹰和金莺在我们上边飞翔。有人向它们放了一枪，这就使得飞禽的王国越发惶惶不安。鸟类的吵闹不休的音乐会开始了。这种音乐会在春夏两季倒是有魅力的，然而当人们在空气中感到寒秋来临的时候，它就刺激人的神经，使人想到候鸟不久就要南飞了。

傍晚的清凉空气从密林里飘来。太太小姐们的鼻子有点发青，怕冷的伯爵开始搓手。空中开始弥漫茶炊的炭火气，茶具叮当地响起来，这气味和响声来得再适时也没有了。独眼的库兹玛呼呼地喘着，在长得很高的青草里绊绊跌跌，拉过来一箱白兰地。我们开始喝酒取暖。

在清新凉爽的空气里长久漫游，对我们的胃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开胃药水都好。漫游之后，那些咸鱼肉，鱼子、烤山鹑和其他的食物，在我们眼里显得那么可爱，跟早春的玫瑰花一样。

“你今天真聪明，”我对伯爵说着，给自己切下一小块咸鱼肉。“你从没这么聪明过。很难安排得更聪明了。……”

“这是我跟伯爵一块儿安排的！”卡里宁笑呵呵地说着，向车夫那边挤一下眼睛，他们正从马车上取下一包包冷荤菜、葡萄酒和盘盏，“这个小小的野餐会办得挺体面。……最后还要上香槟酒呢。……”

这一次调解法官眉开眼笑，从来也没这么满意过。莫非他想着今天傍晚他的娜坚卡会有人求婚？莫非他准备下香槟酒就是要庆贺两个青年人的喜事？我定睛看一下他的脸，却没看出别的，只看到他平素那种无忧无虑的满足神情和他那胖身体透露出来的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态。

我们高兴地吃着冷荤菜。对于放在我们面前毯子上的那些丰盛食物，只有两个人无动于衷，那就是奥尔迦和娜坚卡·卡里宁娜。奥尔迦站在一旁，胳膊肘靠在马车的后部，沉默不语，凝神望着伯爵丢在地下的猎物袋。猎物袋里有一只中弹的鹬鸟在扑腾。奥尔迦注视着不幸的鸟的活动，仿佛在等它死掉似的。

娜坚卡坐在我旁边，冷淡地瞧着那些嚼得起劲的嘴巴。

“这顿饭什么时候才能吃完呀？”她那双疲倦的眼睛仿佛这样说。

我给她一份夹鱼子的面包片。她道了谢，把它放在一边。她分明不想吃东西。

“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您为什么不坐下？”伯爵对奥尔迦嚷道。

奥尔迦没有回答，仍然像一尊塑像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瞧着那只鸟。

“有些人心肠多么硬，”我走到奥尔迦跟前说，“难道您，一个女人，能够看着这只鹬鸟的痛苦而满不在乎？您与其看着它挣扎，还不如索性叫人把它弄死的好。”

“别人在痛苦，那就让它也去痛苦吧。”奥尔迦说，眼睛没看我，皱起眉头。

“那么还有谁在痛苦呢？”

“躲开我！”她嗓音沙哑地说，“今天我没有心思跟你讲话……也不想跟你那个蠢伯爵说话！躲开我远远的！”

她看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愤恨和泪水。她脸色煞白，嘴唇发抖。

“什么样的变化呀！”我说，拿起猎物袋，把那只鹬鸟弄死，“什么样的口气呀！我吓了一跳！我吓坏了！”

“我跟你说，你躲开我！我没有兴致开玩笑！”

“你怎么了，我的迷人精？”

奥尔迦的眼睛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然后扭过脸去。

“对淫荡的和出卖自己的女人才会用那样的口气讲话，”她讲道，“你就是把我看成那样的女人……好，你就去找圣徒吧！……我是这儿最坏最下流的女人。……刚才你跟那个品行端正的娜坚卡一块儿坐在马车上，你都不敢看我。……好，那你就到他们那边去吧！你站在这儿干吗？走哇！”

“对，你就是这儿最坏最下流的女人，”我说，感到愤怒渐渐涌上我的心头，“对，你就是淫荡的和出卖自己的女人。”

“是的，我想起那一回你怎样给我那些该死的钱了。……那时候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明白了。……”

愤怒控制了我的全身心。这种愤怒是那么强烈，不下于以前我心里对红姑娘产生的爱情。……再者，谁能无动于衷，什么样的石头能无动于衷呢？我看见面前站着一个美人，却给无情的命运丢在污泥里。她的青春也罢，美丽也罢，优雅也罢，命运一概不怜惜。……现在我越是觉得这个女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美丽，就越是感到大自然在她身上遭到多大的损失，于是我的灵魂对命运的不公正和对万物的秩序也就充满了沉痛的愤怒。……

我在愤怒的时候管不住自己。要不是奥尔迦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而且走掉，我真不知道她还会听见我说出些什么话来。她慢慢地往树林那边走去，不久就消失在那里面了。……我觉得她似乎哭了。……

“你们，诸位女士和诸位先生！”我听见卡里宁在发表演说，“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了……为了团结起来。……我们在这儿聚会，互相认识，共同欢乐。对于我们这种盼望已久的团结，我们不应该归功于别人，而只应当归功于我们的明星，我们全省的明星。……您，伯爵，不必难为情。……诸位女士都明白我说的是谁。……嘻嘻嘻！……好，我接着讲下去。……既然我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的有教养的和年轻的……卡尔涅耶夫伯爵，那么我提议大家举起酒杯来为……可是有人来了！是谁呀？”

一辆四轮马车从伯爵的庄园那边往我们坐着的林边空地驶来了。……

“这会是谁呢？”伯爵惊讶地说，举起望远镜往马车那边望去，“嗯……奇怪。……大概是过路的人。……啊，不对！我看见卡艾坦·卡齐米罗维奇的脸了。……他身旁还有一个人是谁？”

伯爵忽然跳起来，就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他的脸变得跟死人一样惨白，手里的望远镜掉下了地。他的眼珠转来转去，好比一只被人捉住的耗子，目光时而停在我身上，时而停在娜坚卡身上，仿佛要我们帮忙似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出他神色慌张，因为大多数人的注意力都让那辆正在驶来的马车吸引去了。

“谢辽查，你过来一会儿！”他小声说着，抓住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一边去，“好朋友，我把你看做朋友，看做最好的人，求你帮个忙。……不要提问题，不要用这种追究的眼光瞧我，不要惊讶！以后我会全告诉你！我起誓，我一点也不会瞒你。……这是我一生中极大的不幸，我不幸得没法跟你说了！以后你都会知道，现在别问！你帮帮我！”

这当儿那辆马车却越来越近。……最后它停下来，于是我们伯爵的那个愚蠢的秘密被全县的人都知道了。普谢霍茨基气喘吁吁，从马车上走下来，穿一身新做的茧绸衣服，满面笑容。他后面有个年轻的女人，年纪二十三岁左右，灵活地跳下车来。她是个金发女人，身材高而苗条，五官端正，却又不招人喜欢，生着一对深蓝色眼睛。我只记得她那一无表情的蓝眼睛、扑满脂粉的鼻子、沉重而华丽的衣服、戴在两只手上的大镯子。……我记得傍晚的潮气和斟出来的白兰地气味都被她身上那股浓重刺鼻的香水味压倒了。

“你们人好多啊！”这个陌生的女人用生硬的俄国话说，“大概很快活吧！你好，阿历克塞！”

她走到阿历克塞跟前，把脸送到他嘴边去。伯爵很快地吻她一下，惊慌地看一眼客人们。

“这是我的妻子，我介绍一下！”他喃喃地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索霞。……咳。……我有点咳嗽。”

“我刚到此地！卡艾坦对我说：‘你休息一下！’可是我说，我一路上都睡觉，何必休息呢！我还是去打猎的好！我就换好衣服，来了。……卡艾坦，我的纸烟在哪儿？”

普谢霍茨基跑到金发女人跟前，拿给她一个金烟盒。

“他是我妻子的哥哥……”伯爵继续喃喃地说，指了指普谢霍茨基，“你帮一帮我啊！”他捅一下我的胳膊肘说，“看在上帝面上，救救我！”

我听说，当时卡里宁头晕了，娜嘉想帮他忙，却又站不起来。我还听说，许多人赶紧坐上自己的马车，走掉了。所有这些我都没看见。我记得我当时已经往树林里走去，只顾寻找小径，眼睛没往前看，任凭两只脚往前走去。[67]

我走出树林的时候，两只脚上挂着一块块的黏土，周身上下满是污泥。大概我越过了一条小溪，然而这件事的详情我记不得了。我像是让人用木棍痛打了一顿似的，觉得非常疲乏难受。我本来应当到伯爵的庄园上去，骑上左尔卡赶路。可是我没这样做，却步行回家了。我再也不愿意看到伯爵和他那该死的庄园了。[68]

我沿着湖边的道路走回去。那个水面广阔的怪物开始怒吼，唱着傍晚的歌。整个广阔的湖面上布满高大的浪头和白色的浪峰。空中响着哗哗声和轰轰声。潮湿的冷风吹入我的骨髓。左边是怒吼的大湖，右边是严峻的树林传来单调的飒飒声。我觉得我孤零零地面对大自然，就像在公堂上对质似的。仿佛大自然的全部愤怒、全部响声、全部咆哮都是针对我一个人来的。换了在别的情况下，我也许会感到胆寒，然而现在我却几乎没留意到我四周的那些巨人。同我胸中掀起的风暴相比，大自然的愤怒算得了什么呢？[69]

我回到家里，没脱衣服就倒在床上。

“真不要脸，又穿着衣服在湖里洗澡了！”波里卡尔普一面给我脱掉湿透而泥污的衣服，一面抱怨起来，“又来这一套，我的磨人精！还算是受过教育的上等人呢，比随便哪个扫烟囱的都不如。……我真不知道您在大学里学了些什么东西。”

我听不得人的声音，看不得人的脸，有心对波里卡尔普吆喝一声，叫他躲开我，然而我的话卡在嗓子里说不出来。我的舌头那么疲乏无力，不亚于我的身体。不管我觉得多么难受，可是我不得不听任波里卡尔普脱掉我身上所有的衣服，甚至把浸湿的内衣也脱下来。

“你至少翻个身嘛！”我的仆人抱怨说，把我当成小玩偶似的翻过来翻过去，“明天我辞活不干了！我不干……给我多少钱也不干！我这个傻瓜受够了罪！要是我还留在这儿不走，那就叫我不得好死！”

干净、温暖的内衣没有使我暖和过来，也没有使我心情平静下来。我又愤怒又害怕，不住地发抖，而且抖得那么厉害，连牙齿都打战。这种害怕是没法解释的。……我之所以害怕倒不是因为我见到了幽灵或者从坟墓里钻出来的僵尸，甚至挂在我床头上方的我那前任波斯彼洛夫的照片也与此无关。他那对没有生气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我，似乎一一的，然而我瞧着他，却一点也不畏缩。我的前途并不灿烂，可是我仍然可以有很大的把握说，并没有什么东西在威胁我，近处也没有什么乌云。死亡不会来得很快，我又没有什么重病。至于我个人的不幸，我不大在意。……那么我怕什么呢，为什么我的牙齿打战？

就连我为什么愤怒，我也不理解。……伯爵的“秘密”不可能惹得我这样勃然大怒。伯爵也罢，他瞒着我的他那件婚事也罢，一概跟我不相干。

剩下来就只有用精神失常和体力疲乏来解释我那时候的心境。我找不出另外的解释了。

波里卡尔普走后，我拉过被子来蒙上头，打算睡觉。屋里黑下来，很安静。鹦鹉在笼子里不安地转动，波里卡尔普房里墙上的挂钟发出匀称的滴答声，此外，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到处都是安谧和寂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疲劳占了上风，我开始昏昏睡去。……我感到一块沉重的东西渐渐从我身上掉下去，一些可恨的人影在头脑里化为迷雾。……我记得我甚至开始做梦。我梦见冬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走着，闲着没事做而观看商店的橱窗。我心里轻松欢畅。……我没有什么地方急于要去，也没有什么事要做，简直是绝对的自由。……我想到远远地离开我的村子，离开伯爵的庄园，离开波涛汹涌而冷冰冰的湖，这就使我的心越发安宁欢畅了。我在一个极大的橱窗跟前停下，细看女帽。……我熟悉那些女帽。……我看见其中有一顶由奥尔迦戴着，另一顶由娜坚卡戴着，第三顶戴在打猎那天突然光临的索霞那生着淡黄头发的脑袋上。……那些熟识的脸在帽子底下微笑。……我想跟她们说几句话，不料她们三个人合成一张通红的大脸。那张脸气愤地转动眼珠，吐出舌头。……不知一个什么人在我身后掐住我的脖子。……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红脸大叫一声，我打了个冷战，大叫一声，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从床上跳起来。……我的心跳得厉害，额头上冒出冷汗。……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鹦鹉又叫一声，“给我糖！您多蠢啊！傻瓜！”

“这是鹦鹉……”我在床上躺下，安慰自己说，“谢天谢地。……”

外面响起单调的怨诉声。……那是雨点在敲打房顶。……先前我在湖边行走，看见西边上来乌云，现在那乌云遮蔽整个天空了。闪电微弱地放光，照亮去世的波斯彼洛夫的照片。……我的头顶上响起隆隆的雷声。……

“这是今年夏天最后一次雷雨了。”我暗想。

我不由得想起今年夏天最初几次雷雨中的一次。……当初我头一次到守林人的小屋里去，树林里也响起这样的雷声。……当时我和红姑娘站在窗前，瞧着被闪电照亮的松树。……那个美人的眼睛里闪着恐怖的光芒。她对我说她母亲就是死于闪电，她自己也渴望耸人听闻的死亡。……她希望自己穿戴得跟本县最富的贵妇一样。她感觉到华丽的盛装正好显出她的美丽。她体会到自己那种震惊俗世的威力，为此自豪，一心想登上石坟的峰顶，在那儿迎接耸人听闻的死亡。……

她的愿望已经实……虽然不是在石……[70]

我已经失去睡熟的一切希望，就索性起来，坐在床上。雨点轻轻的怨诉声渐渐变成愤怒的咆哮声，每逢我心里没有恐惧和恼恨的时候，我倒是很喜欢这种咆哮声的。……可是现在我却觉得这种咆哮声凶险得很。响雷一声接着一声，连续不断。

“丈夫把老婆杀死了！”鹦鹉大叫一声。

这是它最后的一句话。……我战战兢兢地闭上眼睛，在黑地里摸到笼子，拿起来往墙角上一扔。……

“见你的鬼去吧！”我听见笼子的响声和鹦鹉的惨叫，嚷道。……

可怜的高贵的鸟！笼子摔到墙角里，那只鸟就大难临头了。……第二天笼子里装着一具冰冷的尸体。为什么我要把它弄死？如果它爱说的那句丈夫杀死老婆的话使人想起……[71]

我的前任波斯彼洛夫的母亲把这所住宅让给我的时候，要我付全部家具的钱，就连那些我不认得的人的照片也包括在内。然而那只宝贵的鹦鹉，她却没有拿我一文钱就留下了。她动身到芬兰去的前一天，跟她那高贵的鸟告别了一夜。我至今记得她告别的哭泣声和怨诉声。我记得她眼泪汪汪地央求我照看她的朋友，等着她日后回来。我对她担保说她的鹦鹉不会因为跟我相识而后悔。我却没有履行我的诺言。我把鸟摔死了。我可以想象，如果老太婆知道她这只饶舌的鸟的命运，会说些什么话！

不知什么人在小心地敲我的窗子。我住的这所小房立在大道旁边，是本村尽头几所房子中的一所。我不止一次听到过敲窗子的声音，特别是天气很坏，过路的行人寻觅投宿处的时候。这一次敲我窗子的却不是过路的行人。我走到窗前，等到电光一闪，就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的乌黑身影。他站在窗前，似乎冷得缩起身子。我推开窗子。

“是谁？有什么事？”我问。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我！”我听见一个凄凉的说话声，只有全身冻僵、心里害怕的人才会用那样的声音讲话，“是我！我来找您，我的好朋友！”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从黑人影的凄凉的声调里听出这是我的朋友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医生。眯眼素来过严谨的生活，总是在十二点钟以前就上床睡觉，因而他的来访就不可理解了。什么事情促使他改变常规，夜间两点钟跑到我这儿来，而且又是在这样糟糕的天气？

“您有什么事？”我问，心里骂着这个不速之客，巴不得他立刻走掉。

“对不起，好朋友。……我想敲大门，可是您的波里卡尔普现在大概睡得跟死人一样。我就决定敲窗子了。”

“可是您有什么事呢？”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走近我的窗口，含糊地说了句叫人听不明白的话。他索索地打抖，样子像个醉汉。

“我在听您说话！”我不耐烦地说。

“您……您，我看得出来，生气了，不过……要是您知道出了什么事，您就不会因为睡不好觉，因为我来得不是时候这样的小事生气了。……现在不应该睡觉！我的上帝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年，今天才头一次感到深深的不幸！我不幸啊，谢尔盖·彼得罗维奇！”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而且跟我什么相干呢？我自己都几乎站不稳了。……我顾不上别人的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眯眼用要哭的声音说，把被雨淋湿的手伸到我的脸跟前，“正直的人啊！我的朋友啊！”

随后我听见男人的哭声。医生哭了。

“巴威尔·伊凡内奇，您回家去吧！”我沉默一会儿以后说，“现在我没法跟您说话。……我害怕我的心境，也害怕您的心境。……我们不会互相了解的。……”

“我亲爱的！”医生用恳求的声音说，“您跟她结婚吧。”

“您发疯了！”我说，砰的一响关上窗子。……

医生是在鹦鹉之后第二个由于我心境不好而受苦的人。我没请他到房间里来，却把窗子对着他的脸关上了。这两个粗暴无礼的反常行动，如果是别人用来对待我，那么即使对方是女人，我也会要求决斗[72]。可是温和而不会生气的眯眼却压根儿就没想到决斗。他不知道什么叫生气。

大约过了两分钟，电光猛的一闪，我看一眼窗外，瞧见我的客人弯下身子站在那儿。这一次他的姿态充满请求和期待，好比乞丐等候施舍。他大概等着我原谅他，允许他把话说完。

幸而我的良心感动了。我开始为自己悲叹，悲叹大自然赋予我这样残忍和卑鄙的品性！我那下贱的灵魂跟我健康的肉体一样，硬得像铁石。[73]……我走到窗前，把窗子推开。

“您到房间里来吧！”我说。

“没有工夫了！……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可怜的娜坚卡服毒自杀，医生不能离开她。……可怜的姑娘险些儿没法抢救了。……难道这不是不幸？您能关上窗子不听吗？”

“她到底还活着吗？”

“‘到底还……’不能用这种口气来谈不幸的人，我的好朋友！谁能料到这个聪明正直的女人甘愿为伯爵那么个家伙跟生活诀别呢？是啊，我的朋友，对人们来说，不幸的是，女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论一个女人多么聪明，不论上天赋予她多么优美的品质，可是她总不免有点毛病，既妨碍她自己，也妨碍别人生活下去。……就拿娜坚卡来说……喏，她为什么这样做呢？要面子，要面子啊！病态的自尊心呀！为了气一气您，她才起意嫁给伯爵的。……她才不需要他的钱，他的爵衔呢。……她所需要的无非是满足她那种古怪的自尊心罢了。……可是忽然来了挫折！……您知道，他的妻子来了。……原来这个浪子结过婚。……有人说什么女人经得起风浪，她们比男人善于忍受痛苦！……如果这么一件毫无价值的事就能引得女人拿起含磷的火柴来，那还谈得上什么经得起风浪？这不是经得起风浪，这是虚荣心重！”

“您会感冒的。……”

“我刚才看见的那种情形比无论什么严重的感冒都糟。……那对眼睛，那种苍白的脸色……啊！本来就恋爱不顺利，后来想气一气您，又不顺利，如今再加上自杀不顺利。……很难想象还有更大的不幸了！……我亲爱的，要是您有哪怕一点点同情心，要是……要是您能见到她……是啊，为什么您不到她那儿去一趟呢？您爱过她！就算您现在不爱她了，可是为她牺牲一点空闲时间，那有什么不可以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为它可以牺牲……一切！您救救她的命吧！”

有人使劲敲我的大门。我打了个冷战。……我的心出血了！……我不相信预兆，可是这一次我的惊慌不是平白无故的。……有人在外面敲门。……

“是谁啊？”我在窗口叫道。

“我要找您！”

“什么事？”

“伯爵有一封信给您，老爷！出了人命案！”

一个穿着羊皮袄的黑人影走到窗前来，嘴里抱怨着天气，递给我一封信。……我赶快离开窗口，点上蜡烛，把信看了一遍：“请你看在上帝分上，忘掉世上的一切，立刻到我这儿来。奥尔迦被人谋杀了。我方寸大乱，马上就要发疯了。你的阿·卡。”

奥尔迦被人谋杀了！这句短短的话弄得我头昏脑涨，两眼发黑。……我在床上坐下，脑子里没法思考，两条胳膊垂下来。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是您吗？”我听见派来的那个农民在说话，“我刚才本想到您那儿去。……伯爵也有一封信给您。”

过了五分钟我同眯眼坐在一辆带篷的马车上，到伯爵庄园上去。……雨点敲打马车的篷顶，不时有耀眼的电光在我们前面闪亮。

湖水的咆哮声响起来。……

这出惨剧的最后一幕开场了，两个剧中人物坐着车子去看一幅撕裂人心的画面。

“喂，您想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我在路上问巴威尔·伊凡诺维奇。

“我什么也没想。……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从前哈姆雷特抱憾天地的神灵禁止自杀这种罪行，现在我也同样抱憾命运叫我做了医生。……我深深地抱憾啊！”

“恐怕现在该轮到我来抱憾我是法院侦讯官了，”我说，“如果伯爵没有把谋杀和自杀混为一谈，如果奥尔迦确实被人谋杀了，那我的可怜的神经就要受罪了！”

“您可以拒绝承办这个案子。……”

我用追究的眼光瞧着巴威尔·伊凡内奇，可是因为天黑，我当然什么也没看见。……他怎么知道我可能拒绝承办这个案子？我是奥尔迦的情夫，不过这件事除了奥尔迦本人，也许再加上以前曾向我鼓过掌的普谢霍茨基以外，还有谁知道呢？……

“为什么您认为我可以拒绝呢？”我问眯眼。

“我随便说说的。……您可能生病，也可能辞职。……这样做丝毫也不影响您的名声，因为总有人来接替您，可是医生的处境就完全不同了。……”

“就只是这样吗？”我暗想。

我们的马车在土路上经过痛苦的长途跋涉后，终于在伯爵的门口停住。门口上方两个窗子里灯光明亮，极右边奥尔迦的卧室里灯光微弱，其余的窗子里一团漆黑。我们在楼梯上遇见猫头鹰。她用尖刻的小眼睛看我，布满皱纹的脸由于做出凶恶讥诮的笑容而显得越发皱了。

“这下子就要叫你们大吃一惊了！”她的眼睛仿佛在说。

她大概以为我们是来饮酒取乐，不知道这个房子里出了祸事。

“我请您注意这个九十岁的巫婆，我亲爱的，”我对巴威尔·伊凡诺维奇说，从老太婆头上摘掉包发帽，于是她那秃光的头顶便露出来了，“要是将来我和您有机会解剖这个人的尸体，那我们的看法就会大相径庭。您会认为她的脑子害了老年萎缩症，可是我会向您保证她是全县最聪明、最狡猾的人。……她是穿着裙子的魔鬼！”

我走进大厅里，不由得吃了一惊。我在这儿看到的景象完全出人意外。所有的椅子和长沙发上都坐满了人。……各处墙角上和窗子旁边也站着一群群人。……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要是事先有人对我说我会在这儿遇见这些人，我就会哈哈大笑。在这样的时候，在奥尔迦躺在一个房间里，也许已经死掉或者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居然会跑到伯爵的家里来，这未免太离奇，太不近情理了。原来她们就是伦敦饭店茨冈领班卡尔波夫所率领的茨冈歌咏队，也就是读者在这篇小说的前几章里已经读到过的那个歌咏队。我走进去，我的老朋友季娜就从一群人当中走出来，她认出了我，快活得尖声大叫。我向她伸出手去同她握手，她那肤色发黑而如今苍白的脸上就堆满笑容，可是临到她想对我开口讲话，眼睛里却迸出了泪水。……眼泪不容许她说话，于是我没听见她讲出一个字来。我就转过身去同别的茨冈姑娘打招呼，她们是这样解释她们怎么来到此地的：今天早晨伯爵打电报到城里，约请这个歌咏队的全班人马务必今天晚上九点钟到达伯爵的庄园。她们就执行这个“命令”，坐上火车，八点钟来到这个大厅里。……

“我们原想给爵爷和客人先生们助一助兴。……我们学会了那么多的新歌！……可是忽然间……

“可是忽然间，一个农民骑着马来通知说，在打猎的时候发生了野蛮的凶杀案，主人吩咐为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准备好床铺。大家不信农民的话，因为他当时醉得‘像猪一样’，然而等到楼梯上响起嘈杂的人声，有人抬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人穿过这个大厅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了。……

“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再在此地待下去。……等到神父来了，我们这些快活人就得走掉。……再说，所有的歌女都心神不定，直哭。……她们没法在有死人的房子里待下去。……我们得走，可是这儿的人却不肯给马车！伯爵老爷病倒在床上，外人一概不见。我们向仆人要马车，他们却讥笑我们。……这种天气，这么黑的夜晚，我们总不能步行赶路啊！那些仆人都粗野得要命！我们要求给我们烧一个茶炊来，他们却张口就骂，叫我们去见鬼。……”

所有这些诉苦，最后变成眼泪汪汪的央求，要我发一下善心，给她们张罗马车，好让她们离开这所“该死的”房子。

“要是那些马不是在牧场上，车夫们也没被派到别处去，那你们就可以坐车动身，”我说，“我来吩咐他们办。……”

这些可怜的人素来穿着小丑的服装，惯于装出满不在乎的姿态，现在这种愁眉苦脸和迟疑不决的神态同他们很不相称。我应许设法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去，才使得他们略为振作起来。男人的低声细语变成响亮的说话声，女人也不再哭泣了。……

随后我向伯爵的书房走去，穿过一长串没点灯的黑房间，经过为数众多的房门口，向一个房门里看了一眼，见到一幅动人的画面。索霞和她的哥哥普谢霍茨基靠着桌子坐在那儿，桌上放一个茶炊，发出滚沸的响声。……索霞穿一件薄薄的罩衫，可是仍然戴着手镯和指环，凑着一个小瓶的瓶口闻什么东西[74]，然后懒洋洋地，带着厌恶的神情喝茶杯里的茶。她的眼睛带着泪痕。……大概打猎中发生的那件事搅乱了她的神经，她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普谢霍茨基仍然像以前那样脸色呆板，一边端着茶碗大口喝茶，一边对他妹妹讲话。从他脸上的开导神情和他的神态来看，他在安慰她，劝她不要再哭。

我见到伯爵的时候，不消说，他方寸大乱。这个萎靡孱弱的人比以前越发消瘦憔悴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像是在发高烧。他头上缠着白色手绢，浸了醋汁，弄得满房间都是酸味。我刚走进去，他就从躺着的沙发上跳起来，掩上家常长袍的衣襟，跑到我这边来。……

“啊？啊？”他开口说，索索地抖，气喘吁吁，“哦？”

他嘴里发出这些意义不明的声音，拉住我的衣袖，往沙发走去。等到我坐下，他就依偎着我，像是一条受惊的小狗，开始诉起苦来。……

“谁料得到呢？啊？慢着，好朋友，我要披上毯子……我发烧了。……她被谋害了，可怜的女人！给人下了毒手！她现在还活着，不过地方自治局的医生说她今天晚上就会断气。……可怕的一天啊！她，我的妻子，无缘无故跑来了……见她的鬼。……这是我犯下的最不幸的错误。是我先前在彼得堡喝醉酒的时候，谢辽查，人家硬要我和她结婚的。我一直瞒着你，不好意思说出口，可是现在她来了，你自己看到的。……我真是后悔莫及。……唉，该死的软弱！在白酒的影响下，一时感情用事，你要我干什么，我就能干出什么来！我妻子的光临，是第一个报应；奥尔迦出事，是第二个。……我在等第三个呢。……我知道还会出事。……我知道！我要发疯了！”

伯爵哭了一会儿，喝下三杯白酒，骂自己蠢驴、流氓、醉鬼，然后，由于激动而讲得很乱，把打猎中发生的惨剧叙述一遍。……他对我所讲的大体是这样：我走后，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由索霞光临而引起的惊愕情绪略为平静下来，索霞同大家相识以后刚刚以女主人自居，不料这伙人忽然听见一声撕裂人心的尖叫。尖叫声从树林里传出来，由回声接应着，重复了四次。那声音非同寻常，人们一听到就从草地上跳起来，狗就汪汪地叫，马就竖起耳朵。那叫声不自然，可是伯爵倒听出是女人的声音。……它响着绝望和恐怖的调子。……女人看见鬼怪，或者看见娃娃突然死掉，一定会这样大声喊叫。……惊慌的客人望着伯爵，伯爵望着他们。……在坟墓般的寂静中大约过了三分钟。……

老爷们面面相觑，沉默不语，车夫和听差却往响起喊叫声的地点跑去。头一个来报告不幸消息的人是老听差伊里亚。他从树林里跑到林边空地上来，脸色煞白，瞪大眼睛，想说话，可是由于呼吸急促，内心激动，半天也没说出口。最后他总算克制自己，在胸前画个十字，说出口了：

“太太给人谋杀了！”

哪个太太？是谁谋杀的？可是伊里亚对这些问话却答不上来。……第二个来报信的是个谁也没料到的人，他的出现使得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个人意外的出现和他的外貌，都使人震动。……伯爵见到他，想起奥尔迦在树林里散步，他的心就往下沉，可怕的预感使他的腿发软了。

这个人就是彼得·叶果雷奇·乌尔别宁，伯爵过去的管家，奥尔迦的丈夫。起初这伙人听见沉重的脚步声和枯枝的碎裂声。……仿佛有一头熊从树林里走到林边空地上来了。可是后来却出现了不幸的彼得·叶果雷奇的笨重身躯。……他走到林边空地上，看见这伙人，就退后一步，站住不动，像是在地里生了根。他大约有两分钟没开口说话，也没动一动，因此人们可以把他仔细观察一番。……他身上穿着日常穿的淡灰色上衣和相当旧的裤子。……他头上没戴帽子，蓬乱的头发粘在冒汗的额头和鬓角上。……他的脸平日总是紫红色，而且往往带着青色，这一回却苍白。……他的眼睛像发疯样的转动，瞪得很圆。……他的嘴唇和手在发抖。……

不过，首先引起呆若木鸡的观众注意的，最使他们震惊的，却是他那双沾着血迹的手。……两只手和袖口上满是鲜血，好像他在血里洗了个澡似的。

乌尔别宁呆呆地站了三分钟，然后仿佛大梦初醒似的，在草地上盘着腿坐下，不住地呻吟。几条狗闻到不平常的气味，便围住他，汪汪地叫起来。……乌尔别宁用昏花的眼睛对大家扫了一眼，两只手蒙住脸，又呆然不动了。……

“奥尔迦，奥尔迦，你干的是什么事啊！”他呻吟道。

从他的胸膛里冒出低沉的呜咽声，他那宽阔的肩膀震颤不已。……等到他把手从脸上放下来，那伙人就看见他的脸颊和额头上有血迹，这是他手上的血留下的。……

伯爵讲到这儿，就摆了摆手，紧张地喝下一杯白酒，接着说：

“这后面的事我就记不清了。你想象得到，这意外的事故吓得我目瞪口呆，我失掉思考能力了。……后来发生的事我一点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有人从树林里抬来一具尸首，身上的衣服已经撕破，血迹斑斑。……我没法看那具尸首！他们把它放在一辆马车上，运走了。……我没听见她呻吟，也没听见她哭一声。……听说，她身边经常带着一把匕首，如今它扎进她的身子了。……你记得吗？匕首是我送给她的。……那是一把钝匕首，比这只玻璃杯的边还要钝。……因此，要把那把匕首扎进去，得使多大的劲！我，老兄，喜欢高加索的武器，可是现在，滚它的吧，这些武器！明天我要吩咐人把它们扔掉！……”

伯爵又喝下一杯白酒，继续说：

“可是多么丢脸！多么糟糕啊！我们把她送回家里来。……你知道，大家都感到绝望、害怕。……可是忽然间，活见鬼，那些茨冈唱起欢天喜地的歌来了！……她们站成一排，放开嗓子哇哇地唱，这些混蛋！……你知道，他们原想摆出体面的排场来迎接我们，可是太不是时候了。……这倒有点像傻子伊凡努希卡，他遇见出殡的行列，高兴起来，就哇哇地嚷着说：‘你们抬吧，有的是死尸要你们抬呢！’是啊，老兄，我本想款待那些客人，才把那些茨冈叫来，可是结果一团糟。该请来的不是茨冈，而是医生和教士。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该干些什么呢？我不懂那些手续和规矩。……我不知道该去叫谁来，该打发人去请谁。……也许要把警察和法院检察官找来吧。……我一窍不通，毫无办法！幸好叶烈米亚神甫听到出了事，就来给她行临终涂油礼，可是我自己就没想起来去请他。……我求你，老兄，把所有这些该办的事都承担下来吧！真的，我要发疯了！我的妻子光临还不够，又加上杀人案。……唉唉！……我的妻子如今在哪儿？你见到她没有？”

“见到了。她在跟普谢霍茨基一块儿喝茶。”

“那么，跟她哥哥在一块儿。……普谢霍茨基是个骗子！当初我正要从彼得堡悄悄溜掉，他却发觉我有逃跑的意思，就跟定我不放。……这段时期他诈去我多少钱啊，数都数不清！”

我没有工夫跟伯爵长谈。我站起来，往门口走去。

“你听着，”伯爵止住我说，“那个……乌尔别宁会扎我一刀吗？”

“莫非奥尔迦是他扎的？”

“当然了，就是他。……只是我不懂，他是怎么来的！是哪个魔鬼把他支使到树林里来的？为什么他正巧到这个树林里来！就算他躲在那儿，等着我们吧，可他怎么知道我正好在那儿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休息呢？”

“你什么也不懂，”我说，“顺便我要一干二脆地要求你。……要是我承办这个案子，那么，劳驾，你不要把你的想法讲给我听。……请你费心只回答我问的话，多余的话不必讲。”

我离开伯爵，往奥尔迦躺着的房间走去。[75]

房间里点着一盏蓝色的小灯，微微照亮人的脸。……在那样的灯光下没法读书写字。奥尔迦躺在床上。她头上缠着绷带，我只能看见她那异常苍白的尖鼻子和遮盖着眼睛的眼皮。我走进去的时候，她的胸脯袒露着，上面放着一袋冰。[76]可见奥尔迦还没有死。她身旁有两个医生在忙碌。我走进去的时候，巴威尔·伊凡内奇正眯缝着眼睛，呼哧呼哧地直喘气，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脏。

地方自治局的医生非常疲乏，看样子是个有病的人，坐在床旁边一把圈椅上，沉思不语，做出试脉搏的样子。叶烈米亚神甫刚刚办完事，把十字架包在他的肩袈裟里，正准备走掉。……

“您，彼得·叶果雷奇，不要难过了！”他看着墙角，叹口气说，“样样事情都由上帝做主，您就向上帝祷告吧。”

乌尔别宁坐在墙角一张凳子上。他模样大变，我几乎认不得他了。最近一个时期的失业和酗酒，不但在他的衣服上，也在他的外貌上强烈地表现出来：衣服已经破旧，脸容也枯槁了。

可怜的人坐着不动，用两个拳头支住头，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床。……他的手和脸上仍旧沾着血。……他忘记把它们洗干净了。……

啊，我的灵魂的预言，我那只可怜的鸟的预言呀！

每逢我那只高贵的然而现在已经被我摔死的鸟喊出丈夫杀死老婆的话，乌尔别宁总是在我的想象里出现。为什么呢？……我知道嫉妒心重的丈夫常常杀死变心的妻子；同时我又知道乌尔别宁不会杀人。……于是我就丢开奥尔迦可能死于乌尔别宁之手的想法，认为那是荒谬的。

“到底是不是他呢？”我看着他那不幸的脸，暗自问道。

老实说，尽管伯爵那么讲，尽管我看见他手上和脸上有血，我也还是不能得出肯定的回答。

“要是他杀了人，他早就洗掉他手上和脸上的血了……”我不由得想起我的一个也做侦讯官的朋友的论点：“杀人犯受不了他的受害者的血。”

如果我肯多动一下脑筋，我就会想起不少这类想法，然而我不应当先有成见，用为时过早的结论填满我的脑袋。

“您好！”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对我说，“我很高兴，至少您算是来了。……劳驾，您说说看，谁是这儿的主人？”

“这儿没有主人。……只有一团糟……”我说。

“这句话说得挺妙，不过却丝毫也没有使我的心绪轻松些，”地方自治局的医生说，恼恨地咳嗽了几声，“我一连三个钟头请求他们，央告他们送一瓶波尔特温葡萄酒或者香槟酒来，可是谁也不肯赏个脸，听一听这种哀求！所有的人都成了聋子，像大雷鸟一样！冰是刚刚送到的，其实三个钟头以前我就吩咐他们送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快要死了，可他们却仿佛在笑！伯爵舒舒服服地在他的房间里品尝蜜酒，可就是不肯叫人送一杯到这儿来！我要打发人到城里去，到药房里去，他们却说马都累坏了，而且也没有人骑，因为大家都喝醉了。……我想打发人到我的医院里去取药品和绷带，多承他们赏脸，给我派了个醉鬼，几乎站都站不稳。我两个钟头以前就派他去了，可是结果怎么样？听说他刚刚动身！哎，这岂不是胡闹？大家都喝醉了酒，粗鲁而野蛮！……全都是白痴！我要凭上帝起誓，这样没有心肝的人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看见！”

医生的愤慨是正当的。他一点也没有夸大事实，而是刚好相反。……要想对伯爵庄园上存在的种种混乱和胡闹的情景尽情指责一番，那是一整夜都说不完的。仆人们什么事也不做，又无人管理，变得游手好闲，令人气恼。这里没有一个听差不能算做那种逍遥自在和肥头胖脑的人的典型。

我到房外去取酒。我打了仆人两三个耳光后，不但弄到香槟酒，而且取来了缬草酊，使得两个医生说不出的高兴。过了一个钟头，[77]医院里来了一个医士，把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带来了。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好不容易把一调羹香槟酒灌进奥尔迦嘴里。她做出吞咽的动作，不住地呻吟。随后医生在她皮下注射一针类似霍夫曼液的药剂。

“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弯下腰去凑着她的耳朵叫道，“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

“很难叫她恢复知觉了！”巴威尔·伊凡内奇说，叹口气，“流血过多，而且她的头部受到钝器的打击必然会引起脑震荡。”

有没有脑震荡，这用不着我来断定，可是这时候奥尔迦睁开眼睛，要水喝。……兴奋剂对她起作用了。

“您要问她什么话，现在就可以问了……”巴威尔·伊凡内奇捅一下我的胳膊肘说，“您问吧。”

我往床前走去。……奥尔迦把眼睛转到我这边来。

“我在哪儿？”她问。

“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我开口说，“您认得我吗？”

奥尔迦看了我几秒钟，闭上眼睛。

“认得！”她呻吟说，“认得！”

“我是齐诺维耶夫，法院的侦讯官。我有幸认识您，要是您想得起的话，我还在您的婚礼上做过傧相。……”

“是你吗？”奥尔迦小声说，伸出她的左手，“你坐。……”

“她说胡话了！”眯眼叹口气说。

“我是齐诺维耶夫，法院的侦讯官……”我接着说，……“要是您想得起的话，我也参加过打猎。……您现在觉得怎么样？”

“您提要紧的问题吧！”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对我小声说，“我不能保证她会清醒很久。……”

“请您不要开导我，劳驾！”我怄气地说，“我知道该说什么。……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我扭过脸去对奥尔迦继续说，“请您费神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我来帮您的忙。……今天中午一点钟您骑上马，跟大家一起去打猎。……打猎大约有四个钟头之久。……后来就在林边空地上休息。……您记得吗？”

“你……你……杀死……”

“杀死鹬鸟吗？我把那只中弹的鹬鸟弄死以后，您皱起眉头，离开大家走掉了。……您走进树林里。……[78]现在请您费神打起精神来，回忆一下。您在树林里散步，遭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人的袭击。我以侦讯官的身份问您：他是谁？”

奥尔迦睁开眼睛看着我。

“请您对我们说出这个人的姓名！这儿，除我以外还有三个人。……”

奥尔迦否定地摇摇头。

“您必须说出他的姓名来，”我接着说，“他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法律会严惩他的兽行！他要去做苦工。……[79]我在等您说。”

奥尔迦微微一笑，否定地摇摇头。进一步审问也还是毫无结果。从奥尔迦那儿，我再也没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个动作。到四点三刻，她就离开了人世。

早晨六点多钟，村长和证人应我的召唤，来到此地。犯罪地点却没法去：滂沱大雨从夜间开始，一直下到现在。小泥塘变成大湖了。灰色的天空阴惨惨的，太阳一时还不会出来。淋湿的树木垂头丧气地垂下树枝，每次吹来一阵风，就撒下无数的大雨点。现在没法到那边去，再者恐怕去了也无益，因为犯罪的痕迹，例如血迹和人的脚印等，大概一夜之间已经被雨水冲掉。然而办事的手续要求必须调查犯罪地点。我就把这次调查推延到警察来了再去，目前先着手起草报告，审问证人。我首先审问那些茨冈。可怜的歌手们在大厅里坐了整整一夜，巴望着给他们鞴好马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去。可是谁也不给他们马车，仆人叫他们自己去找伯爵，同时又警告说爵爷不准把任何人“放进去”。早晨他们要求送茶炊来，可是也没人理会。他们困守在一所陌生的、停着死尸的房子里，处境尴尬，情况不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脱身，再加上阴雨连绵，天气很坏，这就弄得可怜的茨冈男女满心苦恼，不出一夜就变得面庞消瘦，脸色苍白。他们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仿佛心惊胆战，或者等候严厉的判决似的。我审问他们，就越发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第一，我审问很久，大大推迟了他们离开这所“该死的”房子的时间；第二，他们吓坏了。这些心地单纯的人以为他们在这件人命案中有重大嫌疑，哭着对我保证说，他们什么罪也没犯，什么事也不知道。季娜把我看做官方人物，完全忘掉我们从前的关系，跟我讲话的时候索索地打抖，吓得发呆，就跟挨了打的女孩一样。我要求他们不要激动，反复说明我只把他们看做证人，看做审讯的助手，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对我申明说，他们从没做过证人，他们什么事也不知道。他们希望，求上帝保佑，将来也别再跟司法人员打交道才好。

我问他们从火车站出来是顺哪一条路到这儿来的，是否路过发生凶杀案的树林，他们当中有没有人离开人群，哪怕只离开短短的时间，他们是否听到奥尔迦那声撕裂人心的尖叫。[80]这次审问没得出什么结果。茨冈人被审问吓坏了，从歌咏队里推举出两个精壮的小伙子，打发他们到村子里去雇大车。那些可怜的人一心想走掉。说来也是他们倒霉，村子里已经在纷纷议论树林里的凶杀案，他们见着两个肤色黧黑的使者[81]起了疑心，就把他们扣下，押到我这里来。直到傍晚，苦恼不堪的歌咏队才算摆脱这场噩梦，自由地呼出一口气，用三倍的高价雇了农民的五辆大车，从伯爵家里动身走掉了。后来伯爵付了他们这次光临的来往路费，至于他们在伯爵府里遭到的精神痛苦，就没有人来付赔偿费了。……

我审完他们以后，就到猫头鹰的房间里去搜查[82]。我在她那些箱子里找到许多各式各样陈旧的废物，可是翻遍所有破旧的包发帽和缝补过的袜子，却没找到老太婆从伯爵和他客人们那里偷来的钱财和贵重物品。……上次她在季娜那儿偷到的东西我也没找到。……显然，这个妖婆另有她一个人知道的收藏地点。……

我不想在这儿叙述我的报告内容，也就是初步的材料和调查的经过。……这些说来话长，再者我也忘掉了。……我在这儿大体讲一下，讲得简短些。……首先我叙述我审问奥尔迦的时候，她的情况怎样，然后我详细陈述我审问她的经过。从这次审问当中可以看出奥尔迦在回答我的问话的时候，神志是清楚的，她故意对我隐瞒杀人犯的姓名。她不愿意让杀人犯受到惩罚，这就使人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犯人是她所珍爱、亲近的人。

我会同不久以后来到此地的区警察局长检查奥尔迦的衣服，得到很多收获。……她那骑马装的上衣是用丝绒做面，绸子做里的，这时候还湿漉漉的。……上衣右侧由匕首扎出裂口，浸透血，有些地方结成血块。……血流得很多，奇怪的是奥尔迦怎么会当场没有死掉。上衣左侧也有血。……左袖的肩部和腕部已经扯裂。……上面的两个纽扣脱落，我们检查的时候没找到。骑马装的裙子是用黑色开司米呢料做成的，揉得极皱，这是人们把奥尔迦从树林里抬到马车上，后来又从马车上抬到床上去的时候揉成那样的。后来这条裙子从奥尔迦身上脱下来，胡乱揉成一团，丢在床底下。裙子的腰部已经撕破，这条直的裂口有七俄寸长，大概是在抬她和给她脱衣服的时候撕破的。裂口也可能是她生前扯破的：奥尔迦素来不喜欢缝缝补补，也不知道该把裙子交给谁去补，可能就把裂口掩藏在上衣底下了。我认为这同犯人野蛮的暴行没有关系，可是后来副检察官在发言里却特别强调这一点。裙子的右腰部以及右面的衣袋都浸透血。衣袋里放着手绢和手套，成了两小团不成样子的棕红色的东西。整条裙子，从腰部到裙边，布满大小不等和形状不一的血印。……后来在审问中判明，这些血印大部分是车夫们和听差们在抬奥尔迦的时候，手指和掌心被血染污而留下的印迹。……她的衬衣血迹斑斑，大多是在右部，那儿有凶器刺成的洞。……衬衣也同上衣一样，左肩和腕部都已经扯裂。……袖口脱落一半。

奥尔迦随身所带的物品，例如金怀表、很长的金链、镶着钻石的饰针、耳环、戒指、内有银币的钱包，都同她的衣服在一起。显而易见，犯人不是见财起意。

奥尔迦死后第二天，眯眼和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当我的面进行尸体解剖，把最后结果写成很长的报告，这儿我只提一下大意。医生们进行外部检查后，发现下列伤口：头部左颞颥骨和顶骨之间有一道伤口，长一英寸半，碰到头骨，伤口边缘不整齐，也不成直线。……这个伤口是由钝器造成的，据我们后来判断，大概是由匕首的刀刃砍成的。她的颈部，在颈椎骨部位，可以见到一条红色的痕迹，形似半圆，占后颈部的一半。在整个这条红色的痕迹上可以看出皮肤的擦伤和轻微的瘀伤。她的左臂，在手腕下面一俄寸处，发现四块青伤：一块在手背上，三块在掌心上。这些青伤多半是由手指掐成的。……这一点之所以能肯定，还因为其中有一块青伤带着指痕。……读者会记得，上衣的左袖扯裂，衬衣的左袖口脱落一半，这正好同那些青伤所在的部位相符。……在第四条肋骨和第五条肋骨之间，由腋窝中部垂直向下的一条假想的直线上，有一处大裂口，长一英寸。伤口边缘整齐，像是切开的，上面满是血液和血块。……伤口很深。……它是由凶器刺成的，而且根据搜集到的初步资料来看，这凶器就是那把匕首，匕首的宽度同伤口的大小完全相符。

内脏检查，表明右肺和胸膜受伤，肺部发炎和胸腔出血。

据我记得，医生们大致作了这样的结论：（一）死亡起因于失血过多所造成的缺血，而失血过多则归因于胸部右侧裂开的伤口；（二）头部的伤口伤势严重，胸部伤口毫无疑问是致命伤，应当认为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三）头部伤口是由钝器造成，胸部伤口大概是由双刃的凶器造成；（四）上述各种伤口不可能由死者亲手造成；（五）蓄谋侮辱妇女荣誉的罪行[83]大概没有发生。

为了不推延到以后再提这件事，我在这儿根据调查、两三次审问、阅读验尸报告所得到的初步印象向读者勾出凶杀的画面。

奥尔迦离开那伙人以后，在树林里散步。她沉浸在种种幻想，或者悲惨的想法里（读者记得她在那个不吉利的傍晚的心境），信步走到密林深处。她在那儿遇见杀人犯。她正站在一棵树下，想她的心事，那个人就走到她面前，跟她谈话。……那个人没有引起她的怀疑，要不然她就会高喊救命，可是这种叫声不会带着撕裂人心的音调。杀人犯跟她谈过一会儿以后，就抓住她的左手，用力那么猛，以致扯破她上衣和衬衣的衣袖，留下四块青伤。大概这时候她才发出那伙人所听见的叫声。她叫起来是因为痛，但同时，她大概还在杀人犯的脸和动作上看出了他的意图。他可能要她不再喊叫，也可能受了怨恨情绪的影响，总之，他一把抓住她胸前靠近领口的衣服，她衣服的上面两个被扯掉的纽扣和医生们在她脖子上发现那条红色的痕迹可以证明这一点。……凶手抓住她胸前的衣服，摇撼她，于是把她脖子上挂着的一条金链扯紧。……那条红色的痕迹就是由金链的摩擦和压力形成的。随后凶手拿起钝器朝她头上打去，比方说，用一根木棒，或者就是挂在奥尔迦腰上的那把匕首的鞘。他一时性起，或者认为单是这个创伤还不够，就亮出匕首，用力刺进她的胸部右侧。我之所以说用力，是因为那把匕首是钝的。

这就是我根据上述资料有理由勾勒出的阴暗画面。至于凶手是谁的问题，看来是不难解答的，而且已经不言自明了。第一，凶手不是见财起意，而是另有目的。……因此没有必要怀疑某个迷路的流浪汉或者那些在湖边捕鱼的衣衫褴褛的穷人。受害者的喊叫不足以吓退任何劫掠者，而抢走饰针和怀表是只消一秒钟就能办到的。……

第二，奥尔迦故意不对我说出凶手的姓名，如果凶手是个普通强盗，她就不会这样做。显然，杀人犯为她所喜爱，她不愿意让他为她受到沉重的惩罚。……这样的人可能是她的疯癫的父亲；也可能是她的丈夫，她虽然不爱他，可是多半感到自己对他有罪；还可能是伯爵，因为她心里也许觉得受过他的恩。……根据仆人的招供，在发生凶杀案的那天傍晚，她那疯癫的父亲坐在他的林中小屋里，整个傍晚在给县警察局长写信，请求他捉拿他臆想中的贼，说那些贼似乎夜以继日地包围着这个疯子的住宅。……伯爵在发生凶杀案之前和当时都没离开过他的那伙人。因此，嫌疑的全部重担就落在不幸的乌尔别宁身上了。他那意外的出现和他的神情等等，恰巧成为很好的罪证。

第三，奥尔迦最近一段时期的生活充满连续不断的风流事件。这样的风流事照例以刑事罪结束。年老而情深的丈夫啦，负心啦，嫉妒啦，殴打啦，婚后一个多月就私奔到情夫伯爵家里去啦。……如果这种风流事的美丽的女主人公遇害，那就不必去寻找盗贼和无赖，而要追查风流事的男主人公。从这第三点看来，最适当的男主人公和杀人犯仍然是乌尔别宁。……

初步的审问，我是在彩石精镶的客厅里进行的，以前我却喜欢在那儿柔软的长沙发上躺着，跟茨冈姑娘调情。……我首先审问的是乌尔别宁。本来他一直坐在奥尔迦房间的角落里一张凳子上，眼睛直盯着那张空床，这时候被带到我面前来了。……他在我面前沉默地呆站了一分钟，冷漠地瞧着我，然后大概猜出我要以侦讯官身份跟他讲话，就用一个被痛苦和烦恼压倒的人的疲乏口气说：

“您先问别的证人吧，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至于我，以后再问好了。……我没法讲话。……”

乌尔别宁自以为是证人，或者认为别人把他看做证人。……

“不，我必须现在就问您，”我说，“劳驾坐下。……”

乌尔别宁在我对面坐下，低下头。他疲乏，有病，懒得答话，我费很大的气力才从他嘴里挤出供词来。

他招供说，他叫彼得·叶果雷奇·乌尔别宁，是贵族，年纪五十岁，信仰东正教。他在邻县有田产，并且在那边经人推举，两度担任过任期三年的荣誉调解法官。他破产以后，把田产抵押出去，觉得非出外工作不可。他六年前做了伯爵的总管。他喜欢农艺，并不觉得为私人工作是丢脸的事，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觉得劳动丢脸。他按时领到伯爵所发的薪金，对伯爵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与前妻生下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等等，等等。

他跟奥尔迦结婚是出于热烈的爱情。他久久地克制他的感情，挣扎得很苦，然而不论健全的想法，还是上年纪的人的切合实际的思想逻辑，都无济于事：他只好依从他的感情，结了婚。至于奥尔迦嫁给他不是出于爱情，他是知道的，然而他认为她在道德上十分高尚，他希望能得到她的忠诚和友谊，这在他已经就心满意足了。

乌尔别宁讲到他的幻灭开始，讲到他在老年遭到凌辱的时候，要求我允许他不谈“上帝会原谅她的那些往事”，或者至少把那些事推迟到将来才谈。

“我没法讲。……我心头沉重。……再者您自己也看得出来。……”

“好，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谈。……现在只请您告诉我：您真的打过您的妻子吗？听说有一回您发现她那儿有伯爵的信，您就打了她。……”

“这话不对。……我只抓住她的胳膊罢了，她却哭起来，当天傍晚就跑去诉苦了。……”

“她跟伯爵的关系您知道吗？”

“我要求以后再谈这些事。……再者谈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请您只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您知道您妻子跟伯爵的关系吗？”

“当然，……”

“我就这样记下来，至于其他有关您妻子负心的问题，都留到下次再谈。……现在我们改谈另一个问题，我要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昨天您是怎样到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遇害的树林里去的。……按您的说法，您是住在城里的。……那么您怎么会在那个树林里呢？”

“是的，我自从失业以后就住在城里一个表姐家里。……我成天价找工作，借酒浇愁。……这个月我喝得特别厉害。……比方说，我完全不记得上个星期的事了，因为我一个劲儿地喝酒。……前天我也喝得大醉……一句话，我完了。……无可挽回地完了！……”

“您愿意说一下昨天您怎么会跑到树林里去的吗？……”

“行。……昨天我一清早就醒了，大约四点钟。……前一天我喝醉酒，所以我头痛，周身也酸痛，好像害热病似的。……我躺在床上，瞧着窗外，看见太阳升起来，不由得回想……各式各样的事情。……我心里不好受。……忽然，我想见一见她，哪怕只见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了。愤恨和痛苦涌上我的心头，……我从口袋里取出伯爵派人送给我的一百卢布，瞧了瞧，丢在地下，踩了又踩。……我踩啊踩的，决定索性去一趟，把这点施舍丢到他脸上去。我不管怎样挨饿，怎样破衣烂衫，可是不能出卖我的荣誉，任何收买我荣誉的企图，我都认为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就是这样，我又想看一看奥尔迦，又想去找诱惑她的那个人，把钱扔到他那丑脸上去。这种愿望抓紧我的心，害得我几乎发疯。可是要坐车到那儿去，我又没有钱。他那一百卢布我绝不能花。我就走着去。幸好我在路上遇见一个熟识的庄稼汉，他收下我十戈比的车钱，用大车把我送出十八俄里远，要不然，我至今还在步行赶路呢。庄稼汉把我一直送到捷涅沃。我从那儿步行到这儿来，大约四点钟才走到。”

“当时有人在这儿见到您吗？”

“有。看守人尼古拉坐在大门口，对我说老爷不在家，打猎去了。我累得筋疲力尽，可是我要见到我妻子的愿望却胜过我的痛苦。我只好一分钟也不休息，再步行到他们打猎的地方去。我没顺大路走，却穿过树林。……那儿每一棵树我都熟悉，我在伯爵树林里迷路就像在我的住宅里迷路一样难。”

“可是您穿过树林，不走大路，就可能遇不上猎人。”

“不，我时时刻刻挨近大路走，离得非常近，不但能听见枪声，甚至还能听见说话声。”

“这样说来，您没料到会在树林里遇见您的妻子？”

乌尔别宁带着惊讶的神情瞧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这个问题，对不起，问得奇怪。就连在树林里遇见狼都是不可能料到的，更不要说预先料到可怕的灾难了：灾难总是由上帝突然送来的。就拿眼前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来说……我正在赤杨林里走路，根本没料到会遇见什么祸事，因为就是没有祸事，我心里也已经痛苦得很了，可是忽然间，我听到一声怪叫。叫声非常尖厉，我觉得像是有人用刀子刺了一下我的耳朵，……我就往叫声那边跑过去。……”

乌尔别宁的嘴往一边撇，下巴开始发抖。他巴着眼睛哭起来。

“我往叫声那边跑过去，忽然看见……奥莲卡躺在那儿。她头发上和额头上都是血，脸相可怕。我就开口喊叫，叫她的名字。……她没动。……我吻她，把她扶起来。……”

乌尔别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用衣袖蒙住脸。过了一分钟他继续说：

“那个坏蛋我没看见……先前我往她那边跑过去的时候，听见一个人的匆忙的脚步声。……大概就是他在逃跑。”

“这一套都编排得挺好，彼得·叶果雷奇，”我说，“可是，您要知道，侦讯官是不大相信这种少有的巧事的，例如您偶然出来散步，偏巧遇上了凶杀案，等等。这编造得倒不坏，可是不大能说明问题。”

“这怎么是编造呢？”乌尔别宁问，睁大眼睛。……“我没编造。……”

乌尔别宁忽然涨红脸，站起来。

“好像您在怀疑我……”他喃喃地说。……“当然，对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可是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认识我很久了。……您不该用这样的怀疑侮辱我。……您可是了解我的啊。”

“我什么都了解，这话是不错的……然而这件事跟我个人的意见不相干。……法律只准许陪审员有个人的意见，侦讯官却只管罪证。……罪证是很多的，彼得·叶果雷奇。”

乌尔别宁惊恐地看着我，耸起肩膀。

“可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罪证，”他说，“您都该了解事实嘛。……喏，难道我能杀人……我！而且杀死的是谁？！杀死雌鹌鹑或者鹬鸟也许还办得到，可是杀人……而这个人在我比生命都宝贵，简直是我的救星……一想起她，就像太阳升上来，照亮我阴暗的心境……可是您居然怀疑我杀了她！”

乌尔别宁摇一摇手，坐下来。

“我本来就已经想死，您却还要侮辱我！要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文官侮辱我倒也罢了，可现在是您，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请您允许我走吧！”

“可以。……明天我要再审问您，至于目前，彼得·叶果雷奇，我得把您拘押起来。……我希望您在明天受审以前认真估量一下那些不利于您的罪证的重要性，不要再白白拖延时间，据实招供。……我相信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就是您杀死的。……今天我没有别的话要对您说。……您可以走了。”

我说完这话，就埋头写公文。……乌尔别宁带着大惑不解的神情看着我，站起来，古怪地摊开手。

“您这是开玩笑还是……认真这么说的？”他说。

“我没有工夫跟您开玩笑……”我说，“您可以走了。”

乌尔别宁仍然呆站在那儿。我看了他一眼。他脸色苍白，茫然瞧着我的公文。

“那为什么您手上都是血呢，彼得·叶果雷奇？”我问。

他看一下他的手，手上仍然有血。他动了动手指头。

“为什么有血。……嗯。……如果这也算是罪证，那却是很差的罪证……我扶起浑身是血的奥尔迦，不能不弄得我自己满手是血。……我又没戴手套。……”

“您刚才对我说，您看见您妻子的时候，您叫起来，喊救命。……可是为什么谁也没有听见您的叫声？”

“我不知道，奥尔迦的模样把我吓呆了，我不可能喊得声音很高。……不过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用不着辩白，再者这也不合乎我的原则。”

“您未必喊叫过。……您杀了您的妻子就跑掉了，后来在林边空地上看见那些人，才大吃一惊。”

“我根本就没注意你们那些人。当时我没有心思注意别人。”

这一次对乌尔别宁的审问就此结束。审完以后，乌尔别宁被拘留，关押在伯爵的一间厢房里。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副检察官波鲁格拉多夫坐着马车从城里来了，这个人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扫兴。请您想象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年纪三十岁上下，胡子刮得光光的，头发拳曲得像羊毛一样，装束考究。他面庞清秀，可是那么冷峻，那么缺乏表情，不难看出我所描写的这个人的空虚和浮华。他的嗓音又轻又甜，客气得肉麻。

一清早他乘着雇来的马车，带着两口皮箱，来到此地。首先他露出极其操心的脸色，装腔作势地抱怨旅途劳顿，问起伯爵家里给他准备下住处没有。按照我的命令，这儿拨给他一个小小的，然而很舒适明亮的房间，那儿样样东西，从大理石的脸盆起到火柴止，都为他放好了。

“听我说，朋友！给我准备点热水！”他开口说，在那个房间里安顿下来，带着嫌恶的神情闻了闻空气，“我跟您说，听差！劳驾，拿热水来。……”

他在着手工作以前，花了不少工夫换衣服，洗脸，梳头，甚至用红色牙粉刷牙，把粉红的尖指甲修剪了三分钟之久。

“好，”他终于翻看我们的报告，谈到正事了，“这案子是怎么回事？”

我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对他讲了一遍，连一个细节也没漏掉。……

“那么您到犯罪地点去过了？”

“没有，还没去。”

副检察官皱起眉头，举起女人样的白手，在新洗过的额头上摩挲一下，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不明白您何以还没去过，”他喃喃地说，“我认为，这是首先应该做的。您是忘了呢，还是认为不必要这样做？”

“两者都不是。昨天我等了一天警察，今天我就要去了。”

“连日下雨，现在那边什么也不会留下了。再者您也让犯人有了消灭罪迹的时间。至少您总该派人去看守那地方吧？没有派？这我就不懂了！”

那位大少爷神气活现地耸了耸肩膀。

“您喝茶吧，要不然茶就凉了。”我用不关痛痒的人的口气说。

“我喜欢喝凉茶。”

副检察官低下头去看公文，鼻子里呼哧呼哧地响，闹得满房间都能听见。他低声念着，偶尔插进一句评语，或者修改一下。有两次他撇着嘴做出讥诮的笑容：不知什么缘故，这个滑头[84]不喜欢我的报告，也不喜欢医生们的报告。这个衣服整洁和梳洗干净的文官身上强烈地表现出他喜欢冒充行家，自命不凡，充满个人尊严感。

中午我们到犯罪地点去了。大雨正下得紧。当然，我们既没找到血斑，也没找到足迹：一切都被雨水冲净了。我好歹总算找到了奥尔迦骑马装上所缺的一个纽扣。副检察官拾到一团红色、柔软的东西，后来判明是烟草的包装纸。起初我们发现一丛灌木，边上的两根细枝折断了。副检察官见到这两根细枝很高兴：它们可能是由犯人碰断的，因而标明犯人杀害奥尔迦后离去的方向。然而检察官空欢喜一场：不久我们就发现许多灌木丛都有枝子折断，叶子碰掉，原来有一群牲口走过这个犯罪地点。

我们把地点画了个草图，向我们带来的车夫们问明他们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奥尔迦的，然后我们坐车回去，感到一无所获。我们调查那个地点的时候，局外的观察者可以在我们的动作里看出懒散和疲沓。……我们的动作之所以无精打采，也许多多少少是因为犯人已经落在我们手里，从而不必再做深入细致的分析了。

从树林里归来，波鲁格拉多夫又用很长时间洗脸，更衣，又要热水。他漱洗完毕，声明说他想再把乌尔别宁审问一次。在这次审问当中，可怜的彼得·叶果雷奇没有什么新的供词：他仍然否认他的罪行，根本不理会我们提出的罪证。

“我甚至觉得奇怪：怎么能怀疑我！”他耸耸肩膀说，“奇怪！”

“您不用装得没事人似的，最可爱的先生！”波鲁格拉多夫对他说，“谁也不会无故怀疑人，要怀疑到某人，总是有理由的！”

“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也不管有多么严重的罪证，你们考虑事情总得合乎人情嘛！我不可能杀人……明白吗？我不可能干这种事。……那你们的罪证还有什么价值呢？”

“算了，”副检察官说，摇一下手，“这些有知识的犯人真是麻烦：跟农民倒讲得通道理，可是请您跟这些先生谈谈看！什么不可能啦……合乎人情啦……大谈心理学！”

“我不是犯人，”乌尔别宁怄气地说，“我请您说话慎重点。……”

“闭嘴，最可爱的先生！我们没有工夫向您道歉，听您发牢骚。……您不愿意认罪，就不用认罪，不过请您允许我们认为您是个说假话的人。……”

“随你们的便，”乌尔别宁悻悻地说，“现在你们爱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你们手里有权柄。……”

乌尔别宁摇一下手，眼望着窗外，接着说：

“反正对我来说，怎么都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您听我说，彼得·叶果雷奇，”我说，“昨天和前天您悲痛万分，站都站不稳，几乎答不上成句的话来。可是今天却相反，您的神色这么开朗（当然，这是比较而言），兴致勃勃，甚至高谈阔论起来。悲痛万分的人照例是没有心思谈话的，可是您不但讲得很多，甚至还表达了您那种吹毛求疵的不满心情。这种急剧的变化应该怎样解释呢？”

“那您怎样解释呢？”乌尔别宁问，讥诮地眯细眼睛瞧着我。

“我是这样解释的：您忘了您扮演的角色。要知道，人难于长久演戏：要就把自己的角色忘了，要就演得腻烦了。……”

“这是侦讯官的那套胡诌，”乌尔别宁冷笑说，“这倒给您的机智增添光彩呢。……是啊，您说得对：我是起了很大的变化。……”

“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遵命，我认为这无须隐瞒。昨天我满腔愁苦，心如死灰，简直想自寻短见，或者……要发疯了。……可是昨天夜间我改变想法了……我忽然想到，死神倒把奥莲卡从堕落的生活里解脱出来，把她从毁了我的浪子的脏手里夺过来了。我并不妒忌死神，让死神把奥尔迦夺去，总比让伯爵把她夺去好。这种想法使我高兴起来，精神振作，现在我心上已经没有那种重担了。”

“这倒编得挺巧妙！”波鲁格拉多夫从牙缝里吐出这句话，摇着腿，“他倒真会找出话来应付！”

“我觉得我说这些话是诚恳的。我感到惊讶，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居然分不清诚恳和做假！不过，先入为主的成见是十分强烈的感觉，在它的影响下很难不犯错误。我明白你们的地位，我能想象你们既然相信你们掌握的罪证，到审判我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我想象得到人们会注意我的凶相和醺醉……其实我的相貌并不凶，然而成见却占了上风。……”

“好，好，够了，”波鲁格拉多夫说，低下头去看公文，“您走吧。……”

乌尔别宁走后，我们着手审问伯爵。爵爷居然穿着家常长袍，头上扎着浸过醋液的绷带来受审。他跟波鲁格拉多夫互通姓名以后，在圈椅上一坐，开始供述。……

“我原原本本讲给您听，从头讲起。……哦，你们那个审判长里昂斯基目前在干什么？他还没跟老婆离婚？我跟他是在彼得堡偶然相识的。……两位先生，你们为什么不吩咐人给你们送点酒来？有了白兰地，谈起天来也可以快活点嘛。……讲到乌尔别宁犯了杀人罪，那我是毫不怀疑的。……”

伯爵就把读者已经熟悉的事给我们统统讲了一遍。在检察官的讯问下，他详细地讲述了他跟奥尔迦所过的生活。他描述他跟一个漂亮女人同居的种种妙处，讲得津津有味，有好几次竟然吧嗒嘴，挤眼睛。我从他的供词里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是读者所不知道的。我听他讲到乌尔别宁搬到城里住下以后，不断写信给伯爵。他在一些信上咒骂伯爵，在另一些信上又央求伯爵把妻子还给他，保证把以前所受的种种欺凌和侮辱一笔勾销。可怜的人对这些信抱着很大的指望，就像抓住一根干草似的。

副检察官审问过两三个车夫以后，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对我发下一整套指示，便坐上车走了。动身以前，他到乌尔别宁被拘留的那间厢房里去了一趟，向乌尔别宁声明说，我们对他有罪的怀疑现在已经变成确信了。乌尔别宁摆了摆手。他要求准许他参加妻子的葬礼，他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

波鲁格拉多夫没对乌尔别宁说谎。是的，我们的怀疑已经变成了确信，我们深信我们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他已经落在我们的手心里，可是这种确信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没保持很久！……

有一天早晨，天气晴和，我正把一个公文包封好口，准备把这个包连同乌尔别宁一起送进城去，把他下狱，不料听见外面有大吵大闹的声音。我往窗外一看，瞧见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有十来个强壮的大汉把独眼的库兹玛从仆人的厨房里拖出来。

库兹玛脸色苍白，蓬头散发，把脚抵住地面不肯往前走。他已经没有可能抡起胳膊抵挡，只好用大脑袋顶他的敌人了。

“老爷，请您到那边去！”心神不安的伊里亚对我说，“他不肯来！”

“谁不肯来？”

“凶手。”

“什么凶手？”

“库兹玛。……他杀了人，老爷。……彼得·叶果雷奇是冤枉的……真的。……”

我走到院子里，往仆人的厨房走去。这时候库兹玛已经从那些强有力的手里挣脱出来，抡起胳膊左右开弓地打人耳光。……

“怎么回事？”我往人群那边走过去，问道。……

他们对我讲起一件奇怪而且出人意外的事。

“老爷，库兹玛杀人了！”

“胡说！”库兹玛咆哮道，“这是胡说，要是我扯谎，就让上帝打死我！”

“要是你良心清白，你这个鬼崽子为什么洗掉那些血？你等着就是，老爷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原来伯爵家的小管事特利丰骑马过河，发现库兹玛在使劲洗一件什么东西。特利丰起初以为他在洗内衣，可是仔细一看，却瞧见一件长外衣和一件坎肩。他觉得奇怪：呢料衣服平常是不下水洗的。

“你在干什么？”特利丰叫道。

库兹玛慌了手脚。特利丰更仔细地看一下，发现长外衣上有棕色斑点。……

“我马上就猜到那是血……我回到厨房里，对我们的人讲了。大家就悄悄地盯住他，看见他晚上把长外衣晾在花园里。这当然把大家都吓坏了。要是他没犯杀人罪，又何必把它洗掉？既然他要遮盖，可见他心里有鬼。……我们想过来想过去，就决定把他拉到您老人家那儿去。……大家拉他走，他却往后退，朝大家啐唾沫。要是他没罪，为什么往后退？”

在以后的审问中，发现在凶杀案发生以前，在伯爵同客人们在林边空地上坐着喝茶的时候，库兹玛独自往树林里走去。抬走奥尔迦的时候，他没参加，因此他的衣服不可能染上血迹。

库兹玛被押到我的房间里，起初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转动他那只独眼的眼珠，在胸前画十字，唠唠叨叨地指着上帝发誓。……

“你定下心来，对我讲明白，我就放了你。”我对他说。

库兹玛在我面前跪下，结结巴巴，开始赌咒。……

“要是我杀了人，就叫我完蛋。……叫我的爹妈都不得好死。……老爷！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

“你去过树林里吗？”

“这是实在的，老爷，我去过。……我给老爷们送白兰地的时候，求您原谅我，我顺便也喝了几口。后来我头晕了，想躺一会儿，就走掉，躺下，睡着了。……至于谁杀了人，怎么杀的，我全不知道。……我跟您说的是真话！”

“那你为什么洗掉血迹呢？”

“我怕人家会瞎想……怕人家拉我做证人。……”

“那你外衣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知道，老爷。”

“你怎么能不知道？那件外衣不是你的吗？”

“话是不错，外衣是我的。可是我不知道：我一醒过来就看见有血。”

“照这样说来，你的外衣是在你睡梦中染上血的？”

“就是，老爷。……”

“得了，你走吧，伙计，你去好好想一想吧。……你胡扯起来了。好好想一想，明天你再对我说。……你走吧。”

第二天我一醒来，有人报告我说库兹玛想找我谈话。我吩咐把他带进来。

“你想好了吗？”我问他说。

“是，老爷，想好了。……”

“那你外衣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

“我，老爷，回想起来像是做梦。我模模糊糊想起一件事情，不过是真是假，可就闹不清了。”

“那你想起了什么呢？”

库兹玛抬起眼睛，想一想，说：

“怪得很……倒像是在做梦，或者在雾里似的。……当时我喝醉了，躺在草地上打盹儿；我不知是半睡半醒，还是完全睡着了。……只是我听见有人走过我身旁，脚步声很重。……我就睁开眼睛，仿佛神志不清，或者在做梦似的，瞧见一位老爷走到我跟前来，弯下腰，在我衣襟上擦手。……他先在衣襟上擦，后来又在我坎肩上抹了一下……就是这么回事。”

“那个老爷是谁？”

“不知道。我只记得他不是庄稼汉，是老爷……穿着上等人的衣服。至于这位老爷是谁，他的脸相怎么样，就完全不记得了。”

“那他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谁知道呢？也许是白的，可也许是黑的。……我只记得他是位老爷，别的就都记不得了。……嗯，是啊，我想起来了！他弯下腰擦手，说了一句：‘喝醉酒的下流胚！’”

“这是你梦见的吧？”

“我不知道……说不定就是梦见的。……不过那血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你见到的那个老爷像彼得·叶果雷奇吗？”

“我觉得不像……不过呢，也许就是他。……只是他从来不骂人下流胚。”

“你回想一下。……你回去，坐下来细细想一下吧。……也许你会想起点什么来的。”

“是，老爷。”

这个几乎已经结束的风流案件横生枝节，半中腰出人意外地插进独眼的库兹玛来，就搞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我简直茫无头绪，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库兹玛才好。他断然否认他犯过杀人罪，再者从预审的结果也看不出他犯过这种罪：奥尔迦遇害不是凶手见财起意，至于蓄谋侮辱她的荣誉的罪行，依医生们看来，“大概没有发生”。也许可以认为，库兹玛之所以杀人而又没有上述目的，只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大醉，丧失了思考能力，或者害怕了，然而这同凶杀案的情况却不相符合。

不过要是库兹玛没罪，那他为什么不能解释他的长外衣上何以有血迹，他何必胡诌什么梦境和幻觉呢？为什么他拉出个老爷来，说是看见过他，听到过他讲的话，却又完全记不得他，连他衣服的颜色也忘了？

波鲁格拉多夫又跑来了。

“这您就明白了，先生！”他说，“要是您当时立刻考察犯罪地点，那么请您相信，现在就一切都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了！要是您当时立刻审问所有的仆人，那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谁抬过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谁没抬过了。可是现在呢，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个醉汉所躺的地方究竟离出事地点有多远！”

他审问库兹玛两个钟头光景，可是库兹玛没有对他说出什么新的东西。他说他半睡半醒中见到那个老爷，说老爷在他的衣襟上擦手，骂他一声“喝醉酒的下流胚”，可是那个老爷是谁，他的脸相和衣服是什么样子，他就说不上来了。

“那么你喝了多少白兰地？”

“我喝掉半瓶。”

“可也许那不是白兰地吧？”

“不，那是真正的‘芬香潘’[85]。……”

“嘿，你连酒的名字都知道！”副检察官含笑说。……

“怎么会不知道呢！谢天谢地，我在主人家里当了三十年的差，也该学会了。……”

不知什么缘故，副检察官要库兹玛和乌尔别宁对质。……库兹玛久久地瞧着乌尔别宁，摇摇头，说：

“不，我不记得了……也许就是彼得·叶果雷奇，可也许不是他。……谁知道呢！”

波鲁格拉多夫摆摆手，走掉了，吩咐我在这两个人当中找出真正的凶手来。

侦讯工作拖延下去。……乌尔别宁和库兹玛拘留起来，关押在我住宅所在的小村子的拘留所里。可怜的彼得·叶果雷奇灰心极了。他脸容消瘦，头发花白，产生了宗教情绪。他有两次打发人到我这儿来，要求我给他看一下惩罚条例，他分明关心他即将受到的惩罚有多么重。

“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在一次审讯中问我，“如果我是孤身一个人，您的错误倒不会使我痛苦，可是我得活下去……为我的孩子活下去啊！他们没有我就会完蛋，再者我也……不能跟他们拆开！您这是怎样对待我呀？！”

等到看守用“你”称呼他，等到他两次由人押着步行到城里去，然后又回来，认识他的人都看见他了，他就焦躁不安，陷于绝望。

“这些人不是法官！”他叫道，声音响得整个拘留所都能听见，“他们是些残酷无情的浅薄小子，既不怜恤人，也不怜恤真理！我知道我为什么关在这儿，我知道！他们把罪名硬栽在我头上，是要掩盖真正的凶犯！杀人的是伯爵，如果不是他，也是他的爪牙！”

他听到拘留库兹玛的消息，起初很高兴。

“爪牙总算找到了！”他对我说，“总算找到了！”

然而不久，他想到自己没被放出去，后来又听人说起库兹玛的供词，他就又满心愁苦了。

“现在我完了，”他说，“我是彻底完了。库兹玛那个独眼鬼，为了释放出狱，迟早会攀扯我，说我在他衣襟上擦手。可是大家都看见我的手没有擦过！”

我们的怀疑迟早得解决。

当年十一月底，那是雪花在我窗前飞舞，大湖看上去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漠的时候，库兹玛忽然要见我：他托看守传话给我，说他“想出来了”。我吩咐把他带来。

“我很高兴，你终于想出来了，”我迎着他说，“应该丢开遮遮盖盖那一套，不要把我们当小孩子那样诓骗我们。你都想出什么来了？”

库兹玛没回答。他站在我房间中央，瞧着我，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一下。……他的眼睛里闪着恐惧的光，再者他那样儿显得十分惊慌：面色苍白，索索地抖，脸上淌下冷汗。

“好，你说吧，你想出了什么？”我又问。

“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奇怪的事了……”他说，“昨天我想起那个老爷戴的是什么样的领带，昨天晚上我又细细地想，连那张脸都想起来了。”

“这个人是谁？”

库兹玛苦笑一下，擦掉额头上的汗。

“我不敢说，老爷，您还是让我别讲出来吧。这事太离奇，太惊人了，我想这必是我做梦，或者看错了。……”

“可是你觉得看见谁了？”

“不，您还是让我别讲出来吧。要是我讲出来，您就会狠狠地判我的罪。……您让我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再说。……我害怕。”

“呸！”我生气地说，“既是你不想说，为什么给我找麻烦？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本来当是我会说出来的，可是现在我害怕。不，老爷，您放我走吧……我还是明天说的好。……要是我说出来，您就会大发脾气，我大概就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因为您会狠狠地判我的罪。……”

我生气了，吩咐把库兹玛押下去。[86]当天傍晚，为了不拖延时间，一下子结束已经惹得我厌烦的“凶杀案”，我就到拘留所去，骗乌尔别宁说，库兹玛已经指明他是凶手了。

“我早就料着会有这一招。……”乌尔别宁说，摇一下手，“反正我无所谓。……”

单独监禁，对乌尔别宁熊一般的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脸色发黄，体重几乎减轻一半。我答应吩咐看守，白天，甚至晚上，放他出来在过道上散一散步。

“用不到担心您会逃走。”我说。

乌尔别宁向我道谢。等我走后，他果然在过道上散步：他的门从此不再上锁了。

离开他以后，我敲了敲库兹玛关押在里面的那间屋子的门。

“喂，怎么样，你想出来了没有？”我问。

“没有，老爷……”一个微弱的声音说，“让检察官老爷来吧，我会对他讲出来。我不想对您说。”

“随你的便。……”

第二天早晨，一切都解决了。

看守叶果尔跑到我房间里来，告诉我说他发现独眼的库兹玛死在自己的床上了。我就动身到拘留所去，查明这件事。……那个健康、魁梧的农民昨天还身体强壮，为释放出狱而臆造各式各样的神话，如今却一动也不动，周身冰凉，像一块石头了。……我不想描写我和看守的恐惧，这是读者可以想见的。对我来说，库兹玛作为被告或者证人，是宝贵的。对看守来说，他是犯人，而犯人一旦死亡或者越狱，看守就要受到很重的惩罚。……随后进行验尸，查明库兹玛死于非命，我们的恐惧就越发强烈了。……库兹玛是被人掐住喉咙，窒息而死的。……我相信他是窒息而死后，就着手寻找凶犯，而且没有找很久。……他就在近处。……

我动身往乌尔别宁的牢房走去。我没有力量克制自己，忘却我是侦讯官，用最生硬、尖刻的口吻指明他是凶手。

“您这个坏蛋，把您那不幸的妻子杀死了还嫌不够，”我说，“您又把揭发您的人置于死地！而且您干了这种事以后，还要继续演您那种肮脏而卑劣的喜剧！”

乌尔别宁脸色白得可怕，身子摇晃了一下。……

“您胡说！”他举起拳头捶自己的胸口，叫道。

“我没胡说！您对我们提出的罪证总是流下鳄鱼的眼泪，把它们当做儿戏。……有些时候我都想相信您而不相信那些罪证了。……啊，您称得起是个出色的演员！……可是现在我不相信您了，哪怕您眼睛里流出来的不是演员的假眼泪而是鲜血，我也不信！您说吧，是您把库兹玛弄死的吧？”

“您要就是喝醉了，要就是嘲弄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不管什么样的忍耐和温顺都是有限度的！我受不了啦！”

乌尔别宁目光炯炯，用拳头捶桌子。

“昨天我一不小心，给了您自由，”我继续说，“素来不允许别的犯人做的事，我却允许您了，让您在过道上散步。现在呢，仿佛表示感激似的，您竟然在夜里跑到那个不幸的库兹玛的屋里，把睡熟的人掐死了！您要知道，您坑害的不止是库兹玛一个人：看守也会为您遭殃的。”

“我的上帝，我到底干了什么事啊？”乌尔别宁抱住头说。

“您要知道证据吗？行……您的门，按我的吩咐，打开了……笨看守开了牢门，却忘记把锁藏起来……所有的牢房用的是同一种锁……晚上您就拿您那把锁上的钥匙，走到过道上来……用它开了您邻居的牢门……您把他掐死以后，又锁上牢门，把钥匙放回您的锁里。”

“可是我凭什么要把他掐死？凭什么？”

“就因为他供出您了。……要是我昨天没告诉您这个消息，他至今还会活着。……这样做是造孽，太可耻了，彼得·叶果雷奇！”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年轻人！”凶手忽然抓住我的手，用温和轻柔的声调说，“您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不要让不确切的怀疑毁了您，玷污您！您简直没法了解，您把新罪名栽在我那无辜的灵魂上，是多么残忍、凶狠地侮辱了我。……我是个受难者，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不应该欺侮受难者！早晚总有一天您会向我道歉的，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到来。……确实谁也不能定我的罪！不过这个理由不会使您满足。……您与其这么厉害地糟蹋我，侮辱我，还不如用合乎人情的态度对待我，我没有说用友好的态度，因为您已经丢开我们之间良好的关系了。您最好问一问我。……我做证人，做您的助手，比做被告更对审判有益。现在就拿这个新罪状来说……我就能告诉您许多事。昨天晚上我没睡熟，都听见了。……”

“您听见些什么？”

“昨天晚上两点钟左右……四下里很黑……我听见有个人在过道里轻轻地走动，不住地碰我的房门……他走啊走的，后来就打开我的门，走进来了。”

“谁？”

“不知道。夜色很黑，我看不清。……他在我的牢房里站了一分钟，又走出去……就跟您刚才说过的那样，取走我门上的钥匙，开了隔壁的牢门。大约过了两分钟，我听见嘶哑的嗓音，后来又听见忙乱的响声。我以为是看守在走动，忙忙碌碌，至于那嘶哑声，我错当是鼾声了，要不然我就大声喊叫了。”

“无稽之谈！”我说，“这儿除您以外，谁也不会弄死库兹玛。值班的看守都睡着了。其中有一个看守的妻子通宵没睡，她供道，所有那三个看守整整一夜都睡得跟死人一样，一分钟也没离开过床铺。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拘留所里藏着这样的野兽。他们在这儿已经工作二十多年，在整个这段时期里没遇到过一次犯人逃跑的事件，更不要说像凶杀这样可恶的事了。现在呢，多谢您，他们的生活兜底翻了个身，而且我也要遭殃，因为我没有把您送去下狱，却让您在这儿的过道上有散步的自由。多谢您了！”

这是我跟乌尔别宁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不算上他后来在被告席上向我这个证人提出的两三个问题，那么可以说，我此后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我这个长篇小说本来以“犯罪小说”为标题，现在“奥尔迦·乌尔别宁娜凶杀案”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发生了难于理解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显得神秘的新凶杀案，那么读者就有权利期望长篇小说就要进入最有趣和最活跃的阶段。如何破获凶犯，如何查明犯罪动机，这些都为聪明和机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天地。在这儿，恶毒的意志和狡猾对知识作战，这场战争在一切方面都是有趣的。……

我在作战，读者有权利期待我叙述取得胜利的各种方法，他们多半在等我描写侦讯方面的灵巧手法，而这在加博里奥和我们的希克里亚列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都是大放异彩的。我准备不辜负读者的期望，可是……有一个主要人物没等战斗结束就退出了战场，没有成为胜利的参与者，却走进旁观者的人群里去，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劲了。这个人物就是鄙人。我同乌尔别宁进行过上述谈话以后，第二天就接到要我辞职的请求，或者更确切地说，命令。我们县里那些长舌妇的流言蜚语起了作用。……拘留所里的凶杀案，副检察官瞒着我而从仆人口里取得的供词，而且如果读者记得的话，在从前纵酒行乐的当儿我举起船桨朝一个农民头部打了一下那件事，这种种都大大促成我的解职。那个农民告到法院去了。这就发生了大变动。不出两天，我只好把这个凶杀案移交给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去办理了。

由于人们议论纷纷，报纸记者推波助澜，整个检察机关都动起来了。检察官每隔一天就到伯爵庄园上去一次，参加审讯。我们的医生们的报告转送到医务署和其他机关。甚至盛传要挖出死尸，重新检验，其实，这样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乌尔别宁两次被押解到省城去检查精神状况，两次都证明是正常的。我开始以证人的身份出庭。[87]新上任的侦讯官极其热心，就连我的波里卡尔普也给传去作证了。

我辞职一年后，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接到传票，叫我在审理乌尔别宁一案的那天出庭。我暗暗高兴我有机会重游我已经住惯而不胜眷恋的旧地，就去了。当时伯爵住在彼得堡，没有来，只送来一份医疗证明书。

这个案子在我们县城里由地方法院审理。波鲁格拉多夫，那个每天用红色牙粉刷四次牙的人，提出公诉。一个姓斯米尔尼亚耶夫的人做辩护人，这是个高而且瘦的金发男子，带着感伤的脸容，头发长而平滑。陪审员们完全由小市民和农民组成，其中只有四个人识得字，其余那些人，在法庭交给他们看一封由乌尔别宁写给妻子的信的时候，却都冒出汗来，心慌意乱。首席陪审员由商店老板伊凡·杰米扬内奇担任，我那只死去的鹦鹉就是因他得名的。

我走进法庭，认不得乌尔别宁了：他已经须发皆白，浑身上下显得老了二十岁光景。我预料会在他脸上看到他对自己命运漠不关心的冷淡神情，然而我错了，乌尔别宁对这次审讯关心极了：他要求三个陪审员回避，他提出冗长的解释，他质问证人。他彻底否认他的罪行，凡是供词不利于他的证人，他一概追问很久。

在审讯中，证人普谢霍茨基供述：我跟去世的奥尔迦有暧昧关系。

“这是胡说！”乌尔别宁叫道，“他是个信口雌黄的人！我不相信我的妻子，可是我相信他！”

轮到我提出供词的时候，辩护人问我跟奥尔迦有什么关系，并且把那一回对我鼓过掌的普谢霍茨基的供词告诉我。我如果说出实话来，就无异于提出有利于被告的供词：妻子越是放荡，陪审员们对奥赛罗[88]式的丈夫就越是宽容，这一点我是了解的。……另一方面，我的实话也会侮辱乌尔别宁……他听了会痛苦得受不了。……我认为还是说谎的好。

“绝无此事！”我说。

副检察官在发言中把奥尔迦凶杀案渲染得有声有色，特别强调凶手的残暴和狠毒。……一个年老虚弱的好色之徒见到一个美丽年轻的姑娘。他知道她在疯癫的父亲家里处境极其悲惨，就用一小块面包、一个住处、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引诱她。……她同意了：有家业的老丈夫毕竟比疯癫的父亲和贫穷的生活容易忍受些。可是她年轻，而青春，诸位陪审员先生，却有它不可剥夺的权利。……姑娘受到长篇小说的熏陶，在大自然中长大，迟早必然要恋爱……诸如此类，滔滔不绝。那篇发言是这样结束的：“他给予她的，除了他的衰老和花花绿绿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他眼见他的猎物溜走，就兽性大发，犹如一头被烧红的铁烫痛鼻子的野兽。他野兽般地爱她，也就必然野兽般地恨她”，等等。

波鲁格拉多夫在控诉乌尔别宁谋杀库兹玛的时候，指出他杀人的阴险方法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反复考虑的，说他用那种方法弄死了“一个沉睡的人，因为这个人前一天冒失地提出不利于他的供词。至于库兹玛打算对侦讯官说出的凶手正是他，对于这一点，我想诸位是不会怀疑的”。

辩护人斯米尔尼亚耶夫并不否认乌尔别宁犯杀人罪，他只要求大家承认乌尔别宁是一时性起而下手的，要求对他从宽发落。他叙述嫉妒心往往使人非常痛苦，为此引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做例子。他全面考察这个“全人类的典型”，援引各式各样的批评家的论点，讲得那么深奥难懂，弄得审判长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说：“用不着对陪审员们大谈外国文学的知识。”

乌尔别宁利用他最后一次发言机会，指着上帝起誓，说他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思想上，都没犯过杀人罪。

“对我个人来说，不论要我待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要我住在这个县里，使我时时想起我不应得的耻辱和我的妻子也行，要我去服苦役刑也行。然而我的孩子的命运却使我放心不下。”

乌尔别宁转过脸去对着旁听席，哭起来，要求大家收养他的孩子。

“你们把那些孩子领去吧。当然，伯爵是不会放过机会来炫耀他的慷慨的，不过我已经警告过孩子们，连他的一块面包皮也不准他们拿。”

他发现我夹在人丛当中，就用恳求的眼睛瞧着我，说：

“请您务必叫我的孩子们不要接受伯爵的恩赐。”

看来，他忘记了近在眼前的判决，一心考虑孩子们了。他不住地谈他的孩子们，直到审判长拦住他的话为止。

陪审员们共同商议了不久。他们坚决认为乌尔别宁犯了杀人罪，而且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对他从宽发落。

他被判决褫夺公权，流放并服苦役刑十五年。

五月里一天早晨同富有诗意的“红姑娘”的相遇，竟然使他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自从上述事件发生后，已经过去八年多了。惨剧的某些参与者已经死亡，销声匿迹，另一些人为自己的罪恶受着惩罚，还有一些人却在混日子，在日常的烦闷无聊中挣扎，天天在等待死亡。

这八年当中起了许多变化。……卡尔涅耶夫伯爵仍然对我保持极为诚挚的友谊，不过他已经成为不可救药的酒徒了。他的庄园，发生惨剧的地点，已经从他手里转到他妻子和普谢霍茨基的手里。他现在穷了，靠我养活。有时候，天近黄昏，他躺在我旅馆房间的长沙发上，喜欢回忆过去。

“现在要是能听一听那些茨冈唱歌多好！”他喃喃地说，“叫人去拿白兰地来，谢辽查！”

我也变了。我的精力逐渐衰退，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失去健康和青春。我以前常常夸耀我能一连几夜不睡觉，喝下我现在未必喝得下的大量白酒，可是那样的体力，那样的本领，那样的持久力，现在已经统统不存在了。

一条条皱纹接连在我的脸上出现，我的头发渐渐稀疏，我的嗓音粗了，弱了。……生活算是完了。……

我回想往事，就跟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像在雾里似的看见许多地方和许多人的容貌。我没有力量公平地看待他们，我仍然跟先前那样爱他们和恨他们，我没有一天不带着满腔愤慨或者憎恨抱住头。在我的心目中伯爵仍然可恶，奥尔迦仍然可憎，愚蠢、傲慢的卡里宁仍然可笑。我认为坏事就是坏事，罪过就是罪过。

可是也有不少时候，我凝神瞧着我案头放着的照片，不由得生出无法遏止的愿望，想跟那个“红姑娘”到树林里去散步，听高大的松树的喧闹声，不顾一切地把她搂在怀里。在那样的时候，我既原谅她的虚伪，也原谅她滚进泥潭的堕落，总之我准备原谅一切，只求过去的事，哪怕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断，能重演一次。……我已经厌倦城市的乏味生活，很想再听一次大湖的咆哮，再骑着我的左尔卡在湖边疾驰。……我情愿宽恕一切，忘却一切，只求能让我在通往捷涅沃的大道上再走一趟，遇见那个带着酒桶、头戴骑手的便帽的花匠弗兰茨。……有些时候我甚至乐于握一下那只染上红血的手，跟忠厚的彼得·叶果雷奇谈谈宗教、庄稼、国民教育。……我很想见一见眯眼，见一见他的娜坚卡。……

生活是疯狂的，放纵的，不宁静的，好比八月间夜晚的大湖。……许多受难者已经永远埋葬在生活的黑色巨浪之下了。……它的底部铺着一层厚厚的沉渣。……

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又爱它呢？为什么我又原谅它，一心一意要飞奔到它那儿去，犹如一个眷恋的儿子，一只从笼子里飞出来的鸟呢？……

此刻，我从旅馆的窗子里望出去所看见的生活，使我联想到一个灰色的圆圈：通体灰色，没有深浅的差别，也没有一个明亮的光点。……然而我闭上眼睛，想起往事，却看见一道彩虹，放射出太阳的光谱。……是的，那儿有风暴，可是那儿明亮得多啊。……

谢·齐诺维耶夫。

本文完

原稿下面写着：

“编辑先生阁下！奉上长篇小说一部（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算做中篇小说亦可），敬希发表，尽可能不加压缩，不予增删。然而，征得作者同意后也可以有所改动。倘该稿不合用，请保存以便退还。我的临时地址是莫斯科、特维尔大街、英吉利旅馆。伊凡·彼得罗维奇·卡梅谢夫。附言：稿费请编辑部酌定。

年 月 日。”

现在，我让读者了解卡梅谢夫的小说内容后，要继续叙述我同他那中断的谈话了。首先我必须预先声明，我在中篇小说开头对读者许下的诺言没有实现：卡梅谢夫的小说没有按我所应许的那样不加删节，全文发表，而是经过很大的压缩。问题在于《游猎惨剧》没能在这个中篇小说第一章里所提到的报纸上发表，因为临到原稿付排，报纸却停刊了。……当前的这个编辑部虽然应许给卡梅谢夫的小说拨出篇幅，却认为不加删削是不能发表的。在小说陆续发表期间，编辑部每次把各章校样送到我这儿来，总是请求“加以改动”。可是我不愿意让我的灵魂承担窜改外人作品的罪过，认为与其改动不妥当的地方，还不如索性删掉，这样比较好，也比较有益。编辑部同我协商后删掉了许多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写得特别轻狂，冗长乏味，或者文笔草率。这种删削需要谨慎和时间，这就是许多章何以推迟刊登的缘故。经我们删掉的，除其他地方以外，有两段夜间纵酒行乐的描写。一次酒宴发生在伯爵家里，另一次在湖上。我们还删掉了对波里卡尔普的藏书以及他读书的奇特方式的描写，认为这些文字过于拖沓和夸张。

有一章我最主张保留，可是编辑部却最不喜欢，其中描写的是伯爵的仆人们狂热地聚赌的场面。牌瘾最大的赌徒是花匠弗兰茨和老太婆猫头鹰。他们最常玩的是斯土科尔卡和三片叶子[89]。卡梅谢夫在侦讯期间有一次路过一个凉亭，往里面一看，瞧见里面在疯狂地赌博，聚赌的是猫头鹰、弗兰茨和……普谢霍茨基。他们玩的是不亮牌的斯土科尔卡，赌注是九十戈比，输家却要赔三十卢布。卡梅谢夫也加入赌局，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犹如打山鹑一样。弗兰茨手里的钱统统输光了，却想继续赌博，就动身到湖里的小岛上去，他的钱就藏在那里。卡梅谢夫暗地里跟踪他，偷窥到藏钱的地方，事后把花匠的钱一股脑儿偷光，一个戈比也没给他留下。他把偷来的钱全送给渔夫米海了。这种奇怪的善行出色地表现了狂妄的侦讯官的性格，然而写得很草率，赌徒们的谈话中夹杂着许多下流得出奇的话，弄得编辑部连改动都不肯同意了。

有几处关于奥尔迦和卡梅谢夫幽会的描写删掉了。有一处描写卡梅谢夫向娜坚卡·卡里宁娜进行解释，还有其他等等，也已删掉。不过我认为，发表出来的东西也已经足够表现我的男主人公的性格了。这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够了。[90]……

整整三个月后，编辑部的看门人安德烈报告我说，“戴帽徽的先生”来了。

“请！”我说。

卡梅谢夫走进房来，仍旧脸颊发红，健康英俊，像三个月前一样。他的脚步依然不出声。……他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在窗台上，人们也许会以为他在放一件什么重东西。……他的浅蓝色眼睛像以前那样闪着稚气的、无限和善的神情。……

“我又打搅您了！”他开口说，微微地笑，小心地坐下来，“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原谅我！哦，怎么样？我的稿子得到什么样的判决了？”

“它有罪，不过应该从宽发落。”我说。

卡梅谢夫笑起来，拿出洒过香水的手绢擤鼻子。

“这样说来，它该流放到壁炉的火焰里去？”他问。

“不，何必那么严厉呢？它不应该受到惩办的措施，我们使用了改造的方式。”

“需要改吗？”

“是的，有些地方……经过双方同意……”

我们沉默了不到半分钟。我的心跳得厉害，鬓角上的血管也在跳，然而我却不想露出心情激动的样子。

“经过双方同意，”我又说一遍，“上一次您对我说过，您是采用真事做您中篇小说的题材的。”

“是的，就连现在我也准备重复这句话。要是您读过我的小说，那么……我荣幸地介绍一下：齐诺维耶夫就是我。”

“这样说来，您做过奥尔迦·尼古拉耶芙娜的傧相？……”

“不但做过她的傧相，还是她家里的熟人呢。在那篇稿子里我很可爱，不是吗？”卡梅谢夫笑着说，摩挲膝头，脸红了，“我是好样的吧？应该把我打一顿才是，可又没有人来打。”

“哦。……我对您的中篇小说倒是满意的：它比很多犯罪小说写得好而有趣。……只是我和您，经过双方同意后，必须对这篇小说做一些非常重大的改动。……”

“这可以。比方说，您认为应该改动些什么呢？”

“改动这篇小说的外貌[91]，它的外貌。这篇小说跟一般犯罪小说一样，里面应有尽有：罪行、罪证、侦讯，甚至临了还添上十五年的苦役。然而单单缺少最重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小说里没有真正的凶犯。……”

卡梅谢夫瞪大眼睛，站起来。

“老实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他略为沉吟一下说，“要是您不认为那个杀了人和掐死人的人是真正的凶犯，那……我就不知道应该认为谁是凶犯了。当然，罪犯是社会的产物，社会要负责，可是……如果往深一层想，就只好丢开写小说，动手写学术报告了。”

“哎，这哪里谈得上什么往深一层想！要知道，杀人的不是乌尔别宁！”

“怎么见得呢？”卡梅谢夫问，往我这边走过来。

“不是乌尔别宁！”

“也许吧。犯错误是人之常情[92]，侦讯官也不是完人。在人世间，审判方面的错误是常有的。您认为我们搞错了吗？”

“不，您不是搞错，而是有意搞错。”

“对不起，我又不明白您的意思了，”卡梅谢夫笑了笑说，“如果您认为侦讯工作造成了错误，甚至，要是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故意造成错误，那么我倒想知道一下您的见解。照您的看法，杀人的是谁呢？”

“您！！”

卡梅谢夫带着惊讶而且几乎恐慌的神情瞧着我，涨红脸，倒退一步。然后他转过身子，往窗口那边走去，笑起来。

“这可真奇怪！”他喃喃地说，往窗子上呵气，烦躁地在窗玻璃上画花字。

我瞧着他画花字的手，觉得我好像认出这只肌肉发达的铁手就是那只能够一下子掐死睡熟的库兹玛和杀死奥尔迦脆弱的肉体的手。我想到面前站着的是个凶手，心里不由得充满不习惯的恐惧和害怕的感觉……这倒不是为我自己害怕，不是的！而是为他，为这个英俊优雅的魁梧的男子害怕……总之是为人害怕。……

“您杀了人！”我又说一遍。

“如果您不是开玩笑，我倒要庆贺您的新发现呢，”卡梅谢夫说，笑起来，仍然没瞧着我，“不过，根据您颤抖的嗓音和苍白的脸色来判断，很难认为您是开玩笑。您多么神经质啊！”

卡梅谢夫把涨红的脸转过来对着我，勉强微笑着，继续说：

“我倒想知道您头脑里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的！莫非我在小说里有过这一类的描写？这倒有趣了，真的。……请您讲一讲吧！这种被人看做凶手的滋味，一生当中倒也值得尝一次呢。”

“您就是凶手，”我说，“您甚至没法遮盖。您的小说已经露出破绽来了。至于您现在这一套表演，也不算高明。”

“这倒有趣得很。老实说，我倒很想听一听呢。”

“如果您有这种兴趣，那就请听。”

我跳起来，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卡梅谢夫朝门外看了一眼，把门关得严实一点。这种小心使他露出了马脚。

“您怕什么？”我问。

卡梅谢夫困惑地咳嗽几声，摇了摇手。

“我什么也不怕，这是出于无心……随意看一眼门外就是了。这您也要管？好，您讲吧。”

“您容许我讯问您吗？”

“请便。”

“我预先申明，我不是侦讯官，不善于审案。您不要希望我问得有条理，有系统，所以请您不要把话岔开，把问题搅乱。首先，请您告诉我，大家打猎以后留在林边空地上喝酒吃东西，您却离开了，那您到哪儿去了？”

“小说里写得有：我回家去了。”

“小说里关于您在路上的描写，都仔细涂掉了。您穿过那个树林吗？”

“是的。”

“那么，您可能在那儿遇见奥尔迦吧？”

“是的，可能。”卡梅谢夫笑道。

“那么您遇见她了。”

“不，没遇见。”

“您在侦讯当中忘了问一个很重要的证人，也就是您自己。……您听见那个受难者的喊叫声吗？”

“没有。……哎，老兄，您根本不善于问案啊。……”

这声亲昵的“老兄”弄得我很不好受：这种称呼同我们开始谈话的时候他那种道歉和困窘的口气很不相称。不久我就发现卡梅谢夫带着鄙视的神情居高临下地瞧着我，看到我被一大堆激动我的问题困住，几乎欣赏我的窘状了。……

“姑且承认您在树林里没有遇见奥尔迦吧，”我接着说，“不过，乌尔别宁比您更难于遇见奥尔迦，因为乌尔别宁不知道她在树林里，因而不会找她。可是您，喝醉了酒，而且气得发疯，不可能不找她。您一定在找她，要不然您回家何必穿过树林而不走大道呢。……不过，姑且承认您没见到她吧。……可是在那不吉利日子的傍晚您的心情那么阴郁，几乎发疯，这又该怎样解释？您为什么弄死那只喊叫丈夫杀死了老婆的鹦鹉？我觉得它使您联想到您的残暴行径了。……当天晚上您给叫到伯爵家里去，可是您没立刻动手办案，却为等候警察而推迟几乎整整一天，这您自己大概没留意到吧。……只有心里知道犯人是谁的侦讯官才会这么拖延。……您就知道是谁。……其次，奥尔迦没说出凶手的姓名，那是因为她爱凶手。……如果凶手是她的丈夫，她就会说出他的名字来了。既然她能在她的姘夫伯爵面前说丈夫的坏话，那么她就会毫不在乎地控告他持刀杀人：她本来不爱他，他在她心目中并不可贵。……她爱您，您在她心目中才是可贵的……她要顾全您。……请您容许我再问您一句：在她暂时清醒过来的时候，为什么您迟迟不向她提出直截了当的问题？为什么您提出一些完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请您容许我认为您这样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让她说出您的姓名来。后来奥尔迦死了。……您在小说里半个字也没提到她的死在您心里留下的印象。……在这儿我看出您小心翼翼：您没忘记描写您喝的那几杯酒，可是像‘红姑娘’死亡这样重大的事件却在您的小说里一笔带过，没留下什么痕迹。……这是为什么？”

“您接着说吧，接着说吧。……”

“您的侦讯工作做得很糟糕。……很难认为像您这样聪明而又极其狡猾的人不是故意这么做。您的侦讯工作类似一封故意写得文理不通的信，这种矫揉造作使您露出了马脚。……为什么您不去检查犯罪地点？这并不是因为您忘记做了，或者认为这件事不重要，而是因为您要等着雨水把您的罪迹冲洗干净。您没大写到审问仆人。因此，库兹玛一直没受到您的审讯，直到别人碰见他洗衣服为止。……您分明认为不必把他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为什么您没审问跟您一起在林边空地上喝酒的客人们？他们见过血迹斑斑的乌尔别宁，听到过奥尔迦的喊叫声，那就应当审问他们。可是您没有这样做，因为在审问中说不定会有个客人想起来，您在发生凶杀案前不久走进树林，就此没回来。后来，大概，他们受到审问了，可是这件事他们却忘记了。……”

“妙得很！”卡梅谢夫喃喃地说，搓着手，“您接着说，接着说吧！”

“难道我说了这么多，您还觉得不够？为了彻底证实奥尔迦就是您杀死的，应当再向您提醒一件事：您原是她的情夫，后来她却丢开您，换了一个您看不起的人！……丈夫能够出于嫉妒而杀人，我认为情夫也会这样做。……现在我们转到库兹玛身上吧。……根据他去世前一天所受到的最后审问来判断，他所指的就是您，在他的外衣上擦手而且骂他下流胚的就是您。……如果不是您，那么正审到最有趣的地方，为什么您就突然中断，不问下去了？库兹玛向您说出，他想起了凶手领带的颜色，那您为什么不问一声到底是什么颜色？为什么恰恰在库兹玛想起凶手姓名的时候，您给了乌尔别宁自由？为什么不前不后，恰恰在这时候？显然您需要把罪名栽到另一个人身上去，需要有人晚上在过道上散步。……这样，您因为生怕库兹玛说出您来，就把他害死了。”

“哦，够了！”卡梅谢夫笑着说，“够了！您讲得那么起劲，脸色又那么苍白，眼看就要晕倒了。您不用再往下说了。确实，您说得对：我是杀了人。”

紧跟着是沉默。我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卡梅谢夫也这样做。

“我是杀了人，”卡梅谢夫接着说，“您揭破了秘密，这也是您走运。这只有很少人能做到：您的读者大半都会骂乌尔别宁老人，赞叹我的侦讯才干呢。”

一个撰稿人走进我的办公室里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这个撰稿人发觉我有事而且神态激动，就在我桌旁转悠一阵，好奇地看看卡梅谢夫，就走出去了。他走后，卡梅谢夫走到窗前，开始对着窗玻璃呵气。

“从那时候起，已经过去八年了，”他沉默片刻，开口说，“这个秘密在我心里藏了八年。然而秘密和热血却不能在人的身体里并存。一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就不能不受到惩罚。这八年来我一直感到自己是个苦难深重的人。倒不是我的良心在折磨我，不是的！良心倒没什么……再者我也不去理会它，只要考虑到良心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它就平安无事，不出声了。遇到理智不起作用，我就用醇酒和女人压倒良心的呼声。顺便说说[93]，我在女人方面仍然很得手。使我痛苦的是另一件事：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人们看着我就跟看着普通人一样，这八年当中没有一个活人用猜疑的眼光看过我，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不必躲起来。我心里藏着可怕的秘密，可是却能在街上走来走去，到各处参加宴会，跟女人们眉来眼去！对犯罪的人来说，这样的地位不自然，痛苦。要是我不得不藏起来，遮遮盖盖，我倒不会痛苦了。变态心理啊，老兄！到后来，我生出一种寻衅闹事的心情来了。……我忽然打算出一出胸中的闷气，对着大家的脑袋啐唾沫，一口气把我的秘密全部揭露出来……做这么件……特别的事。……我就写了这篇小说，这份起诉书，在这里面只有智力不高的人才难于看出我是个心怀鬼胎的人。……不论哪一页，都可以说是这个谜的谜底。……不是这样吗？您恐怕一下子就看穿了。……当初我写的时候，我所考虑的却是一般读者的水平。……”

我们又受到了外人的打搅。安德烈走进房来，用托盘端来两杯茶。……我赶紧把他打发走了。……

“现在我似乎轻松点了，”卡梅谢夫微笑着说，“现在您把我看做不同平常的人，看做心怀鬼胎的人，我这才感到我处的地位比较自然了。……不过……现在已经是三点钟，有人在外面那辆出租马车上等我。……”

“您等一等，放下帽子。……您已经对我讲过促使您写作的原因。现在再请您讲一讲您是怎样杀人的。”

“您想知道这一点是要补足您读过的那篇小说的缺文吧？遵命。……我是在激情的影响下动手杀人的。要知道，如今连吸烟和喝茶都受激情的影响。喏，您一激动，就错拿了我的茶杯而没拿您自己的茶杯，您吸烟也比平时多了。……整个生活就是由激情构成的……我认为就是这样。……当初我走进树林里去，根本就没想到杀人。我到那儿去只抱着一个目的，就是找到奥尔迦，继续挖苦她。我一喝醉，总觉得非挖苦人不可。……我在离林边空地两百步远的地方遇见她。……她站在一棵树下，沉思地瞧着天空。……我叫她一声。……她看见我，微微一笑，向我伸过手来。……

“‘您别骂我了，我心里很苦！’她说。

“那天傍晚她显得那么美丽，我这个已经喝醉酒的人忘掉了世上的一切，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对我赌咒，说她除我以外从没爱过任何人。……这话不假！她爱我。……她正兴冲冲地赌咒，不料忽然心血来潮，说出一句可恶的话来：‘我多么不幸！要是我没嫁给乌尔别宁，那我现在就能嫁给伯爵了！’这句话无异于兜头浇我一桶水。……原先在我胸中沸腾的那种感情又涌了上来。……我满心感到憎恨和嫌恶。……我一把抓住这个小小的坏女人的肩膀，把她摔在地下，就像扔出一个小皮球似的。我的愤恨达到了顶峰。……于是……我就把她干掉……我想都没想就把她干掉了。……至于库兹玛那件事，您心中有数。……”

我瞧一眼卡梅谢夫。我在他脸上既没看出懊悔，也没看出遗憾。“想都没想就把她干掉了”这句话，说得那么轻巧，就跟说“想都没想就点上一支烟”一样。这一回轮到我生出憎恨和嫌恶的心情来了。……我扭转身去。

“那么乌尔别宁呢，他去做苦工了？”我轻声问。

“是的。……据说他在路上死了，不过这还不能确定。……问这个干吗？”

“问这个干吗？……人家在无辜受苦，您却问：‘问这个干吗？’”

“那我该怎么办呢？去自首？”

“我想是这样。”

“好，就算应该这样吧！……我倒不反对去替换乌尔别宁，然而不经过战斗，我可不屈服。……他们要想抓我，就自管来抓，反正我自己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当初我在他们手心里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抓我？在奥尔迦的葬礼上我哭得那么厉害，歇斯底里大发作，就连瞎子都能看出真相来。……这可不能怪我，他们自己……笨嘛。……”

“您惹得我厌恶。”我说。

“这是自然的。……我自己也厌恶自己。……”

紧跟着是沉默。……我翻开账簿，随口念出数目字。……卡梅谢夫拿起帽子。

“您，我看得出来，跟我在一起觉得透不出气来，”他说，“顺便提一下，您想看一看卡尔涅耶夫伯爵吗？他就在那儿，坐在出租马车上！”

我走到窗前，看一眼窗外。……出租马车上坐着个矮小伛偻的人，背对着我，戴着旧帽子，衣领褪了色。很难看出他就是惨剧的参与者！

“我打听出来乌尔别宁的儿子就在莫斯科，住在安德烈耶夫旅馆里，”卡梅谢夫说，“我想这样安排一下：让伯爵去接受他的施舍。……至少也该有一个人受到惩罚！不过，哦，再见[94]！”

卡梅谢夫点一下头，很快地走了出去。我挨着桌子坐下，头脑里产生种种沉痛的想法。

我觉得透不出气来。

[1] 据《旧约·撒母耳记》载，歌利亚是非利士族巨人。

[2]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3] 加博里奥（1835—1873），法国作家，现代侦探小说创始人之一。

[4] 希克里亚烈夫斯基（1837—1883），俄国流行的犯罪小说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5] 契诃夫的这个作品最初发表在《每日新闻报》上，自1884年8月起，连载9个月才登完。

[6] 原文为拉丁语。

[7] 我请求读者原谅这一类词句。这类句子在这个不幸的卡梅谢夫的中篇小说里是很多的。我之所以没有把它们删掉，只是因为我认为必须全文（原文为拉丁语）发表他的中篇小说，以利于表现作者的性格特征。——契诃夫注

[8] 法国作家加博里奥的长篇小说《侦缉队员列科克》中的男主人公，一个非常敏锐、机智的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9] 马的名字。

[10] 意谓“去胡闹”。

[11] 大仲马（1802—1870），法国作家，著有许多长篇历史冒险小说。

[12]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13] 非洲西北部的大沙漠。

[14] 1俄里等于1.06公里。

[15] 谢尔盖的爱称。

[16] 应是“列波烈洛”，即西班牙传说中风流才子唐·璜的忠诚的仆人和亲信。——俄文本编者注

[17] 俗称橄榄，但中国橄榄属另一科。

[18] 一种狂热的纸牌赌博。

[19] 在彼得堡发行的一种画报。

[20] 上文的奥莲卡是奥尔迦的爱称。

[21] 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诗《春天的雷雨》（1828）的第一行，1875年该诗由别吉切夫谱成歌曲。——俄文本编者注

[22] 波伦（1837—1902），德国作家，写过许多合乎小市民趣味的历史小说，他的作品在70年代译成俄语。——俄文本编者注

[23] 1866年至1888年在彼得堡印行的一种文学与政治月刊，在1883年前具有民主主义倾向。——俄文本编者注

[24] 一种由俄国作家的作品合编成的文学选集，于1874年在彼得堡为赈济萨马拉省的饥民而出版。参加这个选集的作家有谢德林、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普列谢耶夫等。——俄文本编者注

[25] 指极难看的、下巴向上噘起的脸。

[26] 这种巢是由人装在树上或杆子上的，状如小木箱。

[27] 伦敦的一个疯人院名。

[28] 在希腊。

[29]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30] 一种法国蜜酒。

[31] 原文为拉丁语。

[32] 应是“疯狂的夜啊，不眠的夜……”。《疯狂的夜啊，不眠的夜……》是俄国诗人阿普赫丁（1841—1893）在1876年所写的诗篇，后由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谱成歌曲。——俄文本编者注

[33] 原文为拉丁语。

[34] 原文为拉丁语。在此借喻“即将发生的伤势变化”。

[35] 菲米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她的祭司指“法官”。

[36] 按迷信说法，它是不祥之物。

[37] 原文为拉丁语。

[38] 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简称。

[39] 指《基度山伯爵》中的主要人物蒙特-克利斯特伯爵。

[40] 1维德罗等于12.3公升。

[41] 原文为法语。

[42] 娜坚卡和下文的娜嘉都是娜杰日达的爱称。

[43] 原文为法语。

[44] 原文为法语。

[45] 玛克辛·费多罗维奇的简称。

[46] 出自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俄文本编者注

[47] 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男主人公。

[48] 原文为法语。

[49] 原文为拉丁语。

[50] 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普基烈夫（1832—1890）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名画《不相称的婚姻》。——俄文本编者注

[51] 原文为法语。

[52] 18世纪西欧盛行的一种建筑和艺术风格，其特点是纤巧和浮华。

[53] 指法国作家阿尔方斯·都德（1840—1897）的长篇小说《小弟弗罗蒙与长兄黎斯雷》中的男主人公。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钱的店主，娶了个贫苦而虚荣心重的年轻女人，结果造成了悲剧。——俄文本编者注

[54] 按照俄国习俗，在婚宴上客人们喊“苦”，新婚夫妇就得接吻。

[55] 引自俄国的谚语：热心帮忙的傻瓜比敌人还要危险。

[56] 俄国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在他的寓言诗《隐士和熊》中讲到一头熊同一个隐士是好朋友，熊看见隐士额上有一只苍蝇，想赶走它，就拿起一块石头扔过去，结果把隐士砸死了。——俄文本编者注

[57] 原文为法语。

[58] 原文为法语。

[59]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

[60] 原文为法语。

[61] 基督教节日，在夏天，复活节后的第50天。

[62] 引自俄国的谚语：同时追逐两只兔子，结果一只也捉不到。

[63] 1俄尺等于0.71米。

[64] 在此借喻“蛮荒地带”。

[65] 原文为拉丁语。

[66] 原文为拉丁语。

[67] 在卡梅谢夫的原稿上，此处删去140行。——契诃夫注

[68] 在原稿上，此处用墨水笔画着一个俊俏的女人头部，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下面的所有文字都已经仔细地涂掉。下一页稿纸的上半页也已经涂掉。在密密层层的墨点之中，只有“鬓角”两个字可以隐约认出来。——契诃夫注

[69] 此处又有删节。——契诃夫注

[70] 可惜此处的文字又被涂掉。可以看出卡梅谢夫不是在写作当中，而是在写完以后涂掉这段文字的。……我在这个中篇小说的结尾处将特别提到这些涂抹掉的地方。——契诃夫注

[71] 此处几乎有整整一页被凌乱地涂掉。只有少数几个字未涂掉，但它们没有提供线索借以理解被涂掉的文字。——契诃夫注

[72] 这一句的后面删掉一行，不过这一行可以隐约认出来：“把她的脑袋从脖子上拧下来，而且把所有的窗子都打毁。”——契诃夫注

[73] 下文是关于作者精神上的忍耐力的描写，文字生动而浮夸。他即使见到人们的悲痛、鲜血、法院的尸体解剖等，似乎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整个这段文字都带着夸耀的天真和不诚实的痕迹。这种描写粗野得惊人，我就把它删掉了。作为卡梅谢夫的性格描写来看，这段文字并不重要。——契诃夫注

[74] 大概在闻阿莫尼亚水，借以镇静神经。

[75] 此处删去两行。——契诃夫注

[76] 我请求读者注意一种情况。卡梅谢夫是喜欢到处大写特写他的心境的，甚至在叙述他同波里卡尔普口角的时候也要提到，可是奄奄一息的奥尔迦给他留下的印象，他却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故意回避。——契诃夫注

[77] 我必须请求读者注意另一种情况。卡梅谢夫先生有两三个小时之久只是忙于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跟医生们一起对仆人的行为感到愤慨，打他们耳光，等等。……您觉得他像法院侦讯官吗？看来，他不慌不忙，极力设法消磨时光。显而易见，“他知道杀人的凶手是谁”。其次，下文还写到他毫无理由地搜索猫头鹰的房间，审问那些茨冈，这种审问与其说是审问，还不如说是开玩笑，他做这些事只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契诃夫注

[78] 他撇开最重要的问题不问，只有一个目的：拖延时间，等奥尔迦神志不清，再也不能说出杀人犯的名字为止。这种审问方式富有特征。奇怪的是两个医生没有识破这一点。——契诃夫注

[79] 这些话只有乍看起来才没有深意。显而易见，卡梅谢夫需要让奥尔迦知道，她的供词对杀人犯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拉丁语），如果她爱杀人犯，她就只好不说。——契诃夫注

[80] 如果卡梅谢夫先生需要知道这些，那么审问给茨冈赶车的车夫们岂不更省事些？——契诃夫注

[81] 茨冈的肤色是黧黑的。

[82] 这是为什么？姑且假定这是侦讯官在喝醉后或者半睡半醒状态中干出来的，可是那又何必提它？把这种重大的错误瞒过读者岂不好些？——契诃夫注

[83] 指强奸罪。

[84] 卡梅谢夫不该骂副检察官。这个检察官的错处只在于卡梅谢夫先生不喜欢他的相貌。承认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故意造成错误，那倒要老实得多。——契诃夫注

[85] 一种上等白兰地。

[86] 这个侦讯官可真是好得很！他非但不继续审问，追逼有益的口供，反而生气，而生这种气是不在文官的职责范围以内的。再者，我也不大相信这些话。……即使卡梅谢夫先生不顾他的职责，可是单是人类的好奇心也必然会促使他继续审问下去。——契诃夫注

[87] 当然，对卡梅谢夫先生来说，这个角色比侦讯官的角色更合适：他不能在乌尔别宁一案中做侦讯官。——契诃夫注

[88]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同名剧本中的男主人公，他因嫉妒而杀死他的妻子。

[89] 都是狂热的纸牌赌博。

[90] 原文为拉丁语。

[91] 原文为拉丁语。

[92] 原文为拉丁语。

[93] 原文为法语。

[94] 原文为法语。

节日的义务

……那些狡猾的俗人，奸险的老太婆、老头子，在造谣和扯淡中日见衰老。[1]

格里鲍耶陀夫

这是元旦中午。已故切尔诺古勃省副省长里亚加维-格雷兹洛夫的遗孀留德米拉·谢敏诺芙娜，是个身材矮小的六十岁老太婆，这时候在她家客厅里坐着，招待来宾。根据大厅里备下的大量冷荤菜和酒瓶来判断，她预料会有大批客人光临，然而目前却只有一个人来拜年，就是省政府高级顾问官奥库尔金，矮小而衰老，脸色像柠檬那么黄，嘴巴歪着。他在墙角上挨近一个栽着夹竹桃的小木桶坐着，小心翼翼地闻鼻烟，在给他的“女恩人”讲城里的新闻。

“昨天，老太太，有一个兵喝醉了酒，差点从消防队瞭望台上摔下来，”他讲道，“您知道，他倚着栏杆探出身子去，可是那栏杆喀嚓一响！您知道，那栏杆就断了。……幸好这时候他的妻子走到瞭望台上，给他送饭来，就一把揪住他的衣襟。要不是他的妻子揪了一把，那个混小子可就摔下去了。……嗯。……还有，亲爱的夫人，前天，银行稽核员彼尔采夫家里有个聚会。……所有的小官聚在一起，议论今天拜年的事。他们这些小丑，异口同声地决定今天不拜年了。”

“得了吧，老先生，你这话可就是乱说了，”老太婆笑吟吟地说，“不拜年怎么行呢？”

“真的，夫人。这种事虽然奇怪，可又确有其事。……大家商量好不拜年了，他们今天在俱乐部聚齐，互相道一声新年新禧，然后各人捐出一个卢布来周济穷人完事。”

“我不明白……”女主人耸起肩膀说，“你讲的真是稀罕事。……”

“如今，老太太，在许多城市里，人们都这么办了。不兴到各处去拜年了。各人拿出一个卢布完事！嘻嘻嘻。不用东奔西走，不用拜年，不用花钱雇马车了。……只要到俱乐部去走一趟，然后就自管在家里坐着吧。”

“这样倒也好，”老太婆叹口气说，“让他们少奔走吧。我们也可以清静点。……”

奥库尔金发出一声又响又粗的叹息，摇了摇头，继续说：

“他们认为拜年是陋习。……他们懒得敬重上司，懒得给他拜年，这才算是陋习。……这年月，他们不把上司当人看了。……这跟以前大不相同啊。”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女主人又叹口气说，“就让他们少奔走吧。既然不愿意，那也就算了。”

“以前，老太太，没有这种自由派思想的那种年月，拜年拜节可不算陋习。大家拜年拜节绝不是出于万不得已，而是干得很有感情，津津有味。……那时候，我走遍各家以后，往往在人行道上站住，暗自盘算着：‘另外还有谁家该去表一表敬意呢？’我们，老太太，是喜爱上司的。……喜爱得不得了！我记得，去世的潘捷列·斯捷潘诺维奇，求上帝保佑他升天堂吧，喜欢叫我们这班人恭恭敬敬。……那时候，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有谁忘了拜年，要不然，他老人家就气得牙齿发痒！有一年圣诞节，我记得，我得了伤寒。您猜怎么着，老太太？我从床上爬起来，不管身体多么衰弱无力，还是强打精神，到潘捷列·斯捷潘诺维奇家里去。……我走到了。我浑身烧得厉害，烧得厉害！我心里想说：‘恭贺年禧！’可是我的嘴里却说出一句：‘寥寥无几！’嘻嘻。……我说胡话了。……还有，我记得，兹美依谢夫得了天花。大夫，当然，不准我们到他那儿去，可是我们不理大夫那一套，还是到他那儿去拜了年。大家都不认为这是陋习。我喝点酒吧，亲爱的夫人。……”

“你喝吧，喝吧。……横竖谁也不来，没有人喝了。……恐怕你那些省政府的同事会来吧。”

奥库尔金绝望地摇一摇手，撇着嘴做出一副轻蔑的冷笑样子。

“那些下流胚。……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这怎么会呢，叶菲木·叶菲梅奇？”老太婆惊讶地说，“这样说来，连韦尔胡希金也不会来了？”

“不会来了，老太太。……他到俱乐部去了。……”

“可是，这个强盗，我还是他的教母呢！他的差事就是我给他安插的！”

“他不领情。……昨天他就是头一个到彼尔采夫家里去的。”

“哎，别人不来倒也罢了。……别人忘了我这个老太婆，那就随他们去，可是你那些省政府的同事太不应该了。那么万卡·特鲁兴呢？莫非他也不会来？”

奥库尔金绝望地摇一摇手。

“那么波德西尔金呢？也不会来？要知道，这个混蛋，我是亲手把他从贫贱当中拉拔起来的！那么普罗烈兴呢？”

老太婆又举出十来个姓名，可是每一个姓名都惹得奥库尔金唇边露出苦笑。

“他们都没心肝，老太太！”

“多谢多谢……”女主人叹口气说，烦躁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多谢多谢。……要是我这个女恩人……老太婆……惹得他们讨厌……要是我那么恶劣可憎，那就随他们吧。……”

老太婆往一把圈椅上猛的坐下去。她那对四周布满皱纹的眼睛巴起来。

“我看得出来他们再也不需要我了。那就算了。……你也走吧，叶菲木·叶菲梅奇。……我不留你。大家都走吧。……”

女主人用手绢蒙上脸，抽抽搭搭哭起来。奥库尔金瞧了瞧她，惊恐地搔着他的后脑壳，胆怯地走到她跟前。……

“老太太……”他用带哭的声音说，“夫人！恩人！”

“你也走吧。……去吧。……大家都走吧。……”

“亲人，我的天使。……您不要哭。……亲爱的！我是说着玩的。……真的，说着玩的！如果我不是说着玩的，您就朝我这张脸，这张老嘴脸，啐一口唾沫好了。……大家都会来的！老太太！”

奥库尔金在老太婆面前跪下，拿起她的一只暴起青筋的手来，打他自己的秃顶。

“您打吧，亲人，我的天使！看你还说着玩不，丑八怪！看你还说着玩不！打你的耳光！打你的耳光！活该你挨打，该死的贫嘴！”

“不，你不是说着玩的，叶菲木·叶菲梅奇！我的心觉出来了！”

“土地啊，你在我的脚底下裂开……把我陷下去吧！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我一天也活不成！……您马上就会看见的！不过现在再见，老太太。……我这么恶毒地开玩笑，不配继续接受您的厚爱。我躲开您。……我走了，您就当是您把我这邪魔外道赶走的好了。您的小手……我吻一下。……”

奥库尔金使劲吻了吻老太婆的手，赶快走出去了。……

过了约摸五分钟，他来到俱乐部附近。那些文官已经互相贺过年禧，各自交出了一个卢布，如今正从俱乐部里走出来。

“站住！你们！”奥库尔金对他们摇着手说，“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主意，聪明人？为什么你们不到留德米拉·谢敏诺芙娜那儿去？”

“难道您不知道吗？我们如今不拜年了！……”

“我知道，我知道。……亏你们想得出。……喏，听我说，文明人。……要是你们现在不到那个妖婆那儿去，那你们就会遭殃。……她在哇哇地哭！她把你们咒骂个够，连鞑靼人我都不希望他们落到这样的下场哟。”

那些文官面面相觑，搔各自的后脑壳。……

“嗯。……可是要知道，假如我们到她家里去，那就各处都得去。……”

“那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那就各处都去一趟吧。……反正你们的腿也跑不断。……不过，按我的想法，这倒随你们的便，不去也成。……可就是将来你们会倒霉！”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要知道，我们已经各人拿出一个卢布去了！”县立学校教员亚希金哀叫道。……

“一个卢布。……不过您的职位总算还没丢掉吧？”

那些文官又搔了搔后脑壳，然后嘴里抱怨着，动身到副省长夫人家里去了。

[1] 引自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所著的诗体喜剧《智慧的痛苦》第四幕中恰茨基的独白。

上尉的军服

东升的太阳正皱起眉头瞧着这个县城，公鸡还刚刚在伸懒腰，可是这时候雷尔金大叔的酒店里却已经有顾客了。顾客一共有三名，就是裁缝师傅美尔库洛夫、警察日拉特瓦和地方金库送信员斯美胡诺夫。这三个人都已经有几分醉意了。

“你别这么说！别这么说！”美尔库洛夫揪住警察的一个衣扣，[1]大发议论说，“在文职机关当官的，要是拿官品大一点的来说，在裁缝师傅心目中，总归比将军神气得多。眼下就拿宫中侍从来说吧。……他是什么人物？有多大的品位？你想一想吧！……最好的普留恩杰尔父子工厂的呢料四俄尺，衣服上要钉小纽扣，衣领是金丝线绣的，白裤子上的骑缝滚着金线镶条，整个前胸全是金丝绦，衣领上啦，袖口上啦，衣袋盖上啦，一概金光闪闪！现在再拿皇室侍从长老爷、御马官老爷、司礼官老爷和别的大臣来说，要是给他们做衣服……你猜怎么样？我至今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回我们给皇室侍从长安德烈·谢敏内奇·奉里亚烈夫斯基伯爵做衣服。那套官服呀，吓得你都不敢走到跟前去！你一伸手去拿它，你血管里的血就咚咚地跳！那些真正的大老爷，你要是给他们做衣服，那可千万别去多惊动他们。你量好尺寸，就得自己去做，至于你跑去给他试衣服，定样式，那可是说什么也不行。你既然是个高明的裁缝师傅，你就得凭着尺寸一口气做出来。……你从钟楼上往下一跳，正好就得踩在地上摆着的一双靴子里，你就得有这号本事！我至今都记得，老兄，当时我们附近有个宪兵队。……我们的老板奥西普·亚克里奇从宪兵当中选了些身材跟顾客差不多的人，为试衣服用。好，这回也一样……我们，老兄，选上一个合适的宪兵，专替伯爵试衣服。我们把他找来。……‘你穿上吧，丑八怪，尝尝做大官是什么滋味！’……说来也真好笑！他，那个家伙，立时穿上那套官服，瞧了瞧自己的前胸，可了不得！你猜怎么着，他吓傻了，索索地打抖，昏过去了。……”

“那你们给县警察局长做过衣服吗？”斯美胡诺夫问。

“哼，他算个什么大人物！在彼得堡，像县警察局长这样的人多的是，好比满街跑的野狗。……在此地，大家见了他都脱帽鞠躬，可是在那边，人家却对他吆喝道：‘躲开，你干什么挤来挤去的！’我们给军官老爷，而且是给前四等[2]的军官老爷做过衣服。大官跟大官不同。……比方说，如果你是个五等的，那你就没什么了不得的。……你自管过一个星期来吧，到那时候衣服就全做好了，因为除了领口和套袖以外，没有什么费工的活。……可是，如果是个四等的，或者三等的，或者比方说二等的，那我们的老板就会给大伙添几个工钱，他自己跑到宪兵队去了。有一回，老兄，我们给一个波斯领事做衣服。我们在他上衣的前胸和后背都用金丝线绣上麻花形绦带，价值一千五。我们当是他不会给这笔钱，可是，不，他给了。……在彼得堡，就连鞑靼人当中也有贵族呢。……”

美尔库洛夫讲了很久。八点多钟，他在回忆的影响下哭起来，开始沉痛地抱怨命运不该把他赶到这个只有商人和小市民的小城里来。警察已经把两个居民送到警察局去，送信员也已经出去过两趟，一次是去邮局，一次是到地方金库去，现在又回来了，可是他仍然在抱怨不休。中午他站在一个教堂诵经士面前，用拳头捶自己的胸口，发牢骚说：

“我不愿意给这些土包子做衣服！我不乐意！在彼得堡，我亲手给希普采尔男爵和军官老爷们做过衣服！你给我走开，长下摆的蜜粥[3]，叫我永世也别看见你！走开！”

“您把自己看得太高了，特利丰·潘捷列伊奇，”诵经士劝裁缝师傅说，“虽然您在您的行业里是个能手，可是不应该忘记上帝和宗教。阿利[4]跟您一样自大，后来就不得好死。哎，您也要死的！”

“死就死好了！宁可死掉，也比给庄稼汉做上衣强！”

“我那个杀千刀的在这儿吗？”忽然门外响起一个女人的说话声，美尔库洛夫的妻子阿克辛尼雅走进酒店来。她是个中年妇人，卷起衣袖，把鼓起的肚子勒得紧紧的，“他在哪儿，这个混蛋？”她说着，用气愤的眼光朝那些顾客扫一眼，“回家去，你这该死的。家里来了一个军官，要找你！”

“什么军官？”美尔库洛夫惊讶地说。

“鬼才知道他是谁！他说是来定做衣服的。”

美尔库洛夫伸出五个手指搔了搔他的大鼻子，他每逢感到大吃一惊，就总是这样做。他喃喃地说：

“这个娘们儿必是发疯了。……我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上等人，如今忽然间，在这斋戒的日子，来了个军官定做衣服！嗯！……我要去看看。……”

美尔库洛夫从酒店里走出去，脚步蹒跚，慢腾腾地往家里走去。……他的妻子没有欺骗他。在他的小屋门口他看见了本地军事长官的副官乌尔恰耶夫上尉。

“你这是逛荡到哪儿去了？”上尉迎着他说，“我足足等了一个钟头。你能给我做一身军服吗？”

“老爷。……主啊！”美尔库洛夫喃喃地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从头上摘下帽子来，顺带把一绺头发也揪下来了，“老爷！难道我这是头一次做这种东西吗？啊，主！我给希普采尔男爵……给艾杜阿尔德·卡尔雷奇做过衣服……节姆布拉托夫少尉老爷欠着我十个卢布，至今没还。哎呀！我的老婆，你倒是给他老人家端一把椅子来啊，叫上帝打死我吧。……请问，是给您量尺寸呢，还是让我用眼睛估量一下就动手做？”

“哦。……要用你的呢料，而且过一个星期就得做好。……你要多少钱？”

“求上帝饶恕吧，老爷。……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美尔库洛夫赔着笑脸说，“我又不是什么商人。要知道，我们明白该怎样跟上等人打交道。……当初我们给波斯领事做衣服，就一句话也没提到钱的事。……”

美尔库洛夫给上尉量好尺寸，把他送走以后，在他的小屋中央足足站了一个钟头，呆瞪瞪地瞧着他的妻子出神。他不相信这是真事。……

“没想到，这可是喜从天降！”最后他叽叽咕咕说，“可是我上哪儿去拿钱买衣料呢？阿克辛尼雅，我的好女人，你把卖母牛得来的钱借给我用一下吧！”

阿克辛尼雅对他做了个侮辱的手势，啐口唾沫。过了不久，她抡起一根拨火棍，而且用瓦盆砸她丈夫的脑袋，揪他的胡子，后来跑到街上去，叫道：“信神的人啊，替我打他吧！他要我的命！……”可是这些抗议都无济于事。第二天早晨，她在床上躺着没起来，盖好她身上的青伤不让帮工看见，而这时候美尔库洛夫却在串商店，跟商人们相骂，挑选一段合适的呢料。

对这个裁缝师傅来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他早晨醒来，用他昏花的眼睛看一眼他的小小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恶狠狠地啐唾沫了。……不过最惊人的是，他再也不到酒店里去，却着手干活了。他轻声祷告一番，然后戴上他那副钢边大眼镜，皱起眉头，一本正经地在桌子上铺开那段呢料。

过了一个星期，那身军服做好了。美尔库洛夫把它烫平，走到街上，把它挂在篱墙上，动手刷起来。他从军服上摘掉一根细绒毛，走出一俄丈[5]远，眯细眼睛把军服看了很久，又摘掉一根细绒毛，照这个样子度过了两个钟头。

“这些老爷简直麻烦透了！”他对一个过路的行人说，“我是已经一点办法也没有，筋疲力尽了！他们倒是受过教育，待人挺客气的，可是你要叫他们满意，却不容易！”

第二天美尔库洛夫把那身衣服又刷一遍，然后他在头上抹了点油，梳好头发，用一块新的细棉布把军服包好，动身到上尉家里去了。

“我可没工夫跟您这个蠢材聊天！”他拦住一路上遇到的每个人说，“难道你没看见我在把这套军服送到上尉那儿去吗？”

过了半个钟头他从上尉那边回来。

“恭喜您领到了钱，特利丰·潘捷列伊奇！”阿克辛尼雅迎着他说，畅快地笑着，可是又怪难为情的。

“算了吧，傻娘们儿！”她的丈夫回答她说，“难道真正的老爷一下子就付钱？他又不是什么商人，立时就把钱拿给你！傻娘们儿。……”

美尔库洛夫在炕上躺了两天，不吃也不喝，陶醉在心满意足的感情里，犹如赫拉克勒斯[6]完成了他的全部丰功伟绩一样。第三天他动身去领钱。

“他老人家起床了吗？”他溜进前堂，对勤务兵小声说。

他听到否定的答复后，就在门旁站住不动，安心等候。

“把他轰出去！叫他星期六来！”他等了很久才听见上尉沙哑的说话声。

到星期六，他还是听见这样几句话，这一个星期六如此，下一个星期六也还是那样。……他到上尉那边足足去了一个月，总是在前堂呆坐好几个钟头，结果却没有领到钱，反而挨到痛骂，叫他滚到魔鬼那儿去，要他星期六再来。然而他没有灰心，也不抱怨，而是刚好相反。……他甚至发胖了。他喜欢在前堂久等，“把他轰出去”那句话在他的耳朵里显得那么好听，像是美妙的旋律。

“现在你才知道什么叫上等人！”他每次从上尉那边出来，回到家里，总是兴冲冲地说，“在我们彼得堡，老爷们都是这个样子。……”

要不是阿克辛尼雅催讨那笔卖母牛得来的钱，美尔库洛夫倒情愿一辈子照这样到上尉的家里去，在前堂等着。

“钱拿回来了吗？”她每次都迎着他说，“没有？你这条恶狗，你怎能这样对待我？啊？……米契卡，拨火棍在哪儿？”

有一天傍晚，美尔库洛夫从市上回来，背着一袋子煤。阿克辛尼雅在他身后紧紧地跟上来。

“到了家里我再跟你算账！你等着就是！”她心里想着那笔卖母牛得来的钱，嘟哝道。

忽然，美尔库洛夫站住不动了，快活地大叫一声。他们正好路过“欢乐酒家”，这时候，从那个小饭馆里猛的窜出来一个上等人，头上戴着高礼帽，脸色通红，两只眼睛带着醉意。乌尔恰耶夫上尉跟在他后面追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台球杆，没有戴帽子，蓬头散发。他那身新军服沾满粉笔灰，有一个肩章歪到旁边去了。

“我非要你打球不可，骗子！”上尉嚷着，死命挥舞那根台球杆，同时擦掉额头上的汗，“我要教训你一下，滑头，叫你知道应该怎样跟正派人打球！”

“你快看，傻娘们儿！”美尔库洛夫小声说，捅一下他妻子的胳膊肘，嘻嘻地笑，“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这是个上等人嘛。一个商人，要是给他那土头土脑的模样做上一身衣服，就老也穿不破，一穿就是十年，可是这一个呢，已经把他的军服穿坏了！简直要给他做一身新的了！”

“你走过去跟他要钱！”阿克辛尼雅说，“去！”

“你这是什么话，傻娘们儿！在大街上要钱？那可使不得。……”

不管美尔库洛夫怎么反对，可是他的妻子还是逼着他走到大发脾气的上尉跟前，说起钱的事。

“滚开！”上尉回答他说，“你惹得我讨厌！”

“我明白，老爷。……我自己倒无所谓……可是我的老婆……是个不通情理的畜生。……您知道他们娘们家的脑筋是什么样的。……”

“我跟你说，你惹得我讨厌！”上尉大叫一声，睁大了昏花的醉眼瞪着他，“滚蛋！”

“我明白，老爷！不过我讲的是那个娘们儿，因为，不瞒您说，我垫的钱是母牛钱。……我们把一头母牛卖给犹大神甫了。……”

“啊啊啊……你还要说废话，蛀虫！”

上尉抡起胳膊，啪的一响[7]！美尔库洛夫背上的煤撒了一地，他的眼睛迸出了金星，他手里的帽子掉下了地。……阿克辛尼雅吓得愣住了。她呆站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好比罗得那个变成盐柱的妻子[8]，然后她走上前去，胆怯地看一眼她丈夫的脸。……使她大为惊讶的是，美尔库洛夫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含着笑意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个真正的老爷！”他喃喃地说，“这些人待人挺客气，受过教育。……想当初，我给希普采尔男爵，艾杜阿尔德·卡尔雷奇送皮大衣去……一点不差……也就是这个地方挨了一巴掌。……他抡起胳膊，啪的一响！节姆布拉托夫少尉老爷也打过我。……我到他那儿去，他跳起来，使足了力气……唉，老婆呀，我的好年月算是过去了！你什么也不懂！我的好年月算是过去了！”

美尔库洛夫摇一下手，拾起煤来，慢腾腾地走回家去。

[1] 谈话时候摆弄对方衣扣是出于亲热和好意，在此暗示他并不是真要同对方争吵。

[2] 帝俄的军官分十四等，第一等最高，第二等次之，其余类推。

[3] 这是一句讥讽话：诵经士的法衣有长下摆，而且他们常在为死者诵经后吃到出丧人家的蜜粥。

[4] 公元4世纪非洲亚历山大城的一个基督教教士，他的宗教学说违背传统的教义，后被革除教籍，判处流放。

[5] 1俄丈等于2.134米。

[6]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力大无比，曾建立十二次功勋。

[7] 指打一个耳光。

[8] 按基督教传说，罗得夫妇一同逃出所多玛城，妻子因为回头看了一眼而变成一根盐柱，事见《旧约·创世记》。

在首席贵族夫人家里

每年二月一日是殉教的圣徒特利丰的节日，在那一天，本县已故首席贵族特利丰·尔沃维奇·扎甫齐亚托夫的遗孀的庄园上，总要特别热闹一番。这一天，首席贵族的遗孀柳包芙·彼得罗芙娜举行安灵祭纪念亡人的命名日，而且做完安灵祭以后还要做感谢天主的祈祷。全县的人纷纷来参加安灵祭。您在这儿可以见到现任首席贵族赫鲁莫夫、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玛尔富特金、常任委员波特拉希科夫、本区的两个调解法官、县警察局长克利诺林诺夫、两个区警察局长、散发出碘酒气味的地方自治局医生德沃尔尼亚京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地主等。在这儿聚会的人有五十名上下。

中午十二点钟整，客人们拉长了脸，从各个房间里陆续往大厅走去。地板上铺着地毯，他们的脚步不会出声，然而当前的隆重仪式却促使他们本能地踮起脚尖走路，一面走一面张开胳膊，好稳住身子。大厅里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叶甫美尼神甫，一个矮小的老人，头上已经戴好褪色的法冠，正在穿一件黑色法衣。助祭康科尔季耶夫脸红得像大虾一样，已经穿戴整齐，正在不出声地翻着《圣礼书》，把一张张纸条夹进去。诵经士卢卡站在通到前厅的房门旁边，鼓起腮帮子，瞪大眼睛，对着一个手提香炉吹气。大厅里渐渐地弥漫着透明的淡蓝色烟雾和神香的气味。乡村小学教员盖里康斯基是个年轻的男人，穿着肥大的新礼服，神色惊恐的脸上生着大颗的粉刺，这时候手里端着一个白铜盘，盘子上放着蜡烛，他正把那些蜡烛分别送到各处去。女主人柳包芙·彼得罗芙娜在前边一个放着蜜粥的小桌旁边站着，没等到安灵祭开始，先就把一块手绢蒙到脸上去了。四下里一片肃静，偶尔为叹息声打破。大家的脸都拉长，神态庄重。……

安灵祭开始了。蓝色的细烟从手提香炉里袅袅上升，在斜射的阳光里缭绕盘旋。点燃的蜡烛发出轻微的爆响。歌声起初又尖又响，过了不久，歌手们渐渐适应这个房间的音响条件，歌声才轻柔和谐了。……歌的调子都悲怆而凄凉。……客人们逐渐心情忧郁，沉思不语。各种想法钻进他们的头脑，他们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世事的无常，想到俗世的空虚。……大家不由得想起去世的扎甫齐亚托夫，他身体壮实，脸颊绯红，一口气喝干一瓶香槟酒，一头撞碎一面镜子。等到歌手们唱着《同圣徒们一起安息吧》，女主人抽抽搭搭哭起来的时候，客人们就开始愁闷地活动两只脚，身子一会儿向左倾，一会儿向右歪。那些富于感情的人开始感到喉咙和眼皮附近发痒。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玛尔富特金想驱除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就低下头去凑近县警察局长的耳朵，小声说：

“昨天我到伊凡·费多雷奇家里去了。……我跟彼得·彼得罗维奇一起赢了一副无将大满贯。……真的。……奥尔迦·安德烈耶芙娜气得发昏，连嘴里的假牙都掉出来了。”

可是这时候歌手们唱起《永恒的悼念》。盖里康斯基收回那些蜡烛，安灵祭结束了。随后是一阵忙乱，更换法衣，祈祷。祈祷完后，叶甫美尼神甫动手脱衣服，客人们纷纷搓手，咳嗽，女主人就讲起去世的特利丰·尔沃维奇如何善良。

“诸位先生，请去吃饭吧！”她叹口气，结束了她的话。

客人们极力不互相推搡，不踩彼此的脚，匆匆地走进饭厅。……在这儿，饭已经为他们准备好。这顿饭丰盛极了，助祭康科尔季耶夫每年见到这样的菜肴，总认为自己有责任摊开自己的手，惊讶地摇一摇头，说：

“不可思议啊！这些东西，叶甫美尼神甫，与其说是人的食物，倒不如说是献给神的祭品呢。”

这顿饭真也不同寻常。饭桌上，凡是植物界和动物界所能提供的东西，应有尽有。不可思议的也许只有一件事：桌子上样样都有，唯独缺——酒。柳包芙·彼得罗芙娜发过誓，家里绝不许有酒和纸牌，正是这两种东西送掉了她丈夫的命。桌子上只放着醋瓶和油瓶，仿佛在嘲笑和惩罚那些赴宴的人，因为那些人一概是瘾头很大的酒徒和醉鬼。

“请吃吧，诸位先生！”首席贵族夫人招呼说，“不过，对不起，我没有白酒。……我是不预备这种东西的。……”

客人们走到饭桌跟前，带着迟疑的神情开始吃馅饼。然而大家吃得不起劲。他们固然也用叉子，使刀子，不住咀嚼，然而看得出来他们懒洋洋的，无精打采。……显然这儿缺少一种什么东西。

“我有一种感觉，仿佛丢失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一个调解法官对另一个小声说，“当初我妻子跟一个工程师私奔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吃不下去！”

玛尔富特金开始吃东西以前，在衣袋里摸索很久，寻找手绢。

“可是我的手绢在皮大衣里！那我得去找一找。”他想起来了，大声说着，往前厅走去，他的皮大衣就挂在那儿。

等到他从前厅走回来，他那两只眼睛就闪着油亮的光，立刻胃口大开地吃起馅饼来。

“怎么样，这么干吃而没酒喝，恐怕不好受吧？”他小声对叶甫美尼神甫说。“神甫，你到前厅去，那儿我的皮大衣里有一瓶酒。……不过要留神，手脚轻一点，别把瓶子碰响！”

叶甫美尼神甫想起他有几句话要叮嘱卢卡，就踩着碎步往前厅走去了。

“神甫！我有几句话……要私下跟你说说！”德沃尔尼亚京在他后面追上去说。

“我，诸位先生，碰巧买到一件挺好的皮大衣！”赫鲁莫夫夸耀说，“它值一千，可是我出了……说来你们也不信……二百五！只花了这点钱！”

换了在其他任何时候，客人们都会对这个消息漠不关心，然而现在他们却纷纷表示惊讶，不相信。最后大家蜂拥到前厅去看那件皮大衣，一直到医生的仆人米凯希卡悄悄地从前厅拿走五个空酒瓶才算看完。……软炸鲟鱼端上席来的时候，玛尔富特金想起他把烟盒忘在雪橇上了，就走到马房去。他怕一个人去太寂寞，便把助祭带去，而助祭恰巧也要去看一看他的马。……

当天傍晚，柳包芙·彼得罗芙娜在她的私室里坐着，给彼得堡的一个老朋友写信。

“今天按照往年的惯例，”她顺便写道，“我在家里为亡人举行安灵祭。我的邻居都来参加。这班人粗俗，头脑简单，不过心肠很好！我招待他们饱餐了一顿，不过，当然，跟往年一样，烈性饮料是一滴也没有的。自从他纵酒过度死去以后，我发过誓要在我们的县里立起不喝酒的风气，借此给他赎罪。为了提倡不喝酒，我就从我家里做起。叶甫美尼神甫热烈赞赏我的工作，从言论到行动都帮着我做。啊，我亲爱的[1]，但愿你知道我那些熊多么喜爱我！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玛尔富特金饭后低下头凑近我的手，吻了很久，可笑地摇着头，哭起来：他动了感情，可是说不出话来！叶甫美尼神甫，这个非常好的小老头，挨着我坐下，泪汪汪地瞧着我，口齿不清地说了很久，像个小孩子。我听不懂他的话，然而他那真挚的感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县警察局长是个美男子，以前我在写给你的信上讲到过他，这一次他在我面前跪下，打算朗诵他写的诗（他是我们的诗人），可是……激动得没有力气……身子摇晃一下，就倒在地上了。……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发了一阵歇斯底里。……你可以想象我心里多么欢喜！然而，不愉快的事也在所难免。可怜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审判长阿拉雷金是个体态丰满的人，容易中风，他觉得头晕，在长沙发上躺下，人事不省地躺了两个钟头。他们只好往他的头上泼水。……多亏德沃尔尼亚京大夫在场，他从他的药房里取来一瓶白兰地酒，洒在调解法官的鬓角上，过了不久，调解法官醒过来，由人扶上车，送走了。……”

[1] 原文为法语。

活的年代表

五等文官沙拉梅金的客厅里笼罩着昏暗的灯光，那样的灯光使人感到很舒适。一盏大铜灯上安着绿色的罩子，灯光照在墙上，家具上，脸上，染上一层类似[1]《乌克兰夜晚》[2]的绿色。……壁炉正在熄灭，偶尔有一块冒烟的木头猛的燃起来，一时间给人的脸涂上火红的颜色，然而这并没有破坏亮光的总的和谐。画家们常说的那种总的色调始终不变。

沙拉梅金本人在壁炉前边一把圈椅上坐着，保持着刚吃过饭的人的姿势。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上等人，留着文官常有的花白络腮胡子，生着一对温和的浅蓝色眼睛。他脸上洋溢着温情，唇边露出忧郁的笑意。副省长洛普涅夫，一个仪表威严、四十岁上下的男子，坐在他脚旁一张小凳上，往壁炉那边伸直两条腿，不时懒洋洋地伸个懒腰。沙拉梅金的孩子们，尼娜、柯里亚、娜嘉和万尼亚，在钢琴旁边玩耍。通到沙拉梅金太太私室的房门略微开着，门里胆怯地射出亮光。那边，房门里面，沙拉梅金的妻子安娜·巴甫洛芙娜坐在她的写字台旁边。她担任本地妇女委员会主席，是个活泼而妩媚的小女人，年纪三十岁出头。她那对灵活的黑眼睛透过夹鼻眼镜正在看一本法国小说，眼光在书页上移动不停。小说下面压着一份去年的妇女委员会报告，已经揉皱了。

“以前我们这个城市在这方面要走运得多，”沙拉梅金说，眯细温和的眼睛瞧着冒烟的木炭，“没有一年冬天不来一个什么明星的。著名的演员来过，歌唱家来过，可是现在呢……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除了变戏法的和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以外，谁也不来了。……美的享受一点也没有。……我们就像在树林里过活。是啊。……那么您，阁下，记得那个意大利悲剧演员吗……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黑黑的头发，高高的身量。……求上帝赐给我好记性吧。……哦，对了！他叫路易德日·艾尔涅斯托·德·鲁德热罗。……他有出色的才能。……有力量！往往，他只要念一句道白，戏院里就满是喝彩声。我的安纽托琪卡[3]很关心他的才能。她为他四处奔走，找剧院，还替他卖出十场戏票。他为了报答她而教她朗诵和表演。那个人真好！他是……说得准确点……十二年前到此地来的。……不，我说错了。……要晚一点，十年前吧。……安纽托琪卡，我们的尼娜几岁了？”

“快十岁了！”安娜·巴甫洛芙娜在她的私室里嚷道，“怎么了？”

“不怎么，小母亲，我只是随便问问的。……从前，好的歌唱家也来过。……您记得抒情男高音[4]普利里普钦吗？那是个多么好的人！什么样的相貌啊！淡黄色的头发……脸上那么富于表情，巴黎人的气派。……还有，他的嗓子多么好，阁下！只有一件事糟糕：有几个音他是从胃里发出来的，‘莱’干脆唱走了音，不过别的都挺好。他说，他在达木别尔里克[5]那儿学过唱。……我和安纽托琪卡为他奔走，找妥了公共俱乐部里的大厅。他为此感激我们，往往一连几天几夜给我们唱歌。……他教安纽托琪卡唱歌。……据我现在回想，他是在大斋[6]期间来的，那是十……十二年前吧。不，还要早一点。……我的记性这么差，求主饶恕吧！安纽托琪卡，我们的娜嘉几岁了？”

“十二岁！”

“十二年了……要是加上十个月……嗯，一点不错……十三年！……从前我们这个城市里的生活总显得热闹得多。……比方就拿慈善性的晚会来说。我们以前有过多么好的晚会。多么可爱啊！又是唱歌，又是奏乐，又是朗诵。……战[7]后，我记得，那是土耳其战俘住在这儿的时候，安纽托琪卡为救济伤兵办过一个晚会。募捐来的钱有一千一百卢布。……那些土耳其军官，我记得，都对我的安纽托琪卡的歌喉喜欢得要命，一个劲儿吻她的手。嘻嘻。……他们虽然是亚洲人，倒也算得上懂得感恩的民族呢。那个晚会成功极了，信不信由您，我在日记里都写上了。那个晚会，据我现在回想，是在……七六年。……不！在七七年。……不！请问，哪一年我们这儿住着土耳其人？安纽托琪卡，我们的柯里亚几岁？”

“我，爸爸，七岁了！”柯里亚说。他是个黑孩子：脸色黝黑，头发黑得跟煤一样。

“是啊，我们老了，原先的那种精力已经没有了！……”洛普涅夫叹着气，附和道，“原因也就在这儿。……老了，老兄！新一辈的热心人还没有，而老一辈的又衰老了。……原先那种火一般的劲头已经没有了。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让社会人士寂寞无聊。……我总是给您的安娜·巴甫洛芙娜做头一个助手。……不管是举办慈善性晚会还是摸彩会，也不管是给外来的名流帮忙，我总是丢开一切，动手去张罗。有一年冬天，我记得，我忙得厉害，东奔西跑，甚至得了病。……那个冬天我再也忘不了！……您记得我跟您的安娜·巴甫洛芙娜为救济遭火灾的难民主办过一个什么样的公演吗？”

“那是在哪一年啊？”

“离现在不太久。……七九年吧。……不，似乎是八○年！请问，您的万尼亚几岁了？”

“五岁！”安娜·巴甫洛芙娜在她的私室里嚷道。

“哦，这样说来，那就是六年前。……是啊，老兄，那时候可真热闹！现在已经不成了！那种火一般的劲头没有了！”

洛普涅夫和沙拉梅金开始沉思。那块快要烧完的木头最后一次猛燃起来，然后渐渐蒙上一层灰烬。

[1] 原文为法语。

[2] 俄国画家库英治（1842—1910）画过一张名为《乌克兰夜晚》的画，画面上主要是绿色。——俄文本编者注

[3] 安娜的爱称。

[4] 原文为意大利语。

[5] 达木别尔里克（1820—1889），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曾不止一次在彼得堡演唱。——俄文本编者注

[6] 基督教的斋期，在复活节前，共40日。

[7] 指俄土战争（1877—1878）。

公务批语

在一本自一八八○年起到一八八一年止[1]的德字第八号《收文簿》上，页边和空白的地方有若干用铅笔写的批语，笔迹各不相同。鉴于所有这些批语都带有才智出众的标记，充满高尚的含意，那就应当认为它们必是出于长官的手笔。现在我把其中最好的和最富于特征的批语选录如下：

“姑准所请，着即延期两个月，并告该人，嗣后不得穿套鞋进入办公室。”

“查十二等文官奥谢特罗夫呈请发给一次性补助金，理应驳回，因罗马帝国实亡于奢侈也。奢侈及靡费势必导致道德败坏，而本人则深愿官民人等道德敦厚。此外，特命奥谢特罗夫身穿制服，赴商人希希金处，告以该人案件即将了结。”

“夫鸟雀以其羽毛为标志，是则呈请人之好坏当以其馈赠多少为准也。”

“查呈请发给贫穷证明书一事，按《印花税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精确含意言之，自应免贴印花税，惟本人仍须向寡妇沃宁娜声明如下：该寡妇未在呈文上粘贴六十戈比印花一事，依本人观之，并非起因于理解法令精神，实系有意违背长官指示，胆大妄为。即使印花确实无须粘贴，自当由本人将其揭下，该寡妇不得擅自做主。着将呈文退还。”

“查里岑注意：你签字要清楚一点！你又不是三等文官。……”

“查该呈文虽未确切表明有感恩图报之意，惟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该呈文必附有若干款项。……该款今在何处？”在这段话下面，有人用另一种笔迹写道：“为呈报事，查该款七十五卢布已于大人公出时由斯米尔诺夫送交尊夫人叶芙多吉雅·特利丰诺芙娜照收无误，伏祈鉴察。里亚加沃夫。”

在一份标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上写着：“查‘机密’及‘绝密’之类字样本人殊不理解。公文中所列事实颇有教益，何必保持秘密？所有官员无妨一读，借以痛悔前非也。……”

“查此项患病报告本人实无法相信。舒里亚宾自称患病，惟据本人获悉，目前该人坐在家中，佯装痔疮发作，实则借此为小市民等草拟各种呈文耳。”

“饬令该员明日务必到衙办公！”

[1] 本文发表于1885年。

人同狗的谈话

那是月光明亮而天气严寒的夜晚。阿历克塞·伊凡内奇·罗曼索夫从他的衣袖上拂掉一个绿色小魔鬼[1]，小心地推开边门，走进院子里。

“人，”他绕过一个污水坑，稳住身子，发表哲理性的议论，“人其实是尘埃，是幻影，是灰烬。……巴威尔·尼古拉伊奇是省长，不过就连他也是灰烬。他那虚有其表的威严，无非是幻梦，是烟雾。……你吹口气，他就无影无踪了！”

“呜呜呜……”这个声音传到哲学家的耳朵里。

他往旁边瞧一眼，看见离他两步外有一只大黑狗，属于草原牧羊狗的品种，身量不下于一条真正的狼。它在扫院子仆人的小屋旁边坐着，颈项上的铁链哗啷哗啷地响。罗曼索夫看看它，沉吟一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然后他耸耸肩膀，摇了摇头，忧伤地苦笑了一下。

“呜呜呜……”那只狗又叫起来。

“我不懂！”罗曼索夫摊开手说，“那么你……你居然朝着人发威风？啊？我这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种吓唬声。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难道你不知道人是宇宙之主？你瞧。……我走到你跟前来了。……那你就瞧一瞧。……我不就是人？你是怎样想的？我是不是人呢？你说说！”

“呜呜呜……汪！”

“伸过爪子来！”罗曼索夫对那只狗伸出手去，要同它握手，“伸过爪子来啊！您不伸过来？您不愿意？那就算了。咱们就这么办。不过现在请您容许我吻一吻您的脸。……我喜欢您。……”

“汪！汪！呜呜呜……汪！汪汪！”

“啊啊……你咬人？很好，行啊。那咱们就记住这一点。这样说来，你根本不管人是宇宙之主……万兽之王？由此可见，就连巴威尔·尼古拉伊奇你也能咬一口？是吗？大家见了巴威尔·尼古拉伊奇都叩头，可是你却把他看得跟别的东西一样？我把你的想法了解对了吗？啊啊……那么，可见你是个社会主义者[2]？慢着，你回答我的话。……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呜呜呜……汪！汪！”

“等一等，你别咬。……咦，我在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在说灰烬。你吹一口气，他就无影无踪了！扑的一声就没了！……那么请问，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在母亲的阵痛中生下地，吃饭，喝水，求学，死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灰烬！人一个钱也不值！你呢，是一只狗，什么也不懂，要是你能……钻进人的灵魂里去就好了！要是你能领会人的心理活动就好了！”

罗曼索夫摇摇头，啐口唾沫。

“一塌糊涂。……你以为我是罗曼索夫，十等文官……自然界之王。……你错了！我是寄生虫，是收受贿赂的家伙，是伪君子！……我是坏蛋！”

阿历克塞·伊凡内奇伸出拳头捶自己的胸口，哭起来。

“我告密，我搬弄是非。……你以为叶果尔卡·柯尔纽希金不是因为我使坏而被革职的吗？啊？那么请您容许我问您一句，是谁私自拿走委员会的二百卢布，却把罪名栽在苏尔古切夫身上的？难道不是我吗？坏蛋，假充正经。……犹大！拍马屁，拿贿赂……下流胚！”

罗曼索夫用袖口擦眼泪，哭起来。

“你咬我吧！你吃了我吧！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人对我说过一句正经话。……大家光是心里把我看做坏人，可是当着我的面，除了恭维和笑脸以外，啥也没有！哪怕有个人打我一个嘴巴，骂我一顿也是好的！你吃了我吧，你这只狗！你咬我！你把我这该死的撕得粉碎！你把这个丧尽天良的人吞下肚去吧！”

罗曼索夫身子摇晃一下，扑到那只狗身上。

“对，就这样咬！把我的丑嘴脸撕碎！不要可怜我！虽然我痛，你也不用留情。喏，这两只手你也咬吧！啊哈，流血了！你活该，寄生虫！咬得对！多谢[3]，茹奇卡[4]……不过，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多谢……你把这皮大衣也撕碎。没关系，反正这是不义之财。……我把一个熟人出卖了，就拿我得来的钱买了这件皮大衣。……我这顶有帽徽的帽子也是这么来的。……不过，我在说什么来着？……现在该走了。……再见，亲爱的小狗……小坏包。……”

“呜呜呜……”

罗曼索夫把那条狗摩挲一下，让它再把他的腿肚子咬一口，然后裹紧他的皮大衣，脚步歪斜，慢腾腾地往他的家门口走去。……

第二天中午罗曼索夫醒过来，看见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的头、手、腿都扎着绷带。他那哭哭啼啼的妻子和一个忧心忡忡的医生站在他的床边。

[1] 意谓他已喝得大醉。

[2] 指革命者。

[3] 原文为法语。

[4] 狗名。

在澡堂里

一

“喂，你，伙计！”一个身体又胖又白的上等人在迷雾当中看见一个高而且瘦的人，留着稀疏的胡子，胸前戴着大的铜十字章[1]，就喊道，“来点蒸汽！[2]”

“我，老爷，不是搓澡的，我是理发的。我不管送蒸汽。请问，您要放上几个拔血罐[3]吗？”

那个胖老爷摩挲着紫红色胯股，想了想，说：

“拔血罐？行啊，放吧。反正我也不急着到什么地方去。”

理发师就跑到澡堂的前室去取工具。过了五分钟光景，胖老爷胸前和背上已经放上十个发黑的拔血罐了。

“我记得您，老爷，”理发师放上第十一个拔血罐，开口说，“上个星期六您赏光到我们这儿来洗澡，那一回我还给您切过鸡眼。我是理发师米海洛。……您记得吗，老爷？那一回您还问过我有没有想出嫁的大姑娘呢。”

“哦，对了。……那么有什么消息吗？”

“什么也没有，老爷。……眼下我在持斋，指责别人在我是有罪的，可我对您又不能不凭良心说话。求上帝宽恕我指责人吧，如今那些大姑娘都没出息，没脑筋。……从前的大姑娘总是愿意嫁给稳重而严厉的人，只要家里有钱，样样事都有主意，信奉宗教就成，如今的大姑娘却贪图教育程度。你得给她找个受过教育的，至于文官老爷或者商界的先生，那可提不得，她要讥笑的！其实，受过教育的人各不相同。……有的受过教育的，当然，做到了大官，可是也有的一辈子当个文书，死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这样的人如今还少吗？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就常到我们这儿来。他是个电报员。……这个人样样都精通，还能发明紧急电报，可是洗起澡来却用不起肥皂。瞧着都可怜！”

“他穷，可是正直！”一个沙哑的男低音从上铺传下来，“应当为这样的人感到骄傲才是。受过教育再加上受穷，就证明他品格高尚。你这个大老粗！”

米海洛斜起眼睛看了看上铺。……那儿坐着个精瘦的人，正用桦枝帚拍打肚子[4]。那个人周身上下都露出骨节，好像他身上只有皮肤和肋骨。他的脸是什么样，外人看不见，因为全被披散下来的长头发遮住了。外人只能看见他的两只眼睛，正充满愤恨和鄙视盯住了米海洛。

“原来是那种……是那种留着长头发的！”米海洛挤挤眼睛说，“满脑子的危险思想。……如今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要捉都捉不完。……您瞧，他把他的长头发解开了，这个瘦骨头架子！凡是基督徒说的话，他都听着讨厌，简直就跟魔鬼讨厌神香一样。他给受过教育的人撑腰！喏，如今大姑娘喜欢的就是这号人。就是这号人，老爷！难道这不叫人恶心？今年秋天，有个祭司的女儿把我叫到家里去。她说：‘你给我做个媒吧，米谢尔。’上流人家总是管我叫米谢尔[5]，因为我常到那儿去给太太小姐们卷头发。‘你，米谢尔，给我做个媒吧，不过对方得是个作家。’也是合该她走运，我这儿正好有这么个人。……这人常到小饭铺里去找波尔菲利·叶美良内奇，老是吓唬他说要在各家报纸上写文章揭他的短。伙计走到他跟前收酒钱，他立刻就给伙计一个耳光。……‘怎么？跟我要钱？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知道我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你为非作歹吗？’他生着一副讨厌相，穿得破破烂烂。我对他说起教士家里如何有钱，好打动他的心，又拿小姐的照片给他看，然后就带着他去了。我给他租来一套礼服。……可是那个小姐不中意！她说：‘他脸上缺少忧郁的神情。’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要找个什么样的鬼灵精哟！”

“这是毁谤报界！”那个沙哑的男低音又在上铺响起来，“下流货！”

“我成了下流货？嗯！……也是您走运，先生，正巧我这个星期持斋，要不然，您骂我‘下流货’，我就要回敬您一句。……这么说来，您也是作家？”

“我虽然不是作家，可是不许你说那些你不懂得的事。俄国有过很多作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教育世上的人。单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不应当骂他们，而应当敬重他们。我所说的作家不光是指那些俗世的，也包括宗教界的。”

“宗教界的人可不干这号事。”

“你什么也不懂，大老粗。罗斯托夫城的德米特利、赫尔松城的英诺肯契、莫斯科城的菲拉烈特[6]以及教会里其他许多主教，都写出作品，大大地推进了教育工作。”

米海洛斜起眼睛看对方，摇了摇头，嗽一下喉咙。

“哼，您这话可真是有点那个，先生……”他搔了搔后脑壳，嘟哝说，“有点费脑筋呢。……怪不得您的脑袋上长着那样的头发。这可不是白长的！这些我们都心里有数，而且马上就会叫您明白您是个什么样的人。让这些拔血罐，老爷，在您身上放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出去一趟。”

米海洛一边走，一边把他的湿裤子往上提，两只光脚踩得吧嗒吧嗒响，往澡堂的前室走去。

“马上就会有个留长头发的家伙从澡堂里出来，”他对一个伙计说，那个人正站在账桌后面卖肥皂，“那你就那个……盯住他。他净说些惑乱人心的话。……满脑子的危险思想。……得把纳扎尔·扎哈雷奇[7]找来才对。……”

“你去对学徒们说吧。”

“马上就会有个留长头发的家伙从里边出来，”米海洛对那些看守衣服的学徒小声说，“他净说些惑乱人心的话。你们要盯住他，而且跑到老板娘那儿去，要她派人去把纳扎尔·扎哈雷奇找来，报官查究。他胡言乱语。……满脑子的危险思想。……”

“这个留长头发的到底是什么人？”学徒们不安地说，“没有这样的人在这儿脱过衣服啊。脱过衣服的一共有六个人。喏，这两身是鞑靼人的，这一身是一个老爷脱下的，这些是两个商人的，这身衣服是助祭的……另外就再也没有了。……看样子，你说的那个留长头发的就是助祭神甫吧？”

“你们这是想到哪儿去了，魔鬼！我可知道我在说什么！”

米海洛瞧了瞧助祭的衣服，伸出手去摸一下那件法衣，耸起肩膀。他脸上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

“他是什么模样？”

“非常瘦，淡黄色的头发。……胡子很稀。……老是咳嗽。”

“嗯！……”米海洛喃喃地说，“嗯！……这么一说，我把宗教界的人士骂了一顿。……坚尼西神甫要找我的麻烦了！这真是罪过！这真是罪过！要知道我在持斋，老弟！要是我得罪了宗教界人士，那我现在怎么去行忏悔礼呢？主啊，饶恕我这个罪人吧！我要去赔罪。……”

米海洛搔了搔后脑壳，露出一脸的哭丧相，往澡堂里走去。助祭神甫已经不在上铺。他在下边的水龙头旁边站着，两条腿大大地劈开，把水倒进个木盆里。

“助祭神甫！”米海洛用要哭的声调对他说。“看在基督面上，您饶恕我这个该死的罪人吧！”

“出了什么事？”

米海洛深深地叹口气，在助祭面前跪下。

“因为我当是您头脑里有危险的思想！”

二

“我觉得奇怪，您的女儿生得这么好看，品行又这么端正，可是怎么会至今都没嫁出去呢！”尼科季木·叶果雷奇·波狄奇金说着，爬到上铺上去。

尼科季木·叶果雷奇精赤条条，跟别的精赤条条的人一样，可是他的秃头上却戴着帽子。他怕脑充血，怕中风，于是洗蒸汽澡的时候总是戴着帽子。他的交谈者玛卡尔·达拉绥奇·彼希金是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头，生着两条发青的瘦腿，为了回答他问的话而耸起肩膀，说道：

“她所以没有嫁出去，是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我刚强的性格。我为人太谦虚，太温和，尼科季木·叶果雷奇，可是如今，为人温和就会一事无成。如今那些想娶亲的青年小伙子都很厉害，所以对付他们也得同样厉害才成。”

“他们到底怎么厉害呢？您这话有什么根据呢？”

“那些青年小伙子都给惯坏了。……应当怎样对待他们？必须严厉才成，尼科季木·叶果雷奇。用不着跟他们讲客气，尼科季木·叶果雷奇。应当把他们送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打他们耳光，派人把警察找来，就得照这么办！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人。无聊的家伙。”

这两个朋友在上铺并排躺下，动手用桦枝帚拍打身子。

“无聊的家伙……”玛卡尔·达拉绥奇继续说，“我受够他们的气了，那些混蛋。要是我的性格强硬一点，我的达霞早就嫁出去了，连孩子都生了。是啊。……如今在女性当中，我的先生，要是凭清白的良心说话，老处女倒有一半，占百分之五十呢。而且您要注意，尼科季木·叶果雷奇，这些老处女每一个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追求她的青年小伙子。那么请问，她们为什么没嫁出去？是什么缘故呢？那是因为她们的父母没有把他，把那青年小伙子留住，让他跑掉了。”

“这是实在的。”

“如今的男人都给惯坏了，愚蠢，一脑子的邪思想。他们专喜欢连哄带骗，处处捞便宜。他们捞不到好处连一步路也不肯走。你好心好意待承他，他却敲你的竹杠。喏，就连结婚也打算盘。他心想：我一结婚就可以捞到一笔钱[8]。这倒还不去说它，你就自管吃，自管喝，把我的钱拿去好了，只是劳你的驾，总该把我的孩子娶去嘛，然而，往往钱倒给了不少，却还要受一肚子肮脏气。有的青年小伙子眼看就要求婚了，可是一到节骨眼上，该提亲了，他可就打退堂鼓，另找别的姑娘去求婚了。做个想娶亲的男人倒挺不错，享不尽的福。自有人供他吃，供他喝，借钱给他用，哪里有这样快活的日子？得，他就索性做下去，一直做到老，做到死，其实他根本不想结婚。等到他头顶全秃，须发皆白，膝盖也弯了，却还是个有资格娶亲的男人。不过也有些人是因为愚蠢才没结婚的。……愚蠢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于是挑剔个没完：这个他嫌不好，那个他又觉得不行。他来来往往，眼看就该求婚了，可是突然间，他无缘无故地说：‘我办不到，我不愿意。’喏，比方就拿卡达瓦索夫先生来说吧，他是头一个追求达霞的男人。他是中学教员，还是个九等文官。……各种学问他都精通，又会说法国话，又会说德国话……还会数学，可是一到要紧关头就成了呆子，蠢人，就这么回事。

“您睡着了吧，尼科季木·叶果雷奇？”

“没有，怎么会呢？我这是因为舒服才闭上眼的。……”

“嗯，是啊。……起初，他围着我的达霞转来转去。应当告诉您，那时候达霞还没满二十岁。这个姑娘漂亮得很，人人见了都赞叹。呱呱叫！她体态丰满，身段好看，等等。五等文官齐采罗诺夫-格拉维安斯基在宗教机关里任职，有一回跪下来央告她，要她到他家里去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可是她不干！这时候卡达瓦索夫开始到我们家里来了。他每天都来，一直坐到半夜才走，老是跟她谈各种学问，物理什么的。……他给她带书来，听她演奏音乐。……他最看重的是书。我那个达霞呢，自己就有学问，根本不需要看书，一心只想玩玩乐乐，可是他一会儿叫她读这一本，一会儿叫她读那一本，闹得她腻烦死了。我看得出来，他爱上她了。看样子，她也觉得可以。她说：‘我只有一点看不上他，爸爸，他不是军人。’他不是军人，可是总还不错嘛。有官品，又是贵族，衣食饱暖，不灌酒，另外还要怎么样呢？他来求婚了。我们就答应下来，祝福他们。……关于陪嫁钱，他问都没问。一声不响。……倒好像他不是人，而是个没有肉体的精灵，不要陪嫁钱也成似的。后来，成亲的日子都定好了。可是您猜怎么样？啊？办喜事的前三天，这个卡达瓦索夫到我的商店里来了。他眼睛通红，脸色煞白，像是受了惊吓，浑身发抖。‘请问，您有什么贵干？’他就说：‘对不起，玛卡尔·达拉绥奇，我没法跟达丽雅[9]·玛卡罗芙娜结婚。我看错了人，’他说，‘我见到她蓬勃的青春和天真的稚气，原以为在她身上找到了心灵的土壤，’他说，‘也就是所谓精神的活力，不料她已经养成一种习气，’他说，‘她喜欢浮华，不爱劳动，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这样了。……’我不懂这跟吃奶有什么相干。……他说啊说的，就哭了。那么我呢？我光是骂了几句，我的先生，随后就放他走了。我没有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状，也没有到他的上司那儿去告他，没有弄得他在全城丢尽脸面。要是我真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状，恐怕他就会怕丢脸，肯结婚了。他的上司恐怕也不会来管她吃奶的事。你既然挑动了姑娘的心，就得结婚嘛。比方拿商人克里亚金来说吧……您听说过这个人吗？……别看他原是个庄稼汉，可是办出来的事，你就办不了。……他的女婿也要赖婚，好像对陪嫁钱不满意，于是他，克里亚金，就把小伙子领到储藏室里，随后锁上门。您猜怎么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大手枪，子弹已经上了膛。他说：‘你得在神像面前起誓说你结婚，’他说，‘要不然，我马上就崩了你，混蛋。马上！’那个混小子就起誓，结婚了。您瞧瞧。可是这样的事我干不来。就连打人我也不大行。……后来有个乌克兰人勃留兹坚科碰到我的达霞，他是正教管区监督局的文官，也在宗教机关任职。他见到达霞就爱上她了。他老是跟在她身后，脸红得像大虾一样，唠唠叨叨讲这讲那，嘴里不住地冒热气。他白天在我们家里坐着，晚上在我们窗子跟前踱来踱去。达霞也爱上他了。她喜欢他那对乌克兰人的眼睛。她说他眼睛里又有烈火又有黑夜。一来二去，那个乌克兰人求婚了。达霞呢，可以说，又兴奋又快活，答应了。她说：‘我明白，爸爸，他不是军人，不过他总算在宗教机关做事，这就跟在军需机关一样，所以我很喜欢他。’一个姑娘家，如今居然挑挑拣拣，看中军需机关了！那个乌克兰人看一下嫁妆，跟我讲了讲陪嫁钱，结果光是扭动一下鼻子，总算全答应下来，只差赶紧办喜事了。可是就在订婚那天，他看一眼客人们，却立时抱住了头。他说：‘圣徒啊，他们的亲戚好多呀！我不同意！不行！我不愿意！’诸如此类，说个没完。……我左劝右劝。……我说：‘莫非你，先生，发疯了还是怎么的？要知道，亲戚多是很大的光彩！’可他硬是不同意！他拿起帽子，一溜烟走掉了。

“后来又出了这样一件事。林务官阿里亚里亚耶夫向我的达霞求婚。他看中她的智慧和品行，爱上她了。……是啊，达霞也爱上了他。他那种认真切实的性格中了她的意。他确实是个高尚的好人。他求完婚，然后样样事都办得很仔细。他检查嫁妆一丝不苟，所有的衣箱都翻遍，骂玛特辽娜没有把女大衣收藏好而让蛀虫咬坏了。他还把他的财产开列一张小小的清单，交给我。他是个高尚的人，说他的坏话是有罪的。老实说，我对他非常满意。关于陪嫁钱，他跟我讨价还价，交涉了两个月。我给他八千，他要求八千五。我们不住地讲价钱，有时候一块儿坐着喝茶，各人喝下十五杯，不断地讨价还价。我给他添上两百，他还是不干！结果我们为三百卢布分手了。他脸色苍白，哭着走了。……他很爱达霞啊！说实话，真遗憾，我现在骂我自己了。我原该给他三百卢布，要不然就吓唬他一下，让他在全城人面前丢脸，或者索性把他带到一个小黑屋里去打他耳光。我失策了，现在我才明白我失策了，我太傻了。这也没有办法，尼科季木·叶果雷奇，我就是这种斯文的性格嘛！”

“您很谦虚。这是实在的。喏，我要走了，是时候了。……我的脑袋发涨。……”

尼科季木·叶果雷奇最后一次用桦枝帚拍打身子，从上边爬下去。玛卡尔·达拉绥奇叹了一口气，越发起劲地挥动他的桦枝帚。

[1] 帝俄士兵的一种低级军功勋章。

[2] 这是洗蒸汽澡的人要求向热台板泼水，使它发出蒸汽。

[3] 一种放血的工具。在帝俄时代，人即使没有病，用拔血罐从身上放出一点血，也被认为有益于健康。

[4] 在俄国，洗蒸汽澡的人常用桦枝帚拍打全身，借以发汗。

[5] 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人名米海洛。帝俄的“上等人”喜欢在谈话中夹杂一些法国词。

[6] 这三个人都是帝俄正教教会的活动家、宗教著作家，写过传布教义和阐述教义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神学的作品。——俄文本编者注

[7] 大约是警察的名字。

[8] 指女方所给的陪嫁钱。按帝俄上层社会的陋习，女方必须给陪嫁钱。

[9] 上文的达霞是达丽雅的爱称。

新进作家应遵守的规则

纪念日赠言——代邮

凡是刚刚出世的婴儿，应该仔细洗净，然后，等他从最初的印象里定下神来，就一面使劲鞭打他，一面告诫说：“你不要写作！不要写作！你将来不要做作家！”倘使有的婴儿不顾这种笞刑而仍然表现出写作欲，那就应当设法好言劝阻。如果连好言劝阻也无济于事，那么您就对那个婴儿摆一下手，死了心吧。写作瘾是无法医治的。

写作的道路自始至终布满了荆棘、钉子、荨麻[1]，因而头脑健全的人应当千方百计回避写作生活。倘使铁面无情的命运不顾一切戒备，仍然把人推上写作的道路，那么这种不幸的人为了减轻厄运，就必须遵守下列规则：

（一）应当记住，偶一为之的写作和顺便[2]写作比经常的写作好。一个写诗的乘务员要比一个不做乘务员的诗歌创作者生活得好。

（二）还应当牢记在心，在文学界失败比成功好一千倍。失败带来的惩罚，无非是幻想的破灭和邮箱的公开侮辱[3]而已，可是成功却使你为领稿费而疲于奔命[4]，所领到的稿费又往往是一八九九年[5]才能兑现的息票，此外你还会碰上种种“后果”，免不了重新试笔。

（三）“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比为可鄙的金属[6]写作有利。写作者不可能买房子，不可能搭乘头等客车的单人客房，不可能玩轮盘赌，不可能喝鲟鱼汤。他们的食物是萨甫拉森科夫[7]烹调的野蜂蜜烧蝗虫[8]。他们的住处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他们的交通方法是步行。

（四）名声是歌者的破衣烂衫上一块颜色鲜艳的补丁[9]。文学界的名望，只有在不必查《三万外来语词典》就可以知道“文学工作者”这个词[10]的含意的国家里，才可以想象。

（五）凡是人，不分地位、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环境，都可以在写作上一试身手，甚至疯子、舞台艺术爱好者、被褫夺公权的人要写作，也不犯禁。然而有意攀登巴那斯山[11]的人，总还是以尽量成熟、知道“即使”不可写成“既使”者为宜。

（六）士官生和中学生以尽量不从事写作为好。

（七）应该要求写作者除了普通智力以外必须有个人经验。最高的稿费总是由命途多舛的人得去，天真无邪的人只得到最低的稿费。在第一类人当中，有第三次结婚的人、未得手的自杀者、输光家产的人、参与决斗的人、为避债而逃跑的人等。在第二类人当中，有不欠债的人、寻找配偶的青年男子、滴酒不尝的人、贵族女子中学女学生等。

（八）成为作家很容易。没有一个丑人找不到配偶，也没有一篇不知所云的作品找不到情投意合的读者。因此不必胆怯。……你自管在你面前铺开纸，拿起笔，激励那不甘幽禁的思想[12]，振笔疾书好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黑李子干啦，写天气啦，写戈沃罗夫厂的克瓦斯[13]啦，写大西洋啦，写时钟的指针啦，写去年的雪啦。……你写完了，手里拿着稿子，感到血管里流过一种神圣的战栗，走到编辑部去。你在前堂脱掉套鞋，问一声：“编辑先生在吗？”然后登堂入室，心中充满希望，把自己的作品交出去。……这以后你就在家里长沙发上躺一个星期，朝着天花板啐唾沫，用各种幻想安慰自己，过一个星期再到编辑部去，结果却把原稿领回来了。然后你就去踏破别的编辑部的门槛。……等到所有的编辑部都走遍，各处都不接受你的稿子，你就索性把你的作品印成单行本好了。读者是不愁没有的。

（九）做一个作家而别人又愿意发表和阅读他的作品，那却很难。为此就要做到绝对文理通顺，而且要有一点点才能，哪怕只有扁豆那么小也罢。大才能没有，小才能也就可贵了。

（十）为人要正派。不要把剽窃来的东西冒充自己的东西。不要在两个刊物上同时发表一个作品。不要把自己说成库罗奇金[14]，把库罗奇金说成自己。不要把翻译作品说成原作，等等。总之要记住十诫[15]。

（十一）出版界是彬彬有礼的。这儿也像在生活里一样，不宜于踩别人很痛的鸡眼，把鼻涕擤在别人的手绢里，把五个手指头伸到别人的菜碟里去，等等。

（十二）如果你要写作，就该这样做：先是选好一个题材。在这方面你有充分的自由。你可以任意为之，甚至独断独行。可是，为了避免第二次发现美洲大陆，为了避免第二次发明火药，就要避免写那些老掉了牙的题材。

（十三）你选好了题材，就把笔尖没有生锈的钢笔拿在手里，用相当清楚而不潦草的笔迹把你所要写的东西写在一张纸上，而这张纸的反面不要再写东西。其所以应该如此做，倒不是为了增加造纸厂厂主的收入，而是出于其他高尚的考虑。

（十四）你放纵幻想的时候，要抑制你的手。不要放任它去追求字数。你写得越是短小，人家发表你的作品倒越多而且越经常。一般说来简练总是不会坏事的。一块拉长了的橡皮擦起铅笔字来丝毫也不比一块不拉长的橡皮强。

（十五）你写好以后，就署上名字。如果你不追求名声，你怕挨打，那就用笔名好了。不过要记住，尽管你戴上脸甲，弄得读者不知道你是谁，可是你务必要让编辑部知道你的姓名和住址。这一点所以必要，是因为编辑说不定打算来给你拜年呢。

（十六）你的稿子一旦发表，你就立刻去领稿费。要避免预支稿费。预支无异于堵塞你的前途。

（十七）你领到了稿费，自管随意处置。你可以购买轮船，排干沼地的水，照相，给芬兰修道院定做一口钟，给你妻子的裙子里的腰垫[16]加大两倍……一句话，随你的便。编辑部付给你稿费，你尽可以充分自由地行动。不过，如果写稿人愿意给编辑部开个账单，写明他怎样而且在什么地方花掉了稿费，编辑部也绝不会反对。

（十八）最后，请你把这些“规则”的开头几行再读一遍。

[1] 一种带刺的野生植物。

[2] 原文为法语，在此指“业余”。

[3] 指当时俄国各杂志编辑部决定不用某稿件时，往往在该杂志的邮箱栏内公开通知该投稿人。

[4] 指当时俄国报刊往往不按时付给作者稿费，作者必须三番五次去催讨。

[5] 本文发表于1885年。指14年以后。

[6] 指金钱，意谓“为挣钱”。

[7] 莫斯科一家小饭铺的名字。

[8] 指极粗劣的食物。

[9] 原句见俄国诗人普希金在1824年所写的诗《书商和诗人的谈话》。——俄文本编者注

[10] 这个词在俄语里属于外来语，可在《外来语辞典》中查到。

[11] 古希腊神话中诗神居住的山名。

[12] 引自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你不要相信自己》。——俄文本编者注

[13] 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14] 库罗奇金（1831—1875），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俄国诗人，翻译家。——俄文本编者注

[15] 意谓“要有道德”，基督教的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是基督教的道德规范。

[16] 盛行于19世纪末欧洲和俄国上流社会，用以舒展裙子，以使姿态美观。

小人物

“尊贵的先生，父亲，恩人！”文官涅维拉齐莫夫在起草一封贺信，“祝您在这个复活节以及此后许多岁月中福体康泰，万事如意，并祝阖府健康顺遂。……”

灯里的煤油快要烧尽，冒着黑烟，放出臭气。桌子上有一只迷路的蟑螂，在涅维拉齐莫夫写字的那只手旁边惊慌地奔跑。同这个值班室相隔两个房间，另有一个屋子，看门人巴拉蒙在那儿擦他节日才穿的皮靴。他已经擦过两次，可是这一次仍然擦得很有劲，所有的房间里都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啐唾沫，他那蘸过黑鞋油的刷子沙沙地响。

“另外还应当给他，那个混蛋，写点什么好呢？”涅维拉齐莫夫抬起眼睛来瞧着烟熏的天花板，开始沉思。

他看见天花板上有一个乌黑的圆圈，那是灯罩的阴影。下面一点是积满灰尘的墙檐，再下面一点是墙壁，很早以前原是刷成蓝棕色的。值班室在他眼睛里显得那么荒凉，他不但可怜自己，甚至可怜那只蟑螂了。……

“我值完班就离开这儿走了，它呢，却要一辈子在这儿值班，”他暗想，伸一伸懒腰，“真是苦恼！我要不要也把我的皮靴擦一下？”

涅维拉齐莫夫又伸一次懒腰，然后懒洋洋地往看门人房间走去。巴拉蒙已经不擦皮靴了。……他在敞开的通风小窗跟前站着倾听，一只手拿着刷子，另一只手在自己胸前画十字。……

“打钟了，先生！”他对涅维拉齐莫夫小声说，睁大眼睛呆呆地瞧着他，“已经打钟了！”

涅维拉齐莫夫把耳朵凑到通风小窗跟前，听一下。复活节的钟声随着春天的新鲜空气，一齐从通风小窗的窗口涌进来。钟声同马车的辘辘声混在一起，在这片杂乱的响声中只能分辨出相距最近的那个教堂的活泼而高昂的钟声和一个什么人的又响又尖的笑声。

“人好多啊！”涅维拉齐莫夫看一眼下面的街道，叹口气说，点燃的街灯旁边闪过一个个人影，“大家都跑去做晨祷了。……我们这儿的人现在恐怕已经喝过酒，在城里闲逛呢。多少笑声和谈话声啊！只有我才这么倒霉，这样的日子还得在这儿坐着。而且我每年都得这样！”

“那么谁叫您拿人家的钱，受人家的雇呢？要知道今天又不是您值班，而是扎斯土波夫花钱雇您替他值班的。人家都玩玩乐乐，您却受人家的雇，替人家值班。……这是贪财啊！”

“怎么是贪财呢？根本就贪不着什么财，一共也不过拿到两卢布，外加一根领带罢了。……这是因为穷，不是因为贪财！可是眼下，你知道，要是能跟大家一块儿去做晨祷，然后开斋，那多好。……喝上那么一点酒，吃上一点冷荤菜，然后躺下睡它一觉。……你在桌子旁边坐着，桌上放着受过圣礼的圆柱形甜面包，还有茶炊嘘嘘地叫，身旁又坐着一个迷人精[1]。……你就喝下一小杯酒，托一下她的小下巴，那个小下巴也真是撩人的心……这样你才觉得你活得像个人。……哎哎……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你瞧，那个混蛋坐着四轮马车过去了，可是你却坐在这儿想心思。……”

“各人有各人的造化，伊凡·达尼雷奇。求上帝保佑，您也会禄位高升，日后也会坐上四轮马车的。”

“我吗？哼，不行，伙计，那可办不到。我就是拼了命，至多也不过做到九等文官罢了。……我没有受过大学教育。”

“我们这儿的将军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

“哼，这个将军，在做到将军以前，早已搜刮到十万了。况且，他那种气派，伙计，就跟我不一样。……像我这种派头就成不了气候！就连我这个姓也糟到无可再糟：涅维拉齐莫夫[2]！一句话，伙计，这个局面没有出路。你乐意，就照这样活下去；不乐意呢，那就只好去上吊。……”

涅维拉齐莫夫离开通风小窗，满心苦恼地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钟声变得越来越响。……已经用不着站在窗口就可以听见了。钟声越是清晰，马车的辘辘声越是热闹，深棕色的墙壁和烟熏的墙檐就越显得阴暗，灯里的烟子也就冒得越浓。

“要不要丢下这值班的工作，一走了事？”涅维拉齐莫夫暗想。

然而，这样逃走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从衙门走出去，在城里闲逛一阵以后，涅维拉齐莫夫就得回到他的住处去，而他的住处比这个值班室更阴暗，更差劲。……姑且假定这一天他会过得挺好，挺自在，可是往后又怎么样呢？仍旧是灰溜溜的墙壁，仍旧是受雇代人值班，仍旧是写这种贺信。……

涅维拉齐莫夫在值班室中央站住，开始沉思。

他向往一种新的和较好的生活，这种向往弄得他的心痛得难忍难熬。他热烈地想望自己能突然在街头出现，汇合到活跃的人群中去，参加这个节日的盛典，听所有的钟为它齐鸣，马车为它轰响。他巴望着他小时候经历过的那种情景：家人团聚，亲人们脸上喜气洋洋，桌布雪白，灯光明亮，屋里暖暖和和。……他想起刚才一个太太乘坐的那辆四轮马车，想起衙门里庶务官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的那件大衣，想起秘书胸前佩戴着的那条金表链。……他想起温暖的床铺、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新皮靴、肘部没有磨破的文官制服……他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这些东西他一概没有。……

“莫非应该去贪污公款吗？”他暗想，“就算贪污公款并不困难吧，可是要收藏好就不易。……听说人家总是带着赃款逃到美洲去，可是鬼才知道那个美洲在什么地方！是啊，为了贪污公款也得受过教育才成呢。”

钟声停了。他只听见遥远的马车声和巴拉蒙的咳嗽声。涅维拉齐莫夫胸中的愁闷和愤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难以忍受。衙门里的挂钟敲了十二点半。

“应该写告密信还是怎么的？普罗希金就写过告密信，这才步步高升的。……”

涅维拉齐莫夫在他桌子旁边坐下，开始沉思。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干，冒着浓烟，眼看就要熄灭。那个迷路的蟑螂仍然在桌子上东奔西走，找不到安身之处。……

“写告密信倒也未尝不可，可是怎么写法呢！应当写得隐隐约约，拐弯抹角，像普罗希金那样。……可是我哪会写！我一写不要紧，事后倒会害得我自己吃亏。我这个笨蛋啊，见鬼去吧！”

涅维拉齐莫夫绞尽脑汁，要想出办法来摆脱这种没有出路的处境，这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他起草的那封信上。那封信是他写给一个他满心痛恨和害怕的人的，近十年来他一直请托那个人把他从十六卢布的职位提升到十八卢布的职位上去。……

“啊……你在这儿跑来跑去，鬼东西！”他说着，恶狠狠地一巴掌拍在那只不幸被他看见的蟑螂身上，“可恶的东西！”

那只蟑螂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绝望地踢蹬它那些小腿。……涅维拉齐莫夫揪住它一条小腿，把它扔在玻璃灯罩里。灯罩里蓦地燃起火光，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涅维拉齐莫夫的心头这才轻松了一点。……

[1] 原文为法语。

[2] 在俄语中，这个姓的发音和“衬裤”相近。

节钱

摘自内地一个贪赃者的日记

我按照顺序抄录如下：

门牌一百十三号。我在这所房子第二户人家遇到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凭各种迹象来看，他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不过非常古怪。他一面给我们节钱，一面说：

“我家里富裕，这点节钱乐于奉送。然而同时我又是一个研究学问的人，习惯于追根问底理解各种事物和行为。我想知道，您挨门挨户收节钱是不是根据某种道义上的权利？或者事实上没有这种权利，您这样做只是随心所欲[1]？”

我认为他问这句话表现了有益的求知精神，就在一张放着冷荤菜的桌子旁边坐下，解释说：

“感恩图报是崇高无比的灵魂所固有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人类的天赋，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千方百计发扬市民们的这种品质，不要让它消灭。市民给节钱，就是借此培养他自己感恩图报的感情。认真说来，我们应当让你们不论在节日还是平日经常培养这种感情才对，无奈我们在征收节钱以外还有其他许多责任，因而市民们只得满足于一年只有寥寥几天的培养机会，但愿将来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单纯后，节钱可以每天征收就好了。”

门牌一百十四号。房主希威英给节钱的时候，一脸的谄笑，热烈地握手。必须认为这个混蛋的院子里不洁净，或者住着没有身份证的人。

门牌一百十五号。九等文官的太太彼烈胡多娃在我走进客厅里的时候生气了，怪我脚上不该穿着粘了烂泥的套靴。不过她还是给了三卢布。住户勃留汉斯基听到我要求他履行公民的义务，却借口没有钱而拒绝了。于是我对他解释说：

“每个市民在节日前一天，为买奢侈品而照例花钱以前，先要考虑好应该给谁钱，而且为此同家里的人说妥，这以后就取出钱来，按照收款人的人数分成若干份。如果他没有钱，他就去举债。如果举债由于某种缘故而不能做到，他就该带着他的全家，逃到埃及去[2]。……我真感到奇怪：您怎么居然跟我说这种话！”

我记下了他的姓名。

门牌一百十六号。勃棱津将军住在第三号寓所。他给了我五卢布，说：

“从前我在我治理的那个省里同这种坏事进行过斗争，吃过苦：结果我被人赶出来，丢了官。看样子，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坏事！喏，您拿去！滚蛋吧。……”

他是将军，可是他对公民的义务抱着何等奇怪的观念！

[1] 原文为法语。

[2] 根据基督教传说，在犹太王搜捕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父亲约瑟带着全家，逃往埃及，见《新约·马太福音》。

半斤八两

“你们，我的孩子们[1]，务必到谢普普林格（这个姓有两个“普”啊）男爵夫人家里去一趟……”我的岳母把我和我年轻的妻子送上一辆轿式马车，第十次叮咛说，“男爵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你们再顺便去探望一下将军夫人瑞烈勃契科娃。……要是你们不去拜访她，她会不高兴的。……”

我们坐上轿式马车，这是我们婚后出外拜客。我妻子脸上，依我看来，带着洋洋得意的神情，可是我垂头丧气，闷闷不乐。……我和我妻子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然而最使我心中苦恼的却是我的亲友和她的亲友大不相同。我妻子的熟人的名单使人眼花缭乱，什么上校夫人啦，将军夫人啦，谢普普林格男爵夫人（有两个“普”啊）啦，杰尔扎依-切尔托甫希诺夫伯爵啦，还有贵族女子中学里一大群贵族女朋友。可是我这一方的亲友却一概是低级趣味[2]：我的亲舅舅是个退休的狱吏，我的表姐开时装店，那些跟我同事的文官都是不可救药的酒徒和浪子，其中没有一个文官高过九等；此外还有商人普列甫科夫等。我很难为情。……为了避免丢脸，应当根本不到我熟人家里去，可是不去拜访就会招来许多责难和不愉快。表姐那边也许还可以不去，然而舅舅和普列甫科夫那边却非去拜访不可。我在舅舅那儿拿过钱办喜事，我买家具的钱是从普列甫科夫那儿借来的。

“小宝贝儿，”我说，开始向我的妻子讨好，“我们马上就要到我舅舅璞普金的家了。他出身于年代久远的贵族门第……他的叔叔做过某教区的代理主教，然而是个怪人，生活得乱七八糟，我不是说代理主教生活得乱七八糟，而是说璞普金本人。……我带你去是要趁此机会逗你笑一笑。……他是个大蠢货。……”

这辆轿式马车在一所小小的房屋门前停住，那所小屋有三个窗子，窗上安着护窗板，颜色发灰，带有铁锈色。我们走下马车，拉门铃。……门里传来响亮的狗叫声，狗叫声之后是威严的说话声：“不许叫，该死的！”随后，门里发出尖叫声，忙乱声。……忙乱很久后，大门才打开，我们走进前堂。……来迎接我们的，是我的表妹玛霞，一个小姑娘，穿着她母亲的短上衣，鼻子上有污斑。我装作没认出她的样子，照直走到衣架跟前，衣架上除了我舅舅那件狐皮大衣以外，还挂着不知什么人的裤子和一条浆硬的裙子。我脱掉套靴，胆怯地往大房间里看一眼。我的舅舅就在那儿，坐在桌旁，身穿家常长袍，光脚上套一双便鞋。我原希望他不在家，如今这个希望落空了。……他眯缝着眼睛，气喘吁吁，声音响得整个房子里都能听见，正用一根铁丝从酒瓶里勾出橙皮来。他带着操心和聚精会神的样子，倒好像他在发明电话似的。我们走进去。……璞普金见到我们，很不好意思，手里的铁丝掉下地了。他提着他的长袍衣裾，急忙跑出房外去。……

“我马上就来！”他叫道。

“他一溜烟跑掉了……”我笑着说，羞得满脸通红，不敢看一下我的妻子，“这挺可笑，索尼雅，对不？这个人怪透了。……你看，这都是些什么家具！三条腿的桌子，歪歪斜斜的钢琴，报时像杜鹃鸟叫声的挂钟。……简直可以认为，这儿住着的不是人，而是猛犸[3]呢。……”

“这上边画的是什么？”我的妻子看着一张画片问道，那些画片同一些照片混杂地挂在一起。

“这是谢拉菲木老人在萨罗甫沙漠里喂熊[4]。……这一张就是代理主教的照片，那时候他还担任宗教学校副校长。……你看，他挂着安娜勋章呢。……他是个可敬的人物。……我……”我擤一下鼻涕。

可是，再也没有比此地的气味更叫我害臊的了。……这儿有酒气，有变酸的橙皮味，有舅舅用来防蛀虫的松节油的气味，有咖啡渣的气味，这些合在一起，就凑成一股刺鼻的酸臭气。……我的表弟米嘉走进来了，这个小小的中学生长着很大的招风耳，见着我们就立正行礼。……他拾起那些橙皮，把长沙发上的枕头取走，举起衣袖来拂一下钢琴上的尘土，就走出去了。……看来，他是奉命来“收拾房间”的。……

“我来了！”最后，我的舅舅走进来，扣着他坎肩上的纽扣说。“我来了！我很高兴……非常高兴！请坐吧！只是不要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它一条后腿断了。你坐下，谢尼亚！”

我们都坐下来。……紧跟着是沉默，这时候璞普金摩挲自己的膝头，我极力不看我的妻子，心里发窘。

“嗯，是啊……”我的舅舅开口说，点上一支雪茄烟（有客人来，他总是吸雪茄烟），“那么你结婚了。……对。……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身旁有个妙人儿，亲亲爱爱，一派旖旎风光。可是另一方面，等到孩子生下地，你可就要嗥得比狼都厉害了！你得给这个孩子买皮靴穿，给那个买裤子，给第三个出学费，送他上学。……不得了啊！我呢，谢天谢地，我的妻子生下来的孩子有一半都死掉了。”

“您的身体怎么样？”我想改变话题，就问道。

“不好，孩子！前些日子我躺了一整天。……我胸口痛，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烧。……我的老婆说：你吃点奎宁，不要生气。……可是在这儿怎么能不生气？我一清早起就吩咐把门前的雪扫干净，可就是没人听！这些调皮鬼，一个也不动。我自己可不能扫！我是个有病的人，身体衰弱。……我害着内痔呀。”

我很窘，就开始很响地擤鼻子。

“或者，这病说不定是由澡堂引起的……”我舅舅接着说下去，呆呆地瞧着窗子，“很可能！我，你知道，上星期四到澡堂里去过……洗了三个钟头蒸汽澡。一洗澡，我的痔疮就发得更厉害了。……大夫说，洗澡对身体不好。……太太，这话不对。……我从小就洗惯了，因为我父亲在基辅的克烈沙契卡开过一家澡堂。……我常常成天价洗蒸汽澡。……好在不用出钱。……”

我羞得不得了。我站起来，结结巴巴地开始告辞。

“你这是怎么了？”舅舅惊讶地说，抓住我的衣袖，“你的舅妈马上就来了！咱们吃一顿家常便饭，喝一点果子露酒！……家里有腌牛肉，米嘉跑出去买腊肠了。……你们这些人，说真的，太客气了！你有点骄傲，谢尼亚！这不好！新娘穿的礼服没有在格拉霞那儿定做！太太，我的女儿开了一家裁缝店。……给您缝礼服的，我知道，是斯捷潘尼德太太，可是斯捷潘尼德哪儿及得上我们！我们要的价钱也便宜得多。……”

我记不得我是怎样同我的舅舅分手，怎样坐上那辆轿式马车的。……我感到无地自容，遭到污辱，料着随时会听见我那在贵族女子中学里读过书的妻子轻蔑地嘲笑我。

“而且在普列甫科夫家里会有什么样的低级趣味[5]在等我们！”我暗想，害怕得浑身发凉，“只求赶快摆脱这些人才好，见他的鬼！活该我倒霉，熟人当中连一个将军也没有！我倒也认识一个退役的上校，可是就连他也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有这么倒霉！”“你，索涅琪卡[6]，”我带着哭音对我妻子说，“要原谅我，刚才我把你领到那个猪圈里去了。……我是想给你找个机会笑一笑，看一看怪人。……他们那么俗气，讨厌，这可不能怪我。……我向你道歉。……”

我胆怯地看我妻子一眼，我看到的比我怀着鬼胎预料到的要严重得多。我妻子的眼睛里含满泪水，脸上泛起一块块红晕，不知是害羞还是气愤，她双手发颤地捻着马车窗子旁边的一束穗子。……我顿时浑身发烧，皮肉发紧。……

“得，从现在起我就要受她的气了！”我暗想，感到我的胳膊和腿好像都灌了铅，“不过这不能怪我呀，索涅琪卡！”我不由得大叫起来，“说真的，你多么荒唐！他们是猪，低级趣味，可是话说回来，又不是我要他们做我的亲戚的！”

“要是你不喜欢你那些头脑简单的亲戚，”索尼雅哽咽着说，用恳求的目光瞧着我，“那么不消说，你就更不会喜欢我那些亲戚了。……我害羞，怎么也不敢对你说出来。……好人，亲爱的。……等一会儿谢普普林格男爵夫人会开口对你说，我妈做过她的管家妇，说我和妈妈都忘恩负义，如今她穷途落魄，我们却没有报答她过去的恩典。……不过你别听信她的话，劳驾！这个老脸皮的女人喜欢胡说。……我对你发誓，每到节日，我们总是给她送去一大块糖和一磅茶叶！”

“你这是说笑话了，索涅琪卡！”我惊讶地说，感到那些铅离开我的四肢，我的周身满是轻松活泼的感觉，“送给男爵夫人一大块糖和一磅茶叶！……嘿！”

“等你见到瑞烈勃契科娃将军夫人，你不要笑她，好人！她那么不幸！要是她总哭个不停，唠唠叨叨，那么这是因为杰尔扎依-切尔托甫希诺夫伯爵把她的家财都掏空了。她会抱怨她的命运，会向你借钱，可是你……那个……别给她。……要是她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倒还罢了，可是她仍旧会拿给伯爵的！”

“小母亲……天使啊！”我说，兴奋得动手拥抱我的妻子，“我的心肝宝贝儿！这真叫人意想不到！要是你对我说，你的谢普普林格男爵夫人（有两个“普”啊）光着身子在街上走，那你会使我更加又惊又喜呢！你把你的小手伸过来，让我握一下！”

我忽然觉得懊悔，不该拒绝舅舅的腌牛肉，没有弹一下他那架歪歪斜斜的钢琴，没有喝果子露酒了。……不过这时候我想起普列甫科夫家里会有上等白兰地和辣根乳猪的。

“到普列甫科夫家去！”我扯大了嗓门对马车夫吆喝一声。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在此指地位卑微。

[3] 一种古代哺乳动物，现已绝种，其形状和大小与现在的大象类似。

[4] 一种民间的木版画，画着萨罗甫沙漠里的修士谢拉菲木（1760—1833）。——俄文本编者注

[5] 原文为法语。

[6] 索涅琪卡和上文的索尼雅均为索菲娅的爱称。

〔呈报〕

谨呈

第二区警察分局局长大人

为呈报事，查本人在老山谷附近米哈尔科夫树林中，走过一道小桥，发现自缢死尸一具，早已气绝身亡。经查阅所带证件，该人乃退伍兵斯捷潘·玛克辛莫沃伊·卡恰果夫，年五十一岁。该人携带背包一个，衣衫褴褛，由此观之，必为乞丐无疑。除绳子一根外，该人身上并无任何伤痕，所有衣物均在身边而未被盗去。该人自杀原因不得而知，惟大抵不外乎酗酒[1]，盖查勃罗沃村农民曾见该人走出酒店也。此案据情上报，抑或恭候大人光临处理，均请示下。

乡村警察 丹尼斯·奇。

报导者：无脾人[2]。

[1] 看来此人为饥寒所迫而自杀，但乡村警察平时惯于惩办酒徒，便断定为酗酒。

[2] 契诃夫的笔名。

无望

素描

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叶果尔·费多雷奇·希玛兴在窗子跟前站着，满腔怨恨地用手指轻轻敲着窗上的玻璃。一个个钟头，一分一分钟，那么缓慢地消逝到永恒中去，这惹得他怨恨而绝望。……他已经躺下睡过两次，醒过两次，吃过两次饭，喝过六次茶，然而这个白昼才刚刚接近黄昏。

呈现在这个主席眼前的景色，依他看来，是灰色而乏味的。外面是荒芜的花园，从那些光秃的树木之间望过去，可以看见一道陡峭的土岸。……土岸下边半俄尺，有一条获得自由的河奔流不息。它水流湍急，奔腾向前，仿佛生怕有谁把它拉回去，重又把它锁在冰封之下似的。偶尔有一小块迟迟没有溶化的白色厚冰扑进希玛兴的眼帘，它也在急急忙忙朝前奔流。

“应该坐在那一小块冰上，让它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哪怕到魔鬼那儿去也成。……”

看守人安德利昂沿着那道河岸大踏步走去。他低下头，两只手拿着一根长鱼叉，不时停住脚，用他烦闷的眼光盯着那条河。一头黑毛母牛在树木旁边走来走去，不时闻一下去年的枯叶。……整个这小小的画面，加上希玛兴和他的庄园，蒙着一层层沉重不动的密云，像是戴上一顶蓬松的大帽子，然而从那儿不住地散发出春天的气息。……希玛兴却觉得乏味而沉闷。他站在窗子跟前，瞧着令人厌恶的画面，想起今天傍晚常任委员利亚勃洛夫家里要打文特[1]，今天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家里要设宴庆祝她的彼得的生日。……要是他能坐上马车到那两个地方当中的一个地方去，他也就不会感到日子过得多么乏味了。……然而那条河发大水，淹没了所有的道路，他的庄园已经让溶化的雪水和注满水的山沟团团围住，那还怎么能坐着马车出门呢？希玛兴觉得好比关在监狱里。……他在窗前站了很久。……最后，他料想利亚勃洛夫家里大家已经坐下来打文特，而他却不在场，他又料想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家里大家已经坐下来喝茶，谈霍乱，谈赫拉特[2]，他就受不住了。

“呸！”他对天气啐了一声，就离开窗子，在一张圆桌旁边坐下。

桌上有一盏油灯和一个烟灰碟，旁边放着一本照片簿。这本照片簿希玛兴已经看过一百万次，可是目前由于闷得慌，就又把它拉过来，第一百万零一次观看那些照片。他眼前闪过他亲爱的姊妹、褪了色的舅母和姑母、一个细腰身的军官、戴着白色压发帽的祖母、叶菲米神甫和他的妻子、一个穿着毛衣的女演员、他本人以及他那去世的妻子，她怀里抱着一只小狮子狗。……他的目光暂时停在他妻子身上……略微扬起的眉毛、惊讶的眼睛、沉重的发髻、胸前的饰针，处处都勾起了他的回忆。……

“呸！”

时钟敲了六点半。坐在长沙发上的希玛兴站起身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毫无目的地在房中央站住。

“要是在火车站坐着等车，”他暗想，“那么好歹抱着一种希望：等一会儿火车就要开来，那就可以坐上车走了，可是现在呢，根本没有什么可等的……没有个尽头……逼得人简直要上吊，见鬼。……要不要开晚饭呢？不，还太早，而且也不想吃东西。……暂且吸一会儿烟吧。……”

他走到装烟草的白铁盒那边，对墙角看一眼，发现小圆桌上有个跳棋盘。

“要不要下跳棋？啊？”

希玛兴在棋盘上分别放好黑色和白色的骨制棋子，随后就在小圆桌旁坐下，自己跟自己下棋。他的右手和左手成了对手。

“你这是怎么走的。……嗯。……等一等，老兄。……那我这么走！行啊。……我们等着瞧吧，先生。……”

可是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要往哪儿走，不久希玛兴就分不清该哪一只手走，这盘棋就乱了。

“伊留希卡！”他叫一声。

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走进来，身穿破旧油污的礼服，脚上蹬着破皮靴，包着老爷用过的靴腰。

“你在那儿干什么？”老爷问。

“没干什么……在箱子上坐着呢。……”

“过来，我们下跳棋！你坐下！”

“您说什么？……”伊留希卡笑嘻嘻地说，“这怎么行呢？……”

“过来，蠢货！你坐下！”

“不要紧，我站着就是。……”

“叫你坐下，你就坐下！要是你像根木头似的竖在那儿，你以为我会愉快吗？”

伊留希卡仍然赔着笑脸，迟疑不定地在椅子边上坐下，忸怩地巴眼睛。

“走棋吧！”

伊留希卡想了一想，伸出小手指把棋子顶出一步去。

“您这么走……”希玛兴开始沉思，用手托住下巴，“是这样。……好，那我这样走！你走吧，蛀虫！”

伊留希卡又走一步。

“是这样，先生。……你这个丑八怪要往哪儿走，我们可是心里有数的。……我们心里有数。……不过，你嘴里的葱臭气可真厉害！你这样走了，那我……就这样走！”

这盘棋下起来了。……希玛兴起初很得手……他吃掉对方一个个棋子，自己已经有王棋[3]了，只是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想法妨碍他思考和研究棋局。……

“跟一个平等的人较量，赢了他，那才愉快，”他暗想，“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要跟你不相上下才成。……即使赢了伊留希卡，在我又有什么趣味呢？赢了他也罢，不赢他也罢，反正一样：丝毫乐趣也说不上。……啊，他吃了我一个棋子，他笑了！赢了老爷就觉得愉快！当然了！别看他冒出葱臭气，可是大概巴不得叫老爷出一下丑才痛快！”

“滚出去！”希玛兴叫道。

“什么？”

“滚出去！！”希玛兴叫道，满脸通红，“他居然大模大样地在这儿坐着，这个畜生！”

伊留希卡手里的棋子掉下地，惊讶地看看东家，往后倒退，走出客厅去了。希玛兴瞧一眼挂钟：现在才六点五十分。……离吃晚饭，离夜晚，还有五个钟头光景呢。……大颗的雨点开始敲打窗子。那头黑毛母牛在园子里用沙哑的喉咙凄凉地叫着。奔腾的河水声仍然单调而忧郁，跟一个钟头以前一样。希玛兴摇一下手，往外走，身子撞在门框上，毫无目标地往他的书房走去。

“我的上帝啊！”他暗想，“别人如果感到烦闷无聊，就锯木头做活，搞招魂术[4]，用蓖麻籽油给农民治病，写日记，只有我才这样不幸，任什么才干都没有。……嗯，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干些什么呢？我是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荣誉调解法官，农业经营者，可是……仍旧找不出办法来消磨时间。……莫非应该看一看书？”

希玛兴往书架跟前走去，那上面堆着一些杂七杂八的书。那儿有各式各样的司法指南、旅行手册，已经散乱而书页还没裁开的《园艺》杂志、烹饪法、宗教布道书、旧杂志。……希玛兴迟疑不决地拉过一本一八五九年[5]的《现代人》[6]杂志，翻开来。……

“《贵族之家》[7]。……这是谁写的？啊啊！屠格涅夫写的！我读过。……我记得读过。……这篇东西讲的是什么事，我却忘了，那就不妨再读一次。……屠格涅夫写得精彩……嗯，是啊。……”

希玛兴在一张沙发上躺下，开始阅读。……他愁闷的灵魂在那个伟大作家的小说里找到了安慰。十分钟后，伊留希卡踮起脚尖走进书房里来，在老爷脑袋底下垫上一个枕头，从他胸前取下一本摊开的书。……

老爷打鼾了。……

[1] 一种纸牌戏。

[2] 阿富汗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名。

[3] 指已经走到对方的最后一道线，因而能随意走动的棋子。

[4] 一种迷信活动：招回死者的灵魂与活人通信息。

[5] 指26年前，因本文发表于1885年。

[6] 1836年至186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进步杂志，由诗人普希金创刊，这时由诗人涅克拉索夫主编。

[7]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的长篇小说，载《现代人》杂志1859年1月号上。

一团乱麻

教堂诵经士奥特卢卡文在唱诗班席位上站着，伸出几个胖手指头，捏住一管经牙齿咬过的鹅毛笔[1]。他小小的前额上聚集着许多皱纹，鼻子上闪着一些斑点，从粉红色起到深蓝色止，各种颜色一应俱全。他面前放着一本《彩周[2]三重颂歌》，那本书的棕红色封面上放着两小张纸。其中一张写着“祈福添寿”，另一张写着“超度亡灵”，两个标题下面各有一长串姓名[3]。……唱诗班席位旁边站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婆，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背上背着一个小包。她在沉思。

“底下该写谁呢？”诵经士问，懒洋洋地搔着他耳朵背后的皮肤，“快点想吧，苦老婆子，我没有空闲。马上我就要去念经了。”

“我马上就想起来，亲人。……好，写吧。……要祈福添寿的上帝的奴隶有安德烈，有达丽雅和她的孩子。……有米特利，又是一个安德烈，有安契普，有玛丽雅。……”

“慢着，不要太快。……你又不是在追兔子，不用着急。”

“写完玛丽雅了？好，现在该写基利尔、高尔杰依、新死的盖拉西木的娃娃、潘捷列。……你写完去世的潘捷列了？”

“慢着。……潘捷列死了？”

“死了……”老太婆叹道。

“那你为什么要我写在祈福的名单上？”诵经士气愤地说，划掉潘捷列，把他登记在另一张小纸上，“这是怎么搞的。……你要说清楚，不要弄乱。该超度的还有谁？”

“该超度的？我马上就想出来……等一下。……好，写吧。……有伊凡，有阿芙多嘉，还有达丽雅，有叶果尔。……再写上……当兵的扎哈尔。……他八四年出外当兵，至今没有听到他的下落。……”

“那么他死了？”

“谁知道呢！他也许死了，可也许还活着。……您写上吧。……”

“可是我把他写在哪儿呢？譬如说，要是他死了，那就写在超度底下，要是活着呢，就写在祈福底下。你们这班人简直叫人莫名其妙！”

“嗯！……你，亲人啊，就把他登在两个单子上好了，将来自会弄清楚的。再者，不管你把他登在哪儿，反正在他都一样：他是个不中用的人……没什么出息。……你写完了？现在再写该超度的，有玛尔克，有列奉契依，有阿莉娜……喏，还有库兹玛和安娜……有多病的费多霞。……”

“你要超度多病的费多霞？呸！”

“你这是要超度我？你发疯了还是怎么的？”

“呸！你这个矮婆娘，把我搞糊涂了！她还没死，那你就说她还没死，用不着硬要超度她！你这是胡来！现在可好，只得把费多霞划掉，写到别的地方去……整张纸都给糟蹋了！喏，你听着，我给你念一下。……该祈福的，有安德烈、达丽雅和她的孩子，又一个安德烈、安契普、玛丽雅、基利尔、新死的娃娃盖拉……慢着，这个盖拉西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新近死了，还要给他祈福添寿！不行，你把我搞糊涂了，苦老婆子！求上帝跟你同在，你把我简直搞糊涂了！”

诵经士摇着头，把盖拉西木划掉，写到超度的行列里去。

“你听着！该祈福的有玛丽雅、基利尔、当兵的扎哈利。……还有谁？”

“阿芙多嘉写上了吗？”

“阿芙多嘉？嗯……阿芙多嘉……叶芙多嘉……”诵经士说着，查看那两张小纸，“我记得把她写上了，可是如今，鬼才知道她在哪儿……怎么也找不着了。……啊，她在这儿！写在超度的名单上了！”

“要超度阿芙多嘉？”老太婆惊讶地说，“她嫁出去还没满一年，你就要咒她死！……喏，我的好人，这是你自己糊涂，反而朝我发脾气。你得一边祷告一边写，要是你心里有怨气，那可就招得魔鬼高兴了。这是魔鬼在支使你团团转，把你弄糊涂了。……”

“等一等，不要打搅我。……”

诵经士皱起眉头，想一想，慢腾腾地在超度那张纸上勾掉阿芙多嘉。他的笔碰到“多”那个字，嗞啦一响，淌下一大滴墨水来。诵经士发窘了，搔搔后脑壳。

“这样说来，要叫阿芙多嘉从这儿滚开……”他困窘地唠叨说，“把她写到那边去。……对吧？慢着。……要是把她放在那儿，那就是为她祈福，可要是放在这儿呢，那就是超度。……这个老婆子完全把人闹糊涂了！还有个当兵的扎哈利也钻到这儿来了。……这是魔鬼把他送来的。……我什么也搞不清楚！应当重新写过。……”

诵经士把手伸进小柜子里去，从那儿取出一张八开的白纸。

“既是这样，那你就把扎哈利勾掉吧……”老太婆说，“不要去管他了，把他勾掉就是。……”

“住嘴！”

诵经士慢腾腾地把笔蘸上墨水，把两小张纸上的姓名都抄写在新纸上。

“我把那些名字统统写上了，”他说，“你就把这张纸拿到助祭神甫那儿去。……让助祭去弄明白这里头谁是活着的，谁是死了的。他在宗教学校里念过书，可是我呢，这种事情……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还是懂不了。……”

老太婆接过那张纸，拿出一枚值一个半戈比的古钱，递给诵经士，然后踩着碎步往圣坛那边走去。

[1] 指笔尖已经用旧，不好使，必须用牙咬一咬，才能继续勉强使用。

[2]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

[3] 指俄国正教徒在教堂里进行祈祷前，提出活着的和死去的亲友名单，要求教士在祈祷时念着这些名字祈福和超度。

生活是美好的！

写给企图自杀的人

生活是极不愉快的事，然而要使生活美好，却也不算太难。要做到这一点，光是中二十万卢布的彩票，获得“白鹰”勋章[1]，娶个俊俏的女人，以安分守己闻名，那是不够的，因为这些福分都不能长久存在，迟早会使人觉得平淡无奇。为了让内心不断感到幸福，甚至在忧伤悲愁的时候也不变，那就需要：（一）善于满足现状；（二）高兴地体会到“本来事情可能更糟”。这并不困难：

你衣袋里的火柴燃起来，那你该高兴，感谢上苍，幸好你衣袋里没有藏着火药库。

穷亲戚来到你别墅里，你不要脸色煞白，而要得意洋洋地高声叫道：“幸好来的不是警察！”

你手指上扎了一根刺，你该高兴地喊一声：“幸亏不是扎在眼睛里！”

如果你的妻子或者小姨练琴，那你不要发脾气，而要高兴得忘乎所以，因为你听见的是音乐，而不是胡狼的嗥叫声或者猫的音乐会。

你该快活，因为你不是拉公共马车的马，不是科赫的“小点”[2]，不是旋毛虫，不是猪，不是驴，不是茨冈[3]拉着的熊，不是臭虫。……你该高兴，因为你腿不瘸，眼不瞎，耳不聋，口不哑，也没感染霍乱。……你该高兴，因为目前你没有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没有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债主，没有同图尔巴[4]谈稿费问题。

如果你住在不那么远的地方[5]，那么，你一想到你总算没发配到极远的地方[6]去，岂不感到幸运？

如果你有一颗牙痛起来，那你就要欢欢喜喜，因为你不是满口牙都痛。

你该高兴，因为你无须乎读《公民报》[7]，也无须乎坐在垃圾桶上，更不必同时娶三个老婆。……

人家把你押到警察分局去，你就该快活得跳起来，因为人家不是把你押到地狱的熊熊大火中去。

如果人家用桦树条抽你，你就该乐得踢蹬两条腿，高声叫道：“我多么幸运啊，人家总算没有用荨麻抽我！”

如果你妻子对你变了心，那你就该高兴，因为她是背叛你，而不是背叛祖国。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人啊，假如你听从我的忠告，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成为源源不断的欢乐了。

[1] 帝俄时代八种高级勋章之一。——俄文本编者注

[2] 指霍乱病菌。科赫（1843—1910），德国科学家，微生物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发现霍乱的病因。——俄文本编者注

[3] 俄国一个流浪的少数民族。此处指以卖艺为生的茨冈人。

[4] 1879年至1896年在彼得堡印行的周刊《图画世界》的主编和发行人。——俄文本编者注

[5] 指俄国流放犯的流放地点。

[6] 指西伯利亚，俄国苦役犯的服刑地点。

[7] 俄国当时的一家反动报纸。

逛公园[1]

五月一日的白昼已经过去，这时候临近黄昏了。在索科尔尼基[2]，松树的细语声和鸟雀的歌唱声淹没在嘈杂的马车声、谈话声、音乐声中。人们游兴正浓。在“旧游艺场”[3]一张茶桌旁边，坐着一对男女：男的戴着亮晃晃的高礼帽，女的戴着浅蓝色的帽子。他们面前桌子上放着一个滚沸的茶炊、一个喝空了的白酒瓶、茶杯、酒杯、一块切过的腊肠、几块橙皮等。那个男人已经喝得大醉。……他聚精会神地瞧着一块橙皮，不住地傻笑。

“你喝醉了，蠢货！”女人生气地唠叨说，发窘地往四下里看一眼，“你喝酒之前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才对，不要脸的东西。现在不但别人看着你讨厌，你自己也弄得毫无乐趣。比方说你在喝茶，可是现在你哪里尝得出茶的味道？现在你吃果糖也罢，吃腊肠也罢，反正是一个味道。……我倒费了不小的劲，带来这些好吃的东西。……”

男人脸上的傻笑换成一副极其悲伤的神情。

“玛霞，这是把人们押到哪儿去？”

“谁也没押着人走，这是他们自己在散步。”

“那为什么有警察在走？”

“警察？他是来维持秩序的，可是说不定也是在闲逛。……哼，你醉得这么厉害，什么事都不明白！”

“我……我没什么。……我是画家……风俗画家。……”

“住嘴！你喝醉了，那就少说废话。……你与其唠唠叨叨，不如动脑筋想一想的好。……四下里是绿树和青草，鸟雀唱出各式各样的声音。……可是你一概没看见，倒好像这儿没有你这么个人似的。……你也在看，可是就像看着一团雾。……如今画家都用心观察自然，可是你却醉得不省人事。……”

“自然……”男人说，他的头摇摇晃晃，“自然。……鸟叫……鳄鱼爬……狮子……老虎。……”

“你胡扯吧，胡扯吧。……所有的人都像人样……手挽着手散一散步啊，听一听音乐啊，惟独你不成样子。你是什么时候喝醉的？我怎么会没有留意到呢？”

“玛……玛霞，”戴高礼帽的男人脸色苍白，喃喃地说，“快一点。……”

“你要干什么？”

“我想回家去。……快一点。……”

“等一等。……等天黑了，我们再走，现在就走太丢人：你会摇摇晃晃的。……人家就会笑你。……坐着，等着吧。……”

“我坐……坐不住了！我……我要回家去。……”

男人猛的站起来，身子摇晃着，离开桌子走掉了。其他桌子旁边坐着的游人就笑起来。……那个女人窘了。……

“要是我下次再跟你一块儿出来，叫上帝把我打死就是，”她喃喃地说，扶住那个男人，“简直是丢脸。……如果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倒也罢了，可偏偏又不是……倒像是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的。……”

“玛……玛霞，我们这是在哪儿？”

“住嘴！你该害臊才是，所有的人都在对你指指点点。你倒满不在乎，可我怎么受得了？如果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倒也罢了，可偏偏……又不是。……你给我一个卢布，就数落我一个月：‘我供你吃喝！我养着你！’我才不要你的钱！你那点钱我才看不上眼呢！我把心一横，到巴威尔·伊凡内奇那儿去算了。……”

“玛……玛霞……回家去……你雇一辆马车吧。……”

“好，去吧。……你顺着林荫路照直走，我在旁边走。……我不好意思跟你一块儿走。……你照直走吧！”

那个女人叫她那“不合法的”男人面对大门口，然后在他背上轻轻地推了一下。男人就往前移动，一路上摇晃身子，撞在行人和长椅上，急匆匆地朝前走去。……女人在后面跟着，注意他的行动。她心里发窘，惶惶不安。

“您，先生，要买手杖吗？”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束长短不等的手杖，对走路的男人说，“上等货……结实得很……这一根是竹子的。……”

男人呆呆地看着卖手杖的人，随后回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脸上露出恐惧的神情。

“魔鬼要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女人拦阻他说，抓住他的衣袖，“喂，往哪儿走啊？”

“玛霞在哪儿？……玛……玛霞走了。……”

“那我是谁？……”

女人挽住男人的胳膊，带他往大门口走去。她满心羞愧。

“要是我下次再跟你一块儿出来，叫上帝打死我就是……”她喃喃地说，羞得满脸通红，“我这是最后一次忍受这种耻辱。……上帝惩罚我吧。……明天我就到巴威尔·伊凡内奇那儿去！”

女人胆怯地抬起眼睛看一下游人，料着会在他们脸上看见讥诮的笑容。可是她放眼看去，全是些醉脸。所有的人都身子摇晃，昏昏欲睡。她心里这才轻松一点了。

[1] 原名是《在索科尔尼基的游逛》。

[2] 公园名，在莫斯科。

[3] 公园内的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莫希干女人[1]

那年春天我在地主，一个退役的骑兵上尉陀库金家里做客，有一天早晨风和日丽，我们坐在老奶奶们常坐的那种圈椅[2]上，懒洋洋地瞧着窗外。我们感到烦闷极了。

“呸！”陀库金嘟哝说，“这未免太烦闷无聊了，哪怕有个法院的民事执行吏登门[3]，我也会高兴！”

“要不要去躺下睡一觉呢？”我暗想。

我们就思考烦闷无聊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很久，最后，我们隔着许久没有擦过而闪着虹光的玻璃窗，发现在宇宙进程中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大门旁边一堆去年的枯叶上，本来站着一只公鸡，时而抬起这条腿，时而抬起那条腿（它想同时抬起两条腿），忽然间，它吃一惊，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从大门口窜到旁边去了。

“有人走来了，或者坐着马车来了……”陀库金说，微微一笑，“即使魔鬼打发个客人来也好。总可以叫人高兴一点。……”

那只公鸡没有欺骗我们。先是大门口露出一个马头和一个绿色的车轭，随后露出整个马身子，最后就露出一辆乌黑而沉重的四轮小马车，车上安着又大又难看的挡泥板，犹如准备起飞的甲虫翅膀。马车到了院子里，笨拙地往左边拐个弯，发出吱吱的尖叫声和辘辘的车轮声，往马房那边开过去。车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女人，另一个是身材矮小些的男子。

“见鬼……”陀库金睁大惊恐的眼睛瞧着我，搔着鬓角，嘟哝说，“这正合了那句俗语：本来没有苦恼事，魔鬼却来寻开心[4]。怪不得我昨天晚上梦见了炉子。”

“怎么了？这是谁来了？”

“是我的姐姐和姐夫，滚他们的。……”

陀库金站起来，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就连我的心口都发凉……”他悻悻地说，“对亲姐姐缺乏亲人的感情，是有罪的，不过，您相信吗？我就是在树林里遇见强盗头子也比遇见她轻松得多哩。我们要不要躲起来？让季莫希卡去撒个谎，就说我们出门开会去了。”

陀库金大声呼唤季莫希卡。可是撒谎和藏匿已经来不及。过了一分钟，前厅里响起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一个女低音和一个男高音在窃窃私语。

“你把我衣服底襟的皱边理好！”女低音说，“你又没穿出门穿的裤子？”

“那条蓝色裤子您送给舅舅瓦西里·安契培奇了，至于那条花色裤子，您吩咐我留到冬天再穿，”男高音分辩说，“请问，这条披巾是由我给您拿着，还是放在这儿？”

房门终于开了，一个年纪四十上下的太太走进房来，穿着浅蓝色的缎子衣服，生得又高又胖，皮肉松弛。她那两颊绯红而且生着雀斑的脸上现出十分冷漠的傲慢神情，不知怎的，我顿时领会到陀库金为什么那样不喜欢她了。一个又小又瘦的男人踩着碎步跟在胖太太身后，穿着花色的上衣、肥大的长裤和丝绒的坎肩，肩膀窄小，胡子刮光，小鼻子发红。他坎肩上挂着一条金表链，像是挂长明灯用的那种链子[5]。他的衣服、动作、小鼻子，他整个不匀称的身材，处处都流露一种奴颜婢膝、猥猥琐琐的神态。……那个太太走进来，仿佛没注意到我们似的，往圣像那边走去，开始在胸前画十字。

“在胸前画十字！”她回过头来对她丈夫说。

生着小红鼻子的小男人打了个哆嗦，开始在胸前画十字。

“你好，姐姐！”陀库金等到太太祷告完结，就对她说，叹了口气。

太太庄严地微微一笑，把嘴唇送到陀库金的嘴唇跟前。

小男人也凑过去接吻。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姐姐奥林皮阿达·叶果罗芙娜·赫雷金娜。……这是她的丈夫多西费依·安德烈伊奇。……这是我的好朋友。……”

“很高兴，”奥林皮阿达·叶果罗芙娜拖长声音说，没有向我伸过手来，“很高兴。……”

我们坐下，沉默了一会儿。

“恐怕你没料到有客人来吧？”奥林皮阿达·叶果罗芙娜开口对陀库金说，“我自己本来也没打算到你这儿来，弟弟。喏，我是到首席贵族家去，顺路来看看你。……”

“你到首席贵族那儿去要办什么事呢？”陀库金问。

“什么事？喏，就是去告他的状！”太太朝她丈夫那边点一下头，说。

多西费依·安德烈伊奇低下眼睛，把脚缩到椅子底下，将手捏成一个空拳头，对着空拳头狼狈地咳嗽一声。

“为什么事告他的状呢？”

奥林皮阿达·叶果罗芙娜叹口气。

“他忘了他的身份！”她说，“是啊，我也到你这儿来告过他，弟弟，我还到他父母那儿去告过，我还把他带到格利果利神甫那儿去过，要神甫教训他一下，总之我自己各种办法都用过，可就是一点成效也没有！现在万般无奈，只好去惊动首席贵族先生了。……”

“可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

“他什么事也没干，就是记不住他的身份！固然，他不喝酒，为人安分，毕恭毕敬，可是如果他记不住他的身份，那么这些又有什么用！你看他，拱着背坐在那儿，倒像是那种求爷爷告奶奶的人，或者是个平民知识分子。难道贵族能这么坐着？你好好坐着！听见了吗？”

多西费依·安德烈伊奇伸直脖子，抬起下巴，大概这样做就是要好好坐着，然后他愁眉苦脸、战战兢兢地瞧他的妻子。小孩子犯了过错，就常常这样看人。我看出他们谈的是家务事，外人不便听，就站起来要走出去。赫雷金娜注意到我的动作了。

“没关系，您坐下！”她拦阻我说，“这些话年轻人听了有益处。虽然我们不是有学问的人，可是我们比您多活几年。求上帝让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才好。……弟弟，我们顺便在你们这儿吃午饭吧，”赫雷金娜回过头去对她弟弟说，“不过今天你们这儿恐怕烧的是荤菜。看来，你也不记得今天是星期三了……”她叹口气，“那你吩咐下去，要给我们做素菜。荤菜我们是不吃的，这你就看着办吧，弟弟。”

陀库金就把季莫希卡叫来，吩咐午饭做素菜。

“我们吃过饭，就到首席贵族家里去……”赫雷金娜继续说，“我要请他管一下。他的工作就是监督贵族们不要有失体统嘛。……”

“莫非多西费依做了什么有失体统的事？”陀库金问。

“倒好像你是头一次听见似的，”赫雷金娜皱起眉头说，“况且，说实话，你本来就不在心上。……你自己就不大记得你的身份。……喏，那我们来问一问这位年轻的先生。年轻人，”她转过脸来对我说，“依您看来，要是一个有贵族身份的人跟各种下贱货混在一起，这好吗？”

“这要看是跟谁在一起了……”我为难地说。

“比方就拿商人古塞夫来说。像古塞夫这样的人，我根本不准上门，可是他倒跟商人下跳棋，到他家里去吃吃喝喝。难道他跟文书一块儿出去打猎也算是体面事？他跟文书有什么可谈的？不瞒您说，先生，文书不但不配跟他谈话，就连在他面前吱一声也不准！”

“我性格软弱……”多西费依·安德烈伊奇小声说。

“我就要叫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性格！”他妻子威胁他说，气愤地用戒指敲着椅背，“我不容许你玷污我们的姓！虽然你是我的丈夫，可我还是要羞辱你！你得明白！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他们赫雷金家族，先生，是个衰败的家族。既然我，陀库金家的人，嫁给他，他就应当看重这一点，应当领情！不瞒您说，先生，我为他操够了心！为了给他谋到一官半职，我出过多少力！您问一问他！不瞒您说，我单为他考得文官官衔，就花掉三百卢布！我操这些心为的是什么？你这个乏货以为我是在为你操心？你别胡思乱想！我看重的是我们家族的姓！要不是这个姓，不瞒你说，你这家伙早就关进厨房里去了！”

可怜的多西费依·安德烈伊奇听着，一言不发，光是缩起身子，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难堪。吃饭的时候，他那严厉的妻子也不容他消停。她的眼睛一刻也不放松他，盯紧他的一举一动。

“往菜汤里撒盐！汤匙没拿正！把你面前的凉菜盘推开，要不然你的袖子就碰上它了！不许巴眼睛！”

他在她的目光下匆匆吃东西，缩起脖子，犹如一只家兔处在大蟒的监视下。他同他妻子吃素菜，然而他不时看一下我们的肉饼，露出贪馋的神情。

“祷告！”吃完饭后，他妻子对他说，“向我的弟弟道谢。”

饭后，赫雷金娜到卧室去歇息。她走后，陀库金抓住自己的头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哎，你也真是倒霉，老兄！”他对多西费依说，不住地喘气，“我只陪她坐了一个钟头，就难受得不得了，而你一天到晚跟她在一起，那怎么受得了……唉，你这个受苦人，倒霉的受苦人啊！你成了伯利恒城里被希律杀害的婴儿[6]了！”

多西费依巴着眼睛，说道：

“我的夫人为人严厉，这是确实的，先生，不过我得日日夜夜为夫人祷告上帝才对，因为我在夫人那里没看到别的，只看到恩情和热爱。”

“无可救药的人啊！”陀库金想，摇一摇手，“想当初，他在俱乐部里发表过演说，还发明过新的播种机呢！那个妖婆活生生把这个人毁了！唉唉！”

“多西费依！”女低音响起来，“你在哪儿？到这儿来，给我赶苍蝇！”

多西费依·安德烈伊奇打了个冷战，踮起脚尖，往卧室跑去。……

“呸！”陀库金朝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

[1] 借喻一种罕见的野蛮女人。莫希干人是北美洲的一个印第安民族，由于欧洲人的殖民政策而衰亡。美国作家库柏（1789—1851）写过一本名为《最后的莫希干人》的长篇小说。

[2] 指一种柔软舒适的圈椅。

[3] 法院人员登门，照例是涉及诉讼，是大家都想避免的坏事。

[4] 类似我国俗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5] 那种链子又粗又长。

[6] 见《新约·马太福音》：残暴的希律王为了消灭刚诞生的耶稣而杀尽伯利恒城里的婴儿。

在旅馆房间里

“您听我说，我的好人！”第四十七号房间的住客，纳霞狄陵娜上校夫人，涨红了脸，唾星四溅地向旅馆老板发作道，“要么您另外给我找个房间，要么我干脆搬出您这个该死的旅馆！这儿成了强盗窝！求上帝饶恕吧，我有好几个成年的女儿，可是这儿一天到晚听见的，全是下流话！这像什么样子？一天到晚老是这样！有时候他满嘴脏话，简直不堪入耳！活像马车夫说的！幸好我那些可怜的女儿什么也没听懂，要不然就只好带着她们一块儿跑到街上去。……现在他就在说话！您听！”

“我呢，老兄，还知道一件比这更妙的事儿，”一个沙哑的男低音从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你记得德鲁日科夫中尉吗？喏，就是那个德鲁日科夫，有一回要猛一下把黄球打到角上洞里去，你知道，他照例把一条腿跷得高高的。[1]……忽然间，不知怎么一来，发出嗞啦一响！起初大家以为他把球台上的呢子挑破了，可是定神一看，老兄，原来他那条缝得不怎么结实的裤子全开了绽！他，那个骗子，把腿跷得太高，弄得裤裆里的线缝没一处不裂开。……哈哈哈。偏巧这时候有几个女人在场……其中有那个毛头小伙子奥库陵少尉的老婆。……奥库陵冒火了。……他说：你怎么敢在我老婆面前撒野？紧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吵起来……我们那班人的脾气你知道！……奥库陵要决斗，派了助手去找德鲁日科夫，可是德鲁日科夫说：‘你叫他不要发傻，告诉他……哈哈哈……告诉他，叫他不要找我决斗，去找给我做裤子的裁缝决斗吧。要知道，这事该怪他嘛！’哈哈哈。……哈哈哈！……”

上校夫人的女儿莉莉雅和米拉本来坐在窗子跟前，用拳头托住胖乎乎的面颊，这时候便低下细小的眼睛，脸红了。

“现在您听见了吧？”纳霞狄陵娜对老板继续说，“这，依您看来，没有什么关系吗？我，先生，是上校夫人！我的丈夫是军事长官！我不容许一个赶马车的几乎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种下流话！”

“他，太太，不是赶马车的，而是步兵上尉基金。……他是贵族。”

“如果他把他的贵族身份忘得一干二净，讲起话来像马车夫一样，那他就应该得到更大的蔑视！一句话，您不要多讲了，请您费心想想办法吧！”

“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太太？不光是您抱怨，大家都在抱怨，可是我能拿他怎么样呢？我到他房间里，开口数落他说：‘汉尼拔·伊凡内奇！您敬畏上帝吧！这可丢脸啊！’那他马上朝你的脸抡拳头，说出各式各样的话来：‘滚你娘的！’等等。真不像样子！他早晨醒来，对不起，只穿贴身的衣裤，一个劲儿在走廊上溜达。或者，他喝醉了酒，拿起一支手枪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子弹打进墙里去。他白天死命地灌酒，晚上发疯地打牌。……打完牌又打架。……闹得我都不好意思见房客的面！”

“那您为什么不拒绝那个流氓住在您这儿呢？”

“可是这样的人难道撵得出去吗？他欠下三个月房钱，我们连钱也不要，只求他赏个脸，搬出去算了。……调解法官判决，要他腾房，可是他呢，又是上诉，又是要求撤销原判，这件事就拖下来了。……说不尽的麻烦！主啊！不过话说回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年轻，又漂亮，又有才学。……他不喝酒的时候，就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了。……有一天他没喝酒，给他的父母写信，写了整整一天呢。”

“可怜的父母！”上校夫人叹道。

“那还用说：是可怜呀！有这么个游手好闲的孩子，难道能愉快吗？人家又是骂他，又要把他从房间里赶出去，他没有一天不因为闹事而被人告发。真伤脑筋！”

“他那可怜的、不幸的妻子啊！”上校夫人叹道。

“太太，他没有成家。他怎么能娶老婆呢？他老婆要能保全住脑袋不给打破，就得感谢上帝了。……”

上校夫人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您是说：他没结婚？”

“没结婚，太太。”

上校夫人又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沉思了一会儿。

“嗯！……没结婚……”她沉思地说，“嗯！……莉莉雅和米拉，你们不要坐在窗子跟前，那儿有穿堂风！多么可惜！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就这么把自己惯坏了！这都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影响！他没有母亲管教。……他没结婚吗？好，那么……就这么办。……劳驾，”上校夫人沉吟一下，声调柔和地继续说，“请您费心到他那儿去一趟，用我的名义要求他，就说……叫他不要再讲那样的话。……您就说，这是上校夫人纳霞狄陵娜要求他的。……您就说她带着几个女儿住在四十七号房间里……她们是从自己的庄园上来的。……”

“是，太太。”

“您就照这么说：上校夫人带着几个女儿。……让他至少来赔个礼嘛。……我们吃过午饭以后总是在家的。哎，米拉，关上窗子！”

“嗨，您，妈妈，叫那个……浪子来干什么呀？”莉莉雅等老板走后，拖长声音说，“居然去请这么一个人来！酒鬼，暴徒，穷光蛋！”

“哎，你不要这么说，我亲爱的[2]。……你们老是这么说，算了……你们坐好！是啊，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总还是不应该看轻他。……俗语说得好：哪怕一草一木，对人都有益处。谁知道呢？”上校夫人说，叹口气，操心地端详她的女儿们，“也许你们的命运就要在这儿决定。那你们去换件衣服，说不定会有客人来呢。……”

[1] 指打台球。这个人为了瞄准而向球台俯下身去，跷起腿是为了保持身体平稳。

[2] 原文为法语。

外交家

一场小戏

九等文官的太太安娜·尔沃芙娜·库瓦尔津娜咽气了。

“现在可怎么办？”她的亲戚们和朋友们开始商议，“应当通知她的丈夫才对。他虽然同亡人不在一起生活，可是仍旧爱她。前几天他到她这儿来，在她面前跪下，一个劲儿地说：‘安诺琪卡[1]！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那一时的迷恋？’这类的话，您知道，他说了许多。应当让他知道才是。……”

“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泪痕斑斑的舅母对参加亲属会议的皮斯卡烈夫上校说，“您是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的朋友。劳驾，您到他机关去，让他知道这件不幸的事！……不过您，好人，不要一下子，冷不防说出口，怕他听了会出事。他有病。您要叫他先有所准备，然后再告诉他。……”

皮斯卡烈夫上校就戴上帽子，动身到铁路管理局去，那个新丧偶的鳏夫就在那儿工作。上校走进去，那个人正为一张平衡表做计算工作。

“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他在库瓦尔津桌旁坐下，擦着汗，开口说，“你好，我的好朋友！街上的灰尘好多呀，我的天！你写，你写好了。……我不打搅你。……我坐一会儿就走。……你知道，我是路过此地，我心想：米沙[2]不就是在这儿工作吗？我就进去一趟吧！顺便，那个……有一件小事。……”

“您坐一会儿，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您等一下。……我再有一刻钟就做完，我们就可以谈一谈了。……”

“你写吧，你写吧。……要知道我没什么事，出来散散步。……我说几句话就走！”

库瓦尔津放下钢笔，准备倾听。上校把手伸进衣领里，搔了搔脖子，接着说：

“你们这儿闷热，街上却称得上是干净的天堂。……太阳可爱，微风那么和顺，你知道……鸟雀飞翔……春天来了！我顺着林荫路走动，你猜怎么着，心里畅快极了！……我是个死了妻子的人，毫无牵挂。……我要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一高兴，就到酒馆去一趟；我一高兴，就搭上公共马车，坐一个来回。谁也不敢拦阻我。我出外，谁也不会在家里吵闹。……老兄，再也没有比独身生活更好的了。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你一面呼吸，一面感觉到你在呼吸！过一会儿我回到家里，什么事也没有。……谁也不敢问我到哪儿去。……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有许多人，老兄，赞美家庭生活，可是依我看来，它比苦役都不如。……那些时髦的衣服啦，腰垫啦，搬弄是非啦，尖声的哭叫啦……而且常常有客人来……孩子一个跟着一个不断出世……家里的开销。……呸！”

“我马上就写好，”库瓦尔津拿起笔来说，“我做完了再谈吧。……”

“你写吧，你写吧。……如果老婆不是个母夜叉，倒还罢了，可万一她是个穿着裙子的恶魔呢？万一她是个成天价东跑西颠、啰唆不停的娘们儿呢？……那你就要叫苦连天！拿你来打个比方吧。……当初你独身的时候，倒还像个人样，可是后来你娶了老婆，你就憔悴下来，心境忧郁了。……她闹得你在全城丢尽了脸……把你从家里赶出来。……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老婆是用不着去怜惜的。……”

“讲到我们的破裂，那么责任在我，而不在她。”库瓦尔津说，叹口气。

“得了，你别说了！我可知道她！凶得很，又任性，又狡猾！她一开口说话，就像毒蛇吐出了信子；她一睁眼看人，就像一把尖刀刺过来。……讲到她，这个死人，有多么恶毒，那简直没法形容！”

“怎么会是死人？”库瓦尔津瞪大眼睛说。

“难道我说过死人？”皮斯卡烈夫醒悟过来，涨红了脸，“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你怎么了，求上帝跟你同在吧。……你的脸都白了！嘻嘻。……你要用耳朵听，不要用肚子听！”

“您今天到安娜那儿去过了？”

“我今天早晨顺便去了一趟。……她躺着呢。……她随意支使仆人。……她一会儿怪这件事干得不对，一会儿又对那件事不称心。……这个女人谁也受不了！我真不明白你是凭哪一点爱上她的，求上帝跟她同在吧。……上帝保佑，巴不得叫她跟你这个不幸的人拆开才好。……那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高兴起来……另娶别人了。……得，得，我不说了！你不用皱眉头！要知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的，人老了就爱唠叨。……我的意思只是说，这种事随你的便。……你要爱，就去爱她，你不要爱，就不去爱她，反正我无所谓……我是巴望你好。……她不跟你一起生活，又不愿意理睬你……这算是什么妻子呢？又生得不好看，精瘦，脾气也坏。……没有一点招人疼的。……随她去吧。……”

“您说说倒容易，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库瓦尔津叹道，“爱情可不是一根毛，不是轻易就能拔掉的。”

“总得有可爱之处才能爱嘛！你在她身上看不到别的，只看到恶毒。你要原谅我这个老头子说话不中听，我就是不喜欢她。……我看不惯她！我走过她的住处，总是闭上眼睛不看她。……上帝跟她同在吧！祝她升天堂，永久安息[3]，反正我这个罪人……不喜欢她！”

“您听我说，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库瓦尔津说，脸色变白，“您这是第二次说漏了嘴。……她是死了还是怎么的？”

“您是说谁死了？谁也没死，只是我不喜欢她，那个死人。……呸！那就是说不是死人，而是她……你的安娜。……”

“她究竟是死了还是怎么的？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您不要折磨我！您激动得有点奇怪，讲起话来语无伦次……您还称赞独身生活。……她死了？是吗？”

“她哪能就这样死了！”皮斯卡烈夫喃喃地说，不住地咳嗽，“你，老兄，怎么一下子说到那上头去了。……再者，就算死了又怎么样！大家都要死的，所以她也得死。……你也要死，我也要死。……”

库瓦尔津眼睛发红，泪水涌上来了。

“几点钟死的？”他轻声问道。

“扯不上什么几点钟。……你居然哭鼻子了！可是她没死！谁告诉你说她死了？”

“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我……我求求您。您不要怕伤我的心！”

“老兄，跟你都没法说话了，倒好像你是个小娃娃似的。我何尝对你说过她死了？我不是没说过吗？您干吗哭天抹泪呢？您自管去欣赏她好了，她活得好好的！我到她那儿去的时候，她正跟她的舅母相骂。……那时候玛特威神甫在做安灵祭，她却哇哇地嚷，闹得整个房子里都能听见。”

“什么安灵祭？为什么要做安灵祭？”

“安灵祭？哦，没什么……好像是代替普通祈祷的。那就是说……根本没做什么安灵祭，而是做了那么一种……其实什么也没做。”

阿利斯达尔赫·伊凡内奇前言不搭后语，站起来，扭转身去对着窗子，开始咳嗽。

“我咳嗽起来了，老兄。……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着了凉。……”

库瓦尔津也站起来，烦躁地在桌旁走来走去。

“您在蒙哄我，”他说，用发抖的手扯着稀疏的胡子，“现在事情才算闹明白……一切都清楚了。可是我不明白，何必来这套外交手腕！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口呢？她不是死了吗？”

“嗯！……该怎么对你说呢？”皮斯卡烈夫说，耸了耸肩膀，“倒不是说她死了，而是……瞧，你却已经哭了！要知道，人人都会死的！不单她一个人会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死！你与其当着人哭，还不如为死人祈祷安息的好！应该在胸前画十字！”

库瓦尔津呆呆地瞧了皮斯卡烈夫半分钟，后来脸色惨白，倒在圈椅上，痛哭失声。……他的同事们纷纷从各自的桌边跳起来，跑到他跟前来照应他。皮斯卡烈夫搔了搔后脑壳，皱起眉头。

“皇天在上，这些先生可真是麻烦！”他摊开双手，悻悻地说，“他号啕大哭……咦，请问，你哭什么？米沙，你该是清醒着吧？米沙！”他说，动手推一下库瓦尔津，“要知道她还没死！谁告诉你说她死了？刚好相反，大夫们说她还有希望！米沙！啊，米沙！我跟你说，她没死！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到她那儿去一趟吗？我们正好能赶上安灵祭……哎，我这是在说什么？不是赶上安灵祭，而是赶上吃午饭。米沙！我向你担保，她还活着！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叫我的眼珠迸裂！你不信？既是这样，那我们就到她那儿去好了。……到那时候，要是我说得不对，那就随你怎么骂我都成。……我真不懂：他怎么会想到那上头去了？今天我自己就到死人那儿去过，那就是说不是到死人那儿去过，而是……呸！”

上校挥一下手，啐一口唾沫，从机关里走出去，他来到死者的住宅里，往长沙发上一躺，揪住自己的头发。

“你们自己到他那儿去吧！”他灰心地说，“你们自己去叫他对这个消息有所准备吧，不要再叫我去！我不想再干了！我刚刚对他说了几句话……我刚刚露出点口风，你们去看看他出了什么事！他死过去了！失去知觉了！……这种事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干！你们自己去吧。……”

[1] 安娜的爱称。

[2] 米哈依尔的爱称。

[3] 在谈话中涉及死人时常用的宗教用语。

吸血鬼之家

在一个荒芜的中等地主庄园四周，密集着二十来所消夏别墅，都是用木料草草搭成的。这当中有一所房子最高，最显眼，门前挂着一块蓝色招牌，上写“饭铺”两个字，还画着一个茶炊，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地主庄园的马房、温室、谷仓夹在那些别墅的红色房顶当中，这儿那儿凄凉地露出它们歪斜的房顶，上面布满红褐色的青苔。

那是五月间一天的中午。空中弥漫着素白菜汤的气味和茶炊里木炭的焦味。管家库兹玛·费多罗夫是个高身量和上年纪的农民，上身穿着衬衫，衬衫的底襟放在裤腰外边，脚上穿着皮靴，靴腰皱出一道道褶子，他在别墅旁边走来走去，领那些租用别墅的人看房。他脸上流露出懒散而冷漠的神情：有人来租也罢，没人来租也罢，他完全无所谓。他身后跟着三个人：一个是头发棕红色的上等人，穿着交通工程师的制服，一个是生得精瘦的太太，怀着孕，一个是在中学里读书的姑娘。

“不过您的别墅的租金好贵呀，”工程师皱起眉头说，“都要四百或者三百卢布。……真吓人！您领我们看看便宜一点的吧。”

“便宜一点的也有。……便宜的别墅只剩下两所了。……请！”

费多罗夫领着租客穿过地主的花园。那儿立着些树桩，稀稀拉拉地长着些细小的云杉。只有一棵高大的树保存下来，那是挺拔的老杨树。它所以幸免于斧子的砍伐，似乎只因为要它挥泪哀悼同辈们的悲惨命运罢了。那些砖砌的围墙、亭子、山洞，如今只剩下残迹，成为砖头瓦砾、石灰和朽木了。

“这儿荒废成了什么样子！”工程师忧郁地瞧着往日繁华的残迹，说，“那么现在您的东家住在哪儿？”

“他老人家不是地主，而是商人。他在城里开一家公寓，出租带家具的房间。……请进！”

那些租客弯下腰，走进一所小小的砖房，墙上有三个小窗子，上面安着铁格子，活像监狱。他们闻到一股潮湿和霉烂的气味。这所小房只有一个四方的房间，中间有一块新隔板把它分成两间。工程师眯细眼睛瞧着乌黑的墙壁，在一堵墙上读到了铅笔的题词：“中尉菲尔杰科索夫在此死屋内患忧郁症，自杀未遂。”

“在这儿，老爷，不能戴着帽子站着。”费多罗夫对工程师说。

“为什么？”

“不能戴。这儿是墓穴，有些老爷葬在这儿。要是掀起一块地板，看一看地板底下，那就会看见棺材。”

“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精瘦的太太害怕地说，“住在这儿，姑且不谈潮湿，光是疑神疑鬼就能送命！我可不愿意跟死尸住在一块儿！”

“那些死尸不会出问题的，太太。这儿埋葬的不是什么流浪汉，而是跟你们一样的上等人。去年夏天有个军界的老爷菲尔杰科索夫就在这儿，在这个墓穴里住过，觉得十分满意。他答应今年还要来，可是不知怎么，至今还没来。”

“他自杀过吧？”工程师想起墙上的题词，问道。

“您是怎么知道的？确实，有过这样的事，先生。这件伤脑筋的事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他不知道这儿地板底下躺着死尸，祝他们升天堂吧。好，有一回，他想入非非，夜里掀开地板，想把一小桶白酒藏在底下。他掀开这块板子，定神一看，那儿放着棺材，就吓呆了。他跑出房外，拼命地喊啊叫的。他搅得所有别墅里的住客都人心惶惶。后来他开始憔悴了。要搬走，却没有钱，可是住下呢，又害怕。临了，先生，他受不住，就自寻短见了。也算是我走运，我事先已经为这个别墅从他手里预支过一百卢布，要不然他一害怕，也许就会跑掉。后来他躺着养伤，渐渐也就住惯……觉得没有什么了。……他答应还要来住，他说：‘这样的奇遇我喜欢极了！’怪人啊！”

“不，您领着我们去看旁的别墅吧。”

“遵命，老爷。另外还有一所，只是差一点。”

库兹玛带着这些别墅的住客，往庄园旁边一个耸立着破旧的谷仓的地方走去。……谷仓前面有个生满杂草的池塘，池水闪闪发光，那儿还有几间地主家乌黑的堆房。

“这个地方可以钓鱼吗？”工程师问。

“您想钓多少就可以钓多少，老爷。……一季交五卢布的钓鱼费，您就可以由着性儿钓。这是说用钓竿在河里钓鱼，不过，要是您想在池塘里钓鲫鱼，那就要交一笔特别的费用了。”

“鱼是小事，”太太说，“不钓鱼也能过。那么现在来谈谈伙食吧。农民常往这儿送牛奶吗？”

“农民是不许到此地来的，太太。住别墅的人得在我们农场上买吃食。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我们收费不贵，太太。牛奶两瓶只收二十五戈比，鸡蛋通常是三十戈比十个，牛油是半卢布。……各种蔬菜瓜果也得在我们这儿买。”

“嗯。……你们这儿有地方采蘑菇吗？”

“要是夏天多雨，那么蘑菇也有。这可以采。每个人一季交六卢布，那就不但可以采蘑菇，甚至还可以采野果。这可以采的，太太。要到我们的树林里去，先得过一条小河。要是您乐意，您就蹚着水过河，要是不乐意呢，从一道小桥上走过去也行。过那道小桥，只要出五戈比就成了。过桥到那边去是五戈比，回来过桥也是五戈比。如果有些老爷愿意打猎，玩一玩枪支，那我们的东家是不会反对的。您爱放多少枪就放多少枪，只要身边带着收据，证明您已经交了十卢布就行。在我们这儿洗澡也挺好。岸上挺干净，河底是沙土，水深水浅各有不同，有的地方齐到膝盖，有的地方没到脖子。我们不加限制。一次交五戈比，要是按季算，那就交四个半卢布。哪怕您在水里泡一整天也没关系！”

“你们这儿的夜莺唱歌吗？”姑娘问。

“前些日子河对岸倒是有一只夜莺唱过歌，可是我的小儿子把它捉住，卖给饭铺老板了。请进！”

库兹玛带着租客走进一间破败的小堆房，墙上安着新窗子。小堆房内部用隔板分成三个小间。有两个小间里放着空的粮囤。

“不行，这儿怎么能住人！”精瘦的太太说，厌恶地看一下阴森的四壁和粮囤，“这是堆房，不是别墅。用不着再看了，乔治。……这儿一定漏雨，灌风。没法子住！”

“这儿是住人的！”库兹玛说，叹口气，“俗语说得好：这儿没有鸟叫声，锅声也能当夜莺。既然没有别墅，这个房间也可以凑合。你们不租，也自有别人租，反正将来总会有人住进来。照我看来，这个别墅你们住着再合适也没有，您不该听这个……您太太的话。别处再也找不着比这更好的了。而且我少收一点房钱也成。它的租价是一百五，那我就收一百二好了。”

“不，亲爱的，这个地方不行。再见，请原谅我们打搅了您。”

“没关系。再见。”

库兹玛用眼睛送走那些离去的别墅住客，咳嗽几声，补充说：

“您应该赏几个茶钱才是。我陪了两个钟头光景。半个卢布总不能舍不得给啊！”

废除了！

不久以前，那是在春汛期间，地主维威尔托夫，一个退役的准尉，设宴款待顺路来探望他的土地测量师卡达瓦索夫。他们喝酒，吃菜，议论各种新闻。卡达瓦索夫是城里人，无所不知，他讲起霍乱，讲起战争，甚至讲起消费税每一级增加一戈比。他讲得滔滔不绝，维威尔托夫听着，发出惊叫声，对每个新闻都高声叫道：“真的吗！瞧你说的！啊啊啊……”

“可是为什么您现在不戴肩章了，谢敏·安契培奇？”维威尔托夫在谈话当中顺便好奇地问一句。

土地测量师没有立刻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喝下一杯白酒，摇一下手，然后才说：

“废除了！”

“瞧你说的！啊啊啊……我平时不看报，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样说来，现在文职人员不再戴肩章了？真的吗？不过，您猜怎么着，这倒也多少有点好处：当兵的就不会再把你们错看成军官老爷，对你们敬礼了。不过，老实说，这多少也有点不好。你们再也没有那种气派，那种威风！再也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神气了！”

“算了吧，这有什么关系！”土地测量师说，摇一摇手，“人的外表并不重要。戴肩章也罢，不戴肩章也罢，都是一样，只要官衔还在就行。我们倒一点也不觉得委屈。不过您才真是受了委屈，巴威尔·伊格纳契奇！我是同情您的。”

“这是从何说起？”维威尔托夫问，“谁能叫我受委屈呢？”

“我讲的是您的官衔已经废除了。准尉虽然是小官，虽然不上不下，然而他到底是祖国的仆人，军官……流过血嘛。何必把准尉的官衔废除呢？”

“这是说……对不起，您的话我没有完全听明白……”维威尔托夫结结巴巴地说，脸色煞白，瞪大了眼睛，“到底是谁把我的官衔废除了？”

“难道您没听说吗？有过一道命令，宣布准尉这个官衔完全不用了。一个准尉也不许有！把他们一扫而光！难道您没听说？凡是在职的准尉，奉命一概升为少尉，至于你们这些退役的，那就听便。您乐意做准尉就做准尉，不乐意呢，那就算了。”

“嗯。……那我现在究竟是什么呢？”

“上帝才知道您是什么。您现在变得什么也不是，成了谜，成了以太！现在您自己也闹不清您是什么了。”

维威尔托夫想问一句话，可是没能问出口。他心口发凉，膝盖往下弯，舌头转不动。他正在嚼一块腊肠，那块腊肠就此没有再嚼，留在他嘴里了。

“这样对待您是不应该的，这还用说！”土地测量师说，叹口气，“一切都好，然而这种做法我却不能赞成。现在这件事怕是已经登在外国报纸上了！啊？”

“我仍然不明白……”维威尔托夫费力地说，“如果我现在不是准尉，那我是什么人呢？什么也不是？是零？照这样说，要是我领会了您的意思的话，那么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对我撒野，用‘你’称呼我了？”

“这我不知道。我们呢，现在给人看成火车上的乘务员了！前些日子，当地铁路运输局长，您知道，穿着工程师的大衣，而且照现在这样，没戴肩章，不料有个将军对他嚷道：‘乘务员，火车什么时候开？’两个人大吵起来！闹了一场！这种事不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可是话说回来……大家都知道了！纸包不住火嘛！”

维威尔托夫被这个消息吓呆，再也喝不下酒，吃不进菜。有一回他试着喝一点凉的克瓦斯定一定神，可是克瓦斯到了他喉咙里却下不去，又退回来了。

送走土地测量师以后，这个被废除的准尉就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思索。他想来想去，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晚上他在床上躺着，唉声叹气，仍然在思索。

“你不要这么哼哼唧唧的！”他妻子阿陵娜·玛特威耶芙娜说，用胳膊肘捅他一下，“你不住呻吟，倒像要生孩子似的！也许，这并不是真事。明天你坐上马车到别人家里去问一下。草包！”

“瞧着吧，等你失去了官衔和地位，那你才会明白什么叫草包。她躺在这儿像一条大白鳣鱼，却说人家是草包！大概因为流血的不是你！”

第二天早晨，通宵没睡的维威尔托夫把他那匹浅栗色的马套在四轮马车上，出外去打听这件事。他决定到一个邻居家里去，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索性到首席贵族家里去。他坐着马车穿过伊巴契耶沃村，在那儿遇见大司祭巴福努契·阿玛里吉强斯基。大司祭神甫从教堂走回家去，愤愤地挥动他的长杖，不时回转身来对跟在他后面的诵经士嘟哝说：“你就是傻瓜，兄弟！真是傻瓜！”

维威尔托夫下了马车，走过去接受祝福。

“过节好，大司祭神甫！”他祝贺道，吻大司祭的手，“您刚做过弥撒吗？”

“对，做的是大祭。”

“哦。……各人有各人的工作！您凭神谕教化众生，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培植土地。……可是今天您为什么没戴勋章呢？”

神甫没有答话，皱起眉头，摇一下手，往前走去。

“现在禁止他们戴勋章了！”诵经士小声解释说。

维威尔托夫目送大司祭气愤地迈步走去，他的心由于一种沉痛的预感而收紧：看来土地测量师所说的消息好像是真的！

首先他坐车到他的邻居伊席察少校家去。他的马车走进少校的院子里，他看见了一幅画面。伊席察身穿长袍，头戴土耳其式圆锥形平顶帽，在院子中间站着，气愤地跺脚，挥舞胳膊。车夫菲尔卡牵着一匹瘸腿的马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混蛋！”少校发脾气说，“骗子！流氓！把你绞死都嫌便宜了你，该死的东西！阿富汗人！啊，您好！”他见到维威尔托夫，说，“看见您，很高兴。这件事您来说说吧！他弄伤这匹马的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可是一直闷声不响，这个骗子！一句话都没提过！要不是我自己看出来，这蹄子就全完了！啊？这班家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该打他耳光？不该打？我问您：不该打吗？”

“这匹小马挺不错，”维威尔托夫走到伊席察跟前说，“可惜啊！您，少校，打发人去请个马医来吧。我那村子里，少校，就有个出色的马医！”

“少校……”伊席察嘟哝说，不住地冷笑，“少校！……我可没有工夫开玩笑！我的马得了病，可是您一个劲儿说什么少校少校的！活像一只寒鸦：呱呱地叫！……”

“我，少校，不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可以把贵族比作寒鸦吗？”

“那么我算是什么少校？难道我是少校？”

“那您是什么人呢？”

“鬼才知道我是什么人！”伊席察说，“取消少校已经有一年多了。那您为什么这样说？您是昨天刚生下来还是怎么的？”

维威尔托夫带着惊恐的神情看了看伊席察，开始擦掉自己脸上的汗，心里生出一种很不吉利的预感。

“不过请您容许我说一句……”他说，“我仍然不明白您的意思。……要知道少校是个不小的官品啊！”

“对！！”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您也……什么都不是了？”

少校光是摇一下手，开始对他讲菲尔卡这个坏蛋是怎样弄伤那匹马的蹄子的。他讲得很长，最后甚至把受伤的马蹄直送到他脸跟前，蹄子的伤处已经化脓，上面粘着一层马粪。可是维威尔托夫没有听明白，他心里迷迷糊糊，瞧着一切东西就像是从栅栏里望过去一样。他糊里糊涂地告辞，登上他的马车，绝望地叫道：

“到首席贵族家去！快一点！拿鞭子抽马！”

首席贵族，四等文官亚果狄谢夫住得不远。过了一个钟头光景，维威尔托夫已经走进他的书房，向他鞠躬了。首席贵族坐在沙发上，在读《新时报》[1]。他看见走进来的人，就点一下头，往圈椅那边指了指。

“我，大人，”维威尔托夫开口说，“本来应当首先向您介绍我自己，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官衔是什么，因此斗胆请求大人解释一下。……”

“对不起，最可敬的人，”首席贵族打断他的话说，“首先，您不要称呼我大人。我请求您！”

“您这是什么话呢。……我们是小人物。……”

“问题不在这儿，先生。这上面写着……”首席贵族说，用手指捅一下《新时报》，把它捅穿了，“这上面写着，对我们四等文官再也不能叫大人了[2]。这可是作为可靠消息报道的！好吧，不要就不要，先生！那就算了！您不要这样称呼我！用不着了！”

亚果狄谢夫站起来，高傲地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维威尔托夫吐出一口气，把帽子掉在地板上了。

“要是他老人家都倒了霉，”他暗想，“那么关于准尉和少校的事也就不必再问了。我还是走掉的好。……”

维威尔托夫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走出去，却把帽子忘在首席贵族的书房里了。过了两个钟头，他回到自己家里，脸色苍白，没戴帽子，脸上带着麻木的恐惧神情。他走下马车，胆怯地看一眼天空：太阳会不会也被废除了？他妻子看到他的模样，不由得暗暗吃惊，就不住问他，可是他对她问的那些话，光摇了一下手算是回答。……

有一个星期之久，他不喝，不吃，不睡，像发了疯似的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不断地思索。他的脸瘦下来，目光暗淡了。……他不跟别人谈话，也不为任何事找任何人。每逢阿陵娜·玛特威耶芙娜缠住他问这问那，他光是摇摇手，却不作声。……为了要他清醒过来，什么办法都想过！他们给他喝接骨木汤，让他“内服”长明灯里的油，叫他坐在烤热的砖头上，可是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他身体日益虚弱，对世事概不过问。最后，为了开导他，他们把大司祭巴福努契请来。大司祭费了半天唇舌，向他解释说目前的世道不是要贬低人，而是要抬高人，可是他撒下的良好种子都落在贫瘠不毛的土壤上了。他收下五卢布的酬劳费，就此走掉，什么成效也没有。

沉默了一个星期以后，维威尔托夫仿佛要开口说话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丑八怪？”他突然对哥萨克女人伊留希卡发脾气说，“你对我撒野好了！嘲笑我好了！用‘你’来称呼这个受屈的人好了！你幸灾乐祸吧！”

说完这些话，他哭起来，然后又沉默了一个星期。阿陵娜·玛特威耶芙娜决定给他放血。医士来了，给他放出两盘血，他似乎因而轻松了一点。放血后第二天，维威尔托夫走到他妻子睡着的床跟前，说：

“这件事，阿陵娜，我不能白白放过去。现在我横下一条心。……我的官品是我所应得的，谁也没有充分的权利来侵犯它。喏，我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我要给一个达官贵人写个呈文，下面署上名字：准尉某某，偏写上准尉。……明白吗？我要赌一赌气！偏写上准尉。……看他们怎么办！我就要赌一赌气！”

这个想法使得维威尔托夫极其满意，也眉开眼笑，甚至要求拿东西来吃了。现在他由于做出这个新决定而神清气爽，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恶毒地微笑着，悠然自得地说：

“就写准—尉。……我偏要赌一赌气！”

[1] 当时俄国的一种反动报纸。

[2] 按照帝俄官场的惯例，对四等以上的文官必须称呼“大人”。

达尔戈梅斯基[1]轶事

下面是有关亚·谢·达尔戈梅斯基的两件小小的真事，全是我从他的一个崇拜者和好朋友符·巴·布-夫那里听来的。

有一次，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和《旅行马车》的作者符·亚·索洛古布伯爵[2]到达莫斯科后，同一个时间在布先生的家里下榻。

有一天黄昏时分，伯爵躺在长沙发上看一本什么书，作曲家在房中央站着，正在沉思。

“你听我说，亚历山大·谢尔盖伊奇，”文学家对作曲家说，“劳驾，把蜡烛移到我近处，要不然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现在我不得不做一件标新立异的事，”达尔戈梅斯基说，从立柜上拿起蜡烛，放在符·亚·索洛古布面前一张小桌上，“我平时总是把蜡烛放在圣像面前，现在却不得不把蜡烛放在丑相[3]面前了。……”

有一个时期多疑的达尔戈梅斯基觉得俄罗斯音乐协会里以尼·格·鲁宾斯坦[4]为首的莫斯科分会对他抱着敌意。他就避免同协会的会长见面，即使相遇，也用冷淡和敷衍的态度回报他所臆想的敌意。尼·格·鲁宾斯坦留意到他的朋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却完全猜不出其中的缘故，最后归之于外人的挑拨中伤。

“我该怎么办？”有一回他同布先生谈话，大惑不解地说，“达尔戈梅斯基完全不理我了。他态度冷淡，皱起眉头像九月的天气一样，总是躲开我。……我对他做过什么错事？为什么他生我的气呢？”

“那你就对他解释一下好了。”布先生劝告说。

“这种事我哪能对他解释清楚呢？而且怎么解释呢？他老躲着我！”

“你等一下，我来安排就是。我把他约到我家里来，你就到这儿来对他解释一下。……你走到他跟前去，照这样亲热地拉住他的手，说：‘我亲爱的，为什么这样冷淡呢？真的，您要知道，我素来那么喜爱您，那么尊重您的才能。……’总之，说上一套这类的话，然后就拥抱他，吻他……亲亲热热的。……他的心就会软下来了！”

尼·格·鲁宾斯坦通盘采纳了这个计划。……应当说明一下：已故的达尔戈梅斯基是不乐意同男人接吻的。

“跟女人接吻倒还马马虎虎，”他说，“至于跟男人接吻，见鬼去吧！”

要惹得达尔戈梅斯基生气，使得他怒不可遏，只要有一个男人悄悄地溜到他跟前，亲一下他的脸就够了。……

“傻瓜！”他就会骂道，用他的衣袖擦一下被人吻过的地方，“你这傻瓜！蠢货！”

这场会晤照计而行。

“我亲爱的！”尼·格·鲁宾斯坦拉住作曲家的手，开口说，“看在上帝面上，您说一说吧，您是为了什么事生我的气的？我对您做过什么坏事呢？正好相反，我素来喜爱您，尊重您的才能。……”

鲁宾斯坦就拥抱达尔戈梅斯基，很快地吻一下他的嘴。可是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达尔戈梅斯基非但没有心软，反而挣脱他的拥抱，从房间里跑出去，一面对着协会的会长和布先生威严地骂了一声“傻瓜”。

后来他们两个人终于和解了。于是，由布先生开玩笑而安排的这场会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但惹得鲁宾斯坦发笑，也惹得达尔戈梅斯基本人发笑。

[1] 达尔戈梅斯基（1813—1869），俄国作曲家，音乐界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2] 符·亚·索洛古布（1813—1882），俄国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旅行马车》发表于1845年。

[3] 在俄语里“圣像”和“丑相”两个词在拼法和读音上都相近。

[4] 尼·格·鲁宾斯坦（1835—1881），俄国钢琴家和乐队指挥，俄罗斯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的创办人和主持人。——俄文本编者注

钱夹

有一天早晨天气晴和，三个流浪演员斯米尔诺夫、波波夫和巴拉巴依金，沿着铁路线，在枕木上走着，后来找到一个钱夹。他们打开钱夹，不由得大吃一惊，而且大为高兴，因为看见里面有钞票二十张、第二期有奖公债券[1]六张和三千卢布支票一张。他们先是高喊“乌拉”，然后就在路基上坐下，沉湎于欢乐之中。

“可是每个人能分摊到多少钱呢？”斯米尔诺夫计算着钱数说，“我的天啊！每人五千四百四十五卢布！好朋友，这么多的钱岂不把人活活地乐死！”

“我亲爱的朋友们，”巴拉巴依金说，“我为你们高兴胜过为我自己高兴。你们从此再也不会挨饿，再也不会光着脚走路了。我为艺术高兴。……首先，弟兄们，咱们到莫斯科去，直奔阿亚[2]：你，伙计，给我做齐四季衣服[3]。……我不愿意再演庄稼汉[4]，我要改演大少爷和阔公子的角色了。我要买各式各样的大礼帽。大少爷是要戴灰色大礼帽的。”

“现在该喝点酒，吃点菜来庆贺这件喜事才好，”男一号[5]波波夫说，“我们差不多吃了三天干粮，现在应当吃点好的了。……啊？……”

“是啊，那倒不坏，我亲爱的朋友们……”斯米尔诺夫同意说，“钱有很多，可是没有东西吃，我宝贵的朋友们。这么办吧，可爱的波波夫，你在我们当中最年轻，最灵活，你就从钱夹里取出一张一卢布的钞票来，跑一趟，去买点吃食来，我的好天使。……那边就是村子！你看见高岗后面有个白色教堂吗？大约有五俄里远，不会再多。……你看见吗？村子挺大，你在那儿什么都能买到。……你买一瓶白酒、一磅腊肠、两个面包和一条咸青鱼吧。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好朋友，我亲爱的。……”

波波夫取出一个卢布，准备动身。斯米尔诺夫眼里含着泪水，拥抱他，吻他三次，在他胸前画十字，叫他好朋友，天使，好人。……巴拉巴依金也拥抱他，为永恒的友谊发誓。直到他们三番四次表白过极其热情动人的衷曲后，波波夫才走下路基，迈开步子向远处乌黑的小村子走去。

“这可真是走了鸿运！”他在路上暗想，“俗语说得好：本来一个钱也没有，忽然发了一笔小财。现在我要回到我的故乡科斯特罗马城去，组织戏班子，盖一座自己的剧院。不过……如今这年月，五千卢布连一所像样的板房都盖不成。要是整个钱夹都归我所有，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我就会造出一座大剧院来，好得了不得。认真说来，斯米尔诺夫和巴拉巴依金哪能算是演员？他们是庸才，是戴小圆帽的蠢猪，是笨蛋。……他们有了钱，无非花在无聊的事情上，而我却会为祖国带来益处，并且使我的声名流芳千古。……那我就照这样办。……我干脆在白酒里下毒药。他们会死掉，可是另一方面，科斯特罗马城就会有一座俄国还没见识过的剧院。有一个什么人，大概是麦克-马洪[6]吧，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7]。而麦克-马洪是一个伟人呢。”

他一边走，一边这样思考，这时候他的旅伴斯米尔诺夫和巴拉巴依金却坐在那边，进行如下的谈话：

“我们的朋友波波夫是个挺好的小伙子，”斯米尔诺夫眼里含着泪水说，“我喜欢他，深深地敬重他的才能，热爱他，可是……你知道吗？这笔钱会把他毁掉的。……他要么拼命灌酒，把钱用光，要么去干坏事，弄得身败名裂。他那么年轻，对他来说，有钱还嫌太早呢，我的好朋友，我的亲人。……”

“是的，”巴拉巴依金同意道，跟斯米尔诺夫互相接吻，“这个小孩子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至于你和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有妻子儿女，是稳重的人。……对我和你来说，多一个卢布就会有很大的用处。……”他顿一下，“你猜怎么着，老兄？咱们不必多谈，不要婆婆妈妈了：咱们干脆把他干掉就是！……那样一来，你和我就能每人分摊八千。我们打死他后，到了莫斯科，就说他掉在火车底下，轧死了。……我也喜欢他，热爱他，不过话说回来，艺术的利益，我认为，是高于一切的。再者，他是个庸才，跟这块枕木一样笨。”

“你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斯米尔诺夫惊恐地说，“他多么好，多么诚实。……不过，另一方面，老实说，我的好朋友，他是十足的一头猪，是大混蛋，是阴谋家，是搬弄是非的小人，是老奸巨猾。……要是我们真的把他打死，他自己都会感激我们，我亲爱的，宝贵的。……为了不致太委屈他，我们不妨在莫斯科各报上登个动人的讣告。这也就够得上朋友的义气了。”

他们说到做到。……等波波夫从村子里带着食物回来，那两个同伴就眼里含着泪水，拥抱他，吻他，久久地对他说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后来却突然扑到他身上，把他打死了。为了掩盖罪迹，他们把死人放在铁轨上。……斯米尔诺夫和巴拉巴依金把拾来的钱平分后，颇为感动，互相说了些亲热的话，开始吃喝，充分相信他们的罪行是不会受到惩罚的。……然而美德永远胜利，恶行永远受罚。波波夫放在酒瓶里的毒药毒性很强：那两个朋友还没来得及喝第二口酒，就已经倒在枕木上，断了气。……过了一个钟头，有些乌鸦在他们上边飞翔盘旋，呱呱地叫。

教训：每逢演员们眼里含着泪水讲到他们亲爱的同事，讲到友谊和相互“团结”，每逢他们拥抱您，吻您，您可不要太心醉神迷啊。

[1] 这种公债券是到期还本的，另外并有中奖的机会。

[2] 当时莫斯科的一家著名服装店。

[3] 指演员自备的行头。——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麦克-马洪（1808—1893），法国反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担任过法国总统。——俄文本编者注

[7] 这是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的一个公式，常被伪善者所滥用。——俄文本编者注

乌鸦

一天傍晚，才六点钟光景，中尉斯特烈卡切夫在城里闲逛，走过一所三层楼大厦，偶尔抬头，看了一眼二楼上粉红色的窗帘。

“杜杜太太就住在这儿……”他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到她那儿去了。要不要去一趟呢？”

然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斯特烈卡切夫从口袋里取出钱包来，胆怯地往钱包里看一眼。他在那里面只看见一张一卢布钞票，揉得很皱，有煤油气味，另外还有一个纽扣，两个戈比，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钱太少。……嗯，那也没什么，”他暗自决定，“我进去一趟，坐一坐就走好了。”

过了一分钟，斯特烈卡切夫已经在前厅里站着，他的整个胸膛吸进浓重的香水味和甘油肥皂的气味。另外还有一种没法形容的气味，不过这在任何女性的所谓单人住宅里都可以闻到：那就是女人的巴楚莉[1]香水味和男人的雪茄烟味的混合。衣架上挂着几件女大衣和雨衣，另外还有男人的一顶亮晃晃的高礼帽。中尉走进大厅，看见那儿的景象跟去年一样：有一架钢琴，上面放着些破旧的乐谱；有一个小花瓶，里面插着些凋萎的花；地板上有些洒出来的果子露酒的污迹。……有一道房门通到客厅，另一道门通到杜杜太太的小房间，平时她在那个房间里睡觉，或者跟一个相貌颇像奥芬巴赫[2]的老舞蹈教师符龙吉一块儿玩辟开[3]。假如往客厅里瞧一眼，就会清楚地看见一道门，门里露出一张床的边沿，床上挂着粉红色薄纱帐子。杜杜太太的“养女”巴尔勃和布兰希就住在那儿。

大厅里什么人也没有。中尉往客厅走去，在那儿却看见一个活人。那是个年轻的男人，在圆桌旁边的长沙发上坐着，摊开了四肢。他头发硬得像鬃毛，蓝色的眼睛暗淡无光，额头上冒出冷汗，他那副模样像是刚从一个他觉得又黑暗又可怕的深坑里爬出来似的。他装束考究，穿一身新的花呢衣服，衣服上还带着熨过的痕迹。他胸前挂着表坠，脚上穿着红袜子和带纽扣的漆皮鞋。青年男子用拳头支着胖脸，眼光无神地瞧着他面前的一瓶矿泉水。这个房间另一张桌子上放着好几个瓶子和一个盘子，盘里盛着橙子。

花花公子看一眼走进来的中尉，不由得瞪大眼睛，张开嘴巴。大吃一惊的斯特烈卡切夫也后退一步。……中尉费了不小的劲才认出花花公子就是文书菲连科夫，而今天早晨他还在办公室里斥责过这个文书，怪他写的公文错字连篇，把“裁夺”写成“栽夺”了。

菲连科夫慢腾腾地站起来，两只手扶住桌子。这时候他眼睛一刻也不放松中尉的脸，内心紧张得连脸色都发青了。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斯特烈卡切夫厉声问他说。

“我，长官，”文书结结巴巴地说，低下眼睛，“今天这儿有人过生日。……在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度下，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的时候……”

“我问你：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中尉提高喉咙说，“而且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我，长官，感到自己不对，可是……如果考虑到在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度下，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再者我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就不能穿着低级职员的制服来给巴尔勃小姐庆贺生日，所以我穿上这身符合家庭惯例的衣服，因为我是世袭的荣誉公民。”

菲连科夫看见中尉的眼神变得越发气愤，就停住嘴，低下头，仿佛等着中尉打他的后脑壳似的。中尉张开嘴，想说一句“滚开”，可是这时候一个金发女人走进客厅来，穿着鲜黄色的宽大长衫，扬起眉毛。她认出了中尉，就尖叫一声，向他扑过去。

“瓦夏！军官！！”

文书看见巴尔勃（她是杜杜太太的养女）跟中尉亲热，就恢复常态，精神振作起来。他张开手指，从桌子后边跑出来，摇着手。

“长官！”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荣幸地来给这个可爱的人儿庆贺生日！这样的姑娘在巴黎也找不到！真的！一团火似的！我一下子花掉三百，给这个可爱的人儿做了件长衫过生日！长官，喝点香槟吧！为过生日的人干杯！”

“布兰希在哪儿？”中尉问。

“她刚出去，长官！”文书回答说，其实中尉不是问他，而是问巴尔勃，“一会儿就来！这个姑娘说一口法国话：阿俩康普莱奈，阿莱乌阿尔，康索美[4]！前些日子来了个科斯特罗马城的商人，一出手就给了她五百。……这可不简单，五百啊！我一千都肯给，不过首先要尊重我的性格！我说的对吗？长官，请！”

文书递给中尉和巴尔勃每人一大杯香槟酒，他自己喝下一杯白酒。中尉喝了酒，可是立时醒悟过来。

“你，我看，过分放纵了，”他说，“你走开，回机关去，对杰米扬诺夫说，叫他关你一天禁闭。”

“长官，也许，您认为我是个什么下等人吧？您是这样认为吗？主啊！可是要知道，我爸爸是世袭的荣誉公民，勋章获得者！我的教父，不瞒您说，是位将军。您认为，如果我是文书，我就是下等人？……请再喝一杯。……这种冒气的酒。……巴尔勃，干了它！你不用拘束，这点钱我还花得起。按照现代的文明，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将军的儿子或者商人的儿子跟庄稼汉一样当兵。我，长官，念过中学，念过专科学校，念过商业学校。……到处都把我开除了！巴尔勃，喝干！你把这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拿去，派人去买一打香槟酒来！长官，再喝一杯！”

杜杜太太走进来，这个女人又高又胖，生着一张鹰脸。相貌颇像奥芬巴赫的符龙吉跟在她身后，踩着碎步走进来。过了不大的工夫，布兰希也走进来，她是个娇小的黑发女人，年纪约摸十九岁，脸相严厉，生着希腊人的鼻子，大概是个犹太人。文书又丢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拿去都花了吧！热闹一下子！让我把这个花瓶打碎！我太激动了！”

杜杜太太开始讲话，说是现在任何一个清白的姑娘都能找到正派的配偶，说姑娘家喝酒是不相宜的，说如果她允许她的姑娘们喝酒，那也只是因为她希望他们是正派的男人，如果他们是另一种男人，那么就连她们坐在这儿她也是不会容许的。

中尉由于喝多了酒，又由于布兰希坐在身旁而头脑发晕，他忘记那个文书了。

“音乐！”文书用气急败坏的声调嚷道，“快点奏乐！根据第一百二十号命令，我要你们跳舞！说话轻点声！”文书继续扯大嗓门嚷着，却又觉得不是他自己在嚷，而是另外什么人在嚷，“说话轻点声！我要你们跳舞！你们得尊重我的性格！跳卡楚查[5]！卡楚查！”

巴尔勃和布兰希同杜杜太太一起商量了一下，符龙吉老人就在钢琴旁边坐下来。跳舞开始了。菲连科夫跺着脚打拍子，眼睛盯住那四只女性的脚的动作，乐得大叫起来，像马嘶似的。

“加油啊！对！带点感情！抬起腿呀，别像冻僵了似的！”

过了一会儿，全班人马坐上几辆马车到“乐园”[6]去了。菲连科夫跟巴尔勃同乘一辆马车，中尉跟布兰希同车，符龙吉跟杜杜太太同车。在“乐园”里他们占据一张饭桌，叫了晚饭。在这儿菲连科夫喝得大醉，声调变得沙哑，连摇胳膊都没有力气了。他坐在那儿，脸色阴沉，着眼睛，仿佛要哭似的，说：

“我是什么？难道我是人吗？我是乌鸦[7]！什么世袭的荣誉公民……”他讥诮自己说，“你是乌鸦，不是公……公民。”

中尉已经醉得迷迷糊糊，几乎不理会文书了。只有一次他在迷雾中看见文书的醉脸，皱起眉头说：

“我看，你太放纵了。……”

然而他立刻失去思考能力，跟文书碰杯。

他们从“乐园”里出来，又到“克烈斯托夫花园”[8]去。在这儿，杜杜太太同那些年轻人告别，说她充分信任这两个男人的正派，说完就跟符龙吉一块儿走了。随后，他们为了提神而叫了咖啡，在咖啡里搀上白兰地和果子露酒。后来他们又叫了克瓦斯和白酒以及鱼子酱。文书把鱼子酱擦在自己脸上，说：

“我现在成了阿拉伯人，或者像是恶魔了。”

第二天早晨中尉往他的办公室走去，感到脑袋里装满了铅，嘴巴又燥又干。菲连科夫在他的位子上坐着，穿着文书的制服，用颤抖的手把公文钉在一起。他闷闷不乐，那张脸显得不平整，像是铺路的鹅卵石。他的硬头发乱蓬蓬的，眼睛昏昏沉沉，张不大开。……他见到中尉，就吃力地站起来，叹一口气，立正行礼。中尉心里有气，再加上宿醉未醒，就扭转身去，做他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沉默持续了十分钟光景，可是后来他的眼睛遇到文书失神的眼睛，在那对眼睛里看到了一切：那红色的窗帘，那闹得人心里乱糟糟的舞蹈，那“乐园”，那布兰希的侧影。……

“在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度下……”菲连科夫喃喃地讲起来，“在教授们甚至……也要当兵的时候……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甚至有了出版自由的时候……”

中尉本想骂他一顿，把他打发到杰米扬诺夫那儿去，然而他摇了摇手，轻声说：

“见你的鬼！”

说完，他就从办公室里走出去了。

[1] 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所产的一种唇形科植物，叶子含有香精油。

[2]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小歌剧大师。

[3] 一种纸牌戏。

[4] 法语的读音，意思是“您明白吗，再见，肉汤”。

[5] 西班牙的一种民间舞蹈。

[6] 当时莫斯科的一家豪华的饭店。

[7] 借喻“蠢货”。

[8] 莫斯科的另一家大饭店。

集锦

有个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夫伯爵，是任性胡为的俄国人，以家族古老而极度自傲，极力证明他的家族历史最为悠久。……他不满足于历史资料和他所知道的关于他祖先的种种事迹，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两张一男一女形影模糊的旧照片，吩咐人在一张照片底下写上“亚当[1]·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夫”，在另一张照片底下写上“夏娃[2]·鲁别茨-奥特卡恰洛娃”。……

另一个伯爵是因个人立功而获得伯爵头衔的，有人问为什么他的轿式马车上没有印伯爵的家徽。

“那是因为我的轿式马车比我的伯爵头衔古老得多。……”

一个地主庄园的总管报告他东家说，邻居们常到他的土地上来打猎。他要求东家允许他禁止再有这类放肆的行为发生。……

“算了吧，老兄！”地主摇一下手说，“我有朋友比有兔子愉快得多。”

一个精神很不集中却又喜欢提出父辈忠告的调解法官，有一回问在他那儿受审的窃贼说：

“您怎么会下决心去偷东西的？”

“肚子饿呀，老爷！要知道，饥饿甚至能把狼从树林里赶出来！”

“不对，它应该干活！”法官厉声说道。

地方法院检察官认出被告是他的小学同学，就顺便问一句：他知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情况如何？

“除了您和我以外，所有的同学都在做苦工[3]。”被告回答说。

[1] 按照基督教传说，神所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叫亚当，第一个女人叫夏娃，见《旧约·创世记》。

[2] 按照基督教传说，神所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叫亚当，第一个女人叫夏娃，见《旧约·创世记》。

[3] 帝俄时代监狱中的一种处罚。

皮靴

钢琴调音师穆尔金是个脸色发黄、胡子刮光的人，鼻子上粘着鼻烟，耳朵里塞着棉花。他从公寓房间里走出来，站在过道上，用破锣般的嗓音嚷道：

“谢敏！茶房！”

要是有人瞧见他惊恐的脸色，就可能以为天花板上的灰泥砸到他身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他刚刚在房间里见到了幽灵。

“求上帝饶恕吧，谢敏！”他看见茶房向他跑过来，就嚷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个有病的人，害着风湿症，可是你却逼我光着脚出门！为什么你直到这时候还没有把皮靴拿给我？那双皮靴在哪儿？”

谢敏走进穆尔金的房间，瞧了瞧他往常安放他擦好的皮靴的地方，搔一下后脑壳：那双皮靴果然不在那儿。

“那么它们会在哪儿呢，该死的东西？”谢敏说，“昨天傍晚我好像已经擦好那双靴子，把它放在这儿了。……嗯！……昨天，老实说，我喝了点酒。……多半我把它放在别的房间里了。一定是这样，阿法纳西·叶果雷奇，放在别的房间里了！当时有那么多双皮靴，而我又喝醉了酒，糊里糊涂，鬼才分得清哪一双是谁的。……大概我放到隔壁的太太的房间里……放到女演员的房间里去了。……”

“那可好，都因为你，我现在却要去惊动那位太太！那可好，为了这么点小事，我要去叫醒一个规矩的女人！”

穆尔金不住地叹气，咳嗽，走到隔壁房间门口，小心地敲门。

“谁呀？”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

“是我，太太！”穆尔金用悲凉的声调开口说，按照骑士同贵妇人讲话的那种姿势站在那儿。“请原谅我来打搅，太太，我是个有病的人，害着风湿症。……太太，大夫吩咐我脚上要穿暖，特别是因为我现在就要到将军夫人谢威里岑娜雅家里去调理钢琴。我不能光着脚走到她家里去！……”

“可是您有什么事？什么钢琴？”

“不是钢琴，太太，而是关于皮靴的事！谢敏这个糊涂虫擦完我的皮靴，一时弄错，放到您的房间里去了。太太，请您费心把我的皮靴拿给我！”

房间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下床的声音、趿拉拖鞋的声音，这以后房门微微打开，一只女人的胖胖的小手把一双皮靴丢在穆尔金脚跟前。钢琴调音师道过谢，往他的房间走去。

“奇怪……”他一面穿皮靴，一面嘟哝说，“好像这一只不是右脚的靴子。是啊，这两只都是左脚的靴子！两只左脚的！你听我说，谢敏，这不是我那双靴子！我那双靴子有红色的拉襻，没有打过补丁，这一双却破破烂烂，没有拉襻！”

谢敏拿起那双皮靴，放到眼睛跟前，翻来覆去看了几次，皱起眉头。

“这是巴威尔·亚历山德雷奇的皮靴……”他斜起眼睛瞧着，叽咕说。

他的左眼是斜视的。

“哪个巴威尔·亚历山德雷奇？”

“是个男演员。……他每星期二都到这儿来。……看样子，他没穿他的皮靴，却把您的穿走了。……可见我把两双皮靴，他的和您的，都放在那个房间里了。伤脑筋！”

“那你拿去换来！”

“您说得好轻巧！”谢敏冷笑道，“‘你拿去换来’。……可现在叫我到哪儿去找他？他已经走了一个钟头。……到野外去找风吧！”

“那么他住在哪儿？”

“谁知道！他每星期二都到这儿来，至于他住在哪儿，我们却不知道。他来了，住上一夜，然后你就得等到下个星期二。……”

“看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瞧，现在我可怎么办！我现在正要到将军夫人谢威里岑娜雅家里去，你这该死的！我的脚已经受冻了！”

“要换这双皮靴也等不了多久。您先穿上这双皮靴，一直穿到傍晚，然后您到戏院去。……在那儿您找男演员勃里斯达诺夫。……要是您不愿意到戏院去，那就只好等到下个星期二。他只有星期二才到这儿来。……”

“可是为什么这是两只左脚的靴子呢？”钢琴调音师嫌恶地动手穿那双皮靴，问道。

“上帝赐给他什么，他就穿什么呗。这都是因为穷。……一个当演员的，到哪儿去找皮靴穿呢？……我说：‘瞧瞧您这双皮靴，巴威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简直是丢脸！’他就说：‘你少说废话！我一说出来，管保吓得你脸色发白！我演伯爵和公爵就是穿这双皮靴！’怪人！一句话，他是个戏子。如果我是省长或者什么长官，我就会把这些演员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牢里去。”

穆尔金不住地嗽喉咙，皱眉头，把两只左脚的靴子勉强套在脚上，一瘸一拐地往将军夫人谢威里岑娜雅家里走去。他在城里走了一整天，调整钢琴的音律，这一整天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瞧他的脚，看他脚上那双打了补丁和歪了后跟的皮靴！除了精神上的痛苦以外，他还遭到肉体上的痛苦：一只脚磨出水泡来了。

傍晚他走进戏院。那儿在上演《蓝胡子》[1]。一直到最后一幕开场以前，而且多亏他认识的吹长笛的乐师说情，他才得到许可，走到后台去。他走进男化妆室，在那儿见到全体男演员。有的在换衣服，有的在搽油彩，有的在吸烟。蓝胡子跟国王包贝希站在一块儿，拿着一支手枪给国王看。

“你买下吧！”蓝胡子说，“这是我在库尔斯克城碰上好运气，花八卢布买下的。嗯，我把它让给你，只要你出六卢布就成。……百发百中！”

“你要小心点。……要知道，这枪已经装上子弹了！”

“我能见见勃里斯达诺夫先生吗？”走进来的调音师问道。

“就是我！”蓝胡子回转身去对他说，“您有什么见教？”

“请原谅我来打搅，先生，”钢琴调音师用恳求的声调开口说，“不过，请您相信……我是有病的人，害着风湿症。……大夫吩咐我脚上要穿暖。……”

“可是，说真的，您有什么事？”

“您要知道，先生……”调音师继续对蓝胡子说，“那个……昨天晚上您住在商人布赫捷耶夫的公寓……六十四号房间里。……”

“咦，你胡扯些什么呀！”国王包贝希冷笑道，“住在六十四号房间里的是我的妻子！”

“您的妻子？很高兴，先生……”穆尔金说，微微一笑，“就是她，您的妻子，亲手把他的皮靴交给我的。……他，”调音师指着勃里斯达诺夫说，“他从她那儿走掉以后，我发现皮靴不在了，就找起来……您知道，我就叫茶房，茶房说：‘先生，我把您的皮靴放在隔壁房间里了！’他当时喝醉了酒，一时出错，把我的和您的皮靴，”穆尔金转过脸去对勃里斯达诺夫说，“都放在六十四号房间里了。可是您从他太太那儿走掉的时候，把我的皮靴穿走了。……”

“您说的都是什么话！”勃里斯达诺夫说，皱起眉头，“您是到这儿来造谣中伤还是怎么的？”

“一点也不是！上帝保佑我不干这种事！您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先生。……我到底说的是什么？说的是皮靴！您不是在六十四号房间里过夜的吗？”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先生。”

“那么您在那儿看见我了？”

“没有，先生，我没有看见，”穆尔金极其慌张地回答说，同时坐下来，赶紧脱掉皮靴，“我没有看见，先生，可是您的皮靴，喏，就是他的太太丢给我的。……这不是我的皮靴，先生。”

“先生，您究竟有什么权利反复地说这类话？姑且不谈我，您还侮辱了那个女人，而且是当着她丈夫的面！”

后台掀起了轩然大波。国王包贝希，那个受到侮辱的丈夫，忽然满脸通红，而且用尽平生的力气，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弄得隔壁化妆室里的两个女演员感到头都晕了。

“你相信这些话？”蓝胡子对他嚷道，“你相信这个坏蛋？哼哼！你要不要我把他像狗似的打死？要吗？我会把他打成一块煎牛排！我要把他剁成肉酱！”

凡是那天傍晚在夏季剧院旁边市立公园里游逛的人，至今常常讲起第四幕戏开演之前，他们看见一个光着脚的人从剧院里窜出来，沿着大道飞奔而去，那个人脸色发黄，目光充满恐惧。在他后面，有个身穿蓝胡子服装的男人追上去，手里拿着枪。至于以后出了什么事，就没有人看见了。大家只知道穆尔金同勃里斯达诺夫相识后，在床上卧病两个星期，除了说“我是个有病的人，害着风湿症”外，又加上一句话：“我是个受伤的人。”……

[1] 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根据法国作家彼罗的童话《蓝胡子的七个妻子》改编的一个小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我的“她”

按照我父母和上司的权威说法，她出世比我早。他们的话对不对，另当别论，我只知道我有生以来没有哪一天不属于她，不感到处处在她的威力之下。她日日夜夜不离开我，我也没有表示过要同她分开的意思，因此这种结合是坚实牢固的。……然而您不要嫉妒，年轻的女读者！……这种打动人心的结合给我带来的，除了不幸以外，一无所有。第一，我的“她”日日夜夜不放松我一步，不容许我专心工作。她妨碍我读书，写作，游玩，欣赏自然景物。……我正在写这几行，她却老是捅我的胳膊肘，每时每刻引诱我到床上去，不下于古代的克娄巴特拉[1]引诱古代的安东尼[2]。第二，她像法国妓女一样害得我倾家荡产。我由于爱她而牺牲了一切：事业、名誉、舒适的生活。……多承她厚爱，我才穿得破破烂烂，住在租价便宜的公寓房间里，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用淡墨水写字。她吞噬了一切，一切，这个永不餍足的东西！我憎恨她，藐视她。……早就应该跟她分手了，然而我却至今没有同她分手，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律师们办离婚案要收费四千。……我们目前没有孩子。……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行啊。……她的名字富于诗意，使人联想到莉莉雅、列丽雅、涅丽。……

她叫“懒惰”。

[1] 克娄巴特拉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女王，后来同罗马的统帅和政治活动家马可·安东尼结合。

[2] 克娄巴特拉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个女王，后来同罗马的统帅和政治活动家马可·安东尼结合。

神经

建筑师德米特利·奥西波维奇·瓦克辛从城里回到他的消夏别墅里，头脑中充满刚刚经历过的招魂会[1]的新鲜印象。瓦克辛脱掉衣服，孤零零地在床上躺下（他的太太瓦克辛娜出外做三一节礼拜去了），不由自主地想起刚才他耳闻目睹的种种事情。认真说来，刚才并不是正式开了一个招魂会，然而这个傍晚却是自始至终在可怕的谈话中度过的。先是某某小姐无端地讲起如何猜测人的心思。后来大家不知不觉地从心思谈到灵魂，从灵魂谈到幽灵，从幽灵谈到被活埋的人。……某某先生朗诵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讲的是死人在棺材里翻了个身。瓦克辛本人要来一个小碟，给小姐们表演应该怎样做才能同灵魂谈话。他顺便把他的舅舅克拉夫季·米龙诺维奇招来，暗自问他：“现在我该不该把那所房子转到我妻子名下？”对这个问题，他的舅舅回答说：“只要时机适当，干什么都好。”

“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且……可怕的事……”瓦克辛躺在被子里暗想，“可怕的并不是死人，而是这种难解的疑团。……”

时钟敲了夜间一点钟。瓦克辛翻了个身，从被子里伸出头来，看一眼圣像前面那盏小灯的蓝色火苗。火苗摇摇闪闪，朦胧地照着神龛和挂在床对面他舅舅克拉夫季·米龙诺维奇的大照片。

“万一我舅舅的阴魂在这种昏暗当中出现，那可怎么得了？”这个想法在瓦克辛的头脑里闪过，“不，这不可能！”

幽灵是迷信，是不够成熟的智慧的产物，然而瓦克辛仍旧把被子拉过来，蒙上他的头，把眼睛闭紧点。他脑海里闪过在棺材里翻身的死尸，掠过许多人的影子：他那死去的岳母、一个悬梁自尽的同事、一个淹死的姑娘。……瓦克辛想把那些阴郁的思想从脑子里赶出去，可是他越是用力赶，那些形象反而越鲜明，他的想法也越可怕。他不由得毛骨悚然。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像个小孩子那么害怕。……愚蠢！”

“滴答……滴答……滴答”，时钟隔着一堵墙响起来。在本村墓场的乡村教堂里，看守人在敲钟。钟声缓慢而凄凉，听着揪心。……瓦克辛的后脑壳上和脊梁上起了鸡皮疙瘩。他觉得他脑袋上方似乎有个人在呼呼地喘气，仿佛他舅舅从镜框里走出来，弯下腰凑近他的外甥了。……瓦克辛心惊胆战，难忍难熬。他吓得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最后，一只小金虫飞进敞开的窗口，在他床的上方嗡嗡地飞叫，他就再也受不住，拼命拉铃，要叫人来。

“戴梅特利·奥西培奇[2]，您有什么事？[3]”过了一分钟，女家庭教师的说话声在门外响起来。

“哦，是您呀，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瓦克辛高兴地说，“您何必费心呢？加夫里拉会来的。……”

“加夫里拉，您自己，打发，进城去了。格拉菲拉，不知在哪儿，傍晚出去了。……没有人，在家。……您到底有什么事？[4]”

“我，好女人，有话要跟您说。……那个。……可是您走进来嘛，不用拘束！我这儿挺黑。……”

身材壮实、两颊绯红的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走进寝室来，站住，摆出等候的姿势。

“请坐，好女人。……您要知道，事情是这样的。”瓦克辛说着，心里暗想：“我该请求她办一件什么事呢？”瓦克辛斜起眼睛看一下他舅舅的照片，感到他的心渐渐安定下来，“我，认真说来，想托您这样一件事。……明天仆人进城的时候，请您不要忘记吩咐他，要他……那个……顺便去买一点卷烟纸。……可是您请坐下！”

“卷烟纸！好！您另外还有什么事？[5]”

“我要……[6]我什么也不要了，不过……您倒是坐下呀！我会再想起点什么来的。……”

“姑娘家，站在，男人房间里，不像样。……您，我看，戴梅特利·奥西培奇，是调皮的人……开玩笑。……我明白。……为买，卷烟纸，不会叫醒人。……我明白。……”

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回转身，走出去。瓦克辛同她谈过话，略微定下心来，为自己这样胆小而害臊，就拉过被子来蒙住头，闭上眼睛。有十分钟光景，他觉得太平无事，可是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又钻进他的脑子里来了。……他啐了口唾沫，摸到火柴，没有睁开眼睛就点上了蜡烛。然而就连亮光也无济于事。瓦克辛那受惊的想象力使他觉得墙角上似乎有个什么人在看他，他舅舅似乎在眼。

“我要再拉铃叫她来，见她的鬼……”他暗自决定，“我就对她说我病了。……我要点药水。”

瓦克辛拉铃。没有人应声。他又拉一次铃，于是，仿佛为了回答他的铃声似的，本地的墓场上响起了钟声。他满心害怕，周身发凉，一口气跑出寝室门外，在胸前画个十字，骂自己胆小，光着脚，只穿着贴身衣裤，往女家庭教师的房间飞奔而去。

“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他敲着房门，用颤抖的声音说，“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您……睡了？我……那个……病了。……要药水！”

没有人应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我求求您……您明白吗？我求求您！我不明白，何必这么……死板呢，特别是如果人家……有病？您，说真的，多么一本正经[7]啊。在您这种年纪……”

“我要告诉，您的太太。……您不让，规矩的姑娘，消停。……当初，我住在，安齐格男爵家里，男爵到，我这儿来，要找火柴，我就，明白……我一下，就明白了，要火柴，是什么意思，我就对，男爵夫人说了。……我是个规矩的姑娘。……”

“哎，您规矩不规矩跟我什么相干？我有病……我要药水。您明白吗？我有病！”

“您的太太，是规矩的，好女人，您应该，爱她。是的[8]！她高尚！我不愿意，做她的情敌！”

“您是傻瓜，就是这么回事。您明白吗？傻瓜！”

瓦克辛倚着门框，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开始等待他的恐惧心情消散。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看灯光摇闪，看他的舅舅在镜框里睁着眼睛瞧他。可是照这样只穿着贴身衣服，站在女家庭教师房门旁边，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妥当。该怎么办呢？时钟敲了两下，他的恐惧心情却还没有消散，也没有减轻。过道里黑沉沉的，每个角落里都好像有个乌黑的东西向外张望。瓦克辛扭过脸去对着门框，可是他顿时觉得似乎有个什么人在他后面轻轻拉他的衬衫，伸出手摸他的肩膀。……

“见鬼。……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

没有人应声。瓦克辛迟疑不决地推开房门，往房间里看一眼。贞洁的德国女人睡得很安稳。一盏小小的夜灯照亮她那沉重而显得颇为健康的身体的轮廓。瓦克辛走进房间，在房门旁边放着的一口藤箱上坐下。有个睡熟然而活着的人在旁边，他就感到心头轻松点了。

“让她去睡吧，这个德国佬……”他暗想，“我在她这儿坐一会儿。等到天亮我就走。……现在天亮得早了。”

瓦克辛一面等天亮，一面蜷起身子在藤箱上躺下，把一只手枕在脑袋下面，开始沉思。

“嘿，神经的作用真是非同小可！我这个人总算智力发达，有思考能力，可是另一方面……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叫人害臊呢。……”

他听着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的轻微平稳的呼吸声，不久就完全定下心来。……

早晨六点钟，瓦克辛的妻子做完三一节的弥撒回来，在寝室里没找到丈夫，就往女家庭教师的房间走去，想向她要几个零钱，付给出租马车的车夫。她走进德国女人的房间，却看见一幅画面：床上睡着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热得摊开了四肢，而离女家庭教师一俄丈远，她的丈夫躺在一口藤箱上，身子缩成一团，睡得平平稳稳，不住地打鼾。他光着脚，只穿着贴身衣裤。至于他妻子说了些什么话，丈夫醒来后露出一副什么样的蠢相，我要留给别人去描写。反正我是无能为力，只好放下武器了。

[1] 在这种会上进行一种迷信活动：把死人的灵魂招来，与活人通信息。

[2] 说错，应为德米特利·奥西波维奇，说明这个德国女人不大会说俄国话。

[3] 原文为德语。

[4] 原文为德语。

[5] 原文为德语

[6] 原文为德语

[7] 原文为德语。

[8] 原文为德语。

别墅的住客

在别墅区火车站的月台上，有一对新婚夫妇在散步。他搂住她的腰，她依偎着他，两个人都感到幸福。月亮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瞧着他们，皱起眉头：大概它心里嫉妒，为它那寂寞的而且谁也不需要的处女生活感到懊丧吧。纹丝不动的空气里饱含着丁香花和稠李花的香气。铁道对面，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长脚秧鸡在叫。……

“多么好，萨沙，多么好啊！”妻子说，“真的，这简直跟做梦似的。你看，那个小树林显得多么安适而亲切！那些坚固而沉默的电线杆子多么可爱！它们，萨沙，给四周的景物添了生气，它们在说：那边，在一个什么地方，有许多人……有文明。……每逢清风轻轻地把奔驰的火车的响声送到你耳边来，难道你不感到高兴吗？”

“是的。……不过，你的手多么热！这是因为你激动，瓦丽雅。……今天我们的晚饭有些什么菜？”

“有冷杂拌汤，有子鸡。……那只子鸡够我俩吃的了。城里有人给你带来了沙丁鱼和咸鱼肉。”

月亮仿佛闻了一撮鼻烟似的，藏到云层里面去了。人类的幸福使它联想到它的孤独生涯，联想到它在树林和山谷后面那张孤零零的床。……

“火车开来了！”瓦丽雅说，“多好啊！”

远方露出三只火红的眼睛。这个小火车站的站长走到月台上来。那两道铁轨旁边，这儿那儿地闪着信号灯的灯光。

“我们把这趟火车送走，就回家去，”萨沙说，打了个呵欠，“我和你生活得真好，瓦丽雅，好得简直叫人没法相信！”

一个乌黑而可怕的庞然大物不出声地朝月台爬过来，停住了。半明半暗的车窗里闪过睡意蒙眬的脸、帽子、肩膀。……

“啊！啊！”一个车厢里传来说话声，“瓦丽雅跟她丈夫来接我们了！那就是他们！瓦丽雅！……瓦丽雅！啊！”

两个小姑娘从车厢里跳下来，搂住瓦丽雅的脖子。她们后面出现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太太和一个又高又瘦的先生，留着白色连鬓胡子，随后是两个男中学生，身上背着行李，中学生后面是个女家庭教师，女教师后面还有个老奶奶。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好朋友！”留着连鬓胡子的先生握了握萨沙的手，开口说，“也许你等急了吧！恐怕你在骂舅舅不来了！这是柯里亚、柯斯嘉、尼娜、菲法……我的孩子们！你们来吻表哥萨沙！我们全班人马都到你这儿来了，住上这么三四天。我想，我们不致给你们添麻烦吧？你可千万不要讲客气。”

那对夫妇看见舅舅和他一家人，吓得心惊肉跳。在舅舅讲话和大家互相接吻的时候，萨沙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他和他的妻子把他们的三个房间、枕头、被子统统让给客人们，那些咸鱼肉、沙丁鱼、冷杂拌汤一刹那间吃得精光，表弟们摘掉花朵，泼翻墨水，吵吵闹闹，舅母成天价讲她的病（绦虫病和心口痛），讲她在娘家原是冯·芬契赫男爵小姐。……

萨沙带着憎恨的神情瞧他的年轻的妻子，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他们是来看你的……见他们的鬼！”

“不，他们是来找你的！”她回答说，脸色苍白，也露出憎恨和气愤的神情，“这不是我的亲戚，是你的！”

说完，她转过身去对着客人们，带着殷勤的笑容说：

“欢迎！”

月亮又从云层里飘游出来。它似乎在微笑，好像心里高兴，因为它总算没有亲戚。这时候萨沙扭过脸去，免得让客人们看见他那气愤绝望的脸色，同时，给他的声调添上一种快活而温和的口气，说：

“欢迎！欢迎，亲爱的客人们！”

谈鱼

谈小问题的大文章

我们今天这篇非常重要的论文是献给那些不幸的别墅住客的，他们养成了习惯，喜欢在钓竿的这一头坐着，而在那一头拴上钓丝和软虫。……我们给钓鱼的人写了整整一篇论文，提供各种意见（而且不用您出钱，请注意）。为了让我们的文章多添一点严肃性和学术性，我们庄重地把它分为章节，列成条目。

（一）捕鱼要在大洋、深海、湖泊、河流、池塘里进行。在莫斯科近郊，也可在水洼和沟渠里进行。

附注：最大的鱼可在活鱼店里捕到。

（二）钓鱼必须远离居民区，否则就有钓到正在游泳的别墅住客的脚丫子之虞，要不然就会听到这样的话：“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钓鱼？莫非您要挨一通揍？”

（三）在抛出钓钩之前，先将食饵安在钓钩上，至于用什么样的食饵，悉听尊便，要依鱼的种类而定。……钓鱼而不用诱饵也未尝不可，因为反正你是什么也钓不着的。

附注：凡姿容秀丽，坐在岸边垂钓而其目的只在于吸引求婚者注意的别墅女客，可以不用诱饵钓鱼。然而，凡是姿容不秀丽的别墅女客，则必须使用诱饵：十万，二十万，或者诸如此类[1]。……

（四）坐着垂钓的时候，不可摇手，不可踢腿，不可喊救命，因为鱼是不喜欢喧哗的。钓鱼无须乎特别的技术：如果漂子不动，那就是说鱼还没有上钩；假如它动了，那你就洋洋得意吧：鱼儿开始来尝你的诱饵了。倘或它一沉到底，你也不必费力去拉它，因为横竖你是怎么也拉不上来的。

我们论文的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已经阐发无余（毫无遗漏）。下一次我们将详细说明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在莫斯科混浊的水里可以捕到哪几种活蹦乱跳的鱼。

在上一期《闹钟》[2]的《别墅专号》里，我们以不可测度的深刻性和不可思议的学术性“一举而解决了”捕鱼的方法问题。如今我们转到论文的另一部分，谈一谈鱼的种类。

在莫斯科近郊可以钓到下列各种鱼：

（一）狗鱼。这种鱼不好看，不鲜美，然而谨慎，沉稳，对它的狗鱼权利深信不疑。它一路上碰到什么就吃掉什么：鱼呀、虾呀、青蛙呀、鸭子呀、婴儿呀……无一幸免。每条狗鱼单独吃掉的鱼，远比叶果罗夫饭馆全体顾客吃掉的多。它从来也没有吃饱的时候，经常抱怨时运不佳。每逢人家向它指出它的贪婪，指出小鱼的悲惨处境，它就说：“你再对我说这种话，那你就会很快落到我的肚子里去！”不过，每逢大官对它指出这类情况，它就声明说：“哎哎，大老爷，如今谁不吃小鱼呀？自古以来就定下了这样的章法：我们狗鱼总得吃饱肚子嘛。”每逢有人吓唬它，说要把这种事登到报纸上去，它总是说：“我才不在乎呢！”

（二）大头。它是鱼当中的知识分子。彬彬有礼，灵活敏捷，相貌英俊，生着很大的额头。它身为许多慈善团体的成员，感情丰富地朗诵涅克拉索夫的诗，痛骂狗鱼，不过它吃起小鱼来，那胃口倒也不下于狗鱼。同时它又认为消灭鱼和似鱼[3]乃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必要，一种时代的要求。……每逢人家在私下的谈话当中责备它言行不一致，它总是叹口气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呀，老兄！鱼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过毫无危险的生活的地步。再者，您也会同意，要是我们不吃它们，那我们反过来能给它们什么呢？”

（三）江鳕。这种鱼沉重，笨拙，像剧院售票员那么冷漠。它以肝脏巨大闻名，由此可以断定它爱喝酒。它生活在水底的隐木下面，吃各种杂食。论本性，它是食肉的，然而有尸肉、软虫和青草可吃，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哪能跟狗鱼和大头相比呢？我们只能有什么就吃什么。只要能有东西吃，就谢天谢地了。”一旦上了钩，它就像一根木头似的被人拖出水来，一点抗议的表示也没有。……它对一切事情都是满不在乎的。……

（四）鲈鱼。这是一种美丽的小鱼，牙齿极尖。性情凶恶。公鱼做剧团经理，母鱼办音乐会。

（五）棘鲈。这是一种活泼伶俐的鱼，自以为大自然给了它一种“特惠权”，使它借以避免狗鱼和大头的袭击，可是仍然不免于常常被人捉住，烧成鱼汤。

（六）鲫鱼。它在厚层的水藻里栖息，打盹儿，等着狗鱼来吃它。它从小习惯于一种想法：只有用油把它煎过以后，它才称心。俗谚说：“海里有狗鱼，就是叫鲫鱼别打盹儿。”然而这个谚语鲫鱼却是在有利于狗鱼的意义上去理解的[4]。……

“我们应该夜以继日地准备让狗鱼先生满意。……没有它老人家的恩惠可不行啊。……”

（七）鱼。它是当铺、下等夏季杂耍场、前厅[5]里的常客。它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沿线任职，常给狗鱼写感谢信，日日夜夜辛苦工作，好让大头能穿上熊皮大衣。

（八）斜齿鳊。这是一种小鱼，几乎害上痨病，常演跑龙套的角色而挨冻，或者给大杂志提供质量很差的译文。它们大量被狗鱼和鲈鱼吃掉。母鱼常同江鳕和冬穴鱼姘居。

（九）冬穴鱼。这是一种懒散的、流着口涎的、软弱无力的鱼，穿着墨绿色文官制服，一直任职到领养老金为止。它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愚弄鲫鱼，为便秘而就医。

（十）似鱼。这种鱼是用苍蝇做饵就可以捉到的。它是乞丐。

（十一）鳊鱼。它在大道旁边开小饭铺，承包工程。它装出吃素的样子。它吃完小鱼，就赶快擦一擦嘴唇，免得“老爷们”看出来。……

[1] 指俄国上层社会女方付给男方的陪嫁钱。

[2] 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幽默杂志，本文发表于该杂志1885年第23和第25期上。

[3] 这两种都是小鱼。

[4] 这个谚语的原意在于警告弱者提防强者。

[5] 指穷人去向富人请求资助的时候，常要在富人的前厅里等候接见。

步步高[1]

省政府顾问官陀尔包诺索夫有一次因公出差到彼得堡，偶尔参加芬加洛夫公爵的晚会。在晚会上，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无意中遇见学法律的大学生谢波特金，这个人五年前做过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他在晚会上没有别的熟人，由于闲得无聊，就走到谢波特金跟前。

“您这个……那个……您怎么到这儿来的？”他问，凑着空拳头打呵欠。

“跟您一样。……”

“其实，不见得跟我一样……”陀尔包诺索夫说，皱起眉头，打量谢波特金，“嗯……那个……您的景况怎么样？”

“还可以。……我已经大学毕业，目前在波多康尼科夫手下担任特任官。……”

“是吗？这在一开头倒是不坏的。……不过……呃呃……请您原谅我提出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担任这个职务能挣多少钱？”

“八百卢布。”

“哼！……连买烟的钱都不够……”陀尔包诺索夫喃喃地说，又用高高在上的口气讲话。

“当然，要在彼得堡过不寒酸的生活，这点钱是不够的，不过，除此以外，我还担任乌加罗-杰包希尔铁路局的秘书。……这个职务使我挣到一千五。……”

“哦，哦，既是这样，当然……”陀尔包诺索夫打断他的话说，同时脸上显出一种近似眉开眼笑的神情，“顺便问一句，我最亲爱的，您是怎样跟这家的主人认识的？”

“很简单，”谢波特金淡漠地回答说，“我原是在御前大臣洛德金家里遇见他的。……”

“您……常到洛德金家里去？”陀尔包诺索夫说，睁大了眼睛。

“经常去。……我同他的侄女结了婚。……”

“同他的侄女？嗯。……了不起。……我，您知道……那个……素来希望您……素来预料您有灿烂的前途，我最尊敬的伊凡·彼得罗维奇。……”

“我叫彼得·伊凡诺维奇。……”

“那就是彼得·伊凡诺维奇。……我呢，您知道，刚才一看，瞧见一张熟人的脸。……我一下子就认出您来了。……我心想，那我就约他到我那儿去吃顿饭吧。……嘻嘻。……我想，他大概不会拒绝我这个老头子！我住在欧洲旅馆三十三号房间……下午一点钟到六点钟在家。……”

[1] 原名《上楼梯》。

监禁人者，人监禁之[1]

一场小戏

您可曾见过人怎样在驴身上装东西？照例，人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可怜的驴身上，他们想到什么就装上什么，既不管数量多少，也不管东西多么笨重：厨房用品啦，家具啦，床铺啦，木桶啦，装着婴儿的口袋啦……一齐堆上去，弄得那头负着重载的驴[2]变成一团不成形的庞然大物，就连驴蹄子尖都几乎看不见了才算完事。赫拉莫夫城地方法院检察官阿历克塞·季莫费耶维奇·巴尔宾斯基，在车站上响过第三遍铃后，忙着在火车上占座位的时候，他的模样就跟那头驴有点相似。他身上从头到脚都堆满了东西。……食品包啦，帽笼啦，铁皮箱啦，小皮箱啦，盛满不知什么东西的玻璃瓶啦，女人的斗篷啦……鬼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没放在他身上！他那涨红的脸上汗如雨下，两条腿往下弯，眼睛里闪着痛苦的神情。他的妻子娜斯达霞·尔沃芙娜跟在他身后，打着一把花花绿绿的小阳伞。她是个金发女人，身材矮小，脸上生着雀斑，下巴往上翘起，眼睛凸出来，活像一条刚刚上钩、被人拖到水面上来的小狗鱼。……检察官在火车里走来走去，转了很久，终于占好座位后，就把行李都卸在座椅上，擦掉额头上的汗，往车厢门口走去。

“你这是上哪儿去？”他妻子问他说。

“我，宝贝儿，想到车站上去一趟……喝一小杯白酒。……”

“你不用胡思乱想。……坐下。……”

巴尔宾斯基叹口气，乖乖地坐下。……

“你把这个筐子抱住。……这里面装着碗盏。……”

巴尔宾斯基抱住那个大筐，愁闷地看一眼窗外。……火车开到第四个火车站，他的妻子打发他到站台上去取开水，在那儿，在饮食部旁边，他遇见了他的朋友和同事普林斯克城地方法院审判长弗里亚日金，他们两个人原是商量好一同乘车出国的。

“老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弗里亚日金对他发脾气说，“要知道，这实在不像话。我们本来讲好在火车上坐在一块儿，可是魔鬼却把您支使到三等客车上去了！您何必坐三等客车！您缺钱还是怎么的？”

巴尔宾斯基摇一下手，开始巴眼睛。

“我现在什么都不在心上了……”他嘟哝说，“哪怕叫我坐到煤水车上去赶路也成。我心里正在琢磨，看样子，到头来我会了结我的残生……跳到火车底下了事。……您，好朋友，再也想不到我那个贤内助把我折腾成什么样子！她把我折磨得好苦，我至今还活着，倒是咄咄怪事了。我的上帝啊！天气好极了……又有这样的空气……海阔天空，自然景物美不胜收……总之，要过逍遥自在的生活，样样条件都具备。单是想到我们要出国游历，就不能不使人高兴得像牛犊似的欢蹦乱跳。……可是偏偏不行！恶毒的命运非要把这个宝贝拴在我脖子上不可！真的，命运在怎样地耍弄人啊！我为了避开我的老婆，特意想出一个借口，说我肝脏有病……想到国外去。……我整个冬天巴望自由，不管做梦也好，醒着也好，总是盼着我一个人出国去。结果怎样呢？她硬要跟我一块儿走！我好说歹说，都无济于事！‘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去。’哪怕你死了，她也还是要去！得，我们就一块儿上路了。……我提议坐二等客车。……那可说什么也不行！……她说：怎能这么破费？我就给她提出种种理由。……我说我们有钱，要是我们坐三等客车，我们就丢了面子，而且三等客车又闷又臭。……她不听！省钱的魔鬼迷住了她的心窍。……现在就拿这些行李来说吧。……哎，我们带着这么一大堆东西干什么？何必带上这许多包裹、帽笼、小箱子和其他的废物？我们不但交行李车运走了十普特[3]重的行李，另外还在我们车厢里占了四张座椅。乘务员屡次要求我们腾出地方来让乘客坐，乘客们都生气了，而她就跟他们吵架。……真叫人害臊！您相信不？我羞得就跟遭到火烧一样！要躲开她，那可休想！她一步也不让你离开她。你得坐在她身旁，膝盖上放一个老大的筐子，把它抱住。现在呢，她打发我来取开水。喏，堂堂法院检察官，提着铜茶壶走来走去，这像样子吗？要知道，在这儿，在这列火车上，恐怕就有我的被告和见证人坐车赶路！我的威信算是完蛋了！不过呢，老兄，今后这对我倒也是个教训！这叫我明白了什么叫个人自由！往常我审案，有的时候，您知道，热心得过了头，无缘无故把人监禁起来。嗯，现在我才明白……我才尝到了滋味。……我明白什么叫把人监禁起来了！啊，我彻底明白了！”

“恐怕您很想要求交保释放吧？”弗里亚日金笑着说。

“那真乐死人了！您相信不？尽管我穷得很，可是我情愿交出一万保证金。……可是，我得跑回去了。……恐怕她已经急坏了。……我会挨骂的！”

有一天凌晨，弗里亚日金在威尔日包洛沃车站月台上散步，在一辆三等客车的车窗里看见了巴尔宾斯基那带着睡意的脸。

“您过来一会儿！”检察官对他点头说，“我老婆还在睡觉，没醒过来。她睡觉的时候，我比较自由。……要我走出这节车厢，那可不行，不过，筐子倒可以暂时在地下放一放。……能够这样，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哦，对了！我没告诉您吧？我有件喜事！”

“什么喜事？”

“我们的两个帽笼和一个口袋让人偷去了。……这样总算轻松一点。……昨天我们吃掉一只鹅和所有的馅饼。……我故意多吃，好让行李少一点。……我们车厢里的空气是什么空气呀！就是拿把斧子放在半空中，也掉不下地哩。……呸。……这不是旅行，是活受罪。……”

检察官回转头，愤恨地看了看他那睡熟的妻子。

“你这个野蛮的女人！”他小声说，“你这个磨人精，简直是希罗底[4]！我这个倒霉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躲开你哟，克山契巴[5]？您相信不，伊凡·尼基狄奇？有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想入非非：世事千变万化，假定她做了被告，落在我手心里，那会怎么样？看样子，我一定会发送她去做苦工！不过……她要醒了。……嘘。……”

检察官刹那间做出若无其事的脸相，把筐子抱在怀里。

在艾德库涅诺车站，他去取开水，神情显得快活了一点。

“又有两个帽笼给人偷掉了！”他在弗里亚日金面前夸耀说，“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白面包统统吃光。……这样总算轻松点了。……”

在肯尼格斯别尔格车站，他完全变了。他早晨跑进弗里亚日金的车厢里，往长沙发上一躺，快乐得哈哈大笑。

“好朋友！伊凡·尼基狄奇！让我拥抱你！对不起，我对你称呼‘你’了，可是我太高兴，满心是恶意的快乐！我自由了！你明白吗？自由了！我妻子跑掉了！”

“这话怎么讲：她怎么跑掉的？”

“她夜间从车厢里跑出去，至今没回来。她要么是跑啊跑的，摔在火车底下了，要么也许是留在哪个车站上了。……一句话，她不见了！……我的天使啊！”

“可是你听我说，”弗里亚日金不安地说，“既是这样，就应当打个电报才对！”

“造物主可别叫我这么办！我现在感到多么自由自在，简直没法给你形容了！我们出去到月台上走一走吧……我们去自由地呼吸一阵！”

两个朋友走出车厢，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检察官迈开步子，一面呼吸，一面赞叹说：“多么好！呼吸起来多么轻松啊！难道有些人老是这样过活吗？”

“你知道吗，老兄？”他下定决心说，“我马上就搬到你的车厢里来。我们舒舒服服坐一坐，过一下独身生活吧。”

检察官一溜烟跑回他的车厢去取他的行李。过了两分钟，他走出他的车厢，然而已经不是眉开眼笑，而是脸色苍白，呆然若失，手里拿着铜茶壶了。他摇摇晃晃，用手按住心口。

“她回来了！”他遇见弗里亚日金探询的目光，摇一下手说，“原来昨天晚上她没认清车厢，一时弄错，走到别的车厢里去了。完了，老兄！”

检察官在弗里亚日金面前站住，用充满痛苦和绝望的目光瞅着他。他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他们沉默了一分钟。

“这样好不好？”弗里亚日金对他说，温柔地摸索他衣服上的纽扣，“我到你的位子上去……你自己跑掉吧。……”

“这话怎么讲？”

“你跑掉就是。……要不然，我瞧着你，我自己都要憔悴了！”

“跑掉……跑掉……”检察官沉思道，“这倒是个办法！我，老兄，就这么办：我坐上对面来的火车，逃之夭夭！事后我就对她说，我坐错了车。好，再会。……我们在巴黎见面吧。……”

[1] 原名《被监禁的监禁者》。“监禁人者”指本文的男主人公，他是检察官，其职务就是把被告定罪，监禁起来。

[2] 原文为拉丁语。

[3]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4] 据《圣经》传说，古犹太国王希律娶其弟妇希罗底为妻，施洗约翰往谏被捕入狱，后来希罗底又挑唆希律把施洗约翰处死。在此借喻“恶妇人”。

[5]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喜欢吵闹。在此借喻“泼妇”。

我的妻子

蓝胡子拉乌尔写给编辑部的信

先生：

小歌剧《蓝胡子》在您的读者当中引起了笑声，而且为洛季、切尔诺夫[1]先生等人创造了桂冠，可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引起的感觉却只有痛心。这倒不是恼怒的感觉，不是的，而是惋惜。……我真诚地惋惜近十年来报刊和舞台蒙上一层亚当的罪恶[2]的绿霉，也就是弄虚作假。我不想涉及这个小歌剧的实质，甚至也不想涉及作者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我的私生活和披露我的家庭秘密这一情况，我只想谈一谈观众据以形成他们对我蓝胡子拉乌尔的看法的那些细节。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令人愤慨的谎言。在我提出诉讼揭穿作者的无耻谰言，揭穿连托夫斯基[3]先生姑息包庇这种可耻的恶行以前，先生，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您的可敬的杂志对那种谎言予以驳斥。首先，先生，我根本不是像小歌剧作者任意编排的那种好色之徒。我不喜欢女人。我宁愿完全不同她们来往，可是我是人，凡是人的特性，我也都有[4]，难道这也能怪我？[5]指导人类行动的，除了选择的权利以外，还有“必然律”。我必须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要么做一个在报纸第一版上大登广告的医生们所极其喜爱的浪荡鬼[6]，要么正式结婚。这两种荒谬的办法之间没有折中的道路。我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就选定了第二种办法。我结婚了。是的，我结婚了，而且在我的全部婚姻生活中日日夜夜嫉妒软体动物，因为它一身而兼任丈夫和妻子，从而把岳母、岳父、婆婆……都包括在它一身之内，它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找异性的伴侣。您会同意，这种种都不像是好色。这以后作者又叙述道，我总是在婚后第二天，也就是在第一夜之后[7]，毒死我的妻子。为了不致把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强加在我的身上，作者只要查一查教堂户籍簿[8]或者我的履历表就成，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把自己置于说谎者的地位。我毒死我的妻子不是在蜜月的第二天，也不是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由于取乐[9]，更不是一时冲动。上帝看得见，我在下定决心用吗啡或者带磷火柴款待那一个个娇小孱弱的女人之前，经历过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多少沉重的疑虑，多少难熬的日子和星期！驱使我要求我的医生们发善心给我毒药的，并不是任性胡闹，也不是懒散而饱足的骑士的淫欲，更不是残忍，而是一系列重大的原因和后果的综合。每逢我经历过痛苦的同居生活，又经历过长久而激烈的思索，打发人到小铺子里去买火柴的时候，在我的灵魂里爆发的不是一出小歌剧，而是整整一出庄严悲惨的歌剧（请女人们原谅我！我认为手枪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过于不相称的武器。老鼠和女人照例都是用磷来毒死的）。根据下述对那七个由我毒死的妻子的性格描写，读者和您，先生，就会看清楚，促使我在家庭安宁方面破釜沉舟的原因跟小歌剧的描写多么不相同。我要按照我的妻子们在我笔记本里“洗澡、雪茄、婚姻、理发等开支”项下排列的次序描写她们。

第一名。这是个娇小的黑发女人，头发长而卷曲，一对大眼睛像是小马。她身材苗条，像弹簧那么灵活，相貌美丽。她的眼睛里洋溢着柔顺和温存，她能够经常保持沉默，这些都使我感动。沉默是一种罕有的才能，我在女人身上把它看得比一切艺术才能都高！她智力有限，见解狭隘，然而充满真诚和恳切。她往往把普希金说成普加乔夫[10]，把欧洲和美洲混为一谈，很少读书，十分无知，总是对各种事情大惊小怪，然而另一方面，她活了一辈子却从来也没有故意说过一句谎话，做过一个虚伪的动作：她想哭的时候就哭，想笑的时候就笑，并不顾及时间和地点。她那么自然，犹如一只愚蠢的小羔羊。母猫爱情的力量已经成了谚语，然而我敢拿任何东西来打赌，没有一只母猫爱它的公猫能够比得上这个小女人那么爱我。一连多少天，她从早到晚跟定我，寸步不离，眼睛瞧着我的脸，一刻也不放松，仿佛我额头上写着乐谱，而她就是按着这个乐谱呼吸，活动，说话似的。……有些日子，有些时候，她那对大眼睛没有看到我，她就认为她那本生活之书有一些篇页无可挽回地损失了，被删掉了。她默默地瞅着我，又惊又喜。……夜间我像最没出息的懒汉那样打鼾，如果她睡着了，她就在梦中见到我，如果她能够把睡意从她身上赶走，她就走到墙角，站在那儿祷告。倘使我是个写小说的作家，我就一定会力求听明白在那种幽暗的时辰，充满热爱的妻子们为她们的丈夫向上天所做的祷告里说些什么话，用些什么词句。她们巴望什么，她们要求什么呢？我想象得出这些祷告有多么不近情理！

在捷斯托夫[11]也罢，在新莫斯科[12]也罢，我从来也没有吃到过像她的小手烹调出来那样好的菜。她认为把肉汤烧得过咸无异于犯下死罪，把牛排煎得太老简直成了她那小小的德行的败坏。她一旦怀疑我没吃饱，或者吃得不满意，这种怀疑就成了她的一种可怕的痛苦。……不过再也没有比我害病更使她发愁的了。每逢我咳嗽，或者显出肠胃失调的样子，她就脸色煞白，额头上冒出冷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绞着手指头。……哪怕我离开她极短的时间，她也会以为我被公共马车轧死，或者从桥上掉进河里，或者中风死掉了……在她的记忆里有过多少痛苦的时刻啊！每逢我同朋友们喝过酒，“带点醉意”回到家里，在长沙发上躺下，逍遥自在，翻看加博里奥的长篇小说的时候，任凭我怎么骂她，甚至用脚踢开她，她也还是要在我头上放一块压布，给我盖上一条厚棉被，端来一杯椴树花茶[13]！

一只金色的苍蝇，只有在您眼前飞上一两分钟，然后……遁入太空的时候，才会使您感到悦目而愉快；如果它开始在您额头上散步，用爪子搔您的脸颊，钻进您的鼻孔里，照这样纠缠不已，根本不理睬您在挥手赶它，那您最后就会极力要捉住它，剥夺它扰人的能力了。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的苍蝇。她那么经常地注视我的眼睛，老是提防我胃口不佳，时时刻刻留意我的伤风、咳嗽、轻微的头痛，把我闹得烦死了。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再者她对我的爱情也成了她的痛苦。她那种一贯的沉默和那种鸽子般温柔的眼神，说明她无力保护自己。于是我就把她毒死了。……

第二名。这个女人笑口常开，脸上有两个酒窝，眯细了眼睛看人。她长得挺好，装束异常华贵，打扮得极其雅致。我的第一个妻子不言不语，喜欢安静，不爱出门，而这个女人恰好相反，她总也坐不住，爱说爱笑，活跃得很。写小说的作家会把她说成是个完全由神经构成的女人，可是我却说她是一种由等份的碱和酸构成的物体，这话一点也不会错。她是一种上等的起泡的克瓦斯，刚刚拔开瓶塞就泡沫四溅。生理学从来也没研究过急急忙忙生活的人，而我妻子的血液循环快得不亚于美国怪人所租用的专用列车，她的脉搏甚至在睡熟的时候也达到一百二十次。她不是呼吸，而是喘气，不是喝水，而是灌水。她急急忙忙地呼吸，说话，恋爱。……她的生活全然是忙于追求各种感受。她喜欢酸辣菜、芥末酱、胡椒、高大的男人、冷漠的灵魂、疯狂的华尔兹舞。……她要求我不住地放炮，放焰火，搞决斗，痛打可怜的包贝希[14]。……她看见我穿着家常长袍，趿拉着拖鞋，嘴里叼着烟斗，就火冒三丈，诅咒她嫁给“蠢货”拉乌尔的那一天和那个时辰。要对她讲明白如今成为她生活中心的那些事情我早已经历过，目前对我来说绒衣比华尔兹舞更合适得多，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对于我所有的论点，她一概摇手，说些歇斯底里的混话作为回答。不管愿意不愿意[15]，为了避免尖叫和责难，我只好跳华尔兹舞，放炮，打人。……这样的生活不久就使得我厌倦，我就打发人去找医生。……

第三名。这是个金发女人，身材苗条，生着天蓝色的眼睛。她的脸上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同时又表现出个人的尊严。她老是梦幻地瞧着天空，随时发出痛苦的叹息声。她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有“她自己的上帝”，老是谈到信念。凡是牵涉到她的信念的事情，她总是极力表现得毫不留情。……

“既然胡子可以做成枕头送给穷人用，”她对我说，“那么留胡子就不正当！”

“上帝啊，她在为什么事痛苦？这是什么缘故？”我听着她的叹息声，问我自己说，“啊，这种为国为民的忧伤！”

人喜欢谜，这也就是我爱上那个金发女人的缘故。然而这个谜不久就揭了底。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金发女人的日记本，在其中读到一段妙文：“为了要搭救我那可怜的、牵连在军需案里的父亲[16]，我不得不作出牺牲，听从理性的呼声，嫁给富有的拉乌尔。原谅我吧，我的保罗！”后来查明，那个保罗在测量局里工作，写一些拙劣的诗。他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意中人了。……她同她的信念一起给打发见祖先[17]了。

第四名。这个姑娘五官端正，然而脸上老是现出恐惧和惊讶的神色。她是商人家的女儿。她带来二十万陪嫁钱，而且把她那种要命的嗜好也一起带到我家里来：她老是弹琴，唱抒情歌《我又来到了你的面前……》。每逢她没睡觉、没吃东西，她就弹琴，不弹琴就唱歌。钢琴声把我身上那些可怜的血管一根根地抽出来（现在我身上没有血管了）。她唱起她喜爱的抒情歌《我站在这儿神魂飘荡》，声音总是那么尖厉、刺耳，震得我的耳朵四分五裂，听觉器官不顶用了。我隐忍了很久，然而我对自己的怜悯迟早要占上风，于是医生来临，钢琴声就结束了。……

第五名。这个女人鼻子长，头发光滑，脸色严厉，从来也不露笑容。她眼睛近视，戴着眼镜。她缺乏审美力，不爱慕虚荣，所以喜欢装束得朴素而且古怪：黑色的裙子配上窄袖子和宽腰带。……她的全部服装都熨过，显得平整，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点粗心大意的褶痕！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她不是傻瓜。以前她在国外，在德国人那里念过书，很快就读完了保克耳[18]和穆勒[19]的全部著作，梦想做一番学术方面的事业。她专谈“学问”上的事。……什么唯灵主义者[20]啦，实证论者啦，唯物主义者啦，从她口中纷纷吐出来。……我头一次同她谈话的时候，我着眼睛，感到自己是个蠢货。她凭我的脸相猜出我蠢笨，不过她倒没有看不起我，而是恰好相反，着手赤诚地开导我，教我该怎样做才不致继续做蠢货。……聪明人如果对不学无术的人宽宏大量，总是非常可爱的！

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坐着结婚马车回去的时候，她沉思地瞧着马车的窗外，对我讲起中国的婚礼习俗。头一夜她就发现我的颅骨很像蒙古人。她讲到这儿，顺便还教给我应当如何测量颅骨，而且证明颅相学[21]作为科学是毫无道理的。我听着，听着。……此后我们的生活就归结为一个听字。……她说得滔滔不绝，我呢，巴着眼睛，生怕露出一窍不通的样子。……如果我夜间偶尔醒过来，我就会看见她的两只眼睛凝神瞧着天花板，或者瞧着我的头颅。……

“你不要打搅我。……我在思考……”当我怀着温情去纠缠她的时候，她说。……

婚后过了一个星期，我的头脑里就产生一种信念：对我们这班人来说，聪明的女人是难处的，难处极了！老是感到自己像是在参加考试，老是看见面前现出一张严肃的脸，老是害怕说出什么愚蠢的话来，您会同意，那是极其难受的！有一次我像贼那样偷偷地溜进她的房间里，在咖啡里放进一小块氰化钾[22]。对这样的女人不该用火柴！

第六名。这个姑娘以她的天真纯洁的本性迷住了我。她是个可爱的孩子，没有心计。可是婚后过了一个月，我却发现她原来是个轻浮的女人，热中于时髦的服装，喜欢散布上流社会的风言风语，讲究风度气派，常常出外拜客。这个小坏包拼命挥霍我的钱，同时又严格注意小铺的赊货簿。她在时装店里花掉成百成千，却又责骂厨娘买酸模多花了一个戈比。她认为常发歇斯底里，娇滴滴地闹偏头痛，打女仆耳光，是贵妇人的气派。她嫁给我，只是因为我门第显贵罢了。她在结婚的前两天还与人私姘。有一天我给我堆房里的老鼠下毒，顺手也给她下了毒。……

第七名。她是冤枉死掉的：我给丈母娘准备下的毒药，她无意中喝掉了（我准备用阿莫尼亚水毒死我的丈母娘）。如果没有发生这件意外的事，她也许至今还活着。……

我讲完了。……我认为，先生，上述种种足以在读者面前揭露小歌剧作者和连托夫斯基先生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作风，不过他们上当，多半是由于不知底细。无论如何，我等着连托夫斯基先生登报作出解释。肃此，敬请

撰安

蓝胡子拉乌尔。

批准者：安·契洪捷[23]。

[1] 当时在莫斯科“隐居花园”上演该小歌剧的演员们。——俄文本编者注

[2] 按照基督教传说，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瞒过神而偷吃了神禁止吃的智慧果，见《旧约·创世记》。在此借喻“欺骗”。

[3] 演出该小歌剧的剧团的经理兼导演。——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拉丁语。

[5] 顺便说一句，我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拉丁语这门课程经常得5分。——契诃夫注

[6] 大约暗指帝俄时代耽于冶游，身染性病而就医的人。

[7] 原文为拉丁语。

[8] 那上面载有教徒们的出生、结婚、死亡等的年月。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俄国18世纪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

[11] 莫斯科的饭馆的名字。

[12] 莫斯科的饭馆的名字。

[13] 解热的汤药。

[14] 《蓝胡子》中的一个人物。

[15] 原文为拉丁语。

[16] 原文为法语。

[17] 原文为拉丁语。

[18] 保克耳（1821—1862），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19] 穆勒（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20] 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学说，认为心灵或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和本质。

[21] 一种反科学的反动理论，由奥地利医生兼解剖学家哈里（1758—1828）所创立，认为人的心理特征直接和人的头颅的外形有关。

[22] 一种剧毒的化合物。

[23] 契诃夫的笔名。

有知识的蠢材

一场小戏

退役的骑兵少尉阿尔希普·叶里塞伊奇·波莫耶夫戴上眼镜，皱起眉头，读道：“……某地……某区调解法官特请台端……等等，等等……以被告身份出庭，为以暴力侮辱农民格利果利·符拉索夫一案受审。……调解法官彼·谢斯契克雷洛夫。”

“这是谁发来的？”波莫耶夫抬起眼睛瞧着送信人说。

“调解法官老爷彼得·谢尔盖伊奇发来的……就是谢斯契克雷洛夫。……”

“嗯。……是彼得·谢尔盖伊奇？他约我去干什么？”

“大概是受审。……那上边写着呢，老爷。……”

波莫耶夫把传票又读一遍，惊讶地看了看送信人，耸起肩膀。

“呸。……以被告身份出庭。……这个彼得·谢尔盖伊奇可真会开玩笑！嗯，行啊，你就说：好吧！不过要让他最好准备一顿早饭。……你就说：我一定去！替我向娜达丽雅·叶果罗芙娜和孩子们问好！”

波莫耶夫签了名，然后往他内兄尼特金中尉住着的房间走去，尼特金中尉是到他这儿来度假的。

“你看看吧，彼得·谢斯契克雷洛夫给我送来一封什么样的信，”他把传票拿给尼特金，说，“他叫我星期四到他那儿去。……你跟我一块儿去吗？”

“然而他不是叫你去做客，”尼特金把传票看了一遍说，“他是传你到法庭上去以被告的身份受审。……他要审问你。……”

“审问我？呸。……他嘴巴上的奶还没有干，就要审问我。……他还在浅水里游呢[1]。……这是他随便写写，闹着玩的。……”

“根本不是闹着玩！你不懂还是怎么的？这儿写得清楚：以暴力侮辱……你打了格利果利，所以要受审了。”

“你是个怪人，真的！既然我和他可以说是朋友，那他怎么能审问我呢？我和他一块儿打过牌，喝过酒，而且鬼才知道还有什么事没干过，那他怎能做审问我的法官呢？他算是个什么法官？哈哈！彼得成了我的法官！哈哈！”

“你笑吧，你笑吧，可是等到他不顾朋友交情，根据法律把你关押起来，你就笑不出来了！”

“你发疯了，老兄！既然他是我的万尼亚的教父，哪儿还谈得上什么根据法律？等我们星期四到了他那儿，你就会看见法律是怎么回事了。……”

“可是我劝你根本就不要去，要不然你就会弄得你自己和他都下不来台。……让他去缺席审判好了。……”

“不，何必缺席审判呢？我偏要去，偏要看一看他怎么审案。……我倒很想瞧瞧彼得成了个什么样的法官。……顺便说一句，我有很久没到他那里去了。……不去是不妥当的。……”

星期四波莫耶夫同尼特金一起动身到谢斯契克雷洛夫那儿去了。他们在审讯室里碰到调解法官，他正在问案。

“你好，彼得！”波莫耶夫说着，走到审判桌跟前，伸出手去同他握手，“你在从容不迫地审案？你在故意刁难人家？你审吧，你审吧……我等一下，瞧一瞧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兄。……你太太身体好吗？”

“对……她身体好。……你们在那边坐一下……在旁听席上。……”

法官叽叽咕咕地说着这些，涨红了脸。一般说来，新做法官的人在自己的审讯室里见到熟人，总是心慌意乱的。在他们不得不审问熟人的时候，别人就会感到他们窘得简直要往地缝里钻。波莫耶夫离开桌子，同尼特金一起在前边一条长凳上并肩坐下。

“这个滑头装得多么神气！”他凑着尼特金的耳朵小声说，“你都认不出他来了！连笑脸也没有！他戴着金链子[2]！哎呀呀！倒好像以前在我家厨房里用墨水涂在昏睡的阿加希卡脸上的不是他。真叫人好笑！难道这样的人也能审案？我问你：这样的人也能审案？干这种事要有官品的人，要稳重的人……你知道，那才能叫人畏惧，现在呢，却随便打发个人来，说声请，你审案吧！嘻嘻。……”

“格利果利·符拉索夫！”调解法官叫道，“波莫耶夫先生！”

波莫耶夫微笑一下，往桌子那边走去。旁听席上走出一个汉子，穿着高腰身的旧上衣和花条长裤，裤腿塞在红褐色的短靴腰里。他跟波莫耶夫并排站着。

“波莫耶夫先生！”调解法官低下眼睛，开口说，“您被控告……那个……以暴力侮辱您的听差……也就是格利果利·符拉索夫。您承认您犯过这个罪吗？”

“瞧你说的！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一本正经了？嘻嘻。……”

“您不承认？”法官打断他的话说，窘得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符拉索夫，您说一说事情的经过！”

“很简单！我，您明白，在他老人家那儿当听差，也就是跟侍仆差不多。……当然，我们的差事苦透了，老爷。……他老人家八点多钟起床，可是我天一亮就得起来。……上帝才知道他老人家要穿皮靴还是软靴，可也说不定一整天趿拉着拖鞋。我却得把所有的鞋都擦干净：皮靴啦，软靴啦，皮鞋啦……全刷干净。……好。……这天早晨，他叫我去给他穿衣服。……我呢，当然去了。……我给他老人家穿上衬衫，穿上长裤，穿上皮靴……都穿得整整齐齐。……我就动手给他穿坎肩。……这当儿他老人家发话了：‘你把梳子拿来，格利果利，’他说，‘它在上衣的旁边口袋里。’好。……我就在旁边口袋里摸那把梳子，可是那把梳子像是让魔鬼吃掉，不见了！我摸呀，摸呀，说：‘这儿没有梳子，阿尔希普·叶里塞伊奇！’他老人家皱起眉头，走到上衣跟前来，一伸手就把梳子取出来了，然而不是像他老人家吩咐的那样从旁边口袋里取出来，而是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来的。‘那么这是什么？不就是梳子吗？’他老人家说着，拿起那把梳子扎我的鼻子。梳子上那些齿儿就戳破了我的鼻子。后来，那一整天，我的鼻子不住地流血。您明白，整个鼻子都肿起来了。……我有证人。大家都看见的。”

“您有什么话要为自己辩白吗？”调解法官抬起眼睛瞧着波莫耶夫说。

波莫耶夫用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法官，然后看了看格利果利，又看了看法官，脸孔涨得通红。

“我该怎么理解这件事？”他嘟哝说，“这是开玩笑吗？”

“这根本就不是拿您开玩笑，”格利果利说，“我是凭着清白的良心跟您说话的。您不该动手伤人。”

“闭嘴！”波莫耶夫用手杖敲击着地板，说，“混蛋！废物！”

调解法官赶快摘掉链子，从桌子旁边跳起来，跑到办公室去了。

“审讯暂停五分钟！”他一边走，一边高声说。

波莫耶夫跟着他走去。

“你听着，”调解法官把两只手一拍，开口说，“你是要叫我闹笑话还是怎么的？莫非你乐意听你的厨娘和听差在供词里糟蹋你，你这蠢驴？你来干什么？缺了你，我就不能定案还是怎么的？”

“我居然对他犯了罪！”波莫耶夫摊开手说，“你自己在演滑稽戏，反而生我的气！你把这个格利果利关起来，那不就……完了吗？”

“把格利果利关起来！呸！你原本是个傻瓜，到现在也还是傻瓜！怎么能把格利果利关起来啊！”

“把他关起来不就完了吗？总不能把我关起来吧！”

“现在是从前那个时代还是怎么的？他打了格利果利，却要把格利果利关起来！惊人的逻辑！那么你到底懂不懂现在的诉讼程序？”

“我从来也没打过官司，更没做过法官，不过我是这么理解的：要是这个格利果利到我这儿来告你的状，那我就把他从楼梯上推下去，好叫他回去叮嘱他的子孙千万告不得状，反正我决不容许他说出这种撒野的话来。你干脆说你是存心拿我取笑，想露一手……就是了！我的妻子看完那张传票，又看见你派人给所有的厨娘和畜生送来传票，不由得暗暗吃惊。她没料到你会干出这种事来。这可不行啊，彼得！对朋友不兴干这种事。”

“可是你要了解我的处境！”

谢斯契克雷洛夫就开始对波莫耶夫解释他的处境。

“你在这儿坐一下，”他最后说，“我去一趟，搞一下缺席判决。看在上帝面上，你别出去！你一脑子的老思想，到了那儿就会胡说八道，说不定弄到非写呈文报官不可。”

谢斯契克雷洛夫走到审讯室里，着手问案。波莫耶夫则坐在办公室里一张小桌旁边，闲着没事做而翻看新填好的执行票，听调解法官劝格利果利和解。格利果利执意不肯，僵持了很久，不过最后他同意了，索取十卢布，算是补偿他受的侮辱。

“好，谢天谢地！”谢斯契克雷洛夫宣读判词后，走进办公室里来说，“幸亏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束了。……好像一副千斤重担从肩头卸下来了。你付给格利果利十卢布，就可以安心了。”

“我付给格利果利……十……卢布？！”波莫耶夫愣住了，“你疯了？……”

“算了，好吧，好吧，我替你出这笔钱就是，”谢斯契克雷洛夫摇一下手，皱起眉头，“我连一百卢布都肯出，只图不惹出麻烦来就行。求上帝保佑，可别叫我审问熟人。你，老兄，与其打格利果利，不如每一次都到我这儿来，把我打一顿！这在我倒轻松一千倍。我们到娜达霞[3]那儿去吃饭吧！”

过了十分钟，这几个朋友在调解法官住宅里坐着用中饭，吃煎鲫鱼。

“嗯，很好，”波莫耶夫喝下第三杯酒，开口说，“你判决给格利果利十卢布，那么你把他关多少天呢？”

“我没有把他关起来。为什么要关他呢？”

“什么叫‘为什么’？”波莫耶夫瞪大了眼睛说，“就因为他不该告状！难道他能告我的状？”

调解法官和尼特金就开始向波莫耶夫解释，可是他不理解，仍旧坚持己见。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彼得不宜于做法官！”他在回去的路上同尼特金谈话，叹了口气，“他是个好心人，又受过教育，那么乐于帮助人，可是……做法官却不行！他不会认真审案。……虽然我感到歉然，可是下次选举任期三年的调解法官的时候，我只好不选他了！只好这么办！……”

[1] 意谓“他资格还太浅”。

[2] 帝俄时代法官审案时佩戴的标志。

[3] 娜达丽雅的爱称。

理想主义者的回忆

五月十日起我休假二十八天。我向我们的会计主任请准预支了一百卢布，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生活一下”，痛痛快快地生活一下，以便此后十年当中单靠回忆就能过日子。

您知道所谓“生活一下”的最正确的意义是什么吗？这并不是到夏季剧场里去看一出小歌剧，吃一顿晚饭，凌晨带着醉意回到家里去。这也不是去看展览会，然后再从那儿到赛马场上，在卖马票的窗口倒空您的钱包。要是您打算生活一下，您就坐上火车，动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闻一闻那边空气里饱含着的丁香花和稠李花的清香，欣赏一下铃兰和茉莉争先恐后地开花，让它们那种温柔的洁白和那些钻石般的露珠的闪光爱抚您的目光。在那边，地势空旷，上有蔚蓝色的苍穹，下有碧绿的树林和潺潺的小溪之类的美景，又有鸟雀和绿色甲虫做伴，那时候您才能领会什么叫生活！此外请您再加上您跟宽边的女帽、流转的媚眼和白色的小围裙的两三次幽会。……我承认，当我的口袋里揣着休假证件，又受到会计主任的慷慨相待，搬到别墅去住的时候，我所想望的就是这一切。

我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租住索菲雅·巴甫洛芙娜·克尼京娜的别墅。她把别墅里一个多余的房间拨给我住，那里有桌子，有家具，有其他的舒适设备。租赁别墅的事不久就谈成了，比我料想的还要快。我到达彼烈尔沃，找到克尼京娜的别墅以后，我记得，我登上一个凉台，而且……窘住了。那个小凉台舒适，可爱，美妙，然而更可爱、更使人感到舒适的（请允许我这样形容），却是一个年轻而丰满的小女人，她在凉台上一张桌子旁边坐着喝茶。她眯细一对媚眼看着我。

“您有什么事？”

“对不起，惊动您了……”我开口说，“我……我多半走错了地方。……我要找克尼京娜的别墅。……”

“我就是克尼京娜。……您有什么事？”

我慌了手脚。……我习惯于把有房子和有别墅的女主人想成上了年纪的女人，害着风湿病，身上带着咖啡渣的气味，可是现在……却像哈姆雷特所说的，“救救我们吧，啊，天使！”原来这儿坐着的是个美妙的、出色的、惊人的、妩媚的女人。我结结巴巴，说明了我的来意。

“啊，很高兴！您坐下，请！您的朋友已经给我写过信。您要喝点茶吗？您的茶里要加鲜奶油还是柠檬？”

有一种女人（大半是金发女人），您只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三分钟，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仿佛您老早就认识她了。索菲雅·巴甫洛芙娜正是这样的女人。我还没喝完第一杯茶，就已经知道她没嫁人，靠存款的利息生活，目前在等她的舅母来做客；我还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索菲雅·巴甫洛芙娜租出一个房间。首先，单独一个人，为住别墅付出一百二十卢布，未免太破费；其次，有点害怕：说不定夜里有个贼摸进来，或者白天有个凶恶的庄稼汉闯进来！要是在角落上那个房间里住上一个单身的女人或者男人，那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还是男人好些！”女主人叹道，舔掉调羹上的果酱，“男人不大给人添麻烦，而且我也就不那么害怕了。……”

一句话，过了一个钟头光景，我和索菲雅·巴甫洛芙娜已经交上朋友了。

“哦，对了！”我向她告辞的时候，想起来，“我们样样都谈过了，可就是主要的事一个字也没提。您要收我多少钱呢？我在您这儿只住二十八天。……当然，在您这儿包伙食……还有喝茶等等。”

“算了，这有什么可谈的！您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好了。……要知道，我不是图钱才让出这个房间的，而是……只为了多添个人。……您能给二十五卢布吗？”

我，当然，同意了。我的别墅生活就开始了。……这种生活的有趣就在于这个白昼跟那个白昼一样，这个夜晚跟那个夜晚一样。这种单调是多么可爱，那是些什么样的白昼，什么样的夜晚啊！读者诸君，我真高兴，请允许我拥抱你们吧！早晨我醒过来，根本不想上班工作的事，喝着加鲜奶油的茶。十一点钟我走到女主人那边去，对她道早安，在她那儿喝咖啡，加上多脂的热奶油。喝完咖啡，我们闲谈到吃中饭。两点钟开中饭，然而那是一顿多么好的中饭！您设想一下吧：您饿得跟狗一样，于是挨着桌子坐下，喝下一大杯露酒，吃着热气腾腾的腌牛肉拌辣根。然后您再设想一盆冷杂拌汤或者一盆菠菜汤，加上酸奶油，等等，等等。饭后，安闲地躺一会儿，看一下小说，随时一跃而起，因为女主人不时在门口闪过去，而且说：“您躺着吧！”“您躺着吧！”……然后我就去洗澡。从傍晚直到深夜，我同索菲雅·巴甫洛芙娜一块儿散步。……您设想一下吧：傍晚时分，万籁俱寂，只有夜莺在歌唱，偶尔有一只苍鹭啼鸣一声，清风轻轻吹拂，把远处列车的响声隐约送到您耳边来，您同一个丰满的金发女人在树林里或者沿着铁道的路基散步，她在傍晚的凉气里卖弄风情地缩起身子，不时扭过在月光下显得发白的小脸对着您。……真是好极了！

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您，读者，期望我发生的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而那样的事情在一篇像样的小说里是缺不了的。……我忍不住了。……我那些爱情的表白，索菲雅·巴甫洛芙娜却听得心不在焉，可以说十分冷淡，好像早就料到我会这样做似的。她光是撇了撇嘴，做出一副可爱的怪相，仿佛想说：

“这种事何必讲这么久呢，我不懂！”

二十八天像一秒钟似的闪过去了。临到我的假期结束，我心里凄凉，闷闷不乐地同别墅和索菲雅告别。我收拾皮箱，女主人在长沙发上坐着，擦她那对媚眼。我一面安慰她，一面自己也差点哭出来。我答应逢假日到别墅来探望她，冬天在莫斯科我会到她家里去拜访她。

“哦……我什么时候和你把账算一算呢，我亲爱的？”我想起来了，说，“我该给你多少钱？”

“以后再说吧……”我的“意中人”呜咽着说。

“何必拖到以后去？俗语说得好：朋友归朋友，银钱要分清。再者我一点也不希望靠你的钱过活。你不要难为情，索尼雅[1]。……我该给你多少钱呢？”

“算了……没有几个钱……”女主人说，哭泣着，拉开桌子的抽屉，“以后再给也行。……”

索尼雅翻抽屉，从中取出一小张纸，递给我。

“这是账单吗？”我问，“嗯，这才好……这才好，”我戴上眼镜，“……算清账，喜洋洋，”我看了一下账单，“总数。……慢着，这是多少？总数……可是这不对啊，索尼雅！这儿写着‘总计二百一十二卢布四十四戈比’。这不是我的账单。”

“是你的，杜多奇卡！你仔细看一下！”

“可是……哪儿会这么多？别墅租金和伙食费二十五卢布，这我同意。……仆人的费用三卢布，好，这我也同意。……”

“我不明白，杜多奇卡，”女主人拖着长音说，用泪痕斑斑的眼睛惊讶地瞧着我，“难道你不相信我？既是这样，你就算一算！你喝的是露酒……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喝白酒，我就不能要这个价钱！你喝茶和咖啡是加鲜奶油的……还有草莓、黄瓜、樱桃。……另外再有咖啡。……你可没有讲定要喝咖啡，但是你天天喝！不过这都是小事，要是你乐意，我可以给你减掉十二卢布。那就只算两百吧。”

“可是……这儿写着七十五卢布，却没有标出名目，说明这是什么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呢？”

“什么叫‘什么费用’？这话说得可真妙！”

我瞧了瞧她的小脸。那张脸显得那么真诚、坦率、惊讶，我的舌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就付给索尼雅一百卢布，又给她写了一张一百卢布的借据，然后把皮箱往肩上一放，就步行到火车站去了。

你们，诸位先生，有谁能借给我一百卢布吗？

[1] 索菲雅的爱称。

假病人

将军夫人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彼仲金娜，或者按农民们对她的称呼，彼仲契哈，十年来一直用顺势疗法[1]给人看病。五月间，一个星期二，她在书房里给病人看病。她面前桌子上放着一个顺势疗法药箱、一本通俗医书、一些由顺势疗法药房开出的账单。墙上挂着几个金边镜框，玻璃下面放着彼得堡某顺势疗法医生的来信，依玛尔法·彼得罗芙娜看来那个医生是很著名，甚至伟大的。墙上还挂着阿利斯达尔赫神甫的肖像，多亏这个神甫，将军夫人才得救：她从此抛弃了有害的对抗疗法[2]，认识了真理。病人们在前厅里坐着等候，其中大半是农民。除了两三个人以外，他们全都光着脚，因为将军夫人吩咐他们把臭烘烘的皮靴留在屋外了。

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已经给十个人看过病，这时候在叫第十一个：

“加甫利拉·格鲁兹吉！”

房门打开了，可是走进书房来的不是加甫利拉·格鲁兹吉，而是扎穆赫利欣，他是将军夫人的邻居，家道衰落的地主，矮小的老人，生着一对阴沉的小眼睛，腋下夹着一顶贵族的帽子。他把手杖放在墙角上，走到将军夫人面前，一句话也没说就弯下一个膝盖对她跪下。

“您怎么了！您怎么了，库兹玛·库兹米奇？”将军夫人脸孔涨得通红，惊叫道，“看在上帝面上，起来吧！”

“我活着一天，就一天不站起来！”扎穆赫利欣说，把嘴凑过去吻她的小手，“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跪着吧，我们的保护神，人类的恩人！让大家都看见好了！一个行善的仙女赐给我生命，指引我走上真理之路，照亮了我的多疑的智慧，在这样的仙女面前我不但甘愿跪下，甚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们的神医，孤儿寡妇的母亲！我的病全好了！我又活了，女神！”

“我……我很高兴……”将军夫人喃喃地说，快活得脸红起来，“这些话听着叫人愉快极了。……请坐！上个星期二您还病得很重呢！”

“是啊，病得厉害极了！回想起来都心惊胆战啊！”扎穆赫利欣坐下说，“我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害风湿症。我受了八年罪，从来也没消停过。……白天也罢，晚上也罢，活受罪，我的恩人！我到大夫们那儿看过病，到喀山去找过教授，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泥疗[3]，喝过矿泉水，我什么法子都试过！我为治病花光了家产，美丽的夫人。那些大夫给我带来的，却只有害处，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把我的病赶到内脏里去了。他们只会往里赶，可是要往外赶，他们的学问就不行。……他们光要钱，那些强盗；一谈到人类的利益，他们却漠不关心。他们随随便便开个方子，你就喝吧。一句话，都是些杀人凶手。要不是您，我们的天使，我已经入土了！上星期二我从您这儿出去，回到家里，瞧着那一次您给我的小药丸，心想：‘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处呢？难道这些沙土粒，小得几乎看不见，能治好我那很重的老毛病？’我这个缺乏信心的人暗自想着，微微地笑，可是我刚把那些小药丸吃下去，就立时见效了！倒好像我本来就没病，或者我的病全消了。我妻子瞪大眼睛，不相信，说：‘莫非你就是柯里亚？’我说：‘是我啊。’我就跟她一块儿在圣像前面跪下，不住地为我们的天使祷告：‘主啊，把我们心里的感激之情都送到她那儿去吧！’”

扎穆赫利欣用袖口擦一下眼睛，离开椅子站起来，又露出要弯下膝头跪下去的意思，可是将军夫人把他拦住，要他坐下。

“您不要感激我！”她说，兴奋得涨红脸，热情洋溢地瞧着阿利斯达尔赫神甫的肖像，“不要感激我！在这方面我只是个顺服的工具而已。……的确，这是个奇迹！八年之久的老风湿症，一粒‘斯克罗弗洛左’小药丸就治好了！”

“上一次多承您给我三粒小药丸。我在吃午饭的时候吞下一粒，立时就见效了！当天傍晚吞下第二粒，第二天吞下第三粒，从那时候起病就一点也没有了！身上也不觉得痛了！我本来以为我要死了，已经给我那住在莫斯科的儿子写过信，叫他回来！神医啊，主给了您聪明才智！现在我走来走去，就像到天堂里了。……上个星期二我到您这儿来，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现在却连捉兔子都能行。……我简直可以再活一百岁呢。只有一件事不妙，那就是我们样样东西都缺。我倒是身体健康了，可是如果没法生活，身体健康又有什么用呢？贫困比疾病还要折磨人。……比方就拿这样的局面来说。……现在已经到种燕麦的季节，可要是没有种子，那怎么种呢？应当买种子才对，可是钱……谁都知道我们没有钱。”

“我给您燕麦的种子好了，库兹玛·库兹米奇。……您坐下，您坐下！您使我这么高兴，给我带来这么多快乐，所以不该由您来感谢我，倒该由我来感谢您呢！”

“您，我们的欢乐呀！主创造了这样的善心！您，小母亲，看着您行的善事，应该高兴才是！然而我们这些罪人，连可高兴的事也没有。……我们都是些渺小而懦弱的人，毫无益处……都是些小人物。……我们只在名义上是贵族罢了，实际上我们跟农民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他们。……我们倒是住在砖房里，然而那也只是充面子罢了，因为房顶漏雨。……没有钱买木料呀。”

“我给您木料，库兹玛·库兹米奇。”

扎穆赫利欣又要了一头奶牛，另外还请求为他的女儿写一封介绍信，他打算把女儿送到贵族女子中学去读书。然后……他为将军夫人的慷慨相助所感动，情不自禁，撇着嘴，抽抽搭搭地哭了，他把手伸到口袋里去取手绢。……将军夫人看见他取出手绢来，连带把一小块红纸也从口袋里拉出来，那纸无声地落在地板上。

“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他喃喃地说，“我要叮嘱我的儿女记住这件事，还要叮嘱我的孙子也记住……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要说：听着，孩子们，就是她把我从棺材里救出来的，就是她……”

将军夫人把病人送走后，抬起泪水模糊的眼睛，瞧一会儿阿利斯达尔赫神甫，然后又用爱抚和崇敬的目光打量那个药箱、那本医书、那些账单、那个由她从死亡中救活的人刚才坐过的圈椅，随后她的目光停在病人丢在这里的那一小块纸上。将军夫人拾起那块纸，原来是个小纸包，她就把它拆开，看见其中有三粒小药丸，也就是上星期二她给扎穆赫利欣的小药丸。

“这就是那几粒小药丸……”她纳闷地暗想，“就连纸也是原来的那一张。……他甚至没把纸包拆开过！既是这样，他吃了什么药呢？奇怪。……他该不会欺骗我吧！”

于是将军夫人在十年行医当中第一次起了疑心。……她依次叫另外的病人进来，同他们谈论他们的病，注意到以前不知不觉滑过她耳边而没有引起她注意的那些话。病人们异口同声，仿佛商量好了似的，先是恭维她神奇的医道，赞叹她医术的精深，痛骂那些运用对抗疗法的医生们，然后，等到她兴奋得涨红脸，他们就开始提出他们的需要。有的人要一小块地以便耕种，有的人要柴火，有的人要求准许他到她的树林里打猎，等等。她瞧着向她揭示真理的阿利斯达尔赫神甫那忠厚的宽脸膛，一个新的真理开始来折磨她的心。一个令人痛苦、沉重的真理……

人真狡猾呀！

[1] 18世纪末德国医生哈涅曼创立的一种医疗学派：以致病于健康身体的药还治同样的病。

[2] 即普通的西医疗法，而顺势疗法学派认为这是同顺势疗法对立的。

[3] 一种利用加热的泥敷在患部的理疗方法。泥中含有气体、矿物质、有机酸、放射性物质等，用于治疗非急性炎症、风湿病等。

江鳕

夏季的一天早晨。四周颇为寂静，只有一只蝈蝈在河岸上地叫，不知什么地方有只小鹰在胆怯地啼鸣。天上有些羽毛般的白云，纹丝不动，像是撒在那里的雪。……在一座正在修建的浴棚旁边，在柳丛的绿枝下面，木匠盖拉西木在河水里扑腾，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农民，生着棕红色的鬈发，脸上满是胡子。他喷着气，喘吁吁的，使劲巴眼睛，极力要从柳丛的树根底下拽出一个什么东西来。他满脸是汗。离盖拉西木一俄丈远，木匠留比木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那是个年轻而驼背的农民，生着三角脸，眼睛像中国人那么细。盖拉西木和留比木都穿着衬衫和衬裤。他们冻得肤色发青，因为已经在河水里泡了一个多钟头了。……

“你干吗老是把手捅来捅去？”驼背的留比木嚷着，抖得像在发烧似的，“你这个笨蛋！你得抓住它，抓紧，不然它就跑掉了，该死的！我说，你倒是抓住呀！”

“它跑不了。……它能跑到哪儿去？它藏到树根底下去了……”盖拉西木用沙哑而低沉的男低音说，这声音似乎不是从喉头发出，而是从肚子深处发出的，“它滑得很，这个鬼东西，怎么也抓不住。”

“你抓住它的鳃，抓住它的鳃嘛！”

“可是鳃在哪儿，却看不见。……慢着，我抓住一个什么东西了。……抓住的是嘴唇。……它咬我，这个鬼东西！”

“你不要拽嘴唇，不要拽，那会把它放跑的！你要抓住它的鳃，抓住它的鳃嘛！你又把你的手捅来捅去！你也真是个不明事理的庄稼汉，求圣母宽恕吧！你抓住呀！”

“‘你抓住呀。’……”盖拉西木学着他的腔调说，“他倒成了司令官。……那你该走过来，自己抓，驼背的魔鬼。……你干吗站在那儿不动？”

“要是我能过去，我就抓得住。……我的个子这么矮，难道能在靠岸那边站着吗？那边水深！”

“水深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身子浮在水面上。……”

驼子就挥动胳膊，游到盖拉西木跟前，用手抓住树枝。他刚刚试着站稳，不料连头一齐沉进水里，水面上冒出水泡来了。

“我说过这儿水深嘛！”他说着，生气地转动眼珠，“你要我骑在你的脖子上还是怎么的？”

“那你就在死树根上站着。……死树根很多，就像梯子似的。……”

驼子用脚后跟摸索到死树根，立刻伸手抓紧几根树枝，让脚在死树根上站定。……他保持住身体的平衡，在新地方站稳以后，就弯下腰，极力不让河水灌进他的嘴里，开始伸出右手，在树根之间摸来摸去。他的手缠在水藻里，在死树根表面的青苔上滑来滑去，不料碰到一只螃蟹的尖螯……

“没想到这儿还有你，魔鬼！”留比木说，恶狠狠地把那只螃蟹往岸上扔去。

最后他的手摸到盖拉西木的胳膊，再顺着胳膊往下摸，结果摸到一个又滑又凉的东西。

“喏，就是它！……”留比木微笑着说，“个头好大呀，这个鬼东西。……你张开手指头，我马上就……就抓住它的鳃。……慢着，你不要用胳膊肘撞我……我马上就抓住……马上就抓住，只要让我的手能够到它就行。……他妈的，它在死树根的紧底下躲着呢，怎么也抓不住。我摸不着它的头。……我觉得它好像只有肚子。……你快把我脖子上的蚊子拍死，它叮得人好痛！我马上就……就抓住它的鳃。……你从旁边来，推它，推！你拿手指头扎它！”

驼子鼓起腮帮子，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看来他已经用手指头钩住“它的鳃”，可是这当儿他的左手揪住的那几根树枝折断了，他就失去平衡，扑通一声摔进了水里！一些圆形波纹仿佛受了惊吓似的从岸边荡开，在他落水的地方冒起水泡来了。驼子钻出水面，喷着鼻子，抓住树枝。

“你会淹死的，魔鬼，那我还得为你负责！……”盖拉西木用沙哑的声音说，“你爬出水去，滚你的！我自己来拽它！”

他们两个人开始相骂。……太阳越晒越热。阴影变得短了，像蜗牛的触角似的缩回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高高的青草给太阳晒得冒出浓重而甜腻的香气。快到中午了，可是盖拉西木和留比木仍旧在柳丛底下扑腾。沙哑的男低音和受冻而尖细的男高音不断打破夏日的寂静。

“揪住它的鳃，揪住！慢着，我会把它推出来！可是你把你那个大拳头往哪儿扎？你得用手指头，不能用拳头，丑八怪！你从旁边来！从左边来，左边，右边是个深坑！你会给妖精当晚饭吃掉！揪住它的嘴唇！”

这时候响起了鞭子的噼啪声。……顺着平缓的岸坡，一群牲口懒洋洋地走下河来饮水，由牧人叶菲木用鞭子赶着。牧人是个年迈的老汉，只有一只眼睛，歪着嘴。他低头走路，瞧着脚旁边。先走到水边的是羊群，随后是马群，最后是牛群。

“你在它身子底下推它！”他听见留比木的说话声，“你把手指头往里伸！你是聋子还是怎么的，魔鬼？呸！”

“你们在捉什么呀，伙计们？”叶菲木叫道。

“捉一条江鳕！怎么也揪不出来！它躲在死树根底下！你从旁边来！来，来呀！”

叶菲木眯细眼睛对着那两个捕鱼人瞧了一会儿，然后脱掉树皮鞋，从肩膀上卸下小袋子，随后脱掉衬衫。他不耐烦再脱裤子，就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张开两条又瘦又黑的胳膊稳住身体，穿着裤子走进河水里。……他在积满淤泥的河底上大约走了五十步，随后就开始游水。

“等一下，小伙子！”他叫道，“等一下，你们不要胡乱往外揪它，那样会把它放跑的。这得会捉！……”

叶菲木参加到木匠当中去，三个人呼哧呼哧地喘气，嘴里骂骂咧咧，胳膊肘撞着胳膊肘，膝盖碰着膝盖，在一处挤来挤去。……驼背留比木呛了几口水，空中就响起尖利而急剧的咳嗽声。

“赶牲口的跑到哪儿去了？”河岸上响起喊叫声，“叶菲木！赶牲口的！你在哪儿啊？你的牲口钻进园子里去了！你去赶出来，从园子里赶出来！你去赶啊！可是他到底在哪儿呢，这个老强盗？”

这时候响起几个男人的说话声，随后是女人的说话声。……地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从地主园子的栅栏里走出来，身上穿着波斯绸的长袍，手里拿着报纸。……他带着疑问的神情往嚷叫声那边看，而嚷叫声是从河里传来的，他就踩着碎步赶快往浴棚走来。……

“这儿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嚷？”他隔着柳丛枝子看见三个捕鱼人湿漉漉的头，厉声问道，“你们在这儿闹哄什么？”

“我们……我们在捉鱼……”叶菲木支吾道，没有抬起头来。

“我要给你点厉害，看你还捉鱼不！牲口都钻进园子里去了，他却在捉鱼！……这个浴棚什么时候才能造好，这些魔鬼？你们已经干了两天，可是你们干出来的活儿在哪儿？”

“就……就要造好了……”盖拉西木喘着气说，“夏季长得很，老爷，往后你有的是工夫洗澡。……呸。……我们在这儿怎么也降伏不住这条江鳕。……它藏在死树根底下，好像钻进了洞里似的：摸都摸不着它。……”

“有一条江鳕？”地主问道，眼睛顿时亮起来，“你们快把它拉出来！”

“那你就赏给我们半个卢布吧。……要是我们给你出了力的话。……这条江鳕个头大得很，就像老板娘。……出半个卢布值得，老爷……也算我们没白费劲。……你别揉搓它，留比木，你别捏住它，要不然你就把它弄死了！你从底下往上托！你呢，把死树根往上拽，好人……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往上拽，不要往下拽，恶鬼！你别摆动你那两条腿啊！”

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了。……地主再也忍不住了。

“瓦西里！”他往庄园那边扭过身去，叫道，“瓦西里！你们去把瓦西里叫到我这儿来！”

马车夫瓦西里跑来了。他嘴里不知嚼着什么东西，呼呼地喘气。

“你下河去，”地主吩咐他说，“你帮他们把江鳕拽上来！……那条江鳕他们拽不上来！”

瓦西里很快地脱掉衣服，走到水里。

“我马上就拽出来……”他叽叽咕咕说，“江鳕在哪儿？我马上就拽出来。……一眼的工夫我就捉住它！你该走开，叶菲木！你是老年人，用不着待在这儿多管闲事！江鳕在哪儿？我马上就把它捞上来。……原来它在这儿！你们放手！”

“干什么放手！一放手还了得！你拽呀！”

“可是这么拽，难道能拽上来？应当揪住它的脑袋！”

“可是它的脑袋在死树根底下！谁都看得出来，你这傻瓜！”

“喂，你别骂街，不然要叫你倒霉！混蛋！”

“当着东家老爷的面说出这种话来……”叶菲木嘟哝说，“你们拽不上来，伙计们！它在那儿藏得太妙了！”

“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地主说，开始匆匆地脱衣服，“你们这四个都是笨蛋，连一条江鳕也拽不出来！”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脱掉衣服，让身子凉一凉，走进水里去。可是就连他来插手，也还是无济于事。

“这个死树根得砍掉！”留比木最后做出决定，“盖拉西木，你去取斧子！把斧子拿给我！”

“你别把你的手指头砍掉！”地主听见水底下用斧子砍死树根的声音，说道，“叶菲木，你走开！等一等，我要把江鳕拉出来了。……你们不要那个……碍事。……”

死树根砍松了，略为断开一点。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大为高兴的是，他觉得他的手指头伸到江鳕的鳃里去了。

“我就要拽出来了，伙计们！你们别挤……站住……我要拽出来了！”

水面上出现了江鳕的大脑袋，随后就出现了它乌黑的身子，有一俄尺长。江鳕沉重地摆动尾巴，极力要挣脱身子。

“不行啊。……别妄想，老兄。你给抓住了吧？哈哈！”

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在沉默的观赏中过了一分钟。

“好大的一条江鳕！”叶菲木嘟哝说，在他的锁骨底下搔了搔，“大概有十斤[1]重哩。……”

“嗯，是啊……”地主同意说，“它的肝脏一个劲儿胀大。它简直要从肚子里钻出来了。啊……呀！”

冷不防，那条江鳕突然做了个急剧的动作，把尾巴往上一翘，捕鱼人听见水声四溅。……大家都张开胳膊，可是已经迟了，那条江鳕已经逃之夭夭了。

[1] 此处指俄斤，旧俄重量单位，1俄斤等于0.41公斤，约合我国0.82市斤。

在药房里

夜深了。家庭教师叶果尔·阿历克塞伊奇·斯沃依金为了不浪费时间，从医生那儿出来后，就径直往药房走去。

“我倒像是来找有钱的情妇，或者来找铁路承包商似的，”他走上亮晃晃的、铺着贵重地毯的药房楼梯，心里暗想，“这个地方走着都害怕！”

斯沃依金走进药房，顿时笼罩在普天之下凡是药房都有的那种气味当中。科学和医学日新月异，然而药房里的气味却像物质一样永存不灭。我们的祖父就闻过这种气味，将来我们的孙子也会闻这种气味。由于时间很晚，药房里已经没有顾客了。屋里有一张亮晃晃的黄色办公桌，桌上放着一些贴了标签的小药瓶，有个高身量的先生站在桌子靠里一边，头庄严地往后仰着，脸色严厉，连鬓胡子修得很整齐，看来是药剂师。这人从小小的秃顶起到粉红色的长指甲止都经过精心的修饰，周身上下显得又熨帖，又干净，仿佛经人舔得溜光，可去举行婚礼似的。他阴沉的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张放在办公桌上的报纸。他在看报。旁边，铁栅栏里边，坐着一个会计，在懒散地数零钱。有一道柜台把配药室和外面的人隔开，柜台里边，在昏暗的亮光下，有两个黑人影在蠕动。斯沃依金走到办公桌前边，把药方交给那个周身上下修饰得十分光洁的先生。那个人没有看他，接过药方，把报纸读到一个段落才停住，然后略微往右边转过头，喃喃地说：

“甘汞两喱，糖五喱，共服十次的粉剂！”[1]

“是！”[2]从药房深处响起一个尖利清脆的嗓音。

药剂师用同样低沉平稳的声调把药水的配方念了一遍。

“是！”从另一个墙角上响起一个说话声。

药剂师在药方上写下几个字，皱起眉头，把头往后仰着，低下眼睛看报。

“过一个钟头配好。”他从牙缝里吐出这么一句话，用眼睛寻找他刚才中断的那个地方。

“不能快一点吗？”斯沃依金喃喃地说，“我实在不能多等了。”

药剂师没有回答。斯沃依金就在长沙发上坐下，开始等候。会计数完零钱，深深地叹口气，把钥匙弄得叮当响。在配药室深处，一个黑人影在大理石的研钵旁边忙碌。另一个人影摇晃一个蓝色药瓶里的药水。时钟不知在什么地方平稳慎重地敲响。

斯沃依金害着病。他嘴里滚烫，两腿和胳膊非常酸痛，沉重的头脑里有些模糊的形象漫游，类似浮云和裹紧大衣的人影。药剂师、放药罐的架子、煤气的喷嘴、立柜，他都是隔着一层薄雾看见的，至于大理石研钵单调的捶击声和时钟缓慢的滴答声，他觉得不像是发生在外界，而像是在自己的脑袋里响。……他越来越感到身体疲软，头脑昏沉，他只等了不多时候就已经感到大理石研钵的捶击声闹得他要呕吐，他为了打起精神，就决定跟药剂师谈天。……

“大概我的热病发作了，”他说，“大夫说，我得的是什么病还难于断定，不过我实在衰弱得很。……还算我走运，我是在大城市里害病。求上帝保佑，可别在乡村里碰上这种伤脑筋的事，那儿既没有医生，又没有药房！”

药剂师站住不动，把头往后仰着，读他的报。至于斯沃依金对他所讲的那些话，他既没有用话语，也没有用动作来回答，仿佛根本就没听见。……会计大声打了个呵欠，兹拉一响把火柴在裤子上擦亮。……大理石研钵的捶击声变得越来越响亮了。斯沃依金看见人家不理他，就抬起眼睛看那些放药罐的架子，开始读药罐上的字。……他面前先是闪过各式各样的“根”[3]：什么“千齐阿纳”啦，“平皮涅拉”啦，“托尔敏契拉”啦，“塞多阿里亚”啦，等等。随后又闪过酊剂、药油、药籽[4]，那些名目一个比一个深奥而古老。

“这儿一定有多少没用处的废物！”斯沃依金暗想，“这些药罐里装的都是些老掉了牙的东西，放在那儿也只是照规矩摆摆样子罢了，可这一切又显得多么庄严，多么神气！”

斯沃依金把眼睛从架子上移到放在他身旁的玻璃柜上。他看见那儿有些小橡皮圈、小圆球、注射器、牙膏罐、皮耶罗药水、阿代尔盖依木药水、化装肥皂、生发油膏。……

一个学徒系着肮脏的围裙，走进药房来，要买十个戈比的牛胆。

“请问，牛胆是做什么用的？”教师对药剂师说，由于有了谈话的题目而高兴。

斯沃依金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就开始观察药剂师那严厉、傲慢而有学问的相貌。

“都是些怪人，真的！”他暗想，“他们脸上何必做出那么一副博学的样子？他们敲人的竹杠，他们卖生发的油膏，可是你瞧着他们的脸，却会以为他们真是献身于科学的学者。他们写拉丁文，说德国话。……他们硬装成中世纪的人。……你在健康的情况下是不会留意到这些淡漠冷酷的面孔的，可是临到你像我现在这样生了病，就会心惊胆战，因为神圣的事业落在这种没有感情、周身修饰得十分光洁的人手里了。……”

斯沃依金打量着药剂师呆板的脸相，忽然生出一种愿望，想不顾一切躺下去，远远地躲开这个世界，躲开这种有学问的相貌和大理石研钵的捶击声。……病态的疲乏控制了他的全身心。……他就走到柜台跟前，做出恳求的苦相，央告说：

“请发一发善心，让我走吧！我……我有病。……”

“马上就好。……劳驾，不要把胳膊肘支在这儿！”

教师在长沙发上坐下，把头脑里那些模糊的形影赶出去，开始观看会计怎样吸烟。

“现在刚刚过了半个钟头，”他暗想，“还得等半个钟头呢。……真难熬啊！”

不过最后总算有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衣服的制药师走到药剂师跟前，把一盒药粉和一瓶粉红色的药水放在他旁边。……药剂师把报纸读到一个段落才停住，慢吞吞地从办公桌那儿走开，用手拿起药瓶，举到眼睛前面摇晃一阵。……然后写下一张服药的说明，把它拴在瓶颈上，探出身子去取图章。……

“哎，何必来这一套手续呢？”斯沃依金暗想，“这是浪费时间，而且为此又要多收几个钱。”

药剂师把药水瓶包好，拴紧，盖上图章，然后又把药粉盒如法炮制。

“请您拿好！”他最后说，眼睛没看着斯沃依金，“您到收款处去交一个卢布六个戈比！”

斯沃依金把手伸进口袋里去取钱，拿出一个卢布来，同时想起除了这个卢布外他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

“一个卢布六个戈比？”他发窘地叽咕道，“我一共只有一个卢布。我本来以为一个卢布就够了。……那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药剂师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开始看报。

“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原谅。……这六个戈比我明天来补交，或者派人送来。……”

“这不行。……我们这儿不能欠账。……”

“那我怎么办呢？”

“您回家一趟，把六个戈比拿来，那您就可以把药领去了。”

“行倒是行，不过……我走路吃力，而要让别人送钱来，却又没人可派。……”

“我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

“嗯……”教师沉思道，“好，我回家去一趟。……”

斯沃依金从药房里走出来，动身往家里走去。……他在勉强走到公寓房间之前，一路上坐下来休息过四五次。……他回到家里，在桌子上找到几个铜板，就在床上坐下休息一会儿。……不知一种什么力量把他的头拉到枕头上去了。……他躺下来，打算过一会儿就起来。……他的头脑开始昏昏沉沉，眼前尽是些模糊的形象，类似浮云和裹紧大衣的人影。……他久久地想着他必须到药房去，久久地催促他自己起床，可是他的疾病占了上风。那些铜板从他拳头里撒下地，病人开始梦见他走进药房，在那儿又跟药剂师谈起话来了。

[1] 原文为拉丁语。此处喱为药量单位，1喱等于0.062克。

[2] 原文为德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马姓

退役的陆军少将布尔杰耶夫牙痛得厉害。他用白酒漱口，用白兰地漱口，在病牙上敷烟油子、鸦片、松节油、煤油，在脸上搽碘酒，在耳朵里塞上浸过酒精的棉花，然而所有这些办法要么无济于事，要么惹得他要呕吐。医生来了。他挖了挖那颗牙，指定他服奎宁，可是这也还是无效。医生提议拔掉病牙，然而将军一口回绝了。所有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女、仆人，以至厨师的帮工彼契卡，都提出各自的办法。此外布尔杰耶夫的管家伊凡·叶甫塞伊奇也到他这儿来，劝他请人念咒语治一下。

“这儿，在我们县里，老爷，”他说，“十年前有过一个收税员亚科甫·瓦西里伊奇。他念咒止牙痛，称得起是头一流的能手。他常常扭过脸去对着小窗子，嘴里念念有词，啐口唾沫，牙痛就全消了！上帝赐给他这么一种力量。……”

“那么现在他在哪儿？”

“自从他被裁掉，不再做收税员以后，他就搬到萨拉托夫城去，住在他岳母家里。现在他光靠给人念咒止牙痛糊口。要是有人牙痛，就到他那儿去，一念咒就灵。……凡是萨拉托夫城的人，他就在自己家里医治；如果别的城里有人要治牙痛，他就打电报治。您，老爷，给他打个加急电报去，说明如此这般……就说上帝的奴隶阿历克塞牙痛，请予医治。至于医疗费用，您就交邮局汇去。”

“胡说！这是骗钱的勾当！”

“您不妨试一试，老爷。他是个很爱喝白酒的人，而且不跟妻子在一起生活，却跟一个日耳曼女人同居，他常常骂人，然而可以说，他是个神通广大的先生！”

“那你就打个电报吧，阿辽沙[1]！”将军夫人恳求道，“你不相信念咒止牙痛，可是我亲身经历过。就算你不相信，可是何妨试一试呢？反正你的手也不会因为写个电报就掉下来。”

“嗯，好吧，”布尔杰耶夫同意说，“现在不要说给收税员打电报，就是给魔鬼打电报我也干。……哎哟！我受不了！喂，你那个收税员住在哪儿？给他打电报该怎么写？”

将军在桌旁坐下，把钢笔拿在手里。

“萨拉托夫城里每一条狗都认识他，”管家说，“所以您，老爷，只要写上萨拉托夫城就能寄到。……您再写寄交亚科甫·瓦西里伊奇先生……先生。……”

“他的姓呢？”

“瓦西里伊奇……亚科甫·瓦西里伊奇……至于他的姓……瞧，我忘了他姓什么了！……瓦西里伊奇。……见鬼。……他到底姓什么呢？刚才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还记得他的姓呢。……请您容许我想一想。……”

伊凡·叶甫塞伊奇抬起眼睛来望着天花板，努动嘴唇。布尔杰耶夫和将军夫人焦急地等着。

“是啊，姓什么？快点想啊！”

“我马上就会想出来。……瓦西里伊奇……亚科甫·瓦西里伊奇。……我忘了！其实那是个极其普通的姓……仿佛跟马有关系。……是柯贝林[2]吗？不，不是柯贝林。……等一等。……莫非是热列勃佐夫[3]？不对，也不是热列勃佐夫。我记得，那个姓跟马有关系，然而到底姓什么，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是热列比亚特尼科夫[4]吧？”

“不对，老爷。……您等一等。……柯贝里曾[5]……柯贝里亚特尼科夫[6]……柯别列夫[7]。……”

“这成了狗姓，而不是马姓了。是热列勃契科夫[8]？”

“不，也不是热列勃契科夫。……洛沙季宁[9]……洛沙科夫[10]……热列勃金[11]。……这都不对！”

“哎，那我该怎样给他打电报呢？你细细想一想！”

“我马上就想出来。……洛沙德金[12]……柯贝尔金[13]……柯连诺依[14]。……”

“是柯连尼科夫[15]吧？”将军夫人问。

“不是，夫人。普利斯嘉日金[16]……不，不对！我忘了！”

“见你的鬼，既是你忘了，为什么还要跑来出主意？”将军气愤地说，“你给我走开！”

伊凡·叶甫塞伊奇慢腾腾地走出去。将军捧住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哎哟，圣徒呀！”他哀叫道，“哎哟，妈呀！哎哟，我痛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管家走进园子，举起眼睛望着天空，开始回想收税员的姓：

“热列勃契科夫……热列勃科夫斯基[17]……热列卞科[18]……不，不对！洛沙津斯基[19]……洛沙杰维奇[20]……热列勃科维奇[21]……柯贝梁斯基[22]。……”

过了一会儿，他又给叫到主人那儿去。

“想起来了吗？”将军问。

“没有，老爷。”

“也许是柯尼亚甫斯基[23]？洛沙德尼科夫[24]？不对吗？”

于是这所房子里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出一个个姓来。他们逐一提到马的各种年龄、性别、品种，还想起马鬃、马蹄、马具。……在正房里，园子里，仆人的下房里，厨房里，人们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搔着额头，寻找那个姓。……

他们不时把管家叫到正房里去。

“是达布诺夫[25]吗？”他们问他说，“那么是柯贝青[26]？是热列勃夫斯基[27]？”

“不是，老爷，”伊凡·叶甫塞伊奇回答说，抬起眼睛，继续把心里想的说出口来，“柯年科[28]……康倩科[29]……热列别耶夫[30]……柯贝列耶夫[31]。……”

“爸爸！”从儿童室里发出喊叫声，“特罗依金[32]！乌兹杰奇金[33]！”

整个庄园里闹得鸡犬不宁。将军着急，痛苦，悬了赏，说是谁能想出那个真正的姓，就给谁五个卢布。于是在伊凡·叶甫塞伊奇身后尾随着一群一群的人。……

“格涅多夫[34]！”有人对他说，“雷西斯泰[35]！洛沙季茨基[36]！”

可是傍晚来了，那个姓仍然没有找到。电报没有发出，大家就这样上床睡觉了。

将军通宵没有睡觉，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哼哼唧唧。……半夜两点多钟，他从正房里走出去，到管家的住处，敲了敲他的窗子。

“是不是美利诺夫[37]？”他用哭泣的声调问道。

“不，不是美利诺夫，老爷。”伊凡·叶甫塞伊奇回答说，负疚地叹口气。

“可是，这也许不是马姓，而是别的什么姓吧！”

“我说的是实话，老爷，那是马姓。……我甚至记得很清楚。”

“你啊，老兄，记性也太差了。……现在对我来说，这个姓似乎比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宝贵。我痛苦极了！”

第二天早晨将军又打发人去请医生。

“让他把牙拔了吧！”他决定说，“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了。……”

医生坐着马车来临，把那颗病牙拔掉了。疼痛马上消除，将军定下心来。医生做完工作，收下他的劳动应得的报酬，坐上他的四轮马车，回家去了。在大门外原野上，他遇见了伊凡·叶甫塞伊奇。……管家在大路边上站着，聚精会神地瞧着脚旁边，正在想什么心思。从他额头上刻着的一条条皱纹来看，从他的眼神来看，他的思想紧张而痛苦。……

“布拉诺夫[38]……切烈塞杰尔尼科夫[39]……”他喃喃地说，“扎苏波宁[40]……洛沙德斯基[41]。……”

“伊凡·叶甫塞伊奇！”医生对他说，“我，好朋友，可以在您这儿买五俄石[42]的燕麦[43]吗？我们那儿的农民倒也卖给我燕麦，可是那些燕麦太差。……”

伊凡·叶甫塞伊奇呆瞪瞪地瞧着医生，不知什么缘故古怪地笑一笑，一句话也没回答，把两只手一拍，往庄园跑去，跑得那么快，好像身后追来一条疯狗似的。

“我想出来了，老爷！”他跑进将军的书房，快活地叫道，嗓音都变了，“我想出来了，求上帝保佑那个大夫身体健康吧！奥甫索夫[44]！那个收税员就是姓奥甫索夫！奥甫索夫，老爷！您就给奥甫索夫打加急电报吧！”

“去你的！”将军轻蔑地说，对着他的脸做了两次侮辱的手势，“我现在用不着你的马姓！去你的吧！”

[1] 阿历克塞的爱称。

[2] 这个姓是从俄语кобыла（音译“柯贝拉”，意思是“母马”）一词演变来的，下文中提到的“公马”“公马肉”等也属这种情况。

[3] 公马。

[4] 公马肉。

[5] 牝马。

[6] 母马肉。

[7] 公狗。

[8] 小公马。

[9] 马。

[10] 骡。

[11] 怀胎的马。

[12] 小马。

[13] 小母马。

[14] 辕。

[15] 辕马。

[16] 拉套的马。

[17] 孕马。

[18] 驹。

[19] 马。

[20] 马。

[21] 公马。

[22] 母马。

[23] 军马。

[24] 坐骑。

[25] 马群。

[26] 大蹄的马。

[27] 怀孕的马。

[28] 马驹。

[29] 小马。

[30] 孕马。

[31] 母马。

[32] 马车。

[33] 马勒。

[34] 枣红色的马。

[35] 快马。

[36] 马匹。

[37] 阉马。

[38] 淡黄色的马。

[39] 马肚带。

[40] 轭带。

[41] 马匹。

[42] 旧俄容量单位，1俄石等于209.91公升。

[43] 马的饲料。

[44] 在俄语中，这个姓与燕麦读音相近。

时运不济！

上午九点多钟，两个地主加久金和希洛赫沃斯托夫，坐着马车去参加本区调解法官的选举会议。天气好得很。两个朋友走过的那条路上一片碧绿绵延不断。路旁立着两排老桦树，树上新生的树叶在低声细语。道路左右两旁伸展着茂盛的草场，响彻了鹌鹑、田凫、鹬鸟的叫声。在蓝色的远方，在地平线上，这儿那儿有几个白色教堂和配着绿色房顶的地主庄园。

“应该把我们的主席[1]带到这儿来，按住他的脑袋叫他瞧一瞧……”加久金嘟哝说，他是个身体肥胖、头发斑白的地主，戴着肮脏的草帽，系着松散的花领结，这时候他们的马车绕过一道小桥，不住地颠动，整个车身吱嘎作响。“我们的地方自治局造出桥来，纯粹是为了要人绕着它走过去。在上次地方自治局会议上，杜勃列威伯爵说得对，他说地方自治局造出桥来是为了要测验人的智力：谁要是绕着桥走，谁就是聪明人；谁要是走上这道桥，因而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摔断了脖子，谁可就是傻瓜了。这全怪主席不会办事。如果我们的主席换上另一个人，而不是醉汉，不是贪睡的人，不是草包，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桥。这儿需要一个明白事理、精力充沛、口齿锋利的人，比方说，像你这样的人。……魔鬼却支使你去竞选调解法官！说真的，你该去做主席的候选人才对！”

“不过你等着瞧吧，”希洛赫沃斯托夫谦虚地说，他是个高身量的人，头发棕红，戴着新的贵族帽子，“等到今天我落选，那就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只好去做主席的候选人了。”

“你不会落选的……”加久金打个呵欠说，“我们需要受过教育的人，可是讲到大学生，我们全县总共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不选你还能选谁？人家早就这样决定了。……只是你不该去做调解法官。……你做主席才更合乎需要。……”

“反正一样，朋友。……调解法官挣两千四[2]，主席也挣两千四。调解法官自管坐在家里审案，主席却要不时坐上马车到执行处去，受颠簸之苦。……调解法官不知要轻松多少，再说……”

希洛赫沃斯托夫没有说完。……他忽然不安地扭动身子，目光盯住前面的道路。随后他脸色通红，啐口唾沫，把身子往后一靠。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的心觉出来了！”他喃喃地说，脱下帽子，擦掉额头上的汗，“我又要落选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

“难道你没看见奥尼西木神甫坐着车子迎面来了？这错不了。……你在路上遇见这么个人，就可以拨转马头往回走了，因为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我知道得很清楚！米契卡[3]，拨转马头往回走吧！主啊，我故意早点出来，免得碰见这个伪君子，可是偏偏不行，他闻出我要来了！他的鼻子可真是厉害！”

“得了，你别说了！你这是想入非非，真的！”

“我不是想入非非！要是在路上遇见教士，就一定凶多吉少。每逢我坐上马车去参加选举，他总要坐着马车出来迎我。他老了，只有一口气，应该死了，可是心眼还这么歹毒，连造物主都不容！怪不得他二十年找不到好差事！可是他究竟什么缘故要跟我为难？就因为我的思想方式他不满意！我的思想他不喜欢！有一回，你知道，我们在乌里耶夫家里做客。吃过饭后，当然，我有了点酒意，就在钢琴旁边坐下，不假思索，扯开嗓子唱了两支歌：《草浸酒》和《我们当着一切正人君子的面大跳轮舞吧》。他听了就说：‘他也不怕有失官体，有这样的思想就不配做法官。我绝不让他当选！’从那时候起他每一次都坐着马车来迎我。……我为此跟他吵过架，而且换一条路走，可是这都无济于事！我一坐上马车出来，他就闻到味儿了。……有什么法子呢？现在只好往回走！反正我是选不上了！这是一清二楚的事。……以前那些次我都落选了，原因何在？就因为他作怪！”

“得了，别说了，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大学毕业，可是居然像妇道人家那样迷信。……”

“我倒不是迷信，不过我总感到有一些预兆：只要我每月十三日动手做什么事情，或者碰见这个人，那么事情的结局总是不妙。这一切，当然，都是胡闹，无稽之谈，不能信以为真，可是……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事情总是按预兆指出的那样发生呢？你也没法解释嘛！依我看来，迷信大可不必，然而，为了妥当起见，也不妨听从那些该死的预兆。……我们回去吧！不管是我还是你，老兄，都会落选的，而且车轴还会断掉，或者打牌要输钱。……你等着瞧吧！”

这时候一辆农民的大车跟这辆四轮马车碰头了。大车上坐着一个矮小衰迈的教士，头上戴着一顶由于年深月久而颜色发绿的宽边高礼帽，身穿帆布法衣。两辆车相遇，他就脱掉帽子，点头行礼。

“这样做不好，神甫！”希洛赫沃斯托夫说，摇一下手，“这种阴险行径跟您的圣职不相称！是啊！为这种事，临到末日审判，您得受到报应！……我们回去吧！”他转过脸对加久金说，“我们用不着白跑一趟。……”

可是加久金不同意回去。……

当天傍晚这两个朋友坐着马车回家去。……他俩脸色红得发紫，抑郁不乐，犹如天气变坏以前的晚霞。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应该回去！”希洛赫沃斯托夫抱怨道，“我早就说过嘛。你为什么不听呢？还说是迷信！现在看你还信不信！他们，那些坏蛋，非但不选我们，而且还耍笑我们，那些该死的东西！他们说：‘你在你的地界开了一家酒馆！’对，我就是开了一家酒馆！这跟外人有什么相干？我就是开了酒馆，不错！”

“没关系，过一个月你就会当选主席……”加久金安慰他说，“今天他们故意不选你，就是要将来选你做主席。……”

“你唱得跟夜莺那么好听！你这个阴险的家伙，老是安慰我，其实头一个存心投反对票的就是你！今天赞成票一张也没有，全是反对票，可见你，朋友，投的也是反对票。……多谢多谢。……”

过了一个月，这两个朋友坐着马车顺着同一条路去参加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选举会议，然而这回不是上午九点多钟动身，而是六点多钟就出发了。希洛赫沃斯托夫在四轮马车里坐不安稳，心惊胆战地瞧着那条道路。……

“他没料到我们这么早就出来，”他说，“不过我们还是得赶紧走。……鬼才知道他这个人，说不定他有暗探！赶车，米契卡！快点！……昨天，老兄，”他转过脸对加久金说，“我派人给奥尼西木神甫送去两口袋燕麦和一斤[4]茶叶。……我想给他点好处，叫他心软下来，可是他收下礼物，对费多尔说：‘替我问你东家好，谢谢他送的礼，不过，’他说，‘你告诉他：我是收买不了的。慢说送燕麦，他就是送金子也动摇不了我的想法。’你看他这个人如何？不过你等着就是。……你一坐车出门，就会碰见那个胖魔鬼。……把车赶快点，米契卡！”

四轮马车驶进了奥尼西木神甫住的村子。……路过他家院子的时候，两个朋友往大门里看了一眼。……奥尼西木神甫正在那辆大车旁边忙碌，急着把马套上车去。他用一只手扣上腰带，用另一只手和牙齿把皮马套装到马身上去。……

“你迟喽！”希洛赫沃斯托夫说，哈哈大笑，“你的暗探报告了你，可是你迟了！哈哈！你落空了！怎么样，有苦说不出吧？这就叫收买不了！哈哈！”

四轮马车驶出村子，希洛赫沃斯托夫感到脱离危险了。他高兴起来。

“嗯，将来在我的治理下，就不会有这样的桥！”未来的主席开始夸口说，挤了挤眼睛，“我要把他们抓得紧紧的，那些包工头！将来在我的治理下，就不会有这样的学校！我一发现哪个教员是酒鬼或是社会主义者，我就不客气地说：‘请滚蛋，老兄！你马上就给我滚！’在我的治理下，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就不敢穿红衬衫！我，老兄……你，老兄……你快点赶车，米契卡，免得再遇见别的教士！……嗯，看样子，我们会顺利到达。……哎呀！”

希洛赫沃斯托夫忽然脸色煞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

“兔子！兔子！”他叫道，“一只兔子穿过了大路！啊啊……见它的鬼，巴不得它死了才好！”

希洛赫沃斯托夫摇一下手，低下了头。他沉默一会儿，想了想，然后用手摩挲着苍白而冒汗的额头，小声说：

“看来，时运不济，我挣不到那两千四了。……往回走，米契卡！时运不济啊！”

[1] 指帝俄时代各县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

[2] 指年薪两千四百卢布。

[3] 马车夫的名字。

[4] 此处指俄斤。

迷路人

这是别墅区，笼罩在漆黑的夜色里。村子里的钟楼上敲响了一点钟。有两个律师，柯齐亚甫金和拉耶夫，从树林里走出来，往别墅走去，两个人的心情都异常畅快，身子微微摇晃。

“好，荣耀归于造物主，我们总算走到了……”柯齐亚甫金说，喘了口气，“在我们这种带点酒意的情况下，从小车站出来，居然步行了五俄里，真是了不起的大事。我累坏了！好像故意捣乱似的，出租马车连一辆都没有。……”

“好朋友，彼嘉……我支持不住了！如果再过五分钟我还不能上床睡觉，我觉得我就会死掉。……”

“上床睡觉？得了吧，老兄，那可不成！我们先要吃顿晚饭，喝点红葡萄酒，然后才能上床睡觉。我和薇罗琪卡不会让你睡的。……我的老兄，结了婚，家里有个妻子可真是好事！这一点你不懂，冷酷无情的灵魂！待一会儿我回到家里，身子劳乏，筋疲力尽……我那满腔热爱的妻子就会迎接我，招呼我喝茶，张罗我吃饭，为了报答我的辛劳，报答我的爱情而用她那对好看的黑眼睛瞧着我，那么温存，那么亲热，于是，我的老兄，什么劳累啦，撬锁盗窃案啦，高等法院啦，上诉部门啦，我就统统丢在脑后了。……好得很！”

“可是……我这两条腿好像要断了。……连走都走不动。……我嘴里也渴得很。……”

“好，我们现在就到家了。”

两个朋友走到一座别墅跟前，在靠边的窗子前面站住。

“这个小别墅挺好，”柯齐亚甫金说，“明天你就会看见这儿风景多么好！窗子里漆黑。可见薇罗琪卡已经躺下，不愿意再等了。她躺在那儿，大概很难过，因为我直到现在还没回来。……”他用手杖推推窗子，窗子就开了，“她的胆量倒不小，躺在床上不关窗子。”他脱掉斗篷，把它连同皮包一起丢进窗子里，“好热！我们索性唱个小夜曲，逗她笑一下。……”他就唱起来，“月亮在夜晚的天空浮游。……清风微微吹拂……清风轻轻流动。……你唱呀，阿辽沙！薇罗琪卡，要我给你唱个舒伯特[1]的小夜曲吗？”他唱起来，“我的歌呀……带着祈祷飞翔。……”歌声由于一阵剧烈的咳嗽而中断，“呸！薇罗琪卡，你叫阿克辛尼雅[2]来给我们把旁门打开！”他停了一下，“薇罗琪卡！别懒，起来吧，亲爱的！”他站在一块石头上，往窗子里看，“薇罗琪卡，我的小亲亲，小薇罗琪卡……小天使，我的再好也没有的妻子，你起来，叫阿克辛尼雅给我们打开旁门！反正你也没有睡着！小亲亲，真的，我们疲倦极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根本顾不上开玩笑。要知道我们是从火车站步行到这儿的。你倒是听见没有？哎，见鬼！”他试着往窗子里爬，可是掉下来了，“说不定这样开玩笑，我们的客人会感到不愉快！你，薇罗琪卡，我看，仍旧跟从前那样是个贵族女子中学学生，老是调皮。……”

“说不定薇拉[3]·斯捷潘诺芙娜睡着了！”拉耶夫说。

“她没睡着！她大概希望我大吵大闹，惊动所有的邻居！我已经开始生气了，薇拉！哎，见鬼！你扶我一把，阿辽沙，我爬进去！你是个坏丫头，女学生，就是这么回事！……你扶我一把！”

拉耶夫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扶柯齐亚甫金上去。那一个就爬进窗子里，消失在房间的黑暗当中。

“薇罗琪卡！”过一分钟拉耶夫听见了说话声，“你在哪儿啊？魔鬼。……呸，我这只手不知摸着了什么脏东西！呸！”

这时候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拍翅膀的响声和母鸡的惊叫声。

“这是怎么搞的！”拉耶夫听见了说话声，“薇拉，我们的这些鸡是从哪儿来的？见鬼，这儿的鸡好多呀！这是一篓子火鸡！……它啄了我一口，坏蛋！”

有两只鸡呼啦一声从窗子里飞出来，扯开嗓门嘎嘎地叫，顺着街道飞奔而去。

“阿辽沙，我们走错地方了！”柯齐亚甫金带着哭音说，“这儿都是些鸡。……我大概认错了房子。……滚你们的，在这儿飞来飞去，这些该死的东西！”

“那你快点出来！听明白了吗？我口渴得要死！”

“我马上就出来。……我就要找着我的斗篷和皮包了。……”

“你点一根火柴！”

“火柴在我的斗篷里。……我真倒霉，钻到这儿来了！所有的别墅都一模一样，黑夜里鬼才分得清。哎哟，一只火鸡在我腮帮子上啄了一口！坏蛋。……”

“你快点出来，要不然人家会以为我们偷鸡了！”

“我马上就出来。……那件斗篷怎么也找不着。这儿倒是堆着很多旧衣服，可就是闹不清我的斗篷在哪儿。你把火柴丢给我！”

“我没带火柴！”

“不用说，这局面糟透了！这可怎么办？无论如何也不能丢掉斗篷和皮包，非找到不可。”

“我就不懂怎么会连自己的别墅也认不出来，”拉耶夫生气地说，“这个醉鬼。……要是我早知道会出这样的事，我说什么也不会跟你一块儿来。那我现在就会待在家里，睡得踏踏实实；现在可好，闹得人头昏脑涨。……我累极了，又口渴……我的脑袋晕晕乎乎！”

“我就来，我就来……你死不了。……”

一只大公鸡呱呱地叫着飞过拉耶夫的头顶。拉耶夫深深地叹气，绝望地摇一下手，在石头上坐下。他的灵魂渴得燃烧起来，他的眼皮合在一起，他的头往下耷拉。……过了五分钟，十分钟，最后二十分钟，可是柯齐亚甫金还在跟那些鸡闹个不停。

“彼嘉，你快要完事了吗？”

“马上就完。我那个皮包本来已经找到，可是现在又丢了。”

拉耶夫用拳头支着脑袋，闭上眼睛。鸡的叫声越来越响。这个空别墅的住客们纷纷飞出窗外，拉耶夫觉得它们像猫头鹰似的在他头顶上空的黑暗中盘旋。它们的叫声在他耳朵里成了一片钟声，他满心害怕。

“这个畜生！”他想，“他请我来做客，应许请我喝葡萄酒和酸牛奶，结果我什么也没喝着，反而不得不从火车站步行到这里，听这些鸡叫。……”

拉耶夫愤愤不平，把下巴缩进衣领里，头放在他的皮包上，渐渐定下心来。疲倦占了上风，他开始昏昏睡去。

“皮包找到了！”他听见柯齐亚甫金得意洋洋的喊叫声，“我马上就会找到我的斗篷，然后就完事大吉，我们可以走了！”

可是后来他在睡梦中听见了狗叫声。起初是一只狗叫，后来又一只叫起来，随后第三只也叫了。……狗叫声同鸡叫声混在一起，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有个人走到拉耶夫跟前来，问一句什么话。随后他听见有人从他的头顶上方爬进窗子里去，发出了敲打声，嚷叫声。……一个女人，系着红色围裙，站在他身旁，手里拿着提灯，问了一句什么话。

“您没有权利说这种话！”他听见柯齐亚甫金的说话声，“我是律师柯齐亚甫金，法学候补博士。这就是名片！”

“我要您的名片干什么用！”不知什么人用沙哑的男低音说，“您把我的鸡统统赶出去了，您把鸡蛋都踩烂了！您看看您干的好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那些小火鸡就要钻出蛋壳，您却把它们踩死了。那么，先生，我要您的名片干什么用？”

“您没有权利不让我走！是啊！我不容许！”

“我想喝水……”拉耶夫暗想，极力睁开眼睛，同时觉得窗子里有个什么人从他的头顶上方爬出来。

“我是柯齐亚甫金！我的别墅就在此地，这儿的人全认得我！”

“我们不认识什么柯齐亚甫金！”

“你跟我说什么？去把村长叫来！他认得我！”

“您不用冒火，乡村警察马上就来。……当地所有的别墅住客我们都认识，可是从来也没见过您。”

“我在腐败村的别墅里已经住过五年了！”

“咦！难道这儿是腐败村吗？这儿是瘦弱村，腐败村是在右边，在火柴厂后边。离这儿大约有四俄里远呢。”

“见鬼！原来我走岔了道！”

人的叫声和鸡的叫声，同狗的叫声混杂在一起。在这乱七八糟的杂音中，响起了柯齐亚甫金的声音：

“不许您这么说！我付钱就是！您要明白您是在跟谁打交道！”

最后那些声音总算渐渐停息。拉耶夫感到有人拍他的肩膀了。

[1]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2] 女仆的名字。

[3] 上文的薇罗琪卡是薇拉的爱称。

猎人

一个溽暑闷热的中午。天上连一小片云也没有。……青草被太阳晒得枯萎，显得灰心绝望：即使下上一场雨，它也不能发绿了。……树林静悄悄的，纹丝不动，似乎用树梢眺望远方，或者等一件什么事似的。

林间空地的边沿上，有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懒散地走着，脚步蹒跚，这人高身量，窄肩膀，身上穿一件红衬衫和一条原是地主穿的、已经打了补丁的裤子，脚上穿着大皮靴。他沿着大路慢腾腾地走去。右边是绿色的林间空地，左边伸展着成熟的黑麦地，金黄色的海洋一直蔓延到地平线。……他脸色发红，满头大汗。一顶白色便帽大模大样地戴在他那漂亮的、生着金发的脑袋上，便帽上有骑手用的直帽檐，显然是慷慨的地主少爷送给他的礼物。他的肩头搭着一个猎物袋，里面装着一只揉成了团的黑雷鸟。男人手里拿着双筒枪，已经扳起枪机。他眯细眼睛瞧着他那只又老又瘦的狗，它跑在前面，在灌木丛里嗅着。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所有的活物都热得躲起来了。

“叶果尔·符拉绥奇！”猎人忽然听见一个轻微的说话声。

他吃了一惊，回头看去，皱起了眉头。在他身旁，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似的，站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农妇，年纪三十岁上下，手里拿着镰刀。她凝视着他的脸，腼腆地微笑着。

“哦，是你，彼拉盖雅！”猎人说，站住，慢腾腾地扳下枪机，“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们村里的妇女到这儿来做工，我也就跟她们一块儿来了。……我是来做短工的，叶果尔·符拉绥奇。”

“原来是这样……”叶果尔·符拉绥奇含糊地说了一句，慢慢地往前走去。

彼拉盖雅在他身后跟着。他们默默地走出大约二十步。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您了，叶果尔·符拉绥奇……”彼拉盖雅说，温柔地瞧着猎人耸动的肩膀和肩胛骨，“自从复活节您到我们的小屋来喝了些水以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过您。……复活节那次您只来了一会儿就走了，而且那一次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喝得醉醺醺的。……您骂我一阵，打了我一顿，后来就走了。……我一直等啊，等啊……我的眼睛都要望穿了，一直在等您。……哎，叶果尔·符拉绥奇，叶果尔·符拉绥奇！您总也该来一趟才是！”

“我到你那儿去干什么啊？”

“嗯，当然，没有什么要您干的事，不过呢……总有个家嘛。……您也该看一看家里过得怎样。……您是一家之主。……哟，您已经打到一只雷鸟了，叶果尔·符拉绥奇！那您就坐一坐，歇一会儿。……”

彼拉盖雅一面讲着这些话，一面像个傻姑娘似的痴笑，抬头看着叶果尔的脸。……她的脸洋溢着幸福的神情。……

“坐一坐吗？也好……”叶果尔用冷淡的口气说，在两棵成长着的杉树中间一小块地方坐下，“你站着干什么？你也坐下！”

彼拉盖雅稍稍离开他一点，在向阳的地方坐下来，为她自己的欢乐害臊，抬起一只手捂住她那微笑着的嘴。在沉默中过了两分钟光景。

“您总也该来一趟才是。”彼拉盖雅轻声说。

“去干什么呢？”叶果尔叹道，脱掉帽子，用袖子擦了擦发红的额头，“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一两个钟头，无非是浪费时间罢了，反而搅得你心神不定。可是要我经常住在村子里，我的灵魂却受不了。……你自己知道，我是个过惯了好日子的人。……我要有床睡，要好茶喝，要斯斯文文地谈谈天……各式各样讲究的东西我都要，可是你们那个村子里却只有穷苦和煤烟。……我连一天也过不下去。……比方说，假定上面下命令，一定要我在你那儿住下，那我就会放一把火烧掉那间小屋，要不然就把自己弄死。我从小就爱过舒服日子，这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您住在哪儿？”

“我住在地主德米特利·伊凡内奇家里，做一名猎人。我给他的饭桌添上点野味，不过他养着我大半是……为了取乐。”

“您干的不是正业，叶果尔·符拉绥奇。……在别人，打猎是玩乐，可是在您，却成了手艺……成了正经的行当了。……”

“你不懂，傻娘们儿，”叶果尔说，沉思地瞧着天空，“你从来也不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辈子也不会了解。……按你的看法，我是个糊里糊涂而误入歧途的人，可是也有些明白事理的人，就认为我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好射手。那些地主老爷领会这一点，他们甚至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讲到我呢。在打猎这一行里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讲到我厌恶你们村子里的活儿，那倒不是因为我贪舒服，也不是因为我高傲。我从很小的时候起，你知道，除了玩枪养狗以外，别的行当一概没干过。人家夺走我的枪，我就拿起钓鱼竿；人家夺走我的钓鱼竿，我就赤手空拳去打猎捕鱼。喏，我还贩卖过马，我一有钱，就到各处市集上去活动。你知道，要是一个庄稼汉迷上打猎或者贩马，那就跟犁头断了缘分。如果人一心向往自由，那你怎么也没法叫他放弃它。同样，要是一个老爷当上演员，或者迷上别的艺术，他就永世也不会做官或者做地主了。你是个妇道人家，你不懂，不过这种事应该懂。”

“我懂，叶果尔·符拉绥奇。”

“既然你想哭，可见你没懂。……”

“我……我没哭……”彼拉盖雅说，扭过脸去，“这是罪过，叶果尔·符拉绥奇！您跟我这个不幸的人总也该一块儿过一天才是。我已经嫁给您十二年了，可是……可是我们俩一回也没有相亲相爱过！……我……我没哭。……”

“相亲相爱……”叶果尔喃喃地说，搔一搔手，“根本就谈不到什么相亲相爱。我们只不过名义上是夫妻罢了，难道我们真的是夫妻？在你的眼里，我是个野人，在我的眼里呢，你是个傻娘们儿，什么也不懂。我们怎么能做夫妻呢？我是个自由自在的人，过惯了好日子，玩玩乐乐，你呢，是个打短工的，穿着树皮鞋，住在脏地方，弯着腰干活。我自己认为我在打猎这一行里是头一把手，可是你总可惜我没出息。……这怎么能配成对呢？”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是明媒正娶的，叶果尔·符拉绥奇！”彼拉盖雅哭着说。

“我们结婚不是出于本心。……难道你忘了？这得怪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伯爵……和你自己。伯爵看见我的枪法比他强，嫉妒我，就整整灌了我一个月的酒；一个人喝醉了酒，慢说是叫他举行婚礼，就是叫他改信别的宗教，也可以办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了报复我就叫我娶了你。……一个猎人娶了个喂牲口的丫头！你明明看见我喝醉了，为什么嫁给我？要知道你不是农奴，你可以反抗嘛！嗯，当然，一个喂牲口的丫头嫁给一个猎人，算是走了运，可是你也得思前想后才对。喏，现在你只好伤心，哭哭啼啼。伯爵不过是开了个玩笑，可是你就得哭……拿脑袋撞墙了。……”

紧跟着是沉默。有三只野鸭飞过林间空地的上空。叶果尔瞧着它们，目送它们飞去，到后来它们变成三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远远落到树林后边去了。

“你靠什么生活？”他问，把眼睛从鸭子移到彼拉盖雅身上。

“眼下我打短工，到冬天我就从育婴堂里领回一个小娃娃来，喂他吃牛奶。他们每个月给我一个半卢布。”

“哦。……”

随后又是沉默。收割过的田地上响起了轻柔的歌声，可是那支歌刚唱开头就停住了。天气热得使人唱不下去。……

“人家说您给阿库丽娜盖了一所新的小木房。”彼拉盖雅说。

叶果尔没有说话。

“那么，您看上她了。……”

“这也是你的时运，你的命！”猎人说，伸了个懒腰，“你看开点吧，可怜虫。可是，再见了，我净顾说话，把时间也忘了。……今天傍晚我还得赶到包尔托沃村去。……”

叶果尔站起来，伸个懒腰，把枪挎在肩膀上。彼拉盖雅站起来。

“那么您什么时候到村子里来？”她轻声问道。

“还是不去的好。我清醒的时候绝不会去，我喝醉了去，也于你没有什么好处。我喝醉了爱发脾气。……再见！”

“再见，叶果尔·符拉绥奇。……”

叶果尔把帽子戴在后脑壳上，吧嗒了一下嘴，招呼他的狗，便继续赶路了。彼拉盖雅站住不动，瞧着他的背影。……她瞧着他那活动的肩胛骨，漂亮的后脑壳，懒洋洋、漫不经心的步子，她那对眼睛就充满了忧郁和温柔的爱抚。……她的目光打量着她丈夫细高的身影，爱抚它，温存它。……他仿佛感到了她的目光似的，停住脚，回过头来看。……他沉默不语，彼拉盖雅从他的脸容，从他那耸起的肩膀看出来他有些什么话要对她说。她就胆怯地走到他跟前，用恳求的眼光瞧着他。

“给你！”他说，扭回身去。

他给了她一张揉皱的一卢布钞票，很快地走开了。

“再见，叶果尔·符拉绥奇！”她心不在焉地接过那张钞票，说。

他顺着一条又直又长如同拉紧的皮带般的道路走去。……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纹丝不动，犹如一尊塑像，用目光盯住他的每一步路。可是后来，他衬衫的红色同他裤子的黑色混在一起，他的脚步渐渐看不清楚，那条狗跟他的皮靴也不能截然分开了。她看得清的只有那顶便帽，可是……忽然，叶果尔猛的往右转弯，走进林间空地，那顶便帽就也消失在一片苍翠当中了。

“再见，叶果尔·符拉绥奇！”彼拉盖雅小声说着，踮起脚尖，想再看一眼他的白色便帽。

必要的前奏

一对刚行完婚礼的年轻夫妇从教堂里走回家去。

“喂，瓦莉雅，”丈夫说，“你抓住我的胡子，使足力气揪它。”

“上帝才知道你胡想些什么！”

“不，不，请吧！我要求你！不要讲客气，你动手揪吧。……”

“算了，你这是何苦呢？”

“瓦莉雅，我要求你……简直是命令你！要是你爱我，就抓住我的胡子揪它。……这就是我的胡子，揪吧！”

“说什么也不行！叫一个人痛苦，而我爱这个人又胜过爱我的生命……那我不干，永世也不干！”

“可是我求求你！”新婚的丈夫开始生气了，“听明白了吗？我求求你，而且……我命令你！”

最后，经过长久的推脱，大惑不解的妻子才把小手伸进她丈夫的胡子里，用足力气揪了一下。……她丈夫连眉头也没皱。……

“你再也想不到，我一点也不觉得痛！”他说，“真的，不痛！喏，等一等，现在该我来揪你了。……”

丈夫抓住他妻子鬓角上的几根头发，使劲一揪。他妻子大声尖叫。

“现在，我的伴侣，”丈夫总结说，“现在你才看出我比你强壮坚韧许多倍。这在你是必须知道的，日后你举起拳头打我，或者口口声声说要挖出我眼珠的时候，要想起这一点。……一句话，妻子要怕丈夫！”

凶犯

法院侦讯官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异常消瘦的庄稼汉，穿一件花粗布衬衫和一条打过补丁的裤子。他那生满毫毛和布满麻点的脸，以及藏在突出的浓眉底下、不容易让人看见的眼睛，都露出阴沉的严峻神情。他脑袋上的头发无异于一顶皮帽子，很久没有梳过，纠结蓬乱，弄得他像一个蜘蛛，越发显得阴沉了。他光着脚。

“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侦讯官开口说，“你走过来一点，回答我的问题。本月七日，铁路看守人伊万·谢苗诺夫·阿金佛夫早晨沿线巡查，在一百四十一俄里处，碰见你在拧掉一个用来连结铁轨和枕木的螺丝帽。喏，这就是那个螺丝帽！……他把你连同螺丝帽一起扣住。事情是这样的吗？”

“啥？”

“这件事是像阿金佛夫所说的那样吗？”

“当然，就是那样。”

“好。那你为什么拧掉螺丝帽？”

“啥？”

“你不要啥啊啥的，你要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拧掉螺丝帽？”

“要是没有用处，俺才不会去拧它呢。”丹尼斯声音沙哑地说，斜起眼睛看着天花板。

“那么你要这个螺丝帽做什么用？”

“螺丝帽？俺们拿它做坠子……”

“这个俺们是谁？”

“俺们，老百姓呗……就是克里莫沃村的庄稼汉。”

“听着，老乡，你不要对我装傻，要说正经的。这儿用不着撒谎，说什么坠子不坠子的！”

“我一辈子也没撒过谎，现在撒啥谎……”丹尼斯嘟哝说，眨巴着眼睛，“再说，老爷，能不用坠子吗？要是你把鱼饵或者蚯蚓安在钓钩上，难道不加个坠子，钓钩就能沉到水底？还说俺撒谎呢……”丹尼斯冷笑道，“鱼饵这种东西，要是漂在水面上，还顶个啥用？鲈鱼啦，梭鱼啦，江鳕啦，素来在水底上钩。要是鱼饵漂在水面上，也许只有鲶鱼来吃，不过那样的事也不常有……俺们的河里就没有鲶鱼……那种鱼喜欢大河。”

“你跟我讲鲶鱼干什么？”

“啥？咦，您自己在问嘛！俺们那儿，连地主老爷也这么钓鱼。就连顶不济的孩子，没有坠子也不去钓鱼。当然，也有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嗯，他们没有坠子也要去钓鱼。傻瓜办事就说不上什么章法了……”

“这么说来，你拧下螺丝帽就是为了要拿它做坠子？”

“不为这个还为啥？又不是拿来当羊拐子[1]玩！”

“可是要做坠子，你尽可以用铅块、子弹壳……钉子什么的……”

“铅块在大路上可找不着，那得花钱去买。讲到钉子，那东西不中用。再也找不着比螺丝帽更好的东西了……它又重，又有个窟窿眼。”

“他老是装傻！好像他昨天刚生下地或者从天上掉下来似的。难道你就不明白，蠢材，这样拧掉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吗？要不是看守人看到，火车就可能出轨，很多人就会丧命！你会害死很多人！”

“天主保佑别出这种事才好，老爷！为啥害死人呢？难道俺们不信教，或者是坏人？谢天谢地，好老爷，俺们活了一辈子，慢说是害死人，就连那样的想法也没有过……求圣母拯救和宽恕吧……您这是说的啥呀！”

“那么依你看来，火车是怎么翻的？你拧掉两三个螺丝帽，火车就翻了！”

丹尼斯冷冷地一笑，怀疑地眯细眼睛瞧着侦讯官。

“得了吧！俺们全村的人拧螺丝帽已经有年月了，天主一直保佑我们，现在却说火车出事……害死人了……要是俺把铁轨搬走，或者，比方说，把一根大木头横放在铁轨上，嗯，那就说不定火车会翻掉，可是现在……呸！一个螺丝帽罢了！”

“可是你要明白：螺丝帽是用来把铁轨钉紧在枕木上的！”

“这个俺们明白……俺们又不是把所有的螺丝帽都拧掉……还留着不少呢……俺们办事可不是不动脑筋的……俺们明白……”

丹尼斯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一个十字[2]。

“去年此地就有一列火车出了轨，”侦讯官说，“现在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您说啥？”

“我说，去年有一列火车出了轨，现在才明白那是什么缘故……我懂了！”

“您受教育就为的是懂事，俺们的恩人……主才知道该叫谁懂得事理……喏，您评断事情，就说得出道理来，可是那个看守人也是个庄稼汉，啥也不懂，揪住俺的脖领，拉着就走……你先得讲理，然后才能拉人嘛！俗语说得好，庄稼汉长着庄稼汉的脑筋……还有一件事您也要记下来，老爷：他动手两次，打俺一个嘴巴，当胸又给了俺一拳。”

“先前搜查你家的时候，又找着一个螺丝帽……你是在什么地方把它拧下来的，在什么时候？”

“您说的是放在小红箱子底下的那个螺丝帽吗？”

“我不知道放在你家里什么地方，反正是搜到了。你是在什么时候把它拧下来的？”

“那不是俺拧下来的，那是伊格纳希卡送给俺的，他就是独眼谢苗的儿子。俺说的是小箱子底下那一个。院子里雪橇上的那一个，是俺跟米特罗凡一块儿拧下来的。”

“哪一个米特罗凡？”

“就是米特罗凡·彼得罗夫呗……难道您没听说过？他在俺们村子里编渔网，卖给地主老爷们。那种螺丝帽，他可要的多。编一个渔网，估摸着，总要用十来个……”

“你听着……刑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条说：凡蓄意损坏铁道，致使铁路运输发生危险，而肇事者明知此种行为将造成不幸后果……听明白了吗？明知！你不可能不知道拧掉螺丝帽会造成什么后果……当判处流放及苦役刑。”

“当然，您知道得多……俺们都是些无知无识的人……难道俺们能懂吗？”

“你全懂！你这是撒谎，装佯！”

“撒谎干啥？要是您不信，您就到村子里去打听好了……不用坠子只能钓着似鲌鱼。鲌鱼最差不过了，可是就连它，缺了坠子也还是钓不着。”

“你再讲一讲鲶鱼吧！”侦讯官微笑着说道。

“鲶鱼俺们那儿没有……俺们把没有坠子的钓丝漂在水面上，安上蝴蝶做饵，倒有大头来上钩，不过就连那样的事也少有。”

“好，你别说了……”

随后是沉默。丹尼斯站在那儿，不时换一只脚立定。他瞧着铺有绿呢面的桌子，使劲眨巴眼睛，好像他眼前看见的不是呢子，而是太阳。侦讯官很快地写着。

“俺该走了吧？”丹尼斯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我得把你看押起来，再送到监狱里去。”

丹尼斯不再眨巴眼睛，拧起浓眉，探问地瞧着那个文官。

“怎么会要俺去坐监狱？老爷！我可没有那个闲工夫，我得去赶集。叶戈尔欠着我三个卢布的腌猪油钱，我得跟他要……”

“别说了，不要碍我的事。”

“要俺坐监狱……要真是做了坏事，那就去吧，可是现在……啥原故也没有……俺犯了啥王法？俺觉得，俺没偷过东西，也没打过人……要是您，老爷，疑心俺欠缴了税款，那您可别听信村长的话……您去问常任委员先生好了……他，那个村长，是个没有良心的人……”

“别说了！”

“俺本来就没说啥……”丹尼斯嘟哝说，“村长造了假账，这俺敢起誓……俺们是弟兄三个，那就是库兹马·格里戈里耶夫，叶戈尔·格里戈里耶夫，和俺丹尼斯·格里戈里耶夫……”

“你碍我的事……喂，谢苗！”侦讯官叫道，“把他押下去！”

“俺们是弟兄三个，”丹尼斯一面由两个强壮的兵押着，走出审讯室，一面嘟哝说，“弟兄不一定要替弟兄还钱……库兹马没给钱，那么你，丹尼斯就得承担……这也叫法官！俺们的东家是个将军，已经死了，祝他升天堂吧，要不然他就会给你们这些法官一点厉害看看……审案子要知道怎么个审法，不能胡来……哪怕用鞭子抽一顿也可以，只要有凭有据，打得不屈就成……”

[1] 一种儿童游戏用具。

[2] 按迷信说法，魔鬼在人们打呵欠时进入口中，画十字是为了驱邪。

在车厢里

交谈

“朋友，您要不要吸雪茄烟？”

“谢谢[1]。……这是很好的雪茄烟！这样的雪茄烟多少钱十支？”

“说真的，我不知道，可是我想，价钱很贵……要知道，这是哈瓦那[2]产品！我刚才在火车站上喝了一瓶艾尔·德·贝尔德利[3]，吃了些安抽鱼，然后吸这样一支雪茄烟，倒也很不坏呢。扑[4]！”

“您的表链坠好大！”

“嗯，是啊。……值三百卢布！如今，您要知道，吸完这支雪茄烟后，喝上点莱茵葡萄酒倒也不坏……比方说，希洛斯-姚汉尼斯堡第八十五点五号，十卢布一瓶的。……啊？要不然就喝点红葡萄酒也成。……讲到红葡萄酒，我喝克罗-德-乌弱-微-塞克[5]，或者克罗-德-鲁阿-柯尔通[6]。……不过，要是喝布尔冈[7]的产品，那就一定得喝沙木贝尔腾第三十八又四分之三号。这是布尔冈的酒当中最补养身体的一种。……”

“请原谅我提出一个唐突的问题：您大概是本地的大地主，或者您是……银行经理吧？”

“不，哪儿是什么银行经理！我是某地海关的仓库主任。……”

“我的妻子读《新闻报》[8]和《新时报》，我自己却喜欢莫斯科的那些报纸。我早晨看报，傍晚叫我的女儿念《俄罗斯古代》[9]或者《欧洲通报》[10]。老实说，我对这类厚杂志不大喜欢，就把它们拿给朋友们去读，我自己多半只看看插图就算了。……我读《田地》《世界》[11]……嗯，当然，还读滑稽刊物。……”

“莫非您订阅所有这些报纸和杂志吗？大概您在经办图书馆吧？”

“不，先生，我是邮局的收信员。……”

“当然，马作为交通工具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铁路的，可是，老兄，马也是好东西。……比方说，三套马的马车准备下五六辆，让女人们坐上去，然后吆喝一声：啊，你们，马呀，我的马呀，奔驰吧，比鹰再飞得快些！马车就跑起来，一路上迸出点点的火花！一溜烟跑出三十俄里远，然后再回来。……比这更好的乐子再也想不出来了，特别是在冬天。……您知道，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我吩咐人备好十辆三套马的马车……我家里当时来了客人。……”

“对不起……大概您自己有个养马场吧？”

“不，先生，我是消防队长。……”

“我不贪利，不爱财……什么钱财不钱财，滚它的！……我为它，这种肮脏货，吃足了苦头，不过我仍然说，而且以后还会这么说：钱是好东西！嗯，每逢你跟一个市民这么面对面站着，忽然觉得你手心里有一种触到钞票的感觉，试问还能有比这更愉快的吗？……你觉得手心里有一张钞票，火花就会在你的血管里奔流不息了。……”

“您大概是大夫吧？”

“哪儿的话！我是区警察局长。……”

“乘务员！我这是在哪儿？！我是跟什么人待在一块儿？！我是活在哪个世纪？！”

“可是您自己是什么人？”

“制靴业的工匠叶果罗夫。……”[12]

“不管您怎么说，我们这些作家的劳动是沉重的！”他庄严地叹了口气，“怪不得我们的同行[13]，涅克拉索夫说：我们的命运颇有不祥之处[14]。……不错，我们得到大笔的钱，大家都知道我们……荣誉是我们的命运，然而……这都是一场空。……荣誉，按我的一个同行的话来说，乃是瞎子的破衣烂衫上一块颜色鲜艳的补丁。……这种工作是那么沉重而困难，您相信不，有时候我恨不得把荣誉和金钱之类的东西换成庄稼人的命运。……”

“请问您在哪儿发表文章？”

“我在《光芒》[15]上写些讨论欧洲问题的文章。……”

“我的丈夫每星期六都要到大臣家里去，撇下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有一个星期六，菲金伯爵突然派人来了，要我丈夫去一趟。‘无论如何非去不可！您就是从地里挖，也得把您丈夫挖出来交给我们！’真有这么厉害的人。……我就说：叫我上哪儿去给您把我丈夫找来呢？刚才他到大臣家里去了，从那儿出来后，说不定他就到赫龙斯卡雅-扎彼亚达雅公爵夫人家里去了。……”

“啊啊。……夫人，您的丈夫在哪个部里任职？”

“他干理发那一行。……他是个理发师。……”

[1] 原文为法语。

[2] 古巴首都，出产上等雪茄。

[3] 法国的一种葡萄酒。

[4] 喷烟的声音。

[5] 法国的葡萄酒。

[6] 法国的葡萄酒。

[7] 法国的一个葡萄酒产地。

[8]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自由主义报纸。

[9]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历史月刊（1870—1918）。

[10]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历史、政治、文学”月刊。

[11] 即《世界画报》，在彼得堡印行，每周一期。

[12] 指这个人喝醉了酒，因为俄语里常说“醉得像鞋匠一样”。

[13] 原文为法语。

[14] 引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在病院里》。——俄文本编者注

[15] 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附有插图的周刊，是一种反动的黑帮刊物。——俄文本编者注

青年人和爸爸

当代的事 一场小戏

“我听说您就要结婚了！”在别墅的舞会上，彼得·彼得罗维奇·米尔金的一个朋友对他说，“那么您什么时候举办婚前的酒会[1]呢？”

“您是从哪儿听说我就要结婚的？”米尔金涨红了脸说，“这是哪个混蛋对您说的？”

“大家都在说嘛，再者根据各种迹象也看得出来。……不用再瞒着了，老兄。……您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您的事我们都看得很透，知道得很透！嘻嘻嘻。……根据各种迹象就可以看出来。……您成天价在康德拉希金家里坐着不走，在那儿吃中饭，吃晚饭，唱抒情歌曲。……您只跟娜斯千卡·康德拉希金娜一个人散步，您带了花去也只送给她一个人。……我们全看见了，先生！前几天我碰见康德拉希金家的爸爸本人，他说你们的事已经水到渠成，只等您从别墅搬到城里去，就马上办喜事。……这不是挺好吗？求上帝保佑吧！与其说我为您高兴，还不如说我为康德拉希金高兴。……要知道这个可怜人有七个女儿呢！七个！这是闹着玩的？求上帝保佑，哪怕嫁出一个也是好的。……”

“真见鬼……”米尔金暗想，……“这已经是第十个人对我谈起我跟娜斯千卡结婚的事了。他们根据什么来推断的呢？见他们的鬼！就根据我天天在康德拉希金家里吃饭，跟娜斯千卡一块儿散步。……不，现在该止住这些流言了，是时候了，要不然，一不留神可就真结了婚，该死的！……明天我就去跟那个蠢货康德拉希金解释一下，免得他空抱希望，然后我就一走了事！”

在上述谈话以后第二天，米尔金走进七等文官康德拉希金别墅的书房里，感到心慌意乱，有点害怕。

“您好，彼得·彼得罗维奇！”主人迎着他说，“您过得怎么样？您觉得烦闷无聊了吧，天使？嘻嘻嘻。……娜斯千卡马上就回来。……她跑到古塞夫家里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认真说来，不是来找娜斯达霞[2]·基利洛芙娜的，”米尔金嘟哝说，慌张地搔搔眼皮，“我是来找您的。……我有话要跟您谈。……不知什么东西掉进我的眼睛里去了。……”

“那么您打算谈些什么呢？”康德拉希金着眼睛说，“嘻嘻嘻。……可是您为什么这样慌张，亲爱的？唉，男人呀，男人！你们这些年轻人，真叫人没办法！我知道您打算跟我谈些什么！嘻嘻嘻。……早就该说了。……”

“认真说来，在某种程度上……您要知道，事情是这样：我……我是来跟您告别的。……明天我就动身走了。……”

“这话怎么说：动身走了？”康德拉希金瞪大眼睛问。

“很简单。……我就要走了，就是这么回事。……请容许我对您的殷勤款待道谢……您的女儿也都那么可爱。……我永世也忘不了那些时光……”

“对不起……”康德拉希金涨红了脸说，……“我不大了解您的意思。……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走掉……您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不过，先生，您……这是临阵脱逃。……这不老实，先生！”

“我……我……我不知道这怎么会是临阵脱逃。”

“您整个夏天老是往我这儿跑，吃饭，喝酒，引得人生出希望来，在这儿一天到晚跟那些丫头闲扯，可是忽然间，拍拍屁股，说是要走了！”

“我……我没有引人生出希望。……”

“当然，您没有求婚，不过您的行动在朝着哪一条路上走，岂不是很明白吗？您每天来吃饭，到晚上就挽着娜斯千卡的胳膊一块儿散步……莫非这一切都是无意中发生的？只有存心求婚的男人才天天来吃饭，如果您不是个存心求婚的男人，难道我会供您吃喝？是啊！这不老实！我听都不要听！请您费神求婚吧，要不然我就要……那个了。……”

“娜斯达霞·基利洛芙娜是个很可爱的……好姑娘。……我尊敬她，而且……我也不想找一个比她更好的妻子了，可是……我同她在信念和见解上不一致。……”

“理由就是这个吗？”康德拉希金说，微微一笑，“仅仅是这个吗？可是，我亲爱的，世界上难道能找到一个跟丈夫的见解相同的妻子吗？哎，年轻人呀，年轻人！阅历太浅，阅历太浅呀！年轻人一发表什么议论，那就，真的……嘻嘻嘻……简直要臊得人脸红。……现在见解不一致，可是您自管生活下去，所有那些小摩擦自然就消灭了。……马路新修好，是不能行车的，不过等到略为走过几趟车，也就万事大吉了！”

“话是不错的，可是……我配不上娜斯达霞·基利洛芙娜。……”

“配得上，配得上！胡说！你是个挺好的小伙子！”

“您不知道我的种种缺陷。……我穷。……”

“胡说！您挣薪水嘛，这就要谢天谢地了。……”

“我是个……酒鬼。……”

“不对，不对，不对！……我一次也没见您喝醉过酒！……”康德拉希金摇着手说，“年轻人免不了要喝酒。……我自己也年轻过，常常喝过头。这是难免的。……”

“不过要知道，我有狂饮症。我有这种遗传性的毛病！”

“我不信！这么两颊绯红的人，忽然说有狂饮症！我不信！”

“你骗不了他，这个魔鬼！”米尔金暗想，“嘿，他多么急于把女儿嫁出去！”

“我不但害着狂饮症，”他接着说，“另外我还有别的恶习。我接受贿赂。……”

“亲爱的，如今谁不接受贿赂啊？嘻嘻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再者，我也没有权利结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究竟如何。……我一直瞒着您，不过现在您应当知道这件事了。……我……我正要为盗用公款案受审。……”

“受审？”康德拉希金说，怔住了，“嗯，是啊……这是个新闻。……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确，在不知道自己命运如何的时候，是不能结婚的。……那么您盗用的公款很多吗？”

“十四万四千。”

“哦……数目不小！是的，确实，这件事有西伯利亚的味道[3]。……这样，我那个丫头就要白白地遭殃了。……既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求上帝保佑您吧。……”

米尔金自由地喘了口气，探过身去拿帽子。……

“不过，”康德拉希金想了想，接着说，“要是娜斯千卡爱您，她就可能跟随您一块儿到那边去。如果她怕牺牲，那还算什么爱情呢？况且托木斯克省[4]是个富饶的地方。在西伯利亚生活，老兄，比在这儿好。要不是有一家子人，我自己也愿意去。您可以求婚！”

“好一个说不通的魔鬼！”米尔金暗想，“他情愿把她的女儿嫁给恶魔，只要他的肩膀能松一点。”

“不过事情还不止于此……”他接着说，“我受审不单是因为犯了盗用公款罪，而且还因为犯了伪造文书罪。”

“反正一样！反正是同样的惩罚！”

“呸！”

“您为什么这样大声啐唾沫？”

“没什么。……您听我说，我还没有把实情完全向您揭开。……您不要强逼我告诉您我生活中的秘密……那可是个可怕的秘密！”

“我倒不想知道您的秘密！那都是些小事！”

“不是小事，基利尔·特罗菲梅奇！要是您听到……您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您就会避之唯恐不及了。……我……我是个逃亡的苦役犯！！”

康德拉希金像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从米尔金身边跳开，他愣住了。他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纹丝不动，用充满恐惧的眼睛瞧着米尔金，然后倒在圈椅上，呻吟道：

“这我没有料到……”他哼哼唧唧地说，“我把一个什么人搂在怀里了！您去吧！看在上帝面上，您走吧！让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您！哎哟！”

米尔金拿起帽子，为他的胜利洋洋得意，往门口走去。……

“等一下！”康德拉希金止住他说，“可是为什么您至今没有被捕呢？”

“我用的是别人的姓名。……要逮捕我很困难。……”

“也许，您会照这样一直活到去世那天，谁也不知道您是个什么人。……您等一下！反正现在您是个诚实的人，您早已改悔了。……好吧，上帝保佑，您自管结婚好了！”

米尔金出了一身汗。……要再撒个谎，而且比逃亡的苦役犯还厉害，那可是办不到了，只剩下一个办法：丢脸地跑掉，也不说明逃跑的理由。……他正准备往门口溜去，忽然他的头脑里闪过一个主意。

“您听我说，您还没知道全部实情！”他说，“我……我是疯子，失去理智的人和疯子是禁止结婚的。……”

“我不信！疯子讲话不会这么有条有理。……”

“您这样说，可见您不明白！难道您不知道许多疯子只在某种时候发疯，平时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吗？”

“我不信！您不要再说了！”

“既是这样，我就请大夫开个证明，拿给您看！”

“证件我相信，可是您的话我不相信。……哪有这样的疯子！”

“过半个钟头我就把证件给您送来。……现在，再见。……”

米尔金抓起帽子，赶紧跑出去。过了五分钟光景，他走进他的朋友菲丘耶夫医生家里。可是，活该他倒霉，他走进去的时候，医生刚同他的妻子发生过一场小口角，此刻正在整理他的发型[5]。

“我的朋友，我有件事求你！”他对医生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死乞白赖地逼着我结婚。……为了逃避这场灾难，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证明我是个疯子。……这倒有几分像是哈姆雷特的方法。……疯子，你明白，是不能结婚的。……请你看在朋友分上，给我开个证明，就说我是个疯子！”

“你不打算结婚？”医生问。

“说什么也不干！”

“既是这样，我就不给你开证明，”医生摸着头发说，“谁不想结婚，谁就不是疯子，而且正好相反，是最聪明的人。……将来，等你要结婚的时候，好，那你就来找我开证明。……那时候事情很清楚，你真的发疯了。……”

[1] 指新郎在结婚前夕与平日的游伴告别而举行的酒会。

[2] 即上文娜斯千卡（爱称）的本名。

[3] 意谓：你可能被判流放西伯利亚。

[4] 在西伯利亚。

[5] 原文为法语。

客人

一场小戏

私人律师节尔捷尔斯基的眼皮要合上了。大自然已经沉入黑暗之中。微风渐渐停息，鸟雀的合唱已经沉寂，牲畜纷纷安歇。[1]节尔捷尔斯基的妻子早已回房安寝，仆人也都睡了，所有的活物都已经安眠，唯独节尔捷尔斯基虽然眼皮上像是压着三普特重的东西，却不能到寝室去。问题在于他家里坐着一个客人，这人是附近别墅里的住客，退役的上校彼烈加陵。自从他吃过午饭来到这里，在长沙发上坐下以后，一次也没有站起来过，仿佛粘在那儿，动弹不得了。他坐在那儿，用带鼻音的沙哑声调讲起一八四二年在克列明楚格城里一只疯狗怎样咬他。他讲完了，又从头讲起。节尔捷尔斯基狼狈不堪。为了把客人撵走，他什么法子都试过了！他不时看一下怀表，又说他头痛，屡次从客人坐着的房间里走出去，可是任什么办法都不见效。客人毫不理解，继续讲那条疯狗。

“这个老家伙会一直坐到明天早晨才走！”节尔捷尔斯基生气地暗想，“这样的蠢货！嗯，要是他真的不懂普通的暗示，那就只好用比较粗鲁的方式了。”

“您听我说，”他开口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别墅生活吗？”

“为什么呢？”

“就因为在这儿可以生活得有规律。在城里很难遵守什么固定的生活秩序，可是这儿恰好相反。我们九点钟起床，三点钟吃中饭，十点钟吃晚饭，十二点钟睡觉。我素来十二点钟就上床。求上帝保佑我别晚睡：第二天一准会闹偏头痛！”

“真的吗？……人一养成习惯，的确就会这样。以前，您要知道，我有个熟人，姓克留希金，是个步兵上尉。我是在谢尔普霍夫城同他相识的。嗯，这个克留希金……”

上校结结巴巴地讲起克留希金来，吧嗒着嘴唇，用肥手指头比划着。已经敲过十二点，时针在往十二点半移过去，可是他仍旧在讲。节尔捷尔斯基出了一身汗。

“他不明白！蠢货！”他生气地暗想，“莫非他以为他的来访会使我快乐吗？是啊，怎样才能把他撵走呢？”

“您听我说，”他打断上校的话说，“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喉咙痛得厉害！今天上午，魔鬼把我支使到一个熟人家里去，不料他的孩子得了白喉症，躺在床上。我多半受传染了。是啊，我觉得我受传染了。我害白喉症了！”

“真会有这样的事！”彼烈加陵平心静气地带着鼻音说。

“这可是危险的病！不但我自己得了病，而且我还可能传染别人。这种病最容易传染人！但愿我不致把病传染给您才好，巴尔费尼·萨维奇！”

“传染给我？嘻嘻！我在伤寒病院里住过，尚且没有传染上，在您这儿倒会传染上啊！嘻嘻！……我这把老骨头，老兄，什么病也传染不上。老年人的生命力强。我们那个旅里有个挺老的小老头，就是特莱班中校……祖先是法国人。嗯，这个特莱班……”

彼烈加陵就开始叙述特莱班生命力之强。时钟敲了十二点半。

“对不起，我要打断您的话，巴尔费尼·萨维奇，”节尔捷尔斯基呻吟道，“您几点钟上床睡觉？”

“有的时候两点，有的时候三点，也有干脆不睡的时候，特别是如果陪好朋友坐着，或者风湿病发作了。今天，比方说，我就要到四点钟再睡，因为我晚饭前睡了一大觉。我能根本不睡。在战争时期我们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真有过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驻扎在阿哈尔齐赫附近。”

“对不起。我却总是十二点就睡。我九点钟起床，所以不得不早睡。”

“当然。早起对人的身体大有好处。嗯，事情是这样……当时我们驻扎在阿哈尔齐赫附近。……”

“鬼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身上一阵发冷，一阵发热。我的病发作以前，总是这个样子。应当告诉您，有时候我神经方面犯一种奇怪的病。老是夜里十二点多钟发作……白天倒不发病……忽然脑子里响起来：嗡嗡嗡。……我就神志不清，跳起来，随手抓起一件东西往家里人身上扔。抓到一把刀子就扔刀子，抓到一把椅子就扔椅子。现在我身上发冷，多半就是病要发了。这病总是从身上发冷开头的。”

“哎呀。……您该治一治才是！”

“我治过，可是无济于事。……我能做的只限于在发病前不久预先警告熟人和家里人，要他们走掉，至于治疗，我早就放弃了。……”

“啧啧。……这个世界上什么病没有啊！又是鼠疫，又是霍乱，又是各式各样的神经病。……”

上校摇着头，沉思起来。紧跟着是沉默。

“我来给他念一念我的作品吧，”节尔捷尔斯基暗想，“我那儿放着一本长篇小说，那是以前我在中学里写的。……说不定它倒能起点作用。……”

“哦，顺便提一句，”节尔捷尔斯基打断彼烈加陵的沉思说，“您愿意我来给您念一下我的作品吗？那是我在闲暇的时候胡乱写出来的。……那个长篇小说分五部，有前言和尾声。……”

节尔捷尔斯基没等到对方答话就跳起来，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本颜色发黄的旧稿本，封面上写着几个大字：《巨浪。共分五卷的长篇小说》。

“这回他一定会走了，”节尔捷尔斯基翻看他青年时代的罪恶[2]，暗自巴望着，“我一定要念到他哇哇地大叫为止。……”

“好，您听着，巴尔费尼·萨维奇。……”

“遵命。……我喜欢听。……”

节尔捷尔斯基念起来。上校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坐得舒服点，做出严肃的脸相，分明准备听很久，而且认真地听。……朗诵者从景物描写念起。等到时钟敲了一点钟，景物才让位给城堡的描写，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瓦连青·勃连斯基伯爵就住在那里。

“能在这样的城堡里住一住才好！”彼烈加陵赞叹道，“写得多么好啊！我真想坐在这儿听上一辈子！”

“你等着就是！”节尔捷尔斯基暗想，“你会哇哇地叫起来的！”

到一点半钟，城堡才让位给男主人公漂亮的相貌。……两点钟整，朗诵者用有气无力的低沉声调念道：

“‘您问我希望什么？我希望在那边，在远方，在南方的苍穹下，您的小手会在我的手心里娇滴滴地颤抖。……只有在那边，我的心才会在我心灵大厦的拱顶下跳得更活泼。……爱情啊，爱情！……’不行，巴尔费尼·萨维奇……我没有力气了。……我累得要命！”

“那您就放下！明天您再把它念完吧，现在我们来谈谈天好了。……是啊，我还没跟您讲我们驻扎在阿哈尔齐赫附近的事呢。……”

节尔捷尔斯基筋疲力尽，往长沙发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开始听。……

“所有的办法我都试过了，”他暗想，“任什么子弹都射不透这头剑齿象[3]。现在他要一直坐到四点钟去了。……主啊，现在我情愿付出一百卢布，只求马上能让我躺下睡觉。……啊，对了！我要向他借钱！好办法。……”

“巴尔费尼·萨维奇！”他打断上校的话说，“我又要打断您的话了。我打算求您帮个小忙。……事情是这样：近来我在别墅里住着，开销大极了。我已经一个小钱都没有了，而收入却要到八月底才有。”

“不过……我在您这儿坐得太久了……”彼烈加陵喘吁吁地说，用眼睛寻找他的帽子，“现在已经两点多了。……哦，您说什么来着？”

“我想找人借上两三百卢布。……您知道有这样的人吗？”

“我怎么知道？不过……现在我该告辞了。……祝您身体健康。……替我问候您的太太。……”

上校拿起帽子来，往房门口迈出一步。

“您上哪儿去啊？”节尔捷尔斯基得意洋洋地说。……“我还想求您帮忙呢。……我知道您心肠好，指望……”

“明天再谈吧，现在我要到我妻子那儿去了！大概她在等她亲爱的朋友，等得心都焦了。……嘻嘻嘻。……再见，天使。……该睡了！”

彼烈加陵赶快握一下节尔捷尔斯基的手，戴上帽子，走出去。主人胜利了。

[1] 这三句话摘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诗《驴和夜莺》。——俄文本编者注

[2] 指他写得很拙劣的作品。

[3] 一种古代生物，皮坚肉厚。

思想家

炎热的中午。空中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活动。……整个自然界好似一个极其庞大而又被上帝和人们忘却的庄园。典狱官亚希金的住宅附近有棵老椴树，在那棵树低垂的叶子底下放着一张三条腿的小桌，亚希金本人和他的客人，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校长彼木佛夫，坐在小桌旁边。两个人都已经脱掉上衣，解开坎肩的纽扣。他们的脸汗涔涔，红彤彤，显得挺呆板，两张脸表情达意的能力被炎热剥夺了。……彼木佛夫的脸色十分疲惫，委顿，眼睛无精打采，下嘴唇耷拉下来。不过从亚希金的眼睛里和额头上，倒还可以看出点头脑在活动的样子，看来他在想一件什么事。……两个人互相瞧着，默默无言，而且不住地喘息，用手拍苍蝇，借此表达他们的痛苦。桌上放着一瓶白酒、一块又老又硬的熟牛肉、一个装着灰色盐末的空沙丁鱼罐头。他们已经喝过第一杯、第二杯、第三杯白酒了。……

“是啊！”亚希金开口说，他的声音来得那么突然，吓得那条离桌子不远正在睡觉的狗打个冷战，夹起尾巴跑到一旁去了，“是啊！不管您怎么说，菲里普·玛克西梅奇，在俄语里，多余的标点符号太多了！”

“何以见得呢？”彼木佛夫谦虚地问道，从酒杯里捞出一个苍蝇翅膀，“虽然标点符号很多，然而它们各有各的意义和地位。”

“得了吧！你们那些标点丝毫意义也没有。无非是自作聪明而已。……有的人写一行字，竟安上十个标点符号，自以为聪明。比方说，副检察官美利诺夫在每个字后面都加上逗点。这是干什么？‘先生’，然后加个逗点，‘本人于某月某日巡查监狱’，又是个逗点，‘发现’，又是个逗点，‘犯人们’，又是个逗点……呸！看得你眼花缭乱！再者书里也是如此。……什么分号啦，冒号啦，各式各样的引号啦。简直叫人读得难受。有的大少爷觉得点上一个点不过瘾，索性点它一整行。……这是干什么？”

“学问要求人这样做……”彼木佛夫说，叹口气。

“学问。……这是精神错乱，不是什么学问。……他们是想用这些来炫耀……唬人。……比方说，任何一种外国语都没有ѣ[1]这个字母，俄语里却有。……请问，它有什么用？写хлеб[2]这个字，用ѣ也罢，不用ѣ也罢，岂不都是一样？”

“上帝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伊里亚·玛尔狄内奇！”彼木佛夫生气地说，“这个词怎么能用e这个字母？这样的说法，叫人听着都不愉快。”

彼木佛夫喝下杯子里的酒，气愤地巴着眼睛，把脸扭到旁边去。

“为了这个ѣ，我还挨过打！”亚希金接着说，“我至今都记得，有一回教员把我叫到黑板跟前去，要我默写‘Лекарь[3]уехал в город’[4]。我不假思索，写了个Лeкapь，用的是e。他就打我。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把我叫到黑板跟前去，又要我写‘Лекарь уехал в город’。这一回我写ѣ了。可他又打我。‘这是为什么，伊凡·佛米奇？您饶了我吧，可是您自己不是说过这儿该用ѣ吗？’他就说：‘那一次是我弄错了。昨天我读某科学院院士的一篇文章，讲的是лекарь这个字当中的ѣ，我同意那个院士的见解。我打你是我的职责所在。……’得，我就又挨了一次打。如今我的瓦修特卡也为这个字母吃苦，他的耳朵老是肿着。……如果我是个大臣，我就要禁止你们这班人用这个ѣ来折腾人。”

“再见，”彼木佛夫叹道，巴着眼睛，穿上他的上衣，“我听不下去，如果关于学问……”

“得了，得了，得了……他居然生气了！”亚希金说，抓住彼木佛夫的袖子，“要知道我是随便说说的，只不过找个谈话的题目罢了。……算了，我们还是坐下来喝酒吧！”

受了侮辱的彼木佛夫就坐下喝酒，把脸扭到一旁去。紧跟着是沉寂。厨娘费奥娜端着一木盆污水从两个喝酒的人面前走过。接着就响起了泼水声和一只浇了满身水的狗的尖叫声。彼木佛夫那张没有生气的脸越发无精打采了，仿佛它马上就要热得溶化，流到下面坎肩上去似的。亚希金额头上聚集着皱纹。他专心瞧着那块又老又硬的牛肉，思考着。……有一个残废人走到桌子跟前来，阴沉地斜起眼睛看了看酒瓶，瞧出瓶里已经空了，就又送来一瓶。……他们就又喝酒。

“是啊！”亚希金忽然说。

彼木佛夫打了个哆嗦，惊恐地瞧着亚希金。他料着亚希金又要发表谬论了。

“是啊！”亚希金又说一遍，沉思地瞅着酒瓶，“照我的看法，学问也有许多是多余的！”

“这话怎么讲？”彼木佛夫轻声问道，“哪些学问您认为是多余的呢？”

“一切学问都多余。……一个人的学问越多，就越是自命不凡。他也就越高傲。……我恨不得把所有那些……学问统统绞死。……得了，得了……他居然生气了！这个人啊，真的，也太容易生气，叫人连话都没法说了！我们坐下，喝酒吧！”

费奥娜走过来，气愤地把胖胳膊肘往两边伸，在两个朋友面前放下一个大钵，里面盛着青菜汤。响亮的喝汤声和吧嗒嘴唇声开始了。三条狗和一只猫出现了，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它们站在桌子跟前，深情地瞧着那两张咀嚼的嘴。在汤以后又端来一大钵牛奶粥，费奥娜极其凶狠地把它往桌上一放，震得桌上的汤匙和面包皮掉下了地。在吃粥前，两个朋友默默地喝酒。

“世界上的东西一概是多余的！”亚希金突然说。

彼木佛夫把手里的汤匙掉在膝盖上，惊恐地瞧着亚希金，想提出抗议，然而他的舌头由于喝了酒而不大灵便，又被黏稠的粥裹住，动不得了。……他本想照往常那样问一句：“这话怎么讲？”结果却只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一切都是多余的……”亚希金接着说，“学问也罢，人也罢……监狱也罢，苍蝇也罢……粥也罢……就连您也是多余的。……虽然您是好人，信仰上帝，不过就连您也是多余的。……”

“再见，伊里亚·玛尔狄内奇！”彼木佛夫喃喃地说，极力要穿上上衣，但他的手却怎么也找不到袖子。

“现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可是这都是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一切都是多余的。……我们一个劲儿地吃，可是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得了，得了，他居然生气了！要知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的……要找个谈话的题目罢了！您要上哪儿去？我们坐一会儿，谈一谈……再喝点酒吧！”

紧跟着是沉寂，只有碰杯的声音和酒后的打嗝声打破这种寂静。……太阳已经开始往西落下去，椴树的阴影越来越长。费奥娜走过来，鼻子里呼呼地响，使劲挥动臂膀，在桌旁铺好一块不大的地毯。两个朋友默默地喝下最后一杯酒，在地毯上躺下，彼此背对背，开始睡觉。……

“谢天谢地，”彼木佛夫暗想，“今天他总算没有扯到上帝创造世界的问题上去，没有扯到教士们身上去，要不然听的人连头发都会竖起来，连圣徒听了都受不了。……”

[1] 俄语里的一个旧字母，发音近于另一个字母“е”，现已废弃不用，改用“е”。

[2] 当时写作“хлѣб”。

[3] 当时写作“лѣкарь”。

[4] 意为“医生进城去了”。

马和胆怯的鹿[1]

夜间两点多钟。菲勃罗夫夫妇没有睡着。他翻过来，覆过去，不时地吐唾沫。她是个又小又瘦的黑发女人，躺在那儿纹丝不动，沉思地瞧着敞开的窗口，窗外已经出现冷清而严峻的曙光了。……

“我们没法睡觉了！”她叹道，“你想呕吐吗？”

“是的，有一点。”

“我不懂，瓦夏，你每天都像这样回到家里，怎么就不觉得厌烦呢？没有一天晚上你不难过的。丢脸啊！”

“得了，你原谅我吧。……我不是出于本心。我在编辑部里喝了一瓶啤酒，后来又在‘乐园’里略微多喝了点。你原谅我吧。”

“何必要人家原谅呢？你自己就应当感到厌恶，感到不好嘛。不住地啐唾沫，打嗝儿。……上帝才知道这像个什么样子。天天晚上都是如此，天天晚上！我不记得你什么时候清醒着回来过。”

“我并不想喝酒，可是不知怎么，那酒自己就灌进我的嘴里来了。我这个职务也真是该死。我成天价在城里东奔西跑。这儿喝一杯白酒，那儿喝一点啤酒，要不然，冷不防遇见一个爱喝酒的朋友……弄得你非喝不可。有的时候，你不跟一个混蛋喝上一瓶白酒，那就什么消息也弄不到手。今天，比方说，为了弄到火灾的消息，就不能不跟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喝一通。”

“是啊，这个该死的职务！”黑发女人叹道，“你该丢掉这个职务才是，瓦夏！”

“丢掉？那怎么行！”

“很可以这么办。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作家，能写出优秀的诗篇或者小说，那就该另当别论，可是你却是个小小的记者，专写些有关盗窃和火灾的新闻。你写出来的东西那么无聊，有的时候叫人读着都害臊。要是你挣的钱多，比方说一个月两三百，倒也罢了，可是你一个月不过挣那倒霉的五十卢布，而且就连这点钱也不能按时领到。我们生活得贫苦而肮脏。我们的住处有洗衣房的气味，四周围全住着些工匠和淫荡的女人。成天价只听见些下流话和下流歌。我们没有家具，没有床单、桌布。你穿得不像样，寒酸，所以女房东对你说话不客气。我比缝衣女工都不如。我们吃的东西不如打短工的。……你在偏僻的地方找一家小饭铺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就连这样的吃食大概也不是由你自己出钱，至于我……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是啊，如果我们是些大老粗，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过这样的生活我也就认命，可你是贵族，一个大学毕业生，会说法国话。我是在贵族女子中学里毕业的，过惯了好日子。”

“你等着吧，卡秋莎，等到《夜盲报》约我去主持新闻栏，那我们就可以换个方式生活了。那时候我就去租公寓的房间。”

“这事你已经答应我三年了。可是就算他们真的把你约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挣多少钱，反正你会统统拿去买酒喝的。你不会跟你那些作家和演员断绝来往！不过，你猜怎么着，瓦夏？我该给我那住在图拉城的舅舅德米特利·费多雷奇写封信。他会给你在一家什么银行里或者税务机关里谋个好差事。那就好了，瓦夏！那你就会像别人那样去上班，到每月二十日领薪水，这样一来就称心如意了！那我们就可以租下一所独门独院的房子，又有干草棚，又有贮藏室。在那边一年花两百卢布就能租到一所挺好的房子。我们就买些家具、餐具、桌布，雇个厨娘，每天正正经经吃饭。你每天下午三点钟下了班，回到家里，看一眼饭桌，饭桌上已经摆好干净的盆子和刀叉、小红萝卜、各式各样的冷荤菜。我们养鸡、养鸭、养鸽子，买一条奶牛。在内地，要是生活不铺张，也不灌酒，那么这些东西只要一年有一千卢布收入就可以办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受不了天气潮湿而病得要死，我也不必时常往医院里跑。瓦夏，我凭上帝的名义请求你，我们到内地去生活吧！”

“在那边跟一些野蛮人相处，会闷死的。”

“那么难道在这儿就过得快活吗？我们没有社交生活，也没有朋友。……讲到穿戴整齐、略略体面的人，你跟他们也只有事务上的来往，没有一个到我们家里来拜访的。有谁到我们家里来过？嗯，有谁呢？只有克丽奥佩特拉·谢尔盖耶芙娜。照你的看法，她是个名流，写有关音乐的小品文，可是照我的看法，她做人家的姘妇，是个放荡的女人。是啊，一个女人怎么能喝白酒，而且当着男人的面脱下胸衣呢？她写文章，经常说到诚实，可是去年她向我借去一个卢布，至今没有还给我。另外，常来找你的还有你喜爱的那个诗人。你因为认识这样的名人而引以为荣，不过你凭良心说说看：他配受到这种尊重吗？”

“他是个极其诚实的人！”

“不过他身上使人喜爱的地方却很少。他到我们这儿来也只是要灌一通酒罢了。……他一面喝酒，一面讲些下流的掌故。前天，比方说，他就喝醉酒，在这儿地板上睡了一夜。还有那些演员！当初我做姑娘的时候，倒是崇拜这些名流的，可是自从我嫁给你以后，我见到剧院就有气。他们老是喝得醉醺醺的，为人粗野，在女人面前举止不当，态度傲慢，穿着溅了污泥的长筒靴。这班人非常难于相处！他们总是带着很响而又沙哑的笑声讲些掌故，可是我不明白，你听了那些掌故有什么可乐的？你对他们有点巴结的味道，仿佛那些名流跟你结交，是给了你面子似的。……呸！”

“别说了，劳驾！”

“不过在那边，在内地，就会有文官、中学教员、军官到我们家里来。那些人都受过教育，为人温和，不会自命不凡。他们喝一阵茶，如果你拿出白酒来，他们也只喝上一小盅，然后就走掉。他们既不会吵吵闹闹，也不会讲那种掌故，大家都那么稳重，客气。他们，你知道，总是坐在圈椅上和长沙发上，讲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使女给他们送来加了果酱的茶，另外还送来面包干。喝完茶，大家就弹钢琴、唱歌、跳舞。那真好啊，瓦夏！十一点多钟仆人端上来清淡的冷荤菜：腊肠啦、干酪啦、中饭留下来的烤肉啦。……晚饭后，你出去送太太们回家，我留在家里收拾。”

“这种生活是乏味的，卡秋莎！”

“如果家里乏味，那你就到俱乐部去，或者去散步也成。……你在此地散步不会遇见熟人，出于无奈而经常灌酒，可是在那边，不管你遇见谁，人人都认得你。你想跟谁谈话就可以跟谁谈话。……教员啦、法官啦、医生啦，总会有人跟你谈天，而且谈得很有意思。……那边对受过教育的人很感兴趣，瓦夏！你在那儿会成为头一流的人物呢。……”

卡秋莎把她的幻想讲了很久。……窗外的铅灰色渐渐变成白色。……夜晚的寂静不知不觉让位给早晨的活跃。那个记者没有睡着，他在听，不时抬起沉重的头来吐唾沫。……忽然，出乎卡秋莎意外，他猛的一动，从床上跳下了地。……他脸色苍白，额头冒出汗来。……

“我非常想呕吐，”他打断卡秋莎的幻想说，“你等一等，我去一下就来。……”

他把被子披在肩膀上，赶快从房间里跑出去。他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麻烦事，这是喝醉酒的人每到早晨都很熟悉的。过了两分钟光景，他走回来，面色苍白，神态疲惫。……他的身子有点摇晃。……他脸上现出厌恶、绝望，几乎是恐怖的神情，好像他刚刚明白他的生活环境十分不像样子。在他眼前，白昼的亮光照出了他房间里的寒酸和肮脏，他脸上的绝望神情也就变得越发明显了。

“卡秋莎，你给舅舅写信吧！”他喃喃地说。

“真的吗？你同意了？”黑发女人得意地说，“明天我就写，而且我向你担保你会有好差事的！瓦夏，你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吧？”

“卡秋莎，我求求你……看在上帝面上。……”

卡秋莎又开始讲她的幻想。她听着自己的说话声，渐渐睡着了。她梦见一所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养的鸡鸭在院子里迈着稳重的步子走来走去。她瞧见鸽子从天窗里探进头来看她，听见奶牛哞哞地叫。四下里静悄悄的：既没有隔壁的房客，也没有沙哑的笑声，甚至听不见羽毛笔那种可憎的和急匆匆的写字声。瓦夏规规矩矩，气度轩昂地绕过花圃，往旁门走去。他去上班。她的灵魂里充满恬静的感觉，什么愿望也没有，什么也不去想。……

将近中午，她醒过来，心情极其舒畅。那场梦对她起了良好的作用。可是后来，她揉揉眼睛，瞧着不久以前瓦夏不住翻身的地方，于是本来涌上她心头的那种欢乐的感情突然消失，就像一颗沉重的子弹飞走了似的。瓦夏已经走掉，他要到夜深才会回来，喝得大醉，就跟昨天，前天……往常……一样。她又会幻想，他的脸上又会掠过厌恶的神情。

“用不着给舅舅写信了！”她叹口气，暗自想道。

[1]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原句是：“一辆板车上不能同时拴一头马和一只胆怯的鹿”。——俄文本编者注

生意人

他是掮客，交易所的黑经纪人，舞蹈的指挥者，代售商，傧相，教父，在葬礼中受雇哭灵的人，诉讼代理人。伊凡诺夫认为他是个死心塌地的保守主义者，可是彼得罗夫却认为他是个不堪救药的虚无主义者。他为别人的婚事高兴，给孩子们带糖果来，颇有耐性地同老太婆们聊天。他素来装束入时，头发梳成卡普尔发型[1]。他不肯多讲话。他有一本很大的记事册，秘密地收藏着。现在我们来摘录其中的几段：

“为招待公爵的听差吃饭而破费五卢布二十个戈比。洛左沃—塞瓦斯托波尔铁路的股票已经售出，然而亏损十四个戈比。”

“切勿忘记把那种叫做‘王妃’的新的单人牌戏教会狄陵娜伯爵夫人：先从一叠牌里抽出十二张来，摆成一个圆形，余下的牌依次随意放在那十二张牌当中的这张或那张上，不必顾到牌的花色，直到红桃皇后出现为止，等等。要顺便向她提起彼嘉·西伏兴，说明他有意进入掷弹兵团。在那儿还要同女仆奥丽雅商量一下商人的妻子维布兴娜的衣服式样。”

“叶雷京为说媒的事少给我七个卢布。同一天在洗礼宴上，我监视库曾，用自由派的论调同他谈论政治，然而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只好等一阵再说。”

“工程师富宁吩咐我给他的新情妇租一所住宅，要求我把旧情妇，即叶连娜·米海洛芙娜，转让给另外什么人。我应允在八月二十日以前办妥这两件事。”

“赫雷津娜公爵夫人为索回她写给斯科托夫中尉的情书而愿意付出一千卢布。我要讨价五千，让价到三千，然而无论如何不把信件全部退还给她。那封描写花园里幽会的信，将来要单独卖给她。”

“我到法庭上去做证人。我空口答应检察官说要送他些钱，因此，临到辩护人同我为难的时候，审判长就袒护我。”

“切勿忘记，要给保险公司代理人杨凯尔一个耳光，不准他再胡说。”

“昨天在布卡欣家里玩文特的时候，大家都盯住我。我只得做一做样子，输掉十五卢布。我仍然挨一个耳光。”

“古辛托我付给《猪叫报》二十五卢布，作为他们没有刊登审讯记录的报酬。给他们十卢布也就够了。……”

[1] 当时一种流行的发型，因法国男高音歌唱家卡普尔（1839—1924）梳这种发型而得名。——俄文本编者注

题解

《游猎惨剧》

真事

最初发表在《每日新闻报》一八八四年第二一二、二一三、二一九、二二六、二三三号（八月四日、五日、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第二四一、二四七、二五四、二六一号（九月二日、八日、十五日、二十二日），第二七五、二八二、二八九、二九六号（十月六日、十三日、二十日、二十七日），第三○三、三一○、三一七号（十一月三日、十日、十七日），第三三一、三三八、三四五、三五三号（十二月一日、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以及一八八五年第二十六号（一月二十七日），第四十五、五十四号（二月十六日、二十五日），第六十一、六十二、七十五、八十号（三月四日、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第九十五、九十八、一○二、一○七、一一一号（四月九日、十二日、十六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

该小说署名前后不尽相同：一八八四年第二一二、二一三、二一九号上（即前三号）署名“安托沙·契洪捷”，自一八八四年第二二六号起到最后一号上署名“安·契洪捷”，但一八八四年第三一七号上署名“契洪捷”，一八八五年第七十五、一○七号上未署名。

该报刊载《游猎惨剧》时还刊载一些质量低劣的作品，如《黑夜的女王》《当代惨剧》《弑父的凶手》《以血还血》《蜡制的女人》《杀兄犯》《女僵尸》等。契诃夫在一八八四年《花絮》杂志第四十七期上发表的《莫斯科生活花絮》一文中对这类鄙俗作品的特点评述道：“说来可怕，天下居然有这样可怕的头脑，杜撰出这样可怕的作品，如《弑父的凶手》《惨剧》等。杀人啦，吃人肉啦，上百万的输赢啦，幻影啦，冒充的男爵啦，城堡的遗址啦，猫头鹰啦，骷髅啦，梦游者啦……总之，鬼才知道在那种昏沉而醺醉的思想逞威下还有什么东西没写出来！……情节可怕，人物可怕，逻辑和结构可怕，然而最可怕的是生活的知识。……”

《游猎惨剧》虽然是按情节惊险的犯罪小说格式写成，却根本不同于充斥该报的那些耸人听闻的小说。契诃夫用犀利的讽刺笔调描绘了八十年代俄国内地的日常生活。契诃夫以他固有的技巧描写了县城“上流社会”中那种毫无价值的兴趣和精神的空虚。作者对小说主人公那种瞒过外人耳目的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做了细致的观察，这与他在上述小品文中所说的“我们的小说作者们十分在行的”心理效果截然不同。在对俄国景物的亲切、动人而又简洁的描写中，已经可以依稀认出未来的契诃夫。不过主要的是这个作品里已经出现了契诃夫日后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主题，即关于美的毁灭、庸俗化、破坏的主题（这表现在小说中青年女主人公的形象上）。《游猎惨剧》中奥尔迦的形象是与契诃夫日后的小说《阿莉雅德娜》中女主人公的形象互相呼应的。

关于《每日新闻报》的情况，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中追述道：“哥哥安东发表小说《游猎惨剧》……讲定他每周应当领稿费三卢布。可是报纸撰稿人来到报馆编辑部，要领到这笔收入，往往得等了又等。

“‘您在等什么？’报纸发行人终于问道。

“‘喏，领那三卢布。’

“‘我没有钱。也许，您愿意要戏票或者新裤子吧？’”

后来，一八九六年八月六日，契诃夫在写给柯诺维采尔的信上说：“每逢我在这份可爱的报纸[1]上看到我的姓名，我总有一种感觉，仿佛我吞下了一只海蛆似的。”

[1] 契诃夫在朋友当中把这份报纸叫做《每日害人报》。——俄文本编者注

《节日的义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日《娱乐》杂志第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校样一份，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上尉的军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这篇小说经作者压缩，并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书再版时，作者又把这篇小说加以压缩，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十四版时，该小说未作更动。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每到年初和年底赶上杂志征求订户时，总是特别关心来稿要有新的题材，他向契诃夫再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契诃夫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回信中说：“细节已经想好，然而小说一时还不能成篇。”可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小说《上尉的军服》已经到了列依金手里，他写信给契诃夫说：“这篇小说确实太长，写得也不怎么精彩，不过我不想退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来设法加一加工，删削一下。”

后来，一八八六年一月四日，契诃夫写信给也在写作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说：“此外，请你也不要容许别人删削和加工你的小说。……要知道，如果每一行都可以看出列依金的手笔，那太不像话。……讲到不让人家删改，那是困难的，比较容易的倒是利用一种现成的办法，就是自己把作品压缩到最大限度[1]，自己来加工。你越是压缩得厉害，人家倒越经常发表你的作品。……”

[1] 原文为拉丁语。

《在首席贵族夫人家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九日《花絮》杂志第六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书再版时作者又将该小说稍加文字上的修改，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改动。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作者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中，说到他的哥哥喜欢到好客的叔父米特罗方·叶果罗维奇家里去拜访：“正是在那所小房子里，安东·契诃夫观察到某些情况，后来他把这些情况写在像《在首席贵族夫人家里》那一类小说里。”

一八八七年俄国书报检查官恩盖尔加尔特禁止该小说供民间阅读，理由如下：“作者对安灵祭及祈祷式的态度颇为轻慢，竟然描写司祭及助祭喝得大醉。”

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女演员克尼碧尔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刚才我们这儿开了个契诃夫晚会。我们在苏黎世认识的那个女朋友带着二十岁的儿子在这儿坐着，她在国外听到许多有关你的消息，可是你的作品她读得很少。萨沙大叔就使她大开眼界。他朗诵了《在首席贵族夫人家里》《神经》《在昏暗中》《文特》《低音提琴手的故事》，大家都笑得要命。我呢，越发体会到你那细腻而优美的文笔了。”

《活的年代表》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圣彼得堡，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九年，共出十四版）。后来，契诃夫又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公务批语》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二日《花絮》杂志第九期上，署名“无脾人”。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校样，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人同狗的谈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花絮》杂志第十期上，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无脾人”。一八八六年契诃夫将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该小说的手抄本保存下来，内容与杂志文字相同，上有作者亲笔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在澡堂里》

该小说最初发表时，其中两章分别作为独立作品刊登，署名“安·契洪捷”。小说第一章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九日《花絮》杂志第十期上，标题为《在澡堂里》；第二章发表在一八八三年《闹钟》杂志第四十二期上（十月二十九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副题为《关于女人》。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第一章经契诃夫略加修改后，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纪念别林斯基》文集上，同时该文集又收了契诃夫的另外两篇小说《演说家》和《疏忽》。

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契诃夫寄出该小说第一章，并附去一封写给文集主编之一叶甫烈莫夫的信，信中说：“兹寄上短篇小说三篇供纪念别林斯基的文集刊用。如果您认为可用，请冠以总名《三篇小说》或《小作品》，并排列如下：（一）《演说家》，（二）《疏忽》，（三）《在澡堂里》。请费心尽可能将校样于八月十日寄来，不胜感激。”

后来，契诃夫将两章合在一起，以《在澡堂里》为题，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以前，对第二章大加删削，并作文字上的修改。例如，其中的独白，从“如今的男人都给惯坏了……”起到“……就这么回事”止，发表在《闹钟》中的原文如下：

“如今的男人都给惯坏了，愚蠢，一脑子的邪思想。他们专喜欢连哄带骗，处处捞便宜。他们捞不到好处连一步路也不肯走！从前大家办事都抢着付钱，如今办事却处处拿钱。你好心好意待承他，他却敲你的竹杠。喏，就连结婚也肚子里打算盘。他心想：我一结婚就可以捞着一笔钱。他不能白白结婚。他要是不缺钱，就干脆不结婚，跟各式各样的烂污货，什么法国女人啦，浪荡的娘们儿啦，勾勾搭搭，直到老死，这样可以省点钱。这种人该挨一顿打才是，可又没有人打他们。……这都不去说它。你把我的钱拿去就是。不过你总该娶我的孩子嘛！可是事情往往糟糕得多。……有的时候他们来求婚只是为了取乐而已。……就跟到戏园子去看戏，看杂耍一样，甚至比那还要有意思。……他们一来二去，眼看就要结婚了，可是一到节骨眼上，该提亲了，他可就打退堂鼓……另找别的姑娘去求婚了，鬼东西！做个有娶亲资格的男人倒挺不错。……自有人供他吃，待他亲热，借给他钱用，哪里有这样快活的日子？得，他就索性做下去，一直做到老，做到死。有的时候人家是因为有新派思想而不结婚……总是跟女人私姘之类的，呸！……还有些人不结婚是因为胆小……因为误会……因为愚蠢。……愚蠢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于是挑剔个没完：这个他嫌不好，那个他又觉得不行。……他好不容易找着个高尚的姑娘，一个劲儿地来来去去……眼看就要结婚了，后来突然间，无缘无故搞出些鬼名堂，闹得你只有张开嘴，摊开双手的份儿！他说：‘我可不能跟您女儿缔结良缘，因为她跟我不是一号人，配不上。’那么你这个混小子，干吗来求亲？‘哦。……我本来以为配得上的。’她哪点配不上你？莫非她没长着脑袋？他昏了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又愚蠢又胆小。……喏，就拿第一个向达霞求亲的男人卡达瓦索夫教师来说。他是中学教员，还是个九等文官，挺不错，长相满漂亮，待人宽宏大量。……各种学问他都背得烂熟，在哈尔科夫城或者基什尼奥夫城一个什么大学里毕的业……会说法国话，又会说德国话……一句话，精通数学！他虽说精通数学，其实……是个傻瓜。”

小说中彼希金所讲的有关第三个向达霞求婚的男人的话也略加压缩。

作者还把发表在《闹钟》杂志上的原文中最后一句话“他的肚子变得通红”删掉了。

现在保存着从杂志上剪下的小说第一章，并经契诃夫修改过。

《新进作家应遵守的规则》

纪念日赠言——代邮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十二期上（三月二十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未署名。《闹钟》第十二期是庆祝该杂志创刊二十年的专号。

契诃夫逝世后，在一九○四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闹钟》杂志第二十七期上，以《契诃夫的篇页》为总名，重新发表了这篇作品和“一八八五年安·契洪捷在本刊举行的庆祝会上的发言《散文作家的祝酒词和致敬词》”，同时还登了讣告。

讣告的结尾说：“为了‘回忆’这位珍贵的撰稿人，我们在这里重新发表大约二十年前在《闹钟》上登载的契诃夫的两篇不大的文章，这两个优秀样品表现了契诃夫独特的幽默，涉及契诃夫视为神圣的俄国作家的生活和活动。”

现在保存着该作品的校样，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小人物》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收入一八八六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略加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嗣后自一八九二年起到一八九九年止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更动。后来，作者将该小说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节钱》

摘自内地一个贪赃者的日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十二期上，署名“无脾人”。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校样，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半斤八两》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三十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契诃夫将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一八八五年三月十五日或十六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针对这篇小说写道：“您的小说《半斤八两》已经付排，由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将在复活节后发表。这篇小说，就它的内容来说，无论在复活节前还是在复活节当中都不宜于发表，它会不合时宜，不过等到复活节后第一周过去，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办婚事的时候，它在我们刊物上就会成为一篇应时[1]的小说了。”

[1] 原文为法语。

《〔呈报〕》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三月三十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怪事集锦”栏内，署名“无脾人”。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校样，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无望》

素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十五期上（四月十八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责难道：“我见到您的小说在《闹钟》上出现，心里很不好受。何必呢？莫非《花絮》不能登它？”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回信说：“我不能不给《闹钟》写东西。……我在那儿预支了一百卢布供别墅的开支用。……在夏季四个月当中我得还清这笔债。……不过，凡是适合《花絮》登载的东西，我并没有寄到那边去。该吃瓜的得瓜，该吃豆的得豆。……”

《一团乱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契诃夫将该小说稍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再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后收入该书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改动。后来契诃夫对该小说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一九○四年二月俄国书报检查官维尔沙京在写给俄国出版总署署长的呈文中声称：“该小说预定在票价低廉的音乐会上公开朗诵。本人审查该小说后，认为不宜于批准朗诵，因该小说嘲笑教堂秩序，对正教仪式缺乏应有的敬意，为此谨请大人裁夺是幸。”该呈文上写有批示：“同意。”

托尔斯泰将该小说列入契诃夫最佳小说名单中（请参看第二卷小说《假面》题解）。

《生活是美好的！》

写给企图自杀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十七期上，署名“无脾人”。

《逛公园》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十七期上（五月二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题名是《在索科尔尼基的游逛》，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后来契诃夫准备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并更换题名，删去副标题，内容稍有改动。

《最后一个莫希干女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五月六日《彼得堡报》第一二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八六年彼得堡版），一八九一年再加修改后收入该书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改动。后来作者将该小说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从这篇小说起，契诃夫开始为《彼得堡报》陆续写稿。该报主编胡杰科夫有心向契诃夫约稿，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转达该报主编胡杰科夫约稿的建议说：“胡杰科夫对我提起想向您约稿。您愿意每星期一给《彼得堡报》写篇小说吗？正巧那天我不给他们写东西。”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回信说：“关于《彼得堡报》的事，我决定同意，并对您不胜感激。我会非常准时地把小说寄到那边去。……”

《在旅馆房间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期上，原名《各有各的爱好……》，并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更改题名，删去副标题，并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外交家》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日《彼得堡报》第一三五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五年五月九日契诃夫写信给《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说：“我没有收到《彼得堡报》。我已经寄到那儿去的两篇小说[1]下落如何，我一无所知。如果您能请他们把报纸寄来，我将感激万分。”

同年五月十九日列依金回信给契诃夫说：“您那两篇小说已在《彼得堡报》上发表了，可是我简直想阻止它们发表，而且我很懊悔把您推荐给那家报纸。就连现在我也还是懊悔，因为我相信以后您为《彼得堡报》忙碌就不会准时给《花絮》写稿了。《花絮》必须经常保留您的一篇小说待用，这一点您是知道的。”

[1] 即《外交家》和前面的那篇《最后一个莫希干女人》。

《吸血鬼之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一三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留下手抄本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该手抄本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

《废除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一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将该小说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并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又作过文字上的修改，例如删去如下的描写：“……他把后脑勺搔得那么用劲，手指甲竟然扯下来几绺头发”，“维威尔托夫的头脑里一片漆黑，像地窖里一样”，“……他本能地举起拳头捶一下马车夫的脊梁”。作者还删掉俚俗的用语：“是啊，这可比不得公羊打喷嚏”，“他完全傻了眼”。姓氏“波德基狄谢夫”改为“亚果狄谢夫”，“油饼吃光村”改为“伊巴契耶沃村”。

契诃夫将该小说寄给《花絮》后，担心小说的命运，于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写信给《花絮》主编列依金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我挂号寄给您一篇很长的小说《废除了！》莫非您没收到？如果您没收到，请写一封两三行的信告诉我。……要么是我一时疏忽，把地址写错了，要么是邮局遗失了。……我再说一遍，我是挂号寄出的。……我有两篇小说，即《各有各的爱好……》和《废除了！》在您那儿。……请您把我的东西都寄到沃斯克列先斯克[1]来，连同那封有关《废除了！》的命运的信。……那么请把有关《废除了！》的情况告诉我吧。”

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根据书报检查官斯瓦特科夫斯基的呈文禁止该小说发表：“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嘲笑政府关于取消少校及准尉军衔、禁止教士在教堂做礼拜时佩戴勋章的法令，同时对有关四等文官不得享有‘大人’称号的传说加以讥讽。为此，小说描写在乡村居住的退役准尉及少校自以为失去原有地位，而首席贵族自以为失去‘大人’称号。本书报检查官认为此种讽刺作品不宜由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发表，认为该小说对政府法令横加嘲笑，理应禁止刊登。……”五月一日该委员会批示：“《废除了！》一文不准发表。”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通知他小说被查禁的消息说：“您问我您的小说《废除了！》的命运如何，可是关于它的命运我已经通知您了。显然，我的信遗失了。在那封信上我……通知您《花絮》遭到书报检查机关可怕的打击。……为了心安，我要埋怨书报检查官，埋怨委员会和出版总署，然而那也只是为了心安而已，因为我是断然不会从中得到乐趣的。”

同年五月九日契诃夫回信说：“我看完您那封讲到小说《废除了！》的命运的信，差点放声大哭。……能把它交给《彼得堡报》去发表吗？也许那家报纸会觉得它合用。”

经列依金大力疏通后，书报检查机关终于批准该小说发表了。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九日列依金写信给契诃夫报告这个消息说：“您的小说《废除了！》已经由第三级书报检查人员批准。它是由卡特科夫的亲信，出版总署署长费奥克契斯托夫亲自审阅的，结果完全出人意外，批准发表了。”

[1] 当时契诃夫住在莫斯科附近的沃斯克列先斯克城。

《达尔戈梅斯基轶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二十期上（五月二十四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

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中说，关于达尔戈梅斯基的事是基塞列娃讲给契诃夫听的，她是莫斯科皇家剧院剧目处处长别吉切夫的女儿，达尔戈梅斯基常到别吉切夫家里去。“……契诃夫一家人在玛丽雅·符拉季米罗芙娜周围坐下，听她讲柴可夫斯基、达尔戈梅斯基……的事。”

《钱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二十期上（五月二十四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有副标题《寓言》，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后来，契诃夫在校样上对该小说作了修改，显然准备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结果却未收入。校样内容比杂志原文略有增补，但删去了副标题。

在《闹钟》杂志上，该小说最后一句是“教训：每逢三个人一块儿走路，您要极力避免拾东西才对。”

《乌鸦》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一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二期上，原名是《披着乌鸦羽毛的孔雀》，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并更改题名，删去副标题，作过文字上的修改。

最大的修改和删削是在小说结尾，从“他闷闷不乐”起。杂志上的原文如下：“他闷闷不乐，那张脸像是秋季阴雨天的马路，他的硬头发乱蓬蓬的，眼睛昏昏沉沉，张不大开。……他见到中尉，就吃力地站起来，叹一口气，立正行礼。中尉心里有气，再加上宿醉未醒，就走到他跟前，张开嘴，想斥责他一顿，可是……临到他的眼睛遇到文书失神的眼睛，他的话却没说出口。……他在那对眼睛里看到了一切：那红色的窗帘、那闹得人心里乱糟糟的舞蹈、那乐园、那秀塞达（在文集里，这个名字改为布兰希）的侧影。……

“‘嘿，秀塞达溜掉了！’文书低声说，‘她从马车上跳下去了！’

“中尉醒悟过来，皱起眉头，提高喉咙叫道：

“‘你怎么敢说这种话？我问你！’

“‘在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度下……’菲连科夫喃喃地讲起来，‘在教授们甚至……也要当兵的时候……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甚至有了出版自由的时候……’

“他们沉默了一分钟。……

“‘可是，长官，您为什么把她放走了？换了科斯特罗马城的商人，就不会放她走。……那是耍花招，真的。’

“‘别说了……’中尉干巴巴地说着，走到一旁去了。……”

一八八五年五月九日契诃夫把小说寄给《花絮》杂志，附去一封写给列依金的信，信上说：“现在寄上我住进别墅后的头一个产品。麻烦您在小说《孔雀》的空白处填写彼得堡的那类娱乐场所的名字，我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只写上‘某地’字样。”

同年五月十九日列依金在回信上说，他是“提心吊胆地”把小说付排的，他预料“书报检查官不会允许把它发表。您自己想想看：您描写的是妓院啊”。

《集锦》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一日和六月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期上，署名“无脾人”。

现在保存着该作品的校样一份，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皮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三日《彼得堡报》第一四九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事前删去副标题，并作过文字上的修改，更动个别的句子，从旅馆仆役的讲话中删去八十年代幽默文学所特有的“老百姓”的说法，如将“演戏的”改为“演员”，“戏园子”改“戏院”，“个个儿”改为“每个”等。

《我的“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二十二期《钟声》栏内（六月六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校样一份，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神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三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七年契诃夫将该小说删去副标题，略加修改后，收入他在莫斯科出版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后来，契诃夫又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过修改，除更动个别的词外，还在小说中间部分删去若干行。在“我会再想起点什么来的……”后，原文是这样：

“瓦克辛开始考虑还应该再请托点什么事情，可是好像故意捣乱似的，所有家里的事偏偏已经吩咐过，要想出什么新花样却不容易。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

“‘今天傍晚天气挺好，您知道。……要是整个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那……会使人很高兴。……罗扎莉雅·卡尔洛芙娜，您没出去走走吗？’

“‘您有什么事？我要睡了……’[1]

“‘您反正有的是工夫睡觉，现在……那个……您坐下呀！’”

托尔斯泰认为《神经》是契诃夫最佳作品之一（请参看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1] 原文为德语。

《别墅的住客》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四期上，原题名是《请务必注意！》，有副标题《可怕的事故》，署名“无脾人”。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更改题名，删去副标题，略加删削，并在文字上稍加修改。在原文中，小说结尾，在“讲她在娘家原是冯·芬契赫男爵小姐……”之后，是这样：

“萨沙没有想很久，就揪住头发，哀叫着，扑到火车底下。这时候瓦丽雅也疯了。月亮从镶着花边的云里探出头来。……它微微地笑，暗自高兴，因为它总算没有亲戚。”

《谈鱼》

谈小问题的大文章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二十三期《别墅的闹钟》栏内（六月十四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一八八五年五月十九日《闹钟》杂志编辑库烈平写信给契诃夫，要求他寄些“写别墅生活的作品”来，契诃夫就把这篇作品寄去作为回答。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校样和作品第二部分的手抄本（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步步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四期上，署名“无脾人”。

《监禁人者，人监禁之》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七日《彼得堡报》第一六三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我的妻子》

蓝胡子拉乌尔写给编辑部的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二十四期上（六月二十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是应《闹钟》杂志编辑列文斯基的约请写成的。一八八五年六月六日列文斯基收到该小说后，写信给契诃夫说：“谨为《我的妻子》道谢。请再给我们写点这类东西。”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有知识的蠢材》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彼得堡报》第一六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理想主义者的回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二十六期上（六月二十七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原题名是《别墅的怪事》，有副标题《理想主义者的回忆》，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该小说改换题名为《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后，曾列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篇目单（由契诃夫亲笔写成）。后来契诃夫还在该小说付排后印出的校样上进行过文字上的修改，但结果该小说未收入文集。

《假病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花絮》第二十六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将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作者又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事前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删去当时人们所熟悉的东西，如《索科洛夫医书》和几期《字谜》等，此外还删去村子的名称（“挨打的奴仆村”）。

《江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一日《彼得堡报》第一七七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书印第二版时契诃夫又将该小说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起至一八九九年止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改动。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写道：“我清楚地记得在巴勃金诺，木工们怎样造浴棚，他们在工作时间怎样钻进水里去捉江鳕。”莫斯科近郊的巴勃金诺庄园属基塞列夫所有，一八八五、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年夏天契诃夫在那里居住。

《在药房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六日《彼得堡报》第一八二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对该小说略加修改，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马姓》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七日《彼得堡报》第一八三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取消副标题，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

改动最大的是小说的中间部分：寻求“马姓”。自“你给我走开！”起到“……搔着额头，寻找那个姓”止，杂志原文如下：

“伊凡·叶甫塞伊奇慢腾腾地走出去。将军捧住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刚刚有一线希望，’他哀叫道，‘不料这也完了！合该我倒霉，他偏偏把这个姓忘了！哎，到底是姓什么？姓什么呀？你们去问问伊凡·叶甫塞伊奇，莫非是康科夫[1]？很可能就是康科夫！’

“这当儿管家走进园子，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开始回想收税员的姓：

“‘热列勃契科夫……热列勃科夫斯基……热列卞科……不，不对！洛沙津斯基……洛沙杰维奇……柯贝梁斯基……呸！’

“‘是康科夫吗？’将军的使者问他道。

“‘不是的。……康科夫……康斯基……康纽霍夫……’

“管家由‘马房’联想到几个姓后，啐口唾沫，走回他的厢房，在床上躺下，开始思索。到吃饭时候，他给叫到主人那儿去。

“‘想起来了吗？’将军迎着他问道，将军正歪着头，极力不让滚烫的白菜汤碰到他那颗病牙。……‘快点说！’

“‘没想起来，老爷。……’

“‘也许是柯尼亚甫斯基？洛沙德尼科夫？不对？呸！’

“‘是洛沙德尼奇科夫吗？’女家庭教师想出了这个姓。

“那些吃饭的人争先恐后，想出一个个姓来。他们逐一提到马的各种年龄、性别、品种，还想起马鬃和马蹄，列举各种马具，可是都没找到那个真正的姓。饭后，整个庄园上的人都为这个姓忙个不停。……”

一九一○年俄国作家包果拉兹（笔名“唐”）在纪念契诃夫诞生五十周年的文章《在契诃夫故乡》中写道：“《马姓》也是塔干罗格[2]的趣事，不过作者作了改动。塔干罗格城郊有两个居民，都家道殷实，赫赫有名，姓热列勃佐夫和柯贝林。有一次他俩碰巧同时在同一个旅馆住下，旅馆里的黑板上就把这两人的姓并列在一起，写得特别大。我记得，塔干罗格城的人都为此发笑。”

[1] “康科夫”以及下文设想的那个收税员的姓均是从俄语中各种马的名称演变而来的，请参阅这个短篇正文中的注。

[2] 契诃夫的故乡。

《时运不济！》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花絮》主编列依金收到该小说后，于一八八五年七月十一日写信给契诃夫说：“您那篇描写地主和神甫奥尼西木的小说有几个地方被书报检查官改得一塌糊涂，后来我提出申诉，经第二级，即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查，才算全文通过。”

现在保存着自《花絮》杂志上剪下的该小说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迷路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一九一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契诃夫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契诃夫又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事前又作过文字上的修改。

《猎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一九四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一八八六年契诃夫删去该小说副标题后，将它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书印第二版时，作者将该小说删去一句（在小说结尾“……用目光盯住他的每一步路”后，原文还有一句：“过了好久，她还看得见他”），此后该书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更改。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一八八六年初，三月二十五日，契诃夫接到俄国著名作家格利戈罗维奇的来信，高度评价这位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小说《猎人》。格利戈罗维奇写道：“大约一年前，我偶尔在《彼得堡报》上读到您的小说，它的题名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我只记得：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它那与众不同的特征，主要的是在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方面那种卓越的忠实和真切。……我相信，您有天赋，足以写出一些优美的真正艺术作品。……请丢开那种赶时间的写作吧。……”

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格利戈罗维奇的回信上说：“只要有一些纯粹外部性质的原因，就足以使人对自己不公正，极端怀疑，极端不信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我这里这类原因是十分多的。……在这以前我对自己的文学工作一直极其轻率，漫不经心，马马虎虎。我想不起我有哪一篇小说是用一天以上的工夫写成的，您喜欢的那篇《猎人》我是在浴棚里写成的！我写小说好比新闻记者写火灾消息：随随便便写下去，心不在焉，一点也没有顾到读者，也没有顾到自己。……”

两个星期以后，四月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叔父米特罗方·叶果罗维奇的信上说：“俄国有一位大作家德·瓦·格利戈罗维奇，您可以在您那本《当代活动家》里找到他的照片。我跟他素不相识，可是前不久突然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有一又二分之一印张那么长。格利戈罗维奇是个非常受人尊敬而且享有盛名的人，所以您想象得到我那种愉快的惊奇是什么样子了！……信很长，我没有工夫把它全抄下来，等我们日后见面，我会给您念一遍。这封信很动人。博物馆尚且重视这种人的信，我怎能不重视呢？……我的回信感动了这个老人。我接到他的另一封长信和一张照片。他的第二封信写得好极了。”

俄国作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援引契诃夫的话说：“据说，我的《猎人》在《彼得堡报》发表后，格利戈罗维奇就去找苏沃陵[1]，开口说：‘阿历克塞·谢尔盖耶维奇，您得约契诃夫写稿！请读一读他的《猎人》吧。不约他写稿可是罪过啊！’苏沃陵就写信给库烈平，库烈平就来约我写稿，得意洋洋地对我申明说，现在要把我弄到《新时报》去了。”

[1] 《新时报》的主编兼发行人。

《必要的前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九期上，署名“无脾人”。

《凶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二百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书印第二版时，该小说曾略加改动，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未再修改。后来作者又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俄国作家吉里亚洛甫斯基在回忆录《莫斯科和莫斯科人》一书中说，丹尼斯·格利果利耶夫的原型是莫斯科郊外克拉斯科沃村的农民尼基达·潘求兴。吉里亚洛甫斯基写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极力向尼基达解释说，拧掉螺帽是不行的，这可能造成翻车事故，然而尼基达对这些话完全不理解。……由于这次相遇，后来就产生了《凶犯》这篇小说。契诃夫那著名的笔记本里记载着尼基达的原话，这篇小说也收进去了。”

托尔斯泰把《凶犯》列为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请参看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高尔基写道：“托尔斯泰……带着父辈的慈爱心情热爱安东·巴甫洛维奇这个人，也热爱他这个文学工作者，常常拿他跟莫泊桑相比，赞叹他那优美真实的描写手法，列举契诃夫那些卓越而深刻的作品如《伤寒》《宝贝儿》《神经错乱》《凶犯》《决斗》和另外许多作品作为青年文学工作者写作的榜样。”（《高尔基和契诃夫：书信、论文、谈话》，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版）

《在车厢里》

交谈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三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青年人和爸爸》

当代的事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二○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客人》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五日《彼得堡报》第二一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思想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彼得堡版，自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九年共印行十四版）。

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事前略作文字上的修改。

从一八八五年七月十一日《花絮》主编列依金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可以看出，该小说最初题名为《哲学家》。

《马和胆怯的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二日《彼得堡报》第二一九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作者将该小说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本（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生意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七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三期上，署名“无脾人”。法院侦讯官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异常消瘦的庄稼汉，穿一件花粗布衬衫和一条打过补丁的裤子。他那生满毫毛和布满麻点的脸，以及藏在突出的浓眉底下、不容易让人看见的眼睛，都露出阴沉的严峻神情。他脑袋上的头发无异于一顶皮帽子，很久没有梳过，纠结蓬乱，弄得他像一个蜘蛛，越发显得阴沉了。他光着脚。

一八八五年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1887年）

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这儿有条通航的大河，堤岸上很乱，这在夏季的中午是常见的。有些小船正忙于装货和卸货。人们的咒骂声和轮船的放汽声不停地响着。

“特儿利……特儿利……”起重机的滑车不住地哀叫。

空中弥漫着干鱼和焦油的气味。……“谢尔科彼尔”[1]轮船公司的职员在河岸上坐着，等候发货的商人，不料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人，面容极其憔悴而浮肿，穿着破旧的上衣和打过补丁的花条裤子。他头上戴着褪色的帽子，帽檐有点脱落，原先安帽徽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个圆斑。他的领结从衣领上滑下来，游移不定地挂在脖子上。……

“商人先生万岁[2]！”这个人用沙哑的声音说，把手举到帽檐上敬礼。“敬礼[3]！您，老板，想看一下淹死的人吗？”

“哪儿有淹死的人？”职员问。

“实际上淹死的人并不存在，不过我可以给您表演一下。我往水里一跳，您面前就出现一个落水的人失足淹死的情景！这个画面与其说可悲，不如说含有喜剧的性质，因而大有讽刺的味道呢。……请您允许我，商人先生，表演一下！”

“我不是商人。”

“对不起。……十分抱歉[4]。……如今商人也穿普通的便服，因而连挪亚[5]都分不清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了。不过既然您是知识分子，那就更好。……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了。……我也出身贵族。……我是个尉官的儿子，先前经人举荐，做过十四等文官[6]。……好吧，我的先生[7]，一个表演艺术家愿意为您出力。……我纵身往水里一跳，您面前就出现一幅画面了。”

“用不着，谢谢您。……”

“如果有物质方面的考虑在惊扰您，那么我要赶紧让您放心。……我向您收的费用不贵。……穿着皮靴淹死，是两卢布，而不穿皮靴，只要一卢布就成。……”

“可是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因为皮靴是人的装束最贵重的部分，要把皮靴晾干非常困难。那么[8]，您允许我有个赚钱的机会吗？”

“不，我不是商人，我不喜欢这种强烈的刺激。……”

“嗯。……依我看来，您大概还不了解这件事的实质。……您认为我会给您表演一种粗野鄙俗的场面，其实我的表演除了幽默讽刺以外，什么也不会有。……您不过添一次微笑的机会罢了。……要知道，看别人穿着衣服游水，在波浪里挣扎，那是很逗笑的！再者……您也就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

“不过，您与其扮演淹死的人，不如干正事的好。”

“正事。……什么正事呢？好差事，人家不会给我做，因为我有饮酒的嗜好，再者，要谋到那种差事，非有人奔走说情不可，先生。至于普通的粗活，我尊贵的身份又不容许我承担。”

“您不要去管您尊贵的身份吧。”

“怎么叫不要去管呢？”那个人问，骄傲地昂起头，微笑着。“如果一只鸟了解自己是鸟，那么一个高贵的人怎能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呢？我虽然穷，穿得破烂，成了乞丐，然而我是骄傲的。……我为我的血统骄傲！”

“然而这种骄傲并没有妨碍您穿着衣服下水。……”

“我很惭愧！您的话里含有一部分沉痛的真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您是个有教养的人！不过，您向罪人扔石头以前，先要听听他讲的话。……不错，我们这类人确实有许多忘记自己的尊严，容许那些无知无识的商人往他们头上涂芥末酱，或者在澡堂里把自己周身涂上煤烟，扮演魔鬼，或者穿上女人衣服，干出不体面的事，可是我……我决不干这种事！不管商人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容许人家往我头上涂芥末酱或别的哪怕是上流的东西。至于扮演淹死的人，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丢脸的地方。……水固然是湿的，然而干干净净。在水里游来游去不会沾上一身脏，而且正好相反，倒越发干净了。连医学也不反对这样做。……可是，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可以减价。……好吧，我穿着皮靴，只收一卢布就是。……”

“不，用不着。……”

“那是为什么，先生？”

“用不着，就是这么回事。……”

“您该看看我怎样呛水。……这条河，上上下下，再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善于表演淹死。……如果医生先生们亲眼看见我怎样表演死人，他们就会推崇我。……好吧，我只收您六十戈比就是！俗语说得好：开张贵于金钱。……换了别人，就是给我三卢布，我也不干，可我从您的面容看出来您是位好先生。……对有学问的人，我收费便宜点。……”

“请您别缠住我！”

“遵命！……这随您的便吧，只是您不该不同意。……下一次您就是肯出十卢布，也找不着人来表演淹死了。……”

那个人在岸坡上找了个比职员坐的位置高一点的地方坐下，大声喘着气，开始在口袋里翻寻什么东西。……

“嗯……见鬼……”他嘟哝说。……“我的烟到哪儿去了？大概我把它忘在码头上了。……刚才我同一个军官谈政治，争吵起来，在火头上把我的烟盒不知塞到哪儿去了。……目前英国政府正改组。……那些人也真是怪！对不起，先生，您给我一支烟吧！”

职员递给那个人一支烟。这时候，职员等待的发货商人在岸上出现了。这个人就跳起来，把那支烟藏在袖子里，一只手举到帽檐上行礼。

“万岁，老板！”他声音沙哑地说，“敬礼！”

“啊啊……是您呀！”职员对商人说，“您叫人等那么久！您不在这儿，这家伙把我折磨得好苦！他硬要我看他的表演！他要我出六十戈比看他表演淹死的人。……”

“六十戈比？哼，老兄，你也太贪心了，”商人说，“至多值二十五戈比。昨天有三十个人在河里给我们表演船舶遇难，一共才要五卢布，可是你……你呀！要六十戈比！这么办，给你三十戈比！”

那个人鼓起腮帮子，鄙夷地冷笑。

“三十戈比。……如今一棵白菜也要值这点钱，您却要看淹死的人。……这也太过分了。……”

“好，那就算了。……我没有工夫跟你讲价钱。……”

“那就这么办吧，好歹也算是开个张。……只是您不要对别的商人说我要价这么便宜。”

那个人就脱掉皮靴，皱起眉头，扬起下巴，往河水那边走去，笨拙地纵身一跃。……跟着就响起了沉重的身体落进水里的响声。……那个人浮在水面上，可笑地挥动胳膊，摆动两条腿，脸上极力做出害怕的样子。……可是害怕的样子没有做成，却露出了冷得发颤的样子。……

“快淹死！淹死！”商人叫道，“别再游泳，淹死吧！……”

那个人眨巴着眼睛，张开两条胳膊，连头一齐钻进水里去了！整个表演也就到此结束。那个人“淹死”以后，从河水里爬出来，收到三十戈比，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顺着河岸继续走他的路。

[1] 这个名字可意译为“拙劣作家”。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塞尔维亚语。

[4] 原文为法语。

[5] 按照基督教传说，神吩咐挪亚在洪水泛滥时期登上方舟避难时“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上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见《旧约·创世记》第7章，第2节。

[6] 旧俄时代官阶最低的文官。

[7] 原文为英语。

[8] 原文为拉丁语。

闲人

阿历克塞·费多罗维奇·沃斯美尔金领着硕士，也就是到他家来做客的弟弟，走遍他的庄园，让他的弟弟看一看他的家业。这两个人刚刚吃过早饭，略微带点酒意。

“这个，我的兄弟，是铁作坊……”沃斯美尔金解释说，“在这个架子上给马钉马掌。……还有这个地方，我的兄弟，是澡堂。……澡堂里放着一张长沙发，那底下有些雌火鸡扣在粗箩里，在孵小鸡。……我一瞧见这张长沙发，马上就会想起许许多多快活事。……这个澡堂只到冬天才烧热。……兄弟，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只有俄国人才能发明这样的澡堂！只要在上铺躺一个钟头，那种舒服劲儿就比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一百年享受到的还要多。……你躺在那儿就像在地狱的大火里一样，同时阿芙多嘉拿着桦条帚[1]不住地拍打你……噼啪……噼啪。……过一会儿你就起来，喝点凉的克瓦斯[2]，于是又噼啪……噼啪。……后来你从上边爬下来，全身发红，像个恶魔。……喏，这儿是下房。……我那些雇工就住在这儿。……进去看一下好吗？”

地主和硕士弯下腰走进一间破屋，房架歪歪斜斜，四壁没有粉刷过，房顶向下塌陷，窗子破碎。他们一走进去，就闻到热汤的气味。下房里的人正在吃饭。……农民和农妇围着长方形的桌子坐着，用大汤匙舀豌豆粥吃。他们见到两位老爷，就停住咀嚼，站起来。

“这就是他们，我的用人……”沃斯美尔金对吃饭的人扫了一眼，开口说，“祝你们胃口好[3]，伙计们！”

他们纷纷答话，声音嘈杂。

“这就是他们！这就是俄罗斯，我的兄弟！真正的俄罗斯！最优秀的民族！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那些德国或者法国畜生，求上帝饶恕我这么说，哪能跟他们比？跟我们的民族相比，一切民族都是蠢猪，虫豸！”

“得了，别这么说……”硕士含糊地说着，点起雪茄烟，想使空气干净一点，“各民族都有各自过去的历史……都有各自的未来。……”

“你是西欧派[4]！难道你了解我们的民族吗？令人遗憾的正是这一点：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外国那一套倒都研究透了，本国的情形却不想知道！你们看不起它，疏远它！我读过一篇文章，我同意作者的观点：知识分子已经腐败，如果还能在什么人身上找到理想的话，也只能在他们身上，在这些懒汉身上找到。……比方就拿菲尔卡来说吧。……”

沃斯美尔金走到牧人菲尔卡跟前，摇了摇他的肩膀。菲尔卡笑了笑，发出“嗬嗬”的声音。……

“比方就拿这个菲尔卡来说。……喂，傻瓜，你笑什么？我是认真说话，你却笑。……比方就拿这个蠢货来说。……你看一看，硕士！这两个肩膀有多宽！这个大胸脯活像一头象！这个身子你推都推不动，该死的！他身上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啊！这种力量抵得上你们十个知识分子。……你要敢冲敢闯，菲尔卡！要头脑清醒！打定了主意就寸步不让！抓住了不放！要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话，引你走上邪路，那你就啐口唾沫，不要听他的。……你比他们有力量，比他们高明！我们得学你的榜样！”

“我们仁慈的老爷！”稳重的马车夫安契普眨巴着眼睛说，“难道他能领会这些吗？难道他能明白老爷的恩情？你，笨蛋，应当跪下，吻他老人家的手才是。……我们仁慈的老爷！像菲尔卡这样的人简直坏透了，您尚且饶恕他；那么，要是一个人不灌酒，不胡闹，他可就不是在地上过日子，而是进天堂了……求上帝保佑人人都能这样才好。……您又有赏又有罚。”

“你听！这话一针见血！他是森林的长老[5]！听明白了吗，硕士？‘又有赏又有罚。……’话虽简单，思想却正确！……我佩服，兄弟！你相信不？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向他们学习呀！”

“这话说得实在……”安契普说。

“什么话实在？”

“关于学习呗，老爷。……”

“什么学习？你胡说些什么？”

“我讲的就是您的话……关于学习。……您就因为什么学问不懂，才是老爷。……我们都是睁眼瞎！我们瞧见一块招牌上写着字，可那都是什么字，那些字都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懂。……我们多半得靠鼻子去闻，才能明白。……要是那儿有白酒的味道，那儿就是酒店，要是有焦油的味道呢，就是杂货铺了。……”

“硕士，如何？你说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民？不管他说什么，总是含有深意；不管说句什么话，都是深刻的真理！安契普的头脑，兄弟，是真理之家！你再看看杜尼雅霞[6]！杜尼雅霞，到这儿来！”

喂牲口的女工杜尼雅霞，脸上有雀斑，生着翘鼻子，这时候羞羞答答，手指甲在桌子上抠抠挖挖。

“杜尼雅霞，我叫你过来！傻娘们儿，你害什么臊？我们又不会吃掉你！”

杜尼雅霞就从桌边走过来，在东家面前站住。

“你看她怎么样？浑身是力量！你在那边，在彼得堡，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吗？你们那边都是些火柴棍儿，血管加骨头，可是这一个，你看看，鲜血加牛奶！朴实，高大！你看看她的笑容，她脸上的红晕！这一切都是天然生成，都是真实，不加雕琢，跟你们那边大不一样哟！可是你嘴里塞满了什么东西？”

杜尼雅霞嚼了几下，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

“你，我的兄弟，再看一下她结实的肩膀，她结实的大腿！”沃斯美尔金继续说，“她用这对大拳头敲她情人的脊梁的时候，恐怕就会咚咚响，就像水在桶子里晃荡的声音。……怎么样，你还在跟安德留希卡勾勾搭搭吗？你给我小心，安德留希卡，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你笑吧，你笑吧。……硕士，啊？瞧她的身材，身材。……”

沃斯美尔金低下头去凑近硕士的耳朵悄悄说话。……用人们笑起来。

“瞧瞧你，到底惹得人家笑你一场，没出息的娘们儿……”安契普带着责备的神情瞧着杜尼雅霞，说，“怎么，你的脸涨得比大虾还要红？人家不会用这种话讲有出息的姑娘的。……”

“现在，硕士，你再看看柳勃卡[7]！”沃斯美尔金接着说，“她是我们这儿头一流的领唱人。……你在那边，在你那些芬兰佬当中跑来跑去，搜集民间创作的成果。……不，你还是听听我们的人唱歌吧！让我们的人给你唱个歌，你准会听得流口水！来吧，伙计们！唱吧！柳勃卡，你来开个头！快点啊，这些猪猡！要听话！”

柳勃卡害臊地往拳头里咳嗽一声，然后用刺耳的沙哑声唱了起来。其余的人也合着她唱。……沃斯美尔金挥动两只手，开始眨巴眼睛，极力要在硕士脸上看到欣赏的神色，喉咙里咕咕地响。

硕士皱起眉头，抿紧嘴唇，带着深通此道的行家神情开始听唱。

“嗯，是啊……”他说，“这首歌的异文在基烈耶夫斯基[8]的书里倒是有的，那就是第七册第三类第十一首歌。……嗯，是啊。……应当抄下来。……”

硕士从口袋里取出小本子，开始记录，眉头皱得越发紧了。……唱完一首歌后，“下人们”又开始唱另一首。……这时候，粥已经凉了，从炉子上取下的粥锅也已经不再冒热气了。

“唱得好！”沃斯美尔金说，用脚轻轻地打拍子，“唱得好！了不起！我佩服！”

要不是听差彼得走进下房来，报告主人说开饭了，那么这个局面多半要闹到跳舞为止。

“我们这些背叛民族的人，这些废物，居然敢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强！”沃斯美尔金同他弟弟一起从下房走出来，带着哭腔愤慨地说。“我们算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人？没有理想，没有学问，又不劳动。……你听见他们在放声大笑吗？这是他们在笑我们！……而且他们是对的！他们闻出虚伪来了！他们一千倍地正确，而且……而且……不过你看见杜尼雅霞没有？这个坏丫头！等着吧，我吃完饭就把她叫来。……”

吃饭的时候，两兄弟不住地谈论独特性、纯正、完善，骂他们自己，探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意。

饭后他们躺下睡觉。睡醒以后，他们走到门廊上，吩咐仆人送矿泉水来，然后又谈刚才所谈的那些话。……

“彼得！”沃斯美尔金对听差叫道，“你去把杜尼雅霞、柳勃卡和别的人叫到这儿来！你就说，要跳轮舞！叫她们快点来！你给我赶快去！”

[1] 蒸汽浴的用具，拍打身体借以发汗。

[2] 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麦面包等制成的清凉饮料。

[3] 俄罗斯的民间问候词，逢人就餐时用。

[4] 当时俄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主张俄国按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其对立面是斯拉夫派，主张俄国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代表人物多为旧贵族。本文的地主显然以斯拉夫派自居。

[5]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句：“这森林的长老（指一棵老树）活得比我这无人关怀的一生长久，比我的祖先还要活得长久。”——俄文本编者注

[6] 即上文阿芙多嘉的爱称。

[7] 女人的名字柳包芙的爱称。

[8] 基烈耶夫斯基（1808—1856），俄国民俗学家，民歌搜集者。

家长

这样的事照例是在打牌输了一大笔钱，或者喝多了酒而闹胃炎以后才发生的。斯捷潘·斯捷潘内奇·席林刚刚睡醒，心绪异乎寻常地阴郁。他的模样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蓬头散发。他那灰白的脸上现出不满的神情，仿佛跟谁怄了气，或是有什么事惹得他厌恶似的。他慢腾腾地穿衣服，慢腾腾地喝维希矿泉水[1]，然后开始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倒想知道一下，究竟是哪个畜生在这儿走来走去却不关门？”他气愤地嘟哝着，把身上的家常长袍裹一裹紧，大声吐唾沫。“把这张纸收起来！为什么把它丢在这儿？我们养着二十个仆人，可是家里比小酒店还要乱。是谁在拉门铃？魔鬼把谁支使到我们这儿来了？”

“那是安菲萨老大娘，我们的费佳就是由她接生的。”他妻子回答说。

“老是跑到这儿来闲逛……这些寄生虫！”

“你这话就叫人不懂了，斯捷潘·斯捷潘内奇。她是你自己请来的，可是你又骂她。”

“我没骂人，我是在说话。你，小母亲，与其这么揣着手坐着，找碴儿吵架，不如干点正事好！我凭人格发誓，我不懂这些女人！我就是不懂！她们怎么能成天价什么事也不干，光是混日子？丈夫工作，辛苦得像头牛，像头牲口，可是妻子，生活的伴侣，却坐在那儿像个洋娃娃似的，什么事也不干，专等机会跟丈夫吵架来消愁解闷。现在，小母亲，也该丢开贵族女子中学女学生的习气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女学生，不是娇小姐，而是母亲，是妻子！你扭过脸去了？啊哈！沉痛的真理听着不自在吧？”

“奇怪，你只有在你肝脏出了毛病的时候才说出沉痛的真理。”

“对，你大吵大闹吧，大吵大闹吧。……”

“你昨天出城去了？或者你是在谁家里打牌？”

“就算这样，那又怎么样？谁管得着？莫非我得向什么人报告吗？莫非我输的不是我自己的钱？我花的钱和这个家里花的钱，统统是我的！听见了吗？统统是我的！”

他唠叨个没完，老是那么一套。然而斯捷潘·斯捷潘内奇在别的时候总不及在吃饭，全家人都在他身旁坐下的时候那么严肃认真，满嘴道德，疾言厉色，主张公道。事情照例从菜汤开始。席林喝完头一匙汤，忽然皱起眉头，停住嘴不喝了。

“鬼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嘟哝说，“大概，只好到饭馆里去吃饭了。”

“怎么了？”他妻子不安地问，“难道菜汤不好喝吗？”

“喝这种洗锅水非得有猪的胃口不可！这汤太咸，而且有抹布的气味……葱没有放，倒像放了些臭虫。……简直岂有此理，安菲萨·伊凡诺芙娜！”他转过脸去对做客的老大娘说，“我为了伙食天天拿出数不尽的钱……自己什么东西也舍不得买，可是到头来，就拿这种东西给你吃！他们大概是要我辞掉职务，自己到厨房里去做菜吧。”

“今天的菜汤挺好……”家庭女教师胆怯地说。

“是吗？您认为这样？”席林说，气愤地眯细眼睛瞧着她，“不过呢，各人有各人的口味。一般说来，必须承认，我和您在口味方面大不相同，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比方说，您对这个顽皮的孩子的品行满意，”席林用演悲剧的手势指着他的儿子费佳说，“您见着他就喜欢，可是我……我瞧见他就有气。真的，小姐！”

费佳是个七岁的男孩，脸色苍白，带着病容，这时候停住嘴不再吃东西，低下眼睛。他的脸色越发苍白了。

“是的，您喜欢，可是我有气。……我们俩是谁对，这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说，我做父亲的比您更了解我的儿子。您看看他那个坐相！难道有教养的孩子能这样坐着？坐好！”

费佳抬起下巴，伸直脖子，自以为坐得端正多了。他的眼睛上蒙着一层泪光。

“吃饭！好好拿着汤匙！你等一下，我要收拾你，坏孩子！不准你哭！抬起眼睛瞧着我！”

费佳极力抬起眼睛看父亲，可是他的脸发抖，眼睛里满是泪水。

“啊啊。……你哭？你错了还要哭？走开，站到墙角里去，畜生！”

“不过……先让他把饭吃完吧！”他妻子说情道。

“不准他吃饭！这样恶劣……这样淘气的孩子没有权利吃饭！”

费佳愁眉苦脸，浑身发抖，从椅子上下来，往墙角走去。

“这样的惩罚对你还是轻的！”他父亲继续说，“如果谁都不愿意管教你，那我就来从头管起。……孩子，有我在，你吃饭的时候就不准淘气，不准哭哭啼啼！蠢货！你得干正事！明白吗？干正事！你父亲工作，你也得工作！谁都不应该白吃面包！你得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看在上帝面上，你别闹了！”他妻子用法国话要求道，“至少当着外人的面不要骂我们。……这个老太婆全都听到，经她一张扬，全城的人马上都知道了。……”

“我不怕外人，”席林用俄国话回答说，“安菲萨·伊凡诺芙娜看得出我说的话有道理。怎么，照你看来，我应当对这个顽皮的孩子满意吗？你知道我为他破费了多少钱？你这坏孩子，你知道我为你破费了多少钱吗？莫非你以为我会造钱，我的钱都是白来的？不准你嗥！闭嘴！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你要我拿鞭子把你这个坏蛋抽一顿吗？”

费佳尖声大叫，开始痛哭。

“这简直叫人受不了！”他母亲说，丢下餐巾，从桌旁站起来，“他从来也不让我们太太平平吃一顿饭！你的面包哽在我这儿，弄得我咽不下去！”

她指指喉咙，用手绢蒙住眼睛，从饭厅里走出去。

“她老人家生气了……”席林嘟哝说，勉强微笑着，“她养娇了。……是啊，安菲萨·伊凡诺芙娜，如今谁也不喜欢听真话。……我倒反而不对了！”

在沉默中过了几分钟。席林看一下大家的汤盘，发现谁都没有碰过菜汤，就深深地叹气，定睛瞧着家庭女教师那涨得绯红、充满不安的脸。

“您怎么不吃，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他问，“那么您生气了？是啊。……您不喜欢听真话。嗯，请您原谅，小姐，我天性就是这样，不会做假。……我素来是实话实说，”他说，叹口气，“不过，我看得出来，有我在座，别人就不愉快。我在这儿，别人就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嗯。……你们应该告诉我，那我早就走了。……现在我就走。”

席林站起来，尊严地往门口走去。他走过哭泣的费佳身旁，站住。

“既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那您自由了！”他对费佳说，尊严地把头往后一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过问您的管教问题。我撒手不管了！我请求您原谅，我做父亲的本来诚心诚意巴望您好，不料惹得您和您的管教人心神不安。从今以后，我就不再为您的命运负责了。……”

费佳尖声叫着，哭得越发响了。席林尊严地扭转身，往门口走去，回到自己的卧室里。

饭后席林睡了一觉，醒过来后，开始感到良心负疚。他不好意思去见妻子、儿子、安菲萨·伊凡诺芙娜，甚至一想起吃饭时候发生过的事就感到可怕得受不了，可是他的自尊心太强，没有足够的勇气开诚相见，于是他继续拉长脸，嘴里不住唠叨。……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感到心绪极好，一面洗脸，一面快活地吹口哨。他走进饭厅去喝咖啡，在那儿遇上了费佳。费佳见到他父亲，就站起来，张皇失措地瞧着他。

“嗯，怎么样，年轻人？”席林挨着桌子坐下，快活地问道，“您有什么新闻吗，年轻人？过得挺好吗？好，你过来，小胖子，吻一下你父亲。”

费佳带着苍白而严肃的面容走到父亲跟前，用发抖的嘴唇碰了碰他的面颊，然后走开，沉默地在他原来的位子上坐下。

[1] 维希是法国的疗养地，那儿有可以治疗疾病的矿泉水。

村长

一场小戏

某某小县城一家肮脏的小饭铺里，村长谢尔玛[1]靠一张桌子坐着，正在吃一碗油腻的粥。他不住吃着，每吃完三匙粥就喝下“最后一杯酒”。

“就是嘛，我的好人，农民的案子很难办！”他对小饭铺老板说，在桌子底下扣上他那些不时松开的纽扣，“是啊，老兄！农民的案子复杂得很，连俾斯麦也应付不了。要办这种案子就得有特别的头脑和才干。比方说，为什么庄稼汉都喜欢我？为什么他们像苍蝇似的追着我不放？啊？我能吃带油的粥，别的律师却连油星都沾不着，这是什么缘故？这都是因为我有才气，有本事。”

谢尔玛气喘吁吁地喝下一杯酒，尊严地伸直肮脏的脖子。这个人不单是脖子脏。他的手、衬衫、裤子、餐巾、耳朵……一概都脏。

“我不是有学问的人。何必说假话呢？我没有在大学毕业，不像学者那样穿礼服，可是，老兄，我可以不必谦虚，也不必惩办[2]地对你说，像我这样精通法律的人，你在一百万人当中也找不到一个。那就是说，斯科平的案子[3]我没审过，萨拉·别凯尔的案子[4]我也没办过，可是要讲办农民的案子，那么任什么辩护人，任什么检察官……任什么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真的。只有我才能办农民的案子，别人都不行。哪怕你是罗蒙诺索夫，你是贝多芬，可要是你没有我这种才气，那你顶好别来干这一行。比方就拿烈普洛沃村的村长那个案子来说吧。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吗？”

“没有，没听说过。”

“那个案子真妙，很要点手腕！普列瓦科[5]都会栽跟头，可是我一办，就马到成功了。是啊。……离莫斯科不远，老兄，有个造钟厂。那个工厂里，我的好人，有个工长是我们烈普洛沃村的农民叶甫多吉木·彼得罗夫。他在那儿已经干了二十来年。要是看他的身份证，那他当然是庄稼汉，穿树皮鞋的乡巴佬，可是论他的外表，那可跟庄稼汉大不一样。他在这二十年里入了上流，体面得很。你要知道，他身上穿着花呢的衣服，手上戴着戒指，整个肚子上绷着一条金表链，叫人走近不得！他完全不像个庄稼汉了。可不是，我的老兄！一年挣一千五的工钱，厂里供房子，供伙食，老板跟他称兄道弟，所以他身不由己，当起老爷来了。他那副相貌，你知道，也真那个，”说话的人喝下一口酒，“……也真威严。只是，我的老兄，这个叶甫多吉木·彼得罗夫忽然心血来潮，要动身到家乡，也就是到我们的烈普洛沃村去住一阵子。他本来过得挺好，可是忽然想回家乡了。造钟厂里的生活赛过蜜，这个工长似乎没有什么发愁的事，可是，你知道，他想念家乡的炊烟了[6]。就算你到美国，发了大财，可你还是会惦记你这个小饭铺。他，这个好心人，也就是这样思念故乡。是啊。他就向老板请一个星期假，坐上车走了。他回到烈普洛沃村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的亲戚。他说：‘从前我在这儿住过。喏，我父亲在这儿放过牲口，我也在这儿睡过觉，’等等……一句话，他回想小时候的情形。嗯，他少不得也夸几句口：‘你们瞧见了吧，老兄！当初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个穿树皮鞋的，后来靠劳动，靠流汗，入了上流，有了钱，衣食饱暖了，’他说，‘只要你们肯好好干，你们也一样能成。……’那些大老粗起初倒还听他说，称赞他，可是后来他们就想：‘话是不错的，可爱的人，这些话甚至都挺好，可是你来了，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你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住了一个星期，可是连半瓶白酒都没请我们喝过。……’他们就打发村警到他那儿去。……

“‘叶甫多吉木，你拿出一百卢布来吧！’

“‘这是为什么？’

“‘给我们村社的人买点酒喝。……他们想喝一通酒来祝你长寿。……’

“然而叶甫多吉木是个稳重而信神的人。他素来不喝酒，不吸烟，也不容许别人这样做。

“‘讲到买酒，那我连一个小钱也不给。’他说。

“‘怎么能这样！你有什么权力？莫非你不是我们的人？’

“‘我是你们的人又怎样？我又没有欠缴过税款……该缴的钱都如数缴过了。凭什么要我出钱？’

“他们说了又说。……叶甫多吉木打定了主意，村社也不肯罢休。大伙儿生气了。那些混蛋你是知道的！对他们讲不通道理。他们一想喝酒，那你哪怕用十二种语言向他们解释，哪怕用大炮去轰，他们也还是一窍不通。反正他们想喝酒，横下心了！再者这事也惹人不高兴：一个同乡发了财，他们却连一根毫毛也捞不到！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要从叶甫多吉木那里逼出一百卢布来。全村社的人想啊，想啊，可就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大家在他的小木房旁边走来走去，一个劲儿吓唬他：我们早晚要给你点厉害瞧瞧！他呢，坐在家里不动，全当耳边风。他心想：‘在上帝面前也罢，法律面前也罢，村社面前也罢，我都是清白的，那我怕什么？我是自由的鸟儿！’好。那些农民瞧出来，他们看不到钱了，就跟看不到他们的耳朵一样。他们心想，这只自由的鸟儿这么不敬重人，该怎么办才能把它翅膀上的毛一概拔光。他们自己想不出主意，就打发人来找我。我就到烈普洛沃村去了。他们告诉我如此这般，又说：‘丹尼斯·谢敏内奇，他不给钱！你给想个计策吧！’可是有什么计策可想呢，我的老兄？什么计策也想不出来，事情明摆着嘛，叶甫多吉木的一切权利是谁也碰不得的。在这件事情上，任什么检察官也想不出计策来，哪怕想三年也是白搭……连魔鬼也钻不了空子。”

谢尔玛喝下一杯酒，挤一下眼睛。

“可是我就有办法钻空子！”他笑嘻嘻地说，“是啊！你猜猜看，我想出个什么主意！你一辈子也猜不出来！我说：‘这么办，乡亲们，你们选他做你们的村长好了。’他们领会了我的心思，果然选上了他。你听着。他们就把村长的圆牌[7]给叶甫多吉木送去。叶甫多吉木笑了。他说：‘你们这是开玩笑，我才不愿意做你们的村长呢。’

“‘可是我们愿意！’

“‘我可不愿意！明天我就动身走了！’

“‘不，你走不了。你没有权利走。按照法律，村长不能丢下工作不干。’

“‘那我就辞掉这个职务。’叶甫多吉木说。

“‘你没有权力辞职。村长必须做满三年才成，只有经法院判决才能取消这个职务。你一旦当选，那么，不管是你还是我们……谁也不能把你撤职！’

“我的叶甫多吉木急得叫起来了。他像发疯似的往外飞奔，去找乡长。乡长和文书就把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拿出来给他看。

“‘根据某某条和某某条，不做满三年就没法丢开这个职务。你做满三年才能走。’

“‘我怎么能在这儿待三年呢？连一个月也耽搁不得！工厂老板缺了我就好比缺了左右手！他要亏损好几千卢布呀！再者，除了工厂以外，我在那儿还有个家，有一家子人呢！’

“如此等等。一个月过去了，这时候叶甫多吉木要塞给村社的已经不是一百，而是三百，只求他们看在基督分上把他放走才好。他们倒巴不得收下那笔钱，可是没有办法，已经太迟了。叶甫多吉木就去找常任委员先生。

“‘如此这般。……先生，我由于家庭的关系不能担任这个工作。我用上帝的名义请求您，把我放了吧！’

“‘我没有权力这样做。目前缺少解除职务的法律根据。第一，你没有病；第二，你也没有经法院判决有罪。你必须担任这个工作。’

“应当对你说明一下，那儿的人不论对什么人讲话都是说‘你’而不说‘您’。在这个国家，乡长或者村长都是不小的人物，比任什么办事人员都高，都重要，可是大家对他讲话都称呼‘你’，就像对听差一样。穿一身花呢衣服的叶甫多吉木听见人家‘你’啊‘你’啊的称呼他，那是什么滋味！他就凭上帝的名义苦苦哀求常任委员。

“‘我没有权利，’委员说。‘要是你不相信，你就到县政府去问。他们会给你把事情说清楚。不但是我，就连省长也不能解除你的职务。村社大会的决定，只要不违背规章，就不能撤销。’

“叶甫多吉木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从首席贵族家里出来，又到县警察局长那儿去。他走遍全县，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他说：‘你干下去吧，我们没有权利。’这可怎么办呢？工厂寄来一封封信，打来一个个电报。叶甫多吉木的亲戚就劝他派人把我请去。于是，你相信不？他倒没有派人来请我，而是亲自坐着马车到我家里来了。他来了，一句话也没说，把一张红钞票[8]塞到我手里。他说，‘我的指望全在你身上了。’

“‘行啊，’我说。‘我遵命照办，您出一百卢布，我就想办法解除您的职务。’

“我收下一百卢布，就把办法想好了。”

“怎么一个办法呢？”小饭铺老板问。

“你猜猜看。问题很简单嘛。法律本身就能解开这个谜。”

谢尔玛走到老板跟前，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凑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我劝他偷点东西，到法院里去受审。啊？这个计策如何？起初，我的老兄，他愣住了。怎么要偷东西呢？我说：‘就是嘛，喏，你把我这个空钱夹偷去，那你就得坐一个半月的牢。’起初他执意不肯，顾虑名誉之类的。我说：‘你的名誉对你有个屁用？’我说：‘莫非你要填什么履历表吗？你坐满一个半月的牢，案子就了结，同时，你既判过罪，你的圆牌也就可以摘掉了！’这个大个子想了想，摆摆手，就把我的钱夹偷去了。现在他坐牢就要期满，正为我祷告上帝呢。所以，我的老兄，你瞧，这是什么样的聪明才智！讲到办农民的案子，普天之下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能手来。要说有谁能办这种案子，那就只有我。谁都不能推翻原案，我却能办到。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谢尔玛又要了一瓶白酒，然后开始讲另一个故事：烈普洛沃村的农民们如何把别人还没收割的粮食拿去换酒喝了。

[1] 这个姓可意译为“坏蛋”。

[2] 为炫耀法律名词而说错，应是“毫不勉强”。

[3] 指1884年莫斯科的斯科平银行倒闭案，轰动一时，契诃夫曾以记者身份旁听过这个讼案。——俄文本编者注

[4] 指1884年在莫斯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后在1885年复审，遇害者是在当铺里工作的一个13岁女孩萨拉·别凯尔。——俄文本编者注

[5] 普列瓦科（1843—1908），俄国法学家，律师。——俄文本编者注

[6] 借喻怀念故乡。俄谚说：“连家乡的炊烟我们都觉得亲切可爱。”

[7] 俄国村长的徽章。

[8] 旧俄时代的十卢布钞票。

死尸

八月间一个宁静的夜晚。迷雾在野外冉冉上升，像一层不透明的烟幕那样蒙住一切肉眼看得见的东西。那片迷雾由月光照着，给人的印象，时而像是无边无际而又平静的海洋，时而像是一堵庞大的白墙。空气潮湿而寒冷。这时候离着黎明还很远。树林边上有条乡间土道，离土道一步远的地方有一小堆火在燃烧。在这儿一棵小橡树底下，放着一具死尸，从头到脚盖着新的白色粗麻布。死尸的胸口放着一个木制的大圣像。“值班的看守人”坐在死尸旁边，紧挨着土道。那是两个农民，在执行农民所应尽的一种最不痛快、顶顶无味的差事。一个是年轻小伙子，高身量，刚刚生出唇髭，两道眉毛又浓又黑，身上穿着破皮袄，脚上穿着树皮鞋。他坐在潮湿的草地上，把两条腿平伸出去，极力干活来消磨时间。他弯下长脖子，大声喘气，正在拿一小块木头做一把汤匙。另一个是身材矮小的农民，面容苍老，消瘦，有麻点，留着稀疏的唇髭和山羊胡子。他把两只手随意放在膝盖上，身子不动，眼睛冷漠地瞧着火。在这两个人中间，有一堆不大的篝火在懒洋洋地燃烧，火快要灭了，把他们的脸照成红色。四下里一片肃静。只有那块木头在刀子底下发出噼啪声，还有潮湿的木头在篝火里发出爆裂声。

“你，谢玛，不要睡觉……”年轻的农民说。

“我……我没睡觉……”山羊胡子结结巴巴地说。

“那才好。……一个人坐着怪害怕的，太吓人了。你讲点什么吧，谢玛！”

“我不……不会讲。……”

“你也真是个怪人，谢玛！别人都会嘻嘻哈哈地笑一阵，讲个什么故事，唱一唱歌，可是你，上帝才知道是什么路数。你坐在那儿像个菜园里的草人，瞪直眼睛瞧着火。你连好好说话都不会。……你一说话，就好像心里害怕。你大概有五十岁了，可是你的头脑还及不上一个小孩子。……你想到自己是个傻瓜，心里就不觉得难受？”

“难受……”山羊胡子郁闷地回答说。

“就说我们，瞧着你这副傻相，心里难道不难受？你是个好心肠的庄稼汉，又不灌酒，可就是有一件事糟糕：你没有头脑。要是主委屈你，不给你头脑，你就该自己磨炼自己的脑筋啊。……你要下功夫，谢玛。……人家在那儿说了句挺好的话，你就留神听着，领会它的意思，反反复复地琢磨。……要是有句话你听不懂，你就下功夫，动脑筋，想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懂了吗？要下功夫！如果你老是不动脑筋，那你至死也还是个傻瓜，没出息的人！”

忽然，树林里响起一种哀叫声，而且声音拖得很长。好像有个什么东西从树顶上掉下来，把树叶碰得窸窸窣窣响，掉在地下了。这一切引起低沉的回声。年轻的农民打了个哆嗦，带着疑问的神情瞧着同伴。

“这是猫头鹰抓小鸟。”谢玛郁闷地说。

“哪儿的话，谢玛，要知道如今已经是鸟儿飞到暖和地方去的时候了！”

“当然，是时候了。”

“如今，黎明时候天好冷啊。冷得很！仙鹤就是一种怕冷的动物，生性娇嫩。这样冷的天会送掉它的命。我不是仙鹤，可是也冻僵了。……添上点柴火吧！”

谢玛站起来，走进乌黑的小树林，不见了。他在灌木丛那边忙碌，折断干枯的树枝，这时候他的同伴却举起手蒙住眼睛，一听到响声就打哆嗦。谢玛抱来满怀的枯枝，把它们放在篝火上。火苗游移地舔着乌黑的枝子，后来，仿佛听到一声命令似的，忽然抱住枝子，现出一片紫红色的光，照亮人们的脸、道路和那块现出死人手脚轮廓的白麻布，还有圣像。……两个“值班的看守人”沉默不语。年轻人把脖子弯得越发低，越发紧张地干活。山羊胡子照原先那样坐着不动，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堆火。……

“‘愿恨恶锡安[1]的都蒙羞退后。’[2]”突然在夜晚的寂静中，一个假嗓在歌唱，接着就响起缓慢的脚步声，于是道路上，在篝火的紫红色亮光中，出现一个黑色人影，身穿短短的修士圣衣，头戴宽边的帽子，肩上搭着一个袋子。

“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圣母啊！”这个人用沙哑的童高音说，“刚才我在一团漆黑中看见了火光，我的心就快活起来。……起初我想，这儿必是有夜里放马的人，不过后来我又想：要是一匹马都看不见，那怎么会是放马的？我心想：莫非这些人是贼吗？或者是些强盗，等着打劫有钱的拉撒路[3]？莫非是茨冈人在拜祭他们的偶像？我的心就快活起来。……我对自己说：‘去吧，奴隶[4]费奥多西，去接受殉教徒的桂冠吧！’我就不由自主地扑到火边来，像是一只生着薄翅膀的蛾子。现在我已经站在你们面前了，根据你们的外貌来判断你们的灵魂，我认为你们不是盗贼，也不是偶像崇拜者。祝你们平安！”

“您好。”

“正教徒啊，你们知道到玛库兴火柴厂去该怎么走吗？”

“很近。喏，您顺着这条路照直走。您走完两俄里[5]光景，就是我们的村子阿纳诺瓦。从村子往右拐弯，修士，顺着河岸走，就会走到那家工厂。从阿纳诺瓦村算起，有三俄里光景。”

“上帝保佑你们健康。可是你们在这儿坐着干什么？”

“我们坐在这儿当看守。你看，这儿有一具死尸。……”

“什么？死尸？圣母啊！”

朝圣者看见白麻布和圣像，猛地打个冷战，连他的腿都微微抖动了一下。这个出人意外的景象使得他大惊失色。他把身子缩成一团，张开嘴，瞪大了眼睛，站在那儿动弹不得，仿佛在地里生了根似的。……他沉默了三分钟，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开口喃喃地说：

“主啊！圣母啊！！我走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不料遭到这样的惩罚。……”

“您是干什么的？”小伙子问，“是个修士吧？”

“不……不。……我是朝拜各处修道院的。……你知道工厂的管理人米海依尔·波里卡尔培基吗？喏，我就是他的外甥。……求上帝保佑！你们待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在看守它。……这是上边吩咐的。”

“哦，哦……”穿圣衣的人喃喃地说，用手揉着眼睛，“这个死人是哪儿来的？”

“他是过路的行人。”

“我们的生活呀！不过，弟兄们，我，那个……我要走了。……我心里发慌。我怕死人比怕什么都厉害，我的亲人。……是啊，真没想到！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谁也不注意他，可是临到他死了，就要烂掉，我们却在他面前发抖，就像见着一位大名鼎鼎的统帅或者主教似的。……我们的生活呀！怎么，他是给人打死的？”

“基督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也许是给人打死的，也许是自己死的。”

“对，对。……谁知道呢，弟兄们，说不定他的灵魂这时候正在享受天堂的快乐呢！”

“眼下他的灵魂还在他的尸体旁边转悠……”小伙子说，“三天之内它不会离开尸体。”

“嗯，是啊。……眼下天气多冷啊！冷得上牙打下牙。……这么说来，应当照直走，照直走。……”

“在走到村子以前，要照直走，可是到了村子就往右拐，顺着河边走。”

“顺着河边走。……对。……可是我为什么站住不动呢？该走了。……再见吧，弟兄们！”

穿法衣的人在路上迈出五步，然后站住不走了。

“我忘了在这儿放一个戈比，供他下葬用，”他说，“正教徒啊，可以放一个小钱吗？”

“这种事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朝拜过各处的修道院。如果他是病死的，那么送他钱就于他有好处；如果他自寻短见，那么送他钱就是罪过了。”

“这话对。……说不定他真的是自寻短见！那么我还是把这个小钱留在身边的好。唉，罪过呀，罪过！就是给我一千卢布，我也不会同意在这儿坐着。……再见，弟兄们！”

穿法衣的人慢慢走去，后来又站住了。

“我想不出该怎么办才对……”他嘟哝说，“坐在这堆火旁边，等着天亮……那是可怕的。走着赶路呢，也可怕。一路上，在黑地里，死人会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是主在惩罚我！五百俄里的路我都步行走过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临到快要走到家，却出了麻烦。……我不能再走了！”

“讲到害怕，这话倒是实在的。……”

“我狼也不怕，贼也不怕，黑暗也不怕，可就是怕死人。我害怕，就是这样！正教徒啊，我要跪下来求你们，把我送到那个村子去吧！”

“可是上边吩咐我们不准离开这具尸首。”

“反正谁也不会看见，弟兄们！真的谁也不会看见！上帝会百倍地报答你们！老头子，你送送我，劳驾！你为什么老是不说话呢？”

“他有点傻头傻脑……”小伙子说。

“送送我吧，朋友！我给五个戈比！”

“有五个戈比可挣，倒可以走一趟，”小伙子说，搔搔后脑壳，“可是这种事是不准干的。……喏，要是谢玛这个傻瓜肯一个人坐在这儿，我就送你去。谢玛，你肯一个人坐在这儿吗？”

“我肯……”傻瓜同意说。

“那就行了。我们走吧！”

小伙子站起来，跟穿圣衣的人一块儿走了。一分钟后，他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都消失了。谢玛闭上眼睛，微微地打盹。篝火开始暗下去，一个又大又黑的阴影落在死尸身上。……

[1] 山名，在耶路撒冷城内。

[2] 见《旧约·诗篇》，第129章，第5节。

[3] 借喻“基督徒”，原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4] 即他自己。按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上帝的奴隶”。

[5] 1俄里等于1.067公里。

妇女的幸运

陆军中将扎普培陵的葬礼正在举行。人群从四面八方往死者的宅第跑去，想看看出殡的盛况。这时候宅第里丧乐雷鸣，发布命令的声音响起来。赶来观看出殡的一群人当中有两个文官，普罗勃金和斯维斯特科夫。这两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妻子。

“不行，先生！”地段副警官见他们走到一道散兵线跟前来，带着和善可亲的面容拦住他们说，“不行啊，先生！我要求你们略微退后点！诸位先生，要知道我们是奉命而来，做不得主！我请求退后点！不过，好吧，太太们可以走过去……请，太太们[1]，不过……你们，诸位先生，请看在上帝面上……”

普罗勃金和斯维斯特科夫的妻子由于地段副警官这种出人意外的殷勤而脸红起来，赶紧溜过散兵线，可是她们的丈夫却留在人墙的另一边，只好观看徒步的和骑马的守卫的后背了。

“她们走过去了！”普罗勃金带着嫉妒，而且几乎是痛恨的心情瞧着走远的太太们，说道，“说真的，这些发髻倒真走运！她们这些女人倒有特权，男人却素来没有。哼，她们究竟有什么地方特别？可以说，她们是些最平常的女人，带有种种偏见，可是她们倒给放过去了，至于我和你，即使都是五等文官，也平白无故地不许过去。”

“您这话说得奇怪，先生！”地段副警官不以为然地瞧着普罗勃金说，“把你们放过去，那你们马上就会推人挤人，胡闹起来，可是女人总要文雅些，从来也不容许自己干出这类事来！”

“别说了，劳驾！”普罗勃金生气地说，“女人在人群当中，总是首先推推搡搡。男人老是站在那儿，瞧着一个地方不动，女人却张开胳膊，挤来挤去，免得人家碰皱她的衣服。不过，用不着多说了！反正女人素来处处走运。女人不用去当兵，参加舞会也不必出钱，体罚也没有她们的份。……请问，她们都立下了什么功劳？一个姑娘把手绢掉在地下，你就得拾起来；她走进房里，你就得站起来把你的椅子让给她坐；她走了呢你还得出去送她。……可是您拿官阶来说吧！比方要做到五等文官，我和你就得苦干一辈子，可是一个姑娘用不了半个钟头跟一个五等文官行完婚礼，就此成了大人物。我要做公爵或者伯爵，就得征服全世界，占领希普卡[2]，当上大臣，可是区区一个瓦连卡或者卡千卡，求上帝饶恕我这么说，嘴巴上的奶还没有干呢，只要在一个伯爵面前摆动几下长后襟，眯几下眼睛，她就此成了堂堂的伯爵夫人。……现在你是十二等文官。……这个官品，可以说，你是靠血和汗得来的，可是你的玛丽雅·佛米希娜呢？她凭哪点做上十二等文官太太？她本来是教士的女儿，一下子就成了官太太。好一个官太太！你把你的工作交给她去做，她就会把收进的公文登到发文簿上去！”

“不过女人生孩子是很痛苦的。”斯维斯特科夫说。

“那有什么了不起！让她到正在发脾气的长官面前站一会儿，她就会觉得生儿养女倒是快活事了。她们在各方面都有特权，各方面！我们圈子里任何一个姑娘或者太太，都能对一个将军说出那种你在庶务官面前也不敢说的话来。是啊。……你的玛丽雅·佛米希娜能大胆地挽着五等文官的胳膊散步，可是你去挽一挽五等文官的胳膊！你去挽一下，试试看！在我们那所房子里，老兄，正巧在我们楼下，住着一个教授和他的妻子。……你知道，他是个将军[3]，得过一级安娜勋章[4]，可是人家常常听见他妻子数落他说：‘傻瓜！傻瓜！傻瓜！’其实那个娘们儿是平民，出身小市民家庭。不过，这到底是明媒正娶的，还情有可原……自古以来，正式夫妻照规矩总要相骂的。可是你拿那些姘妇来说吧！她们居然敢做出什么样的事啊！有一件事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那一次我差点遭殃，不过总算就这么过去了，大概多亏我父母为我祷告，我才算脱了险。去年，你记得，我们的将军回到乡下家里去度假，把我也带去了，叫我办通信联络的事。……这个工作轻松得很，每天用一个钟头就办完了。我做完工作，就到树林里去散步，或者到仆人房间里去听抒情歌曲。我们的将军是个单身汉。他的家业很大，用人多得像狗一样，可是他没有妻子，因而家里没有人掌管。那些用人都很放肆，不听话……由一个女人管理，就是女管家薇拉·尼基契希娜。她又倒茶，又管开饭，又吆喝听差。……那个女人，我的老兄，很坏，恶毒，像个女妖精。她很胖，脸色通红，动不动就尖声怪叫。……她一开口骂人，一提高尖嗓门，就连圣徒也受不了。惹人讨厌的还不是那些骂街的话，而是她那尖嗓门。啊，上帝！她闹得谁都没法安生。她这个狐狸精，不光是骂用人，甚至也挑我的毛病。我心想，行啊，你等着就是，我会抽空把你的事全告到将军那儿去。我心想，‘他忙于公事，没有看见你拿他的钱中饱私囊，折腾那些用人，不过你等着就是，我会打开他的眼睛的。’我也真的打开了他的眼睛，老兄，不过这一打开不要紧，我自己的眼睛倒差点永远闭上，就是现在我回想起来，都心惊胆战哟。有一次我在过道上走着，忽然听见了尖叫声。起初我以为那是杀猪，可是后来仔细一听，却听出这是薇拉·尼基契希娜在骂人：‘畜生！你这个贱货！魔鬼！’我想：这是在骂谁？忽然，我的老兄，我看见房门开了，我们的将军从门里跑出来，满脸通红，瞪大眼睛，披头散发，仿佛魔鬼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似的。她在他后面骂道：‘贱货！魔鬼！’”

“你在胡说了！”

“我的话千真万确。你知道，我顿时火冒三丈。我们的将军跑回自己房间去了，可是我却站在过道上，像个傻瓜似的，什么也不明白。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娘们儿，厨娘，平民，不料她敢于说出这种话，干出这种事来！我想，这必是将军要辞退她，她趁没有外人在场，就对他破口大骂。她心想，‘反正我是要走了！’我的火就上来了。……我走到她房间里，对她说：‘你这个糊涂女人，你怎么敢对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说这种话？你以为他是个衰弱的老人，就没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你知道，我不管那一套，对准她那张胖脸打了两巴掌。这一下子，老兄，她就尖声大叫，哇哇地嚷起来，简直闹得不可收拾，糟糕透了！我蒙上耳朵，跑到树林里去。过了两个钟头光景，一个小男孩迎面跑过来。‘请您到老爷那儿去一趟。’我就去了。我走进房间。他坐在那儿，皱起眉头，像只雄火鸡似的，眼睛没看我。

“‘您在我家里胡搞些什么？’我就说：‘这话怎么讲？’我说，‘如果您指的是尼基契希娜的事，大人，那么我是为您打抱不平。’他说：‘别人的家务事不用您管！’你听明白了吗？家务事！接着他就狠狠地申斥我一顿，老兄，给我一顿痛骂，差点把我吓死！他说了又说，训了又训，然后，老兄，他又无缘无故大笑起来。他说：‘您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奇怪！不过我希望，我的朋友，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别张扬出去。……您头脑发热，这我理解，不过您会同意，现在您不能再在我家里住下去了。……’你瞧，老兄！他甚至感到惊讶：那么了不起的一只孔雀，我怎么能动手就打。那个娘们儿把他心窍迷住了！他是个堂堂三等文官，又得过白鹰[5]，地位高到没人能管他，可是倒被一个娘们儿降伏了。……女性的特权，老兄，可真是大呀！不过……你脱掉帽子吧！他们把将军抬出来了。……勋章好多呀，我的天！是啊，说真的，为什么把女人放过去呢？莫非她们懂得勋章的意义吗？”

音乐声响起来了。

[1] 原文为法语。

[2] 穿过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的山隘。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保联军占据这个隘口，坚守六个月，然后转守为攻，击溃土军。

[3] 指文职的将军，相当于三等或四等文官。旧俄时代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员都叙官阶。

[4] 旧俄时代的高级勋章。

[5] 旧俄时代八种最高勋章中的一种。

厨娘出嫁

格利沙是个七岁的小胖子，正在厨房门口站着偷听，凑着钥匙眼往里看。厨房里发生了一件依他看来颇不平常，而且以前从没见过的事情。厨房里那张桌子平素是用来切葱剁肉的，这时候桌旁却坐着个魁梧结实的乡下人，头发棕红色，留着大胡子，身穿出租马车车夫所穿的长襟外衣，鼻子上冒出一颗大汗珠。他用右手的五个手指托着茶碟，正在喝茶，同时把糖块咬得那么响，弄得格利沙背上直起鸡皮疙瘩。老保姆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诺芙娜在他对面一只肮脏的凳子上坐着，也在喝茶。保姆面容严肃，同时又露出一种得意的样子。厨娘彼拉盖雅在炉子旁边忙这忙那，分明极力要把脸藏起来。可是格利沙看见她脸上大放光彩：那张脸像是起了火，变换着各种颜色，起初是紫红，最后却转成死灰了。她一刻也不停地伸出颤抖的手去拿刀子，拿叉子，拿柴火，拿抹布，身子转来转去，嘴里嘟嘟哝哝，弄得东西乒乓地响，可是实际上，她什么事也没做。人家在桌旁喝茶，她对那张桌子却一眼也不看。保姆问她话，她总是头也不回，说出一句简短的、没好气的答话。

“喝吧，丹尼洛·谢敏内奇！”保姆招待马车夫说，“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喝茶，不碰别的？您该喝点白酒嘛！”

保姆就把一小瓶白酒和一个酒杯推到客人面前，同时脸上现出极其狡猾的神情。

“我素来不喝酒……不……”马车夫推辞说，“您不要逼我了，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诺芙娜。”

“您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当马车夫的，却不喝酒。……单身汉不会不喝酒。您喝吧！”

马车夫斜着眼睛看了看白酒，然后看了看保姆狡猾的脸，他自己的脸上就也现出同样狡猾的神情，仿佛说：“不，我不会上你的当，老巫婆！”

“我不喝，您免了吧。……干我们这一行的可不能沾上这玩意儿。耍手艺的人可以喝酒，因为他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可我们这班人老是夹在人群里，谁都看得见。不是这样吗？你走进酒店里，外头的马可就走丢了。要是喝多酒，那就更糟：一转眼就睡着了，再不然就从车座上摔下来。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您一天能挣多少钱，丹尼洛·谢敏内奇？”

“那要看情形。有的日子能挣上一张绿票子[1]，有的日子一个小钱也没挣着就把车赶回大车店。挣多少，那可说不准。如今这年月，我们这个行当简直没什么干头了。赶马车的，您知道，多得数不清，草料还挺贵，坐车的又小气，老是打算去坐公共马车。不过话说回来，谢天谢地，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吃得饱，穿得暖……甚至还能让另一个人过上幸福的日子，”马车夫斜起眼睛看了看彼拉盖雅，“……要是我有了中意的人的话。”

他们后来还说了些什么，格利沙没有听见。他的妈妈走到门边来，打发他到儿童室里去温习功课了。

“去念书。用不着你在这儿听！”

格利沙回到儿童室里，把《祖国语言》[2]放在面前，可是读不下去。刚才看到和听到的种种事情，在他的头脑里引起一大堆问题。

“厨娘要结婚了……”他想，“奇怪。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结婚。妈妈嫁给爸爸，表姐薇罗琪卡嫁给巴威尔·安德烈伊奇。不过，嫁给爸爸和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倒还情有可原：他们毕竟有金表链和讲究的衣服，他们的皮靴也老是擦得挺亮，可是嫁给那个可怕的马车夫，生着红鼻子，穿着毡靴……呸！而且保姆为什么一定要可怜的彼拉盖雅嫁出去呢？”

等到客人从厨房里走掉，彼拉盖雅就到正房里来，动手打扫。她仍然很激动。她脸色通红，仿佛吓坏了似的。她手里的扫帚几乎没碰到地板，每个墙角都扫了五次。她很久都没有从妈妈坐着的房间里走出去。她分明不愿意一个人待着，想说说话，跟别人谈一下她的印象，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

“他走了！”她看见妈妈没有开口讲话，就嘟哝说。

“看得出来，他是个好人，”妈妈说，眼睛没有离开针线活，“他不喝酒，挺稳重。”

“说真的，太太，我不嫁给他！”彼拉盖雅忽然叫道，满脸通红。“真的，我不嫁给他！”

“你不要胡闹，你也不是小孩子了。这是终身大事，得好好想一想，不能马马虎虎，这么嚷叫是没好处的。你喜欢他吗？”

“您想到哪儿去了，太太！”彼拉盖雅害臊地说，“大家净说些那样的话，闹得我……真的……”

“她应该说她不喜欢他！”格利沙暗想。

“可是你这人也真爱装腔作势。……你喜欢他吗？”

“可是，太太，他年纪大！唉！”

“哪儿的话！”保姆在隔壁房间里顶撞彼拉盖雅一句，“他四十岁还不到。再者你要年轻的干什么？傻娘们儿，脸蛋子好不顶事。……你嫁给他就是，保管没错儿！”

“真的，我不嫁给他！”彼拉盖雅尖声叫道。

“你这是胡闹！你还要找什么样的鬼东西呢？换了别人，早就对他跪下了，可是你还说什么不嫁给他！你就喜欢跟那些邮递员和家庭教师挤眉弄眼！我们的家庭教师来给格利沙温课的时候，太太，她老是对他送媚眼。哼，不要脸的东西！”

“你以前见过这个丹尼洛吗？”太太问彼拉盖雅说。

“我哪儿见过他？今天我是头一次见着他。阿克辛尼雅不知从什么地方把他带来了……该死的魔鬼。……他不知从哪儿跑到这儿来，缠住了我！”

开饭的时候，彼拉盖雅把菜端上来，吃饭的人都端详她的脸，拿那个马车夫跟她开玩笑。她的脸红极了，不自然地哧哧笑着。

“结婚一定是丢脸的事……”格利沙想，“丢脸极了！”

所有的菜都做得太咸，没烤熟的童子鸡渗出血来。不仅如此，在这顿饭当中，碟子和刀子不住地从彼拉盖雅的手里掉下地，就像从散了的架子上掉下来一样。可是谁也没对她说一句责怪的话，因为大家都了解她的心情。只有一次，爸爸怒冲冲地扔掉餐巾，对妈妈说：

“你何必叫大家去娶亲和出嫁！这种事跟你什么相干？要是他们想结婚，就让他们自己去结好了！”

饭后，四邻的厨娘和使女纷纷在厨房里露面，叽叽喳喳一直谈到夜深。究竟她们是从哪儿探听到这儿在做媒的，只有上帝知道。格利沙半夜醒来，听见保姆和厨娘在儿童室里的帷幔后面叽叽咕咕说话。保姆不住劝说，厨娘时而发出呜咽声，时而哧哧地笑。这以后格利沙睡着了，梦见彼拉盖雅被黑海魔王和一个巫婆掳去了。……

第二天，风平浪静了。厨房的生活走上原来的轨道，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个马车夫似的。只有保姆偶尔戴上新头巾，做出庄重严厉的脸色，出外一两个钟头，大概是到什么地方去办交涉。……彼拉盖雅跟马车夫没有再见面，每逢人家对她提到他，她就涨红了脸，嚷道：

“叫他遭到三次诅咒才好，倒好像我会想他似的！呸！”

有一天傍晚，彼拉盖雅和保姆正在专心地剪裁一件什么衣服，妈妈走进去，说：

“你，当然，可以嫁给他，这是你的事，不过，你要知道，他不能在这儿住。……你知道，我不喜欢厨房里有外人坐着。……你要注意，要记住。……而且我也不许你在外面过夜。”

“上帝才知道您想到哪儿去了，太太！”彼拉盖雅尖声叫道，“您干吗总是提起他来数落我？叫他害上瘟病才好！他专给我找麻烦，该死的。……”

一个星期日早晨，格利沙往厨房里看一眼，惊讶得呆住了。厨房里挤满了人。这儿有同院各户人家的厨娘，有一个扫院子的男仆，有两个警察，有一个戴袖章的军士，还有个叫菲尔卡的男孩。……这个菲尔卡平日总是在洗衣作坊附近转悠，跟狗一块儿玩，可是现在他的头发梳得挺整齐，脸也洗得挺干净，手里拿着一个圣像，上面镶嵌着金箔。彼拉盖雅站在厨房中央，穿着新的花布衣服，头上戴着花。马车夫跟她并排站着。新夫妇脸色通红，冒着汗，使劲眨巴眼睛。

“嗯……看样子，到时候了……”经过长久的沉默后，军士开口说。

彼拉盖雅整个脸都颤动起来，放声大哭。……军士从桌上拿过一块大面包来，跟保姆站在一起，开始为新婚夫妇祝福。马车夫走到军士跟前，双膝跪倒，吧的一声吻一下军士的手。他在阿克辛尼雅面前也照样做了一番。彼拉盖雅心不在焉地学着他的样子，也跪下。最后外边的房门开了，厨房里吹进一股白色的迷雾，所有的人叽叽喳喳地从厨房走到院子里。

“可怜啊，可怜！”格利沙倾听厨娘的痛哭声，暗想，“他们要把她带到哪儿去呢？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不来给她撑腰呢？”

婚礼行完，人们在洗衣室里不住地唱歌，拉手风琴，直闹到夜深。妈妈一直生闷气，因为保姆嘴里有酒气，而且由于举行婚礼，就没有人烧茶炊了。格利沙躺下睡觉的时候，彼拉盖雅还没有回来。

“可怜啊，现在她不知在什么地方，躲在黑暗里哭呢！”他暗想，“那个马车夫一定在对她吆喝：‘不许哭！不许哭！’”

第二天早晨，厨娘又在厨房里了。马车夫来了一会儿。他向妈妈道了谢，严厉地瞧着彼拉盖雅，说：

“求您管教她，太太。您就做她的生身父母吧。还有您，阿克辛尼雅·斯捷潘诺芙娜，也别不管，要照看她，叫她处处走正道……不要胡闹。……还有一件事，太太，请您从她工钱里支给我五卢布。我要买个新的套包子。”

这在格利沙看来又是一个问题：彼拉盖雅本来自由自在地活着，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别人谁也管不着，可是，忽然间，平白无故，出来一个陌生人，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居然有权管束她的行动，支配她的财产！格利沙感到难过。他急得眼泪汪汪，巴不得安慰她，同她亲热一下，因为他觉得她已经成为人类暴力的受害者了。他就到堆房去拣一个最大的苹果，偷偷溜到厨房里，把那个苹果塞在彼拉盖雅手里，然后一溜烟跑出来了。

[1] 旧俄时代的三卢布钞票。

[2] 旧俄学校里的俄语课本。

墙

……在专科技术学校毕业的人往往找不到工作，或者担任与他们的专业毫不相干的职务，因此，目前高等技术教育在我们这里收效甚微。……

（摘自一篇社论）

“有个姓玛斯洛夫的人，大人，每天到这儿来两次，要求见您的面……”听差伊凡一面给主人布金刮胡子，一面说，“今天他也来过，说是有意担任您庄园上的总管。……他说定今天下午一点钟再来。……这是个怪人！”

“怎么见得呢？”

“他在门厅坐着，口出怨言。他说，‘我不是听差，也不是来告帮的，不应该在门厅里空坐两个钟头。’他说，‘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说，‘虽然你的主人是将军，可是请你对他说，要人家在门厅里受煎熬是不礼貌的。……’”

“他的话完全对！”布金皱起眉头说，“你这小子，有的时候也太不周到！你看见他是个正派人，体面人，喏，就该请他到别处去坐……比方到房间里去坐。……”

“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伊凡冷笑说，“他又不是来当将军的，那就坐在门厅好了。比他有身份的人都在那儿坐过，人家就没觉得委屈。……既然他想当总管，给主人做奴仆，就该老老实实做他的总管，用不着胡思乱想，硬要当什么受过教育的人。……哼，得了吧，他还想到客厅里去坐……那么一副肮脏的嘴脸。……如今可笑的人可真是太多，大人！”

“如果这个玛斯洛夫今天再来，你就请他进来见我。……”

一点钟整，玛斯洛夫来了。伊凡带他走进书房里。

“是伯爵打发您来找我的吧？”布金迎接他说，“跟您认识很愉快！请坐！您在这边坐吧，年轻人，这边比较软和。……您已经到这儿来过了……这他们对我说起过，可是，对不起[1]，我老是没有工夫，要就是出门了，要就是有事要办。您吸烟吧，亲爱的。……不错，我确实需要一个总管。……我同前任的总管相处得不大融洽。……我不敬重他，他办事不合我的意，您知道，我和他闹意见了。……嘻嘻嘻。……您以前管理过什么地方的庄园吗？”

“对，我在基尔希玛赫尔的庄园上做过一年管家。……后来那个庄园拍卖给外人，我就只好离开了。……至于经验，当然，我几乎没有，不过我是在彼得罗夫农学院毕业的，在那儿学习过农艺。……我想，我的学问至少可以略微弥补我实际经验的不足。……”

“这哪里谈得上什么学问呢，老弟？无非是监督工人，监督守林人……卖掉粮食，每年开一篇账交上来……这根本不需要什么学问！这儿需要的是眼光锐敏，口齿锋利，嗓门洪亮。……不过呢，有学识也没什么妨碍……”布金叹道，“喏，我的庄园在奥廖尔省。那边的情形，喏，您可以根据这些图表和账目了解一下。我自己从没有去过庄园，也没过问那边的事；从我这里就像从拉斯普留耶夫[2]那儿一样，什么消息也得不到，我所知道的只限于土地是黑的，树林是绿的而已。……至于条件，我想，仍旧同前任一样，也就是每年薪水一千，供房子，供伙食，供马车，而且有最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个人太可爱了！”玛斯洛夫暗想。

“不过有件事要说一说，老弟。……请您原谅我这样做，可是事先谈妥总比事后争吵好。您在那边，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不过，求上帝保佑，可别搞什么新办法，不要弄得农民晕头转向，最要紧的是您捞的外快每年不要超过一千。……”

“对不起，您的最后一句话我没听清楚……”玛斯洛夫嘟哝说。

“您捞的外快每年不要超过一千。……当然，不捞外快是不成的，可是，我亲爱的，要有限度，有限度！您的前任太热心，单是羊毛这一项他就捞了五千，于是……于是我们分手了。当然，依他看来，他是对的……人总想捞点好处，自己的利益最贴心嘛，不过您会同意，这对我来说却未免过分了点。那么您要记住：一千是可以的……嗯，索性这么办，两千也成，可是再多就不行了！”

“您跟我谈话就像跟骗子谈话一样！”玛斯洛夫说，脸红了，站起来，“对不起，我对这样的谈话不习惯。……”

“是吗？那就随您好了。……我不敢留住您。……”

玛斯洛夫拿起帽子，很快地走出去。

“怎么样，爸爸，雇到总管了吗？”布金的女儿在玛斯洛夫走后问布金说。

“没有。……这个人未免太……那个……老实。……”

“咦，那才好！你不是就需要这样的人吗？”

“不，求上帝保佑，这种老实人用不得。……如果他老实，就一定不会办事，要不然就是冒险家，空谈家……蠢货。求上帝叫我躲开这样的人才好。……老实人今天不贪污，明天不贪污，可是有朝一日就会大捞一把，把你吓得张口结舌。不，亲爱的，求上帝叫我躲开这班老实人才好。……”

布金想了想，又说：

“已经来过五个人，都跟这个一样。……鬼才知道是什么运气！大概，不得不把以前的总管找回来了。……”

[1] 原文为法语。

[2] 俄国剧作家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的剧本《克列钦斯基的婚事》（1855）和《塔列尔金之死》（1869）中的一个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纪念演出[1]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悲剧演员乌内洛夫和高贵的父亲[2]季格罗夫在威尼兹旅馆[3]三十七号房间里坐着，正在享用纪念演出的果实。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白酒、下等红葡萄酒、半瓶白兰地和沙丁鱼。季格罗夫是个矮胖子，脸上生着粉刺，无精打采地瞧着酒瓶，阴沉地默默不语。乌内洛夫却心潮起伏。他一只手拿着一沓钞票，另一只手握着一支铅笔，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仿佛坐在针尖上一样。他正滔滔不绝地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如果有什么东西使我得到安慰，受到鼓舞的话，玛克辛，”他说，“那就是青年们喜欢我。小小年纪的中学生和实科中学学生都是小人物，谁都瞧不上眼，可是你不能小看他们，老兄！他们这些调皮鬼，花三十戈比买最高楼座的票，坐得离舞台远极了，可是只有他们大声喝彩，这些小东西。他们是头等的批评家和鉴赏家！有的人只有麻雀那般大，简直可以在桌子底下走来走去，可是你一看他那张脸，简直是个杜勃罗留波夫[4]！他们昨天喊得多么厉害！乌内洛夫！乌内洛夫！！总之，老兄，我没有料到。叫幕十六次！而且收入[5]也不错：一百二十三卢布三十戈比！我们喝酒吧！”

“可是你，瓦塞奇卡，那个……”季格罗夫叽叽咕咕地说，困窘地眨巴着眼睛，“你今天就给我二十个达列尔[6]吧。我要到叶列茨城去一趟。我舅舅在那儿死了。说不定他身后会留下点儿遗产。要是你不给钱，我就只好一步步走着去了。你肯给吗？”

“嗯。……可是这笔钱你不会还给我的，玛克辛！”

“我不会还给你，瓦塞奇卡……”高贵的父亲叹道，“我到哪儿去找钱呢？……你就……看在朋友分上，给我这笔钱吧。……”

“慢着，说不定我还不够用。我要买点东西，定做点东西。我来算一算。”

乌内洛夫把一张包白兰地酒瓶的纸拿过来，用铅笔在纸上写字。

“给你二十，给我的妹妹寄去二十五。……那个可怜的女人三年来一直要求我寄点钱去。这一次我非寄不可！她那么可爱……那么好。……我得花三十卢布给我自己做一身新衣服。旅馆费和伙食费我还要等一下再付，反正不用着急。烟草三俄磅[7]……半高腰皮鞋一双。另外还有什么呢？要买一件礼服……一只怀表。我要给你买顶新帽子，你戴着现在这顶帽子，简直像个魔鬼。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一块儿上街了。等一等，另外还要买什么呢？”

“你得买支手枪，瓦塞奇卡，为了演《鬼火》[8]。我们那支手枪放不响了。”

“对，这是实在的。剧团经理那个混蛋无论如何也不肯买。道具的事他不管，这个恶魔。嗯，那么，花六七个卢布买支手枪。另外还有什么呢？”

“到澡堂去，用肥皂洗个澡。”

“洗澡、肥皂等等，就算一个卢布吧。”

“这儿，瓦塞奇卡，常有个鞑靼人来，他卖挺好的狐狸标本。你该买上一个！”

“我要狐狸干什么？”

“买着玩嘛。把它放在桌上。早晨你醒来，睁眼一看，你的桌子上有一只野兽，于是……于是你就会快活起来！”

“这是摆阔气！我还是买个新烟盒的好。你知道，我得添置点行头。应当买几件竖领的衬衫。竖领现在正时兴。哦，对了！我差点忘了！要买件凸纹布的坎肩才成！”

“这非买不可。演克雷洛夫[9]的戏就不能不穿凸纹布的坎肩。还要带纽扣的半高腰皮鞋……手杖。洗衣女工的钱该付了吧？”

“不，我要拖一拖。我需要几副白色的、黑色的和别的颜色的手套。还有什么呢？苏打和酸性的药。供三次服用的蓖麻油。……纸张、信封。还有什么呢？”

乌内洛夫和季格罗夫都抬起眼睛看着天花板，皱起额头，开始思索。

“还有波斯粉[10]！”乌内洛夫想起来，说，“那些红皮的虫子闹得人不得安生。还有什么呢？圣徒啊，还有大衣！顶要紧的东西我们却忘了，玛克辛！没有大衣怎么过冬呢？我写上四十。可是……我的钱不够了！你别去管你舅舅了，玛克辛！”

“那不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怎么能丢开不管！多半他身后还会留下点什么呢。”

“他会留下什么？无非是一个海泡石烟斗和一张舅母的照片吧？真的，你别去管他！”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自……自……自私自利，瓦塞奇卡？”季格罗夫着眼睛说，“如果我有钱，我会吝惜吗？一百……三百……一千……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我父母死后，给我留下了一万。我把它全分给演员们了！……”

“好了，好了，你拿二十吧！”

“谢谢。我的口袋全是破的，钱没处放。不过，现在已经五点多钟，我该到火车站去了。”

季格罗夫吃力地站起来，开始把他那件瘦小而且肩膀很窄的大衣裹在他圆球般的身体上。

“可是你，瓦塞奇卡，不要对我们的人说我走了，”他说，“我们那个混蛋要是听说我不辞而别，就会闹翻天。就叫他们以为我在灌酒吧。你得送我到火车站去，瓦塞奇卡，要不然保不准我会在路上走进一家小饭铺，把你的达列尔全花光。你知道我的弱点！你送我一趟吧，好朋友！”

“行啊。”

两个演员穿上外衣，走出去，到了街上。

“究竟该买点什么呢？”乌内洛夫在路上瞧着那些商店和小铺的橱窗，唠叨说，“你看，玛克辛，多么出色的火腿！要是我们的戏院昨天卖了满座，我就一定买它，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那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卖满座吗？因为商人楚达科夫家里正办喜事。所有的阔佬都到他那儿去了。他们这些魔鬼，结婚也不挑个时候。你看，这个橱窗里的高礼帽多么好！要不要买？不过，算了吧。”

到了火车站，两个朋友就在头等客车乘客候车室里坐下来，开始吸雪茄烟。

“见鬼，”乌内洛夫说，皱起眉头，“我想喝点酒。咱们喝点啤酒吧。茶房，来啤酒！头一遍钟还没打，你也用不着着急。不过你，矮胖子，这回出门不要耽搁太久。从你那死去的舅舅那儿略微捞到点油水就回来。你听我说，嗯嗯……茶房！不要啤酒！来一瓶‘纽依’[11]！咱们临别喝上点红葡萄酒……然后你就上路。”

过了半个钟头，两个演员喝完第二瓶酒。乌内洛夫用拳头支住发热的脑袋，多情地瞅着季格罗夫的肥脸，用不灵便的舌头唠叨说：

“我们这一行的主要祸害就是剧……剧团经理。表演艺术家只有在真正奉……奉行集体经营原则的时候，才能站住脚。”

“合伙经营。”

“对，合伙经营。这种葡萄酒太差。这么办，咱们喝莱茵葡萄酒[12]吧！”

“瓦塞奇卡……打第二遍钟了。”

“没关系。你坐夜班车好了，现在我把心……心里的话给你说一说。茶房，来一瓶莱茵葡萄酒！剧……剧团经理把演员看作工具，看作……炮灰。他榨演员的血汗。他是不会了解演员的。比方拿你来说吧。你是个没有才能的人，不过……是个有用的演员。应当看重你才对。慢着，你不要凑过来吻我，这不像样！……我喜欢你什么呢？喜欢你的灵魂，你那真正艺术家的心。玛克辛，明天我给你定做一身衣服！我什么都给你买。连那个狐皮也买下。让我握一下你的手！”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演员仍旧坐着，谈个不停。

“上帝保佑，但愿我能干出点名堂才好，”乌内洛夫说，“到那时候你再看吧。……那时候我就要叫大家瞧瞧什么叫舞台！在我那儿，你一个月会挣两百卢布。……一开头我手头只要有一千卢布……能租下一个夏季剧院就成。……你听我说，咱们要不要吃点东西？你要吃吗？你老实说吧。……想吃吗？茶房，来两只烤大鹬！”

“现在没有大鹬。”侍役说。

“见鬼，你们总是什么都没有！既是这样，那么，蠢材，你就去要……你们究竟有些什么野味？全拿来！你们这些混蛋素来给商人吃各种残羹剩饭，因此就认为演员也会吃那些残羹剩饭！全拿来！再送一瓶蜜酒来！玛克辛，要吸雪茄吗？那你也拿点雪茄烟来。”

过了不久，喜剧演员杜德金来了，缠住这两个朋友。

“你们怎么挑了这样一个地方喝酒！”杜德金惊讶地说，“咱们到美景饭店去。眼下我们的人都在那儿。……”

“算账！”乌内洛夫叫道。

“三十六卢布二十戈比。……”

“你都拿去……不必找零钱了！我们走，玛克辛！你别去管你舅舅！让可怜的尤里克[13]没有继承人算了！你把二十卢布给我！明天你再上火车好了！”

在美景饭店，两个朋友要了牡蛎和莱茵葡萄酒。

“明天我还要给你买一双皮靴，”乌内洛夫一面给季格罗夫斟酒，一面说，“喝吧！谁爱艺术，谁就……为艺术干杯！”

他们谈艺术，谈集体原则，谈合伙经营，谈同心协力，谈团结精神，谈演员的其他理想。……至于叶列茨之行，买茶叶、烟草、衣服，赎回典当的东西，付出各种开支，所有这些事情都自然而然地烟消火灭……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美景饭店的账单吞噬了纪念演出的全部收入。

[1] 指借某一演员生日等机会举行演出，使该演员多得收入的公演。

[2] 指专扮这种角色的演员。

[3] 应是“威尼斯旅馆”，威尼斯是意大利的城名。这个小旅馆把招牌写错了。

[4]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艺评论家。

[5] 原文为法语。

[6] 在此指“卢布”。原是德国货币，演员演外国剧本时常用这个词。

[7] 旧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

[8] 俄国剧作家安特罗波夫（1843—1881）在1873年所写的一个传奇剧。——俄文本编者注

[9] 指俄国剧作家克雷洛夫（1838—1906），笔名维克托·亚历山德罗夫。——俄文本编者注

[10] 一种灭臭虫的药粉。

[11] 一种法国葡萄酒。

[12] 莱茵河流域产的白葡萄酒。

[13]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库奇金 伊凡·萨维奇，十二等文官，四十二岁。相貌不佳，麻脸，说话带鼻音，然而仪表极其庄严。出入上流人家，有个舅母是上校夫人。以放债取利为生。他是骗子，不过大体说来是个正派人。他物色少女一名，年龄十八岁到二十岁，出身于上流人家，会说法国话。该少女必须容貌秀丽，有陪嫁钱一万五到两万。

费希金 退役的军官。嗜酒，患风湿病。希望找个能照看他的妻子。娶个寡妇也愿意，只要年纪在二十五岁以下，颇有家财就成。

普鲁多诺夫 修底版的技师，物色新娘一名，须开设照相馆一家，而该照相馆又未抵押出去，每年收入不下于两千。饮酒，然而不经常，过一时期必狂饮一次。长着黑头发和黑眼珠。

格努西娜 寡妇。有房屋两所，现款十万。物色将军一名，退役的亦可。左眼有轻微的白内障，讲话有时带着哨音。她反复说明她虽然名为寡妇，其实却是处女，因为她那已故的丈夫在新婚那天害了四肢震颤症。

任斯基 季夫捷利特·阿历克塞伊奇，剧院演员，出身不详。据他说，他父亲有一家酿酒厂，不过他一定是胡说。他永远穿着礼服，系着白领结，因为他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他由于嗓音沙哑而离开了剧院。他希望娶个商人家的女儿，体格不论，只要有钱就行。

布土左夫 原是上尉，后因挪用公款和伪造文书而被判流放到托木斯克省[1]。他希望造福于一个孤女，这个孤女得跟他一块儿到西伯利亚去！她必须出身于贵族。

[1] 在西伯利亚。

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我干牙医这一行很不走运啊，奥西普·弗兰崔奇！”一个矮小结实的人叹口气说，这个人穿着褪了色的大衣和打过补丁的皮靴，留着仿佛经人拔得很稀的灰白唇髭。他带着巴结的神情瞧他的同行，那是个肥胖的日耳曼人，穿一件贵重的新大衣，嘴里叼着哈瓦那雪茄烟。“简直不走运！狗才知道怎么会这样！或许因为现在牙医比牙还多……或许我没有真正的才能，瘟神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幸运女神是很难理解的。比方就拿您来说。我们一块儿在县立学校毕了业，一块儿在犹太人别尔卡·希瓦赫尔那儿学手艺，可是结果多么不同！如今您有了两所房子和一个别墅，有马车坐，可是我，您瞧，穷途潦倒，一无所有。你说，这是什么缘故？”

日耳曼人奥西普·弗兰崔奇在县立学校毕了业，头脑笨得不得了，然而现在，饱足、肥胖、房产，却给他平添了很大的自信心。他认为老气横秋地讲话、夸夸其谈、诲人不倦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

“问题全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他回答他同行的牢骚的时候，老气横秋地叹口气说，“这该怪你自己，彼得·伊里奇！你不要生气，我以前就说过，以后也还要说：使得我们这些学有专长的人遭殃的，是我们缺乏普通教育。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的专业知识上，对专业以外的知识，我们却漠不关心。这不好，老兄！唉，非常不好！你以为学会了拔牙就能给社会带来益处吗？哼，不对，老兄，凭着这种狭隘片面的眼光，是干不出大事的……这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得有普通教育才成！”

“可是普通教育是指什么说的呢？”彼得·伊里奇胆怯地问。

日耳曼人一时想不出话来回答，就东拉西扯讲了一通，可是后来他喝过酒后，兴致来了，就极力让他的俄国同行理解他所谓的“普通教育”是什么意思。他不是直接说明的，而是讲其他事情的时候附带说明的。

“对我们这班人来说，最要紧的是体面的环境，”他讲道，“社会上的人总是凭一个人的环境来判断这个人的。要是你家门口肮脏，房间窄小，家具寒碜，那就说明你穷，如果你穷，那就说明你没有治好过任何人的病。不是这样吗？既然你没有治好过任何人的病，那我又何必到你这儿来治病呢？我最好还是到业务兴隆的大夫那儿去！如果你置备了蒙着丝绒的家具，到处都安上电铃，那你就成了个富有经验的大夫，你的业务也就兴隆起来了。要布置一个华丽的住宅，摆上一套体面的家具，那不费吹灰之力。如今家具商生意清淡，灰心丧气。你要赊多少账都可以，哪怕十万也行，特别是如果你在账单上署名‘某某医师’的话。衣服也要穿得讲究。社会上的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如果你穿得破烂，住处肮脏，那么给你一卢布的诊费也就够了，如果你戴着金边眼镜，胸前挂着很粗的表链，你周围都是蒙着丝绒的家具，人家就不好意思给你一个卢布，而要给你五个或者十个卢布了。不是这样吗？”

“这是实在的……”彼得·伊里奇同意说，“说句老实话，我一开头倒是布置过我的环境。那时候我样样都有：有丝绒桌布，候诊室里放着杂志，镜子旁边挂着贝多芬，可是……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犯了傻劲。我在我那奢华的住宅里走来走去，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惭愧。好像我不是在我家里，或者那些东西好像都是偷来的……我受不了！我没法在丝绒圈椅上坐下，怎么也坐不下去！再说我的妻子……她是个平民出身的妇女，怎么也不会保持良好的环境。一会儿，她弄得满屋子都是白菜汤或者烤鹅的气味，一会儿动手用砖块擦枝形烛架，一会儿在候诊室里当着病人的面擦洗地板……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信不信由您，等到我把那些摆设统统拍卖掉，我就像是死而复生一样。”

“这是说，你不习惯过体面的生活。……那怎么行？总得习惯嘛！其次，除了环境以外，还得有招牌。人越小，招牌就越要大。不是这样吗？招牌必须巨大无比，甚至在城外都看得见。你坐车到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去，总是还没有看见钟楼，先就看见牙科医生的招牌了。那边的医师，老兄，跟我们可不一样。招牌上应当画些金色和银色的圆圈，好让外人以为你得过奖章：人家就多佩服你几分！此外还要登广告。你宁可卖掉你的最后一条裤子，也得在报上登广告。要每天在所有的报纸上登广告。要是你嫌普通的广告不顶事，那就耍点花样：把整个广告颠倒过来，定制‘有牙病’和‘无牙病’的锌版，要求社会人士不要把你同别的牙科医师混为一谈，通告说你是从国外归来的，又说为穷人和学生诊治一概免收费用。……还要把广告挂在火车站上，挂在饮食部里。……办法多得很！”

“这是实在的！”彼得·伊里奇叹道。

“有许多人还说：不管怎样对付顾客，反正都一样。……不对，不是一样！对顾客要善于应付。……如今的顾客虽然受过教育，可是仍然糊涂，没脑筋。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投合他的脾胃就很难。哪怕你是个很了不起的教授，可要是你摸不准顾客的脾气，他就宁可去找庸医也不来找你。……比方说，一个太太害牙病，到我这儿来了。给她看病难道能不耍点花样？不行啊！我马上就照学者那样皱起眉头，一言不发地指一指圈椅，那意思是说：学者可没有工夫同人家谈话。我那把圈椅也有花样，下面安着一个螺旋柱！我常去转动它，太太就时而往上升，时而往下降。然后我就动手拨弄那颗病牙。那颗牙问题不大，拔掉就是了，可是你要拨弄很久，干得很带劲……把镜子往她嘴里塞进十来次，因为太太们总喜欢大夫为她们的病忙碌很久。那个太太尖声叫喊，你就对她说：‘太太！我的责任就是减轻您可怕的痛苦，所以我要求您对我有信心。’而且你知道，讲这些话要用庄严的口气，带点悲剧的腔调。……在太太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下颚骨、颅骨、各种骨头、各式各样的工具、装着曼陀罗花[1]的药罐，总之，一切神秘可怕的东西应有尽有。我自己穿一件黑色长袍，活像宗教法庭的审判官。那儿，就在圈椅旁边，还立着一架放笑气的机器。那架机器我从没用过，可是它仍然吓人！我拔牙总是用极大的钳子。一般说来，工具越大，越可怕，就越好。我拔得很快，从不拖泥带水。”

“我也拔得不赖，奥西普·弗兰崔奇，可是鬼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您要知道，我刚刚拽住牙，动手往外拔，不知怎的，忽然来了个想法：万一我拔不下来，或者把牙弄断了，那可怎么办？我这样一想，手就发抖。这是经常发生的！”

“牙断了，那不是你的过错。”

“话是不错的，可是我仍然心慌。要是人没有自信心，那实在糟糕！要是你不相信自己，或者怀疑自己，那是再糟也没有了。有过这样一件事。我把钳子放到牙上去，使劲往外拽……拽啊拽的，忽然，您知道，我觉得我拽得很久了。这时候应该已经拽出来了，可是我还在拽。我吓得呆住了！应当停下手，过一会儿再拽。可是我拽呀，拽呀……昏了头！病人从我的脸色看出不对头，看出我没有力气[2]，怀疑自己，他就跳起来，又是痛，又是气，抓起一只凳子朝我砸过来！另外有一回，我也是昏了头，把好牙错当成病牙，拔下来了。”

“这是小事，人人都出过这样的事。你拔得下好牙，那么病牙也拔得下来。不过你说的对，没有自信心是不行的。有学问的人一举一动都得像个有学问的人。要知道，顾客并不知道我和你没有进过大学。依顾客看来大家都是大夫。包特金[3]是大夫，你也是大夫，我也是大夫。所以你也就得像个大夫的样子。为了显得有学问，为了自吹自擂，你就该出版一本小册子：《论保护牙齿》。你自己不会写，就花钱找个大学生帮忙写好了。你给他十卢布，他会给你写出一篇序来，而且从法国著作家那儿摘些引文过来。我已经出版过三本小册子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你得发明一种牙粉。你定做一些印着商标的盒子，里面随意装上些粉末，外边封严，写上：‘每盒两卢布，谨防假冒’。还要发明一种酏剂[4]。你弄点什么东西来兑在水里，有香味和辣味，这就叫酏剂。价钱不要定成整数，要这样：一号酏剂七十七戈比，二号八十二戈比，等等。这样可以显得神秘点。你还要卖牙刷，牙刷上有你的商标，每把一卢布。你见过我的牙刷吗？”

彼得·伊里奇烦躁地搔了搔后脑壳，激动地在日耳曼人身旁走来走去。……

“你可真行！”他做着手势说，“原来是这样！可是我办不到，我不行！倒不是我认为这是欺诈或者骗财，而是我干不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已经试过一百次，一无结果。如今您衣食饱暖，穿戴整齐，有了房产，可是我呢，病人举起凳子打我！是的，缺了普通教育确实不好！您这话是实在的，奥西普·弗兰崔奇！很不好啊！”

[1] 一种植物，用做麻醉剂。

[2] 原文为德语。

[3] 包特金（1832—1889），俄国内科医师，著名的学者。

[4] 一种保护牙齿的药水。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您被控在今年九月三日用言语和行动侮辱本县警察日金、乡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万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六个农民，而且前三个人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受到您的侮辱。您承认犯了这些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是个满脸皱纹的军士，生着一张好像有刺的脸。这时候他垂下两条胳膊，两只手贴着裤缝，用闷声闷气的沙哑嗓音答话，咬清每个字的字音，仿佛在下命令似的：

“老爷，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的一切条款，法庭有理由让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这件事全是由一具死尸惹出来的，祝他的灵魂升天堂！三号那天我跟我妻子安菲莎正在心平气和、规规矩矩地走路，可是抬头一看，却瞧见河岸上站着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我要请问：老百姓有什么充分的权利聚在一起？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法律上写着人可以成群结伙吗？我喊道：‘散开！’我就动手推那些人，叫他们散开，各回各的家，我还吩咐乡村警察揪着他们的脖子把他们赶走……”

“容我插一句嘴，您根本就不是县里的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赶散人群是您的事？”

“他管不着！他管不着！”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人们的说话声，“他闹得人没法活了，老爷！我们受他的气有十五年了！自从他离开军队回家以后，大家就恨不得逃出村子去才好。他骑在大家的脖子上！”

“正是这样，老爷！”作证的村长说，“我们整个村子都在抱怨。说什么也没法跟他一块儿生活下去了！不管我们抬着圣像游行也罢，办喜事也罢，或者，比方说，出了什么岔子，他处处都管，嚷啊叫的，吵吵闹闹，老是要人家守规矩。他拧小伙子的耳朵，暗地里监视娘儿们，生怕出什么事，好像他是她们的公公似的……前几天他跑遍全村各户人家，吩咐大家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根本就没有一条法律准许唱歌。”

“请您等一下，回头您还有机会发言，”调解法官说，“现在先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讲下去。您接着说，普里希别耶夫！”

“是，先生！”军士声音沙哑地说，“您，老爷，多承指教，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好……可要是乱了套呢？难道可以容许老百姓胡闹吗？法律上有哪一条写着老百姓可以由着性儿干？我不能容许，先生。要是我不把他们赶走，不管他们，还有谁来管？谁都不懂什么叫做真正的规矩，全村子，老爷，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才懂得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百姓，老爷，我什么都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军士，是退役的军需中士，在华沙的司令部里当过差，这以后，不瞒您说，我堂堂正正退了伍，进了消防队，后来因为身体不好，我又离开消防队，在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过两年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可是庄稼汉是普通人，什么也不懂，应当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赶散人群，可是在河边沙地上却躺着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首。我要请问，他有什么理由躺在那儿？难道这合乎规矩？本县的警察是管什么的？我就说：‘你，本县的警察，为什么不报告长官？也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河自尽的，可也许这件事里头有西伯利亚的味道呢[1]。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可是县里的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说：‘这个人是谁，在这儿指指点点的？他是打哪儿来的？’他说，“难道缺了他，我们就不会办事？’我就说：‘既然你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什么也不懂。’他说：‘昨天我就已经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了。’我就问：‘干什么报告县警察分局的局长？这是根据法典里哪一条？像淹死啦、吊死啦，和这一类别的案子，难道能由县警察分局的局长办？’我说，‘这是刑事案子，民事诉讼嘛……’我说，‘眼下得赶紧派专人呈报侦讯官先生和法官先生。’我说，‘你首先就得打个报告，送到调解法官先生那儿去。’可是他，县里的警察，一直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这样。大伙儿都笑，老爷。我敢为我的供词发誓。这个人就笑过，那一个也笑过，日金也笑过。我说：‘你们干吗龇着牙笑？’不料县里的警察说：‘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警察，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军士转过脸对县里的警察日金说。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出这种话来：‘这样的案子不归调解法官管。’大家都听见你说过这种话……我，老爷，顿时火冒三丈，甚至都吓坏了。我就说：‘你再说一遍，混蛋，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就把那句话又说一遍……我走到他跟前。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警察局的警察，居然要反对官府？啊？’我说：‘你知道吗？要是调解法官先生高兴的话，他们就能因为你说过这话而认定你行为不端，把你送到省里的宪兵队去。’我说：‘你知道调解法官先生们会因为你说出这种有政治色彩的话而把你发配到哪儿去？’可是乡长说话了：‘调解法官根本就不能管他职权以外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审。’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要不然，老兄，事情可就要不妙。’当初我在华沙，或者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一听见有什么不成体统的话，就往街上瞧，看有宪兵没有。‘老总，’我说，‘你到这儿来。’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报告他。可是在这村子里，你去跟谁说呢？……我心里的火就上来了。我看见如今的人又放肆又犯上，心里就有气，我就抡起胳膊来给了他一下子……不过，当然，不是打得很使劲，而是正正经经而又轻轻地随手给了一下，让他不敢再用那样的话说老爷……县里的警察却给乡长撑腰……于是我也打县里的警察……这一下子就乱打起来了……我是一时性起，老爷，嗯，不过话说回来，不打人也不行。如果你见了蠢人不打，你的灵魂就背上了罪过。何况这是为了正事……出了乱子……”

“容我插一句嘴！出了乱子自有人管。县里的警察、村长、村里的警察就管这种事……”

“县里的警察不能样样事都管到，而且警察又不如我这么明白事理……”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关您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人家胡闹，却不关我的事！那该怎么样，要我称赞他们还是怎么的？喏，他们对您抱怨，说我不准唱歌……可是唱歌有什么好处？放着正事不干，他们却唱歌……还有，他们养成风气，晚上点起灯坐着。应该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们又说又笑。我已经记下来了！”

“您记下了什么？”

“记下谁点起灯坐着。”

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油污的纸片，戴起眼镜，念道：

“‘点了灯闲坐着的农民计有伊万·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佛罗夫、彼得·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行巫术，他的妻子玛夫拉是巫婆，每到夜间就去挤别人家奶牛的奶。’”

“够了！”法官说，然后开始审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惊讶地瞧着调解法官，那个法官分明不是站在他这一边。他那对暴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看了看调解法官，看了看证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何以调解法官那么激动，何以从审讯室的各个角落里时而响起抱怨声，时而响起抑制的笑声。法官的判决他也不理解：坐一个月的牢！

“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大惑不解地摊开两只手，“根据哪一条法律？”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也没法活下去了。他脑子里满是阴郁沮丧的思想。然而临到他从审讯室里走出去，看见农民们在那儿互相拥挤和谈话，他却拗不过老习惯，把两只手贴在裤缝上，用沙哑的气愤声调嚷道：

“老百姓，散开！不许成群结伙！回家去！”

[1] 意谓“这可能是凶杀案”；在帝俄时代，杀人犯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往您脑袋上打喷嚏》报的撰稿人雷勃金是个皮肉松弛、身体虚胖的人，精神总是萎靡不振。这时候他在他的公寓房间中央站着，多情地望着天花板，那上面有个挂灯用的钩子。他手里拿着根绳子不住地晃动。

“它经得住吗？”他暗想，“说不定绳子会断掉，钩子砸到我头上来。……这种生活真糟透了！连个让人好好上吊的地方都没有！”

要不是房门开了，雷勃金的朋友希列普金走进房间来，我都不知道那个疯子的思想会怎样结束。希列普金是《叛徒犹大》报的撰稿人，他十分活泼，兴致勃勃，脸色绯红。

“你好，瓦夏！”他坐下，开口说，“我是来找你的。……咱们一块儿走吧！维堡区[1]出了个杀人未遂案，这件新闻够写三十行。……有个坏蛋想要杀人而没有杀成。他应该杀成，好让我们写它足足一百行才是，这个混蛋！我，老兄，常常心里想，甚至打算把这个想法写出来发表：如果人类以慈悲为怀，知道我们想吃饱饭，那么上吊的、放火的、受审的，应当多一百倍才对。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他看见那条绳子，摊开手说，“莫非你想入非非，要上吊了？”

“是啊，老兄……”雷勃金叹道，“够了……再见吧！这种生活惹人厌恶！是时候了。……”

“咦，这不是犯傻劲了吗？生活在哪方面会惹得你厌恶呢？”

“这不，处处都使人厌恶。……四下里好像迷雾重重，变幻无常……模糊不清……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写。单是想到四下里都是人吃人，人抢劫人，人践踏人，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可是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写，那就能上吊十次！生活在沸腾，噼啪地响，嘶嘶地叫，可是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写！这种该死的二元论啊。……”

“可是怎么会没有东西可写呢？你就是有十只手，也会有十种工作来占满你的手哩。”

“不，没有什么可写的！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是啊，请问，有什么可写的呢？关于现金出纳员[2]，已经有人写过了；关于药房，已经有人写过了；关于东方问题，已经有人写过了……而且写来写去，把问题完全搞乱，就连魔鬼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人们已经写过无神论，写过岳母，写过纪念日，写过火灾，写过女帽，写过道德的堕落，写过祖基[3]。……整个宇宙都让人写遍，什么也没剩下。刚才你说到凶杀案，说是某人遭到谋杀。……这有什么稀奇的！我知道这样一个凶杀案：先是把人勒死，然后用刀砍，再浇上煤油烧，这些都是一次干出来的，可是就连这件事也没有使我动笔。我觉得不值一写！这种事早已发生过，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就算你盗窃了二十万公款，或者涅瓦大街从两头起火，那也不值一写！所有这些都平平常常，已经有人写过了。再见吧！”

“我不懂！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千变万化的现象！你就是拿起一块石头往狗身上扔过去，也会发现问题或者现象的。……”

“问题也罢，现象也罢，都是一钱不值。……比方说，我现在上吊。……依你看来，这是问题，事故，可是依我看来，这不过是用小号字排的一条五行字的消息而已。根本用不着写。以前就有人死，现在也有人死，将来还会有人死，这种事一点新东西也没有。……老兄，所有那些千变万化啦，沸腾啦，嘶嘶的响声啦，都太单调。……写那样的事连我自己都觉得要呕，再者也对不起读者，何必弄得他，可怜的读者，心境忧郁起来呢？”

雷勃金叹口气，摇摇头，苦笑一下。

“不过，”他说，“如果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一件，你知道，吓死人的事，一件极恶劣、极卑鄙的事，一件连魔鬼也会吓死的事，得，那我就活了！要是地球穿过彗星的尾巴，俾斯麦改信回教，或者土耳其攻占卡卢加[4]……或者，你猜怎么着，诺托维奇[5]提升为三等文官了……一句话，要是发生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了不得的事，嘿，那我就会变得生龙活虎了！”

“你好高骛远，可是你得在浅水里试着游一下。你只要细细看一根草，一粒沙子，一条小缝……那么到处都是生命，戏剧，悲剧！每块小木片，每头猪，都是一出戏！”

“你也真走运，生成了这样的性格，就连人家吃掉鸡蛋，剩下了鸡蛋壳，你也能见景生情，写出文章来，可是我……就办不到！”

“那有什么不能写的？”希列普金发脾气说，“依你看来，鸡蛋壳有哪点儿不好？一大堆问题呢！第一，你看见面前有个鸡蛋壳，你就怒火中烧，你就愤慨！！鸡蛋原是自然界指定生产有生命的个体的……你明白！那是生命！……这个生命，反过来，又会创造出整整一代的生命，这一代又会创造出未来的千万代生命，可是现在这个鸡蛋忽然被人吃掉，成了贪食和任性的受害者！这个鸡蛋原本应该孵出母鸡，那只母鸡一生当中会生下成千个鸡蛋……那么，事情一清二楚，这就是破坏经济制度，葬送未来！第二，瞧着这个鸡蛋壳，你满心高兴：如果这个鸡蛋已经吃掉，那就说明在俄国人们吃得很好。……第三，你会想到鸡蛋壳可以用来给土地施肥，你就劝告读者要看重这种废物。第四，这个鸡蛋壳促使你想到人间万物生死无常：本来是活着的，现在却没有了！第五……可是我何必再讲下去呢？写出来的东西足够登一百期报纸的！”

“不，我怎么能行？再者我对我自己也失去信心，我灰心丧气了。滚它的，一切都见鬼去吧！”

雷勃金站到凳子上，把那根绳子拴在钩子上。

“别这样，真的别这样！”希列普金劝道，“你看：我们有二十家报纸，都登得满满的！可见有东西可写！甚至内地的报纸也都登得满满的！”

“不。……那些昏睡的议员，那些现金出纳员……”雷勃金叽叽咕咕说，仿佛在找自杀的理由似的，“那种贵族银行，那种身份证制度……废除官阶，鲁梅利亚[6]，都滚蛋吧！”

“哎，那也只好随你的便了。……”

雷勃金把绳圈套在脖子上，愉快地吊死了。希列普金挨着桌子坐下，一转眼就写完了自杀的消息、雷勃金的讣告、一篇讨论经常发生自杀案的小品文、一篇主张对自杀者应加重处罚的专论，以及另外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写完这些，就把它们放在口袋里，高高兴兴地跑到编辑部去，稿费、荣誉、读者都在那边等着他呢。

[1] 地名，在彼得堡。

[2] 暗指当时报上常有出纳员因挪用公款而受审的新闻。

[3] 祖基·维尔德席尼雅（1847—1930），意大利芭蕾舞女演员，曾于1885年在俄国演出。——俄文本编者注

[4] 俄国的一个城名。

[5] 当时彼得堡的一家自由派报纸《新闻报》的主笔兼发行人。——俄文本编者注

[6] 土耳其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对它所侵占的巴尔干半岛各地所用的名称，在19世纪指保加利亚、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俄文本编者注

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九等文官谢敏·阿历克塞耶维奇·尼亚宁在他家一个小房间里跟他的儿子格利沙一块儿坐着吃饭。尼亚宁以前在内地一个商业法庭任职。他的儿子格利沙是个退役的中尉，如今靠他父母养活，是个庸庸碌碌的人。格利沙照例一杯连一杯地喝酒，口若悬河地讲话。他的父亲面色苍白，老是心神不安，惊讶不已，胆怯地看着他的脸，带着一种模糊的、类似恐惧的心情屏住呼吸。

“保加利亚和鲁梅利亚不过是小花小草而已，”格利沙说着，用叉子使劲剔牙，“这算得了什么，小事一件，无足轻重！可是你读一下报纸，看看希腊和塞尔维亚出了什么事，英国国内有些什么议论吧！希腊和塞尔维亚振奋起来了，土耳其也是如此。……现在英国就站在土耳其一边。”

“法国也忍不住了……”尼亚宁仿佛迟疑不决地说。

“上帝啊，又谈起政治来了！”房客费多尔·费多雷奇在隔壁房间里咳嗽着，说，“对病人至少也该体恤点才对！”

“是啊，法国也忍不住了，”格利沙同意他父亲的意见说，似乎没注意到费多尔·费多雷奇的咳嗽，“老爷子，它还没忘记那五十亿[1]呢！它，老爷子……那些法国人，老爷子，精明得很！他们一心等机会，好给俾斯麦吃点苦头，往他烟盒里撒上点藜芦[2]！不过，要是法国人动手，德国人也不会罢休——您过来吧[3]，伊凡·安德烈伊奇，请说德国话！[4]……哈哈哈！站在德国人一边的有奥地利，还有匈牙利。瞧着吧，连西班牙也会提出加罗林群岛问题。……中国要提出东京[5]问题，阿富汗人……如此等等，一发而不可收拾！将来，老爷子，那局面不得了，你做梦都想不到！你记住我的话就是！你会惊讶得只有摊开两只手的分儿。……”

老人尼亚宁天性多疑，胆怯，怕事，就停住嘴不再吃饭，脸色越发苍白。格利沙也不吃了。父子两人都是懦夫，胆小而多疑。这两个人的灵魂里老是充满一种模模糊糊、难以名状的恐惧，这种恐惧胡乱地在空间和时间当中飘荡：马上就要出事了！！……可是究竟会出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父子两人就都不知道了。老人照例一言不发，提心吊胆。可是格利沙却非滔滔不绝地长谈下去、刺激他自己和他父亲不可，他不把自己完全吓倒决不甘休。

“你等着瞧吧！”他接着说，“你还来不及喊一声哎呀，欧洲就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我们就会遭殃！拿你来说，你倒无所谓，毫无关系，然而我，那就对不起，可得去打仗了！不过我满不在乎……遵命就是了。”

格利沙用政治把他自己和他父亲吓唬一通以后，开始谈论霍乱。

“在那种地方，老爷子，谁也不肯费神弄清楚究竟你是活着还是死了，立时把你装上大车，送出城外！你就在那儿跟死人躺在一块儿吧！谁也没有工夫弄清楚你是生病还是死了！”

“上帝啊！”费多尔·费多雷奇在隔板的那一边咳嗽说，“你们弄得房间里烟雾腾腾，酒气熏人还不够，又打算用这种谈话来把人害死！”

“我们的谈话，容我问您一句，有哪点惹得您不高兴？”格利沙提高嗓音问道。

“我不喜欢无稽之谈。……这种话太惹人恶心了。”

“既是恶心，那您就别听。……就是这样的，老爷子，准定会出事！你会摊开两只手，可是时机已经太迟。还有，在银行里，地方自治局里，都有人盗窃。……你常听见这儿盗窃一百万，那儿盗窃十万，另一个地方盗窃一千……天天都有！没有一天不发生出纳员卷款潜逃的事。”

“哦，那又怎么样？”

“什么叫‘那又怎么样’？总有那么一天，你早晨醒过来，往窗外一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全给人偷光了！你仔细一看，街上有人奔跑，全是出纳员，出纳员，出纳员。……你想穿上衣服，可是你的裤子没有了，给人偷掉啦！这就叫‘那又怎么样’！”

最后格利沙开始讲起米罗诺维奇一案[6]。

“你可别妄想！”他对他父亲说，“这个案子永世也完不了。那判决，老爷子，简直毫无意义。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判决，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比方说，这是谢敏诺娃[7]犯的罪……好，就算是这样，可是那些证明米罗诺维奇[8]犯罪的证据又该怎么处置？假定说，这是米罗诺维奇犯的罪，可是谢敏诺娃和别扎克[9]又怎么发落？一片糊涂账，老爷子。……真是没完没了，稀里糊涂，任何判决都不能使人满意。他们只能滔滔不绝大发议论。……世界有尽头吗？有。……那么过了这个尽头是什么呢？还有尽头。……那么过了第二个尽头又是什么呢？如此等等。……这个案子也是这样。……他们还会再审二十次，可是那也仍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把案子弄得越发糊涂。……谢敏诺娃现在招认了，可是明天她又会翻供，说是我根本不知道，根本没看见。卡拉勃切夫斯基[10]就又开始团团转。……他带上十个助手，大家一块儿忙得团团转，团团转，转个不停。……”

“他们忙些什么呢？”

“是这样：他们打发潜水员到土奇科夫桥下去打捞那个砝码！好，然后阿沙宁[11]马上起草公文，说是砝码没找到！卡拉勃切夫斯基冒火了。……怎么会没找到？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潜水员和上好的潜水工具！那就从英国聘请潜水员，从纽约订购工具吧！那些被告趁大家忙着找砝码，就去拉拢法院的鉴定人。于是那些鉴定人团团转，团团转，转个不停。这一个不同意那一个的见解，你教训我，我教训你。……检察官不同意艾尔加尔德[12]的见解，卡拉勃切夫斯基不同意索罗金[13]的见解……闹得不亦乐乎！于是聘请新的鉴定人，把法国的夏尔科[14]请来！夏尔科来了，马上就说：我不能做出结论，因为解剖尸体的时候没有检查脊椎骨！于是重新解剖萨拉的尸体！其次，我的老爷子，还有头发问题。……那是谁的头发？它们总不会是从地板上长出来的，一定是什么人的头发！把理发师传来做鉴定人！不料，检查的结果表明，有根头发十分像蒙巴松[15]的！那就把蒙巴松传到庭上来！事情就这样闹个没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转来转去。另外，英国潜水员在涅瓦河里找到的砝码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如果不是谢敏诺娃行凶，那么真正的凶手一定在那儿扔下十个砝码。他们就开始检查砝码。头一件事：那些砝码是在哪儿买的？在商人波德斯考科夫那儿买的！把商人传来！‘波德斯考科夫先生，谁在您那儿买过砝码？’‘我不记得了。’‘既是这样，您给我们举出您顾客的姓名！’波德斯考科夫就开始回想，而且想起以前你在他那儿买过什么东西。‘好，’他就说，‘以前在我那儿买过货物的有某人和某人，其中还有九等文官谢敏·阿历克塞耶维奇·尼亚宁！’‘把这个九等文官尼亚宁传来！’对不起，请吧！”

尼亚宁不住地打嗝，从桌旁站起来，脸色苍白，心慌意乱，烦躁地在房间里踩着碎步走来走去。

“哼，哼……”他嘟哝说，“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啊，把尼亚宁传来！你就去了，卡拉勃切夫斯基对你瞪大眼睛，把你看了个透！他问：某月某日您夜里在什么地方？可是你的舌头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马上拿那些头发来跟你的头发比一下，看是不是一样，再派人去把伊凡诺夫斯基[16]请来。对不起，尼亚宁先生，现在可是要追查你了！”

“这……这是从何说起？大家都知道不是我杀的！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那还不是一样！你说不是你杀的，人家才不听这一套呢！他们会一个劲儿审你，把你审得晕头转向，临了你就会跪下说：是我杀的！事情就会闹成这样！”

“得了吧，得了吧，得了吧。……”

“要知道，我这只不过是打个比方罢了。我反正无所谓。我是个自由人，单身汉，明天就可以到美国去！到那时候就叫你卡拉勃切夫斯基去找吧！你就团团转吧！”

“上帝啊！”费多尔·费多雷奇呻吟道，“巴不得叫他们的嗓子干得裂开才好！魔鬼，你们到底能不能停一会儿嘴啊？”

尼亚宁和格利沙停住了嘴。这顿饭吃完了，他们两人在各自的床上躺下。两个人的心都紧张而痛苦。

[1] 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败北后所付的赔款。——俄文本编者注

[2] 一种有毒的植物。

[3] 原文为德语。破折号后面的句子引自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4] 原文为德语。

[5] 当时法国人称越南北部为东京。

[6] 指1884年莫斯科的米罗诺维奇当铺里的凶杀案，受害者是13岁的女工萨拉·别凯尔。该案因检察官抗议而在1885年复审。——俄文本编者注

[7] 上述凶杀案中的被告。——俄文本编者注

[8] 上述凶杀案中的被告。——俄文本编者注

[9] 上述凶杀案中的被告。——俄文本编者注

[10] 卡拉勃切夫斯基（1851—1925），俄国律师，米罗诺维奇的辩护人。——俄文本编者注

[11] 当时俄国的一个承办特别重大案件的法院侦讯官，上述凶杀案就由他审理。——俄文本编者注

[12] 俄国的医学教授，在上述凶杀案中担任鉴定人。——俄文本编者注

[13] 俄国的医学教授，在上述凶杀案中担任鉴定人。——俄文本编者注

[14] 夏尔科（1825—1893），法国声誉最高的医学教师和临床医师之一，现代神经病学创始人之一。——俄文本编者注

[15] 法国轻歌剧女演员，1885年在莫斯科演出。——俄文本编者注

[16] 伊凡诺夫斯基（1807—1886），俄国法学家，彼得堡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俄文本编者注

在异乡

星期日中午。地主卡梅谢夫在他家饭厅里一张摆着豪华餐具的桌子旁边坐着，慢腾腾地吃早饭。跟他同桌进餐的是个装束整洁、胡子刮光的法国老人沙木朋先生[1]。这位沙木朋以前在卡梅谢夫家里做过家庭教师，教他的孩子们学习礼节、正确的发音、舞蹈，后来卡梅谢夫的孩子们长大，做了中尉，沙木朋就留下来，充当男保姆[2]一类的角色了。这个旧日家庭教师的职责并不复杂。他只要打扮得体面，身上散发出香水的气味，倾听卡梅谢夫扯淡，吃饭，喝酒，睡觉，此外似乎就没有什么事了。由于这个职务，他得到伙食、一个房间和一份不固定的薪金。

卡梅谢夫吃着饭，照例闲扯起来。

“辣得要命！”他吃下一块涂着很多芥末酱的火腿，擦干眼睛里流下的泪水，说，“嘿！这股辣劲儿直冲脑门和所有的关节。可是你们法国的芥末酱，哪怕吃下满满一罐，也没这么大的劲头。”

“有的人喜欢吃法国的芥末酱，有的人喜欢吃俄国的……”沙木朋温和地说。

“谁也不喜欢法国芥末酱，也许只有法国人才喜欢。不过法国人是不管你给他端去什么，统统都会吃掉的：什么蛤蟆啦，耗子啦，蟑螂啦，样样都吃。……哎呀呀！喏，比方说，这种火腿您就不喜欢，因为它是俄国的，不过要是给您端来一块烤过的玻璃，说这是法国菜，您就会吃下去，还要吧嗒嘴唇呢。……依您看来，所有俄国的东西都很糟。”

“我没说过这话。”

“所有俄国的东西都很糟，可是一讲到法国的东西，那就‘啊，这太可爱啦！[3]’依您看来，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法国更好了，可是依我看来……哼，凭良心说，法国算得了什么？很小的一块地罢了！要是把我们的县警察局长派到那儿去，他不出一个月就会要求调回来：那儿小得转不过身来！只要坐上一天车，人就能走遍你们整个法国，可是在我们这儿，你坐车走出大门，却看不见土地的尽头！尽管走呀走的……”

“是的，先生，俄国是个大国。”

“说的就是嘛！依您看来，再也没有人比法国人更好。法国人有学问，聪明！文明！我同意，法国人都有学问，讲礼貌……这的确如此……法国人素来不允许自己失礼：总是赶紧给女人让坐，吃龙虾不用叉子，不随地吐痰，可是……单缺那么一种精神！他们缺少那么一种精神！我简直没法跟您解释清楚，这话该怎么说呢，法国人缺乏那么一种，那么一种……”说话的人活动着手指头，“……那么一种……法学上的东西。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读到过，你们那些人的智慧都是后天得来，从书本里学来的，可是我们的智慧却生来就有。如果俄国人认真学科学，那么，你们那些法国教授就没有一个及得上我们。”

“也许吧……”沙木朋说，口气显得勉强。

“不，不是也许，而是一定！用不着皱眉头，我说的是实话！俄国人的智慧是发明的智慧！不过，当然，俄国人没有施展的机会，而且也不会吹牛。……俄国人发明了一种什么东西，就随手把它弄坏，或者拿给小孩子们去玩，可是你们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无聊的东西，就要大嚷大叫，好让全世界都听见。前些日子马车夫姚纳用木头做了个小人，你一拉小人身上的线，它就会做出不成样子的怪相。可是姚纳就没有吹牛。一般说来……我不喜欢法国人！我不是说您，我是泛泛而论的。……他们是不道德的人！外表上他们倒还像人，可是他们的生活却像狗一样。……比方拿婚姻来说。我们这儿的人要是结了婚，就守着老婆，没话可说，可是你们那儿，魔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丈夫成天价在咖啡馆里坐着，而老婆呢，却让家里挤满了法国男人，跟他们大跳康康舞[4]。”

“这不是实情！”沙木朋忍不住说，涨红了脸，“在法国，家庭的原则是很受尊重的！”

“我们可知道这种原则！您为它辩护，应当害臊才是。我们应该公平：猪就是猪。……谢谢德国人，多亏他们打败了法国人[5]。……真的，要谢谢他们。求上帝保佑他们健康。……”

“既是这样，先生，我不明白，”法国人跳起来，闪着发亮的眼睛说，“既然您痛恨法国人，您又何必留住我呢？”

“可是我把您送到哪儿去呢？”

“您放我走，我就回法国去！”

“什么？难道人家现在会让您回到法国去？要知道，您是您祖国的叛徒！您时而认为拿破仑[6]是伟人，时而认为甘必大[7]是伟人……魔鬼都闹不清您是怎么回事！”

“先生，”沙木朋用法国话说，嘴里喷出唾星，手里揉着餐巾。“您太侮辱我的感情了，就连我的敌人也不会想出这样一手！现在什么都完了！！”

法国人用手做出一种悲剧的手势，彬彬有礼地把餐巾丢在桌子上，怀着尊严地走出去。

过了三个钟头，桌子上换了餐具，仆人开中饭了。卡梅谢夫一个人坐下来吃饭。喝完饭前的一杯酒后，他产生了扯淡的渴望。他想谈天，可是没有人听。……

“阿尔丰斯·留朵维科维奇在干什么？”他问听差说。

“他在收拾箱子，老爷。”

“这个呆子，求上帝饶恕吧！……”卡梅谢夫说着，往法国人的房间走去。

沙木朋在他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坐着，用发抖的手把他的内衣、香水瓶、祈祷书、背带、领结陆续放进皮箱里。……他整个优美的身体、皮箱、床铺、桌子，一概发散出优雅和文弱的气息。他那天蓝色的大眼睛里流出大颗的泪珠，滴在那口皮箱上。

“您要到哪儿去？”卡梅谢夫站了一会儿，问道。

法国人没有说话。

“您是想走掉吗？”卡梅谢夫接着说，“好吧，那也随您的便。……我不敢留住您。……不过奇怪的是：您没有身份证怎么能出门呢？这就叫我纳闷了！您知道，我可是把您的身份证弄丢了。我不知把它夹在什么地方的一叠纸里，就此找不到了。……可是在我们国家，查身份证是很严的。您还没走出五俄里去，人家就把您抓住了。”

沙木朋抬起头，不相信地瞧着卡梅谢夫。

“是啊。……您等着瞧吧！人家凭您的脸色就看得出您没有身份证，马上问：‘你是什么人？阿尔丰斯·沙木朋！我们可知道这些阿尔丰斯·沙木朋是怎么回事！莫非您愿意让人押解到不那么遥远的地方去[8]！”

“您这是开玩笑吧？”

“我开玩笑干什么！我何苦开玩笑呢！不过请您注意，我预先跟您打好招呼：您走后可别哭哭啼啼，写信来。哪怕人家给您戴上镣铐，押着您走过我面前，我也不会动一下手指头！”

沙木朋跳起来，脸色苍白，瞪大眼睛，迈开步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您是在怎样对待我呀？！”他说，绝望地抱住头，“我的上帝呀！我悔不该生出离开祖国的有害念头，产生这种念头的那个时辰真该受到诅咒！”

“得了，得了，得了……我是说着玩的！”卡梅谢夫压低声音说，“您真是个怪人，连说笑话都不懂！闹得人连话也不能说了！”

“我的朋友！”沙木朋听见卡梅谢夫的口气，放了心，尖声叫道，“我向您起誓，我喜爱俄国，喜爱您，喜爱您的孩子。……离开您，对我来说，就像要我死掉一样难受！可是您的每句话都刺痛了我的心！”

“哎，怪人！我骂法国人，您又何必生气呢？我们骂过的人还少吗，那么大家都该生气？您真是个怪人！您该学我的佃户拉扎尔·伊萨基奇的榜样才对。……我骂他这个，骂他那个，骂他犹太人，骂他浑身长满疥疮，用我衣服的底襟做出个猪耳朵[9]，揪他的长鬓发[10]……可是他就不怄气！”

“可是话说回来，他是个奴隶！他为一个小钱，情愿低三下四！”

“得了，得了，得了……够了！咱们去吃饭！言归于好吧！”

沙木朋就在他泪痕斑斑的脸上扑了点粉，跟卡梅谢夫一起往饭厅走去。头一道菜在沉默中吃完，可是吃完第二道菜后，老一套又来了，于是沙木朋的苦难永无止境。

[1] 原文为法语monsieur的简称。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19世纪30年代流行于法国巴黎舞厅的一种轻快而并不高尚的舞蹈。

[5] 指普法战争中法国败北。——俄文本编者注

[6] 指拿破仑三世（1808—1873），法国皇帝。——俄文本编者注

[7] 甘必大（1838—1882），19世纪法国共和派政治家，法国总理（1881—1882）。——俄文本编者注

[8] 指流放。

[9] 旧时犹太人按宗教信仰不吃猪肉，这里是对犹太人的恶意嘲弄。

[10] 守旧的犹太人留着长鬓发。

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你这个丑八怪，丑八怪！你这个秃头的丑货！”有一回彼拉盖雅·彼得罗芙娜对她丈夫，退休的十等文官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洛赫玛托夫说，“人家的丈夫都像丈夫的样子，唯独我，上帝弄了个游手好闲的活宝来惩罚我！我妹妹格拉宪卡的丈夫又补袜子，又喂鸡，又到市上去买菜。还有普拉斯科维雅·伊凡诺芙娜的丈夫，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想方设法博他妻子的欢心：他时而用开水浇铺板，把臭虫烫死，时而拍打皮大衣，免得虫蛀，时而刮鱼鳞，去鱼肠。只有你，魔鬼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成天价在长沙发上躺着，像个革出教门的坏蛋似的，只知道灌白酒，胡扯鲁梅利亚问题！……”

“那我该干点什么呢？”玛尔凯尔·伊凡内奇胆怯地问道。

“该干什么！事情还少吗？家务事多的是，就等着你去干。就拿那只雄火鸡来说吧。那只家禽已经有一个星期不吃东西，不喝水了……眼看就要咽气，你却满不在乎，你这魔障！哼，打你一个耳光才解恨！这可是一只上好的雄鸡！像山那么大，简直不能说是鸡！这样的鸡你就是花五卢布也买不到！”

“那我拿这只雄鸡，那个……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带着它去找医生吧！”

“干吗去找医生呢？医生又没学过给家禽治病。……你找人请教一下嘛。……人家什么都懂。……要不然你这个蠢货，就该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你可以到药房去一趟。药房里的药多得很！”

“也行，我跑一趟药房好了，”洛赫玛托夫同意说，“也行。”

“那你就去吧！你就说，给我十戈比的止泻药！”

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懒洋洋地离开长沙发站起来，叹口气，开始穿上长裤（每逢他在家里待着，彼拉盖雅·彼得罗芙娜为了节约总是只许他穿内衣内裤）。他带着醉意，脑袋里似乎有颗沉重的子弹从这个鬓角滚到那个鬓角，不过他想到现在是去办正事，就振作起来。他穿好衣服，拿起手杖，庄重地迈步往药房走去。

“您要买什么？”药房里有个肥胖而秃顶、留着一大把毛茸茸的络腮胡子的药剂师问他说。

“我要那么一种药……”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胆怯地开口说，恭敬地瞧着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认真说来，我没有药方，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买什么药。也许您可以给我出个主意。”

“行，那么出了什么事呢？”

“事情是这样，这家伙有一个星期没喝水，没吃东西了。您知道，一直腹泻。样子那么烦闷，无精打采，仿佛失掉什么东西，或者良心不清白似的。”

药剂师抿起嘴唇两角，皱起眉头，专心听着。一般说来，药剂师是喜欢人家在医药问题上向他们求教的。

“哦……嗯……”他哼哼哈哈地说，……“发烧吗？”

“这我没法对您说，我不知道。……请您费心，给点什么药吧。您相信不？那模样看着真可怜！本来身体挺好，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可是现在大变了！无缘无故皱起眉头，爱发脾气，不肯从板棚里走出来。”

“在板棚里住着可不行。……现在天冷了。”

“好，那我们就送到厨房去。……要是那个……死了，才可惜呢。缺了这家伙，那些雌火鸡就没法活了。”

“什么雌火鸡？”药剂师瞪大眼睛问道。

“就是普通的……有毛的那种。”

“您刚才说的到底是谁？”

“是只雄火鸡啊。”

药剂师的脸上现出厌恶的神情，好像要说出个“呸！”字。他的嘴角撇下来，乌云掠过他那严厉的脸。

“我……不懂。”药剂师怄气地说。

“您不懂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雄火鸡？”洛赫玛托夫问，这一回可轮到他不懂了，“那是只普通的雄鸡，跟雌鸡在一块儿，不过是只火鸡……个头很大，您知道，生着长鼻子……只要对它吹声口哨，它就张开翅膀，竖起羽毛，扑棱扑棱扑棱……”

“我们不治火鸡……”药剂师嘟哝说，怄气地移开眼睛看着旁边。

“用不着给它治病。……给点小药也就成了。……反正不是人，而是家禽……吃点小药就管事了。”

“对不起，我没有工夫。”

“我知道您没有工夫，不过劳您的驾！给点药费得了您多大的事呢？您想给什么就给什么，我不来多嘴。请您费心！”

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的请求口气打动了药剂师的心。他又皱起眉头，抬起嘴角，开始沉思。

“您说它不喝水，不吃东西……而且腹泻吗？”

“对。……给点止泻的药吧。”

“您等一等，我马上就来。”

药剂师走到一口小橱跟前，从那儿取出一本书来，埋头阅读。他的脸上现出苏格拉底的表情[1]，额头上聚集着那么多皱纹，弄得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瞧着他，生怕药剂师的秃顶由于皮肤绷得过紧而迸裂。

“我给您一种药粉。”药剂师结束阅读后说。

“多谢多谢。只是请您原谅我插一句嘴，我怎么能叫它把药粉吃下去呢？要知道，它是不会来啄药粉的！要是它明白这于它有好处倒好了，可是说真的，这种家禽很笨，不通灵性。把药粉放在它面前，它连理都不理。”

“既是这样，我就给您药水吧。”

“好，药水就是另一回事了。药水倒可以硬灌进去。”

药剂师把头扭到一旁，用德语喊了句话。

“是！[2]”一个身材矮小、肤色发黑的配药员答应一声。

洛赫玛托夫往配药员正在忙碌的地方走去，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开始等候。

“他，这条狗，干得多么灵巧！”他瞅着配药员活动手指头，把一种药粉分成若干份，心里暗想，“干这些事得有学问才行啊！”

配药员忙完了药粉，拿起一个小药瓶，摇了摇其中的深棕色液体，然后用一张纸把瓶包起来，走到洛赫玛托夫跟前。

“这十戈比的药水是给您喝的吧？”他问。

“是给雄火鸡喝的。”

“什么？”配药员瞪大眼睛问。

“是给雄火鸡喝的。”

“我对您说的是人话，”配药员面红耳赤地说，“您也应当用人话来回答。”

“你究竟要我怎样回答您呢？我说这是给雄火鸡喝的，那就是给雄火鸡喝的。不是给鹰喝的！”

“我只能认为这是拿我取笑！”那个药房工作人员愤愤地说。

“怎么会是拿您取笑？我自己会出钱的。”

“可是我没有工夫跟您开玩笑！”

配药员把药水瓶放在一边，走到旁边去，气愤地喷着鼻息，动手在研钵里不知研磨什么东西。

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又等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膀，叹了口气，从药房里走出去。他回到家里，脱掉上衣、长裤、坎肩，搔一阵身子，干咳几声，然后在长沙发上躺下来。

“喂，怎么样？到药房里去过了吗？”彼拉盖雅·彼得罗芙娜责问他说。

“去过了……叫他们见鬼去吧！”

“那么药在哪儿？”

“他们不给！”玛尔凯尔·伊凡诺维奇摆一下手说，拉过棉被盖在身上。

“哼……我要给你一个耳光！”

[1] 指沉思的表情，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

[2] 原文为德语。

睡意蒙眬

地方法院在开庭审案。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上流男子，正当中年，面容憔悴，因犯挪用公款和伪造文书罪而被控。有个身子消瘦、胸脯窄小的书记官正在用平缓的男高音宣读起诉书。他既不管句点，也不管逗点，只顾一路念下去，他那单调的宣读声类似蜜蜂的嗡嗡声或者溪水的潺潺声。在这样的宣读声中，人们只适于回忆，幻想，睡觉。……法官们、陪审员们、旁听者们都烦闷得无精打采。……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从法院的过道上传来什么人平稳的脚步声，或者打哈欠的陪审员对着空拳头谨慎地咳嗽几声。……

辩护人用拳头支住生着鬈发的脑袋，昏昏欲睡。在书记官喃喃声的影响下，他的思路全然失去条理，搞得杂乱无章了。

“嘿，法警的鼻子多么长啊，”他想，竭力要张开沉重的眼皮，“大自然何苦糟蹋这张聪明的脸呢！要是人的鼻子都挺长，比方说有两三俄丈[1]长，那么他们的住处恐怕就会嫌小，只好造大得多的房子了。……”

辩护人猛地摇摇头，犹如一匹马被蝇子叮咬似的，然后继续想下去：

“现在我家里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大家照例都在家：我的妻子、岳母、孩子们都在家。……两个小孩，柯尔卡和津娜，现在一定在我的书房里。……柯尔卡站在圈椅上，胸脯抵住桌边，在我的纸上画画。他已经画下一匹尖脸的马，点上两个黑点算是眼睛，又画了个人，胳膊特别长，还画了一所歪歪扭扭的小房子。津娜也在那儿，在桌旁站着，伸长脖子，极力要看明白她哥哥在画什么。……”

“‘你画爸爸吧！’她要求说。

“柯尔卡就动手画我。他画好一个小人，只要添上黑胡子，爸爸就算画成了。后来柯尔卡开始在《法典》里寻找图片，津娜就霸占了那张桌子。她一眼看见呼唤仆人的铃，就拉一下。她又看见墨水瓶，就非把手指头伸进去蘸一下不可。要是书桌的抽屉没有锁上，那么不消说，就得打开来翻一翻。最后，他俩灵机一动，装作印第安人，要躲到我桌子底下去才能妥善地避开敌人。两个孩子就爬到桌子底下，大呼小叫，一直闹到桌上的灯或者花瓶掉下地来才肯罢休。唉！……这时候，妈妈大概带着庄重的神情抱着她的第三个产品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那个产品哇哇地哭……哭个不停！”

“‘查活期存款户，’”书记官喃喃地念道，“‘柯彼洛夫、阿奇卡索夫、齐玛科甫斯基、齐金娜等息金一概未付，共计一千四百二十五卢布四十一戈比整，已经一并列入一八八三年的尾数。……’”

“说不定我们家里正开饭！”辩护人的思想飘游不定。“坐在桌边吃饭的有岳母，妻子娜嘉，内弟瓦夏和孩子们。……岳母的脸上照例带着呆板的忧虑和十分尊严的神情。娜嘉消瘦，有点憔悴，不过她脸上的皮肤仍然雪白光洁。她在饭桌旁边坐着，她那神态却像是被人硬逼着坐在那儿似的。她什么也不吃，做出有病的样子。她的脸上跟岳母的脸上一样，显得忧心忡忡。可不是！她要管孩子，管厨房，管丈夫的内衣，管出门拜客，管皮大衣的蛀虫，管接待客人，管弹钢琴！责任何其多，可是干的活儿又何其少！娜嘉和她母亲简直什么事也不做。要是她们闷得慌而动手浇一浇花，或者把厨娘骂一顿，那么，她们事后就会累得呻吟两天，说是这日子跟服苦役差不多。……内弟瓦夏慢腾腾地咀嚼吃食，保持阴郁的沉默，因为今天他的拉丁语课得了一分。这个孩子文静，乐于帮助人，也感激别人的帮助，可是他穿破那么多的皮靴和裤子，用坏那么多的书本，简直要人的命。……那两个小孩当然任性胡为。他们要醋，要胡椒，互相告状，不时把汤匙掉在地下。一想起他们，就叫人头昏脑涨！妻子和岳母总是严格要求大家保持上流人家的风度。……上帝保佑，千万别把胳膊肘放在桌上，别用整个拳头握住刀子，别用刀子吃东西，至于仆人端菜，也一定要从右边而不是左边端上来。所有的菜，甚至是火腿煎豌豆，都有香粉和水果糖的气味。所有的菜都不可口，太油腻，少得可怜。……我做单身汉的时候常吃到很好的白菜汤和粥，可现在连影子也不见了。岳母和妻子总是用法国话交谈，不过她们一谈到我，岳母就开始讲俄国话了，因为像我这样没感情、没心肝、不要脸的粗人是不配用柔和的法国话来讲的。……

“‘大概，可怜的米谢尔挨饿了，’妻子说，‘今天早晨他只喝了一杯咖啡，没吃面包，就跑到法院去了。……’

“‘不用操心，小母亲！’岳母幸灾乐祸地说，‘这样的人不会挨饿！恐怕他已经到小吃部跑过五趟了。法院里办了个小吃部，于是他们每过五分钟就问审判长，能不能休息一下。’

“饭后岳母和妻子议论减少开支的事。……她们不停地计算，记在纸上，到头来发现开支大得不像话。她们把厨娘叫来，跟她一块儿算账，责备她，为五戈比破口大骂。……于是眼泪来了，尖刻的话来了。……后来就收拾房间，重摆家具，而这都是因为没有事可做。”

“‘据八等文官切烈普科夫供称，’”书记官喃喃地念道，“‘第八百一十一号收据虽已寄交他本人，但他所应得的四十六卢布两戈比则迄未收到，当时业已声明在案。……’”

“只要你想到这种种情形，往深里琢磨一下，玩味一番，”辩护人继续想道，“说真的，你就会灰心丧气，恨不得叫这一切马上完蛋。……你成天价陷在这种乌烟瘴气的烦闷和庸俗当中，筋疲力尽，头昏脑涨，你就会不由自主想让你的灵魂痛痛快快地休息一分钟也好。你就会去找娜达霞，或者如果有钱的话，就去找茨冈姑娘，把一切都丢在脑后……说实在的，把一切都丢在脑后！鬼才知道那个地方，它远在城外，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你靠在沙发上，那些亚洲人[2]就唱啊，跳啊，嚷啊，你感到那个迷人的、可怕的、疯狂的茨冈姑娘格拉霞把你的整个灵魂都翻过来了。……格拉霞！可爱的、出色的、妙不可言的格拉霞！她那牙齿，眼睛……背脊，多么好看呀！”

书记官还在喃喃地念着，唠叨不停。……在辩护人眼里，一切东西都合在一起，跳动不定。法官们和陪审员们渐渐缩成一团，旁听者变成一堆斑点，天花板时而降下来，时而升上去。……思想也不住跳跃，最后中断了。……娜嘉、岳母、法警的长鼻子、被告、格拉霞，所有这些都跳动不定，转动不已，往远处退去，越退越远。……

“这真好……”辩护人小声说着，昏昏睡去。“这真好。……在沙发上躺着，四周舒适……温暖。……格拉霞在唱歌。……”

“辩护人先生！”忽然响起尖厉的喊叫声。

“这真好……温暖。……既没有岳母，也没有奶妈……也没有那种有香粉气味的汤菜。……格拉霞心好，漂亮。……”

“辩护人先生！”那个尖厉的嗓音又响起来。

辩护人打了个冷战，睁开眼睛。茨冈姑娘格拉霞那对黑眼睛恰好直直地盯住他，鲜艳的嘴唇露出笑意，肤色黝黑的俊脸喜气洋洋。他愣住了，还没完全醒过来，以为这是梦境或者幻觉，就慢腾腾地站起来，张开嘴巴，瞧着茨冈姑娘。

“辩护人先生，您想向这个女证人提出什么问题吗？”审判长问道。

“哦……对了！这是女证人。……不，我不……不想问什么话。我没有什么要问的。”

辩护人摇一下头，终于清醒过来。现在他才明白这儿站着的确实是茨冈姑娘格拉霞，她是传到庭上来作证的。

“不过，对不起，我有几句话要问一下，”他大声说，“女证人，”他对格拉霞说，“您在库兹米巧夫的歌咏队里工作，那么您说一说，被告常到你们饭馆里去饮酒取乐吗？哦。……那么您可记得每次都是由他自己付钱，还是有的时候也由别人替他付？谢谢您……这就够了。”

他喝下两大杯清水，他那蒙眬的睡意完全过去了。……

[1] 1俄丈等于2.134米。

[2] 此处指茨冈人。

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著名的朗诵演员和喜剧演员费尼克索夫-季科勃拉左夫第二先生乘头等客车的单间包房到达Д城巡回演出。凡是在火车站上迎接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头等客车车票是“为了摆阔”才在上一站买下的，在那以前，这个名人一直坐的是三等客车。大家看见，目前尽管是寒冷的秋季，可是名人身上却披着夏季的披风，头上戴着破旧的海狗皮帽。虽然如此，临到季科勃拉左夫第二那张带着睡意的、红里透青的脸从火车里探出来，大家仍然感到心头有点发颤，急于同他相识。剧院经理波切楚耶夫按照俄国风俗同新到的人互吻三次，把他带到自己住处去了。

这个名人预定在到达后过两天开始登台表演，然而命运却做出了另外的决定。公演的前一天，剧院经理跑进剧院票房，脸色苍白，头发蓬松，通知说季科勃拉左夫第二不能登台表演了。

“他不能演戏了！”波切楚耶夫宣布说，揪住自己的头发，“请问你们对这种事是怎么看的呢？一个月，足足有一个月，我们用大字刊登海报，说是季科勃拉左夫就要在我们剧院里表演。我们吹牛皮，装模作样，收下预定戏票的票钱，可是冷不防出了这样糟糕的事！啊？为此就是把他绞死都嫌不解气！”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

“他灌醉了，该死的！”

“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让他睡一觉，酒也就醒了。”

“哪里醒得过来，简直会睡死哟！我很早以前就在莫斯科认得他：他一开始喝酒，那就会两个月醒不过来。酒狂症！这是酒狂症！哎，偏偏我碰到这样的时运！为什么我就这样倒霉！我这该死的，为什么生来就这么晦气！为什么……为什么上天的诅咒永生永世地落在我的头上？”波切楚耶夫不论在职业上还是性格上都是悲剧演员，因此强烈的辞藻和捶胸顿足的动作对他倒是很合适的。“我多么不像样，下贱，可鄙，低三下四地把脑袋送给命运去打击！我干脆跟这种到处碰壁的可耻角色一刀两断，往脑门里射一颗子弹，岂不更体面些？我在等什么？上帝，我在等什么呀？”

波切楚耶夫用手掌蒙上脸，扭过身对着窗口。票房里除售票员外，还有许多演员和戏迷在座，于是大家就立刻劝解他，安慰他，给他鼓起希望。不过那些话都具有哲学的或者预言的性质，谁的话都没超出“尘世的空虚”，“不要往心里去”，“也许会时来运转”之类的范围。只有那个胖胖的、患水肿病的售票员，才比较郑重地对待这件事。

“不过您，普罗克尔·尔沃维奇，”他说，“要想法给他治治病才行。”

“酒狂症是任什么鬼办法也治不好的！”

“您别这么说。我们的理发师就擅长医治酒狂症。城里人都找他治这种病。”

波切楚耶夫暗暗高兴，总算可以抓住哪怕是一小根稻草了。不出五分钟光景，剧院的理发师费多尔·格烈别希科夫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请您想象一个人身材高大，眼睛凹陷，胡子又长又稀，一双手深棕色，您再想象这个人近似一副骨头架子，只因为装了螺钉和弹簧才能活动，此外，您让这个人身上穿一套旧到无可再旧的黑衣服，这样一来，您就画出格烈别希科夫的肖像了。

“你好，费佳[1]！”波切楚耶夫对他说，“我听说，朋友，你……那个……会治酒狂症。请你费心，我不是在工作上要求你，而是希望你看在朋友分上，给季科勃拉左夫治一治！要知道，他灌醉了！”

“上帝保佑他吧[2]，”格烈别希科夫用男低音无精打采地说，“那些地位不高的小演员、商人、文官，我倒确实治过，可是现在这个人却是全俄国都知道的名人啊！”

“咦，那又怎么样呢？”

“要治好他的酒狂症，就得把他的五脏六腑和周身骨节都折腾一下。我把他折腾一下不要紧，可是他病好了就会生我的气了。……他会说：‘你这条狗，怎么敢碰我的脸？’大家都知道这些名人是怎么回事！”

“不，不……你不要推托，老弟！俗语说得好：既然叫蘑菇，就得随人采！戴上帽子，我们走吧！”

过了一刻钟，格烈别希科夫走进季科勃拉左夫的房间，名人正躺在床上，愤愤地瞅着一盏挂灯。那盏灯挂在那儿纹丝不动，可是季科勃拉左夫第二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嘴里唠叨说：

“你转了好半天！我要给你这该死的一点厉害瞧瞧，看你还转不转！我砸碎了一个玻璃瓶，我照样要砸碎你，等着瞧就是！啊啊啊……连天花板也转。……我明白：这是阴谋！可是灯呀，灯！你这个坏蛋，比谁都小，却转得比谁都凶！你等着。……”

喜剧演员下了床，把被单也拉下地，又把小桌上的玻璃杯拂落到地下，身子摇晃着，往灯那儿走去，可是半路上撞着一个又高又大的人。……

“怎么回事？！”他大叫起来，眼珠不住地乱转，“你是谁？你从哪儿来？啊？”

“我来叫你知道一下我是谁。……回到床上去！”

格烈别希科夫没容喜剧演员走回床边，就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后脑壳上，用力那么猛，打得他一个踉跄，一头栽倒在床上。喜剧演员大概以前从没挨过打，因为他尽管醺醺大醉，却惊讶地瞧着格烈别希科夫，甚至露出好奇的神色。

“你……你打我？等……等一等，是你打我？”

“是我打的。莫非你还要我打吗？”

理发师就又打季科勃拉左夫一个耳光。我不知道是什么起了作用：是那有力的拳击还是那新奇的感觉，总之喜剧演员的眼珠不再乱转，倒露出一点清醒的样子了。他跳起来，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好奇地端详着格烈别希科夫苍白的脸和肮脏的上衣。

“你……你打人？”他叽叽咕咕说，“你……你敢打我？”

“住嘴！”

喜剧演员的脸又挨了一下子。吓呆的喜剧演员动手招架，可是格烈别希科夫一只手顶住他的胸脯，另一只手左右开弓，打他的脸。

“轻一点！轻一点！”波切楚耶夫的说话声在隔壁房间里响起来，“轻一点，费佳！”

“没关系，普罗克尔·尔沃维奇！事后他会向我道谢的！”

“你还是轻一点吧！”波切楚耶夫往喜剧演员的房间里看了一眼，用要哭的声调说，“你倒无所谓，我却浑身起鸡皮疙瘩。你想想：一个有知识、有名气的人，又没犯什么罪，却大白天挨打，而且是在我自己的住宅里。……哎呀！”

“我，普罗克尔·尔沃维奇，不是打他老人家，而是打那个附在他身上的鬼。您走吧，劳驾，不用操心。你躺下，恶魔！”费多尔责骂喜剧演员说，“不许动！什么，什么？”

季科勃拉左夫吓坏了。他以为那些东西先前不住地转动，他原想全部砸碎，如今它们却互相串通，一股脑儿砸到他头上来了。

“救命啊！”他叫起来，“救救我吧！救命啊！”

“你叫，你叫，妖精！这还只是花呢，你等着瞧吧，果子还在后头！现在你听着：只要你再说一句话，再动弹一下，我就打死你！我活活打死你，决不手软！没有人来帮你忙，老兄！哪怕放大炮也不会有人来。不过如果你乖乖的，不说话，我就给你白酒喝。喏，白酒就在这儿！”

格烈别希科夫从口袋里取出一小瓶白酒，在喜剧演员眼前晃一下。那个酒徒一见他嗜之如命的东西，就忘记挨过打，甚至高兴得哈哈大笑。格烈别希科夫从坎肩的口袋里拿出一小块肮脏的肥皂，把它塞进酒瓶。等到白酒起了泡，变得发浑，他就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放进去。放进去的有硝石、阿莫尼亚水、明矾、芒硝、食盐、硫黄、松香以及其他在蜡烛店里可以买到的“药剂”。喜剧演员瞪大眼睛瞧着格烈别希科夫，热切地注意酒瓶的活动。最后理发师点燃一小块抹布，把布灰撒进白酒，摇摇瓶子，走到床跟前。

“喝下！”他倒出半茶杯，说，“一口喝干！”

喜剧演员津津有味地喝下去，嗽一下喉咙，然而立刻瞪起了眼睛。他脸色忽然煞白，额头冒出汗来。

“再喝！”格烈别希科夫要求说。

“不……我不想喝！等……等一下……”

“喝，你这该死的！……喝！我要打死你！”

季科勃拉左夫就喝下，呻吟着，倒在枕头上。过一分钟他起来，费多尔可以相信他的药剂奏效了。

“再喝！把你的全部内脏翻腾一下，这有好处。喝！”

对喜剧演员来说，苦难的时刻到了。他的内脏真正翻转过来了。他跳起来，在床上不住折腾，战战兢兢地注意铁面无情和不肯罢休的仇人的缓慢动作。那个仇人一分钟也不肯放过他，每逢他拒绝服药，就不停手地打他。打完了又吃药，吃完药又打。费尼克索夫-季科勃拉左夫第二的可怜的身体以前从没遭到过如此的欺侮和凌辱，这个名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软弱和狼狈过。起初喜剧演员呼喊，叫骂，后来开始哀求，最后他相信抗议只会招来殴打，就哭起来。波切楚耶夫本来站在门外偷听，最后再也忍耐不住，跑进喜剧演员的房间里来了。

“你见鬼去吧！”他摇着手说，“就让那些预订的戏票全部退掉算了，就让他喝酒好了，总之你不要再折磨他，劳驾！是啊，他会死掉的，见你的鬼！你看：他已经完蛋了！我早知如此，说实话，决不会把你找来。……”

“这没关系，先生。……他自己日后还会向我道谢呢，您会看见的。……喂，你在那儿干什么？”格烈别希科夫扭转身对喜剧演员说，“你这是找揍！”

他为喜剧演员一直忙到傍晚。他不但把喜剧演员弄得筋疲力尽，也把自己累坏了。结果，喜剧演员乏得要命，连呻吟的气力也没有了，脸上现出一副呆呆的恐惧神情。在这种呆若木鸡的惊惧之后，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出现了。

第二天，使得波切楚耶夫大吃一惊的是，喜剧演员醒过来了，可见他没死。他醒来以后，呆头呆脑地往四下里看，用游移不定的目光打量房间，开始回想。

“为什么我周身酸痛呢？”他大惑不解地说，“倒好像有一列火车从我身上开过去了似的。莫非得喝点酒吗？喂，有人吗？拿点白酒来！”

这时候房门外面站着波切楚耶夫和格烈别希科夫。

“他要酒喝，可见他的病没好！”波切楚耶夫震惊地说。

“您这是什么话，普罗克尔·尔沃维奇！”理发师惊讶地说，“难道一天就能治好这病？求上帝保佑，别说是一天，一个星期能痊愈就不错了。有的身体差的人五天就能治好，可是这个人的体质倒跟商人差不多。那就不能很快药到病除了。”

“你真可恶，为什么先前没跟我说起这一点？”波切楚耶夫哀叫道，“为什么我生来就这么晦气！我这个该死的，还在等命运给我什么打击啊？索性一了百了，往脑门里射进一颗子弹去，岂不爽快些？……”等等，等等。

不管波切楚耶夫对他的命运看得如何暗淡，过了一个星期，季科勃拉左夫第二总算登台表演，那些预定的戏票不必退钱了。格烈别希科夫常给喜剧演员化装，总是那么恭敬地碰他的头，您再也认不出他就是以前那个打耳光的人了。

“这个人生命力可真强！”波切楚耶夫常惊讶地说，“我眼看他受苦，差点没吓死，可是他倒满不在乎，甚至还向费佳那个魔鬼道谢，打算把他带到莫斯科去呢。这简直是奇迹！”

[1] 费多尔的爱称。

[2] 意谓“我可不敢碰他”。

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在一次排演中，长笛乐师伊凡·玛特威伊奇在乐谱架中间走来走去，唉声叹气，抱怨说：

“简直是倒运！我怎么也找不到适当的住处！我不能在旅馆里住，因为那太贵，可是家庭住宅和私人住宅又不收乐师。”

“您搬到我那儿去吧！”低音提琴手出人意外地对他提议说，“我为我那个房间付十二卢布房租，如果我们合住，那么每人出六卢布就成。”

伊凡·玛特威伊奇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从没跟外人同住过，在这方面他没有经验，不过他事前[1]推想，合住倒也有很多好处和便利：第一，可以有个人谈话，交换一下感想；第二，一切用度都平摊，例如茶叶、白糖、仆人的费用。他平时同低音提琴手彼得·彼得罗维奇相处得极为友好，知道后者为人谦虚，不酗酒，正直，他自己呢，也不骄横，不酗酒，正直，因而他俩正是天生的一对。两个朋友就互相击掌，算是说妥，当天长笛乐师的床同低音提琴手的床就并排放在一起了。

可是没过三天，伊凡·玛特威伊奇却不得不相信，对合住来说，单有友好的关系以及像不酗酒、正直、不骄横的性格之类的“共同点”，还是不够的。

伊凡·玛特威伊奇和彼得·彼得罗维奇就外貌而论，犹如他们用以演奏的乐器一样，大不相同。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个金发男子，高身量，长腿，大头，头发剪得短，穿一件不合身的短燕尾服。他说话用深沉的男低音，一走路就发出咚咚的脚步声，打喷嚏和咳嗽都很响，震得窗上的玻璃发颤。伊凡·玛特威伊奇则是个矮小而消瘦的人。他走路总踮起脚，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一举一动极力显出他是个有礼貌和受过教育的人。两个朋友就是在习惯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低音提琴手啃着糖块喝茶，长笛乐师却把糖放在茶里，于是在共同使用茶叶和糖的情况下就不能不惹出麻烦。长笛乐师喜欢开着灯睡觉，低音提琴手却要关着灯睡觉。长笛乐师每天早晨刷牙，用甘油香皂洗脸，低音提琴手却既不刷牙，也不用香皂洗脸，甚至听见牙刷的沙沙声或者看见抹着肥皂的脸都会皱起眉头。

“您丢开这套玩意儿吧！”他说，“看着都恶心！忙忙乱乱像娘们儿似的！”

温柔而受过教育的长笛乐师一开头就感到不快。惹得他特别不高兴的是低音提琴手每天晚上临睡前总要在肚子上抹一种药膏，弄得房间里直到第二天早晨还充满发臭的烤鹅般的气味。而且他抹过药膏之后，总要气喘吁吁，足足做上半小时体操，也就是有条不紊地时而把胳膊往上举，时而把腿往上踢。

“您这是干什么？”长笛乐师受不了喘气声，问道。

“搽过药膏后非这样不可。要叫那药膏走遍全身才成。……老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再也不会得伤风感冒了。您搽一点吧！”

“不，谢谢。”

“您搽一点吧！要是我说的是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您搽吧！您会看出这东西有多好！您把书丢开！”

“不，我养成了习惯，临睡前总要读一读书。”

“那么您在读什么书？”

“屠格涅夫的作品。”

“我知道……我读过。……他写得好！很好！不过，您要知道，我不喜欢他这个……该怎么说呢……我不喜欢他用很多的外来语。……其次，他一写到自然景物，就洋洋洒洒，没完没了，闹得你只好把书丢下！太阳啦……月亮啦……鸟雀歌唱啦……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写得拖拖拉拉，越拖越长。……”

“他有些地方写得很精彩！……”

“当然了，他到底是屠格涅夫嘛！我和您就写不了。我记得我读过《贵族之家》[2]。……有趣极了！比方说，我记得有个地方拉夫列茨基跟那个……她叫什么名字来着……跟丽莎谈情说爱。……那是在花园里。……您记得吗？哈哈！他在她身旁走来走去，说这说那……千方百计要打动她的心，她这个坏包却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半推半就……就是把她打死也嫌不解气！”

长笛乐师从床上跳起来，两眼炯炯有光，提高他的男高音，开始争论，证明，解释。……

“可是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低音提琴手反驳说，“莫非我不知道还是怎么的？好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他这个人倒好些。”

伊凡·玛特威伊奇感到力不从心，沉默下来，可是并没心服。他极力不争吵，咬紧牙关，瞧着他那盖好被子的同屋人。这时候低音提琴手的大头，依他看来，像是一块讨厌而粗笨的木头，他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能容许他在那个脑袋上哪怕只揍一下也行。

“您老是找碴吵架！”低音提琴手说，把他的长身躯安顿在短床上。“您这种性格呀！好，晚安。您灭灯吧！”

“我还要看书。……”

“您要看书，我却要睡觉。”

“不过，我想，不应该限制彼此的自由。……”

“那您就不要限制我的自由。……灭灯！”

长笛乐师灭了灯，很久睡不着觉，因为心里满是痛恨和软弱无力的感觉，任何人遇上无知之辈的固执劲头，这种软弱无力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伊凡·玛特威伊奇每次同低音提琴手争吵后总是浑身发抖，像发了热病一样。早晨低音提琴手照例醒得早，六点钟光景就起床，可是长笛乐师却喜欢睡到十一点。彼得·彼得罗维奇醒来后，没有事可做，就动手修理低音提琴的盒子。

“您知道我们的锤子在哪儿吗？”他叫醒长笛乐师说，“您听我说！瞌睡虫！您知道我们的锤子在哪儿吗？”

“哎……我想睡觉！”

“睡就睡吧。……谁来拦您睡觉呢？您把锤子给我，管自睡觉好了。”

可是每逢星期六，长笛乐师特别吃苦。一到那天，低音提琴手就卷好头发，扎上蝶形领结，出门到什么地方去探望那些家财豪富而准备出嫁的姑娘。他夜深才从姑娘家里回来，兴高采烈，心情激动，而且带着点酒意。

“喂，老兄，我来给您讲一讲！”他在睡熟的长笛乐师床边沉甸甸地坐下，开始叙述他的印象，“您别睡了，反正有的是工夫睡觉！您简直是个瞌睡虫！哈哈哈。……我见到一个打算出嫁的姑娘。……您明白，那是个金发的姑娘，生着那么一对眼睛……胖乎乎的。……她长得挺不错，那个调皮的丫头。可是她的母亲，母亲呀！那个老太婆是滑头！手段高明！只要她有心，就用不着请律师帮忙，也能逼你成亲！她答应给六千，可是三千也不给，真的！然而我不会上当，不会的！”

“好朋友……我要睡觉……”长笛乐师嘟哝说，把头藏在被子里。

“您倒是听我说呀！您简直是猪，真的！我像朋友似的向您要主意，您却把脸扭过去。……您听着！”

可怜的长笛乐师只好一直听到天亮，低音提琴手开始修理提琴盒才算完事。

“不，我不能跟他住在一起！”长笛乐师在排演的时候发牢骚说，“您相信不？宁可住在天窗上，也比跟他同住好。……他把我折磨得苦透了！”

“那您为什么不从他那儿搬出来呢？”

“有点不好开口。……他会生气的。……我该怎样说明我搬走的理由呢？您教教我：该怎样说呢？我已经反复想过了！”

合住还没满一个月，长笛乐师就已经开始憔悴，抱怨命苦了。可是临到低音提琴手忽然无缘无故向长笛乐师提议，同他一起搬到一个新住宅的时候，生活就越发不堪忍受了。

“这个地方不行。……您收拾行李吧！用不着长吁短叹！新住宅离您吃饭的小饭铺远一点，可是这没关系，多走点路有好处。”

新住处又潮湿又阴暗，然而，要不是低音提琴手在新居想出一套叫人受罪的新办法，可怜的长笛乐师对潮湿和阴暗也就不计较了。低音提琴手为省钱而置备一个煤油炉，开始用它烧饭，弄得房间里经常烟雾弥漫。至于早晨修理提琴盒，现在却换成演奏低音提琴，发出哼哧哼哧的嘈杂声了。

“您别吧嗒嘴！”他在伊凡·玛特威伊奇吃东西的时候攻击他说，“要是有人在我耳朵旁边吧嗒嘴，我就受不了！您到外面过道上，在那儿去吧嗒嘴好了！”

又过了一个月，低音提琴手提议搬到第三个住宅去。他在那儿置备了一双大皮靴，冒出焦油的臭气。文学方面的争论开始采取新的方式：低音提琴手干脆夺过长笛乐师手里的书，亲自把灯熄灭。长笛乐师痛苦，懊丧，一心想打那个头发剪短的大脑袋。他身心交困，可是仍然拘泥礼节，客客气气。

“要是对他说明我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他就会怄气！这样做就不讲交情！我只好隐忍下去！”

可是这样不正常的生活不可能长久拖下去。于是这种生活按一种依长笛乐师看来极其奇怪的方式结束了。有一天两个朋友从剧院里归来，低音提琴手挽住长笛乐师的胳膊，说：

“请您原谅我，伊凡·玛特威伊奇，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对您说……也就是说不得不问一问您了。……您说说看，您为什么这样喜欢跟我住在一起？我不懂！我们性格不同，老是争吵，彼此厌恶。……我不知道您怎么样，我呢，简直要发疯了。……我想出这个办法，想出那个办法……几次搬家好让您离开我，又在每天早晨拉提琴，可是您始终不走！您走吧，好朋友！劳驾！您要原谅我才好，我再也忍不下去了。”

这个请求对长笛乐师来说正求之不得呢。

[1] 原文为拉丁语。

[2]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

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本文的主题乃是男性的秘密，要求严肃紧张的智力活动，这在很多女人都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本人请求父亲们、丈夫们、警察分局长们以及其他人等，务必监督太太们和姑娘们不得阅读本文。本指南不是某人的智慧成果，而是汇总所有现存的占卜术、相面术、犹太神秘哲学以及与富有经验的丈夫们和最有资格的时装店女店主们多年谈话所集成的精华。

绪论。家庭生活有许多好的方面。若是没有它，女儿们就会一辈子吊在父亲们的脖子上，许多乐师也会闲坐着而没有饭吃，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人举行婚礼了。医学教导说，单身汉照例发疯而死，已婚者则等不到发疯就死了。单身汉由使女扎领结，已婚者则由妻子扎领结。婚姻还有一宗好处：谁都可以结婚。富人、穷人、瞎子、青年、老人、健康人、病人、俄国人、中国人……无不可以结婚。唯独神志失常者和疯子是例外，至于傻瓜、笨蛋、畜生，则要结婚就可以结婚。

指南一。追求少女首先要注意她的外貌，因为根据外貌可以识别这个人的性格。对于外貌，要区别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身长、步态、特征。妇女头发的颜色分为金发、黑发、栗发等。金发女人总是品行端正，为人谦虚，多愁善感，热爱父母，读长篇小说落泪，怜惜牲畜。她们性格率直，在信念方面严格保守，应付不了字母[1]。她们对别人的爱情倒挺敏感，对她们自己的爱情却冷冰冰的。在最为神魂飘荡的时刻，金发女人能够打着哈欠说：“可别忘了明天要打发人去买细棉布啊！”她们出嫁以后不久就失掉朝气，身子发胖，日益衰老。她们很会生孩子，疼爱儿女，动不动就流泪。她们不能原谅丈夫有外遇，可是她们自己却往往对丈夫不忠实。金发的妻子照例热衷于神秘主义，性情多疑，认为自己是受苦的人。黑发女人不像金发女人那样头脑冷静。她们好动，反复无常，任性，暴躁，常同妈妈吵架，打使女耳光。她们从十二岁起就已经开始“不理睬”龌龊的男人，学习成绩很差，痛恨女学监，爱读长篇小说，然而景物描写总是略过不看，谈情说爱的场面却要读上五遍。她们热情奔放，情绪热烈，在恋爱中如醉如痴，不顾一切，长吁短叹。……黑发的妻子无异于磨人精。一方面，她们的感情过于热烈，连魔鬼见了都感到恶心，一方面又任性，喜好穿戴，思想放纵，尖声怪叫，叽叽喳喳。……丈夫有外遇，她们不久就不以为意，而且同样以变心来回报他们。栗发女人与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都不同，她们介乎两者之间。她们自认为是黑发女人。红发女人狡猾，虚伪，恶毒，阴险。……谈恋爱而不耍手段，在她们是不能理解的。她们照例身材好看，周身蒙着一层漂亮的粉红色皮肤。据说魔鬼和树精非娶红发女人不可。谁虚伪，谁就胆小怕事。只要对红发女人大喝一声（“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她就会把身子缩成一团，凑上前来吻你。不要忘记梅萨利纳[2]和娜娜[3]都是红发女人。发型，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也有不小的意义。头发梳得平滑光洁，中间的头路露出白地，说明头脑简单，欲望有限。……这种发型在女缝工、小铺女店主、商人的女儿当中最常见。把一绺头发剪短，披散在额头上，表明这种女人爱慕虚荣，肤浅，智力有限，淫荡成性。她们总是极力用这绺头发掩盖她们狭窄的额头。……爱用假发做的发髻以及其他由假发制成的装饰品，说明这种女人没有审美力，缺乏幻想，而且妈妈在干预发型问题。把头发从后面往前梳，表示这种女人不但有意让她们的正面惹人喜爱，而且希望她们的后面也能招人爱慕。这样的发型，如果不是梳成沉重的巴比伦高塔[4]型，就显出这种女人有审美力，性情随和。鬈发显示性情活泼，富于美感。发型随便，头发蓬松，说明心存怀疑或者精神懒散。妇女留短发，必是她的思想方式与众不同。如果一个头发斑白或者秃顶的女人有意出嫁，那就表示她很有钱。发型里的发针越少，女人的发明才能就越大，而且越发确凿地证明她没有使用假发。现在来谈眼睛的颜色。脉脉含情的浅蓝色眼睛标志着忠实、柔顺、温和。浅蓝色的暴眼在女骗子和卖淫的女人当中最为常见。黑眼睛表示狂热、暴躁、狡黠。要注意，聪明的女人很少有黑眼睛。讲究穿戴的女人、纵声大笑的女人、傻头傻脑的女人往往生着灰色的眼睛。深棕色眼睛显示这种女人喜欢搬弄是非，见到别人的盛装就眼热。讲到身长，要挑选中等的。高身量的女人态度粗鲁，打人很痛，矮女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坐立不安，喜欢尖叫，动不动就吵架，出言尖刻。对那些伛偻的女人，你要避开：她们恶毒，奸诈。步态匆忙，常常回头看人，表明这种女人轻狂浮躁。懒散的步态往往是女人已经有心上人的表现，你对她们就休想染指了。步态像鸭子那样，大摇大摆，晃动着肥大的裙子，却是忠厚，顺从，有时甚至是呆笨的征象。天鹅式的高傲步态是某种女人和情妇所常有的。她们的步态越傲慢，就说明她们的情夫越老，越有钱。少女而有这样的步态，则标志着她们自视过高，心胸狭隘。如果一个上流女人走起路来不是走而是飘，像孔雀似的，那你就拨转马头往回走吧：她能叫你吃饱，能安慰你，可是一定会把你踩在脚底下。特征为数不多。脸上的酒窝表示风骚，私下里出点小毛病，性格温和。脸上的酒窝和眯细的眼睛往往使人抱着很大希望，不过这与柏拉图式的恋爱[5]无缘。女人生唇髭，说明这种女人不能生育。长指甲往往生在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女人手上。两道眉毛聚在一起，表明这种女人日后会成为严厉的妻子和疯狂的岳母。雀斑在红发泼妇、奴婢、傻女人当中最为常见。白胖的小姐，两腮鼓起，双手通红，却往往天真烂漫，写一个简单的词而错误百出，不过很快就能学会烤出可口的馅饼，给丈夫缝制丝绒的坎肩。

指南二。结婚不可不要陪嫁钱。结婚而不要陪嫁钱，犹如有蜂蜜而没有汤匙，名字叫希穆尔而没有长鬓发，有皮靴却没有鞋底一样。爱情是一回事，陪嫁钱是另一回事。务须一开口就讨价二十万。用这个数字把对方吓得目瞪口呆后，就要开始讲价钱，装腔作势，拖拖拉拉。陪嫁钱一定要在婚礼之前拿到手。不要接受票据、息票、股票等，而且对每张一百卢布钞票都要摸一下，闻一闻，对着亮处照一番，因为父母给女儿假钱是不乏先例的。除了钱以外，还要多索取东西。妻子即使家道不好，也应该带来以下各物：（一）家具要尽量多，还要钢琴一架。（二）天鹅羽绒的褥垫一个，被子三条，即一条绸被，一床毛毯，一条棉被。（三）毛皮女大衣两件，一件供节日穿，一件平时穿。（四）茶具、厨房用具、餐具等，多多益善。（五）女衬衣十八件，须是上等荷兰细麻布做成，带花边；用上述细麻布做的女上衣六件，也带花边；细棉布女上衣六件；上述细麻布做的女衬裤六条；英国薄纱女衬裤六条；印度白棉布裙子六条，须有花边和镶边；上等胜利女神牌麻纱女用长罩衫四件；胜利女神牌麻纱短罩衫四件；花条布女衬裤六条。至于床单、枕头套、包发帽、长袜、绒布裙、吊袜带、桌布、手绢等，必须备办齐全。上述各物均须亲自过目，点数，凡有短缺，立即追究。孩子衣服倒不必索取，因为有这样一句不祥的谶语：有了衣服就没了孩子，有了孩子就没了衣服。（六）连衣裙的式样很快就起变化，为此不必索取连衣裙，而要索取成匹的衣料。（七）不给银餐具就决不结婚。

婚后，对待妻子要严厉而公正，不许她得意忘形。每次发生纠纷，都要对她说：“你不要忘记，是我使你得到幸福的！”

[1] 俄语旧字母，现已废弃不用，读音与字母“e”相近，因而容易与它混淆。

[2] 即梅萨利纳·瓦莱里妮，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淫乱和阴险闻名。——俄文本编者注

[3] 法国作家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1880）中的女主人公，是妓女。——俄文本编者注

[4] 基督教传说中的一座通天高塔，即巴别塔，参见《旧约·创世记》。在此借喻极高。

[5] 指精神恋爱，不涉及肉欲。

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房门轻轻打开了，我的好朋友巴威尔·谢尔盖耶维奇·维赫列涅夫走进我的房间里来。他是个年轻人，可是相貌显老，带着病容。他背部伛偻，鼻子很长，身子消瘦，总的说来，模样颇为难看，然而另一方面他的相貌又那么忠厚，柔顺，丰满，弄得我每次见到他都生出奇怪的愿望，想伸出五个手指去抓住他，摸一摸他那柔软的心和面团般的灵魂。如同一切在书房里打发生活的人一样，他文静，胆怯，腼腆，不过这一次，除此以外，他还脸色苍白，不知什么缘故心情极其激动。

“您怎么了？”我端详着他苍白的脸和微微颤抖的嘴唇，问道，“您病了还是怎么的？或者又跟您妻子闹了别扭？您的脸色大变了！”

维赫列涅夫迟疑了一会儿，咳嗽几声，然后摇着手说：

“我又跟尼诺琪卡……出了麻烦事！好朋友，我那么难过，昨天晚上通宵没睡着，现在，您看得明白，我都半死不活了。……鬼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换了别人，任什么灾难也吓不倒，不管是受到欺侮也罢，死了亲人也罢，得了疾病也罢，很容易就能对付过去，可是对我来说，只要出一点点小事，我就泄了气，支持不住了！”

“可是出了什么事呢？”

“小事。……一出小小的家庭戏剧而已。要是您高兴的话，我就讲给您听。昨天傍晚我的尼诺琪卡哪儿也没去，留在家里，打算跟我一块儿消磨时光。我，当然，心里很高兴。她通常傍晚出门，到什么俱乐部去，我呢，只有傍晚才待在家里，所以您想象得出我……那个……多么高兴。不过您没结过婚，您想象不出一个人工作完毕，回到家里，看到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亲人，他会感到多么温暖和舒适。……啊！”

维赫列涅夫描绘完家庭生活的种种妙处，擦掉额头上的汗，继续说：

“尼诺琪卡打算跟我度过一个傍晚。……可是您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乏味沉闷的人，不会谈笑风生。跟我在一起怎么能快活呢？我老是专心搞我那些图样、滤纸、土壤。我既不会弹琴，也不会跳舞，更不会说风趣的话……我什么也不会，尼诺琪卡呢，您会同意，却年轻而善于交际。……青春有青春的权利……不是这样吗？好，我就着手给她看一些图片，看各式各样的小东西，这样那样的……讲了闲话。……当时我顺便想起我书桌里放着一些旧日的信件，其中有些写得很可笑！在大学时代我有过几个朋友，真会写信，那些滑头！谁读着那些信都会笑破肚子。我就从书桌里取出那些信来，拿给尼诺琪卡看。我给她读了一封又读一封，再读一封……可是，忽然刹车了！有一封信里，您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卡嘉[1]问候你。’这样的句子对嫉妒心重的妻子来说无异于一把尖刀！而我的尼诺琪卡就是一个穿裙子的奥赛罗。[2]于是各种问题纷纷落到我这个倒霉人的脑袋上：这个卡嘉是谁？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告诉她说，这个卡嘉类似初恋的对象……这无非是大学生时代青年人干的那种幼稚事，无关宏旨。我说，每个青年都有过自己的卡嘉，这是难免的。……我的尼诺琪卡却不听这一套！鬼才知道她想到哪儿去了，眼泪汪汪的。她哭完以后，就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嚷道，‘您卑鄙，恶劣！您把您的过去瞒住我！’她嚷道，‘可见您现在也有个什么卡嘉，只是瞒住不说！’我再三向她提出保证，可是毫无结果。……男人的逻辑永远也对付不了女人的逻辑。最后我请求她原谅我，对她跪下……爬到她跟前，可是她一点也不动心。她就这么发着歇斯底里，上床睡了：她睡在她的房间里，我睡在我书房里的长沙发上。……今天早晨她看也不看我，拉长了脸，对我称呼‘您’。她口口声声说要搬到她母亲那儿去住。她一定会搬去，我知道她的性格！”

“嗯，是啊，这是件不愉快的事。”

“这些女人我真不理解！嗯，姑且承认，尼诺琪卡年轻，看重道德，要求苛刻，像卡嘉这类平淡的事不能不惹得她难过，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可是莫非这种事是难于谅解的吗？就算我不对吧，可是我已经认过错，向她跪下了！我，不瞒您说，甚至……哭了！”

“是的，女人是个猜不透的谜。”

“我的好朋友，亲爱的，您对尼诺琪卡有很大的影响，她尊重您，把您看作权威。我央求您，您到她那儿去一趟，运用您所有的影响，跟她谈一谈，要她明白她不对。……我难过呀，我亲爱的！……要是这件事再延续一天，我就受不住了。您去一趟吧，好朋友！”

“可是这样妥当吗？”

“有什么不妥当的？您跟她几乎从小就是朋友，她相信您。……您去一趟，您给朋友帮帮忙！”

维赫列涅夫这种含泪的请求打动了我的心。我穿上外衣，坐上马车去找他的妻子。我见到尼诺琪卡的时候，她正在做她喜欢做的事：坐在长沙发上，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眯细她那对好看的眼睛望着空中，什么事也不干。……她看见我，就离开长沙发跳起来，跑到我跟前。……然后她回过头去看，赶快关上房门，像一片小羽毛那么轻地抱住我的脖子（请读者不要以为这儿有印错的字。……我同维赫列涅夫分担夫妇的义务已经有一年之久了）。

“你这个小坏包，又想出了什么花样？”我让尼诺琪卡在我身旁坐下，问她说。

“怎么回事？”

“你又闹得你那一位六神不安了！今天他到我家来，把卡嘉的事一五一十地对我讲了。”

“哦……这个！他居然去找你诉苦！……”

“你们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那不值得一提。……昨天傍晚我心里烦闷……我因为没处可去而生闷气，懊恼得拿他的卡嘉出气。我是因为烦闷才哭的，可是怎么能把哭的原因对他明说呢？”

“可是，我的宝贝儿，你这样做太残酷，太不人道了。他本来就神经质，你还大闹一场来折磨他。”

“没什么，我吃醋，他反而高兴。……再也没有比假吃醋更能蒙骗人了。……可是我们不谈这些吧。……我不喜欢你开口就谈我那个草包。……他本来就已经惹得我讨厌了。……我们最好还是喝茶吧。……”

“不过你还是不要再折磨他吧。……你知道，他的模样真可怜。……他那么真诚老实地描绘他的家庭幸福，那么相信你的爱情，简直叫人觉得可怕。……你好歹克制一下，对他亲热点，做做假。……只要你肯说句好话，就足以使他感到登上七重天了。”

尼诺琪卡噘起小嘴，皱紧眉头，然而没过多久，维赫列涅夫就走进来了，胆怯地瞅着我的脸，于是她总算快活地微笑着，用亲切的目光看他了。

“你来得真巧，正赶上喝茶！”她对他说，“你可真机灵，从来也不会来迟。……给你的茶里加鲜奶油呢，还是加柠檬？”

维赫列涅夫没料到见面后会这样，心里很感动。他动情地吻他妻子的手，拥抱我。可是这种拥抱显得那么荒唐可笑，那么不合适，惹得我和尼诺琪卡都涨红了脸。……

“和事佬有福啊！”幸福的丈夫快活地叫道，“为什么您能说服她呢？因为您是个社交界的人，素来在社交界周旋，懂得女人的心的种种奥妙！哈哈哈！我呢，是海豹，旱獭[3]！本来只用说一句话，我却说了十句。……本来该吻她的小手，或者干点什么别的，可是我却叫起苦来！哈哈哈！”

喝完茶后，维赫列涅夫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摸着我的纽扣，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激您才好，亲爱的朋友！请您相信，我本来那么难过，痛苦，现在却这么幸福，幸福得不得了！您已经不是头一次把我从可怕的局面里解救出来了。我的好朋友，请您不要拒绝我！我有个小物件……就是我亲手做的一个小火车头……这个东西在展览会上得到过奖章。……请您收下它，算是我感激的表示……友情的表示！……请您赏脸收下吧！”

当然，我百般推谢，可是维赫列涅夫执意不从，我不得不把他珍贵的礼品收下了。

若干天，若干星期，若干月，过去了……那件该诅咒的事迟早会在维赫列涅夫面前露出肮脏的真相。他无意中了解了实情，顿时脸色煞白，在长沙发上躺下，呆呆地瞧着天花板。……不过他一句话也没说。精神上的痛苦势必表现为某些动作，他开始在长沙发上痛苦地翻来覆去。他那懦弱的性格只限于做出这些动作罢了。

过了一星期，维赫列涅夫从那个使他震动的新事件中略微清醒过来后，来到我家里。我们两人都心慌意乱，谁也不看谁。……我开始驴唇不对马嘴地胡扯起来，谈到什么自由恋爱、夫妇的利己主义、听天由命等等。

“我不是来谈这些的……”他温和地打断我的话说，“这些我都知道得很清楚。在感情方面是谁都没有过错的。不过，使我感兴趣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纯粹实际的那一方面。好朋友，我完全不了解生活，事情一牵涉到社会上的礼数和规矩，我就完全没辙[4]了。您，我亲爱的，帮帮我的忙。您说说看，现在尼诺琪卡该怎么办才对！您认为她该继续住在我那儿呢，还是最好搬到您这儿来？”

我们没有商量多久，就做出这样的决定：尼诺琪卡仍然住在维赫列涅夫家里，我想要找她就可以去找她，可是维赫列涅夫搬到角落上的一个房间里去住，那儿原先是个储藏室。那个房间有点潮湿，阴暗，而且要穿过厨房才能走到那儿，不过另一方面，住那个房间倒可以闭门独居，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眼中钉了。

[1] 女人的名字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2] 意谓“嫉妒心重的女人”。奥赛罗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男主人公。

[3] 意谓“我却是笨蛋”。

[4] 原文为德语。

贵重的狗

杜包夫中尉是个年纪已经不轻、行伍出身的老军人，他同一个志愿入伍的军人[1]克纳普斯坐着喝酒。

“这是条出色的狗！”杜包夫指着自己的狗米尔卡叫克纳普斯看，说道，“这条狗了不起！您仔细看一下它的脸！光是这张脸就值多少钱！要是碰上爱狗的人，单为这张脸就肯出二百卢布！您不相信？要是这样，那您就什么也不懂。……”

“我懂，不过……”

“要知道这是条猎狗，纯种的英国猎狗！它趴下去准备捉动物的那种姿势简直使人惊叹不已，还有它那敏感……它那嗅觉！上帝啊，什么样的嗅觉！您知道米尔卡小时候我花多少钱把它买来的？一百个卢布哪！这条狗好极了！小坏包，米尔卡！傻瓜，米尔卡！你过来，你过来……小狗，我的狗崽子。……”

杜包夫把米尔卡拉到跟前来，在它头顶上两个耳朵中间吻一下。他的眼睛里涌上了泪水。

“我可不肯把你送给外人……我的美人儿……小强盗。你一定喜欢我吧，米尔卡？喜欢吧？……哎，滚开！”中尉忽然叫道，“肮脏的爪子干脆扑到我的军服上来了！是啊，克纳普斯，我为买小狗花掉一百五十卢布！可见这条狗非同小可！可就是有一件事可惜：我没工夫打猎！这条狗没事可做，白糟蹋了，它的才能埋没了。……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要卖它。您买下吧，克纳普斯！您会感激一辈子的！好，要是您的钱不多，也罢，我为您让掉一半价钱就是。……您花五十买去吧！您敲我的竹杠吧！”

“不，好朋友……”克纳普斯叹口气，说，“如果您的米尔卡是公狗，我也许就买了，可是现在……”

“米尔卡不是公狗？”中尉惊讶地说，“克纳普斯，您怎么了？米尔卡不是……公的？！哈哈！那么依您看来，它是什么狗？母狗？哈哈。……好一个娃娃！他连公狗和母狗都分不清！”

“您对我说这样的话，倒像我是瞎子或者小孩似的……”克纳普斯不高兴地说，“当然是母狗！”

“也许您还要说我是女人吧！唉，克纳普斯，克纳普斯啊！您还是在技术学校毕业的呢！不对，我的老兄，这是真正的纯种公狗！而且它比哪条公狗都高明得多，可是您居然说……它不是公狗！哈哈。……”

“对不起，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您……干脆把我当作傻瓜了。……这简直惹人不痛快。……”

“得了，不买就算了，见鬼去吧。……您不用买了。……跟您讲不通！您过一会儿还会说这不是它的尾巴，而是它的腿呢。……不买就算了。我本来是要叫您占点便宜。瓦赫拉美耶夫，拿白兰地来！”

勤务兵又给他送来白兰地。两个朋友各自斟好一大杯，沉思不语。在沉默中过了半个钟头。

“就算它是母狗，又有什么关系……”中尉打破沉默说，阴郁地瞧着酒瓶，“这可真怪！这对您更好。它会给您生下些小狗，每生一条小狗，您就可以卖二十五卢布。……人人都乐于买您的小狗。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么喜欢公狗！母狗要好一千倍。母的比较体贴人，比较亲热。……好吧，既然您那么怕母的，也罢，您就花二十五卢布买去吧。”

“不，好朋友。……我一个小钱也不会给。第一，我不需要狗；第二，我没有钱。”

“那您就该早说才对。米尔卡，滚开！”

勤务兵把煎鸡蛋端来了。两个朋友吃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把煎锅里的蛋吃光了。

“您是个好人，克纳普斯，是个老实人……”中尉说，擦了擦嘴唇，“我不忍心叫您空着手回去。……您猜怎么着？您把这条狗带走，不用出钱了！”

“可是我把它带到哪儿去呢，好朋友？”克纳普斯说，叹一口气，“我那儿有谁来照料它呢？”

“得了，那就算了，算了……见您的鬼！您不愿意，那就算了。……可是您到哪儿去？坐下呀！”

克纳普斯伸个懒腰，站起来，拿起帽子。

“是时候了，再见吧……”他说，打了个哈欠。

“那么您等一下，我送您走。”

杜包夫和克纳普斯穿上外衣，走出去，到了街上。最初的一百步是在沉默中走完的。

“您知道该把这条狗送给谁才好？”中尉开口说，“您可有这样的熟人？这条狗，您看得明白，挺好，是纯种的，可是……我实在不需要它！”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在这儿有什么熟人呢？”

两个朋友一直走到克纳普斯的住处，再也没说一句话。临到克纳普斯握一握中尉的手，推开他住宅的旁门，杜包夫这才咳嗽一声，有点迟疑不决地说：

“您可知道本地那些以剥畜皮为业的人还收不收狗？”

“大概总收吧。……不过究竟怎样，我也说不准。”

“那我明天就打发瓦赫拉美耶夫把它送去。……见它的鬼，让人家把它的皮剥掉算了。……这条可恶的狗！讨厌极了！它不但弄得房间里不干净，而且昨天还在厨房里把肉全吃光了，这下流货。……它要是一条良种狗倒也罢了，偏偏鬼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简直是劣狗和猪的杂种。那么，晚安！”

“再见！”克纳普斯说。

旁门砰的一声关上，门外就剩下中尉一个人了。

[1] 指旧俄时代受过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享受优惠条件服役的志愿入伍者。

作家

在商人叶尔沙科夫开设的茶叶店旁边一个房间里，叶尔沙科夫本人挨着一张高办公桌坐着。他是个年轻人，装束入时，脸色却憔悴，看来以前他生活放荡不羁。根据他那笔粗放的花字、他的卡普尔发型[1]和清香的雪茄烟味来判断，他对欧洲文明并不陌生。不过目前他的文化气息更加浓了，因为有个学徒从商店走来，报告说：

“作家来了！”

“啊！……叫他到这儿来。不过你要对他说，叫他把脚上的套靴脱下来，放在那边商店里。”

过了一分钟，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轻轻地走进小房间来，这人头顶光秃，穿着褪色的旧大衣，脸色冻得通红，带着软弱和迟疑的神情，凡是酒量不大却经常喝酒的人照例总是带着这种神情的。

“哦，你好……”叶尔沙科夫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来客，说道。“有什么好消息吗，海才先生？”

叶尔沙科夫经常把“天才”和“海涅”这两个词[2]混在一起，合成一个词“海才”，他素来这样称呼那个老人。

“喏，先生，我把您约我写的那篇东西带来了，”海才回答说，“已经写好了，先生。……”

“这么快？”

“三天时间，扎哈尔·谢敏内奇，慢说是一篇广告，就是一篇爱情故事也写得出来。写篇广告，有个把钟头也就够了。”

“只要个把钟头？可是你讲价钱的时候，总好像在接受一件要干一年的工作似的。好吧，您拿给我看看：您写了些什么？”

海才从口袋里取出几张揉皱的纸片，上面写满铅笔字。他往办公桌走去。

“我刚写了个草稿，拟了个大纲……”他说，“我给您念一遍，先生。请您推敲一下，万一发现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就指出来。出错是难免的，扎哈尔·谢敏内奇。……您相信不？我一口气给三家商店写了广告。……这是连莎士比亚也要头昏脑涨的。”

海才戴上眼镜，扬起眉毛，用悲怆的声调念起来，仿佛在朗诵似的：

“‘一八八五年到八六年茶叶上市季节。扎·谢·叶尔沙科夫商号创立于一八○四年。本商号采办中国茶叶，行销俄国欧亚各大城市，并远销国外。’所有这些序言，您明白，是放在装潢画里，嵌在各城的市徽之间的。我给一个商人写过广告，他就把各城的市徽拿来放在广告里。您也不妨这样做，我给您想出这样一个装潢画：一头狮子，嘴里衔着个竖琴。现在再念下文：‘兹谨向顾主诸君略赘数语。诸位先生！虽则近来政治大事层出不穷，虽则我国社会各阶层中冷酷淡漠心理日益滋长，虽则不久之前我国优秀报刊纷纷指出伏尔加河业已淤浅，唯以上各事对本店无损分毫。本商号成立多年，素蒙各界爱护，因而根基稳固，从未改变既定方针，既与茶园主人保持良好关系，又对订货一概认真办理。我店宗旨众所周知，一言以蔽之，曰态度认真，价廉物美，办货迅速也！！’”

“好！好得很！”叶尔沙科夫插嘴说，在椅子上不住地扭动，“我简直没料到您会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妙极了！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亲爱的朋友……有些地方要想法写得含糊点，要摆点迷魂阵，你知道，要玩点花招哩。……我们在这儿声明说，本商号刚刚收到一八八五年春季采摘的第一批新茶叶。……是这样吧？不过除此以外还要指出，这些刚收到的茶叶已经在我们仓库里存放了三年，可是又要写得好像这批茶叶是我们上星期刚从中国收到的。”

“我明白，先生。……看广告的人是不会注意到这种矛盾的。我们在广告的开头写着茶叶是刚刚收到的，可是在结尾的地方我们这样说：‘我店茶叶有大批存货，关税早已交清，因此可按去年价目表出售而不致使本店亏蚀血本。……’如此等等。好，第二页上印个价目表。那儿又是市徽和装潢画。……下边印上大字：‘兹将福建茶叶、恰克图茶叶、白毫茶叶价目开列如下，上述茶叶质量上等，气味芬芳，均为今年春季初次采摘，由新建茶园寄来。’……下面：‘谨请真正嗜茶人士注意绿茶，其中以中国象征牌或同业嫉羡牌最受欢迎，售价三卢布五十戈比。至于玫瑰花茶，本店特别推荐皇帝玫瑰牌，售价两卢布，以及中国女人媚眼牌，售价一卢布八十戈比。’在售价后面要用小号字印出包装费和邮费。这儿还要讲到折扣和赠品：‘查大多数同业意欲招徕顾客，遂以赠品为诱饵。本店对此可恶办法深为反对，决不以赠品奉送顾客，凡同业用以欺骗顾客之诱饵本店一概免费发给。凡在我店购货满五十卢布者，可在下列五种货物中任选一种，由本店发给：大不列颠金属茶壶一把、名片一百张、莫斯科市街道图一张、形似中国裸体女人的茶叶筒一个，或伊格利维·韦塞尔恰克[3]所著小说《新郎大吃一惊，或新娘扣在洗衣盆底下》[4]一册。’”

海才念完广告，作了一些修改后，很快把它誊清，交给叶尔沙科夫。这以后就出现了沉默。……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像是做了件坏事似的。

“请问，我的工作报酬是现在就领，还是以后再领？”海才迟疑地问。

“随您的便。现在也成……”叶尔沙科夫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你到商店去，随意挑选五个半卢布的货物吧。”

“我想要现钱，扎哈尔·谢敏内奇。”

“我这儿是不兴给现钱的。对所有的人，我都是给茶叶和糖：对您是这样，对我主办的教堂唱诗班的歌手是这样，对扫院子的仆人也是这样。省得拿了钱去灌酒。”

“难道，扎哈尔·谢敏内奇，我的工作可以和扫院子的仆人以及歌手相比吗？我这是脑力劳动。”

“什么劳动！坐下来，写一下就完事了。写出来的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毫不费力的玩意儿！连一个卢布也不值。”

“嗯。……您对写东西竟然抱着这样的看法，”海才怄气地说，“不能吃，不能喝。您不明白，我写这篇广告的时候，心里有多么难过。我一面写，一面觉得我在欺骗整个俄国。您给现钱吧，扎哈尔·谢敏内奇！”

“你惹得我厌烦了，老兄。这样纠缠下去不行。”

“哦，好吧。那我就要砂糖。不过您那些伙计就会从我的每俄磅糖上收回八戈比去。这样一搞，我就会损失四十戈比，哎，那又有什么办法！祝您健康！”

海才转身要走出去，可是在门口站住，叹口气，阴郁地说：

“我欺骗了俄国！欺骗了整个俄国！我为混饭吃而在欺骗我的祖国啊！哎！”

他走出去了。叶尔沙科夫点上一支哈瓦那雪茄烟。在他的房间里，文化人的气息就更加重了。

[1] 当时一种时髦的发型，由于法国男高音歌唱家约瑟夫·卡普尔（1839—1924）爱梳这种发型而得名。——俄文本编者注

[2] 在俄语里这两个词读音相近。

[3] 这个姓名可意译为“调皮的快活人”。

[4] 暗指1883年起为《闹钟》、《每日新闻》和《娱乐》杂志撰稿的Л.A.费伊金的文学作品。费伊金的笔名是“调皮的诗人”，他的诗歌和散文大多以猎艳事件、夫妇之间的不忠为题材。——俄文本编者注

钢琴乐师

夜间一点多钟。我在我的公寓房间里坐着，写一篇别人约我写的诗体小品文。忽然房门打开，我的同屋人，某音乐学院往日的学生彼得·鲁勃列夫，完全出人意外地走进房来。他头戴高礼帽，身上穿一件纽扣解开的皮大衣，起初使我觉得他很像烈彼契洛夫[1]；可是后来，临到我打量他那苍白的脸和异常尖利、仿佛发炎的眼睛，那种同烈彼契洛夫相似之处就消失了。

“为什么你这么早就回来了？”我问，“现在才两点钟！莫非婚礼已经结束了？”

我的同屋人没有答话。他沉默地走到隔板后面，很快地脱掉衣服，气喘吁吁地在床上躺下。

“睡呀，畜生！”过了十分钟我听见他的低语声，“既是躺下了，那就睡呀！要是你不想睡觉，那你就……见鬼去吧！”

“睡不着吗，彼嘉[2]？”我问。

“是啊，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怎的总也睡不着。……我老想笑。……这种要笑的心思闹得人睡不着觉！哈哈！”

“可是你有什么事想笑呢？”

“出了件可笑的事。也是活该倒霉，出了这么件该死的事！”

鲁勃列夫从隔板后面走出来，笑呵呵地在我身旁坐下。

“真可笑，而且又……叫人羞愧……”他说，揪乱自己的头发，“老兄，我有生以来还没经历过这样的怪事呢。……哈哈。……闹了个笑话：头等的笑话！上流社会的笑话！”

鲁勃列夫用拳头捶着膝盖，跳起来，开始光着脚在冰凉的地板上走来走去。

“我挨了个脖儿拐，让人家轰出来了！”他说，“所以我才早回来。”

“得了吧，你胡说些什么呀？”

“这是真的。……我挨了个脖儿拐，让人家轰出来了，确实如此！”

我瞧着鲁勃列夫。……他面容消瘦而憔悴，不过他整个外貌仍然端端正正，显出上流社会的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因此那句粗话“我挨了个脖儿拐”，同他有教养的仪表完全不相称。

“头等的笑话。……刚才我走回家来，一路上哈哈大笑。哎，你别再写你的无聊文章！我把这件事讲出来，把心里的话都抖出来，也许就不会再这么……想笑了！……你别写了！这件事挺有趣。……好，你听着。……在阿尔巴特街上，住着一个姓普利斯维斯托夫的退役中校，娶了冯·克拉赫伯爵的私生女。……于是他也就成了贵族。……现在他把女儿嫁给商人叶斯基莫索夫的儿子。……这个叶斯基莫索夫是个暴发户[3]，是个低级趣味的人[4]，是个戴帽子的猪和无教养的人[5]。可是爸爸和女儿要吃[6]，要喝[7]，所以也就没有工夫来考虑低级趣味的人了。今天我八点多钟动身到普利斯维斯托夫家里去弹钢琴。街上泥泞不堪，天上下着雨，大雾迷蒙。……我的心绪照例很恶劣。……”

“你讲得短点，”我对鲁勃列夫说，“取消那些心理描写吧。……”

“行。……我来到普利斯维斯托夫家里。……行完婚礼以后，新婚夫妇和客人们吃水果。我等着人们跳舞，就走到我的岗位上，在钢琴旁边坐下来。

“‘啊啊……您来了！’主人见到我，说道，‘那么，伙计，您务必要当心：好好弹琴，主要的是不要喝醉。……’

“我，老兄，听惯了这种招呼，已经不怄气了。……哈哈。……俗语说得好：你既然叫蘑菇，就得让人采。……不是这样吗？我算个什么人呢？弹钢琴的，奴仆……一个会弹钢琴的听差罢了！……在商人们家里，人家往往用‘你’称呼我，赏给我茶钱，我也一点都不生气！喏，我反正闲着没有事做，就在跳舞还没开始前，略微弹几下琴，你知道，也好让手指头灵活点。我弹着琴，过了一会儿，老兄，却听见身后有人合着琴声哼一支歌。我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位小姐！她，那个小坏包，在我身后站着，深情地瞧着琴键。我就说：‘小姐[8]，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人听我弹琴！’她叹口气说：‘好曲子啊！’我说：‘对，这个曲子挺好。……那么莫非您喜欢音乐？’我们就攀谈起来。……小姐谈锋很健。我并没有引她说话，可她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说：‘多么可惜：如今的青年人对严肃的音乐不感兴趣。’我这个傻瓜，蠢材，瞧见人家看重我就心里高兴……我还有这种卑劣的虚荣心！……你知道，我就装模作样，对她解释说，青年人之所以淡漠，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对美的需求。……我谈起哲理来了！”

“到底闹了什么笑话呢？”我问鲁勃列夫，“你爱上她了还是怎么的？”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恋爱至多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笑话，可是这儿，老兄，发生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上流社会的笑话……对了！我正跟那位小姐谈话，不料注意到一种不妙的情形：有些人坐在我背后，交头接耳地说话。……我听见有人说出‘弹钢琴的’几个字，听见嘻嘻的笑声。……可见他们在议论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莫非我的领结松了？我摸摸领结——没出什么毛病啊。……当然，我就不再理会，继续谈话。……那位小姐激昂起来，不住地争论，满脸通红。……她讲得滔滔不绝！她对作曲家大加批评，听得你毛骨悚然！照她看来，《恶魔》里的管弦乐曲挺好，然而缺乏旋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9]是个鼓手，瓦尔拉莫夫[10]创造不出任何完整的东西，等等。如今的男孩和女孩刚刚学弹琴，每学一课付给别人二十五戈比，却已经觉得不妨写音乐评论了。……这位小姐也是如此。……我听着，没有同她争论。……我喜欢年轻幼稚的人发表议论，开动脑筋。……可是我身后仍然有人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是啊。忽然间，一个像雌孔雀似的胖女人大摇大摆，走到那位小姐跟前，大约是她的妈妈或者舅母什么的，神态庄重，脸色通红，身体很粗，要五个人才抱得过来。……她没有看我，凑着小姐的耳朵小声说了句话。……喂，你听着。……那位小姐顿时涨红了脸，捧住面颊，像是让蛇咬了一口似的，一下子从钢琴旁边跑掉了。……出了什么问题呢？聪明的俄狄浦斯[11]啊，你来解答吧！哦，我想，一定是我的礼服背部裂开了缝，要不然就是那位姑娘的打扮有什么问题。否则这种怪事就难于理解。为小心起见，十分钟后，我到门厅去照镜子……我看了看领结、礼服、裤子前面的扣子……样样都挺好，什么毛病也没有！也是我走运，老兄，门厅里站着一个小老太婆，手里拿着个包袱。经她一讲，我才全明白了。……要不是她，我至今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她对听差讲道：‘我们小姐的老脾气总是改不了，她看见钢琴旁边有个年轻人，就跟他胡扯起来，好像跟真正的上流人讲话似的。……她又是惊叫，又是哄笑，不料那个年轻人不是客人，却是个弹钢琴的……卖艺的罢了。……她竟然跟这样的人谈起天来！幸亏玛尔法·斯捷潘诺芙娜悄悄对她说了，要不然她说不定会挽着他的胳膊去散步呢。……现在她害臊了，可是已经太迟：她讲的话收不回来了。’……啊？你觉得如何？”

“不但那个丫头愚蠢，”我对鲁勃列夫说，“那个老太婆也愚蠢。这种事不值得去理睬。……”

“我也没理睬。……只是心里想发笑罢了。……这种怪事我已经习以为常。……以前我确实感到难过，可是现在满不在乎了！那个丫头愚蠢，年轻……我倒可怜她！我坐下来，开始弹舞曲。……那儿是根本不需要严肃的音乐的。……我一个劲儿地弹圆舞曲、卡德里尔长舞曲、热闹的进行曲。……如果你那热爱音乐的灵魂觉得恶心，那就去喝上一杯酒，不由自主地弹奏《薄伽丘》[12]，心里乐一下。”

“可是到底闹出什么笑话了？”

“我按我的琴键……不再去想那个丫头。……我笑笑就算了，可是我感到总有个什么东西在挖我的心！仿佛我心里有只耗子在啃不花钱的面包干。……我心里忧郁，难受，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劝自己，骂自己，笑……合着琴音哼歌，可是我的心热辣辣地刺痛，不知怎的痛得特别厉害。……我的胸膛里不住地翻腾，不知有个什么东西在挖，在啃，忽然堵在嗓子眼里……仿佛那儿哽着一团软东西似的。……我咬紧牙关要熬过去，果然好受了点，可是后来又从头开始。……真是麻烦！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的头脑里生出种种再糟不过的念头。……我不由得想起我成了个多么没出息的人。……当初我走两千俄里，来到莫斯科，想当作曲家和钢琴家，结果却做了个乐师。……实际上，这是很自然的……甚至可笑，然而我却想呕吐。……我还不由得想起你。……我想：我的同屋人目前坐在那儿写东西。……他，那个可怜虫，在写昏睡的议员、面包里的蟑螂、秋季的恶劣天气……其实他在写些别人早已写过而且写过不止一次的滥调。……我想着，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你真可怜……我不由得流出泪来了！……你是个好人，有灵魂，可是，你知道，你缺乏那种烈火，那种激愤，那种力量……缺乏那种狂热。为什么你没有做药剂师，没有做鞋匠，却做了作家，只有基督才知道！我不由得想起所有我那些失意的朋友，所有那些歌手、画家、业余爱好者。……这些人以前都有过雄心大志，忙这忙那，好高骛远，可是现在……鬼才知道成了什么人！为什么这样的思想会钻进我头脑里来，我不明白！我刚从我头脑里把自己赶出去，朋友们便钻进来，等到我把朋友们赶走，那个丫头又钻进来。……我笑那个丫头，把她看得一钱不值，可是她不容我消停。……我暗想：俄国人是怎么搞的！当你自由自在，上学念书，或者没有职业而闲逛的时候，你倒可以跟他一块儿喝酒，可以拍拍他的肚子，可以向他的女儿献殷勤，可是一旦你多多少少处在从属的地位，你却只能成为守住自己炉台的蟋蟀了。……你知道，我好歹总算把这类想法压下去，可是我嗓子眼里仍然堵得慌。……不知什么东西卡在嗓子里，把它夹紧，而且……掐住它。……最后我觉得眼睛润湿，我的《薄伽丘》中断，于是……全完了。高贵的大厅里响彻了另一种声音。……我发了歇斯底里。……”

“你胡说！”

“这是真的……”鲁勃列夫说，涨红了脸，极力想笑，“这个笑话如何？随后我感到有人把我拉到门厅……给我穿上皮大衣。……我听见主人发话说：‘是谁把这个弹钢琴的灌醉的？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给他酒喝？’最后……我就挨了个脖儿拐。……这件怪事如何？哈哈。……那时候我顾不上笑，现在却很想笑……想得很！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量有火警瞭望台那么高，不料忽然发了歇斯底里！哈哈哈！”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我瞧着鲁勃列夫笑得发抖的肩膀和脑袋，问道，“彼嘉，你看在上帝面上别笑了……这有什么可笑的呢？彼嘉！好朋友！”

可是彼嘉哈哈大笑，我凭他的笑声很容易听出歇斯底里发作了。我开始为他忙碌，而且骂莫斯科的公寓没有夜间供应开水的习惯。

[1] 俄国剧作家格利鲍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2] 彼得的爱称。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8] 原文为法语。

[9]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俄国作曲家。

[10] 瓦尔拉莫夫（1801—1848），俄国作曲家。

[11] 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解答了怪物斯芬克司所提出的无人能够解答的谜。——俄文本编者注

[12] 德国作曲家祖佩（1819—1895）所编的小歌剧。

过火

土地测量师格列勃·加甫利洛维奇·斯米尔诺夫坐着火车到达格尼卢希吉火车站。当地有个庄园约他来测定地界，可是他还要坐三四十俄里的马车才能到达庄园（如果车夫不是醉汉，马也不是劣马，那么无须走满三十俄里就可以到达，可是如果车夫喝了酒，马又疲乏，那就足足有五十俄里远的路程了）。

“劳驾，请您告诉我，在这个地方，我该到哪儿去找驿车？”土地测量师对火车站上的宪兵说。

“什么？驿车？这儿方圆一百俄里，连一条像样的狗都找不到，更不要说驿车了。……不过您要到哪儿去？”

“杰夫基诺村，霍霍托夫将军的庄园。”

“哦，”宪兵打个哈欠说，“您到车站外面去，有时候车站广场上有些庄稼汉赶着车子送客人。”

土地测量师叹口气，慢腾腾地走出车站。在那边，经过长久的寻找、谈话、迟疑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十分强壮的庄稼汉，神态阴沉，脸上有麻子，身穿破的粗呢外衣，脚上是一双树皮鞋。

“鬼才知道你这辆大车是什么玩意儿！”土地测量师爬上大车，皱起眉头说，“谁也分不清哪边是大车的前身，哪边是后身。……”

“这有什么分不清的？马尾巴在哪儿，哪儿就是前身，您老人家坐在哪儿，哪儿就是后身。……”

那匹劣马还年轻，可是精瘦，四条腿劈开，耳朵上有几处被咬过的伤痕。赶车的欠起身子，用一根由绳子做的鞭子抽它一下，可是它光摇摇头就完了，临到他开口骂街，再抽一鞭子，那辆大车才嘎吱地尖叫一声，哆嗦起来，仿佛得了热病似的。他抽了第三下，大车摇晃了，不过直到抽过第四下，大车才往前移动。

“我们就照这样走一路吗？”土地测量师问道，感到大车颠得厉害，暗暗惊讶俄国的马车夫竟有本领把缓慢得像乌龟爬的步子同把灵魂震得翻来覆去的颠簸结合在一起。

“我们会走到的！”车夫安慰他说，“这匹小母马年轻腿快。……只要让它撒腿跑起来，你就休想止住它。……驾，该死的！”

这辆大车离开车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在土地测量师的右边，伸展着一片冻结的黑色平原，无边无际。……顺着它往前走，就一定会走到天涯海角。这片平原到地平线那边就不见了，同天空连成一片，寒冷的秋霞正在天边暗淡下去。……道路左边，有一些土丘样的东西在黑暗中耸起，也许是去年的干草垛，也许是村子。至于前边有些什么东西，土地测量师一概看不见，因为视线完全被车夫那宽阔笨拙的后背遮住，望不见前方了。四下里静悄悄的，然而天气寒冷刺骨。

“嘿，这儿好荒凉！”土地测量师暗想，极力用大衣领子盖住耳朵，“一根棍子也没有，一个院子也没有。万一有人来拦路打劫，你就是放炮也不会有人知道。……再者这个车夫也靠不住。……瞧他后背有多么宽！像这样的大自然之子，只要用手指头碰你一下，包管你没命！而且他生得一副凶相，令人起疑。”

“喂，老兄，”土地测量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克里木。”

“那么，克里木，你们这一带怎么样？危险吗？有人抢劫行人吗？”

“这儿还算太平，上帝怜恤我们。……哪里会有人来抢劫呢？”

“没有人抢劫，这才好。……不过，我为了防备起见，还是随身带着三支手枪，”土地测量师撒谎说，“跟手枪这东西，你知道，是开不得玩笑的。就是来十个强盗，我也能应付。……”

天黑了。大车忽然吱吱嘎嘎响起来，尖声叫着，摇摇晃晃，仿佛不乐意似的，往左边拐了个弯。

“他这是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土地测量师暗想，“他本来照直往前走，现在忽然往左拐弯。说不定他，这个坏蛋，要把我带到贼窝里去，而且……而且……这种事也确实有过！”

“喂，”他对车夫说，“那么你是说这儿不危险？这倒可惜了。……我喜欢跟强盗斗一下。……从外表看，我很瘦，有病容，其实我的力气大得跟牛似的。……有一回三个强盗扑到我身上来。……你猜怎么着？我把一个强盗狠狠地揍一顿，结果……结果，你明白，他把灵魂交给上帝了。另外两个也经我送交法院，打发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了。我的力气是从哪儿来的，我也说不清。……我一只手抓住一个像你这样体格魁梧的汉子，一下子……一下子就能叫他一个跟头摔在地下。”

克里木回过头来看一眼土地测量师，皱起整个脸，扬起鞭子抽马。

“是啊，老兄……”土地测量师接着说，“求上帝保佑，可别叫那些强盗落在我手里。强盗不但会弄得缺胳膊断腿，还得去吃官司。……所有的法官，所有的警察局长，我都认识。我是官府的人，大人物。……我出外赶路，长官们都知道……他们加意保护我，免得有人对我干出歹事来。一路上，那些灌木丛后面，处处都埋伏着县里的警察和乡村警察。……慢……慢……慢着！你要把我拉到哪儿去？”

“难道您没看见？到树林里去！”

“确实，这是树林……”土地测量师暗想，“我却害怕了！可是我千万不要露出慌了神的样子。……他已经发觉我胆怯了。为什么他不断地回过头来看我？他一定是在打什么主意。……先前这辆车走得慢腾腾，一步一步地磨蹭，可现在却跑得那么快！”

“听我说，克里木，为什么你把马赶得这么快？”

“我又没赶它。是它自己撒腿跑起来了。……它一跑起来，那就什么法子都止不住它。……它长着这样的腿，它自己也不高兴哟。”

“胡说，伙计！我看得出你是胡说！不过我劝你不要把车子赶得这么快。你把马稍稍勒住。……听见没有？勒住！”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因为我有四个同伴要从火车站来找我。得让他们追上我才成。……他们约定了在这个树林里追上我。……跟他们一块儿赶路快活些。……那些人又强壮又结实。……每人都有一支枪。……为什么你老是回过头来看我，像坐在针尖上似的动个不停？啊？我，伙计，那个……伙计……你用不着回过头来看我……我身上没什么有趣的东西。……也许只有手枪还算有趣。……行啊，要是你乐意，我就拿出来给你看。……行啊。……”

土地测量师做出在口袋里摸枪的样子，不料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他由于胆怯而万万没料到的事情。克里木忽然从大车上摔下去，连滚带爬地跑进丛林里去了。

“救命啊！”他高声喊道，“救命啊！你这该死的，你把马和大车统统抢走吧，只是你别送掉我的命！救命啊！”

随后响起了急促的和远去的脚步声，枯枝的断裂声，然后一切归于沉寂了。……土地测量师没料到车夫会发出这样的责难。他头一件事就是把马勒住，然后在大车上坐得舒服点，开始思索。

“他逃跑……害怕了，这个傻瓜。……得，现在可怎么办？我一个人继续赶路可不行，因为我认不得路，而且人家会以为我把他的马偷走了。……怎么办呢？”

“克里木！克里木！”

“克里木！……”回声接应道。

土地测量师想到他只得通宵守在树林里挨冻，光听着狼嗥声和瘦马的喷鼻声，他脊梁上就起了鸡皮疙瘩，仿佛有一把冰凉的锉刀在锉他似的。

“克里木！”他叫道，“好朋友！你在哪儿啊，克里木？”

土地测量师叫了两个钟头光景，一直喊到声嘶力竭，死了心，准备在树林里过夜，微弱的清风才把一个什么人的呻吟声送到他耳边来。

“克里木！是你吗，好朋友？我们赶着车子走吧！”

“你……你会把我弄死的！”

“可我是闹着玩的，好朋友！我要是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真是闹着玩的！我哪有手枪啊！这是我吓得胡说的！劳驾，我们赶路吧！我要冻死了！”

克里木大概考虑到真正的强盗早就会连车带马赶走，跑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他从树林里走出来，迟疑不定地走到他的乘客身边来。

“哎，傻瓜，你怕什么呀？我……我是闹着玩的，你却吓坏了。……你上车吧！”

“求上帝跟你同在，老爷，”克里木嘟哝着，爬上大车，“要是我早知道会这样，那就是给我一百卢布，我也不会赶这趟车。我差点活活吓死。……”

克里木扬起鞭子抽小马。大车开始颤抖。克里木又抽了一鞭子，大车摇晃一下。等到抽完第四下以后，大车才开始移动。土地测量师竖起衣领，遮住耳朵，沉思不语。在他看来，道路和克里木不再显得危险了。

失业

法学副博士彼烈彼尔金在公寓房间里坐着写信：

“亲爱的舅舅伊凡·尼古拉耶维奇！……你和你那些推荐信，以及你那些讲求实际的忠告，统统见鬼去吧！即使失业家居，对渺茫的未来抱着希望，也比让你那些信和忠告把我推到冰凉发臭的污泥里去打滚要好一千倍，高尚一千倍，人道一千倍。我恶心得难以忍受，好像吃鱼中了毒似的。这种恶心糟糕透顶，来自头脑，因此不管喝酒也罢，睡觉也罢，进行拯救灵魂的思考也罢，都不能使人摆脱它。你要知道，舅舅，虽然你是个老人，然而你却像一头畜生，可恶极了。为什么你不事先警告我，说我一定会经历到这种卑鄙龌龊的事！丢脸啊！

“我把我辛酸的遭际按照顺序原原本本地给你描绘一番。你读一读，引罪自责吧。首先，我带着你的推荐信动身去找巴勃科夫。我在某铁路公司管理局里见到他。他是个身材很矮、头顶光秃的小老头，脸色黄里透灰，没留唇髭，嘴巴歪着。他的上嘴唇往右撇，下嘴唇往左撇。他独自在一张桌子旁边坐着看报。

“在他周围，如同在帕耳那索斯山[1]的阿波罗[2]周围一样，有许多女人，她们坐在商界常用的高凳上，面前摊开很厚的账簿。这些女人装束华丽，衣服都有腰衬[3]，手里拿着扇子，腕子上戴着大手镯。至于她们怎样把外表的奢华和菲薄的女职员薪金协调起来，那就很难理解了。要么她们本来就生活优裕，闲着没事干，靠爸爸和舅舅的情面到这儿来工作，要么会计工作在这儿仅仅是补语[4]，而主语和谓语[5]则心照不宣。后来我才知道她们一点工作也不做，她们的工作都落在各式各样编外人员肩上，而那些不公开的男人每月只挣十到十五卢布。我把你的信交给巴勃科夫。他没有请我坐下，却慢腾腾地戴上他的老式夹鼻眼镜，越发慢腾腾地拆开信封，开始看信。

“‘您的舅舅要求我给您找个差事，’他说，搔了搔秃顶，‘我们这儿没有空缺，而且一时也未必会有，然而不管怎样，我要为您舅舅出力……我要报告我们公司的经理。说不定我们会找到个什么差事的。’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正准备连声道谢，不料，忽然间，我的舅舅，我却听见了这样的话：

“‘可是，年轻人，如果这个职位是为您舅舅本人谋的，那我就不会收他的什么财物。不过，既然这个职位是为您谋的，那么……那个……我相信您会……好好……酬谢我的。……您明白吗？……’

“你预先警告过我，说人家不会白白给我职位，说我得出钱才成，可是你一个字也没对我说过这种肮脏的买卖竟会这么堂皇、公开、毫无顾忌地进行……而且是当着女人的面！啊，舅舅，舅舅！巴勃科夫最后那几句话把我吓得目瞪口呆，差点把我恶心死。我感到羞耻，倒好像我自己收了贿赂似的。我涨红脸，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废话，在二十只嘲笑的女人眼睛护送下，往门口退去。在门厅里，有个面容阴沉消瘦的人追上我，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没有巴勃科夫帮忙，也照样可以找到工作。

“‘您给我五卢布，我就带您去见扎哈尔·美多维奇。他老人家虽然已经不在机关里工作，可是能谋到差事。而且他老人家办这种事收费不多：只要头一年的一半薪金就够了。’

“我本来要吐口唾沫，嘲笑一番，可是我却说出道谢的话，神态发窘，而且像遭到火烫似的，跑下楼梯去了。我从巴勃科夫那儿出来，到希玛科维奇家里。他是个肌肉松软的大胖子，脸色通红，神情和善，生着油亮的小眼睛。他这对小眼睛油亮得迷迷糊糊，使你感到他的眼睛上像是涂了一层蓖麻子油。他听说我是你的外甥，高兴得不得了，甚至快活得像马那样长嘶起来。他放下工作，动手给我倒茶。这个人可真好！他老是瞅着我的脸，寻找我同你的相似之处。他在回忆中谈起你，就落下泪来。我对他提起我拜访的目的，他却拍拍我的肩膀说：

“‘现在不忙谈那些使人厌烦的正事。……正事又不是熊，不会逃进树林里去的。您在哪儿吃中饭？如果您觉得在哪儿吃饭都无所谓，那我们就到巴尔金[6]去吧！我们在那儿也可以谈话。’

“现在随信附上巴尔金的账单一张，你看得明白，共有七十六卢布之多，都是你那个朋友希玛科维奇吃掉和喝掉的，原来他是个大美食家。我，当然，照着账单付了钱。从巴尔金那儿出来，希玛科维奇把我拉到剧院里。我买了戏票。此外还有什么？散戏以后，那个坏蛋向我建议到城外去，可是我拒绝了，因为我身上的钱几乎用光了。希玛科维奇同我分手的时候，吩咐我向你问候，要我转达说他至少要过五个月才能给我谋得差事。

“‘我是故意不给您差事的！’他开玩笑说，仁慈地拍拍我的肚子。‘为什么您这样一个大学生却那么希望到我们公司里来当差？真的，您该进政府机关才是！’

“‘您不说，我也知道该进政府机关。可是您去给我找这么个差事看！’

“我拿着你的第三封信动身到席沃焦尔[7]—哈木斯基[8]铁路管理局去找你的干亲家哈拉托夫。在那儿发生了一件事，卑鄙龌龊之极，即使把巴勃科夫和希玛科维奇加在一起也望尘莫及。我再说一遍：你见鬼去吧！我恶心极了，这都得怪你。……我到了那儿，没碰见你的哈拉托夫。接待我的是个姓奥杰科洛诺夫的人，生得很瘦，露出青筋，他的麻脸现出一副伪君子的神情。他听说我找工作，就叫我坐下，给我讲了一大套现在找工作的困难。讲完以后，他答应我说他会去报告，会张罗，会说情，等等。我想起了你的教诲，凡是可以塞钱的地方就要塞钱，同时我看出来那个麻子不会反对受贿，于是我临别就往他拳头里塞了点钱。……他那只手拿着钱，没法跟我握手，只握了握我的手指头，他的麻脸咧开嘴笑了，他又连连地许愿，可是……奥杰科洛诺夫回过头去看一眼，瞧见他身后有些外人，他们不会没注意到我们是怎么握手的。那个伪君子就心慌意乱，喃喃地说：

“‘我答应给您找工作，可是……我不要酬谢。……绝对不要！您惹得我不高兴了。……’

“他就松开拳头，把钱还给我，可是那不是我塞给他的二十五卢布钞票，却是一张三卢布钞票。这个花招如何？这些魔鬼的袖子里一定藏着一整套弹簧和细线，要不然我就不明白我那张可怜的二十五卢布钞票怎么会变成这张不成样子的三卢布钞票了。

“第四封推荐信的对象格雷左杜包夫，依我看来，倒显得比较上流，比较正派。

“这个人还年轻，漂亮，风度翩翩，装束考究。他接待我的时候虽然显得懒洋洋，分明很勉强，然而还算客气。我同他谈话，了解到当初他在大学里毕了业，也为糊口奋斗过，就像鱼要撞破冰层似的。他对我的请托很同情，特别因为他热切地渴望找个受过教育的职员。……我已经到他那儿去过三次，这三次当中他没对我说过一句确定的话。不知怎么，他含糊其词，态度暧昧，避免直接答复，仿佛有所顾虑，或者下不了决心似的。……我答应过你决不感情用事。你对我反复叮咛过，说所有的骗子照例总是风度翩翩，像骑士那样气宇轩昂的。……也许这是实话，不过请你试着把骗子和正人君子分清楚吧。那你就会大碰钉子。……今天我是第四次到格雷左杜包夫那儿去。……他仍然像先前那样含糊其词，一句明确的话也没说。……他惹得我冒火。……不过这时候魔鬼支使我想起了我向你保证过，我对一切人，无一例外，一概会送钱。于是好像有个什么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我就决定冒一下风险，塞给他一点钱，好比人们决定往冰冷的河水里扎个猛子，或者爬上高山似的。……

“‘嗨，要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去发生吧！’我下定决心，‘一生之中总可以试这么一次嘛。……’

“我之决定冒一下风险，与其说是为了找差事，还不如说是为了获得新奇的感觉。我心想：倒要看一看‘酬谢’对正派人会发生什么影响，哪怕一辈子只看一次也好！然而，我的‘感觉’落空了。我干得很笨，愣头愣脑。……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币来，涨红了脸，周身发抖，趁格雷左杜包夫没看着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幸好这时候格雷左杜包夫把几本书放到桌上，那张纸币就压在下面了。……这样看来，我的办法失效了。……格雷左杜包夫没看见那张纸币。……它散失在纸张当中，或者被看门人偷走了。……如果他看到它，一定会感到这是侮辱。……一定会这样的，我的舅舅[9]！……我又白丢了钱，又感到羞愧……真是羞愧难当啊！这都要怪你和你那些该死的、讲求实际的忠告！你害得我心术不正了。……我要暂时停一停笔，因为有人拉门铃。……我要去开门。……

“刚才我收到格雷左杜包夫的信。他告诉我，说货物税稽查所里有个空缺，月薪六十卢布。可见我那张纸币他看见了。”

[1] 希腊山名，希腊神话中，阿波罗和诗神的居住地。

[2]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3] 19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妇女垫在腰部，使裙子扩展，借以使姿态丰盈的衬垫物。

[4] 语法用语，这里的含意是：“装装门面”。

[5] 语法用语，这里的含意是：“在骨子里”。

[6] 饭馆名。

[7] 这个车站的名字可意译为“吸血鬼”。

[8] 这个车站的名字可意译为“下流货”。

[9] 原文为法语。

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人间万物正在日益完善，如瑞典火柴，小歌剧，火车头，代普莱牌葡萄酒，人与人的关系等等。婚姻也在日益完善。它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你们知道。至于十年或十五年后，我们儿女长大成人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那也不难推测。下面就是最近的将来的恋爱略图。

客厅里坐着一个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姑娘。她打扮得极其时髦，一个人同时坐三把椅子：她本人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她的腰衬占住其他两把椅子。她胸前佩着一个饰针，大小不下于一口真正的平锅。她的发型朴实，颇为适合受过教育的姑娘：头发共有两三普特[1]重，一齐往上梳，头发上边特为梳头使女装了一架小梯子。姑娘的帽子放在这儿一架钢琴上。帽子上精致地做了一只正在孵蛋的雌火鸡，大小与实物相同。

门铃声。有个青年男子走进来，身穿红色礼服和窄腿裤子，脚上蹬着大皮鞋，好比两条滑雪板。

“我荣幸地介绍一下自己，”青年男子在姑娘面前把两个脚跟并拢行了礼，说道，“我是律师的助手巴拉拉依金！……”

“很高兴。……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我是由‘缔结美满姻缘协会’派来见您的。”

“很高兴。……请坐！”

巴拉拉依金坐下，说：

“‘协会’给我介绍好几个要结婚的姑娘，可是我认为您的条件对我最为适宜。从‘协会’秘书交给我的这张便条上可以看出，您带给您丈夫的有普留希哈街上房屋一所、现款四万、动产大约五千。……是这样吗？”

“不。……我带去的只有两万。”姑娘卖弄风情地说。

“既是这样，小姐，对不起……请原谅我打搅您……我荣幸地鞠躬告退。……”

“不，不……我是说着玩的！”姑娘笑道，“您那张便条上所写的全是实在的。……现款、房子、动产。……‘协会’里的人，当然，已经对您说过，那所房屋的修缮要由丈夫出钱，而且……这真叫我难为情！……那笔现款我的丈夫不能一下子收齐，我要在三年当中分期付清。……”

“不行啊，小姐，”巴拉拉依金叹道，“如今谁结婚也不会答应分期付款！不过，要是您这么坚持分期付款，也罢，我给您一年的期限。……”

姑娘和巴拉拉依金开始讨价还价。最后姑娘让步，答应一年之内分期付清。

“现在请容许我知道您的条件！”她说，“您多大年纪？在哪儿工作？”

“说实话，不是我自己结婚，我是在为我的委托人办事。……我是中人。……”

“可是，我已经要求过‘协会’不要打发中人来找我！”姑娘不高兴地说。

“您，小姐，不要生气。……我的委托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害着风湿病，身体虚胖。……他已经没有力量为找新娘而亲自奔走张罗了，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2]他只得通过第三者行事。不过您不必担心，我收费不贵。……”

“您的委托人的条件呢？”

“我的委托人是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尽管他年纪这样大，还是有许多人愿意赊账给他。比方说，有两个裁缝给他做衣服而让他欠着缝制费。各处的杂货铺都给他赊货簿，他凭着那些簿子爱赊多少就赊多少。谁也及不上他那么利索地从出租马车上下来，钻进穿堂门，然后溜之大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的精明才干，我不打算大事张扬，为了给他的性格描上最后一笔，我只想提一下，他甚至在药房里也能设法赊购药品。”

“他光靠赊账生活吗？”

“赊账是他的主要工作。不过他的性格博大而不狭隘，因而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活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脱手伪造的息票的本事谁也比不上。……此外他又是他侄女的监护人，这使他每年有三千上下的收入。……再者他在剧院里冒充剧评家，因此常在演员那儿白吃晚饭，白拿戏票。……他有两次为挪用公款罪受审，目前还在为伪造罪打官司。……”

“莫非法院还存在吗？”

“是的，它是作为还没完全过时的中世纪道德的残余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指望，小姐，不出两三年，文化人就会摆脱这种陈旧的俗套。……那么请问，我用什么话去回复我的委托人呢？”

“您就说我要考虑一下。……”

“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呢，小姐？我不敢对您提出忠告，不过我出于希望您幸福的心，却不能不表示我的惊讶。……那个人是正派人，各方面都很出色，不料……不料您竟然不能马上同意。您知道这种拖延对您多么有害。要知道，在您从容考虑的时候，他可就会跟其他待嫁的姑娘达成协议了！”

“这倒是实话。……既是这样，我同意就是。……”

“早就该这样嘛！那么您能容许我收一点定金吗？”

姑娘给这个中人十到二十卢布。那一位收下钱，把脚跟并拢行了礼，往门口走去。

“可是收条呢？”姑娘止住他说。

“非常对不起[3]，小姐！我完全忘了！哈哈。……”

巴拉拉依金写好收条，再一次并拢脚跟，走掉了。姑娘用手蒙上脸，扑在长沙发上。

“我多么幸福啊！”她叫道，心里涌上一种新的和从没领略过的感情，“我多么幸福啊！我……爱上了一个人，而且那个人也爱我！！”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最近的将来的婚姻就是如此。是啊，读者诸君，难道新娘穿钟式裙，新郎穿带花点的礼服和花条长裤，是很久以前的事吗？难道新郎在爱上新娘以前，必须先同她父母谈判一番，是很久以前的事吗？

夜莺啦，玫瑰啦，月夜啦，香气扑鼻的情书啦，抒情歌曲啦……所有这些都退到远处，无影无踪了。……幽暗的林荫道上的喁喁私语，痛苦，对第一吻的渴盼等等，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好比身披铠甲，掳掠萨宾族女人[4]一样。一切都在日益完善啊！

[1] 俄国重量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法语。

[4] 古代意大利民族之一。据传说，古代罗马人常常掳掠住在古罗马山区的萨宾族女人。——俄文本编者注

老年

五等文官建筑师乌节尔科夫到达了他故乡的城里。他受聘到这儿来修复墓园的教堂。他原是在这个城里出生、读书、长大、结婚的，可是临到他下火车，却几乎认不得它了。一切都变了样子。……比方说，十八年前他搬到彼得堡去的时候，现在火车站的所在地，原是男孩们捉黄鼠的地方。如今大街路口上矗立着四层楼的“维也纳旅馆”，那时候这儿却只伸展着一道难看的灰色围墙。然而围墙也罢，房屋也罢，都不及人的变化大。乌节尔科夫向旅馆里的茶房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他所记得的人倒有半数以上已经死掉、落魄、被人忘却了。

“你记得乌节尔科夫吗？”他向年老的茶房问起他自己，“乌节尔科夫，建筑师，跟他妻子离了婚的。……在斯维烈别耶夫街上还有过他的一所房子。……你总该记得吧！”

“我不记得了，先生。……”

“咦，怎么会不记得！当时那是个闹得满城风雨的案子，就连出租马车的车夫都知道。你想想看！那是由诉讼代理人沙普金那个骗子经办的……他是个有名的骗子，就是在俱乐部里挨过打的那个人。……”

“伊凡·尼古拉伊奇吗？”

“嗯，是啊，是啊。……怎么样，他活着吗？死了？”

“他活着，先生，谢天谢地。他老人家现在做公证人，开办一家事务所。他老人家过得挺好。在基尔皮奇尼街上置下两所房子。不久前把女儿嫁出去了。……”

乌节尔科夫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思忖一阵，由于闷得慌而决定去探望沙普金。他从旅馆里走出来，缓步往基尔皮奇尼街走去，那是中午时分。他在事务所里碰见沙普金，几乎认不得他了。沙普金原先是个身材匀称、动作敏捷的诉讼代理人，面相活泼，厚颜无耻，醉醺醺的，现在却变成一个谦和、白发、衰弱的老人了。

“您不认得我，忘记我了……”乌节尔科夫开口说，“我很久以前委托您打过官司，姓乌节尔科夫。……”

“乌节尔科夫？哪一个乌节尔科夫？哦！”

沙普金想起来了，认出他来，愣住了。接着就是惊叹，问讯，回忆。

“这可意想不到！这可意想不到啊！”沙普金连声叫道，“该拿什么来款待您呢？您愿意喝香槟酒吗？也许您想吃牡蛎吧？我的好朋友，当初我从您手里先后拿过那么多钱，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东西来款待您了。……”

“请您不必费心，”乌节尔科夫说，“我没有工夫。我马上就要到墓园去，看看那个教堂。我接受了修复教堂的工作。”

“好极了！我们吃点东西，喝点酒，然后一块儿去。我有几匹好马！我送您去，再介绍您跟教堂的长老认识……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可是您怎么了，天使？好像您躲着我，怕我似的。您坐近一点嘛！现在已经用不着害怕。……嘻嘻。……从前我确实是个狡猾的家伙，骗钱的能手……谁也不敢走到我跟前来，可是现在我却比水还要安静，比草还要低下。我老了，成了家……有儿女了。到死的时候了！”

两个朋友吃完东西，喝完酒，坐上一辆双套马的雪橇，到城外的墓园去。

“是啊，那时候可真有意思！”沙普金在雪橇上坐着，回忆道。“我回想起来，简直不能相信。您还记得您是怎样跟您太太离婚的吗？事情几乎已经过去二十年，恐怕您已经完全忘记了，可是我都记得，就像昨天才给你们办离婚手续似的。上帝啊，那时候我费过多少心血！当时我是个狡猾的家伙，强词夺理，故意刁难，坏透了。……那时候我一心想办个棘手的案子，特别是报酬丰厚的话，比方说，像您要我经办的那种案子。那时候您给过我多少钱？五六千！是啊，那怎么能不费点心血呢？当时您到彼得堡去了，把整个案子都丢给我：随你去办吧！您那位现在已经去世的太太索菲雅·米海洛芙娜，虽说出身于商人家庭，却性情高傲，自尊心强。要收买她，让她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是困难的……困难极了！那时候我到她家谈判，她见到我就对使女嚷道：‘玛霞，我可是吩咐过你，不准放坏蛋进来！’我就想出这个办法，想出那个办法……又给她写信，又极力找机会同她见面，可是都没用！我只好转托第三者出面办事。我跟她闹腾了很久，一直到您答应给她一万，她才让步。……她抵不住那一万，软下来了。……她哭起来，对着我的脸吐唾沫，可是她同意了，她承担罪名了！”

“好像她从我这儿拿去的不是一万，而是一万五。”乌节尔科夫说。

“是的，是的……一万五，我弄错了！”沙普金慌张地说，“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有罪过也不用隐瞒。我给了她一万，余下的五千就放到我的腰包里去了。我欺骗了你们两个人。……这是过去的事，也用不着害臊了。……况且，您想想看，包利斯·彼得罗维奇，我不赚您的钱还赚谁的钱？……您是个阔人，衣食饱足。……您吃饱了没事干而娶亲，后来又吃饱了没事干而离婚。您发了大财。……我记得，您单是包下一项工程，就捞到两万。那么不挖您的腰包还挖谁的腰包呢？再者，老实说，我瞧着眼热。……您捞了油水，人家见到您倒要脱帽鞠躬，可是我呢，往往挣一个卢布就要挨打，而且在俱乐部里我常挨人家的耳光。……哎，何苦去回想这些！现在也该忘掉这些了。”

“劳驾，请您说说看，索菲雅·米海洛芙娜后来生活得怎样？”

“拿到一万以后吗？糟糕得很。……上帝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也许她昏了头，也许良心和自尊心折磨她，因为她贪财而出卖了自己，也许她爱您也未可知，总之，您要知道，她喝起酒来了。……她拿到钱，就跟军官们坐着三套马的马车在外面兜风。酗酒啊，玩乐啊，放荡啊。……她跟军官们一块儿到饭馆去，嫌波尔图[1]或者淡点的酒不过瘾，总要喝顶凶的白兰地，喝得浑身发烧，昏头昏脑才甘休。”

“是的，她脾气古怪。……我也受够了。有时候她为一件什么事怄了气，就闹起来。……那么后来怎样呢？”

“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正坐在家里写东西，忽然房门开了，她走进来……醉醺醺的。她说：‘您把那些该死的钱收回去吧！’她说着就把一沓钞票往我脸上扔过来。可见她受不住了！我拾起钱来，点了点数目。……缺了五百。她玩玩乐乐一共才花掉了五百。”

“那么这笔钱您怎么处置了？”

“那是过去的事……也用不着隐瞒。……当然，都归我自己了！您干吗这样瞅着我？您等着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那是一篇地地道道的长篇小说，变态心理学！大约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喝醉酒回到家里，心情恶劣。……我点上灯，一看，不料索菲雅·米海洛芙娜在我房间里的长沙发上坐着，她也喝醉了，心绪烦乱，带点野气，好像是从贝德拉木[2]逃出来似的。……她说：‘您把我的钱还给我，我改主意了。既是走下坡路，就索性放开步子往下走，走到底吧！快点，混蛋，把钱给我！’她那样儿真不像话！”

“那么您……给她了吗？”

“我记得我给了十卢布。……”

“嗨，怎么能这样呢？”乌节尔科夫皱起眉头说，“要是您自己不能给她，或者不愿意给她，您尽可以写信给我啊。……可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的好朋友，何必由我来写信呢？后来她住在医院里，她自己不是给您写过信吗？”

“不过当时我正为新的婚事忙碌不堪，晕头转向，没顾得上给她写信。……然而您是局外人，您对索菲雅没有恶感……为什么您不伸出手去帮助她呢？”

“您不能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那时候的事情，包利斯·彼得罗维奇。现在我们是这样想，可是当时的想法却完全不同。……现在，或许，我甚至能给她一千，可是那时候就连那十卢布……也不是白白给她的。那真是丑事！应该把它忘掉才对。……不过，喏，我们到了。……”

雪橇在墓园门口停下来。乌节尔科夫和沙普金下了雪橇，走进门，顺着一条漫长宽阔的林荫道往前走去。枝叶脱落的樱桃树和洋槐树，灰色的十字架和墓碑，都披着重霜而颜色银白。每颗小小的雪粒上都映着明亮晴朗的白昼。四下里弥漫着墓园里常有的气味：神香和新刨开的泥土味。……

“我们的墓园很不错，”乌节尔科夫说，“完全是个花园！”

“是的，然而可惜，墓碑被贼偷走了。……喏，索菲雅·米海洛芙娜就埋在那边，在右面那个铁纪念像后边。您愿意去看一下吗？”

两个朋友就往右拐弯，踏着深深的积雪，往纪念像走去。

“就在这儿……”沙普金指着一块小小的白色大理石墓碑说。“有个准尉在她的坟上立下这块墓碑。”

乌节尔科夫慢慢地脱掉帽子，迎着太阳亮出他的秃顶。沙普金学他的样，也脱掉帽子，于是另一个秃顶迎着太阳发亮。四下里是坟墓般的寂静，好像空气也死了似的。两个朋友瞅着那块墓碑，默默不语，思索着。

“她沉睡了！”沙普金打破沉默说，“她承担过罪名也罢，喝过白兰地也罢，如今在她已经无所谓了。这您得承认，包利斯·彼得罗维奇！”

“承认什么？”乌节尔科夫阴郁地问道。

“承认……不管过去多么可憎，总比这个强。”

沙普金指指他的白头发。

“以前我甚至从没想到过死。……我心想，即使遇上死亡，它也奈何我不得，可是现在……哎，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乌节尔科夫满心的忧郁。他忽然想哭一场，热切地想哭，就像从前热切地渴望爱情一样……而且他觉得，他哭一场就会觉得轻松些，痛快些。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喉咙里已经哽着一块软东西，可是……沙普金在他身旁站着，乌节尔科夫不好意思让外人看见他软弱。他就猛的回转身，往教堂走去。

直到过了大约两个钟头，他同教堂主事接洽过而且查看过教堂以后，他才抓个空儿趁沙普金同司祭谈得起劲，想独自一人跑出来哭一场。……他悄悄溜到墓碑那边，像做贼似的，随时回头张望。那块小小的白色墓碑沉思而忧郁地瞧着他，显得那么纯朴，仿佛下面躺着的是个少女，而不是他那放荡的、离了婚的妻子。

“哭吧，哭吧！”乌节尔科夫暗想。

可是痛哭的时机已经错过。不管这个老人怎样眨巴眼睛，不管他怎样勾起要哭的心情，可是眼泪却没流出来，喉咙里也没哽着什么东西。……乌节尔科夫呆站了十分钟光景，摇一下手，走去找沙普金了。

[1] 一种比较浓烈的葡萄酒。

[2] 伦敦的一个疯人院。

哀伤

旋工格利果利·彼得罗夫在整个加尔庆斯克乡很久以来就以优秀的工匠出名，同时又是人所共知的最没出息的农民，这时候他正赶着雪橇把他那生病的老太婆送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去。他得走大约三十俄里远的路程，可是那条道路糟糕得很，官府的邮差尚且对付不了，更不要说像旋工格利果利这样的懒汉了。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不管你往哪儿看，空中到处都是云雾般的雪花在盘旋，因此谁也闹不清这雪是从天上落下来，还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他眼前只有白茫茫的雪片，既看不见旷野，也看不见电线杆子，更看不见树林，临到一股特别大的风向格利果利吹来，那就往往连车轭也看不见了。那匹衰老弱小的母马吃力地朝前走着。它的全部力气都耗费在把腿从很深的积雪里拔出来，同时把头探出去。旋工急着要赶路。他的身子不安地在赶车座位上颠动，一只手不时用鞭子抽马背。

“你，玛特辽娜，不要哭了……”他喃喃地说，“稍微忍一忍吧。上帝保佑，我们会到医院的，然后，一转眼的工夫你就得救了。……巴威尔·伊凡内奇会给你药水喝，或者吩咐人给你放血，要不然他老人家高兴了，就拿酒精什么的给你擦一擦，于是你那个病……那个……就从身上赶走了。巴威尔·伊凡内奇会尽力的。……他会哇哇地嚷，使劲地跺脚，可是他会尽力的。……他是个好老爷，为人和善，求上帝保佑他平安。……我们一到那儿，他马上就会从家里跳出来，开口骂街。‘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他嚷道，‘为什么你不在看病的时候来？难道我是条狗，要成天价为你们这些魔鬼忙碌？为什么你不早晨来？出去！你给我立刻滚开。明天再来！’那我就对他说：‘大夫老爷！巴威尔·伊凡内奇！老爷！’可你倒是快点走啊，你真该死，魔鬼！驾，驾！”

旋工扬鞭打马，没有看他的老太婆，继续自言自语地唠叨说：

“‘老爷！我要像在上帝面前那样说真话……我凭十字架起誓，天还没亮，我就出来了。既是上帝……圣母……动了怒，送来这么大的风雪，我还怎么能按时赶到呢？您老人家看得明白。……再好的马也到不了，何况我这匹马，您看得明白，算不得马，简直丢人现眼！’可是巴威尔·伊凡内奇会把眉头一皱，嚷起来：‘我可知道你们这班人是怎么回事！你们老是找得出理由来！尤其是你，格利果利！我早就知道你！你大概一路上进过五家酒店！’我就对他说：‘老爷！难道我是坏人，或者是邪教徒？我的老太婆就要把灵魂交给上帝，她要死了，我还有心思去跑酒店！您说的是什么呀，求上帝饶恕吧！叫那些酒店见鬼去吧！’那时候巴威尔·伊凡内奇就会吩咐人把你抬进医院去。我就朝他跪下。……‘巴威尔·伊凡内奇！老爷！我们对您感激不尽！您原谅我们这些傻瓜和混蛋吧，您不要生我们这些庄稼汉的气！应该狠狠揍我们，把我们撵出去才是，可是您老人家反而为我们操心，您的脚都沾上雪了！’巴威尔·伊凡内奇会瞪我一眼，好像要打我，说：‘你这个傻瓜现在不用扑通一声跪下，平时少喝点酒，多疼点老太婆就好了。应该拿鞭子抽你一顿才是！’我就说：‘真的，应该抽一顿才对，巴威尔·伊凡诺维奇，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把我打死，是应该抽一顿！既然您是我们的恩人，亲爹，我们怎能不跪下？老爷！我说的是实话……就像当着上帝的面一样……要是我蒙哄您，您就朝我的眼睛吐唾沫好了：只要我的玛特辽娜，也就是这个老太婆，病好了，恢复了元气，不论您老人家吩咐我做什么，我都给您老人家做好！要是您乐意的话，我就用纹路极美的桦木给您做个烟盒……做些打槌球用的球也成，那种玩九柱戏用的柱子我也能旋出来，跟外国货一模一样……样样东西我都肯给您做！我一个小钱也不要您的！在莫斯科，您得花四卢布才买得着那样的烟盒，我呢，一个小钱也不要。’大夫就会笑起来说：‘嗯，行啊，行啊。……我领你的情！只可惜你是个酒鬼。……’我，老伴，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老爷。没有一个老爷我不能应付几句的。只是求上帝保佑，不要迷了路才好。看这风雪有多大呀！我的眼睛全给迷住了。”

这个旋工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他信口讲下去，只求稍稍减轻点他那沉重的心情就好。他舌头上的话很多，然而他脑子里的想法和疑问却更多。冷不防，哀伤出其不意地抓住他，如今他再也不能清醒过来，恢复常态，冷静地思考了。他本来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仿佛处在醉后半醒半睡的状态中，既不知道哀伤，也不知道欢欣，现在心里却忽然生出剧烈的痛苦。这个逍遥自在的懒汉和酒徒发觉自己一转眼间成了忙人，满腔忧虑，心慌意乱，甚至在同自然界做斗争了。

这个旋工记得他的哀伤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昨天晚上他回到家里，照例带着酒意，按照他的老习惯，开始骂街，摇拳头，可是他的老太婆却用以前从来没用过的眼光瞧了他一眼。往常，她那对老眼照例现出殉教者痛苦而又温顺的神情，就跟一条常常挨打而且吃不饱肚子的狗一样，可是现在她的目光却严峻而呆板，好比圣像上的圣徒或者垂死的人了。自从这对眼睛里有了古怪而不祥的神情后，哀伤就开始了。旋工吓呆了，就向邻居借来一匹劣马，如今把老太婆送到医院去，指望巴威尔·伊凡内奇会用药粉和药膏恢复老太婆以往的那种眼神。

“你，玛特辽娜，那个……”他唠叨说，“如果巴威尔·伊凡内奇问你我打过你没有，你就说：压根儿就没打过！往后我也不再打你了。我凭十字架起誓。再者我往常打你，难道是出于歹心？我想也没想，就随手打了你。我疼你。换了别人就不肯这么费劲，可是我就送你去……尽我的力。风雪好大，好大呀！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只求上帝别叫咱们迷了路才好。……怎么样，你腰痛吗？玛特辽娜，你干吗不说话？我在问你：你腰痛吗？”

他感到奇怪，因为老太婆脸上的雪没有溶化。奇怪的是那张脸本身显得特别长，现出灰白而浑浊的蜡色，变得严峻和庄重。

“哼，真是傻瓜！”旋工嘟哝说，“我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跟你讲良心话……可是你，那个……哼，真是傻瓜！我干脆不把你送到巴威尔·伊凡内奇那儿去了！”

旋工放松缰绳，沉思不语。他不敢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他害怕！他问她话，却没听到她回答，这也叫人害怕。最后，为要解开这个疑团，他没有回过头去看他的老太婆，光是摸一摸她那冰凉的手。他拉上来的那只手像鞭子似的掉下去了。

“那么她死了。糟糕！”

旋工哭了。他固然难过，可是更多的是懊丧。他想：这世界上，一切事情都进行得多么快啊！他的哀伤才刚刚开始，不料结局就到了。他没有来得及跟老太婆一块儿好好生活，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已经死了。他跟她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可是真的，这四十年就像在大雾里那样过去了。只有酗酒、打人、贫困，根本没有感觉到是在生活。事与愿违，恰恰在他觉得他怜惜老太婆，缺了她就没法生活，觉得他在她面前有很多不是的时候，她偏偏死了。

“是啊，她常常沿街要饭！”他回想往事，“那是我自己打发她去向人家要饭的，糟糕！她，这个傻瓜，应该再活十年才对，要不然，她也许认为我真是那样的人了。无上神圣的圣母啊，我这是把雪橇赶到什么鬼地方去了？现在用不着医病，却要下葬了。往回走吧！”

旋工拨转马头往回走，用尽力量抽马。这条道路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难走。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马轭了。这辆雪橇偶尔撞在小枞树上，一个黑乎乎的什么东西抓伤了旋工的手，在他眼前闪过去，于是他的视野里又只有旋转不停的白茫茫一片了。

“再从头生活一次就好了……”旋工暗自想道。

他回忆四十年前玛特辽娜年轻，漂亮，快活，出身于富裕人家。他们把她嫁给他，是因为看中他的手艺。好生活的一切条件都有了，然而不幸的是，他一行完婚礼，就喝醉了，一头倒在灶台上，从那以后似乎就没有醒过，直到现在。婚礼他是记得的，可是婚礼以后发生过什么事，就是打死他，他也记不起来了，也许只想得起喝酒，躺倒，打架。四十年就这么白白过去了。

白茫茫的雪雾渐渐变成灰白色。天黑下来了。

“我往哪儿走啊？”旋工突然醒悟过来，“应该去下葬，可是我却往医院走。……就像疯了似的！”

旋工又拨转马头往回走，又扬鞭打马。那匹小母马使出浑身力气，喷着鼻子，一路小跑起来。旋工接二连三地抽它的背脊。……他身后响起一种磕碰声，他虽然没有回过头去看，却知道那是去世的女人的头撞响雪橇。空中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天气越来越凛冽。……

“再从头生活一次就好了……”旋工暗想，“那我就要置备新工具，接受订货……把钱交给老太婆……对了！”

随后他把缰绳弄掉了。他找它，想把它拾起来，可是怎么也拾不起来。他的手不听使唤了。……

“那也没关系……”他想，“这匹马会自己走到的，它认得路。现在该睡一会儿。在下葬或者举行安魂祭以前，歇一会儿才好。”

旋工闭上眼睛，打盹儿。过了不大工夫他听见他的马站住了。他睁开眼睛，看见他面前有个乌黑的东西，类似农民的小木房或者草垛。……

他应该从雪橇上下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周身那么酸懒，与其动弹，还不如挨冻的好。……他就平静地睡熟了。

等到他醒过来，他看见自己待在一个大房间里，四壁都粉刷过。明亮的阳光从窗外涌进来。旋工看见他面前有许多人，他头一件事就是想表现他自己是个稳重而且明白事理的人。

“该给老太婆办安魂祭了，乡亲们！”他说，“应当跟神甫说一声。……”

“好，行了，行了！你躺着吧！”一个什么人的说话声打断了他的话。

“哎呀！巴威尔·伊凡内奇！”旋工看见医生站在他面前，就惊讶地说，“老爷！恩人！”

他想跳下床，扑通一声在医生面前跪下，可是他觉得他的胳膊和腿都不听使唤。

“老爷！我的腿上哪儿去了？我的胳膊上哪儿去了？”

“你跟你的胳膊和腿告别吧。……冻坏了！得了，得了……你哭什么？你已经活了一辈子，谢天谢地吧！恐怕你有六十岁了吧，那你也够了！”

“我伤心啊！……老爷，真是伤心！您宽宏大量地饶恕我吧！能再活五六年才好。……”

“为什么？”

“那是人家的马，该还给人家。……要给老太婆下葬才成。……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发生得多么快啊！老爷！巴威尔·伊凡内奇！顶好的密纹桦木的烟盒！我给您旋个球。……”

医生摆一下手，从病室里走出去。旋工完了！

唉，公众啊！

“够了，我再也不喝酒了！说什么……说什么也不喝了！现在总该明白过来了。应当工作，劳动才对。……你要领薪水，那你就该诚实而热心地工作，本着良心干，牺牲休息和睡眠。你不要无所事事。……你，老兄，已经习惯于白拿薪水，这是不好的……不好的啊。……”

列车长波德佳京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训诫以后，开始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劳动愿望。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叫醒列车员，跟他们一起到各个车厢里去查票。

“您的……车票！”他叫道，快活地把剪票的钳子捏得嘎吱嘎吱响。

那些睡熟的人笼罩在车厢的昏暗里，惊醒过来，晃着脑袋，拿出车票来。

“您的……车票！”波德佳京对二等客车里一个乘客说，那个人精瘦，露出青筋，身上盖着皮大衣和毯子，四周放着一些枕头。“您的……车票！”

那个青筋嶙嶙的人没有答话。他睡熟了。列车长碰碰他的肩膀，不耐烦地又说一遍：

“您的……车票！”

乘客打了个哆嗦，睁开眼睛，惊吓地瞧着波德佳京。

“什么？谁？啊？”

“我跟您说得明明白白！您的……车票！麻烦您一下！”

“我的上帝啊！”青筋嶙嶙的人做出一副哭丧相，呻吟道，“主啊，我的上帝啊！我害着风湿病……有三夜没睡觉了，刚才特意服了吗啡，想睡着觉，可是您……却向我要车票！要知道这是残忍，不通人情！要是您知道我多么难于睡着觉，您就不会为这种无聊的事来打搅我。……这是残忍，荒唐！而且您要我的车票干什么用？简直是愚蠢！”

波德佳京暗自思忖他该不该生气，后来决定应该生气。

“您不要在这儿嚷！这儿不是酒馆！”他说。

“酒馆里的人还通人情些……”乘客咳嗽着说，“多承关照，现在我得第二次睡了！说来奇怪，我在国外各处都坐过火车，在那儿谁也没跟我要过票，可是在这儿，仿佛有鬼捅他们的胳膊肘似的，一会儿来查票，一会儿来查票！……”

“哼，如果您喜欢国外，那您就到国外去坐火车好了！”

“这是愚蠢，先生！是的！你们不但用煤炭气、闷热、过堂风折磨人，而且，见鬼，还要用这套官样文章来折腾人。您要查票！嘿，真是热心公务！如果这是认真检查倒也罢了，其实乘客当中倒有一半是无票乘车的！”

“您听着，先生！”波德佳京愤愤地说，“要是您不停止叫嚷，惊动乘客们，那么到下一站我就不得不叫您下车，而且把这件事报官究办！”

“这真岂有此理！”公众愤慨地说，“跟一个病人纠缠不清！您听着，您总得有点同情心才对！”

“可他自己在骂人嘛！”波德佳京胆怯地说，“好吧，我不要票就是。……就照你们的意思办。……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知道，我的职务要求我这样做。……要不是职责所在，那么，当然……你们甚至可以去问站长。……随便问什么人都行。……”

波德佳京耸了耸肩膀，从病人身旁走开。他起初感到受了气，有点委屈，可是后来，走过两三个车厢后，他那列车长的胸膛里却开始感到有点不安，类似良心负疚的感觉。

“的确，本来也不必去叫醒病人，”他想，“不过这不能怪我。……他们以为我是闲得没事干，为了寻开心才去查票的，却不知道我的职务要求我这么做。……如果他们不相信，我不妨请站长对他们说明一下。”

车到站了。火车停靠五分钟。在敲第三遍钟以前，波德佳京走进上述的二等客车车厢里。有个头戴红色制帽的站长跟在他身后。

“喏，就是这位先生，”波德佳京开口说，“他说我没有充分的权利向他要票，而且……而且生气了。我请求您，站长先生，给他解释一下，我要求看票是职责所在还是无事生非。先生，”波德佳京对那个青筋嶙嶙的人说，“先生！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那您可以问站长先生。”

病人打了个哆嗦，仿佛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他睁开眼睛，做出一脸的哭丧相，把身子靠在长沙发的背上。

“我的上帝啊！我又服了药粉，刚刚睡着，他却又来了……又来了！我求求您，您要有点同情心才是！”

“您可以跟这位站长先生谈谈。……弄清楚我有没有充分的权利查票。”

“这真叫人忍无可忍！喏，给您票！拿去！我再买五张票都成，只求您让我安静地死掉！难道您自己从来也没有生过病吗？这种没心肝的人！”

“这纯粹是耍弄人！”一个穿军服的先生愤慨地说，“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纠缠不休！”

“算了吧……”站长拉拉波德佳京的衣袖，皱起眉头说。

波德佳京耸起肩膀，慢腾腾地跟着站长走出去。

“这种人真难伺候！”他大惑不解地暗想，“我特意为他把站长请来，好让他明白这件事，放下心，不料他……张口骂人。”

车又到了一站。火车停靠十分钟。在敲第二遍钟以前，波德佳京站在小卖部里喝矿泉水，有两个先生走到他跟前来，一个穿着工程师的制服，一个穿着军大衣。

“您听着，列车长！”工程师对波德佳京说，“您对待那个有病的乘客的行为，引起一切目睹者的公愤。我是工程师普齐茨基，这位是……上校先生。如果您不对那个乘客道歉，我们就要告到交通局长那儿去，我们两个人都认识他。”

“两位先生，要知道我……要知道你们……”波德佳京慌张地说。

“您不必对我们做什么解释。不过我们要警告您，如果您不道歉，我们就要着手保护那个乘客。”

“好，我……我，也行，我道歉就是。……遵命。……”

过了半个钟头，波德佳京想妥道歉的话，既能使乘客满意，又不致降低自己的身份，于是他走到那个车厢里。

“先生！”他对病人说，“您听着，先生！”

病人打了个哆嗦，跳起来。

“什么？”

“我……那个……该怎么说呢？……您不要生气。……”

“哎呀……拿水来……”病人抓住自己的胸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已经第三次服了吗啡药粉，刚刚睡着，不料……又来了！上帝啊，这种磨难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啊？”

“我，那个……请您原谅我。……”

“您听我说。……到下一站您就叫我下车。……我再也受不住了。……我……我要死了。……”

“这是卑鄙，可恶！”公众愤慨地说，“请您出去！您这样耍弄人，是逃不脱报应的！出去！”

波德佳京不住地摇手，叹气，从车厢里走出去。他走进公务车，有气无力地挨着桌子坐下，诉苦说：

“唉，公众啊！他们可真难伺候！看你怎么服务，工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只好把什么事都丢开，喝起酒来。……你什么事也不干，他们生气，等到你动手干起来，他们也还是生气。……喝吧！”

波德佳京一口气喝下一小瓶酒，再也不去考虑劳动、责任、诚实了。

孱头

一场小戏

那是傍晚。内地报纸《蠢鹅先驱报》秘书潘捷列·焦米德奇·柯金往工厂主兼商绅勃卢迪兴家走去，那天傍晚那儿要举行业余演出，散戏以后还有舞会和晚宴。

秘书心里快活，幸福，满足。未来在他心目中是光辉灿烂的。……他想象他怎样带着香水气味，昂起鬈发的头，潇洒地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他脸上要装出忧郁和淡漠的神情，一举步和一耸肩都要带着个人尊严感，讲起话来要显得心不在焉，不爱多开口，目光要极力带点厌倦而讥诮的表情，一句话，他一举一动都要像个报界代表人物！在他身边走过去的那些小姐和男伴就会互相看一眼，小声说：

“他是从编辑部来的。挺不坏呢！”

他在《蠢鹅先驱报》社仅仅是个秘书罢了。他的工作就是不要把订户住址写错，接受新订户，监视印刷厂的人不要把编辑部里的白糖偷走，如此而已，然而社会上的人又有谁知道他的活动范围呢？既然他在编辑部，那他就是文学工作者，深知编辑部的内幕。我的天，编辑部的内幕对女人的影响可是大极了！这天傍晚，柯金大约会遇见克拉芙季雅·瓦西里耶芙娜。他要设法走过她面前五次，而又装出没看见她的样子。等她忍不住，先开口招呼他，他就会漫不经心地同她寒暄几句，微微打个哈欠，看一下怀表，说：

“多么没意思！但愿这种无聊的事早点结束才好。……现在已经十二点钟，我还要把明天的报纸发下去付印，把某些文章过一过目呢。……”

克拉芙季雅·瓦西里耶芙娜就会带着崇敬的神情瞅着他，她的目光自下而上，就像瞧着一尊塑像似的。很可能她会问他说：最近报上刊登一篇那么恶毒的诗，攻击女演员基希金娜-勃兰达赫雷茨卡雅，那是谁写的？他就会抬起眼睛来瞧着天花板，嘴里神秘地哼哼哈哈，说：“嗯，是啊。……”要叫她以为那就是他写的！随后是跳舞，吃晚饭，喝酒。……喝酒以后，心情舒畅，他会把克拉芙季雅·瓦西里耶芙娜送回家，头脑里生出各种幻想，各种幻想。……当然，所有这些都无谓，肤浅，不严肃，然而要知道，青春自有青春的权利啊，诸位先生！

这时候，在勃卢迪兴家灯火辉煌的门口，秘书看见两排马车。有个胖胖的看门人手里拿着锤形杖，一会儿把大门打开，一会儿又关上。一些身穿蓝色礼服和红色坎肩的听差接过客人的外衣。入口[1]富丽堂皇，摆着花卉，铺着地毯，放着镜子。秘书漫不经心地把他的皮大衣丢在听差手上，举起手来摩挲头发，尊严地昂起了头。……

“编辑部来的！”他走到两个听差跟前说，他们站在入口的下面梯级上，专管撕掉入场券的一角。……

“不行！不行！不准把他放进来！”这时候楼上响起一个尖厉清脆的说话声，“不准放进来！”

柯金抬头往上看。那边，在上面的梯级上，站着一个胖胖的人，穿着礼服，眼睛直看着他。秘书相信那个尖厉的声音不是对他而发的，就举步登上梯级，可是这时候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那些听差做出拦住他去路的样子。

“不准放进来！”胖子又说一遍。

“可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呢？”柯金说，愣住了，“我是编辑部来的！”

“就因为你是编辑部来的，才不放你进来！”胖子回答说，同时跟一个太太打招呼，“不行！”

秘书目瞪口呆，仿佛被马车的车杆打中了脑袋。首先，他窘得不得了。不管怎么样，反正帕玛紫罗兰[2]浓郁的香味、簇新的手套、烫拳的头发，总是跟屈辱的地位格格不入的，偏偏现在人家就是不准他进去，两个听差对他张开胳膊，而且是当着女人的面，当着仆役的面！秘书除了羞臊、困惑、惊讶以外，还感到心头空虚，幻灭，仿佛有人一剪子把他近在眼前的欢乐的幻想剪破了似的。凡是本来等待“酬谢”[3]却没有等到，反而挨了一个脖儿拐的人，就准定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不明白……我是编辑部来的！”柯金嘟哝说，“让我进去！”

“不准进去，先生！”听差说，“请您从楼梯这儿走开，您妨碍别人走路。”

“奇怪！”秘书嘟哝说，极力带着尊严的神情微笑，……“奇怪得很。……嗯。”

小姐们和太太们一个个走过他面前，快活地笑着，把时髦的衣衫弄得沙沙地响。……大门不时砰砰地开关，过堂风吹到门厅里来，一批新的客人登上楼梯了。……

“究竟为什么不准我进去呢？”秘书困惑地想，仍然没有从意外的呵斥声中清醒过来，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胖子说，就因为我是编辑部来的才不准进去。……可是什么缘故呢？见他的鬼。……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让熟人看见我在这儿挨冻，问我出了什么事才好……丢脸啊！”

柯金又试着登上楼梯，可是又给拦回来了。……他耸肩膀，擤鼻子，想了想，又往听差跟前走去……他又给拦回来了。楼上，乐队在奏乐。秘书心口底下发颤，屏住呼吸，一心想赶快走进大厅，高高地昂起头，戏弄克拉芙季雅·瓦西里耶芙娜的耐性。音乐一下子惊动了他来参加晚会的路上暗自神往的那些幻想，使它们又活跃起来。……

“您听着！”他对胖子嚷道，那个胖子时而在楼头出现，时而不见了，“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什么，先生？编辑部的人一概不准进来！”

“可是……可是这是为什么？您至少解释一下嘛！”

“勃卢迪兴老爷不准！这不关我的事，先生！他对我吩咐过不准，我就不能放进来！……请您给那位太太让路！你要注意，安德烈，凡是从编辑部来的，一概挡驾！东家不准！”

柯金耸了耸肩膀。他一面感到这种耸肩多么愚蠢和不合时宜，一面从楼梯那儿走开。……该怎么办呢？当然，柯金在当前这个场合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赶快跑回编辑部，告诉主笔说勃卢迪兴这个混蛋定下了这样的规矩。主笔就会惊讶，发笑，说：

“咦，这不是糊涂虫吗？他居然想出这么个办法来报复我们的评论！他，这头蠢驴，不明白：要是我们去参加他的晚会，那并不是他给我们面子，而是我们给他面子！哼，他也真是个蠢货，求上帝饶恕吧！好吧，你等着就是，我在明天报纸上给你安上颗小钉子！”

主笔会这样处理这件事的。……嗯，那么随后该怎样呢？随后秘书作为正派人，就应该待在家里，藐视勃卢迪兴。他的自尊心和编辑部的尊严都要求他这样做。可是，诸位先生，所有这些在理论上都挺好，然而在实际上，既然新手套已经买下，为了鬈发又给过理发师钱，既然那边，楼上，克拉芙季雅·瓦西里耶芙娜、冷荤菜、美酒在等他，这就根本说不上好了。……

“我已经有两个月等着这个傍晚，朝思暮想，准备好了！”柯金暗想，“足足有两个月我在城里走来走去，物色一件新的上衣……跟克拉芙季雅约定，不料……不，这不行！这儿必是发生了什么误会。……真的，误会！我也不必跑回编辑部，只要同管家谈一谈就成。……”

“您听着！”柯金对胖子说，“您至少让我到楼上去一趟。……我不到大厅里去，光是跟管家或者勃卢迪兴先生谈一谈！”

“您上来吧，不过您要知道，大厅里是说什么也不能进去的！”

“我的上帝啊！”柯金走上楼去，心里暗想，“那两个太太正上楼，听见他的话了。……丢脸！坍台啊！我该走掉才是，真的。……”

楼上，在大厅门口，有个红头发的管家站在那儿，上衣的翻领上扎了个花结。那儿还有个盛装的女人在小桌旁边坐着，她在卖节目单。

“劳驾，您说一说，”秘书带着哭音对他们说，“为什么定下这种规矩，凡是编辑部的人一概不准进去？这是为什么？”

“这都怪你们自己，先生！”红头发回答说，“我们素来给你们送优待券，请你们坐第一排座位，可是你们却写些骂人的东西。……”

“啊，要知道……您听我说。……”

这时候从房门里传来响亮的鼓掌声和公爵小姐罗日金娜唱《我又来到你的面前……》的悦耳歌声。秘书心口底下发颤。他可经不住坦塔罗斯[4]的磨难啊。

“究竟是什么骂人的东西呢？”他对那个女人说，“姑且假定，小姐，报纸上确实登过骂人的东西，可是这怎么能怪我呢？这该怪主笔，怪写文章的人，这跟我有什么相干？我不过是个秘书罢了……跟会计员差不多。我根本不是作家。……真的，我不是作家！您听我说，我甚至可以赌咒发誓，我不是作家！”

“我们没法给您想出什么办法来，”那个女人叹道，“这是勃卢迪兴自己下的命令。……不过……您可以花钱买票！”

“见鬼，早先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柯金暗想，立刻记起他口袋里只有四十戈比，他带着这点钱原是准备雇马车送克拉芙季雅·瓦西里耶芙娜回家用的。

“既是这样，那我跟勃卢迪兴谈一谈。”他说。

“那您等到幕间休息时间吧。……”

柯金开始等候。……房门里边掌声雷动，熟悉的女人声音在歌唱，人们在欢笑。……那儿生活在沸腾！然而可怜的秘书却在房门口站着，现出忏悔的罪人的姿态，好比[5]卡诺萨的亨利[6]。他呆呆地瞧着房门，就像一匹马闻出附近有燕麦而又看不见它在哪儿似的。……他久久地等着休息的时间，最后房间里的椅子总算在移动，声音喧哗，人们互相谈话。房门打开了，人群涌到过道上来。

“要知道，幸福是这样贴近，简直唾手可得！”秘书看一眼敞开的房门里边，暗自想道，“不，我甚至不能容忍不让我进去的想法。……”

勃卢迪兴本人不久就出现了，面色绯红，眉开眼笑。……柯金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很久下不了决心同他讲话，最后才算下了决心。……

“对不起，先生。……我打搅您一下。……您，阿尼辛·伊凡内奇[7]，吩咐过凡是编辑部的人一概不准进来。……”

“是的，那又怎么样？”

“喏，我已经来了。……可是我不明白！您自己会同意！我有什么错处呢？主笔或者写文章的人有错处，您可以不放他们进来，可是我……说老实话，并不是作家啊！……”

“哦哦……那么您是编辑部的？”勃卢迪兴问，劈开腿，立成A字形，把脑袋往后仰，“您，当然，有所不满吧？可是您听我说！让大家来做见证！诸位先生，你们来做法官！喏，这个记者先生对我不满意，因为，可以说……我……嗯嗯嗯……用某种方式表示了抗议。……我对报界的看法，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素来拥护报界！可是，诸位先生，”勃卢迪兴说，做出恳求的脸相，“……诸位先生，总要有个限度嘛！你们可以骂演员、剧本、布景，可是为什么写些不成样子的东西？为什么？你们报纸上最近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出色得很哩！那篇文章写到有我女儿参加的戏剧性场面[8]《尤季芙与奥罗费尔恩》[9]……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篇文章说，尤季芙手里拿的剑太长，要用那把剑砍人，只能站得很远，或者干脆爬到房顶上去。……这跟房顶有什么相干？我的女儿读到那儿就……哭了！这，诸位先生，不能算是批评！是啊，这不能算是批评！这是人身攻击！那个人挑剔这把剑，纯粹是为了跟我作对。……”

“我……我同意您的看法！”柯金结结巴巴地说，感到有千百只眼睛盯住他，“我自己素来反对谩骂。……不过，说真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老实话，不是作家！我是秘书。……我甚至还可以另外告诉您一件事，不过……当然，这话不要张扬出去。……那篇文章是主笔自己写的。……（‘我这个畜生何必说出这件事来呢？’柯金暗想。）不过他是个好人……正直的人。如果他写出这类东西，那也是无意间……考虑不周而写出来的。……”

秘书绵羊般的口吻打动了勃卢迪兴的心。这个商绅摸着柯金的纽扣，又对他讲了一遍他自己对报界的看法。秘书的胸膛里一下子有千万种感情汹涌起伏。他受宠若惊，因为像勃卢迪兴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跟他推心置腹。他感到他大概马上就可以走进大厅，误会已经结束，他那些幻想又可以驰骋起来……可是同时他又觉得自己非常羞愧，卑鄙，恶劣。……他感到他的卑怯性格使得他出卖了自己的主笔和《蠢鹅先驱报》，而且这是公开的，当着熟人的面，无异于最恶劣的犹大！他本来应该吐唾沫，应该痛骂，应该讪笑，可是他却不住地央求，低声下气，几乎哭出来。……唉！

勃卢迪兴说了又说。他不停地指手画脚，装腔作势，然后正要挽住秘书的胳膊，而且秘书也已经走到伊甸园[10]门口，不料远处传来一声喊叫：

“阿尼辛·伊凡诺维奇！将军来了！”

勃卢迪兴愣了一下，然后丢下柯金，赶紧跑下楼去。秘书呆站了一会儿，走动几步，整了整领结。他不再等什么，不再巴望什么。临到第二幕开始，他往门口走去，管家却不让他进去。

“勃卢迪兴没有对我们交代什么话。不行！”

过了十分钟，秘书慢腾腾地走着，他那双大套靴磨蹭着结冰的地面。他正走回家去，可是他还不如钻进冰窟窿里去好！他感到羞愧，厌恶。他的香水味也罢，他的新手套也罢，他那鬈发的头也罢，一概惹得他厌恶。他恨不得把他这个头揍一顿才好！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香水名。

[3] 指贿赂。

[4] 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因触犯主神宙斯而受罚，站在齐颈的水中，头上悬有果子，但他要喝水时，水就退去，他要吃果子时，果子就上升离去，因此永远又饥又渴。

[5] 原文为法语。

[6] 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1050—1106）被罗马教皇革出教门后，到意大利北部卡诺萨的教皇城堡去，穿着忏悔的罪人的服装在门口站立三天，以期得到宽恕。——俄文本编者注

[7] 阿尼辛·伊凡诺维奇的简称。

[8] 此处指一种舞台造型，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场面或历史场景。

[9] 据古希伯来传说，尤季芙杀死了巴比伦统帅奥罗费尔恩，从而拯救了被围困的犹太人。——俄文本编者注

[10] 《旧约·创世记》中的乐园。

纯朴无瑕

故事

某城圣三一教堂老态龙钟的住持萨瓦·热兹洛夫神甫的儿子亚历山大是莫斯科的名律师。这天，出人意外，亚历山大从莫斯科乘火车到他父亲家里来了。老人丧偶，孤身一人，自从把独生子送进大学以后，已经有十二年到十五年没见过他了，如今定睛瞧着他，脸色发白，周身发抖，呆若木鸡。他的欢乐和兴奋简直无边无际。

儿子到家的当天傍晚，父子两人谈起话来。律师吃菜，喝酒，而且感动。

“你这儿挺好，挺可爱！”他兴奋地说，在椅子上动个不停，“舒适，温暖，而且颇有古风。真的，挺好！”

萨瓦神甫把两手抄在背后，在桌旁走来走去，显然在向老厨娘炫耀他有这么个文质彬彬的成年儿子。他要使客人高兴而极力谈有关“学问”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他说，“现在这个局面恰好合乎我的心意：你和我总算都成了受过教育的人。你在大学毕了业，我呢，也是在基辅学院[1]毕了业的，对了。……可见我们走上一条路了。……我们互相了解。……只是我不知道现在学院里是什么情形。在我那个时候，古典教育是很强调的，甚至还要学古希伯来语。可是现在呢？”

“我不知道。不过，爸爸，你这儿的鲟鱼真了不起。我已经吃饱了，可是我还在吃。”

“吃吧，吃吧。你要多吃点才是，因为你的工作是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嗯……不是体力劳动。……你是大学毕业生，用脑子工作。你在此地会做客很久吗？”

“我不是来做客的。爸爸，我到你这儿来是出于偶然，类似意外的出现[2]。我是出差来的，为你们这个城市从前的市长出庭辩护。你知道，明天你们这儿大概要开庭审案。”

“原来是这样。……那么你是在司法界工作？是做律师吧？”

“对，我是律师。”

“哦。……上帝保佑。你是几等官？”

“说真的，我不知道，爸爸。”

“应该问一问他挣多少薪水，”萨瓦神甫暗想，“不过，按他们的看法，问这样的话是不得当的。……凭他的装束来判断，再考虑到他的金怀表，那就得认为他年薪不止一千。”

老人和律师沉默了一阵。

“我不知道你这儿有这样的鲟鱼，要不然我去年就到你这儿来了，”儿子说，“去年我到你们的省城来过，离这儿不远。你们这儿的城市都挺可笑！”

“确实，可笑……简直想吐口唾沫！”萨瓦神甫同意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儿离文化中心远……冥顽不灵。文明还没有传播进来。……”

“问题不在这儿。……你听我说说我干过一件什么事。在你们省城，有一次我走进一家戏院，到售票处买票。他们对我说，今天不会公演了，因为连一张票也没卖出去！我就问道：你们卖满座能有多大一笔钱？他们说，三百卢布！我就说，您去让他们上演，我来出这三百卢布。……我是因为烦闷无聊才出这三百卢布的，可是临到我看他们上演的那出惊心动魄的戏，反而越发烦闷无聊了。……哈哈。……”

萨瓦神甫不相信地瞧瞧儿子，瞧瞧厨娘，然后凑着空拳头咯咯地笑。……

“瞧，他胡说起来了！”他暗想。

“那么，舒连卡[3]，这三百卢布你是从哪儿来的？”他胆怯地问道。

“什么叫从哪儿来的？当然是从我口袋里拿出来的。……”

“嗯。……那么，原谅我提出个唐突的问题：你挣多少钱薪水？”

“没准数。……有的时候一年挣三万上下，有的时候两万也挣不到。……每年都不一样。”

“他这不是在胡说吗？哈哈哈！他胡说起来了！”萨瓦神甫暗想，哈哈大笑，热爱地瞧着他儿子无精打采的脸，“青年人往往信口开河！哈哈哈。……这是说大话：三万！”

“这不大可能吧，舒连卡！”他说，“对不起，不过……哈哈哈……三万！有这些钱，可以造两所房子了。……”

“你不相信？”

“倒不是我不相信，而是……该怎么说好呢？你未免太那个。……哈哈哈。……是啊，要是你挣那么多钱，那可怎么处置呢？”

“我都花掉了，爸爸。……京城的生活，老爷子，很费钱。这儿花一千就能过活的人家，到那儿就要花五千。我得自备马车，我打牌……有时候还要吃喝玩乐。”

“说的倒也是。……不过你应该攒钱才对！”

“不行。……我没有攒钱的那种毅力，”律师叹口气，“……我管不了自己。……去年我花六千在波梁卡买了一所房子。到老年好歹也有个依傍！可是你猜怎么着？买了以后还没过两个月，就只好抵押出去了。我把它抵押出去后，那笔钱却一下子就花光了！有的打牌输掉，有的喝酒喝掉了。”

“哈哈哈！他胡说起来了！”老人尖声叫道，“胡说得倒也有趣！”

“我没有胡说，爸爸。”

“可是难道能把房子输掉或者喝掉吗？”

“慢说是房子，就连地球也能喝掉哩。明天我会从你们市长那儿敲到五千，可是我心里觉得，不容我回到莫斯科，这笔钱就会花光。这就是我的命。”

“不是命，而是命运，”萨瓦神甫纠正道，咳嗽一声，尊严地瞧了瞧老厨娘，“对不起，舒连卡，我怀疑你的话。那么你是凭哪点挣到这么多钱的？”

“凭才能。……”

“嗯。……也许你一年能挣三千，至于什么三万，或者，比方说，买房之类的话，对不起……我怀疑。不过我们丢开这些争论吧。现在，你跟我说说你们莫斯科的情形。大概那儿很快活吧？你的熟人多吗？”

“很多。整个莫斯科都知道我。”

“哈哈哈！他胡说起来了！哈哈！你说的可真神，我的孩子。”

父子两人照这样又谈了很久。律师还讲起他那有四万陪嫁的婚事，描绘他到下诺夫戈罗德的旅行，叙述他的离婚经过，这使他破费了一万。老人听着，把两只手一拍，哈哈大笑。

“他胡说起来了！哈哈哈！舒连卡，我不知道你倒是个嚼舌根的能手呢！哈哈哈！我说这话不是责备你。我听你讲得蛮有趣呢。你讲吧，讲吧。”

“可是，哎，我只顾闲谈，却忘掉时间了，”律师结束道，从桌旁站起来，“明天就要开审，可是案卷我还没看呢。再会。”

萨瓦神甫把他儿子送到卧室去后，喜不自胜。

“如何，啊？你看到了吧？”他对厨娘小声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是个大学生，有人道主义思想，是解放派，可是他来探望我这个老人并不觉得丢脸。他本来忘了他父亲，可是忽然想起来了。他心血来潮，想起来了。他暗自思忖：我来想想我那个糟老头子是什么样子！哈哈哈！好儿子！善良的儿子啊！而且你瞧出来没有？他对我就跟对身份相同的人一样……认为我跟他一样，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可见他是了解我的。可惜我们没把助祭叫来，他应该看看我儿子才对。”

萨瓦神甫对老太婆倾吐衷曲以后，就踮起脚往自己的卧室走去，顺便从钥匙眼里看一下他的儿子。律师在床上躺着，嘴里喷出雪茄的烟雾，读一本很厚的笔记簿。他身旁的小桌上放着一个酒瓶，这却是萨瓦神甫以前从没见过的。

“我进来一下就走……看一看这儿舒服不，”老人走进儿子的房间，喃喃地说，“舒服吗？软和吗？不过你应该脱掉衣服。”

律师哼哼哈哈地应着，皱起眉头。萨瓦神甫在他脚旁坐下，开始沉思。

“是这样……”他沉默片刻以后开口说，“我一直在琢磨你讲的话。从一方面来说，我感激你来探望我这个老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作为父亲和……和受过教育的人，又不能有了想法却不说。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我知道，你是说笑话，可是你知道，无论是信仰还是科学，甚至对我们说着玩的假话也是不赞成的。嗯。……我有点咳嗽。嗯。……请你原谅，不过我作为父亲，这话却不能不说。那么你这酒是从哪儿来的？”

“这是我随身带来的。你要喝一点吗？这葡萄酒挺好，八卢布一瓶。”

“八卢布？这可是胡说！”萨瓦神甫说，把两只手一拍，“哈哈哈！这哪里用得了八卢布？哈哈哈！就是最好的葡萄酒，我也只用一卢布就能给你买来。哈哈哈！”

“得了，你走吧，老爷子，你在碍我的事。……你去吧！”

老人格格地笑，把两只手一拍，走出去，轻轻地掩上身后的门。午夜，萨瓦神甫读完《箴言》[4]，向老太婆交代过明天做什么菜后，又一次到儿子房间里去看一眼。

儿子仍然在阅读，喝酒，喷烟。

“现在也该睡了……你脱掉衣服，灭了蜡烛吧……”老人把神香和烛油的气味带进儿子房间里来，说，“已经十二点钟了。……你这是喝第二瓶了吧？嘿！”

“不喝酒不行，爸爸。……要是不把精神提起来，正事就办不成。”

老人在床上坐下，沉默一会儿，开口说：

“有这样一件事，我的孩子。……嗯，是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活得长，能不能再跟你见面，因此最好今天就把我的遗嘱告诉你。……你要知道……在我任职四十年间，我为你积蓄了一千五百卢布。等我死了，你就拿去，可是……”

萨瓦神甫庄严地擤了擤鼻子，继续说：

“可是你不要把这笔钱挥霍掉，要保存好。……而且，我要求你，我死后，你给外甥女瓦连卡寄一百卢布去。如果你不吝惜的话，那就给齐娜伊达也寄二十去。她们都是孤儿。”

“你把这一千五统统寄给她们吧。……我不需要，爸爸。……”

“你是胡说吧？”

“我是认真说的。……反正我也是把它挥霍掉了事。”

“嗯。……要知道这笔钱我是积攒起来的！”萨瓦不高兴地说，“我是一戈比一戈比为你积攒起来的。……”

“好吧，那我把你的钱放在玻璃板底下，作为父亲慈爱的纪念。不过话说回来，我不需要。……一千五，不经一花啊！”

“好，那也随你。……要是我早知道，我就不攒钱，不念着你了。……你睡吧！”

萨瓦神甫在律师胸前画了个十字，走出去。他有点不痛快。……他的儿子对他四十年的积蓄这样马马虎虎，满不在乎，使他难堪。不过这种不痛快和难堪的心情不久就烟消云散。……老人又一心想找儿子闲聊，“像有学问的人那样”谈一谈，回忆一下过去的事，可是他已经没有勇气去打搅忙碌的律师了。他在那些黑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后来就走到外间里去看他儿子的皮大衣。他控制不住他那做父亲的欢乐，伸出两条胳膊去搂住那件皮大衣，开始拥抱它，吻它，给它画十字，倒好像那不是一件皮大衣，而是他儿子本人，是那个“大学生”似的。……他没法睡觉了。

[1] 指基辅神学院。

[2] 原文为拉丁语。

[3] 亚历山大的爱称。

[4] 基督教经书《旧约》中的一卷。

纸包不住火

彼得·巴甫洛维奇·波苏津按照最严格的微服出巡原则，搭乘一辆平民的三套马车，沿着乡间道路，赶到某县城去，他是因为接到一封匿名信才到那个小城去的。

“要冷不防抓住他们……像从天而降似的……”他把脸藏在衣领里，幻想着，“他们这些坏蛋专干坏事，而且洋洋得意，大概以为他们的罪迹都已经掩盖起来了。……哈哈。……我想得出来，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忽然听得一声喊：‘把佳普金-利亚普金带到这里来！’[1]他们会惊吓成什么样子呀！准会闹得天翻地覆！哈哈。……”

波苏津把他幻想中的局面着意渲染一番以后，开始同他的车夫攀谈。他是个求名心切的人，因此首先问到他自己：

“波苏津这个人你知道吗？”

“怎么会不知道！”车夫说，笑了，“我们知道他！”

“你干吗笑啊？”

“这话问得怪！我连每个起码的文书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波苏津！他到这儿来做官就是要大家都知道他嘛。”

“这话不错。……哦，怎么样？依你看来，他这个人怎么样？好吗？”

“还可以……”车夫说，打了个哈欠，“他是个好老爷，很能干。……他奉派到这儿来还没满两年，就已经办了不少事。”

“他办过些什么特别的事呢？”

“他干了许多好事，求上帝保佑他健康。他张罗过修铁路，把我们县里的霍赫留科夫免了官。……那个霍赫留科夫简直无法无天啊。……那个人是坏蛋，滑头，以前所有的大官都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可是波苏津一来，霍赫留科夫就呜呜地叫着滚到魔鬼那儿去了，好像这儿压根儿就没有过他这么个人似的。……您瞧瞧，老先生！波苏津那个人，老先生，可不是能用钱买通的，他不是那种人！哪怕你给他一百，甚至一千，他也不会让他的灵魂背上罪过。……办不到！”

“谢天谢地，他们至少从这一方面理解我了，”波苏津暗自高兴地想到，“这挺好。”

“他是个受过教育的老爷……”车夫继续说，“他不摆架子。……我们村里的人上他那儿去诉苦，他待承他们就像待承上等人一样，跟大家拉手，说：‘您，请坐。……’他脾气暴，性子急。……他一句话还没说明白，鼻子里就呼哧呼哧地喷气！要叫他一步一步走路，那可办不到，他老是跑，老是跑！我们村里的人还没来得及把话跟他说完，他就嚷道：‘套车！！’照直到这儿来了。……他一来，就把事全办好……一个小钱也不要你的。他比以前那个官强得多了！当然，以前那个官也挺好。生得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一嚷起来，嗓门比全省的人都高。……他一出门，你就是隔着十俄里远也听得见。不过讲到办里里外外各种事，眼下的那个官就高明得多！眼下的那个官会动脑筋，办法多极了。……只有一件事差劲。……这个人处处都好，就是有一件事不对头：他是个酒鬼！”

“这真糟糕！”波苏津暗想。

“可你怎么知道我……他是酒鬼？”他问道。

“当然，老爷，我自己倒没看见他喝醉过，这我不想说谎，不过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大家也没见过他喝醉的样子，可是他这种名声传扬开了。……他当着外人的面，或者到别处去做客，或者参加舞会，或者在交际场所，从来也不喝酒。他是在家里喝。……他早晨起来，揉一揉眼睛，头一件事就是喝酒！他的听差给他端来一大杯白酒，他马上就要他再端一大杯来。……他就照这样喝它一天。说来也怪：他一个劲儿地喝，可就是一点也不醉！可见他能管住自己。从前我们的霍赫留科夫喝多了酒，那就慢说是别人受不了，连狗也会汪汪地叫起来。可是波苏津呢，连鼻子都不红一红！他关在书房里，拼命地喝。……他怕外人看见，就把酒瓶放在书桌抽屉里，安上一根小管子。抽屉里老是有酒。……他低下头凑近那根小管子，吸啊吸的，喝得可不少。……在马车里也一样，酒瓶就装在公文包里。……”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波苏津吓了一跳，想道，“我的上帝啊，连这种事都让人知道了！多么糟糕。……”

“喏，还有女人的事。……这个坏包！”车夫说，笑起来，摇了摇头，“简直是胡闹！那些……骚娘们儿他搞上了十来个。……有两个就住在他家里。……一个叫娜斯达霞·伊凡诺芙娜，算是他的女管家。另一个……叫什么名字来着？见她的鬼……叫柳德米拉·谢敏诺芙娜，算是他的女秘书。……最得势的是娜斯达霞。她要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她把他支使得团团转，就跟狐狸摆弄尾巴一样。他让她掌大权。结果，大家怕他倒不及怕她那么厉害。……哈哈。……还有个骚娘们儿住在卡恰尔纳亚街上。……丢脸啊！”

“他连名字都知道，”波苏津暗想，脸红了，“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个庄稼汉，赶车的……城里从来也没去过！多么恶劣……下流……庸俗！”

“这些事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他生气地问。

“大家说的呗。……我自己没亲眼见过，可是我听人说过。再者，要知道这些事有什么难的？他的听差或者车夫有舌头，舌头是割不掉的。……再说，娜斯达霞本人就说不定常在各处巷子里走动，吹嘘她那种女人家的福气。这种事掩不住外人的耳目。……再拿波苏津喜欢悄悄地出外查访这件事来说。……从前的那个官想出外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一个月之前就传出话来，临到他动身，那种热闹，那种风光，那种叮当的铃声……简直别提了！他前头有马车，后头有马车，两旁也有马车。他到了某地，就睡上一觉，吃饱饭，喝足酒，扯开了嗓门办公事。他哇哇地嚷一阵，跺一阵脚，又睡觉，随后还是老一套。……可是眼下这个官，一听到出了什么事，就赶快悄悄地出外私访，不让人看见，也不让人知道。……这可真有意思！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家里溜出来，不让那些文官瞧见他，随后就上了火车。……他来到他要去的那个火车站，可是车站外边的驿车或者上好的马车他一概不坐，偏要雇一辆庄稼汉的车。他把身上的衣服裹得严严实实，像个娘们儿似的，一路上哑着嗓子说话，活像一条老狗，生怕人家听出他的嗓音来。这种事经人一讲，你听着简直能笑断肚肠子。他这个傻瓜，坐着车赶路，当是谁也认不出他来。其实，要是有个懂事的人，想认出他就跟啐口痰那么容易。啐！……”

“那么，怎样才能认出他来呢？”

“很简单。从前我们的霍赫留科夫出外私访，我们只凭他那双特别有劲的手就能认出他来。要是坐车的客人动手打你嘴巴，不用说，这个人就是霍赫留科夫。哪怕波苏津，也能一下子就认出来。……普通旅客遇事总是随随便便，波苏津却不是那种能够将就的人。比方说，他一到驿站，派头就来了！……他又嫌臭，又嫌闷，又嫌冷。……你得给他送童子鸡来，送水果来，送各式各样的果子酱来。……这样，驿站上的人全知道了：要是冬天有人要童子鸡和水果，这人就一定是波苏津。要是有人对驿站长称呼‘我最亲爱的’，打发人去干各种杂事，那就可以起誓，这人就是波苏津。他身上的气味也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睡觉也有气派。……他在驿站的一张长沙发上躺下，在他周围洒上香水，吩咐人在他枕头旁边放上三支蜡烛。他就躺下来，看公文。……这样，慢说是驿站长，就连猫也认得出他是个什么人了。……”

“这是实话，实话……”波苏津暗想，“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这些！”

“不过，要是有人想知道他的消息，用不着水果和童子鸡也能知道。一接到电报，大家就全清楚了。……尽管他把脸包严，尽管他躲躲闪闪，可是这儿的人已经知道他来了。大家都等着呢。……波苏津还没从家里出来，对不起，这儿就已经样样都准备好了。他来是要当场抓住他们，送交法院，或者撤换什么人，可是他们正在背地里笑他呢。他们会说：大人，即使您是悄悄来的，可是您瞧：我们这儿样样事情也都合乎规矩嘛！……他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结果他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了。……他还得夸一夸那些家伙，跟他们大家拉手，要他们原谅他来打搅。……事情就是这样！您觉得怎么样？哈哈，老爷！这儿的人滑得很，滑得不能再滑了！……看着可真开眼：这都是些什么魔鬼呀！喏，就拿今天的事来说。……今天早晨我赶着空车出来，迎面碰见一个犹太男人从车站里跑出来，他是车站食堂的老板。我就问：‘犹太老爷，您到哪儿去啊？’他说：‘我把葡萄酒和冷荤菜送到城里去。今天那儿的人都在等波苏津呢。’你看妙不妙？说不定波苏津刚刚准备动身，或者刚把脸包严，生怕人家认出他来。说不定他已经上路了，以为谁也不知道他上了路，其实，瞧瞧，人家已经为他准备下葡萄酒、鲑鱼、干酪、各式各样的冷荤菜了。……啊？他一边赶路，一边想：‘你们算是完蛋了，小子！’其实那些小子满不在乎！让他来吧！他们早已把一切都遮盖好了！”

“往回走！”波苏津嗓音沙哑地说，“掉转车头往回走，畜生！”

吃惊的马车夫只好拨转马头往回走。

[1] 引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第一幕第一场中市长的道白，应是“把利亚普金-佳普金带到这里来”。——俄文本编者注

愤世嫉俗者

中午。“皮赫纳乌兄弟动物园”的管理员，退役的骑兵准尉叶果尔·秀辛，已经喝醉。他是个身材极高的汉子，面容枯瘦，皮肉松弛，里边穿着脏衬衫，外边套一件油渍斑斑的礼服。他在观众面前转来转去就跟晨祷前的魔鬼[1]一样：他奔跑，伛腰，呵呵地笑，转动眼珠，仿佛用各种笨拙的姿态和解开纽扣的动作卖俏似的。每逢他那剪短头发的大头冒出浓重的酒气，观众总是喜欢他。遇到那样的时候，他就不是简单地“讲解”动物，而要用一种只有他才能做到的新方式来“讲解”了。

“该怎样讲解呢？”他挤一挤眼睛，问观众道，“是要简单的讲解呢，还是要带点心理分析和倾向性？”

“要心理分析和倾向性！”

“好[2]！那就开始吧！这是非洲狮！”他说，身子摇晃着，讥诮地瞧着笼子里那头蹲在角落里温和地眼的狮子，“它是强大的同义语，这种强大结合着动物的优雅、美丽和骄傲！以前，在青春时代，它凭它的威力擒拿野兽，凭它的吼声威镇四邻，可是如今……哈哈哈……可是如今，它，这个蠢货，却在笼子里蹲着了。……怎么样，狮子老兄？你蹲着吗？你在进行哲理的思考吧？当初你在树林里撒腿奔跑，大概不可一世！你认为再也没有比你强大的野兽，连魔鬼也抓不住你了，可是，没想到愚蠢的命运却比你强……它虽然愚蠢，却比你强哟。……哈哈哈！你瞧瞧，魔鬼把你从非洲弄到哪儿了！你多半做梦也没想到会到这儿来！我呢，老兄，也让魔鬼支使得四处乱跑！我做过中学教员，做过办公室职员，做过土地测量员，做过电报员，在军事机关里任过职，在通心粉工厂里做过事……鬼才知道我还有哪儿没去过！最后我却来到这个动物园里……来到这个膻臭的地方。……哈哈哈！”

观众为醉醺醺的秀辛的真诚笑声所感染，也扬声大笑。

“看样子，它是在希望自由！”有个人对狮子挤了挤眼睛说，那人身上有油漆气味，衣服上布满五颜六色的油漆斑点。

“哪儿的话！你就是放了它，它也还是会回来的。它认命了。哈哈哈。……狮子，你已经到死的时候了，就是这么回事！你，老兄，干吗还在这儿……拖日子？索性咽了气才好！反正也没什么可等的！你瞧什么？我说的是正理嘛！”

秀辛把观众领到下一个笼子跟前，那里面有一只野猫跑来跑去，撞笼子的铁栅栏。

“野猫！它是我们的瓦斯卡[3]和玛鲁斯卡[4]的祖宗！它被人捉住，关在笼子里，还没满三个月。它嘶嘶地叫，乱蹦乱跳，闪着两只眼睛，不容许别人走到它跟前去。它一天到晚用爪子抓铁栅栏：它在找出路！如今它情愿牺牲百万家财，半世生活以及它的子女，只求能回家去就成。哈哈哈。……喂，你干吗蹦蹦跳跳，傻瓜？你跑什么？反正你出不去！你死了也出不去！你早晚会住惯，认命！你不但会住惯，还会爬过来舔我们这些折磨你的人的手呢！哈哈哈。……这儿，老兄，也就是但丁的地狱[5]：您丢开一切希望吧！”

秀辛愤世嫉俗的论调渐渐惹得观众生气了。

“我不懂这有什么可笑的！”一个男低音说。

“他龇着牙笑，可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高兴的……”那个油漆匠说。

“这是猴子！”秀辛走到下一个笼子跟前，继续说，“动物界的败类！我知道它恨我们，好像巴不得把我们撕碎才好，可是它偏偏做出笑脸，舔人的手！奴才的性格呀！哈哈哈。……它为了吃到一小块糖，情愿朝着折磨它的人跪下，表演丑角。我不喜欢这种东西！……还有这一个，我来介绍一下，是羚羊！”秀辛把观众领到另一个笼子跟前说，笼子里关着一只又小又瘦的羚羊，它的大眼睛带着泪痕，“它已经完了！它刚刚关进笼子里，结局就定了：痨病已经发展到末期了！哈哈哈。……请看，它那对眼睛完全像人一样，正在流泪呢！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它年轻美丽……希望生活嘛！现在它很想到野外去跑跑，跟那些漂亮的公羊互相闻一闻，可是它偏偏待在这儿肮脏的干草上，闻着狗的臭气和马厩的臭气。说来奇怪：它就要死了，可是它眼睛里仍然含着希望！青春是非同小可的！啊？你们这些年轻的生物可真有意思！你算是白白地抱着希望了，亲爱的！你会白白抱着希望断气的。哈哈哈。……”

“你，老兄，那个……不要用话去糟蹋它……”油漆匠皱起眉头说，“这叫人不好受！”

观众不再笑了。只有秀辛一个人哈哈大笑，喷鼻息。观众变得越郁闷，他的笑声倒越响亮尖厉。大家不知什么缘故开始发现他很不像样，肮里肮脏，愤世嫉俗，大家的眼睛里都现出痛恨和气愤。

“这就是仙鹤！”秀辛不肯罢休，走到仙鹤跟前说，那只仙鹤靠近笼子站着，“它生在俄国，到寒冷季节常飞到尼罗河一带去，同鳄鱼和老虎一块儿谈天。它的过去很有光彩。……请看，它在沉思，精神集中得很！它只顾想心思，什么也没看见。……满脑子的幻想，幻想！哈哈哈。……它在寻思：‘我要啄穿这些人的脑袋，从小窗口飞出去，一下子飞上碧空，投入蓝天！目前碧空如洗，一行行的仙鹤正飞到热带去，咯……咯……咯地叫。……’啊，请看，它的羽毛竖起来了！这是说，它在幻想驰骋的时候，却突然想起它的翅膀已经剪短……它不由得满心害怕和绝望。……哈哈哈。……它有一种不肯罢休的性格。这些羽毛会永远这么竖着，一直到死。这只不肯妥协的、高傲的仙鹤啊！可是你不妥协，我们却看不上眼！你高傲，不肯妥协，我倒偏要当着大家的面牵着你的鼻子走。哈哈哈。……”

秀辛揪住仙鹤的嘴，牵着它走。

“不要耍弄它！”有人说，“住手！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老板在哪儿？怎么能容许这个醉汉……折磨动物！”

“哈哈哈。……我怎么折磨它了？……”

“喏……你说了各式各样的……挖苦话。……这不应该！”

“可是话说回来，你们自己要求我的讲解要带点心理学嘛！……哈哈哈。……”

观众想起他们本来就纯粹是要听“心理学”的讲解才到这个动物园来的，而且一直焦急地等候醉醺醺的秀辛从他的小屋里走出来，开始讲解。现在呢，观众为了给他们的愤恨好歹找出个理由，就开始吹毛求疵，指责饲养太差，指责笼子太小，等等。

“我们总是喂饱它们的，”秀辛说，讥诮地眯起眼睛瞧着观众，“甚至马上就要喂了……求上帝饶恕吧！”

他耸起肩膀，爬到柜台底下，从一床暖和的被子里取出一条小蟒来。

“我们总是喂饱它们的。……不喂不行啊！它们跟演员一样：你不喂饱，它们可就伸腿瞪眼了！兔子先生，请到这边来[6]！请！”

一只红眼睛的白兔上场了。

“向您致敬，先生！”秀辛说，伸出手指在它脸前指指点点。“我荣幸地同您相识！我要介绍一下这位蟒先生，它想吃掉您！哈哈哈。……这是不愉快的，老兄！你皱起眉头了？哎，这是无法可想的事！这不能怪我呀！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我就是另一个……反正得照这么办。这是哲学，兔子老兄！现在你活着，耸起鼻子闻空气，脑子里想这想那，可是不出一分钟你就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请吧！可是，生活，老兄，却这么美好啊！上帝，多么美好呀！”

“不要喂！”有人说，“够了！算了！”

“这真叫人不好受！”秀辛继续说，仿佛没听见观众的抱怨声，“你有品格，有个性，有活生生的一条命……有老婆，有子女……不料，忽然间，让人家一口吞掉了！请吧！不管这多么令人遗憾，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秀辛抓住那只兔子，笑呵呵地把它送到蟒的嘴边。然而兔子还没来得及吓呆，就有几十只手抓住它了。观众纷纷说起动物保护协会，发出了惊叫声。他们嚷着，摇手，跺脚。秀辛笑着跑回自己小屋去了。

观众气愤地从动物园里走出去。他们想呕吐，就像把一只苍蝇吞下了肚似的。可是刚过了一两天，那些动物园的常客就已经心平气和，又开始想念秀辛，就跟想喝酒或者想吸烟一样。他们又巴望听他那种刻薄的、使他们背上冒凉气的愤世嫉俗的论调了。

[1] 按基督教教义，魔鬼在夜间活动后，在日出前，即晨祷前，必须赶紧躲起来。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家猫的名字。

[4] 家猫的名字。

[5] 指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在长诗《神曲》中所描写的炼狱。——俄文本编者注

[6] 原文为法语。

她的丈夫[1]

一个空闲的夜晚。歌剧女演员娜达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勃罗宁娜（若是随丈夫的姓，就是尼基特金娜）在她的卧室里躺着，全身心都在休息。她舒舒服服，半睡半醒，想念她的小女儿，如今女儿跟她奶奶或者姑母住在远方。……这个小女儿对她来说比观众、花束、评论、捧场人都宝贵……她倒乐于这样想念她，一直想到天明。她幸福，安宁，只巴望不要有人来打搅她这种心平气和的静卧，让她在睡意蒙眬中怀念她的小女儿。

忽然，这位歌剧女演员打了个哆嗦，睁大眼睛，原来门厅响起了刺耳、急促的门铃声。没过十秒钟，第二次门铃声又响了，随后是第三次。大门哗啦一声打开，有人走进门厅来，像马似的跺脚，冷得不住喘气，喷鼻子。

“见鬼！连皮大衣也没处挂！”女演员听见一个沙哑的男低音说，“她居然还是个名演员呢！一年有五千收入，可是连个像样的衣帽架都没有！”

“这是我的丈夫……”女演员想，皱起了眉头，“他好像还带着一个朋友来过夜。……讨厌！”

安宁消失了。等到响亮的擤鼻声和安放套靴的响声在门厅里停下来，女演员就听见她的卧室里响起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这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丹尼斯·彼得罗维奇·尼基特金，走进来了。他身上发散着寒气和白兰地的气味。他在卧室里走了很久，沉重地喘息，黑暗中撞在椅子上，寻找什么东西。……

“喂，你找什么呀？”女演员呻吟道，这种骚动惹得她心里腻烦了，“你把我闹醒了。”

“我，亲爱的，找火柴。你……那么你没睡着？有人要我向你问好。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生着红头发而且常给你送花的人，问你好。哦，他姓扎格沃兹德金。……刚才我到他家去过。”

“你到他家去干什么？”

“没什么事。……我们坐了一会儿，谈谈话……喝了点酒。不管你怎么想，娜达丽[2]，反正我不喜欢这个家伙。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蠢货天下少有。他是个富人，资本家，你一点也看不出，他居然有六十万的家当呢。钱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犹如萝卜于狗一样。他不但自己不吃，而且也不给人家吃。钱是应该拿来流通的，可是他抓住不放，生怕它跑掉。……有资金却闲放着，那有什么好处呢？闲置的资金跟杂草差不多。”

她的丈夫摸到床边，气喘吁吁的，在他妻子脚旁坐下。

“闲置的资金是有害的……”他继续说，“为什么俄国的企业江河日下？就是因为我们闲置的资金太多，怕借出去。……英国的情形就不一样。……在英国，伙计，就没有像扎格沃兹德金那样的蠢鹅。……在那儿每个小钱都在流通。……对了。……在那儿是不把钱锁在箱子里的。……”

“哦，很好。我要睡了。”

“我马上就说完。……我在说什么来着？对了。……在当前这个时代，就是把扎格沃兹德金绞死都嫌不解气。……他是个坏蛋，傻瓜。……简直是傻瓜。如果我向他借钱而没人作保，那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他丝毫也没有风险啊。他却不懂，这头蠢驴！他借出一万，就会收回十万。再过一年他会又得到十万！我央求他，跟他讲道理……可是他死也不借，蠢货！”

“我希望你不是用我的名义向他借钱！”

“哼。……这话可就怪了……”她的丈夫不高兴地说，“不管怎样，他宁可借给我一万，也不会借给你。你是女人，可我毕竟是个男人，办事的人啊。而且我对他提出的计划多么妙！那可不是一个气球，也不是什么空中楼阁，而是一桩事业，一本万利的事业！如果碰上个明白事理的人，单因为我出了这个主意就肯给我两万哩！要是给你讲一遍，就连你也能明白这个主意是怎么回事。只是你，那个……别张扬出去……千万千万。……不过，我好像已经对你讲过了。我对你讲过肠子的事吗？”

“嗯。……以后再谈吧。……”

“好像讲过了。……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现在高级食品店和香肠店在当地买肠子，价钱贵。喏，肠子在高加索却不值钱，到处乱丢，要是把它运到这儿来，那么……你看会怎么样？那些香肠制造商会在哪儿买肠衣：在此地的屠宰场呢，还是在我这儿？当然是在我这儿！要知道我的卖价便宜九成！现在我们照这样来算一算吧：每年京城和别的大城市里都要买这种肠衣……就算是五十万副吧。这是最低限度了。好，如果……”

“你明天再讲。……以后再谈吧。……”

“对，这是实话。……你想睡了，对不起……我马上就走。……不管你怎么说，有了资金，无论你投放到哪儿去，到处都可以干一番事业。……有了资金，哪怕拿烟蒂做生意，也可以发一百万大财呢。……就拿你们的戏院事业来说吧。比方说，连托夫斯基[3]为什么会破产？很简单！他的事业从一开头就办得不对劲。资金没有，可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干。……应当先凑齐资金，然后再不慌不忙，一点一滴地干。……如今开办剧院，不论是私人经营或者合伙经营，都可以发大财。……如果上演好戏，票价又定得低，而且合乎观众的口味，那么头一年就能拿过十万来，塞进腰包去。……喏，你是不明白的，然而我说的是真话。……是啊，你也喜欢闲置资金，不见得比扎格沃兹德金那个小丑高明。……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攒钱。……你不听我的话，也不愿意听。……要是你把那些钱拿来流通一下，你就用不着跑码头了。……要知道，办个私人经营的剧院，一开头有五千也就够了。……当然，不能像连托夫斯基那么干，而要小规模地干，一点一滴地干。……剧院经理我倒已经物色了一个，我也看好了剧院的地点……就是没有钱。……要是你能明白，那你早就会拿出你那些年息五厘的各式各样证券和彩票了。……”

“不，谢谢[4]。……你搜刮我的钱已经很不少。……我受够了，我遭到过惩罚了。……”

“如果用女人的想法来论事，那当然……”尼基特金叹道，站起来，……“当然了！”

“我受够了。……好，你走吧，不要妨碍我睡觉。……你那些胡思乱想我已经听得腻烦了。”

“嗯。……是啊。……当然了！什么搜刮钱啦……什么打劫一空啦。……我们给人家的东西，我们倒记得住，我们拿到手的东西，我们可就记不住了。”

“我从来也没拿过你什么东西。”

“是这样吗？当初您还不是名演员的时候，是靠谁养活的？请容许我问您一句，是谁把您从贫困里拉出来，使您生活幸福的？这些您都不记得了吗？”

“得了，你去睡吧。快去，睡一觉就好了。”

“如果您觉得我喝醉了……如果在这样一个大人物心目中我卑不足道，那我可以干脆一走了事。”

“那你就走吧。这样才好。”

“我走就是。我已经够低声下气的了。我走就是。”

“哎呀，我的上帝！你倒是走啊！那我会高兴得很！”

“行。我们等着瞧吧。”

尼基特金暗自嘟哝了几句，一路撞在椅子上，走出卧室去了。随后从前厅里传来低语声、套鞋的沙沙声和开门声。她的丈夫认真怄了气，走了。

“谢天谢地，他总算走了……”歌唱演员暗想，“现在可以睡觉了。”她在昏昏睡去的时候，想着她的丈夫：他是个什么人呢？她这种苦恼是怎么来的？当初他住在切尔尼戈夫城，在那儿做一名会计。那时候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而不是她的丈夫，人倒还本分：天天去上班，按时领薪俸，他的全部计划和奢望也只限于买个新的六弦琴，买条时髦的裤子，买个琥珀烟嘴而已。可是，自从做了“明星的丈夫”以后，他就完全变了。歌唱演员回想她初次告诉他，说她要登上舞台的时候，他很久都执意不肯，满腔愤慨，告到她父母那儿，把她从家里赶出去。她只好没征得他的同意就登上了舞台。后来他从报上和人们口中知道她有了大笔收入，才“原谅”她，丢下会计的职位，做了她的随从。女演员瞧着这个随从不由得纳闷：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什么地方，养成了新的口味，学会了赶时髦，摆架子，装模作样？他是在什么地方养成了吃牡蛎[5]的胃口，喝各种勃艮第[6]葡萄酒的嗜好？是谁教会他装束入时，把头发梳得那么时髦，不叫她娜达霞而叫她娜达丽的？

“奇怪……”女歌唱家暗想，“以前他领到薪俸，往往藏起来，可是现在他一天花一百卢布还不够。以前他在中学生面前也不敢讲话，生怕讲得不得体，可是现在他甚至跟公爵们都混得很熟。……没出息的小人物！”

可是后来女歌唱家又打了个哆嗦：门铃声又在门厅刺耳地响起来。女仆嘴里骂着，气冲冲地趿拉着拖鞋，走去开门。又有人走进门来，像马似的跺脚。

“他回来了！”女歌唱家暗想，“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安静呀？真可恶！”

女演员不由得冒火了。

“你等着就是。……我要叫你尝尝闹花样的味道！你给我走！我要叫你非走不可！”

勃罗宁娜跳起来，光着脚跑到小厅里，她的丈夫通常就在那儿一张长沙发上睡觉。她看见他在脱衣服，把衣服小心地放在一把圈椅上。

“你不是走了吗！”她说，用充满仇恨的亮晶晶的眼睛瞧着他。“那你为什么回来？”

尼基特金一言不发，光是呼哧呼哧地喘气。……

“你不是走了吗！请你马上就滚！马上！听见没有？”

她的丈夫不住地嗽喉咙，眼睛没有看着妻子，脱掉吊裤带。

“要是你这个厚皮鬼不走，我就走！”女歌唱家说，跺着光脚，两眼发亮，“我走！你听见没有？厚皮鬼……无赖，奴才！滚出去！”

“当着外人的面至少也该觉得难为情才是……”她的丈夫嘟哝说。

女歌唱家回头一看，这才瞧见一张她不认得的演员的脸。……那张脸见到女演员裸露的肩膀和光脚，窘得不得了，恨不得钻进地里去才好。……

“我来介绍一下……”尼基特金喃喃地说，“这位是内地的剧院经理别兹包日尼科夫。”

女歌唱家尖叫一声，跑回她的卧室去了。

“您瞧……”她的丈夫说，在长沙发上躺下来，“本来一切都太太平平。她满口亲爱的啦，乖乖啦，好人儿啦。……又是吻你，又是抱你。……只要事情一牵涉到钱，那么……您看得明白……钱可真是大事啊！……祝您晚安。”

过了一分钟，鼾声响起来了。

[1] 原文为法语，含有“夫以妻贵”的讽刺意味。

[2] 法国人名，相当于俄国人名娜达丽雅。

[3] 莫斯科的一个剧团经理兼导演，隐庐饭店的承租人。——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法语。

[5] 一种名贵的菜肴。

[6] 法国的省名，当地盛产名贵的葡萄酒。

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

后台的故事

有一出“演员不断换装的轻松喜剧”正在上演。克拉芙季雅·玛特威耶芙娜·多尔斯卡雅-卡乌楚科娃是个年轻可爱而又热烈地献身于神圣艺术的女演员，这时候跑进她的化装室，动手脱掉她身上的茨冈妇女的服装，打算一刹那间换上骠骑兵军服。这个颇有才华的女演员不愿军服上出现多余的皱褶，想让军服尽量平整美观，贴紧身子，就决定索性把身上原来的衣服脱光，然后在夏娃的装束[1]上穿那套军服。可是她正脱完衣服，感到轻微的寒意而缩起身子，动手把骠骑兵的马裤理平，忽然传来一个什么人的叹息声。她睁大眼睛，仔细倾听。那个人又叹了口气，甚至似乎在低声自言自语：

“我们那深重的罪孽啊。……哎哎。……”

大惑不解的女演员往四下里瞅一眼，却没看到这个化装室有什么可疑之处，就决定往她唯一的家具，一张长沙发底下瞧一眼，以防万一。这一瞧不要紧，她看见长沙发底下藏着个人，身体很长。

“你是谁？！”她大叫一声，吓得从长沙发旁边跑开，拿过骠骑兵上衣盖住身子。

“是我……我……”长沙发底下响起一个颤抖的低语声，“您不要害怕，这是我。……嘘！”

那个带鼻音的低语声类似用煎锅炒菜发出的嘶嘶声，女演员不难听出他就是剧团经理英久科夫的说话声。

“是您？！”她愤慨地说，脸红得跟芍药似的，“怎么……您怎么敢干这种事？原来您这个老混蛋一直躺在这儿？这真岂有此理！”

“好姑娘……我的亲人！”英久科夫压低喉咙说，从长沙发底下探出秃头来，“您不要生气，亲爱的！您打死我吧，把我像蛇那样踩死吧，可就是别吵嚷！我刚才什么也没看见，现在也没看见，而且也没心思看。您甚至不必遮盖身子，亲爱的，我的无法形容的美人儿！您听我这个活不了几天的老头子几句话！我躺在这儿不为别的，只为救我自己！我要遭殃了！您瞧，我脑袋上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了！我那格拉宪卡的丈夫普棱津，从莫斯科来了。眼下他正在剧院里走来走去，要把我弄死。可怕呀！要知道，除了格拉宪卡的事以外，我还欠着他这个坏蛋五千卢布！”

“这跟我什么相干？您马上滚出去，要不然我……我都不知道要拿您这个混蛋怎么办了！”

“嘘！好人儿，您别嚷！我跪下求您，爬着求您！要是我不到您这儿来躲着他，叫我到哪儿去躲呢？要知道，别处他都能找到我，只有这儿他才不敢进来！得了，我求求您！得了，我央告您！我是大约两个钟头以前瞧见他的！第一幕上演的时候，我正站在布景后边往外看，不料他从池座那儿走到舞台这边来了！”

“那么演戏的时候您就一直躺在这儿？”女演员说，大吃一惊，“那么……那么您全看见了？”

剧团经理哭起来。

“我在打哆嗦！我浑身发颤！亲爱的，我浑身发颤！那该死的坏蛋会打死我的！以前他在下城已经开枪打过我一次。……当时报上都刊登过！”

“哎……这简直叫人没法忍受！您出去，现在我该换衣服上台！滚出去，要不然我就……大喊大叫，放声大哭……我要抓起灯来砸您！”

“嘘嘘！……我的希望……我的救星啊！我给您加五十卢布薪水，只求您不要把我轰出去！加五十！”

女演员用一堆衣服遮住身子，往门口跑去，打算嚷叫。英久科夫在她后面跪着爬过来，一把抓住她一只脚的踝骨上边。

“加七十五卢布就是，只求您不要把我轰走！”他压低喉咙说，气喘吁吁，“另外再加半场纪念演出！”

“您说的是假话！”

“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赌咒！那就叫我不得好死。……加半场纪念演出和七十五卢布！”

多尔斯卡雅-卡乌楚科娃一时动摇了，从房门旁边走开。

“可您老是说假话……”她用哭泣的声调说。

“我说假话就叫我陷进地里去！叫我死了也不得升天堂！再者，难道我是那么个坏蛋？”

“好吧，您要记住……”女演员同意说，“哦，那您爬到长沙发底下去吧。”

英久科夫长叹一声，气喘吁吁地爬到长沙发底下去。多尔斯卡雅-卡乌楚科娃赶快穿衣服。她一想到化装室里那张长沙发底下躺着个外人，就感到害臊，甚至毛骨悚然。不过她转念想到她做出这种让步纯粹是为了神圣的艺术的利益，就精神振作起来，过了不久她脱掉身上骠骑兵服装的时候，不但没再骂人，甚至同情地说：

“您在那儿弄得一身脏，亲爱的库兹玛·阿列克塞伊奇！我在这张长沙发底下什么东西都放过！”

轻松喜剧演完了。女演员被观众叫幕十一次，观众还送给她一束花，上面系着一根丝带，丝带上写着：“请永远同我们在一起。”热烈的场面过去以后，她往化装室走去，在布景后边遇到了英久科夫。剧团经理周身肮脏，衣服揉皱，头发蓬松，然而他眉开眼笑，高兴得直搓手。

“哈哈。……您想一想，好人儿！”他走到她跟前，开口说，“您嘲笑我这个糟老头子吧！您猜怎么着，原来普棱津压根儿就没来！哈哈。……见鬼，那把挺长的红胡子把我吓糊涂了。……普棱津也留着一把挺长的红胡子。……我认错人了，糟老头子！哈哈。……只是我白白打搅您了，美人儿。……”

“不过请您注意，您要记住您对我应许过的事。”多尔斯卡雅-卡乌楚科娃说。

“我记住，我记住，我的亲人，可是……我的好朋友，话说回来，那个人不是普棱津啊！我们刚才谈妥的完全是普棱津的事。既然那个人不是普棱津，我干吗要履行诺言呢？如果那个人是普棱津，嗯，那么，当然是另一回事，可是现在，要知道，您看得明白，我是认错人了。……我把个来历不明的怪人错看成普棱津了！”

“这多么下流！”女演员愤慨地说，“下流！卑鄙！”

“如果那个人是普棱津，当然，您就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我履行诺言，可是现在，实际上，鬼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也许他是个鞋匠，或者，对不起，是个裁缝，那我也得为他出钱？我是个老实人，宝贝儿。……我明白……”

他一面走开，一面不住地做着手势，说：

“如果那个人是普棱津，那么，当然，我就非履行诺言不可，可是现在，要知道，他是个陌生人啊……一个红胡子，鬼才知道他是谁，反正根本不是普棱津。”

[1] 指赤身裸体。按照基督教传说，神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夏娃原是不穿衣服的。

梦境

圣诞节故事

有这样一种天气：冬季似乎愤恨人类的软弱，特意唤来严峻的秋季帮忙，同它串通一气，肆意逞威。雪花和雨水在乌黑而迷蒙的半空中飘飞。潮湿的寒风凛冽刺骨，带着狂暴的愤懑敲打窗户和房顶。风在烟囱里呼号，在通风小窗里哀哭。苦恼弥漫在像煤烟那么黑的空气里。……大自然似乎要呕吐。……天气潮湿，寒冷，可怕。……

一八八二年的圣诞节前夜就是这样的天气，那时候我还没有在监禁中做苦工[1]，而是在退役的陆军上尉土巴耶夫的当铺里做一名估价员。

那是十二点钟。我遵照老板的心意，夜间总是在仓库里住宿，充当警犬。这时候仓库里圣像前面点着一盏长明灯，冒出蓝色的小火苗，光线微弱。那是一个四方的大房间，里面放满包裹、箱子、架子。……四周是灰色的木墙，上面有些裂缝，露出乱蓬蓬的麻屑，墙上挂着兔皮大衣、长外衣、枪支、画片、墙灯座、六弦琴。……我奉命夜间看守这些财物，就在装着贵重物品的玻璃柜后面一口红色大箱子上躺着，沉思地瞅着长明灯的小火苗。……

不知什么缘故我心惊肉跳。这个当铺仓库里存放着的物品令人害怕。……夜间，在长明灯的昏光下，那些物品似乎活了。……这时候窗外的雨声凄凉地诉苦，风在炉子里和天花板上方悲戚地哭号，我觉得那些物品也发出了痛哭声。所有这些物品在放到此地以前，都要经过估价员，也就是我的手，所以其中每一样东西的来历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比方说，我知道那个六弦琴换了多少钱，而那笔钱是用来买药粉医治肺痨病人的咳嗽的。……我知道那支手枪是一个酒鬼用来自杀的，他妻子收起手枪，没让警察搜去，后来就把它当给我们，买了口棺材。玻璃柜里有一只手镯瞧着我，这是偷它的人拿来当掉的。……有两件花边女衬衫标着第一百七十八号，原是一个姑娘拿来当掉的，她需要一个卢布买“沙龙”[2]的门票，她要到那儿去挣几个钱[3]。……总之，我在每件物品上都读到了毫无出路的悲伤、疾病、犯罪、卖淫。……

在圣诞节的前夜，这些物品显得特别哀婉动人。

“放我们回家去！……”我觉得它们似乎跟风一起哭着说，“放了我们吧！”

然而不单是这些东西在我心里引起恐惧。每逢我从玻璃柜后面伸出头去，往淌着雨水的黑窗子外面胆怯地看一眼，我总觉得街上有些人的脸正在朝仓库里张望。

“简直是胡思乱想！”我想振作起来，“多么愚蠢的脆弱！”

问题在于我这个人不但天生有估价员的那种神经，而且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夜正受到良心的折磨，这样的事难于令人相信，甚至是荒唐的。当铺的良心只能当作抵押品。在这里，良心是人们公认的一种可以买卖的东西，至于它的其他功能，人们却一概不承认。……可是，真奇怪，我的良心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我在我的硬箱子上不住地翻身，由于长明灯的火苗摇曳不定而眯细眼睛，我用尽全力扑灭我心里那种突如其来的新感情。可是我的努力落空了。……

当然，这多多少少要归咎于这一整天的辛勤工作后身体和精神上的疲乏。每到圣诞节前一天，穷人们总是成群地拥进当铺里来。在隆重的节日，再加上恶劣的天气，贫穷虽然不是什么罪恶，却是一种可怕的灾难！临到这种时候，淹在水里的穷人就到当铺里来寻找一根小草，结果所得到的往往不是小草，却是石头。……圣诞节前整整一天，有那么多人到我们这儿来，结果我们收到的抵押品有四分之三仓库里装不下，只得由我们送到一个板棚里去。从清早到深夜，我一刻也不停，忙于跟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讨价还价，从他们身上榨出一个个小钱来，看他们流泪，听他们徒劳地恳求着。……临到这一天结尾，我几乎站不住了，身心疲惫不堪。无怪乎现在我睡不着觉，不住地翻身，而且感到心惊胆战。……

有人轻轻地敲我的房门。……随着敲门声，我听见了老板的说话声：

“您睡了吗，彼得·杰米扬内奇？”

“还没有。有什么事吗？”

“您知道，我在想：明天我们要不要一大早就开门？这是大节期，天气又很坏。穷人纷纷跑来，就跟苍蝇见了蜜一样。那么明天您就不要去做晨祷，留在铺子里吧。……晚安！”

“我之所以害怕，”老板走后，我暗自解答说，“是因为那盏长明灯的火苗摇摇晃晃。……应当熄掉它才对。……”

我从床上起来，走到挂着长明灯的墙角。蓝色的小火苗老是突然微微亮一下，然后摇曳不停，显然在同死亡角斗。每次闪光，都照亮了圣像、墙壁、包裹、黑暗的窗子。……窗外有两张苍白的人脸贴着窗玻璃，往仓库里瞧。

“那儿没有人……”我思忖，……“这不过是我觉得有人罢了。”

我吹熄了灯，摸索着走回我的床边，不料这时候出了一个小小的岔子，对我后来的心情有不小的影响。……在我头顶上方，突然，出人意外，发出响亮而且尖厉刺耳的爆裂声，前后不过一秒钟。不知什么东西裂开了，仿佛它觉得疼痛难熬，就响亮地尖叫一声。

这是六弦琴上一根细弦断了。可是我吓得魂不附体，捂上耳朵，像发疯似的撞着那些箱子和包裹，跑到床跟前。……我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害怕得几乎透不出气来，一动也不动，开始倾听。

“放了我们吧！”风和那些物品哭号道，“看在节日分上放了我们吧！反正你自己也是穷人，你明白！你自己也挨过饿，受过冻！放了我们吧！”

是的，我自己原就是穷人，我知道什么叫饥寒交迫。贫穷把我推上了这个该死的估价员的职位，贫穷逼得我为糊口而无视别人的悲伤和眼泪。要不是贫穷，难道我会有足够的勇气把那些寄托着健康、温暖和节日欢乐的物品估成几个小钱？可是为什么风在指责我，为什么我的良心在折磨我？

然而不管我的心怎样怦怦地跳，不管恐惧和良心的痛苦怎样折磨我，疲乏到底占了上风。我睡着了。这种睡眠不安稳。……我听见老板又来敲我的门，听见教堂敲钟，召人去做晨祷。……我听见风在哭号，雨点抽打房顶。我的眼睛闭着，可是我看见那些物品、玻璃柜、乌黑的窗子、圣像。那些物品把我团团围住，眨巴眼睛，要求我放它们回家。六弦琴上的细弦一根连一根，带着尖厉的响声断了，而且无休无止地老在断。……窗外有些乞丐、老太婆、妓女往里看，等着我打开当铺的门，把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

我在睡乡中听见老鼠抓东西般的声音。这声音响了很久，很单调。我不住地翻身，缩起身子，因为寒气和潮气猛扑到我这边来。我把身上的被子盖严，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和人的低语声。

“这个梦多么不好！”我想，“多么可怕！该醒来才好。”

一个玻璃器皿掉下地，摔碎了。一个小火苗在玻璃柜后面闪烁，亮光在天花板上移动。

“不要发出脚步声！”有个低语声响起来，“你会把那个希律[4]惊醒的。……你把皮靴脱掉！”

有人走到玻璃柜跟前来，看一看我，碰一下挂锁。他是个大胡子老人，面容苍白消瘦，穿着兵士的破上衣和一双破鞋。一个高身量的瘦小伙子走到他跟前，胳膊特别长，衬衫没有掖进裤腰里，坎肩破破烂烂。他俩交头接耳地说话，在玻璃柜旁边忙碌起来。

“他们在偷！”我头脑里闪过这个想法。

虽然我在睡觉，可是我想起我的枕头底下向来放着手枪。我就悄悄地摸到它，拿在手里。柜子上的玻璃叮当一响。

“小点声，你会吵醒他。那他就会把你弄死。”

后来我梦见我从胸膛里发出一声大叫，我被我的叫声吓坏了，一下子跳起来。老人和年轻小伙子张开胳膊，往我这边扑过来，可是见到手枪，又退回去。我记得过了一会儿他们站在我面前，脸色苍白，泪汪汪地着眼睛，央求我放了他们。风从破窗子里使劲刮进来，戏弄那些盗贼点燃的烛火。

“老爷，”有人在窗前用含泪的声音开口说，“您是我们的恩人！仁慈的恩人！”

我看一眼窗口，瞧见一张老太婆的脸，苍白，枯瘦，沾着雨水。

“你别难为他们！把他们放了吧！”她哭道，用恳求的眼神瞧着我，“要知道，这是因为穷啊！”

“穷啊！”老人肯定道。

“穷啊！”风哭号道。

我的心痛得缩紧了。我想清醒过来，就在自己身上掐了一下。……然而我非但没清醒过来，反而在玻璃柜旁边站着，从柜子里取出物品，急忙把它们塞在老人和小伙子的口袋里。

“拿去，快点！”我气喘吁吁地说，“明天就是节日，可你们都是些乞丐！拿去！”

我把那些乞丐的口袋装满以后，把余下的珍贵物品放在一个包袱里，扎紧后，丢给老太婆。我又从窗口递给老太婆一件皮大衣、一包黑色衣裤、几件花边女衬衫，顺带把那个六弦琴也递给她了。居然会有这样奇怪的梦！随后，我记得，房门吱呀一声开了。老板、警官、警察在我面前站住，仿佛是从地里钻出来的。老板在我身旁站着，可是我似乎没看见，继续扎包袱。

“你在干什么，混蛋？”

“明天是节日，”我回答说，“他们要吃东西啊。”

这时候幕布降下来，随后又升上去，我看见了新的布景。我已经不是在仓库里，而是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有个警察在我身旁走动，拿给我一杯清水，供我晚上喝，嘴里唠叨说：“看看你！看看你！临到节日前夜，你却起了歹心！”等到我清醒过来，天已经亮了。雨点不再抽打窗子，风也不再哭号。节日的阳光在墙上快活地闪动。头一个给我拜节的是一个老警察。

“祝你搬到新地方来住……”他补充说。

一个月后我受到了审问。这是为什么？我对法官们担保说那是一场梦，一个人因为做了噩梦就判罪，那不公平。您来评断一下吧，我能无缘无故把别人的物品送给盗贼和流氓吗？再者您在哪儿见过不收回赎金就发还东西的？可是法庭却把噩梦当作真事，把我判了罪。您瞧，如今我在监禁中做苦工了。那么，阁下，您能到什么地方去给我说一说情吗？真的，我没罪呀。

[1] 暗示这个人已入狱三年，因为这篇小说发表在1885年。

[2] 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游艺场，那儿跳色情的康康舞。

[3] 指卖淫。

[4] 希律一世（大帝）（公元前73—前4）是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国王，是个暴君，根据基督教传说，是他处死了耶稣。

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圣诞节前夜，十等文官叶菲木·佛米奇·彼烈克拉津一肚子闷气，甚至抱着委屈就上床睡觉了。

“不要啰唆，鬼东西！”他听见妻子问他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就恶狠狠地对她大喝一声。

事情是这样：他刚刚做客回来，在他做客的地方人们说了许多他认为不愉快的和可气的话。起初大家泛泛地议论教育的益处，后来却不知不觉讲到在职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教育程度，同时，还针对低劣的水平说了许多遗憾、责难以至讥诮的话。这时候，依照俄国一切社交场合的惯例，人们从泛泛的话题转到个人问题上来了。

“比方，叶菲木·佛米奇，就拿您来说吧，”一个青年人转过身来对彼烈克拉津说，“您有很体面的职位……那么您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呢？”

“什么教育也没受过，先生。再者我们也用不着有多大学问，”彼烈克拉津温和地回答说，“只要文字通顺就成了。……”

“那么您是在哪儿学会文字通顺的呢？”

“这是习惯养成的，先生。……干了四十年也就得心应手了。……当然，开头是困难的，常出错，不过后来就习惯……没什么了。……”

“那么标点符号呢？”

“标点符号也能应付。……我能把标点符号点对。”

“嗯！……”那个青年人发窘了，“可是习惯跟教育程度完全不一样。您能点对标点符号，那是不够的……那是不够的，先生！您点上标点符号，还得明白为什么要点它……对了，先生！可是您这种不假思索的……反射式的点法，却一个钱也不值。这无非是机械式的生产而已。”

彼烈克拉津没有答话，甚至温和地笑一笑（那个青年人是五等文官的儿子，他本人也有权利做十等文官），可是现在他躺下来睡觉，却生出了满腔愤怒和怨恨。

“我工作了四十年，”他想，“谁也没有骂过我傻瓜，可是现在，你看看，居然出来了这样的批评家！‘不假思索！……翻（反）射式！机械式的生产。……’哼，你呀，见鬼去吧！别看我没进过你们那种大学，然而我也许比你懂得的还多哩！”

彼烈克拉津暗中把他知道的骂人话统统朝那个批评家发泄一番，接着在被子里睡暖和以后，开始心平气和了。

“我知道……我懂……”他一面昏昏睡去，一面暗想，“该用逗号的地方，我不会点冒号，可见我是领会到的，我是明白的。对了。……就是这样，年轻人。……先得生活，工作，然后再来批评老头子才成。……”

在昏昏睡去的彼烈克拉津闭紧的眼睛里，一个光芒四射的逗号像一颗流星似的穿过密密层层含着笑意的乌云。紧跟着，第二个，第三个飞过来，不久，在他的想象力前面展开的广漠无垠的幽暗布景上，就完全布满了飞翔的逗号，密密麻麻的。……

“就拿这些逗号来说……”彼烈克拉津暗想，这时候他睡意来临，感到四肢软绵绵的，挺舒服，“我很了解它们。……要是你高兴的话，我能给它们每个都找到合适的地方，而且……而且是有意识的，不是随随便便。……你考我吧，那你就会明白了。……逗号要摆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该放，有的地方就不该放。公文越写得复杂，逗号就越用得多。‘凡是’和‘例如’之前都加逗号。如果公文上列举文官的姓名，那么其中每个姓名都要用标点分开。……我知道！”

那些金色的逗号旋转不停，然后飞往一旁去了。紧跟着，又飞来一些光芒四射的句号。……

“公文的结尾总有句号。……凡是需要停顿得长一点，看看听的人有什么反应的地方，也要用句号。一切长段落后面都要加句号，好让秘书念公文的时候，不致淌出口涎来。此外就没有什么地方该用句号了。……”

逗号又飞过来。……它们同句号混在一起，转动不停，于是彼烈克拉津看见一大群分号和冒号。……

“这些我也知道……”他想，“凡是用逗号嫌不够而用句号又嫌过分的地方，就该用分号。‘然而’和‘故此’之前永远要加分号。……嗯，那么冒号呢？冒号是放在‘做出决议’，‘做出决定’之后的。……”

分号和冒号熄灭了。现在轮到问号出场。它们从云端里窜出来，跳着康康舞。……

“这有什么稀罕：问号嘛！哪怕它们有一千个，我也一概能给它们找到地方。每逢要提问题，或者，比方说，查问公事的时候，永远得用问号：‘某某年度的账款结余已列在何处？……’或者：‘警察局可否将该伊凡诺夫如此这般？……’”

那些问号赞许地动了动它们的弯钩，频频点头，然后仿佛听到一声号令似的，顿时伸直身体，变成惊叹号了。……

“嗯！……在私信上，这种标点符号倒是常用的。例如‘阁下！’或者‘大人，父亲和恩人！……’可是在公文上，什么时候才用呢？”

那些惊叹号越发挺直身体，站在那儿等着。……

“在公文上它们是用在……那个……这个……该怎么说呢？嗯！……真的，在公文上到底什么时候才用呢？慢着……求上帝让我想起来才好。……嗯！……”

彼烈克拉津睁开眼睛，翻了个身。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再闭上眼睛，那些惊叹号就又在黑暗的背景上出现了。

“见鬼！……可是什么时候才要用它们呢？”他暗想，极力要把这些不速之客从他的想象里赶出去，“莫非我忘了吗？要就是我忘了，要就是……根本就没用过它们。……”

彼烈克拉津开始回想他在职期间四十年来写过的各种公文内容，可是不管他怎么思索，不管他怎么皱起眉头，他在过去那些公文里却连一个惊叹号也找不出来。

“这可是意想不到！我写了四十年公文，却一次也没用过惊叹号。……嗯！……可是它，这个长魔鬼，什么时候才用得上呢？”

从那一排光芒四射的惊叹号后面，露出了青年批评家奸笑的嘴脸。那许多惊叹号本身也微微一笑，合成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彼烈克拉津摇一下头，睁开眼睛了。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想，“明天还要起床去做晨祷，可是这个鬼东西却不肯离开我的头脑。……呸！不过……什么时候才该用呢？我还说什么养成习惯，得心应手呢！四十年来却连一个惊叹号也没用过！啊？”

彼烈克拉津在胸前画了个十字，闭上眼睛，可是立时又睁开了。那个大惊叹号仍然在乌黑的背景上立着。……

“呸！照这个样子我一夜也没法睡觉了。”他暗想。

“玛尔富霞！”他对妻子说，她常常夸耀她是寄宿中学的毕业生，“你可知道，宝贝儿，在公文上什么时候才该用惊叹号？”

“那还用问！我不是白在寄宿中学学了七年的。全部语法我都背得下来。这种符号用在称呼词和惊叹词后面，也用在表现喜怒哀乐之类感情的词句后面。”

“哦……”彼烈克拉津暗想，“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

这个十等文官开始沉思。……他写了四十年公文，所写的何止一千件，一万件，可是表达喜怒哀乐和诸如此类的感情的文字，却连一行也想不起来。……

“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可是，难道公文需要感情吗？就连没有感情的人也可以写公文。……”

青年批评家的嘴脸又从光芒四射的惊叹号后面露出来，奸险地微微一笑。彼烈克拉津爬起来，在床上坐着。他头痛，脑门上冒出冷汗。……墙角那边，圣像前面的长明灯射出亲切的微光，家具带着过节的样子，干干净净，一切东西都不住地发散着温暖的气息，露出经女人的手收拾过的痕迹，然而可怜的文官却感到阴冷，不舒服，仿佛得了伤寒症似的。惊叹号已经不是在他闭着的眼睛里立着，而是在房间里，他妻子的梳妆台旁边，他面前立着，讥诮地朝着他挤眼睛呢。……

“写字的机器！机器！”那个幽灵小声说着，往文官身上吹来一股干燥的冷气，“没有感情的木头！”

文官拉过被子来把头蒙上，然而就连在被子里他也还是看得见那个幽灵，他就把脸凑到妻子肩膀那儿去，不料在肩膀的那一边，幽灵又露出头来。……彼烈克拉津折腾了一夜，可是到白天，那个幽灵也还是不肯放过他。他到处都看见它，时而在平时穿的皮靴里看见它，时而在茶碟里看见它，时而又在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上看见它。……

“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他想，“这话不错：确实什么感情也没有。……我马上就要到我上司家里去签名[1]……可是难道这种事是带着感情去做的？其实是大笔一挥，敷衍了事。……无非是一架拜年的机器罢了。……”

等到彼烈克拉津走出去，到了街上，叫来一辆出租马车，他却觉得开过来的似乎不是出租马车，而是一个惊叹号。

他走进上司家的门厅，他看见的似乎也不是看门人，却仍然是一个惊叹号。……这一切都在向他述说喜怒哀乐。……那支鹅毛笔也像惊叹号。彼烈克拉津拿起笔来，蘸了蘸墨水，签上他的姓名：

“十等文官叶菲木·彼烈克拉津！！！”

他一边画这三个惊叹号，一边感到又是快乐，又是愤慨，又是高兴，又是震怒。

“这回你逃不脱了！这回你逃不脱了！”他按紧钢笔，嘴里嘟哝着。

那个光芒四射的惊叹号感到满意，就消失了。

[1] 在旧俄时代，下级官员要到上司家里拜年，但不必面见上司本人，只需在上司家里的一张纸上签名。

镜子

除夕之夜。涅丽是一个将军和地主的女儿，年轻俊俏，日日夜夜巴望着出嫁，这时候在她房间里坐着，疲倦的和半闭着的眼睛瞧着一面镜子。她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呆然不动，就像那面镜子一样。

她眼前现出一幅实际并不存在而又分明可以看见的幻景。它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狭长走廊，那儿有一长排多得数不清的蜡烛，镜子里映出她的面容、胳膊、镜框——然而这些早已被迷雾遮住，化为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色海洋了。这个海洋汹涌起伏，光影闪烁，有的时候猛的燃起一片霞光。……

瞧着涅丽呆然不动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很难弄清楚她在睡觉还是醒着，其实她是在凝神细看。起初她只看见一个人的笑容以及柔和而充满魅力的眼神，后来在那浮动的灰色背景上渐渐出现一个头、一张脸、两道眉毛、一把胡子的轮廓。这就是他，她的未婚夫，她长久渴求和希望的对象。这个未婚夫对涅丽来说就是一切：生活的意义、个人的幸福、事业、命运。在他之外，犹如在那灰色背景上一样，全是阴暗、空虚、毫无意义。无怪乎她见到眼前这张英俊的、温柔地微笑着的脸，就感到陶醉，感到在做一场美得无法再美的梦，那梦无论是用话语还是用纸笔都无从表达的。随后她听见他的说话声，看见她自己和他在同一个房顶底下生活，她的生活渐渐同他的生活合而为一。在那灰色的背景上，岁月在流逝……于是涅丽一清二楚，详详细细地看见了她的未来。

在那灰色的背景上一个画面跟着一个画面闪过去。后来涅丽看见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她去敲县里的医生斯捷潘·卢基奇的家门。门里有一条老狗懒洋洋地吠叫，声音沙哑。医生的窗子里一片漆黑。四下里静悄悄的。

“看在上帝面上……看在上帝面上吧！”涅丽小声说。

不过最后那扇旁门总算吱呀一声开了，涅丽看见医生家的厨娘站在她面前。

“大夫在家吗？”

“他睡了，太太……”厨娘用袖口蒙住嘴说，好像怕惊醒她的主人似的，“他刚从流行病人那儿回来。他吩咐我不要叫醒他，太太。”

可是涅丽没听见厨娘的话。她伸手推开厨娘，像疯子似的跑进医生的住宅。她跑过好几个阴暗而不通风的房间，一路上碰翻两三把椅子，终于找到了医生的卧室。斯捷潘·卢基奇正和衣躺在床上，不过他的上衣脱掉了。他撅起嘴唇，往手心里吹气。他旁边点着一盏小小的夜灯，光线微弱。涅丽一句话也没说，在椅子上坐下，开始痛哭。她哭得悲悲切切，浑身发抖。

“我的丈夫……我的丈夫病了！”她费力地说。

斯捷潘·卢基奇没有讲话。他慢腾腾地坐起来，用拳头支住脑袋，抬起带着睡意的、呆板的眼睛瞧着他的客人。

“我的丈夫病了！”涅丽忍住哭泣，继续说，“看在上帝面上，我们一起走吧。……快点……越快越好！”

“啊？”医生嘟哝一声，往手心里吹气。

“我们一起走吧！马上就去！要不然……要不然……说出来太可怕了。……看在上帝面上吧！”

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的涅丽，吞着泪水，上气不接下气，开始对医生叙述她丈夫那突如其来的病症和她那难以形容的恐惧。她的痛苦能把石头感动，然而医生瞧着她，却不住地往手心上吹气，一动也没动。

“我明天去……”他喃喃地说。

“这不行！”涅丽吓坏了，“我知道我丈夫得的是……伤寒！现在……您马上就得去！”

“我……那个……刚刚回来……”医生喃喃地说，“我出外去治流行病已经有三天了。我不但很累，而且自己也病倒了。……我绝对不能去！绝对！我……我自己也传染上了。……瞧！”

医生把一个体温表送到涅丽的眼睛跟前。

“我的体温将近四十度。……我绝对不能去！我……我坐也坐不住。请您原谅，我要躺下了。……”

医生躺下去。

“可是我求求您，大夫！”涅丽绝望地哀叫道，“我恳求您！您帮帮我的忙，看在上帝面上吧。您打起精神来，我们走。……我会付给您钱，大夫。”

“我的上帝啊……可是我已经跟您说过！唉！”

涅丽跳起来，在卧室里烦躁地走来走去。她一心想对医生讲清楚，叫他明白。……她心想，要是他知道她丈夫在她是多么宝贵，而且她是多么悲惨，他就会忘却他的疲劳，也忘却他的疾病。可是她哪有这样的口才啊？

“您去找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吧……”她听见斯捷潘·卢基奇说话了。

“那可不行！……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有二十五俄里远，而且时间宝贵。马也跑不动了：从我们家到您这儿就有四十俄里远，再从这儿到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家几乎也有那么多路。……不，这不行！我们走吧，斯捷潘·卢基奇！我求您拿出英雄气概来。是啊，您拿出英雄气概来！您怜悯我吧！”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发烧……脑子里昏昏沉沉，可是她就不明白。我不能去！请您走吧。”

“可是您有责任去！您不能不去！这是利己主义！人应当为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您……您却不肯去！……我要到法院去告您！”

涅丽感到她在信口胡说又伤人又不公道的话了，然而为要救丈夫，她顾不得逻辑、分寸和对人的同情了。……医生没回答她的威胁，只贪婪地喝下一大杯凉水。涅丽就像最下贱的乞丐一样，又开始恳求他，唤起他的同情心。……最后医生让步了。他慢腾腾地坐起来，呼呼地喘气，哼哼唧唧，寻找他的上衣。

“喏，上衣在这儿！”涅丽帮他找到了，“请别见怪，我来给您穿上这件衣服。……这就行了。我们走吧。……我会付给您钱……我会一辈子感激您的。……”

可是真伤脑筋啊！医生穿好上衣，又躺下了。涅丽扶起他来，把他拉到门厅。……在门厅，他穿套鞋和皮大衣又费了不少周折，令人心焦。……他的帽子不见了。……不过最后涅丽总算坐上马车了。医生就在她身旁。现在只要走完四十俄里，她丈夫就可以得到医生的帮助了。黑暗笼罩着大地，伸手不见五指。……冬季的寒风刮过来。车轮碾过冰冻的土块。马车夫不时停下车，考虑该顺哪一条路走好。……

涅丽和医生一路上沉默不语。马车把他们颠得厉害，可是他们既没感到寒冷，也没感到颠簸。

“快点走！快点走！”涅丽要求马车夫说。

早晨五点钟光景，跑累的马走进院子。涅丽见到了熟悉的大门、安着吊杆的井、一长排马房、板棚。……她总算到家了。

“您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她扶着斯捷潘·卢基奇在饭厅里的长沙发上坐下，对他说，“您歇一歇，我去看一下他怎么样了。”

过了一会儿涅丽从她丈夫那边回来，发现医生躺下了。他在长沙发上躺着，嘴里嘟嘟哝哝。

“请吧，大夫。……大夫！”

“啊？您去问多木纳吧！……”斯捷潘·卢基奇嘟哝说。

“什么？”

“在大会上他们说……符拉索夫说……谁？什么？”

使得涅丽大为惊恐的是，她看见医生跟她丈夫一样说胡话。这可怎么办呀？

“去找地方自治局医生！”她决定。

随后又是黑暗，刺骨的寒风，冰冻的土块。她身心交困，痛苦得很，善于骗人的大自然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耍不出什么花样来弥补这种痛苦。……

后来她在灰色的背景上看见她丈夫每年春天急于筹措款项，以便向他抵押过庄园的那家银行缴清利息。他睡不着觉，她也睡不着觉，他俩绞尽脑汁盘算着怎样才能逃避法警的光临。[1]

她看见了儿女。她永远提心吊胆，生怕他们得感冒，得猩红热，得白喉，在学校里考试得一分，生怕同他们生离死别。那五六个小胖娃娃中多半总要死掉一个。

那灰色的背景避不开死亡。这也是很自然的。丈夫和妻子不可能同时死掉。不管怎样，这两个人总得有一个要埋葬另一个。于是涅丽看见她丈夫就要死了。这个可怕的灾难详尽无遗地在她眼前出现。她看见棺材、蜡烛、教堂诵经士，甚至看见棺材匠在前厅留下的脚印。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她呆呆地瞧着死去的丈夫的脸，问道。

于是，她觉得，她同她丈夫以前一起度过的全部生活，无非是这种死亡的愚蠢而不必要的前奏而已。

一件东西从涅丽的手里掉下来，当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她全身一震，跳起来，睁大眼睛。她看见一面镜子躺在她脚旁，另一面镜子照原先那样立在桌子上。她照了照镜子，看见一张苍白的和泪痕斑斑的脸。那灰色的背景不见了。

“我刚才大概睡着了……”她想，轻松地吐出一口气。

[1] 指利息若不能按期缴纳，银行就向法院起诉，法院派法警来查封庄园，拍卖后抵偿银行的抵押金和利息。

一八八五年

新年的大苦大难[1]

街上的景象无异于镶在金边镜框里的一幅地狱图。要不是扫院子的仆人们和警察们脸上现出节日的神情，那么谁都可能认为敌人已经逼近这个京城了。体面的雪橇和马车川流不息，滑板吱吱地叫，车轮辘辘地响。……人行道上，拜年的人们不住地奔跑，吐出舌头，瞪大眼睛。他们跑得那么起劲，要是波提乏的妻子[2]拉住一个奔跑着的十四等文官的衣襟，那么，不光是衣襟，就连那个文官的整个半边身子以及他的肝脏和脾脏也会留在她手里的。……

忽然警察吹响了尖厉刺耳的哨声。出了什么事？扫院子的仆人纷纷离开原地，往发出哨声的地方跑去。……

“你们散开！各走各的路！用不着你们在这儿看热闹！莫非从来没见过死人还是怎么的？这班人啊。……”

人行道上，某人家的大门外，有个衣冠楚楚的人躺在那里，穿着海狸皮大衣和新的橡胶套靴。……他那张新刮过胡子而且死人般苍白的脸旁边，丢着一副打碎的眼镜。皮大衣的前胸已经解开，聚在那儿的人群见到一角礼服和一枚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勋章[3]。他的胸脯缓慢而沉重地起伏着，他的眼睛闭紧。……

“先生！”警察推那个文官说，“先生，不许在这儿躺着！老爷！”

可是那个先生一声也不响，大气也不出。……那些维持治安的人在他身边忙了五分钟光景，没能使他清醒过来，就把他放在一辆出租马车上，送到急诊室去了。……

“这条裤子倒挺好！”警察帮着医士给病人脱衣服，说，“大概要值六卢布！这件坎肩也不错。……要是凭这条裤子来判断，那么他是个贵族。……”

文官在急诊室里躺了大约一个半钟头，喝下满满一瓶缬草酊[4]，然后清醒过来。……大家这才知道他是九等文官盖拉西木·库兹米奇·辛克列捷耶夫。

“您哪儿不舒服？”警察局的医生问他说。

“祝你们新年新禧……”他喃喃地说，呆望着天花板，呼呼地喘气。

“也祝您新年好。……可是……您哪儿不舒服？为什么您倒在地下？您回想一下！您喝了酒吧？”

“不……没有。……”

“可是您怎么会晕倒的呢？”

“那是我一时头昏。……我……我在拜年。……”

“那么您到许多地方去拜过年？”

“不……没有，不多，先生。……我做完祷告回来……喝了茶，就动身到尼古拉·米海雷奇家去。……在那儿，当然，我签了名。……从那儿出来，我到军官街……上卡恰尔金家去。……在那儿我也签了名。……在那儿门厅里，我记得，过堂风把我吹得着凉了。……从卡恰尔金家出来，我到维堡区伊凡·伊凡内奇家去。……我在那儿签了名。……”

“又送来一个文官！”警察报告道。

“从伊凡·伊凡内奇家出来，”辛克列捷耶夫继续说，“我就近到商人赫雷莫夫家去。……我顺便到他那儿拜年……祝他一家人新年新禧。……他们要我喝点过年的酒。……那怎能不喝呢？要是不喝，就会惹得他们不高兴。……好，我就喝下三小杯……吃了点香肠。……从那儿出来，我到彼得堡区[5]李霍杰耶夫家。……他是个好人。……”

“您一直是步行吗？”

“步行，先生。……我在李霍杰耶夫家里签了名。……从他那儿出来，我到彼拉盖雅·叶美里扬诺芙娜家去。……在那儿，他们叫我坐下吃早饭，请我喝咖啡。我喝下咖啡，出了身汗，想必咖啡的劲儿太厉害了。……从彼拉盖雅·叶美里扬诺芙娜家出来，我到奥勃列乌霍夫家去。……奥勃列乌霍夫的名字叫瓦西里，今天是他的命名日。……要是我不吃命名日馅饼，就会得罪他。……”

“又送来一个退役的军人和两个文官！”警察报告道。……

“我吃了一小块馅饼，喝了点花楸露酒，然后到花园街伊玖莫夫家去。……在伊玖莫夫家里我喝了点凉啤酒……喝得我嗓子很难受。……从伊玖莫夫家出来，我到柯希金家，后来还到卡尔·卡尔雷奇家去……从那儿出来我到我舅舅彼得·谢敏内奇家去。……我的外甥女娜斯嘉请我喝了点巧克力茶。……后来我顺便到里亚普金家去……不，我说错了，不是到里亚普金家去，而是到达丽雅·尼科吉莫芙娜家去。我是从她家出来后才到里亚普金家去的。……是啊，我在各处都觉得很畅快。……后来我到伊凡诺夫、库尔玖科夫、希列尔家去，到波罗希科夫上校家去，在那儿也感到很畅快。……我到商人冬金家去了一趟。……他硬要我留下，要我喝白兰地，吃油煎小灌肠加白菜。……我就喝了三小杯……吃了两根小灌肠，结果觉得也挺好。……直到后来我从雷若夫家出来，才觉得脑袋有点不好受……眼睛发花。……我浑身没有力气。……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您累了。……您略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就把您送回家去。……”

“我不能回家呀……”辛克列捷耶夫哀叫道，“我还要到我丈人库兹玛·瓦维雷奇家去……还有我们庶务官的家，娜达丽雅·叶果罗芙娜家，都得去。……我还有许多地方没去呢。……”

“不应当再去了。”

“那可不行。……不去拜年怎么能行？非去不可，先生。……娜达丽雅·叶果罗芙娜家要是不去，那我就别想活了。……您千万放我走，大夫，别强制我。……”

辛克列捷耶夫坐起来，伸出手去拿他的衣服。

“要是您愿意的话，您就坐车回家去吧，”医生说，“至于到各处去拜年，您想都不要想了。……”

“没关系，先生，上帝会保佑的……”辛克列捷耶夫叹道，“我慢慢走就是。……”

文官慢条斯理地穿上衣服，把皮大衣裹紧身子，一摇一晃地走到街上去了。

“又有五个文官送来了！”警察报告说，“请问，把他们放在哪儿呀？”

[1] 原名是《新年的大殉教者》。

[2] 典出《旧约·创世记》：雅各的儿子约瑟被卖到埃及后，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为奴。波提乏的妻子对他眉目传情，有一天“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俄文本编者注

[3] 这种勋章中最低的一等。——俄文本编者注

[4] 一种镇静剂。

[5] 即彼得堡的北城区。

艺术

冬季一个阴沉的早晨。

贝斯特良卡河上结了冰，平滑而明亮，这儿那儿点缀着白雪，河面上站着两个农民，一个是矮小难看的谢辽日卡，一个是教堂的看守人玛特威。谢辽日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两腿很短，衣服褴褛，一副邋遢相。他气愤地瞧着河上的冰。他那件穿破的皮袄上有一绺绺羊毛挂下来，像是一条脱毛的狗。他手里拿着两脚规，是用两根长辐条做成的。玛特威是个相貌端正的老人，穿一件新的皮褂子和一双毡靴，这时候抬起温和的浅蓝色眼睛往上看，瞧着坡度平缓的高岸上一个美丽如画的村子。他手里拿着一根沉重的铁棍。

“怎么样，我们就这样闲着两只手一直站到天黑吗？”谢辽日卡抬起气愤的眼睛瞧着玛特威，打破沉默说，“你这个老鬼，你是到这儿来站着的，还是来干活的？”

“那么你……那个……教一教我……”玛特威叽叽咕咕说，温和地眨巴眼睛。

“‘教一教我’……样样事情都靠我：教也是我，干也是我。你们自己就没有脑筋！把两脚规拿去量一量，这才是该办的事！不先量好就没法凿冰。你来量！把两脚规拿过去！”

玛特威从谢辽日卡手里接过两脚规，两只脚在原地动个不停，胳膊肘往两旁死命张开，笨拙地动手在冰上画一个圆圈。谢辽日卡轻蔑地眯细眼睛，分明在欣赏他的狼狈和外行。

“哼哼！”他生气地说，“连这么点活也不会干！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个笨庄稼汉，乡巴佬！你只配去养鹅，不配造约旦[1]！把两脚规拿过来！我叫你拿过来！”

谢辽日卡从冒汗的玛特威手里把两脚规夺过去，然后站稳一只脚，猛地往后一转，一刹那间就在冰上画出个圆圈。新的约旦已经画好轮廓，剩下来要做的就只有把冰凿开了。……

然而谢辽日卡在动手工作以前，装腔作势，延挨很久，不住地使性子，责怪玛特威说：

“我可没有义务给你们干活！你在教堂里当差，该你来干！”

他分明欣赏命运目前给他安排下的这种特殊地位：命运赐给他一种罕见的才能，使他一年一度能够用他的艺术震惊全世界。可怜而且温和的玛特威只好听他讲出许多刻薄轻蔑的话。谢辽日卡一动手干活就厌烦，生气。他懒。他还没画完圆圈，就一心想到岸上村子里去喝茶，逛荡，聊天了。

“我去一去就来……”他点上烟说，“你呢，就留在这儿，不过你与其站在这儿数那些乌鸦，还不如去搬个能坐的东西来，另外再把雪打扫一下。”

玛特威孤身一人留在这儿。空中阴沉，冰冷，然而静悄悄的。一座白色教堂从散布在岸上的那些小木房后面殷勤地探出头来。有些寒鸦绕着教堂上的金色十字架不停地盘旋。村边上，在河岸断裂而陡峭的地方，有匹马紧挨着悬崖站定，腿上拴着绊绳，一动也不动，像是一块石头，它多半睡着了，或者在想心思吧。

玛特威也站住不动，像是一尊塑像，有耐心地等着。那条河沉思昏睡的外貌、那些盘旋不已的寒鸦、那匹马，都给他带来了睡意。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谢辽日卡却仍然没来。河面早已打扫干净，一个供人坐的木箱也已经搬来，可是那个酒徒却不见踪影。玛特威等着，光是打哈欠。他从来也不懂什么叫烦闷无聊。哪怕叫他在河上站一天，站一个月，站一年，他也会呆站着不动。

最后谢辽日卡总算从那些小木房后面走过来了。他脚步蹒跚，几乎没往前移动。他懒得走远路，不肯顺着大道下坡，却抄近路，从上边顺着直线下坡，这样一来就常常陷在雪堆里，或者被灌木钩住，或者仰面朝天滑下坡来，所有这些都进行得很慢，不时停顿下来。

“你这是怎么了？”他骂玛特威说，“你怎么没事闲站着？什么时候才动手破冰？”

玛特威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两只手拿起铁棍，严格循着刚才画好的圆圈，动手凿冰。谢辽日卡在木箱上坐下，注视着他的助手沉重笨拙的动作。

“边沿上要凿得轻点！轻点！”他下命令道，“你不会，就不要承担这个活；你既承担了，就得干好。你啊！”

一群人在坡上聚集起来。谢辽日卡见到观众，越发激动了。

“我索性不干了……”他说，点上一支臭烘烘的纸烟，不住地吐唾沫，“我倒要看看你们缺了我怎么干。去年在柯斯丘科沃村，斯乔普卡·古尔科夫就应承照我这样造约旦。结果怎么样？只不过闹了场笑话罢了。柯斯丘科沃村的人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多得数不清！各村的人都聚到这儿来了。”

“这是因为除了我们这儿以外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有像样的约旦。……”

“你干活，没有工夫容你闲扯。……是啊，老头儿。……像这样的约旦在全省都找不到第二个。那些大兵说，你去找找看，甚至城里都不如这儿。轻点，轻点！”

玛特威哼哧哼哧地用劲，呼呼地喘气。这个工作不轻。冰又硬又厚。先得把冰凿开来，然后马上把冰块运到远处去，免得堵塞这块空地。

然而不管这个工作多么艰苦，不管谢辽日卡的命令多么混乱，可是到下午三点钟，贝斯特良卡河上已经有个满是黑水的大圆圈了。

“去年干得比这个强……”谢辽日卡气愤地说，“你连这点活都不会干！哼，笨蛋！上帝的殿堂[2]里养着这样的笨货！你去拿块木板来，做小木橛子用！你把那个圆环扛来，乌鸦！还有……那个……你到什么地方去弄点面包来……再弄点黄瓜什么的。”

玛特威走了，不久就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木环来了，那木环上历年漆了五颜六色的花纹。木环中央有个红色十字架，木环的周边有许多小孔，以便把小木橛子插进去。谢辽日卡拿过木环来，把它盖在冰窟窿上。

“刚好合适……能用。……我们只要再刷上油漆，它就成了头等货色。……咦，你站着干什么？做读经台啊！要不然，那个……你去把木头扛来，做十字架用。……”

玛特威从一大早起就什么也没吃过，什么也没喝过，这时候却又爬上坡去。不管谢辽日卡多么懒，然而小木橛子却要由他亲手做成。他知道那些小木橛子有神通广大的力量：做完圣水祭后，谁能得着一根小木橛子，谁就会交上一年好运。这样的工作不是很值得干吗？

然而最关键的工作到第二天才开始。这一天谢辽日卡在外行的玛特威面前表现出他全部出众的才华。同时，他的唠叨、斥责、任性、刁难简直没完没了。玛特威用两根大木头做成很高的十字架，可是谢辽日卡不满意，命令他重做。玛特威站在那儿，谢辽日卡就生气，怪他为什么不走开。他走开了，谢辽日卡却又叫住他，不许他走，要他干活。他不满意工具，不满意天气，不满意自己的才能。样样事情都惹得他不痛快。

玛特威锯下一大块冰做读经台用。

“为什么你锯坏了这个角？”谢辽日卡叫道，恶狠狠地对他瞪起眼睛，“为什么你锯坏了这个角，我问你？”

“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吧。”

“重做！”

玛特威就又锯起来……他的苦难没有尽头了！冰窟窿上盖着油漆过的木环，旁边要放读经台。读经台上得雕出一个十字架和一本摊开的福音书。然而这还没有完。读经台后面要立一个很高的十字架，让观众都能看见，迎着阳光闪闪发亮，就像镶满了钻石和宝石似的。十字架上要有一只用冰雕成的鸽子。从教堂到约旦，一路上要撒满云杉和桧树的枝子。全部任务就是这样。

谢辽日卡先动手做读经台。他工作起来又用锉刀，又用凿子，又用锥子。读经台上的十字架、福音书以及从读经台上垂下来的飘带，他都圆满地做成了。后来他着手做鸽子。他极力在鸽子脸上刻出温柔、谦逊、聪明的神情，这时候玛特威摇摇晃晃，像一头熊似的，正给那个用木头钉成的十字架加工。他拿着十字架，在冰窟窿里浸一浸。等到水在十字架上凝结成冰，他就再把它在水里浸一下，照这样一直到木头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冰为止。……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要求极大的体力和耐性。

可是后来，这个细致的工作总算做完了。谢辽日卡发疯似的满村子跑来跑去。他磕磕绊绊，不住地骂街，赌咒说他马上就下河去，把全部工程捣毁。他是在找合适的颜料。

他的衣袋里装满赭石、群青、铅丹、铜绿。他一个钱也不付，急急忙忙从这家商店跑到那家商店。有一家酒馆紧挨着商店。他在那儿喝了点酒，摆一摆手，没有付钱，又跑到别处去了。他在这个农民家里拿点红甜菜，在那个农民家里拿点葱皮，用来做黄色颜料。他骂街，推人，威胁，可是……没有一个人还敬他一句！大家都对他微笑，同情他，称呼他谢尔盖[3]·尼基契奇，大家都感到这种艺术不是他的私事，而是一件共同有关、为民众办的事。一个人创作，余下的人都来帮他的忙。谢辽日卡本人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懒汉，酒鬼，手里一有钱就花光，然而一旦他手里拿着铅丹或者两脚规，他就成了个高尚的人物，上帝的仆人了。

耶稣受洗节的早晨来了。教堂四周和那条河两岸，远远近近挤满了人。约旦本身已经用新的蒲席仔细盖严。谢辽日卡在蒲席周围温顺地走来走去，极力克制他的激动。他见到成千上万的人，其中甚至有许多是从别的教区来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严寒中，踏着雪地，步行不少俄里来的，目的仅仅在于观赏他那著名的约旦。玛特威已经做完笨重的粗活，这时候重又回到教堂去，已经见不到他的人影，听不到他的声音，大家已经忘掉他了。……天气晴朗。……天空没有一丝云。阳光明亮耀眼。

教堂的钟声在岸上响起来。……成千的人头脱掉帽子，成千只手在活动，一时间画了成千个十字！

谢辽日卡焦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最后教堂敲钟，要唱赞美诗《应当》了。后来，过了半个钟头，可以看出钟楼上和人群里发生轻微的骚动。人们高举着一面面神幡从教堂里走出来，大钟活泼而急促地当当响。谢辽日卡举起一只颤抖的手来，揭掉了蒲席……于是人们见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景象。那个读经台、那个木环、那些小木橛子、那个结了冰的十字架，闪着千百种颜色。十字架和鸽子光芒四射，看得人眼睛发酸。……仁慈的上帝，这多么好啊！又惊又喜的赞叹声在人群里响起来，钟声越发响亮，白昼越发明朗。神幡在人群上方飘扬，向前移动，犹如在波浪上起伏。这个宗教行列夹杂着圣像和教士的圣衣，五光十色，缓缓地沿着大路走下坡来，往约旦走去。许多只手向钟楼摇动，要那边的人停止鸣钟，圣水祭开始了。祭礼做得冗长，缓慢，分明极力要延长民众共同祈祷的那种庄严和欢乐。四下里一片肃静。

不过，后来，人们把十字架浸进水里，空中响彻了异乎寻常的闹声。枪声齐鸣，钟声叮当，人们发出高亢的欢呼声，叫喊声，一拥而上，纷纷去拿小木橛子。谢辽日卡听着这种闹声，看见千百只眼睛瞧着他，这个懒汉的灵魂充满了光荣和得意的感情。

[1] “约旦”指基督教某些节日（在这篇小说里是1月18或19日的耶稣洗礼节）在河或湖的岸边举行“水祓净”仪式的地方。按基督教传说，耶稣在约旦河里受过洗礼。

[2] 指教堂。

[3] 这是他的本名，谢辽日卡是昵称。以本名和父名相称，是表示尊敬。

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您，伊凡·伊凡内奇，讲一件什么可怕的事吧！”

伊凡·伊凡内奇就捻着唇髭，嗽一下喉咙，吧嗒一下嘴唇，往小姐们那边靠拢点，开口说：

“我这个故事是像俄国所有最动人的故事那样开头的：当时我，老实说，已经有了醉意。……我在一个老朋友家里迎接新年，喝的酒真不少。为了替我自己辩白，我得说明，我根本不是出于欢乐才喝酒的。为新年这样的无聊事而高兴，依我看来，是荒唐的，跟人类的理性不相称。新的一年跟旧的一年同样糟糕，差别仅仅在于旧的一年固然不好，新的一年却往往更差。……依我看来，迎接新年不应当高兴，倒应当痛苦，哭泣，起意自杀才对。不要忘记，新年越来得多，离死亡就越近，秃顶就越宽，皱纹就越深，妻子就越老，孩子就越多，钱却越少了。……

“因此，我是出于悲伤才灌酒的。……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大教堂的钟敲响，那正是两点钟。街上，天气坏透了。……鬼也闹不清这究竟算是冬天还是秋天。四下里那么黑，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你瞧啊瞧的，却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给关在一个黑鞋油的铁盒里似的。雨点不住地抽打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唱出可怕的曲调，呼号，悲哭，哀鸣，尖叫，仿佛大自然的乐队由一个女巫指挥着。泥浆在人脚下凄凉地啜泣。路灯暗淡无光，活像泪汪汪的寡妇。……可怜的大自然正在呕吐[1]。……总而言之，这样的天气只有窃贼和强盗才会高兴，我这样一个温和而带酒意的居民是不会高兴的。这种天气使得我心情郁闷。……

“‘生活是无聊的事……’我踩着泥地，摇摇晃晃，暗自进行着哲理的思考。‘这不过是空虚而没有意义的鬼混……空中楼阁罢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你却依然故我，仍然是个畜生。……再过若干年，你也还是原来的样子，好酒贪杯，混吃混睡。……最后人家就把你这个蠢货埋在坟墓里，用你的钱举办丧宴，吃着油饼说：‘他是个好人，只可惜，这个混蛋留下来的钱太少了！……’

“我从美善斯卡亚街往普列斯尼亚街走去，这段距离对醉汉来说相当可观。……我在乌黑的小巷里穿来穿去，一个活人也没遇到，一个活的声音也没听见。起初我怕套靴里灌进泥浆，就在人行道上走，可是后来，尽管我小心戒备，套靴里还是开始凄凉地啜泣，我就索性转到马路上，在那儿，撞着道旁小石柱或者摔进沟里的机会毕竟少一点。……

“我走的这条路淹没在寒冷的漆黑中：起初我在马路上倒还能碰到光线昏暗的路灯，可是等到我穿过两三条巷子，连这种设备也不见了。我只好摸黑往前走。……我瞧着眼前的黑暗，听着上边凄凉的风声，加紧步子往前走。……我的灵魂渐渐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等到我发现迷失方向，走岔了路，这种恐惧就变成心惊胆战了。

“‘马车！’我叫道。

“没有人应声。……于是我决定照直往前走，眼睛看到哪儿就往哪儿走，不顾一切地乱闯，指望我迟早会走到有路灯和出租马车的大街上。我头都不回，也不敢往两旁看，只顾往前跑。……迎面刮来凛冽刺骨的寒风，大颗雨点不停地抽打我的眼睛。……我时而在人行道上，时而在马路上奔跑。我的额头屡次撞在道旁的小石柱和路灯柱上，我简直不明白我的额头怎么会没有撞破。”

伊凡·伊凡内奇喝下一小杯白酒，捻一下另一边的唇髭，继续说：

“我记不得我跑了多久。……我只记得最后我的脚绊了一下，猛地撞在一个奇怪的东西上。……我的眼睛看不见它，我就伸手去摸，得到的印象是那个东西冷冰冰，湿漉漉，磨得很光滑。……我就在那个东西上坐下，想歇一下。……我不打算折磨你们的耐性，我只想说，过一会儿我划亮一根火柴，想点上一支纸烟，却看见我坐在一块墓石上。……

“那时候在我周围除了黑暗以外我什么也看不见，活人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因此我见到那块墓石后，吓得闭上眼睛，跳起来。……我从墓石那儿迈出一步，不料撞在另一个东西上。……你们想象一下我的惊恐吧！原来那是一个木头十字架。……

“‘我的上帝啊，我跑进墓园里来了！’我暗想，用手蒙上脸，一下子在墓石上坐下。‘我没走到普列斯尼亚街，却摸索到瓦冈科沃村来了！’

“我既不怕墓园，也不怕死人。……我已经摆脱迷信，早就不相信保姆的神话了，可是在乌黑的夜间，处在无言的坟墓当中，听着风声哀叫，脑子里的思想一个比一个阴暗，我就觉得自己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背上一阵阵发冷。……

“‘这不可能！’我安慰自己说，‘这是眼花，这是幻觉。……我所以看见这些东西，是因为德普莱、巴乌艾尔、阿拉巴热[2]上了我的头。……胆小鬼！’

“我正照这样鼓舞自己，不料听见了轻微的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在慢腾腾地走动，可是……那不是人的脚步声……对人来说，那种脚步声太轻，太细碎。……

“‘这是死人啊。’我想。

“最后，这个神秘的‘不知什么人’走到我跟前，碰一碰我的膝头，叹口气，……随后我听见了号叫声。……这声嗥叫吓人，有坟墓的味道，弄得人心惊肉跳。……你们听保姆讲号叫的死人尚且害怕，那么真听到了这种号叫声又会怎样啊！我吓得呆若木鸡，四肢僵住。……什么德普莱啦，巴乌艾尔啦，阿拉巴热啦，统统从我头脑里跳出去，我的醉意连影子也没有了。……我觉得要是我睁开眼睛，冒险往黑暗里瞧一眼，那就会看见一张白里透黄、皮包骨头的脸，看见一身已经快要烂完的寿衣。……

“‘上帝啊，只求早晨快点来才好。’我祈求道。……

“可是在早晨来临之前，我不得不经历一种难于形容、无法描写的恐怖。我正在墓石上坐着，听坟墓的住客的号叫声，忽然听见了新的脚步声。……一个什么人沉重而匀称地迈着步子，照直往我这边走过来。……这个新来的墓中人走到我面前，叹口气，过了一会儿伸出一只冰凉而露出骨头的手，沉重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顿时失去了知觉。”

伊凡·伊凡内奇喝下一小杯白酒，嗽了嗽喉咙。

“后来呢？”那些小姐问他说。

“我是在一个四方的小房间里醒过来的。……曙光微弱地射进装着铁格子的独扇窗子。……‘得，’我想，‘这是那些死人把我硬拖到墓穴里来了。……’可是后来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听见隔壁有人在说话：

“‘你是在哪儿把他抓来的？’一个男低音问道。

“‘在别洛勃雷索夫墓碑店附近，官长，’另一个男低音回答说，‘也就是在存放墓碑和十字架的地方。我一看，他正坐在那儿，搂着那块墓碑，身旁有一条不知谁家的狗在嗥叫。……大概他喝醉了。……’

“早晨我醒过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1] 原文为德语。

[2] 都是法国葡萄酒的商标。——俄文本编者注

功败垂成

伊里亚·谢尔盖伊奇·彼普洛夫和他的妻子克列奥巴特拉·彼得罗芙娜正站在房门外边贪婪地偷听。房门里边，在小小的客厅里，看来在进行一场爱情的表白，当事人是他们的女儿娜达宪卡和县立学校教师舒普金。

“有希望了！”彼普洛夫小声说，焦急得浑身发抖，不住搓手。“你要注意，彼得罗芙娜，等他们一谈到感情，你就马上从墙上取下圣像来，我们就走进去给他们祝福。……我们要当场抓住他不放。……举着圣像祝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到那时候，哪怕他到法院里去打官司，也赖不掉。”

房门里边正在进行这样的谈话：

“您别耍小性子了，”舒普金说，在他那条方格花裤上划亮一根火柴，“我压根儿就没给您写过信！”

“嗯，是啊！倒好像我认不出您的笔迹似的！”姑娘咯咯地笑着说，装腔作势地逼尖喉咙，不时照一照镜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您这人多么奇怪呀！您是书法教师，可是您写的字却像蜘蛛爬！要是您自己写不好，那怎么教别人写呢？”

“哦！……这倒无关紧要。上书法课，主要的不在于字写得好坏，主要的是管住学生不要胡闹。用戒尺敲这个学生的脑袋，打发那个学生去罚跪就行了。……再者，字写得好有什么了不得的！无关紧要！涅克拉索夫是个作家，可是他写的字却叫人看着害臊。在他的集子里就印着他的笔迹。”

“那是涅克拉索夫，而这是您……”她说，叹口气，“我倒乐意嫁给一个作家。那他就会经常给我写些诗留作纪念！”

“要是您愿意的话，我也能给您写诗哟。”

“可是您能写些什么呢？”

“写爱情啦……写感情啦……写您的眼睛啦。……您读了就会神魂飘荡。……您会感动得掉泪！不过要是我给您写一首富于感情的诗，您能让我吻一吻您的小手吗？”

“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现在您也可以吻嘛！”

舒普金就跳起来，瞪大眼睛，低下头去凑近她胖乎乎的、冒出香皂气味的小手。

“快把圣像取下来，”彼普洛夫急忙说道，用胳膊肘碰一下他的妻子，激动得脸色苍白，扣好衣服上的纽扣，“我们走进去！快！”

彼普洛夫一秒钟也没耽搁就推开了房门。

“孩子们……”他喃喃地说，举起双手，泪汪汪地眨巴眼睛。“上帝祝福你们，我的孩子们。……祝你们生活如意……养儿养女……多子多孙。……”

“我……我也祝福你们……”妈妈说，幸福得哭起来，“祝你们幸福，亲爱的！啊，您把我唯一的宝贝儿夺去了！”他对舒普金说，“那么您要爱我的女儿……疼她。……”

舒普金惊讶得张开嘴，吓坏了。这两位父母的进攻那么突兀，那么大胆，弄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中了圈套！他们是硬逼我成亲！”他暗想，吓得呆住了。“现在你算完蛋了，老兄！你逃不脱了！”

他就乖乖地低下头去，仿佛想说：“你们把我抓去吧，我被征服了！”

“我……我祝福你们……”爸爸继续说，也哭起来，“娜达宪卡，我的女儿……你跟他并排站好。……彼得罗芙娜，把圣像拿过来。……”

可是这时候父母两人突然止住哭泣，父亲气愤得脸色大变。

“笨货！”他生气地对妻子说，“你这个糊涂虫！难道这是圣像吗？”

“哎呀，圣徒啊！”

出了什么事？书法教师胆怯地抬起眼睛，这才看见他得救了：原来妈妈仓促中从墙上取下来的并不是圣像，而是作家拉热奇尼科夫[1]的相片。老人彼普洛夫和他的妻子克列奥巴特拉·彼得罗芙娜手里举着那张相片，站在那儿发窘，不知道该怎么办，该说什么好。书法教师趁着他们心慌意乱，就逃之夭夭了。

[1] 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俄国作家。

初出茅庐

故事

律师的帮办彼亚捷尔金到某县城为一个被控犯纵火罪的商店老板做完辩护工作后，乘坐一辆普通的农民大车回去。他的心绪从来也没这样恶劣过。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遭到挫折，挨人唾骂。他觉得过去这一天，他初次出庭的这一天，原是他渴盼已久而且使他抱着很大希望的，现在却似乎把他的前程一笔勾销，彻底推翻了他对人的信心和他对世界的看法。第一，被告无耻而残酷地欺骗了他。在开庭以前，那个商店老板总是那么诚恳地眨巴眼睛，总是那么于心无愧、老老实实地叙述他的冤屈，因此所有那些经人搜集起来将他定罪的罪证，在一个心理学家兼相面家（这个年轻的辩护人就是以这种人自居的）的眼睛里，就都成了肆无忌惮的牵强附会、吹毛求疵、先入为主的成见。可是在法庭上，商店老板却原形毕露，他其实是个老奸巨猾的坏蛋，于是辩护人那点可怜的心理学就遭了殃。

第二，彼亚捷尔金觉得自己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很不像样：讲起话来结结巴巴，提出来的问题颠三倒四，在证人面前起立，愚蠢地涨红了脸。他的舌头根本不听使唤，连简单的话也说不清楚，就跟念绕口令似的。临到他发言，他讲得疲沓无力，仿佛笼罩在雾里，他的眼睛不敢看那些陪审员，却越过他们的头顶望着后面。他虽然在讲话，然而随时都觉得那些陪审员讥诮而轻蔑地瞅着他。

第三，最糟的是，副检察官和民事申诉人，一个有经验的老律师，对待他却没有一点同行的情分。依他看来，他们似乎串通好，不把辩护人放在眼里，即使抬起眼睛看他，也无非是要对他表现一下他们的放肆态度，嘲弄他，用哗众取宠的言辞反驳他而已。从他们的发言里可以听出讥刺和倨傲的口吻。他们滔滔不绝地讲着，好像在要求大家原谅这个辩护人是地道的傻瓜和羔羊似的。彼亚捷尔金最后忍不住了。在休息时间，他跑到民事申诉人跟前，浑身发抖，说了一大堆顶撞的话。后来审讯结束，他在楼梯上追到副检察官，也对他说了些很不入耳的话。

第四……可是，如果一一列举那些目前使得我那主人公痛苦和烦恼的原因，那就得举出第五点，第六点……直至第一百点了。……

“丢脸……糟透了！”他坐在大车上，把耳朵藏在衣领里，痛苦地想道，“全完了！律师的事业算是完蛋了！我索性到一个什么偏僻的地方去，闭门隐居……躲开那些先生……躲开那些纷扰才好。”

“你倒是快点走啊，见你的鬼！”他骂车夫说，“你是在怎么赶车？倒像是送死人去结婚似的！快点走！”

“快点走……快点走……”车夫反唇相讥道，“难道你没看见这是什么天气吗？你就是赶着魔鬼走，魔鬼也会累得要命哟。这不能算是天气，只能说是上帝的惩罚。”

天气坏极了。天气似乎跟彼亚捷尔金一起愤慨，憎恨，痛苦。四周一团漆黑，刮起潮湿的寒风，用各种调门尖叫着。雨不停地下。车轮底下的雪同胶泥混在一起，发出咕叽咕叽的悲泣声。到处都是水洼、泥塘、冲毁的小桥。

“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车夫继续说，“照这样，明天早晨我们也到不了。只好在卢卡家里过夜。”

“哪一个卢卡？”

“这儿，大道边上，树林子里，住着这么个老头。他给人家看守林子。喏，那就是他的小木房。”

远处传来沙哑的狗吠声，光秃的树枝中间有个昏暗的灯火在闪烁。不管您多么厌恶人类，只要您在风雨交加的深夜见到树林里有个小小的灯火，您就一定会渴望同人们相处。彼亚捷尔金的心情也正是这样。临到那辆大车在小木房门前停住，从那独扇小窗里胆怯而殷勤地射出亮光来，他的心头就轻松多了。

“你好，老人家！”他亲切地对卢卡说，卢卡正在门道里站着，用两只手搔肚皮，“可以在你这儿过夜吗？”

“可……可以，”卢卡嘟哝说，“屋里已经有两个人了。……请您到那个明亮的房间里去。……”

彼亚捷尔金低下头，走进明亮的小房间，于是……他那憎恶人类的情绪又强有力地抬头了。原来已经有两个人在一张小桌旁边，在一支油烛的光照下坐着，而且今天正是这两个人极其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心境，他们就是副检察官冯·巴赫和民事申诉人谢美奇金。他们像彼亚捷尔金一样，也是从县城回去，也在卢卡家里歇脚。他们两人看见辩护人走进门来，都感到又惊又喜，跳起来。

“同事！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他们开口说，“您也是让这种阴雨天逼到这儿来的？欢迎！请坐。”

彼亚捷尔金本以为他们见到他，就会扭过脸去，感到别扭，一言不发，因此眼前这种友好的迎接在他看来至少也是不顾羞耻。

“我不明白……”他喃喃地说，尊严地耸动肩膀，“既然我们之间已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我……我甚至感到惊讶！”

冯·巴赫惊讶地瞧着彼亚捷尔金，耸耸肩膀，然后扭过脸去对着谢美奇金，把刚才被打断的话继续讲下去：

“喏，我就读那个调查报告。……可是在调查报告里，老兄，自相矛盾的地方却一个连一个。……比方说，区警察局长写道，那个死去的农妇伊凡诺娃做客回来的时候，已经喝得烂醉，步行三俄里而死掉了。要是她已经喝得烂醉，那她怎么能步行三俄里呢？喏，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啊？”

当冯·巴赫照这样侃侃而谈的时候，彼亚捷尔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开始观察他的临时住处。……树林里的灯火只有远看才富于诗意，临到在近处看，它却成为可怜的散文了。……在这儿，它照亮一个小小的灰色斗室，四壁倾斜，天花板被烟熏黑。右边墙角上挂着个乌黑的圣像。左边有个难看的炉子，看上去像是阴森的洞穴。天花板上沿着房梁横着一根长竿，当初是用来挂摇篮的。一张陈旧的小桌加上两条狭窄而不稳的长凳，就算是全套家具了。屋里又黑又闷，而且阴冷。空中弥漫着腐烂和油烟的气味。

“这些蠢猪……”彼亚捷尔金斜起眼睛看着他的仇人，心里暗想，“他们侮辱了人，把人踩在烂泥里，如今倒在高谈阔论，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你听着，”他对卢卡说，“你这儿另外还有房间吗？我不能待在这儿。”

“有个穿堂，不过那儿很冷，先生。”

“冷得很啊……”谢美奇金嘟哝说，“要是我早知道的话，我就把酒和纸牌带来了。喝点茶吧，怎么样？老大爷，你给烧个茶炊吧！”

过了半个钟头卢卡端来一个肮脏的茶炊、一把缺嘴的茶壶和三个茶杯。

“茶叶我倒有……”冯·巴赫说，“现在只缺糖了。……老大爷，你给点糖吧！”

“嘿！要糖……”卢卡在穿堂里笑道，“在树林里要找糖！这儿可不是城里呀。”

“有什么办法呢？那我们就喝清茶，不用糖了。”冯·巴赫决定道。

谢美奇金沏上茶，倒满三杯。

“他居然给我倒茶……”彼亚捷尔金暗想，“我才不稀罕呢！他们吐了你一脸的唾沫，然后又请你喝茶。这些人简直没皮没脸。我要向卢卡另要一个茶杯，单喝开水好了。正巧我倒带着糖呢。”

偏偏卢卡没有第四个茶杯。彼亚捷尔金就把第三个茶杯里的茶倒掉，斟上开水，啃着糖块喝起来。他的仇人们听见啃糖块的响声，面面相觑，扑哧一声笑了。

“说真的，这可真妙！”冯·巴赫开始小声说，“我们没有糖，他没有茶叶。……哈哈。……有趣！嘿，他简直还是个小孩子！这么大的一个人，可还是那么孩子气，专会撅起嘴来怄气，倒像是贵族女子中学的女学生。……同事！”他转过脸来对彼亚捷尔金说，“您不该嫌弃我们的茶叶。……这不是那种便宜的茶叶。……不过，要是您爱面子而不肯喝，那您总可以给我们点糖，算是抵偿茶叶嘛！”

彼亚捷尔金一言不发。

“厚皮鬼……”他暗想，“他们侮辱了你，吐了你唾沫，现在还有脸来啰唆！这班人就是这样！可见，先前我在法院对他们说的那些顶撞话，他们听了满不在乎。……我不理睬他们。……我躺下睡我的觉。……”

炉子旁边地板上铺着一件皮袄。……放头的那一边有个塞满干草的枕头。……彼亚捷尔金就在皮袄上躺下，把发热的头放在枕头上，拿他的皮大衣盖在身上。

“多么烦闷无聊！”谢美奇金打个哈欠说，“要看书的话，这儿太冷，太黑；要睡觉呢，又没有地方。……真糟！……您告诉我，奥西普·奥西佩奇，比方说，要是卢卡在饭馆里吃了饭，却没给钱，那么这算是犯了什么罪：盗窃罪呢，还是诈骗罪？”

“两样都不是。……这仅仅构成民事诉讼的理由而已。……”

接着他们就争论起来，延续了一个半钟头。彼亚捷尔金听着，气得发抖。……他有五次打算跳起来，参加这场争论。

“简直是胡说！”他听着他们的争吵，痛苦地想道，“这些话多么落后，多么不合逻辑！”

这场争论直到冯·巴赫在彼亚捷尔金的身旁躺下来才算结束，他把皮大衣盖在身上，说：

“得了，别吵了。……我们吵得这位辩护人先生没法睡觉了。您躺下吧。……”

“他似乎已经睡着了……”谢美奇金在彼亚捷尔金另一边躺下，说，“同事，您睡着了？”

“他们又来纠缠了……”彼亚捷尔金暗想，“这些蠢猪。……”

“他不说话，可见睡着了……”冯·巴赫喃喃地说，“他倒真有本事，在这个猪圈里也睡得着觉。……人家说司法工作者的生活是书斋里的生活。……其实这不是书斋里的生活，而是猪的生活。……你瞧，魔鬼把我们支使到哪儿来了！您猜怎么着，我倒挺喜欢我们这个邻居……他姓什么来着？……是姓谢斯捷尔金吧？他激烈，一团火似的。”

“嗯，是啊。……不出五年，他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这个孩子很有风度。……他嘴巴上的奶还没干，可是讲起话来已经头头是道，喜欢一针见血了。……只是他在发言里不该拉扯上哈姆雷特[1]。……”

仇人们近在眼前，再加上他们讲话的口气那么冷漠高傲，这都压得彼亚捷尔金透不过气来。他又害羞又冒火，肺都要气炸了。

“还有糖的事……”冯·巴赫说，冷冷一笑，“他纯粹是个女学生！他为什么生我们的气？您知道吗？”

“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彼亚捷尔金忍不住了。他跳起来，张开嘴，想要说一句什么话，然而过去这一天的痛苦过于强烈，因而从他胸中涌出来的不是话，却是歇斯底里的哭泣。

“他怎么了？”冯·巴赫说，吓了一跳，“好朋友，您怎么了？”

“您……您生病了吗？”谢美奇金说，跳起来，“您怎么了？您缺钱用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真卑鄙……可恶！这整整的一天……整整的一天啊！”

“我亲爱的，什么事卑鄙而可恶？奥西普·奥西佩奇，您拿水来！我的天使，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您今天生这么大的气？多半，您今天是头一回做辩护工作吧？对吗？哦，那就难怪了！那您哭吧，亲爱的。……当初我甚至想上吊呢，哭总比上吊好多了。您哭吧，那会轻松点！”

“可恶……卑鄙！”

“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可恶的事！样样事情都很正常。您自己讲得挺好，大家也认真地听您讲。这是多疑，老弟！我至今记得我头一次做辩护工作的情形。我借了一条褪色的裤子和一件音乐师的礼服。我坐在那儿，却觉得大家似乎都笑我的裤子。在我看来，被告欺骗了我，检察官耍弄我，我自己也笨头笨脑。恐怕您已经决定从此再也不干律师工作了吧？这样的情形人人都经历过！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初出茅庐，老弟，那是要付出不小代价的！”

“那么是谁嘲笑我？是谁……耍弄我？”

“谁也没有这样干过！不过是您自己觉得如此而已！您不是还认为陪审员们公然轻蔑地瞧着您吗？对吗？嗯，就是这样。您喝点水，好朋友。把您的皮大衣盖一盖好。”

两个仇人拿过皮大衣来给彼亚捷尔金盖好，把他当作小孩子似的照应了一夜。过去这一天的痛苦却原来是一场虚惊。

[1]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男主人公。

孩子们

爸爸、妈妈和姑姑娜嘉都不在家。他们到那个常骑着一头灰色小马的老军官家里去参加婴儿受洗的宴会了。为要等他们回来，格利沙、安尼雅、阿辽沙、索尼雅和厨娘的儿子安德烈坐在饭厅里饭桌旁边玩“罗多”[1]。凭良心说，现在已经到他们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是没有听到妈妈讲一讲那个受洗的婴儿生得怎么样，他们晚饭吃了些什么菜，怎么睡得着呢？饭桌由一盏吊灯照亮，桌面上杂七杂八地放着一些有数字的纸板、核桃壳、小纸片、小玻璃片。每个赌客面前都有两张纸牌和一堆用来凑出数字的小玻璃片。桌子正中放着一个白色茶碟，上面摆着五枚一戈比铜钱。茶碟旁边有一个没有吃完的苹果、一把剪刀和一个盘子，那个盘子是经大人叮嘱用来放核桃壳的。孩子们在赌钱。赌注是一戈比。他们定下一条规矩：谁要是作弊，就把谁立时轰走。饭厅里除了那些赌客以外，一个外人也没有。保姆阿加菲雅·伊凡诺芙娜在楼下厨房里坐着，在那儿教厨娘裁衣服。他们的哥哥瓦夏是五年级学生，在客厅里长沙发上躺着，感到烦闷无聊。

他们赌得很起劲。格利沙脸上带着最起劲的神情。这个男孩才九岁，身材矮小，头发剃光，露出头皮，脸蛋胖乎乎的，嘴唇厚得像黑人。他已经在读预备班，因而算是大孩子，而且是极其聪明的孩子了。他赌博纯粹是为赢钱。要不是茶碟里放着些小钱，他早就去睡了。他那对褐色的小眼睛不安而嫉妒地瞟着赌伴们的纸牌。他生怕赢不到钱，又嫉妒别人，再加上他那剃光的脑袋里充满钱财方面的考虑，这就使他不能安静地坐着，不能集中精神。他不住地扭动身子，就跟坐在针毡上似的。一旦赌赢，他就贪婪地把钱抓过来，马上放进他的口袋。他的妹妹安尼雅是个八岁的女孩，生着尖下巴和亮晶晶的聪明眼睛，她也怕别人赌赢。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睛尖利地盯住那些赌客。她倒不是对小钱发生兴趣。赌运，对她来说，是个面子问题。另一个妹妹索尼雅是个六岁的女孩，头发拳曲，她的脸色只有极其健康的孩子、贵重的洋娃娃以及糖果盒上画着的儿童才会有。她是为赌博而赌博。她脸上洋溢着感动的神情。不管谁赢，她一概放声大笑，连连拍手。阿辽沙是个丰满圆润的小胖子，气喘吁吁，鼻子里呼呼地响，瞪大眼睛看着纸板。他既不贪财，也不爱面子。只要不把他从桌子旁边赶走，不打发他睡觉，他就感激不尽了。从表面上看，他是无所谓的，可是论他的心肠，他却是个十足的小坏包。他坐在这儿与其说是为了玩“罗多”，倒不如说是为了欣赏赌博的时候难免发生的纠纷。要是有谁动手打人，或者开口骂人，他总是高兴得非同小可。他早就该出去一会儿[2]，然而他一分钟也没离开过那张桌子，生怕别人趁他不在，偷他的碎玻璃片和戈比。由于他只了解一位的数字和以零结尾的数字，安尼雅就替他计算。第五个赌伴是厨娘的儿子安德烈，他是个皮肤黝黑而且带着病容的男孩，穿着花布衬衫，胸前戴着铜十字架，站在那儿不动，呆呆地瞧着那些数字。他对赌赢，对别人的成功，一概漠不关心，因为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种赌博的数字上，用在这种赌博的毫不复杂的哲学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各不相同的数字啊，而且那么多的数字怎么就会不弄乱呢！

所有的孩子，除了索尼雅和阿辽沙以外，都依次喊出数字。由于数字过于单调，他们就在赌博中造出许多专门用语和令人发笑的外号。比方说，那些赌客把七叫作拨火棍，十一叫作两根小棒槌，七十七叫作谢敏·谢敏内奇，九十叫作老爷爷，等等。赌博进行得很活跃。

“三十二！”格利沙从他父亲的帽子里取出一个个黄色圆纸筒，喊道，“二十七！拨火棍！二十八，满地爬！”

安尼雅看出安德烈错过了二十八。换了旁的时候，她就会对他指出来，可是现在她的虚荣心跟碟子里的小钱混在一起了，她反而洋洋得意。

“二十三！”格利沙继续喊道，“谢敏·谢敏内奇！九！”

“茶婆虫！茶婆虫！”索尼雅指着爬过桌面的一个茶婆虫叫道，“哎呀！”

“别打死它，”阿辽沙用男低音说，“也许它有孩子。……”

索尼雅目送茶婆虫爬走，心里想着它的孩子们：那些茶婆虫的子女一定小得很！

“四十三！一！”格利沙继续喊道，想到安尼雅快要赢了而感到痛苦，“六！”

“赢了！这一盘我赢了！”索尼雅叫道，卖俏地转动着眼珠，扬声大笑。

赌伴们都拉长了脸。

“要查对一下！”格利沙说，带着憎恨的神情瞧着索尼雅。

格利沙凭着身为大孩子和最聪明的孩子的权利，担任了发号施令的角色。他要怎么办，大家就怎么办。他们把索尼雅的纸牌仔细查对很久，可是使得她的赌伴们大为扫兴的是，她并没有作弊。下一盘开始了。

“昨天我看见一件什么事啊！”安尼雅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菲里普·菲里培奇不知怎么一来把眼皮翻出来了，他的眼睛就变得又红又吓人，像个魔鬼似的。”

“我也看见了，”格利沙说，“八！我们那儿有个学生，他的耳朵会动。二十七！”

安德烈抬起眼睛来看着格利沙，想一想，说：

“我的耳朵也会动。……”

“好，你动一下！”

安德烈就动眼睛，动嘴唇，动手指头，自以为耳朵也动起来了。这就引起了哄堂大笑。

“这个菲里普·菲里培奇不是好人，”索尼雅叹道，“昨天他到我们儿童室来，可我当时光穿着衬衫。……我觉得这太不像话了！”

“我赢了！”格利沙忽然叫道，一把抓住茶碟里的钱，“要是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就查对！”

厨娘的儿子抬起眼睛来，脸色变白。

“那么，我不能再玩了。”他小声说。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

“没有钱就不能玩！”格利沙说。

安德烈不死心，再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一摸。他在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摸到，只找到些面包渣和一小截咬过的铅笔，他就撇着嘴，难过得眨巴眼睛。他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我替你出钱！”索尼雅受不了他那痛苦的目光，说，“不过要注意，你以后得还给我。”

钱凑齐了，赌博又继续进行。

“好像什么地方在打钟。”安尼雅瞪大眼睛说。

大家都停止赌博，张开嘴，瞧着黑暗的窗子。黑暗的窗外闪着那盏灯的映影。

“听起来像在打钟。”

“夜间只有墓园里才打钟……”安德烈说。

“那儿为什么要打钟呢？”

“好叫强盗不要溜进教堂去。他们怕钟声。”

“可是强盗溜进教堂去干什么？”索尼雅问。

“谁都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要杀死看守人呗！”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大家面面相觑，打了个冷战，继续赌博。这一回是安德烈赢了。

“他作弊。”阿辽沙平白无故地用男低音说。

“你胡说，我没作弊！”

安德烈脸色苍白，撇着嘴，接着朝阿辽沙的脑袋啪的打了一下！阿辽沙气得瞪圆眼睛，跳起来，跪在桌子上，这回轮到他打人了，就啪的一声打了安德烈一个嘴巴！这两个人又互相打一记耳光，大声哭叫起来。索尼雅受不了这样可怕的局面，也哭起来，紧跟着饭厅里响彻了各种调门的哭声。然而您不要以为这样一来，赌博就结束了。五分钟还没过去，那些孩子却又扬声大笑，和和气气地互相谈话了。他们的脸上带着泪痕，可是这并没妨碍他们微笑。阿辽沙甚至很快乐：果然起了纠纷！

五年级学生瓦夏走进饭厅里来。他带着睡意，显出心灰意懒的样子。

“这真岂有此理！”他想，眼睛瞧着格利沙，格利沙正摸索他的口袋，口袋里的戈比叮当作响，“难道能给孩子钱吗？难道能容许孩子狂赌吗？不用说，这种教育可太妙了！岂有此理！”

可是孩子们玩得那么津津有味，连他自己也想插一手，试一试运气了。

“等一等，我也坐下来一块儿玩。”他说。

“那你下一戈比的赌注！”

“我马上就下，”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我没有戈比，不过，喏，我有一个卢布。我下这个卢布好了。”

“不，不，不……要下一戈比！”

“你们真傻。要知道，无论如何卢布总比戈比值钱啊，”中学生解释说，“谁赢了，谁就找给我零钱！”

“不行，对不起！你走开！”

五年级学生耸起肩膀，走到厨房里去向仆人们要零钱。偏偏厨房里也一个戈比都没有。

“既是这样，你换给我一点零钱吧，”他从厨房里回来，缠住格利沙说，“以后我会把你换的钱还给你。你不愿意？那好，你花十戈比把这个卢布买去吧。”

格利沙斜起眼睛怀疑地瞧着瓦夏：莫非这里头有诈，莫非这是个圈套？

“我不干。”他说，护住他的口袋。

瓦夏开始发脾气，骂人，说这些赌客是蠢货，脑筋是铁打的。

“瓦夏，我来替你下赌注！”索尼雅说，“你坐下。”

中学生就坐下来，在自己面前放两张纸牌。安尼雅开始喊数。

“我把一戈比掉在地下了！”格利沙忽然用激动的声调声明说，“等一等！”

他们把灯取下来，爬到桌子底下去找那个戈比。他们的手抓到痰和核桃壳，他们的头互相碰撞，然而戈比却没有找到。他们重新再找，一直到瓦夏从格利沙手里夺过那盏灯来，把它放回原处才算罢休。格利沙继续摸着黑找。

不过最后那个戈比总算找到了。赌客们就围着桌子坐下，打算继续赌博。

“索尼雅睡着了！”阿辽沙声明说。

索尼雅把生着鬈发的头枕在胳膊上，睡得舒服，踏实，酣畅，仿佛一个钟头以前就睡熟了似的。她是在别人找戈比的时候无意中睡着的。

“你到妈妈床上去躺着吧！”安尼雅说着，扶她走出饭厅。“走！”

大家一齐送她出去，大约五分钟后，妈妈的床上就出现了一副有趣的景象。索尼雅睡着了。阿辽沙在她身旁打起鼾来。格利沙和安尼雅把头枕在他们的腿上，睡着了。厨娘的儿子安德烈顺便也在这儿挤着躺下。那些戈比丢在他们身旁，已经失去原来的威力，要等下一次赌博才会有用了。晚安！

[1] 一种牌戏，亦称盖牌游戏，参加游戏者用与主持人喊叫的号码（或图画）相同的数字（或图画）盖在自己的牌上，以先盖完一列数字（或图画）者为胜。

[2] 指到厕所去。

发现

公鸡扒开一个粪堆，

找到了一颗珍珠。……

克雷洛夫[1]

五等文官工程师巴赫罗木金在他的写字台旁边坐着，因为闲得没事做而心情郁悒。正好今天傍晚，在熟人家里的舞会上，他无意中遇到了他在二十年以至二十五年前爱上过的一个女人。这个太太当初是出色的美人，对她钟情是很容易的，就像揭邻人的短处一样容易。巴赫罗木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她那对天蓝色的大眼睛，仿佛她的眼底铺着柔和的天蓝色丝绒。他还记得她一头金黄而又带点栗色的长发，类似田野上成熟的黑麦，在雷雨前迎着大风起伏不定。……当初那个美人高不可攀，神态严峻，难得微笑，不过，一旦她微笑，“她就能用笑容把一支正在熄灭的蜡烛重又点燃。……”然而现在，她却成了一个干瘦、虚弱和唠叨不休的老太婆，两眼无神，牙齿发黄了。……唉！

“这真是岂有此理！”巴赫罗木金暗想，信手用铅笔在纸上画着，“任什么凶恶的意志也不能像大自然这样糟蹋人。要是这个美人当初就知道日后会变得这么猥琐不堪，她会吓死的。……”

巴赫罗木金照这样思考很久，可是随后又突然跳起来，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

“耶稣上帝啊！”他吃了一惊，“这可是件稀罕事！我居然会画画？！”

在他信笔涂抹的那张纸上，在粗糙的线条和笔触当中，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头像，恰好就是以前他爱过的那个女人。总的来说，这幅画画得很不到家，然而那慵困而又严峻的目光、那柔和的面部轮廓、那蓬松起伏的浓发，却十分传神。……

“多么出人意外！”巴赫罗木金继续惊讶地想，“我居然会画画！我在世界上活了五十二年，从没想到过我有什么才能，可是到了老年，突然，谢天谢地，万万没有料到，才华出现了！简直不能想象！”

巴赫罗木金不相信自己了，就拿起铅笔，在美丽的头像旁边画了个老太婆的头像。……这一次，犹如画那个年轻的女人一样，又画得很像。……

“奇怪！”他耸了耸肩膀，“很不错嘛，见鬼！如何？可见我是个画家！可见我很有天赋！从前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才是怪事！”

巴赫罗木金即使在旧坎肩里找到一笔钱，即使得到消息说他升了四等文官，也不会像现在发现自己有创造能力那样又惊又喜。他伏在桌上足足忙了一个钟头，画头像，画树木，画大火，画马。……

“好得很！了不起！”他赞叹道，“只要再学会技巧，就十全十美了。”

这时候，他不能再画下去而且连声赞叹了，因为一个听差走进书房来，端着一张小桌，上面放着晚餐。他吃下一只松鸡，喝下两大杯勃艮第后，浑身软绵绵的，开始沉思。……他回想这五十二年甚至一次也没想到过他自己会有什么才能。不错，对艺术的美，他一生都是倾心的。他年轻的时候在业余演出的舞台上露过身手，演奏过乐器，唱过歌，画过布景。……而且，直到老年，他都在不断看书，喜爱戏剧，把好诗抄录下来留作纪念。……他素来善于说俏皮话，谈吐不凡，批评中肯。……显然，天才之火是有的，然而被各种俗务埋没了。……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巴赫罗木金想，“说不定我还能写诗，写小说呢！真的，如果我在青年时代，趁时机还不算迟，发现自己的才能，当了画家或者诗人，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啊？”

于是他的想象力为他描出另外一种生活，跟其他千百万人的生活截然不同。它同一般俗人的生活根本不能相比。

“人们不给他们官阶和勋章，这做得对……”他暗想，“他们是不受一切官阶和勋章的约束的。……而且只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才能评断他们的活动。……”

这时候巴赫罗木金顺带想起遥远的过去的一件事。……他母亲是个神经质而且性情乖僻的女人，有一次她跟他一块儿走路，在楼梯上遇到一个醉醺醺、不像样子的男人，她竟然吻一下他的手。“妈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惊讶地说，“这是个诗人！”她回答说。按照他的看法，她是做得对的。……如果她吻将军或者枢密官的手，那就会是谄媚逢迎，自甘卑贱，对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来说，再也不能想象比这更糟的事了，可是吻诗人、画家或者作曲家的手，那却是理所当然的。……

“那是一种不寻常的自由生活啊……”巴赫罗木金暗想，往他的床跟前走去，“还有他们的荣誉和名望呢？不管我在机关里的工作多么出人头地，也不管我爬到什么官阶，可是我的名望越不出这个蚂蚁窝。……他们可就完全不同了。……诗人或者画家，心平气和地睡觉也罢，喝得酩酊大醉也罢，反正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城里和乡下，总有人背诵他们的诗，或者观赏他们的画。……谁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谁就会被人认为缺乏教养，无知……无教养的人[2]。……”

巴赫罗木金浑身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往床上一坐，对听差点一下头。……听差就走到他跟前，动手小心地脱掉他身上的一件件衣服。

“嗯，是啊……那真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铁路[3]是人们早晚会忘掉的，然而菲狄亚斯[4]和荷马，人们却会永远记住。……特烈基亚科夫斯基[5]写得糟透了，可是就连他也被人们记住了。……唉唉！……好冷啊！……倘或我现在是个画家，那会怎么样？那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听差正给他脱掉白昼穿的衬衫，换上睡衣，他就趁此机会暗自在脑子里描绘出一幅画面。……这时候他，画家或者诗人，正在黑夜里一步步走回家去。……有才能的人往往没有马车，那么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好步行。……他，这个可怜的人，就一步步走着，身上穿着褪成红褐色的大衣，说不定脚上连套靴也没得穿。……公寓门口有个看门人在打盹，这个粗鲁的畜生开了门，看也没看他一眼。……在那边，在社会人士当中，诗人或者画家的名字受到尊崇，然而那种尊崇却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看门人并没有因而客气些，仆人们也没有和气些，家里人更没有宽容些。……他的名字固然受到尊崇，可是他本人却遭到白眼。……如今他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终于走进他又黑又闷的房间里。……他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可是，呜呼！松鸡和勃艮第却没有。……他困倦极了，连眼皮都合上，脑袋都耷拉到胸口上了，可是他的床又硬又凉，大有旅馆的味道。……他得亲手给自己倒水，亲手给自己脱衣服……光着脚在冰凉的地板上走来走去。……最后他不住地颤抖，昏昏睡去，知道他没有雪茄，没有马车……知道他书桌的中间抽屉里没有安娜勋章和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下边抽屉里也没有支票簿。……

巴赫罗木金摇一下头，在弹簧床垫上躺下，赶紧盖上鸭绒被子。

“去他的！”他想着，躺得舒舒服服，快要睡着了，“去他……的吧。……幸好我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个……没有发现我的才能。……”

听差吹熄灯火，踮起脚走出去了。

[1] 引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公鸡与珍珠》。——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法文。

[3] 这个男主人公是工程师，他的工作大约是修铁路。

[4] 菲狄亚斯（前490/485—前432），古希腊雕刻家。——俄文本编者注

[5] 特烈基亚科夫斯基（1703—1768），俄国诗人，语文学家。他写的诗古奥难懂。——俄文本编者注

苦恼

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1]……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漩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2]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沾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着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有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人行道上有三个年轻人路过，把套靴踩得很响，互相诟骂，其中两个人又高又瘦，第三个却矮而驼背。

“赶车的，到警察桥去！”那个驼子用破锣般的声音说，“一共三个人……二十戈比！”

约纳抖动缰绳，吧哒嘴唇。二十戈比的价钱是不公道的，然而他顾不上讲价了……一个卢布也罢，五戈比也罢，如今在他都是一样，只要有乘客就行……那几个青年人就互相推搡着，嘴里骂声不绝，走到雪橇跟前，三个人一齐抢到座位上去。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该哪两个坐着，哪一个站着呢？经过长久的吵骂、变卦、责难以后，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应该让驼子站着，因为他最矮。

“好，走吧！”驼子站在那儿，用破锣般的嗓音说，对着约纳的后脑壳喷气，“快点跑！嘿，老兄，瞧瞧你的这顶帽子！全彼得堡也找不出比这更糟的了……”

“嘻嘻，……嘻嘻……”约纳笑着说，“凑合着戴吧……”

“喂，你少废话，赶车！莫非你要照这样走一路？是吗？要给你一个脖儿拐吗？……”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一个高个子说，“昨天在杜克马索夫家里，我跟瓦西卡一块儿喝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明白，你何必胡说呢？”另一个高个子愤愤地说，“他胡说八道，就跟畜生似的。”

“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说的是实情……”

“要说这是实情，那么，虱子能咳嗽也是实情了。”

“嘻嘻！”约纳笑道，“这些老爷真快活！”

“呸，见你的鬼！……”驼子愤慨地说，“你到底赶不赶车，老不死的？难道就这样赶车？你抽它一鞭子！唷，魔鬼！唷！使劲抽它！”

约纳感到他背后驼子的扭动的身子和颤动的声音。他听见那些骂他的话，看到这几个人，孤单的感觉就逐渐从他的胸中消散了。驼子骂个不停，诌出一长串稀奇古怪的骂人话，直骂得透不过气来，连连咳嗽。那两个高个子讲起一个叫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的女人。约纳不住地回过头去看他们。正好他们的谈话短暂地停顿一下，他就再次回过头去，嘟嘟哝哝说：

“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大家都要死的……”驼子咳了一阵，擦擦嘴唇，叹口气说，“得了，你赶车吧，你赶车吧！诸位先生，照这样的走法我再也受不住了！他什么时候才会把我们拉到呢？”

“那你就稍微鼓励他一下……给他一个脖儿拐！”

“老不死的，你听见没有？真的，我要揍你的脖子了！……跟你们这班人讲客气，那还不如索性走路的好！……你听见没有，老龙[3]？莫非你根本就不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

约纳与其说是感到，不如说是听到他的后脑勺上啪的一响。

“嘻嘻……”他笑道，“这些快活的老爷……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高个子问。

“我？嘻嘻……这些快活的老爷！我的老婆现在成了烂泥地罗……哈哈哈！……在坟墓里！……现在我的儿子也死了，可我还活着……这真是怪事，死神认错门了……它原本应该来找我，却去找了我的儿子……”

约纳回转身，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样死的，可是这时候驼子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声明说，谢天谢地，他们终于到了。约纳收下二十戈比以后，久久地看着那几个游荡的人的背影，后来他们走进一个黑暗的大门口，不见了。他又孤身一人，寂寞又向他侵袭过来……他的苦恼刚淡忘了不久，如今重又出现，更有力地撕扯他的胸膛。约纳的眼睛不安而痛苦地打量街道两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然而人群奔走不停，谁都没有注意到他，更没有注意到他的苦恼……那种苦恼是广大无垠的。如果约纳的胸膛裂开，那种苦恼滚滚地涌出来，那它仿佛就会淹没全世界，可是话虽如此，它却是人们看不见的。这种苦恼竟包藏在这么一个渺小的躯壳里，就连白天打着火把也看不见……

约纳瞧见一个扫院子的仆人拿着一个小蒲包，就决定跟他攀谈一下。

“老哥，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钟……你停在这儿干什么？把你的雪橇赶开！”

约纳把雪橇赶到几步以外去，伛下腰，听凭苦恼来折磨他……他觉得向别人诉说也没有用了……可是五分钟还没过完，他就挺直身子，摇着头，仿佛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似的；他拉了拉缰绳……他受不住了。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去！”

那匹瘦马仿佛领会了他的想法，就小跑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约纳已经在一个肮脏的大火炉旁边坐着了。炉台上，地板上，长凳上，人们鼾声四起。空气又臭又闷。约纳瞧着那些睡熟的人，搔了搔自己的身子，后悔不该这么早就回来……

“连买燕麦[4]的钱都还没挣到呢，”他想，“这就是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一个人要是会料理自己的事……让自己吃得饱饱的，自己的马也吃得饱饱的，那他就会永远心平气和……”

墙角上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站起来，带着睡意嗽一嗽喉咙，往水桶那边走去。

“你是想喝水吧？”约纳问。

“是啊，想喝水！”

“那就痛痛快快地喝吧……我呢，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里死掉的……竟有这样的事！”

约纳看一下他的话产生了什么影响，可是一点影响也没看见。那个青年人已经盖好被子，连头蒙上，睡着了。老人就叹气，搔他的身子……如同那个青年人渴望喝水一样，他渴望说话。他的儿子去世快满一个星期了，他却至今还没有跟任何人好好地谈一下这件事……应当有条有理，详详细细地讲一讲才是……应当讲一讲他的儿子怎样生病，怎样痛苦，临终说过些什么话，怎样死掉……应当描摹一下怎样下葬，后来他怎样到医院里去取死人的衣服。他有个女儿阿尼西娅住在乡下……关于她也得讲一讲……是啊，他现在可以讲的还会少吗？听的人应当惊叫，叹息，掉泪……要是能跟娘们儿谈一谈，那就更好。她们虽然都是蠢货，可是听不上两句就会哭起来。

“去看一看马吧，”约纳想，“要睡觉，有的是时间……不用担心，总能睡够的。”

他穿上衣服，走到马房里，他的马就站在那儿。他想起燕麦、草料、天气……关于他的儿子，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不能想的……跟别人谈一谈倒还可以，至于想他，描摹他的模样，那太可怕，他受不了……

“你在吃草吗？”约纳问他的马说，看见了它的发亮的眼睛，“好，吃吧，吃吧……既然买燕麦的钱没有挣到，那咱们就吃草好了……是啊……我已经太老，不能赶车了……该由我的儿子来赶车才对，我不行了……他才是个地道的马车夫……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约纳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

“就是这样嘛，我的小母马……库兹马·约内奇不在了……他下世了……他无缘无故死了……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小驹子，你就是这个小驹子的亲娘……忽然，比方说，这个小驹子下世了……你不是要伤心吗？”

那匹瘦马嚼着草料，听着，向它主人的手上呵气。

约纳讲得入了迷，就把他心里的话统统对它讲了……

[1] 引自宗教诗《约瑟夫的哭泣和往事》。——俄文本编者注

[2] 地名，在彼得堡。

[3] 原文是“高雷内奇龙”，俄国神话中的一条怪龙。在此用做骂人的话。

[4] 马的饲料。

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要有灾难临头了，老爷！”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一只横穿过我们道路的兔子，转过身来对我说。

就是没有兔子，我也已经知道我的未来凶多吉少。我正坐着马车到某城地方法院去，我要坐在被告席上为重婚罪受审。天气糟透了。我深夜到达驿站的时候，我的模样像是一个身上沾着雪、浇过水、又挨了一顿痛打的人。我冻得发僵，周身湿透，一路上单调的颠簸弄得我晕头转向。驿站长在驿站上迎接我，他是个高身量的男人，穿一条蓝色花条的内裤，头顶光秃，带着睡意，唇髭似乎是从鼻孔里生出来的，妨碍他闻东西。

老实说，这里的气味也真够人闻的了。临到驿站长嘴里嘟嘟哝哝，呼呼地喘气，搔他衣领里的脖子，推开驿站“客房”的门，一言不发地用胳膊肘向我指一下我安歇的地方，就有一股浓重的酸臭气、火漆味、被人捻死的臭虫的气味向我扑来，呛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有一盏铁皮的小灯放在桌上，照亮难看的木墙，这盏小灯像松明那样冒着浓烟。

“您这儿臭得很，先生！”我说着，走进去，把我的皮箱放在桌上。

驿站长闻闻空气，不相信地摇了摇头。

“这儿的气味跟平时一样，”他说，搔一搔身子，“这是因为您刚从冷处来。马车夫素来跟马一块儿睡觉，坐车的老爷们呢，身上没有什么气味。”

我打发驿站长走掉，开始观察我的临时住处。那儿有一张长沙发，我过一会儿就要睡上去，像双人床那么宽，蒙着漆布，凉得跟冰一样。这个房间里除了长沙发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铁炉子、一张放着上述小灯的桌子、一双不知什么人的毡靴、一个不知什么人的手提旅行皮包。有一架屏风挡住一个墙角，屏风后面有人在安静地睡觉。我观察一番后，在长沙发上给自己铺好被褥，开始脱衣服。我的鼻子不久就闻惯了臭气。我脱掉上衣、长裤、皮靴，不住地伸懒腰，微笑，缩起脖子，绕着那个铁炉子蹦蹦跳跳，把我的光腿抬得很高。……这一阵跳跃使我暖和多了。这以后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在长沙发上躺下睡觉，然而这当儿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想不到的事。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那架屏风上……您再也想不出我多么惊恐！原来屏风里边有个女人的小脑袋正瞧着我。她头发蓬松，睁着一对黑眼睛，露出牙齿。她的两道黑眉毛在动弹，脸上现出两个好看的小酒窝，可见她在笑。我发窘了。小脑袋发现我在看她，也发窘，躲开了。我仿佛有罪似的，低下眼睛，温顺地走到长沙发跟前，躺下去，盖上我的皮大衣。

“多么意想不到！”我想，“那么她瞧见我怎样蹦跳了！这可不好。……”

我回想那张俊俏的小脸的轮廓，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起来。许多画面在我脑海里涌现，一个比一个美丽，一个比一个诱人，后来……后来，仿佛为了惩罚我那些有罪的思想似的，我忽然感到右脸上一阵热辣辣的剧痛。我就抓住脸颊，结果什么也没捉到，不过我已经猜出是怎么回事：我闻到被捻死的臭虫的气味了。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同时听见一个女人的说话声。“这些该死的臭虫，大概要把我活活咬死！”

嗯！……我想起了我的好习惯：我上路总是带着波斯粉的。这一次我也没有违反这种习惯。不出一秒钟，一个装着波斯粉的铁盒就从我的皮箱里取出来了。现在只要问一问那个俊俏的小脑袋要不要用这种驱除“百科全书”[1]的药，那我就能跟她认识了。可是怎样开口呢？

“这真要命！”

“太太，”我用尽量悦耳的声调说，“您刚才喊了一声，根据我的理解，大概是臭虫在咬您吧。我倒有波斯粉。要是您乐意的话，那么……”

“啊，劳驾！”

“既是这样，那我马上……只要穿上皮大衣，就给您送去……”我高兴地说。

“不，不。……您隔着屏风递给我，不用走到这边来！”

“我自己也知道隔着屏风递给您。您不要害怕，我不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谁知道您呢！您是过路的人。……”

“嗯！……其实我送到屏风后面去也成。……这没什么了不得的……何况我又是个医生，”我撒谎道，“医生、警官、妇女的理发师，是有权利闯进别人的私生活的。”

“您说您是医生，这是真的吗？您是认真说的吗？”

“真话。那么您容许我把这药粉给您送过去？”

“哦，既然您是医生，那就行了。……不过，何必麻烦您呢？我可以打发我的丈夫到您那边去。……费佳！”黑发女人压低喉咙说，“费佳！你倒是醒一醒啊，蠢货！你起来，到屏风外边去。那位大夫心眼真好，要我们用一下他的波斯粉。”

屏风后边居然有个“费佳”，这成了使我目瞪口呆的新闻。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斧子似的。……我心里充满了一种像枪支的扳机卡壳那样的感觉：又是害臊，又是烦恼，又是遗憾。……我的心绪那么恶劣，临到费佳从屏风后边走出来，我觉得他简直是坏蛋，我差点喊救命。费佳是个高身量的人，体格强壮，年纪五十上下，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抿紧他那张文官的嘴，鼻子和两鬓爬满纠结的青筋。他身上穿着睡衣，脚上趿拉着拖鞋。

“您很客气，大夫……”他说着，从我手里接过波斯粉，随后就扭转身回到屏风后边去了。“谢谢[2]。……您也遇上暴风雪了吗？”

“是啊！”我嘟哝着，在长沙发上躺下，没好气地拉过我的皮大衣来，盖在身上，“是啊！”

“哦。……齐诺琪卡，有个小臭虫在你的小鼻子上爬来爬去！让我来拿掉它！”

“行啊，”齐诺琪卡说，笑起来，“你没把它捉住！堂堂一个五等文官，人人见了都害怕，可是连个臭虫也对付不了！”

“齐诺琪卡，当着外人的面……”他叹口气，“你老是这样。……真是的。……”

“这些可恶的东西，简直不让人睡觉！”我嘟哝道，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

不过这对夫妇不久就安静下来。我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去想，一心睡觉。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一个钟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睡着。最后我的邻人也不住地翻身，小声骂起来。

“奇怪，连波斯粉也无济于事！”费佳叽叽咕咕说，“多得不得了，这些臭虫！……大夫！齐诺琪卡要我问一问您：为什么臭虫的气味这么难闻？”

我们攀谈起来。我们讲臭虫、天气、俄国的冬天，讲医学，而我对医学如同对天文学那样一窍不通。我们还谈到爱迪生[3]。……

“你，齐诺琪卡，不用拘礼了。……要知道他是个大夫嘛！”在谈完爱迪生后我听见窃窃私语声，“你不必拘礼，管自问吧。……用不着害怕。谢尔威佐夫不灵，可是这位大夫也许灵。”

“你问吧！”齐诺琪卡小声说。

“大夫，”费佳就对我说，“为什么我的妻子胸口常常憋闷？您知道，她有点咳嗽……她觉得憋闷，您知道，仿佛胸口有个什么东西凝成了硬块似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一下子是说不完的……”我有意避而不谈。

“哦，其实说得长一点又有什么关系？有的是时间……反正我们也睡不着。……您给她看看病吧，好人！应当跟您说一声，谢尔威佐夫常给她治病。……他是个好人，不过……谁知道他的医道怎样呢？我不相信他！不相信！我看得出您不打算插手，不过请您费心吧！您给她看看病，我趁这个时候到驿站长那儿去，吩咐他烧茶炊。”

费佳趿拉着拖鞋，走出去。我就走到屏风后边。齐诺琪卡在一张宽阔的长沙发上坐着，周围有许多枕头。她抓住她的花边领口。

“请您伸出舌头！”我皱起眉头，在她身旁坐下，开口说。

她就伸出舌头，而且笑起来。那是一条平常的红舌头。我开始按她的脉搏。

“嗯……”我哼哼哈哈说，却找不到她的脉搏在哪儿。

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我瞅着她的笑脸都问过些什么话，我只记得诊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成了傻瓜和呆子，根本顾不上问话了。

最后我由费佳和齐诺琪卡陪着在茶炊旁边坐下。这时候必须开药方才行，我就按照医学的全部规格写道：

Rp.Sic transit 0.05

Gloria mundi 1.0

Aquae destillatae 0.1[4]

每隔两小时服一汤匙。

谢洛娃太太 医生扎依采夫。

早晨，临到我完全准备好动身，手里提着皮箱，同我的新相识告别，准备永久分手的时候，费佳却摸着我的纽扣，递给我一张十卢布钞票，劝我说：

“不，您一定得收下！我已经养成习惯，对一切诚实的劳动，素来付给报酬！您学习过，出过力！您的学识是您用血汗得来的！我了解这一点！”

我没有办法，只得收下那张十卢布钞票。

我在受审的前夜大体上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不打算描写后来法庭的门在我面前打开，法警对我指一下被告席的时候，我心里生出什么样的感触。我只想说，临到我回过头去看一眼，瞧见成千只眼睛瞅着我，我就脸色煞白，心慌意乱了。我看一眼那些陪审员严肃庄重的外貌，就感到我在劫难逃了。……

然而我没法描写，而且您也不能想象，等我抬起眼睛看那张铺着红呢面的桌子，瞧见检察官的位子上坐着……您猜是谁？……原来就是费佳的时候，我是多么惊恐呀！他正坐在那儿，写什么东西。我瞧着他，想起了臭虫、齐诺琪卡、我的诊断，于是，不光是一股冷气，而是整个北冰洋，顺着我的脊梁流下去。……他写完后，抬起眼睛瞧着我。起初他没认出我来，可是随后他的瞳孔放大，下巴无力地垂下来……他的手开始颤抖。他慢腾腾地站起来，用死鱼般的眼睛盯住我。我也站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直直地瞧着他。……

“被告，请您向法庭说明您的姓名等等。”审判长开口说。

检察官坐下去，喝下一大杯清水。他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

“得，我要遭殃了！”我暗想。

从一切迹象来看，检察官决定要惩治我。他一直生气，翻阅证人的供词，使性子，抱怨。……

不过，现在应该结束这篇东西了。我是趁午饭的休息时间在法院里写的。……检察官马上就要发言了。

结局会怎样呢？

[1] 指臭虫。

[2] 原文为法语。

[3] 爱迪生（1847—1931），美国发明家、企业家。

[4] 拉丁语：处方。就是这样过去0.05 尘世的荣华1.0 蒸馏水0.1 （前两种药名是由拉丁语的格言“尘世的荣华就是这样过去”拆成的。）

风波

玛申卡·帕夫列茨卡娅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刚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这一天她在外面散步后，回到库什金家，她是在那儿做家庭教师的。不料她正碰上一场非同小可的风波。给她开门的看门人米哈伊洛神情激动，脸红得跟大虾一样。

楼上传来一片嘈杂声。

“多半是女主人发病了……”玛申卡暗想，“要不然就是她跟丈夫吵架……”

她在前厅和过道里都遇见了使女。有个使女在哭。随后玛申卡瞧见从她自己的房间里跑出一个人来，正是男主人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年纪还不算老，脸上却已经皮肉松弛，头顶秃了一大块。他脸色通红，浑身发抖……他没看见这个女家庭教师，径自从她身旁走过去，举起双手，叫道：

“啊，糟透了！多么鲁莽！多么愚蠢，野蛮！太可恶了！”

玛申卡走进她的房间，在这儿，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极其尖锐地体验到凡是寄人篱下、听人摆布、靠富贵人家的面包过活的人所熟悉的那种心情。原来她的房间正遭到搜查。女主人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桌子旁边站着，把她的毛线球、布块、纸片……放回她的针线袋里。那女人是个体态丰满、肩膀很宽的太太，没戴头巾，生着两道乌黑的浓眉，颧骨突出，嘴唇上生着隐约可见的唇髭。她那两只通红的手、她那张脸和她那姿态，都像是一个普通的村妇和厨娘……女家庭教师的出现分明出乎她的意外，因为她回头一看，见到女家庭教师苍白而惊讶的脸容，就有点慌了手脚，支支吾吾地说：

“Pardon[1]。我……无意中弄撒了这些东西……是我的袖子碰翻的……”

库什金娜太太又说了几句别的话，就把她的长衣裙弄得沙沙地响，走出去了。玛申卡用惊愕的眼睛扫一眼她的房间，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只是耸起肩膀，害怕得浑身发凉……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在她的袋子里找什么呢？如果确实像她说的那样，她是一不小心让衣袖碰翻了袋子，把东西弄撒的，那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为什么从她房间里跑出去，脸那么红，神情那么激动呢？为什么书桌上的一个抽屉略微拉开了一点？女家庭教师有个贮钱盒，原是用来收藏十戈比银币和旧邮票的，现在却打开了。人家把它打开后，虽然想关上，而且把锁抓得满是指痕，却还是关不上。书架、桌面、床铺都带着新搜查过的痕迹。装内衣的筐子也是如此。本来那些内衣叠得整整齐齐，然而现在却不像玛申卡出门的时候那么井然有序了。可见这次搜查是认真的，极其认真的，然而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呢？出了什么事呢？玛申卡回想看门人的激动，回想目前还在延续的纷乱，回想泪痕斑斑的使女，莫非这一切都同刚才在她房间里进行的搜查有关？莫非她牵连到一件可怕的事情里去了？玛申卡脸色煞白，周身发凉，身不由己地往那个装内衣的筐子上坐下。

有个使女走进房间来。

“丽莎，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搜查我的东西吗？”女家庭教师问她说。

“太太丢了一个值两千卢布的胸针……”丽莎说。

“哦，可是为什么搜查我呢？”

“他们，小姐，把所有的人都搜查遍了。我的东西也统统搜查过……他们把我们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搜我们……上帝作证，小姐，我……从来也没有到她的梳妆台跟前去过，更别说拿她的胸针了。就是到了警察局我也要这么说。”

“可是……为什么要搜我的东西呢？”女家庭教师仍然大惑不解。

“我跟您说过，有个胸针让人偷去了……太太亲手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就连看门人米哈伊洛她都搜过。简直是丢脸！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光是瞧着，呱呱地叫一通，就跟母鸡似的。不过您，小姐，用不着这么发抖。在您这儿什么也没找着！要是您没拿那个胸针，就用不着害怕。”

“可是要知道，丽莎，这是卑鄙……欺负人，”玛申卡说，愤懑得上气不接下气，“要知道这是下流，卑鄙！她有什么权利怀疑我，翻我的东西？”

“您是住在别人家里，小姐，”丽莎叹道，“虽然您是位小姐，不过也还是……跟仆人差不多……这跟在爹娘家里住着可不一样……”

玛申卡扑在床上，伤心地放声痛哭。她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迫害，也从来没有受过像现在这样深重的侮辱……她是个有良好教养而且敏感的姑娘，又是教师的女儿，可是现在人家居然怀疑她偷东西，搜查她，把她当做街头女人一样！比这再厉害的侮辱似乎都没法想象了。而且除了这种受屈的感觉以外，还有沉重的恐惧：今后还会怎样？！种种荒谬的想法钻进她的头脑里。既然人家能够怀疑她偷东西，那他们现在也可能拘禁她，把她的衣服脱光，把她里里外外搜查一番，然后派人押着她走过大街，把她关进又黑又冷而且满是耗子和甲虫的牢房里，就跟幽禁塔拉卡诺娃郡主的牢房[2]一样。谁会来给她作主呢？她父母住在遥远的外省，他们没有钱乘火车到她这儿来。她在这个京城孤身一人，就跟住在荒野上似的，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人家要怎样处置她就能怎样处置她。

“我要跑到所有的法官和辩护人那儿去……”玛申卡想，不住地发抖，“我要向他们解释清楚，我要起誓……他们会相信我不可能是贼！”

玛申卡想起她衣筐里被单底下放着一些甜食，这是她按照在贵族女子中学里养成的老习惯，吃饭时候藏在衣袋里，带回自己房间里来的。她想到她这个小小的秘密已经被女主人识破，就不由得周身发热，害臊起来。由于这一切，由于恐惧和羞臊，由于受屈，她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弄得她的两鬓、双手、肚子深处也猛烈地跳动不已。

“请您去吃饭！”仆人来请玛申卡。

“去不去呢？”她想。

玛申卡整理一下头发，用湿手巾擦一把脸，走进饭厅。那儿已经开始吃饭……饭桌的一头坐着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大模大样，脸容死板而严肃。饭桌的另一头坐着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饭桌两旁坐着客人和孩子们。伺候吃饭的是两个听差，身穿礼服，手上戴着白手套。大家都知道这个家庭起了风波，都知道女主人闷闷不乐，就都沉默不语。只有嚼东西的声音和汤匙碰响盆子的声音。

谈话是由女主人自己开的头。

“我们的第三道菜是什么？”她用懒洋洋的痛苦声调问听差说。

“De l’esturgeon à la russe，”[3]听差回答说。

“这道菜是我点的，费尼娅[4]……”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赶紧说，“我想吃鱼。要是你，ma chère[5]，不喜欢吃，那就叫他们不用端上来了。反正我也是随便点的……一时高兴罢了……”

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不喜欢吃不是由她本人点的菜，这时候眼睛里就含满了泪水。

“得了，您不要激动，”她的家庭医师马米科夫用甜蜜蜜的声调说，轻轻碰一下她的手，而且同样甜蜜蜜地微笑着，“就是没有这件事，我们也已经够烦恼的了。我们忘掉那个胸针吧！健康总比两千卢布贵重！”

“我倒不是心疼那两千卢布！”女主人回答说，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惹我气愤的是这件事本身！我不能容忍我家里有贼。钱我倒不心疼，一点也不心疼，可是偷我的东西，未免太忘恩负义！我待人好心好意，人家却这么报答我……”

人人都瞧着自己的菜碟，然而玛申卡却觉得女主人说完那些话后，大家似乎都瞧着她。她忽然觉得喉头堵得慌，就哭起来，用手绢蒙上脸。

“Pardon，”她喃喃地说，“我受不住了。我头痛。我要走了。”

她从桌旁站起来，笨手笨脚地碰响自己的椅子，越发心慌意乱，赶紧走出去了。

“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忍不住说，皱起眉头，“何必去搜查她的房间！这件事，真的，……办得多么不得当。”

“我并没有说她拿了那个胸针，”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说，“不过你能替她担保吗？我，老实说，对这些念过书的穷人是不大相信的。”

“真的，费尼娅，这件事不得当……对不起，费尼娅，根据法律，你没有任何权利进行搜查。”

“我不懂你们那些法律。我只知道我的胸针丢了，就是这么的。而且我要把那个胸针找到！”她说着，把叉子的一响摔在她的菜碟上，气愤得两眼放光，“您吃您的饭，不要管我的事！”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顺从地低下眼睛，叹口气。这时候玛申卡已经回到她的房间里，扑在床上了。现在她已经不再感到恐惧，也不再觉得羞臊，只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着她，就是恨不得走到那边去，给那个冷酷、傲慢、愚蠢、有福的女人一个清脆的耳光才好。

她躺在床上，鼻子对着枕头呼吸，幻想着如果现在她能出去买来一个最贵重的胸针，朝着那个任性胡为的女人脸上扔过去，那才痛快呢。只求上帝大显神通，叫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倾家荡产，沿街乞讨，领略一下贫困和不能自主的地位的种种惨痛，然后再让受了侮辱的玛申卡给她一点施舍才好。啊，但愿能得到一大笔遗产，买上一辆四轮马车，坐着它辘辘响地经过她的窗前，惹得她看着眼红才好！

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幻想，在现实生活里她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赶快走掉，再也不在这儿多待一个钟头。不错，丢掉这个职位，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父母身边去是可怕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玛申卡再也不愿意看见女主人，再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小房间，她觉得这儿又气闷又可怕。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总爱谈她的病，总爱装出贵族的气派，简直着了魔，惹得玛申卡讨厌透了，似乎人间万物都因为有这个女人活着而变得粗俗可恶了。玛申卡跳下床来，动手收拾行李。

“可以进来吗？”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门外问道。他悄悄地走到房门跟前，用轻柔的声调说，“可以吗？”

“请进。”

他走进来，在房门近旁站住。他的眼睛黯淡无光，小红鼻子发亮。饭后他喝了啤酒，这可以从他的步态和软弱无力的双手看出来。

“这是怎么了？”他指一指衣筐问道。

“我在收拾行李。对不起，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我不能再在您家里住下去了。这种搜查深深地侮辱了我！”

“我明白……只是您不该这样……何必呢？您遭到了搜查，可是您……那个……这于您有什么妨碍呢？您又不会因此吃什么亏。”

玛申卡没有说话，继续收拾行李。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捻着唇髭，仿佛在盘算还应该说些什么，然后用讨好的口气继续说：

“我，当然，是明白的，不过您应当体谅她才对。您知道，我的妻子脾气躁，任性，对她不能太认真……”

玛申卡一言不发。

“既是您感到这么委屈，”尼古拉·谢尔盖伊奇继续说，“那好吧，我来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玛申卡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把腰弯得更低，凑近皮箱。这个形容憔悴、优柔寡断的人在这个家庭里丝毫也不起作用。他无异于一个可怜的食客和多余的人，甚至在仆人们眼里也是如此。他的道歉也是毫无意义的。

“嗯……您不说话？您觉得这还不够？既是这样，我就替我的妻子道歉。用我妻子的名义……我以贵族的身分承认，她办事鲁莽……”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走来走去，叹口气，继续说：

“这样看来，您还要我这儿，喏，我的心底里痛苦……您是要我的良心折磨我……”

“我知道，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这不能怪您，”玛申卡说，用沾着泪痕的大眼睛直直地瞧着他的脸，“您何必自寻烦恼呢？”

“当然……不过您还是……那个……不要走吧……我求求您。”

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在窗旁站住，用手指头轻叩着窗上的玻璃。

“对我来说，这类误会简直就是苦刑，”他费力地说，“怎么样，您要我在您面前跪下还是怎么的？您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于是您就哭着，准备走了，可是要知道，我也有自尊心啊，这您就不顾了。或者您是要我对您说出我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也不愿说出口的话？您是要这样吗？您听着，您是要我说穿连我在临终忏悔的时候对神甫也不肯说穿的事吗？”

玛申卡没有答话。

“我妻子的胸针是我拿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说，“现在您称心了吧？您满意了吧？对，就是我……拿的……不过，当然，我希望您保守秘密……看在上帝份上，您对外人一句话也别说，半点口风也不要漏出去！”

玛申卡又惊又怕，继续收拾行李。她抓住她的衣物，揉成一团，胡乱塞进皮箱和衣筐里。现在，经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坦率地说穿以后，她在这儿就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甚至不明白以前她怎能在这个人家住下来。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尼古拉·谢尔盖伊奇沉默了一会儿，继续说，“这件事很平常！我缺钱用，她呢……不给。要知道，这所房子和这一切都是我父亲挣下的，玛丽亚[6]·安德烈耶夫娜！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就连那个胸针也是我母亲的……全是我的！可是她都拿去了，霸占了一切东西……您会承认，我没法跟她打官司啊……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原谅，而且……而且留下来吧。Tout comprendre，tout pardonner[7]。您肯留下来吗？”

“不！”玛申卡坚决地说，开始发抖，“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哎，求上帝跟您同在，”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叹道，在皮箱旁边一个凳子上坐下，“我，老实说，喜欢那些还能有受侮辱、蔑视人等等感情的人。我情愿一辈子坐在这儿瞧着您愤慨的脸……这样说来，您不肯留下了？我明白……事情也不能不是这样……是啊，当然……您这样一走，倒挺自在，却苦了我，唉唉！……这个地牢我连一步也迈不出去。我原想到我们一个庄园上去，可是那儿也到处都是我妻子的爪牙……什么总管啦，农艺师啦，叫他们见鬼去吧。他们把田产抵押了又抵押……于是你就钓不得鱼，踩不得草，砍不得树。”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从大厅里传来费多西娅·瓦西里耶夫娜的说话声，“阿格尼娅，去把老爷叫来！”

“那么您不肯留下来了？”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很快地问道，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其实您应该留下来，真的。每到傍晚我也好到您这儿来……谈一谈心。啊？您留下来吧！您一走，整个这所房子里就连一张人脸也看不到了。这岂不可怕！”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苍白而憔悴的脸上露出恳求的神情，可是玛申卡否定地摇一下头。他就挥一挥手，走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经上路了。

[1] 法语：对不起。

[2] 塔拉卡诺娃郡主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自称是故女皇伊丽莎白的女儿，后被捕，死在牢房里。俄国画家弗拉维茨基在一八六四年完成的画《塔拉卡诺娃公主》描绘了她被关在牢房里的情景。——俄文本编者注

[3] 法语：俄式鲫鱼。

[4] 费多西娅的爱称。

[5] 法语：我亲爱的。

[6] 女家庭教师的本名，玛申卡是爱称。

[7] 法语：了解一切就原谅一切。

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前军需署官员，退休十等文官拉赫玛托夫，在家里桌子旁边坐着，一面喝第十六杯酒，一面思考博爱、平等和自由。忽然，一个魔鬼在桌灯后面出现，瞅着他。……可是，女读者，请您不要害怕。您可知道魔鬼是什么模样？他是个相貌好看的青年人，脸色黑得像皮靴一样，两只红眼睛富于表情。……虽然他没结婚，可是他头上却生着犄角[1]。……他梳的是卡普尔发型。他周身生满绿毛，发散出狗的气味。他背脊底下有根尾巴摆动，尾巴顶端像是一支箭。他没有生手指头而生着爪子，没有生脚而生着马一般的蹄子。拉赫玛托夫看见魔鬼，有点心慌意乱，可是后来想起绿色的魔鬼有一种愚蠢的习惯，常去看望一切带醉意的人[2]，于是他很快就放心了。

“请问尊驾是什么人？”他对不速之客说。

魔鬼发窘，低下眼睛。

“您不要拘礼……”拉赫玛托夫继续说，“您走过来点。……我是个没有成见的人，您管自诚诚恳恳跟我谈话……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您是什么人？”

魔鬼迟疑地往拉赫玛托夫跟前走去，夹住尾巴，彬彬有礼地鞠躬。

“我是魔鬼，或者叫鬼怪……”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地狱办公厅主任撒旦[3]先生阁下的特任官！”

“我听说过，听说过。……很高兴。请坐！要喝点白酒吗？很高兴。……那么您做什么工作呢？”

魔鬼更加窘了。……

“确切地说，我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回答说，心慌得连连咳嗽，用《谜》[4]擤鼻涕。“以前我们倒确实有工作要做。……我们诱惑人……把他们从正路引到邪路上去。……可是现在，让我们背地里说一句[5]，这种工作毫无意义了。……正路已经没有，因而也就不用去引。再者人变得比我们狡猾了。……既然人家在大学里学过各种学问，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哪还用得着外人来引诱！如果您不用我帮忙就已经捞到了成千的卢布，我何必再来教您如何贪污一卢布呢？”

“这话不错。……不过话说回来，您总得干点什么吧？”

“是的。……我们以前的职务，现在仅仅是空有其名，不过我们仍然有工作可做。……什么诱惑女学监啦，怂恿青年们写诗啦，调唆喝醉的商人们去打破镜子啦。……至于政治、文学、科学方面，我们早已不再过问了。我们对这些事简直一窍不通。……我们倒有许多位常给《谜》写稿子，甚至还有些人干脆脱离地狱，到人间来了。……这些退休的魔鬼来到人间，同有钱的商人女儿结了婚，如今生活得倒蛮好呢。其中有些干律师的行当，另外一些办报纸，大体来说都成了精明强干、颇受尊敬的人！”

“请您原谅我冒昧提出一个问题：您挣多少薪金？”

“我们的情况跟从前一样……”魔鬼回答说，“我们的体制丝毫也没有改变。……公家照旧供给我们宿舍、照明、取暖设备等等。……讲到薪金，我们是没有的，因为我们都算是编外人员，而且因为魔鬼是荣誉职位。……总之，说实话，我们生活得很差，简直要沿街乞讨了。……幸亏人类教会我们受贿，要不然我们早就呜呼哀哉了。……我们完全靠这种收入生活。……既然有人供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吃喝，那就……捞一把吧。……撒旦已经老了，经常去看祖基的戏，如今已经顾不上听取我们的报告了。……”

拉赫玛托夫给魔鬼斟上一杯白酒。魔鬼就喝下去，畅谈起来。他叙述地狱的种种内幕，吐露衷曲，哭了一场。拉赫玛托夫非常喜欢他，甚至留他在自己家里过夜。魔鬼就睡在炉子里，通宵说梦话。快到天亮，他不见了。

[1] 按神话传说，魔鬼头上有角。同时，在俄国俗谚中，说男人头上有角，意思就是“戴绿头巾”。

[2] 在俄语中，形容大醉常说“醉得见到了绿色的魔鬼”。

[3] 基督教经书中的恶魔。

[4] 在彼得堡发行的一种“有关招魂术、心理学、扶箕等问题的通俗科学周刊”。——俄文本编者注

[5] 原文为法语。

演员之死

专演高贵的父亲和忠厚人角色的演员希普佐夫是个又高又壮的老人，与其说以演剧的才能著称，还不如说以非凡的体力出名。有一天，剧院在演戏，他却同剧团经理“破口大骂”起来。他们正骂得不可开交，忽然他感到胸膛里有个什么东西断成两截了。剧团经理茹科夫每次跟外人激烈争吵后，总要歇斯底里地大笑，昏倒在地，可是这回希普佐夫却没等闹到这样的结局，就匆匆忙忙回家去了。这场相骂以及他胸膛里断裂的感觉，闹得他心情极其激动，他竟然忘记洗掉脸上的油彩，光是扯掉假胡子就走出剧院了。

希普佐夫回到旅馆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来来回回走了很久，后来在床上坐下，用拳头支着脑袋，开始沉思。他一动也不动，一点声音也不出，就这样一直坐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这时候喜剧演员西加耶夫走进房间来。

“你这是怎么了，呆子伊凡诺维奇，为什么没去排戏？”喜剧演员抑制着喘息，开口指责他，弄得满房间都是酒气，“你上哪儿去了？”

希普佐夫一句话也没回答，光是抬起四周抹着油彩的浑浊的眼睛瞧着喜剧演员。

“你至少也该把你这副嘴脸洗干净！”西加耶夫继续说，“瞧着都叫人害臊！你必是喝多了酒，或者……莫非你生病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我问你：你病了吗？”

希普佐夫没有开口。尽管他脸上涂抹得不像样子，然而喜剧演员凝神细看，却不能不发觉他脸色异常苍白，不住地出汗，嘴唇发抖。他的手脚也颤抖，而且这个高大的忠厚人的整个魁梧身躯也好像经谁践踏过、踩扁了似的。喜剧演员匆匆地把这个房间扫了一眼，可是既没看见大酒罐，也没看见酒瓶，更没看见别的什么可疑的器皿。

“你知道，米舒特卡，真的，你生病了！”他着急地说，“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你生病了！你脸色变了！”

希普佐夫没有开口，无精打采地瞧着地板。

“你这是着凉了！”西加耶夫继续说，拿起他的手来，“瞧，你这手好烫！你哪儿不舒服？”

“我想回……回家。”希普佐夫喃喃地说。

“难道你现在不是在家里？”

“不……我要回维亚济马城。……”

“嘿，你怎么会想到要上那儿去！你坐上车即使走三年也到不了你那个维亚济马城。……怎么，你要去找你的爹娘？恐怕他们早已烂掉，连他们的坟也找不着了。……”

“那儿有我的家……家乡。……”

“得了，用不着这么闷闷不乐，用不着。这种变态的感情，老兄，再糟也没有了。……你快点恢复健康吧，明天你还得在《谢列勃良内公爵》[1]里演米特卡[2]呢。要知道，这个角色没有别人能演。你喝点什么热东西，吃点蓖麻子油[3]吧。你有钱买蓖麻子油吗？要不然你等一下，我去跑一趟，给你买来。”

喜剧演员摸一下衣袋，找到一枚十五戈比硬币，就往药房跑去。过了一刻钟他回来了。

“喏，喝吧！”他把药瓶送到高贵的父亲嘴边，说，“你就凑着瓶嘴喝。……一口喝下去！这就对了。……喏，现在你吃点丁香，免得你的灵魂沾上这种脏东西的臭气。”

喜剧演员在病人身旁又坐了一会儿，然后温柔地吻他一下，走掉了。将近傍晚男一号[4]勃拉玛-格林斯基跑到希普佐夫这儿来了。这个有才华的演员穿一双蒙着绒面的中筒皮靴，左手戴着手套，嘴里叼着雪茄，甚至身上带着葵花香精的气味，可是他仍然极像是一个漂泊到没有澡堂、没有洗衣坊、没有裁缝的地方的旅客。……

“我听说你病了？”他转一下靴后跟，扭过身来，对希普佐夫说，“你怎么了？真的，你怎么了？……”

希普佐夫没说话，也不动弹。

“你怎么不说话呀？头昏还是怎么的？哦，那你就别开口，我不来纠缠你……你别开口了。……”

勃拉玛-格林斯基（这是他在剧团里所用的姓，在他的身份证上他姓古斯科夫）走到窗跟前，把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开始瞧着街上。他的眼睛前面展开一块广大的荒地，围着一道灰白的墙，沿墙有一片去年的牛蒡，密密麻麻。过了那片荒地就是黑乎乎的一个工厂，不知是什么人办的，已经弃置不用，窗户完全封闭了。有一只迟归的寒鸦绕着工厂的烟囱盘旋。整个这幅枯燥无味、缺乏生气的画面已经开始蒙上薄薄的一层暮霭。

“我要回家！”男一号听见了说话声。

“回哪儿的家？”

“回维亚济马城……回家乡。……”

“这儿离维亚济马城，老兄，有一千五百俄里远呢……”勃拉玛-格林斯基叹道，用手指头轻轻叩着窗玻璃，“你为什么要到维亚济马城去呢？”

“我要在那儿死。……”

“哼，这是怎么说的，胡思乱想！什么死不死的。……他生平第一次得病，就已经认为死期到了。……不，老兄，像你这样的水牛是任什么霍乱也降伏不了的。你会活到一百岁呢。……你哪儿不舒服？”

“没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可是我……觉得……”

“你什么也没觉得，这都是因为你身子太结实了。你的体力在闹腾。你现在该好好喝一通，要喝到，你知道，你整个身子里天翻地覆为止。喝它一醉是很能提神的。……你记得你在罗斯托夫城里闹成什么样子吗？主啊，想起来都可怕！我跟萨希卡两个人抬回一桶葡萄酒来，你一个人就把它喝光，后来还打发人去买朗姆酒[5]来。……你醉得用口袋去捉魔鬼，把街灯的柱子连根拔起来。你记得吗？那时候你还打过希腊人呢。……”

在这种愉快的回忆影响下，希普佐夫的脸才有点开朗起来，他的眼睛放光。

“那么你记得我怎样把剧团经理萨沃依金打了一顿吗？”他抬起头来喃喃地说，“其实这有什么可说的！我这辈子打过三十三个剧团经理，至于小一点的人物，那更不用提了。而且我打过的都是些多么了不起的剧团经理！他们神气得很，连风也不准刮到他们身上来！我打过两个有名的作家，一个画家！”

“可是你哭什么？”

“在赫尔松城我用拳头打死过一匹马。在塔甘罗格城，有一天夜里，一群坏蛋，约莫有十五个人，扑到我身上来。我呢，把他们的帽子一概抢走了。他们就跟在我身后央求我说：‘大叔，把帽子还给我们吧！’真有过这样的事。”

“可是傻瓜，你为什么哭呀？”

“现在全完了……我觉得。我要到维亚济马城去！”

随后是停顿。沉默了一阵以后，希普佐夫忽然跳起来，拿起帽子。他神色慌张。

“再见！我到维亚济马城去！”他说，身子摇摇晃晃。

“那么一路的盘费呢？”

“嗯！……我走着去！”

“你发疯了。……”

两个人互相瞧着，大概因为两个人脑子里都闪过同样的思想，都想起了一望无际的原野、无穷无尽的森林、沼泽地带。

“不，我看，你鬼迷心窍了！”男一号断定道，“你听我说，老兄。……头一件事是你躺下来，然后就着茶喝白兰地，为的是出一身汗。嗯，当然，还得喝蓖麻子油。等一下，上哪儿去拿白兰地呢？”

勃拉玛-格林斯基想一想，决定到女商人齐特陵尼科娃那儿去，设法要她答应赊账：说不定那个女人心软，肯答应赊账的！男一号就走了，过了半个钟头拿着一瓶白兰地和蓖麻子油回来。希普佐夫照旧在床上坐着不动，沉默不语，瞅着地板。他的朋友要他喝蓖麻子油，他就随口喝下去，像一架自动机似的，自己并不觉得自己在喝。随后，又像一架自动机似的，他挨着桌子坐下，就着茶喝白兰地。他心不在焉地把整瓶酒喝完，听任他的朋友扶着他在床上睡下。男一号给他盖上被子和大衣，劝他发一发汗，就走了。

夜晚来了。白兰地喝了很多，可是希普佐夫没有睡着。他在被子里躺着不动，眼睛望着乌黑的天花板，后来他看见月亮从窗口照进来，就把目光从天花板移到地球的伴侣那边去，就这样睁着眼睛躺在那儿直到天明。早晨九点钟光景，剧团经理茹科夫跑来了。

“您，天使，怎么异想天开，生起病来了？”他哇哇地叫着，皱起鼻子，“哎，哎！难道有您这样的体质，也能得病？丢脸，丢脸啊！我，您知道，吓坏了！得，我心想，莫非是我们的谈话对他发生了影响？我的好人，我希望您不是因为我才得病的！要知道，您也对我……那个来着。再说，同事之间总免不了那个。那一天您也骂过我，甚至……举着拳头要打我，可是我爱您！真的，我爱您！我尊敬您，爱您！是啊，您说说看，天使，为什么我这么爱您呢？您又不是我的亲戚，又不是我的亲家，又不是我的老婆，可是我一听说您生病，就仿佛有人扎了我一刀子似的。”

茹科夫把他的热爱表白了很久，后来又凑过去吻他，最后大动感情，开始歇斯底里地大笑，甚至打算昏倒在地，可是大概想起来这不是在他自己家里，也不是在剧院里，就决定把这种昏厥推迟到将来比较方便的时候再说，然后他就走了。

他走后不久，悲剧演员阿达巴谢夫来了，他是个毫无生气的人，眼睛近视，说话带鼻音。……他久久地看着希普佐夫，久久地思索，忽然有了发现：

“你猜怎么着，米发？”他问，由于鼻音过重而把米沙[6]说成米发，脸上现出神秘的表情。“你猜怎么着？！你得喝点蓖麻子油！！”

希普佐夫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悲剧演员往他嘴里倒进那种气味难闻的油，他也还是一言不发。阿达巴谢夫走后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剧院理发师叶甫拉木比，或者按演员们不知什么缘故给他起的名字，利哥莱托[7]，来到这个房间。他也像悲剧演员那样久久地看着希普佐夫，叹了口气，声音响得像火车头喷气似的，然后慢手慢脚，从容不迫地动手解开他带来的包袱。包袱里大约有二十个吸血杯和几个小药瓶。

“您应该打发人来叫我才是，那我早就来给您放血了！”他温柔地说着，解开希普佐夫胸前的衣服，“病是很容易耽误的！”

这以后，利哥莱托就用手心摩挲高贵的父亲的宽胸脯，然后把所有的吸血杯都放在胸脯上。

“是啊……”他做完手术，一面把那些被希普佐夫的血染红的工具包扎起来，一面说，“您应该打发人来叫我，那我早就来了。……关于钱，您不必操心。……我是因为怜惜您才来的。……既然那个蠢材不肯给您钱，您上哪儿去弄钱呢？现在，喏，您费心把这药水喝下去。这药水挺好喝的！那么现在，您费心把这油喝下去。这是顶好的蓖麻子油。这就对了！您的病会好起来的！好，现在再见。……”

利哥莱托拿起包袱，由于帮助人而感到满意，走掉了。

第二天早晨喜剧演员西加耶夫来到希普佐夫的房间里，发觉他的情形极其可怕。他在大衣下面躺着，呼呼地喘气，眼睛望着天花板，转动不定。他的手使劲揉搓着已经皱成一团的被子。

“到维亚济马城去！”他瞧见喜剧演员后，小声说，“到维亚济马城去！”

“喏，这话，老兄，我听了可不喜欢！”喜剧演员摊开手说，“喏……喏……老兄，这不好！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话……老兄，这甚至愚蠢。……”

“我要到维亚济马城去！真的，到维亚济马城去！”

“我……我没料到你会这样！……”喜剧演员嘟哝说，慌了手脚，“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垮了！嗯……嗯……嗯……这不好！挺大的个子，有火警瞭望台那么高，可是哭了。难道一个做演员的可以哭吗？”

“又没有老婆，又没有孩子，”希普佐夫喃喃地说，“我不应该当演员，应该在维亚济马城生活才是！谢敏，我这辈子算是白活了！啊，应该在维亚济马城生活才是！”

“嗯……嗯……嗯……这不好。这简直愚蠢……很糟！”

西加耶夫定下心来，让自己的感情恢复正常以后，就开始安慰希普佐夫，对他撒谎说，同事们已经决定把他送到克里米亚去，费用由大家分摊，等等，然而希普佐夫没有听他讲话，嘴里不住念叨维亚济马城。……最后喜剧演员摆一下手，为了安慰病人，他自己也讲起维亚济马城来了。

“那个城很不错！”他安慰道，“那个城，老兄，好得很！那儿的蜜糖饼干出名。蜜糖饼干做得精巧，不过，我们背地里说一句，其实有点那个……不大行。我吃过那种蜜糖饼干后，整整有一个星期有点那个。……不过那儿最好的，要算是商人！个个商人都像样子！要是他请你吃饭，那就有个请客的排场！”

喜剧演员讲个不停，希普佐夫不开口，听着，赞许地点头。

傍晚，他死了。

[1] 根据俄国剧作家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的同名历史长篇小说改编成的话剧。——俄文本编者注

[2] 上述剧本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忠厚、笨拙的大力士。

[3] 一种轻泻剂。

[4] 原文为法语。

[5] 一种用甘蔗汁发酵和蒸馏酿成的烈性酒。

[6] 米沙和上文的米舒特卡均为米哈依尔的爱称。

[7]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根据法国作家雨果的剧本《逍遥王》改编的歌剧《利哥莱托》（一译《弄臣》）中的一个宫廷丑角。——俄文本编者注

安灵祭

在上坝村的奥季吉特利耶夫圣母教堂里，祷告刚刚做完。人们纷纷走动，从教堂里涌出去。只有上坝村的老住户和知识分子，小铺老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没有动弹。他把胳膊肘倚在右边唱诗班席位的栏杆上等着。他那胡子刮光的胖脸过去生过丘疹而凹凸不平，此刻，这张脸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心情：一方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抱着温顺的态度，另一方面，对那些从他面前走过去的穿厚呢长外衣或戴五颜六色的头巾的人们[1]又显出呆板的、无限高傲的神情。这天是星期日，他装束考究。他穿着呢大衣，上面钉着黄色骨制纽扣，下身穿一条蓝色长裤，裤腿没有掖在靴腰里，脚上穿一双结实的套靴，像那样笨重的大套靴是只有精明强干、老成持重而且笃信宗教的人才会穿的。

他那对嵌在肥肉当中的迟钝的眼睛瞅着圣像壁。他看见圣徒们那些他早已熟悉的脸，看见教堂看守玛特威鼓起脸颊吹熄蜡烛，看见发黑的烛台，看见破地毯，看见诵经士洛普霍夫从祭坛上急忙跑下来，给长老送圣饼去。……所有这些他早已见过，而且见过许多次，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样熟悉了。……不过只有一件事奇怪，不同于往常：格利果利神甫在北边门口站着，还没脱掉圣衣，气冲冲地皱起两道浓眉。

“上帝保佑，他这是在对谁皱眉头啊？”小铺老板暗想，“啊，他还伸出手指头指指点点呢！而且他在跺脚，可了不得。……这不是怪事吗，圣母？他这是在对谁发脾气呀？”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往四下里看一眼，瞧见教堂里的人已经走光了。大门那边有十来个人聚集着，不过他们都是背对着祭坛站在那儿。

“叫你来，你就过来！你为什么站住不动，像一座雕像似的？”他听见格利果利神甫气愤的说话声，“我在叫你！”

小铺老板瞧着格利果利神甫勃然大怒的红脸，直到这时候才想到神甫皱起眉头，伸出手来指指点点，可能就是针对着他。他打了个冷战，离开唱诗班席位，迟疑不定地向祭坛走去，把他那双套靴踩得很响。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你要求为玛丽雅灵魂的安息做奉献祈祷吗？”神甫问道，生气地抬起眼睛瞧着他那张冒出汗珠的肥脸。

“是的。”

“那么，这就是你写的？你？”

格利果利神甫气愤地把他的字条一直送到他的眼睛跟前。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这张要求为亡魂做奉献祈祷并领圣餐的字条，是用粗大的而且仿佛摇摇晃晃的笔迹写成的：

“请为上帝的奴隶和淫妇玛丽雅的亡魂祈祷安息。”

“是……这是我写的……”小铺老板回答说。

“你怎么敢这么写？”神甫拖着长音小声说，在他沙哑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愤怒和惊恐。

小铺老板带着茫然的惊讶神情瞧着他，心里纳闷，自己也吓坏了：格利果利神甫还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口吻同上坝村的知识分子谈话哩！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四目相视。小铺老板简直摸不着头脑，他的肥脸向四面八方摊开，像一块摊开来的生面团似的。

“你怎么敢这样？”神甫又说一遍。

“什……什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困惑地说。

“你不明白？！”格利果利神甫小声说着，惊讶得退后一步，把两只手一拍，“你两个肩膀上长的是什么：是脑袋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你把字条送到祭坛上来，字条上却写了那样两个字，即使在街上说出口都不成体统！你瞪大眼睛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含意？”

“您说的是淫妇那两个字吧？”小铺老板嘟哝说，涨红了脸，眨巴眼睛，“不过要知道，主出于仁慈，那个……宽恕了这种人，也就是宽恕过淫妇[2]……给了她地位，再者从圣徒埃及的马利亚的传记里也可以看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请您原谅。……”

小铺老板原想再提出别的论据来为自己辩白，然而他的思路乱了，他就用衣袖擦嘴唇。

“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的！”格利果利神甫说，把两只手一拍，“可是要知道，主宽恕她了，你明白吗？宽恕她了。可是你责难她，痛骂她，用不堪入耳的字眼称呼她。再者你骂的是什么人！骂你自己去世的亲生女儿！这样的罪过，慢说是在圣书里，甚至在世俗的著作里也看不到！我要对你再说一遍，安德烈：不要自作聪明！是的，兄弟，不要自作聪明！如果上帝赐给你一副喜欢追根究底的头脑，而你又不能驾驭它，那你最好不要钻牛角尖。……不要钻牛角尖，要少开口！”

“可是要知道，她，那个……请您原谅，她做过戏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吓呆了，费力地说。

“戏子！然而不管她是什么人，她现在死了，你就应该把一切都忘记，不该写在字条上！”

“这话是实在的……”小铺老板同意说。

“应当给你一点教会的惩罚才行，”助祭在祭坛的深处用男低音说，轻蔑地瞧着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发窘的脸，“那你就不会再自作聪明了！你的女儿是个著名的女演员。她去世，就连报纸上都登过消息。你这个哲学家呀！”

“这，当然……是确实的……”小铺老板嘟哝说，“我那两个字不恰当，可是我那样写不是要责难她，而是打算按宗教的规矩写……好让您看清楚点，知道是为谁祈祷。平时大家在追荐亡者的名单上就写出各种称呼，例如婴儿姚纳、溺死者彼拉盖雅、战士叶果尔、遇害者巴威尔等等，各式各样。我也想那样办。”

“这不近情理，安德烈！上帝会宽恕你，可是你下次要当心。主要的是不要自作聪明，要照别人的方式想事情。你去鞠十次躬，就走吧。”

“是，”小铺老板说，看到这顿教训总算已经结束而暗暗高兴，脸上就又现出尊严而庄重的表情，“鞠十次躬？很好，我明白。不过现在，神甫，请您允许我求您一件事。……您知道，我毕竟是她的父亲……而她，不管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毕竟是我的女儿，所以我那个……请您原谅，我打算要求您今天做一次安灵祭。而且，助祭神甫，请您也允许我向您提出这个请求！”

“这才对！”格利果利神甫一面脱法衣，一面说，“我要为此称赞你。这可以同意。……好，你去吧！我们过一会儿就来。”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就庄重地从祭坛那儿走开，在教堂中央站住，他那通红的脸上现出悼念亡魂的庄严神情。看守玛特威在他的面前放一张小桌，桌上摆着祭食。过了一会儿，安灵祭开始了。

教堂里寂静无声。只能听见手提香炉的磕碰声和拖着长音的歌唱声。……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身旁站着看守玛特威、接生婆玛卡烈芙娜以及她那独臂的小儿子米特卡。此外什么人也没有了。诵经士用低沉而难听的男低音唱着，虽然唱得很糟，然而歌调和歌词都很悲凉，小铺老板脸上的庄严神情渐渐消失，他沉浸在忧伤的心情中了。他想起他的玛淑特卡[3]。……他想起她诞生的时候，他还在上坝村地主家里做听差。听差的活儿忙碌，他就没注意到他的闺女是怎样长大的。她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长成一个优雅的姑娘，小小的脑袋上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两只眼睛像铜钱那么大，总是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可是那段时期他没有留意就过去了。她如同一切得宠的听差的子女一样，是在安乐的环境中，在地主小姐们身旁养大的。地主家的人闲着没事做，就教她看书，写字，跳舞，他对她的教育问题从不过问。也许他只有偶尔在大门旁或者楼梯口看见她，才想起她是他的女儿，碰到有空，他就教她祈祷，给她讲圣书上的故事。啊，就连那时候他也已经以熟悉教规和圣书闻名了！尽管父亲脸色阴沉，庄重，姑娘却乐于听他讲。她打着哈欠，学着他的样子念祷词，不过另一方面，每逢他结结巴巴地对她讲那些故事，极力要讲得动听的时候，她倒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下去。以扫的红豆汤[4]、所多玛的劫运[5]、小男孩约瑟的灾难[6]，都使她脸色发白，睁大浅蓝色的眼睛。

后来他辞掉听差的活儿，用他积攒下来的钱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小铺，玛淑特卡却跟地主家的人一起动身到莫斯科去了。……

她在去世的三年前到她父亲这儿来过。他几乎认不得她了。她成了个年轻苗条的女人，带着贵妇的风度，装束上流。她讲话文雅，就跟背书似的。她吸烟，睡到中午才起床。临到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她做什么工作，她就大胆地照直看着他的眼睛，声明说：“我是演员！”依那个旧日的听差看来，这样的坦率简直是恬不知耻。玛淑特卡开始夸耀她的成就和她的演员生活，可是看见父亲光是涨红脸，摊开了手，就没再讲下去。他们就这样沉默着，谁也不看谁，度过了两个星期，一直到她动身那天为止。临行之前她请求她的父亲跟她一块儿到河边去散步。尽管他觉得大天白日，当着一切正派人的面，同他那个做演员的女儿一起散步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他还是对她的请求让步了。……

“你们这个地方可真美！”她一面散步一面赞叹说，“什么样的山沟，什么样的沼泽啊！上帝呀，我的家乡多么好！”

她哭起来。

“这种地方无非是荒地罢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想，茫然看着那些山沟，不懂他的女儿为什么兴奋，“从这个地方是得不到油水的，就跟从公羊身上挤不出奶水一样。”

她哭了又哭，用整个胸膛贪婪地呼吸着，仿佛已经感到她呼吸的日子所余无几了。……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摇摇头，就跟一匹马被蚊子叮了一口似的。他要扑灭沉痛的回忆，就开始很快地在胸前画十字。……

“主啊，”他喃喃地说，“宽恕你的奴隶和淫妇玛丽雅，宽恕她那些有意和无意的罪过吧。……”

那两个不成体统的字眼又从他嘴里吐出来，可是他自己没有发觉。看来，凡是在思想里扎下根的东西，不要说格利果利神甫的教诲，就连钉子也没法把它挖出来！玛卡烈芙娜不住地叹气，小声念叨着，用力吸气，独臂米特卡在想心思。……

“……在那没有疾病、悲伤、叹息的地方……”诵经士拖着长音唱道，用一只手托住右边的脸颊。

浅蓝色的细烟从手提香炉里袅袅上升，在一道斜射进来的宽阔阳光里浮游，那道阳光穿透了教堂里阴郁而毫无生气的空间。似乎那个去世的女人的灵魂也跟细烟一起在阳光里飞舞。一缕缕细烟好像小孩的鬈发，盘旋飞舞，朝上边一个窗口飘去，仿佛要躲开这个可怜的灵魂的满腔郁闷和哀伤似的。

[1] 指男女农民。

[2]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

[3] 他的女儿玛丽雅的小名。

[4] 据基督教传说，以扫因为要喝红豆汤而把长兄的名分让给孪生兄弟雅各，见《旧约·创世记》。

[5] 据基督教传说，所多玛城被神降火焚毁，见《旧约·创世记》。

[6] 据基督教传说，雅各的儿子约瑟因得父特宠，遭兄长嫉妒，被他们卖掉，见《旧约·创世记》。

愚蠢的法国人

亨茨兄弟马戏团的丑角亨利·普尔库阿，走进莫斯科的捷斯托夫饭馆吃早饭。

“给我一客清肉汤！”他吩咐侍者说。

“请问，要不要加半熟的鸡蛋？”

“不，加鸡蛋吃了太饱。……这样吧，来两三块烤面包片就行了。……”

普尔库阿一面等着清肉汤端上来，一面开始观察别人。首先扑进他的眼帘的，是坐在邻桌的一位胖胖的、仪表堂堂的先生，他正准备吃油煎薄饼。

“嘿，俄国饭馆里的吃食，给的可真多！”法国人[1]一面看着他的邻人把热油浇在油煎薄饼上，一面暗想，“五张薄饼呀！莫非一个人吃得下那么多的面食？”

这当儿那个邻人在薄饼上抹鱼子酱，把饼切成两半，不出五分钟就全吞进肚里去了。……

“跑堂的！”他扭过脸去招呼侍者说，“再来一客！一客的分量怎么这样少！你一气给我端来十张或者十五张！再端来咸鲟鱼……咸鲑鱼什么的！”

“奇怪……”普尔库阿瞧着他的邻人暗想，“他已经吃了五张薄饼，不料还要吃！可是这样的现象不算稀奇。……我的舅舅弗朗苏阿住在我们国家的布列塔尼[2]，就跟人家打过赌，一次喝下两盘菜汤，吃掉五个羊肉饼。……听说还有一种病，就是吃得多。……”

侍者在他的邻人面前放了一大堆薄饼，另外还端来咸鲟鱼和咸鲑鱼两碟菜。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喝下一杯白酒，吃了咸鲑鱼，然后开始吃薄饼。使得普尔库阿大吃一惊的是他吃得很急，几乎嚼都没嚼，就像饿汉似的。……

“他分明有病……”法国人想，“难道他这个怪人，认为他吃得完这一大堆东西？三张饼还没吃完，他的肚子就会胀得满满登登，可是这一大堆都要由他付钱呢！”

“再来点鱼子！”他的邻人叫道，用餐巾擦擦他油亮的嘴唇，“不要忘记拿生葱来！”

“可是……嘿，这一大堆东西已经吃掉一半了！”丑角大吃一惊，“我的上帝啊，他把所有的鲑鱼都吃了？这简直反常。……难道人的胃有那么大的伸缩余地？不可能！不论胃有多么大的伸缩余地，它总不能超出胃的限度啊。……要是这位先生是在我们法国，就会有人把他弄去展览，收门票钱哩。……上帝啊，这一大堆东西全吃完了！”

“拿一瓶纽依来……”他的邻人从侍者手里接过鱼子和生葱，说，“不过你把酒烫一烫热。……另外还要什么呢？也罢，再拿一客油煎薄饼来。……只是要快点。……”

“是。……那么请问，薄饼之后，您还要什么？”

“那就要点清淡的了。……你去要一客俄式鲟鱼杂拌汤，还有……还有……我来想一想，你去吧！”

“也许我这是在做梦？”丑角吃惊地暗想，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这个人要找死。吃下这么一大堆东西不可能不出事。对，对，他是要找死！这从他忧郁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来。难道这些侍者见到他吃那么多的东西不觉得可疑？不可能！”

普尔库阿把伺候邻座客人的侍者叫过来，小声问道：

“您听我说，为什么您给他那么多东西吃？”

“那是，呃……呃……他自己要的！怎么能不给他端来呢？”侍者诧异地说。

“奇怪，不过要知道，他可能照这样一直坐到傍晚，一个劲儿地叫菜呢！要是您自己没有勇气拒绝他，那就该去报告领班，请警察来！”

侍者微微一笑，耸耸肩膀，走开了。

“野蛮人！”法国人愤慨地自言自语道，“哪怕有个疯子或者打算自杀的人来到桌旁坐下，只要能多吃一卢布的菜，他们就会高兴！死一个人无所谓，只要有钱赚就成！”

“不用说，这种章法糟透了！”邻人扭过头来对法国人说，“这种长时间的等待惹得我一肚子的火！两道菜中间，对不起，要等半个钟头！这样一来，胃口就倒光，而且耽误了时间。……现在是三点钟，可是五点钟我要去参加一个纪念性的午宴。”

“对不起，先生[3]，”普尔库阿脸色发白，说，“您这不是在吃午饭吗！”“不，不。……这怎么算是午饭呢？这是早饭……薄饼嘛。……”

这时候邻人要的杂拌汤端来了。他给自己舀了满满一盘，撒上卡宴胡椒粉[4]，喝起来。……

“可怜的人啊……”法国人继续惊恐地暗想，“要就是他有病而没有注意他的危险症状，要就是他故意这样做……抱着自杀的目的。……我的上帝啊，要是我知道会在这儿碰上这样的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这儿来！我的神经受不了这种场面！”

法国人带着怜悯的心情开始打量他邻人的脸，时刻担心那人马上就要浑身抽搐，他的舅舅弗朗苏阿在那次危险的打赌以后就总是浑身抽搐的。……

“看起来，这是个年轻而有知识的人……精力充沛……”他瞧着他的邻人暗想，“说不定日后他会为他的祖国做出贡献……很可能他有年轻的妻子和儿女。……从他的装束来判断，他一定富裕，满足……那么，是什么缘故促使他下定决心走这一步呢？……莫非他就不能另选一种寻死的办法吗？鬼才知道他把生命看得多不值钱！不过我在这儿坐着，不走到他那儿去帮助他，这多么卑鄙，不近人情！也许，他还可以挽救！也许这个人还可以挽救过来！”

普尔库阿坚决地从桌旁站起来，往他邻人那边走去。

“您听我说，先生，”他用低微而婉转的声调对他说，“可惜我跟您不认识，然而，请您相信，我却是您的朋友。……我能在哪方面帮您的忙吗？您要记住，您还年轻……您有妻子儿女。……”

“我不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邻人瞪大眼睛瞧着法国人，摇着头说。

“唉，您何必瞒着不说呢，先生？要知道我看得很清楚！您吃得这么多，因此……很难令人不起疑心。……”

“我吃得多？！”邻人诧异地说，“我？！得了吧。……我一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我怎能不吃呢？”

“可是您吃得太多了！”

“不过这又不用您出钱！要您操什么心？而且我吃得根本不多！您看一下，我跟大家吃的一样嘛！”

普尔库阿往四下里看一眼，不由得大吃一惊。许多侍者拥挤着，互相碰撞，都端着一大堆油煎薄饼。……那些桌子旁边都有人坐着，都在吃大堆的薄饼、鲑鱼、鱼子……他们的胃口和无所畏惧的精神都跟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一样。

“啊，充满奇迹的国家！”普尔库阿从饭馆里走出来，暗想，“在他们这儿，不光是气候，就连人的胃也创造奇迹！啊，这个国家，神奇的国家呀！”

[1] 即上文的普尔库阿（这是法国人的姓）。

[2] 法国地名。

[3] 原文为法语。

[4] 一种极辣的胡椒粉。

安纽达

在“里斯本”公寓一个租金最低的房间里，医学系三年级大学生斯捷潘·克洛奇科夫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用心背诵他的医学课文。这种一刻也不停的紧张背诵使得他口干舌燥，额头冒出汗来。

和他同居的女人安纽达在靠窗一个凳子上坐着，窗玻璃的四边蒙上了冰花。安纽达是个矮小消瘦的黑发女人，年纪二十五岁上下，脸色十分苍白，灰色的眼睛带着温和的神色。她伛着腰，用红线绣一件男衬衫的衣领。她在赶着做。……过道里的挂钟沙沙地响，敲了两下，这是下午两点钟，可是这个小房间还没打扫过。被子揉成一团，枕头、书本、女衣丢得到处都是，一只肮脏的大盆里装满肥皂水，水面上漂着烟蒂，地板上有些垃圾，一切东西都像是堆在一个地方，故意弄得凌乱不堪、揉成一团似的。……

“右肺共分三部分……”克洛奇科夫背诵着，“分界！上部在胸腔前壁，自上而下直至第四根或第五根肋骨为止，在侧面则是自上而下直至第四根肋骨为止……在背部则是自上而下直至肩胛骨[1]为止。……”

克洛奇科夫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极力想象刚才读过的那些部位。他没有得到清楚的概念，就动手隔着坎肩摸索他上边的肋骨。

“这些肋骨好像钢琴的琴键，”他说，“为了不致出错，就必须把它们摸熟。那就要在人体模型上和活人身上研究清楚。……喂，安纽达，让我来把部位确定一下！”

安纽达就放下活计，脱掉上衣，挺直身子。克洛奇科夫在她对面坐下，皱起眉头，开始数她的肋骨。

“嗯。……头一根肋骨摸不到。……它是在锁骨后面。……这一定是第二根肋骨。……哦。……这是第三根。……这是第四根。……嗯。……对。……你为什么把身子缩起来？”

“您的手指头冰凉！”

“得了，得了……你死不了。你不要扭动嘛。那么，这是第三根肋骨，这是第四根。……你看起来这么瘦，可是你的肋骨却几乎摸不出来。……这是第二根……这是第三根。……不行，这样要数乱，概念也不清楚。……这得画一下。……我那支炭笔在哪儿？”

克洛奇科夫拿过那支炭笔来，在安纽达的胸膛上，根据肋骨的部位，画出几条平行线。

“好得很。这就了如指掌了。……好，现在甚至可以敲几下，练习听诊。那你站起来！”

安纽达就站起来，扬起下巴。克洛奇科夫动手在她的胸脯上轻轻叩打，而且把这个工作干得那么专心，完全没有留意到安纽达已经冻得嘴唇、鼻子、手指头都发青了。安纽达不住地发抖，同时又担心医学生发现她在发抖，不再用炭笔描画，不再叩打，于是临到考试的时候就会考得很差。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克洛奇科夫停住叩打说，“你就照这样坐着，不要擦掉炭笔画出来的线，我趁这工夫再略微背一背课文。”

医学生就又走来走去，不住地背诵。安纽达像是个文了身的野蛮人，胸脯上画着黑线，冻得缩起身子，坐在那儿想心思。她素来很少讲话，老是沉默不语，总在想这想那。……

这六七年来，她在这些公寓房间里迁来迁去，像克洛奇科夫这样的人她已经认识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经在大学毕业，在社会上有了地位，而且当然，跟上流人一样，早已把她忘记了。其中有一个如今在巴黎住着，两个做了医生，还有一个成了画家，最后一个据说甚至当教授了。克洛奇科夫是第六个。……不久就连这一个也要毕业，到社会上去了。毫无疑问，他的前途是美好的，克洛奇科夫多半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然而他目前的景况却糟透了：克洛奇科夫没有烟草，没有茶叶，白糖也只剩下四小块了。她必须赶快做完活计，把它送到订货的女顾主那儿去，领到二十五戈比的工钱，然后再去买茶叶和烟草。

“可以进来吗？”房门外响起一个人的说话声。

安纽达赶紧把一条毛线披巾披在肩膀上。画家费契索夫走进来了。

“我有一件事求您，”他对克洛奇科夫开口说，他的眼睛像野兽似的从额头上披散下来的头发底下向外张望，“请您帮个忙，把您那美丽的姑娘借给我两个钟头！您可知道，我在画一幅画，没有模特儿就怎么也画不成！”

“啊，遵命！”克洛奇科夫同意道，“你去吧，安纽达！”

“我才不去受那个罪呢！”安纽达轻声说了一句。

“哎，得了吧！人家是为艺术才提出这个要求的，又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既然你能帮忙，又何不帮一帮呢？”

安纽达动手穿衣服。

“那么您在画什么？”克洛奇科夫问。

“我在画普诸刻[2]。这是个好题材，可是不知怎么总也画不好，只好老是找各式各样的模特儿来画。昨天我照着一个模特儿画起来，她的腿是蓝色的。我就问，你的腿为什么是蓝色的？她说，这是她的长袜褪了色。您倒一直在背书！走运的人，您挺有耐心呢。”

“医学这门学问，不背可万万不行。”

“嗯。……请您原谅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克洛奇科夫，您生活得乱糟糟的！鬼才知道您在怎么生活！”

“这话怎么讲？不这样生活不行啊。……我每个月从我老子那儿只领到十二个卢布，靠这点钱要过像样的日子就难了。”

“话是不错的……”画家说，厌恶地皱起眉头，“不过仍然可以过得好一点。……一个有教养的人一定得是个美学家。这话不对吗？可是您这儿，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床也没铺，污水啦，垃圾啦……昨天的粥还剩在盘子里……呸！”

“这是实在的……”医学生说，发窘了，“不过安纽达今天没有工夫打扫。她一直很忙。”

等到画家和安纽达走出去，克洛奇科夫就在长沙发上躺下，开始躺着背书，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过了一个钟头他醒过来，用拳头支着脑袋，开始闷闷不乐地沉思。他不由得想起画家所说的有教养的人必然是美学家那句话，而他的环境，现在依他看来，也确实讨厌，令人憎恶。他仿佛借助于心灵的眼睛看到了他的未来，那时候他会在书房里接待病人，在宽敞的饭厅里喝茶，由他的妻子陪着，而她是个上流女人。于是现在那个装着污水而且漂浮着烟蒂的盆，就显得格外不像样子。安纽达也显得相貌丑陋，样子邋遢、寒碜了。……他就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马上就得跟她分手。

等到她从画家那儿回来，脱掉皮大衣，他就从长沙发上起来，郑重地对她说：

“你听我说，我亲爱的。……你坐下，听着。我们得分手了！一句话，我不愿意再跟你一块儿生活下去了。”

安纽达从画家那儿回来，已经十分劳累，简直是筋疲力尽了。她做模特儿呆站了很久，这使她的脸变得消瘦憔悴，她的下巴变得更尖了。对于医学生所说的那些话，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嘴唇颤抖起来。

“你会同意，反正我们早晚总得分手，”医学生说，“你为人好，心地善良，你不愚蠢，你会懂得的。……”

安纽达又穿上皮大衣，默默无言地用一张纸把她的活计包起来，把线和针收在一起。在窗台上她找到一个小纸包，那里面包着四小块糖，她就把它放在桌子上，书本旁边。

“这是您的……糖……”她轻声说，回转身去，想遮掩她的眼泪。

“咦，你哭什么？”克洛奇科夫问。

他心慌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

“你是个奇怪的女人，真的。……你自己也明明知道我们非分手不可。我们又不能一辈子待在一起。”

她拿起她仅有的一个小包袱，已经转过身来要同他告别，可是他怜惜她了。

“就让她再在这儿住一个星期吧？”他暗想，“真的，让她再住几天，一个星期以后我再叫她走。”

他懊恼自己的软弱，就严厉地对她嚷道：

“咦，你站着干什么！要走就走，不愿意走就脱掉皮大衣留下！你留下好了！”

安纽达默默无言，慢腾腾地脱掉皮大衣，然后同样慢腾腾地擤鼻涕。她叹了口气，不出声地往她素常的座位那边，往窗子旁边的凳子那儿走去。

大学生拿过教科书来，又开始在两个墙角之间走来走去。

“右肺共分三部分……”他背诵道，“上部在胸腔前壁，自上而下直至第四根或第五根肋骨为止……”

过道上有个什么人扯开了嗓门叫道：

“格利果利，拿茶炊来！”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希腊神话中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的形象出现，与爱神厄洛斯相恋。

祸福无常

谢肉节[1]的布道题材

七等文官谢敏·彼得罗维奇·波德狄金挨着饭桌坐下，把餐巾铺在胸前，心急火燎地等着油煎薄饼端上来。……在他面前，如同在视察战场的统帅面前一样，展开一幅洋洋大观的画面。……饭桌中央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排酒瓶，好像摆出立正的架势。那儿有三种白酒，有基辅露酒，有沙托拉罗兹[2]，有莱茵葡萄酒，甚至有个大肚罐，装着本笃会[3]修道院的产品[4]。那些酒瓶四周，按照富于艺术趣味的凌乱格局，密密麻麻地摆着青鱼加芥末酱、小鲱鱼、酸奶油、大鱼子（每俄斤值三卢布四十戈比）、鲜鲑鱼等。波德狄金瞧着这一切，馋得直咽口水。……他的眼睛蒙上一层油亮的光，他的脸变了样子，露出一副馋相。……

“咦，怎么可以叫人等这么久呢？”他皱起眉头，扭过脸对他妻子说，“快点嘛，卡嘉！”

不过最后厨娘总算端着油煎薄饼来了。……谢敏·彼得罗维奇冒着把手指头烫坏的风险，伸出手拿过最上面两张极烫的薄饼来，馋涎欲滴地把它们往自己的碟子上一扔。薄饼煎得焦黄，酥而且软，好比商人女儿的肩膀。……波德狄金愉快地微微一笑，兴奋得打个嗝，赶紧把滚烫的油浇上去。随后，仿佛要挑逗自己的胃口，预先琢磨一下滋味似的，他慢慢腾腾、不慌不忙地在饼上抹鱼子酱。凡是鱼子酱没有抹到的地方，他一概倒上酸奶油。……现在只要吃下去就成了，不是吗？可是，不！……波德狄金看一眼他亲手做的工作，还不满意。……他略一沉吟，又在那些薄饼上放一块最肥的鲑鱼、一块小鲱鱼、一块沙丁鱼，然后眼睛发直，呼呼地喘气，把两张薄饼卷成一个圆筒，津津有味地喝下一杯白酒，嗽了嗽喉咙，张开嘴巴。……

不料这当儿，他突然中风了。

[1] 基督教节日，在大斋前的一个星期。

[2] 一种法国上等葡萄酒。

[3] 天主教隐修院修会。公元529年由意大利人本笃创立。

[4] 一种法国蜜酒。

大人物

广告：税务督察官办公室需用文书一名，年薪二百五十卢布，至少须在县立学校毕业，或在中学三年级结业。应征者务须写申请书一份，并附个人生活经历一份，寄交古西纳亚街波德席尔金娜太太房屋内税务督察官先生收。

这个广告米沙·纳巴尔达希尼科夫读过二十遍了。他是个青年男子，额头上生着粉刺，鼻子由于患慢性鼻炎而发红，下身穿一条咖啡色长裤。他读完广告，走来走去，想了一阵，转过脸去对他妈妈说：

“我不是在中学三年级结业，而是在四年级结业的。我的书法好得很，哪怕当作家或者做大臣都成。嗯，薪水呢，您看得明白，也不错：每个月有二十卢布呢！我们家穷，即使只挣五卢布我也愿意去！不管您怎么说，这个职位合适极了，再好也没有。……只是有一件事糟糕，妈妈，要写一份生活经历！”

“哦，那又怎么样？你写它一篇就是了。……”

“说说倒容易：写它一篇！要写生活经历就得有才华，没有才华怎么写得出来？随便写一下，马马虎虎，杂乱无章，您明白，那可不妥当。要知道，这比不得写一篇作文交给老师，这是要附在申请书上，连同证件一起交到办公室去的！光是预备一张好纸，写得清清楚楚，那可不够，还得写出一篇好文章来才成。……当然了！不过您是怎样想的呢？如果漫不经心，从旁看一眼税务督察官伊凡·安德烈伊奇，那他就算不得什么大人物。……区区一个十二等文官[1]罢了，又赋闲过六年，在各处小铺里欠下账，可要是往深里一看，那就不对，妈妈，他可就算是个大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了。您看见广告里是怎么说的？要递一份申请书上去。……申请书啊！要知道，申请书是只递给要人的！人家不会把申请书递给我和您，也不会递给我舅舅尼尔·库兹米奇！”

“话是不错的……”妈妈同意说，“可是他要你的生活经历干什么用？”

“这我就没法跟您说了。……一定是有用呗！”

米沙把广告再读一次，开始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沉湎于幻想。……不论是谁，只要一生当中哪怕只失业过一次，由于赋闲而苦恼不堪，就一定能体会像上述那样的广告怎样激动人心。米沙自从上中学的那天起就没有一次吃饭不挨骂，人家总是把他说成寄生虫。他为了装阔而穿着舅舅尼尔·库兹米奇的旧裤子，只有到傍晚才上街，免得人家看见他的破皮靴和褪了色的上衣，一有机会可以谋到工作，就精神抖擞。一个月挣二十卢布，这笔钱不算少呀。固然，用这笔钱买不了马车，也办不成婚事，可是另一方面，有了这样的收入，就足以使米沙如愿以偿，头一个月就给自己买一条新裤子、一双皮靴、一顶帽子、一架手风琴，而且给他的母亲五六个卢布做伙食费了。不管怎样，薪水虽少，总比老是缺钱强得多。然而使米沙神往的，与其说是二十卢布，倒不如说是这以后的幸福时光，到那时候他母亲就不会再骂他吃白饭而羞得他无地自容，放声大哭了，他的舅舅尼尔·库兹米奇也不会再教训他，赌咒发誓说要痛打这个过寄生生活的外甥了。

“你与其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妈妈打断他的幻想说，“还不如坐下来写的好。……”

“我写不好，妈妈，”米沙叹道，“老实说，我已经坐下写过五次了，可是连鬼影子也没写出来。我想写得文绉绉的，结果却写得很简单，就像给住在克列缅丘格的姑母写的信。……”

“写得简单也没什么。……督察官不会见怪的。……凭我这个做母亲的祷告和耐性，上帝会叫他的心软下来：就算写得不怎么样，他也不会生气。……恐怕他自己在你这种年纪也不见得怎么有学问！”

“也行，我再试一下，不过我知道又会毫无结果的。……好，我试一试。……”

米沙挨着桌子坐下，在面前铺开一张纸，沉思不语。他瞪起眼睛朝着天花板瞧了很久，拿起钢笔来，照那些欣赏自己书法的人的做法，摇了摇手腕，开始写道：“阁下！我在一八六七年生于某城，我的父亲叫基利尔·尼康诺罗维奇·纳巴尔达希尼科夫，我的母亲叫娜达丽雅·伊凡诺芙娜。我父亲在商人波德果依斯基的糖厂里做办事员，一年挣六百卢布。后来他被解雇，失业很久。后来……”

后来他父亲成了酒徒，死于酗酒，不过这已经是家庭秘密，米沙不打算告诉“阁下”了。米沙略一沉吟，就把写好的统统涂掉，稍稍思考一阵，又把原来的话重新写出来。……

“后来他在贫困中去世，”他继续写道，“他的妻子和他那满腔热爱的儿子深为悲痛，而他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米哈依尔[2]。我满九岁那年，被送进预备班读书，由波德果依斯基给我付学费，可是自从我父亲被他解雇以后，他就不再给我付学费，我读到四年级就退学了。我的学习成绩平常，一年级和三年级都读了两年，然而在书法和操行方面素来得五分……”等等。

米沙写满了整整一张纸。他写得诚恳，然而没有条理，也没有通盘的布局，而且不按照年代的顺序，因而常常重复，写得很乱。结果他写出了一篇烦琐、冗长而幼稚的东西。……米沙是这样结束的：“现在我靠我母亲养活，而她却没有任何维持生计的方法，所以我极其恭顺地请求阁下赐给我这个职位，以便我能生活，并奉养我有病的母亲，她也请求您应允。冒昧上陈，谨祈鉴原为荷。”（署名）

第二天，经过长久的踌躇和腼腆的迟疑以后，这篇生活经历总算誊清，而且按照指定的地点，连同证件一起寄出去了。过了两个星期，米沙等得心都焦了，就走进税务督察官的门厅，在那儿站住，浑身发抖，期待着他的著作的酬劳。

“请容许我打听一下：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他在门厅往一个陈设简陋的大房间里瞧一眼，看见那儿的长沙发上躺着个头发棕红色的人，脚上穿一双拖鞋，身上穿着夏季的斗篷算是睡衣，就问道。

“您有什么事？”生着棕红色头发的人问。

“我……两个星期以前递过一份申请书……是关于文书职位的事。……我可以见见督察官先生吗？”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红头发嘟哝说，脸上做出一副苦不堪言的神情，把身上的斗篷裹一裹紧，“居然一天来一百个人！不断地来，不断地来！可是，诸位先生，难道你们就没有别的事干，专门来给我捣乱吗？”

红头发从长沙发上跳下地，劈开两条腿，咬清每个字的字音说：

“我已经对大家说过一千次：我有文书了！有了，有了，有了！现在你们也该别再来了！我已经有文书了！请您转告所有的人吧！”

“对不起，先生……”米沙喃喃地说，“我不知道，先生。……”

米沙尴尬地鞠躬，走出去。……至于酬劳，呜呼哀哉！

[1] 旧俄时代文官共分十四等，第十二等是很低的。

[2] 上文的米沙是米哈依尔的爱称。

伊凡·玛特威伊奇

傍晚五点多钟。有个相当著名的俄国学者（我们以后就简单地称他为学者）在书房里坐着，烦躁地咬手指甲。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他说，不时看一下他的怀表，“这是毫不尊重别人的时间和工作。这样的人在英国一个钱也挣不到，会活活饿死！好吧，等着就是，等你来了……”

学者感到有必要向别人发泄一下他的盛怒和焦躁，就走到他妻子的房间跟前，敲了敲房门。

“听我说，卡嘉，”他用愤懑的声调说，“要是你见到彼得·丹尼雷奇，你就转告他说，正人君子是不这样办事的！这是胡闹！他推荐了一个缮写员，可又不知道他推荐的是个什么人！那个调皮的孩子每天总要迟到两三个钟头。哼，难道这也算是缮写员？对我来说，两三个钟头比别人的两三年还要宝贵呢！等他来了，我要像对付狗似的把他痛骂一顿，一个钱也不给他，把他轰出去！跟这样的人不能讲客气！”

“你天天都说这种话，可是他仍然不断地来。”

“不过今天我下定决心了。我为他受到的损失已经够多的了。请你原谅，我一定要骂他一通，学马车夫的样子骂他一通！”

不过最后，门铃声响了。学者就摆出严肃的面孔，挺直腰板，把头往后一仰，走到门厅去。在那儿，他的缮写员伊凡·玛特威伊奇已经在衣帽架旁边站住，那是个青年人，年纪十八岁左右，脸像鹅蛋那么椭圆，唇髭还没生出来，身上穿一件褪色的旧大衣，脚上没穿套靴。他呼呼地喘气，仔细在垫子上擦净他那双笨重的大皮靴，同时极力不让女仆看见皮靴上的窟窿，因为窟窿里已经露出白袜子了。他见到学者，就露出笑容，久久不散，畅快得很，带点傻气，那样的笑容是只有小孩和颇为憨厚的人的脸上才会有的。

“啊，您好，”他说，伸出一只汗湿的大手，“怎么样，您嗓子痛已经好了吧？”

“伊凡·玛特威伊奇！”学者用颤抖的声调说，退后一步，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伊凡·玛特威伊奇！”

随后他跳到缮写员跟前，抓住他的肩膀，动手轻轻地摇几下。

“您这是在怎样对待我呀？！”他气急败坏地说，“您这个可怕而又可恶的人，您在怎样对待我呀！您要嘲笑我，耍弄我？是吗？”

从伊凡·玛特威伊奇的脸上仍旧荡漾着的笑容来判断，他本来是期待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接待的，因此他看见学者怒容满面，他自己那张椭圆脸就越发拉长，他的嘴巴惊愕地张开了。

“怎么……怎么回事？”他问。

“您还要问！”学者说，把两只手一拍，“您知道光阴在我是多么宝贵，可是您偏偏来得这么迟！您晚来了两个钟头！……您真是不敬畏上帝！”

“要知道我现在不是从家里来，”伊凡·玛特威伊奇支吾道，迟疑地解开围巾。“我到姑姑家去参加命名日宴会来着，我姑姑住得离这儿大约有六俄里远呢。……要是我直接从家里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哎，您想想看，伊凡·玛特威伊奇，您这种行为合乎情理吗？这儿有工作要做，而且是急着要赶出来的工作，可是您反而到处去参加命名日宴会，到您什么姑姑家里去逛荡！唉，您倒是快点解掉您的围巾啊！这真叫人受不了！”

学者又跳到缮写员跟前，帮他解开围巾。

“您简直像个娘们儿。……喏，走吧！快点，劳驾！”

伊凡·玛特威伊奇拿出一块揉皱的脏手绢擤了擤鼻子，理一下瘦小的灰色上衣，穿过大厅和客厅，走进书房。那里早就为他准备下座位，纸张，以至纸烟了。

“您坐下，您坐下，”学者催促道，着急地搓手，“您这个人真讨厌。……您明知这个工作要赶出来，可是又来得这么晚。这逼得人不能不骂街。好，您写吧。……我们上一回写到哪儿了？”

伊凡·玛特威伊奇抚一下粗硬的、剪得不齐的头发，拿起钢笔来。学者不断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集中注意力，开始念道：

“关键在于……逗点……某些所谓基本形式……您写完了吗？……基本形式全然为一些原则的实质所制约……逗点……而那些原则就是在那些形式中表现出来，并且也只能体现为那些形式。……另起一行。……那儿，当然，该加个句点。……最富于独立性的乃是……乃是……其社会性大于政治性的那些形式。……”

“现在中学生穿另一种制服[1]了……灰色的……”伊凡·玛特威伊奇说，“当初我上学的时候，那要好得多：大家都穿军服。……”

“哎，您快写吧，劳驾！”学者生气地说，“那些形式。……您写完了吗？……讲到国家职能……体制方面的改变，而不是人民生活的调节方面的改变……逗点……那就不能说它们的特点是它们的形式的民族性……最后这九个字要加上引号。……嗯……嗯……那个……刚才您讲起中学校，想说什么来着？”

“我说当初我上学的时候，穿的制服跟现在不同。”

“啊……是的。……那么您离开中学很久了吗？”

“这我昨天就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休学已经三年。……我是念到四年级才退学的。”

“那您为什么不上学了呢？”学者问，同时看一下伊凡·玛特威伊奇写的字。

“家庭环境不容许啊。”

“又要跟您说一遍了，伊凡·玛特威伊奇！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掉把一行字写得太稀的习惯？每一行字不能少于四十个字母！”

“怎么，您认为我是故意这样吗？”伊凡·玛特威伊奇不高兴地说，“可是另外那些行的字母都不止四十个。……您数嘛。要是您觉得我写得太稀，您扣我的工钱好了。”

“哎，问题不在这儿。您这个人太俗气了，真的。……一点点小事，您就提到钱。要紧的是一丝不苟。伊凡·玛特威伊奇，一丝不苟最要紧！您得学会一丝不苟才成。”

一个使女走进书房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杯茶和一小筐面包干。伊凡·玛特威伊奇笨拙地伸出两只手，接过他那杯茶，立刻喝起来。茶太烫。伊凡·玛特威伊奇怕烫嘴，就极力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吃完一块面包干，又吃一块，再吃第三块，然后不好意思地斜起眼睛看了看学者，又胆怯地伸出手去拿第四块。他那很响的喝茶声、津津有味的咂嘴声、又饿又馋而扬起眉毛的神情，都惹得学者心里不痛快。

“您快点吃完吧。……时间是宝贵的。”

“您念好了。我可以一面喝茶一面写。……我，老实说，肚子饿了。”

“当然，走了那么多的路！”

“是啊。……而且天气多么不好！在我们家乡，这时候已经有春天的气息了。……到处都是水洼，雪融化了。……”

“真的，您好像是南方人吧？”

“顿河区域的人。……到三月间，我们那儿就完全是春天了。这儿天气严寒，大家都穿着皮大衣，那儿却已经有青草……到处的土地都干燥，甚至可以捉毒蜘蛛了。”

“为什么要捉毒蜘蛛呢？”

“不为什么……闲着没事做罢了……”伊凡·玛特威伊奇说，叹气，“那种东西捉起来倒蛮好玩的。你拿一根细线，拴上一小块树脂，把树脂送进小树洞里去，用那块树脂敲毒蜘蛛的脊背，它呢，该死的东西，生气了，就伸出爪子抓树脂，于是就沾上，跑不脱了。……我们玩得可起劲呢！我们常常把它们放在一个小盆里，满满的，再把一个比霍尔卡放进去。”

“什么叫比霍尔卡？”

“这也是一种蜘蛛，长得很像毒蜘蛛。打起架来，它一个就能咬死一百个毒蜘蛛呢。”

“嗯，是啊。……不过我们还是来写。……刚才我们写到哪儿了？”

学者又念了大约二十行，然后坐下来，开始沉思。

伊凡·玛特威伊奇等着学者打腹稿，他坐在那儿，伸直脖子，极力把衬衫衣领理好。他的领结总是系得不稳，领扣从扣眼里脱落，领口常常散开。

“嗯，是啊……”学者说，“嗯。……怎么样，找到差事了吗，伊凡·玛特威伊奇？”

“没有。可是叫我到哪儿去找呢？我，您知道，决意做志愿军人。可是我父亲主张我到药房去工作。”

“嗯，是啊。……要是能上大学就更好了。入学考试是困难的，然而只要有毅力，埋头用功，就能够考取。您要用功，多读点书。……您读的书多吗？”

“老实说，很少……”伊凡·玛特威伊奇说，点上一支烟。

“您读过屠格涅夫的书吗？”

“没，没有。……”

“那么果戈理呢？”

“果戈理？嗯！……果戈理。……不，没有读过！”

“伊凡·玛特威伊奇！您不害臊吗？唉唉！您是个挺好的人，很有点才气，可是想不到……连果戈理的作品都没读过！您务必要读一下！我给您书。您一定要读一读！要不然我们可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了！”

紧跟着又是沉默。学者在一张躺椅上半躺半坐，思索着。这时候伊凡·玛特威伊奇已经不管衣领，而把全部注意力移到他的皮靴上。他一直没有发现皮靴上的雪已经融化，脚底下有两大摊水。他不由得害臊了。

“今天有点不顺利……”学者嘟哝说，“伊凡·玛特威伊奇，您大概也喜欢捉鸟吧？”

“那是秋天才干的事。……在这儿我没有捉过，可是在那儿，在家乡，我常常捉鸟呢。”

“哦……很好。不过我们还是得写。”

学者坚决地站起来，开始念下去，可是念了十行，又在躺椅上坐下。

“不行了，多半，我们要推迟到明天上午再写，”他说，“您明天上午来吧，不过要早一点，九点钟以前赶到。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来迟。”

伊凡·玛特威伊奇放下钢笔，从桌子那儿站起来，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在沉默中过了五分钟，他开始感到现在应该走了，他已经成了多余的人，然而学者的书房里那么舒适，明亮，暖和，而且那些奶油面包干和甜茶留下的印象还那么新鲜，弄得他一想到自己的家，心就不由得收紧了。他家里是贫穷、饥饿、寒冷、怨天尤人的父亲、斥责，这儿却那么太平、安静，就连他那些毒蜘蛛和鸟雀都能引起人家的兴趣呢。

学者看了看怀表，伸出手去拿过一本书来。

“那么您给我果戈理的书吗？”伊凡·玛特威伊奇站起来，问道。

“我给您，我给您。可是您何必这么忙呢，好朋友？您再坐一会儿，讲点什么吧。……”

伊凡·玛特威伊奇就坐下来，畅快地微笑。几乎每天傍晚他都在这个书房里坐着，每一次都感到学者的声调和目光里有一种异常柔和、亲切而又吸引人的东西。甚至有些时候他觉得学者似乎依恋他，跟他处熟了，即使骂他来得迟，也只是因为盼望他来谈一谈毒蜘蛛，谈一谈他怎样在顿河地区捕捉金翅雀而已。

[1] 在俄语中“形式”和“制服”是同一个词，因而缮写员联想到“制服”。

巫婆

时间临近深夜。教堂诵经士萨韦利·盖金在教堂看守人的小屋里一张大床上躺着。虽然他养成习惯，素来跟鸡同一个时辰睡觉，可是今天他却没睡着。他那条被子是用五颜六色的花布片缝成的，已经很脏。他那红褐色的硬头发从被子的这一头钻出来，被子的另一头呢，伸出他那双很久没有洗过的大脚。他在听……他的小屋嵌在教堂围墙当中，只有一扇窗子对着旷野。旷野上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厮杀。谁都难于听明白这是谁要结果谁的性命，究竟为了消灭谁才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根据那种险恶而又经久不息的喧嚣声来判断，必是有谁打了很大的败仗。得胜的一方正在旷野上穷追敌人，咆哮着冲进树林，窜上教堂的房顶，举起拳头凶狠地敲打窗子，大发雷霆，败北的那一方却在哀号，痛哭……凄厉的哭声时而就在窗外响，时而升高，到房顶上去了，时而又钻进火炉里。那哭声不是求救的呼喊，而是悲悲切切，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救的哀号。雪堆蒙上薄薄的一层冰壳，雪堆上，树木上都有泪珠颤抖，大路和小径上泛滥着由泥土和溶化的雪水合成的黑色泥浆。一句话，大地正在解冻，可是夜色太黑，天空看不清这一点，却用尽全力把大片的新雪撒在解冻的大地上。风在空中游荡，像醉汉似的……它不让雪落在地面上，却在黑暗里由着性儿把它卷来卷去。

盖金倾听着这种音乐，皱起眉头。问题在于他知道，或者至少已经猜出窗外这场动乱会闹出什么事来，而且是谁在操纵这场动乱。

“我知道！”他嘟哝说，在被子里举起手指威胁着一个什么人，“我全知道！”

诵经士的妻子赖萨·尼洛夫娜在窗旁的凳子上坐着。一盏铁皮小灯放在另一个凳子上，仿佛胆怯而且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似的，洒下微弱而闪烁的亮光，照在她宽阔的肩膀上，照在她美丽诱人的身体轮廓上，照在她那根垂到地面的粗辫子上。她正在用粗麻布缝麻袋。她的双手很快地活动着，然而她的整个身体、眼神、眉毛、厚嘴唇、白净的脖子，却一动也不动，专心干那种单调而机械的工作，仿佛睡着了似的。她只偶尔抬起头来，让她那疲乏的脖子休息一下，瞟一眼窗外，看看风雪怎样在那儿逞威，然后又对着那块粗麻布低下头去。她美丽的脸上生着一个狮子鼻，两边有两个酒窝，然而那张脸却一无表情，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忧伤，更没有欢乐。美丽的喷泉在不喷水的时候，也总是这样一无表情的。

不过后来她总算做完一个麻袋，把它丢在一旁，舒畅地伸懒腰，把昏花呆板的目光停在窗子上……窗玻璃上淌着水珠，粘着些白色的、短命的雪花。那些雪花落在玻璃上，看一眼诵经士的妻子，就溶化了……

“你过来睡吧！”诵经士嘟哝说。

诵经士的妻子一声不响。可是突然，她的睫毛动弹一下，眼睛里流露出注意的神色。萨韦利本来一直躺在被子里观察她脸上的表情，这时候就伸出头来，问道：

“怎么了？”

“没什么……好像有人来了……”诵经士的妻子轻声回答说。

诵经士就用胳膊和腿撩开被子，爬起来，在床上跪着，呆瞪瞪地瞧着他的妻子。小灯那胆怯的亮光照亮他满是胡子的麻脸，从他蓬松的硬发上滑过去。

“你听见了吗？”他的妻子问。

在风雪单调的呼啸声中，他隐约听见玎玲玲的尖细的哀叫声，像是一只蚊子想要落到人的脸上来，却受到阻挠，于是生气了，就嗡嗡地叫起来似的。

“那是邮车……”萨韦利蹲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叽咕说。

离教堂三俄里远有一条驿道。遇到刮风的天气，如果风从大路刮到教堂来，那么在这小屋里住着的人就能听见车铃声。

“主啊，这样的天气还有这种兴致赶着车出来！”诵经士的妻子叹道。

“这是公事。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反正得赶着车上路……”

哀叫声在空中响了一阵，停了。

“车子过去了！”萨韦利躺下去，说。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盖上被子，清楚的车铃声却又传到他耳朵里来。诵经士不安地看一眼妻子，从床上跳下地，摇晃着身子，在火炉旁边走来走去。小铃铛略微响了一会儿，又停了，仿佛破裂了似的。

“听不见了……”诵经士叽咕一句，站住，眯细了眼睛瞧着妻子。

可是就在这时候，风敲打窗子，又把尖细清脆的哀叫声送来了……萨韦利脸色煞白，喉咙里干咳一声，又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有人在叫那辆邮车兜圈子！”他声音沙哑地说，恶狠狠地斜起眼睛瞧着妻子，“你听见吗？邮车给摆布得不住兜圈子！我……我知道！我怎么会不……不明白？”他叽叽咕咕说，“我全知道，你这该死的！”

“你知道什么？”诵经士的妻子轻声问道，眼睛没离开窗子。

“我知道这都是你干出来的，女妖魔！都是你干出来的，你这该死的！不管是这场风雪还是那辆邮车兜圈子……一概都是你干出来的好事！都是你！”

“你发疯了，糊涂虫……”诵经士的妻子平静地说。

“我早就看穿你这一手了！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头一天就看出你身子里流着母狗的血！”

“呸！”赖萨惊愕地说，耸了耸肩膀，在胸前画个十字，“你快点在胸前画个十字，傻瓜！”

“巫婆就是巫婆，”萨韦利继续用一种要哭出来的低沉声调说，撩起衬衫的底襟匆匆地擤一下鼻子，“虽然你是我的老婆，虽然你是教会里的人，然而就是到了举行忏悔礼那天，我也还是要照直说出你是个什么东西……没错儿！主啊，保佑我，宽恕我吧！去年，先知但以理与三少年[1]节的前夜，起过一场暴风雪，结果怎么样呢？那个工匠跑到我们这儿来取暖了。后来，到阿历克塞圣徒节，河上的冰刚裂开，那个乡村警察突然跑到这儿来了……他跟你这个该死的聊了个通宵，早晨他走的时候，我瞧他一眼：嘿，他的眼睛周围起了黑眼圈，连两个腮帮子都凹下去了！啊？八月斋期当中有过两次暴风雨，每一回都有个猎人到我们家里来过夜。我什么都看见了，他这该死的！我全看见了！啊，她的脸涨得比大虾都红了！啊哈！”

“你什么也没看见……”

“哼，是啊！去年冬天圣诞节前，在克利特十殉教徒节那天，暴风雪闹了一天一夜……你记得吗？首席贵族的文书迷了路，跑到我们这儿来了，那条狗……你贪图他什么呀！呸，区区一个文书罢了！为他也值得闹出这么样的天气来！一个臭文人，老是擤鼻涕，身材矮极了，满脸的粉刺，歪着个脖子……要是他长得漂亮倒也罢了，可是，呸，一副鬼相哟。”

诵经士歇口气，擦了擦嘴唇，仔细听着。铃声已经听不见了，然而房顶上猛然刮来一阵风，窗外的黑暗里就又响起了铃声。

“现在那一套又来了！”萨韦利继续说，“邮车不是平白无故转圈子的！要是邮车不是找你，你就朝着我的眼睛吐唾沫好了！啊，魔鬼真会办事，倒是个好帮手呢！他让邮车转来转去，临了就领到这儿来了。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你瞒不了我，你这魔鬼的玩具，邪心思的骚娘们儿！这场暴风雪刚一开头，我马上就明白你安的什么心。”

“好一个蠢货！”诵经士的妻子冷笑说，“怎么，按你那糊涂想法，这种坏天气都是我搞出来的？”

“嗯……你笑吧！是你搞出来的也罢，不是你搞出来的也罢，反正我看得出来：你身上的血一沸腾，天气就变了，天气一变，就准有个疯子跑到这儿来。每一次都这样！可见就是你在作怪！”

诵经士要说得动听些，就把一个手指按住额头，闭上左眼，用唱歌般的声调说：

“啊，疯魔！犹大的罪恶呀！如果你真是人而不是巫婆，你就该用你的脑筋好好想一想：倘或来人不是工匠，不是猎人，不是文书，而是个化了装的魔鬼，那怎么得了！啊？你该好好想一想呀！”

“你也真是糊涂，萨韦利！”诵经士的妻子叹道，怜悯地瞧着她的丈夫，“当初我爸爸在世，住在这儿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求他治热病，那些人各式各样，有从乡村里来的，有从移民村来的，有从亚美尼亚人的田庄上来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谁也没有把他们说成魔鬼。可是现在，一年当中，遇上坏天气，有个把人到我们这儿来取暖，你这个蠢货就大惊小怪，马上生出各式各样的想法来了。”

妻子的道理打动了萨韦利的心。他劈开两只光脚，低下头，沉思了。他还没有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揣测，他妻子那种诚恳冷静的声调使他茫然失措，不过话虽如此，他稍稍沉吟一下，又摇着头说：

“来人可不是老头子或者罗圈腿，到这儿来要求过夜的都是年轻人嘛……这是为什么？光是取暖，倒还罢了，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来找乐子的。不，娘们儿，天下再也没有一种活物比你们娘们儿更狡猾的了！讲到真正的头脑，你们一丁点也没有，比椋鸟都不如，可是讲到魔鬼的狡猾，哎呀呀！圣母啊，保佑我们吧！喏，邮车的铃响了！这场暴风雪刚一开头，我就知道你的满肚子坏水！你在施展你的巫术，母蜘蛛！”

“你干什么跟我过不去，该死的？”诵经士的妻子失去耐性，发脾气说，“你干什么跟我过不去，粘焦油？”

“我揪住你不放，是因为今天晚上如果出了什么事……求上帝保佑别出事才好……你听着！……如果出了什么事，那么明天天一亮我就到佳科沃村去找尼科季姆神甫，把事情全说穿。我一五一十告诉他：‘尼科季姆神甫，请您宽宏大量，原谅我说这种话，不过她真是巫婆。’他就问：‘怎么见得？’我说：‘嗯……您想知道这里头的缘故吗？行……’我就原原本本讲出来。那你就要遭殃，娘们儿！慢说到世界末日审判那天，就是在现世生活中你也要受到惩罚！《圣礼书》上那些咒你们这种人的祷告辞，可不是白写的！”

忽然，有人敲窗子，声音那么响，那么蹊跷，萨韦利吓得脸色发白，蹲下去。诵经士的妻子跳起来，也脸色惨白。

“看在上帝面上，放我们进去吧！”一个颤抖而粗重的男低音说，“谁住在这儿呐？行行好吧！我们迷路了！”

“你们是什么人？”诵经士的妻子问，不敢看窗子。

“邮车！”另一个声音说。

“你那套鬼招数灵验了！”萨韦利说，摆一下手，“果然如此！我说得千真万确……哼，你给我小心点！”

诵经士三蹿两跳上了床，在褥垫上躺下，愤懑地喘着气，翻过身去，脸对着墙。不久他的背上吹来一股冷气。房门吱吜一声开了，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从头到脚沾满了雪。他身后闪出另一个人影，也那么白……

“要把邮包抬进来吗？”第二个人用沙哑的男低音问。

“丢在那儿不管可不行！”

说完这话，第一个人就动手解开风帽，可是没等解完，就把它连同制帽一齐从脑袋上扯下，气呼呼地往火炉那边一扔。随后他脱下身上的大衣，也往那边一丢。他也没有打一声招呼，就开始在小屋里走来走去。

这人是个年轻的邮差，生着淡黄色头发，上身穿一件旧的制服上衣，脚上穿一双沾着泥的红褐色皮靴。他走了一阵，身子暖和过来，就靠着桌子坐下，把两只沾着泥的靴子往口袋那边伸过去，用拳头支着脑袋。他那张泛起红晕的白脸仍然带着刚才经历过的痛苦和恐惧的痕迹。尽管他的脸气愤得变了样子，带着不久以前生理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痛苦所留下的鲜明痕迹，而且眉毛上，唇髭上，圆形的胡子上都挂着正在溶化的雪，然而那张脸还是很漂亮。

“狗一般的生活！”邮差抱怨说，抬起眼睛望着四壁，仿佛不相信他已经到了暖和的地方似的，“我们差点完蛋！要不是你们的灯光，我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鬼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这种狗一般的生活简直没完没了！我们这是来到什么地方了？”他压低喉咙问道，抬起眼睛看着诵经士的妻子。

“这儿是古里亚耶夫斯基山岗，归卡利诺夫斯基将军的庄园管。”诵经士的妻子打个冷战，回答说，脸涨红了。

“你听见没有，斯捷潘？”邮差转过身去对马车夫说，马车夫正背着一个大皮袋，卡在房门口，“我们跑到古里亚耶夫斯基山岗上来了！”

“是啊……真远！”

马车夫用若断若续的沙哑叹息声吐出这几个字，走出去，过一会儿背来一个小一点的袋子，然后又走出去，这一回拿来一把邮差用的长刀，是系在宽皮带上的，刀的样子颇像民间木板画《奥罗费尔恩床边的尤季芙》[2]上画的那把又长又薄的利剑。他把皮袋子堆在墙边，走出去，在前堂坐下，点上他的烟斗。

“跑了这么多路，也许您想喝点茶吧？”诵经士的妻子问。

“眼下哪有心思喝茶！”邮差皱起眉头说，“我们得赶快暖和一下就动身上路，要不然就会误了邮务列车。我们坐上十来分钟就走。不过，求你们行行好，给我们领路吧……”

“上帝用这种天气惩罚人啊！”诵经士的妻子叹道。

“嗯，是啊……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吗？我们是本地人，在教堂里作事……我们是教会里的人……喏，我的丈夫就躺在那儿！萨韦利，你快起来，跟人家打个招呼嘛！从前这儿是教区，一年半以前这个教区取消了。当然，从前地主们住在这儿的时候，人很多，也就值得立一个教区，如今呢，地主们不在这儿了，那么您想想看，教会里的人靠什么生活？离这儿最近的一个村子叫马尔科夫卡，可是就连它也在五俄里以外哟！现在萨韦利成了编制以外的人员……改当看守了。他奉命看管这个教堂……”

邮差马上又听到那个女人说，假使萨韦利肯到将军夫人那边去一趟，求她给主教写一封信，他就会得到好差事，可是他没有到将军夫人那儿去，因为他懒，而且怕见人。

“不过我们仍旧算是教会里的人……”诵经士的妻子补充了一句。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邮差问。

“教堂有一片草场和一个菜园。不过我们从这两块地里得到的收入却很少……”诵经士的妻子叹道，“佳科沃村的尼科季姆神甫，那个贪心的人，每到夏天的尼古拉节和冬天的尼古拉节都要到这儿来主持礼拜，顺便把收成几乎全拿走了。没有人给我们做主！”

“你胡说！”萨韦利声音沙哑地说，“尼科季姆神甫是个圣者，是教会的明星。如果他拿走什么，那也是按规章该拿的。”

“你那口子脾气倒不小！”邮差含笑说，“你结婚很久了吗？”

“到今年大斋前最后一个星期日，已经满三年了。从前我爸爸就在这儿当诵经士，后来，他老人家临死以前，到正教管区监督局去，求他们派一个没结过婚的诵经士到这儿来接替，好让我就地成家。我就嫁给他了。”

“啊哈，这样说来，你倒一个拍子打死了两只苍蝇呢！”邮差瞧着萨韦利的后背说。“既得了差事，又得了老婆。”

萨韦利没好气地扭了一下大腿，越发往墙那边挨过去。邮差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伸个懒腰，在邮袋上坐下。他沉吟一下，就伸出手去揉揉邮袋，把他的长刀放在另一个地方，平躺下去，一条腿碰到了地面。

“狗一般的生活……”他嘟哝一句，把两只手垫在脑袋底下，闭上眼睛，“我甚至不希望凶恶的鞑靼人过这样的生活。”

不久就万籁俱寂。这儿只能听见萨韦利的喘息声和睡熟的邮差平匀缓慢的呼吸声，他每呼一口气都要发出低沉而拖长的呼噜呼噜声。偶尔，他的喉咙里，像车轮似的发出吱吜一声，他的腿就抽动，碰得邮袋沙沙地响。

萨韦利在被子里翻个身，慢腾腾地回过头来看一眼。诵经士的妻子正坐在凳子上，两个手心托着脸颊，瞅着邮差的脸。她的目光呆呆不动，就跟满心惊恐的人一样。

“喂，你干吗盯住他？”萨韦利生气地小声说。

“这关你什么事？你睡你的！”诵经士的妻子回答说，眼睛没有离开生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

萨韦利生气地吐出他胸中的气，猛地翻回身，脸对着墙。过了三分钟光景，他又不安地翻个身，爬起来，在床上跪着，把两只手撑在枕头上，斜起眼睛看他的妻子。他妻子仍然不动，瞧着客人。她的脸颊苍白失色，目光里燃着一种奇怪的火。诵经士干咳了一声，肚皮朝下，从床上爬下来，走到邮差跟前，用一块手绢蒙上他的脸。

“你这是干什么？”诵经士的妻子问。

“免得灯光照他的眼睛。”

“那你索性把灯吹灭！”

萨韦利狐疑地看了看他的妻子，努出嘴唇凑到小灯上去，可是立刻醒悟过来，把两只手一拍。

“哼，这不就是魔鬼的花招吗？”他叫起来，“啊？哼，难道还有什么活物比女人更狡猾？”

“啊，长衣襟的恶魔[3]！”诵经士的妻子咬住牙，嘶嘶响地说，恼恨得皱起眉头，“你等着就是！”

然后她舒舒服服地坐好，又定睛瞧着邮差。

邮差的脸给蒙上了，这倒没什么关系。引起她兴趣的，与其说是他的脸，倒不如说是他的整个身体，这个男子的新奇之处。他的胸膛宽阔，有力，他的手瘦长，好看，他那两条筋肉饱满而匀称的腿比萨韦利的那两条“矮墩子”好看得多，挺拔得多。这两个人甚至不能相比。

“就算我是长衣襟的魔鬼吧，”萨韦利呆站了一会儿，说，“他们也不该在这儿睡觉呀……是啊……他们在办公事，我们却把他们留在这儿，我们就要负责。既是运邮件，那就去运，不该睡觉嘛……喂，你！”萨韦利朝前堂喊了一声，“你，赶车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要我送你们一程还是怎么的？起来，带着邮袋可不能睡觉！”

动了肝火的萨韦利跑到邮差跟前，拉一下他的衣袖。

“喂，先生！要赶路就去赶路。再不走，那可就不对头了……睡觉是不行的。”

邮差跳起来，又坐下，用茫然的目光扫了一眼小屋，又躺下去。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去赶路？”萨韦利喋喋不休地说，拉他的衣袖，“要知道，办邮务就是要把邮件按时送到，听见没有？我来送你们一程。”

邮差睁开眼睛。他已经暖和过来，刚才酣畅地睡过一觉，正浑身发软，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像在迷雾中似的看见诵经士妻子的白脖子和她那凝然不动的、油亮的目光，就闭上眼睛，微微一笑，仿佛在做梦似的。

“哎，这样的天气怎么能赶路！”他听见一个柔和的女人声音说，“自管睡吧，踏踏实实地睡吧！”

“那么邮件呢？”萨韦利不安地说，“谁来运邮件呢？莫非你去运？你？”

邮差又睁开眼睛，看一眼诵经士妻子脸上两个活动的酒窝，想起他是在什么地方，明白了萨韦利的话。他想到他马上就要到寒冷的黑暗当中去赶路，就不由得从头到脚，周身起鸡皮疙瘩，身子蜷缩起来。

“还可以再睡个五分钟……”他打着呵欠说，“反正也是误了……”

“也许我们还赶得上！”前堂里有个说话声响起来，“瞧着吧，说不定我们走运，火车也误了点呢。”

邮差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开始穿大衣。

萨韦利看见客人们准备动身，简直高兴得像马嘶似的笑起来。

“你倒是帮一帮忙啊！”马车夫正从地板上抬起邮袋，对他嚷道。

诵经士就跑到他跟前，跟他一块儿把邮袋抬到外边去。邮差动手解开风帽上的结子。诵经士的妻子凝神看着他的眼睛，仿佛要钻进他的灵魂里去似的。

“应该喝点茶才对……”她说。

“我倒无所谓……可是他们已经打点着动身了！”他同意说，“反正也已经误了。”

“那您就留下吧！”她小声说，低下眼睛，碰碰他的衣袖。

邮差终于解开结子，迟疑不决地把风帽搭在胳膊肘上。他站在诵经士的妻子身旁，觉得很温暖。

“你的脖子……多么好看……”

他伸出两个手指碰了碰她的脖子。他看见她并不抗拒，就伸手摩挲她的脖子和肩膀……

“嘿，真好看……”

“您就留下吧……喝点茶。”

“你这是往哪儿放？你这加了糖浆的蜜粥[4]！”外边传来马车夫的说话声，“要横着放。”

“您就留下吧……瞧，风刮得多么厉害！”

邮差还没醒透，还没来得及抖掉青春恼人的睡意，这时候突然被一种欲望抓住，为这种欲望他忘了邮包，忘了邮务列车……忘了人间万物。他惊慌地看一眼门口，仿佛打算逃跑或者藏起来似的，一把搂住诵经士妻子的腰，正低下头去凑近那盏小灯，想吹灭，不料前堂里响起了皮靴声，马车夫在门口出现了……萨韦利在他肩膀后面往里看。邮差赶快松开手，站住不动，仿佛在沉思似的。

“都准备好了！”马车夫说。

邮差呆站了一会儿，猛地摇一下头，好像终于醒过来了，跟着马车夫走出去。屋里只剩下诵经士的妻子一个人了。

“好，你坐上车，给我们领路吧！”她听见外边有人说。

一个小铃铛懒洋洋地响起来，随后另一个小铃铛又响了，接着一长串细碎的铃声从小屋这儿飘走了。

等到铃声渐渐消失，诵经士的妻子就猛一转身，离开原来的地方，烦躁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她先是脸色苍白，后来又满脸通红。她的脸由于仇恨而变了样，呼吸发抖，眼睛闪出疯狂凶暴的怒火。她走来走去，仿佛关在笼子里似的，活像一头雌老虎，受到烧红的烙铁的威胁。她停住一会儿，看一眼她的住处。那张床差不多占据半个房间，有整个后墙那么长，床上铺着肮脏的褥垫，有灰色的硬枕头，有被子，有各式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破烂。那张床成了乱糟糟一团难看的废物，几乎跟萨韦利脑袋上的那堆头发一样，哪怕他特意用油抹平，却仍然竖起来。有个乌黑的炉子，从那张床一直伸到通往寒冷的前堂的门口，上面放些盆盆罐罐，挂着破衣烂衫。一切东西，包括刚刚出外的萨韦利在内，都出奇地肮脏，油污，漆黑，在这样的环境里见到女人的白脖子和细嫩的皮肤是会感到奇怪的。诵经士的妻子跑到床跟前，伸出手，仿佛打算把那些东西统统丢掉，踩坏，撕得粉碎，可是后来，她一碰到那些脏东西，却像吓坏了似的，倒退回来，又开始走来走去……

过了两个钟头，萨韦利走回来，身上满是雪，筋疲力尽了。可是她已经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她的眼睛闭着，然而从她脸上肌肉的细微颤动来看，他猜出她没睡着。他在归途中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一言不发直到明天，也不碰她，可是这时候他忍不住要挖苦她几句。

“你那套巫术算是白搭：他走了！”他说，幸灾乐祸地笑着。

诵经士的妻子没有说话，只是她的下巴在颤抖。萨韦利慢腾腾地脱掉衣服，从他妻子身上爬过去，贴着墙躺下。

“瞧着吧，明天我就去对尼科季姆神甫讲明，你这个老婆是个什么东西！”他唠叨着，把身子缩成一团。

诵经士的妻子很快地朝他转过脸来，两眼炯炯有光地瞧着他。

“你有这么个差事就心满意足了，”她说，“那你该到树林里去找老婆才是！我算是你的什么老婆？巴不得你断了气才好！你这个糊涂虫，懒骨头，你把我磨得好苦，求主饶恕我吧！”

“得了，得了……你睡吧！”

“我好命苦啊！”诵经士的妻子哭着说，“要不是你，说不定我会嫁给一个商人或者贵族！要不是你，现在我就会爱我的丈夫！你怎么就没让雪埋掉，怎么就没在那边大路上冻死，你这个希律[5]！”

诵经士的妻子哭了很久。最后她深深地叹口气，止住哭泣。风雪仍然在窗外肆虐。不知什么东西在火炉里哭，在烟囱里哭，在墙外哭。萨韦利觉得这个东西就在他身子里哭，就在他耳朵里哭。今天晚上他才彻底相信他对他妻子的揣测。他本来就认为他妻子由魔鬼帮忙，操纵风雪和邮车，现在关于这一点他已经毫不怀疑了。然而使他非常痛苦的是，这种神秘，这种超出常情的神通，反而给他身旁躺着的女人添上一种特殊的和不可理解的魅力，这却是他以前从没感到过的。他那种糊涂想法不知不觉把她美化，她好像变得更白净，更光润，更难于接近了……

“巫婆！”他愤愤地说，“呸，真叫人恶心！”

可是话虽如此，等到她止住哭声，开始均匀地呼吸，他就伸出手指去摸一下她的后脑壳……把她的粗辫子放在手里握一会儿。她没觉得……于是他大起胆子，摩挲她的脖子。

“躲开我！”她叫道，使劲用胳膊肘推开他，不料正巧戳在他的鼻梁上，弄得他的眼睛里迸出了金星。

他鼻梁上的疼痛不久就过去，然而他精神上的痛苦却绵延不断了。

[1] “但以理与三少年”为《圣经》中人物，参阅《旧约·但以理书》。

[2] 即古希伯来传说，尤季芙杀死了巴比伦统帅奥罗费尔恩，从而拯救了被围困的犹太人。——俄文本编者注

[3] 俄国教士的法衣是长衣襟的。

[4] 骂教士的话，因为教士在出丧人家主持宗教仪式的时候总喝到蜜粥。

[5] 根据基督教传说，希律是个暴君，处死了耶稣。

毒

在这个世界上，整个人类……等等。

摘自梅菲斯特咏叹调[1]

彼得·彼得罗维奇·雷索夫虽然在孔斯特公司的银行业务办事处任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用尖细的男高音唱歌，弹六弦琴，头上抹发蜡，穿淡色的长裤，这些都是唯心主义者有别于唯物主义者[2]的特征，在十俄里开外就能看清楚的。他是怀着极为热烈的爱情同退役的上尉卡迪金的女儿柳包琪卡结婚的。……信不信由您，他对他的未婚妻爱得那么深，如果有人要他在一百万卢布和柳包琪卡之间做个选择，他就会不假思索地选中后者。……魔鬼，当然，是不喜欢这种唯心主义者的，于是他赶紧来出头干涉了。

办喜事的前一天（魔鬼就是从这时候起暗中捣鬼的），卡迪金上尉把雷索夫叫到他的书房里，亲热地摸着他的衣扣，说：

“应当向你说明一下，亲爱的朋友彼佳，我在某种程度上那个……俗语说得好：协议比金钱还要宝贵。……认真说来，为了以后不致发生误会起见，我们应当事先说妥。……你知道，真的，我为柳包琪卡那个……我为柳包琪卡一个钱也拿不出来！[3]”

“哎，这有什么关系？”唯心主义者说，脸红了，“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娶的不是钱，是姑娘！”

“说的就是嘛。……话说回来，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呢？那缘故你其实也明白。……我，当然，不是穷人，有财产，不过，你知道，除了柳包琪卡以外，我还有五个女儿呢。……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彼佳。……唉唉……”上尉叹道，“当然，你日后会有困难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设法撑一下吧。……万一日后有什么问题……比方生儿育女，或者别的什么事情，那我可以帮忙。……略微帮点小忙。……甚至现在我也可以给你一点。……”

“您想到哪儿去了，真是的！”雷索夫摇一下手说。

“现在我就能送给你四百卢布。……请你原谅，我倒有心多给一点，可是杀了我也拿不出来了！”

卡迪金拉开书桌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来，交给雷索夫。

“喏，拿去！”他说，“四百整！我本来想自己拿着这张执行书[4]去要钱，可是，你知道，我没有工夫奔走，你什么时候要用钱，就什么时候去拿一趟好了。……你照直到克里亚包夫医生家去，用不着讲什么客气，向他要钱。……要是他不认账，你就去找法警。……”

不管雷索夫怎样推辞，不管他怎样证明他娶的不是钱而是姑娘，最后他还是把那张执行书叠成四折，放在他的口袋里了。第二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以后，雷索夫同柳包琪卡坐上马车回家，他搂住她的腰，对她说：

“前天你哭着说，我们的新居缺一架钢琴。……你高兴起来吧，柳包琪卡！我要花四百卢布给你买一架钢琴呢。……”

婚礼的晚宴举行过后，客人走散，只剩下新婚夫妇两个人，雷索夫就长久地从这个墙角踱到那个墙角，然后兴致勃勃地摇一下头，对妻子说：

“你猜怎么着，柳包琪卡！买钢琴的事是不是推迟一步？啊，你觉得怎样？我们先买家具！四百卢布可以买一套出色的家具呢！我们要把这些房间装饰一新，连魔鬼见了都张口结舌哟！瞧，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要放一个长沙发和一把缎面的安乐椅。……长沙发的前面呢，当然，要放一张圆桌，桌上，见它的鬼，摆它一盏新奇别致的灯。……喏，我们在这儿放一个大理石脸盆。您明白吗[5]哈哈。……这块空地方我们塞进一个衣橱去，或者放上带梳妆台的柜子。……总之，鬼才知道这儿会布置得多么漂亮！”

“窗子上还要挂上窗帘。”

“对，还要窗帘！明天我就去找那个大夫！只是我要正好赶上他在家才行，魔鬼。……这些医生都是贪财的人，养成习惯天一亮就出门给人治病。……你一定要原谅我，柳包琪卡，我明天得早起。……”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雷索夫悄悄起床，穿好衣服，步行到克里亚包夫医师家去。八点三刻，他已经在医生的门厅里站着了。

“大夫在家吗？”他问使女说。

“在家，先生，不过他老人家在睡觉，不会很快就起床。”

听到这样的回答，雷索夫顿时愁眉苦脸，显得那么灰心，倒把使女吓了一跳，她就说：

“要是您那么需要见他，我可以去叫醒他。请您到诊疗室去吧！”

雷索夫脱掉皮大衣，走进诊疗室。……

“这个坏蛋倒生活得挺好！”他在圈椅上坐下，看一下四周的陈设，暗想，“单是那沙发恐怕就值四百卢布呢。……”

过了十分钟光景，响起了遥远的咳嗽声，随后是脚步声，接着克里亚包夫医生走进诊疗室来，没有漱洗，带着睡意。

“您有什么病？”他在雷索夫对面坐下，问道。

“我，大夫先生，认真说来，没有生病，”唯心主义者开口说，亲切地微笑，“我是有事来找您。……您知道，我昨天结了婚……急需钱用。……要是您今天可以按这张执行书付钱，我对您就感激不尽了。……”

“什么执行书？”医生瞪大眼睛说。

“喏，就是这一张。……我是雷索夫，同卡迪金的女儿结了婚。我是他的女婿。他，也就是我的岳父，把这张凭证给了我。那就是说，是卡迪金给我的！”

“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克里亚包夫摇一下手说，站起来，做出要哭的脸相，“我原以为您有病，不料您是为一件无聊的事来的。……您真该害臊才对！我今天六点多钟才睡下，您却为一件鬼才知道的事把我叫醒了！正派人尊重别人的休息。……我简直替您害臊！”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雷索夫发窘地说，“我不知道，先生……”

他看见医生要走掉，就站起来，喃喃地说：

“那么请问，我什么时候来才能取到这笔钱？”

“什么时候来都没用。……我已经对那个卡迪金说过一千次，叫他不要再来缠我！他惹得我讨厌了！”

医生的口气和态度使得雷索夫发窘，而且也把他惹恼了。

“既是这样，”他说，“那么请您原谅，我只得去找法警……请他来查封您的财产！……”

“随您的便！您那个扎迪金……他姓什么来着？……卡迪金，他知道这财产不是我的，而是我妻子的。……”

雷索夫从医生家里走出来，气得满脸通红，浑身发抖。

“这个粗人！”他想，“这个畜生！他生活得那么阔气，业务又忙，欠下的债却不肯还！好，你等着就是。……”

晚上，雷索夫没有躺下睡觉，却坐下给医生写信。……在信上，他一面抬出法警来威胁他，一面坚决要求医生通知他何日何时可以在医生家里会到他。第二天他没收到回信，就又寄去一封信。……最后，白糟蹋六张本市邮票以后，他怒不可遏，去找法警。……

他照这样又是写信，又是去拜访法警，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类的天性起作用了。……雷索夫不久就觉得这四百卢布在他极其必要，缺少不得，以前他没有这笔钱居然过下来，倒是怪事了。家具可以推迟到以后再买，这且不提，可是以前的债务、裁缝的工钱、在小铺里欠的账，却非用这笔钱偿还不可。……婚后大约过了十天，柳包琪卡向雷索夫索取五个卢布付给他们家的厨娘，雷索夫说：

“我打算用医生的钱来付给她，目前我没钱。……你猜怎么着？我今天就到医生那里走一趟！我要求他哪怕分期还清也好。这一点他多半会同意！……”

他走到医生家，发现候诊室里有很多病人。他只好按次序等着。他把桌子上放着的报纸统统读完，心焦得喉咙发干，心口发痛，最后才算走进医生的诊疗室。

“您又来了！”克里亚包夫皱起眉头说。

雷索夫坐下，直率地对医生说明卡迪金怎样把那张执行书送给他，他怎样缺钱用。

“您可以一次给十个卢布……”他结束他的话说，“这样办我也同意！”

“您，对不起，简直是个疯子……”克里亚包夫笑着说，“劳驾，您说说看，如今谁还肯接受执行书作为赠礼？”

“我所以接受它，是因为我想您会那个……您会本着良心归还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您不配谈良心不良心，先生！您知道这笔债是怎么来的吗？当初我做大学生的时候，在您岳父手里只借过五十卢布，余下的都算是利息！我不能付这笔钱。……我根据原则不能付！一个小钱也不能付！”

雷索夫从医生家走出来，回到家里，筋疲力尽，愤愤不平。

“我不明白你父亲是怎么回事！”他对柳包琪卡说，“要知道，这是卑鄙，下流！倒好像他那儿没有四百现款付给我似的！我不要陪嫁钱，不过我这是原则上不要！从今以后我都不愿意再跟你父亲讲话了。……这个守财奴，一钱如命！我偏要跟他捣一下乱，你不妨去一趟，叫他把这张荒唐的执行书收回去，另外给我四百卢布。……听见没有？你去吧，你就这么说。……”

“可是我怎么能对他说这种话呢？我说不出口，彼佳。”

“啊啊……这样说来，他在你心目中比你的丈夫还宝贵！依你的看法，他倒做得对？我一个陪嫁钱也没向他要，他反而对了！”

柳包琪卡开始眨巴眼睛，哭起来。

“女人家的那套玩意儿开始了……”雷索夫嘟哝说，“岂有此理！喂，劳驾，亲爱的，别来这一套！在我这儿不要这个样子！你，太太，用这一套说服不了我……打动不了我的心！我不喜欢这样！你尽可以到你爸爸那儿去哭，在我这儿可不是地方！听见了吗？”

雷索夫就举起一本书的书脊敲打桌子。……随着敲打声，新婚的蜜月也就告终了。……

[1] 指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于1858年所写并于1864年在俄国上演的歌剧《浮士德》剧中人物梅菲斯特的咏叹调，其主旨是金钱的毁灭力量，表现在“人们为金钱身败名裂”这句话中，其中有一段是“在这个世界上，整个人类供奉着一尊神圣的偶像，它统治着整个宇宙，名叫金牛”。——俄文本编者注

[2] 在此指实利主义者。

[3] 意谓他给不出陪嫁钱。

[4] 由司法机关所发的凭证，持证人凭证向欠债人索取债款。

[5] 原文为法语。

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很久以前，一天晚上，时钟刚敲过两点钟不久，突然，我的厨娘出人意外地跑进我的书房，脸色苍白，神情激动，报告我说隔壁那幢小房子的房东，米留契哈老太婆，在她厨房里坐着。

“老爷，她请您到她房子里去一趟……”厨娘气喘吁吁地说，“她的房客出事了。……他开枪自杀了，要不然就是上吊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说，“让她去找大夫或者警察吧。……”

“她哪能去找大夫！她上气不接下气，吓得躲到大灶底下去了。……您就去一趟吧，老爷！”

我穿上外衣，往米留契哈的房子走去。我走到房子的旁门跟前，看见旁门开着。我在那儿迟疑不决地站了一会儿，没有摸到扫院人的门铃，索性走进了院子。那里的台阶乌黑，歪歪斜斜，门也没拴上。我推开门，走进穿堂。那儿伸手不见五指，一团漆黑，另外还有扑鼻而来的神香气味。我摸索穿堂的出口，胳膊肘碰到一个铁器，在黑地里撞着一块木板，几乎把它撞倒在地。最后我总算找到一扇门，上面蒙着破烂的毡子，于是我走进一个小小的门厅。

此刻我写的不是一篇圣诞节故事，我也完全无意于吓唬读者，然而我在穿堂里看见的那幅画面却是离奇的，只有死神才画得出来。我面前是一道门，门里边是一个小小的客厅。那儿墙上糊着黑的壁纸，已经褪了色，有三支廉价的蜡烛并排立在那里，微弱的光照着四壁。客厅中央的两张桌子上，放着一口棺材。这三支蜡烛，刚能照亮一张黄中发黑的脸、一张半开半闭的嘴、一个尖鼻子。从那张脸到两只皮鞋的鞋尖上，乱七八糟地盖着一些纱布和薄纱，像是起伏不定的波浪。波浪里露出两只苍白不动的手，手里握着蜡制的小十字架。客厅的幽暗阴森的墙角、棺材外边的圣像、棺材本身，总之，除了微微闪烁的烛火以外，一切都纹丝不动，死气沉沉，就跟在坟墓里一样。

“这岂不是奇迹？”我看见这种出人意外的死亡图景，不由得呆住，暗自想道，“哪能这样快呢？房客刚刚上吊或者开枪自杀，就已经装在棺材里了！”

我往四下里看。左边有一道门，上半部镶着玻璃。右边有一个瘸腿的衣帽架，上面挂着一件旧皮大衣。……

“给我水……”我听见哀叫声。

哀叫声是从那扇上半部镶着玻璃的房门里传出来的。我推开房门，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那儿一片漆黑，只有一个窗子，窗上胆怯地滑过街灯的微弱亮光。

“这儿有人吗？”我问。

我没等回答，就划火柴。火柴一亮，我看见了如下一幅画面：我的脚旁，在血污的地板上，坐着一个人。刚才要是我把步子迈大点，我就会踩在这个人身上了。他把两条腿向前平伸出去，两只手按着地板，使劲扬起他那英俊而死白的脸，脸上长着像墨汁那么黑的胡子。他抬起一对大眼睛瞧着我，我在那对眼睛里看到了无法形容的恐怖、痛苦、祈求。冷汗大颗大颗地顺着他的脸淌下来。他的汗，他脸上的表情，他那硬撑着的胳膊的颤抖，他那气喘吁吁的呼吸，他咬紧的牙关，都说明他痛苦得难忍难熬。他右手旁边一摊血里丢着一支手枪。

“您别走……”等到火柴熄灭，我就听见一个衰弱的声音说，“桌上有蜡烛。”

我点上蜡烛，在房中央站住，不知道该干什么好。我站在那儿，瞧着坐在地板上的人，觉得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似的。

“我痛得受不住，”他小声说，“我没有力量再对我自己开枪了。不可理解的优柔寡断啊！”

我脱掉身上的大衣，动手照料病人。我把他像小孩似的从地板上抱起来，放在蒙着漆布的长沙发上，小心地解开他的衣服。等到我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他就发抖，觉得冷。不过我看见的伤口，却跟病人的颤抖和脸上的表情不相称。伤势很轻。一颗子弹在他左胸第五条肋骨和第六条肋骨之间擦过，只擦破皮和细胞组织，如此而已。我在他上衣的里边口袋附近，在衬里的夹层中找到了那颗子弹。我尽力止住血，拿一个枕头套、一条毛巾和两块手绢做成临时绷带，然后给病人喝水，把门厅里挂着的旧皮大衣拿来盖在他身上。扎绷带的时候我们始终没说一句话。我工作，他躺在那儿不动，眯细眼睛瞧着我，仿佛为他不顺利的自杀和他给我招来的麻烦害臊似的。

“现在请您务必安静地躺着，”我扎完绷带后说，“我到药房去一趟，买点药来。”

“不用！”他喃喃地说，抓住我的衣袖，把眼睛睁得老大。

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出了惊恐。他生怕我走掉。

“不用！请您再待五分钟……十分钟。要是您不嫌弃，就请您坐下别走，我求求您。”

他一面要求，一面发抖，牙齿打战。我听从他的话，在长沙发边上坐下。我们在沉默中过了十分钟。我没开口，光是观看命运出人意外地把我打发来的这个房间。好穷啊！这个人生着英俊秀气的脸，留着修剪整齐的大胡子，可是他的环境连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会羡慕。蒙着长沙发的漆布已经斑驳，上面有许多破洞，一把普通的椅子肮里肮脏，一张桌子上放着些废纸，墙上挂着的石印画难看极了，而这就是我看见的一切。潮湿，阴暗，灰色。

“好大的风！”病人说，没有睁开眼睛，“刮得好响！”

“是的……”我说，“您听着，我觉得我似乎认得您。您去年在鲁哈切夫将军的别墅里参加过业余演出吧？”

“那又怎么样？”他很快地睁开眼睛问。

他脸上掠过了乌云。

“似乎我在那儿见到过您。您是姓瓦西里耶夫吧？”

“就算是这样，那又怎么样？就算您认识我，我也不会因此轻松点。”

“当然不会轻松点，不过我也只是顺便问一句……随口问问罢了。”

瓦西里耶夫闭上眼睛，仿佛怄气似的，扭过脸去对着长沙发的靠背。

“我不理解这种好奇心！”他嘟哝说，“您只差没开口问我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自杀了！”

一分钟还没过去，他就又扭过脸来对着我，睁开眼睛，用要哭的声调对我说：

“请您原谅我用这种口气说话，不过您会同意，我是对的！问一个囚犯为什么关在监牢里，问一个自杀者为什么向自己开枪，那未免不厚道，而且……不礼貌。这是利用别人的烦恼满足自己无聊的好奇心！”

“您不该激动。……我根本不想问您自杀的原因。”

“您本来会这么问的。……这已经成了人们的习惯。其实何必问呢？就是我对您说了，您也会要么不理解，要么不相信。……老实说，我自己也不理解。……警察局的公文和报纸上常有这样的用语，例如‘绝望的爱情’和‘毫无出路的贫穷’，可是原因是什么，还是不明白。……不论是我，还是您，或是你们那些敢于写《自杀者日记摘录》的编辑部人员，一概不明白原因何在。一个人夺去自己的生命，他的心理状态只有上帝才理解，普通人是不会懂的。”

“这些话讲得很动听，”我说，“不过您不应该多讲话。……”

然而那位自杀者却讲得兴致勃勃。他伸出拳头支着脑袋，继续用害病的哲学家的口吻说：

“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自杀心理的奥秘！自杀的原因在哪儿？今天这个原因使人拿起手枪来，明天同一个原因却似乎一文不值了。……这大概要看一个人在特定时间的特定情况。……比方拿我来说。半个钟头以前我热切地巴望死，可是现在，蜡烛点起来，又有您坐在我身旁，我就把死丢在脑后了。请您把这种转变解释一下吧！是我变得有钱了呢，还是我妻子复活了？莫非这种亮光，或者有外人在场，就对我发生了影响？”

“亮光确实会影响人……”我不得不说话，就敷衍道，“亮光对人的肌体的影响……”

“亮光的影响。……我们姑且承认这一点吧！不过话说回来，也有在烛光下开枪自杀的！至于在您写的小说里，如果像蜡烛之类的小东西竟然一下子改变了整个戏剧进程，那对您的主人公来说却不大光彩！这些荒唐事也许自有解释，然而我们解释不了。凡是我们不理解的事，那就无须多问，也无须解释。……”

“对不起……”我说，“不过……从您脸上的神情来判断，我觉得目前您似乎在……装腔作势。”

“是吗？”瓦西里耶夫醒悟过来说，“很可能！我天生虚荣心重，又爱面子。好，要是您相信您的察言观色的本领的话，那您就来解释一下！半个钟头以前我开枪自杀，如今却又在装腔作势。……您来解释吧！”

瓦西里耶夫最后那几句话是用衰弱无力的声调说的。他累了，不再说话。随后是沉寂。我开始观察他的脸。他面色苍白，像是死人。他的生机似乎在熄灭，只有这个“虚荣心重又爱面子”的人所受的痛苦的征象才说明他还活着。看着那张脸，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瓦西里耶夫却还有力量大谈哲理，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还有力量装腔作势，那么，要是他自己看见这张脸，真不知会怎样！

“您在这儿没走吧？”他忽然用胳膊肘撑起身子，问道，“我的上帝啊！您听听那声音吧！”

我开始听。乌黑的窗外，雨点愤怒地抽打着，一刻也不停。风在凄厉愁惨地呼号。

“‘我就要变得比雪更白，我的耳朵就要听见快乐和欢欣。’”米留契哈已经回来，正在客厅里用懒散、疲倦的声音念着，她那单调乏味的声音既不提高，也不放低。

“那倒真是快乐的，不是吗？”瓦西里耶夫把惊恐的脸转过来对着我，小声说，“我的上帝啊，人是什么事都会看见，什么话都会听见的！应该把这种混乱谱成乐曲才对！按哈姆雷特的说法，‘它就会把无知的人弄得张皇失措，使得耳朵和眼睛丧失功能。’到那时候我会多么了解那种音乐！我的体会会多么深！……现在几点钟了？”

“两点五十五分。”

“离天亮还远得很呢。明天早晨就要出殡。那情景会多么美妙！冒着大雨，踏着泥地，跟在棺材后面一步步地走着。走啊走的，除了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满目凄凉的风景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无非是些满身沾满污泥的送丧人、小酒馆、木柴场。……裤子湿到膝部。街道长得没有尽头，时间拖拖拉拉，好比过了一万年，人们态度粗鲁。……心上呢，压着石头，石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

“您很久没见鲁哈切夫将军了吧？”

“从去年夏天以后就没见过他。”

“他喜欢发脾气，不过他是个可爱的小老头。那么您还在写东西吗？”

“是的，写一点。”

“哦。……您可记得当初我追求齐娜的时候，我怎样跟傻瓜一样，就像一头兴奋的小牛似的在业余演出当中蹦蹦跳跳？那是愚蠢的，不过真好，很快活。……甚至回想起来都能感到一种春天的气息呢。……可是现在！舞台的布景发生了多么急剧的变化！这倒成了您写作的题材！只是您不要异想天开，写什么《自杀者日记》。那已经庸俗，成了陈词滥调。您写一篇幽默的东西吧。”

“您又……装腔作势了，”我说，“您这种处境可没有一点幽默的地方。”

“一点可笑的地方也没有？您是说一点可笑的地方也没有？”

瓦西里耶夫坐起来，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他那苍白的脸上洋溢着沉痛的委屈神情，下巴开始发抖。

“您嘲笑银行出纳员和负心的妻子怎样骗人，”他说，“可是讲到欺骗，那么，不论哪个银行出纳员，哪个负心的妻子，也及不上我的命运那么厉害地欺骗我！我受到的那种欺骗还没有一个银行存款人受到过，也没有一个戴绿头巾的丈夫受到过！别的都不说，您只体会一下我现在成了多么可笑的傻瓜！去年您亲眼看见，我幸福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您却亲眼看到……”

瓦西里耶夫的头倒在枕头上，他笑了。

“比这再荒唐可笑的转折，想都没法想了。头一章：春天，爱情，蜜月……一句话，完全是蜜。第二章：谋差事，进当铺，受穷，跑药房，而且……明天要踩着烂泥走到墓园去。”

他又笑起来。我感到毛骨悚然，就决定走了。

“您听着，”我说，“您在这儿躺着，我到药房去一趟。”

他没回答。我穿上大衣，从他的房间里走出去。我走过穿堂，看一眼棺材和正在念经的米留契哈。不管我怎样注意地看，我也认不出那张黄中带黑的脸就是齐娜，就是鲁哈切夫剧团里活泼而俊俏的少女角色。

“就这样过去了”[1]，我想。

我走出去，没有忘记随身带走那支手枪，然后我上药房去了。可是我不应该走掉。等到我从药房回来，瓦西里耶夫躺在沙发上已经昏厥过去。绷带给粗鲁地扯掉了，伤口受到触动，淌出了血。我一直忙到天明才使他清醒过来。他发着高烧，说胡话，浑身发抖，转动着什么也没看见的眼睛望着房间各处，直到清晨来临，教士开始做安灵祭，响起诵读经文的声音，他才清醒过来。

等到瓦西里耶夫的住宅里挤满老太婆和送丧人，棺材抬走，从院子里运出去，我就劝瓦西里耶夫留在家里。可是尽管他伤口疼痛，早晨又阴雨连绵，他却不肯听我的话。他没戴帽子，跟在棺材后面走到墓园去。他一言不发，两条腿勉强迈动，偶尔猛一下抓住他受伤的胸部。他脸上现出极度的冷漠。只有一次，我问他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才使他从麻木的状态中醒过来，他转动眼睛看着马路和灰色的围墙，一刹那间他的眼睛里闪出阴沉的愤恨光芒。

“‘车论作坊’，”他念着一块招牌上的字说，“文墨不通的大老粗，见他的鬼！”

从墓园里出来，我把他送回家去了。

从那天晚上起到现在才过了一年，瓦西里耶夫穿在脚上、踩着烂泥送他妻子去下葬的皮靴还没完全穿坏。

目前我要结束这个短篇小说了，他呢，正在我家客厅里坐着弹钢琴，给女客人表演内地小姐们怎样唱哀感缠绵的抒情歌曲。女客人们哈哈大笑，他自己也哈哈大笑。他正兴高采烈哩。

我把他叫到我的书房里来。他显然不满意，因为我害得他离开了愉快的女伴们。他走进我的房间，在我面前站住，摆出没有工夫的姿态。我把这篇小说递给他，要求他读一遍。他因为我是作家，素来抱着迁就的态度，这时候就压下一声叹息，那是懒惰的读者的叹息。然后他在圈椅上坐下，开始阅读。

“见鬼，多么吓人啊。”他微笑着，嘟哝说。

然而他越往下读，脸色也就变得越严肃。最后，在沉重的回忆的压力下，他脸色煞白，站起来，就这么站着继续读下去。他读完，就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这篇小说该怎样结束呢？”我问他说。

“怎样结束？嗯。……”

他打量一下房间，打量一下我，打量一下自己。……他看到自己身上时髦的新衣服，听见女人的笑声，就……往圈椅上一坐，笑起来，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是啊，当初我对你说这件事可笑，岂不是说对了？我的上帝啊！那时候我的两肩负着那样的重担，就连象的背也承受不住，我的痛苦鬼才知道有多么深，似乎天下再也没有更深的痛苦了，可是现在痛苦的影踪都到哪儿去了？怪事！看上去，苦难给人留下的烙印似乎一定会永世长存，不可磨灭，无法更改。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那种烙印如同便宜的鞋掌一样，很容易就磨损了！它一点也没留下来，一丝一毫也没留下来！仿佛那时候我不是受苦，而是在跳玛祖卡舞。人间万物变化无常啊，而这种变化无常真可笑！这倒为幽默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呢！……那你，老兄，就给他安上一个幽默的结局吧！”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您很快就来吗？”那些着急的女人招呼我的男主人公说。

“马上就来！”这个“虚荣心重又爱面子”的人说，理着他的领结，“这种事，老兄，可笑而又可怜，可怜而又可笑，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是人[2]。……不过我仍然要称赞大自然的这种新陈代谢作用。如果我们的牙痛，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到的种种惨事，总之各种痛苦的回忆，都在我们心中保留下来，如果所有这些回忆都永世长存，那我们这班俗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我瞧着他笑吟吟的脸，不由得想起一年前他瞧着乌黑的窗子的时候，他眼睛里充满那样的绝望和恐怖。我看出他在扮演他平素那种学识渊博的空谈家的角色，打算在我面前卖弄他那些新陈代谢之类的空洞理论，同时我又不由得想起他当初坐在地板上那一摊血里，睁着他那对病态和祈求的眼睛的模样。

“这篇小说该怎样结束呢？”我大声问我自己说。

瓦西里耶夫嘴里吹着口哨，整理着他的领结，往客厅走去。我瞧着他的背影，心里感到懊恼。不知什么缘故我为他过去的痛苦难过，我想起在那个不祥之夜我自己曾经为这个人百感交集，也感到难过。仿佛我失去了什么似的。……

[1] 原文为拉丁语，全句是“俗世的荣华就这样过去了”。

[2] 原文为拉丁语，全句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习性我都有”。

捉弄

冬天一个晴朗的中午。……天气严寒，树木冻得噼啪地响。娜坚卡[1]挽住我的胳膊。她两鬓的鬈发上，上嘴唇的茸毛上，都覆盖着一层银白的霜。我们站在一座高山上。从我们站的地方到下边平地中间，伸展着一道平滑的斜坡，太阳照着它就跟照着镜子似的。我们旁边有一辆小小的雪橇，上面蒙着猩红色的呢子套。

“我们一块儿坐着雪橇滑下去吧，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我央求说，“就滑这一次！我向您担保，我们会平平安安，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可是娜坚卡害怕。在她心目中，从她那双小小的套靴站着的地方到这座冰山脚下，无异于可怕的无底深渊。我只是约她坐上小雪橇滑下去罢了，可她往下一看，却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仿佛停住了呼吸。要是她真冒险飞到那个深渊里去，那不知会怎样呢！说不定她就会活活吓死，就会发疯。

“我求求您！”我说，“不用怕！您要明白，这是胆小，懦弱！”

娜坚卡终于让步了，不过我从她的脸色看出来，她是冒着生命危险让步的。我把她，这个面色苍白和浑身发抖的姑娘，扶上小雪橇，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随后就跟她一块儿冲到那个无底洞里去。

小雪橇像子弹那样飞出去。空气被我们冲破，迎面扑来，咆哮着，在我们耳朵里尖叫，撕扯我们，愤愤地用力拧我们，打算把我们的脑袋从肩膀上揪下来。在风的压力下，我们几乎没法呼吸。仿佛有个魔鬼伸出爪子抓紧我们，咆哮着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四周的东西合成一条不住飞奔的长带子。……似乎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粉身碎骨了！

“我爱您，娜坚卡！”我小声说。

小雪橇开始越跑越慢，风的咆哮声和雪橇的滑木的沙沙声不再那么可怕，我们的呼吸也比较容易，我们终于滑到底下了。娜坚卡已经半死不活。她脸色苍白，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扶着她从雪橇上下来。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坐雪橇了，”她说，睁大了充满恐怖的眼睛瞧着我，“我说什么也不干了！我差点死掉！”

过了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带着疑问的神情瞅着我的眼睛：那句话究竟是我说的呢，还是在急骤的风声中她一时听错了？我呢，站在她身旁，吸着纸烟，专心致志地瞧着我的手套。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在山坡旁边散步很久。看来，这个谜搅得她心神不定。那句话是不是我说的？说了还是没说？到底说了没有？这是有关她的自尊心、荣誉、生活、幸福的问题，要算是世界上很重大的、甚至最重大的问题了。娜坚卡用尖利的目光焦急而忧郁地瞧着我的脸，胡乱地回答我的话，等着看我会不会再说那句话。啊，在那张可爱的脸上，表情千变万化，千变万化呀！我看出她举棋不定，一心要说句什么话，提个什么问题，可是找不出适当的字眼，觉得不便说出口。她害怕，再者她心里高兴，反而妨碍她开口说话了。……

“您猜怎么着？”她说，眼睛没有看着我。

“什么？”我问。

“我们再……滑一次雪橇吧。”

我们顺着一道阶梯爬到山上。我又扶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娜坚卡坐上小雪橇，我们又朝着可怕的深渊飞下去，风又咆哮，滑木又沙沙地响。正在小雪橇飞得最快、声音最响的时候，我又低声说：

“我爱您，娜坚卡！”

等到小雪橇停住，娜坚卡就打量一下我们刚刚滑下来的山坡，然后久久地打量我的脸，留心听我冷静淡漠的声音，于是她的全身，上上下下，甚至包括她的皮手笼和风帽在内，都现出极度的困惑。她脸上流露出这样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对我说了那句话？是他呢，还是我听错了？”

这个疑团闹得她六神不安，失去了耐性。这个可怜的姑娘不回答我问的话，皱起眉头，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回家去？”我问。

“可是我……我喜欢滑雪橇，”她说，脸红了，“我们要不要再滑一次？”

她“喜欢”这种游戏，可是话虽如此，她一坐上小雪橇，又跟上两次一样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吓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第三次滑下坡去。我看见她瞧着我的脸，盯住我的嘴唇。可是我拿出手绢来捂住我的嘴，咳嗽，等小雪橇滑到半山腰，我仍然说了一句：

“我爱您，娜坚卡！”

于是这个谜仍然是个谜！娜坚卡默默不语，心事重重。……滑完雪橇，我把她送回家去，她缓缓地走着，极力放慢脚步，一直等着，看我会不会对她说那句话。我看出她的内心很痛苦，她尽力克制自己，免得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不可能是风说的！我也不希望是风说的！”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封短信：“如果您今天去滑冰，就请您来一趟，带我一块儿去。娜。”从这天起我天天跟娜坚卡一块儿去滑冰，坐着小雪橇滑下坡，我每次都低声说着那句话：

“我爱您，娜坚卡！”

不久娜坚卡就对这句话听上了瘾，如同喝酒或者服吗啡上了瘾一样。缺了那句话，她就活不下去。固然，从山顶上飞驰而下，仍然可怕，可是现在恐怖和危险却给那句诉说爱情的话增添了特殊的魅力，那句话却照旧是个谜，搅和着她的心。她仍然怀疑这两者：我和风。……这两者究竟是谁在同她谈情说爱，她不知道，不过到后来她好像也不在乎了：不管用哪一个杯子喝酒反正都没关系，只要能喝醉就成。

一天中午，我独自一个人动身去滑冰。我混在人群当中，看见娜坚卡往山上走去，眼睛往四处张望，她在找我。……后来她胆怯地顺着台阶往上走。……一个人坐雪橇是可怕的，啊，多么可怕！她脸色白得像雪一样，浑身发抖。她走啊走的，仿佛上法场似的，可是她仍然往上走，头也不回，态度坚决。她分明下了决心，试一试我不在的时候，她能不能听见那句惊人而又甜蜜的话。我看见她脸色发白，害怕得张开了嘴，在小雪橇上坐下，闭上眼睛，向人世告别，滑下去。……“沙沙沙”……滑木响着。那句话娜坚卡听见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看见她从雪橇上下来的时候，周身软绵绵的，有气无力。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来，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听见什么话没有。她滑下坡的时候，恐惧已经夺去她听话、辨别声音、理解事物的能力了。……

可是后来，春天的三月来了。……太阳变得比较和煦亲切。我们那座冰山颜色发黑，失去原有的光泽，终于融化。我们不再去滑冰了。可怜的娜坚卡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去听那句话，况且也没有人来说那句话了，因为这时候已经听不见刮大风的声音，而我也准备到彼得堡去，要去很久，多半从此不回来了。

有一回，大约是我动身的前两天，在苍茫的暮色里，我在小花园里坐着，这个小花园同娜坚卡居住的院子是用一道钉着钉子的高板墙隔开的。……天气还相当冷，粪堆边上还有雪，树木死气沉沉，不过空中已经有春天的气息，白嘴鸦在聒噪，准备安顿下来过夜了。我走到板墙跟前，从板缝里望过去，看了很久。我瞧见娜坚卡从房里走出来，站在门廊上，举起悲哀忧伤的目光眺望天空。……春风吹到她那苍白愁闷的脸上。……这使她想起当初在山坡上她听见那句话的时候向我们咆哮的大风，她的面容就变得越来越幽忧，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来。……可怜的姑娘伸出双手，仿佛要求风再一次给她送来那句话似的。我就等着一阵风刮过去的时候，低声说：

“我爱您，娜坚卡！”

我的上帝啊，娜坚卡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呀！她叫起来，满脸微笑，迎着风伸出两只手，又高兴又幸福，显得那么美丽。

我走开，收拾行李去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如今娜坚卡已经结婚了。究竟她是由父母定的亲，还是自己做主出嫁的，这都没有关系，总之她嫁给贵族监护会的秘书，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至于我们以前一块儿滑过冰，风把“我爱您，娜坚卡”这句话送到她的耳朵里，这些她都没有忘记，如今这成了她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动人、最美好的回忆了。……

我呢，如今年纪大了，我已经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说那句话，为什么要捉弄她了。……

[1] 即下文娜杰日达的爱称。

阿加菲娅

我住在某县的时候，常有机会到杜博沃村的菜园，在守园人那儿做客，他名叫萨瓦·斯图卡奇，或者简单点，叫萨夫卡。那些菜园是我在所谓“专诚”钓鱼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每逢那种时候，我一走出家门就不知道何日何时才会回来，总是把各种钓鱼工具统统带在身边，一样也不少，还随身准备下干粮。认真说来，使我发生兴趣的与其说是钓鱼，还不如说是那种逍遥自在的游逛、不定时的进餐、同萨夫卡的闲谈、在宁静的夏夜里的久坐。萨夫卡是个小伙子，年纪二十五岁上下，身材魁梧，相貌漂亮，结实得像是打火石。大家都称道他是个通情达理、头脑清醒的人，他能读会写，很少喝酒，然而讲到做一个工人，这个年轻强壮的人却连一个铜钱也不值。在他那粗绳般结实的筋肉里，有一种沉重而无法克制的怠惰跟他强大的体力同时并存。他在村子里住着，像大家一样有自己的小木房，分到一块份地，可是他不耕田，不播种，任什么手艺也不学。他的老母亲沿街乞讨，他自己却像天上的鸟那样生活：早晨还不知道中午吃什么。这倒不是说他缺乏意志、精力或者对他母亲的怜悯，而不过是他没有劳动的兴致，也感觉不到劳动的益处罢了……他周身散发出逍遥自在的气息，从来不卷起袖子干活，对闲散的生活抱着一种先天的、几乎是艺术家的爱好。每逢萨夫卡年轻健康的身体在生理上渴望活动一下筋肉，这个小伙子就暂时专心干一件随意做做而又毫无意义的事情，例如把一根没有丝毫用处的木橛子削一削尖，或者同村妇们互相追逐。他最喜爱的姿态就是呆然不动。他能够一连几个小时站在一个地方纹丝不动，眼睛看着一个东西出神。他一时心血来潮，也会活动一下，然而那也只是在需要他做出急骤而突兀的动作的时候，例如揪住一只正在奔跑的狗的尾巴，扯下一个村妇的头巾，跳过一个宽阔的深坑。不消说，由于这样不爱活动，萨夫卡就一贫如洗，生活比任何一个孤苦赤贫的农民都不如。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欠交的税款势必愈积愈多，于是他，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由村社派去干老年人的活儿，做村社菜园的看守人和茅草人了[1]。尽管别人嘲笑他过早地成了老年人，他却毫不在乎。这个差使清静，适合于沉思默想，倒恰好投合他的脾胃。

有一次，那是五月间一个天气晴和的傍晚，我正巧在萨夫卡的菜园里做客。我记得，我在破旧的车毯上躺着，那是在一个窝棚旁边，窝棚里冒出浓重的干草气味，使得人透不出气来。我把两只手垫在脑袋底下，眼睛望着前方。我的脚旁放着一把木制的干草叉。干草叉的那一边站着萨夫卡的小狗库特卡，像一块黑斑似的映入我的眼帘。离库特卡不远，大约两俄丈开外，平地急转直下，成为一条小河的陡岸。我躺在那儿，看不见那条河。我只能看见岸边丛生的柳林的树梢，以及对岸那仿佛经谁啃过而弯弯曲曲的边沿。对岸的远处，在乌黑的山丘上，就是我的萨夫卡居住的村子，村子里那许多小木房像受惊的小山鹑似的彼此挤紧。山丘后边是满天的晚霞，正在渐渐暗下去。目前只剩下一条暗红色的长带了，就连它也开始蒙上薄薄的一层碎云，犹如快要烧完的煤块蒙上一层灰烬似的。

菜园右边是一片小小的赤杨林，颜色发黑，正在低声细语，偶尔刮过去一阵风，它就战栗一阵。左边伸展着一片广漠无垠的田野。那边，在目力不能从黑暗中分清哪是田野和哪是天空的地方，有个灯火在明亮地闪烁。萨夫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像土耳其人似的盘腿坐定，低下头，呆呆地瞧着库特卡。我们的钓钩挂着活饵，早已放进河水，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做，只能静静地养神，从没劳累过、一直在休息的萨夫卡极其喜爱这种养神。晚霞还没完全消退，夏夜却已经带着温存而催人入睡的抚爱拥抱大自然了。

一切东西都静止不动，沉进第一阵酣睡，只有一只我不熟悉的夜鸟在赤杨林里懒洋洋地拖着长音发出抑扬顿挫的长声，像是在问一句话：“你见到尼基达了？”然后又立刻回答自己说：“见到了！见到了！见到了！”

“为什么今天晚上夜莺不歌唱呢？”我问萨夫卡说。

那个人慢腾腾地转过脸来对着我。他脸庞很大，然而脸容开朗，富于表情，神色柔和，就跟女人一样。随后他抬起温和而沉思的眼睛看一下赤杨林，看一下柳丛，慢腾腾地从口袋里取出小笛子，放在嘴上，悠扬地吹出雌夜莺的叫声。立刻，仿佛回答他的悠扬的笛声似的，一只秧鸡在对岸嗞啦嗞啦地叫起来了。

“这也叫夜莺啊……”萨夫卡笑着说，“嗞啦！嗞啦！倒好像它在拉钓钩似的。不过话说回来，它大概也认为它是在唱歌呢。”

“我倒喜欢这种鸟……”我说，“你知道吗？候鸟南飞的时候，秧鸡不是飞，而是在陆地上跑。只有遇到河和海，它才飞过去，否则就一直在陆地上走。”

“好家伙，跟狗一样……”萨夫卡咕哝了一句，带着敬意向正在叫唤的秧鸡那边望去。

我知道萨夫卡非常喜欢听人讲话，就把我从狩猎书上看到的有关秧鸡的事一五一十讲给他听。我不知不觉从秧鸡讲到候鸟南飞。萨夫卡专心听我讲下去，连眼睛也不一下，自始至终愉快地微笑。

“这种鸟觉得哪儿亲一些呢？”他问，“是我们这边呢，还是那边？”

“当然是我们这边。这种鸟本身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又在这儿孵出小鸟，这儿就是它的故乡嘛。至于它飞到那边去，那也只是为了免得冻死罢了。”

“有意思！”萨夫卡说，伸个懒腰，“不管讲什么，都满有意思。拿鸟儿来说，或者拿人来说，……再不然，拿这块小石头来说，样样东西都有它的道理！……唉，老爷，要是我早知道您来，我就不会叫那个娘们儿今天到这儿来了……有个娘们儿要求今天晚上到这儿来……”

“哎，你请便，我不会打搅你们！”我说，“我可以到小树林里去躺着……”

“得了吧，这是什么话！她要是明天来，也死不了……如果她能坐在这儿，听人讲话倒也罢了，可她老是要胡说八道。有她在，就不能正正经经地谈话了。”

“你是在等达里娅吧？”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不……今天是另一个女人要来……铁路扳道工的老婆阿加菲娅……”

萨夫卡是用平素那种冷漠的、有点低沉的声调说这些话的，仿佛他讲的是烟草或者麦粥似的，可是我听了却吃一惊，猛然欠起身来。我认得扳道工的妻子阿加菲娅……她是个还十分年轻的少妇，年纪不过十九岁或者二十岁，去年刚刚嫁给铁路的扳道工，一个威武的年轻小伙子。她在村里住着，她的丈夫每天晚上从铁路线回到她那儿去过夜。

“老弟，你跟那些女人来往早晚会惹出祸事来的！”我叹道。

“随她们去吧……”

萨夫卡沉吟了一下又补充说：

“我对那些娘们儿也这么说过，她们就是不听嘛……她们那些傻娘们儿简直满不在乎！”

紧跟着是沉默……这当儿天色越来越黑，样样东西都失去原有的轮廓了。山丘后面的一长条晚霞已经完全消散，天上的繁星变得越来越明亮，越灿烂……草螽忧郁、单调的鸣声，秧鸡的嗞啦嗞啦的啼叫和鹌鹑咕咕的叫声都没有破坏夜晚的寂静，反而给它增添了单调。似乎那些轻柔悦耳的叫声不是来自飞禽，也不是来自昆虫，而是来自天上俯视着我们的繁星……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萨夫卡。他慢腾腾地把眼睛从乌黑的库特卡移到我身上，说：

“我看，老爷，您觉得烦闷了。那就吃晚饭吧。”

他没有等我同意，就肚皮朝下，爬进窝棚，在那儿摸索着，这时候整个窝棚就开始像树叶似的战栗起来，随后他爬回来，把我的白酒放在我面前，另外还放了个土碗。碗里有几个烧硬的鸡蛋、几块荤油黑麦饼和几块黑面包，另外还有点别的东西……我们用一只弯腿的、站不稳的杯子喝酒，然后吃起那些东西来……盐粒很大，而且是灰色的，麦饼油腻而肮脏，鸡蛋老得跟橡胶似的，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吃起来又是多么香！

“你孤苦伶仃，可是你这儿的吃食倒不少呢，”我指着土碗说，“你是从哪儿拿来的？”

“那些娘们儿送来的……”萨夫卡嘟嘟哝哝地说。

“她们为什么给你送这些来呢？”

“不为什么……怜惜我呗……”

不单是萨夫卡的吃食，就连他的衣服也带着女人“怜惜”的痕迹。例如这天傍晚，我发现他腰上系着一条新的绒线带，他肮脏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猩红色丝带，丝带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铜十字架。我知道女性对萨夫卡的钟爱，也知道他不乐意谈女人，所以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况且也没有时间谈话……库特卡本来在我们跟前转来转去，着急地等我们丢给它食物，这时候忽然竖起耳朵，汪汪地叫起来。远处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溅水声。

“有人蹚着水来了……”萨夫卡说。

过了三分钟光景，库特卡又汪汪地叫起来，而且发出一种咳嗽似的声音。

“嘘！”主人吆喝它说。

在黑暗中低沉地响起了胆怯的脚步声，从小树林里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尽管天色很黑，我却认出她来，她就是扳道工的妻子阿加菲娅。她胆怯地走到我们跟前，站住，气喘吁吁。她透不过气来，多半不是由于走累了，而可能是由于她心里害怕，再者，她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大凡夜间蹚着水过河的人都会有那种感觉的。她看见窝棚旁边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就轻微地惊叫一声，倒退一步。

“哦，……是你啊！”萨夫卡说，把一块饼塞进自己嘴里。

“我……是我，”她支吾道，手里拿着的一包东西掉在地下，斜起眼睛来瞟我，“雅科夫问您好，吩咐我交给您……喏，这点东西……”

“算了，你干吗撒谎？什么雅科夫不雅科夫的！”萨夫卡笑着说，“用不着撒谎，老爷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你坐下，做我们的客人吧。”

阿加菲娅斜起眼睛瞟我，犹疑不决地坐下。

“我还当是你今天晚上不来了……”萨夫卡经过长久的沉默后说，“你呆坐着干什么？吃嘛！莫非要我给你点白酒喝？”

“你想到哪儿去了！”阿加菲娅说，“你把我当成酒鬼了……”

“你就喝吧……喝了心里热乎一点……喏！”

萨夫卡把那只弯腿的杯子递给阿加菲娅。她就慢慢地把酒喝下去，却没吃下酒的菜，光是长吁了一口气。

“你带东西来了……”萨夫卡解开那个包袱，带着满不在意、开玩笑的口气接着说，“娘们儿总不能不带点东西。啊，馅饼和土豆……他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呢！”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叹口气说，“全村子只有他们家里才有去年冬天留下的土豆！”

在黑地里我看不清阿加菲娅的脸，不过从她肩膀和头部的动作来看，我觉得她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萨夫卡的脸。我不愿意在这场幽会中做第三者，就决定到别处去溜达一下，于是我站起来。可是这时候，小树林里有一只夜莺突然发出两声女低音般的啼鸣。过了半分钟它又发出一串尖细的颤音，它照这样试了试歌喉后，就开始歌唱。萨夫卡跳起来，听着。

“这就是昨天的那一只！”他说，“你等着！……”

他猛地离开原来的地方，不出声地跑到小树林里去了。

“喂，你去找它干什么？”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算了吧！”

萨夫卡摇一下手，意思是说别嚷嚷，然后就消失在黑暗里了。萨夫卡遇到高兴的时候，无论是打猎还是钓鱼，都很擅长，然而就连在这类事情上，他的才能也像他的力气那样白白糟蹋了。他懒得照规矩办事，却把他对猎捕的全部热情用在无益的花招上。比方说，他捉夜莺一定要空手去捉，他捕梭鱼是用鸟枪打，他往往在河边一连呆站几个钟头，用尽全力拿大鱼钩钓小鱼。

剩下来只有我和阿加菲娅两个人了。她嗽一下喉咙，好几次举起手掌摩挲她的额头……她喝过酒后，已经有点醉意了。

“你生活得怎样，阿加霞[2]？”我问她说。已经沉默了很久，再沉默下去就要觉得别扭了。

“谢天谢地，挺好……您可别对外人说，老爷……”她忽然小声补充了一句。

“好，你别担心，”我安慰她说，“不过你也真大胆，阿加霞……万一雅科夫知道了呢？”

“他不会知道……”

“哼，这可说不定！”

“不……我会比他先到家。眼下他在铁路线上，要把邮务列车送走才会回来。那班列车什么时候走过，这儿听得见……”

阿加菲娅又把手伸到额头上，往萨夫卡走去的方向看了一阵。那只夜莺在歌唱。一只夜鸟低低地挨着地面飞过去，它一发现我们，就吃一惊，把翅膀扇得呼呼的响，往河对岸飞去。

夜莺不久就不出声了，可是萨夫卡没有回来。阿加菲娅站起身子，不安地迈出几步，又坐下。

“他这是在干什么？”她忍不住说，“那班列车又不是明天才来！我一会儿就得走了！”

“萨夫卡！”我叫道，“萨夫卡！”

我的叫声甚至没有引起回声。阿加菲娅不安地扭动身子，又站起来。

“我该走了！”她用激动的声调说，“火车马上就要来！我知道火车什么时候经过！”

可怜的少妇说得不错。还没过一刻钟，就远远地响起了轰隆声。

阿加菲娅久久地凝神望着小树林，着急地活动两只手。

“咦，他到哪儿去了？”她开口说，烦躁地笑着，“魔鬼把他支使到哪儿去了？我要走了！真的，我要走了！”

这时候，轰隆声越来越清楚，已经可以听清车轮的滚转声和火车头沉重的喘息声了。后来汽笛鸣叫，火车轰轰响地经过大桥……再过一分钟，一切又归于沉寂。

“我再等一分钟吧……”阿加菲娅叹道，毅然决然地坐下来，“就这样吧，我等着！”

最后萨夫卡总算在黑暗里出现了。他光着脚，不出声地踩着菜园的松软地面，嘴里轻声哼着曲子。

“真倒运，不知怎么搞的！”他快活地笑着说，“喏，我刚刚走到矮树丛跟前，刚刚对准它伸出手去，它就不唱了！嘿，这条脱了毛的狗！我等啊，等啊，等着它再唱，可是后来只好吐口唾沫，算了……”

萨夫卡在阿加菲娅身旁笨拙地一屁股坐下去，为了稳住身子而伸出两条胳膊去搂住她的腰。

“你干吗愁眉苦脸的，倒好像你是你舅母生的？”他问。

萨夫卡尽管心肠软，又厚道，却看不起女人。他对待她们随随便便，态度傲慢，甚至不顾自己的体面，鄙夷地讪笑她们对他本人的感情。上帝才知道，也许这种随随便便的鄙夷态度正是村子里的杜尔西内娅[3]们心目中认为他有强大而不可抗拒的魔力的一个原因吧。他生得漂亮匀称，他的眼睛即使在看他藐视的女人的时候，也总是闪着平静的爱意，然而单凭外貌还不足以说明他的魔力。除了他那招人喜爱的外貌和独特的待人态度以外，萨夫卡既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失意者，一个不幸从自家的小木房里被放逐到菜园里来的流亡者，那么，必须认为，他扮演的这种动人角色对女人也自有影响。

“那你对老爷讲一讲你是干什么来的！”萨夫卡仍然搂住阿加菲娅的腰，继续说，“喂，快点说呀！你这个有夫之妇！哈哈……那么，我的好妹子阿加霞，咱们再喝点白酒？”

我站起来，往菜畦中间走去，在菜园子里到处转悠。乌黑的菜畦像压扁的大坟堆。那儿散发出掘松的土地的气味，农作物新沾了露水而冒出细腻的潮香……左边那个红色的亮光仍然在闪烁。它亲切地眼，似乎在微笑。

我听见快乐的笑声。那是阿加菲娅在笑。

“可是那班列车呢？”我想起来，“那班列车可是早就来了。”

我等了一阵，又走回窝棚。萨夫卡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不动，嘴里轻轻地哼着一首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歌词却很简短，类似“你滚开，去你的……我和你……”阿加菲娅刚喝过酒，又受到萨夫卡轻蔑的爱抚，再加上夜晚的闷热，已经陶醉了。她在他旁边土地上躺着，把脸紧紧贴着他的膝盖。她完全沉湎在她的感情里，一点也没有留意到我走过去。

“阿加霞，要知道那班列车早就来了！”我说。

“你该走了，该走了，”萨夫卡附和我的想法说，摇头，“你躺在这儿干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

阿加菲娅打了个冷战，把头从他的膝盖那儿移开，看了我一眼，又依偎着他躺下去。

“早就该走了！”我说。

阿加菲娅翻个身，坐起来，屈着一条腿跪在地上……她心里痛苦……我在黑暗中看出她全身有半分钟之久表现出挣扎和动摇。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清醒过来，挺直身子要站起来了，然而这时候却似乎有一种不可战胜和不肯让步的力量在推动她的整个身子，她就又倒下去，依偎着萨夫卡。

“去他的！”她说着，发出一阵来自内心深处的狂笑。在这种笑声里，可以听出不顾一切的果断、软弱、痛苦。

我悄悄往小树林里走去，在那儿走下坡来到河边，我们的钓鱼工具都放在那儿。那条河在安睡。有一朵柔软的双瓣花长在高高的茎上，温柔地摸一下我的脸，就像一个小孩要叫人知道他没睡着似的。我闲着没事做，摸到一根钓丝，把它拉上来。它没有绷紧，松松地垂着，可见什么东西也没有钓到……对岸和村子一概看不见。有所小木房里闪着灯火，可是不久就熄了。我在岸上摸索着走去，找到我白天看好的一块洼地，在那里坐下，就跟坐在安乐椅上似的。我坐了很久……我看见繁星渐渐暗淡，失去原有的光芒，一股凉气像轻微的叹息似的在地面上吹拂过去，抚摸着正在醒来的柳树的叶子……

“阿加菲娅！……”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村里响起来，“阿加菲娅！”

这是那个丈夫，他回到家里，心慌意乱，正在村里找他的妻子。这时候菜园里传来了抑制不住的笑声：他的妻子已经忘掉一切，心醉神迷，极力用几个钟头的幸福来抵补明天等着她的苦难。

我睡着了……

等到我醒过来，萨夫卡正在我身旁坐着，轻轻地摇我的肩膀。那条小河、小树林、绿油油的像冲洗过的两岸、树木、田野，都浸沉在明亮的晨光里。太阳刚刚升起，它的光芒穿过细长的树干，直照着我的背脊。

“您就是这样钓鱼啊？”萨夫卡笑着说，“得了，您起来吧！”

我就站起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我那苏醒过来的胸脯贪婪地吸着润湿清香的空气。

“阿加霞走了？”我问。

“她就在那儿。”萨夫卡对我指一下河边的浅滩，说。

我凝神细看，瞧见了阿加菲娅。她撩起衣裙，正在渡河，头巾已经从她头上滑下来，头发披散着。她的腿几乎没怎么移动……

“这只猫知道它偷吃了谁的肉！”萨夫卡嘟哝说，眯细眼睛看着她，“她夹着尾巴走路了……这些娘们儿淘气得像猫，胆怯得像兔子……这个傻娘们儿，昨天晚上叫她走，她却不走！现在她可要倒霉了，连带着我也会给拉到乡公所去……又要为这些娘们儿挨一顿打了……”

阿加菲娅已经走到对岸，穿过旷野往村子走去。起初她相当大胆地走着，然而不久，着急和恐惧就占了上风：她战战兢兢地回转身来看一下，站住，歇一歇气。

“这不，她害怕了！”萨夫卡苦笑一下说，瞧着阿加菲娅在带着露水的草地上走过去后留下的碧绿的小径，“她还不想去呢！她的丈夫已经在那儿站了整整一个钟头，等着她……您看见他了吗？”

萨夫卡是笑吟吟地说出最后那句话的，然而我的心口却发凉。雅科夫正在村子尽头一所小木房附近的大道上站着，定睛瞧着他那归来的妻子。他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立在那儿，像是一根柱子。他眼睛瞧着她，心里在怎样想呢？他会说些什么话来迎接她呢？阿加菲娅站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看一眼，仿佛期望我们帮忙似的，然后又往前走去。像她那样的步伐，我不论是在醉汉身上还是在清醒的人身上都从来也没见到过。丈夫的眼光似乎弄得阿加菲娅周身不自在。她时而歪歪斜斜地走去，时而在原地踏步，两个膝盖软得往下弯，两只手摊开，时而又往后倒退。她再走一百步光景，又回过头来看一眼，索性坐下了。

“你至少也该躲在灌木丛后面呀……”我对萨夫卡说，“千万不要让她的丈夫看见你才好……”

“他就是没看见我，也还是知道阿加霞从谁那儿回去的……娘们家不会三更半夜到菜园里来摘白菜，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

我看一眼萨夫卡的脸。他脸色苍白，露出又厌恶又怜悯的神情，就跟人们看见受折磨的动物一样。

“猫的笑声就是老鼠的眼泪啊……”他叹道。

阿加菲娅忽然跳起来，摇一下头，迈开大胆的步子往她丈夫那边走去。显然，她鼓足力量，下定决心了。

[1] 指放在菜园中用以惊吓鸟雀的草人。

[2] 阿加菲娅的爱称。

[3]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男主人公的理想的情人。在此借喻“情人”。

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您说说看，劳驾，谢敏·阿历克塞伊奇，”我在邮政局长那儿领到装着一卢布的汇款邮件后，对他说，“为什么汇款邮件上要打五个火漆印？”

“不这样不行……”谢敏·阿历克塞伊奇回答说，含有深意地扬起眉毛。

“那是为什么？”

“因为……不这样不行啊！”

“您知道，按我的理解，这些火漆印弄得市民也罢，政府也罢，都得受到损失。它们给汇款信增加重量，为此要叫市民们多破费钱。它们又害得官员们为打火漆印多耗费时间，因而给国库带来损失。如果它们给什么人带来明显的好处的话，那也许只有火漆制造商了。……”

“火漆制造商也总得想法活下去嘛……”谢敏·阿历克塞伊奇用意深刻地说。

“话是不错的，不过要知道，火漆制造商尽可以在别的方面为祖国带来益处。……不，说真的，谢敏·阿历克塞伊奇，这五个火漆印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总不能认为这些火漆印是白打的吧！它们有什么象征的意义，暗藏着什么神机妙算，或者含有别的什么意义？如果这不是国家机密的话，那就请您解释一下，好朋友！”

谢敏·阿历克塞伊奇想一想，叹了口气，说：

“嗯，是啊。……既然打了火漆印，那就可见不打是不行的！”

“究竟为什么呢？从前封套是没法粘起来的，那么火漆印也许有点意义，算是一种安全措施，防备别人侵占，可是现在……”

“这您就明白了！”邮政局长高兴地说，“莫非现在就没有侵占的人了？”

“不过现在，”我继续说，“封套可以用树胶做成的胶水粘起来，那比任什么火漆印都要牢固。再者你们又用那么好的纸张和包皮来装汇款，慢说是贼，就连小小的纤毛虫也很难钻进去。打火漆印究竟是为了防什么人，我就不懂了！外人是偷不到你们邮件的，如果你们的低级官员有谁起意侵占，他才不来管什么火漆印呢。您自己也知道，揭掉火漆印，然后再把它贴上去，不费吹灰之力！”

“这倒是实话……”谢敏·阿历克塞伊奇说，叹口气，“家贼难防啊。……”

“喏，这您就明白了！那么火漆印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对样样事情都追根究底……”邮政局长拖着长音说，“对样样事情都考虑一个怎么样，为什么，目的何在，那太费脑筋了。最好还是按规定办事。……真的！”

“这话不错……”我同意道，“不过请容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您是邮政专家，因此劳驾，请您说一下，为什么一个人诞生或者结婚，反倒没有汇出款项或者领取汇款的那一大套手续？就拿我妈妈来说，这一个卢布就是她寄给我的。您以为她办这件事轻而易举吗？不对，先生，要叫她再生五个孩子也比要她寄出一个卢布容易得多呢。……您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吧。……首先她得走三俄里远的路到邮局去。到了邮局，她得站很久，才能轮到她。要知道，我们的文明还没发展到在邮局里设置椅子和凳子！老太婆就呆站着，而且少不了挨骂：‘等着！不要挤！请你别把胳膊肘支在柜台上！’”

“不这样不行啊。……”

“哦，不这样不行，可是请您容许我说下去。……最后轮到她了。收信员立刻把她的汇款邮件接过去，皱起眉头，又丢给她，说：‘您忘了写上“汇款”两个字。’……我那老母亲就走出邮局，来到一家小铺，好找人写上‘汇款’两字。然后她走出小铺，再回到邮局去排队。好，收信员又接过那个邮件，数一数钱，说：‘您的火漆呢？’可是我妈妈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什么火漆。她家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如果到小铺里去买，那么您知道，一根火漆要花十戈比。当然，收信员不高兴了，然后就用公家的火漆给那个邮件打上印。火漆印大极了，不能按洛特[1]算，而要按贝尔科维次[2]算才行。他又说了：‘您的图章呢？’可是我的妈妈除了顶针和钢边眼镜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没有图章也可以将就。……”

“可是请您容许我说下去。……随后她就交重量费，交保险费，交火漆费，交回条费……弄得人头昏脑涨！为了寄出一个卢布，身边务必要带两个卢布，以防万一。……好，这个卢布就登记在二十个本子上，终于寄出去了。……现在，你们在这儿，在你们的邮局里收到了这笔钱。你们头一件事就是把它登记在二十个本子上，把它编成五种号码，然后把它藏起来，加上十把锁，倒好像它是个强盗或者专偷教堂圣物的贼似的。这以后邮差把你们的通知单送到我这儿来，我就签字，写上某月某日收到通知单。邮差走了，我就开始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嘴里抱怨说：‘哎呀，妈妈，妈妈！您为什么对我生这么大的气？我究竟犯了什么过错，才弄得您寄给我这一个卢布？要知道，这一下子我可就要活活忙死了！’”

“抱怨父母是有罪的！”谢敏·阿历克塞伊奇叹口气，说。

“说得对！这是有罪的，可是怎么能不抱怨呢？本来工作就忙得不得了，如今又要到警察局去，要求发给证件，证明我的身份和签字。……幸好只要花十个到十五个戈比就能取得证件，可万一要花五个卢布，那可怎么办？再者，请问，何必去弄证件呢？您，谢敏·阿历克塞伊奇，本来就跟我很熟。……我常跟您一块儿到澡堂去洗澡，又常跟您一块儿喝茶，还常跟您一块儿文雅地谈话。……那么我的身份证件于您有什么用呢？”

“不行啊，这是手续！……手续，先生，是这么一种东西……最好您别跟它沾上边……一句话，公事公办！”

“可是您本来就认得我嘛！”

“那怎么成！我知道是您，嗯……可万一不是您呢？谁知道您是谁！也许，您是个化了名的人！”

“那您该考虑一下：如果我伪造别人的签字来盗取钱财，于我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这是犯了伪造罪，先生！……要是我干脆跑到你们这儿来，把箱子里的所有汇款邮件统统拿走，我受的惩罚反而轻得多。……不，谢敏·阿历克塞伊奇，在国外办这种事简单得多。在那边，邮差走到您家里来，说：‘您是某某人吗？您把钱收下吧！’”

“这不可能……”邮政局长摇着头说。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在那边，一切都建立在相互信任上。我相信您，您相信我。……前几天警察分局一个警官到我家里来收诉讼费。……要知道，我并没要求他拿出表明身份的证件来，就把钱爽快地交给他了！我们这些市民没有要求你们证明你们的身份，可是你们……”

“要是对样样事情都追根究底，”谢敏·阿历克塞伊奇打断我的话，苦笑着说，“要是对样样事情都要断定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目的何在，那么依我看来，最好是……”

邮政局长没把话说完，摇一下手，然后沉吟一下，说：

“这种事不是我们的脑筋解决得了的！”

[1] 旧俄重量单位，1洛特合12.8克。

[2] 旧俄重量单位，1贝尔科维次合163.8公斤。

狼

地主尼洛夫是个健壮结实的男人，在全省以非凡的体力闻名。有一天傍晚他同法院侦讯官库普梁诺夫一起打猎归来，顺便到磨坊去看望老人玛克辛。那儿离尼洛夫的庄园只有两俄里远，然而两个猎人已经疲倦得很，不愿意再往前走，就决定在磨坊里多歇一会儿。这个决定倒也大有好处，因为玛克辛那儿有茶叶和糖，两个猎人又随身带来相当多的白酒、白兰地和家里做的各种吃食。

吃完东西，两个猎人开始喝茶，闲谈起来。

“有什么新闻吗，老大爷？”尼洛夫对玛克辛说。

“有什么新闻？”老人笑着说，“倒是有个新闻，那就是我想求您给我一支枪。”

“你要枪干什么用？”

“干什么用？或许也没有什么用。要知道我只是随便问一声，想要一支枪摆摆威风罢了。……反正我眼力不济，不能使枪了。鬼才知道那条发疯的狼是从哪儿来的。它已经来过两天。……昨天傍晚它在村子附近咬死一只小驹子和两条狗。今天天刚亮，我走出去，正巧它，该死的东西，在一棵白柳树底下坐着，伸出爪子打自己的脸。我就对它吆喝一声：‘去！’可是它一个劲儿瞧着我，像个魔鬼似的。……我拾起一块石头朝它扔过去，可是它龇出牙来，两只眼睛闪着光，像两个烛火似的，随后往白杨林走去。……我吓得要死哟。”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侦讯官嘟哝说，“一条疯狼正跑来跑去，我们却在这儿逛荡。……”

“哼，那又怎么样？我们可是带着枪的。”

“您用鸟枪可打不死狼。”

“何必开枪？单用枪托就能把它活活砸死。”

尼洛夫就开始证明再也没有比用枪托砸死狼更容易的事了，还讲起有一次他怎样举起普通的手杖，一下子就把扑到他身上来的大疯狗当场打死了。

“您当然可以讲这种话！”侦讯官说，叹口气，嫉妒地瞧着他的宽肩膀，“您的力气那么大，托主的洪福，简直打得过十个人呢。您慢说用手杖，就是伸出一根手指头也能把狗捅死。可是一个普通人，刚刚举起手杖，刚刚看准下手的地方，刚刚动手，那只狗却已经把他咬过五回了。这可是要命的事啊。……再也没有比狂犬病更痛苦和更可怕的病了。当初我头一回见到得了那种疯病的人，事后我有五天走来走去像个迷了心窍的人，而且从那以后我就痛恨世界上一切爱狗的人和一切狗了。第一，可怕的是，那种病很快就会致人死命，猝不及防。……一个人好端端走着，心平气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不料突然间，平白无故，疯狗把他咬一口！立刻，这个人的脑子里就装满一种可怕的想法：他已经死定了，无可挽回，没有救了。……随后您可以想象他多么焦急而痛苦地等着这种病发作，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一分钟也不会离开这个让狗咬过的人。随着提心吊胆，那种病真就来了。最要命的是那病治不好。一旦发了病，人就完蛋。据我所知，从医学上来说，要治好这种病根本不可能。”

“这种病在我们村子里倒治得好，老爷！”玛克辛说，“不管谁得了这种病，米龙一治就好。”

“这是瞎说说的……”尼洛夫说，叹口气，“关于米龙的本事，无非是传说罢了。去年，村子里的斯乔普卡给狗咬了，任什么米龙也无济于事。……尽管给他灌了各种莫名其妙的玩意儿，他也还是发了疯。不，老大爷，这种病，谁都没办法。要是我遇上这种意外，要是我给疯狗咬了，我就索性朝着脑门子开一枪了事。”

关于狂犬病的这场可怕的谈话发生了影响。两个猎人渐渐停住嘴，继续喝茶，一言不发。他俩都不由自主地开始暗想，一个人的生命和幸福自有天数，往往为偶然的琐事所左右，那类事却分明微不足道，正如俗语所说，连一个空蛋壳也不值[1]。他们都感到烦闷而忧郁。

喝过茶后，尼洛夫伸个懒腰，站起身来。……他想到外面去。他在粮囤旁边稍稍走了一阵，就推开小门，走出去。外边，苍茫的暮色早已过去，真正的夜晚来了。那条河现出宁静酣畅的睡意。

河坝上满是月光，一丁点阴影也没有。河坝中央有个破瓶子，瓶颈闪闪发光，像是一颗星。磨坊的两个轮子倒有一半隐藏在一棵大柳树的阴影里，那样儿显得气愤而沮丧。……

尼洛夫张开整个胸膛，吐出一口气，朝河水瞥了一眼。……四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河水和河岸已经睡熟，连鱼都不溅水了。……可是，忽然，尼洛夫觉得对岸，比柳丛高一点的地方，有个像黑球似的阴影滚动不停。他就眯细眼睛。阴影消失了，然而不久又出现，一路歪斜地滚到水坝上来了。

“狼！”尼洛夫想起来。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想到他应该跑回磨坊，黑球却已经滚到水坝上，然而不是照直朝着尼洛夫这边，却是一路歪斜地滚过来了。

“要是我转身跑掉，它就会朝着我后背扑过来，”尼洛夫心里盘算着，感到他头发底下的头皮发凉，“我的上帝啊，连手杖也没带来！好，我就站在这儿，把……把它掐死！”

尼洛夫开始密切地注视狼的活动和它身子的神态。狼顺水坝的边沿跑着，已经来到他跟前。……

“它会从我身边跑过去！”尼洛夫暗想，眼睛盯住它不放。

可是这时候，狼眼睛没瞧他，好像无心地发出一声凄凉刺耳的嗥叫，回过脸来瞧着他，站住了。它仿佛在考虑：应该扑上去呢，还是不理他？

“要用拳头砸它脑袋……”尼洛夫想，“把它砸昏。……”

尼洛夫惊慌失措，自己也不清楚这场搏斗是谁先动手的：是他呢，还是狼？他只明白一个特别可怕的紧急时刻已经来临，他得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右手上，一把揪住狼脑后的脖梗子。紧接着就发生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令人难以相信，连尼洛夫自己都觉得像是一场梦。狼被他抓住，开始凄厉地嗥叫，死命挣脱，尼洛夫手里本来捏住的狼皮褶皱，又凉又湿，这时候开始在他手指中间滑来滑去。狼极力要摆脱它后脑壳上的手，就举起前肢直立起来。于是尼洛夫伸出左手抓住它的右肢，抵紧它的右腋，右手赶忙放开狼的后脑壳，抓住它的左腿，抵紧它的左腋，把那条狼举在半空中。所有这些都是一刹那间干出来的。尼洛夫要狼咬不到他的手，而且不让它的头转动，就把两只手的大拇指夹住它脖子旁边的锁骨，像马刺一样。……狼伸出爪子攀住他的肩膀，因而找到了支点，然后使出全身力量摆动身子。它没法咬到尼洛夫的胳膊，就想把嘴凑到他脸上和肩膀上去，然而两个大拇指不容它这样做，掐紧它的脖子不放，掐得它疼痛难熬。……

“糟了！”尼洛夫暗想，尽量把头往后仰，“它的口涎滴到我嘴唇上来了。那么，即使我依靠某种奇迹能够摆脱它，我也还是完了。”

“来人呐！”他喊起来，“玛克辛！来人呐！”

两个对手，尼洛夫和狼，彼此的脑袋一般高，互相瞧着对方的眼睛。……狼把两排牙齿咬得发响，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叫声，唾沫四溅。……它的两条后肢在找支点，不时碰到他的膝盖。……它眼睛里映着月光，一点也没有凶狠的神情，反而在哭，就像人的眼睛似的。

“来人呐！”尼洛夫又喊道，“玛克辛！”

然而磨坊里的人听不见他的叫声。他本能地感到喊声太高会削弱他的力量，因此他的喊声并不高。

“我要往后退……”他暗自决定，“一直退到门口，然后再喊。……”

他就开始往后退，可是还没退出两俄尺[2]，就感到右手已经没有力气，肿胀了。这以后不久终于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听见自己发出一声撕裂人心的喊叫，感到右肩上痛得厉害，忽然有一种湿润温热的东西顺着他整个胳膊和胸脯流下去。后来他听见玛克辛的声音，看明白侦讯官跑过来，脸上露出惊吓的神情。……

直到他们硬掰开他的手指，对他申明说狼已经死了，他才松开手，放掉他的仇敌。强烈的感受闹得他昏昏沉沉，他一路走回磨坊，感到鲜血已经流到他的大腿上，流到右脚的靴子里，感到自己快要昏厥了。他见到灯火、茶炊、酒瓶，这才清醒过来，想起刚才他经历过的种种恐怖和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对他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头。他脸色苍白，瞪大眼睛，满头大汗，在麻袋上坐下，两条胳膊软弱无力地垂下来。侦讯官和玛克辛给他脱下衣服，包扎伤口。伤势不轻。狼抓破了他整个肩膀上的皮肤，甚至触动了肌肉。

“为什么您没把它丢进河里？”面色苍白的侦讯官正在给他止血，激昂地说，“为什么您没把它丢进河里呀？”

“我没往那儿想！我的上帝啊，我没往那儿想！”

侦讯官本来已经开始安慰他，鼓舞他，可是既然先前他用浓重的色彩着意渲染过狂犬病，那么一切安慰的话语就都不得体，因此他认为还是不说为妙。他好歹扎完伤口，就打发玛克辛到庄园上把马车叫来，可是尼洛夫等不及马车来就步行回家去了。

早晨六点钟光景，尼洛夫脸色苍白，蓬头散发，由于伤口疼痛和通宵没睡而面容憔悴，坐着马车来到磨坊。

“老大爷，”他对玛克辛说，“你把我送到米龙那儿去！赶快！我们走吧，你也坐上车！”

玛克辛也脸色苍白，通宵没睡。他心慌意乱，好几次往四下里看一眼，然后小声说：

“不用去找米龙，老爷。……说句不怕您见怪的话，我也会治呢。”

“好，不过要快点，劳驾！”

尼洛夫急得直跺脚。老人叫他面朝东方，然后他嘴里念念有词，给他喝下一杯气味难闻的温热液体，有点苦艾的味道。

“可是斯乔普卡死了……”尼洛夫喃喃地说，“就算民间有单方吧，可是……可是斯乔普卡怎么会死了呢？你还是把我送到米龙那儿去吧！”

他从他不相信的米龙家里出来，坐上马车到医院去找奥甫钦尼科夫。在那儿，他服下颠茄[3]药丸，医生吩咐他躺在床上静养，可是他却换乘一辆马车，不顾胳膊的剧痛，赶到城里去找那儿的医生了。

大约过了四天，正是夜色降临的时候，他跑进奥甫钦尼科夫家里，倒在一张长沙发上。

“大夫！”他喘吁吁地开口说，不住用袖子擦掉苍白消瘦的脸上的汗水，“格利果利·伊凡内奇！您想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再也不能照这样过下去！您要就治好我，要就毒死我，可就是别这么丢下我不管！请您看在上帝面上！我要疯了！”

“您应当躺在床上静养才对。”奥甫钦尼科夫说。

“哎，说什么躺在床上，去您的吧！我是用俄国话正正经经问您：我该怎么办？您是大夫，应当帮助我！我在受苦啊！我每分钟都觉得我要发疯了。我睡不着，吃不下，什么工作也干不成！喏，我口袋里放着一支手枪。我每分钟都把它取出来，想朝着脑门子放一枪！格利果利·伊凡内奇，您就给我想想办法吧，看在上帝面上！我该怎么办呢？您说说看，莫非我该去找个教授看病？”

“这没关系。您愿意去就去吧。”

“您听我说，假定我登一个悬赏广告，说是谁能医好我的病，谁就得五万，行不行？您觉得怎样？啊？不过，等不到广告登出来，等不到……我就已经发疯十次了。我现在不惜交出我的全部家产！您医好我的病，我就给您五万！您想点办法吧，看在上帝面上！我不理解您这种可恶的冷漠态度！您要明白，我现在嫉妒每只苍蝇……我不幸啊！我全家都不幸！”

尼洛夫的肩膀抖动起来，他哭了。

“您听我说，”奥甫钦尼科夫开始安慰他说，“您这种激动的心情我有点不大懂！您哭什么？为什么这样夸大危险？您要明白，您没有病的可能比得病的可能多得多。第一，一百个被咬过的人，只有三十个得病。其次，这一点很重要，狼是隔着衣服咬您的，那么毒液已经留在衣服上了。不过即使毒液已经流进伤口，它也一定随着鲜血淌出去了，因为您流血很多。我并不担心您会得狂犬病，我不放心的倒是您的伤口。照您这样马马虎虎，很容易引起丹毒之类的病。”

“您是这样想的？您这是在安慰我呢，还是认真这么想的？”

“我用人格担保，我是认真这样想的。您把这本书拿去读一下好了！”

奥甫钦尼科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略过那些可怕的地方，开始对尼洛夫读狂犬病那一章。

“可见您不应该担心，”他念完以后说，“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一点：我和您都不知道那条狼是有疯病的还是健康的。”

“嗯，是啊……”尼洛夫笑吟吟地同意道，“现在，当然，我明白了。那么这个伤不要紧？”

“当然，不要紧。”

“好，谢谢您，亲人……”尼洛夫说，笑起来，高兴得直搓手。“现在，您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算放心了。……我满意，甚至幸福了，真的。……是啊，我凭人格担保……甚至很幸福呢。”

尼洛夫拥抱奥甫钦尼科夫，吻了他三次。后来他生出孩子气的兴致勃勃的心情，这在性情温和而体格健壮的人是常常发生的。他从桌上拿过一块马蹄铁来，打算把它扳直，可是他太高兴，肩部又疼痛，因此没有力气，怎么也做不到。他所能做的，只限于伸出左胳膊，拦腰搂住医生，把他抱起来，扛在肩膀上，从书房往饭厅走去。他从奥甫钦尼科夫的家里出来的时候，欢天喜地，心花怒放，甚至觉得他那把又大又黑的胡子上闪耀着的泪珠仿佛也在跟他一齐欢乐似的。他走下门前的台阶，用低沉的声音笑起来，使劲摇晃台阶的栏杆，弄得栏杆上一根小木柱跳出了槽，整个门廊在奥甫钦尼科夫的脚下发颤。

“好一个壮士！”奥甫钦尼科夫动情地瞧着他宽大的后背，暗想，“真是一条好汉啊！”

尼洛夫坐上四轮马车后，又把他在坝上同狼搏斗的事从头说起，详详细细讲了一遍。

“好玩得很！”他讲完了，快活地笑起来，“等我活到老年，倒有这么件事可以回忆一番呢。快赶车，特利希卡！”

[1] 意谓“分文不值”。

[2] 旧俄长度单位，1俄尺等于0.71米。

[3] 一种有毒的植物，用它制成的药可以止痛和解除平滑肌痉挛。

到巴黎去！

有一天傍晚，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秘书格利亚兹诺夫和县立学校教师兰巴德金从警官沃纽奇金的庄园上辞出，走回家去。他们挽住胳膊一块儿走，活像字母“Ю”。格利亚兹诺夫瘦而且高，青筋嶙嶙，衣服紧贴在身上，类似一根棍子。兰巴德金却生得壮实，身子发胖，周身衣服肥大，颇像数目字零。两个人都带着醉意，脚步有点蹒跚。

“新的格罗特语法书[1]很受称道，”兰巴德金嘟哝说，把他那双满是污泥的套靴踩得咕叽咕叽响，“格罗特证明一种理论，认为第二格阳性单数形容词的词尾不应该是aro，而是oro。……这可真把人搞糊涂了！昨天我罚彼尔霍特金不准吃饭，就因为他把一个字里的aro写成了oro，可是明天，大概，我就要在他面前干瞪眼。……丢脸啊！坍台啊！”

可是格利亚兹诺夫没有听教师的学术性谈话。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希利亚耶夫的小饭铺前边那座满是泥泞的小桥上，这时候那儿正发生一场小小的纠纷。有二十来条当地居民养的狗形成一根链条，把一只黑毛蓬松的看家狗团团围住，弄得空中响彻了吠叫声，拖着长音充满胜利的音调。看家狗不住转动身子，就跟坐在针尖上似的，对仇敌们龇出牙齿，把脱了毛的尾巴尽量缩到肚子底下去。这件事并没什么了不起，然而执行处秘书却是那种一触即发，容易激动的人，要是有谁吵嘴或者打架，他见了就不能置之不理。等他走到那群狗跟前，他就忍不住要出头干涉一下。

“把它咬个稀烂！咬这该死的东西！呸！”他加入那些狗的围剿，开始咆哮，吹口哨，“汪汪汪。……狠狠地给它一口！快咬它！”

为了进一步给那群狗打气，他就弯下腰去，揪一下看家狗的后腿。那条狗尖叫一声，没容格利亚兹诺夫抬起手，就把他的手指咬了一口。立刻，它仿佛被它自己的大胆吓坏了似的，一纵身越过那根链条，顺便在兰巴德金的腿肚子上咬一口，沿着街道跑掉了。那些狗就在它后面紧追不舍。

“哎呀，你这个鬼东西！”格利亚兹诺夫摇着那根手指头，对着它的后影嚷起来，“巴不得你死了才好，鬼畜生！抓住它！打它！”

“抓住它！”许多人的说话声响起来，其中混杂着口哨声，“追上它！打它！伙伴们，那是条疯狗！它夹着尾巴，脸朝下！它一定是疯狗！扑上去！”

等到那些狗跑得不见了，两个朋友才挽住胳膊，向前走去。他们回到家里（教师每月付出七卢布在秘书家里寄宿和搭伙），关于那条看家狗的事已经忘掉了。……他们脱掉泥污的裤子，挂在门上准备晾干，然后开始喝茶。两个人心绪极好，像哲学家那样心平气和。……可是大约过了一个半钟头，他们正跟格利亚兹诺夫的姑母、小姨子和四个姐妹围着桌子玩“打傻瓜”牌戏，不料县里的医生卡达希金忽然来了，略微搅扰了他们平静的心境。

“没关系，没关系……我又不是女人！”来人看见秘书和教师极力把自己的衬裤和光脚藏在桌子底下，就开口说，“我，两位先生，是别人打发到你们这儿来的！据说你俩给狗咬了。”

“可不是，可不是……狗把我们咬了，”格利亚兹诺夫说，笑容满面，“见到您很高兴！请坐，米特利·福米奇！很久没见面了，要是我说得不对，就叫上帝把我打死。……您要喝茶吗？格拉霞，拿白酒来！您吃点什么下酒菜：萝卜还是香肠？”

“听说那是一条疯狗！”医生继续说，不安地瞧着两个朋友，“不管它是不是疯狗，反正不能马马虎虎，置之不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让我看看它咬了你们什么地方！”

“哎，没什么了不起的！”秘书摇一下手说，“它只咬着一点点……咬着个手指头罢了。……受这么点伤，不至于得狂犬病。也许您要喝啤酒吧？格拉霞，你到犹太女人的铺子里去一趟，要她赊给我们两瓶啤酒！”

卡达希金坐下，为了压过两个醉汉的说话声而扯开嗓门嚷着，讲起狂犬病来吓唬他们。……两个人先是装腔作势，一味逞强，可是后来胆怯了，就把被狗咬过的地方指给他看。医生察看他们的伤口，抹上硝酸银，走掉了。这以后两个朋友就躺下睡觉，讲起硝酸银是用什么做的，争论很久。

第二天早晨格利亚兹诺夫爬到很高的杨树顶上，在那儿拴好一个椋鸟巢[2]。兰巴德金在树底下站着，手里拿着锤子和绳子。秘书的小花园里仍然到处是白雪，不过每根树枝和潮湿的树皮，却已经带有春天的气息了。

“格罗特还证明另一个论点，”教师嘟哝说，“他认为‘大门’这个词不是中性，而是阳性。嗯。……那么形容‘大门’的词，词尾也要跟着改变了。哼，这我可不能依他！我宁可辞职不干，也绝不改变我对‘大门’这个词的信念。”

教师已经张开嘴，庄严地举起手里的锤子，正要开始抨击那个有学问的科学院院士[3]，忽然花园的便门吱呀一声开了，本县的首席贵族波兹沃诺奇尼科夫出人意外地走进花园里来，就像魔鬼从天窗里钻进来似的。兰巴德金见到他，惊愕得脸色发白，手里的锤子掉在地下了。

“您好，亲爱的朋友！”首席贵族对他说，“哦，您身体好吗？听说昨天您和格利亚兹诺夫给疯狗咬了！”

“也许那条狗根本没有狂犬病，”格利亚兹诺夫在杨树顶上喃喃地说，“这无非是娘们儿的闲扯罢了！”

“也许吧。不过也可能真有狂犬病！”首席贵族说，“反正不应该这么考虑问题。……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万一才对！”

“采取什么措施呢，先生？”教师轻声问道，“昨天我们上过药，先生。”

“刚才医生已经告诉我了，然而这还不够。必须采取比较彻底的办法才成。要不要到巴黎去一趟。……是啊，你们大概就得这么办：到巴黎去！”

教师手里的绳子掉下地，呆住了。秘书吃了一惊，差点从树上摔下来。……

“到巴黎去？”他拖着长音说，“我到那儿去干什么？”

“你们去找巴斯德[4]。……当然，这样做就要花相当多的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健康和生命更宝贵嘛。……这样一来，不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也心里踏实了。……刚才我已经跟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伊凡·阿历克塞伊奇谈过这件事。他认为执行处可以拨给你们盘费。……就我这方面来说，我的妻子愿意捐助你们两百卢布。……你们另外还缺什么呢？你们去打点行李吧！至于护照，我会很快给你们办好。……”

“这些怪人发疯了！”等到首席贵族走后，格里亚兹诺夫冷笑说，“到巴黎去！哼，这些蠢材啊，求上帝饶恕我这么说！到莫斯科去一趟，或者到基辅去一趟，倒还罢了，可是，冷不防……居然叫你到巴黎去！这都是因为什么？倘或那是一条蛮不错的狗，良种狗，那还情有可原，可是那只是一条看家狗罢了，呸！请你说说看，我们算是什么贵族，居然到巴黎去！我死也不去！”

教师沉思地瞅着地下，过了很久，才快活地像马嘶一样笑起来，用充满灵感的声调说：

“你猜怎么着，瓦夏？我们去吧！我说得不对就叫上帝惩罚我，我们真的去吧！要知道那是巴黎，外国……欧洲啊！”

“我到那儿去干什么？滚它的！”

“文明啊！”兰巴德金继续兴奋地说，“上帝啊，那是什么样的文明！名胜啊，各式各样的维苏威[5]啊……郊区的美景啊！不管你往哪儿走，到处都是郊区的美景！真的，我们去吧！”

“你昏了头，伊留希卡！我们在那儿跟日耳曼人怎么打交道呢？”

“那儿不是日耳曼人，而是法国人！”

“那也一样！我该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呢？我一见到他们，就会活活笑死！按我的脾气，我就会在那儿把他们统统揍一顿！你一到那儿，就会后悔不该去。……他们会抢光你的钱，你自己也会胡来。……再者，说不定我们会走错地方，没到巴黎而到了一个糟糕的国家，害得你事后吐五年唾沫呢。……”

格利亚兹诺夫断然拒绝出国，可是话虽如此，当天傍晚两个朋友还是互相搂抱着，走遍全城，逢人就说他们马上要出国了。秘书神情阴郁，一肚子的闷气，心神不定，然而教师却兴奋地挥动胳膊，一心要对人说说他的幸福。……

“要不是这个巴黎，本来样样都挺好！”格利亚兹诺夫安慰自己说，“日子过得别提多么痛快了！大家都怜悯地瞧着我们。不管你到哪儿去，到处都拿出酒和菜来请你吃，人人都给你钱，可是……半路上杀出一个巴黎！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再见吧，朋友们！”他拦住遇见的人说，“我们要到巴黎去了！不要记着我的坏处！说不定我们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了。”

过了五天，在当地火车站上，人们为秘书和教师送行，场面盛大。所有的知识分子，从首席贵族起到警官沃纽奇金的视力极弱的继子，都聚齐了。首席贵族的妻子给那两个旅行者两封介绍信。调解法官的妻子给他们一百卢布，托他们带着样品去买衣料。……祝愿声啦，叹息声啦，呻吟声啦，简直没完没了。格利亚兹诺夫的姑母、小姨子、四个姐妹，一齐泪如泉涌，眼泪足够流成三条小河。看来，教师神气十足，毫不气馁，可是秘书喝了酒，百感交集，一直绷紧脸，免得哭出来。……等到火车站上敲过第二遍钟，他再也忍不住，竟然号啕大哭起来。……

“我不去！”他说着，从火车上跳下来，“我宁可发疯也不去找那个八十多[6]！去他的！”

可是大家劝他，安慰他，把他搀上火车去。列车开动了。

如果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那么，送行以后不出四天，格利亚兹诺夫的姐妹们正在小窗旁边坐着，怀念亲人，不料忽然看见兰巴德金走回家来了。教师脸色通红，衣服上沾着泥浆，手里提着的皮箱不时掉在地下。起初姑娘们以为鬼魂来了，可是不久，便门砰的一响，穿堂里响起了她们熟悉的喘气声，这个现象才失去原有的招魂术[7]的性质。姐妹们惊讶得张口结舌，什么话也没问，拉长了苍白的脸瞧着这个回来的人。教师眨巴着眼睛，摇一下手，然后哭起来，又摇一下手。

“我们坐火车到了库尔斯克……”他开口说，声音沙哑地哭着，“瓦夏对我说：‘在火车站上吃饭太贵。我们走吧，’他说，‘这儿火车站附近有小饭铺。我们到那儿去吃饭好了。’我们就带着皮箱，去了，”教师哭出了声，“……在小饭铺里，瓦夏接连不断地喝酒，一杯接一杯。……他嚷着：‘你把我送到死路上去了！’他就闹起来。……他喝完白酒，又喝白葡萄酒，接着……警察写了呈文报官。后来，钱全喝光……一文也不剩！盘费都几乎没有了。……”

“那么瓦夏在哪儿？”姑娘们不安地问。

“在库……库尔斯克。……他要求你们快点给他寄盘费去。……”

教师摇着头，擦一下脸，补充说：

“不过库尔斯克倒是个好城呢！很好！我在那儿愉快地过了一天。……”

[1] 指俄国语文学家格罗特（1812—1893）在1885年出版的《俄语正字法》。他在俄语正字法的统一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俄文本编者注

[2] 指人工造的椋鸟巢，形似木盒。

[3] 即格罗特。

[4] 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他针对许多传染病，特别是狂犬病，发明了预防接种法。

[5] 著名的火山，在意大利，而不是在法国。

[6] 即上文的“巴斯德”，但他念错了音。

[7] 一种迷信的法术，幻想以特定动作招回死者的阴魂，进行笔谈。

在春天

地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人们的心里却已经感到春天的气息了。如果您以前得过重病，后来痊愈了，那您就会了解那种快乐的精神状态：心里由于充满种种模糊的预感而发紧，脸上无缘无故地现出笑容。看来，如今大自然也在经历这样的精神状态呢。大地冷冰冰，污泥和雪水合在一起，在人们脚下咕叽咕叽响，然而四下里，一切却是那么欢乐、亲切、可爱！空气那么明净、清澈，要是你爬上鸽舍，或者登上钟楼，那么整个世界，从这边到那边，似乎都会收入你的眼底。太阳明亮地照耀着，阳光跳动、微笑，同麻雀一起投进水洼里。小河的冰面膨胀着，颜色发黑了。它已经醒过来，今天或者明天就要发出响亮的流水声。树木光秃秃，可是它们活过来，在呼吸了。

在这样的时候拿着一把扫帚或者一把铲子疏通沟渠里的泥水，把一只玩具船放在水面上，或者用鞋后跟凿开坚硬的冰面，那才痛快呢。把鸽子送到高空去，或者爬到树顶上，在那儿拴上一个椋鸟巢，那也是痛快事。是的，在这个幸福的季节，一切都好，特别是如果您年轻，喜爱大自然，如果您不任性，不神经质，如果您不必为了办公而一天到晚关在四堵墙当中的话。倘使您有病，倘使您在办公室里憔悴，倘使您同缪斯交往[1]，那可就不妙了。

是啊，在春天是不应当同缪斯交往的。

您看一看普通人感到多么愉快，多么舒畅吧。例如花匠潘捷列·彼得罗维奇，一清早就戴上宽边草帽，早晨在林荫道上拾到一个小小的雪茄烟头，至今无论如何也不肯丢掉。您瞧，他在厨房窗子跟前站着，双手叉着腰，正对厨师讲他昨天给自己买了一双什么样的皮靴。他生得又高又瘦，所有的仆人都叫他“小人物”，如今他整个细长的身材却表现出得意和尊严的神态。他对自然界怀有优越感，他的目光含有主人那种威严以至轻蔑的神情，仿佛他不论是在温室里坐着还是在花园里刨土，关于植物的王国，他能知道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有谁对他说明大自然是壮丽威严的，充满神奇的魅力，在它面前骄傲的人应该低下头来，那也没用。他觉得他知道一切秘密、魅力、奇迹，简直无所不知，对他来说，美丽的春天无异于一个女奴隶，就跟那个在温室旁边的房屋里坐着，喂孩子们吃素汤的瘦弱女人一样。

那么猎人伊凡·扎哈罗夫呢？这个人穿着旧的厚呢上衣，光着脚穿一双套靴，在马房附近一个倒放着的木桶上坐着，正把软木塞改做成枪上的填弹塞。他准备去打从南方飞回来的鸟。他的幻想里现出了他就要走过的道路以及所有的小径、积水、小河。他闭上眼睛就看见一长列高大挺拔的树木，他拿着枪在树底下站着，黄昏的寒意和甜蜜的激动使他浑身发抖，他敏锐的听觉紧张起来。他隐隐约约听见山鹬发出咯咯的叫声。他站在那儿等着南方飞来的鸟，耳边已经传来附近修道院里做完晚祷后敲响的钟声。……他心头十分舒畅。他无比幸福，说不出的幸福啊。

可是现在您看一看玛卡尔·丹尼绥奇吧，他是个年轻人，在斯特烈莫乌霍夫将军的庄园上工作，既像是文书，又像是低级的管家。他的收入比花匠多一倍，胸前戴着白色胸衬，吸两卢布一斤的烟草，素来吃得饱，穿得暖，每逢见到将军总是荣幸地握一下将军那只又白又胖而且戴着大钻石戒指的手，可是话虽如此，他仍然多么不幸啊！他老是同书本在一起，花二十五卢布订阅各种杂志，不住地写东西。……他每到傍晚，吃过饭后，等大家都睡熟，就动手写东西，把写好的东西统统收藏在他的大箱子里。那口箱子的底部整齐地放着叠好的长裤和坎肩，上边放着一包还没拆开的烟草、十来个丸药盒、一条深红色小围巾、一块用黄纸包着的甘油肥皂和许多别的东西。箱子靠边上，有一沓沓写满字的纸胆怯地蜷伏在那儿，另外还有两三期刊登玛卡尔·丹尼绥奇的小说和通讯的《本省日报》。全县的人都认为他是文学家、诗人，大家都认为他有点特别，不喜欢他，说他讲的话不对，走路的样子不对，吸烟的架势不对。有一次他被传到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上作证，一时疏忽，说漏了嘴，讲他在做文学工作，讲完以后他的脸涨得通红，倒好像偷了人家的鸡似的。

现在他穿着蓝色大衣，戴着长毛绒的软帽，手里拿着细手杖，沿林荫道缓缓地走着。……他走了五步光景，站住，定睛瞧着天空，或者瞧着一只停在云杉上的老白嘴鸦。

花匠站在那儿双手叉着腰，猎人脸上现出严厉的神情，玛卡尔·丹尼绥奇却拱起背，胆怯地咳嗽着，愁眉苦脸地东张西望，仿佛春天的气息和美丽压住他，闷得他透不出气来似的！……他的灵魂充满胆怯的情绪。春天在他心里产生的并不是兴奋、欢乐和希望，却仅仅是些模糊的欲望，搅得他心神不定，如今他在那儿走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真的，他需要什么呢？

“啊，您好，玛卡尔·丹尼绥奇！”他忽然听见斯特烈莫乌霍夫将军的声音，“怎么，邮局的人还没来吗？”

“还没来，大人，”玛卡尔·丹尼绥奇回答说，打量着健康快乐的将军带着小女儿乘坐的四轮马车。

“多好的天气！完全是春天了！”将军说，“您在散步吗？也许来了灵感吧？”

他的眼睛里含着这样的意思：

“毫无才气！平庸之至！”

“啊，老弟！”将军揪住缰绳说，“今天我喝咖啡的时候，读了一篇多么精彩的小东西！那篇东西可真小，只有两页，可是多么可爱呀！可惜您不懂法语，要不然我就拿给您读一下了。……”

将军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地讲了讲他读过的那篇故事的内容。玛卡尔·丹尼绥奇听着，觉得不自在，倒好像他不是那个写小东西的法国作家，成了他的错处似的。

“我不懂他觉得那篇东西好在哪儿，”他瞧着马车走后，暗自想道，“内容庸俗，陈旧。……我的小说远比它有内容呢。”

玛卡尔开始感到难过。作家的自尊心是一种类似灵魂发炎的病痛。谁一得上这种病，谁就再也听不见鸟儿的歌声，看不见阳光的灿烂，对春天也视而不见了。……只要稍稍碰到这个疮口，整个身体就会痛苦得缩成一团。败兴的玛卡尔往前走去，迈出花园的便门，走到泥泞的道路上。在那儿，布卞佐夫先生正好坐在一辆高高的马车上，全身颠动着，匆匆忙忙赶到什么地方去。

“啊，作家先生！”他叫道，“您好！”

如果玛卡尔·丹尼绥奇只是个文书或者低级的管家，那倒谁也不敢用这种鄙薄轻慢的口气跟他讲话了，然而他是“作家”，又毫无才气，平庸之至！

像布卞佐夫先生这样的人，对艺术是一窍不通，也毫无兴趣的，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有机会遇到缺乏才气的平庸文人，他们却会铁面无情。他们什么人都愿意原谅，却单单不能原谅玛卡尔，不能原谅这个在箱子里积存手稿的失意者和怪人。花匠损坏了一棵老无花果树，弄得许多很贵的瓜果烂掉，将军倒毫不介意，吃别人家的瓜果算了。布卞佐夫做调解法官的时候，每个月只审一次案，而且开审的时候讲话总是吞吞吐吐，乱引法律条文，信口开河，然而这一切倒都得到原谅，没人理会。唯独玛卡尔，就因为没有才气，写了些不怎么好的诗和小说，人们就不能不特别留意，不能沉默地放过去，非说上几句伤人的话不可。至于将军的小姨子动手打女仆的耳光，打牌的时候像洗衣妇那样骂街，教士的妻子输了牌从来也不给钱，地主弗留京偷去地主西沃勃拉左夫的狗，那是谁也不来管的，可是不久以前《本省日报》退还玛卡尔一篇写得不佳的小说，全县的人就都传开了，引起人们的讥笑、冗长的议论和愤慨，他们竟把玛卡尔·丹尼绥奇称作玛卡尔卡[2]了。

要是谁写得不好，人们往往不是极力说明“不好”的原因何在，却简单地说一句：

“这个狗崽子又写了篇无聊的东西！”

玛卡尔只顾想着人们不了解他，也不愿意了解他，而且不可能了解他，这就妨碍他欣赏春天的美丽。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要是人们能了解他，似乎就会万事如意了。然而全县的人怎能了解他有没有才能呢？他们谁也不读书看报，或者读得很不对劲，还是索性不读的好。他怎么能对斯特烈莫乌霍夫将军讲明白那篇法国的小东西无聊，平庸，鄙俗，陈腐呢？因为将军除了那种平庸的小东西以外是什么也不读的。

那些女人也惹得玛卡尔义愤填膺！

“啊，玛卡尔·丹尼绥奇！”她们常常对他说，“多么可惜，您今天没有去赶集！要是您看见那两个庄稼汉打架的样子多么滑稽，您准会描写一番！”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小事，哲学家听了就会置之不理，不放在心上，可是玛卡尔·丹尼绥奇却感到如坐针毡。他的灵魂里充满他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忧愁苦闷的感觉，像那样的愁闷是只有极其孤独的人和犯下大罪的人才会体验到的。他有生以来从没像花匠那样双手叉腰、昂然挺立过，一次也没这样做过。也许偶尔，比方说五年一次，他在树林里，或者大道上，或者火车上，会遇见一个同样的失意者和怪人，于是他瞥一下那个人的眼睛，自己就会突然活跃起来，那个人就也活跃起来。他们久久地谈话、争论、赞叹、兴奋、扬声大笑，惹得局外人看了竟会把这两个人当作疯子呢。

可是，照例，就连这种罕见的时光也难免会大煞风景地收场。仿佛故意开玩笑似的，玛卡尔和他遇见的失意者往往否定彼此的才能，不承认彼此的长处，互相嫉妒、憎恨、斗气，终于成为仇敌而分手。他们的青春就这样消耗殆尽，烟消火灭，没有欢乐，没有爱情和友谊，没有心灵的安宁，没有每天傍晚阴郁的玛卡尔在灵感迸发的时刻极其喜欢描写的那种种东西。

随着青春的消失，春天也就过去了。

[1] 意谓“从事文艺工作”，缪斯是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

[2] 玛卡尔的卑称。

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为呈报事，查今年十一月八日有两名男孩发现有病，该儿童等来此声称，校内尚有奇（其）他儿童喉头发炎，周身有班（斑）疹，他们在查罗沃村地方自治局学校走读。村长叶菲木·基利洛夫。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内政部某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公函。收件人：地方自治局医生拉杜希内依先生。兹根据库尔诺索沃村村长十一月十九日呈文，谨请先生动身前往库尔诺索沃村，费心按照科学规章尽快制止流行病蔓延，以各种迹象观之，该流行病必是猩红热也。又，上述呈文声称该病起源于查罗沃村学校，请一并予以注意为荷。主席：斯·巴尔金。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四日。”

“收件人：某县第二区警察局长。现将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十二月四日第一○二号公函随文附上，兹根据该函谨请先生下令将查罗沃村学校关闭，直至猩红热病消灭为止。地方自治局医生拉杜希内依。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内务部第二区警察局长第一○一一号公函。收件人：查罗沃村地方自治局学校。兹据地方自治局医生拉杜希内依先生今年十二月十三日来函声称，发现查罗沃村儿童患猩红热病（民间称为白喉病）。兹为避免病势逐步扩大以致后果更为可悲，务须采取法定措施，以便预防并杜绝疾病蔓延，因此恳请贵校可否解散校内所有学生，直至该项凶恶疾病完全消灭为止。以后情况如何，仍希随时告知，以便采取对策。警察局长波德普鲁宁。一八八六年一月二日。”

“查罗沃村学校教员福尔强斯基呈文。收件人：某省国民学校管理局国民学校督学官先生。为呈报事，据第二区警察局长一月二日第一○一一号来函声称，查罗沃村猩红热病流行，特此呈报，敬请示下。教员福尔强斯基。一八八六年一月十二日。”

“收件人：某县第二区警察局长。查猩红热流行病早在一个月前停止。前者查罗沃村学校暂时关闭，目前本人认为不妨开学，并已两次函告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现再通知阁下。恳请今后遇事与本县医生接洽，而我只限于同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接洽公事。我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答复你们那些办公室里的虚构。地方自治局医师拉杜希内依。一月二十六日。”

“收件人：内政部某县第二区警察局长大人。呈文。为呈报事，兹将地方自治局医生拉杜希内依先生一月二十六日第三十一号公函随文附上，查该医生拉杜希内依在公文中出言不逊，欺人太甚，如‘办公室里的虚构’等，敬请大人将该人送交法院惩办是幸。警官波德普鲁宁。一八八六年二月八日。”

警察局长先生在一封写给第二区警官的信上说：“阿历克塞·玛努伊洛维奇，现在我把您的呈文退还您。请您以后不要经常跟拉杜希内依医生发生纠纷。这样的仇视态度，就警察局官员的地位来说，至少也是不妥当的，同别人交往应该首先严守分寸，有所克制。讲到拉杜希内依的公文，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关于查罗沃村的猩红热，我已经听说了，我要在日内举行的学校会议上指出教员福尔强斯基的错误行为，我认为这些不愉快的公文往返的罪魁祸首就是他。”

“内政部某省国民学校督学官第八一○号公函。收件人：查罗沃村学校的教员先生。兹根据今年一月十二日来函，特通知如下：贵校必须立即停课，学生一概解散，借以防止猩红热进一步扩大。国民学校督学官伊·席列特金。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读完有关查罗沃村流行病的全部公文（除这里已发表的各件外还有二十八件），读者对《某省新闻报》第三十六号上所刊登的下列一段描述就可以体会很深了：

“……讲完儿童过大的死亡率以后，让我们改变话题，谈一件令人比较高兴欢畅的事情。昨天圣米哈依尔·阿尔希斯特拉季格教堂里举行了著名造纸厂厂主某某的女儿和世袭荣誉公民某某的盛大结婚典礼。大司祭克里奥巴·格沃兹杰夫神甫主持婚礼，由大教堂其他教士加以协助。克拉斯诺彼罗夫合唱队唱诗。新婚夫妇年轻漂亮，神采奕奕。听说，新娘带给新郎将近一百万的陪嫁钱，此外，还有布拉果杜希诺耶庄园一所，附有养马场和温室，温室里培植着菠萝和盛开的棕榈，因而把您的想象带到遥远的南方去。婚礼结束以后，新婚夫妇立刻乘车出国了。”

做一个造纸厂的厂主多么愉快啊！

噩梦

政府机关农业常任委员库宁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从彼得堡回到他的庄园包利索沃村后，头一件事就是派仆人骑马到辛科沃村去，把那儿的教士亚科甫·斯米尔诺夫神甫请来。

大约过了五个小时，亚科甫神甫来了。

“跟您相识很高兴！”库宁在门厅迎接他说，“我在此地生活和工作已经有一年之久，现在我们似乎也该认识一下了。欢迎欢迎！不过，说真的……您多么年轻啊！”库宁惊讶地说，“您多大年纪？”

“二十八岁，先生……”亚科甫神甫说，轻轻握一下向他伸过来的手，不知什么缘故脸红了。

库宁带着客人走进书房，开始打量他。

“多么粗俗的脸，像个村妇似的！”他暗想。

确实，亚科甫神甫的脸带着很多的“女人气”，例如那翘起的鼻子，绯红的脸颊，蓝灰色的大眼睛和稀疏得几乎看不见的眉毛。他那棕红色长头发枯干而平顺，垂在两肩像笔直的棍子似的。他的唇髭刚刚开始变成真正的男性唇髭。他的胡子长得不像样子，不知什么缘故，宗教学校的学生称之为“搔痒器”：稀稀拉拉，明显地露出脸上的皮肉，用手是摩挲不平的，用梳子也理不顺，或许只好拔掉了事。……这一撮寥寥可数的胡子生得不平整，纠结成一个个小团，倒好像亚科甫有意乔装成教士，正把胡子粘到脸上去，不料半中腰让人截断了似的。他身上穿着圣衣，是那种掺了菊苣的淡咖啡的颜色，两个胳膊肘都有大块的补丁。

“奇怪的家伙……”库宁瞧着他那溅了泥浆的衣襟，暗想，“他头一次到外人家里来，却不肯穿得体面一点。”

“请坐，神甫，”他把圈椅移到桌子跟前，开口说，口气与其说是亲切，不如说是随便，“您坐吧，请！”

亚科甫神甫对着自己的空拳头咳嗽一声，在圈椅边沿上笨拙地坐下，把手心放在膝盖上。他身材矮，胸脯窄，脸上冒汗而发红，这从一开头起就给库宁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以前库宁再也没想到过俄国会有外貌如此猥琐可怜的教士。亚科甫神甫的神态，他把手心放在膝盖上的样子，他坐在椅边上的姿势，都可以看出他缺乏尊严，甚至带着奴颜婢膝的味道。

“神甫，我约您来是要谈一件正事……”库宁往椅背上一靠，说，“有一种愉快的责任落到我身上，要我帮助您，做好您的一件有益的工作。……事情是这样，我从彼得堡回来后，发现桌上有首席贵族写来的一封信。叶果尔·德米特利耶维奇讲起你们辛科沃村就要开办一所教区学校，要我承担照管那所学校的任务。我呢，神甫，很高兴，满心的高兴。……甚至还不止于此，我热诚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库宁站起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当然，不仅叶果尔·德米特利耶维奇知道，大概您也知道，我手头没有大笔的款项。我的庄园已经抵押出去，我如今全靠常任委员的薪金生活。因此，您不能指望我提供很大的资助，不过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会去做。……那么，神甫，您认为那所学校应该什么时候开办呢？”

“应该在有了钱的时候……”亚科甫神甫回答说。

“现在您总已经弄到一点钱了吧？”

“几乎一点也没有，先生。……农民们在村会上通过决议，每个男丁每年交三十戈比，不过要知道，这只是一句诺言罢了！第一批设备费至少也要两百卢布。……”

“嗯，是啊。……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么一笔钱……”库宁叹道，“我这次旅行把钱全花光了，甚至……欠下了债。那我们来共同想想办法吧。”

库宁就把他的设想讲出来。他述说他的考虑，同时盯住亚科甫神甫的脸，想在他脸上找到赞许和同意的迹象。可是那张脸冷冰冰的，神色呆板，除了腼腆的胆怯和不安外，什么表情也没有。谁瞧着他那种神态，都会以为库宁所讲的话过于深奥，亚科甫神甫听不懂，只是出于礼貌才在听，同时却生怕人家看穿他听不懂似的。

“看得出来，这家伙不怎么聪明……”库宁想，“胆小得不得了，而且有点呆头呆脑。”

一直到听差走进书房，端着托盘，送来两大杯茶和一盘小甜面包，亚科甫神甫才略微振作起来，甚至微微一笑。他接过他的杯子，立刻喝起来。

“我们是不是写封信给主教大人？”库宁继续讲他的考虑，“要知道，认真说来，提出开办教区学校问题的不是地方自治局，不是我们，而是高级的教会人士。他们，说实在的，应该指出资金的来源才对。我记得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为这项开支已经拨出一笔经费了。您一点也不知道吗？”

亚科甫神甫正在专心喝茶，没有立刻回答这句问话。他抬起蓝灰色的眼睛瞧着库宁，沉吟一下，仿佛想起了他问的话，就否定地摇了摇头。他那张不好看的脸上，从这只耳朵到那只耳朵，洋溢着满足的神情，露出极其庸俗的贪吃样子。他喝着，每喝一口都觉得其味无穷。他把茶喝得一滴不剩，把杯子放在桌上，后来又拿过杯子来，仔细看看杯底，再放回去。那种满足神情在他脸上消失了。……后来库宁看见他的客人从盘子里拿过一个小甜面包，吃了一小块，把它抓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转动一阵，接着就很快把它塞进口袋里去了。

“嘿，这可完全不合乎教士的体统！”库宁暗想，厌恶地耸起肩膀，“这是怎么回事：是教士的贪心呢，还是孩子气的举动？”

库宁请客人再喝了一大杯茶，送他到门厅去后，就在沙发上躺下，亚科甫神甫的来访惹得他一肚子不痛快。

“多么奇怪的野蛮人！”他想，“肮脏，邋遢，粗俗，蠢笨，而且一定是个酒鬼。……我的上帝啊，这也叫作教士，精神的父亲！这就是老百姓的教师！我可以想象助祭每次做祷告前对着他高喊‘祝福吧，人间的主宰！’的时候，助祭的声调里一定含着多少讽刺的意味！好一个人间的主宰！这个人间的主宰连一丁点尊严也没有，又缺乏教养，把面包藏在口袋里像小学生似的。……呸！上帝啊，主教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怎么让这么个人担任圣职？他们派这样的人来做教师，那把人民看成什么人了？这儿需要的人是那种……”

库宁开始沉思俄国的教士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人。……

“比方说，如果我来做教士……一个有教养而又热爱自己工作的教士能够做出很多事情。……换了我，学校早就办起来了。布道词吗？如果一个教士真心诚意，被自己对事业的热爱鼓舞着，那他就能讲出多么美妙动听的布道词啊！”

库宁就闭上眼睛，心里编出一篇布道词。过了一会儿他在桌旁坐下，很快把它写下来。

“我把它送给那个红头发的家伙，让他拿到教堂里去念一遍……”他想。

下一个星期日早晨，库宁坐车到辛科沃村去解决学校问题，顺便看一看教堂，他自己就是那个教区的教民。尽管道路泥泞，那天早晨却天气晴和。太阳明亮地照耀着，阳光照透了这儿那儿一片片残留的白雪。白雪在同大地告别，光芒四射好比钻石，看上去刺痛眼睛，在白雪旁边，冬麦的幼苗在迅速地长出来，一片碧绿。白嘴鸦在大地的上空庄严地飞翔。有一只白嘴鸦飞着降到地面上，向前跳了几下才站稳。……

库宁坐着马车来到那个用木头建造的教堂，那教堂破旧而灰色。教堂门廊上的小柱子原是涂过白漆的，如今白漆已经完全脱落，像是两根难看的车杠。门口上方原有一个圣像，现在看上去却成了完全乌黑的斑点。然而这种贫困的光景触动了库宁的心，使他深受感动。他谦虚地低下眼睛，走进教堂，在门旁站住。祷告才刚刚开始。一个年老的诵经士，脊背弯得像车轭，正用低沉含混的男高音诵读祷词。亚科甫神甫独自主持祷告，没有助祭协助，他自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摇着手提香炉。要不是库宁走进这个赤贫的教堂里的时候心里充满谦逊的感情，那他见到亚科甫神甫是一定会笑的。他看见那个矮小的教士穿着一件揉皱的、特别长的旧黄布圣衣，圣衣的下摆在地上拖来拖去。

教堂里没有站满人。库宁看一下这个教区的教民，他乍一看就为一种古怪的现象暗暗吃惊：他只看见些老人和孩子。……那些到了干活年龄的人都到哪儿去了？那些青年人和壮年人都到哪儿去了？然而他略微站了一会儿，定睛细看那些苍老的脸，这才瞧出他错把青年看成老人了。然而他对眼睛的这种小小的错觉却没有在意。

教堂里边也破旧，灰色，跟外边一样。圣障和深棕色的墙壁由于年陈日久而没有一处不是被油烟熏黑，也没有一处不斑驳。窗子倒有很多，可是总的调子是灰色，因而教堂里老是显得昏暗。

“凡是心灵纯洁的人，到这儿来祷告倒挺好……”库宁想，“如同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以它的雄伟使人震惊一样，这儿却以谦卑和简朴来感动人。”

不过等到亚科甫神甫进入圣堂，开始做祷告，库宁的虔诚心情就烟消云散了。亚科甫神甫年纪还轻，是从宗教学校直接来做司祭的，他还没来得及形成做礼拜的一套固定方式。他诵读经文的时候，仿佛在选择他该用什么样的嗓音念，是用响亮的男高音呢，还是用微弱的男低音。他跪拜的姿势笨拙，走路太快，推开或者关上圣障中门的时候用力过猛。……年老的诵经士显然有病，而且耳聋，对司祭的呼喊声听不大清，因此难免发生小误会。亚科甫神甫还没来得及念完要念的东西，诵经士却已经唱起来，或者亚科甫神甫早已念完，老人却还向圣堂那边竖起耳朵倾听，没有开口，直到有人扯一下他的衣襟，他才唱起来。老人的声音喑哑，病态，带着喘息，颤抖，发音不清。……诵经士本来就已经唱得不像样子，偏偏还有个很小的男孩，脑袋刚刚高过唱诗席的栏杆，来给他帮腔。男孩用刺耳的儿童最高音唱着，仿佛极力要唱得不合调似的。库宁站着听了一会儿，就走出去吸烟了。他大失所望，几乎带着厌恶的心情瞧那灰色的教堂。

“大家抱怨说，老百姓的宗教感情低落了……”他想，叹口气，“可不是！像这样的教士，他们还应该多派几个来才好呢！”

后来库宁又到教堂里去过三次，每次都急于想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等到祷告做完，他就到亚科甫神甫家里去。论外表，司祭的房子同农民的茅舍丝毫没有差别，只是房顶上的干草铺得整齐点，窗上挂着白布帘罢了。亚科甫神甫把库宁让进一个明亮的小房间，那儿地上没有铺地板，四壁糊着便宜的纸。房主人费了不小的劲，想布置得美观些，例如挂上有镜框的照片，还挂着一口用一把剪刀权充钟摆的钟，可是这个房间里的陈设仍然异常简陋。瞧着那些家具，人们就可能认为这是亚科甫神甫走遍各家各户，东一件西一件拼凑起来的：某家给他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另一家给他一个凳子，第三家给他一把椅子，椅背却向后弯得厉害，第四家又给他一把椅子，椅背倒是直的，然而坐的地方却已经凹下去，第五家慷慨得很，给他一个类似长沙发的家具，靠背是平的，坐的地方却有许多破洞，像是筛子。这个类似长沙发的东西涂了深红色的漆，冒出浓重的油漆气味。库宁起初打算在椅子上坐下，可是想了一下，改在凳子上坐下了。

“您这是头一次到我们的教堂里来吧？”亚科甫神甫把帽子挂在难看的大钉子上，问道。

“是的，头一次。您听我说，神甫。……在我们谈正事之前，您给我点茶喝吧，要不然我的整个灵魂都要干枯了。”

亚科甫神甫开始眨巴眼睛，嗽一嗽喉咙，走到隔板后面去了。那边响起了窃窃私语声。……

“他大概在跟他妻子讲话……”库宁暗想，“我倒想看一看这个红头发有个什么样的老婆呢。……”

过了不大一会儿，亚科甫神甫从隔板后面走来，涨红了脸，冒着汗，勉强笑一下，在库宁对面那张长沙发的边沿上坐下。

“茶炊马上就烧好。”他说，眼睛没有看着他的客人。

“我的上帝啊，他们到现在还没烧茶炊呢！”库宁暗自想道，大吃一惊，“现在只好干等了！”

“我给您带来一篇信稿，”他说，“这是我写给主教的。等喝过茶以后，我来念一遍。说不定您想补充一些什么话。……”

“好，先生。”

紧跟着是沉默。亚科甫神甫战战兢兢地斜起眼睛看看那块隔板，理一下头发，擤一下鼻子。

“天气很好，先生……”他说。

“是的。顺便提一下，昨天我在报上读到一个有趣的消息。……沃尔斯克的地方自治局通过一项决议，要把所有的学校都交给教会办理。这倒是颇有特色的。”

库宁站起来，在黏土地上走来走去，开始发表他的见解。

“这样做倒不错，”他说，“只要教会里的人能认清自己高尚的使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任务就行。不幸，我所认识的教士，论文化程度和道德品质，连做军队的文书都不配，更不要说当教士了。您会同意，不好的教师给学校带来的害处远不及坏教士大。”

库宁看一下亚科甫神甫。那一个伛着腰，正专心地想心事，分明没听他的客人讲话。

“亚沙[1]，到这儿来一下！”从隔板后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亚科甫神甫打了个冷战，走到隔板后面去了。窃窃私语声又开始了。

库宁一心想喝茶，感到难受极了。

“不行，我在这儿休想等到茶喝！”他暗想，看着时钟，“再者，我在这儿似乎是个不大受欢迎的客人。主人不肯开一开金口跟我说句话，光是坐在那儿眨巴眼睛。”

库宁拿起帽子，等亚科甫神甫走回来，就向他告辞。

“这个早晨算是白糟蹋了！”他在路上愤愤地想，“他简直是块木头！树桩！他对学校毫无兴趣，就跟我对去年的雪毫无兴趣一样。不行，我跟他是合不到一起的！我跟他什么事也办不成！要是首席贵族知道这儿的教士是什么样子，他就不会急着张罗学校的事了。应当先物色一个好教士，然后再操心学校的事！”

库宁现在几乎痛恨亚科甫神甫了。这个人，他那可怜又可笑的身材，揉皱的长圣衣，女人气的脸，做祷告的样子，他的生活方式，他那种官场中拘谨而恭顺的态度，都侮辱了库宁胸中残存着的一点点宗教感情，那点宗教感情原是同奶妈的其他神话一起悄悄地隐藏在他心底的。库宁真诚热烈地关心亚科甫神甫的工作，教士自己却显得那么冷淡和不在意，这是库宁的自尊心难以忍受的。……

当天傍晚，库宁久久地在家中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住思索，后来毅然决然在桌旁坐下，给主教写信。他要求主教拨款，要求他祝福，然后像儿子那样真诚地顺便提出他对辛科沃村教士的看法。“他年轻，”他写道，“没有什么教养，似乎过着不清醒的生活[2]，而且一般说来，不能满足俄国老百姓若干世纪以来对教士所提出的要求。”库宁写完信，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上床睡觉，感到他做了一件好事。

星期一早晨，他还躺在床上，仆人就来通报他说，亚科甫神甫来了。他不想起床，就吩咐仆人回答说他不在家。星期二他去出席调解法官会审法庭，星期六才回来，听到仆人说他不在家的时候，亚科甫神甫天天来。

“嘿，他多么喜欢我那些小甜面包啊！”库宁暗想。

星期日将近傍晚，亚科甫神甫来了。这一回不但他的衣襟，就连帽子也溅上了泥浆。他就跟头一次来访一样，脸色通红，冒着汗，也像那回一样在圈椅的边沿上坐下。库宁决定不开口谈学校的事，不对牛弹琴了。

“我，巴威尔·米海洛维奇，给您送来一张教科书的单子……”亚科甫神甫开口说。

“谢谢。”

然而根据种种迹象来看，亚科甫到这儿来不是专为送书单的。他的整个身子流露出极度的困窘，同时脸上又现出果断的神情，就跟一个人突然心血来潮，想出个什么办法似的。他急着想说出一件重大的、极其要紧的事来，目前正极力克制他的胆怯。

“他怎么不说话？”库宁生气地暗想，“他大模大样坐在这儿！我可没有工夫跟他周旋！”

司祭想设法消除他的沉默形成的尴尬局面，掩盖自己内心的斗争，就开始做出勉强的笑容。这种在冒汗和涨红的脸上硬做出来的久久不散的笑容，同他蓝灰色眼睛的呆呆出神的目光很不协调，逼得库宁扭过脸去。他感到憎恶。

“对不起，神甫，我有事要出门……”他说。

亚科甫神甫打了个冷战，就跟带着睡意的人挨了一拳似的。他没有停止微笑，开始慌张地把身上圣衣的衣襟掩好。库宁虽然厌恶这个人，却忽然可怜他了，想缓和一下自己的生硬态度。

“神甫，请下回再来吧……”他说，“不过在临别的时候我要对您提个要求。……喏，您知道，有一天，我来了灵感，写下了这两篇布道词。……我交给您瞧瞧。……要是合用的话，您就拿去念一念吧。”

“好，先生……”亚科甫神甫说着，把手心按住库宁放在桌上的布道词，“我拿去。……”

他呆站一会儿，犹豫一阵，把身上的圣衣再裹一裹紧，忽然，他收敛了勉强的笑容，坚决地抬起头来。

“巴威尔·米海洛维奇，”他说，分明要大声讲话，讲得清楚点。

“您有什么吩咐？”

“我听说您已经那个……您把您的文书辞退了，而且……而且目前在物色一个新的。……”

“是的。……那么您有什么人要向我推荐吗？”

“我，您明白……我……您能把这个职位给……我吗？”

“可是难道您要辞掉司祭的职位？”库宁诧异地说。

“不，不，”亚科甫神甫很快地说，不知什么缘故脸色发白，浑身发抖，“求上帝保佑我，千万别做出那样的事！如果您起了疑，那就不必了，不必了。我本来只想抽出点工夫顺便干那个差事……好增加点收入。……不必了，您不用操心了！”

“嗯……收入。……不过，要知道，我给文书的薪金每月只有二十卢布！”

“上帝啊，哪怕只有十卢布，我也愿意干！”亚科甫神甫小声说着，回过头去看一眼，“十卢布就够了！您……您吃惊了，大家都会吃惊的。贪心的教士，爱财的教士，他要钱干什么用？我自己也感到这一点：我贪心。……我痛骂我自己，斥责我自己……羞愧得不敢正眼看人。……我对您，巴威尔·米海洛维奇，说的是良心话……求上帝给我作证。……”

亚科甫神甫歇一口气，继续说：

“我一路上本来已经准备好一大套表白心迹的话要对您说，可是现在……我全忘掉，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我每年从教区领到一百五十卢布的薪金，大家……感到奇怪，不知道我把钱都用到哪儿去了。可是我要凭良心向您解释清楚。……我每年要为我弟弟彼得交给宗教学校四十卢布。他在学校里，一切都免费，可是纸张笔墨要由我供。……”

“哦，我相信，我相信！可是您提这些干什么？”库宁摆了摆手说，听到他的客人讲出那些推心置腹的话而感到很不好受，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躲开客人眼睛里的泪光。

“其次，我为我的职位要向正教管区监督局交一笔款项，至今也还没交清。他们规定我为这个职位要上缴二百卢布，我得按月付十卢布。……现在，您想想看，还剩得下什么钱呢？要知道，除此以外，我每月至少还得给阿甫拉阿米神甫三卢布哩！”

“哪个阿甫拉阿米神甫？”

“就是我来之前在辛科沃村当司祭的阿甫拉阿米神甫。他失掉这个职位是因为……身体衰弱，可是他至今还住在辛科沃村！叫他到哪儿去呢？有谁来养活他呢？虽说他老了，可是他也要有个家，也要有面包吃，也要有衣服穿啊！我不能让他这样一个担任过教职的人沿街讨饭！要是他有个好歹，那简直就是我的罪过！我的罪过呀！他……到处欠下了债，我没替他还债就已经是我的罪过了！”

亚科甫神甫猛地站起来，呆头呆脑地瞧着地板，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他喃喃地说着，时而举起胳膊，时而放下来，“拯救我们吧，上帝啊，饶恕我们吧！既然你信仰不坚，你缺乏力量，当初又何必承担这样的教职呢？我心里悲观绝望，简直没有个底！拯救我吧，圣母。”

“您冷静一下，神甫！”库宁说。

“饥饿磨人啊，巴威尔·米海洛维奇！”亚科甫神甫继续说，“请您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我实在是没有力量了。……我知道，要是我肯求人，我肯鞠躬哈腰，人人都会帮我忙，可是……我做不到！我害臊！我怎么能向那些农民乞讨呢？您在此地工作，您自己看得见。……谁能伸出手向乞丐们要饭呢？至于央求有钱人，央求地主们，我做不到！我有自尊心！我害臊！”

亚科甫神甫摆一下手，然后举起两只手烦躁地搔头皮。

“我害臊！上帝啊，我多么怕羞！我这个自尊心强的人不愿意让人家看出我穷。那一回您来看我，我家里却根本没有茶叶，巴威尔·米海洛维奇！一丁点也没有，可是我的自尊心又不容许我对您说穿！我为我的衣服害臊，喏，这些补丁。……我为我的圣衣害臊，为饥饿害臊。……做教士的人却那么骄傲，这像话吗？”

亚科甫神甫在书房中央站住，仿佛没看见库宁在座似的，自言自语地讲起来。

“哦，就算我经得住饥饿和羞辱吧，可是，上帝啊，我还有妻子呢！真的，我是从一个上流人家把她娶来的！她没干过粗活，娇嫩，喝惯了茶，吃惯了白面包，用惯了褥单。……她在娘家常弹钢琴。……她年轻，还没满二十岁。……多半她想穿上漂亮的衣服，想玩乐，想坐着马车去拜客吧。……可是她在我那儿……连一个普通厨娘都不如，不好意思上街见人。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她唯一的乐趣就是我做完客回去，给她带回一个小苹果或者小甜面包什么的。……”

亚科甫神甫又用两只手搔头皮。

“结果我们之间就没有爱情，只有怜悯了。……我见到她就不能不可怜她！上帝啊，这是个什么世道呀。有些事情，要是写出来登在报上，人家都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哟！”

“别说了，神甫！”库宁被他的口气吓坏了，几乎嚷叫起来，“为什么把生活看得这样阴暗呢？”

“请您多多包涵，巴威尔·米海洛维奇……”亚科甫神甫喃喃地说，像是喝醉了，“对不起，这些事都……无关紧要，您不要介意。……这只能怪我自己不对，永远怪我自己不对。……永远怪我自己不对！”

亚科甫神甫回过头去看一眼，小声说：

“有一天大清早我从辛科沃村出来，到卢契科沃村去。我抬头一看，河岸上站着一个女人，不知在做什么事。……我走近点看，简直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真可怕！原来是医生伊凡·谢尔盖伊奇的妻子坐在那儿洗内衣。……她是医生的妻子，而且是在贵族女子中学里毕业的！看来她是为了不让人家看见她，才特意提早起床，走出村子一俄里以外的。……难于克服的自尊心呀！她看见我站在她身旁，看出了她穷，就脸涨得通红。……我心慌，害怕，就跑到她跟前去，打算帮助她，可是她把洗的衣服藏起来，生怕我看见她那些破衬衫。……”

“这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库宁说着，坐下，几乎惊恐地瞧着亚科甫神甫苍白的脸。

“真是叫人没法相信！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事，巴威尔·米海洛维奇，医生的妻子居然在河边洗衣服！任什么国家都没有这样的事！她既是我的教区的教民，我是她精神的父亲，我应该不让这种事发生，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而且我自己就老是想请她丈夫免费治病！您说得对，所有这些就是叫人没法相信！弄得人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做祷告的时候，您知道，我从圣堂里往外一看，瞧见我的教民、挨饿的阿甫拉阿米、我的妻子，又想起医生的妻子，想起她的手在冷水里泡得发青，于是，信不信由您，我就忘了一切，呆站在那儿像个傻瓜似的，迷迷糊糊，直到教堂执事喊我才醒过来。……可怕呀！”

亚科甫神甫又走来走去。

“耶稣上帝啊！”他说，摆了摆手，“神圣的圣徒们！我连祷告也做不下去了。……那一回，您跟我谈起学校的事，可是我却像个木偶似的，什么也没听明白，光是在想吃食。……就连在圣堂上……不过，我这是怎么了？”亚科甫神甫醒悟过来说，“您要坐车出门了。对不起，我这都是随便说说的……请您原谅。”

库宁沉默地握了握亚科甫神甫的手，把他送到门厅，然后回到书房里，在窗前站住。他看见亚科甫神甫走出这所房子，把他头上那顶褪色的宽边帽子低低地拉到眼睛上，低下头，仿佛为刚才那一番推心置腹的话害臊似的，沿着大路缓缓走去。

“看不见他的马车在哪儿。”库宁暗想。

库宁不敢设想司祭这几天是步行到他家里来的，这儿离辛科沃村有七八俄里远，路上泥泞得没法走。随后库宁看见马车夫安德烈和男孩巴拉蒙跳过水洼，溅了亚科甫神甫一身泥浆，跑到他跟前去接受祝福。亚科甫神甫脱掉帽子，慢条斯理地给安德烈祝福，然后再给男孩祝福，摩挲他的头。

库宁举起手来擦一擦眼睛，觉得他的手擦过眼睛后变得湿润了。他离开窗口，用模糊的眼睛看一眼房间里，觉得那胆怯而透不出气来的声音似乎还在这儿响。……他看一下桌子。……幸好亚科甫神甫匆忙中忘了把布道词带走。……库宁跑过去，拿起布道词，撕得粉碎，带着厌恶的心情丢在桌子底下。

“这些事我以前都不知道呀！”他倒在沙发上呻吟道，“我在这儿却已经做了一年多常任委员、荣誉调解法官、学校会议委员！没长眼睛的木偶，大少爷！要赶快帮他的忙才对！赶快！”

他痛苦得不住翻身，用手按住两鬓，紧张地思索着。

“这个月二十日我会领到二百卢布薪金。……我要找个合乎情理的借口送给他一点钱，也送给医生的妻子一点钱。……我请他来做一次祈祷好了。至于医生，我可以假装生病。……这样我就不会伤他们的自尊心了。阿甫拉阿米那边我也要接济一下。……”

他扳着手指头计算他的钱，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两百卢布几乎不够他付清总管、仆人、那个经常送肉来的农民的钱。……他不由得想起不算遥远的过去，那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后生，往往把贵重的扇子送给妓女，每天付给出租马车的马车夫库兹玛十卢布，出于虚荣心而给女演员送礼，他父亲的一份家业就此糊里糊涂挥霍掉了。唉，那些胡乱丢出去的一卢布钞票，三卢布钞票，十卢布钞票，如果留到现在，那会多么有用呀！

“阿甫拉阿米神甫一个月只要有三卢布就能够活下来了，”库宁想，“有一个卢布，神甫的妻子就可以给自己做一件衬衫，医生的太太就可以雇一名洗衣女工。不过我仍然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

这时候库宁突然想起他给主教写的那封告密的信，就周身痉挛，仿佛冷不防吹来一股凉气似的。回忆使他在自己面前，在肉眼看不见的真理面前羞愧难当，整个灵魂充满了沉痛的感情。……

一个存着好心，然而吃得过饱，遇事又不加思考的人为一件有益的工作所做的真诚努力，就这样开始，又这样结束了。

[1] 亚科甫的爱称。

[2] 指酗酒。

在河上

春季小景

“冰活动了！”在春天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响起了喊叫声，“伙计们，冰块浮动了！”

每到春天，河上的冰是一定要活动的，可是话虽如此，冰块的浮动永远是一件大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您如果住在城里，听到这种喊叫声，就会往大桥跑去，同时您脸上露出一副严肃的神情，倒好像桥上出了凶杀案或者白昼行劫案似的。不管从您身边跑过去的小男孩也好，出租马车的车夫们也好，女商贩也好，脸上都有那样的表情。桥上已经聚拢了许多人。这儿有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有穿着雨衣的太太小姐们，有两三个穿圣衣的教士，有肤色黝黑的小学徒，手里提着刚做好的皮靴上的小皮耳，有穿着各种腰部带褶的外衣的汉子，有小兵。大家都伏在桥栏杆上，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带着疑问瞧下边的河。那儿寂静得像坟墓里一样，只有一个警察在对一个身穿毛皮大衣、大衣背部连着披肩的先生述说河水上涨了多少。偶尔有一辆出租马车辘辘响地滚过桥去。警察讲话的声音很低。他讲到水涨了几俄尺，他的脸就变得严肃，拉长，几乎惊慌了。不过他讲到几俄寸[1]的时候，脸上却现出怜悯和温柔的神情，仿佛俄寸就是他的儿女似的。

您也伏在桥栏杆上，瞧着那条河，然而多么令人失望啊！您预料会有爆裂声和轰隆声，可是您什么也没听见，只有一种低沉单调的音响，类似很远的雷声。您看见的不是大冰块爆裂开来，互相冲撞，紧密地挨挤，而是冰层已经破裂，冰块却平稳地堆在一起，纹丝不动，整个河面从这岸到那岸都是如此。河面已经掘开，松动，仿佛有个务农的巨人走过这个河面，用庞大的耕犁把它垦松了似的。河水一滴也看不见，只有冰，冰，冰。有些小冰山立在那儿不动，然而您头晕目眩，觉得这座桥似乎带着您，带着那群人，不知往什么地方浮去。这座沉重的桥正沿着那条河，带动河岸一起奔驰而去，用桥墩冲散一堆堆冰块。这时候有个大冰块飘过来了，死命抵住桥墩，很久都不让这座桥跑掉，可是，突然间，它像是活了，开始顺着桥墩往上爬，直朝着您的脸扑过来，仿佛打算跟您告别似的，不料它太重，支持不住，就断成两块，无力地跌下去了。看上去，那些冰块显得悲悲戚戚，神情沮丧。它们仿佛感到从家乡被驱逐出去，正飘往远处，要飘到可怕的伏尔加河去，到那儿饱看了种种惊心动魄的情景以后，就会死掉，化为乌有了。

不久，那些冰山渐渐变得单薄，冰块之间出现了乌黑的水，奔腾不息。现在那种幻觉才算消失，您才开始看清活动着的并不是桥，而是河。将近傍晚，河里几乎已经完全没有冰块的踪影，偶尔出现一些残存的冰块，可是也少得很，不足以妨碍路灯照到水面上如同照着镜子一样了。

“这还不是流冰！”桥上的人说，“要等到冰从上游下来，才会有流冰可看！……今天吃中饭的时候，有人从某某县来到此地。他说那边的冰已经活动了。……那么要到明天才能在这儿见到呢。”

果然，第二天天色阴霾，刮起潮湿的冷风。天气这样骤变，表明某处一大片地方，有冰块在流动。……人们又在桥上站住，瞧着河里。水涨高了，可是河面仍然明净平滑。看客们焦躁地打哈欠，冷得缩起身子。不过后来，有个大冰块在河面上出现了。紧跟着，如同羊群尾随着带头羊一样，在相当远的地方有些比较小的冰块跟踪而来。……随后响起了冰块撞在桥墩上的响声。冰块碎裂，那些碎块慌慌张张，旋转着，互相碰撞，纷纷跑到桥底下去了。……河道转弯的地方又出现一块冰，随后来了第二块，第三块……不久空中就充满昨天人们听见过的那种低沉的响声。您看见的已经不是当地的冰，而是别处的冰，从上游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了。

不久这些冰也消失不见，然而这条河的春季复活过程还没有随着冰的消失而结束。流冰过去以后，木筏立刻开始出现。

木筏是不应当在城里观看，而应当到远处，乃至到神秘的上游，到飘来残余冰块的地方去观看的。

喏，在小小的席查河上，一行很长的木筏正顺流而下，蜿蜒曲折有如一条长蛇。夏天席查河不过是一湾浅水，您隔着茂密的柳丛就看不见它，而且只要您愿意，您尽可以随便挑个地段蹚水过河。可是现在，它叫人认不出来了。您瞧着它，就会暗自纳闷：这样的急流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不住膨胀，张牙舞爪，大有淹没全部土地之势。它对待大木筏就跟对待小木片一样。这些木筏来得迟，是最后的一批，很有可能在半路上搁浅。商人玛基特罗夫昨天已经放出六批木筏，原应到此为止，然而贪心占了上风，虽然有人警告他说水位已经下降，他今天却还是放出了第七批。

木筏上有二十个农民和村妇忙忙碌碌。真正的农民，吃得饱，穿得暖，不干这种运输木材的行当，因此您在这儿看见的全是些赤贫的农民。这些人身材矮小，背部伛偻，神态阴郁，仿佛给什么东西咬过似的。大家都穿着树皮鞋，衣衫破旧，看样子，如果您抓住一个农民的肩膀，使劲摇撼他，挂在他身上的碎布片似乎就会纷纷掉下来。他们的面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棕红色像黏土一样，有的却又像阿拉伯人那么黑，有的人脸上几乎还没长出胡子，有的人却满脸胡子，活像野兽。各人戴着各人的破帽子，穿着各人的破衣服，讲话的嗓音也各不相同，然而在不习惯的眼睛看来，他们却显得一模一样，一定要跟他们相处很久，才能学会分清谁是米特利，谁是伊凡，谁是库兹玛。他们这种惊人的相似是由一种共同的烙印形成的，它印在他们各人苍白而阴郁的脸上，印在各人的破衣服和破帽子上：那就是一贫如洗。

他们的工作一刻也不停。木筏每走一步，席查河就要转一个弯，因此他们不时在木筏上从这边跑到那边，把竿子撑进水里，免得木筏在急流中撞着河岸，或者撞着峭壁而散开。……所有的人都涨红脸，不住流汗，气喘吁吁。……虽然木筏中央放着些干草供人坐，却没有一个人到那儿去坐。……村妇干着跟男人一样的活，生得精瘦，衣服褴褛，下摆沾了水，不住摆动。……

河两岸都沉浸在中午明亮的阳光里。一个个画面在木筏工人眼前闪过去，一个比一个美。树林啦，耕地啦，乡村啦，地主庄园啦，在他们面前飞过去，像鸟那么快。……这时候他们看见前面高陡的河岸上有一座白色的教堂，配着碧绿的拱顶。过了一分钟，教堂已经不在，只能看见一片平原，愤怒的席查河把河水一直淹到平原上很远的地方。平原后边是绵延不尽的黑色耕地，耕地上空点缀着一些白嘴鸦，也可能是唐鸦。……这时候岸上有个农民，身材瘦长，像根耙子，赶着一头枯瘦的母牛走路，那头母牛只有一个犄角。……后来出现地主的庄园了。阳台上有个太太，打着伞站在那儿，急忙向一个女孩指着木筏。有个青年男子身穿轻骑兵的短外衣，脚蹬长筒靴，正往一个捕鱼笼里看。……随后又是耕地、树林、乡村。……要是现在回头看一眼，就会瞧见那白色的教堂隐隐约约立在地平线上，而那个赶母牛的农民倒不见踪影了。……可是您不要以为木筏已经走出很远。再过一会儿，木筏工人却又看见地平线上有个白色的东西。……他们开始凝神细看，这是什么样的奇迹啊？原来刚才丢在后面的那个教堂就在那儿，他们正迎头飞奔过去。……他们离它越近，就越相信确实是它，确实是先前陡岸上那幢有绿色拱顶的教堂。……喏，现在可以看见它的窗子、尖顶上的十字架、房上的烟囱了。……再过一会儿，木筏工人就会冲到教堂跟前，不料木筏猛一转弯，教堂就又丢在后面了。……

有三四个木筏工人抽点空闲，聚集在木筏中央，互相看着，呼呼地喘气。他们在休息。您看见他们只有一个人穿着皮靴，那双皮靴糟透了，歪歪扭扭，褪了色，然而毕竟是皮靴。一座教堂即使已经废弃不用，总还是教堂嘛！那双靴子里，塞进一条呢裤子的瘦裤腿，可是裤子已经破旧得不像样子，连批评它也要算是罪过了。穿皮靴的人，身上穿着破皮袄，从破洞里可以窥见里边穿着坎肩。他那大脑袋上戴着一顶没人要的中学生制帽，帽檐已经折断，帽子的边沿脏得无可再脏。他面容憔悴，皮肉松弛，跟其他木筏工人的脸相不同。……一句话，这个人是目前俄国任何一个劳动组合，任何一家酒店，任何一伙乞丐和贫民都少不了的那种角色。……这种人遭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深感自己地位一落千丈，因而尽管别人怀疑他“出身贵族”，他却千方百计地加以掩盖。……他穿上乡下人穿的破皮袄，反而比穿上您一时大方而想起送给他的破大衣或者破坎肩让他感到自在得多。至于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过去是什么身份，目前有些什么想法，您不忍心细问，而且问了也无益。只要您一问他，他就会对您信口开河，说他以前又做过军官，又做过演员，还遭过监禁呢。……

木筏上的人都管这个人叫季奥米德。季奥米德来做木筏工人，与其说是想挣那三四个卢布，不如说是暗自高兴趁这个机会不花钱到城里走一趟，免得步行了。……这个工作很新奇，吸引着他，他使足劲儿干活，不肯落后于农民。他也跟他们一样从木筏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忙忙碌碌，撑着竿子，流着汗，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然而他每个动作都流露出他没干惯这种活。他不熟悉这种工作，再者体力又弱，不久就疲劳了。……只要他看见有两三个人停下来休息，他就一定凑到他们跟前去。

休息的人互相看着，攀谈起来。木筏上的话题总是老一套：

“如今这个年月，局面……简直糟透了！”一个留着山羊胡子、头戴有耳罩的帽子的人喃喃地说，“五年前，随便哪个木筏工人都要挣八个卢布，少了就不干。你肯出八卢布，我就干，少了就不行。……可是如今人家连四个卢布都不大肯出，不是吗？真要命！主才知道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哟！”

“现在人多起来了……”一个留着铁铲般胡子的人用沙哑的声音说，“这么多的人，没处安置。你嫌四卢布少，不肯干，可是别人有三卢布就干。从前，你看不见娘们儿为挣钱到木筏上来，可是如今，你瞧，他们弄来多少娘们儿呀！娘们儿是傻头傻脑的，有一卢布可挣，她们就干。……”

“四卢布……”山羊胡子嘟哝说，呆呆地瞧着飞奔而去的河岸，“四卢布。……怪事！”

季奥米德不是为挣钱而到木筏上来的，所以四卢布也好，八卢布也好，他都无所谓。不过，为了参加谈话，他认为有必要附和他们的说法。

“嗯，是啊……”他说，“钱太少了。伙计，这都是因为商人吃得太肥。他们舍不得出钱。……”

谈话的人没有回答季奥米德的话。他们瞧着前边，木筏正朝那边飞奔过去。他们看见一个白色的斑点。原来木筏又迎着先前的白色教堂跑过去了。阳光照着它的十字架和明亮的绿色拱顶，那个神殿在向他们亲热地眼，似乎应许说，再也不会离开他们了。

“嘿，这条河一个劲儿地绕来绕去！”季奥米德说，“我们走啊走的，其实老在原地兜圈子。……”

“顺着直路到城里去有五十俄里的路程。可要是顺着这条河走，那就足足有六百俄里呢。啊，只求上帝保佑，不要让水退下去，我们明天傍晚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

白天过得很顺利，没有发生意外，可是将近傍晚，木筏却遇上了麻烦。在刚刚降下的苍茫暮色中，木筏工人忽然看见河上出现了障碍：这边岸上牢牢地系紧一条渡船，从这条渡船到对面的岸上铺了一道木排桥，刚刚架好，很单薄。木筏怎样过去呢？两岸之间，人们来往频繁。有几个人迎着木筏跑过来，摇着手喊道：

“停住！停住！狗东西！”

木筏工人惊慌失措，停住了木筏。

“不准往前走！”有个胖子，红脸膛，穿着很长的厚呢大衣，嚷道，“我要把你们和你们的木筏统统打发到魔鬼那儿去，叫你们活不成！我这个木排桥已经让人拆毁过两次了，不许你们再拆！”

木筏工人面面相觑，犹豫不决，脱掉了帽子。

“大老板，这叫我们怎么办呢？”有个人问。

“随你们的便，反正我不许你们拆坏这个木排桥。我手下不断有人要到工厂去上班，没有木排桥说什么也不行。”

“老爷，请您管自放心好了！”木筏工人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您行一行好！我们会把您的木排桥架好，在原地方拴结实，样样都办妥……凭着良心干！您就让我们永生永世为您祷告上帝吧！”

“嗯，是啊，我可知道你们这号人！不准动！”

红脸膛举起手来威胁一下，然后走掉了。木筏工人垂头丧气。

“他怎么敢这样办事？”季奥米德激昂慷慨地说，“这多么霸道！他没有权利规定什么时候可以拆桥！伙计们，你们别理他！用不着听那个蠢货的话！”

季奥米德激昂慷慨，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木筏工人脱掉帽子，在岸上走来走去，鞠躬行礼，一直忙到深夜，可是一无结果。……他们只好认命。

整个这一夜，木排桥旁边点起了篝火。木筏工人把他们的木头从木排桥上抬过去，再把它们拴成一个新的木筏。他们周身湿透，不住地颤抖，一句话也不说，一刻也不休息。他们像蚂蚁似的进行这种极其艰苦的工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

到了早晨，他们又得撑着木筏往前走！

[1] 1俄寸等于4.4厘米。

格利沙

格利沙，一个又小又胖的男孩，是两年零八个月前出世的。这天，他同保姆一起在林荫道上散步。他身上穿着很长的小棉斗篷，系一条围巾，戴一顶大帽子，上面有个毛球，脚上穿一双暖和的长筒靴。他又闷又热，此外，四月间的灿烂阳光直射到他的眼睛里，刺得他眼皮发痛。

他胆怯而不稳地迈着步子，整个笨拙的身子现出极度的困惑。在这以前，他只见识过一个四方形的世界：一个角落里放着他的床，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保姆的箱子，第三个角落里放着一把椅子，第四个角落里点着长明灯。要是往床底下瞅一眼，你就会看见一个断了胳膊的玩偶和一面鼓。不过保姆的箱子后面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例如线轴、纸片、缺盖子的小盒、玩坏了的小丑。在那个世界里，除了保姆和格利沙以外，妈妈和一只猫也常来。妈妈很像玩偶。猫却像爸爸的皮大衣，只是皮大衣没有眼睛和尾巴。那个世界名叫“儿童室”，有个门通到一个空荡荡的地方，大家都在那儿吃饭和喝茶。那儿放着格利沙的高脚椅子，挂着一个时钟，它活着就是为了摇它的摆，敲出当当的响声。从这个饭厅可以走进一个放着红圈椅的房间。那儿的地毯上有一块乌黑的斑点，至今大家都为这块黑斑向格利沙摇手指头，吓唬他。过了这个房间还有一个房间，不过谁都不准进去，爸爸倒常在那儿出现，他是个极其捉摸不透的人！保姆和妈妈很容易使人了解：他们给格利沙穿衣服，喂他吃饭，服侍他上床睡觉，可是爸爸干什么活着，就不知道了。另外还有个捉摸不透的人，就是姑姑，那面鼓就是她送给格利沙的。她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不见了。她到哪儿去了呢？格利沙不止一次往床底下看，往箱子背后看，往长沙发底下看，然而她总是不在。……

可是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不但太阳刺痛他的眼睛，而且有那么多的爸爸、妈妈、姑姑，弄得他不知道应该跑到谁跟前去才好。不过最奇怪、最可笑的是马。格利沙瞧着它们的腿不住活动，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瞧着保姆，希望她来解答他的疑团，可是保姆不言语。

突然间，他听见可怕的跺脚声。……原来林荫道上有一群兵，迈着整齐的步伐，直对着他走过来，他们脸色发红，胳肢窝底下夹着洗蒸汽浴用的桦条帚。格利沙吓得浑身发凉，探问地瞧着保姆：这危险吗？可是保姆既不跑，也不哭，可见这是不危险的。格利沙目送着那些兵，自己也开始按着他们的节拍迈动两条腿了。

有两只长脸的大猫跑着穿过林荫道，吐出舌头来，翘起尾巴。格利沙暗想，他也得跑，就跟着那些猫跑起来。

“站住！”保姆对他吆喝道，粗暴地抓住他的肩膀，“你往哪儿跑？是谁叫你淘气的？”

后来有个保姆坐在那儿，端着一个小盆，里面盛着橙子。格利沙走过她面前，什么话也没说，拿了一个橙子。

“你这是干什么？”他的旅伴喊道，打一下他的手，把橙子夺过去，“混小子！”

这时候格利沙脚边有一块碎玻璃片，像长明灯那么闪光，他本来想把它拾起来，可是又不敢，怕他的手再挨打。

“您好！”格利沙忽然听见一个人的又响又粗的说话声几乎就在他耳朵上边响起来。他看见一个高身量的男人，衣服上的纽扣发亮。

使得格利沙大为高兴的是，这个人跟保姆握一下手，跟她一块儿站住，谈起话来。太阳的光辉、马车的辘辘声、马、发亮的纽扣，全都新奇动人，并不可怕，格利沙的心充满快乐的感觉，他不由得笑起来。

“我们走！走！”他对那个衣服上钉着亮纽扣的男人叫道，拉他的后襟。

“到哪儿去？”那个人问。

“走！”格利沙坚持说。

他本想说，要是把爸爸、妈妈和猫都带来倒不错，可是他的舌头说不出他要说的话。

过了不大一会儿，保姆离开林荫道，转一个弯，带着格利沙走进一个大院子。那儿还有雪。有发亮的纽扣的男人也跟着他们走来。他们小心地绕过积雪和水洼，随后登上一道肮脏而幽暗的楼梯，走进一个房间。那儿烟雾弥漫，有煎肉的气味。有个女人在炉灶旁边站着煎肉饼。这个厨娘和保姆亲了个嘴，跟那个男人一起在长凳上坐下，开始轻声说话。格利沙穿戴得厚实，闷热得受不住了。

“这是什么缘故？”他想，往四下里瞧一眼。

他看见乌黑的天花板、两个犄角的火钳、炉灶，那个炉灶看上去像是个又大又黑的窟窿。……

“妈妈！”他拖着长音叫道。

“得了，得了，得了！”保姆叫道，“你等着吧！”

厨娘在桌上放好一瓶酒、两个杯子和一个馅饼。两个女人和有着亮纽扣的男人好几次碰杯，喝酒。男人时而搂住保姆，时而搂住厨娘。后来他们三个人一齐轻声唱起来。

格利沙伸手要馅饼，他们就给他一小块。他吃着，瞧保姆喝酒。他也想喝。

“给我喝！保姆，给我喝！”他要求道。

厨娘拿着酒杯让他喝一口。他瞪大眼睛，皱起眉头，咳嗽起来，后来又不住地摆手。厨娘瞧着他，笑了。

格利沙回到家里，就对妈妈，对墙壁，对床架，讲起他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东西。他与其说是用舌头讲，不如说是用他的脸和手讲。他述说太阳多么明亮，马怎样跑，可怕的炉灶像什么样子，厨娘怎样喝酒。……

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那些胳肢窝底下夹着桦条帚的兵啦，大猫啦，马啦，碎玻璃片啦，放着橙子的小盆啦，发亮的纽扣啦，合成一大堆，压在他的脑子里，他不住地翻身，嘴里念念叨叨，最后受不住内心的激动，哭起来了。

“你发烧了！”妈妈伸出手摸摸他的额头，说，“这是怎么搞的？”

“炉子！”格利沙哭道，“你走开，炉子！”

“大概是吃多了……”妈妈断定。

格利沙刚经历到的新生活里的许多印象快要把他的脑子胀破了，可是这时候妈妈却给他灌下了一调羹蓖麻子油。

爱情

“现在是深夜三点钟。四月间宁静的夜晚向我的窗口里张望，繁星朝着我亲切地眼。我睡不着觉。我是多么幸福啊！

“我的全身，从头到脚，充满一种没法理解的奇特感情。我现在还不能分析这种感情，我没有工夫，而且也懒得这样做，况且，什么分析不分析，去它的吧！是啊，一个人从钟楼上倒栽下来，或者听到自己中了二十万卢布的彩票，难道他能解释自己的感情吗？他办得到吗？”

我写给萨霞的情书大致就是这样开头的，萨霞是我爱上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这封信我已经开过五次头，可是五次都把它撕掉了。我涂掉整张整张的信纸，然后又把它们重抄一遍。我为这封信忙了很久，就像赶写一个约定要交稿的长篇小说似的。我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要把信写得长、写得细腻、写得多情，而是因为当春夜扑进窗子里来，我坐在安静的书房里，任凭我的幻想驰骋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把写信这个过程拖得无穷无尽地长了。我在字里行间看见一个亲爱的影子。我觉得好像有许多精灵跟我同坐在桌旁，也在写信，也像我这样纯真而幸福，傻里傻气，快乐地微笑。我写着信，不时看一下我的手，这只手不久以前握过她的手，现在还有点软绵绵呢。要是我偶尔把眼睛移到一旁去，我就会恍惚看见那绿色旁门的格子。我跟萨霞告别以后，她就是隔着那个格子凝眸瞧着我的。我同萨霞告别的时候，什么也没想，光是爱慕地看着她的身材，就像一切正派的男人爱慕地看着美丽的女人一样。临到我隔着格子看见两只大眼睛，忽然灵机一动，明白我已经落入情网，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决定，已经定局，剩下来所要做的只是履行某些手续罢了。

我把情书封好，慢慢穿上衣服，悄悄走出家门，把那个宝贝送进邮筒去，这在我也是很快活的事。天上已经没有星斗。东方原来有星的地方，如今换上一条白色长带，悬在阴沉的房顶上，有几处被云遮断。有了这条长带，整个天空就泛出苍白的光。这座城市睡着了，不过运水工人已经出来，远处一家工厂响起汽笛声，在唤醒工人。您走到沾着露水的邮筒旁边，一定会看见一个笨拙的扫院人，穿一件钟形皮袄，拄着手杖。他处在昏迷状态：说睡没睡，说醒不醒，而是介乎两者之间。

如果邮筒知道人们怎样常常找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它就不会有这种谦卑的外貌了。至少我就差点吻我那个邮筒，我瞧着它，想起邮筒才是最伟大的宝物！……

我请求凡是以前坠入过情网的人回想一下，你把信投进邮筒后，怎样急忙赶回家里，很快上床躺下，盖上被子，充分相信明天早晨一醒，就会想起前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就会兴奋地瞧着窗口，而白昼的亮光正在热衷地想要钻透窗帘的皱折照进来。……

可是，现在言归正传。……第二天中午，萨霞的女仆给我送来这样一封回信：“我很高兴请您今天务毕到我们家里来我等您。您的萨。”一个逗号也没有。她干脆不用标点符号，她把“必”写成了“毕”，总之整个她这封信，甚至装这封信的狭长信封，都使我心里充满脉脉温情。我在歪歪斜斜然而羞羞答答的笔迹里认出了萨霞的步态，她每逢发笑就高高地扬起眉毛的模样，她努动嘴唇的神情。……可是信的内容却没有使我满意。……第一，对饶有诗情的信是不应该这样回答的；第二，为什么要我到萨霞的家里去，呆呆地等着她的胖妈妈、兄弟们和食客们猜出底蕴，然后留下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呢？他们不会费心思去猜的，那么，只因为您身旁有个兴奋的无聊家伙，例如一个半聋的老太婆或者小女孩，唠唠叨叨向您问这问那，您就不得不抑制您的欢乐，这可是再讨厌不过的事了。我打发女仆带回去一封复信，在信上我请萨霞选定一个公园或者一条林荫道作为幽会[1]的地点。我的建议被她欣然接受了。正如俗语所说的，我的建议恰巧投其所好。

下午四点多钟，我向本城公园里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走去。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相会的地点本来可以定在近一点的地方，林荫道上或者亭子里都成，可是女人家谈情说爱可不喜欢马马虎虎：一不做，二不休，既要相会，就得挑个最荒僻难走的密林才成，其实在那样的地方是有碰上坏人或者喝醉的小市民的危险的。

我朝萨霞走去，她正站在那儿，背对着我，我在那后背上体会到非常之多的神秘意义。仿佛那个背、后脑勺、衣服上的小黑点都在说：嘘！姑娘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衣服，外面套着一件薄薄的小斗篷。为了多添一点神秘，她脸上罩着一层白纱。我不想破坏那种气氛，不得不踮起脚跟走过去，开始小声说话。

就我现在所理解的来说，在这种幽会当中我并不是主要部分，而仅仅是细节。吸引萨霞的，与其说是他，不如说是这种幽会的浪漫气氛和神秘意味、亲吻、阴森的树木的沉寂、我的海誓山盟。……她没有一分钟忘掉自己、陷入如痴如醉的状态，她始终不让她脸上的神秘表情消失。真的，如果有个伊凡·西多雷奇或者西多尔·伊凡内奇来替换我，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请您来弄弄清楚您是不是被人爱着吧。如果是被人爱着，那么这究竟是真正的爱呢，还是不能算真正的爱？

从公园里出来，我带着萨霞到我家去。在单身汉的住所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那作用就跟听音乐和喝醇酒一样。你照例讲起未来，而且谈得多么自信，多么有把握，简直到了想入非非的地步。你拟计划，定方案，还没做到准尉就热心议论将官的头衔，总之你海阔天空地胡说一通，听讲的人必得怀着满腔的爱情，而且不了解生活，才会附和你的话。合该男人走运，凡是在热恋中的女人，总是被爱情迷住了眼睛，而且从来就不了解生活。她们不但随声附和，甚至还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而面色发白，肃然起敬，如饥似渴地把疯子的每句话都听进去。萨霞专心听我讲话，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脸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她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谈到的未来，只有外在的一面才使她发生兴趣，我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计划和方案，那都是白费精神。她极其关心的问题是她的房间在哪儿，房间里糊什么壁纸，为什么我有竖式钢琴而不是大钢琴，等等。她仔细检查我桌上的小物件，瞧瞧照片，闻闻香水瓶，把信封上的旧邮票揭下来，说是她要留下来，有用处。

“请你替我搜集旧邮票！”她说，做出严肃的脸色，“劳驾！”

后来她在窗台上找到一个核桃，就咔嚓一声咬开，吃起来。

“为什么你不在你那些书的书脊上贴小条子？”她看一下书架，问道。

“贴那东西干什么用？”

“喏，让每本书都有个号码啊。……可是我把我的书放在哪儿呢？要知道我也有书。”

“你有些什么书呢？”我问。

萨霞抬起眉毛，想一想，说：

“各式各样的都有。……”

要是我凑巧想起来问她一下，她有些什么样的思想、信念、目标，她想必也会这样抬起眉毛，想一想，说：“各式各样的都有。……”

后来我把萨霞送回家去。等到我从她家里告辞出来，我已经成了真正的和正式的未婚夫，只等完婚了。如果读者容许我单凭个人的经验下个断语，我就要断然说一句：做未婚夫很乏味，比做丈夫或者根本没订婚乏味多了。未婚夫成了四不像：他已经离开这边的岸，可还没有到达那边的岸；他固然没有成家，却也不能说是单身汉了。这种情形同我上文提到的那个扫院人的状态倒不无相似之处呢。

每天我一有工夫就赶紧到未婚妻家去。照例，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带着千百种希冀、愿望、意图、建议、话语。我每次都觉得，等到女仆一开门，我就会摆脱沉闷抑郁的心境，一头栽进令人神清气爽的幸福里去了。然而实际上情形往往不是这样。每次我来到未婚妻家里，老是碰上他们全家上上下下忙于做愚蠢的嫁妆。（顺便说说[2]：他们已经缝制了两个月，做出来的衣物却还不满一百卢布。）到处都是熨斗、硬脂、煤气的味儿。人的脚底下往往踩到玻璃珠。有两个最大的房间堆满了波涛般的麻布、细棉布、薄纱，萨霞从波涛里探出小脑袋来，嘴里衔着线。那些缝纫的人一齐发出欢呼声迎接我，不过马上又把我送到饭厅去，免得我在那儿碍她们的事，也免得我看见那些只有做了丈夫才能看的东西。我万般无奈，只得在饭厅里坐着，跟女食客彼美诺芙娜谈话。萨霞带着忧虑和不安的脸色，不时手里拿着一个顶针，一扎毛线，或者别的什么无聊的东西，跑过我面前。

“等一下，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她看见我抬起恳求的眼睛瞧着她，就说，“你猜怎么着，可恶的斯捷潘尼达把那条薄纱裙的腰身弄坏了！”

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她来，就生了气，走出去，挥动我那根做未婚夫后才用的手杖，在林荫道上散步。再不然，有时候我想约我未婚妻一块儿出去散步，或者坐马车去兜风，不料她已经同她妈妈在门厅里站着，穿戴整齐，手里摆弄着阳伞。

“哦，我们正要到商场去！”她说，“我们还得买点开司米，还要换一顶帽子。”

散步的事算是完了！我只好跟着两个女人，一块儿到商场去。看这些女人买东西，讲价钱，极力要蒙哄那些骗人的店员，真是无聊极了。临到萨霞翻遍一大堆衣料，把价钱杀得低而又低[3]，结果什么也没买成就走出商店，或者叫店员剪一段四五十戈比的料子，我看了总觉得难为情。萨霞和她妈妈走出商店后，带着惊恐不安的脸色久久地谈论她们出了错，买了不该买的东西，花布颜色太深，等等。

是啊，做未婚夫是乏味的！去它的吧！

现在我成家了。这时候是傍晚。我在书房里坐着看书。萨霞在我背后一张沙发上坐着，嘴里嚼着什么东西，声音很响。我想喝啤酒。

“你找一找拔塞器，萨霞……”我说，“不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萨霞跳起来，胡乱地在两三叠纸里翻一阵，碰掉了火柴盒，没有找到拔塞器，默默无言地坐下了。……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了。……我又口渴又烦恼，很不好受。……

“萨霞，找一找拔塞器呀！”我说。

萨霞又跳起来，翻我旁边的一堆纸。她嚼东西的声音和纸张的沙沙声，对我的影响不下于两把刀子互相摩擦而发出的刺耳响声。……我就站起来，亲自动手找拔塞器。最后，拔塞器总算找到，啤酒瓶打开了。萨霞就在桌旁坐下，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一件事来。

“你该读点什么东西才好，萨霞……”我说。

她就拿起一本书，在我对面坐下，开始努动她的嘴唇。我瞧着她小小的额头和不住努动的嘴唇，不由得沉思起来。

“她就要满二十岁了……”我想，“如果把她和一个有知识的同年龄男孩相比，区别是多么大呀！男孩子就又有学识，又有信念，又有头脑了。”

可是我原谅了这种区别，犹如原谅了那狭小的额头和不住努动的嘴唇一样。……我记得，从前，我喜欢追逐女人的时候，往往因为一个女人的袜子上有块污斑，因为她说了句蠢话，因为她牙齿不干净，就把她丢开了。可是现在我原谅了一切：咀嚼声啦，为找拔塞器而乱翻东西啦，衣冠不整啦，为无聊的事喋喋不休啦，我一概原谅了。我几乎不自觉地原谅了，没有丝毫的勉强，倒好像萨霞的错处就是我的错处似的。从前惹得我厌恶的许多事情，我现在看了反而感动，甚至喜爱。这种原谅一切的原因在于我爱萨霞，可是爱情本身该怎样解释，说真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题解

《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九日《彼得堡报》第二二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留有手抄稿一份，内容与发表在报上的小说相同，但上有作者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闲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四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删去两句话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该小说留有自杂志上剪下的原文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家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二三三号《短文》栏内，原题名是《替罪羊》，并有副标题《献给许多爸爸》，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作者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更改题名，取消副标题，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做了删削。例如，席林（原姓克鲁契科夫）同妻子的谈话略有删削。又，在描写用餐的那段文字中，于“全家人”之后，删除下列几句：“凡是他在没有喝酒，注意饮食，打牌赢钱那种快活的短暂时刻收敛起来的东西，到这时候就统统摆出来了。临到他在桌旁坐下，用餐巾盖住胸口，家里人就预感到风暴要来，屏住气息，低下眼睛瞧着菜碟。”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时，结尾是小说中这一句：“他不好意思去见他的妻子、儿子……”但原句是这样的：“他不好意思去见他的妻子、儿子、安菲萨·伊凡诺芙娜，他羞愧难当，想起吃饭时候那场吵闹就觉得受不了，不过……为了不致在家人眼中失去‘正人君子’的声望，他就继续拉长脸子，唠唠叨叨，一直闹到第二天才罢休。……”该小说收入契诃夫自编的文集时，作者修改了这句话，并添写了最后三段。

《村长》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二日《彼得堡报》第二四○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死尸》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九日《彼得堡报》第二四七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小画面》，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并取消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该书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起到一八九九年止，该书印行第三版到第十四版，该小说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又略加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写于慈文尼高罗德城，一八八四年夏天契诃夫接替出外度假的乌斯潘斯基医生，在那里的医院工作。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中写道：“他在这儿给患者看病，而且必须代替也出外度假的县医生，遵照本地行政当局的委托，坐车到外地去验尸，以鉴定人资格出庭作证。……契诃夫在慈文尼高罗德获得的生活印象，使他写出了小说《死尸》、《验尸》、《塞壬》等。”

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的信上讲到他有一次执行医疗任务的情形：“我到了那个惊恐不安的小村子，看到一些见证，村里的甲长胸前佩着铜牌，那个丧偶的农妇在验尸地点二百步开外放声大哭，有两个农民在死尸附近做看守人。……两个看守人旁边有一小堆篝火正在熄灭。……日夜守护死尸以等待长官到来，是农民的差事，得不到任何报酬的。……尸首穿着红衬衫和新裤子，上面盖一块床单。……床单上放着一块毛巾和一个小圣像。”

《妇女的幸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契诃夫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或六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抱怨说，《花絮》杂志遭到书报检查机关迫害，而且从信上可以看出，契诃夫的小说特别受到扣压，因此急需契诃夫提供“后备”小说稿件，但列依金手头又缺乏这种“后备”稿件，他说：“请问，《花絮》有什么稿子可以刊登呢？这个杂志的经常撰稿人既不构思，也不写作，情愿去钓鱼，到树林里漫游，或者逍遥自在，躺在青草地上，后背朝下，观赏天空！……您会反驳我说，我这儿存着您的小说，我没有拿来发表，可是我不能没有后备稿件，我办的杂志是要事先送请书报检查机关审查的，可是书报检查官夏天住在别墅里，往往心血来潮，动不动就禁止把预定下期刊登的成批小说校样发表。……幸好，有些稿件早先已经由书报检查官批准发表，而且已经由印刷厂排好版，于是我常利用这些后备稿件编出一期刊物来。……您的小说我总留着后备。每逢您的第二篇小说寄来，我总是立刻把您的第一篇小说拿去发表，把第二篇留作后备。主编一个受书报检查机关审查的杂志，只能这么办。……书报检查制度是可怕的。所谓检查标准，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今天这篇作品由书报检查官通过了，明天却通不过，反之亦然。这全要看书报检查官的心情而定。……”

列夫·托尔斯泰把《女人的幸运》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厨娘出嫁》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二五四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该书在彼得堡出版后，到一八九九年止，共印十四版，该小说未再改动。一八八九年该小说由作者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印行的作者的小说集《孩子们》一八八九年、一八九○年、一八九五年各版。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列夫·托尔斯泰把《厨娘出嫁》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墙》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八号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现在保存着自《花絮》杂志剪下的该小说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纪念演出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彼得堡报》第二六一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

《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九期上，署名“无脾人”。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日列依金写信通知契诃夫说：“书报检查官遭到了申斥，因为《花絮》杂志上某些尖刻的作品（正好是第三十九期）是由他批准发表的。……杂志本身也险些保不住。……书报检查委员会主席声称，一般说来，出版管理总署署长是反对讽刺刊物的，认为社会人士并不急需这类刊物。……我接到命令，要我每星期把全部后备稿件送到委员会重新审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星期前能够得到批准的作品，一个星期后却由于接到某些训令而得不到批准了。”

现在留存着该小说的排样一份，内容与杂志的原文相同。

《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九月三十日《彼得堡报》第二六八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

《普里希别耶夫军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彼得堡报》第二七三号《短文》栏内，原题名是《寻事生非的人》，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时，改换题名，取消副标题，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

最重大的修改是军士的供词，特别是压缩了他的独白。从“老爷，多承指教，说赶散人群不是我的事”起到“于是我也打县里的警察”止，报纸上的原文如下：“‘老爷，多承指点，您说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很好。……可要是乱了套呢？难道能容许他们胡来？要是让老百姓由着性儿干，那会闹成什么样子？他们应当向我道谢才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可是个宝贵的人啊。村子里，除我以外，谁也不懂真正的规矩是怎么回事。我不是个呆头呆脑的庄稼汉，老爷，我在彼得堡当过差，是司令部的人，后来呢，不瞒您说，我堂堂正正退了伍，当了一年消防队员。后来我身子不好，就脱离消防队，在一个古典男子初级中学里当看门人。……所有的规矩我都懂，先生。……庄稼汉自己既然不懂为人处世，就得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为他们好。……比方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当时我赶散人群，看见河边沙地上有一具从水里打捞上来的尸体。我要请问，他有什么权利躺在那儿？难道这合乎规矩吗？本县的警察在管什么呀？’我就说：‘乡村警察，你怎么没去报官？说不定这个淹死的人是自己淹死的，可也说不定这里头有西伯利亚的气味呢。不是这样吗？说不定这是犯刑事罪的杀人案。’可是本县的警察席京笑着说：‘这家伙有啥了不起的？难道我们缺了他就不会办事？’我就说：‘既然你站在那儿什么也不管，可见你这个傻瓜就是不会办事。’他说：‘我昨天就已经报告县警察分局局长了。’我就问：‘你干吗报告区警察分局长？难道死人的事归区警察分局长管？’我说：‘这是刑事案子，要过堂的。……’我说：‘这可得报告法官呀。……’我说：‘你头一桩事就是写个呈子交到调解法官那儿去。’不是这样吗，老爷？我敢当堂起誓。喏，这个人听了我的话却笑了，那个人也笑了，连席京也笑了。我就说：‘你干吗龇着牙笑？’可是席京居然说：‘这号事不归调解法官管。’我一听这话，简直火冒三丈，‘警察，你不是说过这话吗？’军士转过身去对席京说。

“‘说过。’

“‘大家都听见你是当着所有老百姓的面说这句话的。’

“‘要说“您”，不要说“你”，’调解法官开导说。

“‘大家都听见您说了……你这话是当着所有的老百姓说的。既然我对你称呼您，那你对我也该正大光明。’是啊，我一听这话，就跟让火烫了一样。我就说：‘好小子，你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他真就又说一遍。……我就往他跟前走去。我说：‘你这个丑八怪，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高兴，就能根据法律上各种条文叫你遭殃！’可是乡长笑着说话了：‘去你的！’他说，‘调解法官不能干越权的事。只有小案子才归他管。要管到大案子，他还没熬到那种官品呢。……’真是这么说的，先生。……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藐视官府？’我说：‘你是乡长，应当做榜样，你的事就是叫大家有畏惧的心，可是你就像发了疯……藐视当局！’他们非但不听我的话，不领会我的意思，反而龇着牙笑。……我气坏了。我瞧见如今的老百姓放肆，犯上，议论当局，就有气，抡起胳膊……当然，下手并不重，只是随随便便，挺轻地打了一下……不让他们把老爷说成那个样子。……不料本县警察给村长撑腰。我呢，少不得也给了本县警察一下。……这以后可就乱打一气了。……当然，我不对，我不该冒火。……应当报告长官才对，可我动手打人了。”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小说的结尾是：

“‘根据哪一条法律？’

“他这才明白过来：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这是重新写过的。

起初，该小说写成后，契诃夫没有送交《彼得堡报》发表，原是寄给列依金，供《花絮》杂志刊登的，原题名是《编制外的警士》。一八八五年九月五日或六日，列依金写回信说：“小说《编制外的警士》我也略加压缩。您写得不怎么顺手，太长了。不过，光是长，倒也不要紧，可它又很枯燥，那就让这种枯燥短一点也好。其实我删得很少。”

这篇小说没有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发表。一八八五年九月十八日书报检查官斯瓦特科夫斯基在报告中写道：“查该作品纯属描写因加强警察监督作用而产生的怪异社会现象。该作品措辞尖刻，夸大警察监督作用的危害，不能予以批准发表。”书报检查委员会同意该书报检查官结论，批示：“该文不准发表。”

因此，列依金于九月十六日写信通知契诃夫说：“书报检查官没有批准您的小说《编制外的警士》发表。究竟他在其中发现了什么自由主义思想，我不明白。我已经把小说送到上级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复审。如果那儿也不准发表，我就把这篇小说的校样退还给您。”

列依金在书报检查委员会疏通，终于无效，九月二十六日他写信通知契诃夫说：“这篇小说在上下两级机关都没得到批准。究竟书报检查官在这篇小说里看出什么危险的东西，我只能摇头叹气。莫非他认为您描写的那个军士是奉派任职的乡村密探？可是要知道，这根本不像嘛。依我看来，他无非是个积习很深[1]的寻事生非者罢了。您这篇小说一定可以在《彼得堡报》上发表[2]。只是您不要把校样寄去，您另抄一份好了。胡杰科夫[3]胆小极了。他一旦知道这篇供《花絮》杂志用的小说没有得到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就无论如何也不会刊登了。”

一八八五年九月三十日契诃夫在回信中说：“您的信和我那篇倒霉的小说的校样都已收到。……在书报检查官审查下，作品的命运真无法预料！我会听从您的劝告，把这篇废稿寄到《彼得堡报》去。”

该小说寄往《彼得堡报》时，契诃夫改换题名为《寻事生非的人》。

一八八五年十月一日或二日，契诃夫在信上通知列依金说，这篇由书报检查官扣压的小说“已经更改题名，送到《彼得堡报》去了”。

《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四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七日《彼得堡报》第二七五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该稿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

一八八五年九月三十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为什么您不肯利用米罗诺维奇的案子写论文？为什么不嘲笑侦讯的过程，嘲笑鉴定人，那些询问证人的蠢材，他们为化验死者的尸体而虚张声势，又为什么不嘲笑辩护人和他提出的要求（例如潜水员），等等？”

《在异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作者再次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更动。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作者如同对待《花絮》杂志时期他的许多小说一样，删去作品中的俗语，更换人物的姓氏。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在异乡》经委员会批示，已经通过，在第四十一期上发表了。”看来，该小说初次送审，没有得到书报检查官批准，因而必须向书报检查委员会申诉。

列依金在该信中还对契诃夫讲到书报检查机关对《花絮》杂志的压制，特别是对契诃夫的小说《在异乡》和《野兽》（发表时改名《愤世嫉俗者》）以及他的小品文《莫斯科生活花絮》的压制。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契诃夫在回信上说：“这只好等一阵，忍一下。……不过，我想，文章得缩得短而又短。”

列夫·托尔斯泰把《在异乡》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二八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

《睡意蒙眬》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二八九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取消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曾大加修改，除了进行删削外，还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在描绘主人公的沉思时，作者删去了他幻想中出现的某些粗俗的成分，因而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阴沉。例如，在“要是人的鼻子都挺长”后面，原文是“……比方说，我能把鼻子捅到那个红头发陪审员的眼睛上。这个法庭本来就狭小，鼻子一长，可就显得更加狭小了。不过现在大厅倒很宽敞，挺好。也许容得下二十对舞伴跳卡德里尔舞哩。应当把乐队安置在如今放审判桌的地方，给地板涂上蜡，生上炉子。现在大厅里冷冰冰，有一股干巴巴的办公气息，不过，如果把枝形吊灯架拴在天花板上，再挂上窗帘，四周摆上丝绒的家具，那就再好不过了。不过，像我的书房那样的小房间，这个大厅大约能装下几个呢？”又如，在“……妈妈……抱着第三个产品”后面，原文是“一般说来，我厌恶这些自己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她们麻木，愚蠢，野蛮，然而高傲，任性，充满个人尊严感，仿佛有奶给孩子吃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似的”。

作者将主人公有关妻子和岳母的遐想大加压缩，例如，那简单的几句话“她们不停地计算，记在纸上，到头来发现开支大得不像话”，在原文中却很长：“她们拿过铅笔来算账。……把字写对，算不得体面事，因此她们总是写得别字连篇。娜嘉写道：‘即〔鲫〕鱼十五戈笔〔比〕，下人吃的黑面包三十戈笔，付先衣妇〔洗衣妇〕一卢布。’岳母添上几笔：‘付马车弗〔费〕四十戈〔戈比〕，孩子亥〔咳〕嗽糖十五戈。’两人最后发现开支大得了不得。

“‘是啊！’岳母生气地说，‘如果他用的是挣来的钱，倒也罢了，可是他靠你的陪嫁钱过日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刚出嫁没几天，三千卢布就没有了。……都上哪儿去了？对，娜嘉，我的话是对的，当初我就劝过你不要嫁给律师。……’

“随后她们把厨娘找来，责骂就开始了。……节俭是大事，然而他的岳母和妻子在节俭方面却缺乏君子风度。为了区区一枚五戈比铜钱，她们总是大嚷大叫，说出那么多的刻薄话，简直叫人替厨娘难为情。……削减开支的事办完以后，她们就开始收拾房间，搬开椅子，狠命地擦洗地板。”

作者还删掉外来语和一些俚语。

《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原题名是《挨打的名人，或治疗酒狂症的单方》，有副标题《取自演员生活》，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将题名定为《挨打的名人》，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更换题名，并略作文字上的修改。

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契诃夫将该小说寄往《花絮》杂志，并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今天我接到您的信，知道了我那三篇东西的命运[4]。现在寄上小说一篇，不是专为《花絮》写的，而是为能够予以发表的‘一般刊物’写的。这篇小说有点长，不过内容讲的是演员，由于戏剧季节已经开始，倒是非常应时的，而且，依我看来，写得似乎也还幽默。”

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列依金在回信上告诉契诃夫说：“您的小说《挨打的名人》已经付排，而且由书报检查官通过了，可是不管我多么出力，却无论如何也没法把它挤进第四十二期去，于是留下来作后备稿件了。”后面，列依金又写道：“我读完您的信，看出您处境困难。我只想说，应当多写。应当克服自己身上怠惰的倾向，多多鞭策自己。……您说应当读书，研究学问。这不能说明问题。……比方说，您为什么把许多时间白费了？您为什么要把您的小说誊写一遍？现在还有谁干这种事？您要一次写好，不用誊清。您写完，读一遍，稍加修改，就寄出去，所有的杂志撰稿人都是这样做的。”

《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二九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四期上，署名“无脾人”。

该作品寄往《花絮》杂志时，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答复他“不用誊写”的劝告（请参看小说《治疗酒狂症的单方》的题解）说：“一般说来，我并不誊写手稿。我经常把原稿寄出去，只有供《花絮》用的稿子才誊写，而且那也是偶一为之，在我觉得小说的开端太长，或者在写作当中忽然想起整个[5]改变布局的时候才如此。《莫斯科生活花絮》我倒经常誊写，因为我写得吃力。像我现在寄上的这类作品，我照例是一气呵成的。”

现在保存着该作品的排样一份，其内容与杂志原文相同。

《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四日《彼得堡报》第三○三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的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

《贵重的狗》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九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一八八九年，该小说未经作者许可，重新发表在一月五日《蟋蟀》幽默杂志第一期上。该小说经作者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作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三一○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诃夫”。

该小说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二卷，事先作者曾作过修改：取消副标题，删削主人公的对话和广告内容。

该小说利用了一八八四年八月十八日《花絮》杂志上发表的契诃夫的小品文《莫斯科生活花絮》中的一个题材。

《钢琴乐师》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幽默杂志《闹钟》第四十五期上（十一月十四日该期杂志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发行），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在彼得堡出版）。

该小说在《闹钟》杂志上发表后，列依金在十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写信给契诃夫，责备他没有把《钢琴乐师》寄给《花絮》杂志发表，信上说：“……我今天收到《闹钟》杂志第四十五期，使我十分吃惊和伤心的是，看见了由您署名的《钢琴乐师》。您足足有一年没给《闹钟》写过东西，至少没在那儿用过您的笔名了，不料，恰恰在征求订户之前，您竟然来了这一手！……去年您和巴尔明[6]恰恰在征求订户之前和征求订户期间（十二月间和一月间），在《闹钟》和《娱乐》上发表作品，害得我一八八五年比一八八四年损失了近四百个订户（请不要向外人说），至少我认为是这样。……请您说说，为什么您没把这篇《钢琴乐师》寄给《花絮》发表呢？这篇东西会立刻发表，绝不拖延，如果您要求赶紧发表，那么这篇东西甚至会跟您的另一篇小说《老年》同时刊登哩。……”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诃夫在回信上说：“如果我知道我这篇《钢琴乐师》会成为您责难我怀有恶意的充分理由，那么当然，我就不会写这篇东西了。……如果我知道《花絮》遵循如此这般的章法，我就不会按照自己的规矩跑到别人的修道院里去了，要就根本不把那篇小说寄给《闹钟》，要就请他们用另一笔名发表了。……然而，糟糕的是，您信上所说的办杂志那套奥妙的手段，我一直不知道。……见鬼，现在《闹钟》之所以刊登我的作品，只是因为目前正是征求订户的时令，这我怎么能知道呢？它跟往常那样要我给它一篇小说，我就寄给它了，一点也没想到其中有什么文章，也不愿意那么想，特别因为今年夏天我也给过他们小说，那是夏天，还根本谈不到征求订户。……确实，《闹钟》很少登载我的作品，因为他们嫌给我的稿酬太高，不过我认为，目前这最近一期的《闹钟》似乎并不比七月间的那一期高明。……关于《娱乐》杂志，我也可以这么说。……

“《钢琴乐师》我是在十月间寄给他们的。……我不能不给他们写点东西，因为我从今年夏天起就已经欠了《闹钟》的债。欠的钱数不算多，不过也还是得还清才是。……”

《过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该小说未再改动。

该小说由作者更动个别字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失业》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三一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

《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闹钟》杂志第四十六期（该期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杂志上原文相同。

《老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四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在彼得堡出版），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改换城市的名称，删削对诉讼代理人沙普金的性格描写），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并删去结尾的一段：

“‘我老了！’他想，‘老人的唯一乐趣是流泪，不料我连眼泪也流不出来！’”

《哀伤》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三二四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冬季的小画面》，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又由作者删去个别的句子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七年，该小说连同法国作家马尼埃尔的诗篇一起，由瑟京[7]出版。

该小说由作者加以删削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俄国批评家兹文尼高罗德采夫（波克罗夫斯基的笔名）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的生活和著作》一文中回忆说：“离沃斯克列先斯克两俄里，有个契金诺地方自治局医院，当时由著名医生阿尔汉盖尔斯基主持院务。……不久，他[8]跟阿尔汉盖尔斯基成了好朋友，常在那儿为患者看病，总之很喜欢到契金诺去。那家医院给他提供了很多小说的题材，例如《外科手术》、《巴希卡》、《哀伤》、《逃亡者》等。”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俄国诗人巴尔明，《花絮》杂志撰稿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昨天回家后，读了您的小说《哀伤》。依我看来，在您迄今所写的作品当中，这是最好的一篇。这篇充满生活真实的速写，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又引人发笑，又使人忧伤。在这篇东西里，和在老百姓的生活里一样，逗笑的东西和阴沉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可惜您这篇精彩的小小说没有刊登在《花絮》杂志上。”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哀伤》是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唉，公众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均未改动。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列夫·托尔斯泰将《唉，公众啊！》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孱头》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日《彼得堡报》第三三一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只有其中一句话由作者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纯朴无瑕》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九日《彼得堡报》第三三八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

《纸包不住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五十号上，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并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由作者再作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愤世嫉俗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三四五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该小说原是寄往《花絮》发表的，那时的题名是《野兽》。

该小说“由于其倾向性、不合时宜、暴露性质、不成体统”而未获得书报检查机关批准。一八八五年十月九日，书报检查官斯瓦特科夫斯基在呈送圣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查该文倾向不明确，可能使人从另一方面理解，本检查官认为不应批准发表。”因此，一八八五年十月十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大祸临头了。要不是有后备的稿件，这一期杂志我就编不出来了。十足是屠杀。书报检查官把所有的稿子都一笔勾销，连您的《野兽》也在内。……我要他们把《野兽》放过去，再三说那篇小说无可非议，可是书报检查委员会里的人说：‘难道我们不明白小说里讲的并不是野兽！……’现将《野兽》的校样随信附上。您这篇小说不会白写。请您把它重抄一份（务必要重抄），再寄给《彼得堡报》。那儿会发表的。这篇小说无可非议。”

十月十二日契诃夫在回信上说：“《花絮》遭到的屠杀震动了我。……我一方面为我的作品惋惜，一方面觉得气闷，难受。……今天得到批准的东西，明天就不得不到委员会去听候发落，过不了多久就连‘商人’这个品位也会成为禁果。……”

契诃夫将该小说寄往《彼得堡报》时，把题名改为《愤世嫉俗者》，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她的丈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三四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

《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

后台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并作过文字上的修改。

《梦境》

圣诞节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三五四号，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通知说：“我从去年起就一直保存着您的圣诞节故事《梦境》。这篇小说有点神秘的味道，不过我想试着稍稍改动一下，到圣诞节仍然会刊出。也许您已经忘掉这篇小说了吧，可是它很长。”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诃夫在回信上说：“谢谢您发现您那儿保存着《梦境》。如果这篇东西可用，值得在杂志的节庆专号上刊登，就请您把它寄给我。我把它修改后，立即寄上。”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写道：“我在信上提过的那篇圣诞节故事，不久将挂号寄上。确实，最好还是由您亲自修改。”十二月七日或八日，列依金将该小说寄给契诃夫以便修改。列依金把契诃夫的构思想得过于简单，给他出了许多主意，借以“改进”他的小说。列依金说：“我觉得，整个结尾似乎应该重写，要写得让读者明白估价员为什么会落入法网，为什么他把他犯的罪看成梦境而不是实有其事。您得把估价员写成一个病态的人，常发生幻觉，或者患有月下梦行之类的病，不过月下梦行症现在已经遭到否定了。您得找一本格里森格[9]的著作，读一下，给估价员找出一种适当的疾病，使他能够完全不自觉地偷盗财物，把它们交给小说里出现的那些乞丐和真正的窃贼。我觉得恰恰应该这样做，小说才会明白而真实，不过您是作者，看得远比我清楚。”

不过，从发表的小说可以看出，契诃夫没有照列依金的主意做。契诃夫将该小说修改后，寄往《彼得堡报》，在那儿发表了。

《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由作者修改个别句子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收入作者小说集时，契诃夫在修改中删去《花絮》时期所常用的诙谐语句。例如，关于那个可怜的文官的话，删去了一个句子的后面部分：本来在可怜的文官“感到阴冷，不舒服，仿佛得了伤寒症”后面，还有“或者刚收到法院侦讯官的传票似的”这半句话。

小说中，十等文官在思考那些表现“喜怒哀乐之类感情”的惊叹号的意义时，作者删掉了后面的一句：“嗯……我从来也没有在我们的公文里见过它们。……”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下一段叙述文字中对这一点作了较详尽的说明。

《镜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彼得堡报》第三五八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时，作者作了修改。小说主人公涅丽在镜子里看到她的未来之前，先对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思考，但是契诃夫把那段描写删掉，大概认为这些思考对一个少女来说过于成熟了。在“……涅丽一清二楚，详详细细地看到了她的未来”后面，删去了如下一段：“泪水在涅丽的脸上淌下来。无法描摹的快乐心情让位给令人透不出气来的痛苦感觉。姑娘看见甜蜜的幻象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近似残酷的大骗局。在那灰色的背景上，过去了五六年光景。他跟先前一样英俊，聪明，温柔地微笑，可是……她跟他长期共处，已经习以为常，正如她对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习以为常一样，只有在眼看要失去丈夫的时候才感到他的存在。失去他，就没有人再需要她了，可是有他在，幸福却又体会不到。甚至灰色的背景也仿佛在说，大自然无耻地撒谎，就算他是个天使，绝顶聪明，他也不能构成她的幸福的全部。对个人幸福来说，光有和谐的两部合唱还不够。这需要和谐的三部合唱，第三者就是生活本身。然而生活却怎么也不肯加入这个联盟。她老是孤身一人走着。涅丽没见到幸福。不管他是个多么理想的人，可是她总觉得，跟他一起生活是重担，是苦恼，是沉重的负荷。”

该小说的最后一句也被作者删掉：“她走去睡觉，再也不巴望出嫁了。”

《新年的大苦大难》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四日《花絮》杂志第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今天寄上新年小说一篇，写得不大精彩。我想写得尽量短点，结果写坏了。”

《艺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六日《彼得堡报》第五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九年该小说由作者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并由画家卡扎钦斯基作插图后，刊登在《我们的时代》（《彼得堡报》的免费增刊）第五十二号上。该小说由作者略加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刊登在《我们的时代》时，作者作过下列修改：“他磕磕绊绊，不住地骂街，赌咒说他马上下河去，把他全部工程捣毁。他是在找合适的颜料。后来，他一路上碰倒货包和木桶，闯进一家铺子里去了。

“‘快点给我铅丹！’他喘吁吁地说，‘见鬼，你们别再穿面包圈了，把铅丹拿给我。有群青吗？’

“他把种种货物都翻遍，把赭石、群青、铅丹、铜绿胡乱塞进衣袋，一个小钱也没付，飞也似的跑出小铺。他从小铺出来，转眼就进了酒店。他在那儿喝了点酒，摆一摆手，没有付钱，又跑到别处去了。他在这个农民家里拿走用红甜菜做的酸饮料，在那个农民家里要求人家用葱皮熬出汁水，他好用来当黄色颜料。他骂街、挑剔，一个钱也不付，可是……没有一个活人回敬他一句嘴！”

此外，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把冰凿开了”后面，原文是：“可是谢辽日卡对他的图样不满意。

“‘似乎不整齐……’他嘟哝说，搔搔后脑壳，‘应当往左边移过去点。……啊？对，往左边移点。要不然就随它去。反正我无所谓。我不想管了。又不是我非替你们干不可。……’”

谢辽日卡在讲话中提到的斯乔普卡·扎依金改成了斯乔普卡·古尔科夫。

一八八六年一月四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哥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信上告诉他说：契诃夫到彼得堡去过一趟，“跟《彼得堡报》的编辑人员熟识了，在那儿受到的款待不下于波斯王”。他又补充说：“彼得堡对我热诚接待的态度，使我暗暗吃惊。”

《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八日《蟋蟀》杂志第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功败垂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二期上，原题名是《呜呼哀哉！》，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更换题名和结尾，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并将母亲的名字叶果莎·彼得罗芙娜改为克列奥巴特拉·彼得罗芙娜。

该小说发表在杂志上时，结尾原是这样：

“‘难道这是圣像吗？’舒普金抬起眼睛……心花怒放：原来妈妈百忙中从墙上取下的是作家拉热奇尼科夫的肖像。全完了！书法教师趁他们乱成一团，赶紧逃走了。”

《初出茅庐》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十三日《彼得堡报》第十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该小说手抄稿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稿内容与报纸上原文相同。

《孩子们》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日《彼得堡报》第十九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一八八九年作者在彼得堡出版小说集《孩子们》，该小说列为第一篇，此后在一八九○年及一八九五年该小说集重版时，该小说均未更动。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中回忆，一八八五年夏季契诃夫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与玛耶夫斯基上校一家熟识后，常到他家里做客：“在沃斯克列先斯克住着的还有两三个有趣的人家，可是沃斯克列先斯克全部生活的中心仍然是玛耶夫斯基家。他们有些迷人的孩子：安尼雅、索尼雅和阿辽沙。我哥哥安东·巴甫洛维奇跟他们很亲近，后来把他们写在小说《孩子们》里了。”

列夫·托尔斯泰把这篇小说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发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六年一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最善良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尽管我作了很大的努力，要想按您的心意，在星期一以前把小说写成寄出，可是没有办到。各种工作很多，再者小说也写得不顺利。现在把这篇小说随信寄上。”

《苦恼》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彼得堡报》第二十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更动个别词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一八九五年“媒介”出版社出版小说集《闪光》，将该小说收入。后来，该小说再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时，删掉下列一句：“要知道，再也没有听别人讲话更容易的事了。……”（该句在“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倾诉衷曲呢？”的后面。）

作者在描述姚纳时，原用的文绉绉的语言改为朴素的口语。例如，原句“车夫吧嗒着嘴唇，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子，与其说是由于逼不得已，不如说是根据传统，挥动一下鞭子，”作者将其中的“根据传统”改为“出于习惯”，将“由于逼不得已”改为“由于必要”。

该小说收入契诃夫的文集时，原句“……街上杂乱的闹声达到了强音[10]”改为“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一八九二年四月四日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不由得想起你的小说里姚纳对母马说：‘打个比方，你生了个小驹子，它死了，你呢，比方说，就是它的亲妈。……你不是要伤心吗？’[11]……当然，我常说错话，不过，就这篇小说的这个地方来说，你是不朽的。”

列夫·托尔斯泰把《苦恼》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一日《花絮》杂志第五期上，副标题是《我做江湖郎中的事迹》，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作者更换副标题，略加修改，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该小说由作者再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时，作者改动了结尾的一句。原句是“呜呼，我与其眼看自己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好！”现改为“结局会怎样呢？”

还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契诃夫曾把该小说寄给幽默杂志《蜻蜓》发表，署名“大叔”。十二月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该杂志撰稿人谢尔盖延科的信上讲到这件事，告诉他说小说已寄去，准备交给该杂志第一次发表。可是该小说没有发表，因为该杂志编辑部认为该小说对《蜻蜓》来说，篇幅太大。

一八八六年二月六日或七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讲到书报检查机关对契诃夫的小说吹毛求疵时说：“我简直弄不明白书报检查官要怎样摆布我，最善良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您那篇小说[12]原定在第六期上发表，却没有得到批准。……”随后，列依金告诉契诃夫说，就连已经发表的那篇小说（《审判前夜》）“也有某些‘暗示非法同居关系’的文字被书报检查官删掉了。”

后来，契诃夫试图利用该小说写成一个轻松喜剧，可是这个工作没有完成。现在保存着这个未完成的轻松喜剧的草稿。

《风波》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三日《彼得堡报》第三十三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爱情故事的片断》，署名“安·契洪捷”。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收入作者文集时，契诃夫取消副标题，作了多处修改和删削，并添写了结尾的一句。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正如修改其他所有的小说一样，力求极度简洁。例如，有这样一段原文：“看门人米海洛来给她开门的时候，脸红得跟大虾一样，愤愤不平地瞧着他那门房的小门，咆哮道：

“‘好吧！行啊！简直太好了！哪怕来搜查一千次都成！只管来吧！’

“楼上一片喧哗声，就跟人们正在抬走一个死人，或者把一个骗子推下来似的。……金碧辉煌、铺着地毯的正门，显得威风而严峻。”

修改后，这段原文只有短短的几句：

“给她开门的看门人米海洛神情激动，脸红得跟大虾一样。

“楼上传来一片嘈杂声。”

作者压缩了对玛宪卡·巴甫列茨卡雅（小说最初发表时她姓波普拉夫斯卡雅）的感受和思考的描写，删去了女主人公思考中的庸俗味道和作者针对她那天真的梦想的略带讥诮的态度。例如，原文有一段：“‘要是能中彩票，得到二十万卢布，买上一辆马车，堂而皇之地经过她的窗口就好了。到那时候我才不爱理你呢！’玛宪卡在梦想中也没忘记大有好处的出版事业。要是能写一本很厚的长篇小说，在那里面把那个毫无心肝、老是发神经病、爱财如命、喜欢假充贵族的蠢货嘲笑一通，羞辱一番，让全世界都看见才好。‘啊，那该多好呀！’玛宪卡暗想。”这段文字后来改成：“啊，但愿她能得到一大笔遗产……惹得她看着眼红才好！”

作者也压缩了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同玛宪卡的谈话，删去他关于过去的谈话，那段话对小说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契诃夫添写了结尾一句话：“过了半个钟头，她已经上路了。”这样，就使得小说在情节上圆满了。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风波》是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八日《花絮》第六期上，署名“无脾人”。

现在保存着从《花絮》杂志上剪下的该小说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一八八六年二月六日或七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花絮》第六期上没有发表您的小说《安纽达》，我刊登了您的小说《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演员之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十日《彼得堡报》第四十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作者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该小说集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该小说由作者再次在文字上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安灵祭》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五日《新时报》第三五八一号《星期六附刊》栏内，署名“安·契诃夫”。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自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再次由作者稍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将“不务正业的女戏子”改为“女演员”。

契诃夫将该小说寄往《新时报》供第一次发表时，作者的署名原是他平时的署名“安·契洪捷”。可是二月十四日该报编辑部打电报给契诃夫，要求作者允许该报将小说上的署名改为作者真正的姓。“契诃夫同意了，然而对这种办法不免惋惜，因为他原想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准备把他的姓留到发表严肃的论文时使用。”俄国作家格鲁津斯基于一九○七年在《关于契诃夫》一文中这样回忆道。

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新时报》主笔苏沃陵的回信中说：“谢谢您对我作品的好评以及很快发表我的小说。……我同意您对我的小说已经删去的那个结尾的见解，而且感激您有益的指点。我写作已经有六年了，然而不嫌麻烦给我以指点，并且说明理由的，您是第一个。”

讲到该小说的结尾已经更改和压缩（可能出于苏沃陵的手），俄国作家和《花絮》杂志撰稿人比里宾于二月十六日写给契诃夫的信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我愉快地读了您在《新时报》上发表的小说，只是没有找到您告诉我的那个老处女。我等着：大概还有下文吧。”要恢复小说的结尾已经办不到，因为作者寄给苏沃陵的草稿没有保存下来。

俄国作家兹文尼高罗德采夫（波克罗夫斯基的笔名）在一九○七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说：“一八八六年，苏沃陵在一大群文学工作者中间看出了契诃夫的才能。……二月十五日……《新时报》上发表了契诃夫的小说《安灵祭》。从这时候起，每逢星期六，契诃夫的短小作品就在这家报纸上出现，都是些日常生活的小水彩画，大多是内地的生活故事。”

《愚蠢的法国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现在保存着从《花絮》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原文一份，上有作者的题词：“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安纽达》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后来，该小说又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删削内容，进行文字上的修改，重写了某些段落。

契诃夫主要修改了该小说的后半部。在《花絮》杂志上，克洛奇科夫原是当着安纽达的面跟学法律的大学生克里库兴谈话，现改为跟学绘画的大学生费契索夫（原姓福留索夫）谈话。谈话内容被压缩了，例如在“既然你能帮忙，又何不帮一帮呢？”后面，删掉了下列文字：“安纽达越发使劲地眼，可是不敢再提抗议，于是……于是这个活的人体模型毫无怨言地随着声音沙哑的福留索夫走去。

“屋里只剩下克洛奇科夫一个人，他专心背书。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读完两页，房门却又开了，学法律的大学生克里库兴走进屋来。

“‘该去吃饭了……’他说着，在长沙发上大模大样地坐下，看了看这个小房间。”

在“她一直很忙”后面，还删去下列文字：“‘哪怕就拿安纽达本人来说吧。……哎，您这个人哪儿谈得上审美力！她皮肤既不好，相貌又差，头脑也笨……肮里肮脏！您还算是有教养的人哩！唉！’

“‘这我也很明白，’克洛奇科夫摇一下手说，‘可是我拿她怎么办呢？是啊，要是我把她赶走，她可就没有面包吃了，您要明白！她爱上一个男人，就为他干活，为他挣钱，可是，一旦她失去了偶像，不能再为他贡奉四分之一斤茶叶和糖块，她可就什么事也不干了。’

“‘废话，不用担心，她不会饿死的。……’”

这以后，克洛奇科夫和安纽达的谈话也被删掉，在“我们得分手了”后面原有这样一段文字：“安纽达张开嘴，眨巴眼睛，鼻子和面颊也在动。她的上嘴唇往右撇，下嘴唇往左撇。……

“‘哭什么！’克洛奇科夫惊慌地说，‘你会同意，这是迟早要了结的！不是一定会这样吗？’

“‘我……我不会……会……’安纽达哭着说。

“‘你不会怎么样？’

“‘我会……会听你的话。’

“‘哎，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你漂亮，心好，可是……你要明白，我们一块儿住着不合适，不可能啊！你别糊涂，要明白才是！’

“安纽达的脸湿了，像雨后的窗玻璃一样。她没擦眼泪，面容大变，像是觉得痛似的。她先是哽哽咽咽，后来忽然放声大哭。‘我……我把您托付给谁呢？’克洛奇科夫听见她说，‘难……难道我不在，还有人给您烟吸吗？而且……而且……糖块呢？没有糖……糖块，怎么能喝茶呢？我……我会听话的。’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医学生嘟哝说，‘哦，也行，他摇一下手说，‘别哭了，住下吧！”

契诃夫通过这样的修改消除了原文中某些粗俗的调子，加深了安纽达形象的意义，使她成为温顺而毫无怨言的牺牲品，遭到把“姑娘”借来借去而且大谈美学的克洛奇科夫和费契索夫的无情压榨。

该小说的结尾，从“大学生拿过教科书来，又开始在两个墙角走来走去”起，是由契诃夫重写的。契诃夫将结尾大加修改，意在显示安纽达在劫难逃，毫无出路，回到小说开端的沉重气氛，并以新的细节使之加强：

“过道上有个什么人扯开了嗓门叫道：

“‘格利果利，拿茶炊来！’”

一八八六年二月三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寄上小说一篇。其中写到大学生，然而并没有什么不符合自由主义的味道。再者现在也不该讲客气了。”

该小说遭到书报检查官的删削。同年二月六日或七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安纽达》已经由书报检查官呈交书报检查委员会，这就无异于说《花絮》已经不能刊登这篇小说了。他们一心要求清教徒作风，希望小说里没有人过未经结婚的同居生活！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十足是昏了头。……我暂时不把《安纽达》的校样寄上。明天白天我要去找书报检查官，同他洽谈。或许这次拜访会有所收获也未可知。关于这次拜访的结果，我自当奉告。”

同年二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刚才收到书报检查官发下的文稿一包，其中有您的小说《安纽达》。委员会批准发表了，不过有些删削。删削的地方是有关大学生和安纽达过未经结婚的同居生活的描写，以及安纽达从前跟其他大学生同居的描写。依我看来，这篇小说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仍然不错。现将未加删改的小说《安纽达》的校样随信寄上。”

同年二月十六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安纽达》中被删掉的地方确实无关紧要。谢谢您救出了我这篇小说。……”

《祸福无常》

谢肉节的布道题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无脾人”。

《大人物》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一日《花絮》杂志第九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伊凡·玛特威伊奇》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三日《彼得堡报》第六十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六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改正在报纸上发表时误印的错字和句子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这些修改消除了小说中某些粗俗的文字。又，小说的结尾一句原来是“……盼望着他来谈一谈毒蜘蛛和捕捉金翅雀而已”。又，作者改动了小说的一个细节：小说初次发表时，主人公原是作家，然而在文集中已改为学者。

一八九九年春天俄国文学家彼尔佐夫听说马克斯取得出版契诃夫文集的权利后，于三月二十四日以读者的名义写信给契诃夫，要求他把那些只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一版而未收入该书此后各版的小说都收入契诃夫文集，其中他提到《伊凡·玛特威伊奇》，并且认为这篇小说“很好！”契诃夫之所以将这篇小说收入他的文集，可能与彼尔佐夫的来信有关。

《巫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八日《新时报》第三六○○号《星期六附刊》上。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作者删去个别细节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自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时，作者删掉了报纸上发表的原文中有关萨威里·盖金的脚的两次描写：“带着歪斜的黑趾甲”，在“撩起衬衫的底襟匆匆地擤一下鼻子”后面，删去“因而露出诵经士的灰色肚皮和像环形小面包那么大的肚脐”。

该小说收入契诃夫的文集时，作者删去了个别的词，例如，在“引起她兴趣的，与其说是他的脸，倒不如说是他的整个身体”后面删去“和体态”。作者还改换了个别的字。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回忆，驿道旁边教堂看守人的小屋的描写来自契诃夫在巴勃金诺度夏期间获得的印象。

该小说的出现引起各种不同的评论。该小说发表后不久，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和《花絮》杂志撰稿人比里宾的信上说：“有许多人……不喜欢《巫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别的题材可写，而且是魔鬼捣乱才弄得我写出这种东西来的。……”

同年三月十四日，比里宾写信告诉契诃夫说，《新时报》主笔苏沃陵很喜欢《巫婆》。他还写道：“至于我自己，却不能这样说。……我认为不大值得把才能用在描绘极富性感、眼看就要越出常轨的画面……以及‘出界’的画面上。……我崇拜现实主义，可是有关诵经士的脏脚的描写却使我看着不舒服。……其次，一方面是这样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诵经士的形象却又含有纯粹离奇的因素，他居然认真地把他的妻子当作巫婆。这不合式。”

同年三月十二日，俄国作家谢赫捷尔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求上帝饶恕您描写足足有环形小面包那么大的肚脐吧，也就是您让诵经士的妻子以及一切可敬的读者看的那个肚脐。……这简直比左拉的文笔还要厉害几分呢。……”

俄国著名的老作家格利戈罗维奇于同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契诃夫的第一封信上也谈到这一点：“真实性和现实主义不但不排除优雅，而且从优雅中得到益处。您极其有力地掌握着塑造的方式和审美感，因此，您没有特别的必要去描写像诵经士的脏脚和变形的趾甲，以及他的肚脐之类的细节。这些细节丝毫也没有增添这段描写的艺术上的美，反而破坏了趣味高雅的读者心目中的印象。”

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上说：“您对我指出的粗鄙描写，我自己在《巫婆》发表的时候也看出来了。如果我不是用一天而是用三四天工夫写成的，我就不会有这种毛病了。……”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的小说集时，删掉了这些败笔。

格利戈罗维奇和比里宾在他们的信上还提到整个小说在艺术上的精巧，特别是暴风雪的卓越描绘，这样的评价也见于有关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初版的评论（如一八八七年九月十日《彼得堡报》第二四八号上的未署名短文；一八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新时报》第四一五七号——该报编辑人员布列宁的文章《批评随笔。契诃夫的小说》）。

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的另一个评论者奥鲍连斯基，在一八八七年《观察家》杂志第十二期上的文章中赞许地指出：“把年轻而轻佻的妻子看成巫婆的诵经士，具有悲喜剧的个性。”

列夫·托尔斯泰将《巫婆》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毒》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八日《花絮》杂志第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六年三月四日契诃夫将该小说寄给列依金，在写给他的信中说：“这篇小说我是今天早晨开始写的，思想内容还不坏，而且开头写得也还将就，然而苦恼的是我不得不写一阵停一阵。我刚写完第一页，德米特利耶夫的妻子就来了，要求我开一个医疗证明，等我写完第二页，又收到谢赫捷尔打来的电报：他病了！我得出门看病去。……写完第三页，却开饭了，等等。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无异于脉搏间歇。”

在契诃夫寄给《花絮》杂志的原稿上，原有一个律师，大概小说的主人公去找他了。这个插曲在小说发表时被列依金删掉了。一八八六年三月六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我跟比里宾一起读了这篇小说，决定把律师去掉。去掉律师，小说更好些，因此您不要抱怨我横行霸道。”

《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十日《彼得堡报》第六十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写作这篇小说，大概起因于一件真事。一八八六年一月十二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中说：“基切耶夫（契诃夫的朋友，契诃夫一家曾不止一次在他的庄园上度夏）原本动手自杀，不料子弹失效。前天我见到他，他讲了讲这件事。”

《捉弄》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二日《蟋蟀》杂志第十期上，署名“无脾人”。

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作者作了很大的压缩，特别是删去一个插曲：男主人公在娜坚卡家吃饭。有许多向读者说的话也被删掉，例如：“可是，诸位先生，女人是善于做出牺牲的。在这方面我准备起誓一千次，哪怕在法庭上或者在新书《论妇女》的作者面前起誓都成。”作者还删去一些陈旧的文学用语。

该小说原来的结尾不同。在“她叫起来，满脸微笑，迎着风伸出两只手……”后面，原文是……“这正是我需要的。……我就从灌木丛中跑出去，不容娜坚卡放下两只手，惊讶得张开嘴，就跑到她跟前了。……不过，这时候，请容许我去办婚事吧。”

契诃夫放弃该小说原来那种大团圆的结局，在该小说的修改稿中添进更深刻的思想内容：主人公对生活不满，对精神方面的虚度青春感到惋惜。作者修改的结果，该小说的文字不但有了更改，连小说的思想内容也改变了。

《阿加菲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五日《新时报》第三六○七号《星期六附刊》上。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作者删削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自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后来，该小说未加修改，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在昏暗中》时，契诃夫删去一大段有关男主人公思想的文字，那是出于讲故事人的口，说的是萨甫卡的消极哲学的好处和阿加菲雅的命运，其中有这样几行：“……我渐渐觉得，我似乎理解年轻的萨甫卡的无所作为了。……说真的，何必活动，热望，探求呢？在这种芬芳的夜晚，在多得不计其数的微微闪烁的星光下，永远成为庄严雄伟的普遍安宁的一部分，呼吸新鲜的空气，不停地呼吸，那岂不更好？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岂不就在于同这种永恒的、意味深长而又不可理解的美打成一片吗？”契诃夫删去这段文字，力求在叙述上保持较为客观的态度，使得小说更为简洁。

格利戈罗维奇于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根据您那毫无疑义的才能的丰富素质，根据内心分析的真实感，根据描写的技巧（暴风雪[13]，《阿加菲雅》等作品中的夜晚、地区），根据短短几行就能绘出丰满画面的塑造感，例如：晚霞熄灭而转为乌云，‘犹如快要烧完的煤块蒙上了一层灰烬似的’等，我相信您肯定会写出一些精彩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俄国民粹派批评家H.K.米哈伊洛夫斯基于一八八七年九月《北方导报》杂志上对契诃夫的小说作了首次评论，这次是评论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他指出契诃夫的小说带有毫无出路和“阴暗”的色彩。他没有理解契诃夫的复杂诗情的新意，认为他的许多小说没有写出最后结局就足以证明作家对他的人物的命运漠不关心。他特别不满意《巫婆》、《薇罗琪卡》、《阿加菲雅》之类小说的结尾。关于《阿加菲雅》，他写道：“阿加菲雅·斯特烈尔契哈和她的丈夫会面后，怎样呢？他把她杀死了，还是打一顿，骂一通，原谅她了？她都说了些什么？……人在读契诃夫的小说集的时候，这类十分自然的问题，却一个也看不到。”

《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狼》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七日《彼得堡报》第七十四期《短文》栏内，原题名是《狂犬病》，有副标题《真事》，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本来大概准备收入契诃夫自编的文集，因为现在保存着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的誊清稿。本书根据该小说修改稿付印。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将题名改为《狼》，取消副标题，内容已与报纸上的原文大不相同。修改稿中去掉了第三个参与打猎的人，地方自治局医生彼加索夫，狂犬病的种种症候原是由他叙述的。那段叙述已经缩短，并删掉下列一句：“凡是得这种病的人，有一百个就准定死一百个。……”该小说全文都经作者压缩和校订，结尾重新写过。原来的结尾是尼洛夫拜访奥甫钦尼科夫医生后大谈他的感受。

该小说是以下面这段颇有教益的文字收尾的：“一般说来，人的记性很差。前几天，一条疯狗咬了玛克辛老人。彼加索夫没有多想，就动身到尼洛夫家里去了。

“‘我们打发玛克辛到巴斯德那儿去一趟吧，’彼加索夫对尼洛夫说，‘我们来给他捐点钱。您愿意出钱吗？’

“‘啊，遵命！’尼洛夫说完，走出去，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他给医师送来了十卢布。”

该小说有一个描写月夜的画面，生动而简洁：“河坝上满是月光，一丁点阴影也没有。河坝中央有个破瓶子，瓶颈闪闪发光，像是一颗星。”这段描写显出契诃夫风景描写的特点。契诃夫极力以最富于表达力的细节代替对风景的详尽描绘。该小说发表将近两个月后，一八八六年五月十日，契诃夫写信给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对他提出文学方面的主张，说：“描写风景，应当抓住琐碎的细节，把它们组织起来，让人看过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比方说，要是你写，在磨坊的坝上，有个破瓶子的碎片闪闪发光，像明亮的星星一样，有条狗或者狼的黑影像球似的滚过来，等等，那你就写出了月夜。”

契诃夫在他一八九六年写成的剧本《海鸥》中，也讲到，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描绘月夜的总画面可以借助于个别的细节：“特利果陵练出了他自己的手法，他省力得很。……他只要写一下坝上有破瓶子的碎片发亮，磨坊的轮子投下阴影，就把月夜写成了。……”

《到巴黎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花絮》杂志第十二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发表前不久，巴黎正传来消息，说一家运用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和化学家巴斯德的方法医治狂犬病的医院开业。一八八六年三月八日《花絮》杂志第十期报道说：“巴黎开办一家医院，用医学家巴斯德的学说医治狂犬病。这家医院向全体人民开放。俄国农民，夏天被疯狗咬伤，就有权利买一张火车票，坐直达车去巴黎，在医院就诊。这个消息是令人快慰的。”

《在春天》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彼得堡报》第八十一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该作品由契诃夫大加修改后，收进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契诃夫取消副标题、作者对读者的交代、作者借题发挥的话，删去对第二个失意者的性格的详细描写，此人在作品原文中是个绘画工作者，名叫费奥方。在作品原文中没有斯特烈莫乌霍夫将军，批评玛卡尔·丹尼绥奇写作的是一个伯爵，玛卡尔·丹尼绥奇就在他的庄园上工作。有些修改足以证明作者如何仔细地校订作品原文，例如，关于花匠潘捷列，原文是这样写的：“他偶尔转过头去，为了吐口痰，或者看一眼蔚蓝的天空，看一眼阳光普照下的大地，看一眼正在争斗的麻雀……在这种时候，我劝您留神他脸上的表情。他带着自负的神情观看大自然，对它有优越感，每逢他的目光落在冷杉、杨树、丁香花丛上，那么……啊，天上的天使呀，救救我们吧！……那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是闪过一种主人般威严的，甚至轻蔑的神情，仿佛他不论是在温室里坐着还是在花园里刨土，他都知道植物王国里的不好的秘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您可别想对他说明大自然是雄壮、威严、充满美丽和秘密，在它面前，人应该低下头。讲到大自然的秘密，他觉得他全知道。……”

契诃夫校改这一段时，把第一句全部删去，第二句中删去“带着自负的神情”。下面从“每逢……”起，到“……他眼睛里”，简洁地改为“他的目光”，后面“他都知道植物王国里的不好的秘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改为“关于植物的王国，他能知道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下边的“人”改为“骄傲的人”。“讲到大自然的秘密，他觉得他全知道”改为“他觉得他知道一切秘密、魅力，奇迹，简直无所不知……”

《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上，原题名是《猩红热和美满的婚姻》，署名“安·契洪捷”。

该作品由作者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和添写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作品收入文集时，契诃夫改换标题，把事情的开端从十二月推前到十一月，但作品第一行的“今年十二月八日”却漏掉而未改，现在已将“十二月”改为“十一月”。作者删去了十二月十三日拉杜希内依公函的附白，以及一月二日波德普鲁宁公函上有关售马买羊的附言。

契诃夫添写了二月八日警官波德普鲁宁的公文以及警察分局长随之而写给他的回信等，加强了该小说讽刺的含意。

《噩梦》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新时报》第三六二一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删削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自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未再改动。后来，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在昏暗中》时，作者删去库宁同教士谈话后独自一人发出的假慈悲的感慨：“‘啊，毁掉的青春！’他喃喃地说。‘被泥浆玷污的美丽，侏儒们的眼睛看不到的巨人！原谅我吧，我的骑士！’”

该小说在《新时报》上发表后，该报立即刊登了一个担任医生的读者的来信，小说中乡村知识分子那种可怜的贫困生活在作者的忠实描写下，使他深为激动。一八八六年四月一日《新时报》第三六二四号刊登的读者来信说：“契诃夫先生的小说《噩梦》里讲到医生的妻子，说她亲自洗内衣。……您大概会觉得这很奇怪。然而这却不会使医生们吃惊……这成了公式：教士的妻子没有衬衫穿，医生的妻子在河里洗内衣……这在俄国已经成为常规，毫无例外了。”

同年四月四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比里宾的信上说：“我没有期望《噩梦》获得成功。很难投合人的口味啊！”

同年四月四日，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谈到，由于这篇小说获得成功，他要求契诃夫应许把《噩梦》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同时，他在《新时报》的读者来信的明显影响下，把这篇小说称为有关医师的妻子的小说。

该小说本来已经排好一半，准备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可是契诃夫坚持不同意，后来就取消了。

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信上说：“那些小说本来就已经够杂的了，如果再把《噩梦》和《瑞典火柴》放在一起，那就要杂得令人作呕了。”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的小说集《在昏暗中》。

同年五月十日契诃夫在写给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信中讲到，他一八八六年发表在《新时报》上的《噩梦》和其他小说，按他的说法，在彼得堡闹得“天翻地覆”，其结果是他“昏头昏脑，好像被炭气熏昏了”。

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于一八八八年《北方导报》第十一期上发表文章评论契诃夫一八八七年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和一八八八年的小说集《故事》，其中提到《噩梦》，说：“这篇小说极其朴素，富于生活气息和细致而恳切的幽默，颇像俄国极有才能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一篇乡村速写。”

《在河上》

春季小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彼得堡报》第八十八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格利沙》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四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压缩、添写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在修改中由契诃夫删去若干比拟和性格描写，特别是删去下列一句：“他穿得那么厚，要是您用放大镜看他一眼，就会看到这样的形体倒满可以用来画一幅《北极旅行图》呢。”

该小说的题材是俄国作家和《花絮》杂志编辑比里宾向契诃夫提供的。一八八六年三月十四日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提议说：“……写一个年纪在两岁到四岁之间的小娃娃费佳的心理，如何？（小小说。）”后来比里宾在《花絮》杂志编辑部读到该小说的原稿后，于同年四月二日或三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格利沙》很不坏，很不坏哩。”

《爱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四月七日《彼得堡报》第九十五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2] 该报稿件事先不送书报检查机关审查。

[3] 该报的主编。

[4] 请参看《在异乡》题解。——俄文本编者注

[5] 原文为拉丁语。

[6] 《花絮》杂志的撰稿人，诗人。

[7] 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瑟京（1851—1934），俄国出版者和书商，《俄罗斯语言》的发行人。

[8] 指契诃夫。——俄文本编者注

[9] 格里森格·维尔盖尔，柏林大学医学教授，著有《精神病》一书，一八六七年该书译成俄文出版。——俄文本编者注

[10] 原文为意大利语。

[11] 单引号中的引文与小说原文有些出入。

[12] 指《安纽达》。——俄文本编者注

[13] 指《巫婆》中的暴风雪描写。——俄文本编者注

一八八六年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

（1888 年）

复活节之夜

我站在戈尔特瓦河的岸上，等渡船从对岸划过来。平时，戈尔特瓦河是一条中等的小河，静悄悄的，沉思默想，在茂密的芦苇丛外温柔地闪光，可是现在，我面前却展开一个大湖。浩浩荡荡的春潮漫上两岸，泛滥到两边岸上很远的地方，淹没了菜园、草场和沼泽，因此在汹涌的水面上，不时可以见到杨树和灌木丛孤零零地耸立着，在晦暗的天色中看上去像是峻峭的绝壁。

我觉得天气很好。天色黑下来了，可是我仍然能够看见树木、河水、人。……整个天空布满星斗，星光照亮了这个世界。我想不起以前什么时候见到过这么多的星。繁星密得简直连一根手指也插不进去。那些星星有的像鹅蛋那么大，有的却又小得好比大麻籽。……它们大大小小，一个也不剩，统统到天空中来参加节日的盛典，洗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喜笑颜开，一个个都在柔和地闪光。天空倒映在水里，星星就沉浸在黑暗的深水当中，随着轻微的涟漪一齐颤抖。空气暖和而宁静。……远处，对面岸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中，有几团鲜红的火光东一处西一处地发亮。……

离我两步远有个农民的乌黑身影，头戴一顶大帽子，手里拄着一根节节疤疤的粗手杖。

“嘿，渡船这么久还没来！”我说。

“它该来了！”黑身影回答我说。

“你也在等渡船吗？”

“不，我随便在这儿站一会儿……”农民打着呵欠说，“我等着看节日的焰火。我倒想过河去，可是，说实话，我缺那五个戈比的渡船钱。”

“我给你五个戈比好了。”

“不，多谢多谢。……你还不如用那五个戈比替我买一支蜡烛插在那边修道院里的好。……这样有意思些，我呢，就在这儿站一会儿好了。这可奇怪，渡船还没有来！好像沉进水里去了！”

农民走到水边，伸手拿起一根缆绳，喊道：

“叶罗尼木！叶罗尼木！”

仿佛回答他的叫声似的，对岸传来一口大钟的拖着长音的叮当声。钟声浑厚，低沉，好像有人拨了一下低音提琴的最粗的琴弦一样，听上去倒像是黑暗本身发出了沙哑的呼声。顿时，炮声响起来。炮声在黑暗中不住滚动，滚到我背后远远一个什么地方，停住了。农民脱掉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基督复活了！”他说。

第一下钟声的音浪还没来得及停息，就又响起第二声，这以后立刻来了第三声，黑暗的夜色充满了那种连绵不断而且颤抖不已的叮当声。那些红色的火光旁边又出现新的火光，然后它们一齐移动，不安地闪烁着。

“叶罗尼木！”一个低沉而拖着长音的喊叫声响起来。

“这是对岸的人在叫，”农民说，“可见渡船也不在那边。我们的叶罗尼木睡着了。”

火光和柔和的钟声都在召唤人们到那边去。……我已经开始失去耐性，激动起来，不过后来我凝神望着黑暗的远方，终于看见一个什么东西的轮廓，活像个绞架。那就是我盼望已久的渡船。它移动得那么缓慢，要不是它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人就可能以为它停在原地没动，或者正往对岸驶去。

“快点！叶罗尼木！”我身旁的农民叫道，“有位老爷等船呐！”

渡船爬到岸边来，摇晃一下，吱嘎一声停住了。渡船上站着个高身量的男人，手里拉着缆绳。他身穿修士的法衣，头戴一顶圆锥形帽子。

“为什么耽搁这样久？”我跳上渡船，问道。

“请您看在基督面上，原谅我，”叶罗尼木轻声回答说，“另外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叶罗尼木伸出两只手抓住缆绳，把身体弯成问号的样子，喉咙里发出用力的声音。渡船就吱嘎一响，摇晃一下。头戴高帽子的农民身影开始从我面前慢慢地往后退去，可见渡船已经离岸了。不久叶罗尼木挺直身子，只用一只手干活。我们没说话，抬眼向渡船游过去的对岸眺望。农民盼望的“焰火”已经在那边开始了。水边有些装满树脂的桶子点燃了，好比巨大的篝火。火光映在水里，像初升的月亮那么红，形成一条条又长又宽的带子，迎着我们爬过来。燃烧的桶子照亮它们自己冒出来的浓烟和在火光附近走动着的人们的长影子。然而往远处看，火光后面，在传来柔和的钟声那边，仍然黑乎乎的，没有一点亮光。突然，一支火箭劈开黑暗，盘旋着直上天空，像是一条金黄色丝带。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仿佛碰到天空而撞得粉碎似的，只听咔嚓一响，散开来，撒下万点金星。河岸上响起一片呼喊声，类似遥远的欢呼。

“多么美啊！”我说。

“真是美得没法说！”叶罗尼木叹道，“这么好的夜晚，先生！换了在别的时候，谁也不会注意这种火箭，可是今天大家见到任何无谓的东西都感到高兴。您从哪儿来？”

我说了我是从哪儿来的。

“是啊，先生。……今天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叶罗尼木用低微而又带着叹息的男高音继续说，像是个刚刚痊愈的病人，“天上也好，地上也好，地下也好，都欢欢喜喜。一切生物都在庆祝节日。可是请您说一说，好先生，为什么人就连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也忘不了他们的悲伤？”

我觉得这句出人意外的问话是要引我参加一场“喋喋不休的”拯救灵魂的谈话，大凡闲散无聊的修士都是深切喜爱那种谈话的。可是我没有心思长谈，所以仅仅问了一句：

“那么，神甫，您有什么悲伤吗？”

“我的悲伤照例跟大家一样，好先生。不过今天修道院里出了一件特别使人悲伤的事：做弥撒的时候，临到读经，修士助祭尼古拉死了。……”

“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上帝的旨意！”我模仿修士的口吻说，“大家都要死的。依我看，您还是应当高兴。……据说，凡是在复活节前夕或者当天死掉的人，一定能升天堂。”

“这是实在的。”

我们沉默了。戴着高帽的农民身影同河岸的轮廓合为一体。盛着树脂的桶子越烧越旺。

“不论经书也罢，一般的道理也罢，都清楚地指出悲伤是无益的，”叶罗尼木打破沉默说，“可是为什么我的内心悲悲戚戚，不愿意听从理智的支配呢？为什么我恨不得痛哭一场呢？”

叶罗尼木耸动肩膀，转过身来对着我，很快地说：

“如果我或者别人死了，那也许不会引起注意，可是要知道，死了的是尼古拉啊！不是别人，是尼古拉啊！真叫人难以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了！眼前我在渡船上站着，老是觉得他马上就要在岸上提高喉咙喊叫似的。他怕我在渡船上感到害怕，总是走到岸边来，叫唤我。为此，他晚上常常特意从床上起来。善良的灵魂！上帝啊，他多么善良仁慈！有些做母亲的待自己的孩子都及不上这个尼古拉待我这么好呢！拯救他的灵魂吧，主啊！”

叶罗尼木拉住缆绳，可是立刻又转过身来对我说话。

“再说，先生，他的头脑多么聪明啊！”他用唱歌般的声调说，“他的谈吐多么好听，悦耳！简直就像过一会儿做晨祷的时候大家唱的一样：‘啊，亲切的声音！啊，你那极其悦耳的声音！’他除了具备人类的其他种种品质以外，还有不同寻常的才能！”

“什么样的才能呢？”我问。

修士仔细地打量我，仿佛相信可以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似的，高兴地笑起来了。

“他有写赞美歌的才能……”他说，“先生，那纯粹是奇迹哩！要是我告诉您，您就会大吃一惊！我们的修士大司祭神甫是从莫斯科来的，副主持神甫是在喀山学院毕业的，我们这儿还有些头脑聪明的修士司祭和长老，可是，说来奇怪，能写赞美歌的却一个也没有。尼古拉呢，是个普通的修士，是个修士助祭，没有进过什么学校，就连外貌也毫不起眼，可是他偏能写！奇迹！的确是奇迹啊！”

叶罗尼木把两只手一拍，完全忘了拉缆绳，继续入迷地说：

“副主持神甫写一篇布道词都觉得困难。有一回他写我们修道院的院史，把我们这些修士折腾得厉害，前后进过十次城。可是尼古拉却能写赞美歌！赞美歌啊！这可比不得写布道词或者院史！”

“莫非赞美歌很难写吗？”我问。

“难得很……”叶罗尼木摇着头说，“写这种东西，要是上帝没有赐给才能，光凭头脑聪明和心灵圣洁是无能为力的。有些一窍不通的修士说什么写这种东西只要了解你所写的圣徒的身世，再参照一下别的赞美歌的格式就成了。可是，先生，这话不对。当然，写赞美歌的人得了解圣徒的身世，对它非常熟悉，连最小的细节都不能漏掉。嗯，别的赞美歌也得参照，例如应该怎样开头，从哪儿写起，该写些什么。给您举个例子吧，第一节短歌总是一开头就写‘上帝的选民’或者‘选民’。……头一行老是得从天使写起。在赞美最亲爱的耶稣的歌里，要是您有兴趣听的话，是这样开头的：‘天使的创造者和万能的主啊’，赞美最神圣的圣母的歌里则是：‘从天上派到下界的庇护天使啊’，在赞美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歌里却是：‘貌似天使实则是人啊’，等等。到处都要从天使写起。当然，不参照别的赞美歌不行，不过要知道，主要的却不在于身世，也不在于符合别的赞美诗的格式，而在于美妙和委婉。处处都要写得合乎分寸，简练，细致。每一行都要柔和，亲切，温存，没有一个字粗野，生硬，或者不妥帖。应当写得让祈祷的人们心里欢畅，不住落泪，浮想联翩，浑身战栗。他为圣母所写的赞美歌里就有这样的句子：‘你快活吧，人类的思想难于攀登你的崇高！你快活吧，连天使的眼睛也无法看透你的深奥！’在这首赞美歌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写道：‘你快活吧，结满光明之果的大树，信徒们靠着你的果实延续生命！你快活吧，张开仁慈的华盖的大树，多少人受到你的庇荫！’”

叶罗尼木仿佛为一件什么事害怕或者害臊似的，用手掌蒙住脸，摇摇头。

“‘结满光明之果的大树……张开仁慈的华盖的大树……’”他喃喃地说，“居然找到了这样的辞藻！这样的本领是主赐给他的！为了简练，他一个字里装进很多的字和很多的思想，而且写得多么流畅，细致！他在赞美最亲爱的耶稣的歌里说：‘向人间万物输送光明的火炬啊……’输送光明！这样的辞藻不论在谈话里还是书本里都没有，他却偏偏想出来了，从他脑子里找出来了！除了明白晓畅和善于辞令之外，先生，还要给每一行歌词加上种种装饰，要有花，有闪电，有风，有太阳，有人间万物。每句赞叹的话都要写得自然，听着悦耳。他在赞美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歌里写道：‘你快活吧，长在天堂里的百合花！’他不是简单地写‘天堂里的百合花’，而是‘长在天堂里的百合花’！这样就比较自然，比较悦耳了。尼古拉就是这么写的！真就是这么写的！我都没法跟您表达他的那种写法！”

“是的，既是这样，他死了也真是可惜，”我说，“不过，神甫，您划船吧，要不然我们就会去迟了。……”

叶罗尼木醒悟过来，往缆绳那边跑去。这时候，岸上的钟一齐响起来。大概，举着十字架的游行行列已经走到修道院附近，因为盛着树脂的桶子后面，那一大片黑乎乎的空场上，如今已经点缀着不住移动的火把了。

“尼古拉把他的赞美歌印成书了吗？”我问叶罗尼木。

“怎么会印成书呢？”他说，叹一口气，“再者，真要是印出来，那倒奇怪了。印它有什么用？我们修道院里没有人对这种东西发生兴趣。大家都不喜欢它。他们知道尼古拉在写东西，可是谁也不放在心上。如今，先生，没人尊重新作品了！”

“大家对他有成见吗？”

“正是这样。如果尼古拉是长老，修士们也许会发生兴趣，可是要知道，他连四十岁都不到。有些人讪笑他，甚至认为他写东西是罪过哩。”

“那么他写东西图的是什么呢？”

“不图什么，多半是给自己找点安慰。在所有的修士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读他的赞美歌。我常悄悄到他屋里去，免得让外人瞧见。他看到我有兴趣，也很高兴。他拥抱我，摩挲我的头，用亲热的字眼称呼我，就跟对小孩子似的。他关上修道室的门，叫我跟他并排坐下，我们就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叶罗尼木放下缆绳，往我这边走来。

“我们两个人就跟好朋友一样，”他小声说，用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我，“他走到哪儿，我也走到哪儿。我不在，他就惦记我。他喜爱我胜过喜爱一切人，这都是因为我读了他的赞美歌常常落泪。我回想起来，心里就感动！现在我简直跟孤儿或者寡妇差不多了。您知道，我们修道院里的人都很好，善良，虔诚，可是……没有一个人温柔体贴，他们就跟粗人一样。他们讲话嗓门很响，走起路来脚步声也响，他们总是吵吵嚷嚷，用力嗽喉咙，然而尼古拉讲起话来却斯文，亲切，要是发现有人在睡觉或者祷告，他就跟苍蝇或者蚊子那样绕过去。他的脸容总是温柔而慈祥。……”

叶罗尼木深深地叹口气，拉住缆绳。我们已经要拢岸了。我们渐渐从黑暗的夜色和寂静的河水当中照直向一个魔境般的王国游去，那儿充满呛人的黑烟、噼啪响的亮光和嘈杂的人声。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人们正在那些盛着树脂的桶子旁边走动。闪烁的火光给他们的红脸和全身添上一种古怪的、几乎离奇的神情。在那些人头和人脸中间，偶尔闪过马的脸，一动也不动，像是用红铜铸成的。

“他们马上就要唱复活节的赞美歌了……”叶罗尼木说，“可是尼古拉不在，没有人来领会它了。……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这首赞美歌更可爱的作品了。他总是把每个字都推敲一下！过一会儿您就要到那边去，先生，那么您就仔细听一下他们唱些什么：您会听得透不出气来！”

“难道您不到教堂去？”

“我不能去，先生。……我得渡来往的客人。……”

“难道没有人来接您的班？”

“我不知道。……本来八点多钟就应该有人来接我的班，可是您瞧，至今没有人来！……说老实话，我倒很想到教堂去。……”

“您是修士吧？”

“是的，先生。……那就是说，我是见习修士。……”

渡船撞到岸上，停住了。我拿给叶罗尼木五戈比的渡船费，跳上了岸。立刻就有一辆大车，载着一个男孩和一个睡熟的农妇，吱吱嘎嘎响着，登上渡船。叶罗尼木被火光微微涂上一层红色，他把身子伏在缆绳上，弯下腰，把渡船划回去。……

我在泥地里走了几步，随后就走上一条柔软的、新踩出来的小路。这条小路通到修道院那乌黑而又像是洞穴的大门口，一路上烟雾腾腾，可以看到杂乱的人群、从车上卸下来的马匹、农民的大车、讲究的马车。那儿发出车辆的吱嘎声、马的喷鼻声、人的欢笑声。在那些人和马的身上，闪着紫红的火光和浓烟的摇曳的阴影。……简直乱得不得了！可是在这样拥挤的地方，居然有人找出空地安上一门小炮，而且有人在卖蜜糖饼干哩！

修道院的围墙里边，也同样熙熙攘攘，不过那些人比较庄重些，也比较守秩序些。这儿弥漫着杜松和安息香的气味。人们说话声音很响，可是欢笑声和喷鼻声却听不见了。有许多人拥挤在墓碑和十字架附近，带着复活节用的圆柱形面包，或者提着包袱。看来，他们有许多人是特地从远方来为他们的复活节面包行祝圣礼的，这时候他们都疲乏了。年轻的见习修士们顺着从大门口一直铺到教堂门口，像是一条宽带子的铁板上跑来跑去，皮靴踩出一片匆忙而清脆的脚步声。钟楼上也在忙碌，有人大呼小叫。

“多么不安宁的夜晚！”我想，“多么好啊！”

人不由得想在整个自然界，从黑暗的夜色起到铁板、坟上的十字架、底下有许多人走来走去的树木止，都能看见这种动荡不宁和彻夜不寐的景象。然而任什么地方的激动和不安都不及教堂里表现得那么强烈。教堂门口，拥进去的人潮和挤出来的人潮正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斗争。有些人挤进去了，有些人挤出来，不久却又走回去，为的是多站一会儿，然后再走开。人们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到处走动，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浪潮般的人群涌进教堂，在整个教堂里跑来跑去，甚至惊动了前边站着的几排神态庄严、身子笨重的人。讲到聚精会神的祈祷，那是根本办不到的。而且这儿根本就没有人祈祷，所有的只是一种连绵不断而又天真无邪的欢乐，它正寻找机会，竭力要表现出来，化为某种行动，哪怕变成横冲直撞、推推搡搡也好。

就连举行复活节祈祷仪式的时候，这种不同寻常的活跃也仍然一目了然。那些圣障中门都敞开着。空中，枝形大烛架四周，神香的浓重烟雾飘浮不定。无论往哪边看，到处都是烛火、亮光、烛芯的爆裂。……诵读经文已经完全办不到，只有匆忙欢畅的歌声一刻不停地唱到仪式结束。每唱完一首赞美歌，教士们就去更换法衣，然后走出来，摇着手提香炉，这样的事几乎每隔十分钟就要重复一次。

我还没来得及占好地方，前边人群的浪潮就往后退，把我推到后面去。一个高大壮实的助祭拿着一支细长的红蜡烛，从我面前走过去。紧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修士大司祭，头上戴着金黄色法冠，摇着手提香炉，匆匆走过去。等到他们走远，不见踪影了，人群就又把我挤回原来的地点。可是还没过十分钟，新的浪潮就又涌过来，助祭又出现了。这一回跟在他身后的是副主持神甫，也就是叶罗尼木所说的那个编写修道院历史的人。

我夹在人群当中，感染到那种普遍的欢欣激动的情绪，可是一想到叶罗尼木，就难过得受不了。为什么没有人去跟他换班呢？为什么不派一个感情不这么丰富、对事物不这么敏感的人到渡船上去呢？

“锡安[1]啊，你抬起你的眼睛，往四周看一下吧……”唱诗班唱道，“因为你的儿女从西方和北方，从海洋，从东方，来到你身旁，朝拜你明亮的神光。……”

我打量一下大家的脸。所有的脸都现出活泼的高兴神情，然而没有一个人细听那首歌，谁也没有认真揣摩歌里的词句，“听得透不出气来”的人一个也没有。为什么没有人去替换叶罗尼木呢？我想象得出，如果这个叶罗尼木来到此地，他就会在墙边一个地方温顺地站着，躬起身子，如饥如渴地体会这首圣歌的美妙歌词。现在站在我身旁的人充耳不闻的东西，他却会凭敏感的灵魂一股脑儿吞进去，陶醉得神魂飘荡，透不出气来，整个教堂里再也不会有一个人比他更幸福。可是现在呢，他却在那乌黑的河面上游过来游过去，怀念他去世的弟兄和朋友。

浪潮般的人群从后面涌过来。一个体态丰满、赔着笑脸的修士侧着身子从我身边擦过去，手里拨弄着念珠，不住回头看，给一个头戴女帽、身穿天鹅绒大衣的太太开路。太太身后急匆匆地跟着一个修道院的仆役，手里端着一把椅子，把它从我们头顶上举过去。

我从教堂里走出来。我想看一看去世的尼古拉，那个默默无闻的赞美歌作者。我在围墙附近走动，那儿沿墙有一长排修士的修道室。我在好几个窗口往里张望，却什么也没看见，就退回来。现在我并不因为没有见到尼古拉而惋惜。上帝才知道，要是我见到了他，也许我倒会丧失我的想象力现在为我描绘的那个形象了。这个可爱而又富于诗情的人常常深夜出外呼唤叶罗尼木，用花卉、星斗、阳光点缀他的赞美歌，不为人所理解，孤孤单单，为此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腼腆而苍白的人，五官清秀，神情温和、忧郁。他眼睛里除了露出智慧以外，必定还闪着爱抚的光芒，以及一种难以抑制的和稚气的痴迷，这是叶罗尼木为我朗诵赞美歌诗句的时候我从他声调里听出来的。

等到我们做完弥撒，从教堂里走出来，黑夜已经过去。清晨开始了。繁星熄灭，天空现出一片蓝灰色，阴沉沉的。那些铁板、墓碑、树上的幼芽，都蒙着一层露水。空气里有一股特别新鲜的气息。围墙外面已经没有夜里我见过的那种活泼气氛了。马和人都显得疲乏，带着睡意，几乎不大走动。那些树脂桶只剩下一堆堆黑色的灰烬。人疲乏想睡，总是觉得自然界也在经历同样的情形。我觉得树木和嫩草也在睡觉。仿佛连钟声也不及夜间那么嘹亮欢畅。动荡不安已经结束，原先的兴奋如今只剩下愉快的倦怠以及一心想睡觉和取暖的渴望了。

现在我能够看清那条河和它的两岸。河面上的薄雾东一团西一团，不住地飘动。河水冒出凉气和寒意。我跳上渡船，船上已经放着一辆不知什么人的马车，站着二十来个男人和女人。缆绳潮湿了，而且依我看来也带着睡意，它向远处伸展过去，越过宽阔的河面，有些地方消失在白茫茫的薄雾里。

“基督复活了！另外没有人了吧？”一个轻柔的声音问。

我听出那是叶罗尼木的声音。现在再也没有黑暗的夜色妨碍我看清那个修士了。他是个高身量和窄肩膀的人，年纪三十五岁上下，脸庞大而且圆，眼睛半睁半闭，懒洋洋地瞧着一切，胡子是楔形的，没有理顺。他的模样异常忧郁而疲乏。

“还没有人来替换您吗？”我诧异地问。

“替换我？”他转过身来对着我，反问道，他那受冻的脸上沾着露水，现出笑容，“现在不会有人来接班，要等到天色大亮。现在大家就要到修士大司祭那儿去开斋了，先生。”

他身旁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头戴状似卖蜂蜜用的木罐的红褐色皮帽，他和那个农民一起伏在缆绳上，喉咙里一齐发出用力的声音，渡船就离开河岸了。

我们的船游出去，一路上惊扰着懒散地升上去的迷雾。大家沉默不语。叶罗尼木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干活。他用温和而失神的眼睛久久地打量我们，然后把目光停在一个年轻的商人妻子的脸上，那张脸红润，长着两道黑眉毛。她跟我并排站在渡船上，由于晨雾包围着她而沉默地缩起身子。一路上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她的脸。

这种长久注视的目光里很少男性的成分。我觉得叶罗尼木好像是在女人的脸上寻找他已故的朋友那副清秀温柔的相貌。

[1] 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名，在此指基督。

太太们

某省国民学校督学官费多尔·彼得罗维奇自命为公平而宽厚的人，有一天在办公室里接见教员符烈敏斯基。

“不，符烈敏斯基先生，”他说，“您退休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您的嗓音既是这样，就不可能继续担任教员工作。不过您的嗓子怎么会哑了呢？”

“我在出汗的时候喝了冷啤酒……”教员嗓音嘶哑地说。

“太可惜了！一个人工作了十四年，却忽然碰上这种倒运的事！鬼才知道，一个人的前程竟然给区区一件小事断送了。那么今后您打算怎么办呢？”

教员一句话也没回答。

“您成家了吧？”督学官问。

“我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大人……”教员嗓音嘶哑地说。

紧跟着是沉默。督学官在桌旁站起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神情激动。

“我想不出来该拿您怎么办才好！”他说，“您不能做教员了，可是您还不够资格领养老金。……听任您去受命运的摆布、自生自灭吧，那又不大妥当。对我们来说，您是自己人，工作过十四年，因此我们应该帮助您。……可是怎么帮助呢？我能帮您什么忙呢？您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紧跟着是沉默。督学官走来走去，不住地思索。符烈敏斯基满腔愁苦，在椅子边上坐着，也在思索。忽然，督学官眉开眼笑，甚至打了个榧子。

“奇怪，我早先怎么就没想起来！”他很快地开口说，“您听着，我可以给您想这样一个办法。……下星期我们孤儿院里的文书就要辞职退休了。要是您愿意的话，就接替他的职位吧！这就行了！”

符烈敏斯基没料到会得着这样的恩典，也眉开眼笑了。

“好得很，”督学官说，“那您今天就去写申请书吧。……”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把符烈敏斯基送走以后，觉得心头轻松，甚至颇为畅快！那个嗓音嘶哑的教师的佝偻身躯总算不在他面前晃悠了。他想到他把那个空缺给符烈敏斯基，是本着良心公平办事的，自己不愧是个善良而又十分正派的人，这也使他感到愉快。可是这种良好的心境没有持续很久。等他回到家里，坐下来吃饭，他妻子娜斯达霞·伊凡诺芙娜忽然想起一件事，说：

“哦，是啊，我差点忘记了！昨天尼娜·谢尔盖耶芙娜到我这儿来，替一个青年人说情。据说我们孤儿院里就要有个空缺了。……”

“是的，不过那个职位我已经应许别人了，”督学官说，皱起眉头，“你知道我的原则：我从不凭情面给人职位。”

“我知道，不过对尼娜·谢尔盖耶芙娜，我认为，不妨破一回例。她爱我们就像爱亲人一样，可是我们至今都没替她办过什么事。你千万不要拒绝，费佳[1]！要是你执意不肯，就不但得罪她，也惹得我不高兴了。”

“那么她推荐的是什么人呢？”

“波尔祖兴。”

“哪个波尔祖兴？就是新年在俱乐部里扮演恰茨基[2]的那个人吗？就是那位先生？那可说什么也不行！”

督学官停住嘴不吃饭了。

“那可不行！”他又说一遍，“求上帝别让我干这种事！”

“那是为什么？”

“你要明白，小母亲，一个青年人不直接出面，却托女人说情，可见他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为什么他不亲自来找我呢？”

饭后督学官在书房里沙发上躺下，开始读他收到的报纸和信。

“亲爱的费多尔·彼得罗维奇！”市长夫人在写给他的信上说，“您有一次说我善于了解人的心，善于了解人。现在您有机会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这句话了。这几天会有个名叫克·尼·波尔祖兴的人到您那儿去，要求承担我们孤儿院里文书的职位，我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年轻人。这个青年很招人喜欢。要是您对他抱同情的态度，就会相信……”等等。

“说什么也不行！”督学官说，“求上帝别让我干这种事！”

这以后，督学官没有一天不收到推荐波尔祖兴的信。在一个天气晴和的早晨，波尔祖兴本人来了。他是个体态丰满的青年人，脸孔像赛马的骑手那样刮得精光，身上穿一套黑色的新衣服。……

“我素来不在这儿接见办理公务的人，而是在办公室里。”督学官听完他的请求后，干巴巴地说。

“请您原谅，大人，不过我们双方都认得的熟人却劝我一定要到这儿来。”

“哼！……”督学官没好气地嘟哝了一声，怀着憎恨的心情瞧他的尖头皮鞋。“据我所知，”他说，“您父亲有财产，您并不缺钱用，那您何必谋这个职位昵？要知道薪金极少！”

“我倒不是为了薪金，而是……这好歹也算是官府的差事啊。……”

“哦。……我觉得您不出一个月就会厌倦这个职务，丢掉不干了，然而同时，却有些候缺的人把这个职位当作终生的事业。……有一些穷人，对他们来说……”

“我不会厌倦那个差事，大人！”波尔祖兴插嘴说，“我用人格担保，我会努力工作！”

督学官冒火了。

“您听着，”他轻蔑地微笑着说，“为什么您不直接来找我，却认为有必要先去惊动那些太太？”

“我不知道这样做您会觉得不愉快，”波尔祖兴回答说，心慌意乱，“不过，大人，如果您认为那些推荐信毫无意义，那么我可以给您看一个证明文件。……”

他从衣袋里取出一份公文，递给督学官。证明文件是用官厅的文体和笔迹写成的，下边有省长的签名。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省长并没看内容就签了名，目的仅仅在于摆脱一个纠缠不已的太太。

“这就没有办法了，我鞠躬……我遵命……”督学官读完证明文件说，叹一口气，“明天您把申请书交上来吧。……这就没有办法了。……”

等波尔祖兴走后，督学官压不住满腔憎恶的心情。

“没出息的家伙！”他咬着牙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到底还是达到了目的，这个不中用的绣花枕头，专拍太太们的马屁！坏蛋！畜生！”

督学官朝波尔祖兴走出去的门口大声吐一口唾沫，可是忽然，他发窘了，因为这时候正巧有个太太走进书房里来，她是省税务局局长的夫人。……

“我来一下就走，来一下就走……”太太开口说，“您坐下，干亲家，请注意听一下我的话。……喏，据说您这儿出了个空缺。……明天或者今天就会有个年轻人到您这儿来，一个姓波尔祖兴的。……”

太太嘁嘁喳喳讲个不停，可是督学官却用无光而且失神的眼睛瞧着她，就像快要昏厥似的。他瞧着她发呆，出于礼貌而赔着笑脸。

第二天督学官在办公室里接见符烈敏斯基，很久都下不了决心把真相告诉教员。他游移不定，讲话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想对教员道歉，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对教员说一遍，可是他舌头像醉汉一样不灵便，耳朵发烧。忽然，他想到他竟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着他下属的面，扮演这样一种荒唐的角色，就不由得又气愤又烦恼。他突然拍一下桌子，跳起来，怒冲冲地叫道：

“我这儿没有您的职位！没有，没有！请您不要打搅我！不要折磨我！您干脆躲开我，劳驾！”

说完，他就走出办公室去了。

[1] 费多尔的爱称。

[2] 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里的人物。

强烈的感受

事情发生在不太久以前莫斯科地方法院里。有几个陪审员留下来在法院里过夜，他们躺下就寝以前谈起强烈的感受。他们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想起一个证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由于经历过一件可怕的事而变得说话结巴，须发皆白了。那些陪审员决定在入睡以前各人搜索一下各人的记忆，讲点什么事。人的一生是短促的，不过话虽如此，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夸口说他过去没有经历过可怕的事。

一个陪审员讲起他怎样失足落水，另一个陪审员讲起他当初在一个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房的地方居住过，一天晚上怎样错把白矾当作苏打，给他的孩子吃了，使孩子中了毒。孩子倒没死，可是父亲几乎发了疯。第三个年纪还不算老，然而有病，叙述他怎样两次企图自杀：一次是对自己放一枪，另一次是扑到火车底下去。

第四个是身材矮小、装束考究的胖子，讲了下面这件事：

“我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没命地爱上了我现在的妻子，向她求婚。……现在，我想到我那么早就结了婚，恨不得拿鞭子把自己抽一顿才好，可是当时，如果娜达霞回绝了我，我真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呢。我那种爱情是最真诚不过的，就跟长篇小说里描写的一样，疯狂，热烈，等等。我的幸福闹得我透不出气来，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它，我一味讲我自己的热恋，惹得我的父亲、朋友、仆人都听厌了。幸福的人是最讨厌和最乏味的人。我惹得人家讨厌极了，甚至现在我还觉得害臊呢。……

“当时，在我的朋友当中，有个新开业的律师。现在这个律师已经在全俄国成名，可是当时他还初露头角，还没发财，他的名气也还没有大到见了老朋友可以装做不认识或者不脱帽子的地步。我每星期总要到他家去一两次。我到了他家，我们两人就在长沙发上舒服地坐下，开始高谈阔论。

“有一次我在长沙发上躺着，讲起再也没有比做律师更费力不讨好的职业了。我打算证明，法庭在审完证人以后很可以结案，无须有检察官和辩护人，因为这两种人不必要，反而碍事。如果一个成年的陪审员神志健全、头脑清楚，相信这块天花板是白的，或者伊凡诺夫有罪，那么不论什么样的德摩西尼[1]都没有力量同这种信念进行斗争而战胜它。如果我知道我的唇髭是黑的，那么谁能说得我相信我生着红唇髭呢？我听着演说家发表讲演，也许会大动感情，哭起来，可是我的根本信念丝毫也不会改变，因为它大半是建立在毫无疑问的物证和事实上的。可是我熟识的这个律师却口口声声说我还年轻，不懂事，我说的都是孩子气的废话。按他的看法，毫无疑问的事实经认真而内行的人加以阐发，就会变得越发清楚，这是一；第二，才能是一种移山倒海的力量，是飓风，所过之处连岩石都会化为灰尘，更不用说像小市民或者二等商会的商人的信念那类无足轻重的东西了。人类软弱无力，很难对抗才能，犹如硬要看着太阳而不眼，或者硬要止住大风一样。一个普通人凭借话语的力量就能把成千上万有坚强信念的野蛮人变成基督徒。奥德修斯[2]是世界上最坚定不移的人，可是在塞壬[3]面前却屈服了，等等。全部历史就由这类事例构成，在生活里也每一步都可以遇到这类事例。再者，这也是势所必然，否则聪明而有才能的人就丝毫不会比愚蠢而没有才能的人高明了。

“我坚持我的见解，仍然说信念比任何才能都强，不过老实说，究竟什么叫信念，什么叫才能，我自己也弄不大清。多半我只是为说话而说话罢了。

“‘就拿你来说吧……’律师说，‘目前你相信你的未婚妻是天使，全城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你幸福。可是我跟你说：我只要用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就足以使你在这张桌子旁边坐下，写信跟你的未婚妻中断关系。’

“我笑起来。

“‘你不要笑，我是认真这么说的，’我的朋友说，‘只要我愿意，不出二十分钟，你就会想到你不必结婚而觉得幸福了。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不过你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啊。’

“‘那么来吧，你试试看！’我说。

“‘不，何苦呢？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你是个好孩子，叫你受这样的考验也太残忍。再者我今天也没有那种兴致。’

“我们坐下来吃晚饭。我喝着酒，脑子里想着我所爱的娜达霞，我的全身心就充满了青春和幸福。我的幸福简直广大无边，我甚至觉得坐在对面、生着一对绿眼睛的律师像是个不幸的人，那么矮小，那么灰色。……

“‘你试一试！’我缠住他说，‘好，我求求你！’

“律师摇头，皱起眉峰。看样子，我已经惹得他讨厌了。

“‘我知道，’他说，‘等我试验过以后，你会向我道谢，把我叫做救命恩人，不过，我们也要替你的未婚妻想一想。她爱你，你丢弃她，就会害得她伤心。她多么可爱啊！我真羡慕你。’

“律师叹口气，喝了点酒，开始讲我的娜达霞多么可爱。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描绘才能。他说到女人的睫毛或者小手指头，能给您讲出一大套话来。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生平见过许多女人，’他说，‘不过我用人格向你担保，我凭朋友的资格说，你的娜达丽雅[4]·安德烈耶芙娜是一颗珍珠，是一个少有的姑娘。当然，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话，缺点是有的，甚至很多，不过她仍然迷人。’

“律师就讲起我未婚妻的缺点。现在我很明白，他其实是在谈一般的女人，谈女人的一般弱点，然而当时我却以为他是专指娜达霞说的。他赞叹她那翘起的鼻子、她那惊叫声、她那尖得刺耳的笑声、她的装腔作势，总之，正好是我不喜欢她的那些地方。所有这些，依他看来，却无限妩媚，优雅，娇柔。不久，我自己也没有留意到，他就已经从热情的口吻渐渐换成父辈的教训口吻，后来又换成轻松的鄙夷口吻了。……法庭的审判长不在我们这儿，因此没有人来制止这个口若悬河的律师。我没有机会张嘴，再者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朋友的那些话并不新奇，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全部毒素不在于他说了些什么，而在于那种可恶的形式。鬼才知道这是什么形式！当时我听着他讲，不由得相信同一个词有一千种含意和色彩，这要看你说出来的口气，赋予句子什么形式。当然，我不能向你们表达那种口气，那种形式，我只能说我听着这个朋友讲话，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跟他一块儿愤慨，发怒，鄙视。临到他眼泪汪汪地向我声明说，我是个伟大的人，我理应有比较好的命运，将来我注定会做出一番特别的事业，婚姻却可能妨碍我，我听了竟相信他的话了！

“‘我的朋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叫道，‘我央求你，恳求你：趁时机还不太迟，你别这么干！别这么干了！求上帝保佑，你千万不要犯下可怕的大错！我的朋友，你不要断送你的青春啊！’

“信不信由您，反正到头来我在桌旁坐下，给我的未婚妻写退婚信了。我一面写，一面暗自高兴，改正错误的时机总算还没有过去。我封好信，赶紧走到街上，把它送进邮筒。律师也跟我一块儿去了。

“‘好得很！太好了！’等到我在黑暗中把我写给娜达霞的信塞进邮筒，他就称赞我说，‘我从心底里祝贺你。我为你高兴。’

“律师跟我一块儿大约走出十步，他继续说：

“‘当然，婚姻也有它好的一面。比方说，我就是那种把婚姻和家庭生活看得重于一切的人。’

“他就描绘他的生活，于是孤寂的单身生活的种种坏处就呈现在我面前。

“他热情地讲到他未来的妻子，讲到一般的家庭生活的妙处。他赞叹得那么动听，那么诚恳，等到我们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已经急坏了。

“‘你这是在怎么对待我呀，可怕的人？！’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害苦我了！为什么你逼着我写那封该死的信？我爱她，我爱她呀！’

“我为我的爱情赌咒发誓，我被我的行动吓坏了，我已经觉得我的行动既荒唐，又毫无意义。诸位先生，要设想一种比我当时体验到的更强烈的感受，那简直不可能。啊，当时我经历了什么样的心境，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要是当时有个好心人，拿给我一支手枪，我真会高高兴兴往我额头上放一枪呢。

“‘哦，得了，得了……’律师说，拍着我的肩膀，笑起来，‘你别哭了。那封信到不了你未婚妻手里。信封上的地址不是你写的，是我写的。我把它写得很乱，邮局的人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不过，整个这件事对你倒也是一个教训：凡是你不懂的事，你就不要争论。’

“现在，诸位先生，我提议由下一位来讲。……”

等到第五个陪审员坐得舒服点，刚张开嘴要讲他的事，斯巴斯高塔上的时钟敲响了。

“十二点了……”一个陪审员数着钟声说，“诸位先生，你们把我们的被告目前经历的感受归到哪一类去呢？他，那个杀人犯，就在这儿，在法院的拘留所里过夜，目前正躺着或者坐着，而且当然，没睡着，在这不眠的一夜里听着这种钟声。他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幻想钻进他脑子里去？”

不知怎么，那些陪审员忽然全都忘了“强烈的感受”。他们的同事当初给他的娜达霞写过信后经历到什么样的心情，已经显得不重要，甚至也不那么有趣了。再也没有人开口讲话，大家都一声不响，悄悄地躺下睡了。……

[1] 德摩西尼（前384—前322），古雅典的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

[2] 古希腊叙事诗《奥德修纪》中的英雄，诗中叙述他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历险情况。

[3] 希腊神话中的半女半鸟的海妖，常用歌声诱惑水手，然后将他杀死。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泊时遇到过她们。

[4] 上文的娜达霞是娜达丽雅的爱称。

熟识的男人

千娇百媚的万达，或者按她身份证上的称呼，荣誉公民娜斯达霞·卡纳甫金娜，在医院里病愈出院后，发觉自己的处境是以前从没经历过的：不但无家可归，而且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怎么办呢？

她头一件事就是动身到当铺去，在那儿当掉一枚绿松石戒指，这要算是她身边唯一贵重的东西了。当铺收下那枚戒指，给了她一个卢布，可是……一个卢布能买什么呢？凭这点钱既不能买一件时髦的短上衣，也不能买一顶高女帽，更不能买一双黄铜色便鞋，可是缺了这些东西，她就感到仿佛赤身露体了。依她看来，好像不但行人，就连马和狗都在瞧她，讪笑她那寒碜的装束呢。她专心想着她的穿戴，至于她怎么吃饭，到哪儿去过夜，这些问题倒一点也没有使她担忧。

“只要能碰见一个熟识的男人就好了……”她想，“那我就会弄到钱。……谁也不会拒绝我，因为……”

可是熟识的男人却没碰见。傍晚在“文艺复兴”[1]倒不难碰见他们，然而她穿着这身寒碜的衣服，又没戴帽子，“文艺复兴”是不会让她进去的。怎么办呢？万达苦闷了很久，最后懒得再走路，再坐着，再思索，她就决定使出最后一个办法：索性到一个熟识的男人住处去，向他要一点钱。

“那么该去找哪一个呢？”她暗自思忖，“到米沙那儿去可不行，他是成了家的。……至于那个红头发的老头子，现在却上班去了。……”

万达想起牙科医生芬凯尔。他是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三个月前送过她一个手镯，有一次在德国俱乐部里吃晚饭，她往他的头上泼过一大杯啤酒。她想起这个芬凯尔，高兴得不得了。

“他一定肯给我钱，只要我碰上他在家就成……”她想着，往他家里走去，“他不给钱，我就把他家里的灯统统砸碎。”

她走到牙科医生门口，脑子里已经准备好一套计划：她要一路笑着跑上楼梯，闯进医生诊室，向他要二十五卢布。……可是临到她伸手拉门铃，不知怎的，那个计划却好像自动从她脑子里飞出去了。万达忽然开始胆怯，激动，这是以前她从来都没有过的。她只有在喝醉酒的伙伴当中才胆大，无所顾忌，可是现在她穿着普通的衣服，处在一般告帮人的地位，人家对于这样的人却是可以不接见的，她就感到气馁，感到身份低下。她不由得羞臊，害怕了。

“说不定他已经把我忘了……”她想，不敢拉门铃，“再者，我穿着这样的衣服怎么能见他呢？简直像个叫花子，或者干粗活的。……”

她迟疑地拉了拉门铃。

门里响起脚步声。那是看门人走来了。

“大夫在家吗？”她问。

要是看门人说“不在”，她倒会高兴些，可是看门人没有答话，却把她让进前厅，帮她脱掉大衣。依她看来，那道楼梯显得富丽堂皇。不过在富丽的陈设当中首先扑进她眼帘的，却是一面大镜子，她看见镜子里有个装束寒碜的人，没戴高女帽，没穿时髦的短上衣，没穿黄铜色的便鞋。万达暗自奇怪：一旦她穿戴得不体面，类似女缝工或者洗衣女工，她就自惭形秽，再也没有那种狂气，那种大胆，而且她私心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万达，而是从前的娜斯达霞·卡纳甫金娜了。……

“请进！”一个使女把她领进诊室，①说，“大夫马上就来。……请坐。”

万达在一把柔软的圈椅上坐下。

“我干脆就说：您借点钱给我！”她想，“这是堂堂正正的，因为他本来就跟我很熟嘛。只是这个使女要从这儿走出去才好。当着使女的面不便说出口。……她为什么站在这儿不走呢？”

过了五分钟光景，房门开了，芬凯尔走进来。这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高身量，肤色发黑，生着肥厚的脸颊和一对爆眼睛。他的脸颊、眼睛、肚子、大屁股，都显得那么腻人，可憎，粗俗。在“文艺复兴”和德国俱乐部里，他总喝得有几分醉，为女人花很多钱，颇有耐性地隐忍她们的取笑（例如万达往他的头上泼啤酒的时候，他光是微微一笑，摇着手指头吓唬她一下）。可是现在他却带着阴郁的神色，仿佛没有睡醒，显得道貌岸然，态度冷淡，就像长官似的，嘴里嚼着什么东西。……

“您有什么吩咐？”他问，眼睛没有看万达。

万达瞧了瞧使女严肃的脸容，瞧了瞧芬凯尔饱满的身体，看样子芬凯尔没有认出她来。她脸红了。……

“您有什么吩咐？”牙科医生又问一遍，口气有点气恼。

“我牙……牙痛。”万达小声说。

“哦。……哪颗牙？在哪儿？”

万达想起她有颗牙蛀了个窟窿。

“下面，右边……”她说。

“嗯！……您张开嘴。”

芬凯尔皱起眉头，屏住呼吸，开始检查病牙。

“痛吗？”他用一个什么铁器挖那颗牙，问道。

“痛……”万达撒谎说。

“提醒他一声，”她想，“那他就一定会认出我来。……可是……那个使女！她为什么站在这儿不走呢？”

芬凯尔忽然直对着她的嘴呼呼地喘气，像火车头似的，说：

“我劝您这颗牙不要补了。……反正这牙根对您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又把那颗牙挖了一会儿，经纸烟熏黄的手指头弄得万达的嘴唇和牙床满是烟味，然后他又屏住呼吸，把一个冰凉的东西塞进她嘴里。……万达忽然感到一阵剧痛，大叫一声，抓住芬凯尔的手。

“没关系，没关系……”他喃喃地说，“您不要害怕。……反正这颗牙对您也没有什么用了。您应该放大胆子。”

经纸烟熏黄而如今又染了血迹的手指头，把一颗拔下来的牙送到她眼前。使女走过来，把一个杯子拿到她嘴边。

“您回家用凉水漱口……”芬凯尔说，“那血就可以止了。……”

他在她面前站住，摆出那么一种姿势，好像等着客人快点走掉，好让他消停一下似的。……

“再见……”她说着，回转身，往门口走去。

“嗯！……那么谁来付给我诊费呢？”芬凯尔问道，声音里带着嘲笑的意味。

“哦，对了……”万达想起来了，涨红脸说，把她用绿松石戒指换来的那个卢布递给这个改信东正教的犹太人。

她走出去，到了街上，感到比以前更加羞臊，不过现在她已经不是为贫穷而害臊了。她没有戴高女帽，没有穿时髦的短上衣，可是这些她都不再介意了。她在街上走着，吐着带血的唾沫，而每口鲜红的唾沫都在向她述说她的生活，她那不好的而且难堪的生活，述说她过去遭过的种种侮辱，以及明天，下个星期，来年，她这一辈子到死为止，还会遭到的侮辱。……

“啊，这有多么可怕！”她小声说，“这有多么可怕呀，我的上帝！”

第二天傍晚，她却在“文艺复兴”里跳舞了。她头戴一顶新的而且很大的红色女帽，身穿一件新的时髦短上衣，脚上是一双黄铜色的便鞋。有一个从喀山来的年轻商人带她去吃晚饭。

[1] 饭馆的名字。

幸福的人

尼古拉铁路[1]的一列客车正从包洛果耶车站开出去。二等客车的一节“吸烟乘客专用车厢”中，有五个乘客隐蔽在车厢的昏暗中打盹儿。他们刚刚吃过饭，此刻身子靠在长沙发背上，想要小睡片刻。车厢里一片寂静。

车门开了，一个人走进车厢来，他身材细长，好像一根棍子，头戴红褐色帽子，穿着华丽的大衣，酷似小歌剧里和儒勒·凡尔纳[2]笔下的新闻记者。

这个人在车厢中央停住脚，不住地喘气，眯细了眼睛，久久地打量那些长沙发。

“不对，这个车厢也不是！”他嘟哝说，“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简直可恶！不对，不是那个车厢！”

有个乘客定睛瞧着这个人，发出一声快活的叫喊：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什么风把您吹来的？是您吗？”

身材像棍子的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一愣，呆呆地瞧着那个乘客，后来认出他来了，就快活地把两只手一拍。

“啊！彼得·彼得罗维奇！”他说，“多少个冬天，多少个夏天没见面了！我根本不知道您也坐这趟车。”

“您好吗？身体健康吗？”

“挺好。只是，老兄，我忘了我的车厢在哪儿，现在说什么也找不着了，我这个大傻瓜！可惜没有人来拿鞭子抽我一顿！”

棍子样的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微微摇晃着身子，咯咯地笑。

“居然出了这样的事！”他继续说，“刚才敲过第二遍钟后，我出去喝白兰地。当然，我喝了一杯。嗯，我想，既然下一站还远得很，那我就不妨再喝一杯。我正一边想一边喝，不料第三遍钟声响了……我就像疯子似的跑来，见着车就往上跳。喏，我不成了大傻瓜吗？我不成了糊涂虫吗？”

“不过，看得出来，您的心绪倒是挺好嘛，”彼得·彼得罗维奇说，“那您就在这儿坐一坐！欢迎欢迎！”

“不，不。……我得去找我的车厢！再见！”

“天这么黑，说不定您会在车厢外面的过道上跌下去。您坐下，等一会儿到了站，您再去找您的车厢好了。坐吧！”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叹着气，游移不定地在彼得·彼得罗维奇对面坐下。他分明很兴奋，不住扭动身子，好像坐在针尖上似的。

“您坐这趟车到哪儿去？”彼得·彼得罗维奇问。

“我？到天涯海角去。我的头脑里乱哄哄，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我要到哪儿去。命运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哈哈。……好朋友，以前您见过幸福的傻瓜吗？没有？那您就瞧瞧吧！您面前就有个天下最幸福的人！对了！难道从我的脸上看不出来吗？”

“看倒是看出来了，您……略微有点……那个[3]。”

“大概眼下我的脸相蠢极了！哎，可惜没有镜子，要不然我倒可以看一看我这副尊容！我觉得，老兄，我变成傻瓜了。这是实话！哈哈。……您猜怎么着，我正在蜜月旅行。瞧，我不是傻里傻气吗？”

“您？莫非您结婚了？”

“就是今天，最亲爱的！我举行过婚礼以后，就直接上了火车。”

跟着就是祝贺和照例必有的问话。

“嘿……”彼得·彼得罗维奇笑道，“怪不得您打扮成这种花花公子的样儿。”

“是啊。……为了显得气派十足，我甚至在衣服上洒了香水。我把心思全用在浮华上了！我心里无牵无挂，一点思虑也没有，光有那么样的一种感觉……鬼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才好……也许叫做无忧无虑吧？我有生以来还没感到这么痛快过呢！”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闭上眼睛，摇头晃脑。

“幸福得要命！”他说，“您自己想想吧。我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车厢去。那边，窗口旁边，一张长沙发上，坐着个女人，也就是所谓把全身心都献给你的人。那么漂亮的一个金发女人，小小的鼻子……小小的手指头。……我的宝贝儿！我的天使！我的小胖丫头！我的灵魂的葡蚜[4]！那双小小的脚！主啊！要知道，那双脚可不是我们这样的大脚片子，而是一种小巧玲珑、出神入化……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那样的小脚我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哎，可是您什么也不懂！要知道，您是唯物主义者，您马上就要进行分析，这样那样的！您是枯燥无味的单身汉，如此而已！喏，等您结了婚，您就明白了！您就会说，如今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在哪儿？是啊，我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车厢去。她在那儿等着我呢，已经等急了……巴望着我回去。她会笑吟吟地迎接我。我呢，就挨着她坐下，用两个手指头托起她的下巴。……”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摇头晃脑，发出一连串幸福的笑声。

“然后我就把我的头枕在她的肩膀上，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四下里，您知道，安安静静……周围的昏暗也饶有诗意。在这种时候，我一心想拥抱全世界呢。彼得·彼得罗维奇，您让我拥抱一下吧！”

“请。”

两个朋友就在乘客们好意的笑声中互相拥抱。幸福的新郎继续说：

“为了使自己更加痴迷，或者像小说里常说的那样，为了使幻觉进一步丰满，那就要到饮食部去喝上这么两三盅。于是我的头脑和胸膛里就发生变化，发生在神话里也读不到的那么一种变化。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是我却觉得我似乎广大无边。……我能拥抱全世界啊！”

乘客们瞧着这个醉醺醺而又幸福的新郎，为他的欢乐所感染，再也没有睡意了。本来在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身旁听他讲话的只有一个人，不久就变成五个人了。他不住扭动身子，像坐在针尖上一样，他唾沫四溅，挥动胳膊，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他放声大笑，大家也跟着放声大笑。

“要紧的是，诸位先生，要少考虑！什么分析不分析，统统见鬼去吧。……要想喝酒，就自管喝，用不着谈什么哲理，说什么有害或者有益。……什么哲学啦，心理学啦，一概见鬼去吧！”

一个列车员走过这个车厢。

“老兄，”新郎转过脸来对他说，“您走过二百零九号车厢的时候，劳驾在那儿找到一位太太，她戴着灰色的帽子，帽子上绣着一只白鸟。请您对她说一声：我在这儿！”

“是。只是这列车没有二百零九号车厢。有二百十九号！”

“哦，那就是二百十九号！反正一样！那么请您告诉她，就说她的丈夫安然无恙！”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忽然抱住头，呻吟着说：

“丈夫。……太太。……这种事发生得多么快呀！我一下子就成了丈夫。……哈哈。……该挨鞭子的家伙，居然做了丈夫！哼，大傻瓜！可是她！昨天她还是个姑娘……小妞儿……简直叫人没法相信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见到幸福的人简直有点奇怪，”一个乘客说，“这种人比白象还要少见。”

“是的，可是这该怪谁？”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说，伸出他的长腿，脚上的鞋头很尖，“要是您不幸福，那该怪您自己！就是这样。是啊，您怎么想呢？人就是他个人幸福的创造者。您想幸福，您就会幸福，不过您偏偏不想幸福。您执拗地躲开幸福！”

“哪有这种事！怎么会呢？”

“很简单！……大自然规定，人在生活中某一阶段就要产生爱情。到了那个阶段，就该加紧恋爱才对，可是您偏偏不理睬大自然，您在等待什么。还有……法律上写着，正常的人应该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幸福。那么有利的时机一到，就赶紧结婚，用不着拖拖拉拉。……可是您偏不结婚，老在等待什么！其次，经书上写着醇酒使人心头欢畅。……如果您心境畅快，而又希望再畅快一点，那么不用说，您就该到饮食部去喝一通酒。要紧的是别自作聪明，要按规矩办事！规矩是了不起的东西！”

“您说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要是一个人害了牙痛，或者碰上一个凶恶的丈母娘，足以弄得人的幸福化为泡影，他还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创造者呢？一切都要看机会。如果现在您遇上库库耶甫卡惨祸[5]，那您可就要唱别的歌了。……”

“胡说！”新郎顶嘴道，“车祸一年只有一次。我并不担心出什么事，因为没有理由出这类事嘛。事故是难得发生的！去它们的！我甚至不愿意谈这些了！……哦，看样子，我们快到一个小站了。”

“您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彼得·彼得罗维奇问，“到莫斯科去呢，还是到南方什么地方去？”

“您怎么了！我这是往北边走，怎么会跑到南方什么地方去呢？”

“可是要知道，莫斯科不是在北方。”

“这我知道，我们如今是往彼得堡走嘛！”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说。

“我们是往莫斯科走，求上帝怜恤我们吧！”

“这话怎么讲：怎么会是往莫斯科走？”新郎诧异地说。

“这就怪了。……您买的车票是到哪儿去的？”

“到彼得堡去的。”

“既是这样，我可要跟您道喜了。您搭错车了。”

大家沉默了半分钟。新郎站起来，呆瞪瞪地瞅着这一伙人。

“是啊，是啊，”彼得·彼得罗维奇解释道，“在包洛果耶车站上，您上错了车。……这样看来，您真倒霉，喝过白兰地以后，冒冒失失跳上向对面开的列车了。”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脸色苍白，抱住头，开始在车厢里很快地走来走去。

“哎，我这个大傻瓜！”他愤恨地说，“哎，我这个混蛋，巴不得叫魔鬼把我吞下肚去才好！是啊，现在我怎么办呢？要知道，我的妻子还在那列火车上！她孤零零地坐在那边，等着我，心都等焦了！哎，我这个胡闹的小丑！”

新郎倒在长沙发上，蜷起身子，好像有谁踩痛了他的鸡眼似的。

“我这个不幸的人啊！”他哀叫道，“这可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

“得了，得了……”乘客们安慰他说，“这不要紧。……您给您的妻子打个电报，您再设法顺原路坐特别快车赶去。这样您就会追上她了。”

“特别快车！”新郎，这个“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哭道，“可是我哪儿有钱买票坐特别快车呀？我的钱全在我妻子那边！”

那些笑呵呵的乘客就交头接耳商量一阵，凑出一笔钱来，交给那个幸福的人。

[1] 一条行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铁路，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命名。

[2]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作家，著有许多科学幻想冒险小说。

[3] 暗指“醉意”。

[4] 一种伤害葡萄的害虫。

[5] 1882年，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线上，在切尔尼和巴斯狄耶沃两个车站之间，在库库耶甫卡村附近，发生过列车翻车事故。——俄文本编者注

枢密顾问官[1]

一八七〇年四月初，我母亲克拉芙季雅·阿尔希波芙娜，一个中尉的遗孀，收到她弟弟，枢密顾问官伊凡，从彼得堡寄来的一封信，信上除了别的话以外，还写道：“我的肝病使我每年夏天不得不到国外生活，可是我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到马利恩斯克温泉[2]去疗养，因此我今年夏天很可能到你的柯楚耶甫卡村去住，亲爱的姐姐。……”

读完这封信后，我母亲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后来脸上现出又要笑又要哭的神情。果然，她哭起来，而且笑起来了。这种哭和笑的搏斗总使我联想到一支点亮的蜡烛被人泼上一点水而火光摇闪、火星乱爆的光景。我母亲把那封信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激动得嗓音若断若续，向我们说明，公达索夫家一共有弟兄四个：头一个公达索夫还在婴儿时期就死了；第二个去打仗，阵亡了；第三个……说出来请他不要见怪，做了戏子；至于那第四个……

“那第四个爬上高枝儿了，”母亲呜咽着说，“我的亲兄弟啊，我是跟他一块儿长大的。可是我浑身发抖，浑身发抖呀。……要知道，他做了枢密顾问官，成了将军！我怎么跟他，我的天使，见面呢？我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傻女人，跟他谈些什么呢？我有十五年没跟他见面了！安德留宪卡，”母亲转过脸来对我说，“你高兴吧，小傻瓜！上帝是为了叫你交好运才把他打发来的！”

我们听完公达索夫家族极为详尽的家史以后，庄园里就忙乱起来，像那样的忙乱我往常只有在圣诞节前才会见到。只有天空和河水幸免于难，其余的东西一概遭到清理、刷洗和涂饰。假如天空低一点，小一点，河水流得不那么急，他们也会用砖块把它们刮洗一番，用树皮纤维擦个干净呢。墙壁本来就白得像雪，可是仍然要用石灰来粉刷一通。地板油光发亮，可是每天都要擦洗一遍。一只叫秃尾巴的猫（我小时候用一把切糖块的小刀把它的尾巴割掉整整四分之一，因此它得了秃尾巴的绰号）从正房的敞廊上给移到厨房里去，交给阿尼西雅管束。费季科受到叮嘱，如果有狗走到门廊跟前来，“上帝就会惩罚”他。不过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可怜的长沙发、圈椅、地毯更倒霉的了！它们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过像目前恭候客人光临期间那么厉害的敲打。我的那些鸽子听到棍棒的敲打声而惶惶不安，不时飞上天空。

裁缝师傅斯皮利东从诺沃斯特罗耶甫卡村来了，全县敢于给上流人家做衣服的裁缝师傅只有他一个。这个人从不喝酒，工作勤恳，颇有本领，也不缺少造型艺术方面的某些想象和感觉，然而做出来的衣服却难看得很。他的整个工作给犹豫糟蹋了。……他常常认为他做出来的衣服不够时髦，这就逼得他把每件衣服都改做五次，而且步行到城里去研究花花公子的装束，到最后，他做好的衣服穿到我们身上，就连漫画家看了都会说稀奇古怪，过分漫画化。我们往往穿着窄得不成样的裤子和短得无可再短的上衣，害得我们在小姐们面前老是觉得怪难为情的。

这位斯皮利东费很大的工夫给我量尺寸。他把我横里竖里量个够，好像要给我做一道紧箍似的。他用了不少时间，拿粗铅笔在一张纸上记下尺寸，而且在所有尺寸上都打上三角记号。他替我量过以后，又动手量我的家庭教师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波别季姆斯基。我终生难忘的这位教师正当青年人关心自己唇髭的生长、对自己的衣服十分挑剔的年纪，因此，您可以想象斯皮利东是带着多么诚惶诚恐的心情走到我教师跟前的！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不得不把头往后仰，叉开两条腿，近似倒过来的字母“V”。他时而得举起胳膊，时而又得放下来。斯皮利东给他量了好几次，为此在他身旁绕来绕去，就像一只动了春情的公鸽绕着母鸽打转儿。他一会儿屈下膝头跪着，一会儿弯下身子，像个钩子。……我的母亲操劳过度，累到极点，周身无力，又被熨斗的烟火熏得难受，瞧着这一套冗长的手续，说：

“当心啊，斯皮利东，要是你糟蹋了这些呢料子，上帝就要惩罚你！要是你做得叫人不称心，那你可交不着好运！”

听了我母亲的话，斯皮利东一会儿周身发烧，一会儿大汗淋漓，因为他相信他是不会做得使人称心的。他给我做一身衣服收工钱一卢布零二十戈比，给波别季姆斯基做一身衣服收两卢布，而呢料、衬里、纽扣，都是我们的。这点工钱不能算贵，特别因为诺沃斯特罗耶甫卡村离我们这儿有十俄里[3]远，这位裁缝师傅为了试衣服却要来四次。每逢我们试衣服，勉强套上那些绷满活络线的瘦裤子和短上衣，我母亲见了总是厌恶地皱起眉头，诧异地说：

“上帝才知道如今的时髦样式是怎么回事！就连瞧一眼都叫人害臊。要不是为了我那住在京城里的弟弟，说真的，我才不会给你们做这种时髦的衣服呢！”

斯皮利东暗暗高兴，因为挨骂的不是他，而是时髦的样式。他就耸起肩膀，叹口气，仿佛想说：“这是没办法的：这是时代的风尚啊！”

我们等候客人光临的那种激动心情，只有招魂术者一分一秒地等着阴魂出现的紧张心情才能相比。我母亲成天闹偏头痛，却还跑来跑去，随时都在掉泪。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稳，不肯上课读书。我那种急于见到将军的愿望就连在梦中也没有离开过我，换句话说，我急于见到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的人，绣花的衣领一直竖到耳根，手里举着一把出鞘的军刀，就跟我们大厅里长沙发上方挂着的那幅肖像一样，画上的人瞪起一对可怕的黑眼睛，凝神瞧着每一个敢于抬头看他的人。只有波别季姆斯基满不在乎，逍遥自在。他不害怕，不高兴，只是在倾听母亲讲公达索夫家族历史的时候，偶尔说一句：

“有个新人来谈谈话，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们庄园上的人都把我的教师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青年人，年纪二十岁上下，脸上生着粉刺，头发蓬松，额头很小，鼻子却特别长。那个鼻子实在大，每逢我的教师要仔细瞧什么东西，就得歪着头，像鸟似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省再也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聪明、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了。他在中学校读完六年级，然后考进兽医学院，在那儿没有读满半年就被开除了。至于开除的原因，他却一直瞒得很紧，这就使每个有意体谅的人都把我的教育者看成一个受难者，一个有点神秘的人物了。他很少讲话，要讲也只讲些文绉绉的题目，在持斋期间仍然吃荤腥，对周围的生活老是抱着高傲轻蔑的态度，然而这倒没有妨碍他接受我母亲送给他的衣服之类的礼物，也没有妨碍他在我的风筝上画些长着红牙的蠢脸。我母亲不喜欢他的“骄傲”，不过对他的聪明才智却是极其佩服的。

客人没有使我们久等。五月初，从火车站驶来两辆大车，上面载满大皮箱。这些皮箱看上去那么堂皇，车夫把它们搬下车来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脱掉了帽子。

“大概，”我想，“这些箱子里都是军服和火药吧。……”

为什么有火药呢？多半在我脑子里，将军的概念是同大炮和火药紧密相连的。

五月十日早晨我醒过来，我的保姆就小声通知我说：“你的亲舅舅来了。”我赶紧穿上衣服，好歹漱洗一下，没有祷告上帝就飞出卧室门外去了。在前厅，我碰见一位高大壮实的先生，留着体面的络腮胡子，穿着讲究的大衣。我诚惶诚恐，吓得要死，走到他跟前，想起母亲规定的礼节，就在他面前把脚跟并拢，深深一鞠躬，再探出身子要吻他的手，可是那位先生不让我吻他的手，而且声明说他不是我的舅舅，而是舅舅的听差彼得。这个彼得的装束远比我和波别季姆斯基阔绰，他这种外貌使我极其吃惊，而且说实话，直到今天也还使我吃惊呢。难道这样庄重可敬的人，面容如此聪明严峻，竟然会是个仆役？那是为什么呢？

彼得对我说，舅舅和母亲到花园里去了。我就往花园跑去。

自然景物不知道公达索夫家族的历史和我舅舅的官品，因而比我自由得多，也随便得多。花园里热闹得很，只有市集上才会有那样的光景。无数椋鸟从天而降，划破空气，在林荫道上蹦蹦跳跳，又叫又吵地追逐金龟子。丁香丛中有成群的麻雀，从那儿，温柔芬芳的花朵直扑到人脸上来。不管往哪儿走，到处都响着黄莺的歌声，戴胜鸟和青鹰的尖叫。换了在别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追逐蜻蜓，或者拿起石块往乌鸦身上扔过去，这时候正有一只乌鸦立在白杨树下不高的干草垛上，把它的宽嘴扭到一边。可是现在我没有心思玩耍。我的心正怦怦地跳，肚子里一阵阵发凉：我正准备去见一个戴着带穗的肩章、手拿明晃晃的军刀、瞪起一对可怕的眼睛的人！

可是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失望吧！跟我母亲一块儿在花园里散步的，原来是个瘦小的人，装束考究，穿一身白绸衣服，戴一顶白色帽子。他把两只手揣在衣袋里，头往后仰，不时跑到我母亲前面去，看样子完全像是个青年人。他周身有那么多的活力和生气，直到我走近他的身后，看一眼他帽子的边沿，发现他那剪短的头发已经银白，才识破他原来已到老年。庄严的气派也罢，将军的慢条斯理的动作也罢，我一概没看见，只是觉得他像孩子似的活泼好动。我没看到直竖到耳根的高衣领，只见到一个普通的淡蓝色领结。母亲和舅舅在林荫道上散步，谈话。我悄悄走到他们后面，等着他们当中哪一个回过头来看一眼。

“你这个地方真是迷人啊，克拉嘉[4]！”舅舅说，“多么可爱，多么好！要是我早知道你这儿这样美，那么这些年来我说什么也不会到国外去了。”

舅舅很快地弯下腰去，闻一下郁金香。不管他的眼睛往哪儿看，一切都在他心里引起痴迷和好奇，仿佛他有生以来没见过花园和阳光普照的白昼似的。这个奇怪的人不住动弹，就像身子底下安着弹簧似的，唠唠叨叨讲个不停，不容我母亲插一句嘴。忽然，在林荫道的拐角上，波别季姆斯基从一丛接骨木后面闪出来。他的出现极其出人意外，弄得舅舅吓一跳，退后一步。这一次我的教师穿着他那件漂亮的带袖披风。他穿着这件披风，特别是从后面看上去，很像一架风车。他的模样庄严肃穆。他照西班牙人那样把帽子按在胸口上，往我舅舅跟前跨出一步，鞠个躬，活像小歌剧里的侯爵：身子往前弯而又略为偏向一边。

“大人，我荣幸地向您介绍我自己，”他大声说，“我是您外甥的教员和导师，以前的兽医学院学生，贵族波别季姆斯基！”

教师这样彬彬有礼，使我母亲很满意。她微微一笑，屏息不动，热切地巴望他再说出一些文绉绉的话来，可是我的教师正等舅舅对他的庄严问候作出庄严的回答，就是说，照将军那样说一声“嗯”，对他伸出两个手指头去，不料舅舅和蔼地笑起来，用力握一下他的手，我的教师就心慌意乱，胆怯了。他叽叽咕咕说了句不连贯的话，嗽着喉咙，退到一旁去了。

“嗯，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舅舅笑道，“你瞧，他穿上那件披风，自以为是个很聪明的人呢！我倒喜欢这个，我敢对上帝起誓！……要知道，在他身上，在那件可笑的披风上，表现出多少年轻人的自负和生气啊！可是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忽然转过身来，看见我，问道。

“这是我的安德留宪卡，”母亲向舅舅介绍我说，脸红了，“他给了我安慰。……”

我在沙地上把两个鞋跟并拢，深深一鞠躬。

“好小子……好小子……”舅舅喃喃地说着，从我的嘴唇上收回他的手，摩挲我的头，“你叫安德留宪卡？好，好……嗯，是啊……我敢对上帝起誓。……你在念书吗？”

我母亲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加枝添叶，夸大其词地开始叙述我的学业成绩和良好品行。我呢，在舅舅身旁走动，按照礼节不住地向他深深地鞠躬。等到我母亲开始抛出钓钩，试探地说起我既然有出色的才能，那就不妨进入中等武备学校，享受官费待遇，而我按照礼节，必须哭哭啼啼，请求舅舅说情的时候，舅舅忽然停住脚，吃惊地摊开两只手。

“圣徒啊！这是谁？”他问。

原来我们的管家费多尔·彼得罗维奇的妻子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正顺着林荫道照直向我们这边走来。她拿着一条上过浆的白衬裙和一块长方的熨衣板。她走过我们身边，透过睫毛朝客人羞怯地看一眼，脸红了。

“这儿的奇迹层出不穷啊……”舅舅从牙缝里吐出这么一句话，亲切地瞧着她的后影，“你这儿，姐姐，每走一步都会遇上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我敢对上帝起誓。”

“她是我们这儿的美人……”母亲说，“这是经人说媒，由费多尔从城郊那边把她娶来的……离这儿有一百俄里呢。……”

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称之为美人的。她是个娇小丰满的女人，年纪二十岁上下，身材匀称，眉毛乌黑，老是面色红润，模样动人，然而她的脸容和她的全身却没有一个重大的特征，没有一个大胆的线条足以引人瞩目，仿佛大自然创造她的时候，缺乏灵感和信心似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羞怯，腼腆，品行端正，走路轻柔平稳，很少说话，难得发笑，她的全部生活就跟她的脸和梳光的头发那样平和而安稳。舅舅眯细眼睛瞧着她的后影，微笑着。母亲定睛细看他那张含笑的脸，变得严肃起来。

“那么您，兄弟，至今还没有结婚！”她说，叹口气。

“没有结婚。……”

“什么缘故呢？”母亲轻声问道。

“该怎么对你说好呢，这是生活造成的。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埋头工作，顾不上生活。等到我想要生活，回头一看，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我没来得及结婚！不过，谈这些……是乏味的。”

母亲和舅舅同声叹口气，往前走去。我却离开他们，跑去找我的教师，想跟他谈谈我的印象。波别季姆斯基在院子当中站着，庄严地瞧着天空。

“看得出来，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摇头晃脑地说，“我希望我能跟他相处得好。”

过了一个钟头，母亲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我的亲人，我愁死了，”她开口说，长吁短叹，“要知道，我弟弟是带着听差一块儿来的，可是像那样的听差，求上帝保佑他吧，既不好让他住在厨房里，也不好把他安置在前厅里，非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不可。我想不出该怎么办！也许只好这样：孩子们，你们能不能暂时搬到厢房去跟费多尔同住？把你们的房间让给那个听差住，怎么样？”

我们回答说完全同意，因为住在厢房比住在正房，处在母亲眼皮底下，要自由得多。

“简直愁死人了！”母亲继续说，“我的弟弟说他不在中午吃中饭，而要按京城的规矩，下午六点多钟才吃中饭。我简直愁得晕头转向！要知道，到七点钟，中饭的菜可就要在炉子上炖过头了。真的，男人哪怕有很大的聪明才智，对家务事也总是一窍不通的。活该我倒霉，只好做两次中饭。你们，孩子们，照旧中午吃中饭。我这个老太婆只好熬到七点钟陪我的亲弟弟吃饭。”

接着，母亲长叹一声，吩咐我要博得舅舅的欢心，说上帝是为了叫我交好运才打发他来的，然后她就跑到厨房去了。当天，我和波别季姆斯基就搬到厢房里去了。他们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穿堂屋里，在前堂和总管的卧室之间。

尽管舅舅光临，而且我们搬到新住处来，可是生活却出人意外，仍然跟先前一样疲沓而单调。“由于有客”，我们就不再上课念书。波别季姆斯基素来什么书也不看，什么事也不干，这时候照例在床上坐着，长鼻子在空中晃来晃去，不知在思索什么。偶尔他下床来试新衣服，过后就又坐上床，一言不发，专心思索。只有一种东西惹得他心烦，那就是苍蝇，他总是无情地伸出手掌把它们拍死。饭后他照例“休息”，于是鼾声大起，弄得整个庄园人人发愁。我一天到晚在花园里跑来跑去，或者在厢房里坐着糊风筝。舅舅呢，在最初的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很少看到的。他成天价在房间里坐着工作，不顾苍蝇和炎热。他总是坐着不动，像是跟桌子粘在一起了，这种异乎寻常的功夫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他在玩一种无法解释的魔术。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进行过有系统的工作的懒汉来说，他那种喜爱劳动的习惯简直就是一种奇迹。早晨九点钟光景他醒过来，就在桌旁坐下，不到吃中饭不站起来，吃过中饭后又着手工作，一直做到深夜。每逢我从钥匙眼里偷偷瞧他，我看见的总是那么一幅一成不变的画面：舅舅在伏案工作。工作的情形是这样：他一只手写字，另一只手翻书，而且说来奇怪，他周身都在动：一条腿晃来晃去像钟摆，嘴里不住吹口哨，而且点着头打拍子。这时候他的模样极其随便，轻浮，好像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做游戏。每次我都看见他穿着考究的短上衣，打着潇洒的领结。他身上老是有一种女人常用的香水的清香，甚至隔着钥匙眼也可以闻出来。他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走出房间来，然而他的胃口总是不好。

“我不明白我的弟弟是怎么回事！”母亲抱怨他说，“我每天都特地为他宰一只火鸡和几只鸽子，又亲手给他做糖煮水果，可是他喝上一盆清汤，吃上一小块像手指头那么大的肉，就从桌旁站起来了。我央告他再吃一点，他就回到桌旁，喝一点牛奶。可是牛奶又算得了什么呢？跟泔水差不多！吃这么点东西会饿死的。……我就劝他，可是他光是笑，说两句打趣的话。……是啊，他，这个亲人，不喜欢我们的菜！”

傍晚倒过得比白天快活得多。照例，等到太阳落下去，院子里铺开长长的阴影，我们，也就是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波别季姆斯基和我，总是在厢房的门廊上坐着。到天黑为止，我们一直沉默不语。再者，所有的话既然都已经谈完，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只有一件事是新闻：那就是舅舅的光临，可是就连这个题目不久也谈得无可再谈了。教师老是目不转睛地瞧着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深深地叹息。……那时候我不了解这些叹息，没有深究它们的含意，现在我才明白其中是大有文章的。

等到地上的一个个阴影合成一大片，管家费多尔才打完猎回来，或者从田野上回来。我觉得这费多尔是个野蛮、甚至可怕的人。他是伊久姆城一个归化俄罗斯的茨冈人的儿子，肤色黝黑，眼睛又大又黑，头发卷曲，胡子蓬松，我们柯楚耶甫卡村的农民一概叫他“魔鬼”。再者，除了相貌以外，他的性情也有许多地方像茨冈人。例如，他不能守在家里，成天价在田野上过，或者出外打猎。他阴沉，暴躁，不爱讲话，什么人也不怕，不承认有谁可以支配他。他对母亲态度粗鲁，对我称呼“你”，看不起波别季姆斯基的学问。所有这些，我们都原谅他了，认为他是个容易发脾气的和病态的人。可是我母亲喜欢他，因为他尽管有茨冈人的天性，却极其诚实，工作勤恳。他按照茨冈人那样热烈地爱他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不过他把这种爱情表现得那么阴沉，仿佛在受苦似的。他在我们面前从不跟他的妻子亲热，反而对她恶狠狠地瞪起眼睛，撇着嘴。

他从野外回来，总是恶狠狠地把他的枪支咚的一声放在厢房里，然后走出来，到门廊上我们身边，挨着他的妻子坐下。他歇一口气，问她几句关于家务方面的话，就此闷声不响了。

“我们来唱歌吧。”我提议说。

教师就调理六弦琴的琴弦，然后用教堂诵经士那种浓重的男低音唱起《在山谷中》。歌唱就开始了。教师唱男低音，费多尔唱男高音，却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唱儿童最高音，给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伴唱。

等到整个天空布满繁星，青蛙不再聒噪，厨房里的人就给我们送晚饭来。我们走进厢房，开始吃饭。教师和茨冈人狼吞虎咽，嘴里嘎吱嘎吱响，叫人分不清，这究竟是肉骨头在响，还是他们的颚骨在响。我和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几乎吃不完我们分内的饭菜。晚饭后，厢房就沉入酣畅的睡乡了。

有一回，那是五月末，我们正在门廊上坐着等晚饭，忽然有个阴影闪一下，公达索夫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像是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他瞅了我们很久，然后把两只手一拍，快活地笑起来。

“田园诗！”他说，“他们在对着月亮唱歌，幻想呢！美极了，我敢对上帝起誓！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坐着幻想吗？”

我们沉默着，面面相觑。舅舅在下边一层台阶上坐下，打个呵欠，瞧着天空。紧跟着是沉默。波别季姆斯基早就打算跟新来的人谈谈天，看见机会来了，不由得暗暗高兴，就头一个打破沉默。他谈学问，只有一个题目，那就是兽疫。有时候，您夹在千千万万人当中，不知什么缘故，在那千千万万张脸当中，却只有一张脸久久地印在您的记忆里，波别季姆斯基也是这样，他在兽医学院那半年听到的全部课文当中，只记住了一段：

“兽疫为国民经济带来极大损害。社会应当与政府共同对它进行斗争。”

我的教师对公达索夫讲出这段话以前，嗽了三次喉咙，有好几次激动得把身上的披风裹一裹紧。舅舅听到有关兽疫的这段话，就定睛瞧着我的教师，从鼻子里发出笑声。

“真的，这很有意思……”他喃喃地说，仔细地看我们，就像看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似的，“这才是生活。……的确，现实就应当是这样。可是您怎么不说话呢，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他转过身去对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说。

她窘了，咳嗽一声。

“你们谈话吧，诸位先生，唱吧……玩吧！不要错过时机。要知道该死的光阴在飞跑，不等人呢！我敢对上帝起誓，你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老年可就到了。……那时候再要生活就迟了。事情就是这样，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不应当坐着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呀。……”

这时候厨房里的人送晚饭来了。舅舅跟着我们走进厢房。有这伙人在一起，他吃了五个煎奶渣饼和一个鸭翅膀。他吃着菜，瞧着我们。我们这些人在他心里引起了欢乐和温情。不管我终生难忘的教师说什么样的傻话，也不管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做什么事，他都认为有意思，美妙得很。晚饭后，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在墙角温顺地坐下，动手做毛线活，他就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的小手指头，唠唠叨叨讲个不停。

“你们，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他说，“求上帝保佑你们，千万不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现在有青春，有健康，有热情，将来却是骗局，是一股烟！二十岁一到，就该开始生活才对。”

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失手掉下一根织针。舅舅就跳起来，拾起织针，一鞠躬，递给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波别季姆斯基更文雅的人呢。

“是啊……”舅舅接着说，“你们恋爱吧，结婚吧……做傻事吧。做傻事比我们努力追求合理的生活要有生气得多，也健康得多。”

舅舅讲了很多，很久，惹得我们都厌烦了。我坐在旁边一口箱子上，听着他讲话，打起盹来。这段时间他始终没有理睬过我，这使我心里不好受。深夜两点钟他才从厢房里走出去，那时候我已经困得要命，睡熟了。

从这时候起，每逢傍晚，舅舅总到我们厢房来。他跟我们一起歌唱，吃晚饭，每次都要坐到两点钟才走，唠唠叨叨讲个不停，所讲的总是老一套。他傍晚和深夜的工作，已经丢开不干了。到六月末，枢密顾问官吃惯我母亲的火鸡和糖煮水果，索性连白天的工作也丢开不干了。舅舅离开书桌，一头扎进“生活”里去。他白天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嘴里吹着口哨，妨碍工人们干活，硬逼他们给他讲各式各样的事情。每逢他抬起眼睛瞧见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他就跑到她跟前，要是她拿着什么东西，就要帮她拿，弄得她非常窘。

随着盛夏季节逐渐来到，我的舅舅变得越来越轻率，浮躁，随便。波别季姆斯基对他大失所望。

“这个人太缺乏见识……”他说，“丝毫也看不出他官品很高。连话也不会说。每说一句话都要添上条尾巴：‘我敢对上帝起誓。’不，我不喜欢他！”

自从舅舅开始访问我们的厢房以来，费多尔和我的教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费多尔不再出外打猎，很早就回到家来，变得越发沉默寡言，不知怎的，特别凶恶地睁大眼睛瞪着他的妻子。教师也不再在舅舅面前谈兽疫，他皱起眉头，甚至冷笑。

“我们的灰毛公马[5]来了！”有一回他看见舅舅朝厢房走来，就嘟哝了一句。

我把他们两人的这种变化解释做他们生舅舅的气。心不在焉的舅舅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叫混，直到他临行为止，始终没有分清楚教师叫什么，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的丈夫叫什么。他对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本人也时而叫娜斯达霞，时而叫彼拉盖雅，时而叫叶芙多嘉。他固然为我们所感动，赞赏我们，可是他总是呵呵地笑，对我们像对小孩子似的。……所有这些，当然，都可能使得那两个年轻人感到委屈。然而问题不在于自尊心受到伤害；依我现在的体会，其实在于一种更为细腻的感情。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在箱子上坐着，跟睡意挣扎。我的眼皮似乎涂上一层黏糊糊的糨子。我跑了一整天，身子劳乏得往一边歪着。然而我克制睡意，极力睁开眼睛看。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夜。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像往常一样面色红润，神态温顺，在一张小小的桌子旁边坐着，给她丈夫做衬衫。费多尔在一个墙角，瞪起眼睛瞧着她，脸色阴沉，闷闷不乐。波别季姆斯基在另一个墙角坐着，把脸藏在他衬衫的高衣领里，愤愤地喘气。舅舅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正在想心思。四下里一片沉寂，人们只能听见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手里的麻布窸窸窣窣响。忽然，舅舅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停住脚，说：

“你们都这样年轻，朝气蓬勃，好得很，你们都在这种恬静的环境里生活得逍遥自在，我都嫉妒你们了。我已经留恋你们这种生活，我一想起我得离开这儿走掉，我的心就痛了。……你们要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

睡意封上我的眼睛，我昏昏入睡了。后来有个什么响声把我惊醒，舅舅正站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温存地瞧着她。他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这一生白白过去了，”他说，“我没有生活过！您年轻的脸叫我想起我那虚度的青春。我情愿坐在这儿瞧着您，直到我死。我恨不得带着您到彼得堡去才好。”

“这是为什么？”费多尔用沙哑的声调问道。

“我会把您放在我的书桌上，放在玻璃罩里，欣赏您，而且要别人来看您。您知道，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像您这样的人，在我们那边是没有的。我们那边有富裕，有声望，偶尔也有美丽，可是没有这种真正的生活……没有这种健康的安谧。……”

舅舅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坐下，拉住她的手。

“您不愿意跟我到彼得堡去吗？”他笑着说，“既是这样，您至少把这只小手伸给我吧。……可爱的小手！您不肯伸给我？哎，您这个吝啬的人，至少也该容许我吻它一下。……”

这时候，一把椅子咔嚓一响。费多尔跳起来，迈开匀称而沉重的步子走到他妻子跟前。他脸色灰白，颤抖着。他抡起胳膊，一拳头砸在小桌子上，用低沉的声调说：

“我不答应！”

跟他同时，波别季姆斯基也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也脸色煞白，怒容满面，往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那边走去，也一拳头砸在小桌子上。……

“我……我不容许！”他说。

“什么？怎么回事？”舅舅诧异地说。

“我不答应！”费多尔捶着桌子，又说一遍。

舅舅跳起来，胆怯地眨巴眼睛。他想说话，可是他惊愕而恐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光是困窘地笑一笑，踩着老年人的碎步从厢房走出去，把帽子丢在我们这儿没拿走。过了一会儿，惊慌不安的母亲跑进厢房来，当时费多尔和波别季姆斯基仍然像铁匠抡铁锤似的用拳头擂着桌子，说：“我不答应！”

“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母亲问，“为什么我弟弟不舒服了？怎么回事？”

母亲看了看面色苍白和神情惊恐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看了看她那怒气不息的丈夫，大概猜出问题在哪儿了。她叹口气，摇摇头。

“得了，得了，不用砰砰响地敲桌子！”她说，“住手，费多尔！不过您为什么也敲桌子，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这跟您有什么相干？”

波别季姆斯基醒悟过来，窘住了。费多尔定睛瞧瞧他，又瞧瞧他的妻子，随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母亲从厢房里走出去，我看见了很久以后我还认为是梦境的一个场面。我看见费多尔一把抓住我的教师，把他举到空中，扔出门外去了。……

临到我早晨醒过来，教师的床却是空的。我就问，教师到哪儿去了，保姆小声告诉我说，教师的一条胳膊摔断，一清早就给送到医院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好受，想起了昨天闹的事，就走到院子里去。这天天气阴霾。天空乌云密布，风在地上流动，卷起了地上的灰尘、纸片、羽毛。看样子快要下雨了。人和牲畜都流露出烦闷无聊的神态。等到我走进正房，就有人要求我把脚步声放轻，说我母亲害偏头痛，在床上躺着。我干什么好呢？我走到大门外，在那儿一条长凳上坐下，开始揣摩我昨天看见和听见的事情的含意。我们的大门外有条路，绕过铁匠铺和永不干涸的水塘，接上那条广阔的驿道。……我瞧着电线杆，四周有尘土飞扬，瞧着立在电线上昏昏欲睡的鸟雀，忽然觉得那么烦闷，就哭起来了。

驿道上有一辆扑满尘土的敞篷马车驶过，满载着城里人，大概是去朝圣的。那辆敞篷马车还没来得及从我眼睛里消失，就有一辆轻便的四轮马车出现，由两匹马拉着。区警察局长阿基木·尼基契奇站在车上，用手拉住车夫的腰带。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辆马车转一个弯，驶到我们这条路上来，飞速地经过我身边，进了大门。我正纳闷，不知道区警察局长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不料又响起辘辘声，路上又出现一辆三套马马车。县警察局长在那辆马车上站着，对车夫指着我们家大门口。

“这是什么缘故？”我打量着身上扑满尘土的县警察局长，暗想，“多半波别季姆斯基在他们那儿告了费多尔的状，他们是来抓他，把他送进监牢里去的。”

然而这个谜却不那么容易解开。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的到来，还仅仅是前奏而已，因为没过五分钟，又有一辆轿式马车驶进了我们家的大门。它那么快地闪过我眼前，我虽然往车窗里瞧一眼，却只看见一把棕红色的胡子。

我怎么也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又预感到要发生什么祸事，就跑到正房去。在前厅，我首先看见我的母亲。她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瞧着一个房门，从门里传出男人的说话声。当时她的偏头痛正闹得厉害，那些客人却出其不意地来找她了。

“谁来了，妈妈？”我问。

“姐姐！”舅舅的声音响起来，“你给我和省长拿点吃的来！”

“说说倒容易：拿点吃的来！”母亲小声说，吓得发愣，“我现在可怎么来得及准备？我活到这把年纪却要出丑了！”

母亲抱住头，跑到厨房去了。省长猝然光降，惊动了整个庄园，把人都吓呆了。随后就发生了残酷的屠杀。他们一连宰了十来只母鸡、五只火鸡、八只鸭子，仓促中，我们鹅群的鼻祖，我母亲珍爱的一只老公鹅，也给砍掉了脑袋。车夫和厨师好像昏了头，胡乱地杀那些家禽，既不管大小，也不顾品种。为了烹调一种什么酱汁，我那一对贵重的翻飞鸽也死于非命，而我珍爱它们却不下于母亲珍爱那只老公鹅。我瞧着它们，很久都不能原谅那个省长。

傍晚省长和他的随从人员酒足饭饱，坐上各自的马车，告辞而去。我就走进正房，看一看隆重的酒宴剩下的饭菜。我从前厅往大厅里看一眼，瞧见了舅舅和母亲。舅舅把手抄在背后，烦躁地沿着墙脚走来走去，不住耸肩膀。母亲筋疲力尽，瘦了许多，在长沙发上坐着，她病态的眼睛跟踪着她弟弟的动作。

“对不起，姐姐，不过这样是不行的……”舅舅皱眉蹙额，唠叨说，“刚才我把你介绍给省长，你却不伸出手跟他握手！你弄得他，那个不幸的人，很狼狈！不，这是不行的。……朴素是好事，不过要知道，也得有个限度……我敢对上帝起誓。……还有这顿饭！难道可以请人吃这种菜吗？比方说，他们端上来的那第四道菜是什么玩意儿？”

“那是甜汁鸭子……”母亲轻声回答说。

“鸭子。……对不起，姐姐，我……我胃气痛！我害病了！”

舅舅做出一副愁苦得要哭的脸相，接着说：

“是魔鬼把那个省长支使来的！我才不稀罕他来拜访我！哎哟……胃气痛啊！我没法睡觉，没法工作。……我完全垮下来了。……我真不懂，在这儿，在这个无聊的地方……你们怎么能不干工作而活下去！瞧，我胸口底下痛起来了！……”

舅舅皱起眉头，加快步子走来走去。

“弟弟，”母亲轻声问道，“出国一趟要用多少钱？”

“至少也要三千哟……”舅舅带着哭音说，“我倒想出国，可是上哪儿去找钱呢？我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哎哟……胃气痛啊！”

舅舅停住脚，愁闷地瞧了瞧灰色而阴霾的窗外景色，就又走来走去。

紧跟着是沉默。……母亲久久地瞅着圣像，心里盘算着什么，后来她哭起来，说：

“我，弟弟，给您三千好了。……”

大约过了三天，那些堂皇的箱子运到火车站去了，随后枢密顾问官也坐车走了。他同母亲告别的时候，哭起来，久久地吻着她的手而不肯放开，可是等到他坐上马车，他的脸上却又闪着孩子气的欢乐了。……他眉开眼笑，感到幸福，在车上尽力坐得舒服点，临别向我那哭泣的母亲吻手示意，随后出人意外，突然把他的目光停在我身上。他的脸上现出极其惊讶的神情。

“这是谁家的孩子？”他问。

我母亲一再对我说过上帝是为了让我交好运才打发舅舅来的，如今她听见这句话，伤心透了。不过我却没有心思听那句问话。我瞧着舅舅那幸福的脸，不知什么缘故，非常怜惜他。我忍不住跳上马车，热烈地拥抱这个跟所有的人一样轻浮而软弱的人。我瞧着他的眼睛，想说一句愉快的话，就问：

“舅舅，您打过仗吗？总打过一次吧？”

“哎，这个可爱的孩子……”舅舅说，笑起来，吻我，“真是个可爱的孩子，我敢对上帝起誓。所有这些都那么自然，那么生气勃勃……我敢对上帝起誓。……”

那辆马车走了。……我瞧着它的后影，他那句临别的“我敢对上帝起誓”久久地在我的耳际响着。

[1] 帝俄的三等文官，官位很高。又，帝俄时代的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员都叙官品。

[2] 捷克的疗养地。

[3] 1俄里等于1.06公里。

[4] 克拉芙季雅的爱称。

[5] 借喻“老色鬼”。

城外一日

一场小戏

早晨八点多钟。

一大块灰色的乌云迎着太阳爬过去。在乌云上，时而这儿，时而那儿，闪出一道道电光，像是红色的锯齿。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热风戏弄青草，压弯树木，卷起灰尘。马上就要下一场五月的雨，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就要开始了。

以乞讨为生的六岁小姑娘费克拉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寻找鞋匠捷连契。姑娘头发淡黄，光着脚，这时候脸色发白。她的眼睛张大，嘴唇颤抖。

“大叔，捷连契在哪儿？”她逢人就问。谁也没有回答她。大家都关心暴风雨就要来了，纷纷躲到各自的小木房里去。最后她碰见教堂工友西兰契·西雷奇，他是捷连契的好朋友。他走过来，让风吹得摇摇晃晃。

“大叔，捷连契在哪儿？”

“在菜园子里。”西兰契回答说。

讨饭的小姑娘就跑到小木房背后的菜园子里，在那儿找到了捷连契。鞋匠捷连契是个高身量的老人，瘦脸上生着麻子，腿很长，光着脚，身穿一件破烂的女人上衣，这时候在菜畦旁边站着，举起昏花的醉眼眺望乌云。他的身子由仙鹤般的长腿支着，在风中摇摇晃晃，像是一个椋鸟巢。

“捷连契大叔！”淡黄色头发的讨饭姑娘对他说，“大叔，亲人！”

捷连契弯下腰来凑近费克拉，他那严厉的醉脸上铺开了笑容，人只有在看见一个傻里傻气，却又极其可爱的小东西的时候才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啊，啊……上帝的奴隶费克拉！”他学着小孩的腔调温柔地说，“上帝是从哪儿把你打发来的？”

“捷连契大叔，”费克拉拽住鞋匠的衣襟，哭着说，“哥哥丹尼尔卡惹祸了！我们快去吧！”

“惹了什么祸？哎呀，好响的雷！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1]……什么祸呀？”

“丹尼尔卡在伯爵的树林里，把一只手伸进树窟窿里，现在拔不出来了。去吧，大叔，你行行好，给他把手拔出来！”

“他怎么会把手伸进去的？干吗伸进去？”

“他想替我从树窟窿里掏出一个杜鹃蛋来。”

“今儿这一天还刚刚开头，你们就闹出了乱子……”捷连契摇着头说，慢腾腾地吐唾沫，“得，现在叫我拿你怎么办呢？只好去吧。……只好去吧，巴不得叫狼吃了你们才好，这些淘气的孩子！咱们走，孤儿！”

捷连契就从菜园里走出去，抬高他的长腿，沿着街道大踏步走下去。他走得快，既不看两旁，也不停住脚，好像有人在后头推他，或者威胁着要追上来似的。讨饭的姑娘费克拉在后边几乎跟不上他。

两个旅伴走出村外，顺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往远处伯爵的那片颜色发青的小丛林走去。这儿到那边有两俄里远。乌云已经遮蔽太阳，不久天空就连一小块蔚蓝的地方也没有了。天黑下来。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费克拉紧紧地跟在捷连契身后，小声念着。

头一批又大又重的雨点落在铺满尘土的道路上，印下了一个个黑斑。有一颗大雨点落在费克拉脸上，像泪水似的淌下来，一直淌到她的下巴上。

“下起雨来了！”鞋匠咕哝说，他那双骨瘦如柴的光脚扬起尘土，“这要感谢上帝，小家伙费克拉。青草和树木靠雨水活着，就跟我们靠面包活着一样。讲到打雷，那你不要怕，小孤儿。雷何苦来劈死你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呢？”

天一下雨，风就住了。只有雨声哗哗地响，像散弹那样打着地里的嫩黑麦和干燥的道路。

“我和你都得淋湿，费克拉！”捷连契咕哝说，“身上别想有一块干地方了。……哈哈，小家伙！雨水顺着脖子流下去了！可是你不要怕，傻姑娘。……草会干，地会干，我和你也会干的。太阳虽说只有一个，可是它照着世上的万物呢。”

闪电在两个旅伴的头上一亮，大约有两俄丈长。隆隆的雷声响起来，费克拉觉得好像有个东西又大又重，而且似乎是圆的，在天空滚转，正好在她头顶上撞破天空，掉下来了！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捷连契念道，在胸前画十字，“你不要怕，小孤儿！天打雷不是因为生气。”

鞋匠和费克拉的脚上沾满一块块沉重的烂泥。走路吃力，路又滑，可是捷连契越走越快。……矮小孱弱的讨饭姑娘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跌倒。

可是后来他们总算走进了伯爵的丛林。那些树木淋过雨，让猛然袭来的大风一刮，向他们身上灌下水来。捷连契脚底下常绊着树桩，就渐渐走得慢了。

“丹尼尔卡在哪儿？”他问，“你把我领到他那儿去！”

费克拉领着他走进密林里，又走了四分之一俄里，才把丹尼尔卡指给他看。她哥哥是个八岁的小男孩，头发像赭石那么红，脸色苍白，带着病容，这时候站在那儿，身子靠着一棵树，歪着头，斜起眼睛看着天空。他一只手抓住破旧的小帽子，另一只手藏在一棵老椴树的树洞里。男孩仔细观看打雷的天空，显然对他自己的灾难不以为意。他听见脚步声，看见了鞋匠，就苦笑着，说：

“打雷打得好响啊，捷连契！这样的雷我从没见过。……”

“你的手在哪儿？”

“在树洞里。……你行行好，把它拉出来吧，捷连契！”

树洞的边缘有裂口，夹住丹尼尔卡的手：再往里伸倒可以，要抽出来却怎么也不行。捷连契拆下碎片，男孩的又红又皱的手就抽出来了。

“雷打得好响！”男孩又说一遍，搔了搔手，“天上怎么会打雷的，捷连契？”

“这块乌云撞那块乌云呗……”鞋匠说。

三个旅伴从树林里走出来，沿着林边空地往乌黑的路上走去。雷声渐渐小下去，隆隆声已经变远，在村子另一边响着。

“这儿，捷连契，前几天有野鸭飞过……”丹尼尔卡说，仍然在搔他的手，“它们多半在‘烂泥滩’那块沼泽地里停下了。费克拉，你要我带你去看夜莺的窝吗？”

“你别碰它，要不然你会惊了那些鸟儿……”捷连契说着，把他帽子上的水拧出来，“夜莺是唱歌的鸟儿，没有罪过。……它长着那样的嗓子，就为了赞美上帝，给人解闷的。惊了它，那可是罪过。”

“那么麻雀呢？”

“惊了麻雀倒没关系，这种鸟心肠歹毒，狡猾。它脑子里那些想法跟骗子差不多。它不喜欢让人过好日子。当初基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它们衔钉子给那些犹太人，还叫道：‘活活钉死！活活钉死！’”

天上露出淡蓝色的一块地方。

“快来看啊！”捷连契说，“一个蚂蚁窝给冲开了！那些小坏包都让水淹了！”

几个旅伴就弯下腰去凑近蚂蚁窝看。洪水冲毁了蚂蚁的住处。那些虫子惶惶不安地在泥地上乱爬，在它们淹死的同伴身旁忙忙碌碌。

“你们不会出事，死不了！”鞋匠笑着说，“只要太阳一出来，你们就会活过来。……这对你们这些傻瓜也是个教训。下一回你们就不会住在低处了。……”

他们往前走去。

“这儿有蜜蜂！”丹尼尔卡指着一棵小橡树的枝子，叫道。

枝子上停着好些蜜蜂，淋了雨，受着冻，彼此紧紧地依偎着。那些蜂多极了，连树皮和树叶都被它们盖住，看不见了。许多蜂爬到别的蜂身上去。

“这是蜂群，”捷连契教导说，“它本来飞着找住处，一淋雨就停下了。要是蜂群在飞，只要给它洒上水，它就会停下。现在，比方说，如果你要把它们捉去，你就把那根有蜂群的枝子塞进一个口袋里，抖搂几下，它们就全掉在里头了。”

小费克拉忽然皱起眉头，使劲搔脖子。她的哥哥看看她的脖子，瞧见上面肿了一大块。

“嘻嘻！”鞋匠笑着说，“你可知道，小家伙费克拉，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这个树林里有些斑蝥停在树上。水从它们身上流过，正好滴在你脖子上，所以就肿了一大块。”

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温暖的阳光倾泻在树林上，田野上，我们这些旅伴身上。严峻的乌云已经走远，把暴风雨也带走了。空气变得温暖而芬芳。空中弥漫着稠李、甜苜蓿、铃兰的清香。

“鼻子出血的时候，就用这种野草来治，”捷连契指着一朵毛茸茸的小花说，“一治就灵。……”

这时候响起了呼啸声和隆隆声，然而不是刚才雨云带走的雷声。一列载货的火车在捷连契、丹尼尔卡、费克拉眼前飞驰过去。火车头喷着汽，冒出黑烟，拖着后面二十几节车。它的力量非同小可。两个孩子很想知道：火车头既不是活物，又没有马来帮忙，怎么就能自己跑动，而且拉着那么重的货车呢。捷连契就开口对他们解释说：

“这儿，孩子们，关键就在于蒸汽。……蒸汽在干活。……喏，它使劲顶车轮旁边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那个……这个……动起来了。……”

几个旅伴穿过铁道的路基，然后走下路堤，往河边走去。他们不是为办事而赶路，却是眼睛看到哪儿就走到哪儿，一路上不住谈话。丹尼尔卡问，捷连契回答。……

捷连契对一切问题都答得上来，自然界简直没有一种能难倒他的秘密。他知道一切。例如，各种野草、野兽、石头的名字，他全知道。他知道什么草治什么病，毫不困难地认出马或者牛有多大年岁。他瞧着太阳落下去，瞧着月亮，瞧着飞鸟，就能说出明天是什么天气。再者也不单是捷连契一个人这样聪明。西兰契·西雷奇、酒店老板、种菜园的人、牧人，总之全村的人，所知道的都不下于他。这些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野外，在树林里，在河岸上学来的。是那些为他们歌唱的鸟，在下落的时候留下满天红霞的太阳，那些树木和青草，把他们教会的。

丹尼尔卡瞧着捷连契，贪婪地把他讲的每句话都听进去。春天，在人们还没有厌倦温暖的气候和野外那种单调的碧绿的时候，在一切都新奇，到处都有焕然一新的气息的时候，谁不想听人讲一讲金龟子，讲一讲仙鹤，讲一讲吐穗的麦子和潺潺的小溪呢？

这两个人，鞋匠和孤儿，在野外走着，讲个不停，不感到疲倦。他们恨不得无休无止地走遍天下。他们走着，不住地谈大地的美丽，却没留意到那个矮小孱弱的讨饭姑娘迈着细碎的步子跟在他们身后。她举步费力，气喘吁吁。泪水挂在她的眼睛上。她巴不得离开这两个不知疲倦的游客，可是她能到哪儿去，而且去找谁呢？她既没有家，也没有亲人。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只能跟着他们走，听他们讲话。

将近中午，三个人在河岸上坐下。丹尼尔卡从袋子里取出一块面包，那块面包已经浸透了水，变成一团面糊了。几个旅伴动嘴吃起来。吃完面包，捷连契就祷告上帝，然后在河岸的沙地上直挺挺地躺下，睡着了。他睡觉的时候，男孩看着河水沉思。他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想。不久前他见过雷雨、蜜蜂、蚂蚁、火车，现在他眼前又有些小鱼游来游去。有的小鱼只有一俄寸[2]多长，有的还不及人的指甲盖长。一条蝮蛇昂起头，从这边河岸往那边河岸游去。

直到傍晚，我们的这几个游客才回到村子里。两个孩子走到谷仓里去过夜。那个谷仓以前用来存放村社的粮食，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捷连契同他们分手后，动身到酒店去。两个孩子在干草上躺下，互相依偎着，睡觉了。

男孩没有睡着。他瞧着黑暗，觉得好像见到了他白天见到的一切：雨云、明亮的太阳、鸟雀、小鱼、身材细长的捷连契。丰富的印象、疲乏、饥饿起了作用。他浑身发烧，像在火里一样，不住翻身。他很想对别人讲讲他目前在黑暗里看见的那一切使他灵魂激动的东西，可又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费克拉还小，她是不能理解的。

“明天我要跟捷连契讲一下……”男孩暗想。

两个孩子想着无家可归的鞋匠，睡着了。夜间，捷连契走到他们这儿来，在他们胸前画十字，把一块面包放在他们头底下。这样的深情厚谊却没有人看见。也许只有月亮看见了，它正在天空飘游，从房顶的窟窿里亲切地朝那个废弃的谷仓里张望。

[1] 宗教用语，祈求平安的祷词。

[2] 1俄寸等于4.4厘米。

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

在热夫节姆夫人的私立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时钟敲了十二下。那些女学生精神委顿，体质很差，这时候互相拉着手，在长廊上规规矩矩地散步。女学监们脸色发黄，长着雀斑，露出极其担心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瞅着女学生们，尽管她们非常安静，却还是不时用法国话叫道：“小姐们！安静！”

在教员室这个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房间里，热夫节姆本人和数学教员迪利亚文坐在那儿。教员早已教完课，这时候应该走了，可是他留下来，想要求他的上司给他加薪。他知道那个“老滑头”是视钱如命的，就没有开门见山，而是转弯抹角地提出加薪的问题。

“我瞧着您的脸，比扬卡·伊凡诺芙娜，就想起了过去……”他说着，不住叹气，“从前，在我们那个时代，有过多么出色的美人儿！主啊，什么样的美人儿！看得你神魂飘荡哟！可是现在呢？美人儿绝种了！真正的女人如今没有了，都是些，求主饶恕我这么说吧，鹡鸰和鳁鱼。……一个比一个差。……”

“不，现在也有许多漂亮的女人！”热夫节姆口齿不清地说。

“在哪儿呢？您指给我看：在哪儿呢？”迪利亚文激昂地说，“得了吧，比扬卡·伊凡诺芙娜！都因为您心好，您才把大白鳣鱼那样的嘴脸也叫做美人儿，我了解您！请您原谅我打这样的比方，总之，我是真心诚意跟您说这话的。昨天我在音乐会上特意端详那些女人，都是一张张丑脸，一条条罗圈腿！喏，就拿我们这儿的最高班来说吧。要知道那些姑娘都是含苞未放的鲜花，都是到了出嫁年龄的大姑娘，都是所谓的精华，可是怎么样呢？她们一共是十八名，然而连一个好看的也没有！”

“这话就不对了！不管您去问谁，人人都会对您说，我的最高班里有许多长得好看的姑娘。比方柯契金娜啦，伊凡诺娃第二啦，巴尔采娃啦……巴尔采娃简直就像画里的美女！我是女人，可是就连我也看得入迷呢。……”

“这就怪了……”迪利亚文嘟哝说，“她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嘛。……”

“那对漂亮的黑眼睛！”热夫节姆激动地说，“黑得跟墨一样！您看一看她吧：她……她真是十全十美！换了在古时候，人家就会按照她的相貌画女神呢！”

迪利亚文有生以来从没见过像巴尔采娃这样的美人，然而贪图加薪的热望压倒了公正的态度，他继续向那个“老滑头”证明现在没有美人。……

“只有见到某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脸，才觉得中看，”他说，“虽然青春和娇嫩是见不到了，可是五官端正的面貌总使人悦目。……要紧的是五官端正！可是您那个巴尔采娃的脸上，说不上什么五官，只能说是一种像是酸奶油的东西……一种酸溜溜的东西。……”

“这是说，您没有仔细打量过她……”热夫节姆说，“您应当先仔细打量一下，然后再说话。……”

“她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嘛。”迪利亚文阴沉地叹道。

热夫节姆跳起来，走到房门口，叫道：

“去把巴尔采娃叫到这儿来！您仔细看一看她，”她离开门口，对教员说，“您要注意她的眼睛，注意她的鼻子。……比那再好看的鼻子全俄国也找不到了。”

过了一会儿，巴尔采娃走进教员室里来。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肤色浅黑，身材苗条，生着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和一个漂亮的希腊式鼻子。

“您走过来一点……”热夫节姆用严厉的声调对她说，“迪利亚文先生对我抱怨说，您……您对数学课不大用心。一般说来您精神不集中，而且……而且……”

“而且在代数方面您学得很差……”迪利亚文嘟哝说，细看巴尔采娃的脸。

“可耻啊，巴尔采娃！”热夫节姆继续说，“这不好！难道您希望我把您当小孩子那样惩罚吗？您已经长大成人，应该给别人做出榜样，不应该举止不得体。……可是……您走过来一点！”

热夫节姆另外还说了许多“老生常谈”。巴尔采娃心不在焉地听她讲话，鼻孔一张一合，眼睛越过迪利亚文的头顶，瞅着窗外。……

“为了她，哪怕牺牲一切都嫌不够哟，”数学教员凝神瞧着她，暗想，“这个姑娘美极了！她的鼻孔不住扇动，这个淘气鬼。……她感觉到六月间她就要离开学校，自由自在了。……一旦让她走出学校，那么这个热夫节姆也罢，蠢货迪利亚文也罢，代数也罢，她就一概丢在脑后了。……她才不稀罕代数呢！她需要广阔的天地，灿烂的光辉……需要生活。……”

迪利亚文叹口气，继续想道：

“嘿，这两个鼻孔！不出一个月，我的代数就全都见鬼去了。……迪利亚文成了灰色而乏味的回忆。……你要是遇见她，她就光是扇动鼻孔，也不跟你打个招呼。她不让马车把你压死，就算你万幸。……”

“只有靠了用功和勤奋才能取得良好的成绩，”热夫节姆继续说，“可是您不用心。……如果将来再有人抱怨您，我就不得不惩罚您了。……可耻！”

“你，天使，不要听这个干巴巴的老柠檬皮的话，”迪利亚文想，“这一点也说不上可耻。……你比我和她加在一起还要好得多呢。”

“走吧！”热夫节姆厉声说道。

巴尔采娃行了个屈膝礼，走出去。

“嗯，怎么样？现在您看清楚了吧？”热夫节姆问。

迪利亚文没听见她的问话，仍然在思索。

“怎么样？”女上司又问一遍，“依您看来，她不好看？”

迪利亚文呆呆地望着热夫节姆，醒悟过来。他想起加薪的事，就打起了精神。

“您就是杀了我，我也找不出一点好看的地方来……”他说，“喏，您上了年纪，可是您的鼻子和眼睛却比她好看得多呢。……我敢凭人格担保。……您照一照镜子嘛！”

最后热夫节姆夫人同意了，于是迪利亚文加了薪。

在别墅里

“我爱您，您是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总之，是我的一切！请原谅我直言不讳，我没有力量再痛苦，再沉默了。我不求您以爱情回报，只求您怜悯我。今晚八时请到那个旧亭子去。……我认为写出我的姓名是多此一举，可是请不要因为我匿名而担心。我年轻，漂亮……此外您还需要什么呢？”

别墅的住客巴威尔·伊凡内奇·维霍德采夫，这个有妻子儿女而且老成持重的人，读完这封信，耸耸肩膀，纳闷地搔了搔额头。

“这是什么鬼把戏？”他暗想，“我是个结了婚的人，不料忽然来了这么一封古怪而……愚蠢的信！这是谁写的？”

巴威尔·伊凡内奇把这封信放在眼睛前面翻来翻去，又读了一遍，吐了口唾沫。

“‘我爱您，’……”他讥诮道，“把我当成小孩子！我真就会一本正经跑到亭子里去找你啊！……我的小妞儿，这种浪漫的事情和恋爱之花[1]，我早就丢开不干了。……嗯，她一定是个瞎胡闹的、没出息的女人。……哼，这班娘们儿！她一定是个极其风骚的女人，才会给不相识的，而且成了家的男人写这样的信，求主宽恕我这么说吧！真正的伤风败俗！”

在八年的婚后生活里，巴威尔·伊凡内奇已经丢开细腻的感情，除了贺信以外从没收到过别的什么信，因此，尽管他在自己面前极力装得神气十足，上述那封信却还是惹得他张皇失措，心情激动。

收到信后过了一个钟头，他在长沙发上躺着，暗想：

“当然，我不是小孩子了，不会跑去赴这种荒唐的幽会[2]。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倒很想知道这信是谁写的。嗯。……看信上的字，毫无疑问，是女人的笔迹。……信也写得诚恳，说的是心里话，所以这未必是开玩笑。……多半是个变态心理的女人或者寡妇吧。……一般说来，寡妇总是轻狂、怪僻的。嗯。……这信会是谁写的呢？”

这个问题特别难于解答，因为在整个别墅区里，巴威尔·伊凡内奇除了妻子以外一个熟识的女人也没有。

“奇怪……”他纳闷地想，“‘我爱您’。……不过她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呢？怪女人！她就这么爱上了，突如其来，甚至没有跟我相识，也没弄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要是只见过两三次面就能爱上一个人，那她必是过于年轻，幻想太多。……可是……她是谁呢？”

忽然，巴威尔·伊凡内奇想起昨天和前天他在别墅区散步，有好几次遇见一个年纪很轻的金发女人，生着狮子鼻，穿着浅蓝色的衣服。娇小的金发女人不时瞟他一眼，临到他在长椅上坐下，她也在他身旁坐下。……

“莫非是她？”维霍德采夫暗想，“不可能吧！难道那个温柔[3]娇小的人儿能够爱上像我这样又老又乏味的鳗鱼？不，这不可能！”

吃午饭的时候，巴威尔·伊凡内奇呆望着妻子，暗自思忖道：

“她写道，她年轻漂亮。……可见她不是老太婆。……嗯。……说真心话，凭良心讲，我也还不算老，不算难看，还没到叫人无法爱的地步。……我的妻子就爱我！再说，爱情是盲目的。……”

“你在想什么？”他妻子问他说。

“没想什么……有点头痛……”巴威尔·伊凡内奇撒谎道。

他暗自断定，如果理睬这封情书之类的无聊玩意儿，那是愚蠢的，他就嘲笑这封信以及写信的女人，然而，呜呼！人类的敌人[4]是强有力的。饭后，巴威尔·伊凡内奇在床上躺下，却没睡觉，暗自想道：

“要知道，她也许在巴望我去呢！她是个蠢娘们儿！可不是，我想象得出，她在亭子里找不到我，就会心乱如麻，急得腰衬[5]也会在裙子里颤动！可是我偏不去。……滚她的！”

不过，我要再说一遍，人类的敌人是强有力的。

“然而，出于好奇心或许也不妨去一趟……”别墅的住客过了半个钟头暗想，“去一趟，远远地看一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够了！……瞧一眼倒满有意思的！那倒是个乐子呢！说真的，既然有适当的机会，何不逢场作戏呢？”

巴威尔·伊凡内奇从床上起来，开始穿衣服。

“你打扮得这么漂亮上哪儿去？”他妻子发现他穿上干净的衬衫，扎着时髦的领结，问他。

“没什么。……我想出去走一走。……有点头痛。……嗯。……”

巴威尔·伊凡内奇穿着停当，等到七点多钟就从家里走出去。他放眼望去，只见夕阳照亮的碧绿背景上，五光十色地点缀着许多消夏的客人，男男女女，打扮得漂漂亮亮，他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

“这当中哪一个是她呢？”他想，羞怯地斜起眼睛瞟着消夏的女人们的脸，“那个金发的小女人却看不到。……嗯。……如果信是她写的，那她一定在亭子里坐着呢。……”

维霍德采夫顺着林荫路走去。路的尽头，在高大的椴树的嫩叶后面，露出了“旧亭子”。……他慢腾腾地往那边走去。

“我远远地看一下就是……”他想，迟疑地往前走着，“咦，我为什么胆怯？我又不是去赴幽会！这个……蠢货！自管大起胆子走嘛！即使我走进亭子里去又有何妨呢？不过，算了……何必进去呢！”

巴威尔·伊凡内奇的心跳得越发厉害了。……他无意之中，忽然，不由自主地想象那亭子里半明半暗的情景。……他的想象里闪过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小女人，生着狮子鼻，穿着浅蓝色衣服。……他暗自想象她怎样为她的爱情害臊，周身发抖，怯生生地走到他跟前来，呼吸滚烫……突然把他紧紧抱住。

“要是我没结婚，这倒也没什么关系……”他把那些有罪的想法从头脑里赶出去，暗想，“不过……这样的事一辈子也不妨经历一次，要不然可就白白地死掉，不知道这种事是什么味道了。……还有我的妻子……嗯，她会怎么样？谢天谢地，八年来我一步也没离开过她。……八年来规规矩矩，一点坏事也没做过！跟她也相处得够了。……甚至惹人厌烦了。……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偏要捣一下乱，对她变一回心！”

巴威尔·伊凡内奇浑身发抖，屏住呼吸，走到攀附着常春藤和野葡萄藤的亭子跟前，往里看一眼。……有一股潮气和霉味扑到他脸上来。

“似乎没有人……”他想着，走进亭子里，可是立刻看见角落里有个人影。……

从身体的轮廓看，那是个男人。……巴威尔·伊凡内奇仔细一瞧，认出那个人就是他的内弟，大学生米佳，如今在他的别墅里住着。

“啊，是你？……”他用不满的声调嘟哝道，脱掉帽子，坐下来。

“对，是我……”米佳回答说。

在沉默中大约过了两分钟。……

“请原谅我，巴威尔·伊凡内奇，”米佳开口说，“我请求您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我在为候补博士论文构思……不管有谁待在这儿，都会妨碍我。……”

“那你到幽暗的林荫路上找个地方走一走……”巴威尔·伊凡内奇温和地说，“在新鲜空气里容易思考些，再者……那个……我想在这儿的长椅上睡一会儿。……这儿不那么热。……”

“您是要睡觉，而我是为论文构思啊……”米佳唠叨说，“论文重要得多。……”

接着又是沉默。……巴威尔·伊凡内奇这时候心猿意马，不时听见脚步声，他忽然跳起来，带着哭声说：

“哎，我求求你，米佳！你比我年轻，应当尊重我。……我不舒服，我……我想睡觉。……你走吧！”

“这是自私自利。……为什么一定得让您待在这儿而不能让我待在这儿呢？这可是原则问题，我不走。……”

“哎，我求求你！就算我是利己主义者，暴君，蠢货吧……可是我求求你！我一辈子只求你这一次！你尊重我吧！”

米佳摇头。……

“简直是畜生……”巴威尔·伊凡内奇暗想，“有他在场，幽会就搞不成了！有他在场可不行！”

“你听我说，米佳，”他说，“我最后一次求你。……你该表明你是个聪明的、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受过教育的人才是！”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纠缠不休……”米佳耸起肩膀说，“我已经说过我不走，那我就不会走。这是原则问题，我留在这儿不走了。……”

这时候忽然有一张女人的脸，生着狮子鼻，往亭子里瞧一眼。

那张脸看见米佳和巴威尔·伊凡内奇，就皱起眉头，不见了。……

“她走了！”巴威尔·伊凡内奇暗想，恶狠狠地瞧着米佳，“她一瞧见这个混蛋，就走掉了。这件事全完了！”

再等了一会儿，维霍德采夫就站起来，戴上帽子，说：

“你是畜生，混蛋，流氓！对了！畜生！你下流，而且……而且愚蠢！我们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

“好得很！”米佳嘟哝道，也站起来，戴上帽子，“您要知道，您刚才赖着不走，是故意跟我作对，这件事我到死都不会原谅您！”

巴威尔·伊凡内奇走出亭子，气得发昏，迈开大步，很快地往他的别墅走去。……就连看见摆好晚饭的饭桌，他也没消掉火气。

“好不容易一辈子碰上这么一次机会，”他激动地想道，“却给人破坏了！现在她一定觉得受了委屈……伤心极了！”

晚饭席上，巴威尔·伊凡内奇和米佳都瞧着各自的菜碟，阴沉地默默不语。……两个人都痛恨对方。

“你干什么笑嘻嘻的？”巴威尔·伊凡内奇对妻子发脾气说，“只有傻娘们儿才无缘无故地笑！”

妻子瞅着丈夫气愤的脸，扑哧一声笑出来。……

“你今天早晨收到一封什么信？”她问。

“我？……我什么信也没收到啊……”巴威尔·伊凡内奇发窘地说，“你想到哪儿去了……胡思乱想。……”

“嗯，是啊，你讲出来吧！你得承认，你收到了信！要知道，那封信是我寄给你的！我凭人格担保，信是我写的！哈哈！”

巴威尔·伊凡内奇脸涨得发紫，低下头去凑近菜碟。

“荒唐的玩笑。”他嘟哝说。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自己想一想。……我们今天得擦地板，可是怎样才能把你们从家里撵出去呢？只有这样的办法才撵得出去啊。……不过你也别生气，蠢材。……要知道，为了让你在亭子里不至于闷得慌，我也给米佳寄了那么一封信！米佳，你到亭子里去过了吧？”

米佳苦笑一下，不再满心痛恨地瞧他的情敌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指宗教传说中的魔鬼（的引诱）。

[5] 19世纪末西欧上层社会妇女用来垫在腰部，使裙子扩展，借以使体态丰盈的衬垫物。

闲

别墅里的爱情故事

公证人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卡皮托诺夫吃完中饭，点上雪茄烟，走到他的寝室去休息。他躺下来，为了抵挡蚊子而在身上盖一块薄纱，闭上眼睛，可是睡不着。他吃下去的葱加上冷杂拌汤，害得他犯胃气痛，休想睡觉了。

“不，今天我睡不着了，”他大约翻了五次身，暗自断定，“那我就看看报吧。”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1]起床，披上家常长袍，没穿拖鞋，只穿着袜子，走到他书房去取报纸。他再也没有料到书房里正有个远比胃气痛和报纸有趣的场面等着他去瞧呢！

他刚跨进书房门槛，眼前就展开一幅画面：他妻子安娜·谢敏诺芙娜，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正在丝绒躺椅上半倚半躺着，把脚放在小凳上，她那漫不经心的慵懒样儿类似通常在画上见到的埃及克娄巴特拉[2]用毒蛇自杀的姿态。在她的头边，卡皮托诺夫家的家庭教师，技术学院一年级大学生万尼亚·舒巴尔采夫，正弯着一条腿跪在地上。他还是个孩子，脸色绯红，没留唇髭，年纪在十九岁到二十岁之间。这幅“活画”[3]的含意是不难理解的：在公证人走进来前，太太和青年的嘴必是合在一起，吻了很久，缠绵而热烈。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一下子站住，像是脚底下生了根似的，屏住呼吸，等着看随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又忍不住，咳嗽了一声。技术学院学生听见咳嗽声，回过头来一看，瞧见公证人，霎时间愣住了，然后涨红脸，跳起来，跑出了书房。安娜·谢敏诺芙娜窘住了。

“好哇！可爱得很啊！”丈夫鞠着躬，摊开两只手，开口说，“我给你道喜！可爱得很，妙极了！”

“你自己也可爱得很……站在外边偷听！”安娜·谢敏诺芙娜喃喃地说，极力要辩白。

“谢谢[4]！真是出色！”公证人继续说，嘻开嘴微笑，“这一切，小母亲，表演得那么好，我情愿出一百卢布再看一次呢。”

“根本没什么事。……这都是你自己疑心生暗鬼。……甚至愚蠢得很。……”

“嗯，是啊，那么是谁在接吻呢？”

“接吻……是有的，不过此外却……我简直不懂你想到哪儿去了。……”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讥诮地瞧着妻子发窘的脸，摇了摇头。

“年纪大了，想吃小嫩黄瓜了！”他用唱歌般的声调说，“大白鲟鱼肉吃腻了，于是就想尝一尝沙丁鱼。哎，你啊，不要脸！不过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到了巴尔扎克的女主人公那种年龄[5]了！到了那种年龄真是一无办法！我明白！我明白而且同情！”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在窗旁坐下，用手指头敲着窗台。

“你们就继续干你们的吧……”他打着呵欠说。

“胡说！”安娜·谢敏诺芙娜说。

“鬼才知道天气有多热！你该吩咐他们买点柠檬水什么的。就是啊，太太。我明白而且同情。所有那些接吻啦，惊叫啦，叹息啦……哎哟，我胃气痛！……都不错，挺好，只是，小母亲，不应当去搅扰那个男孩。对了，太太。那孩子善良，很好……头脑清醒，配得上最好的命运。应当顾全他才是。”

“你一点也不明白。这个孩子没命地爱上了我，我呢，不过做了件顺顺他心意的事……让他吻我一下罢了。”

“爱上了你……”尼古拉·安德烈伊奇讥诮说，“在他爱上你之前，恐怕你给他设下过一百个圈套和捕鼠器吧。”

公证人打个呵欠，伸了伸懒腰。

“怪事！”他瞧着窗外嘟哝道，“要是我也像你刚才那样毫无邪念地吻个姑娘，鬼才知道我会遭到什么样的痛骂：坏蛋！勾引女人！色鬼！可是你们这些巴尔扎克笔下的太太们呢，却逍遥法外，没事人似的。下一回冷杂拌汤里不要放葱，要不然这种胃气痛活活要人的命。……哎哟！你快去看看你那个对象[6]吧！那可怜的家伙正顺着林荫路飞跑呢，就像给火烫痛了似的，头也不回。说不定他在想：我会为了你这么一个宝货跟他开枪决斗。俗话说得好：淘气像猫，胆小如兔。你等着就是，草包，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你反正跑不出我的手心去！”

“不，劳驾，你别对他说什么！……”安娜·谢敏诺芙娜说，“你别骂他，他一点错处也没有。”

“我不会骂他，我只随便说几句……开开玩笑罢了。”

公证人打了个呵欠，拿过报纸来，提起长袍的底襟，慢腾腾地走回寝室。尼古拉·安德烈伊奇躺了一个半钟头，看完报纸，就穿上衣服，出外去散步。他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兴致勃勃地挥动手杖，可是他远远看见技术学院大学生舒巴尔采夫，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皱起眉头，迈步走过去，像内地的悲剧演员表演一个人准备跟情敌见面似的。舒巴尔采夫在梣树底下一张长椅上坐着，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准备作出沉痛的解释。他装出雄赳赳的样子，露出严肃的脸色，其实，他却像通常所说的正在心惊肉跳。他见到公证人，脸色越发惨白，呼呼地喘气，把两只脚温顺地缩到椅子底下。尼古拉·安德烈伊奇侧着身子走到他跟前，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眼睛没有看着他，开口说：

“当然，先生，您明白我想跟您说什么。既然发生了我看见的那件事，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就不能延续下去了。是啊！激动妨碍我讲话，可是……不用我说，您也会明白，我和您不可能在同一个房顶下生活下去了。要么我住在这儿，要么您住在这儿！”

“我明白您的意思。”技术学院学生喃喃地说，费力地喘气。

“这个别墅是我妻子的，因此您自管在这儿住下去，我……我走就是。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责难您，不是的！责难和眼泪都不足以挽回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我来是要问明白您的意图。……”他讲到这儿，停顿一下，“当然，我没有权利干预您的事，不过您会同意，一个人急于知道自己热爱的女人的未来命运，这在您看来，大概不能算是……完全不能算是一种干预吧。您打算跟我妻子同居吗？”

“这话怎么讲？”技术学院学生发窘地说，把脚越发往长椅底下缩，“我……我不知道。这未免有点奇怪了。”

“我看得出您不愿意作出直截了当的答复，”公证人郁闷地唠叨说，“那么我来直截了当地对您说吧：要么您把您勾引的女人接过去，想法供她生活，要么我们就开枪决斗。爱情使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先生，您作为正直的人，得理解这一点！我过一个星期就走，安娜和家里的人就此由您照管。我会为孩子们拨出一定数目的钱。”

“如果安娜·谢敏诺芙娜愿意的话，”青年喃喃地说，“那么我……我既是正直的人，就甘愿承担……不过话说回来，我穷！虽然……”

“您是个高尚的人！”公证人声音沙哑地说，使劲握了握技术学院学生的手，“我向您道谢！不管怎样，我给您一个星期考虑的时间。您好好想一下！”

公证人在技术学院学生的身旁坐下，用两只手蒙住脸。

“可是您在怎样对待我啊！”他呻吟道，“您毁掉我的生活……夺去了我爱得比生命更重的女人。不，我受不了这个打击！”

青年痛苦地瞧着他，搔搔额头。他不由得心惊胆战。

“这都怪您自己不对，尼古拉·安德烈伊奇！”他叹道，“头都砍掉了，那就不要为头发哭泣。您回想一下吧，您跟安娜结婚纯粹是图财……其次，您又不了解她的全部生活，压制她……她的心灵常常迸发出最纯洁高尚的感情，您却全不在意。”

“这是她跟您说的吗？”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忽然把蒙住脸的手放下来，问道。

“对，就是她说的。我知道她的全部生活，而且……而且请您相信，我所以爱她与其说因为她是女人，不如说因为她在受难。”

“您是个高尚的人……”公证人叹道，站起来，“再见，祝您幸福。我希望刚才在这儿谈过的话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不向外人张扬。”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又叹一口气，往正房走去。

半路上他遇见安娜·谢敏诺芙娜。

“怎么，你在找你那个家伙？”他问，“你快去瞧一瞧，我叫他出了好一身大汗！……不过你倒已经对他说过一大堆诉苦的话了！说真的，你们这班巴尔扎克笔下的女人都是什么作风呀！你们不能凭美貌和娇嫩取胜，就用诉苦，用无聊的空话去笼络人！你说了三筐子的谎话！又是我图财结婚啦，又是我不了解你啦，又是我压制你啦，鬼话连篇。……”

“我什么也没有对他说过！”安娜·谢敏诺芙娜红着脸说。

“得了，得了。……反正我心里明白，我了解你的处境。你不用害怕，我不来责骂你。我只是为那个孩子难过。他那么好，老实，诚恳。”

等到傍晚来临，黑暗遮蔽了整个大地，公证人就再一次出外散步。傍晚天气很好。树木沉睡了，似乎任何风暴都不能惊醒它们年纪轻轻的春梦。繁星带着睡意从天空望着下界。花园后边一个什么地方，有些青蛙在懒洋洋地聒噪，一只猫头鹰在尖叫。远处的夜莺传来短促而断续的歌声，就像吹口哨似的。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在黑地里散步，走到一棵树顶宽阔的椴树底下，出人意外地碰上了舒巴尔采夫。

“您站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舒巴尔采夫开口说，声调激动得发抖，“我同意您的全部条件，不过……这未免有点奇怪。忽然间，您无缘无故变得不幸了……您痛苦，您说您的生活给毁掉了。……”

“对，那怎么样呢？”

“如果您觉得受了侮辱，那么……那么，虽然我不赞成决斗，我还是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果决斗至少能使您感到略为轻松一点，那么，好吧，我准备……哪怕决斗一百次也行。……”

公证人笑起来，搂住了技术学院学生的腰。

“得了，得了……别提这些了！我本来是说着玩的，好朋友！”他说，“这是件瞎胡闹的小事。那个糟透的、渺小的女人不值得您为她说那些好话，心情激动。够了，青年人！咱们一块儿散散步吧。”

“我……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她是个糟透的、恶劣的娘们儿，如此而已！……您缺乏眼力，好朋友。您干吗站住不走了？我讲到我妻子的话，您感到惊讶吧？当然，我不应当对您说这些话，不过目前既然您好歹是个当事人，也就用不着瞒住您。我老实跟您说吧：您对这件事啐口唾沫，丢开算了！得不偿失啊。她对您说的全是谎话，至于什么‘受难者’，她根本说不上。她是个巴尔扎克笔下的太太，变态心理的女人。愚蠢，信口开河。我用人格担保，好朋友！我不是说笑话。……”

“可是要知道，她是您的妻子啊！”技术学院学生惊讶地说。

“管她呢！我当初也跟您现在一样，后来结了婚，可是现在却巴不得离婚才好，可是……唉，办不到！……您啐口唾沫，丢开算了，亲爱的！要知道，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爱情，纯粹是闹着玩，闲得无聊而已。要是您想闹着玩，那么，喏，娜斯嘉来了。……喂，娜斯嘉，你到哪儿去？”

“去取克瓦斯[7]，老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

“这我倒能理解，”公证人继续说，“至于所有那些变态心理的女人，受难者……滚她们的吧！娜斯嘉是个蠢女人，然而她至少不装腔作势。……我们还往前走吗？”

公证人和技术学院学生走出花园门外，回过头看一眼，两个人齐声叹了口气，往野外走去。

[1] 安德烈耶维奇的简称。

[2] 公元前51年到公元前30年埃及的末代女皇。

[3] 一种舞台造型，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场面或历史场景。

[4] 原文为法语。

[5] 指三十岁以上的女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一部长篇小说的题名就是《三十岁的女人》。——俄文本编者注

[6] 原文为法语。

[7] 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生活的烦闷

根据富有经验的人的观察，连老年人也不容易跟俗世生活分手；每到那种时候，他们往往暴露他们的年龄所固有的吝啬和贪婪，另外还有多疑、胆怯、执拗、不满等。

《神职人员实际工作指南》普·涅恰耶夫

上校夫人安娜·米海洛芙娜·列别杰娃的独生女，一个到了出嫁年龄的姑娘，死了。她的死亡引来了另一种死亡：老太婆被上帝的光临[1]震动得目瞪口呆，感到她的全部过去也已经随之死亡，无可挽回了。现在，对她来说，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跟过去的生活很少有共同之处了。……

她杂乱无章地忙碌起来。首先她寄给阿索斯[2]一千卢布，把家里的一半银器捐献给墓园的教堂。过不多久她戒绝吸烟，发誓再不吃肉了。然而她做完这些事，却一点也不觉得轻松，正好相反，对自己日益衰老以及死亡临近的感觉变得越发尖锐真切。于是安娜·米海洛芙娜把她在城里的房子三钱不当两钱地卖掉，匆匆搬到她的庄园上来住，却又没有抱着什么明确的目的。

一旦人的头脑里不论用什么方式提出了生活目标这一问题，出现了探索坟墓里的生活的迫切需要，那么捐献也罢，持斋也罢，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也罢，就都不能使人满足了。然而说来也是安娜·米海洛芙娜侥幸，她刚搬到热尼诺村来，命运就把她引到一件事上去，促使她把日益衰老和死亡临近忘却了很久。恰巧在她到达那天，厨师玛尔廷被开水烫伤了两只脚。他们派马车去接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可是他不在家。于是安娜·米海洛芙娜强压下嫌脏和难受的心情，亲手给玛尔廷洗伤口，抹上脂蜡合剂[3]，给两只脚扎上绷带。她守在厨师床旁坐了一夜。多亏她出力，玛尔廷总算不再呻吟，睡熟了，这时候她心里，如同她后来说的那样，“灵机一动”。她忽然觉得她的生活目标在她眼前出现，清清楚楚。……她面色苍白，眼睛湿润，虔诚地吻了吻睡熟的玛尔廷的额头，开始祷告。

从此以后，列别杰娃开始做医疗工作。在她如今回想起来总不免感到憎恶的那段有罪的和不洁净的生活当中，她由于闲着没事也常去找医生。

此外，在她喜爱的人当中，就有医生，她从他们那儿多少学到点医道。如今这一切对她来说再切合需要也没有了。她订购了常备药箱、几本书籍、《医师报》，大胆地着手治病。起初只有热尼诺村的居民到她这儿来就诊，可是后来附近各村的人也纷纷到她这儿来了。

“您想一下吧，我亲爱的！”她来到此地三个月后，写信给教士的妻子，夸耀道，“昨天我这儿有病人十六名，今天却整整有二十名！我为他们忙得累极了，脚都站不稳。我手头的鸦片都用完了，您想想看！古利诺村痢疾流行！”

每天早晨醒过来，她想起病人在等她，心里就充满愉快的凉意。她穿好衣服，赶快喝完茶，就开始诊病。诊病的过程给她提供了说不出的快乐。首先她慢条斯理地把病人登记在一个簿子上，仿佛有意延长那种快乐似的，然后依次把每一个病人叫进来。病人病得越重，病状越肮脏讨厌，她反而越觉得这个工作有意思。她一想到她在克制嫌脏的心情，毫不顾惜自己，心里就再快乐也没有了，她清理化脓的伤口总是故意把时间拖长。有些时候她生出难忍难熬、极力要强制自己本性的愿望，仿佛对伤口的污秽和腥臭喜之不尽似的，体验到一种狂妄的得意心情，在这样的时候，她觉得她的工作是至高无上的。她热爱她的病人。她的感情告诉她说，他们是她的恩人，她在理智上不愿意把他们看做个别的人，看做庄稼汉，而想把他们看做一种抽象的东西——人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才对他们异常温和，羞怯，为自己的错误在他们面前脸红，诊病的时候总是露出负疚的样子。……

每次诊病都要占去大半天的时间，完事以后，她筋疲力尽，紧张得脸色发红，浑身不得劲，不过她还是赶紧看书。她读医学书籍或者最合她心意的俄国作者的著作。

安娜·米海洛芙娜自从过新的生活以后，感到朝气蓬勃，心满意足，几乎幸福了。她不再奢望更充实的生活了。此外，仿佛给她的幸福添上最后一笔，犹如正餐结尾加上一道甜食一样，情形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她同她的丈夫和解了，而她在丈夫面前是深深感到负疚的。十七年前，女儿出生后不久，她对她丈夫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做过负情的事，不得不同他分居。从那时候起，她就没有再跟他见过面。他在南方一个地方做炮兵连长，有的时候，大约一年两次，给女儿写信来，女儿总是把信仔细收藏好，不让母亲看见。可是女儿死后，安娜·米海洛芙娜出乎意外地收到他的一封长信。他用苍老而无力的笔迹给她写道，自从独生女死后，他失去了最后一个使他同生活保持联系的人，又说他年老多病，巴望着死掉，同时却又害怕死亡。他抱怨说，样样事情都惹得他腻味和厌恶，他跟人们不再能和睦相处，一心等着有朝一日把炮兵连交出去，从此走掉，躲开那些纷扰。他在信的结尾，要求妻子看在上帝面上为他祷告，要求她保重身体，不要过于伤心。两个老人开始热心地通信。根据随后那些总是满纸辛酸、语调阴沉的信，可以了解到，上校失魂落魄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有病和女儿夭亡，他还欠下了债，同上司和军官们发生过争吵，他的炮兵连管理不善，没法交出去，等等。夫妇间的信札往来，延续将近两年，最后老人递上辞呈，回到热尼诺村来长住了。

他是在二月间一天中午到达这里的，当时热尼诺村的房舍掩藏在高雪堆后面，清澄的浅蓝色空间显得死一般的寂静，严寒偶尔把树枝冻得噼啪地响。

他下雪橇的时候，安娜·米海洛芙娜正瞧着窗外，认不出他就是她的丈夫了。他成了个矮小驼背的小老头，老态龙钟，精神委顿。首先扑进安娜·米海洛芙娜眼帘的，是他那长脖子上苍老的皱褶以及膝部僵直不易弯曲的瘦腿，像是一双假腿。他付给马车夫车钱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对马车夫诉说很久，临了生气地啐一口唾沫。

“就连跟你们讲话都惹人讨厌！”安娜·米海洛芙娜听见苍老的唠叨声，“要明白，讨赏钱是不道德的！人人都只应得到干活挣来的钱，就该这样！”

他走进前厅，安娜·米海洛芙娜看见他那蜡黄的脸，连严寒也没有使它冻得发红，看见他那虾一般的爆眼睛和稀疏的胡子，那胡子本来是棕红色的，现在却夹杂着白须了。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伸出一条胳膊去拥抱他的妻子，吻了吻她的额头。两个老人互相看一眼，仿佛为什么事害怕似的，窘得厉害，倒好像在为各自的衰老害臊一样。

“你来得正是时候！”安娜·米海洛芙娜赶紧开口说，“饭桌刚刚摆好！你一路辛苦，会吃得很香的！”

他们就坐下吃饭。头一道菜默默地吃完了。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大钱夹来，仔细地看一些字条，他妻子呢，小心地搅和凉拌菜。两个人心里都有成堆的谈话资料，可是他俩都不开口。两个人都感到回忆女儿会引起尖锐的痛苦和滚滚的热泪，往事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阴郁气味，仿佛打开了装醋的大桶一样。……

“啊，你不吃肉了！”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说。

“是的，我已经发誓不吃肉了……”妻子轻声回答说。

“好，这对健康并没有损害。……如果进行化学分析，那么鱼类和一切斋期食品都是由那些跟肉差不多的成分构成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素食。……（‘我说这些干什么？’老头暗想。）比方说，这黄瓜就是荤菜，跟童子鸡一样。……”

“不。……我吃黄瓜的时候，知道它没有被夺去生命，没有流血。……”

“这，我亲爱的，是眼睛的错觉。你吃黄瓜也顺带吃下去很多纤毛虫，再者黄瓜本身不就有生命吗？要知道植物也是有机体。而且鱼呢？”

“我说这些废话干什么？”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又暗想，立刻很快地讲起现在化学所取得的成就。

“简直是奇迹啊！”他说，费力地嚼面包，“不久人们就会用化学方法做出牛奶，说不定还能做出肉来！是啊！一千年后，每个家庭的厨房就会换成化学实验室，用毫不值钱的煤气之类做出自己想吃的种种东西！”

安娜·米海洛芙娜瞧着他那不安地转动着的、虾一般的眼睛，听着。她觉得老头谈化学不过是为了不谈别的事罢了，可是，他关于荤食和素食的说法，她倒也听得很有趣味。

“你辞职的时候已经做将军了吧？”她等到他突然沉默下来、开始擤鼻子，就问道。

“对，我做将军了。……人家称呼我‘大人’了。……”

吃饭的时候，将军一直讲话，唠叨不停，因而显得异常饶舌，这却是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安娜·米海洛芙娜没有见过的一种特点。由于他唠唠叨叨，老太婆头痛得厉害。

饭后他走到他的房间里去休息，可是尽管疲劳，却睡不着觉。快要喝晚茶的时候，老太婆走到他房间里去看他，他躺在那儿，盖着被子，蜷起身子，瞪大眼睛瞧着天花板，发出断续的叹息声。

“你怎么了，阿尔卡季？”安娜·米海洛芙娜瞧一眼他那变成灰白的和拉长的脸子，惊吓地说。

“没……没什么……”他说，“风湿病。”

“可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说不定我能帮助你！”

“你帮不上忙。……”

“如果是风湿病，就该擦碘酒……再服用水杨氧化钠。……”

“这些都没用。……我治过八年了。……你不要把脚顿得这么响！”将军忽然对老太婆的使女吆喝道，气冲冲地对她瞪起眼睛，“像马蹄声那么响！”

安娜·米海洛芙娜和使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口吻，面面相觑，涨红了脸。将军瞧出她们的窘态，皱起眉头，翻过身去，脸向着墙。

“我得预先告诉你，安纽达[4]……”他呻吟道，“我的脾气糟透了！我年纪一老，变得爱挑剔了。……”

“应当克制自己……”安娜·米海洛芙娜叹口气说。

“说说倒容易：‘应当’！应当没有病才是，可是大自然偏偏不听我们的‘应当’！哎哟！安纽达，你走吧。……我发病的时候，有外人在场反而惹得我生气。……说话也费力。……”

一天天，一个个星期，一个个月，过去了。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渐渐处熟了新的地方：他习惯了，别人对他也习惯了。起先他住在家里不出门，然而整个庄园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衰老和他难缠的脾气。他照例醒得很早，凌晨四点钟光景就起来，他的一天是以他的苍老刺耳的咳嗽声开始的，这就惊醒了安娜·米海洛芙娜和所有的仆人。为了设法消磨从凌晨起到中饭止这段漫长的时间，如果风湿病没有锁住他的两条腿，他就在各个房间里徘徊，挑剔他在各处见到的凌乱。样样事情都惹得他气愤：仆人太懒，脚步声太响，公鸡啼鸣，厨房冒烟，教堂打钟。……他挑毛病，骂人，支使仆役，然而每一次骂过人后，总要抱住头，用要哭的声调说：

“上帝啊，我的脾气真坏！这脾气糟透了！”

在饭桌上，他吃得很多，唠叨不停。他讲社会主义，讲新的军事改革，讲卫生。安娜·米海洛芙娜听着，觉得他说这些话无非是要避免谈到女儿，谈到往事罢了。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仍然感到别扭，仿佛为什么事害臊似的。只有到了傍晚，房间里笼罩着幽暗，炉子后边的蟋蟀悲凉地叫的时候，这种别扭才消失。他们并排坐着，默默不语，同时他们的心灵却似乎在低声交谈他俩不敢说出口的话。这时候，他们用生命的余热互相温暖着，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对方在想些什么。可是有个使女送进一盏灯来，老头就又唠叨起来，或者不住挑毛病。他什么事也不做。安娜·米海洛芙娜有意拉他一起做医疗工作，可是他头一次接诊病人就打呵欠，闷闷不乐。引他看书也办不到。他在任职期间习惯于看一阵书就丢开，因而不能长久看书，不能一连看几个钟头。他只要读上五六页就厌倦，摘掉眼镜了。

可是春天来临，将军骤然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从庄园到碧绿的田野上，到村子里，已经新踩出一条条小径，窗前的树上鸟雀成群了，这时候，出乎安娜·米海洛芙娜意外，他开始到教堂去了。他不但在节日，而且平时也到教堂去。这种宗教上的热忱是从老头瞒过妻子暗自为女儿做安魂祭那一天开始的。做安魂祭的时候，他跪下来，叩头，哭泣，觉得自己在热烈地祷告。其实那不是祷告。他心里充满了做父亲的感情，在记忆里描摹着亲爱的女儿的音容笑貌，眼睛望着圣像，嘴里小声说：

“舒罗琪卡！我亲爱的孩子！我的天使啊！”

这是老年的忧伤的爆发，可是老头却以为他的内心有了反应，起了变化。第二天他又热心地到教堂去，第三天还是这样。……他从教堂回来，总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吃饭的时候，宗教和神学问题成了他唠叨不休的话题。有好几次，安娜·米海洛芙娜走进他的房间，正碰上他在翻阅福音书。然而可惜，这种对宗教的着迷没有持续多久。后来有一次他的风湿病发得特别厉害，足足闹了一个星期，从此他就再也不到教堂去了：不知怎么，他想不起他该去做弥撒了。……

他忽然打算同外人交往了。

“我不明白没有社交怎么能活下去！”他开始抱怨道，“我得出外去拜访邻居们！就算这种事愚蠢而无聊吧，可是我活着一天，对上流社会的风俗就得遵守一天！”

安娜·米海洛芙娜要他坐马车出去。他就去拜访邻居，可是只去一次，第二次就不肯到他们那儿去了。同外人交往的要求，最后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他迈着碎步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挑农民的毛病。

有一天早晨他在饭厅里敞开的窗口旁边坐着喝茶。窗前花圃里，紫丁香和醋栗的灌木丛旁边，有些来找安娜·米海洛芙娜医病的农民在长椅上坐着。老头眯细眼睛瞧了他们很久，然后唠叨说：

“这些庄稼汉[5]。……所谓公民的悲伤对象[6]。……你们与其来治病，还不如找个地方去治一下你们的卑鄙下流好。”

安娜·米海洛芙娜热爱她的病人，这时候停住手不再斟茶，一言不发，只是惊讶地瞧着老头。病人们在列别杰娃家里除了见到抚爱和热情的关怀以外，从没遇到过别样的对待，这时候也不免吃惊，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

“是啊，庄稼汉先生们……这些庄稼汉……”将军接着说，“你们使我吃惊。使我大吃一惊！喏，这些人不是畜生吗？”老头回转身对安娜·米海洛芙娜说。“县里的地方自治局借给他们燕麦供播种用，可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燕麦换酒喝掉了！不是一个人换酒喝，也不是两个人，是大家都这么干！酒店老板都没处存放燕麦了。……对吗？”将军转过身去对农民们说，“啊？对吗？”

“别说了，阿尔卡季！”安娜·米海洛芙娜小声说。

“你们以为那些燕麦是地方自治局白白得来的吗？既然你们不尊重自己的、别人的以至公共的财产，那你们还算是什么公民？燕麦你们拿去换酒喝掉……你们砍了树也拿去换酒喝掉……你们见什么就偷什么。……我的妻子给你们治病，你们却把她的篱墙偷个精光。……这对吗？”

“够了！”将军夫人哀叫道。

“你们也该清醒一下了……”列别杰夫继续唠叨说，“瞧着你们都叫人害臊！喏，你，红头发的家伙，是来治病的……你腿痛吧？……可/bd}}是你就不肯费点事在家里把腿洗干净。……粘着一俄寸厚的泥巴！你这个大老粗，指望着这儿有人给你洗吧？他们记住了他们是农民，就以为能骑到别人脖子上去了。有个教士给一个叫费多尔的本地木匠举行婚礼。木匠一个钱也不给教士。‘穷啊！’他说，‘我没法给钱！’嗯，好吧，不过教士叫这个费多尔做个小书架子。……你猜怎么着？他倒要钱，到教士那儿大概去了五次！啊？这不是畜生？他自己不给教士钱，可是……”

“教士就是不收费，他的钱也已经够多的了……”一个病人阴郁地用男低音说。

“可是你怎么知道？”将军跳起来，把身子探出窗外，面红耳赤地说，“莫非你翻过教士的衣袋？就算他是个大财主，你也不应该叫他白出力！你自己不肯白给人家干活，也别叫人家白给你干活！你再也想象不到他们能干出多么坏的事来！”将军回过头来对安娜·米海洛芙娜说，“你该到他们的法庭里和村会上去看看！他们都是些强盗哟！”

甚至临到诊病开始，将军的怒气也还没消。他挑剔每个病人，讥诮他们，把所有的病症都归因于酗酒和放荡。

“看你多么瘦！”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戳了戳病人的胸脯，说，“这是什么缘故？没东西吃嘛！样样东西都拿去换酒喝了！你必是拿地方自治局的燕麦换酒喝了吧？”

“这还用说吗？”病人叹道，“当初有地主在，日子就好过些。……”

“你胡说！你说假话！”将军发脾气说，“要知道你说这话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拍马屁！”

第二天将军又在窗旁坐着，指责病人。这个工作吸引他，从此他天天在窗旁坐着。安娜·米海洛芙娜看出她丈夫不肯罢休，就开始在谷仓里诊病，可是将军也跟踪到谷仓里来了。老太婆温顺地忍受这种“考验”，她表示的抗议也只限于涨红了脸，送给挨骂的病人几个钱而已。可是临到将军很不喜欢的病人们到她这儿就诊的越来越少，她就再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将军正为一件什么事取笑病人，她忽然眼睛发红，脸上的皮肉痉挛起来。

“我请求你，别再招惹我的病人……”她厉声说道，“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对人发脾气，那就骂我，不要去招惹他们。……都因为你，他们不肯再来看病了。”

“啊哈，他们不再来了！”将军冷笑道，“他们怄气了！朱庇特[7]呀，你生气了，那么可见你不对。哈哈。……不过，安纽达，他们不来倒好。我很高兴。……要知道你的医疗工作不会带来别的，只会带来害处！他们本来应该到地方自治局的医院，由医生按照科学的规定诊病，现在却到你这儿来，结果你用苏打和蓖麻子油治所有的病。害处很大呀！”

安娜·米海洛芙娜定睛瞧着老人，想了一阵，忽然脸色煞白。

“当然，”将军继续唠叨说，“医疗方面首先需要学识，其次才谈得上慈善事业，缺乏学识的医疗工作等于骗人。……再者，从法律上说，你没有权利医病。依我看，如果你粗鲁地把病人轰到医生那儿去看病，而不是自己动手诊病，那你给病人带来的益处倒会大得多呢。”

将军沉默一会儿，继续说：

“要是你不喜欢我对他们的态度，那么，遵命，我不再开口讲话，不过，其实……如果凭良心说……对他们真诚相待总比沉默和鞠躬好得多。亚历山大·玛凯东斯基是个伟大的人，可是不应当把椅子弄坏[8]，同样，俄罗斯人是伟大的民族，然而由此却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对他们说实话。把人当成小哈巴狗是不行的。这些庄稼汉[9]跟你我一样也是人，也有缺陷，所以不必宠着他们，纵容他们，而要开导他们，纠正他们……启发他们。……”

“我们不配开导他们……”将军夫人嘟哝说，“我们倒不妨向他们学一学。”

“学什么？”

“那还少吗？……比方说，爱劳动。……”

“爱劳动？啊？你是说爱劳动？”

将军呛得直咳嗽，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难道我不劳动？”他面红耳赤地说，“不过……我是知识分子，不是庄稼汉②，我上哪儿去劳动？我……我是知识分子！”

老头真生气了，脸上现出小孩的任性神情。

“有成千上万的兵经过我的手训练出来了……我几乎在战场上阵亡，我害了一辈子的风湿病……现在居然说我不劳动！或者，你会说，我该向你那些人民学一学受苦吧？当然，我哪儿受过苦？我失去了我的亲女儿……失去了在这该死的老年使我还能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居然说我没受过苦呢！”

两个老人猛地想起女儿，忽然哭起来，开始用食巾擦眼泪。

“我们现在不还是在受苦吗！”将军呜咽说，老泪纵横，“人家有生活目标……有信仰，可是我们只有疑问……疑问和恐惧！居然说我们不是受苦呢！”

两个老人同病相怜了。他们并排坐在那儿，互相依偎着，一块儿哭了两个钟头光景。这以后他们才大胆地瞧着彼此的脸，大胆地谈起女儿，谈起往事，谈起阴森的未来。

晚上他们在同一个房间里躺下睡觉。老头讲个不停，吵得他的妻子无法入睡。

“上帝啊，我的脾气多坏！”他说，“哎，我何必给你讲这些呢？要知道那都是些空想，可是人，特别是到了老年，靠空想生活是很自然的。我唠唠叨叨，结果却夺去了你最后的安慰。你本来会一直到死都给农民治病，而且不吃肉，可是偏偏不成，魔鬼来拉扯我的舌头！没有空想可不行啊。……往往整个国家都靠空想生存下去呢。……有些著名的作家，表面看来像是非常聪明，可是缺了空想也还是不行。喏，你喜爱的那个作家就写过七本有关‘人民’的书！”

过了一个钟头，将军不住翻身，说：

“为什么恰恰到了老年，人才注意自己的感受，批评自己的行动呢？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就不管这些？到了老年，就是没有这一套也已经够难受的了。……是啊。……年轻的时候整个生活不留痕迹地滑过去，几乎没触动思想，可是到了老年，每一个极小的感受都像钉子那样钉在头脑里，引起一大堆问题。……”

两个老人睡得迟，可是起得早。大体说来，自从安娜·米海洛芙娜丢开医疗工作以后，他们睡得又少又不稳，因而他们觉得日子好像长了一倍。……他们借谈话来消磨夜晚的时光，白天没事做就在各个房间里或者花园里走来走去，探问地瞧着彼此的眼睛。

夏天将近结束，命运给两个老人送来另一个“空想”。有一天安娜·米海洛芙娜走进丈夫的房间，碰上他在做一件有趣的工作：他靠桌子坐着，狼吞虎咽地吃大麻油拌萝卜丝。他脸上，根根青筋都在颤动，嘴角淌下口水。

“快来吃，安纽达！”他提议道，“好得很！”

安娜·米海洛芙娜迟疑地尝了尝萝卜，就吃起来。不久，她脸上也露出了贪馋的神情。……

“你知道，还有一种菜也挺好吃……”将军当天躺下来睡觉的时候说，“要是照犹太人的做法，把梭鱼开了膛，取出鱼子来，你知道，再加上点嫩葱……那新鲜的鱼子……才好吃呢。……”

“行啊，梭鱼倒不难捉到！”

脱了衣服的将军就光着脚走到厨房去，叫醒厨师，吩咐他捉一条梭鱼。到早晨，安娜·米海洛芙娜忽然想吃咸鲟鱼的脊肉，玛尔廷只得赶着车子进城去买。

“哎呀，”老太婆惊恐地说，“我忘了叫他顺便买回薄荷味的蜜糖饼干啦！我想吃点儿甜东西。”

两个老人把心思都用在品尝美味上了。他俩坐在厨房里不出来，争先恐后地想出种种吃食。将军绞尽脑汁，回想当初在营房里过独身生活的时候，不得不亲自从事烹调，想出种种花样。……他发明出来的各种菜肴当中，两个人特别爱吃的是用稻米、研碎的干酪、鸡蛋、炖烂的肉汁做成的一种菜。那里面加许多胡椒和桂叶。

最后一个“空想”就以这个辣味的菜结束了。它注定成为两个人生活里最后一种心爱的东西。

“天多半要下雨了，”九月间一天晚上将军开始发病，说道，“今天我不该吃那么多米饭。……很难受哟！”

将军夫人摊开四肢躺在床上，费力地呼吸。她觉得透不过气来。……她也跟老头一样，心口底下隐隐作痛。

“再者，见它的鬼，我的腿发痒了……”老头抱怨道，“从脚跟到膝头老是有点发痒。……又痛又痒。……真难受啊，见鬼！可是我妨碍你睡觉了。……对不起。……”

在沉默中过了一个多钟头。……安娜·米海洛芙娜渐渐习惯了心口底下的胀痛，睡着了。老头在床上坐着，把头支在膝盖上，照这个姿势坐了很久。后来他开始搔小腿肚子。他的手指甲搔得越起劲，腿上反而越发痒得厉害。

过不多久，不幸的老头爬下床来，跛着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瞧了瞧窗外。……那儿，窗子外面，在明亮的月光下，秋季的寒气渐渐封锁了正在死亡的自然界。看得出来，寒冷的白雾罩住凋萎的青草，冻僵的树木睡不着觉，枯黄的残叶不住颤抖。

将军在地板上坐下，抱住膝盖，把头支在膝盖上。

“安纽达！”他叫道。

警觉的老太婆翻过身来，睁开眼睛。

“我在想这么一件事，安纽达，”老头开口说，“你没睡着吧？我在想，老年生活最自然的内容应当是孩子。……你怎么想？可是既然没有孩子，人就应当把心思用在别的事情上。……到了老年做个作家……画家……学者，倒挺好呢。……据说格莱斯顿[10]没有事做就研究古典作品，很入迷。即使人家把他赶下台，他也还是有这个工作来充实他的生活。研究神秘主义也不错，或者……或者……”

老头搔一搔腿，继续说：

“事实往往是这样：老人变成了孩子，你知道，想种小树，想戴勋章……想干招魂术。……”

老太婆发出轻微的鼾声。将军站起来，又瞧一眼窗外。寒气阴沉地要钻进房间里来，迷雾已经往树林那边爬过去，遮蔽了树干。

“还有几个月才到春天？”老人用额头抵住凉玻璃，暗想，“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六个月呐！”

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六个月长得没有尽头，就跟他的老年一样长。他瘸着腿在房间里走了一阵，然后在床上坐下。

“安纽达！”他叫道。

“啊？”

“你的药房上了锁吗？”

“没有，怎么了？”

“没什么。……我打算拿碘酒擦一擦我的腿。”

紧跟着又是沉默。

“安纽达！”老头叫醒他的妻子。

“什么事？”

“药瓶上有药名吗？”

“有，有。”

将军慢腾腾地点上一支蜡烛，走出去。

睡意蒙眬的安娜·米海洛芙娜听见光脚的走路声和药瓶的磕碰声响了很久。最后他走回来，咳了一声，躺下。

早晨他没有醒过来。究竟他是自然地死掉的呢，还是因为去了一趟药房才死掉的，安娜·米海洛芙娜就不知道了。再者这时候她也顾不上追究死亡的原因。……

她又杂乱而紧张地忙碌起来。她开始捐献，持斋，发誓，准备朝圣。……

“到修道院去！”她小声说着，害怕地依偎着老女仆，“到修道院去！”

[1] 基督教的说法，意谓上帝来把她的女儿接到天堂去了。

[2] 指希腊阿索斯山上的东正教修道院。

[3] 一种消肿拔脓的药膏。

[4] 安娜的爱称。

[5] 原文为法语。

[6] 这是讥刺当时俄国民粹派对贫苦农民的同情。——俄文本编者注

[7] 古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8] 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第一幕中市长的口，原话是：“当然，亚历山大·玛凯东斯基是个英雄，可是何必把椅子弄坏呢？”——俄文本编者注

[9] 原文为法语。

[10] 格莱斯顿（1809—1898），当时的英国首相。

爱情和低音提琴

乐师斯梅奇科夫走出城外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去，那边由于举行订婚仪式而要“举办”音乐舞会。他背上驮着一个大低音提琴，装在皮盒里。斯梅奇科夫沿着河岸走去，清凉的河水潺潺地流着，虽然并不壮观，却也饶有诗意。

“是不是洗个澡呢？”他暗想。

他没有考虑很久就脱掉衣服，把身体泡在清凉的流水里。傍晚天气很好。斯梅奇科夫的富于诗情的灵魂跟四周的景物水乳交融。然而他往旁边游出大约一百步远，却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坐在高陡的岸边钓鱼，他的灵魂里顿时生出一种多么甜蜜的感情啊。他透不过气来，呆呆不动，各种感触涌上他的心头：他想起童年，怀念往事，他的爱情苏醒了。……上帝啊，他本来以为他再也不可能爱上什么人！自从他对人类失去信心（他热爱的妻子跟他的朋友，巴松管乐师索巴基内依私奔了）以后，他胸中就充满空虚之感，变成厌世者了。

“什么叫生活？”他不止一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生活是神话，幻梦……腹语术[1]。……”

可是临到他站在那个睡美人（他不难看出她已经睡熟了）跟前，他却忽然违背本意，胸中生出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他在她面前伫立很久，定睛瞧着她。……

“不过，够了……”他暗想，发出深长的叹息声，“再见吧，美妙的幻影！我现在该到爵爷家去参加舞会了。……”

他再看一眼美人，正想往回游去，忽然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

“应该给她留下点东西作为纪念！”他想，“我要在她的钓钩上拴点什么东西。那就会成为‘无名氏’的意外礼物了。”

斯梅奇科夫悄悄游到岸边，摘来一大把陆地上和水上的花朵，用滨藜的茎把它们捆在一起，拴在钓钩上。

那束花沉到水底，顺带把美丽的浮子也拉下水去了。

理智、自然规律、我的主人公的社会地位，都要求这场恋爱到此结束，可是，呜呼！作者的命运却是铁面无私的：由于作者所不能负责的种种情形，这个爱情故事并没有随那一束花而告终。贫穷卑微的低音提琴乐师一反普通的道理和事物的常情，竟然在门第高贵、家财豪富的美人的生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斯梅奇科夫游到岸边，大吃一惊：他没找到自己的衣服。它给人偷去了。……不知是什么歹人，趁他欣赏美人之际，竟把他的衣物一股脑儿卷走，只留下了他的低音提琴和高礼帽。

“该死的！”斯梅奇科夫惊叫道，“唉，人啊，阴险的东西！使我愤慨的与其说是丢失衣服（因为衣服反正会穿破），不如说是我只得赤身露体走路，因而破坏了社会道德。”

他在装着低音提琴的皮盒上坐下，开始想办法摆脱他那可怕的处境。

“总不能赤身露体走到比布洛夫公爵家去啊！”他想，“那儿有女人！再者贼把长裤也偷走，而松香就在裤袋里！”

他想了很久，想得很苦，弄得两个鬓角都痛了。

“有了！”他终于想起来，“离岸边不远有一道小桥，立在灌木丛中。……我可以在小桥底下坐等天黑，傍晚天黑了，我就溜出去，见到农民的小屋就进去。……”

斯梅奇科夫打好这个主意，就戴上高礼帽，把低音提琴驮在背上，往灌木丛慢慢走去。他光着身子，背上又有个乐器，那样子颇像古代神话里半人半神的形象。

现在，读者诸君，趁我的主人公在小桥底下坐着，沉湎于悲愁之中，我们暂时离开他，转到钓鱼的姑娘那边去吧。她怎么样了？美人醒过来，看见浮子不在水面上，就赶紧拉钓丝。钓丝绷紧了，然而钓钩和浮子还是没从水里钻出来。斯梅奇科夫的那束花分明已经浸透水，泡涨，变得沉重了。

“或许有大鱼上钩了，”姑娘暗想，“或许钓钩钩住什么东西了。”

姑娘又拉了一阵钓丝，断定钓钩钩住什么东西了。

“多么可惜啊！”她想，“傍晚，鱼容易上钩！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古怪的姑娘没有考虑很久就脱掉身上轻飘飘的衣服，把美丽的身体浸进河水，只露出大理石般的肩膀。钩丝已经缠在那束花上，要把钓钩从花上摘下来却不容易，然而耐性和辛劳占了上风。过了大约一刻钟，美人眉开眼笑，心情欢畅，从河水里走出来，手里拿着钓钩。

然而恶毒的命运在暗算她。偷窃斯梅奇科夫衣服的坏人把她的衣服也拿走了，只给她留下了鱼饵罐。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她哭起来，“难道就这个样子走路？不行，绝对不行！宁可死掉！我等天黑下来，就摸着黑走到阿加菲雅大娘家，打发她到我家去取衣服。……眼下呢，我到小桥底下躲一躲。”

我的女主人公就挑选青草稍为高些的地方，弯下腰，向小桥跑去。她钻到小桥底下，却看见那儿已经有个赤身露体的人，留着音乐家的长发，胸脯上满是汗毛，就尖叫一声，昏厥过去。

斯梅奇科夫也吓一跳。起初他把姑娘当做河神了。

“莫非这是塞壬到这儿来勾引我？”他暗想，这个推测倒使他很受用，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貌素来看得很高，“不过假如她不是塞壬而是人，那么这种古怪的变异该怎样解释呢？为什么她到这儿，到小桥底下来？她出了什么事？”

他正想解答这些问题，美人却渐渐苏醒过来。

“不要害死我！”她小声说，“我是比布洛娃公爵小姐。我求求您！您会得到很多钱的！刚才我在水里摘钓钩，有贼把我的新衣服和鞋子统统偷走了！”

“小姐！”斯梅奇科夫用恳求的声调说，“我的衣服也给偷走了，连同长裤一起拿去了，而长裤的口袋里还放着松香呢！”

所有演奏低音提琴和长号的人，照例都不大机灵，然而斯梅奇科夫却是愉快的例外。

“小姐！”过不多久他说，“我看得出，我这种模样使您发窘。不过您会同意，我没法从这儿走掉，理由也跟您一样。我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您愿意躺在我这装低音提琴的盒子里，关上盖子吗？这样一来，您就看不见我了。……”

说完这话，斯梅奇科夫就从盒子里把低音提琴取出来。一时间他觉得把盒子让出去未免亵渎神圣的艺术，可是这种迟疑没有多久就过去了。美人就在盒子里躺下，把身体蜷起来。他捆紧皮带，想到大自然赐给他这样好的头脑，不由得暗暗高兴。

“现在，小姐，您看不见我了，”他说，“您躺在那儿，自管放心吧。等天黑，我就把您背到您父母家去。至于低音提琴，我可以事后再到这儿来取。”

临到天黑下来，斯梅奇科夫就把装着美人的盒子扛在肩膀上，慢腾腾地往比布洛夫的别墅走去。他是这样打算的：他先走到随便哪个农舍里，借到一身衣服，然后再往前走。……

“这叫‘因祸得福’啊……”他想着，两只光脚扬起尘土，由于扛着东西而弯下腰，“我对公爵小姐的命运这样殷切关心，比布洛夫一定会慷慨地犒赏我呢。”

“小姐，您躺得舒服吗？”他用殷勤的男舞伴[2]约请女人跳卡德里尔舞的那种口气问道，“劳驾，您别客气，自管在我盒子里躺着，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忽然，殷勤的斯梅奇科夫觉得前面，在乌黑的夜色笼罩下，好像有两个人影走动。他凝神细看，相信这不是眼睛的错觉：确实有人在走动，而且手里还提着包袱呢。……

“这不就是偷东西的贼吗？”他头脑里掠过这个想法，“他们手里拿着东西。多半就是我们的衣服！”

斯梅奇科夫就把盒子放在路旁，去追那两个人。

“站住！”他叫起来，“站住！抓住他们！”

两个人回头一看，发现有人追来，撒腿就跑。……这以后公爵小姐还听见急促的脚步声和“站住”的喊叫声响了很久。最后一切归于沉寂了。

斯梅奇科夫一个劲儿追下去，要不是机会来得凑巧，美人大概还得在路旁旷野上躺很久。正好这个时候，斯梅奇科夫的同事们，长笛乐师茹奇科夫和黑管乐师拉兹玛海金，也顺着这条路走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去。他俩脚底下绊着那个盒子，吃惊地面面相觑，摊开了手。

“低音提琴！”茹奇科夫说，“哎呀，这就是我们的斯梅奇科夫的低音提琴啊！可是它怎么会丢在这儿？”

“多半斯梅奇科夫出了什么事，”拉兹玛海金断定，“要就是他喝醉了酒，要就是他遭了劫。……不管怎样，把低音提琴扔在这儿总不妥当。我们把它带走吧。”

茹奇科夫就把盒子驮在背上，两个乐师往前走去。

“鬼才知道有多么重！”长笛乐师一路上抱怨说，“要我演奏这种大笨家伙，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哎哟！”

两个乐师来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里，把盒子放在乐队占用的地方，然后就到饮食部去了。

这时候，别墅里的枝形烛架和壁上烛架已经点燃。新郎是七等文官拉凯伊奇，在交通部任职，英俊而可爱，正站在大厅中央，两只手放在衣袋里，跟希卡里科夫伯爵谈天。他们在谈音乐。

“我，伯爵，”拉凯伊奇说，“在那不勒斯[3]结交过一个提琴家，他创造了不折不扣的奇迹。您不会相信的！他用低音提琴……普通的低音提琴能拉出那么妙的颤音，简直叫人拍案叫绝呢！他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得了吧，这不可能……”伯爵怀疑说。

“我跟您担保！就连李斯特的狂想曲他也拉！我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因为没事可做，甚至跟他学会了用低音提琴拉李斯特的狂想曲呢。”

“李斯特的狂想曲。……哼！……您开玩笑了。……”

“您不信？”拉凯伊奇笑起来，“那我马上拉给您听！我们到乐队那边去！”

新郎和伯爵往乐队那边走去。他们走到低音提琴跟前，动手很快地解开皮带……于是，哎哟，不得了！

不过，现在，趁读者诸君驰骋想象力，描摹这次音乐争论的结局，我们转到斯梅奇科夫那边去吧。……可怜的乐师没有追到那些贼，回到他放盒子的地方，却没看见那宝贵的重物。他猜不出是什么缘故，就在那条路上走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找到盒子，就断定走错路了。……

“这真要命！”他暗想，揪住自己的头发，浑身发凉，“她在盒子里会活活闷死的！我成了杀人犯！”

斯梅奇科夫在各条大路上走来走去，一直走到午夜，寻找盒子，可是最后筋疲力尽，往小桥底下走去。

“等天亮再找。”他暗自决定。

天亮后他找了一阵，也还是一无结果。斯梅奇科夫就决定在小桥底下等着夜晚。……

“我会找到她！”他喃喃地说，脱掉高礼帽，揪自己的头发，“哪怕找一年，我也要找到她！”

直到现在还有些住在上述地区的农民说，每到夜间就可以看见小桥附近有个赤身露体的人，留着长头发，戴着高礼帽。偶尔，从小桥底下还传出来沙哑的低音提琴声。

[1] 一种不动嘴唇而能说话的技术，听起来像是由腹内或者由旁边发出的声音；在此借喻“欺骗”。

[2] 原文为法语。

[3] 意大利的城名。

怕

我在世界上生活了这许多岁月，其间只害怕过三次。

头一次真正的恐惧，虽然使得我毛发直竖，周身起鸡皮疙瘩，不过讲到原因，却是由一个微不足道而又奇怪的现象引起的。有一次，那是七月间一天傍晚，我闲着没事做，到邮车的车站去取报纸。那是个平静而温暖，几乎可以说是闷热的傍晚，七月间那些单调的傍晚都是这样的。这样的傍晚一旦开始，就会依照一成不变和连绵不断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延续一两个星期，有的时候还要长些，后来突然被一场猛烈的风暴打断，于是大雨滂沱，人间万物才能凉爽一阵。

太阳早已落下去了，整个大地上铺开密实的灰色阴影。停滞不动的空气里充满了青草和鲜花像蜜糖那样的甜香。

我坐着一辆普通的运货大车。我的背后是花匠的儿子巴希卡，一个八岁的男孩，他把头枕在燕麦袋子上，轻声打鼾，我带他来是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要他看守马匹的。我们走过一条狭窄而又像尺那么直的乡间土道，它如同大蛇那样掩藏在又高又密的黑麦中间。傍晚的霞光正黯淡下去。一条明亮的光带被一块狭窄而难看的云截断，那块云时而像一条木船，时而又像一个裹着被子的人。……

我赶着车子走了两三俄里。在晚霞的苍白背景上，开始耸起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杨树，杨树后面有一条河闪闪发光。我的面前，突然间，仿佛有谁施了魔法似的，展开一幅瑰丽的画面。这时候我得勒住马，因为我们那条笔直的路在这儿中断，要顺着长满灌木的陡坡往下走了。我们站在坡上，下边，我们的底下，是一块巨大的洼地，宽广而又充满昏光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在洼地底部，一片广阔的平原上，有个村子，由杨树守卫，被河水泛起的亮光抚爱着。它现在睡熟了。……它那些小木房、带钟楼的教堂、树木，在灰色的昏光中隐约露出轮廓，倒映在平滑的河面上，乌黑一片。

我把巴希卡叫醒，怕他从车上摔下去。然后我开始小心地下坡。

“到卢科沃村了？”巴希卡懒洋洋地抬起头来，问道。

“到了。你揪住缰绳！……”

我牵着马走下坡去，眼睛瞧着村子。我头一眼看过去，就有一种奇怪的情景引起我的注意：钟楼最高一层上，在拱顶和铜钟之间一个极小的窗子里，有个亮光在闪烁。这个亮光近似快要熄灭的长明灯：时而暗下去，时而又亮起来。它会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无法理解它的来源。它不可能在窗子里燃亮，因为钟楼的最高一层既没有圣像，也没有长明灯，据我所知，那儿只有房梁、尘土、蛛网。要爬上那层楼是困难的，因为楼的通道已经封死了。

这个亮光多半是外界的光的反照，然而不管我怎样凝神细看，在我面前铺开的广大空间中，除了这个亮光以外，却看不见什么明亮的光点。月亮还没出来。苍白的、已经完全黯淡的一抹晚霞不可能反照到那儿去，因为有亮光的窗子是朝西而不是朝东的。我牵着马下坡的一路上，这种想法和其他类似的想法在我的头脑里不住翻腾。到了底下，我坐上大车，再对亮光那边看一眼。它仍然时隐时现。

“奇怪，”我猜不出所以然来，暗自想着，“奇怪得很。”

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渐渐涌上我的心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无法解释这种普通的现象而生出的烦恼，可是后来我忽然惊恐地扭转身避开那个亮光，伸出一只手去抓住巴希卡，我这才明白：我害怕了。……孤独、苦恼、恐怖的心情抓紧了我，仿佛有人违背我的心意，把我抛进这个充满昏光的大洼地，使我独自一人面对钟楼，而它却用那只红眼睛瞅着我。

“巴希卡！”我叫道，吓得闭上了眼睛。

“怎么了？”

“巴希卡，钟楼上是什么东西在发亮？”

巴希卡从我肩膀上望过去，看一下钟楼，打了个呵欠。

“谁知道呢！”

我跟那个男孩短短谈了几句话，才略为定下心来，然而这没维持很久。巴希卡发现我不安，就瞪起大眼睛瞧着亮光，又看了看我，然后再瞧着亮光。……

“我害怕！”他小声说。

这时候，我吓得魂飞天外，伸出一条胳膊搂住男孩，依偎着他，用力扬鞭打马。

“愚蠢！”我对自己说，“这个现象所以可怕，无非是因为无法理解而已。……大凡无法理解的东西都神秘，因而也就可怕。”

我竭力说服自己，同时又用鞭子不断抽马。我到达车站，故意跟站长闲聊一个钟头，看了两三份报纸，可是不安的心情仍然没有离开我。在回去的路上，那个亮光却已经不在了，可是另一方面，那些农舍、杨树、我赶车上去的那道斜坡的轮廓，在我心目中却像是活的东西。至于那个亮光究竟是怎么来的，我至今都不知道。

我经历的第二次恐惧，也是由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我跟我的情人相会以后，独自往回走。那是夜里一点钟，那时候大自然照例沉浸在黎明前最安稳酣畅的睡乡里。可是这回大自然却没沉睡，这个夜晚也不能说安静。长脚秧鸡啦，鹌鹑啦，夜莺啦，小滨鹬啦，都在不住叫唤，蟋蟀和蝼蛄唧唧地叫。薄雾在草地上浮游，天上有些浮云跑过月亮旁边，头也不回，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大自然没有睡觉，仿佛生怕在睡乡中错过它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似的。

我在铁道路基边一条狭窄的小径上走着。月光在铁道上滑过，铁道已经沾满露水。浮云的巨大阴影不时沿着路基奔跑。前面远处有个昏暗的绿色灯光平静地发亮。

“这是说，一切都平安无事……”我瞧着灯光暗想。

我心里平静，安宁，舒畅。我刚赴约归来，目前不急于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想睡觉。我每一呼吸，每一举步，都流露出健康和青春，我的脚步声在夜晚单调的闹声中沉闷地响着。我记不得当时我有些什么感触，只记得我心情愉快，愉快得很！

我走出一俄里远，忽然听见背后传来单调的隆隆声，近似大河的流水声。这声音一秒钟比一秒钟响，越来越近。我回头望去，离我百步开外是一片乌黑的丛林，我刚从那儿走出来，铁道的路基在那边绕了个优美的半圆形圈子往右拐过去，消失在树木中间。我茫然站住，等着。在铁道转弯处立时出现一个漆黑的庞然大物，轰隆隆地响，朝我这边飞奔而来，随后像鸟那么快地飞过我身旁，沿着铁道奔驰而去。过了不到半分钟，那个黑点就消失，轰隆声跟夜晚的闹声混在一起了。

那是一节普通的货车。它本身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它孤零零地出现，没有火车头，而且是在夜间，这就弄得我摸不着头脑了。它会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什么力量推着它在铁道上这么飞快地奔驰？它从哪儿飞来，又飞到哪儿去了？

假如我迷信，我就会断定这是魔鬼和巫婆乘车去参加狂欢晚会，我就会自顾走我的路。然而照眼前这样，这个现象在我就全然无法解释。我不相信我的眼睛，纠缠在各种猜测里，就跟苍蝇落在蜘蛛网里一样。……

我忽然感到孤单，独自一人待在整个空旷的原野上。这时候夜晚显得不怀好意，瞅着我的脸，盯住我的脚步。所有的声音，鸟雀的叫声和树木的飒飒声，显得阴森险恶，似乎仅仅是为了恐吓我的想象才存在的。我就拔脚飞奔，像个疯子似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跑啊跑的，极力要跑得快些，再快些。我立刻听到了先前没注意到的声音，也就是电线悲凉的哀叫声。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羞辱自己说，“这是懦弱，愚蠢！……”

可是懦弱却比合理的想法强而有力。我一直跑到绿灯那儿才放慢脚步，在那儿看见一个乌黑的铁道岗棚，旁边路基上有个人影，大概是看守。

“你看见了？”我问，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看见谁？你说什么？”

“有一节火车在这儿跑过去了！……”

“看见了……”那个汉子不大乐意地说，“它跟一列货车脱了钩。在一百二十一俄里的里程碑那儿有一道斜坡……列车爬上坡去。最末一节车厢的链子经不住，脱了钩，往回跑。……如今可追不上它了！……”

奇怪的现象得到了说明，它那离奇的性质也就消失了。恐惧化为乌有，我可以继续走我的路了。

我经历到的第三次恐惧也很厉害，那是在早春季节，有一天我在树林里打猎归来的时候。当时暮色苍茫。刚刚下过一场雨，树林里的道路上满是水洼，脚底下的泥浆咕唧咕唧响。紫红色的晚霞照透整个树林，染红了桦树的白色树干和嫩叶。我身体劳乏，几乎走不动了。

我在林中道路上走着，出乎意外，在离家五六俄里远的地方遇到一条大黑狗，属于潜水犬[1]品种。这条狗从我身边跑过去，凝神瞧着我，照直看我的脸，然后又往前跑去。

“挺好的一条狗……”我暗想，“是谁家的呢？”

我往四下里看一眼。那条狗在十步开外站住，目不转睛地瞧着我。我们默默地互相看了一会儿，后来那条狗大概瞧见我注意它而心里高兴，慢腾腾地走到我跟前，摇着尾巴。

我往前走。这条狗跟在我身后。

“这是谁家的狗呢？”我问自己，“它是从哪儿来的？”

方圆三四十俄里内的地主我全都熟悉，他们的狗我也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潜水犬。那么它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怎么会来到这儿，来到这个偏僻的树林里？这条路一向没有人乘车经过，只有运木柴的人才来这儿。说它是某个过路人丢失在这儿的，那也几乎不可能，因为地主们是不会从这条路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在一个树桩上坐下休息，开始打量我的旅伴。它也坐下，扬起头，眼巴巴地瞧着我。……它瞅着我，连眼皮也不一下。究竟是受到寂静、林中的阴影和声音的影响呢，还是疲劳的结果，我不知道，总之，在那两只普通的狗眼凝神注视下，我忽然心惊肉跳。我想起浮士德和他的叭儿狗，想起神经质的人疲乏后有的时候会产生幻觉。这样一想不要紧，我赶快站起来，赶快往前走。潜水犬跟在我后面。……

“走开！”我叫道。

那条狗多半喜欢我的声音，因为它快活地往前一蹿，跑到我前面去了。

“走开！”我又叫道。

狗回过头来看一眼，注意地瞧了我一会儿，快活地摇尾巴。显然我的威吓声引起了它的兴致。我本该对它亲热一下才是，可是浮士德的叭儿狗没有在我的头脑里消失，恐惧的感觉越来越尖锐。……紧跟着天黑下来了，这使得我格外心慌意乱，每次那条狗跑到我跟前，用尾巴拍我，我就胆寒地闭上眼睛。当初我见到钟楼上的亮光和那节车厢的时候发生过的情形，如今又重演了：我再也忍不住，撒腿就跑。……

我回到家里，看见一个客人，是我的老朋友。他打过招呼后，开始对我抱怨说，他坐着马车到我家来，在树林里迷了路，他那条贵重的好狗就此走失了。

[1] 纽芬兰所产的一种善于游泳的狗。

药房老板娘

某小城一共只有两三条弯曲的街道，这时候已经沉入无法惊醒的睡乡。空气停滞，万籁俱寂。只有远处，大概是城外，有一条狗用沙哑无力的男高音不住吠叫。不久就要破晓了。

一切都早已睡熟。只有本城药房的老板娘，药剂师切尔诺莫尔吉克的年轻妻子没有睡着。她已经躺下过三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不知是什么缘故。她在敞开的窗子跟前坐着，只穿着衬衫，眼睛望着街道。她感到气闷，无聊，烦恼……烦恼得甚至想哭一场，至于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她也始终不明白。她胸中好像堵着一团什么东西，不时涌到喉头来。……后边，离药房老板娘几步开外，切尔诺莫尔吉克本人蜷起身子贴着墙，鼾声大起。一只贪婪的跳蚤在叮他的鼻梁，可是他全无感觉，甚至微微地笑，因为他梦见似乎全城的人都在咳嗽，陆续不断地到他这儿来买丹麦国王牌药水。现在，不论是拿针扎他也罢，开炮轰他也罢，对他温存也罢，都休想惊醒他了。

这家药房差不多坐落在城边上，因此药房老板娘可以远远地眺望田野。……她瞧见东方天边渐渐泛白，后来又转成紫红，仿佛起了大火似的。出人意外，远处灌木丛后面爬上来一个宽脸膛的大月亮。她脸色发红（一般说来，月亮从灌木丛后面爬上来，不知什么缘故，总是非常怕羞的）。

突然，在夜晚的寂静中，响起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和马刺的磕碰声。传来了说话声。

“这是军官们从县警察局长家里出来，回营房去。”药房老板娘暗想。

过了不多一会儿，出现了两个人影，穿着军官的白色上衣：一个又大又胖，另一个比较瘦小。……他们懒懒散散，沿着围墙一步一步地磨蹭，大声谈什么事。到药房跟前，两个人走得越发慢了，眼睛瞧着窗子。

“这儿有药房的气味……”瘦子说，“果然是药房！啊，我想起来了。……上星期我到这儿来过，买蓖麻子油。这儿有个药房老板，一脸的哭丧相，生着驴下巴。喏，老兄，那下巴像这个样子！参孙一定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打死非列士人的[1]。”

“嗯，是啊……”胖子用男低音说，“药剂师睡了！老板娘也睡了。这儿的老板娘，奥勃捷索夫，生得倒挺俊的呢。”

“我见过。我很喜欢她。……您说说看，大夫，莫非她能爱上这个驴下巴？莫非能有这样的事？”

“是啊，多半她不爱他，”军医官叹道，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为药房老板难过似的，“如今那个小女人在窗子里睡熟了！奥勃捷索夫，不是吗？她热得摊开了四肢……小嘴微微张开……一条小腿从床上耷拉下来。也许药房老板这个蠢货一点也不懂得这种福分。……大概在他眼里，女人也罢，一瓶石碳酸也罢，全都一样！”

“您猜怎么着，大夫？”军官停住脚说，“我们索性走进药房去买点什么！说不定我们会见到药房老板娘的。”

“您想到哪儿去了：深更半夜的！”

“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在夜里本来也有义务卖药。亲爱的，咱们进去吧！”

“那也好。……”

药房老板娘正躲在窗帘里，这时候听见沙哑的门铃声响了。她回过头去看一眼丈夫，他仍然睡得很熟，微微笑着。她就披上衣服，光脚穿上拖鞋，跑到药房的店堂里去。

玻璃门外现出两个阴影。……药房老板娘捻亮灯里的火苗，赶紧走到门口去开门，她再也不感到无聊，再也不觉得烦恼，再也不想哭了，只是她的心跳得厉害。胖医官和瘦奥勃捷索夫走进门来。现在可以看清他们的模样了。大肚子医生肤色发黑，留着大胡子，动作不爽利。他只要稍稍一动，他的军服上衣就发出像要裂开那样的声响，他的脸上冒出汗来。另一个军官却脸色红润，没有唇髭，面貌像女人那样秀气，灵活得好比一根英国马鞭。

“您要买什么？”药房老板娘问他们说，抓住自己胸前的衣服。

“您给拿点……呃呃呃……十五戈比的薄荷药片！”

药房老板娘不慌不忙地从货架上取下一个药罐来，开始过秤。两个顾客瞅着她的后背，眼皮也不一下。军医官眯细眼睛，活像一只吃饱的猫，中尉却很严肃。

“我头一次看见女人在药房里做生意。”军医官说。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药房老板娘回答说，斜起眼睛瞟了瞟奥勃捷索夫红润的脸，“我的丈夫没有助手，我素来帮着他干活。”

“哦。……你们这个小药房倒挺可爱的！这儿有多少各式各样的……药罐啊！您在这些毒药当中转来转去就不害怕？哎呀呀！”

药房老板娘包好药片，交给军医官。奥勃捷索夫给她十五戈比。在沉默中过了半分钟。……两个男人面面相觑，向门口迈出一步，随后又面面相觑。

“您给拿十戈比的苏打！”军医官说。

药房老板娘又懒散无力地移步，往货架上伸出手去。

“这儿，药房里，有没有那种……”奥勃捷索夫活动着手指头，喃喃地说，“那么一种，您知道，打比方说，一种提神的液体……碳酸矿泉水什么的？您这儿有碳酸矿泉水吗？”

“有。”药房老板娘回答说。

“好哇！您不光是女人，简直算得是仙女了。您给我们拿三瓶来！”

药房老板娘匆匆地把苏打包好，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好一个鲜果！”医生挤了挤眼睛说，“像这样的菠萝，奥勃捷索夫，哪怕在马德拉岛[2]上都找不着呢。啊？您觉得如何？不过……您听见鼾声吗？这就是药房老板先生在安寝纳福呢。”

过一分钟，药房老板娘回来了，在柜台上放下五个瓶子。她刚到地下室里去了一趟，因此脸色发红，神态有点兴奋。

“嘘……轻一点，”奥勃捷索夫在她拔瓶塞而失手把螺旋拔塞器掉在地下的时候说，“别弄得这么响，会把您丈夫惊醒的。”

“咦，就算把他惊醒了，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睡得那么香……一定梦见您了。……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再者，”军医官用男低音说，喝完矿泉水而不住打嗝，“丈夫总是乏味的家伙，要是他能永远睡觉，那就算他做对了。哎，这矿泉水里要是加上点红葡萄酒就好了。”

“亏您想得出来！”药房老板娘笑着说。

“那才妙呢！可惜药房不卖酒！不过……你们本来就应当把酒当药卖。您有法国红葡萄酒[3]吗？”

“有。”

“啊啊！您给我们拿来！见它的鬼，您把它弄来吧！”

“您要多少？”

“足量[4]！……您先给我们的矿泉水里倒上一盎司[5]，然后我们再看。……奥勃捷索夫，如何？先喝矿泉水，然后再自身[6]。……”

医生和奥勃捷索夫靠着柜台坐下，脱掉帽子，开始喝红葡萄酒。

“可是这葡萄酒，必须承认，糟糕透了！坏葡萄酒[7]。不过呢，有……呃呃呃……在场，它可就像是琼浆玉液了。您太迷人了，太太！我心里在吻您的小手呢。”

“我宁可付出很高的代价，只求不光是在心里吻您的小手！”奥勃捷索夫说，“我凭人格担保！我情愿献出我的生命！”

“您别这么说了……”切尔诺莫尔吉克太太说，涨红了脸，做出严肃的面容。

“嘿，您可真会卖俏！”军医官轻声笑道，皱起眉头，调皮地瞧着她，“您的小眼睛像是在开枪！劈！啪！我祝贺您：您胜利了！我们都甘拜下风了！”

药房老板娘瞧着他们红彤彤的脸，听着他们饶舌，不久她自己也活泼起来。啊，她简直心花怒放了！她也插嘴谈话，哈哈大笑，卖弄风情，甚至经不住顾客们再三请求，也喝了两盎司的红葡萄酒。

“你们这些军官应该常常从营房到城里来才对，”她说，“要不然这儿冷清极了。我简直要闷死了。”

“可不是！”军医官做出吃惊的样子说，“这么样的菠萝……大自然的奇迹，却丢在穷乡僻壤！格利鲍耶陀夫说得好：‘到穷乡僻壤去！到萨拉托夫去！’[8]不过我们也该走了。能跟您认识很高兴……非常高兴！我们该付多少钱？”

药房老板娘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久久地努动嘴唇。

“十二卢布四十八戈比！”她说。

奥勃捷索夫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大钱夹，在一叠钞票里翻了很久，把账付清了。

“您的丈夫睡得很香……在做梦呢……”他临行握着药房老板娘的手，唠叨说。

“我不喜欢听蠢话。……”

“这怎么会是蠢话呢？正好相反，这完全不是蠢话。……连莎士比亚都说过：‘谁年轻的时候年轻，谁就有福。’[9]”

“放开我的手！”

最后，两个顾客说了很久的话，吻了药房老板娘的手，这才游移不定地走出药房，仿佛在思索有什么东西忘在这儿似的。

她赶快跑回寝室去，在原来的窗边坐下。她看见军医官和中尉从药房出来，懒洋洋地走出大约二十步，然后站住，开始小声说话。他们在谈什么呢？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两鬓也跳动，至于这是为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倒好像在那边小声说话的两个人正在决定她的命运似的。

过了五分钟光景，军医官跟奥勃捷索夫分手，独自往前走去，奥勃捷索夫却走回来了。他走过药房门前一次，又一次。……他时而在门口站住，时而又迈步走开。……最后门铃小心地响了。

“什么？是谁？”药房老板娘忽然听见她丈夫的说话声。“那儿在拉铃，你却没听见！”药房老板厉声说道，“真不像话！”

他下了床，穿上家常长袍，半睡半醒，身子摇摇晃晃，趿拉着拖鞋，走到店堂里去了。

“您……要买什么？”他问奥勃捷索夫。

“给我……给我十五戈比的薄荷药片。”

药房老板呼哧呼哧不住喘气，打呵欠，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膝盖撞在柜台上，摸到货架那儿，取下药罐来。……

过了两分钟，药房老板娘看见奥勃捷索夫从药房里出来，走了几步，把薄荷药片丢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从街角那边，军医官迎着他走过来。……两个人聚在一起，指手画脚地议论着，消失在清晨的迷雾里了。

“我多么不幸啊！”药房老板娘说着，愤恨地瞧着她丈夫，这时候他正很快地脱掉衣服，又躺下睡觉。“啊，我多么不幸呀！”她又说一遍，忽然淌下了辛酸的眼泪。“而且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我把十五戈比忘在柜台上了，”药房老板喃喃地说，盖上被子，“劳驾，把它收在桌子抽屉里。……”

说完，他立刻睡着了。

[1] 按基督教传说，大力士参孙用一块驴腮骨打死一千个非列士人，见《旧约·士师记》。

[2] 在大西洋，属葡萄牙。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意谓“多拿点来”。

[5] 盎司，此处指旧俄药量单位，1盎司等于29.86克。

[6] 原文为拉丁语，意谓“喝酒”。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引自俄国剧作家格利鲍耶陀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俄文本编者注

[9] 出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俄文本编者注

多余的人

六月间一天傍晚，六点多钟。一群别墅的住客刚从火车上下来，走出小火车站希尔科沃，慢腾腾地往别墅区走去。他们大多数是一家之长，携带着小蒲包、皮包、女人的帽盒等。大家都神色疲劳，饥肠辘辘，心里有气，好像太阳不是为他们照耀，青草也不是为他们发绿似的。

巴威尔·玛特威耶维奇·扎依金也夹在那群人当中慢腾腾地走着。他是地方法院的法官，高身量，背有点驼，穿着价钱便宜的麻布外套，褪色的帽子上钉着帽徽。他不住出汗，脸色发红，闷闷不乐。

“请问您每天都坐火车到别墅来吗？”一个穿着褪了色而发红的长裤的别墅住客对他说。

“不，不是每天，”扎依金阴沉地回答说，“我的妻子和儿子在这儿常住，我每星期坐车来两次。我没有工夫每天回来，再者那也太破费了。”

“这话不错，那样做太破费，”红裤子说，叹口气，“在城里，人总不能步行到火车站，得雇出租马车，其次，火车票要花四十二戈比……在路上总要买张报纸看一看，酒瘾来了还要喝上一盅。这些都是小开支，一星半点，可是你也别小看它：一个夏天算起来就是二百卢布啊。当然，大自然的怀抱比这更宝贵，这我不来争论……无非是田园之乐等等的，不过要知道，就我们文官的薪俸来说，您也明白，花每个小钱都得打一下算盘呢。不小心胡花了一个小钱，事后就会通宵睡不着觉。……是啊。……我，先生，还没请教尊姓大名，我一年挣将近两千，是个五等文官，可是我吸二等烟草，大夫嘱咐我喝维希[1]矿泉水治胆石症，可是我身边连一个多余的卢布也没有。”

“总之，糟得很，”扎依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先生，有这样的看法：别墅生活是魔鬼和女人想出来的花样。魔鬼干这种事是出于恶毒，女人呢，出于极端的轻浮。求上帝怜恤吧，这不是生活，而是苦役，地狱！眼下又闷又热，呼吸都困难，可是你从这个地方奔波到那个地方，像个游魂似的，怎么也找不着一个安身之处。那边，城里，家具也没有，仆人也没有……一切都运到别墅来了……鬼才知道吃的是什么，茶也喝不上，因为没有人烧茶炊，就连洗个脸都办不到。至于来到这儿，来到大自然的怀抱里，那就对不起，请您在尘土里，在炎热的天气下一步步走吧。……呸！您成家了吧？”

“是的，先生。……有三个孩子。”红裤子叹道。

“总之，糟得很。……我们居然还活在人世，说起来倒叫人奇怪了。”

最后，这两个别墅住客走到了别墅区。扎依金跟红裤子分手，往自己的别墅走去。他正赶上家里死一般地寂静。他只听见蚊子的嗡嗡声，一只苍蝇注定要成为蜘蛛的饭食了，正发出求救声。窗上挂着薄纱的窗帘，隔着窗帘可以看见天竺葵的凋谢的红花。木墙没油漆过，有些苍蝇在彩色画片旁边打盹儿。前堂里，厨房里，饭厅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在那个既叫客厅又叫大厅的房间里，扎依金碰见他的儿子彼佳，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彼佳靠桌子坐着，大声喘气，努出下嘴唇，正用剪刀剪红方块纸牌上的武士。

“哦，是你，爸爸！”他说，没有扭过脸来，“你好！”

“你好。……妈妈在哪儿？”

“妈妈？她跟奥尔迦·基利洛芙娜一块儿出外排戏去了。后天她们公演。她们还会带着我去看呢。……你去吗？”

“哼！……那么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说傍晚回来。”

“娜达丽雅在哪儿？”

“妈妈把娜达丽雅带走了，要她在排演的时候帮妈妈化装。阿库莉娜到树林里采蘑菇去了。爸爸，为什么蚊子叮了人，它的肚子就红了？”

“不知道。……因为它们吸了血。那么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没人。只有我一人在家。”

扎依金在圈椅上坐下，呆呆地望一阵窗口。

“那么谁给我们做饭呢？”他问。

“今天不做饭，爸爸！妈妈当是你今天不回来，没吩咐做饭。她跟奥尔迦·基利洛芙娜在排戏的地方吃饭。”

“多谢多谢。那你吃什么呢？”

“我喝牛奶。她们给我买了六戈比的牛奶。爸爸，蚊子为什么吸血呢？”

扎依金忽然感到有个什么沉甸甸的东西滚到他肝脏那儿，开始吸它的血。他觉得那么烦恼，委屈，痛心，不由得呼吸费力，浑身发抖。他恨不得跳起来，拿起什么重东西砸在地板上，大骂一通，可是这时候他想起医生严格禁止他激动，就站起来，按捺住怒火，开始用口哨吹《法国清教徒》[2]的曲调。

“爸爸，你会演戏吗？”他听见彼佳的说话声。

“哎，别拿这些愚蠢的问题纠缠我！”扎依金说，生气了，“讨厌，缠住人不放！你已经六岁了，可你还是跟三年前那么蠢。……愚蠢的、没管教的顽皮孩子！你，比方说，为什么把这些纸牌毁掉？你怎么敢毁纸牌？”

“这些纸牌不是你的，”彼佳转过脸来说，“这是娜达丽雅给我的。”

“胡说！你胡说，没出息的顽皮孩子！”扎依金越来越冒火，“你老是胡说！该拿鞭子抽你一顿才是，这头小猪！我要把你的耳朵拧下来！”

彼佳跳起来，伸长脖子，定睛瞧着他父亲气冲冲的红脸膛。他的大眼睛起初不住地巴，后来蒙上了泪水。孩子的脸变相了。

“你干吗骂我？”彼佳尖叫道，“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傻瓜？我又没招惹谁，又没淘气，我挺听话，可是你……生气了！是啊，你凭什么骂我？”

男孩讲得振振有词，哭得那么伤心，扎依金觉得难为情了。

“真的，我何必跟他为难呢？”他暗想。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他说，碰碰孩子的肩膀，“我不对，彼佳……请你原谅。你是我的乖孩子，好孩子，我喜欢你。”

彼佳用袖口擦干眼泪，叹口气，在原来的地方坐下，开始剪纸牌上的皇后。扎依金走到书房里去了。他在长沙发上直挺挺地躺下，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沉思不语。男孩刚才淌下的泪水缓和了他的愤怒，他的肝火渐渐平息。他只感到疲劳和饥饿。

“爸爸！”扎依金听见门外有说话声，“要不要把我搜集的昆虫拿给你看？”

“拿给我看吧！”

彼佳走进书房来，递给父亲一个绿色的小长盒子。扎依金还没把它举到耳朵旁边，就听见盒子里有绝望的嗡嗡声和爪子搔盒边的沙沙声。他揭开盒盖，看见许多蝴蝶、甲虫、蟋蟀、苍蝇用大头针给扎在盒底上。所有的虫子，除了两三只蝴蝶以外，都还活着，在动弹。

“这只蟋蟀还活着呢！”彼佳惊讶地说，“它是昨天早晨给捉住的，直到现在还没死！”

“是谁教你把虫子扎在盒子上的？”扎依金问。

“奥尔迦·基利洛芙娜。”

“应该把奥尔迦·基利洛芙娜自己照这样扎死才对！”扎依金厌恶地说，“你把它拿走！虐待动物是可耻的！”

“上帝啊，他受到多么糟糕的教育。”他在彼佳走后暗想。

巴威尔·玛特威耶维奇已经忘记疲劳和饥饿，专心想着孩子的命运了。这当儿，窗外白昼的亮光渐渐暗下去。……可以听见别墅的住客们傍晚洗完澡，成群结队地回来了。不知什么人在饭厅那敞开的窗子外面站住，喊道：“要蘑菇吗？”他喊完，没有听见回答，就迈着光脚啪嗒啪嗒地走开了。……可是后来暮色越发浓重，薄纱窗帘外面的天竺葵已经看不清轮廓，傍晚的清爽空气开始涌进窗口来，这时候前堂的门砰的一声开了，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谈笑声。……

“妈妈！”彼佳尖叫道。

扎依金从书房里往外看，瞧见了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斯捷潘诺芙娜，身体健康，脸色红润，跟平时一样。……跟她一起来的是奥尔迦·基利洛芙娜，一个干瘪的金发女人，脸上长着很大的雀斑。另外还有两个不认识的男人，一个年轻，高身量，生着棕红色鬈发和很大的喉核，另一个身材矮壮，脸像演员一样刮得很光，歪着铁青色的下巴。

“娜达丽雅，烧茶炊！”娜杰日达·斯捷潘诺芙娜嚷道，衣服沙沙地响，“听说巴威尔·玛特威耶维奇回来了！巴威尔，你在哪儿啊？你好，巴威尔！”她说着，跑进书房里来，呼呼地喘气，“你回来了？很高兴。……我们的两个业余演员跟我一块儿来了……我们走出去，我给你介绍一下。……喏，那个高一点的是柯罗梅斯洛夫……唱得好极了。另一个矮一点的……姓斯美尔卡洛夫，是个真正的演员……朗诵得很精彩。哎呀，我好累啊！刚才我们排戏来着。……排得可好呢！我们要演《有长号的房客》[3]和《她等他》[4]。……后天就上演。……”

“你带他们回来干什么？”扎依金问。

“不能不这样呀，我的心肝！喝完茶以后我们得背一背台词，唱一下。……我是跟柯罗梅斯洛夫合唱的。……对了，差点忘了！你，亲爱的，打发娜达丽雅去买沙丁鱼、白酒、干酪，另外再买点什么别的吧。他们多半要在这儿吃晚饭。……哎呀，我好累啊！”

“哼！……我没有钱！”

“那可不行，我的心肝！那不合适！别害得我脸红啊！”

过了半个钟头，娜达丽雅奉命去买白酒和冷荤菜。扎依金喝完茶，吃完整整一个法国面包，就走到寝室去，在床上躺下。娜杰日达·斯捷潘诺芙娜和她的客人们又说又笑，着手背台词。巴威尔·玛特威耶维奇久久地听见柯罗梅斯洛夫用鼻音念台词，斯美尔卡洛夫用演员腔大呼小喊。……念完台词，接着就是长久的谈话，中间夹杂着奥尔迦·基利洛芙娜尖得刺耳的笑声。斯美尔卡洛夫凭真正的演员资格，用自负而激昂的口气解释台词。……

随后是合唱，合唱后就是盘盏的叮当声。……扎依金在睡梦中听见他们怂恿斯美尔卡洛夫朗诵《女罪人》[5]，听见他假意推让一阵后开始朗诵。他压低了喉咙念，不住捶自己的胸口，痛哭，用沙哑的男低音扬声大笑。……扎依金皱起眉头，拉过被子来蒙住头。

“你们得走很远的路，天又黑，”过了一个钟头光景，他听见娜杰日达·斯捷潘诺芙娜的说话声，“你们何不就在我们这儿过夜呢？柯罗梅斯洛夫就在这儿，客厅里，这张长沙发上睡下，您，斯美尔卡洛夫呢，睡在彼佳的床上好了。……彼佳可以安置在我丈夫的书房里。……真的，你们就住下吧！”

最后，时钟敲了两下，一切才安静下来。……寝室的门开了，娜杰日达·斯捷潘诺芙娜出现了。

“巴威尔，你睡着了？”她小声说。

“没有。怎么了？”

“你，亲爱的，到书房里去，在长沙发上睡吧。这儿，你的床，我让奥尔迦·基利洛芙娜睡了。去吧，好人！我原想把她安置在书房里，可是她不敢一个人睡。……你就起来吧！”

扎依金坐起来，披上家常长袍，拿着枕头，慢腾腾地往书房走去。……他摸黑走到长沙发跟前，点燃火柴，却看见长沙发上躺着彼佳。男孩没有睡着，睁大眼睛瞧着火柴。

“爸爸，为什么蚊子夜里不睡觉？”他问。

“因为……因为，”扎依金喃喃地说，“因为我和你在这儿是多余的人。……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奥尔迦·基利洛芙娜的脸上为什么有雀斑呢？”

“哎，别问了！你惹得我厌烦了！”

扎依金想了一会儿，就穿上衣服，到街上去透一透新鲜空气。……他瞧着清晨的灰白色天空，瞧着呆呆不动的浮云，听着长脚秧鸡懒洋洋地鸣叫，开始幻想明天他进城去，在法院里下了班，回到家去睡一大觉。……忽然，街角上出现一个人影。

“一定是守夜人……”扎依金暗想。

可是他走近点，仔细一看，才认出这个人就是他昨天碰到的穿红褐色裤子的别墅住客。

“您没睡觉？”他问。

“是啊，不知怎么睡不着……”红裤子叹道，“我在欣赏大自然。……我家里，您知道，来了贵客，是坐夜班火车来的……那是我的岳母。跟她一块儿来的还有我的侄女们……都是些挺好的姑娘。我非常高兴，不过……天气很潮湿！您也是来欣赏大自然吧？”

“是的，”扎依金支吾道，“我也来欣赏。……不过，您可知道，附近有什么酒店或者饭馆？”

红裤子就抬起眼睛望着天空，陷入了沉思。……

[1] 法国的城名。

[2] 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在1836年创作的五幕歌剧。——俄文本编者注

[3] 由俄国作家C.包依科夫改编的一个法国轻松喜剧。——俄文本编者注

[4] 一个法国轻松喜剧。——俄文本编者注

[5] 俄国诗人和剧作家A.K.托尔斯泰（1817—1875）的一首长诗。——俄文本编者注

终身大事

阿历克塞·包利绥奇刚刚跟午饭后的摩耳浦斯[1]分手，这时候同他的妻子玛尔法·阿法纳西耶芙娜一起坐在窗旁发牢骚。他不喜欢他的女儿丽朵琪卡跟年轻人费多尔·彼得罗维奇一块儿到花园里去散步。……

“我受不了，”他唠叨说，“一个姑娘家这么满不在乎，连羞耻心都没有了。在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这么散步，我看，除了不道德和放荡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你是母亲，可是你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照你的看法，姑娘家干蠢事倒是该当的。……照你的看法，他们就是在那边偷情也没关系。……你自己到了老年，也还巴不得忘掉羞耻，跑去跟人家幽会呢。……”

“你干吗跟我过不去？”老太婆生气了，“唠唠叨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秃头的丑货！”

“好吧！就按你的意思，随他们去。……随他们在那儿亲嘴，搂搂抱抱吧。……很好……随他们去。……要是这个丫头昏了头，我可不能在上帝面前负责。……亲嘴吧，姑娘！私定终身吧！”

“你先慢着幸灾乐祸。……也许他们会一无结果散掉的。……”

“求上帝保佑，一无结果散掉才好……”阿历克塞·包利绥奇叹道。

“你老是跟你的亲儿女作对。……你只巴望丽朵琪卡倒霉，从不巴望好事。……当心，阿历克塞，可别让上帝惩罚你这种歹毒心肠！我替你担忧呢！你本来就活不了多久！”

“你爱怎么想都随你，反正我不容许这种事。……他配不上她，再者她也无须乎着急。……凭我们的财产和她的美貌，她还会有更体面的求婚人。……其实我何必跟你说这些？我才懒得跟你啰唆呢！把他赶走，把丽朵琪卡关在屋里就完事了。……我就要这么办。”

老人一面打呵欠，一面有气无力地说着，仿佛在嚼橡皮似的。看得出来，他所以唠唠叨叨，无非是因为他心口痛，而且好说废话罢了，然而老太婆却把他的话当真听到心里去了。她不住拍手，反唇相讥，呱呱地叫，跟老母鸡似的。暴君啦，恶棍啦，异教徒啦，混蛋啦，还有其他她熟悉的骂人话，纷纷从她舌尖上跳出来，照直扑到阿历克塞·包利绥奇的“丑脸”上去。……这个局面本来会像往常那样以庄严的吐唾沫和流泪水结束，可是这时候两个老人却忽然看见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们的女儿丽朵琪卡正蓬松着头发，顺林荫道往正房跑来。同时，远远的，在林荫道拐角上，灌木丛后面，露出费多尔·彼得罗维奇的草帽。……这一回，那个年轻人脸色煞白。他迟疑不定地往前跨出两步，后来又摇摇手，很快地退回去了。这以后他们就听见丽朵琪卡跑进正房，飞一般地穿过整个过道，回到自己房间，咔嚓一声扣上了门。

老头和老太婆带着惊呆的神情面面相觑，垂下眼睛，脸色微微发白。两个人沉默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对他们来说，这个谜底是明明白白的，跟上帝的白昼一样。两个人无须说话就明白而且感觉到：刚才他们在这儿怨天尤人，互相责骂的时候，他们的闺女的命运却已经决定了。姑且不谈父母的心，其实只要最平常的人类感觉就足以理解目前丽朵琪卡关在自己房间里，心里有些什么感触，那个退到远处去的草帽正在她的生活里起着多么重大的决定作用。……

阿历克塞·包利绥奇站起来，哼哼唧唧，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老太婆注视着他的动作，心里发紧地等他开口说话。

“这些日子天气多么奇怪……”老头费力地说，“晚上挺冷，白天却热得受不了。”

厨娘端来茶炊。玛尔法·阿法纳西耶芙娜洗茶杯，斟茶，可是谁都不想喝茶。

“应当去……叫丽朵琪卡……来喝茶，”阿历克塞·包利绥奇喃喃地说，“要不然，过后还要特意为她烧茶炊。……我不喜欢乱糟糟的！”

玛尔法·阿法纳西耶芙娜想说句什么话，却没能说出来。……她嘴唇颤动，舌头不听使唤，眼睛蒙上了一层雾。再过一会儿她就要哭出来了。阿历克塞·包利绥奇热切地想安慰惊慌失措的老太婆，他自己也想哭一场，然而自尊心妨碍他这样做：总得咬紧牙关硬撑场面啊。

“这一切都挺好，都不错，”他抱怨说，“只是他应该先跟我们谈一谈才是。……是啊……他，说真的，先应当向我们提出跟丽朵琪卡结婚的要求。……说不定我们根本不同意呢！”

老太婆摇着双手，大声哭出来，走回她的房间去了。

“这是终身大事……”阿历克塞·包利绥奇暗想，“不能这么轻率地作出决定……这得全面地认真考虑一下。……我去问一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谈一谈，再作决定。……这样可不行！”

老人把身上的家常长袍的前襟掩上，迈着碎步走到丽朵琪卡的房门跟前。

“丽朵琪卡！”他说，迟疑不定地抓住门把手，“你……怎么了？你病了还是怎么的？”

没有回答。阿历克塞·包利绥奇不住叹气，不知什么缘故耸了耸肩膀，从房门那儿走开了。

“这样可不行！”他想，趿拉着拖鞋在过道上走着，“应当全面……考虑一下，谈一谈，商量一阵。……婚姻是一种圣礼，可不能马虎对待。……我要去找老太婆谈一谈。……”

老人迈着碎步走进他妻子的房间。玛尔法·阿法纳西耶芙娜在一口打开的箱子跟前站着，发抖的手在翻衣服。

“一件衬衫也没有……”她嘟哝说，“正正经经的好父母办出嫁妆来，连娃娃的衣服也不缺，可是我们的嫁妆既没有头巾，又没有毛巾。……人家可能以为她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而是孤儿呢。……”

“应当谈一谈终身大事，可是你老讲这些穿戴。……瞧着你都叫人害臊。……现在要解决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可是她却像个女商贩似的站在箱子跟前，数那些破衣服。……这样可不行！”

“那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考虑一下，全面地商量一下……讨论一下。……”

两个老人听见丽朵琪卡开了房门，打发使女给费多尔·彼得罗维奇送一封信去，然后又扣上房门。……

“她给他送去最后的答复了……”阿历克塞·包利绥奇小声说，“这些蠢人啊，求上帝饶恕吧！根本就没想到跟长辈商量一下！哎，这班人啊！”

“你猜我想起了什么，阿辽沙[2]！”老太婆说，把两只手一拍，“要知道，我们得在城里找个新宅子住了！要是丽朵琪卡不再跟我们同住，那我们还要这八个房间干什么？”

“这都是些无聊事……小事。……现在得考虑终身大事。……”

两个老人直到吃晚饭为止，一直像阴影似的在各处房间里走动，找不着一个安身之处。玛尔法·阿法纳西耶芙娜毫无目的地翻衣服，跟厨娘交头接耳地讲话，不时哭起来。阿历克塞·包利绥奇呢，则不住抱怨，想谈些严肃的话，却胡扯一通。吃晚饭的时候，丽朵琪卡出来了。她脸色绯红，眼睛微微发肿。……

“啊，你好！”老头说，眼睛没有看着她。

他们坐下吃饭，头两道菜默默地吃完了。……大家的脸色，动作，仆人的步态，总之一切，都流露出一种拘谨的庄严意味。……

“应当，丽朵琪卡，那个……”老头开口说，“严肃地商量一下……全面。……嗯，是啊。……要不要喝点酒？格拉菲拉，去取酒来！我们不妨喝点香槟酒，不过要是没有的话，也就算了。……嗯，是啊……这样可不行！”

酒送来了。老头一杯接一杯地喝个没完。……

“我们来好好商量一下……”他说，“这是严肃的大事。……这样可不行！”

“爸爸，你的话也太多了！”丽朵琪卡叹道。

“得了，得了……”老头惊慌地说，“我本来不过是随便说说……找个话题罢了。……你可别生气。……”

晚饭后，母女俩交头接耳地谈了很久。

“她们多半在谈些无谓的事，”老头暗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们，这些蠢人，不懂这件事多么严肃……重大。……这样可不行，那可不行！”

夜晚来了。……丽朵琪卡在自己房间里躺着，没有睡着。……两个老人也睡不着，嘀嘀咕咕一直讲到天明。

“苍蝇不让人睡觉！”阿历克塞·包利绥奇埋怨说。

然而这不能怪苍蝇，却要怪幸福的心情。……

[1] 希腊神话中的梦神。

[2] 阿历克塞的爱称。

歌女

有一天，那是她还比较年轻漂亮，嗓音也比较清脆的时候，她的捧场人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柯尔巴科夫坐在她那别墅的楼上房间里。天气闷热不堪。柯尔巴科夫刚刚吃过中饭，喝过满满一瓶质量很差的烈性葡萄酒，觉得心绪恶劣，浑身不舒服。两个人都感到烦闷，就等着炎热消退，好外出去散一散步。

突然，出人意外，前堂响起了门铃声。柯尔巴科夫本来没穿上衣，趿拉着拖鞋，这时候就跳起来，用疑问的眼光瞧着巴霞。

“大概是邮差，或者，也许是我的女朋友吧。”女歌手说。

不论被巴霞的女朋友还是邮差撞见，柯尔巴科夫一概不在乎，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抱起他的衣服，到隔壁房间去了。巴霞就跑去开门。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门口站着的并不是邮差，也不是女朋友，却是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年轻，美丽，装束上流，从各种迹象来看，也正是个上流女人。

这个陌生的女人面色苍白，费力地呼吸着，仿佛刚爬上一道很高的楼梯似的。

“请问您有什么事？”巴霞问。

太太没有立刻答话。她往前迈出一步，慢腾腾地对房间里扫一眼，坐下来，看样子似乎累了，或者有病，因而站不住了。后来她那苍白的嘴唇努动很久，极力要说出话来。

“我的丈夫在您这儿吗？”她终于问道，抬起哭得眼皮红肿的大眼睛瞧着巴霞。

“什么丈夫？”巴霞小声说，忽然心惊胆战，手脚一齐冰凉了。“什么丈夫？”她又说一遍，开始发抖。

“我的丈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柯尔巴科夫。”

“没有……没有，太太。……我……我根本不认得您的丈夫。”

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陌生女人有好几次用手绢擦苍白的嘴唇，屏住呼吸，为了克制内心的战栗。巴霞站在她面前一动也不动，像是脚下生了根似的，带着困惑和恐惧瞅着她。

“那么您是说他不在这儿？”太太问道，这时候她的声音已经稳定下来，脸上现出古怪的微笑。

“我……我不知道您问的是谁。”

“您卑贱，下流，坏透了……”陌生女人喃喃地说，带着痛恨和憎恶打量巴霞，“对，对……您卑贱。我到底能有机会对您说出这句话，实在高兴得很，高兴得很！”

巴霞感到她给这个身穿黑衣服、眼神气愤、手指头又白又细的太太留下一种卑贱和丑恶的印象，不由得为自己胖胖的红脸蛋、鼻子上的麻斑、额头上的刘海害臊，那绺刘海偏偏无论如何也梳不上去。她觉得要是她长得瘦一点，不涂脂抹粉，不留刘海，那就可以掩盖她那并非上流的身份，她站在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女人面前也就不会这么害怕，这么害臊了。

“我的丈夫在哪儿？”太太接着说，“不过他在不在这儿，我倒也无所谓，可是我得告诉您：盗用公款的事已经败露，人家正在捉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人家要逮捕他。这都是您干的好事！”

太太站起来，心情极其激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巴霞呆望着她，吓得没有听懂她的话。

“今天他们就会找到他，逮捕他，”太太说，哭起来，从这种哭声可以听出她的烦恼和激愤，“我知道是谁把他弄到这种可怕地步的！卑贱的坏女人！可恶的、出卖肉体的畜生！”太太憎恶得撇着嘴唇，皱起鼻子，“我是个弱女子。……您听着，下贱的女人！……我弱，您比我强，不过总会有人来给我和我的孩子撑腰！上帝全看得见！他是公道的！他会为我流过的每滴眼泪，为我熬过的那些失眠的夜晚惩罚您！这一天终究会来到，您会想起我的话的！”

紧跟着又是沉默。太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绞着手。巴霞仍然大惑不解，呆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来意，等她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

“我，太太，什么也不知道！”她说，忽然哭起来。

“您撒谎！”太太嚷道，恶狠狠对她瞪起眼睛，“我全知道！我早就知道您！我知道最近一个月他天天待在您家里！”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那有什么稀奇？我有很多客人，可是我并没有硬拉什么人来啊。来不来随各人的便。”

“我跟您说：盗用公款的事败露了！他在衙门里盗用了别人的款子！为您这么一个……为了您，他居然决心去犯罪。您听着，”太太在巴霞面前站住，用坚决的口气说，“您不可能有节操，您活着就只为了做坏事，这就是您的目标，可是谁也想不到您堕落得这么深，连一丁点儿人的感情也没有！他可是有妻子儿女的。……要是他受了审，流放在外，我和孩子就会活活饿死。……您要明白这一点！不过眼前还有办法挽救他，挽救我们免得受穷和丢脸。要是今天我交上去九百卢布，他们就不会找他的麻烦。只要九百卢布就成！”

“什么九百卢布？”巴霞轻声问道，“我……我不知道。……我没拿过。……”

“我不是跟您要九百卢布……您没有钱，再者我也不要您的钱。我要的是别的东西。……像您这样的人，男人照例会送给您贵重物品的。只要把我丈夫送给您的物品还给我就成！”

“太太，他没有送给我什么东西！”巴霞尖声叫道，开始明白她的来意了。

“那么钱到哪儿去了？他挥霍了他的钱，我的钱，别人的钱。……可是这些钱都上哪儿去了？您听我说，我求求您！我刚才冒了火，对您说过许多不中听的话，那么我道歉就是。您一定恨我，这我知道，不过要是您还能怜悯人的话，那就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求求您，把那些物品还给我！”

“哼……”巴霞说，耸一耸肩膀，“我倒乐于奉还，可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他什么东西也没送给我。请您相信我的良心话。不过，您说得也对，”女歌手慌张地说，“有一次他送过我两件小东西。好吧，如果您要的话，我就退还。……”

巴霞拉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包金的镯子和一个镶红宝石的细戒指。

“收下吧！”她把那两件东西交给客人说。

太太猛然涨红了脸。她的脸颤抖起来。她觉得受了侮辱。

“您给我什么东西？”她说，“我又不是来乞讨的，我是来要那些不该归您有的东西……那些您利用您的地位逼着我丈夫……这个软弱而不幸的人……买给您的东西。……星期四那天，我看见您和我的丈夫在码头上，那时候您戴着贵重的胸针和镯子。所以您用不着在我面前装成没事人似的！我最后一次问您：那些东西您给不给我？”

“天呐，您这个人可真奇怪……”巴霞说，开始生气了，“我对您保证：我从您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那儿，除了这个镯子和戒指以外，什么也没拿到过。他只给我带来些甜馅饼。”

“甜馅饼……”陌生女人冷笑道，“在家里，孩子们什么吃的也没有，这儿却有甜馅饼。您坚决不肯退还那些东西吗？”

太太没有得到回答，就坐下来，望着空中发呆，想心事。

“现在可怎么办？”她说，“要是我交不出九百卢布，那么不但他完了，我和孩子们也完了。我到底该把这个下贱的女人打死呢，还是对她下跪？”

太太用手绢蒙住脸，大哭起来。

“我求求您！”她一面大哭，一面数说，“要知道，是您害得我丈夫破了产，把他断送了，您就救救他吧。……您不顾念他，可是孩子……孩子……孩子有什么过错呢？”

巴霞想象那些小孩站在街上，饿得直哭，她自己就也哭了。

“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太太？”她说，“您说我是下贱的女人，我害得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破了产，可是我，要像在真正的上帝面前一样……向您保证：我一点也没沾过他的光。……我们这个班子里只有莫嘉才有阔绰的姘夫，我们这些人，却只能勉强过日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个受过教育的、文雅的先生，所以我才接待他。我们不能不接待客人。”

“我要东西！把东西给我！我在哭……我在低声下气。……好吧，我下跪就是！只要您乐意就行！”

巴霞吓得叫起来，挥舞两只手。她感到这个苍白而美丽的太太像在舞台上似的表演得那么高尚，而且真的会纯粹出于骄傲，出于高尚而在她面前跪下，为的是抬高自己而贬低歌女。

“好，我把东西拿给您！”巴霞说，擦着眼泪，开始手忙脚乱，“遵命。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是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我是从别的客人手里拿到的。就按您的意思办。……”

巴霞拉开五斗橱的最上面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一个钻石胸针、一串珊瑚、几个戒指、一个镯子，把它们统统交给那个女人。

“要是您乐意，就都拿去，只是我没有从您丈夫那儿得到过任何好处。您拿去，您发财吧！”巴霞继续说，下跪的威胁使她感到受了侮辱，“如果您是高贵的女人……他的合法的妻子，您就该叫他守在您身边。就是嘛！又不是我叫他来的，是他自己来的。……”

太太泪眼模糊地瞧了瞧拿给她的东西，说：

“东西还没有全拿出来。……这点东西连五百卢布也不值。”

巴霞就急急忙忙从五斗橱里又扔出一个金表、一个烟盒、一副袖扣，摊开两只手说：

“我一点东西也没剩下了。……自管搜吧！”

客人叹了口气，伸出发抖的手把那些东西包在手绢里，一句话也没说，甚至也没点一下头，就走出去了。

隔壁房间的门开了，柯尔巴科夫走进屋来。他脸色苍白，一股劲儿摇头，仿佛刚刚吃了一种很苦的东西似的。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您送过我什么东西？”巴霞朝着他发脾气说，“请问什么时候送过？”

“东西。……东西不东西都是小事！”柯尔巴科夫说，摇一下头，“我的上帝啊！她在你面前哭，低三下四。……”

“我问您：您送过我什么东西？”巴霞嚷道。

“我的上帝啊，她上流，骄傲，纯洁……居然打算……对这个娼妇下跪！是我把她逼到这一步的！是我闹出来的！”

他抱住头，哀叫道：

“不，我为这件事永远也不能原谅我自己！永远也不能原谅！你躲开我……贱货！”他厌恶地叫一声，从巴霞面前往后退，用发抖的手推开她，“她刚才打算下跪，而且是……向谁下跪呀？向你！啊，我的上帝！”

他很快地穿上衣服，厌弃地推开巴霞，走到门口，出去了。

巴霞躺下来，开始放声痛哭。她已经舍不得一时赌气拿出去的那许多东西，她感到委屈。她想起三年前有个商人无缘无故地把她打一顿，就哭得越发响了。

教师

费多尔·卢基奇·绥索耶夫是由“库里金兄弟纺织工厂”出资创办的工厂学校的教师，这时候正准备去参加一个隆重的宴会。每年，考试结束以后，工厂经理处总要举办一次宴会，应邀赴宴的有国民学校督学官，有主持考试的全体人员，有工厂管理人员。宴会虽然是例行性质的，然而时间素来拖得很长，大家兴致勃勃，吃得蛮有滋味。教师们忘记各自的官品[1]，只记得各自正直的劳动，和和气气，吃得酒足饭饱，谈话谈到喉咙发哑，夜深才走散，歌声和接吻声惊动整个工厂区。这样的宴会，按绥索耶夫在工厂学校里工作的年数来计算，他已经参加过十三次了。

现在他正准备去参加第十四次宴会，极力想使自己的外貌显得喜气洋洋，十分体面。他把他那套新的黑衣服足足刷了一个钟头，临到他穿上时髦的衬衫，又在镜子前面几乎站了同样长的时间。衬衫的袖扣洞太小，扣子不大容易钻进去，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十足的风暴，惹得他对妻子不住地抱怨、威吓、责难。他那可怜的妻子在他身旁跑来跑去，累得筋疲力尽。再者，他自己最后也累坏了。等到仆人从厨房里给他送来擦亮的半高腰皮靴，他已经没有力气套在脚上了。他不得不躺一会儿，喝点水。

“你多么衰弱啊！”妻子叹道，“你根本不应该去参加这个宴会。”

“请你不必出主意！”教师生气地打断她的话说。

他的心绪极其恶劣，因为他对最近这次考试很不满意。其实这次考试的结果挺出色，高级班所有的男孩都获得了证书和奖品。工厂的经理部门和政府的官吏对这种成绩感到满意，然而教师却嫌不够。使他心里烦恼的是，学生巴勃金平素从不出错，这次考试却在听写中写错了三个字，学生谢尔盖耶夫紧张得没能把十七乘十三算对，督学官这个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人为听写选了一篇难文章，而且他请来邻近的学校教师里亚普诺夫主持听写，那个教师“不讲同行的义气”，念听写材料的时候不把字念清楚，却好像拿这些字放在嘴里咀嚼似的。

教师由妻子帮忙穿上半高腰皮靴，再对着镜子照一阵，就拿起一根节疤很多的手杖，动身赴宴去了。这个盛典在工厂经理的住宅里举行，教师走到住宅门口，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忽然大咳起来。……他咳得浑身颤动，帽子从头上掉下来，手杖从手里摔下地。教师们和国民学校督学官听见他的咳嗽声，就从住宅里跑出来，他却已经坐在底下一层台阶上，一身大汗了。

“费多尔·卢基奇，是您吗？”督学官惊讶地说，“您……来了？”

“怎么？”

“您，亲爱的，应该待在家里才对。今天您身体很不好啊。……”

“今天我跟昨天一样好。不过要是您不愿意我来，那我可以走。”

“咦，这话是从何说起，费多尔·卢基奇？何必说这种话呢？欢迎欢迎！认真说来，这个盛典的主客不是我们，是您啊。求上帝怜恤吧，您来了，我们简直愉快得很呢。……”

工厂经理的住宅里已经为这个盛典准备停当。大饭厅里挂着德国的彩色画片，弥漫着天竺葵和油漆的气味，当中放着两张桌子，一张大的是饭桌，一张小的是放冷荤菜的。窗口那边，中午炎热的阳光从放下的窗帘里隐隐透进来。……房间里的半明半暗、窗帘上的瑞士风景画、天竺葵、碟子里切得很薄的腊肠，都显得那么纯朴，现出姑娘家多愁善感的神气。这一切倒跟房主人本身相称，他是个软心肠的日耳曼人，身材矮小，腆起小小的圆肚子，睁着油亮而亲热的小眼睛。阿道尔夫·安德烈伊奇·勃鲁尼（这就是主人的姓名）在冷荤菜桌旁忙忙乱乱，仿佛那儿起了火似的。他不住斟酒，往盆子里添菜，千方百计讨好客人，逗他们发笑，表示他的友好心情。他拍他们的肩膀，瞧他们的眼睛，嘻嘻地笑，搓手，一句话，像善良的狗那么亲热。

“费多尔·卢基奇，我瞧见的是谁呀？”他见到绥索耶夫，就用发颤的声调讲起来，“我们多么愉快！您尽管有病，却还是来了！……诸位先生啊，请容许我让你们高兴一下：费多尔·卢基奇光临了！”

教师们已经围住那张冷荤菜小桌，吃起来。绥索耶夫皱起眉头，他看见同事们没有等他来就开始吃菜喝酒，心里不痛快。他认出其中有里亚普诺夫，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主持听写的人。他走到里亚普诺夫跟前，开口说：

“您不讲同行的义气！对了！正派人不这样考听写！”

“主啊，您还在说这件事！”里亚普诺夫说，皱起眉头，“难道您就不嫌腻烦？”

“对，我还要说！我的巴勃金从没出过错！我知道您为什么像那样考听写。您无非是希望我的学生遭殃，好显出您的学校比我的高明。我全明白！……”

“您为什么跟我过不去？”里亚普诺夫顶嘴说，“您干吗缠住我不放？”

“算了，两位先生，”督学官解劝说，做出要哭的脸相，“得了，为一点小事犯不上闹起来。三个错啦……一个错也没有啦……那不都是一样吗？”

“不，不一样。我的巴勃金从不出错！”

“他缠住人不放！”里亚普诺夫继续说，气愤地哼鼻子，“他仗恃他是个病人，不住骂人。哼，老兄，再这样下去，我不来顾您有病没病了！”

“我的病不要您管！”绥索耶夫生气地嚷道，“这关您什么事？您老是病啊病的唠叨没完。……我才不稀罕您的同情！再者您凭哪点说我有病？考试以前我害过病，这是确实的，可是现在我已经完全复原，只是有点衰弱罢了。”

“您复原了，那就应该感谢上帝，”神学教师尼古拉神甫说，这个青年教士穿着讲究的深棕色法衣和长裤，散着裤腿，“您应当高兴才是，可是反而一肚子气，这样那样的。”

“您也妙得很，”绥索耶夫打断他的话说，“考题应当直截了当，意思清楚，可是您老是叫学生猜谜。这样可不行！”

大家同心协力，好歹劝得他平了气，让他在桌旁坐下。他挑选很久，不知该喝哪种酒好，后来露出一脸的哭丧相，喝下半杯某种绿色露酒。随后他要来一小块馅饼，细心地把馅里的鸡蛋和葱剔掉。他吃下头一口，觉得馅饼太淡。他撒上点盐，可是立刻把馅饼生气地推开，因为又太咸了。

在宴席上，绥索耶夫被安置在督学官和勃鲁尼中间。按照久已养成的风气，他们吃过头一道菜后，就开始祝酒。

“我认为，”督学官开口说，“我有愉快的责任感谢不在座的学校董事丹尼尔·彼得罗维奇和……和……和……”

“和伊凡·彼得罗维奇……”勃鲁尼从旁提了一句。

“和伊凡·彼得罗维奇·库里金，他们不惜资金，开办学校，我提议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从我这方面来说，”勃鲁尼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说道，“我提议为尊敬的国民学校督学官巴威尔·根纳季耶维奇·纳达罗夫的健康干杯。”

椅子纷纷移动，一张张脸露出笑容，例行的碰杯开始了。第三个祝酒的素来是绥索耶夫。这一次他也站起来，开口讲话。他拉长脸子，嗽一嗽喉咙，首先声明他没有演讲的口才，也没准备讲话。随后他说，他任职十四年以来，遭到过很多的阴谋、暗算，甚至告密，又说他知道他的仇人和告密者是谁，可是不愿意点出他们的姓名，“生怕破坏某人的胃口”，不过尽管有那些阴谋，库里金的学校却“不仅在精神方面，甚至在物质方面”也在全省占第一位。

“别处的教师，”他说，“都挣二百和三百，可是我挣五百卢布，此外我的住宅由工厂出钱装修，置备家具。今年所有的墙都糊了新的壁纸。……”

接着教师大肆宣扬本校的学生同地方自治局和政府的学校学生相比，所得到的文具要多得多。而且依他看来，在这方面，学校应当感激的并不是工厂主，他们住在国外，甚至未必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却应当感激另一个人，这个人尽管是日耳曼血统，信奉路德派新教，却具有俄国人的灵魂。绥索耶夫讲了很久，不时停下来喘气，而且他又喜欢渲染，结果他的发言冗长，听着很不舒服。他好几次提到他的某些仇人，极力含沙射影，说了又说，常常咳嗽，难看地活动他的手指。最后他累了，出汗了，声音放低，断断续续，仿佛在自言自语。他前言不搭后语地结束了他的演讲：

“这样，我提议为勃鲁尼，也就是为阿道尔夫·安德烈伊奇干杯，他就在这儿，在我们中间……一般说来……大家都是明白的。”

他讲完话，大家都轻松地吐口气，就像有人在空中洒了点凉水，解除了暑热似的。看来，只有勃鲁尼一个人没有不愉快的感觉。这个日耳曼人喜笑颜开，转动着多愁善感的眼睛，热情地握绥索耶夫的手，又像狗那么亲热起来。

“啊，我向您道谢！”他说，着重念“啊”字，把左手按在心上。“您了解我，我很幸福！我用整个心祝愿您事事如意！不过我得向您指出，您夸大了我的意义。这个学校的蓬勃发展要完全归功于您，我可敬的朋友，费多尔·卢基奇！缺了您，它就不会跟别的学校有什么不同！您以为这个日耳曼人在说恭维话，这个日耳曼人在说客气话。哈哈！不对，我的好朋友，费多尔·卢基奇，我是个老实人，从来也不说恭维话。如果我们一年付给您五百卢布，那就是说您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难道不是这样吗？诸位先生，我说的不是实话吗？换了旁人，我们就不会出这么多的钱。……求上帝怜恤，办好一个学校，对工厂来说是光荣呀！”

“我得诚恳地承认，您的学校的确与众不同，”督学官说，“您不要以为这是奉承。至少我有生以来像这样的学校还没看见过第二所。考试期间我在您的学校里坐着，时时刻刻感到惊奇。……奇怪的是竟有这样的孩子！他们知道得很多，对答如流，同时他们没有吓得战战兢兢，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诚恳神态。……看得出来他们都热爱您，费多尔·卢基奇。您是位地地道道的教师，您天生就是一位教师。您样样条件都具备：有与生俱来的素质，有多年的经验，有对事业的热爱。……说来简直叫人奇怪，您虽然体质弱，可是有那么多的精力，对工作理解得那么深……而且，您知道，您有那样大的毅力，信心！在学校会议上有人说您是您这项事业中的诗人，这话说得对。……的的确确是诗人！”

所有在座的人像一个人似的，异口同声讲起绥索耶夫的非凡才能。犹如堤坝决了口，诚恳热情的话语滔滔不绝，像那样的话，人在不喝酒的时候，由于谨小慎微，是不会说出口的。绥索耶夫的演讲也罢，他那难于相处的性格也罢，他脸上那凶恶难看的表情也罢，统统被人忘却了。所有的人，就连那些沉默胆怯、新近任职的教师，那些贫苦受气、见着督学官总得尊称“大人”的青年人，也畅谈起来了。事情很清楚，绥索耶夫在他那一行中是个卓越的人物。

他在任职的十四年当中已经习惯了成就和赞美，这时候听着那些崇拜者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毫不动心了。

听到赞美而陶醉的并不是他，却是勃鲁尼。这个日耳曼人把每个字都听进去，眉开眼笑，拍着手心，羞涩得脸色绯红，仿佛那些赞美不是针对教师，却是针对他似的。

“说得好！说得好！”他叫道，“一点不差！您猜中我的想法了！……太好了！……”

他不时瞧着教师的眼睛，仿佛想跟他分享自己的快乐似的。最后他忍不住，跳起来，用他尖细的男高音压过所有的说话声，大声嚷道：

“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嘘！听了你们说过的那许多话，我只有一句话要讲：工厂的经理部门是不会忘记报答费多尔·卢基奇的！……”

大家都安静下来。绥索耶夫抬起眼睛瞧着日耳曼人泛起红晕的脸。

“我们是善于器重人的，”勃鲁尼放低了喉咙，继续说，做出严肃的脸相，“听了你们讲的话，我必须告诉你们：……费多尔·卢基奇的家属的生活会得到保障，一个月前已经为此在银行里存下一笔钱了。”

绥索耶夫用疑问的眼光瞧了瞧日耳曼人，瞧了瞧同行们，似乎弄不明白：为什么得到生活保障的是家属而不是他本人？这当儿他在所有人的脸上，所有呆望着他的目光中看到的，不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另外一种东西，一种柔和的、温柔的，同时却又极其不祥的东西，类似可怕的真理。一刹那间这使得他周身发凉，心里充满说不出的绝望。他面色苍白，脸相也变了，忽然跳起来，抱住头。他照这样站了十几秒钟，带着恐惧呆呆地瞧着前面，仿佛看见勃鲁尼所说的死亡正在向他逼近似的。随后他坐下，哭起来。

“算了！……您怎么了？……”他听见许多不安的声音说，“水！您喝点水吧！”

过了不久，教师镇静下来，可是先前那种活泼的情绪再也没有回到吃饭的人们身上来。宴会在阴郁的沉默中结束了，而且比往年早得多。

绥索耶夫回到家里，首先照一照镜子。

“当然，我不该在那儿大哭起来！”他瞧着带黑眼圈的眼睛，瞧着凹陷的脸颊，暗想，“今天我的脸色就比昨天好得多。我害的是贫血和胃炎，我咳嗽是胃里的毛病。”

他想到这里放了心，慢腾腾地脱掉衣服，用刷子把他的黑色衣服刷了很久，然后仔细地叠好，锁在五斗橱里。

后来他走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一叠学生的练习簿。他从中抽出巴勃金的练习簿，坐下来，专心欣赏那孩子气的清秀笔迹。……

当他检查学生们的听写试卷的时候，地方自治局的医生，正坐在隔壁房间里，小声对教师的妻子说：不应该让他去参加宴会，因为，看样子，这个人活不到一个星期了。

[1] 俄国教员是叙官品的。

不安分的客人

在守林人阿尔乔木那矮小歪斜的木房里，有两个人在乌黑的大圣像下面坐着：一个就是阿尔乔木本人，是个矮小精瘦的农民，脸容苍老，布满皱纹，胡子一直长到脖子上；另一个是过路的猎人，身材高大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红布新衬衫和不透水的大皮靴。他们在三条腿的小桌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桌上点着一支油烛，插在瓶子里，正在懒洋洋地放光。

窗外，漆黑的夜色里，暴风呼呼地响，大自然在雷雨前照例是这样逞威的。风愤恨地哀号着，压弯的树木痛苦地呻吟不已。窗子上缺一块玻璃，糊着纸，人可以听见从树上吹落的叶子纷纷拍打那张纸。

“你听我说，东正教徒……”阿尔乔木压低喉咙，用沙哑的男高音说，他那对一也不的、似乎害怕的眼睛瞧着猎人，“狼也罢，熊也罢，各种野兽也罢，我统统不怕，唯独怕人。野兽来了，你可以用枪支或者别的什么武器打死它，救出你自己，可是坏人来了，那就任什么解救的办法都使不上了。”

“当然！见着野兽可以开枪，可是你开枪打死一个强盗，你就要负责，那可就要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老弟，当守林人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我吃过坏人多少苦头，那都没法说了。前后到我这儿来过的坏人，多得数不清啊。这间木房就在林间小路上，这条路通车马，好，他们，那些魔鬼，就都来了。不管什么样的恶棍都会闯进来，帽子也不脱，脑门上也不画个十字，照直跑到你跟前来，说一声：‘给我面包，你这老家伙！’可是我上哪儿给他找面包去？他凭什么向我要？莫非我是个大财主，应当喂饱每个过路的酒鬼？他，当然，心里冒火了……他们这些魔鬼是不戴十字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伸出手来就给你一个耳光：‘给我面包！’得，给就给吧。……我可不打算跟他们这些蠢材打架！有的人膀大腰圆，拳头跟你的皮靴一般大，可是我呢，你瞧得出来是什么样的体格。他只要动一动小手指头也能把我弄死。……好，你给了他面包，他就大吃一通，在小木房里大模大样躺下，连个谢字也不跟你说。有时候还有要钱的：‘你说，钱在哪儿？’我有什么钱？哪儿会有钱？”

“当个守林人，居然会没钱！”猎人笑道，“月月有薪水，再说私下里恐怕还卖木材呢。”

阿尔乔木惊恐地斜起眼睛看了看猎人，他的胡子颤动起来，就像喜鹊尾巴在颤动似的。

“你还年轻，就跟我说这种话，”他说，“你说这种话可要对上帝负责啊。你是哪一路人？从哪儿来的？”

“我是维亚左甫卡村的。村长涅费德的儿子。”

“你玩枪找乐子。……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这个。是啊。唉，我们的罪孽深重呀！”阿尔乔木打个呵欠说，“糟透了！好人很少，坏蛋和杀人犯，求上帝怜恤我们，多得不行啊！”

“你好像也怕我。……”

“咦，哪儿的话！我怕你干什么？我看得出……我懂。……你走进屋来，不是要这要那，而是在身上画个十字，规规矩矩地鞠个躬。……我懂。……你就是要面包，也可以给的。……我是个死了老婆的人，不生炉子，茶炊也早就卖了……我穷，肉啊什么的都买不起，不过面包呢，你自管吃好了。”

这时候长凳底下发出呜呜的叫声，在这呜呜声之后又响起嘶嘶的叫声。阿尔乔木打了个哆嗦，把脚缩回去，用疑问的眼光瞧着猎人。

“这是我的狗在惹你的猫，”猎人说，“你们这些魔鬼！”他对长凳底下吆喝一声，“躺下别动！你们在找打！可是，老汉，你的猫好瘦呀！只剩下皮包骨了。”

“它老了，到死的时候了。……那么，这样说来，你是维亚左甫卡村的人！”

“你不喂它东西吃，我看得出来。它虽然是一只猫，可到底是活的东西……能吸气吐气。应当爱惜它才对！”

“你们维亚左甫卡村可不光彩，”阿尔乔木继续说，好像没听见猎人的话，“教堂一年遭两次抢。……居然有这种罪该万死的人，啊？可见他们不但不怕人，连上帝也不怕！打劫上帝的财物！就是把他们绞死都不解恨！在从前，省长总是把这种坏蛋严刑拷打。”

“不管怎么惩罚他们，用鞭子抽也罢，从严定罪也罢，都没什么用。坏人的坏心思是任什么办法也改不掉的。”

“拯救和饶恕我们吧，圣母！”守林人喘吁吁地叹了口气，“拯救我们，让我们躲开一切仇人和冤家吧。上星期在沃洛维·扎依米希村，有个割草人拿起镰刀朝另一个割草人的胸膛砍。……他把那个人活活砍死了！这都是何苦哟，求上帝保佑吧！先是一个割草人从酒店里出来……喝醉了。他遇上另一个割草人，也喝醉了。……”

猎人本来专心听着，这时候忽然打了个哆嗦，拉长脸，仔细听一下。

“慢着，”他打断守林人的话，“好像有人在喊叫。……”

猎人和守林人定睛瞧着乌黑的窗子，开始静听。在树林的飒飒声中，响起了在一切风暴中紧张的耳朵都能听到的种种声音，因此，究竟是有人在呼救，还是狂风在烟囱里哭泣，就难于分清了。可是猛的一阵风刮过房顶，敲打窗上的纸，带来了清楚的喊叫声：“救命啊！”

“一说杀人犯，杀人犯真就来了！”猎人说，脸色发白，站起来，“有人遭抢了！”

“求主饶恕吧！”守林人小声说，也脸色发白，站起来。

猎人毫无目的地瞧了瞧窗外，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

“这个夜晚啊，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嘟哝道，“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正是抢劫的时候！听见了吗？又喊了一声！”

守林人瞧了瞧圣像，再把眼睛从圣像移到猎人身上，然后往长凳上一屁股坐下去，就像一个人听到意外的消息，吓坏了，浑身瘫软似的。

“东正教徒啊！”他用含泪的声音说，“你到前堂去一趟，插上门闩！应当把烛火熄掉才成！”

“这是为什么？”

“保不定他们会跑到这儿来呢。……唉，我们的罪过啊！”

“应当出去救人才对，你却要插上门闩！嘿，你这个脑瓜子可真够聪明的！我们走吧，好不？”

猎人把枪扛在肩上，拿起帽子。

“你穿上衣服，带上枪！喂，弗列尔卡，走！”他对狗喊道，“弗列尔卡！”

从长凳底下走出一条狗来，是猎犬和看家狗的杂种，两个长耳朵被咬坏了。它在主人脚旁伸了个懒腰，开始摇尾巴。

“你呆坐着干什么？”猎人对守林人喊一声，“莫非你不去？”

“上哪儿去？”

“救人去！”

“我哪儿成！”守林人摇一下手，全身缩成一团，“求上帝保佑他吧！”

“为什么你不肯去？”

“刚才谈得那么可怕，现在要去摸黑，我连一步路也走不动。求上帝保佑他吧！我在树林里什么没见过？”

“你怕什么？莫非你没有枪？咱们走吧，劳驾。一个人去害怕，两个人就胆壮了！听见了吗？又喊了一声！站起来！”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小伙子！”守林人哀叫道，“难道我是傻子，自己去送死？”

“那么你不去了？”

守林人一声不响。狗大概听见了人的吵嚷声，就发出凄凉的吠叫。

“你去不去，我问你？”猎人大叫一声，恶狠狠地瞪大眼睛。

“天呐，他缠住人不放！”守林人皱起眉头说，“你自己去好了！”

“哼……坏蛋！”猎人嘟哝着，回转身往门口走去，“弗列尔卡，走！”

他走出去，敞开了大门。风刮进小木房来。烛火不安地闪烁着，猛然一下，熄了。

守林人等猎人走后，就去关门上闩，看见林间小路上的水洼和附近一棵棵松树，闪电照亮客人走远的身影。远处响起了隆隆的雷声。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守林人小声念叨着，赶紧把粗门闩插在大铁环里，“上帝送来了这样的天气！”

他回到屋里，摸黑爬上灶台，躺下，从头到脚盖好。他躺在皮袄底下，紧张地听着，再也没听见人的喊叫声，然而另一方面，雷却打得越来越猛，越来越响。他听见被风刮过来的大雨点愤怒地敲打窗上的玻璃和纸。

“魔鬼把他支使走了！”他寻思着，暗自想象猎人被雨水淋透，脚底下绊着树桩，几乎跌倒，“恐怕他吓得牙齿在打战哩！”

至多过了十分钟，响起了脚步声，随后就是有力的敲门声。

“谁啊？”守林人喊道。

“是我，”传来猎人的说话声，“开门！”

守林人从灶台上爬下来，摸到油烛，点上，走去开门。猎人和狗都淋得湿透了。他们正赶上最大最密的雨。现在雨水从他们身上淌下来，好像是从没拧过的湿衣服上淌下来似的。

“出了什么事？”守林人问。

“一个村妇赶着一辆大车，走错了路……”猎人回答说，极力压下喘息，“她把车赶进灌木林去，出不来了。”

“瞧这个傻娘们儿！那么她害怕了。……怎么样，你把她带到大路上去了？”

“我不愿意回答你这个混蛋。”

猎人把湿帽子丢在长凳上，继续说：

“我现在算是把你看透了！你是混蛋，是最没出息的人。居然是个守林人，还拿薪水呢！真是个坏蛋。……”

守林人踩着自觉有罪的步子往灶台那边慢慢走去，喉咙里发出嘎嘎的声响，躺下来。猎人在长凳上坐下，沉思一会儿，没脱掉湿衣服，也在长凳上直挺挺地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爬起来，吹灭油烛，又躺下。响起了一阵特别响的雷声，他翻个身，啐口唾沫，嘟哝说：

“他害怕。……可万一那个村妇让人杀了呢？谁该去帮她？你居然是个老年人，是个教徒呢。……简直是一头猪。”

守林人清了清嗓子，长叹一声。弗列尔卡在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使劲抖一下淋湿的身体，往四下里洒下不少水珠。

“这么看来，即使那个村妇被人杀死，你也不放在心上？”猎人继续说，“喏，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死我，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

紧跟着是沉默。风暴已经过去，隆隆的雷声退到远处去了，然而雨还在下。

“打个比方说，要是喊救命的不是村妇而是你呢？”猎人打破沉默说，“要是谁也不跑去救你，你这畜生觉得好受吗？你这种卑鄙惹得我一肚子的气，你这该死的！”

后来，经过一段很长的间歇后，猎人说：

“这样看来，既然你怕人，那你一定有钱！没钱的人就不怕人。……”

“你说这种话可要对上帝负责啊……”阿尔乔木在灶台上用沙哑的喉咙说，“我没有钱！”

“嗯，是啊！坏人永远有钱。……你为什么怕人？可见你有钱！我恨不得捣一下乱，偏要把你的钱抢走，好叫你明白明白！”

阿尔乔木不出声地从灶台上爬下来，点上油烛，在圣像底下坐着。他脸色惨白，定睛瞧着猎人。

“我索性把你的钱抢走，”猎人继续说，站起来，“你觉得怎么样？对你们这号人就得教训一下！你说，钱都藏在哪儿？”

阿尔乔木盘起两条腿，把它们缩在身子底下，开始巴眼睛。

“你缩头缩脑干什么？你的钱藏在哪儿？你这个魔鬼，舌头没有了还是怎么的？你怎么不说话？”

猎人跳起来，走到守林人跟前。

“他把眼睛瞪得那么圆，跟猫头鹰似的！怎么样？把钱拿出来，要不然我就要开枪！”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守林人尖声叫道，大颗泪珠从眼睛里扑簌簌滚下来，“这是为什么？上帝什么都看得见！你说这种话要在上帝面前负责。你根本没有权利向我要钱！”

猎人瞧了瞧阿尔乔木哭泣的脸，皱起眉头，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气愤地把帽子戴上，低低地压在额头上，拿起枪来。

“哎……哎……瞧着你都讨厌！”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能再待在这儿瞧着你！反正我在你这儿也没法睡觉。再见！喂，弗列尔卡！”

大门砰的一响，这个不安分的客人带着他的狗走出去了。……阿尔乔木等他走后，关门上闩，在胸前画个十字，躺下来。

罕见的人[1]

一个写犯罪小说的作者跟一个警察局暗探谈话。

“请费心领我到骗子和流浪汉的黑窝去一趟。”

“遵命。”

“请给我介绍两三个杀人犯的典型人物。……”

“这也可以照办。”

“我还有必要到秘密的淫窟去看看。”

此外，作者还要求认识伪造钱币者、敲诈者、赌棍、红桃皇后[2]、面首等，暗探对所有这些要求一概回答说：

“这也可以办到。……要多少有多少！”

“另外还有一个要求，”最后作者要求说，“由于我在长篇小说里必须写两三个光明人物作为对比，那么还要麻烦您给我引见两三个完美无瑕的正人君子。……”

暗探抬起眼睛来望着天花板，思索着。

“嗯……”他支吾道，“好，我们来找找看！”

[1] 原文为拉丁语。

[2] 纸牌名，在此借喻卖笑的女人。

旁人的灾难

早晨刚六点钟光景，新获法学候补博士学位的柯瓦列夫带着他年轻的妻子坐上一辆四轮马车，沿着乡间道路驶去。他和他的妻子以前从没起过这么早，如今这安静的夏日清晨的美景在他们眼里就无异于仙境了。大地一片碧绿，点缀着钻石般的露珠，显得美丽而幸福。阳光在树林上洒下明亮的光点，在发亮的河面上不住颤抖。异常清澈的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似乎上帝创造的整个世界刚刚洗过澡，因而变得年轻些，健康些了。

对柯瓦列夫夫妇来说，正如他们后来承认的，这个清晨是他们蜜月当中，因而也是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他们无休无止地谈话，唱歌，无缘无故地大笑，打打闹闹，后来想起车上还有马车夫，不由得怪难为情的。幸福，不仅现在向他们微笑，甚至将来也会对他们微笑。他们正坐车去购买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小角落”，他们从结婚头一天起就在巴望它。未来的远景给他俩一种极其灿烂的希望。他隐约看到他将来做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从事合理化的农业经营，亲自劳动，另外还有他屡屡读到和听到的其他各种快乐。使她动心的，却是这件事的纯粹浪漫性质的一面：幽暗的林荫道啦，钓鱼啦，芬芳的夜晚啦……

他们只顾说说笑笑，却没有注意到马车已经走完十八俄里的路程。他们去察看七等文官米哈依洛夫的庄园，它坐落在又高又陡的河岸上，掩藏在一片桦树林里。……红色的房顶在茂密青翠的树林中隐隐出现，黏土河岸上全部栽满了小树。

“风景不坏啊！”等到四轮马车涉水渡河，走到对岸，柯瓦列夫就说，“房子在山顶上，山脚下又有一条河！鬼才知道这多么可爱！只是你要知道，薇罗琪卡，那条山路简直不成样子……修得那么粗俗，破坏了整个风景。……要是我们买下这个庄园，我们一定要给那条路装上铁栏杆。……”

薇罗琪卡也喜欢这儿的风景。她大声笑着，扭动整个身子，顺着山路往上跑，她的丈夫跟在后面。他俩蓬头散发，气喘吁吁，钻进了密林。在地主的正房附近，他们首先遇见的是个身材魁梧的农民，头发又密又长，带着睡意，神色阴沉。他在门廊台阶上坐着，正在刷一双儿童半高腰皮靴。

“米哈依洛夫先生在家吗？”柯瓦列夫对他说，“你去向他通报一声，就说这个庄园的买主来看房了。”

农民带着惊呆的神情看了看柯瓦列夫夫妇，慢腾腾地走去，然而不是走进正房，却走到正房旁边的厨房去了。顿时，厨房的窗子里闪出许多张脸，一张比一张困倦，惊讶。

“买主来了！”低语声响起来，“主啊，这是你的意旨，米哈尔科沃庄园卖掉了！快来看，他们多么年轻啊！”

不知什么地方一条狗吠起来，传来凶狠的哀号声，类似猫被人踩住尾巴而发出的那种声音。仆人们的惊慌不久就传给了本来在林荫道上心平气和散步的公鸡、公鹅、火鸡。不久，从厨房里急匆匆地跑出来一个汉子，有着听差的相貌，眯细眼睛瞧了瞧柯瓦列夫夫妇，然后往正房跑去，一边跑一边穿上衣。……这种惶惶不安的情景在柯瓦列夫夫妇看来都显得滑稽，他们几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他们的脸相多么可笑！”柯瓦列夫说，跟他妻子互相看一眼，“他们打量我们就跟打量野人似的。”

最后，有个矮小的男子从正房里走出来，面容苍老，脸上的胡子刮光，头发乱蓬蓬。……他趿拉着绣了金线的破拖鞋走过来，苦笑一下，呆瞪瞪的目光盯紧两个不速之客。……

“是米哈依洛夫先生吗？”柯瓦列夫开口说，举一下帽子，“我荣幸地向您鞠躬。……我和我的妻子读到了地方自治局银行的通告，说是您的庄园出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庄园。也许我们会买下。……请多费心，领我们看一看。”

米哈依洛夫又苦笑一下，心慌意乱，开始巴眼睛。在困窘中，他的头发显得越发蓬松，刮光胡子的脸上露出一种羞臊和惊呆的滑稽神情，惹得柯瓦列夫和他的薇罗琪卡面面相觑，忍不住微微地笑。

“我很高兴，”他喃喃地说，“愿意为你们效劳。……两位是从远处来吗？”

“从康科沃村来。……我们住在那儿的别墅里。”

“住在别墅里。……原来如此。……太好了！请吧！不过我们刚刚起床，请原谅，屋里有点乱。”

米哈依洛夫苦笑着，搓着手，领着客人朝正房另一面走去。柯瓦列夫戴上眼镜，做出内行的旅行家观赏名胜的样子，开始考察这个庄园。首先他看见一所砖砌的大房子，具有古老而沉重的建筑结构，装点着纹章和狮子，灰泥已经斑驳。房顶很久没有油漆过，窗玻璃闪着虹彩，台阶的缝隙里长出了杂草。一切都显出衰败，荒废，不过大体上这所房子还是招人喜欢的。它显得饶有诗意，朴实，敦厚，好比一个终身未嫁的老姑母。房子前边，离正门的门廊几步开外，有个池塘闪闪发光，水面上漂着两只鸭子和一条玩具船。池塘四周栽着桦树，都一般高，也一般粗。

“啊啊，还有个池塘呢！”柯瓦列夫说，由于阳光而眯细了眼睛，“这真美。那里面有鲫鱼吗？”

“有，先生。……从前还有鲤鱼，可是后来池塘不再疏浚，鲤鱼就全死光了。”

“这可不应该，”柯瓦列夫用教训的口吻说，“池塘应当经常清理，何况淤泥和水草可以做农田的优良肥料。你猜怎么着，薇罗琪卡？等我们买下这个庄园，就在池塘里修一个立在木桩上的亭子，再架一道小桥通过去。这样的亭子我在阿夫隆托夫公爵家里见过。”

“在亭子里可以喝一喝茶呢……”薇罗琪卡美滋滋地吐一口气说。

“对了。……那边，带尖顶的塔楼是什么玩意儿？”

“那是供客人住的厢房。”米哈依洛夫回答说。

“它立在那儿有点不顺眼。我们要把它拆掉。一般说来这儿有许多东西要拆掉。很多很多！”

忽然，传来女人的哭声，可以听得很清楚，很分明。柯瓦列夫夫妇回过头去看正房！可是这当儿有一扇窗子砰的一响关上了，在闪着虹彩的窗玻璃里，两只泪汪汪的大眼睛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那个哭泣的女人，看来，为她的哭泣害臊，就砰的一响关上窗子，藏到窗帘后面去了。

“你们愿意看一看花园和别的建筑物吗？”米哈依洛夫很快地说，皱起他那张本来就已经布满皱纹的脸，做出苦笑的样子，“我们走吧。……其实最主要的不是正房，而是……而是别的……”

柯瓦列夫夫妇动身去看马房和谷仓。法学候补博士走遍每一个谷仓，仔细瞧一下，闻一闻，卖弄一下他在农业方面的知识。他详细问起庄园上有多少俄亩[1]的土地，有多少头牲口，痛骂俄国不该砍伐树林，责备米哈依洛夫把许多畜粪白糟蹋了，等等。他讲得滔滔不绝，不时看一眼他的薇罗琪卡。她呢，始终没让她那充满热爱的眼睛离开他，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聪明的人啊！”

他们察看牲畜棚的时候，哭泣声又响起来。

“您听，这是谁在哭？”薇罗琪卡问。

米哈依洛夫摇一下手，转过身去。

“奇怪，”薇罗琪卡听见啜泣声变成无休无止的号啕大哭，就喃喃地说，“好像有人挨打，或者遭到凶杀似的。”

“这是我妻子在哭，求上帝保佑她吧……”米哈依洛夫说。

“她哭什么？”

“她是个软弱的女人！她不忍心看见她的老巢卖出去。”

“那您为什么卖出去呢？”薇罗琪卡问。

“卖出去的不是我们，太太，而是银行。……”

“奇怪，那您怎么会容许的呢？”

米哈依洛夫惊讶地斜起眼睛看一下薇罗琪卡绯红的脸，耸一耸肩膀。

“要付银行的利息啊，”他说，“每年两千一百卢布！可是这笔钱到哪儿去找呢？人就不由得痛哭流涕了。女人，当然，都是软弱的人。她既为这个老巢难过，又为孩子难过，还为我难过……在仆人面前也觉得难为情。……刚才你们在那边，池塘附近，说这个要拆掉，那个要修建，可是那些话对她来说就像是往她的心里扎了一刀。”

柯瓦列夫的妻子走回去，经过正房，看见窗子里有个剪短头发的中学生和两个小女孩，都是米哈依洛夫的孩子。那些孩子瞧着两个买主，心里在怎样想呢？薇罗琪卡多半了解他们的想法。……等到她坐上四轮马车，动身回家，不论是这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还是想找个饶有诗意的小角落的渴望，对她来说就都失去一切魅力了。

“这一切是多么不愉快呀！”她对丈夫说，“说真的，应该给他们两千一百卢布！让他们在自己的庄园上住下去才好。”

“你可真聪明！”柯瓦列夫笑起来，“当然，应该可怜他们，不过话说回来，这怪他们自己不对。谁叫他们把庄园抵押出去的？为什么他们不好好经营呢？对他们甚至不应当怜惜。如果动脑筋把这个庄园治理一下，采取合理化的经营方法……着手饲养家畜，等等，那么在这儿是可以生活得很好的。……可是他们这些猪却什么也不干。……他一定是个酒鬼和赌徒，你看见他那副嘴脸吗？她呢，一定喜欢打扮，很会花钱。我可知道这班蠢鹅！”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他们呢，斯捷巴？”

“我知道嘛！他诉苦说没有钱付利息。我就不懂：怎么会挣不出两千来呢？要是采取合理化的经营方法……给土地施肥，着手饲养家畜……要是大体上顺应气候条件和经济条件，那么即使只有一俄亩地，也还是能活！”

在回家的路上，斯捷巴讲个不停。他妻子听着他讲，相信他的每句话，然而先前那种心情却一去不复返了。米哈依洛夫的苦笑和那两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的泪眼，没离开过她的脑际。后来幸福的斯捷巴两次去讲价钱，终于用她的陪嫁钱买下了米哈尔科沃庄园，可是她感到气闷得难受。……她的想象力不断画出米哈依洛夫带着家属坐上马车，哭哭啼啼地离开他们住惯的老家。她的想象越是阴暗，越是伤感，斯捷巴却越是神气十足。他用最强横的权威口气大讲合理化的经营方法，订购大批书籍和刊物，讥笑米哈依洛夫，最后他经营农业的渴望变成大胆而肆无忌惮的夸耀了。……

“你瞧着就是！”他说，“我可不是米哈依洛夫，我要做出个样子，叫人知道工作该怎么干！对了！”

柯瓦列夫夫妇就搬到空荡荡的米哈尔科沃来了，首先扑进薇罗琪卡眼帘的就是原先住在这儿的人们留下的残迹：孩子写的课程表、缺脑袋的玩具、飞下来讨吃食的山雀、写在墙上的“娜达霞是傻瓜”一行字，等等。为了忘却旁人的灾难，有许多东西必须涂掉，糊上纸，或者拆毁才行。

[1] 1俄亩等于1.09公顷。

你和您

一场小戏

早晨六点多钟。波皮科夫本来是个候补法官，如今担任某市镇的法院侦讯官，这时候睡得正香，只有领到了旅费、住宅费和薪金的人才会睡得这么酣畅。他还没来得及买床，因此目前躺在诉讼案卷上睡觉。四下里一片寂静。甚至窗外也没有声音。可是后来房门外面，前堂里，有个什么东西发出抓挠声和沙沙声，仿佛有一头猪走进前堂来，身体靠着门框蹭来蹭去解痒。过了一会儿，房门发出凄凉的尖叫声，开了，后来却又关上。过了大约三分钟，房门又开了，那尖叫声特别苦恼，闹得波皮科夫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

“谁呀？”他不安地瞧着房门，问道。

门口出现一个蜘蛛般的身体，脑袋很大，头发乱蓬蓬的，两道浓眉很长，胡子又密又乱。

“侦讯官老爷住在这儿，是吗？”那个脑袋用沙哑的声音说。

“是住在这儿。你有什么事？”

“你去跟他说，伊凡·菲拉烈托夫来了。我是接着传票才到这儿来的。”

“可是你为什么来得这样早？我在传票上写明十一点钟来！”

“那现在几点钟？”

“现在还没到七点呢。”

“嗯。……还没到七点。……我们，老爷，没有钟。……这么一说，你就是侦讯官？”

“对，就是我。……好，你走吧，去等着。……我还要睡觉。……”

“你睡，你睡。……我等着。等一会儿不碍事。”

菲拉烈托夫的脑袋不见了。波皮科夫翻一个身，闭上眼睛，然而睡意完全消散了。他又躺了半个钟头，舒舒服服伸个懒腰，点上一支纸烟，随后，为了拖延时间，慢条斯理地喝牛奶，一杯喝完又喝一杯，总共喝下三大杯。……

“他把我吵醒了，混蛋！”他抱怨道，“我得告诉女房东，要她晚上把门锁上。……那么，一大早干点什么好呢？见鬼。……我现在就审问他吧，省得待一会儿再审了。”

波皮科夫把脚伸进拖鞋里，在内衣外边披上一件斗篷，使劲打个呵欠，牵动得颧骨都痛了，然后他靠着桌子坐下。

“你到这儿来！”他嚷道。

房门又尖叫起来，伊凡·菲拉烈托夫在门口出现了。波皮科夫翻开面前的《后备兵阿历克塞·阿历克塞耶夫·德雷胡诺夫被控虐待妻子案》，拿起钢笔，开始按法官的气派，用疏朗的笔法很快地写下审讯记录。

“走过来点，”他说，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你回答我问的话。……你是伊凡·菲拉烈托夫？普斯狄烈夫乡，冬金诺村的农民？今年四十二岁？”

“是，老爷。……”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放牲口的。……给村社放牲口。……”

“从前受过审吗？”

“是，老爷，受过。……”

“那是犯了什么罪，在什么时候？”

“复活节前，我们乡里有三个人给叫到法院里去做陪审员。……”

“这不算受审。……”

“那谁知道呢？把我们扣在法院里，前后差不多有五天呢。……”

侦讯官把身上的斗篷裹一裹紧，放低喉咙说：

“您被传到此地来，是为了给后备兵阿历克塞·德雷胡诺夫虐待妻子一案做证人。我预先向您交代一下：您得始终说实话，而且凡是在这儿说过的话，日后到法庭上宣誓作证的时候也得照着说。好，关于这个案子您知道些什么呢？”

“我先得领盘费，老爷，”菲拉烈托夫叽叽咕咕说，“我坐大车走了二十三俄里的路，可马是人家的，老爷，那得出钱。……”

“盘费以后再谈。”

“怎么能以后再谈？人家跟我说，盘费得当堂要，要不然，过后就领不着了。”

“我没有工夫跟你讲盘费！”侦讯官生气地说，“你说一说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德雷胡诺夫是怎样虐待他妻子的？”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菲拉烈托夫叹道，不住地眼，他的浓眉跟着一上一下地活动，“很简单，他打人呗！……那时候我正赶着奶牛去饮水，河里不知谁家的鸭子在游水。……到底是地主家的鸭子还是庄稼人的，那就只有基督知道了，可是那当儿，有个牧童叫格利希卡的，拣起一块石头来，使劲扔过去。……我就问了：‘你干什么扔石头？那会把鸭子砸死，’我说，‘……你不管打中哪只鸭子，得，那可就把它打死了。’……”

菲拉烈托夫叹口气，抬起眼睛瞧着天花板。

“那石头连人都能活活砸死，别说是鸭子了，鸭子是娇嫩的活物，一根细劈柴都能把它打死。……我说啊说的，可是格利希卡不听。……当然，这孩子还小，一点脑筋也没有。……我就说：‘你怎么不听话？我拧你的耳朵！傻瓜！’”

“这跟案情没有关系，”侦讯官说，“请您专讲那些跟案情有关的事。……”

“是，老爷。……那当儿，我刚动手揪住格利希卡的耳朵，没想到德雷胡诺夫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了。……他跟工厂里的小伙子们在岸上走着，不住抡胳膊。他的脸又肥又红，脑门上那对大眼珠瞪得鼓出来，身子不住摇晃。……他喝醉了，该死的东西！人家还没从教堂里做完弥撒出来，他倒已经灌满一肚子酒，叫魔鬼看着高兴了。他瞧见我揪顽皮的男孩的耳朵，就一个劲儿嚷道：‘不准你揪基督徒的耳朵！要不然，’他说，‘我揍你一顿！’我就一老一实，规规矩矩对他说了一遍……全是真话。我说：‘你走你的路，醉汉。’他冒火了，走过来，老爷，抡起胳膊啪的一声打我的后脑勺！……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我就问：‘你又不是调解法官，有什么权利打我？’他就说：‘得了，得了，万纽哈，你别生气，打是疼，骂是爱，这是闹着玩的。今天，’他说，‘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我这才明白，我是天下最好的人。……我，’他说，‘在工厂里领了二十卢布工钱，除了经理以外我再也没有上司了。……我，’他说，‘恨不得朝所有的人啐唾沫！今天，’他说，‘经我打过的人可不少，各式各样，数都数不清哩！走，’他说，‘咱们喝酒去！’我说：‘我可不想跟你一块儿去喝酒。……人家还没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呢，你倒去喝酒。’这时候，跟他一块儿的另外几个小伙子，像一群狗似的把我围住，磨我说：‘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我一个人怎么也敌不过那么多人啊，老爷！我不想喝酒，可是后来，这班该死的东西！”

“那你们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那儿只有一个地方！”菲拉烈托夫说，叹了口气，“我们上阿勃拉姆·莫依塞伊奇的客店里去了。我们每回都上那儿去。那地方糟透了，滚它的！说不定那地方你也知道。……你顺着大路走到冬金诺村，右边是地主谢威陵·弗兰崔奇的庄园，再往右是普拉赫托沃村，客店就夹在它们中间。说不定你认识谢威陵·弗兰崔奇吧？”

“要称呼‘您’。……不能总是你啊你的！既然我对你……对您尚且称呼‘您’，那您就更应该客气点！”

“那是自然，老爷！难道我不明白？不过你听我往下讲。……我正讲到我们上阿勃拉姆·莫依塞伊奇那儿去。……他说：‘拿酒来，我给钱！’”

“这是谁说的？”

“就是这个人……就是德雷胡诺夫呗！他嚷道：‘拿酒来，没出息的东西，要不然我就把酒桶底砸破！’他说，‘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我们一人喝下一大杯，停了一会儿，我们又喝，照这个样子，不出一个钟头，求上帝保佑我的记性，各自喝下八大杯！我有什么不敢喝的？我放开量喝，才不在乎呢：又不是我出钱！哪怕端来一千杯，我也喝得下！我，老爷，什么罪也没犯过！您费心审问阿勃拉姆·莫依塞伊奇就知道了。”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没怎么样。喝酒的时候，不错，打过架。不过后来就规规矩矩，心平气和了。”

“打人的是谁？”

“那还用问。……他嚷道：‘我一下子心里亮堂了！’他嚷啊嚷的，就动手，不管是谁的脖子都给一拳。他的性子上来了。他又打我，又打阿勃拉姆，又打那些小伙子。……他端过一杯酒来叫你喝，又使足劲打你：‘你喝，我要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力气！我要朝所有的人啐唾沫！’”

“那么他打过他妻子吗？”

“玛尔法吗？玛尔法也挨了揍。……那当儿我们正喝得痛快，玛尔法到酒店来了。她说：‘回家去，斯捷潘兄弟来了！你这个强盗，’她说，‘别再喝酒！’他一句难听的话也没说，上去就照准她的脊梁咚的一声！”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没什么缘故。……他说：‘叫你尝尝这滋味。……我领了二十卢布。’可她是个单薄的娘们儿，长得精瘦，一个跟头栽下去，连眼珠都往上翻了。她就对我们诉苦，嘴里叫着上帝，可是他又揍她。……他管教了又管教，没完没了！”

“为什么你们不护着她呢？一个发酒疯的人是会把女人打死的，可是你们理都不理！”

“这哪儿用得着我们出头？她的老婆，当然由他管教嘛。……两口子打架，外人可不兴插嘴。……阿勃拉姆要他消停下来，免得酒店里乱得不像样子，他却打阿勃拉姆一个耳光。阿勃拉姆的工人就揍他。……可是他抓住他，举起来，往地上一摔。……于是那一个就骑在他身上，一个劲儿捶他的脊梁。……我们揪住他的腿，把他从他身子底下拉出来。”

“把谁拉出来？”

“那还用问。……就是让人骑在身子底下的那个呗。……”

“谁骑着？”

“就是我说的那个人呀。”

“呸！你说清楚点，傻瓜！你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我，老爷，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一五一十，都是本着良心说的。德雷胡诺夫管教老婆，这是真事。……哪怕到法庭上宣了誓，我也这么说。”

侦讯官听着，不时从菲拉烈托夫的冗长而不连贯的发言里摘出几个字记下来，钢笔沙沙地响。……他屡次涂改记录。

“我一点罪也没有……”菲拉烈托夫嘟哝说，“你要问谁，老爷，自管去问。……为这么个婆娘犯不上往法院里跑。”

在宣读记录的时候，这个证人呆瞪瞪地瞧了一会儿侦讯官，不住地叹气。

“这些婆娘惹来那么些麻烦！”他声音沙哑地说，“盘费，老爷，是你付给我呢，还是你开个条子？”

丈夫

某骑兵团在军事演习期间来到某小县城里停下来过夜。像军官先生们光临过夜这样的大事，素来使得本城的居民们极其激动，精神为之一振。商店老板们巴望着出清存放过久而发黑的腊肠和在货架上已经陈列十年之久的“最上等”沙丁鱼。饭铺老板和其他生意人通夜不关店门。军事长官、他的办事员以及当地的驻防部队都穿上最讲究的军服。警察们跑来跑去，好像中了邪。至于这对太太小姐们产生的影响，那只有鬼才知道！

本县的太太小姐们听说骑兵团开来，就丢下煮果酱的滚烫的铜盆，纷纷跑到街上去了。她们忘了自己衣冠不整，蓬头散发，却迎着骑兵团跑过去，呼吸急促，心里发紧，贪婪地听着进行曲的乐声。瞧着她们苍白而痴迷的面容，你也许会以为那乐声不是从士兵的铜号里发出来，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骑兵团啊！”她们高兴地说，“骑兵团来了！”

可是她们何必这么关心这个素不相识、偶然路过此地、明天拂晓就要开拔的骑兵团呢？后来，军官先生们站在广场中央，倒背着手，商量宿营问题，这时候，她们却已经在法院侦讯官太太的宅子里坐定，七嘴八舌地评论这个团了。上帝才知道她们从哪儿打听出来团长已经成了家，然而没有跟妻子住在一起。她们还知道某高级军官的太太年年生一个死孩子，某副官毫无希望地爱上一个伯爵夫人，有一回甚至自寻短见。她们样样事情都知道。窗外闪过一个麻脸的兵，穿着红色衬衫，她们清楚地知道他就是雷姆左夫少尉的勤务兵，正跑遍全城，为他主人赊买一瓶英国烧酒。那些军官，她们只不过匆匆看过一眼，而且也只是见到他们的后背罢了，可是她们却已经断定其中没有一个长得好看，惹人喜欢的了。……她们讲过一通以后，派人硬把军事长官和俱乐部主任请来，吩咐他们无论如何非办一次跳舞晚会不可。

她们的心愿实现了。傍晚八点多钟，军乐队在俱乐部门前的街道上奏乐，俱乐部里军官先生们同当地的太太小姐们翩翩起舞。太太小姐们感到身上生出翅膀了。她们被舞蹈、乐声、清脆的马刺声所陶醉，把整个心交给萍水相逢的朋友，完全忘记她们那些平民身份的同伴了。她们的父亲和丈夫退到远远的后边去，挤集在前厅寒碜的饮食部旁边。那些司库员啦，秘书啦，管理员啦，都生得干瘦，害着痔疮，举止笨拙，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像样，因而不肯走进舞厅，光是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跟那些手脚灵活和身材匀称的中尉们跳舞。

在那些丈夫当中，有个税务官基利尔·彼得罗维奇·沙里科夫。这个爱喝酒的人心胸狭隘，为人恶毒，脑袋很大，头发剪得短短的，厚嘴唇往下撇。当初他念过大学，读过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时常唱歌，可是现在他只说自己是八等文官，别的一概不提了。他倚着门框站在那儿，眼睛一刻也不放松他的妻子。他妻子安娜·巴甫洛芙娜是个娇小的黑发女人，年纪三十岁上下，长鼻子，尖下巴，脸上涂着脂粉，腰身束紧，一刻也不停地跳舞，非到昏倒不肯罢休。她已经跳累了，然而疲乏的是她的肉体，却不是她的灵魂。……她全身表现出痴迷和欢乐。她胸脯起伏，脸颊泛起红晕，一举一动都那么娇慵，飘洒。看得出来，她一边跳舞，一边想起她的过去，遥远的过去，那时候她在贵族女子中学常常跳舞，幻想着奢华欢乐的生活，相信她日后的丈夫一定会是男爵或者公爵。

税务官瞅着她，气得皱起眉头。……他没感到嫉妒，然而心里不痛快，第一，人家在跳舞，害得他没有地方可以打牌了；第二，他受不了吹奏乐；第三，他觉得军官先生们对待平民过于轻慢，高傲；第四，最主要的是，他妻子脸上的快活神情惹恼了他，使他心里冒火。……

“瞧着都叫人恶心！”他嘟哝道，“年纪都快四十了，生得一副丑相，可是你瞧瞧，居然搽胭脂抹粉，卷起头发，穿上了束腰的紧身！她卖弄风情，装模作样，自以为怪不错的呢。……嘿，您啊，好漂亮的美人儿哟！”

安娜·巴甫洛芙娜全神贯注在跳舞上，一眼也没看她的丈夫。

“当然了，我们这些乡巴佬，哪儿配得上！”税务官幸灾乐祸地说，“如今我们算是靠边站了。……我们是海豹，县城里的熊！她呢，成了舞会上的皇后。瞧，她还那么年轻美貌，连军官们都能对她发生兴趣。说不定他们会爱上她呢。”

跳玛祖卡舞的时候，税务官气得脸相大变。跟安娜·巴甫洛芙娜一块儿跳玛祖卡舞的，是个黑发的军官，生着爆眼睛和鞑靼人那样的高颧骨。他庄重而又动情地迈动两条腿，露出严厉的脸色，直僵僵地弯下膝头，看上去仿佛是个由细线牵动的玩偶小丑。安娜·巴甫洛芙娜呢，脸色发白，身子发颤，娇滴滴地伛下身子，转动眼珠，极力做出脚不点地的样子，大概她自己也确实觉得不是在地球上，不是在县城的俱乐部里，而是在远远的，远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在云端里！不光她的脸，就连她的全身都表现出快活得飘飘然的神态。……税务官受不住了，一心想讥诮这种快活，让安娜·巴甫洛芙娜领会她已经得意忘形，生活根本不像她目前在陶醉中感到的那么美妙。……

“你等着就是，你尽管嘻开嘴笑好了，我要叫你尝尝我的厉害！”他嘟哝说，“你不是女学生，也不是姑娘家了。老丑婆应该明白自己是丑婆子！”

种种浅薄的感情像老鼠似的猬集在他心里，有嫉妒，有烦恼，有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也有由于常喝白酒，长期过着停滞的生活而往往在小官们心里产生的那种狭隘的内地人愤世嫉俗的心理。……他等到玛祖卡舞终场，就走进舞厅，朝他妻子走去。这时候安娜·巴甫洛芙娜正跟她的男舞伴坐在一起，扇着扇子，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讲起以前她在彼得堡怎样跳舞（她的嘴唇努成心形，因而说成“在我们白都堡”了）。

“安纽达[1]，我们回家去！”税务官声音沙哑地说。

安娜·巴甫洛芙娜看见丈夫出现在她面前，先是打了个冷战，仿佛想起了她还有个丈夫似的，后来满脸涨得通红，想到自己有这么个干瘦的、阴沉的、平凡的丈夫，不由得害臊。……

“我们回家去！”税务官又说一遍。

“为什么？时候还早呢！”

“我要求你回家！”税务官抑扬顿挫地说，露出气愤的脸色。

“这是为什么？难道出了什么事？”安娜·巴甫洛芙娜惊慌地问。

“没出什么事，可是我希望你马上回家。……我希望如此，就是这么回事。请吧，不用多说了。”

安娜·巴甫洛芙娜并不怕她的丈夫，可是在男舞伴面前却觉得难为情，那军官正惊讶而讥诮地瞧着税务官呢。她站起来，跟丈夫一起走到一旁。

“你在想些什么？”她开口说，“为什么要我回家去？还没到十一点呢！”

“我希望如此，就是这么的！走吧，不必多说。”

“你别生什么糊涂想法！你要走，就走你的。”

“好，那我就大闹一场！”

税务官看见他妻子脸上的快活神情渐渐消散，看见她十分羞愧，显得很痛苦，于是他心里似乎略为轻松点了。

“你现在要我回去干什么？”妻子问。

“我不要你干什么，我希望你待在家里。我希望如此，就是这么的。”

安娜·巴甫洛芙娜不肯听从他的话，后来就开始央告他，求她丈夫容许她哪怕再留半个钟头也好。临了，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不住道歉，赌咒发誓，不过这些话都是小声说的，脸上却带着笑容，免得旁人以为她跟丈夫闹别扭。她开始担保说，她不会再待多久，只要十分钟，只要五分钟就行。可是税务官固执地坚持他的主张。

“随你的便，你要留就留下！只是我要大闹一场。”

这时候，安娜·巴甫洛芙娜一边跟丈夫说话，一边却显得干了，瘦了，老了。她脸色发白，咬着嘴唇，差点哭出来，然后走到前厅去，开始穿外衣。……

“您这是干什么？”本地的太太小姐们吃惊地说，“安娜·巴甫洛芙娜，您干吗要走，亲爱的？”

“她头痛。”税务官替他妻子说。

两夫妇从俱乐部里出来，走回家去，一路上沉默不语。税务官跟在妻子后面，瞧着她满心痛苦和委屈，弯下腰，灰心丧气，回想她在俱乐部里那种快活神情惹得他多么生气，感到这种快活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他的心里不禁扬扬得意。他高兴了，满意了，同时却又觉得还缺点什么。他很想转身回到俱乐部，设法闹得大家都扫兴和难堪，让大家都领会到这种生活多么渺小可怜，平淡无味，只要他们在街上摸着黑走路，听见脚底下的烂泥咕唧咕唧响，知道明天早晨醒来，没有别的指望，只好仍旧喝酒打牌，他们就会明白这一点的。啊，那是多么可怕！

安娜·巴甫洛芙娜几乎走不动了。……她仍然处在舞蹈、音乐、谈话、亮光、闹声的影响下。她一面走一面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惩罚她呢？她痛心，委屈，听着丈夫沉重的脚步声而满腔愤恨，连气也透不出来。她一言不发，极力要想出最伤人、最刻薄、最恶毒的话来痛骂她的丈夫，同时却又体会到她那税务官的心是任什么话都打动不了的。他哪里会理睬她的话？就连她最凶恶的仇敌也想不出比这更使她无可奈何的局面来了。

这当儿音乐轰鸣，黑暗里充满了最轻快、最挑逗人心的乐声。

[1] 安娜的爱称。

不幸

公证人鲁比扬采夫的妻子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年纪二十五岁上下，这时候跟住在邻近别墅里的律师伊林沿着林间通道缓缓地走着。那是下午四点多钟。这条道路的上空，堆着蓬松的白云，从云层里露出一小块一小块明亮的蓝天。浮云停在空中不动，仿佛被高大的老松树的树顶钩住了似的。四下里安静而闷热。

远处，这条路由不高的铁道路基截断。这时候，不知什么缘故有个哨兵荷着枪在路基上走来走去。路基后边不远，有座六个圆顶的白色大教堂，房顶生了锈。……

“我没料到会在这儿遇见您，”索菲雅·彼得罗芙娜说，眼睛瞧着地下，用阳伞的尖头拨弄去年的树叶，“现在我想到能遇见您，倒很高兴。我要严肃而彻底地跟您谈一谈。我求求您，伊凡·米海洛维奇，要是您真的爱我，尊敬我，就不要再跟踪我了！您像影子似的跟着我走来走去，用不好的眼光瞧我，不住表白爱情，写些奇怪的信，而且……而且我不知道这一切到什么时候才会了结！哎，这会闹出什么下场来呢，我的上帝？”

伊林沉默不语。索菲雅·彼得罗芙娜走出几步，继续说：

“您这种急剧的变化，是在我们相识五年以后最近两三个星期当中发生的。我都认不出您来了，伊凡·米海洛维奇！”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斜眼瞟了一下她的旅伴。他正眯细眼睛，专心瞧着蓬松的浮云。他脸上的表情愠怒，不服气，神思恍惚，就像一个心里痛苦而同时又不得不听人家说废话的人一样。

“奇怪的是您自己怎么会不明白呢！”鲁比扬采娃说，耸了耸肩膀，“您要明白，您在玩一种不大妙的游戏。我已经结了婚，我爱我的丈夫，尊敬他……我有个女儿。……莫非您认为这都无关紧要？除此以外，您既是我的老朋友，就知道我对家庭的看法……对家庭基础的基本看法。……”

伊林烦恼地嗽一嗽喉咙，叹了口气。

“家庭基础……”他喃喃地说，“啊，上帝！”

“是啊，是啊！……我爱我的丈夫，尊敬他，在任何情形下都看重家庭的和睦。我宁可自己死掉，也不愿意给安德烈和他的女儿造成不幸。……我求求您，伊凡·米海洛维奇，看在上帝面上，躲开我吧。让我们像从前那样做知心朋友，至于您那些不合宜的长吁短叹，您都丢开吧。那么这件事就这样解决，定局了！以后再也不提了。我们来谈点别的事吧。”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又斜眼看了看伊林的脸。伊林瞧着天空，脸色苍白，生气地咬着发抖的嘴唇。鲁比扬采娃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冒火，不过他那苍白的脸色却打动了她的心。

“您别生气了，做个朋友吧……”她亲切地说，“同意吗？喏，我向您伸出手来了。”

伊林伸出两只手来接过她胖乎乎的小手，握了握，慢慢送到唇边。

“我可不是中学生，”他嘟哝说，“同我热爱的女人交朋友，这对我是一点引诱力也没有的。”

“行了，行了！事情已经解决，定局了。我们已经走到长椅这儿，那我们就坐一坐吧。……”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心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舒畅感觉：最难说出口、最不便启齿的话总算已经讲完，恼人的问题已经解决和定局了。如今她总算可以轻松地吐口气，正视伊林的脸了。她就瞧着他。被人爱着的女人常常感到自己所处的地位高于爱她的人，这种优越感使她沾沾自喜。这个男人强壮魁梧，威武而愠怒的脸上留着大黑胡子，聪明，受过教育，而且据说很有才华，如今却乖乖地坐在她身旁，低下头，她看着暗自高兴。他们默默地坐了两三分钟。

“至今什么事情也没解决，也没定局……”伊林开口说，“您像是对我念了些格言：‘我爱我的丈夫，尊敬他……家庭基础。……’这些话，您就是不讲，我也知道，而且要叫我讲，那我还能对您讲很多呢。我恳切而诚实地对您说吧，我自己也认为我这种行为是有罪的，不道德的。莫非还能说得比这更彻底吗？可是，大家都知道的话又何必再说呢？您与其用那些可怜的话喂夜莺，还不如教教我：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跟您说过：您离开此地吧！”

“我已经离开过五次，这您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每次都是走到半路上又回来了！我可以把直达车票拿给您看，我都保存着。要我从您这儿跑掉，我缺乏那种毅力！我挣扎，苦苦地挣扎，可是既然我不果断，我软弱，我怯懦，那么我哪能办到？我拗不过天性啊！明白吗？我做不到！我从这儿跑掉，可是天性拉我的后腿。庸俗而丑恶的软弱呀！”

伊林涨红脸，站起来，在长椅旁边走来走去。

“我一肚子的怨气，像条狗似的！”他悻悻地说，捏紧了拳头，“我痛恨自己，鄙视自己！我的上帝啊，我像个放荡的男孩似的追逐别人的妻子，写傻里傻气的信，低三下四……唉！”

伊林抱住头，干咳了一声，坐下来。

“再说，您又这么不诚恳！”他沉痛地继续说，“要是您反对我这种不妙的游戏，那您为什么到这儿来呢？是什么东西把您拉来的？我在信上要求您的仅仅是坚决而直率的答复：行，或者不行。可是您不但没有作出直截了当的答复，反而极力每天‘无意中’跟我相会，而且引用些格言来敷衍我！”

鲁比扬采娃吓一跳，脸红了。她忽然感到困窘，只有正派的女人没穿衣服而被人偶然撞见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感觉。

“您似乎怀疑我有意耍弄您……”她喃喃地说，“我素来直率地答复您，而且……而且今天我还请求过您！”

“哎，可是这样的事难道用得着请求吗？要是您干脆说‘走开’，那我早就不在这儿了，然而您没有对我说过这话。您一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答复过我。奇怪的迟疑！真的，您要么是耍弄我，要么是……”

伊林没讲完，用两个拳头支住脑袋。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开始把自己的行为从头到尾回想一遍。她想起这些天来她不但在行动上，甚至在最隐秘的思想里也是反对伊林的追求的，不过同时却又觉得律师的话也不无道理。她不知道他在哪方面说对了，因而她不论怎样思索，也找不出话来回答伊林的抱怨。保持沉默是不妥当的，于是她耸了耸肩膀说：

“这反而是我不对了。”

“我不是责怪您不诚恳，”伊林叹道，“我这是随便说说，话到嘴边就讲出来了。……您的不诚恳是自然而然、合乎情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约定，忽然一齐诚恳起来，那么一切事情反而会弄得乱七八糟。”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没心思谈哲学，然而她暗自庆幸谈话总算有个改变题目的机会，就问道：

“那怎么见得呢？”

“因为只有野人和野兽才诚恳。一旦文明给生活带来了对安乐的需要，例如，对女性美德的需要，那么诚恳就不合时宜了。……”

伊林慢慢地用手杖挖掘沙土。鲁比扬采娃听他讲话，有许多地方没听懂，可是仍然喜欢他的谈话。首先使她喜欢的是，这个有才华的人对她，一个普通的女人，谈起“学问上的事”来了；其次，她看着他那年轻、苍白、活泼、仍然愤愤不平的脸不住牵动，心里极其高兴。她有许多地方没听懂，然而有一点她却看得很清楚：现代人解决重大问题和作出最后结论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一种毫不迟疑、干净利落的美妙动人的勇敢精神。

她忽然醒悟过来，她是在爱慕他，就吓坏了。

“请您原谅，我不懂：为什么您谈起不诚恳来了？”她连忙说，“那我再把我的要求重复一遍：我们来做知己朋友吧，您让我安静一下吧！我诚恳地要求您！”

“好吧，那我就再来挣扎一次！”伊林说，叹口气，“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力量。……只是我的挣扎未必会有什么结果。我要么朝我的额头放一枪，要么……昏头昏脑地灌酒。我反正在劫难逃了！一切事情都有个限度，同自然的事物作斗争也如此。您说说看，人怎么拗得过疯狂呢？如果您喝酒，您怎么能克制住兴奋？如果您的音容笑貌在我心里生下根，日日夜夜缠住我，总是出现在我眼前，喏，就像现在这棵松树一样，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是啊，既然我的全部思想、愿望、美梦都不由我做主，却听命于一个附在我身上的恶魔，那就请您教教我，我该怎样冲锋陷阵，才能摆脱这种可恶而不幸的处境？我爱您，爱得神魂颠倒，丢开了工作和亲友，忘了我的上帝！我有生以来还从没这么爱过！”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没料到有这样的转变，就抽身躲开伊林，惊恐地瞧着他的脸。他眼睛里涌上了泪水，嘴唇在颤抖，他整个脸上布满一种饥渴和恳求的神情。

“我爱您！”他喃喃地说，把他的眼睛凑近她那惊恐的大眼睛，“您这么美！目前我在受苦，可是我起誓，我情愿一辈子照这样坐着，一边受苦，一边瞧着您的眼睛。不过……您别说话，我求求您！”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仿佛冷不防遭到袭击似的，急急忙忙想找出话来拦阻伊林。“我得走！”她暗自决定，可是她还没来得及做出站起来的动作，伊林却已经在她脚跟前跪下了。……他抱住她的膝头，瞅着她的脸，讲得热烈，动听，美妙。她又害怕又心慌，没听清他说的话。不知什么缘故，目前，在这危险的关头，当她的膝头正被人抱紧，她感到那么舒服，好像在洗温水浴一样的时候，她却带着一种凶狠的阴险心理探索她这种感觉的含义。她恼恨她的灵魂里非但没有美德来提出抗议，却充满了软弱、怠惰和空虚，就跟喝醉酒的人那样，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只是她心灵深处，隐约有那么一小块东西幸灾乐祸地讥诮道：“那你为什么不走掉呢？莫非就应当这样？是吗？”

她一面追究其中的含义，一面却不明白：为什么她不缩回手来，却听凭伊林像水蛭似的吸吮它？她何必跟伊林一起急急忙忙往左右两边看，提防外人瞧见呢？松树和白云一动也不动，严峻地瞧着，好比学校里的老职员明明看见学生胡闹，却因为收了贿赂，只好不去报告学校当局似的。哨兵在路基上站定，像根柱子，似乎在张望这张长椅。

“随他去看吧！”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暗想。

“可是……可是您听我说！”她终于说道，声音里带着绝望的调子，“这会闹出什么下场来呢？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小声说，挥着手，推开这些不愉快的问题。

这时候响起了火车头的沙哑刺耳的汽笛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单调声音显得冷冰冰，突如其来，使得鲁比扬采娃全身一震。

“我没有时间……该走了！”她说，赶快站起来，“火车来了。……安德烈回来了！他要吃饭的。”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把火烧般的脸往路基那边转过去。起初火车头慢慢地爬过来，紧跟着出现了车厢。这不是鲁比扬采娃猜想的那班送别墅住客回来的列车，而是一列货车。在教堂的白色背景上，那些车厢一个跟着一个，像人类生活中的岁月那样连成一条长线，陆续开过去，似乎没完没了！

不过后来列车终于走完，最后那节挂着灯的列车长车厢也消失在一片苍翠之中了。索菲雅·彼得罗芙娜猛地转过身，眼睛没瞧着伊林，很快地沿着林间通道走回去。她已经控制住自己。她羞得脸色通红，倒不是受了伊林的侮辱，不是的，却是受了她自己的懦怯，她自己的不知羞耻的侮辱，因为她这个有道德的、纯洁的女人，竟然容许别人抱住她的膝头。现在她专心想着一件事：赶快回到她的别墅去，回家去。律师在她后面几乎跟不上她。她从林间通道拐弯，走上一条狭窄的小径，回过头去很快地看他一眼，只瞧见他膝盖上的沙土，就向他挥一下手，要他离开她。

跑到家里，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在她的房间里呆站了大约五分钟，时而瞧着窗子，时而瞧着她的写字台。……

“坏女人！”她骂自己，“坏女人！”

她偏要跟自己捣乱，就索性仔仔细细、毫不隐讳地回想这些天来她如何反对伊林的追求，却又一心想去对他解释清楚，而且，每逢他在她脚边跪下，她心里总是格外舒服。她回想着这一切，毫不怜惜自己，羞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连连打自己耳光才好。

“可怜的安德烈啊，”她暗想，极力使她的脸在她想起丈夫的时候现出十分温柔的神情，“瓦莉雅，我可怜的小女儿，你不知道你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哟！你们原谅我吧，亲爱的！我非常爱你们……非常爱呀！”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想对自己证明她还是好妻子和好母亲，邪魔还没侵袭到她对伊林说过的“家庭基础”，就跑到厨房去，对厨娘大嚷一通，怪她不该至今还没给安德烈·伊里奇摆好餐具。她极力想象她丈夫疲劳饥饿的模样，嘴里说着怜惜他的话，亲自动手给他摆餐具，这却是她以前从没做过的。后来她找到她的女儿瓦莉雅，把她抱起来，热烈地搂在怀里。她觉得女儿沉甸甸，冷冰冰，可是她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却开始对她说明，她爸爸多么好，多么诚实，多么善良。

然而过了不久，安德烈·伊里奇回来了，她却几乎没跟他打招呼。那种不自然的感情的高潮已经过去，并没向她证明什么，反而由于虚假而惹得她生气，恼怒。她在窗旁坐下，痛苦而懊恼。人只有在困境中才能理解要做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主人是多么不容易。索菲雅·彼得罗芙娜事后说，当时她心里“一团乱麻，很难理得清，就像极快地飞过一群麻雀，很难数得清有多少只似的”。比方说，她并不因为丈夫回来而高兴，也不喜欢他在吃饭时候的一举一动，由此她就忽然得出结论，认为她开始恨丈夫了。

安德烈·伊里奇又饿又累，无精打采，等不及菜汤端上来就吃开了腊肠，狼吞虎咽，嚼得很响，两鬓都在蠕动。

“我的上帝啊，”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想，“我爱他，尊敬他，可是……他嚼东西的样子为什么那样惹人讨厌？”

她的思想混乱得不下于她的感情。鲁比扬采娃如同那些要跟不愉快的思想作斗争却又没有经验的人一样，用尽全力不去想她的烦恼，然而她越是努力，她脑海里反而越是活生生地现出伊林的模样、他膝盖上的沙土、蓬松的浮云、列车。……

“我这个傻子，今天为什么要去呢？”她痛苦地暗想，“难道我是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吗？”

恐惧的眼睛是巨大的[1]。等到安德烈·伊里奇吃完末一道菜，她已经下定决心：索性对丈夫全都说穿，就此避开危险！

“我，安德烈，想跟你认真谈一下。”饭后，她看到丈夫脱掉上衣和皮靴，准备躺下休息，就开口说。

“什么？”

“我们离开这儿吧！”

“哦……到哪儿去？回城里去还嫌太早。”

“不，出外去旅行，或者别的这一类活动也成。……”

“旅行一趟……”公证人嘟哝说，伸个懒腰，“我自己也巴望旅行，可是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而且我把事务所托付给谁呢？”

他略为想一想，补充说：

“确实，你闷得慌。要是你乐意的话，你就自己去吧！”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同意了，然而她立刻想到伊林倒会为这个机会高兴，会跟她搭乘同一次列车，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她思索着，瞧着她那吃饱肚子，可是仍然懒洋洋的丈夫。不知什么缘故，她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脚上，那双脚小得很，几乎跟女人的脚一样，穿着花条的短袜，两个袜尖上都露出一根细线头。……

有一只丸花蜂在放下的窗帘里撞着窗玻璃，嗡嗡地叫。索菲雅瞧着细线头，听着丸花蜂叫，想象她在火车上的情景。……伊林会一天到晚坐在她对面[2]，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怨恨自己软弱，痛苦得脸色惨白。他会说自己是个行为放荡的坏孩子，辱骂她，扯自己的头发，可是等到天色黑下来，趁旅客们睡熟或者出外到火车站上去，他就会在她面前跪下，抱紧她的腿，就跟刚才在长椅那边一样。……

她忽然醒悟过来，明白自己在胡思乱想。……

“你听我说，我不一个人去！”她说，“你得跟我一起去！”

“你胡想，索福琪卡[3]！”鲁比扬采夫叹道，“人得严肃点，只希望那些可能办到的事才好。”

“你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就会去的！”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暗想。

她决定非走不可，于是感到脱离危险了。她的思想渐渐恢复正常，她高兴起来，甚至放任自己去想各式各样的事。不管怎样想，不管怎么胡思乱想，都无所谓，反正就要走了！她丈夫睡熟后，黄昏渐渐来临。……她在客厅里坐下，弹钢琴。黄昏时分窗外热闹起来，她听着音乐声，特别是想到自己聪明能干，已经把一件麻烦事应付过去，她的心情就完全欢畅了。她那平静的良心对她说：换了别的女人处在她的地位，多半会难以自持，晕头转向，她呢，却羞得要命，心里痛苦，如今正在逃脱危险，而且说不定那种危险根本就不存在！她的美德和果断使她深受感动，她甚至照了三次镜子。

等到天色大黑，客人就来了。男人们在饭厅里坐下来打牌，女人们占据了客厅和露台。来得最迟的是伊林。他神色悲哀，闷闷不乐，仿佛生了病。他在一张长沙发的角落上坐下，整个傍晚就此没站起来过。他平素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的，可是这一回却始终沉默不语，皱起眉头，不时搔几下眼睛四周的皮肤。每逢他不得不回答别人问的话，他总是只动一下上嘴唇，勉强笑笑，简短地回答几个字，带着一股怨气。他大约有五次说俏皮话，然而那些俏皮话一说出口，却尖刻伤人。索菲雅·彼得罗芙娜觉得他快要发歇斯底里了。直到现在，她在钢琴旁边坐着，才第一次清楚地领会到这个不幸的人是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他心里真正有病，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为了她，他在毁掉事业，毁掉青春的最好岁月，把最后一点钱都用在别墅上，撇下母亲和妹妹无人照管，然而最糟的是他跟自己不住苦斗而筋疲力尽了。即使出于单纯的、普通的仁爱心，也应该认真对待他了。……

这一切她了解得清清楚楚，连她的心都痛了。如果这时候她走到伊林跟前去，对他说一声“不行”，那么她的声音就会具有一种使人很难违抗的力量。可是她没有走过去，也没有说那句话，再者她也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在她身上，年轻人的浅薄和利己主义似乎从来也没像今天傍晚这样厉害地表现出来过。她领会到伊林不幸，坐在长沙发上就跟坐在针尖上一样，她为他难过，然而同时，有一个爱她爱到了痛苦不堪的人在座，却又使她十分得意，体会到自己的力量。她觉得自己年轻，美丽，高不可攀，于是她（好在她已经决定走了！）在这天傍晚索性纵情欢笑。她就卖弄风情，笑个不停，唱得特别动情，很有味道。一切都使她高兴，她觉得样样事情都可笑。她想起长椅那边的情景，想起那个瞭望的哨兵，都觉得好笑。客人们、伊林的伤人的俏皮话、他领结上那个以前她从没见过的别针，都惹得她发笑。那个别针做成红色小蛇的形状，眼睛上镶着钻石。她觉得这条小蛇那么可笑，恨不得凑过去吻它几下才好。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激动地唱着抒情歌曲，仿佛喝得半醉似的，声调有点激昂。她好像要嘲笑别人的愁苦，专唱些悲凉忧郁的曲子，唱词里讲到破灭的希望、往事、老年。……“老年啊，一步步逼近……”她唱道。可是老年跟她有什么相干呢？

“我好像有点不对头……”她在欢笑声和歌唱声中偶尔暗想。

十二点钟客人们走散了。最后走的是伊林。索菲雅·彼得罗芙娜还有足够的勇气把他送到露台的末一层台阶。她想对他说明她就要跟她丈夫一起走了，看一看这个消息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

月亮藏在浮云里，然而天色还是很亮，索菲雅·彼得罗芙娜看得见风在戏弄他的大衣底襟和露台的帷幔。她还可以看见伊林脸色苍白，撇着上嘴唇勉强微笑一下。……

“索尼雅[4]，索尼雅……我亲爱的女人！”他喃喃地说，不容她开口讲话，“我的宝贝儿，亲人！”

他情意缠绵，说话声里带着哭音，对她吐露许多亲热的字眼，一个比一个温柔，对她已经用“你”称呼，就跟对待妻子或者情妇一样了。出乎她的意外，他忽然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的腰，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胳膊肘。

“亲爱的，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说，吻她脑后的颈项，“你诚恳点，马上到我那儿去吧！”

她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昂起头，想大发脾气，发泄她的激怒，可是结果她没有发怒，她那些值得称赞的美德和纯洁却只能使她说出凡是普通女人在同类情况下所常说的那句话：

“您疯了！”

“真的，我们走吧！”伊林继续说，“我刚才在长椅那边，就已经相信您，索尼雅，跟我一样软弱了。……您也躲不过去！您爱我，目前却白费劲地跟您的良心争论。……”

他看出她要离开他，就抓住她的花边袖口，很快地把话说完：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反正您会认输的！那又何必拖延时间呢？我宝贵的、亲爱的索尼雅，既然已经判了刑，又何必推迟执行呢？何苦自己欺骗自己呢？”

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抽身躲开他，溜进门去。她回到客厅里，随手盖上钢琴，久久地瞧着乐谱上的小饰图，坐下来。她已经站不住，也没法思索了。……她先前那么兴奋活泼，这时候却只剩下可怕的衰弱，以及懒散和苦闷了。她的良心悄悄对她说，她今天傍晚的举动不得体，愚蠢，活像个疯疯癫癫的傻丫头，又说她刚才在露台上让人搂住，甚至现在她腰上和胳膊肘那儿还觉得有点不对劲。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只点着一支蜡烛。鲁比扬采娃在钢琴前面的圆凳上坐着，一动也不动，仿佛等着什么事。一种强大而无法抗拒的欲望，似乎趁着天黑，趁着她感到极度疲乏，一步步把她抓紧。它好比一条大蟒，缠紧她的四肢和灵魂，随时在长大，再也不像先前那样威胁她，却赤身露体，明明白白立在她面前了。

她坐了半个钟头，呆然不动，没有拦阻自己去思念伊林。随后她懒散地站起来，慢慢走到寝室去。安德烈·伊里奇已经躺在床上。她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坐下，听凭欲望煎熬她。她头脑里的“混乱”已经不复存在，她的全部感情和思想已经和谐一致地围绕着那唯一的、清楚的目标了。她本来打算挣扎一下，可是立刻摇一摇手，算了。……她现在才明白敌人是多么有力和顽强。为了对它作斗争，就得有力量，就得坚定，可是她的出身、教育、生活却没有给她什么可以倚仗的东西。

“不道德的女人！坏女人！”她为自己缺乏力量而痛斥自己，“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她这种软弱玷辱了她的清白，这使她极其恼火，她用尽她所知道的种种骂人字眼辱骂自己，对自己说出许多刻薄难听的真话。例如，她对自己说，她从来就不是有道德的女人，以前所以没有堕落，无非是因为一直缺乏机会罢了，她又说，今天她这一整天的斗争是可笑的，无异于一出喜剧。……

“就算你斗争过吧，”她想，“可是这算是什么斗争！就连卖淫的女人在卖淫以前也要斗争的，不过临了还是去卖淫。好一个斗争：像牛奶一样，一天之内就结成块了！一天之内啊！”

她揭穿自己说，驱使她离开家庭的并不是感情，也不是伊林这个人，而是在前面等待她的旖旎风光。……她像许多人一样，是个住在别墅里闲着没事做的太太！

“‘当小鸟的母亲被打死的时候。’”窗外有人用沙哑的男高音唱道。

“要是去的话，现在就该去了。”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暗想。她的心突然跳得厉害。

“安德烈！”她几乎大叫起来，“你听我说，我们……会一块儿走吧？是吗？”

“哦。……我已经跟你说过：你自己一个人去吧！”

“可是你听着……”她费力地说，“要是你不跟我一块儿走，你就有失掉我的危险！我……似乎已经在……恋爱了！”

“爱上谁了？”安德烈·伊里奇问。

“对你来说，不管爱上谁反正都一样！”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叫道。

安德烈·伊里奇坐起来，让两条腿在床边垂下去，惊讶地瞧着妻子的黑身影。

“想入非非！”他说，打了个呵欠。

他不信，可是他仍然害怕。他沉吟一下，对妻子提出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讲他对家庭，对负情的见解……他无精打采地讲了十分钟左右，就睡下了。他的箴言没有奏效。世界上的见解是很多的，可是其中倒有一大半都是那些没经历过烦恼的人想出来的！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窗外却还有别墅住客们在走动。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披上一件薄斗篷，站了一会儿，想一想。……她还有足够的果断对她那昏昏睡去的丈夫说：

“你睡着了吗？我去散散步。……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吗？”

这是她最后的希望了。她没有得到回答，就走出去。外面有风，空气清爽。她既没感到风，也没觉得天黑，只顾往前走。……那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催逼着她，似乎她一停下来，它就会推她的后背似的。

“不道德的女人！”她随口嘟哝说，“坏女人！”

她呼呼地喘气，羞得脸上发烧，感觉不到下身有两条腿了，然而那种推着她往前走的力量，却比她的羞耻心，比她的理智，比她的恐惧强大得多。

[1] 意谓“越害怕就越感到危险”。

[2] 原文为法语。

[3] 索菲雅的爱称。

[4] 索菲雅的爱称。

粉红色长袜

阴霾的雨天。天空乌云四布，久久不散，看不出这场雨什么时候才会停。房外是稀泥、水洼、淋湿的寒鸦。房间里光线暗淡，冷得很，恨不能生炉子才好。

伊凡·彼得罗维奇·索莫夫在书房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抱怨天气。窗上的雨珠和房里的阴暗，使他满心苦恼。他烦闷得难受，没有办法消磨时间。……报纸还没有送来，出外打猎又不行，而且一时还不会开饭。……

书房里不光是索莫夫一个人。在他的写字台旁边坐着索莫夫太太。她是个娇小俊俏的女人，穿着薄罩衫和粉红色长袜。她在专心写信。走来走去的伊凡·彼得罗维奇每次经过她身旁，总要从她肩膀上边望过去，瞧一眼她写的字。他看见歪歪扭扭的大字，字体细长，带着难看的尾巴和小钩。墨点啦，污斑啦，手指印啦，多得不得了。索莫夫太太不喜欢用移行符号，每一行字写到纸边上，就可怕地抽搐起来，像瀑布那样顺流而下了。……

“丽多琪卡，你写了这么多，是写给谁的？”索莫夫瞧见他妻子开始写第六张信纸，问道。

“写给我妹妹瓦丽雅的。……”

“嘿……好长！你给我读一下，也好解解闷！”

“你拿去读吧，只是读起来没什么趣味。……”

索莫夫接过写好的信纸，继续走来走去，开始阅读。丽多琪卡把胳膊肘支在圈椅的靠背上，注视他脸上的表情。他读了头一页，脸就拉长了，现出一种类似惊慌的神情。……读到第三页，索莫夫皱起眉头，慢腾腾地搔后脑壳。他读到第四页，就停住脚，不时害怕地瞧妻子一眼，沉思不语。他略微沉吟一下，叹口气，又开始看信。……他脸上流露出困惑，甚至吓坏了的神情。……

“啊，莫名其妙！”他看完信，把信纸丢在桌子上，喃喃地说，“简直莫名其妙！”

“怎么了？”丽多琪卡惊慌地问。

“怎么了！写满六张信纸，足足耗费了两个钟头，可是……可是等于什么也没写！连一点点思想也没有！读啊读的，越读越糊涂，就跟认茶叶盒上古里古怪、难解的中国字似的！哎呀呀！”

“是的，这是实话，万尼亚[1]……”丽多琪卡说，涨红了脸，“我写得潦草。……”

“什么潦草？潦草的信总还有含意，有格局，有内容，可是你的信……对不起，我都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才好！纯粹是胡说八道！有字，有句子，可是内容却丝毫也没有。你的信从头到尾活像两个顽皮的孩子讲话。一个说：‘今天我们家里做油饼！’另一个说：‘有个兵到我们家里来了！’淡而无味！拖得很长，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套。……你那些可怜的思想像筛子里的魔鬼那样蹦蹦跳跳，谁也闹不清事情是从哪儿开头，到哪儿结束的。……哎，怎么能写成这个样子呢？”

“要是我写得细心，”丽多琪卡辩白说，“那就不会出错了。……”

“啊，我还没谈到写错的地方呢！可怜的语法在哇哇地叫呀！没有一行文字不是对语法的侮辱！不用逗点，不用句点，而且别字啊……呸！把‘喉咙’写成了‘喉龙’。字迹呢？那不是写字，那是要人的命！我不是说着玩的，丽多琪卡。……你这封信惹得我又惊讶又震动。……你别生气，亲爱的，不过我，当着上帝说实话，没料到你的语法这么不通。……可是，论地位，你属于受过教育的知识界，你是念过大学的人的妻子，又是将军的女儿！我说，你上过学没有？”

“那还用问？我是在冯·梅勃恺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毕业的。……”

索莫夫耸了耸肩膀，叹口气，继续走来走去。丽多琪卡领会到自己不学无术，害臊了，也不住叹气，低下眼睛。……在沉默中过了十分钟左右。……

“你听我说，丽多琪卡，这真是太可怕了！”索莫夫忽然在妻子面前站住，惊恐地瞧着她的脸说，“要知道你是母亲……明白吗？是母亲！你自己尚且什么都不懂，那你怎么教孩子呢？你脑筋挺好，可是如果连基本知识都没掌握，这种脑筋还有什么用？哦，姑且不谈知识……知识是孩子在学校里也能学到的，可是要知道，你就是在精神方面也有问题！是啊，有的时候你乱说一通，简直叫人听不下去！”

索莫夫又耸了耸肩膀，把身上的长袍裹一裹紧，继续走来走去。……他又心烦又气恼，同时又怜惜丽多琪卡。她没有顶嘴，光是巴眼睛。……两个人都感到沉重，痛心。……两个人只顾愁闷，却没留意到光阴在流逝，吃饭的时候到了。……

索莫夫素来喜欢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地用餐，这次坐下来吃饭，就喝下一大杯白酒，开始谈别的事情。丽多琪卡听他讲，随声附和，可是菜汤端上来的时候，忽然，她眼睛里满是泪水，抽抽搭搭地哭了。

“这都怪妈不好！”她说，用食巾擦眼泪，“当初大家都劝她把我送进中学，我从中学出来，准定会进高等女校！”

“进高等女校……念中学……”索莫夫喃喃地说，“这未免走极端了，小母亲！穿蓝色长袜[2]有什么好处呢？蓝色长袜……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我讨厌蓝色长袜！我决不娶女学究。……”

“谁也闹不清你是怎么回事……”丽多琪卡说，“你看出我没有学问，就生气，同时又讨厌有学问的女人。你看出我信里没有思想，就不高兴，可又反对我上学。”

“你抓住我的语病了，亲爱的。”索莫夫说着，打个呵欠，由于烦闷而给自己斟了第二杯酒。……

在酒足饭饱的影响下，索莫夫变得快活些，和善些，也温柔些了。……他瞧着他那漂亮的妻子带着操心的模样拌凉菜，一股对妻子的爱怜、大度包容、原谅一切的感情，猛然涌上他的心头。……

“我今天平白无故害得她这个可怜虫垂头丧气……”他想，“我何必对她说那么些无聊的话呢？不错，她有点愚蠢，不开窍，见解有点狭隘，不过……话说回来，一枚奖章有正反两面嘛[3]，另一面的话也该听[4]。……据说女人的浅薄是由女人的天职决定的，这话倒也许千真万确呢。我们不妨假定，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爱丈夫，生孩子，切生菜的，那么她要知识有什么鬼用场呢？可不是！”

这时候他不由得想起，有学问的女人一般说来都是难于相处的，她们苛刻，严格，寸步不让，而跟有点愚蠢的丽多琪卡一块儿生活，正好相反，倒是蛮轻松的，她什么也不过问，懂得不多，也不挑他的毛病，批评他。跟丽多琪卡相处，倒可以耳目清静，也不致遭到受她控制的危险。……

“去她们的吧，那些聪明而有学问的女人！跟头脑简单点的女人一块儿生活舒服得多，也安宁得多哩，”他暗自想着，从丽多琪卡手里接过一碟童子鸡来。……

他想起有的时候文明的男人很想找个聪明而有学问的女人谈一谈，交流一下思想。……

“那有什么关系？”索莫夫想，“如果打算跟聪明的女人谈话，那我就去找娜达丽雅·安德烈耶芙娜好了……要不然去找玛丽雅·弗兰采芙娜也行。……很简单嘛！”

[1] 伊凡的爱称。

[2] 借喻“女学究”。

[3] 意谓“有一弊必有一利”。

[4] 原文为拉丁语。

受苦受难的女人

丽左琪卡·库德陵斯卡雅是个年轻的太太，有很多的崇拜者。她忽然得了病，而且病得那么重，弄得丈夫没法去上班，甚至给她那住在特威尔城的母亲打了个电报。她是这样讲她得病的经过的：

“我先是坐火车到列斯诺耶去找我的姨母来着。我在那儿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就跟大家一起到表姐瓦莉雅家里去了。瓦莉雅的丈夫，您知道，生性孤僻，是个暴君（要是我有那样的丈夫，我就会一枪把他打死），不过我们在那儿，日子过得倒挺快活。第一，我参加了业余演出。我们上演一出《贵族家庭的丑事》。赫鲁斯达列夫演得精彩极了！临到幕间休息我喝了点凉柠檬水，凉极了，还加上白兰地。……柠檬水一加白兰地，那味道可就很像香槟酒了。……我喝完，倒也没觉得怎么样。演完戏，第二天，我跟这个阿多尔弗·伊凡内奇一块儿骑马出去逛了一通。天气有点潮，我吹了风。大概那时候我着凉了。过了三天光景我坐车回家，看看我那亲爱的瓦夏[1]，我的好瓦夏在怎样生活，顺便取一件绸裙，就是那件带小花的。当然，我回到家里没碰见瓦夏。我就到厨房去叫普拉斯科维雅烧茶炊，一看，她案子上放着些小圆萝卜和小胡萝卜，像些小玩意儿。我吃了一根小胡萝卜，嗯，另外还吃了一个圆萝卜。我吃了很少一点点，可是您猜怎么着，忽然我的肚子绞痛起来。……痛得我不住地抽筋，抽筋，抽筋。……哎呀，真要把我活活痛死了！瓦夏就从机关跑回来。自然，他揪住他的头发，脸色煞白。他们跑出去请大夫。……您明白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抽筋是在中午开始的，两点多钟医生来了，六点钟丽左琪卡睡熟了，一直酣畅地睡到夜里两点钟。

时钟敲了两下。……小小的夜灯的亮光透过天蓝色灯罩微弱地照出来。丽左琪卡在床上躺着。她那顶白色花边包发帽衬着红枕头的深色背景特别显眼。灯罩的带花纹的阴影印在她苍白的脸上和丰满的圆肩膀上。她的丈夫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坐在她脚旁。这个可怜人看到妻子终于回到家里而感到幸福，同时又给她的病吓坏了。

“哦，你觉得怎么样，丽左琪卡？”他发觉她醒过来，就小声问道。

“我好点了……”丽左琪卡呻吟说，“我已经不抽筋了，可就是睡不着。……我没法睡觉！”

“你，我的天使，该不该换压布了？”

丽左琪卡慢腾腾地坐起来，脸上露出苦难深重的神情，优雅地歪着头。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战战兢兢地给她换压布，手指几乎没碰到她热乎乎的身体。丽左琪卡缩起身子，由于水凉而发痒，就笑起来，然后又躺下去。

“你真可怜，没法睡觉！”她呻吟说。

“我怎么能睡觉呢！”

“我是神经出了毛病，瓦夏。我是个很神经质的女人。大夫给我开了胃药，可是我觉得他不了解我的病。这是神经出了事，不是胃，我敢对你赌咒，这是神经作怪。我只是担心，我的病别加重才好。”

“不会，丽左琪卡，不会！明天你就会复原的。”

“不见得！我倒不是为我自己担心……我无所谓，甚至巴不得死了才好，可是我为你难过哟！你一下子就孤孤单单，只剩下一个人了。”

瓦夏很少有机会跟妻子作伴，早已过惯孤独的生活，不过丽左琪卡的话还是使他担心。

“上帝才知道你在说什么，小母亲！怎么生出这种阴暗的想法呢？”

“这有什么关系？你会哭一场，伤心一阵，然后也就习以为常了。你甚至还会再娶一个呢。”

丈夫抱住头。

“得了，得了，我不说就是，”丽左琪卡安慰他说，“只是你也得做好万一的准备。”

“万一我真的死了呢！”她想着，闭上眼睛。

丽左琪卡就暗自想象她死亡的景象。她的母亲、丈夫、表姐瓦莉雅和丈夫、亲戚们、她的“才能”的崇拜者们，把她临终的病榻团团围住，她呢，小声说着：“永别了。”大家都哭个不停。后来她真死了，脸色白得可爱，头发乌黑，人家就给她穿上粉红色的衣衫（她穿上这一件最好看），把她放进一口贵重的棺材，里面装满鲜花，棺材的腿是镀金的。空中弥漫着神香的气味，蜡烛噼啪地爆响。丈夫一步也不肯离开棺材，她的“才能”的崇拜者们目不转睛地瞧着她：“她多么像活人啊！她在棺材里还那么美！”全城都在议论，说她过早地夭折了。后来她的棺材给抬进教堂。抬棺材的有伊凡·彼得罗维奇，有阿多尔弗·伊凡内奇，有瓦莉雅的丈夫，有尼古拉·谢敏内奇，还有教她喝柠檬水加白兰地的黑眼睛大学生。只是可惜没有人奏乐。做完安魂祭后举行告别式。教堂里充满痛哭声。棺材盖抬来了，上面蒙着带穗子的覆布，于是……丽左琪卡跟白昼的世界永远告别了。敲钉子的声音响起来。咚咚咚！

丽左琪卡打了个冷战，睁开眼睛。

“瓦夏，你在这儿吗？”她问，“我尽想些阴森可怕的事。上帝啊，难道我就这么不幸，要睡觉也睡不成？瓦夏，你可怜可怜我，给我讲点什么吧！”

“可是给你讲什么好呢？”

“随便讲点什么……爱情故事就行，”丽左琪卡娇滴滴地说，“要不然讲点犹太人的生活故事也行。……”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什么事都乐意干，只求他的妻子快活起来，不再谈到死。他把长鬓发拉下来盖住耳朵[2]，做出滑稽的脸相，走到丽左琪卡跟前。

“您要油（修）一油表吗？”他问。

“要，要！”丽左琪卡大笑说，把小桌上她那只金怀表拿给他，“你修吧！”

瓦夏接过表来，久久地观看表里的机器，然后把身子缩成一团，扭扭捏捏地说：

“这表不能油了。……这儿有个齿轮厥（缺）了两个牙。”

全部表演到此结束。丽左琪卡哈哈大笑，不住拍手。

“妙极了！”她叫道，“精彩得很！你猜怎么着，瓦夏？你不参加业余演出，真太傻了！你有了不起的才能嘛！你比绥苏诺夫强多了。我们演过《我是寿星》，有一个业余演员，姓绥苏诺夫的，参加了。他是头一流的喜剧天才！你想想吧：鼻子有芜菁甘蓝那么粗，眼睛发绿，走路像仙鹤似的。……我们都看得哈哈大笑。等一等，我来给你表演一下他走路的样子。”

丽左琪卡跳下床，没戴包发帽，光着脚，开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您好！”她模仿男人的腔调用男低音说，“有什么好消息吗？普天之下有什么新闻吗？哈哈哈！”她扬声大笑。

“哈哈哈！”瓦夏也跟着大笑。

两夫妇只顾大笑，忘了疾病，在卧室里互相追逐。最后瓦夏抓住妻子的衬衫，贪婪地吻她，这场奔跑才算结束。在一次特别热烈的拥抱以后，丽左琪卡忽然想起她病得很重。……

“多么荒唐！”她说，做出严肃的脸色，盖上被子，“大概你忘了我有病！不用说，你真聪明啊！”

“对不起……”丈夫发窘地说。

“病势加重了，那就得怪你。没心肝！坏心肠！”

丽左琪卡闭上眼睛，沉默了。先前那种娇滴滴的和苦难深重的神情回到她的脸上，轻微的呻吟声又响起来。瓦夏给她换过压布，想到妻子待在家里，没有跑到姨母那儿去，不免感到心满意足，就在她脚旁温顺地坐着。他没有睡觉，一直熬到早晨。十点钟医生来了。

“哦，觉得怎么样？”他一面号脉，一面问，“睡觉了吗？”

“睡得不好，”丈夫替丽左琪卡回答说，“很不好！”

医生走到窗口去，瞅着一个过路的扫烟囱工人。

“大夫，我今天可以喝咖啡吗？”丽左琪卡问。

“可以。”

“那么我今天可以起床吗？”

“这，也许，可以吧，不过……最好还是再躺一天。”

“她心绪恶劣……”瓦夏凑着他的耳朵小声说，“思想阴郁……有点悲观。我为她担心极了！”

医生挨着小桌坐下，用手心擦着额头，给丽左琪卡开了溴化钠[3]的药方，然后点头告辞，答应傍晚再来一趟，就走了。瓦夏没有去上班，一直在他妻子脚旁坐着。……中午，她的“才能”的崇拜者纷纷来了。他们忧心忡忡，担惊害怕，送来许多鲜花和法语小书。丽左琪卡戴着雪白的包发帽，穿着薄罩衫，躺在床上，露出迷茫的神情，仿佛不相信自己会复原似的。“才能”崇拜者们瞧见她丈夫，虽然觉得有他在座未免讨嫌，不过很快就原谅他了：在病榻旁边，他们和他由同一种灾难联合在一起了！

傍晚六点钟丽左琪卡睡熟了，又一直睡到夜里两点钟。瓦夏仍旧在她脚旁坐着，竭力克制睡意，换压布，表演犹太人的生活故事。然而，丽左琪卡度过第二个痛苦之夜，到了早晨，却已经在镜子前面转来转去，戴上帽子了。

“你到哪儿去，我的朋友？”瓦夏用恳求的目光瞧着她，问道。

“怎么了？”丽左琪卡吃惊地说，做出吓坏的样子，“莫非你不知道今天玛丽雅·尔沃芙娜家里排戏吗？”

瓦夏把她送走后，没有事可做，闷得慌，就拿起皮包，上班去了。一连两夜没睡，他头痛起来，痛得那么厉害，弄得左眼不听支配，自动闭上了。……

“您这是怎么了，老兄？”他的上司问他说，“出了什么事？”

瓦夏摆一摆手，坐下。

“您不用多问，大人，”他说着，叹口气，“这两天我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啊！我的妻子病了！”

“主啊！”上司惊恐地说，“您的妻子？她怎么了？”

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光是摊开两只手，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那意思仿佛想说：“这也是造物主的意志，有什么办法呢！”

“哎呀，我的朋友，我满心同情您！”上司叹道，眼珠往上翻，“我的好朋友，我已经失去我的妻子了……我明白。那是了不得的灾难……了不得的灾难啊！真可怕……真可怕！我想，现在您的妻子病好了吧？是哪个大夫给她看的病？”

“冯·希捷尔克。”

“冯·希捷尔克？不过您最好还是去请玛格努斯，要不然就请谢曼德利茨基。不过，您脸色惨白！您自己也成病人了！这真可怕！”

“是啊，大人……我一直没睡觉……多么痛苦……受了多少煎熬！”

“可是您却来上班！您何必来呢？我不明白。难道可以硬撑吗？难道可以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您回家去，待在家里，一直到养好病再来！您回去，我命令您！热心公务固然是青年文官的优良特点，可是不要忘记罗马人是怎么说的：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4]，也就是说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头脑！”

瓦夏同意了，把公文放回皮包，向上司告辞，回家睡觉去了。

[1] 她丈夫的名字瓦西里的爱称。

[2] 旧派犹太人常把长鬓发盖在耳朵上。

[3] 一种镇静剂。

[4] 原文为拉丁语。

头等客车乘客

有一个头等客车乘客刚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这时候略微带点醉意，在丝绒长沙发上躺下，舒服地伸个懒腰，开始打盹。他睡了不过五分钟光景，就睁开油亮的眼睛瞧着他的对面[1]，笑着说：

“我那已故的父亲，吃过饭后，总喜欢叫个农妇来搔他的脚后跟。我完全像他，所不同的只是我每次吃过饭后要搔的不是脚后跟，而是舌头和脑筋。我这个有罪的人，吃饱了肚子就喜欢闲聊一阵。您允许我跟您谈谈天吗？”

“奉陪。”对面的乘客说。

“对我来说，美餐一顿以后，只要有一星半点的理由，就足以使得我头脑里生出重大无比的思想。比方说，先生，刚才我跟您在食堂柜台附近看见两个青年人，您听见其中的一个祝贺另一个成了名。‘我祝贺您，’他说，‘您已经出了名，开始有声望了。’显然，他们是演员或者小报的撰稿人。然而问题不在这儿。现在，先生，使我发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名气或者声望究竟是什么意思？您是怎样看的？普希金把声望说成破衣服上一块花花绿绿的补丁[2]，我们都是按普希金的方式，也就是或多或少以主观的态度来理解它的，然而至今还没有人对这个词下过一个清楚而合乎逻辑的定义。我倒情愿付出很高的代价来寻求这样的定义呢！”

“您为什么这样需要它呢？”

“您要明白，如果我们知道声望是什么，我们或许也就知道成名的方法了，”头等客车乘客沉吟一下说，“必须对您说明一下，先生，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一心一意想成名。扬名天下成了我的所谓魔怔。为了成名，我学习，工作，通宵不睡，吃得很少，作践了身体。要让我公平地下一句断语，那么，我似乎具备成名的一切条件。第一，我在职业上是工程师。我活到现在，已经在俄国造了大约二十座宏伟的桥，在三个城市铺过水管，在俄国、英国、比利时……工作过。第二，我写过许多专业论文，都涉及我的本行。第三，我的先生，我从小喜爱化学。我利用闲暇时间研究这门科学，发明了取得某些有机酸的方法，因此您会在国外一切化学教科书里找到我的姓名。我一直在机关里任职，已经升到四等大官，而且我的履历是毫无污点的。我不想再列举我的劳绩和工作来冒渎清听了，我只想说一句，我的成就远比别的名人多。可是怎么样呢？喏，现在我已经老了，可以说准备入土了，可是我的名气也就跟眼前在路基上奔跑着的那条黑狗不相上下。”

“何以见得呢？或许您也出名了。”

“嗯！……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您说吧，您以前可曾听见过克利库诺夫这个姓！”

对面的乘客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一想，笑起来。

“不，没有听见过……”他说。

“这就是我的姓。您是知识界的人，又上了年纪，却从来也没听人说起过我，这正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然，我只是求名心切，可是我的做法完全不对。我一直不知道真正的方法，我想揪住名声的尾巴，然而却走错路了。”

“那么真正的方法该是怎样的呢？”

“鬼才知道！您说说看：要有才能？有天才？超凡入圣？完全不对，我的先生。……有些人跟我在同一个时代生活，跟我相比都只能算是些浅薄、渺小，甚至卑鄙的人，结果却飞黄腾达了。他们做的工作及不上我的千分之一，从没下过苦功，也不见得有才能，也没有求名的心，可是您瞧瞧他们！他们的姓名不断在报纸上和谈话里出现！如果您听着不嫌厌烦，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几年前我在某城造桥。我得对您说明，那个糟糕的小城乏味透了。要不是有女人和纸牌，我似乎要发疯了。嗯，反正事情已经过去，说说也不妨，总之，我闷得慌，就跟一个歌女姘居了。鬼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所有的人都赞叹这个歌女，可是依我看来……该怎么对您说好呢？……她其实是个普通的俗物罢了，像那样的人多得很。这个丫头浅薄，任性，贪得无厌，同时又是个蠢货。她吃得多，喝得多，一觉睡到下午五点钟才醒，此外似乎就什么也说不上了。人家把她看做妓女，这也正是她的职业，不过每逢人们有意用文雅的言辞说到她，就把她叫做女演员或者女歌唱家。从前我是个热爱戏剧的人，因此这种以女演员称号欺世盗名的把戏，鬼才知道惹得我多么愤慨！我的歌女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利自称为女演员以至女歌唱家。这个人完全没有才能，缺乏感情，甚至不妨说，一无可取。按我的看法，她唱得难听，她的‘艺术’的妙处全在于她到必要的时候能把腿扬得高高的，遇到有人走进她的化妆室，她能不羞不窘。她照例选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轻松喜剧上演，戏里有歌可唱，还可以穿上男人的衣服，紧箍在身上，出一出风头。一句话，呸！好，先生，我请您注意地听下去。据我至今记得，临到新桥落成，我们那儿举行过一次盛大的通车典礼。有祈祷式，有演讲，还发了电报，等等。我呢，您知道，在我的产儿身旁走来走去，老是担忧我那颗心会由于我是造桥人而激动得炸开来。反正这是过去的事了，我也不必假意谦虚，我索性对您说吧，我那座桥造得出色极了！那不是桥，而是一幅画，看得人神醉心迷！全城都来参加通车典礼，那你怎能不兴奋！‘好，’我心想，‘这样一来，众人的眼睛就要一齐盯住我看了。这叫我躲到哪儿去才好？’可是，我的先生，我白担心了，唉！除了官方人士以外，根本就没有人把我放在心上。岸上站着一群人，像山羊似的瞧着那座桥，至于桥是谁造的，他们不闻不问。见他们的鬼！顺便说一句，从那时候起我就痛恨我们这些最可敬的公众了。不过我要接着说下去。忽然，公众激动起来，人声鼎沸。……他们脸上绽开了笑容，肩膀活动起来。‘他们必是瞧见我了。’我暗想。哪有这种事，痴心妄想！我一瞧，原来我的歌女挤进人群来了，身后跟着一大帮浪荡子弟。人群的目光急忙跟住这个行列不放。大家七嘴八舌地小声议论起来：‘她就是某某人。……可爱得很！迷人啊！’这时候人家也注意到我了。……有两个后生，大概是当地的舞台艺术爱好者吧，瞅了我一阵，互相看一眼，小声说：‘他就是她的情夫哩！’试问您听了是什么滋味？还有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头戴高礼帽，很久没刮过脸，在我身边站了很久，一会儿用这只脚支住身子，一会儿又换那只脚。后来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知道在对岸走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就是某某人。……她的嗓音很差，不值一提，不过她倒把它运用得挺巧妙！……’

“‘您能告诉我，’我问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说，‘这座桥是谁造的吗？’

“‘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个人回答说，‘总是一个什么工程师吧！’

“‘那么你们城里的大教堂，’我问，‘是谁造的呢？’

“‘这我也说不上来。’

“随后我又问，城里大家认为最好的教师是谁，最好的建筑师是谁，其貌不扬的人对我提出的问题一概回答说不知道。

“‘那么劳驾，请您告诉我，’最后我问道，‘那个女歌唱家跟谁姘居？’

“‘跟一个叫克利库诺夫的工程师。’

“是啊，我的先生，您听了是什么滋味？不过，我接着往下讲。……中世纪游唱歌手和俄罗斯古代歌手在当今世界上已经不复存在，如今名声几乎全要靠报纸来制造了。大桥落成典礼后第二天，我就贪婪地拿起当地的《先驱报》，在那上面寻找有关我的事。那张报纸一共有四版，我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最后总算找到了：喏，这就是！好哇！我开始阅读：‘昨日举行新桥落成典礼，天气晴和，人如潮涌，并有省长大人某某及其他政府人员出席，等等’。结尾是：‘又天才女演员某某，素为我城公众之宠儿，亦光临参加典礼，美艳动人，全场为之轰动，自不待言。该明星身穿……’等等。关于我，却只字不提！半个字也没有！说来也许无聊，不过信不信由您，当时我简直气得要哭！

“我就安慰自己说，内地人是愚蠢的，对他们不必苛求。要成名，就要到智力活动中心，到京城去。正巧当时我有一篇论文在彼得堡，是送去参加竞赛的。竞赛的时期快要到了。

“我就跟这个城告别，坐上火车到彼得堡去。从这个城到彼得堡，有很长的一段路程。喏，为了不致烦闷无聊，我就在火车里定了一个单间，而且……当然，把歌女也带去了。我们坐上火车，一路上吃东西，喝香槟，哇哇地唱歌。后来我们到了智力活动中心。我正好在竞赛那天赶到，而且，我的先生，我荣幸地庆祝我的胜利，原来我的论文获得头奖了。乌拉！第二天我到涅瓦大街，花了七十戈比，把各家报纸统统买全。我赶紧回到我的旅馆房间里，在长沙发上躺下，按捺住我的颤抖，赶紧看报。我翻看一份报纸，什么也没有！我再翻看一份，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我在第四版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昨日著名内地女演员某某乘特别快车抵达彼得堡。我们愉快地发现，南方气候对于我们熟悉的这位女演员颇有裨益，她美妙的舞台风度……’下面的话我就记不得了！在这条消息底下很低很低的地方用极小的铅字刊登了一行：‘昨日某竞赛会上某工程师获头奖。’如此而已！而且我的姓也给印错了：应当是克利库诺夫，却成了克库利诺夫。这就叫智力活动中心啊。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一个月后我离开彼得堡，各报都争先恐后地议论‘我们的举世无双、出神入化、才华盖世的女演员’，而且已经不称呼我的情妇的姓，却称呼她的本名和父名[3]了。……

“过几年后我到了莫斯科。我是由市长写了亲笔信请去的，为了承担莫斯科以及当地报纸已经喊叫了一百多年的一项工程。我用公余时间在当地一家博物馆里发表过五次公开演讲，目的在于为慈善事业筹款。这似乎足以使我在全城至少扬名三天吧，不是吗？可是，唉！莫斯科报纸不论是哪一家，都对我的演讲只字不提！什么火灾啦，小歌剧啦，睡觉的市议员啦，酒醉的商人啦，总之，样样事情都发表消息，唯独对我的工作、计划、演讲一声不响。可爱的莫斯科公众啊！我有一回搭乘公共马车。……车上挤满了人，有上流女人，有军人，有男大学生，有高等女校学生，总之什么人都有。

“‘据说市议会约请一个工程师来承担某项工程，’我对邻座的乘客说，声音响得全车都能听见，‘您可知道这个工程师姓什么？’

“邻座的乘客否定地摇一下头。其余的乘客瞟我一眼，我从他们的目光看出他们似乎在说：‘不知道。’

“‘据说有个人在某博物馆发表演讲来着！’我抓住乘客不放，想攀谈一下，‘据说讲得很有趣！’

“连一个点头的人也没有。显然，大家都没听过演讲，那些上流的太太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家博物馆。这都还不算什么，可是，您猜怎么着，我的先生，突然间乘客们跳起来，扑到窗口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您看，您看！’邻座的乘客推着我说，‘您看见出租马车上坐着的那个黑发男子吗？他就是著名的赛跑健将金[4]！’

“于是全车的人上气不接下气，纷纷议论当时轰动莫斯科的赛跑健将。

“我还可以给您列举许多别的例子，不过我看，举了这些也就够了。现在，姑且假定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爱吹牛，其实庸庸碌碌，然而除我自己以外，我还可以给您举出我的许多同辈，他们都是才华出众、异常勤劳的人，却无声无臭地死了。所有那些俄国的航海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机械工程师、农学家，他们出名吗？我们这班受过教育的人知道俄国的画家、雕塑家、文学工作者吗？有一个老文学工作者，写作很勤，颇有才能，三十三年来踏破不少编辑部的门槛，写过鬼才知道多少张稿纸，为诽谤罪受审二十来次，可是他的名声仍然没有越出他的小窝！我们文学界的泰斗，您简直一个也举不出来，至多也只有因为决斗而丧命，得了疯病，流放在外，或者打牌作弊才名扬天下的！”

头等客车乘客讲得那么起劲，弄得雪茄烟从嘴上掉下地，他就坐起来。

“是啊，先生，”他继续激烈地说，“跟那些人相对照，我却可以给您举出上百个各种卖唱的、卖艺的、演小丑的，他们的名字连吃奶的娃娃都知道。是啊，先生！”

车门吱扭一响，穿堂风吹进来，接着，一个人走进车厢里来，脸色阴沉，披着斗篷，戴着高礼帽和蓝色眼镜。这个人看一下所有的座位，皱起眉头，往前走去。

“您知道这人是谁吗？”从车厢远远的一个角落里传来胆怯的低语声，“他就是某某人，著名的图拉省骗子，由于某银行一案受过审。”

“您瞧瞧！”头等客车乘客说，笑起来，“图拉省的骗子他倒知道，可是您问他知不知道谢米拉茨基[5]、柴可夫斯基，或者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他就要对您不住摇头了。……糟糕透了！”

在沉默中过了三分钟光景。

“请您容许我反过来对您提出一个问题，”对面的乘客说着，胆怯地嗽喉咙，“您可知道普希科夫这个姓？”

“普希科夫？哦！……普希科夫。……不，我不知道！”

“这就是我的姓……”对面的乘客腼腆地接着说，“那么您不知道？我在俄国一所大学里已经当了三十五年教授……而且是科学院院士，先生……我发表过不止一篇论文呢。……”

头等客车乘客和对面的乘客互相看一眼，不禁扬声大笑。

[1] 原文为法语。

[2]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书商和诗人的谈话》（1824）中书商的话：“声望是什么？歌手的破烂衣衫上一块花花绿绿的补丁。”——俄文本编者注

[3] 为了表示尊重。

[4] 英国赛跑健将，1883年夏天曾在莫斯科表演。——俄文本编者注

[5] 谢米拉茨基（1843—1902），俄国画家。——俄文本编者注

天才

绘画工作者叶果尔·萨维奇住在一个尉官的遗孀的别墅里，这时候坐在床上，心里充满早晨常有的那种忧郁情绪。户外已经有秋意。一层层沉重难看的乌云遮蔽天空，寒冷刺骨的风刮个不停。树木带着悲凉的哭声，往一边歪过去。人们可以看见黄色的树叶在空中和地面上不住盘旋。别了，夏天！这种自然界的萧索气象，如果用画家的眼睛去看，倒也另有一种美和诗意，可是叶果尔·萨维奇无心欣赏美。他满腔烦闷，只有转念想到他明天不再住在这个别墅里，心里才感到宽慰。床上，椅子上，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堆着枕头、揉乱的被子、筐子。房间里没有打扫，窗上的花布窗帘已经摘下来。明天就要搬到城里去了！

寡居的女房东不在家。她已经出外去租大车，准备明天运行李。她女儿卡嘉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趁严厉的母亲不在家，早就在这个年轻人的房间里坐着了。明天绘画工作者就要离去，她有许多话要跟他说。她说啊说的，却觉得应该说的话连十分之一也没说完。她眼睛里噙满泪水，瞧着他的乱蓬蓬的头，眼神又悲又喜。叶果尔·萨维奇头发蓬松得不像样子，活像一只野兽。他的头发披到肩胛骨上，脖子上、鼻孔里、耳朵里全生得有胡子，眼睛藏在两道突出的浓眉底下。他的须发那么密，那么乱，要是有一只苍蝇或者蟑螂钻进去，那可就永生永世也休想从这个茂盛的树林里飞出来了。叶果尔·萨维奇听着卡嘉讲话，不住打呵欠。他厌倦了。等到卡嘉抽抽搭搭哭起来，他就皱起眉头，一双眼睛从倒挂下来的眉毛里阴沉地瞧着她，用低沉有力的男低音说：

“我不能结婚。”

“那是为什么呢？”卡嘉轻声问道。

“因为画家，以及一般为艺术活着的人，是不能结婚的。画家必须自由。”

“可是我会在哪方面妨碍您呢，叶果尔·萨维奇？”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泛泛而论的。……著名的作家和画家都绝不结婚。”

“您将来会成名，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您要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才好。我怕我妈。……她很严厉，动不动就冒火。只要她知道您不打算结婚，就这么一场空……那她可就要收拾我了。哎呀，我好苦！再说，您又没有付给她房钱！”

“见她的鬼，我会付给她的。……”

叶果尔·萨维奇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

“要能出国一趟就好了！”他说。

绘画工作者紧跟着讲起再也没有比出国更容易的事了。要做到这一点，只消画好一张画，把它卖掉就成。

“当然！”卡嘉同意说，“那你今年夏天为什么不画呢？”

“可是在这样糟糕的房子里住着怎么能工作？”绘画工作者懊恼地说，“而且在这地方叫我上哪儿去找模特儿？”

楼下，有人恶狠狠地把门关得砰砰响。卡嘉时刻担心母亲会回来，这时候就站起来，跑出去了。屋里只剩下绘画工作者一个人。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很久，一路上绕过椅子和一堆堆家用的破烂东西。他听见回来的寡妇把盘盏弄得叮当响，大声骂几个农民，因为他们要她付给每辆大车两卢布的车钱。叶果尔·萨维奇闷闷不乐，在小立柜跟前站住，皱起眉头，对一个酒瓶瞧了很久。

“啊，巴不得叫你挨一枪才好！”他听见寡妇对卡嘉发脾气说，“你怎么不死哟！”

绘画工作者喝下一杯酒，于是笼罩在他心头的乌云渐渐消散。他觉得他肚子里的五脏六腑好像一齐微微地笑了。他就开始幻想。……他的想象力描绘他日后怎样成名。至于他将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他却想象不出来，可是他清楚地看见报纸都在议论他，商店里出售他的照片，朋友们在他身后嫉妒地瞧他。他极力想象自己在一间豪华的客厅里给许多漂亮的女崇拜者团团围住，然而他的想象力描绘出来的景象却有点模糊不清，因为他平生从没见过客厅。那些漂亮的女崇拜者们也不怎么清晰，因为除卡嘉以外他从没见过别的女崇拜者，也没见过别的正派姑娘。不熟悉生活的人照例根据书本描绘生活，然而叶果尔·萨维奇连书也不看，他本来准备看果戈理的作品，可是读到第二页就睡着了。……

“偏偏烧不燃，该死的！”寡妇在楼下烧茶炊，嚷道，“卡嘉，拿炭来！”

正在幻想的绘画工作者觉得需要对外人谈谈他的希望和幻想。他就走下楼去，来到厨房里，那儿正烧茶炊，烟雾弥漫，胖寡妇和卡嘉在乌黑的火炉旁边忙碌着。他就在大瓦罐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口说：

“做画家真好！我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上班，也不必耕地。……上边没有上司，根本没人管。……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可是我的工作却又给人类带来益处！”

饭后他躺下来“休息”。照例，他一觉要睡到天黑。可是这次饭后不久，他觉得有人拉他的腿，有人笑着叫他的名字。他睁开眼睛，看见他的朋友，风景画家乌克列依金来了，这个人一直出门在外，整个夏天都是在科斯特罗马省度过的。

“啊！”他高兴地说，“我瞧见的是谁呀？”

握手和问话开始了。

“哦，你带回什么了？恐怕已经描了几百张画稿吧？”叶果尔·萨维奇瞧着乌克列依金从皮箱里取出日用品来，说。

“嗯，是啊。……好歹画了一点。……你怎么样？画好什么画了？”

叶果尔·萨维奇在床后边找来找去，满脸涨得通红，从那儿取出一幅油画画稿，绷在一个木框上，上面布满灰尘和蛛网。

“喏。……《同未婚夫分手后独坐窗前的少女》……”他说，“这已经画过三次。不过离画完还远得很呢。”

画面上勾出卡嘉的轮廓，她在敞开的窗前坐着，窗外是花圃和淡紫色的远方。乌克列依金不喜欢这幅画。

“嗯。……气氛很浓，而且……有点传神，”他说，“远方画出来了，不过……这丛灌木刺眼……太刺眼了！”

酒瓶上场了。

将近傍晚，叶果尔·萨维奇的一个住在邻近别墅里的朋友，专画历史画的柯斯特列夫到他家里来了。他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汉子，也是新手，前途颇有希望。他蓄着长发，穿着工作服，衣领仿莎士比亚的样式，举止尊严。他见到白酒，皱起眉头，抱怨胸口痛，可是经不住朋友们敦劝，喝下一杯。

“我想出一个画题，两位老兄……”他带着酒意说，“我想画那么一个尼禄[1]……希律[2]，或者克列片契扬[3]，总之，你们知道，就是这一类坏蛋……而且要用基督教思想来同他对抗。……一方面是罗马；另一方面，你们知道，是基督教。……我想画出那种精神。……明白吗？精神！”

楼下，寡妇不时叫道：

“卡嘉，拿黄瓜来！母马！到西多罗夫小铺去买克瓦斯！”

三个同行，就跟关在笼子里的狼似的，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们一刻也不停地讲话，讲得诚恳而激烈。这三个人心情兴奋，眉飞色舞。如果听一下他们讲的，那么前途啦、名望啦、金钱啦，他们已经都到手了。他们竟没有一个人想到：光阴荏苒，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吃掉别人很多面包，自己的工作却还没有做出一点成绩。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三人都受一条铁面无情的规律约束，根据这条规律，一百个大有希望的新手只有两三个能够出人头地，其余的一概成为废品，扮演着炮灰的角色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却兴高采烈，快乐逍遥，大胆地面对未来！

夜里一点多钟，柯斯特列夫告辞，翻起他的莎士比亚式衣领，回家去了。风景画新手留下，在风俗画新手这儿过夜。临上床睡觉，叶果尔·萨维奇拿起蜡烛，摸到厨房里去找水喝。在狭长而乌黑的过道里，卡嘉坐在一口箱子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合在一起，抬起眼睛看他。她那苍白而疲乏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睛亮晶晶的。……

“是你吗？你在想什么？”叶果尔·萨维奇问她说。

“我在想您将来怎样成名……”她压低喉咙说，“我一直在想您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刚才你们讲的话，我全听见了。……我就不住幻想……幻想。……”

卡嘉发出一连串幸福的笑声，随后又哭起来，恭敬地把手放在她的偶像的肩膀上。

[1] 尼禄（37—68），古罗马帝国皇帝，以暴虐著称，曾迫害基督徒。

[2] 按基督教传说，希律是犹太王，曾迫害耶稣。

[3] 这是为了逗笑而仿效罗马皇帝的名字的发音杜撰出来的名字。——俄文本编者注

食客

小市民米哈依尔·彼得罗夫·左托夫，一个七十岁左右衰迈而孤单的老人，在寒冷和老年人那种周身筋骨痛中醒过来。房间里乌黑，圣像前面的长明灯已经灭了。左托夫撩起窗帘，看看窗外。布满天空的云层已经开始转成鱼白色，太空变得澄清，可见现在至多也不过四点多钟。

左托夫喉咙里咔咔地响着，咳嗽几声，冷得缩起身子，下了床。他按历年养成的习惯在圣像前面站住，祷告很久。他念完《我们的父》、《圣母》、《我信仰》，提到一长串的姓名。至于这都是谁的姓名，他早已忘却，只是拗不过习惯才念一遍。他同样遵照习惯打扫房间和前堂，然后给他的小茶炊生火，那小茶炊是红铜做的，粗壮，安着四条腿。要不是左托夫有这些习惯，他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打发他的老年了。

生上火的小茶炊慢慢地燃旺，忽然出人意外地叫起来，发出颤抖的男低音。

“哼，叫起来了！”左托夫嘟哝说，“你叫吧，早晚叫你倒霉！”

这时候老人连带想起昨天夜里他梦见了火炉。梦见火炉却是一种凶兆。

只有梦境和预兆还能促使他思考。这一回他特别热心地左思右想，一心要解答他的疑问：茶炊为什么叫呢？火炉预告什么可悲的事呢？一开头，梦境就应验了：左托夫洗好茶壶，要煮茶，却发现他的小盒里一丁点儿茶叶也没有了。

“苦役般的生活哟！”他埋怨道，用舌头把嘴里的一小块黑面包转来转去，“简直是狗过的日子！茶叶都没有！如果我是普通的庄稼汉倒也罢了，可我到底是个小市民，自己还有房子呢。丢脸！”

左托夫嘟嘟哝哝，自言自语，穿上他那件好像女人钟式裙的大衣，把脚伸进一双难看的大套靴（那是一八六七年[1]鞋匠普罗霍雷奇做的），走到院子里。外面晦暗，寒冷，阴沉而又平静。大院子里生着蓬松的杂草，地上铺着枯黄的树叶，整个院子在秋天的细雨下略微带点银白色。没有风，没有响声。老人在歪斜的门廊台阶上坐下，于是立刻发生了每天早晨准定会发生的事：他的狗雷斯卡走到他跟前来了。那是一条大看家狗，白色，带黑点，脱了毛，半死不活，闭着右眼。雷斯卡胆怯地走过来，战战兢兢地扭动着，好像它的爪子不是踩着地面，而是踩着烧红的铁板似的。它整个衰老的身子表现出忍气吞声的样子。左托夫装得没有看见它，可是等到它微微摇着尾巴，照先前那样扭动着身子，舔一下他的套靴，他却生气地跺脚了。

“滚开，巴不得你死了才好！”他叫道，“可恶的东西！”

雷斯卡就走到一旁去，坐下，用它那只独眼瞧着主人。

“魔鬼！”左托夫接着说，“你们只差骑到我脖子上来了，磨人精！”

随后他怀恨地瞧着他的板棚，棚顶已经歪斜，生满杂草，门里露出一匹马的大头，正瞧着他。那匹马见到主人注目，大概受宠若惊了，就摇摇头，往前移动。于是从板棚里露出马的整个身子，它也像雷斯卡那么衰老，那么胆怯，低声下气。它腿很细，鬃毛发白，肚子瘪进去，背上露出骨节。它从板棚里走出来，迟疑不定地站住，仿佛怕难为情似的。

“你们怎么就不死哟……”左托夫接着骂道，“你们怎么还没咽气，让我眼前干净点，该服苦役的害人精。……恐怕尊驾要吃东西吧！”他冷笑说，皱起气愤的脸，做出鄙薄的笑容。“遵命，马上照办！这么一匹价值连城的骏马，就该吃最好的燕麦，由着性子吃！吃吧！马上就送来！还有这条贵重的出色的狗，也得好好喂！要是像您这么贵重的狗不想吃面包，那就吃牛肉好了。”

左托夫唠唠叨叨说了半个钟头，越说越有气。最后，他受不住胸中沸腾着的气愤，跳起来，顿着套靴，哇哇地叫，声音响得满院子都能听见：

“我可没有责任非养活你们不可，寄生虫！我又不是财主，能供你们吃饱喝足！我自己都没东西吃，你们这些可恶的瘦鬼，叫你们得了霍乱才好！你们没有给我带来过一点快活，也没带来过一点好处，光是害得我发愁，倾家荡产！为什么你们就不咽了气？你们算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连死神都不来收拾你们！你们自管活着好了，见你们的鬼，反正我不愿意养活你们了！我够了！我不愿意养活了！”

左托夫怒气冲冲，大发脾气，那匹马和狗一声不响地听着。至于这两名食客是不是明白它们因为吃了他的粮食而受到责难，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它们的肚子更加瘪进去，身子缩成一团，神态更加灰溜溜，更加低声下气了。……它们这种温顺的样子越发惹恼了左托夫。

“滚出去！”他忽然灵机一动，嚷起来，“从我家里滚出去！让我的眼睛别再瞧见你们！我可没有责任在院子里养各式各样的废物！滚出去！”

老人迈着小碎步走到大门口，推开大门，从地上拾起一根棍子，着手把他的食客赶出院子。那匹马摇一下头，扭动肩胛骨，瘸着腿往门外走，狗也跟在它后面。它俩来到街上，走出二十步光景，在围墙旁边站住。

“我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左托夫威胁它们说。

他把食客们赶走，才定下心来，着手打扫院子。他偶尔往街上瞧一眼，马和狗都站在围墙旁边，像是生了根，垂头丧气地瞧着大门口。

“你们离开我，自己去过活好了！”老人嘟哝说，觉得心里的气消了一点，“让别人来照料你们就是！我又吝啬又凶……跟我一块儿过不舒服，那就跟别人一块儿去过好了。……是啊。……”

左托夫欣赏食客们沮丧的模样，把牢骚发够了，这才走出门外，脸上做出恶狠狠的神情，嚷道：

“喂，你们呆站着干什么？你们在等谁啊？你们站在马路当中，妨碍人家走路！回到院子里来！”

马和狗垂下头，带着自觉有罪的样子，往门口走来。雷斯卡大概感到自己不配得到宽恕，就凄凉地尖叫起来。

“你们要在这儿过，也随你们，可是讲到吃食，那可休想！”左托夫把它们放进来，说，“哪怕你们饿死也白搭。”

这当儿太阳倒穿透晨雾，钻出来了！斜射的光芒在秋天的细雨里滑过来。外边响起了说话声和脚步声。左托夫就把扫帚放回原处，走出院外，去找他的干亲家和邻居玛尔克·伊凡内奇，那个人开着一家小杂货铺。他走到干亲家那儿，在一把折叠椅上坐下，庄重地叹口气，摩挲着胡子，谈起天气。两亲家从天气谈到新来的助祭，又从助祭谈到唱诗班歌手，这场谈话就扯远了。谈话当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等到店里的学徒提来一只装满开水的大茶壶，两亲家开始喝茶，时间就过得更快，像鸟似的飞掉了。左托夫周身暖和，兴致勃勃。

“我想求你一件事，玛尔克·伊凡内奇，”他喝完六杯茶，用手指头敲着柜台，开口说，“你务必……行一行好，今天再给我八分之一斤[2]的燕麦吧。”

玛尔克·伊凡内奇在大茶壶另一边坐着，发出深长的叹息声。

“你行行好，给我吧，”左托夫接着说，“茶叶呢，就算了，今天你别给了，只给我燕麦吧。……我不好意思求你，我因为穷，已经麻烦过你好多次了，可是……马在挨饿啊。”

“给倒是可以给，”干亲家叹口气说，“何尝不可以呢？不过，你说说，你养着这些瘦鬼干什么用？要是那匹马还能使唤，倒也罢了，可是，呸！瞧着都叫人害臊。……还有那条狗，只剩下骨头架子了！你何苦再养活它们呢？”

“可是叫我拿它们怎么办呢？”

“自有办法嘛。你把它们牵到伊格纳特的死兽剥皮场去，就万事大吉了。它们早就该到那儿去。那才是它们真正的去处。”

“这话当真不错！……我看，也只好这样。……”

“你自己四处讨吃，却还养着牲口，”干亲家接着说，“我倒不是舍不得燕麦。……求上帝保佑你，可是，老兄，每天都给……也太划不来。你的穷没有个头儿啊！给啊给的，我都不知道给到哪天才算完事。”

干亲家叹一口气，摩挲着自己的红脸。

“你还不如死了好！”他说，“你这么活下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是啊，这是真话！不过呢，主偏又不让你死，那你就该想法到养老院或者流浪汉收容所去。”

“这是为什么？我还有亲戚。……我有外孙女。……”

左托夫开始冗长地叙述他的外孙女格拉霞是他侄女卡捷莉娜的女儿，住在某地一个农庄里。

“她得养活我！”他说，“我的房子就是留给她的，那她就得养活我！我马上就去。这，你知道，我说的是格拉霞……卡捷莉娜的女儿。讲到卡捷莉娜，你知道，就是我哥哥潘捷列的老婆的前夫的女儿……明白吗？房子留给她了。……让她养活我就是。”

“行啊，早就该到她那儿去，这总比讨饭强多了。”

“我会去的！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会去的。她得养我！”

过了一个钟头，两亲家各自喝下一小杯酒，左托夫就在店铺当中站住，兴奋地说：

“我早就准备去找她！我今天就去！”

“当然啦！早就该到农庄去，比这么闲逛荡活活饿死强多了。”

“我马上就去！我去了就说：我的房子归你，你养活我，敬重我。她就得这样！要是你不愿意，我就既不给你房子，也不给你祝福！再见，伊凡内奇！”

左托夫再喝下一小杯酒，被新的想法鼓舞着，赶紧回家去了。……他喝过酒，浑身发软，头发昏，可是他没躺下，却把所有的衣服收拾好，打了个包，祷告一阵，拿起棍子，走出院外。他头也不回，用手杖敲着石头，嘴里唠唠叨叨，走完整条街，走到野外。此地离农庄有十俄里到十二俄里远。他顺着干燥的道路走去，瞧着从城里来的畜群懒洋洋地咀嚼黄草，不由得想到刚才他多么果断地作出决定，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他还想到他的食客们。刚才他从家里出来，没关大门，这样就可以让它们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了。

他在野外还没走出一俄里远，就听见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他回头一看，生气地把两只手一拍，原来那匹马和雷斯卡垂着头，夹着尾巴，悄悄跟着他走来了。

“回去！”他对它们挥一下手。

它们就站住，互相看一眼，再瞧着他。他往前走去，它们就又跟在他后面。于是他停下来，开始思索。带着这些动物到不大熟识的格拉霞家去，是不行的，至于往回走，把它们关在家里，他也不愿意，再者，要关也关不住，因为大门已经不中用了。

“它们关在板棚里会饿死，”左托夫想，“是不是干脆到伊格纳特那儿去一趟？”

伊格纳特的小屋坐落在牧场上，离拦路杆不过一百步远。左托夫还没作出最后决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举步往那边走去。他头晕，眼前发黑。……

至于在伊格纳特的死兽剥皮场里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他却记不大清了。他只记得他走进伊格纳特的小屋，闻到兽皮的浓重刺鼻的臭气和伊格纳特正在喝的白菜汤的香味。他好像做梦似的瞧着眼前发生的事，伊格纳特叫他等了两个小时，长久地准备着什么东西，换上衣服，跟一个女人谈到升汞。他记得那匹马给放到马架子上，这以后就发出两下低沉的响声：一下是打在头盖骨上的声音，一下是巨大的马尸倒在地上的声音。雷斯卡瞧见它的朋友死了，就尖叫一声，向伊格纳特那边扑过去，于是发出第三下响声，顿时把尖叫声止住了。后来，他记得，他见到两具尸体，就醉意蒙眬，糊里糊涂地走到马架子跟前，把自己的头也伸过去。……

后来，直到那天傍晚，他的眼睛上老是蒙着一层雾，他甚至看不清自己的手指了。

[1] 这篇小说发表于1886年，可见这双套靴已经穿过二十年了。

[2] 此处指俄斤，1俄斤等于0.41公斤。

男一号

男一号[1]叶甫根尼·阿历克塞耶维奇·波德查罗夫，体态匀称，风度潇洒，生着一张椭圆脸，眼睛下面浮肿，目前为了赶演戏季节，来到南方一个城市。他办的头一件事就是极力跟当地几个有声望的人家应酬周旋。

“是啊，先生[2]！”他常说，优雅地摆动腿，露出红袜子，“艺术家必须间接地和直接地影响群众。头一种目的可以通过舞台上的表演达到，第二种目的却要依靠跟市民们交往才能达到。说实话，说实话③，我就不懂我们的演员同行们为什么不肯跟别人的家庭来往。这是为什么？姑且不谈宴会、命名日盛会、馅饼、例行晚会④，姑且不谈这些快活事吧，只要想想他对社会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精神影响就够了！你体会到你在把一星火花投到某人麻木的脑瓜子里去，这岂不愉快？而且会碰见各种典型人物哩！还有女人！我的上帝⑤，什么样的女人啊！叫你看得头昏眼花！你摸进一个商人的大宅子，溜进深闺密室，摘下一只又嫩又红的小橙子，嘿，神仙般的快活啊！说实话！”

在这个南方城市，除了别的人家以外，他还认识了工厂主赛巴耶夫的有声望的家庭。可是如今，他每逢回想这次结交，总是鄙夷地皱起眉头，眯细眼睛，烦躁地揪表链。

有一回，那是在赛巴耶夫家的命名日宴会上，这个艺术家坐在他的新相识的客厅里，照例高谈阔论。他四周的圈椅上和长沙发上坐着“各种典型人物”，和蔼地听他讲话，隔壁房间里传来女人的笑声和喝晚茶的声音。……他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讲他在舞台上的成就，每说一句话就喝一口加罗木酒的茶，脸上极力做出满不在乎的厌烦神情。

“我主要是内地的演员，”他说，谦虚地微笑，“不过也在京城演过戏。……我要顺带讲一件事，它充分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状态。有一次在莫斯科，那是我的福利演出场[3]，青年们送给我那么一大堆桂冠，我敢凭我认为神圣的一切东西起誓，我都没有地方放它们了！说实话！后来，正赶上我缺钱用，就把桂叶[4]送到商店去卖掉。……你们猜猜看：桂叶有多重？两普特[5]零八斤[6]呐！哈哈！这笔钱别提多么经用了。一般说来，艺术家常常很穷。今天我手上有成百上千，明天却又分文不名了。……今天我连一块面包也吃不上，明天却大吃牡蛎和安抽鱼[7]，见鬼。”

市民们规规矩矩地凑着茶杯喝茶，听他讲话。心满意足的主人，不知道该怎样款待这个受过教育而且有趣的客人才好，就把从外地来的他那远亲巴威尔·伊格纳捷维奇·克里莫夫介绍给他，那人是个四十岁上下的胖子，穿着长礼服和极肥的裤子。

“我来介绍一下！”赛巴耶夫介绍克里莫夫说，“他爱好戏剧，以前自己就演过戏。图拉省的地主！”

波德查罗夫和克里莫夫就攀谈起来。使得他俩大为愉快的是，图拉省地主居住的那个城恰好就是男一号在那儿一连演过两个季节戏的城市。他们就开始谈那个城市，谈双方都认识的熟人，谈剧院。……

“您要知道，我非常喜欢那个城！”男一号说，露出红袜子，“多么好的马路，多么可爱的公园啊……什么样的社交界！多么好的社交界呀！”

“是啊，很好的社交界。”地主同意说。

“那是个商业城，可是文化空气非常浓！……比方说，嗯嗯嗯……中学校长啊，检察官啊……军官啊。……县警察局长也不坏。……这个人，正如法国话所说的，是中心人物[8]。还有那些女人！真主[9]啊，什么样的女人哟！”

“是的，女人……确实……”

“也许我偏心吧！不过，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你们城里，我在恋爱方面走运极了，简直可以写出十部长篇小说来呢。比方就拿这段风流韵事来说。……当时我住在叶果烈夫斯克街，就是地方金库所在的那幢房子里。……”

“就是那幢没粉刷过的红房子吧？”

“对，对……没粉刷过。……我现在还记得，我隔壁的柯谢耶夫家住着当地的美人儿瓦莲卡。……”

“就是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克里莫夫问道，高兴得眉开眼笑，“的确是个美人儿。……在城里首屈一指呢！”

“称得上在城里首屈一指！古典的脸型……又大又黑的眼睛，大辫子齐到腰上！她看过我演的《哈姆雷特》。……她模仿[10]普希金的达吉雅娜[11]，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呢，当然，回了信。……”

波德查罗夫往四下里看一眼，相信客厅里没有女人，就转动眼珠，忧郁地微微一笑，叹口气。

“有一天散戏后，我回到家里，”他放低声音说，“她正在我的长沙发上坐着呢。于是流泪啦，诉说爱情啦……接吻啦……就都开始了。……啊，那真是神魂颠倒的一夜，妙不可言的一夜！后来，我们的恋爱持续了两个月，然而都及不上那一夜。多美的一夜啊，说实话！”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克里莫夫嘟哝说，涨红脸，睁大眼睛瞧着演员，“我对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了解得很清楚。……她是我的外甥女！”

波德查罗夫心慌了，也睁大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克里莫夫继续说，摊开两只手，“我了解这个姑娘，而且……而且……这真使我感到惊讶。……”

“我很抱歉偏巧发生了这样的事……”演员支吾道，站起来，用小手指揉他的左眼，“不过……当然，您作为舅舅……”

客人们本来一直愉快地听演员讲话，报以微笑，这时候也觉得难为情，垂下眼帘了。

“不，劳驾把您的话收回去……”克里莫夫极其困窘地说，“我请求您这样做！”

“如果这话……嗯嗯嗯……伤了您，那就遵命！”演员回答说，还做了个意义不明的手势。

“那么请您承认您说了谎话。”

“我？不……嗯嗯嗯……我没说谎话，不过……很抱歉，我没加考虑就说出口了。……可是，总的来说……我不明白您怎么用这种口气说话！”

克里莫夫沉默不语，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仿佛在思考，或者举棋不定似的。他的胖脸涨得越来越红，脖子上暴起青筋。他来回走了两分钟光景，然后走到演员跟前，带着哭音说：

“不，劳驾，请您承认您说的关于瓦莲卡的事是谎话！劳驾！”

“奇怪！”演员说着，耸了耸肩膀，勉强微笑，摇着腿，“这……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那么您不愿意承认？”

“我真不懂！”

“您不愿意吗？既是这样，那就对不起了。……我不得不采取不愉快的步骤。……先生，要么现在我当场辱骂您一番，要么……如果您是个高尚的人，就请您接受我的要求，来一次决斗。……我们互相射击！”

“遵命！”男一号清楚地说着，做出鄙夷的姿势。“遵命！”

客人们和主人慌张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把克里莫夫拉到一旁，要求他别闹出笑话来。女人们惊讶的脸纷纷在门口出现。……男一号转悠一阵，唠叨几句，然后做出仿佛受了侮辱而不能在这所房子里久留的样子，拿起帽子，没有告辞就走掉了。

男一号走回家去，一路上鄙夷地微笑，耸动肩膀，可是回到旅馆房间里，在长沙发上躺下，却感到惶惶不安。

“见鬼！”他想，“决斗倒没什么关系，他打不死我的，不过麻烦的是同事们都会知道这件事，他们十分明白我是胡扯。糟糕！那我就会在全俄国丢脸了。……”

波德查罗夫沉思一下，吸一阵烟，接着，为了叫自己镇定下来，就上街去了。

“应当跟这个大老粗谈一谈，”他想，“要给他那蠢笨的脑瓜子开一开窍，叫他知道他是蠢材，傻瓜……我根本不怕他。……”

男一号走到赛巴耶夫的房子前边，站住，瞧着窗子。花边窗帘里，仍然灯火辉煌，人影移动。

“我等他出来！”演员决定。

天色乌黑而阴冷。讨厌的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就跟从细箩里筛出来的一样。……波德查罗夫把胳膊肘倚在路灯的灯柱上，心里乱糟糟的。

他淋湿了衣服，疲惫不堪。

夜里两点钟，客人们才从赛巴耶夫家里走出来。……图拉省地主最后一个在门口出现。他叹一口气，声音响得整条街都能听见，然后他那双沉重的套靴踩在人行道上，发出嚓嚓的响声。

“对不起！”男一号追上他，开口说，“您等一会儿！”

克里莫夫停住脚。演员微笑一下，游移不定，吞吞吐吐地开口说：

“我……我承认……我说的是谎话。……”

“不行，先生，请您当众承认这一点！”克里莫夫说，脸又涨得通红，“这件事我不能就这样放过去。……”

“这我不是在道歉吗！我在求您……您难道不明白？我来求您是因为，您也会同意，决斗会惹出闲话来，我呢，在工作……我有许多同事……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

男一号极力装得满不在乎，微微笑着，把身体挺直，然而他的本性却不听从支配，他嗓音发抖，眼睛负疚地眨巴，头低下去。他叽叽咕咕说了很久。克里莫夫听他讲完，想了想，叹口气。

“好，就这样吧！”他说，“求上帝饶恕您。只是下一次不要再说谎话，年轻人。再也没有比说谎更使人失身份了。……是啊！您年轻，又受过教育。……”

图拉省地主好心好意，用父辈的口吻教训了一番。男一号听着，温和地微笑。……等到那一个讲完，他就赔着笑脸，不住鞠躬，然后缩起身子，迈着负疚的步伐往他的旅馆走去。

过了半个小时，他躺下睡觉，已经感到脱离险境，心情畅快了。他定下心来，由于那场纠纷这样顺利结束而心满意足，就盖上被子，很快睡着了，而且睡得踏踏实实，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才醒过来。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3] 借某一演员生日等机会举行专场演出，使该演员多得收入。

[4] 烧菜时可作调味用。

[5] 1普特等于16.38公斤，约合我国33市斤。

[6] 此处指俄斤。1普特等于40俄斤。

[7] 都是名贵的菜肴。

[8] 原文为法语。

[9] 伊斯兰教对上帝的称呼。

[10] 原文为法语。

[11] 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女主人公，她在信中吐露了自己的爱情。

在黑暗里

一只不大不小的苍蝇钻进副检察官和七等文官加京的鼻子里去了。究竟它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呢，还是出于轻率而飞进去，或者由于黑暗而失足，这都不得而知，反正鼻子不能容忍异己的物体存在，就发出打喷嚏的信号。加京果然打了个喷嚏，打得畅快极了，发出尖细的呼哨声，而且响极了，震得床铺猛的一颤，弹簧受到惊扰而吱吱嘎嘎响。加京的妻子玛丽雅·米海洛芙娜是个高大丰满的金发女人，这时候也猛地一颤，醒过来了。她瞧瞧黑暗，叹口气，翻一个身。过了大约五分钟，她又翻个身，把眼睛闭紧点，可是她再也睡不着了。她不住叹气，翻了几次身，后来索性坐起来，爬过丈夫的身子，穿上拖鞋，走到窗前去。

外面漆黑。她只能看清树木的轮廓和堆房的黑房顶。东方已经微微泛白，可是就连那点鱼白色也快被乌云遮蔽了。空气在沉睡，包缠在昏暗里，一片寂静。别墅区的守夜人原是要敲响梆子、打破夜间的寂静才可以领工钱的，这时候却没敲，甚至长脚秧鸡这种不怕跟京城来的别墅住客们作伴的唯一野禽，也默不作声。

打破寂静的倒是玛丽雅·米海洛芙娜自己。她站在窗前，朝院子里望着，忽然尖叫一声。她觉得仿佛有个黑影从花圃旁一棵剪过枝子的细杨树那边溜到正房这儿来。起初她以为那是一头奶牛或者马，后来揉了揉眼睛，才看清那是个人影。

后来她又仿佛看见那个黑影走到厨房窗子跟前，站了一会儿，分明游移不定，然后举起一条腿，伸到窗框上……爬进乌黑的窗口去了。

“贼！”她头脑里闪过这个想法，脸色顿时变得死白。

一刹那间，她的想象力勾勒出别墅女住客极其害怕的一幅画面：那个贼钻进厨房，从厨房溜进饭厅……偷立柜里的银器……随后摸进卧室……手拿斧子……露出一副强盗的嘴脸……偷金首饰。……她膝盖发软，背上起了鸡皮疙瘩。

“瓦夏[1]！”她摇着丈夫的身子说，“瓦西里！瓦西里·普罗科菲奇！哎呀，我的上帝啊，你像是死人！醒一醒，瓦西里，我求求你！”

“啊？”副检察官咕哝一声，吸进一口气去，嘴里发出咀嚼的声音。

“看在造物主的分上，你醒一醒！贼钻进我们厨房里来了！我站在窗前往外瞧，不料有个人爬进窗子来了。他会从厨房溜到饭厅……那儿的立柜里有银汤匙呐！瓦西里！去年玛芙拉·叶果罗芙娜家里也有贼像这样溜进去过。”

“你……谁？”

“上帝啊，他没听见！可是你要明白，呆子，我刚才瞧见有个人爬进我们厨房来了！彼拉盖雅会吓坏的，而且……而且立柜里有银器啊！”

“胡扯！”

“瓦西里，这真叫人忍无可忍！我跟你讲危险，你却只顾睡觉，哼哼哈哈！你究竟要怎么样？你要人家把我们偷光，再杀死我们？”

副检察官慢腾腾地爬起来，在床边坐下，弄得空中满是响亮的呵欠声。

“鬼才知道你们这班人是怎么回事！”他抱怨说，“莫非夜里都不让人消停？为一丁点小事就把人吵醒！”

“可是我对你赌咒，瓦西里，我确实看见一个人爬进窗子来了！”

“哦，那又怎么样？要爬就让他爬吧。……这大概是彼拉盖雅的消防队员来找她。”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这是消防队员来找彼拉盖雅。”

“那就更糟！”玛丽雅·米海洛芙娜叫道，“这比贼还坏！我不能容忍我家里有这种厚颜无耻的事！”

“哎哟，这种美德可真是少见。……‘我不能容忍厚颜无耻的事。’……可是难道这算是厚颜无耻？何必乱用外来语[2]呢？这种事，我的小母亲，是古来就有，相沿成习了。做消防队员的，本来就常找厨娘相好。”

“不行，瓦西里！可见你不了解我！我不能容许我家里发生这种……这种事。……请你马上就到厨房去吩咐他滚蛋！你马上就去！明天我会对彼拉盖雅说，叫她不要放肆，不许她再干这样的事！等我死了，你们自管容许家里发生这种无耻的事，现在我可不许你们胡来。请走一趟！”

“见鬼……”加京懊恼地嘟哝说，“哎，你用你那妇道人家的小脑筋好好想一想：我何苦跑到那儿去呢？”

“瓦西里，我马上就要昏倒了！”

加京吐口唾沫，穿上拖鞋，又吐口唾沫，就往厨房走去。一路上黑得就跟在封口的大木桶里一样，副检察官不得不摸索着走。在路上他摸到儿童室的门口，叫醒保姆。

“瓦西里莎，”他说，“昨天傍晚你把我的长袍拿去刷了，放在哪儿了？”

“我把它，老爷，交给彼拉盖雅去刷了。”

“这还成个什么章法？拿倒拿走了，可又不放回原处。……现在只好不穿长袍四处逛荡！”

他走进厨房，往放锅的搁板走去，厨娘就睡在搁板下面一口箱子上。

“彼拉盖雅！”他摸到她的肩膀，推一下说，“你！彼拉盖雅！喂，你装佯干什么？反正你也没睡着！刚才是谁爬进窗子找你来着？”

“嗯！……您好！爬进窗子来！谁爬进来了？”

“可是你……别蒙哄人了！你还是叫你那个混蛋趁早走掉的好。听见没有？这儿没有他的事干！”

“您疯了，老爷？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啊。……哪有这样的蠢娘们儿。……我整天价累得要命，东奔西跑，一刻也不得消停，可是到晚上还要听这种数落。我一个月只挣四卢布……茶叶和糖都要我自己出钱买，可是除了这种话以外，谁也不好好待承你。……从前我在商人家里干活，就没受过这种气。”

“得了，得了……用不着发牢骚！马上叫你那个撒野的兵离开这儿！听见了吗？”

“您造孽啊，老爷！”彼拉盖雅带着哭音说，“您是知书明礼的老爷……又是贵族，可是您就不明白，要欺负我们是很容易的……反正我们苦命……反正我们的日子悲悲惨惨……”她哭起来，“又没有人给我们撑腰。”

“得了，得了……其实我倒无所谓！这是太太打发我来的。要按我的意思，你就是把个妖精放进窗里来，我也满不在乎。”

副检察官如今所能做的，只有承认他这样质问她不对，然后回到妻子那边去。

“你听我说，彼拉盖雅，”他说，“你把我的长袍拿去刷了。它在哪儿？”

“哎呀，老爷，对不起，我忘了把它放到您的椅子上了。它就挂在炉灶旁边的小钉子上。……”

加京在炉灶旁边摸到长袍，把它穿上，然后吃力地走回卧室去。

玛丽雅·米海洛芙娜看到丈夫走后，就在床上躺下，等他回来。她安静地躺了三分钟光景，可是后来开始提心吊胆了。

“啊，他去得太久了！”她想，“如果那家伙……只是个无耻之徒，倒也罢了，可万一是个贼呢？”

她的想象力又勾勒出一幅画面：丈夫走进乌黑的厨房……一把斧子迎头劈下来……他一声也没吭就死了……地下一摊血。……

五分钟，五分半钟，最后六分钟过去了。……她额头上冒出冷汗来了。

“瓦西里！”她尖叫道，“瓦西里！”

“哎，你喊什么？我就在这儿……”她听见丈夫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有人要杀你还是怎么的？”

副检察官走到床跟前，在床沿上坐下。

“那儿根本就没有外人，”他说，“你这是一时看花了眼，你这怪人。……你自管放心，你那个傻娘们儿彼拉盖雅就跟她的女主人一样贞洁。你也真是胆小！你这个人啊……”

副检察官就开始讥诮他的妻子。他兴致勃勃，再也不想睡觉了。

“你简直是个胆小鬼！”他笑着说，“你明天还是到大夫那儿去治一下眼花的毛病吧。你神经错乱了！”

“这儿有煤焦油的气味……”妻子说，“煤焦油或者葱一类的气味……白菜汤的气味。”

“嗯，是啊。……空气里是有那么一种气味。……反正我们也睡不着！这样吧，我来点上蜡烛。……我们的火柴在哪儿？我顺便把高等法院检察官的照片拿给你看看。昨天他跟我们告别的时候，送给大家每人一张照片。还亲笔签了名呢。”

加京在墙上擦亮火柴，点上蜡烛。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迈步离开床前去取照片，身后就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尖叫。他回头一看，却瞧见他妻子两只大眼睛朝着他看，充满了惊愕、恐惧、震怒。……

“你把你的长袍脱在厨房里了？”她脸色苍白地问。

“什么？”

“你看你身上！”

副检察官瞧一瞧自己，不由得叫一声“哎呀”。原来他肩膀上披着的不是他的长袍，而是消防队员的军大衣。它是怎么跑到他的肩膀上来的？他正思考这个问题，他的妻子却在她的想象里勾出一幅吓人的而且糟糕透顶的新画面：一片幽暗、寂静无声、喁喁私语，等等，等等。……

[1] 瓦西里的爱称。

[2] 原文是“динизм”，在俄语中，此词来自希腊语kynismos。

小事

那是八月间的一个中午，阳光灿烂，我跟一个家道中落的俄国穷公爵坐着马车，到通常称为沙别尔斯基的大树林去，打算在那儿寻找松鸡。我的穷公爵由于在这篇小说里所占的地位，理应得到详细的描写。他是个身材修长而匀称的黑发男子，年纪还不算老，然而已经饱经沧桑，蓄着警察局长那种长唇髭，生着黑色的爆眼睛，具有退役军人的气派。他智力不高，言谈举止像是东方人，可是为人诚实而耿直，不是一生气就动武的人，也不是花花公子，更不是沉湎于酒色的人，然而这些优点在社会人士心目中却成了毫无光彩和微不足道的证明。社会上的人都不喜欢他（本县的人无不称他为“呆爵爷”），可是我个人倒极其同情他，因为他这一辈子不断遭到各种不幸和挫折。首先，他穷。他并不打牌，也不纵酒，更不办事业，从来也不瞎管别人的事，总是沉默寡言，可是他父亲留下的三四万家财，他却不知怎么统统花光了。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我只知道有许多钱是因为缺乏管理而被总管、管家以至听差盗去，有许多钱却是借出去，赠送外人，为人作保而赔掉了。在本县，很少有哪个地主不欠他钱。他素来有求必应，这与其说是出于发善心或者对人信任，倒不如说是故意摆出上流人的风度，他仿佛在说：你拿去吧，领教一下我的体面[1]吧！我跟他相识，是在他已经负债累累，领略过第二次抵押[2]的味道，陷入泥淖不能自拔的时候。有些日子他吃不到饭，烟盒是空的，可是人们永远看见他装束整齐，穿着时新的衣服，身上永远冒出浓重的加拿楷树[3]的香味。

公爵的第二种不幸是孤身一人。他没结婚，也没有至亲好友。他那不爱说笑、落落寡合的性格，以及他越要遮掩贫穷就越引人注目的体面，都妨碍他同别人接近。至于谈情说爱，他又太沉闷，疲沓，冷漠，因而很难跟女人合得来。……

我和这个穷公爵到达树林旁边，下了马车，顺着狭长的林中小径走去，这条小径隐藏在蕨丛的大叶子的阴影里。可是我们还没走出一百步远，就有一个瘦长的人从一棵新生的、只有一俄尺[4]高的小云杉后边闪出来，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他生着长长的椭圆脸，身穿破旧的短上衣，头戴草帽，脚上穿着漆皮长靴。这个陌生人一只手提着装菌子的筐子，一只手戏弄着他坎肩上一条价钱便宜的表链。他见到我们，局促不安，理了理坎肩，殷勤地嗽一下喉咙，愉快地微微一笑，仿佛见到我们这样的上流人很高兴似的。后来，他完全出乎我们意外，迈开长腿，沙沙响地踩着草地，弯下整个身子，愉快地微笑着，走到我们跟前，举了举帽子，用狗叫般的谄媚声调说：

“哦哦哦……两位先生，尽管我难于说出口，却不得不预先警告你们：这个树林里是禁止打猎的。请原谅，我不认识你们，却斗胆打搅你们，不过……请容许我介绍自己，我姓格龙托夫斯基，是康杜陵娜夫人的庄园总管！”

“跟您认识很高兴。可是为什么不可以打猎呢？”

“树林的女主人定下了这条规矩！”

我和公爵面面相觑。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公爵站在那儿，呆呆地瞧着脚旁边他用手杖打落的一个大毒蝇蕈。格龙托夫斯基仍然愉快地微笑。他整个脸都在颤动，现出甜得像蜜那样的表情，连他坎肩上的表链好像也在微笑，极力要向我们表示殷勤似的。困窘的阴影正像沉静的天使那样飞过空中，我们三人都感到不自在。

“胡说！”我说，“只不过上个星期，我还在这儿打过猎！”

“这很可能！”格龙托夫斯基说着，从牙缝里发出嘻嘻的笑声，“事实上大家都不顾禁令在这儿打猎，不过我既然遇见你们，那么我的职责……我的神圣的责任就是预先警告你们。我是奉命办事的人。如果这片树林是我的，那么凭格龙托夫斯基的人格担保，我不会反对你们的愉快的消遣。然而格龙托夫斯基却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这又能怪谁呢？”

这个身材细高的人叹口气，耸了耸肩膀。我开始争论，冒火，证明，可是我讲得越是响亮，有道理，格龙托夫斯基的脸就越是甜蜜，越是惹人腻味。显然，他感到他拥有支配我们的某种权力，这使他得到极大的乐趣。他欣赏他自谦的口气、他的彬彬有礼、他的风度，带着特殊的感情念出他的响亮的姓，大概他是很喜欢这个姓的。他站在我们面前觉得很自在。只是他偶尔用难为情的目光瞟一下他的筐子，由此可以断定，只有一种东西败坏他的心境，这就是那些菌子，它们显得那么女人气，土气，大煞风景，伤了他的面子。

“我们偏不回去！”我说，“我们已经走了十五俄里路！”

“有什么法子呢！即使你们不是走了十五俄里，而是十万俄里，哪怕美国的或者别的遥远国家的皇帝来到此地，我也认为我有责任……所谓神圣的职责……”

“这树林是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吧？”公爵问。

“对，先生，是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

“现在她在家吗？”

“在家，先生。……这样吧，你们索性到她那儿去一趟，离这儿至多不过半俄里。要是她给你们开一张条子，那我……当然从命！哈哈……嘻嘻。……”

“也好，”我同意说，“去找她总比往回走近得多。……您就到她那儿去一趟吧，谢尔盖·伊凡内奇[5]，”我转过身来对公爵说，“您认识她。”

公爵本来一直瞧着被他打落的毒蝇蕈，这时候抬起眼睛瞧着我，沉吟一下，说：

“以前我倒认识她，可是……我去找她不大合适。再者我穿得也不整齐。……您去吧，您跟她不认识。……您倒方便些。”

我同意了。我们坐上双轮轻便马车，由格龙托夫斯基的笑脸护送着，沿林边往地主庄园走去。娜杰日达·尔沃芙娜·康杜陵娜娘家姓沙别尔斯基，我以前不认识她，早先从没跟她见过面，只是对她有所耳闻。我知道她非常富有，全省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她父亲沙别尔斯基地主只有她一个女儿，他死后给她留下好几处田产、一个养马场和许多钱。我听说，她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却生得不美，缺乏光彩，跟一般人那样平庸，只因为家财豪富，才跟本县的一般太太小姐有所不同而已。

我素来以为财富是可以感觉到的，富人一定有穷人无从领略的特殊感受。往常我路过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大果树园，看见其中矗立着一座沉重的大厦，窗上永远下着窗帘，总是暗想：“目前她有什么感觉？那边，窗帘里边，有幸福吗？”有一次我远远看见她坐在一辆上等的双轮轻便马车上，赶着一匹漂亮的白马，不知从哪儿来，于是我这个罪人不但羡慕她，甚至认为她的神态、她的动作都有一种不富裕的人所缺乏的特别之处，这就像奴性十足的人遇到比自己身份高贵的人，往往从他们普通的外貌就一眼看出他们出身上流一样。关于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内心生活，我只从别人的闲话当中听到一点。据本县人说，五六年前，她还没出嫁，她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她热烈地爱上了目前跟我并排坐在马车上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公爵。当时公爵喜欢到她的老父亲家去，往往整天在他的台球房里打台球，总也玩不厌，一直玩到胳膊和腿都酸痛了才罢休。可是老人去世的半年前，公爵突然不到沙别尔斯基家里去了。本县那些爱说闲话的人看到这种急剧的转变，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就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有人说，公爵已经发现相貌不美的娜杰日达钟情于他，却又无法回报，便认为自己既是正派人，就应当中止这种来往。另外又有人断言，沙别尔斯基老人发现他女儿何以憔悴，就向不富裕的公爵建议同她结婚，公爵却想不开，认为这是要收买他和他的爵衔，一怒之下说了许多蠢话，吵翻了脸。这些闲话究竟是真是假，那很难说，不过公爵一向避免谈到娜杰日达·尔沃芙娜，可见那些闲话多少总有一点道理。

我知道娜杰日达·尔沃芙娜在父亲死后不久，嫁给一个从外地来的法学候补博士康杜陵，这人家道不富，却工于心计。她嫁给他不是因为爱他，而是法学候补博士的爱情打动了她的心，据说他出色地扮演了热恋的情人的角色。在我描写的这个时期，她丈夫康杜陵不知什么缘故住在开罗，常写些《旅行札记》寄给他的朋友，本县的首席贵族。她呢，由一群靠她养活的女食客包围着，在放下窗帘的屋子里苦恼地过下去，做些零星的慈善工作来打发她那寂寞的日子。

公爵在去庄园的路上谈兴大发。

“我已经有三天没回家了，”他小声说着，斜起眼睛看马车夫，“瞧，我活这么大，又不是娘们儿，也不信邪，可就是受不了民事执行吏[6]。我在家里一见到民事执行吏，就脸色发白，周身打抖，甚至腿肚子抽筋。您知道，罗戈仁把我告到法院，逼着我还债呢！”

一般说来公爵是不喜欢抱怨他的困境的。凡是涉及穷寒的事，他总是绝口不提，极爱面子，做出道貌岸然的神情，因此他这些话使我暗暗吃惊。他久久地瞧着树林中被太阳晒暖的黄色空地，然后抬起眼睛眺望一长串仙鹤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飞，随后回过头来瞧着我。

“九月六号以前我要筹足一笔款子交给银行……付田产的利息！”他大声说着，不再顾忌马车夫了，“可是到哪儿去筹款呢？总之，老兄，我一筹莫展！唉，简直一筹莫展！”

公爵看了看他枪上的扳机，不知什么缘故对它吹一口气，然后抬起眼睛寻找那些不见踪影的仙鹤。

“谢尔盖·伊凡内奇，”我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您想一想，要是您的沙契洛甫卡田产卖掉抵债了，那您怎么办？”

“我？不知道！沙契洛甫卡总归保不住了，这就跟二乘二等于四一样，可是我又没法想象这样的灾难。我不能想象我连每天的面包都没有着落。我怎么办呢？我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至今也没工作过，如今再开始到机关去任职已经嫌迟了。……再者，进什么机关任职呢？我在什么地方任职合适呢？我们姑且假定，在地方自治局任职用不着多大的聪明才智，可是我……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有点胆怯，一丁点儿勇气也没有。我真要是到机关里去任职，就会老是觉得走错了地方。我不是理想主义者，不是空想主义者，也不信奉什么特别的原则，大概只不过是愚蠢、懦弱无能而已。我是个精神病患者，懦夫。总之我跟别人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差不多，唯独我是那么一种……那么一种怪人。……上星期三我遇见过纳里亚京。您知道他，他是酒鬼，衣冠不整……欠了钱不还账，蠢头蠢脑，”公爵皱起眉峰，摇摇头，“……是个糟透了的人！他身子摇摇晃晃，对我说：‘人家要推选我做调解法官了！’当然，他是选不上的，不过，说实在的，他倒相信自己适合做调解法官，认为能胜任这个工作呢。他又有勇气又自信。我还坐车去看望过我们的法院侦讯官。那个人一个月领二百五十薪金，可是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只知道成天价光穿着衬里衣裤在屋里走来走去，可是您问他，他却相信他在做事，诚实地履行他的职责呢。这我就做不到！我就会不好意思正眼看会计主任的脸。”

这时候，格龙托夫斯基骑着一匹不高的枣红马神气活现地在我们面前经过。他左臂肘上挎着篮子，白色的菌子在篮子里跳动着。他追上我们，向我们龇牙一笑，挥一下手，像是见到了老相识。

“蠢货！”公爵瞧着他的背影，咬着牙说，“说来奇怪，有的时候看见心满意足的脸子，心里厌恶极了。这是愚蠢的兽性感情，多半是由饥饿产生的。……刚才我讲到哪儿了？哦，对了，讲到工作。……我会不好意思领薪金的，不过，其实，这是愚蠢的。如果往大处看，严肃地考察一下，那么，就连现在我吃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不是这样吗？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倒不叫人害臊。……这也许是习惯的缘故吧……要不然，就是没能理解自己真正的处境。……这种处境多半是可怕的！”

我瞧着他：莫非公爵在卖弄聪明？可是他脸色温和，眼睛忧伤地瞅着那匹不高的枣红马越跑越远，倒好像他的幸福也随着它一齐逃跑了似的。

显而易见，他的心境激愤而忧伤，每逢这种时候，女人就会没来由地悄悄落泪，男人就一心想要抱怨生活，抱怨自己，抱怨上帝。……

在庄园门口，我下了马车，公爵说：

“有一回，有个人要叫我难堪，就说我生着骗子的相貌。我自己也发现骗子往往是黑发男子。听我说，我觉得，即使我真的天生是个骗子，我也会至死是个正派人，因为我缺乏作恶的勇气。我老实告诉您，我这一生，本来有过发财的机会。我一生只要做一次假……只要对我自己和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我知道会原谅我做假的人做一次假，我就会把一百万现款装进我的腰包。可是我做不到！没有那种胆量！”

从大门口到正房，要穿过一片密林，顺着一条像尺那么直的长路往前走，两旁栽着茂密而且剪过枝的丁香花丛。正房显得沉重，乏味，从正面看去像个剧院。它笨拙地耸立在一片青翠之中，着实刺眼，好比绿茸茸的草地上丢着一颗大石子。在正门的门口，我遇见一个年老的胖听差，穿着绿色的礼服，戴着银边大眼镜。他没有进去通报，光是嫌恶地打量一下我扑满尘土的衣服，把我领进屋去。我走上铺着软地毯的楼梯，不知什么缘故闻到一股浓重的树胶气味，等到走进楼上的前厅，我就被一种在档案室、地主家大厦、商人旧式住宅里特有的空气笼罩着。那似乎是一种早已过去的东西的气味，那种东西以前存在过，后来消失了，然而它的灵魂却留在房里没走。我从前厅穿过三四个房间，走到客厅。我至今还记得那亮晃晃的浅黄色地板、用纱布包严的枝形吊灯架和狭长的条毯，这种条毯不是像通常那样从这个门口照直铺到那个门口，而是沿着墙根铺着，因此我只得在每个房间里沿着四壁兜一个圈，免得我那双沾泥的笨重皮靴有碰到发亮的地板的危险。听差把我留在客厅里，独自走了。客厅里放着些祖传的老家具，一概蒙着白套子，笼罩在幽暗的光线里。这些家具显得阴森，古老，四周一点声音也没有，仿佛对它们的宁静表示敬意似的。

甚至时钟也不响。……塔拉康诺娃公爵小姐似乎在金边镜框里睡熟了，水和老鼠仿佛被人施了魔法似的一动也不动[7]。白昼的亮光好像不敢破坏这儿的安宁气氛，只略微射进放下的窗帘，把昏睡般的苍白色光带投在柔软的地毯上。

三分钟过去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婆不出声地走进客厅来，脸颊上扎着绷带，身上穿着黑衣服。她对我鞠躬，拉起窗帘。明亮的阳光一照进来，画里的老鼠和水就顿时活了，塔拉康诺娃醒过来，那些阴沉而古老的圈椅却皱起了眉头。

“夫人马上就来……”老太婆歇口气，说，也皱起眉头。

又等了几分钟，我才见到娜杰日达·尔沃芙娜。首先引我注目的是她确实不美，矮小，消瘦，背有点驼。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却蓬松好看，脸容纯洁、颖慧，带有青春的朝气，眼神显得聪明而清亮，可是由于嘴唇又大又厚，脸的角度太尖，她头部的全部魅力也就消失了。

我通报我的姓名，说明我的来意。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犹豫说，低下眼睛，微笑，“我不想拒绝，同时却又……”

“请答应吧！”我要求她说。

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瞧着我，笑起来。我也笑起来。引她发笑的，多半就是使得格龙托夫斯基沾沾自喜的东西，也就是准许和禁止的权利。我觉得我的来访忽然变得稀奇古怪了。

“我不打算破坏早已定下的规矩，”康杜陵娜说，“我们土地上禁止打猎已经有六年了。是啊！”她果断地摇一下头说，“对不起，我不得不拒绝您。要是答应您，就也得答应旁人。我不喜欢不公道。要么一概答应，要么一个都不行。”

“可惜！”我叹道，“尤其叫人难过的是我们坐着马车赶了十五俄里的路才到此地。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补充说，“跟我一路来的还有谢尔盖·伊凡内奇公爵。”

我说出公爵的名字并不是别有用意，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考虑和目的，而是不假思索，随意说出口的。康杜陵娜听见这熟悉的名字，身子突然震颤一下，目光久久地停在我身上。我发现她的鼻子变白了。

“这也一样……”她说着，低下她的眼睛。

我是站在窗前跟她说话的，窗子面对着那片密林。我看得见整个密林和林荫道、池塘以及我刚才走过的那条路。路的尽头，大门以外，现出我们的双轮轻便马车的黑色后影。公爵在大门旁边站着，背对正房，叉开两条腿，在跟身材细长的格龙托夫斯基谈话。

康杜陵娜始终在另一个窗子跟前站着。她偶尔往密林那边看一下，可是自从我说出公爵的名字以后，她就再也没有从窗口那边掉过头来。

“请原谅我，”她说，眯细眼睛瞧着通道和大门口，“只准许你们打猎，那是不公平的。……再说，把飞禽打死又有什么乐趣呢？何苦呢？莫非它们碍你们的事？”

禁锢在四堵墙当中，住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闻着朽坏的家具的浓重气味，像这样的孤独生活是会使人多愁善感的。康杜陵娜无意中说出口的想法值得尊敬，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说：

“如果这样考虑问题，就应当光着脚走路。靴子就是用杀死的牲畜的皮制成的啊。”

“必要和任性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康杜陵娜闷声闷气地回答。

她已经认出公爵，眼睛一刻也不放松他的身影。她那不美的脸上交织着欢乐和痛苦，很难加以描写！她的眼睛含着笑意，光芒四射，嘴唇发抖。她笑起来，脸更凑近玻璃窗。她双手扶着一个花盆，略微踮起一只脚，屏住呼吸，那姿态活像狗发现了猎物而趴在地上，急不可待地等着猎人叫一声：“抓住它！”

我瞧了瞧她，又瞧了瞧生平不肯做一次假的公爵，想到真实和虚伪在人们的私人幸福中起着那么强大的作用，不由得又是气恼，又是沉痛。

公爵忽然全身一震，把枪口瞄准，放了一枪。一只鹞鹰原在他头顶上飞翔，这时候拍着翅膀，像箭似的飞到远处去了。

“他把枪举高了！”我说，“那么，娜杰日达·尔沃芙娜，”我叹道，从窗前走开，“您不允许打猎。……”

康杜陵娜一言不发。

“我荣幸地告辞，”我说，“请您原谅我打搅您。……”

康杜陵娜本来想转过脸来瞧我，而且已经略微转过来，可又立刻把脸藏到窗帘里，仿佛感到眼睛里噙着泪水，有意遮盖似的。……

“再见。……对不起……”她轻声说。

我对她的背影鞠躬，然后迈开步子，不再踩着地毯，索性就在浅黄色地板上走了。我巴不得离开这个小小的王国，躲开它这种金光闪闪的苦闷和悲伤。我急忙走去，仿佛想摆脱一场荒唐的噩梦以及那梦中昏暗的光线、塔拉康诺娃和枝形吊灯架。……

我走到正房大门口，一个使女追上我，交给我一张字条。我读那张字条：“兹特准许持条人打猎。娜·康。”……

[1] 原文为法语，在此指“贵族气派”。

[2] 指不动产，特别是田产，在银行作过抵押后再作抵押。

[3] 一种热带植物，可用以提取香水和香油。——俄文本编者注

[4] 1俄尺等于0.71米。

[5]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的简称。

[6] 法院职员，往往在债务诉讼案件中奉命到负债人家中索债或查封财物。

[7] 指俄国画家弗拉维茨基在1865年所画的一幅画：塔拉康诺娃公爵小姐因冒充公主而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里，濒于死亡。——俄文本编者注

光明人物

“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我的窗子对面矗立着一幢棕红色大厦，房顶生锈，檐板积着污垢，遮住了照到我这边的太阳。然而这个阴沉难看的外壳却包藏着一个美妙珍贵的内核！

每天早晨我总看见尽头的一个窗子里露出一个女人的小头。我得承认，这个小头在我无异于那被遮住的太阳！我倒不是因为她漂亮而喜欢她。……那对细小的灰色眼睛、脸上的大雀斑、头上老是有报纸做成的卷发纸，都说不上什么漂亮。我喜欢她是因为她那高度发展的智力具有她个人的特色。

每天早晨我总看见那年轻的女人穿着白色短上衣，戴着卷发纸，走到窗前来，如饥似渴地抓住放在窗台上的报纸。读者诸君，我看见她打开报纸，就目光炯炯地急忙浏览那些乏味的内容。……在这种时候，我想恳求您观察一下她脸上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往随情况不同而大不一样。……有的时候她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满面春风，眼睛发亮，她开始在房间里欢蹦乱跳，有的时候她却又感到可怕的、说不出的绝望，脸容大变，抱住头，像疯子似的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我从没看见她心平气和过。……日子一天天过去，幸福和绝望相互交替。……今天她幸福得要命，明天她却抱住卷发纸不放。她的快乐和痛苦总也完不了！……

我多多少少算是个心理学家，很能揣摩人的心理。我在那个窗子里观察到的心理现象，我是能够理解的，就像乘法的九九表一样。每逢青年女人的脸上浮起快乐的笑容，我的头脑里就涌出这样的想法：

“嗯。……显然，今天报纸上报道的消息挺顺心。……我真为她高兴。……大概，仓科夫的行动和格莱斯顿最近的演说引得这个我不认得的女人心花怒放了。也许，俾斯麦和卡尔诺克这一次大有希望的会谈使她感到愉快而兴奋。[1]……也很可能她在今天的报上看到俄国的一个新天才诞生了。……不管是哪种情形，反正我都很高兴。……很少有女人能够领略这种具有崇高性质的欢乐心情！”

我神魂颠倒，开始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高声叫道：

“神奇而罕见的人啊！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新成果！啊，这样的女人要多一点才好！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女人！”

每逢这不相识的女人悲观失望，脸容大变，我就暗想：

“哎，可见你根本就不该拿起报纸看！事情糟透了！多半，我对面的邻居被卡拉威洛夫或者穆特库罗夫惹恼了。……奥地利言过其实，我还认为它那种暧昧不明的把戏以及米朗的行动都伤害了她正直的天性。……她痛苦，然而这种痛苦给她添了多少光彩呀！”

我走来走去，心情激动，高声叫道：

“瞧瞧她，这才是真正的女人！她能怀着公民的悲痛！她能为人类痛苦呢！……”

我对这个罕见的女人心醉神迷。……一到早晨，我就站在我的窗前，等着不相识的女人在对面窗子里出现。每天晚上我总是渴盼早晨，等待早晨到来，白天我总是在屋里走来走去。……是的，读者诸君，她是个不同平常的女人啊！

夏天我的窗子和她的窗子都开着，我不止一次听见歇斯底里的哭声和幸福的笑声。……有一次我甚至看见她抱住头，听见她又急又气地叫道：

“坏蛋！害人精！”

然后她把报纸撕得粉碎。……

我惋惜我的住所里没有住着艾奥尔巴赫[2]、斯皮尔哈根[3]或者其他寻找“新人”的长篇小说作家。……他们会利用我这个不相识的女人做题材呢。……

我感到我那虔敬的心情渐渐变成热烈的爱情了。对，我爱她！上帝啊，一道什么样的深渊把我和她隔开了！她的心充满公民的悲痛，我呢，却早已失去我的理想，为环境所迫，跟那许多为庸俗的利益活着的人同流合污了。……

不过话虽如此，我仍然没法克制自己，忍不住走到那所红房子跟前，拉铃找扫院人。两枚二十戈比硬币解开了他的舌头，经我详细打听后，他告诉我说，不相识的女人住在第五号住宅，有丈夫，不按期付房钱。她丈夫每天早晨总是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夜深才回来，胳肢窝底下夹着一瓶白酒和一包吃食。……丈夫的身份证上写着他是十二等文官的儿子，不相识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

我一连失眠三夜，然后打发人把我的名片送到她那儿去。今天我看见她读完报纸，伸出拳头捶窗台。啊，你们这些卡拉威洛夫、穆特库罗夫、萨留斯贝尔、公共马车售票员、制糖厂厂主！你们给她招来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我就没有力量替她向你们报仇呢？

今天（九月十日）她的丈夫把我推下楼来。我却感到幸福。我为她不惜牺牲一切！……我推迟到明天再去认真倾吐我的爱情。

九月十一日。今天我到她家去，正碰上她在看报。她匆匆看完两三张报纸，忽然在椅子上颓然坐下，发出呻吟声。……

“我亲爱的，”我对她说，吻她的手，“您为什么激动？您把您的悲痛告诉我吧，请您相信，我会珍重您的信任！好，您说说，您现在究竟为什么哭？”

“我怎么能不哭呢？”我那不相识的女人说，“您来评一评理吧：今天我们要付房钱，可是我那个糊涂丈夫只给报纸写了六十行！哎，难道我们能这样生活下去吗？昨天他写的东西倒足足挣到十一卢布四十戈比，今天我算来算去，连三卢布也挣不上！哎呀，我不是倒了霉吗？是啊，就连恶毒的鞑靼女人，我都不咒她们做新闻记者的老婆哟！他这个混蛋！恶棍！不好好工作，却在萨甫拉森科夫饭馆里闲坐着！你等着就是，他会回来的！……”

莎士比亚说：“唉，女人啊，女人！”现在我才算弄明白她们的心理状态。……

[1] 本篇发表于1886年6月，小说的这一段和下面的第四段涉及当时发生的国际事件：保加利亚8月发生宫廷政变，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巴登堡大公被推翻，政变有利于德国和奥匈帝国而不利于俄国。巴尔干半岛在普遍反俄的政治影响下，塞尔维亚国王米朗宣布同俄国籍妻子娜达丽雅离婚。所提到的人名都是保加利亚和西欧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俄文本编者注

[2] 艾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小说家。——俄文本编者注

[3] 斯皮尔哈根（1829—1911），德国小说家。——俄文本编者注

长舌头

娜达丽雅·米海洛芙娜是个年轻的太太，早晨刚从雅尔塔回来，正在用午饭，而且嘁嘁喳喳唠叨不停，对她丈夫述说克里米亚如何美丽。丈夫高兴得很，深情地瞧着她兴奋的脸，听着她讲，偶尔问一两句话。……

“不过，听说，那边物价很贵吧？”他顺便问一句。

“怎么跟你说好呢？依我看来，物价昂贵是言过其实，小父亲。魔鬼并不像人家画的那么可怕。比方说，我和尤丽雅·彼得罗芙娜就租下一个很舒适而又像样的旅馆房间，每天才二十卢布。一切，我的好朋友，都要看你会不会过日子。当然，如果你要骑马上山去玩……比方到艾-彼德利山上去……又要租马，又要雇向导，嗯，那当然就破费大了。贵得要命！可是，瓦塞奇卡，那些山倒也真好呢！你想象一下高而又高的山，比教堂高一千倍。……山上满是雾，雾，雾。……山下全是极大的石头，石头，石头。……还有意大利松树。……嘿，我一回想，心里就痒得难忍难熬呢！”

“顺便说一句……你走后，我在这儿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在那边做向导的鞑靼人。……简直下流得很！怎么，他们真是些特别的人吗？”

娜达丽雅·米海洛芙娜做出鄙夷的怪相，摇一摇头。

“其实都是些普通的鞑靼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说，“不过，我只是远远地看见，瞟一眼罢了。……人家指着他们要我看，可是我才懒得理睬他们呢。小父亲，我对那些彻尔克斯人啦，希腊人啦……摩尔人啦，素来有成见！”

“听说，他们都是些糟糕透顶的好色之徒。”

“也许吧！坏女人是有的，她们……”

娜达丽雅·米海洛芙娜忽然跳起来，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似的，用惊恐的眼睛看了丈夫半分钟，然后拖长每个字的字音说：

“瓦塞奇卡，我跟你说吧，有些女人不要脸！啊，真不要脸！我说的，你要知道，不是普通人家或者中等人家的女人，而是上流女人，自以为了不起的正派女人[1]！吓人得很，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到死也忘不了！是啊，一个女人能浪荡到这种地步，居然……哎，瓦塞奇卡，我甚至不想说了！就拿我的旅伴尤丽雅·彼得罗芙娜来说吧……她有那么好的丈夫，又有两个孩子……自己是个上等人，平时装得像个圣徒似的，不料忽然间，你猜怎么着……只是，小父亲，这话，当然，只是我们两人之间说说②。……你能用人格担保，这话不对外人张扬吗？”

“咦，你想到哪儿去了！当然，我不会张扬出去。”

“用人格担保？要当心啊！我信任你。……”

这个小女人就放下餐叉，脸上做出鬼鬼祟祟的神情，小声说：

“你再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这个尤丽雅·彼得罗芙娜骑着马上山去。……那天的天气好得很！她跟她的向导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离她们不远。我们走出三四俄里，忽然，你猜怎么着，瓦塞奇卡，尤丽雅大叫一声，抓住自己的胸口。她的鞑靼人就搂住她的腰，要不然，她就会从鞍子上摔下去了。……我带着我的向导策马走到她跟前。怎么回事？出了什么问题？她叫道：‘哎哟，我要死了！我头昏！我没法再往前走了！’你再也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害怕！我就说，‘那我们往回走吧！’‘不行啊，’她说，‘娜达丽雅，我不能往回走！哪怕再走一步，我也会活活痛死！我浑身抽筋了！’她就央求我和我的苏列曼看在上帝面上务必回到城里去一趟，给她取贝斯土热夫药水来，治她的病。”

“等一等。……你的话我没大听懂……”丈夫搔着额头，叽叽咕咕地说，“先前你说过，你只是远远地见过那些鞑靼人，可是现在你却讲起一个什么苏列曼来了。”

“咦，你又抓我的语病！”小女人皱起眉头说，一点也不慌张，“我受不了这种怀疑！我受不了！这是愚蠢，愚蠢！”

“我不是抓语病，不过……何必说假话呢？既然你跟鞑靼人一起骑马出去玩过，好，那就自管出去玩吧，求上帝跟你同在……这又何必躲躲闪闪呢？”

“哼！……这个人才奇怪！”小女人愤慨地说，“他吃苏列曼的醋！我想不出不带向导怎么能上山！我想不出！要是你不知道那儿的生活，你不懂，那就顶好闭上嘴。闭上嘴，别谈这些！在那边，缺了向导是一步路也走不了的。”

“可不是！”

“劳驾，别露出这种愚蠢的笑容！我可不是什么尤丽雅。……我并不想替她辩白，可是我……哼！我虽然不想装成圣徒，可是总还不至于那么忘了身份。我的苏列曼素来不越过界线。……是啊！尤丽雅的玛美特库尔老是守在她房间里不走，可是在我这儿，时钟一敲十一点，我就立刻说：‘苏列曼，走吧！出去！’我那个傻鞑靼人就乖乖地走了。我把他管得很紧，小父亲。他一唠叨钱或者别的事，我马上就说：‘怎么？什么？你说什么？’于是他吓得魂灵出窍了。……哈哈哈。……他的眼睛，你知道，瓦塞奇卡，黑而又黑，像煤一样，那张鞑靼人的小脸，愣头愣脑，可笑得很。……我把他管得可紧了！真的！”

“我想象得出……”丈夫嘟哝说，把面包屑搓成一个个小球。

“这是愚蠢，瓦塞奇卡！是啊，我知道你有些什么想法。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是我向你担保，就是逛山的时候，他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比方说，不管是骑马上山，还是去看乌昌-苏山的瀑布，我总是对他说：‘苏列曼，你骑着马在后头走！走吧！’他呀，可怜的人，就老是走在后头了。……哪怕在那种时候……在顶动情的时候，我也还是对他说：‘不过你还是不要忘记你只不过是个鞑靼人，我却是五等文官夫人！’哈哈。……”

小女人高声大笑，然后很快地回过头去看一眼，做出惊恐的脸色，小声说：

“可是尤丽雅！哎呀，这个尤丽雅哟！我明白，瓦塞奇卡，有的时候人也不妨逢场作戏，摆脱俗世的空虚，乐一乐！这都是可以的……你要逢场作戏，那就请便，谁也不会责怪你，可是把这种事看得太认真，为此闹得天翻地覆……我就随便怎么样也不明白了！信不信由你，她居然吃醋！喏，这不是荒唐吗？有一回，玛美特库尔，她的心肝宝贝，来找她。……正巧她不在家。……好，我就把他招呼到我的房间里……我们谈起天来，说说这个，谈谈那个。……他们这种人，你要知道，有趣极了！一个傍晚不知不觉就这么过去了。……忽然间，尤丽雅闯进来。……她朝着我，朝着玛美特库尔大发脾气……闹得不可开交。……呸！这我真不明白，瓦塞奇卡。……”

瓦塞奇卡嗽了嗽喉咙，皱起眉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用说，你们在那儿过得倒挺快活！”他悻悻地说，脸上露出嫌恶的笑容。

“哼，这多么愚蠢！”娜达丽雅·米海洛芙娜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老是生出那些可恶的想法！那我再也不跟你讲什么！我再也不讲了！”

小女人噘起小嘴，不说话了。

[1] 原文为法语。

生活琐事

尼古拉·伊里奇·别里亚耶夫是彼得堡的房产主，常去看赛马。他年纪还轻，才三十二岁，保养得很好，面色红润，有一天将近傍晚，到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伊尔宁娜太太家去。他眼下跟她同居，或者，按他的说法，正把一件冗长乏味的风流韵事拖下去。确实，这件风流韵事的最初几页虽则有趣，令人入迷，却早已读完，然而现在这本书还在拖下去，没完没了，新奇有趣的东西却一点也没有了。

我的男主人公恰好碰上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不在家，就在客厅里一张睡椅上躺下，开始等她。

“傍晚好，尼古拉·伊里奇！”他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说，“妈妈马上就回来。她带着索尼雅到女裁缝那儿去了。”

原来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儿子阿辽沙也在这个客厅里，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他是个八岁的男孩，身材匀称，养得挺娇，打扮得像画中的人，穿着丝绒上衣和黑色的长袜。他躺在缎子的椅垫上，分明在模仿不久以前在杂技场见过的艺人，时而抬起这条腿往上踢，时而又踢那条腿。等到他那两条好看的腿踢得累了，他就抡胳膊，要不然就猛地跳下来，手脚一齐挨地，打算把两条腿举到空中去。所有这些动作他都是带着最严肃的脸色做的，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仿佛上帝赐给他这么不肯安静的身体，他自己也感到不高兴似的。

“啊，你好，我的朋友！”别里亚耶夫说，“是你吗？可是我简直没瞧见你。妈妈身体好吗？”

阿辽沙伸出右手，抓住左脚的脚尖，用极不自然的姿势翻一个身，跳起来，从毛茸茸的大灯罩后面朝别里亚耶夫瞥一眼。

“该怎么跟您说好呢？”他说，耸了耸肩膀，“实际上，妈妈老是不舒服。是啊，她是女人，尼古拉·伊里奇，女人总归有这样那样的病。”

别里亚耶夫闲着没事做，就开始打量阿辽沙的脸。这以前他跟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相好的这段时期，他根本就没留意过那个男孩，完全没有理会有个孩子活着，只看见一个男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至于他为什么在那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怎的，连想也不愿意想一下。

在苍茫的暮色里，阿辽沙的脸，以及苍白的额头和一眨也不眨的黑眼睛，出乎意外地引得别里亚耶夫想起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在这件风流韵事最初几页中的模样。他不由得想对男孩亲热一下。

“你过来，小娃娃！”他说，“让我好好看看你。”

男孩从长沙发上跳下来，跑到别里亚耶夫跟前。

“哦，”尼古拉·伊里奇开口说，把手放在他的瘦肩膀上，“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怎么跟您说好呢？我们从前的日子过得好多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以前我跟索尼雅只学音乐和识字，现在他们却教我们学法国诗了。哦，您最近刚理过发！”

“对，最近理的。”

“我一眼就瞧出来了。您的胡子短一点了。让我摸一摸。……痛吗？”

“不，不痛。”

“为什么揪一根胡子就痛，揪许多胡子反而一点也不痛呢？哈哈！您猜怎么着，您不留络腮胡子可不应该。喏，这些胡子该刮掉，可是这两边的胡子……喏，该留着。……”

男孩依偎着别里亚耶夫，动手玩弄他的表链。

“等我进中学，”他说，“妈妈就会给我买一块怀表。我要央求她也给我买这么一条表链。……这个圆牌牌多么好！爸爸正好也有这么一个圆牌牌，不过您这上头是花纹，他那上头刻着字。……他那圆牌牌中间嵌着妈妈的照片。现在爸爸换了一条表链，不是用小圆圈穿起来的，是一根长带子。……”

“你怎么知道的？莫非你见着爸爸了？”

“我？嗯……没有！我……”

阿辽沙脸红了，心慌意乱，感到自己说谎给人揭穿了，就起劲地抠那个圆牌牌。别里亚耶夫定睛瞧着他的脸，问道：

“你见着爸爸了？”

“没……没有！……”

“不，你得老老实实，凭良心说话。……要知道我从你的脸色看出你在说假话。既然你已经说漏了嘴，那就用不着再遮盖。你说吧：你见着了？好，把我当做朋友，自管说出来吧！”

阿辽沙沉思不语。

“您不会告诉妈妈吧？”他问。

“那自然！”

“您用人格担保？”

“用人格担保。”

“那您起个誓！”

“嗨，这孩子真叫人受不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阿辽沙回过头去看一眼，睁大眼睛，压低声音说：

“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告诉妈妈。……反正您见了谁都别说，因为这是秘密。求上帝保佑，可别让妈妈知道，要不然，不管是我，还是索尼雅，还是彼拉盖雅，全得遭殃。……好，那您听着。我和索尼雅每星期二和星期五都跟爸爸见面。吃中饭前彼拉盖雅总要带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就乘机到阿普费尔点心店去，爸爸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他老是在一个小单间里坐着，您要知道，那儿有一张挺不错的大理石桌子，还有烟灰缸，做成鹅的形状，可就是没有背脊。……”

“你们在那儿干些什么？”

“不干什么！起初我们向爸爸问好，后来就围着小桌坐下，爸爸请我们喝咖啡，吃馅饼。索尼雅，您知道，总爱吃肉馅饼，可我见了肉馅就吃不下！我喜欢吃白菜鸡蛋馅的。我们吃个饱，过后到吃中饭的时候又怕妈妈瞧出来，就死命地多吃。”

“那你们都谈些什么呢？”

“跟爸爸吗？什么都谈。他吻我们，抱我们，讲各式各样有趣的笑话。您知道，他说，等我们长大了，他就带我们到他那儿去住。索尼雅不愿意，可是我答应了。当然，没有妈妈会闷得慌，不过反正我可以给她写信嘛！我的想法也许奇怪，可是我们遇到假日甚至可以去探望她呢，不是吗？爸爸还说，他要给我买一匹马。他可真是个大好人！我弄不懂为什么妈妈不叫他住到我们这儿来，而且不准我们跟他见面。要知道，他很爱妈妈。他老是问我们她身体怎么样，她在干什么。听说她病了，他就照这样抱住头……一个劲儿跑来跑去。他总要我们听她的话，孝敬她。您说，我们真的很不幸吗？”

“嗯。……为什么问这话呢？”

“爸爸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是不幸的孩子。’这话听着简直奇怪。他说，‘你们不幸，我不幸，妈妈不幸。’他说，‘你们为自己，也为她祷告上帝吧。’”

阿辽沙把目光停在一只剥制过的鸟身上，沉思不语了。

“哦……”别里亚耶夫嘟哝说，“原来你们在干这种事。你们在点心店里聚会。那么妈妈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呢？反正彼拉盖雅任凭怎么样也不会说出来。前天爸爸请我们吃梨来着。可甜了，就跟果子酱一样！我吃了两个。”

“嗯。……哦，这个……你听着，爸爸说起过我吗？”

“说起您？怎么跟您说好呢？”

阿辽沙试探地瞧了瞧别里亚耶夫的脸，耸耸肩膀。

“他没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举个例子，他说过什么呢？”

“那么您不会生气？”

“哎，哪儿会！莫非他骂过我？”

“他没骂过，不过，您知道吗……他生您的气。他说，就因为您，妈妈才变得不幸，又说您……把妈妈断送了。是啊，他这个人真是奇怪！我对他解释说，您挺和气，从来也不骂妈妈，可是他一个劲儿摇头。”

“原来他说我把她断送了？”

“是的。您可别生气，尼古拉·伊里奇！”

别里亚耶夫立起来，呆站了一会儿，开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这话又古怪又……可笑！”他嘟嘟哝哝，耸起肩膀，不住地冷笑，“这全怪他自己不对，反而说我断送了她，啊？瞧瞧，好一只无辜的羔羊。原来他对你说过我断送了你母亲？”

“是的，不过……您说过您不会生气的！”

“我没生气，不过……不过这不关你的事！是啊，这……这简直可笑！我自己倒了霉，像一只鸡给扔进了白菜汤，现在反而怪我不对！”

门铃声响了。男孩猛地从坐着的地方跳起来，跑出去。过了一分钟，一个太太带着一个小姑娘走进客厅里来，她就是阿辽沙的母亲奥尔迦·伊凡诺芙娜。阿辽沙跟在她身后，大声唱着歌，蹦蹦跳跳，摆动着双手走进来。别里亚耶夫点一下头，继续走来走去。

“当然了，不把罪名推在我身上，还能推在谁身上？”他喷着鼻子，唠唠叨叨说，“他说得对！他是受了委屈的丈夫嘛！”

“你这是在说什么？”奥尔迦·伊凡诺芙娜问。

“说什么？……你听一听你那位丈夫在散布些什么议论吧！原来我是坏蛋和流氓，断送了你和孩子。你们都不幸，唯独我幸福极了！幸福得不得了，不得了！”

“我不明白，尼古拉！这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听这位小少爷讲一讲吧！”别里亚耶夫说，指了指阿辽沙。

阿辽沙脸红了，随后又忽然变白。他惊恐得面容大变。

“尼古拉·伊里奇！”他压低声音说，可是声音很响，“嘘！”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惊讶地瞧瞧阿辽沙，又瞧瞧别里亚耶夫，随后再瞧瞧阿辽沙。

“你问他好了！”别里亚耶夫继续说，“你那个彼拉盖雅，十足的蠢娘们儿，领着他们到点心店去，在那儿安排他们跟亲爹相会。可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他们的亲爹在受苦受难，我呢，却成了流氓，成了恶棍，破坏了你俩的生活。……”

“尼古拉·伊里奇！”阿辽沙哀叫道，“您可是用人格担保过的呀！”

“哎，你走开！”别里亚耶夫挥一下手，“这件事比任何用人格担保过的话都要紧得多！惹得我愤慨的是伪善，是假话！”

“我不懂！”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说，泪水开始在她眼眶里发亮。“你听我说，阿辽沙，”她对儿子说，“你跟父亲见面了？”

阿辽沙却没听见她的话，他正惊呆地瞧着别里亚耶夫。

“不可能！”母亲说，“我去问一下彼拉盖雅。”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走出去了。

“您听着，您不是用人格担保过的吗？”阿辽沙说，周身发抖。

别里亚耶夫对他挥一下手，继续走来走去。他心里满是委屈，尽管那个男孩就在眼前，他却像以前那样根本没把这个孩子放在心上。他是个严肃的大人，完全没有心思顾到孩子。阿辽沙呢，在墙角坐下，心惊胆战地告诉索尼雅，他怎样遭到了欺骗。他浑身发抖，说话结巴，不住流泪。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那么难堪地面对面碰到了虚伪，以前他从来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甜梨、馅饼、贵重的怀表以外，还有许多在孩子的语言里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难处的人

叶夫格拉甫·伊凡诺维奇·希利亚耶夫是个小地主，出身于教士家庭（他去世的父亲姚安神甫得到过将军夫人库甫欣尼科娃馈赠的一百多俄亩土地）。这时候他正站在墙角上一个铜脸盆跟前洗手。他的神色照例焦虑而阴沉，胡子乱蓬蓬的，没梳理整齐。

“哼，这是什么天气！”他说，“这不是天气，简直是主的惩罚。又下雨了！”

他不住抱怨，他家里的人却坐在桌子旁边，等着他洗完手好开始吃饭。他的妻子费多霞·谢敏诺芙娜、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彼得、大女儿瓦尔瓦拉和三个小男孩已经在桌旁坐定，等他很久了。那些男孩，柯尔卡、万卡和阿尔希普卡，都生着翘鼻子，肮里肮脏，脸蛋胖乎乎的，满头的硬发已经很久没有剪过，这时候他们不耐烦地挪动着椅子。至于那些大人，却坐着不动，显然，吃饭也罢，等着也罢，他们觉得都无所谓。……

希利亚耶夫仿佛要锻炼他们的耐性似的，自顾慢吞吞地擦干手，慢吞吞地祷告，不慌不忙地在桌旁坐下。白菜汤立刻端上来了。院子里传来木工斧子的劈砍声（希利亚耶夫家里在盖新板棚）和工人福木卡逗弄雄火鸡的笑声。稀疏的大雨点敲打着窗玻璃。

大学生彼得戴着眼镜，背有点驼，这时候吃着白菜汤，时不时地跟母亲互相看一眼。他有好几次放下汤匙，嗽喉咙，打算开口讲话，可是定睛看一下父亲，就又埋头吃菜汤了。最后，等到麦粥端上来，他才果断地嗽一下喉咙，说道：

“我今天得乘晚班火车动身。我早就该走了，现在走，已经耽误了两个星期。九月一日就要开课！”

“那你就动身吧，”希利亚耶夫同意说，“何必在这儿再待下去呢？干脆动身吧，上帝保佑你。”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他要路费，叶夫格拉甫·伊凡内奇……”母亲轻声说。

“路费？是啊！没有钱走不成。既要钱用，现在就拿去吧。你早就该来拿了！”

大学生轻松地吐了口气，快活地跟母亲互相看一眼。希利亚耶夫不慌不忙，从上衣的里边口袋里取出钱夹，戴上眼镜。

“你要多少？”他问。

“单是到莫斯科的车票钱，就要十一卢布四十二戈比。……”

“哎，钱啊，钱啊！”父亲叹道（他一见到钱，总要叹气，哪怕收到钱也如此），“喏，这是十二卢布。这里头，孩子，还有点零头，你可以留着路上用。”

“谢谢您。”

过了一会儿，大学生说：

“去年我没有一下子找到教家馆的工作。我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多半也不会很快找到的。我想请您给我十五卢布的膳宿费。”

希利亚耶夫想了一会儿，叹口气。

“给你十卢布也就够了，”他说，“喏，拿去！”

大学生道谢。本来还应当要点钱做衣服，缴学费，买书本，可是他定睛瞧一瞧父亲，决定不再麻烦他了。然而母亲却像所有的母亲那样不识趣，不慎重，忍不住说：

“你，叶夫格拉甫·伊凡内奇，应该再给他六卢布买双皮靴。是啊，你瞧，他穿着这样的破鞋怎么好到莫斯科去呢？”

“让他穿我的旧靴子吧。其实那双靴子还新着。”

“至少也该给他点钱买一条长裤。他那样子，看着都丢脸。……”

这以后就立刻出现了全家一见都要发抖的风暴信号：希利亚耶夫的短而肥的脖子突然发红，变得跟大红布一样。这种红晕慢慢蔓延到耳朵，再从耳朵扩展到鬓角上，渐渐布满整个脸。叶夫格拉甫·伊凡内奇在椅子上扭动身子，解开衬衫领子，免得透不过气来。看得出来，他在跟那种控制着他的感情斗争。死一般的沉寂来临。孩子们屏住呼吸。可是费多霞·谢敏诺芙娜仿佛不明白她丈夫起了变化似的，继续说：

“要知道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穿得太差，觉得难为情了。”

希利亚耶夫突然跳起来，用尽力气拿他的厚钱夹往桌子正中一扔，把盘子上一块面包碰飞了。他脸上现出难看的表情：又是愤怒，又是委屈，又是贪婪，混杂在一起。

“都拿走就是！”他叫道，嗓音都变了，“你们把我的钱都抢去！都拿走！把我掐死算了！”

他从桌旁跑开，抱住头，踉踉跄跄，满房间跑来跑去。

“你们把我剥得一丝不挂吧！”他尖声叫道，“把我最后一滴血挤出去！抢光我的钱！勒紧我的脖子，掐死我算了！”

大学生涨红脸，低下眼睛。他再也吃不下去了。费多霞·谢敏诺芙娜和丈夫相处了二十五年，但是对他的坏脾气还没习惯，这时候，她把身子缩成一团，嘴里嘟哝着什么，极力为自己辩白。她那张鸟一般的瘦脸，素来神色呆板而惊恐，如今却换成惊愕，吓呆了。那几个男孩和大女儿瓦尔瓦拉，一个脸色苍白、相貌不美的年轻姑娘，都放下汤匙，直僵僵地坐着。

希利亚耶夫却越来越凶，说出来的话一句比一句吓人。他跑到桌子跟前，把钱夹里的钱一股脑儿抖搂出来。

“拿去！”他唠唠叨叨，周身发抖，“你们吃饱了，喝足了，喏，还有钱给你们用。我什么也不要！你们去做新皮靴、新制服就是！”

大学生脸色煞白，站起来。

“您听我说，爸爸，”他开口说，上气不接下气，“我……我请求您不要这样，因为……”

“闭嘴！”父亲对他大喝一声，声音那么响，连他的眼镜都从鼻子上掉下来了，“闭上你的嘴！”

“以前我……我还能容忍这种大吵大闹的场面，可是……现在我受不下去。您要明白！我受不下去了！”

“闭嘴！”父亲顿着脚，嚷道，“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准你还嘴！我在你这种年纪已经挣钱了，可是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你叫我花了多少钱吗？我把你赶出去！寄生虫！”

“叶夫格拉甫·伊凡内奇，”费多霞·谢敏诺芙娜嘟哝说，急得手指头不住动弹，“要知道他……要知道彼佳……”

“闭嘴！”希利亚耶夫对她吆喝一声，甚至气得眼睛里涌上了泪水，“这都是你把他们惯坏的！你！全怪你！他不敬重我们，不祷告上帝，不挣钱！你们十个人合成一伙，专跟我一个人作对。我把你们统统从家里撵出去！”

大女儿瓦尔瓦拉张开嘴，久久地瞧着母亲，后来把呆瞪瞪的眼光移到窗子上，脸色发白，大叫一声，头往后仰，身子倒在椅背上。父亲挥一下手，吐口唾沫，跑到院子里去了。

希利亚耶夫家的这种家庭戏剧照例是这样结束的。然而这一回，不幸，一种无法克制的愤恨突然紧紧地抓住了大学生彼得。他也性子暴，脾气坏，跟他父亲和祖父一样，他祖父做过大司祭，常用手杖敲教民的头。他脸色煞白，捏紧拳头，走到母亲跟前，把他的男高音提到无可再高的程度，嚷道：

“这种责难惹得我讨厌，恶心！你们的钱我一个也不要！一个也不要！我宁可活活饿死，也不愿意再吃你们一块面包皮！喏，把你们的臭钱拿回去！拿去！”

母亲把身子贴住墙，摇着手，仿佛她面前站着的不是儿子，而是妖怪似的。

“我有什么错处呀？”她哭着说，“我有什么错处呀？”

儿子也像父亲那样挥一下手，跑到院子里去了。希利亚耶夫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山沟旁边，那条山沟蜿蜒不断，在草原上伸出大约五俄里远。沟边上生满小橡树和赤杨，沟底有一条小溪流过去。房子有一边朝着山沟，另一边对着旷野。房子四周没有围墙和篱笆，只有各式各样的建筑，彼此挤紧，在房子前面圈出不大的一块空地，算是院子，有些鸡鸭和猪在那儿走来走去。

大学生走到外边，顺着一条泥泞的道路往野外走去。空中弥漫着秋天那种寒冷刺骨的潮气。道路泥泞，这儿那儿有些小水洼闪着光。枯黄的旷野上，秋天正从草地里向外张望，显出一派萧索、衰败、暗淡的气象。道路右边是一片菜园，菜已经割完，地里坑洼不平，景色冷清，零零落落地立着些向日葵，垂着颜色已经发黑的头。

彼得暗想，索性步行到莫斯科去，而且就照眼前这样，不戴帽子，穿着破靴，身边分文没有，一路走去，倒也不坏。等他走出一百俄里远，他父亲就会蓬松着头发、惊恐万状地追上他，央求他回去或者收下钱，可是他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顾往前走去。……光秃的树木会换成荒凉的旷野，旷野后面就是树林。不久就会下头一场雪，大地变白，河面上结冰。……到了库尔斯克或者谢尔普霍夫附近，他已经衰弱无力，饿得要命，就会在一个什么地方倒下，死了。人们会发现他的尸首，各报就登出消息，说某大学生在某地饿死了。……

有一只白狗，尾巴上粘着泥，在菜园里徘徊，找东西吃，这时候瞧他一阵，就缓缓地跟着他走去。……

他顺着道路往前走，想着他的死亡，想着亲人的悲伤，想着父亲精神上的痛苦，于是他幻想各式各样的旅途奇遇，一个比一个离奇，例如山清水秀的名胜、可怕的夜晚、意外的相逢。他想象络绎不绝的香客，想象树林里的小屋，只有一扇小窗子在黑暗里亮着灯光，他就在小窗跟前站住，央求放他进去过夜……人家就让他进去，不料他看见一伙强盗。或者，局面好一点，他走进一个地主的大宅子，人家问明他是什么人，就招待他吃饱喝足，为他弹钢琴，听他诉苦，于是主人的美丽的女儿爱上他了。

年轻的希利亚耶夫满心愁闷，浮想联翩，一步也不停地往前走。……前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家客栈，背衬着灰色的浮云，看去发黑。过了那家客栈，再往远看，地平线上有个小小的高岗，那就是铁路的车站。高岗使他想起他当前所在的地方和莫斯科之间的联系，想起莫斯科点着路灯，车水马龙，大学开始上课了。他又愁又急，差点哭出来。眼前庄严的景物整齐而美丽，四下里，万籁俱寂，这却惹得他万分反感，心里又绝望又憎恨！

“小心！”他听见身后传来嘹亮的说话声。

一个他熟识的老女地主，坐着一辆漂亮的轻便敞篷马车，走过他面前。他向她点头，满面笑容。他立刻觉得自己在笑，这跟他的阴郁心境却完全不相称。既然他满心烦恼和愁闷，这微笑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暗想，多半是大自然本身赐给人类这种做假的本领，以便人在心灵紧张的困难时刻也能掩盖自己家里的秘密，就跟狐狸或者野鸭一样。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欢乐和悲苦，然而不论这种悲欢多么重大，外人的眼睛却难于看清，这是秘密。例如刚才路过的女地主，她的父亲获罪于沙皇尼古拉，沙皇盛怒之下，使他受了半世的苦；她的丈夫是个赌徒，四个儿子没有一个成材的。可以想象，她家里发生过多少可怕的场面，流过多少眼泪啊。话虽如此，老太婆却显得幸福，满足，见他微笑就也以微笑相报。大学生想起他的同学们都不乐意讲自己的家庭，想起他的母亲每逢讲到丈夫和儿女，几乎总是说假话。……

直到天黑为止，彼得始终顺着道路走着，离家很远，沉湎在闷闷不乐的思想里。后来下起蒙蒙细雨，他才走回家去。回家的路上，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同父亲谈一下，干脆向他说明：同他一起生活是难堪而可怕的。

他走到家里，发现那儿一片寂静。妹妹瓦尔瓦拉在隔板后面躺着，由于头痛而发出轻微的呻吟声。母亲带着惊愕而负疚的脸色在她旁边一口木箱上坐着，补阿尔希普卡的裤子。叶夫格拉甫·伊凡内奇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对着天气皱眉头。凭他的步态，凭他的咳嗽声，甚至凭他的后脑勺，都可以看出他觉得自己不对。

“那么你不打算今天走了？”他问。

大学生觉得可怜他了，可是他立刻压下这种感情，说：

“您听我说。……我要认真跟您谈一谈。……是的，认真谈一谈。……我素来敬重您，从来也不敢用这种口气跟您讲话，可是您的行为……最近的举动……”

父亲瞧着窗外，一声不响。大学生仿佛在考虑措辞似的擦着额头，极其激动地接着说：

“您没有一回吃饭或者喝茶不大闹一场的。您的面包卡在大家的喉咙里，叫人咽不下去。……人家吃您一点面包，您就随口骂人，再也没有比这更伤人、更欺压人的了。……您虽然是父亲，可是不论什么人，上帝也罢，大自然也罢，都没有给您权利这么恶狠狠地侮辱弱者，欺压弱者，朝弱者发泄您的坏脾气。您折磨母亲，害得她战战兢兢，唯命是从，妹妹已经吓破了胆，而我……”

“你没有资格教训我。”父亲说。

“不，我偏要管！您尽可以嘲骂我，爱怎么嘲骂都由您，可就是不准您碰母亲！我不容许您折磨母亲！”大学生继续说，两只眼睛亮闪闪的，“您让大家纵容坏了，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敢顶撞您。大家在您面前都发抖，不敢开口，可是现在这个局面结束了！粗暴而没有教养的人！您粗暴……明白吗？您粗暴，难于相处，铁石心肠！连农民都受不了您！”

大学生已经失掉思路。他不是在讲话，却像是吐出一个个互不相干的字眼。叶夫格拉甫·伊凡诺维奇听着，一言不发，好像愣住了。可是突然，他脖子通红，这颜色爬满整个脸，他的身子动了一下。

“闭嘴！”他嚷道。

“好哇！”儿子却不肯罢休，“您不喜欢听真话？好得很！行啊！您自管嚷吧！好得很！”

“闭嘴，我跟你说！”叶夫格拉甫·伊凡诺维奇大吼一声。

费多霞·谢敏诺芙娜在门口出现了，脸色惨白，十分惊慌。她想说一句什么话，可又说不出来，光是动着手指头。

“这得怪你！”希利亚耶夫对她嚷道，“这都是你把他宠成这个样子的！”

“我不愿意再在这个家里过下去！”大学生嚷道，哭起来，气愤地瞧着母亲，“我不愿意跟你们一起生活！”

女儿瓦尔瓦拉在屏风后面大叫一声，哇哇地痛哭。希利亚耶夫挥一下手，跑出房外去了。

大学生走回自己的房间，静悄悄地躺下。他一直躺到午夜，动也不动，也不睁开眼睛。他既没感到愤恨，也不感到羞愧，只有那么一种模模糊糊的精神痛苦。他不怪罪父亲，也不怜悯母亲，更没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他明白全家人都在经受那样的痛苦，至于这该由谁负责，谁痛苦得重些，谁痛苦得轻些，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到午夜，他叫醒一个长工，吩咐他早晨五点钟以前备好到火车站去的马匹。然后他脱掉衣服，盖好被子，可是总也睡不着。他听见父亲没有睡觉，慢腾腾地从这个窗口踱到那个窗口，唉声叹气，一直熬到清晨。谁都没有睡觉，大家难得讲话，只是偶尔有喁喁私语声。他母亲两次走到屏风后面来看他。她仍然现出原来那种惊呆的神情，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心神不宁地颤抖。……

早晨五点钟，大学生温柔地跟全家人告别，甚至哭了一阵。他走过父亲的房间，往门里看一眼。叶夫格拉甫·伊凡诺维奇没脱衣服，至今还没有睡下，仍然站在窗前，手指敲着窗玻璃。

“再见，我走了。”儿子说。

“再见……钱在小圆桌上……”父亲没有回转身来，回答说。

长工赶着马车把他送到火车站去，天上下着寒冷而讨厌的雨。向日葵把头弯得越发低，杂草也显得越发黑了。

报复

列甫·萨维奇·土尔曼诺夫是个普通的市民，颇有家财，头顶已经秃掉一大块，却娶了个年轻的妻子。有一天他参加朋友的命名日盛会，打纸牌。他输掉不少钱，出了一身汗，随后，忽然想起有很久没喝白酒了。他就站起来，踮起脚尖，稳重地摇晃着身子，从许多牌桌中间穿过去，路过年轻人跳舞的客厅（在这儿他露出老气横秋的笑容，用父辈的气派拍了拍年轻瘦弱的药剂师的肩膀），然后从一个小门溜出去，来到餐室。这儿有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酒瓶，有些长颈玻璃瓶里装着白酒。……酒瓶旁边放着冷荤菜、青葱、香芹菜，其中有一盘咸青鱼，已经给人吃掉一半了。列甫·萨维奇给自己斟上一杯白酒，在空中活动着手指头，好像准备发表演说似的。他喝下酒，做出一脸苦相，然后举起餐叉，往咸青鱼那边扎过去。……可是这当儿隔壁传来了说话声。

“也好，也好……”一个女人的声音活泼地说，“不过那要在什么时候呢？”

“这是我的妻子嘛，”列甫·萨维奇听出来了，“她这是在跟谁说话？”

“随你的便，我的朋友……”隔壁有个低沉而又悦耳的男低音回答说，“今天不大方便，明天我又整整一天都有事。……”

“这是杰格佳烈夫啊！”土尔曼诺夫听出男低音是他的一个朋友在说话，“‘布鲁图，原来你也在这儿！’[1]莫非她已经把他也勾搭上了？好一个贪得无厌，总也不肯安分的婆娘！缺了风流事就一天也过不了！”

“是啊，明天我有事，”男低音接着说，“要是你乐意的话，明天给我写封信吧。……我会高兴，感到幸福的。……不过我们应该把通信的事布置妥当。这得想出一个什么巧招来才成。交邮局寄不大妥当。要是我写信给你，你那只雄火鸡就可能从邮差手里把信截住。要是你写信给我，我的老婆就会趁我不在把信收下，大概还会拆看。”

“那怎么办呢？”

“这得想出一个什么巧招来才成。叫仆人传递也不成，因为你的索巴克维奇[2]一定把男女仆人全抓在手心里了。……怎么，他是在打牌吗？”

“是啊。老是输钱，蠢货！”

“这是说，他在恋爱方面倒会交运呢！”杰格佳烈夫笑起来，“啊，小母亲，我想出了这么一条妙计。……明天下午六点整，我下班回家，会路过市立公园，要在那儿跟主任见面。那就这么办，我的宝贝儿，至迟六点钟以前，你务必设法把你的信放在那个大理石花瓶里，你知道，它就在攀着葡萄藤的亭子左边。……”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办法又富于诗意，又神秘，又新奇。……不论是你那个大肚皮还是我的夫人，都不会知道。明白吗？”

列甫·萨维奇又喝下一杯白酒，回到牌桌那边。他刚才发现的这件事并没使他震动，也没让他吃惊，而且丝毫也没惹得他愤慨。讲到愤慨，吵闹，辱骂以至打架，那种时期早已过去了。他对他轻佻的妻子的风流事已经挥一下手，如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是他仍然觉得不痛快。像雄火鸡、索巴克维奇、大肚皮之类的说法，伤了他的自尊心。

“不过，这个杰格佳烈夫可真不是东西！”他一面记下输掉的牌账，一面暗想，“每次在街上遇见，总是装成挺亲热的朋友，龇着牙笑，摩挲人家的肚皮，可是现在，你瞧瞧，放了些什么样的冷箭！当面叫人朋友，可是背后，我在他嘴里却成了什么雄火鸡和大肚皮。……”

他输掉的钱越多，那种受侮辱的感觉也就越重。……

“乳臭未干的娃娃……”他暗想，生气地把记牌账的粉笔也弄断了，“毛头小伙子。……我只不过是不愿意多事罢了，要不然，我倒要叫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索巴克维奇！”

晚饭席上，他一见到杰格佳烈夫的脸就心里不舒服。可是那个人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偏偏缠住他问个没完！赢了钱吗？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等等。他甚至老着面皮，凭着好朋友的资格，大声责怪他妻子不该对丈夫的健康漫不经心。妻子呢，却仿佛没事儿人似的，用油亮的眼睛瞧着丈夫，快活地发笑，若无其事地谈天，弄得魔鬼都不会怀疑她有了外心。

回到家里，列甫·萨维奇一肚子的闷气，很不自在，倒好像晚饭席上吃的不是小牛肉，而是旧套靴似的。他本来也许会克制自己，安然入睡的，可是妻子的唠叨声和她的笑容却每一秒钟都让他想起雄火鸡、蠢鹅、大肚皮……

“应当给他一个耳光，混蛋……”他想，“应当叫他当众丢尽脸才成。”

他心想，现在要是把杰格佳烈夫揍一顿，或者跟他决斗，把他当麻雀似的一枪打死……或者弄得他革掉官职，再不然在大理石花瓶里放上一点不体面的、臭烘烘的东西，例如死耗子，那才妙呢。……要是事先从花瓶里把妻子的信偷出来，然后掉个包，把一首淫秽的诗放进去，署上“你的母鲨鱼”或者这一类的名字，那才称心。

土尔曼诺夫在卧室里来回走了很久，沉湎在这类幻想里。忽然他停住脚，拍一下额头。

“有了，好哇！”他叫道，甚至高兴得眉开眼笑，“这个办法太好了！太好了！”

等到他妻子睡熟，他就在桌旁坐下，经过长久的思考以后，故意改变自己的字迹，硬造出语法错误，写出如下的一封信：“商人杜林诺夫收。先生！倘若今天九月十二日傍晚六时前您不在市立公元葡萄亭左边大理石花瓶里放入二百卢布，则您将被人杀死，您的百货店也将炸毁。”写完这封信，列夫·萨维奇高兴得跳起来。

“这办法想得如何，啊？”他搓着手，嘟哝道，“妙极了！比这再好的报复连恶魔也想不出来了！自然，这个买卖人会害怕起来，立刻报告警察局的，于是警察就在六点钟以前埋伏在灌木丛里，等到他走过去取信，就一下子把他抓住，乖乖！……这家伙准会吓得没了魂！他这个坏蛋，先得吃够苦，坐够牢，才能把事情弄清楚哩。……好哇！”

列甫·萨维奇在信封上贴好邮票，亲自把它丢进邮筒。他带着极其快乐的笑容睡着了，而且很久以来都没睡得这么酣畅过。早晨他醒过来，想起自己的巧计，快活得嘴里呜呜地叫，甚至撩一下他那负情的妻子的下巴。他动身上班，后来在办公室里坐着，一直笑眯眯的，想象杰格佳烈夫落进陷阱惊恐万状的样子。……

到五点多钟，他忍不住了，往市立公园跑去，想亲眼欣赏一下他的仇人狼狈不堪的局面。

“啊哈，果真来了！”他遇见一个警察，暗自想道。

他走到布满葡萄藤的亭子旁边，在灌木丛里藏好，眼巴巴地盯住花瓶，开始等候。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六点钟整，杰格佳烈夫出现了。这个年轻人显然心情畅快极了。他的高礼帽大模大样地歪戴在后脑勺上，甚至他的灵魂也好像从敞开怀的大衣和坎肩里往外张望似的。他嘴里吹着口哨，吸着雪茄烟。……

“瞧着吧，你马上就会明白什么叫雄火鸡和索巴克维奇！”土尔曼诺夫幸灾乐祸地暗想，“你等着就是！”

杰格佳烈夫走到花瓶跟前，懒洋洋地把手伸进去。……列甫·萨维奇略微欠起身子，定睛瞧着他。……那个年轻人从花瓶里取出一个不大的纸包，翻来覆去看了一阵，耸了耸肩膀，然后游游疑疑地打开纸包，又耸了耸肩膀，脸上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原来纸包里装着两张花花绿绿的钞票！

杰格佳烈夫把两张钞票颠来倒去看了很久。最后他仍然耸动着肩膀，把钞票塞进口袋里，嘴里说：“谢谢[3]。”

倒霉的列甫·萨维奇听见了这声“谢谢”。这以后他在杜林诺夫商店的对面站了一个傍晚，对着招牌摇晃拳头，气愤地唠叨说：

“胆小鬼！臭商人！叫人看不起的大鲸鱼！胆小鬼！大肚皮的兔子！……”

[1] 据传说，这是古罗马统帅、政治家恺撒（前100—前44）遇刺身死前所说的一句话，布鲁图原是他的朋友，也参与了行刺。——俄文本编者注

[2]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一个粗鲁蛮横的地主。

[3] 原文为法语。

在法庭上

某县城有一幢官府的深棕色房子，平时，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以及掌管农务、酒类专卖、军事的衙门和其他许多衙门，轮流在那儿开会。这一天是秋季那种阴云密布的日子，地方法院分院巡回到此地，在那所房子里开庭审案。当地一个官员讲起上述那幢深棕色房子，俏皮地说：

“这儿又有尤斯契齐雅，又有波丽齐雅，又有米丽齐雅[1]，完全成了贵族女子中学。”

然而，大概，正如谚语所说的，“七个保姆反而带出个瞎眼的孩子”，这所房子外貌阴森，好比营房，旧得快要坍了，里里外外的设备一点也没有舒适的影子，弄得新来的、没有官职的人见了，无不感到吃惊，心里发闷。甚至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它也好像被浓重的阴影覆盖着。每到月光明亮的夜晚，树木和小民房就连成一大片阴影，沉入安宁的睡乡，唯独它高踞在朴实无华的景物之上，凭着它那堆石头，压得人透不出气来，有点荒谬而不合时宜，破坏了周围普遍的和谐；它没有睡觉，仿佛过去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如今无法摆脱沉痛的回忆似的。房子内部完全像个谷仓，一点也不招人喜欢。看起来也真奇怪，那班风度优雅的检察官、委员、首席贵族，在自己家里往往因为屋里有一点淡淡的煤烟味，或者地板上有一块小小的污斑就大吵大闹，如今在这儿，通气窗嗡嗡地响，冒烟的蜡烛发散着刺鼻的气味，污黑的墙壁老是挂着水珠，他们反倒满不在乎了。

地方法院九点多钟开庭。审讯毫不迟延地进行，显然要加紧办完。案子一个个提出来，结案很快，就跟不唱诗的弥撒一样，因此那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人脸像春汛的潮水般奔流过去，人们的动作、发言、灾难、真情、假话也一闪而过……任何人的头脑都不能由此得出具体而完整的印象。……临到下午两点钟，已经办完很多案子：两个犯人被判做苦工，一个享有特权的犯人[2]被判褫夺公民权，关进监狱，一个犯人宣告无罪释放，一个案子延期审理。……

两点钟整，庭长宣布审问“农民尼古拉·哈尔拉莫夫被控杀害妻子”一案。法庭仍然由审讯上一案的法官们组成，只有辩护人的位子由新人接替，他是候补法官，年纪很轻，没有胡子，穿一件礼服，纽扣发亮。

“带被告！”庭长下命令道。

可是被告事先已经押来，这时候往被告席走去。他是个高大壮实的农民，年纪大约五十五岁，头顶完全光秃，蓄着棕红色大胡子，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冷漠的表情。他身后跟着一个矮小孱弱的兵，荷着枪。

差不多就在被告席旁边，押解兵出了一点小岔子。他忽然脚底下绊一下，手里的枪掉下来，可是他没容它掉下地就抓住，枪托猛地砸在膝盖上。旁听席上响起了轻微的笑声。这个兵满脸涨得通红，大概是因为砸痛了，或者因为自己笨手笨脚而害臊。

法庭上先是照例问明被告的姓名、籍贯等，调换陪审员，传唤证人，带领他们宣誓，这以后就开始宣读公诉状。书记官生着窄肩膀，脸色苍白，身子太瘦，因而制服显得很肥，他脸颊上贴着一块膏药，这时候用低沉的男低音读起来，读得很快，就像助祭念经的声调那样不高也不低，仿佛生怕累坏他的胸肺似的。法官桌子后面的通风窗就来给他帮腔，不住地嗡嗡响，两种声音合起来，给法庭的寂静添上一种催人入睡的麻醉性质。

庭长还不算老，脸容极为疲倦，眼睛近视，这时候坐在圈椅上，纹丝不动，把手掌放在额头旁边，仿佛在挡住阳光，不让它照到眼睛似的。他在通气窗和书记官发出的嗡嗡声中想自己的心事。临到书记官略为停顿一下，换口气，开始念新的一页，他忽然全身一震，用暗淡无光的眼睛看一下众人，然后低下头去凑近旁边法官的耳朵，叹口气问道：

“您，玛特威·彼得罗维奇，是在杰米扬诺夫旅店里住着吧？”

“对，在杰米扬诺夫那里住。”法官回答说，也全身一震。

“下一回，大概我也要在那家旅店住了。求上帝怜恤吧，契皮亚科夫旅店里简直没法住！通宵吵吵闹闹，乱哄哄的！脚步声啦，咳嗽声啦，孩子哭哭啼啼。……不像样子！”

副检察官是个丰满而富态的黑发男子，戴着金边眼镜，留着一把梳理整齐的漂亮胡子，这时候坐着不动，好比一尊塑像，用拳头支住脸，在读拜伦的《该隐》。他眼睛里充满读得入神的表情，眉毛惊讶地越扬越高。……他偶尔往椅背上一靠，冷漠地瞧着前面出神，过了一分钟，又埋下头去看书。辩护人用铅笔没削过的一头在桌子上划来划去，偏着头沉思。……他那年轻的脸上没有别的表情，只有呆板而冷漠的烦闷，这样的表情只有那些每天必得坐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同样的脸和同样的墙的小学生和职员们才会有。他过一会儿就要发言，可是这丝毫也不使他激动。再者，他的发言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是根据上司的指示，按照沿用已久的陈词滥调把它写成的，自己都觉得它毫无光彩，枯燥乏味，过一会儿，在陪审员面前，他会不动感情、有气无力地把它念完了事，这以后就坐上马车，冒着雨，经过泥泞的道路，去火车站，回到城里，然后很快又接到命令要到某县去，再宣读新的发言……实在无聊！

被告先是焦躁不安地对着袖口嗽喉咙，脸色煞白，可是不久那寂静、那无处不在的单调、那烦闷，也感染他了。他呆板而恭敬地瞧着法官们的制服，瞧着陪审员们疲乏的脸，平心静气地眨着眼睛。原先他关在监狱里，一想起法庭的环境和审讯就提心吊胆，如今他倒十分放心了。他在这儿遇到的情形跟他原来预料的全不一样。他头上本来压着杀人致命的罪名，可是他在这儿却没碰见恐吓的脸、震怒的目光、关于严惩的响亮语句，更谈不到有人来关心他那不同寻常的命运。坐在上面的法官，谁也没有把长久而好奇的目光停在他身上。……阴暗的窗子啦，墙壁啦，书记官的声音啦，副检察官的姿态啦，一概浸透了官场的淡漠，冒出凉气，仿佛杀人犯无非是普通的办公用具，或者那些审问他的都不是活人，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才知道是由谁开动着的机器罢了。……

那个放宽心的农民却不明白：这儿的人对生活的戏剧和悲剧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就跟医院里的人看待死亡一样，而且正是这种机器般的冷漠无情，才包藏着他的处境的惨痛和无望。看来，他即使不是温顺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开口恳求他们，声泪俱下地央求他们大发慈悲，沉痛地忏悔，绝望地死去……这一切也还是会在早已麻木的神经和习惯上撞得粉碎，就跟海浪撞在岩石上一样。……

等到书记官念完，庭长不知什么缘故摩挲着他面前的桌子，眯细眼睛久久地瞧着被告，然后懒洋洋地转动着舌头问道：

“被告，您承认六月九日傍晚犯了杀害妻子的罪行吗？”

“不承认，老爷。”被告站起来，回答说，抓住他衣服的前胸。

这以后法庭匆匆忙忙着手审问证人，一连审问了两个农妇、五个农民和一个调查过案情的乡村警察。这些人身上都粘着泥浆，他们步行很久，又在证人室里一直坐等，早已筋疲力尽，神色沮丧而阴郁。他们的供词一模一样。他们供道：哈尔拉莫夫像大家一样，跟他的老太婆相处得“不错”，只有喝多了酒才动手打她。六月九日太阳下山的时候，有人发现老太婆倒在前堂里，头盖骨破裂，身旁一摊血里丢着一把斧子。大家就找尼古拉，要把这个灾难通知他，可是他既不在家，也不在街上。大家就开始在村子里找他，跑遍所有的农舍和酒店，都没找到他。他失踪了，到第三天，他却在乡公所里出现，脸色苍白，衣服破烂，周身发抖。人们就把他绑起来，关押在看守所里。

“被告，”庭长对哈尔拉莫夫说，“您能向法庭说明一下发生凶杀案以后那两天您在什么地方吗？”

“我在野外走来走去。……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

“如果您没杀人，那为什么躲起来呢？”

“我吓坏了。……我怕吃官司。……”

“哦。……好，坐下吧！”

最后一个受审的是给死去的老太婆验尸的县医生。他把他还记得的验尸报告里的话以及今天早晨他到法庭来的路上想起来的话对法庭陈述了一遍。庭长眯细眼睛瞧着他那身乌黑发亮的新衣服，瞧着他讲究的领结，瞧着他活动的嘴唇，听他讲话，可是不知怎的，却有个懒洋洋的想法在他头脑里自动冒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穿短上衣，为什么他做了件长的呢？为什么偏穿长的而不穿短的呢？”

庭长身后传来皮靴慎重的响声。这是副检察官走到桌子这边来，要取一个文件。

“米哈依尔·符拉季米罗维奇，”副检察官低下头凑着庭长的耳朵说，“这个柯烈依斯基办理的侦讯工作马虎得出奇。被告的亲哥哥他没审问，村长他也没审问，那所小屋的情形也没有写清楚，一点也看不懂。……”

“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庭长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叹口气，“他老朽了……不中用了！”

“顺便说一句，”副检察官继续低声说，“请您注意旁听席上第一排右边起第三个人……论相貌像是个戏子。……他却是当地的大财主。有将近五十万家当呢。”

“是吗？从外表倒看不出来。……怎么样，老兄，我们要退庭休息一阵吗？”

“审完这一案再休息吧。”

“随您的便。……哦？”庭长抬起眼睛瞧着医生说，“那么您认为她是当场毙命的？”

“是的，由于脑部受到严重的损伤。……”

医生讲完，庭长就瞧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中间的那块空当，问道：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副检察官眼睛没有离开《该隐》，否定地摇一下头。可是辩护人出乎意外地活动起来，嗽了嗽喉咙，问道：

“请您说一下，大夫，凭伤口的大小能够判断……判断犯人的精神状态吗？换句话说，我是想问一下：伤势的轻重能否使人有权利认为被告处在感情激动的状态？”

庭长抬起睡意蒙眬、神色淡漠的眼睛瞧着辩护人。副检察官丢下《该隐》，瞧着庭长。他们光是呆呆地瞧着，既不微笑，也不惊奇，更不困惑，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也许吧，”医生迟疑地说，“如果考虑到犯人……呃呃呃……用斧子劈下去的力量……不过……对不起，我不大明白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辩护人提出问题却没有得到回答，再者他觉得也无须回答。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这个问题本来是不知怎么钻进他头脑里来的，只因为受到寂静、烦闷、通气窗的嗡嗡声的影响，才从舌头上滑出来了。

法庭叫医生退席，开始检查物证。头一样检查的是一件农民长外衣，袖子上有一块深棕色的血迹。法庭审问这块血迹的来源，哈尔拉莫夫供道：

“老太婆去世大约三天前，片科夫给他的马放血。……我正好在那儿，喏，当然，我就帮了帮忙，这才……这才把衣服弄脏了。……”

“可是刚才片科夫供述，他不记得放血的时候有您在场。……”

“我不知道。”

“坐下吧！”

他们开始检查那把使老太婆死于非命的斧子。

“这不是我的斧子。”被告申明说。

“那么是谁的呢？”

“我不知道。……我没有斧子。……”

“庄稼人一天也不能没有斧子。您的邻居伊凡·季莫费伊奇跟您一块儿修理过雪橇，他供述这正好就是您的斧子。……”

“我不知道。不过，我敢当着上帝起誓，”哈尔拉莫夫往前伸出一只手，张开手指，“……我敢当着真正的造物主起誓。我以前什么时候有过斧子，现在可记不清了。以前倒真是有过那么一把，好像比它小一点，可是我的儿子普罗霍尔把它弄丢了。在他当兵的大约两年前，他去砍柴，跟伙伴们喝开了酒，就把它弄丢了。……”

“好，坐下吧！”

这种自始至终的不信任，这种不愿意听他讲话的态度，惹恼了哈尔拉莫夫，他怄气了。他开始眼睛，颧骨上泛起红晕。

“我敢在上帝面前起誓！”他伸直脖子，继续说，“要是您不相信，那就请您问我儿子普罗霍尔吧。普罗霍尔，斧子哪儿去了？”他猛地转过身对着押解兵，忽然用粗声粗气的男低音问道。“哪儿去了？”

这真是沉重的一刹那！所有的人都好像蹲下去，或者矮了半截似的。……凡是法庭里的人，头脑里统统像闪电似的掠过同一个吓人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想法：这可能是不祥的巧合吧。没有一个人敢大起胆子瞧一瞧兵的脸。人人都情愿不相信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听错了。

“被告，同看押人讲话是不许可的。”庭长赶紧说。

谁也没看见押解兵的脸，恐怖像肉眼看不见的人，戴着面具，飞过法庭。民事执行吏悄悄离开位子站起来，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法庭去了。过了半分钟就传来兵士换岗所常有的那种脚步声和响声。

大家就都抬起头来，极力装得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1] 上述三个词原意是“司法、警察、军事”，但其读音颇像俄国女人的名字。

[2] 指贵族身份的犯人。

怨诉

远方来信

亲爱的朋友！现在我刚收拾完我的房间。我累得要命，手都写不好字，可是话虽如此，我仍然在桌旁坐下，赶紧跟您这样的好人谈一谈话，也算是精神上进一顿美餐。昨天我已经搬到另外一个村子里来住，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近得多，不过我的通信地址暂时跟以前一样。我现在住的农舍倒挺宽敞，相当明亮，每月的宿费再加上茶炊费一共三卢布。只是一到生火的时候，屋里就烟气腾腾，夜里我总感到脑袋发重。我的女房东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耳朵聋，呆头呆脑，从各种迹象看来，大概是个旧教徒，至少我一吸烟，她就打喷嚏，而且不愿意跟我谈话。我的生活像先前一样暗淡无光，昏昏沉沉，单调乏味。白昼一天天过去，夜晚也一个接一个度完。不过我倒不像以前那么烦闷了。我习惯了早睡，而且正在学习绘画，用木头锯出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报纸偶尔也能见到，我总是一口气从头看到尾，连广告也不放过。我闲着没事做，就试着写我的《忏悔录》，结果写得废话连篇。在我的笔下，银行经理、检察官、陪审员都像是野兽，辩护人像是阿勃利科索夫食品厂的牛奶软糖，我自己成了羔羊。受审前拘押在监的情形描写得多情善感，悲悲切切，矫揉造作。……再者，我亲爱的，不论是描写恋爱，还是着重指出我并没挥霍金钱，而是我所爱的女人花掉的，这都俗不可耐！您在最近的那封信上替我辩白，可是您这个人真怪，要知道会计员不是她而是我呀！不过，这些事不提也罢。……

前天我收到妹妹娜嘉从鲁库青商店买来的一个烟盒和一打短袜。随着包裹还寄来一封信，可怜的姑娘写了四张信纸，为我的健康担忧。好朋友，您让她放心吧。您就说我活得挺好，健康得像一头牛。我也要向您保证，我身体健康。我凭人格担保，我没得痨病，也不咳嗽，这话丝毫也不夸大。不过最近，我的身体出了一点没法理解的怪毛病，情形还不算严重，大概是神经性的。我倒不放在心上，可是仍然不得不为它忙一阵。我发的病近似神经错乱。我没有因此瘦下来，然而这毕竟是不愉快的事。……麻烦您问一下莫斯科的随便哪个医生：我该怎么办才能治好这种病呢？叫我把病情大致叙述一下，这我办不到，不过我来给您写一下最近发病的经过和情景吧。一个星期前，星期二深夜，我牙痛得很，忽然醒过来。您知道，原先我也常牙痛，不过这一回，我牙痛得特别厉害。我醒来后，痛得难忍难熬，死去活来。……整个脸都像针刺那样痛，甚至手上都痛了。我东奔西跑，又蹦又跳，哇哇地哭，时而把头塞到枕头底下，时而伸到寒冷的前堂里。……我想到没处就医，又没有药吃，就越发痛得难受。……我极力回想当初在家里遇到这类情形所采取的办法。……我想起花露水、碘酒、各种甘香油剂、解痛的白兰地等等，总之都是我在此地没有的东西。……我向房东要点白酒漱口，可是他们不给，推说他们没有。这可怕而漫长的一夜我吃的苦，我亲爱的，都没法跟您说了！……您就设想一下那黑暗、煤烟、羊皮的气味吧。……时间拖啊拖的，一直拖下去，无穷无尽，仿佛停在一点上不动了。我的四周一个活人也没有。……彻底的孤单可以从我每一下脚步声和每一个呻吟声中听出来。……回忆是可怕的，又没法抱什么希望。……此外，寒冷的秋雨仿佛有意对我的痛苦表示毫不在意，单调而冷漠地敲打乌黑的窗子。……我的朋友，请原谅我的感伤心情：如果有一天，在这样的夜晚，您遇上一个挨饿受冻的病人，那我请求您给他一个躲避风雨的地方吧！有些人坐在暖和而明亮的房间里，竟然认定给人一星半点的施舍和临时的帮助毫无道理，请您不要相信他们的话！您不要拒绝给他五个戈比，好让他到夜店里去度过一夜。（最后这几行原来已经涂掉，不过仍然可以认出来）……我不记得天色怎样破晓，早晨怎样开始。……我只记得到了早晨我也还是哭个没完，又蹦又跳，两只手捧着半边脸。我的牙痛照例要持续三四天，可是这一回却结束得特别快。事情是这样的：我早晨八点多钟接到可敬的奥西普·伊凡诺维奇寄来的几份报纸，我在给您的信上谈起过这个人（他不但送我茶具，还送我报纸，那些报纸他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我在一张报纸上看见用红铅笔标出的一条新闻，大概是以助人为乐的奥西普·伊凡诺维奇亲笔标出的。您再也想不出我有多么惊讶！那条新闻涉及我个人。……其中讲到某银行的前任会计员犯伪造文件和盗用公款罪受审，如今流放在外。……我看了“从可靠来源向本报提供的消息”，才知道：原来我目前坐着高头大马拉着的马车到处游逛，为情妇在巴黎定制新衣服，喝香槟如同喝白水一样，操纵着俱乐部的命运等等。我连弄一口白酒治牙痛都办不到，不料我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当地时新装束的倡导人，而且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闹得当地乌烟瘴气，总之，我不但贪污过许多钱，而且善于把钱藏起来，如今正扬扬得意呢！编造这许多谎言还不够，另外又添上各种恭维我的称号，例如翩翩佳公子、阔少爷、风流才子、赌棍等。总之，这是要读者抱怨惩罚无效，要读者讥笑我，唾弃我。……

我把这“可靠的消息”读了三遍，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我是小人物，不是大人物。……按理，我应该不理睬这种事，丢在脑后，可是我做不到，反而听任我的懦弱性格作怪。于是我发病了。我先是哭泣，悲悲惨惨，声音响亮，就跟小孩一样。随后我又怒火中烧。……我气得发昏，像疯子似的把报纸撕成小碎片，伸出脚来不住乱踩，对着空中破口大骂，骂得难听极了，跟马车夫一样。……我满屋子跑来跑去，发牢骚，顿脚，捶拳头，捞起凳子来砸一条没有任何过错的狗。……孤苦伶仃的心绪、回忆、思乡、青春断送的感觉、牙痛，这一切凝成一个沉重的硬块，压紧我的脑子，害得我暴跳如雷，着了疯魔。我记得最后我躺在床上，要求人家不要管我，我的头上即使不压湿布也已经够凉的了。……我已经不觉得牙痛，我顾不上这些了。……

他们何苦打一个已经倒下的人呢？不过，问题不在这儿。……发病以后大约过了两天，我像个挨了打的人，头痛，四肢也酸痛。我的病情就是这样。请您问一下您认识的随便哪个医生，这究竟是什么病，怎样才能治好。如果大夫根据这封信了解到这是什么病，那就请他，要是他乐意的话，开个方子吧。请您买了药寄给我，在我妹妹那儿拿钱好了。不过我的病千万不要告诉娜嘉。

请您在信里附几张邮票来。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要满二十八岁了。好人在这样的年纪几乎刚结束学业，我呢，却像个到处闯祸的“我们的淘气鬼”，已经从头到尾过完整整的一生：既念完大学，又置过房产，还受过审判，甚至跑到西伯利亚来了。……世界上竟然有这种罕见的、得天独厚的人！确实，有的人有才能，有的人有双倍的才能，有的人却一点也没有。如果您有心慷慨解囊，那就请您不要汇款给我。您最好寄点烟草、茶叶来，尽量不要买太差的，再寄点香水来（要英国货，好朋友）。现在我才看出来我已经娇到什么程度了。比方说，我看到我在用便宜的信纸写信，就浑身不自在。……我看了总不免觉得奇怪：这种纸很脆，不光滑，而且没带着当初她来找我的时候衣服上总带着的那种难忘的香气。……

不过，再见了。不要忘记我，给我写信来。紧紧地握您的手。

完全属于您的

某某

此信经查明与原文无误：

安·契洪捷

[1] 西伯利亚中部的城市，暗示写信人是在西伯利亚服流放刑的罪犯。

统计

有一个哲学家说，如果邮差知道他们的邮袋里装着多少愚蠢、庸俗、荒唐的废话，他们就不会跑得那么快，而且一定会要求加薪。这是实话。有的邮差拼命爬上六层楼，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他送去的信上只有一行字：“宝贝儿！我吻你！你的米希卡！”或者只有一张名片：“奥杰科隆·潘达洛诺维奇·波德勃留希金”[1]。有的邮差可怜得很，在房门口足足按一刻钟门铃，身子冻僵，苦恼不堪，可是送去的信却是用淫秽的笔墨描绘叶皮什金大尉家里如何纵酒行乐。有的邮差像中了邪似的，满院子跑来跑去，寻找打扫院子的仆人，托他把一封信交给房客，而信上要求说：“别让我碰见你，要不然我就给你一个耳光！”或者：“吻亲爱的孩子们，祝安纽托琪卡过生日好！”可是谁瞧见那些邮差，谁都会以为他们简直把康德或者斯宾诺莎[2]装在邮袋里了！

有一个闲暇无事的希彼金[3]，平素喜欢东张西望，打听“欧洲有什么新闻”，后来编出一种类似统计表的东西，对科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凭这种多年观察的结果，可以看出市民信函的内容大体上依照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动。春天以谈爱和求医的信居多，夏天大多是谈庄园管理的信和夫妇之间互相告诫的信，秋天的信大都谈婚姻和打牌，冬天则着重谈职务，挑拨是非。如果把全年的信汇总在一起，并且运用百分比方法加以分类，那么每一百封信当中：

有七十二封是闲得无聊，写着玩玩的，这仅仅是因为手头有纸和邮票而已。这类信常描写舞会和风景，废话连篇，空洞无物，或者问：“为什么您不结婚呢？”抱怨烦闷无聊，发牢骚，通知对方说安娜·谢敏诺芙娜怀了孕，要求对方问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骂对方不到他们家里来，等等；

有五封是情书，其中只有一封提出了求婚；

有四封是贺信；

有五封是借钱的信，答应一领到薪金就奉还；

有三封是非常乏味的信，出于女人的手笔，婆婆妈妈的；这些信推荐“年轻人”，或者要求弄一张剧院免费入场券之类，借新书等等；信尾总是道歉，说是字迹不清，写得潦草；

有两封是附有诗稿，寄到编辑部去的信；

有一封是“文绉绉”的信，在信上，伊凡·库兹米奇对谢敏·谢敏诺维奇大发议论，讲保加利亚问题或者公开审判之害；

有一封是丈夫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妻子回家以便“共同生活”的信；

有两封是写给裁缝的信，要求做新裤子，并且延期付清旧账；

有一封是重提旧债的信；

有三封是接洽事务的信；

有一封很可怕，充满眼泪、恳求、抱怨：“爸爸马上就要死了”，或者“柯里亚开枪自杀了，您快回来吧！”等等。

[1] 这姓名可意译为“花露水，长裤，肚皮底下”。

[2]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3]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邮政局长。他出于好奇，常常拆看别人邮寄的信件。——俄文本编者注

求婚

为姑娘们写的故事

瓦连青·彼得罗维奇·彼烈杰尔金是个年轻人，相貌好看，戴着高礼帽，穿着礼服和漆皮鞋，鞋头尖得像刺，这时候坐着马车，几乎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到公爵小姐薇拉·扎皮斯金娜家去了。……

啊，您不认识公爵小姐薇拉，这太可惜了！她是个千娇百媚的美人，生着温柔的天蓝色眼睛，丝绸般的鬈发像波浪一样起伏。

海浪一撞上岩石就粉碎了，然而任何石头碰上她鬈发的波浪，却反而会被碰碎而化为齑粉。……人一定得是感觉迟钝的蠢材，才抵得住她的微笑和她那仿佛雕塑成的娇小身材不住发散着的脉脉温情。啊，每逢她说话，发笑，露出白得耀眼的牙齿，一定得是麻木的牲畜，才能不感到飘飘欲仙！

彼烈杰尔金被公爵小姐请进去。……

他就在公爵小姐对面坐下，激动得浑身无力，开口说：

“公爵小姐，您能听我讲几句话吗？”

“哦，行！”

“公爵小姐……请原谅，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件事在您非常出乎意外……简直是冷不防呢。……您会生气的。……”

他伸手到衣袋里取手绢擦一擦汗，这时候公爵小姐妩媚地微笑着，探问地瞧着他。

“公爵小姐！”他继续说，“自从我见到您的那天起，我心里……就生出一种无法遏制的愿望。……这个愿望黑夜白日不容我消停……要是它不能实现……那我……我就惨了。”

公爵小姐沉思地低下眼睛。彼烈杰尔金沉吟一下，继续说：

“当然，您会感到惊讶……您是高于人间万物的，不过……对我来说您却是个再适合不过的人了。……”

紧跟着是沉默。

“特别是因为，”彼烈杰尔金叹道，“我的田产正好跟您的田产交界……我有钱。……”

“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爵小姐轻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公爵小姐啊！”彼烈杰尔金站起来，热烈地开口讲道，“我恳求您不要拒绝我。……请您不要用您的推辞来打乱我的计划。……我亲爱的，请您允许我向您求婚！”

瓦连青·彼得罗维奇赶紧坐下，低下头凑近公爵小姐，小声讲起来：

“这桩婚事划算极了！……咱们一年之内就能卖掉一百万普特的脂油呢！咱们可以在连成一片的两家田产上合伙开办一家脂油精炼厂！”

公爵小姐想一想，说：

“遵命。……”

凡是期待着会有缠绵悱恻的结局的女读者，可以休矣。

不同寻常的人

夜里十二点多钟。担任助产士的老处女玛丽雅·彼得罗芙娜·柯希金娜的门外，站着一个高身量的上流人，戴着高礼帽，穿着带风帽的制服大衣。在黑暗的秋夜，他的脸和他的手都看不清楚，可是他咳嗽和拉铃的神态却流露出庄重，沉稳，甚至有几分威严。他拉过三次门铃后，房门打开，玛丽雅·彼得罗芙娜本人出来了。她穿着白裙子，外面披一件男大衣。她手里举着一盏小小的灯，扣着绿罩子，灯光把她那带着睡意和布满雀斑的脸、精瘦的脖子以及从包发帽里溜出来的稀疏的棕色头发一概染成绿色了。

“我可以见一见助产士吗？”那个上流人问。

“我就是助产士。您有什么事？”

上流人走进前堂，玛丽雅·彼得罗芙娜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身量的男人，身材匀称，年纪已经不轻，可是生着一张英俊而严峻的脸和浓密的连鬓胡子。

“我是八等文官基利亚科夫，”他说，“我来请您到我妻子那儿去一趟。劳驾快一点。”

“好，先生……”助产士同意说，“我马上去换衣服，麻烦您在客堂里等我一下。”

基利亚科夫脱掉大衣，走进客堂。小灯微弱的绿光照着价钱便宜的家具以及打过补丁的白色布套，照着寒碜的花朵，照着攀附着常春藤的门框。……屋子里有股天竺葵和石碳酸的气味。墙上的小挂钟胆怯地嘀嗒响着，仿佛看到外来的男人感到难为情似的。

“我准备好了，先生！”大约过了五分钟，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走进客堂来，她已经换好衣服，洗过脸，精神抖擞地说，“我们走吧，先生！”

“是的，得赶快去……”基利亚科夫说，“顺便，我想提一个不算多余的问题：您接生要多少钱？”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说，不好意思地微笑，“随您给吧。……”

“不，我不喜欢这样办事，”基利亚科夫说，冷冰冰地定睛瞧着助产士，“俗语说：诺言重于金钱。我不想沾您的光，您也不要沾我的光。为了避免纠纷，我们还是事先讲定价钱比较妥当。”

“我，说真的，不知道。……这没有固定的价钱。”

“我自己也工作，因此习惯于尊重别人的工作。我不喜欢不公道。如果我没有给足您钱，那就跟您多要了我的钱一样，在我是同样的不愉快，为此我坚决主张您说出您的价钱。”

“要知道，价钱很不一样！”

“嗯！……您决定不下来，这我不能理解，不过既然如此，我只好自己来定价钱。我可以给您两卢布。”

“您说什么呀，求上帝怜恤吧！……”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说，脸红了，往后倒退一步，“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与其拿两卢布，我还不如不要钱的好。这样吧，要是您愿意的话，五卢布好了。……”

“两卢布，一个钱也不添了。我不要沾您的光，可是我也不打算多出钱。”

“那也随您，先生，不过只给两卢布，那我不去。……”

“可是按照法律您没有权利拒绝。”

“好吧，那我不要钱，白去一趟就是了。”

“我不打算白白麻烦您。各种工作都应当得到报酬。我自己也工作，我明白。……”

“只挣两卢布，我不去，先生……”玛丽雅·彼得罗芙娜温和地申明说，“要是您乐意，我不要钱去一趟倒行。……”

“既是这样，我很抱歉，白白打搅您了。……我荣幸地向您告辞。”

“您这个人啊，说真的……”助产士说着，把基利亚科夫送到前堂，“那么这样好了，要是您乐意，给三卢布，我就去。”

基利亚科夫眯细眼睛，聚精会神地瞧着地板，整整考虑了两分钟，然后坚决地说：“不行！”他说完，就走到街上去了。助产士又惊讶又难为情，等他走后，就关上门，回到卧室去了。

“这个人相貌漂亮，气度庄严，可是多么古怪呀，求上帝跟他同在吧……”她躺下，暗自想道。

可是还没过半个钟头，门铃又响了。她从床上起来，不料在前堂里又看见原先那个基利亚科夫。

“如今的世道真也乱得出奇！”他说，“药房里的人也罢，警察也罢，扫院人也罢，谁也不知道别的助产士的住址，这样我就不得不同意您的条件了。我给您三卢布就是，不过……我要预先申明一下：我雇用女仆，以及一般说来使用别人的劳力，总是事先讲定，到付钱的时候决不加钱，也不给小费什么的。各人应当拿各人该得的收入。”

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听基利亚科夫讲话没有多久就已经觉得他讨厌，惹人反感了，他那四平八稳的话语压在她心上像一块沉甸甸的东西。她换好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四下里静悄悄的，可是天气寒冷，乌云密布，连路灯的亮光也看不大清。稀泥在脚底下咕唧咕唧响。助产士凝神细看，却瞧不见出租马车。……

“大概路不远吧？”她问。

“不远。”基利亚科夫阴郁地回答说。

他们穿过一条胡同，又穿过一条，再穿过一条。……基利亚科夫只顾迈步走着，就连他的步态也流露出庄重和沉稳。

“多么可怕的天气啊！”助产士跟他攀谈说。

可是他庄重地沉默着，显然极力在平滑的石头上走，免得踩坏他的套靴。经过长久的步行，助产士终于走进一个前堂，从那儿可以看见布置得很体面的大客厅。各处房间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甚至产妇躺着的卧室里也是如此。……大凡在分娩的地方，亲戚和老太婆总是多得不计其数，可是这儿却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厨娘带着呆板而惊恐的脸相东奔西跑，像中了邪似的。传来响亮的呻吟声。

三个钟头过去了。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在产妇的床上坐着，小声说话。两个女人已经趁这段时间互相认识，彼此熟悉，一块儿闲谈、惊叹了。

“您可不能说话呀！”助产士不安地说，可是她自己又不住地问这问那。

后来房门开了，基利亚科夫本人静悄悄地走进卧室来，神态庄重。他在椅子上坐下，摩挲着连鬓胡子。紧跟着是沉默。……玛丽雅·彼得罗芙娜胆怯地瞧了瞧他那漂亮而不带感情、像木石一般的脸，等着他开口讲话。可是他死不开口，不知在想什么心事。助产士白等了很久，就决定自己开口，说了一句在分娩的场合照例要说的话：

“是啊，感谢上帝，世界上要添一个新人了！”

“是的，这是愉快的，”基利亚科夫说，脸上保持着木石一般的神情，“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多一个孩子就要多一笔开支。孩子不是天生就吃饱穿暖的。”

产妇的脸上露出负疚的神情，仿佛她没得到批准，或者出于无聊的奇想，就把一个活人生到世界上来了。基利亚科夫叹口气，站起来，庄重地走出去。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求上帝保佑他……”助产士对产妇说，“脾气那么严厉，连笑都不笑一下。……”

产妇说，他素来就是这样。……他为人诚实，公正，慎重，精打细算，然而所有这些品质都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弄得一般人都感到受不了。亲戚同他不和，仆人干了一个月就待不下去，没有人跟他来往，妻子儿女老是心情紧张，每走一步路都要担惊害怕。他不打人，不骂人，他的美德远比缺陷多，不过每逢他离家出外，大家却感到自在得多，轻松得多。为什么会这样，连产妇自己也不明白。

“那些盆子得收拾干净，放到储藏室去，”基利亚科夫又走进卧室里来，说，“这些小瓶也要收起来，将来有用处。”

他讲的话都很简单，平常，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助产士却心惊胆战。她开始怕这个人，每次听到他的脚步声就打冷战。早晨她准备辞去的时候，看见基利亚科夫的小儿子，一个面色苍白、头发剪短的中学生，正在饭厅里喝茶。……基利亚科夫站在他对面，用四平八稳的声调说：

“你会吃饭，那你也得会工作。喏，你刚喝下一口茶，可是你大概没有考虑到喝这口茶是要花钱的，至于钱，是靠劳动挣来的。你要一面吃，一面想才是。……”

助产士瞧着男孩呆板的脸容，觉得连空气都沉重了，再过一会儿，那四堵墙也会经不住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的威风而倒下来。她害怕得心慌意乱，对这个人生出强烈的反感，就拿起她的小包袱，匆匆走出房外。

半路上，她想起她忘记索取那三卢布了。可是她停住脚，站一会儿，想了想，却挥一挥手，仍然往前走去。

我的家规[1]

早晨我醒过来，下了床，站在镜子跟前打领结，这时候我的岳母、妻子、姨妹就轻手轻脚，规规矩矩走到我房间里来。她们排成一行，恭敬地赔着笑脸，向我问早安。我就对她们点点头，发表演讲，向她们说明，我就是一家之长。

“你们这些混蛋，我供你们吃，供你们喝，教你们走正路，”我对她们说，“我把你们这些笨货开导得有了点灵性，所以你们得尊重我，敬仰我，惧怕我，对我的作品佩服得五体投地，乖乖地听我的话，不准有一星半点的放肆才是。如若不然……啊，你们这些邪魔外道，要提防着我！仔细我揭你们的皮！我要给你们个厉害看看！”等等。

家人们听完我的演说，就走出去，着手办正事。岳母和妻子拿着我的文章跑到编辑部去：妻子到《闹钟》[2]去，岳母到《每日新闻》去同里普斯凯罗夫[3]接洽。姨妹坐下来誊写我的小品文、中篇小说、论文。至于领稿费，我总是打发岳母去。倘使出版人不舍得给，老是搪塞说“明天再来”，那么我打发她去领稿费以前，先要叫她吃三天生肉，把她耍弄得心里冒火，在她心里勾起对出版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她就涨红脸，怒不可遏，张牙舞爪，直奔编辑部去领钱，结果，没有一次她空着手回来。此外她还担负一项职责，就是替我抵挡债主们的纠缠。如果债主很多，妨碍我睡眠，我就使用巴斯德[4]的方法把恐水病[5]的病毒接种到岳母身上去，再把她安置在大门口，弄得一个坏蛋也不敢上门！

吃午饭的时候我大吃菜汤和烤鹅加白菜，妻子就在钢琴旁边坐下，给我弹奏《薄伽丘》[6]、《伊连娜》[7]和《柯尔涅维尔的钟》[8]，岳母和姨妹就在饭桌旁边翩翩起舞，跳的是三拍子的西班牙舞。谁特别招得我心花怒放，我就答应送给谁一本我的著作集，由作者亲笔签名，可是，这个走运的女人要是当天干出一件什么事，惹得我大发脾气，因此丧失了得奖的权利，我就不履行我的诺言。饭后我躺在长沙发上养神，往四周喷出雪茄的烟气，我的姨妹就朗诵我的作品，岳母和妻子静静地听着。

“啊，多么好！”她们必须赞不绝口，“妙极了！多么深刻的思想！感情澎湃，如同大海！太迷人了！”

等到我开始打盹，她们就在一旁坐着，交头接耳地讲话，不过声音要响得能够让我听见。

“他是才子啊！可不是，他是个了不起的才子！人类如果不极力来了解他，损失可就太大了！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倒跟这样的天才住在同一个房顶底下，这是多么幸运啊！”

如果我睡熟，值班的女人就在我枕头旁边坐着，给我扇扇子，赶苍蝇。

我一醒来就嚷道：

“笨货，拿茶来！”

可是茶已经准备下了。她们把茶端给我，一边鞠躬，一边恳求道：

“您喝吧，父亲和恩人！这儿是果酱，这儿是甜面包。……请您接受我们这种力所能及的贡礼吧。……”

喝完茶后，我照例处罚她们违背良好家风而犯下的过失。如果没有什么过失，那也还是要处罚，只是记在将来的账上罢了。处罚的轻重依过失的大小而定。

因此，如果我对誊写、舞蹈或者果酱感到不满，犯罪的人就得把商人生活的几个场面背得烂熟，或者跷起一条腿来在各处房间里蹦蹦跳跳，再不然就到我不投稿的编辑部去领稿费。有谁胆敢不听命令或者表示不满，我就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索性把她关进储藏室去，或者硬叫她闻阿莫尼亚水的臭味，等等。倘使岳母吵闹起来，我就打发人把警察和扫院人叫来。

夜里，我在睡觉，我家的三个女人却一概不睡，巡查各处房间，小心守卫，以免我的作品给贼偷走。

[1] 《家规》是俄国16世纪的一部法典性作品，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

[2] 莫斯科出版的一种滑稽周刊（这篇作品就发表在那个刊物上）。

[3] 当时《每日新闻》的出版人。——俄文本编者注

[4] 巴斯德（1822—1895），法国杰出的生物学家。

[5] 即狂犬病，巴斯德曾发明这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法。

[6] 德国作曲家祖佩所编的小歌剧，1875年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7] 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所编的小歌剧，全名是《美丽的伊连娜》，1864年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8] 法国作曲家普朗凯特所编的小歌剧，1877年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泥潭

一

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雪白的军官制服，身子在马鞍上潇洒地摇晃着，走进“莫·叶·罗特施泰因继承人”酿酒厂的大院子。太阳无忧无虑地朝着中尉的小星章微笑，朝着桦树的白树干微笑，朝着院子里东一堆西一堆的碎玻璃微笑。万物都带着夏天白昼那种明亮而健康的美，任什么东西都拦不住绿油油的嫩叶快活地颤抖，跟晴朗的蓝天互相眼。就连砖房那经烟熏过的肮脏外貌和杂醇油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也没有破坏到处存在的美好情调。中尉快活地翻身下马，把马交给一个跑过来的仆人，伸出手指摩挲着他稀疏的黑唇髭，走进正房的前门。他走上一道旧楼梯，那儿光线明亮，铺着地毯。他在最高一个梯级上遇见一个使女，年纪已经不轻，神情有点傲慢。中尉默默地把名片递给她。

使女拿着名片走进内室，看到名片上印着“亚历山大·格利果利耶维奇·索科尔斯基”几个字。过了一忽儿，她走回来，对中尉说，小姐不能接待他，因为身体不大好。索科尔斯基举目望着天花板，努出下嘴唇。

“这真伤脑筋！”他说，“听着，亲爱的，”他急急忙忙讲道，“请您再去一趟，对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说，我很需要跟她谈一谈。很需要！我只耽搁她一分钟。请她原谅我。”

使女只耸了耸一个肩膀，然后懒洋洋地走去见女主人。

“好吧！”她过了不久走回来，叹口气说，“请进！”

中尉跟在她身后，穿过五六个陈设华丽的大房间，经过一条长过道，终于走进一个宽敞的四方形房间。他一走进房间，就不由得暗暗吃惊，因为那儿摆着极多的花卉，茉莉花的甜香浓得令人恶心。沿墙的篱形支架上长满了花，枝叶遮蔽窗户，而且从天花板上倒挂下来，各个墙角也爬满枝叶，弄得这个房间与其说是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像个花房。山雀、金丝雀、金翅雀吱吱地叫，在绿叶中间跳来跳去，撞在窗玻璃上。

“请原谅我在这儿接待您！”中尉听见一个女人清脆的说话声，字母P的声音读得含混不清[1]，却又好听，“昨天我的偏头痛发作了，今天我怕再发作，就极力不动弹。您有什么贵干？”

原来有个女人坐在正对门口的一把老年人用的大圈椅上，头往后靠在枕头上，穿着贵重的中国式长睡衣，包着头。从她那针织的毛线头巾里只露出一只大而且黑的眼睛和一个白净的长鼻子，鼻梁略微拱起，鼻端很尖。肥大的长睡衣遮住了她的身材和体态，不过凭她美丽的白手，凭她的说话声，凭她的鼻子和眼睛却可以断定她的年纪至多不过二十六岁到二十八岁。

“请原谅我这样固执地要求见您……”中尉把两个靴跟并拢行礼，马刺碰出当的一响，开口讲道，“我荣幸地介绍我自己，我姓索科尔斯基！我是受我表哥的嘱托到这儿来的，他就是您的邻居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克留科夫，他……”

“啊，我认得他！”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打断他的话说，“我认得克留科夫。请坐，我不喜欢这么大的一个人立在我面前。”

“我表哥嘱托我要求您帮一下忙，”中尉再一次把马刺碰响，坐下，继续说，“事情是这样，您去世的父亲去年冬天在我表哥那儿买过燕麦，欠下他一笔不大的款项。表哥拿到的借据要到下个星期才到期，不过表哥恳切地请求您：这笔账能不能今天就还清？”

中尉说着话，斜起眼睛往两旁瞟一眼。

“是啊，我好像是在她的卧室里吧？”他暗想。

这个房间有个角落，绿叶最密最高，那儿放着一张床，支着棺罩般的粉红色帐子，床上被子凌乱，还没收拾整齐。床旁有两把圈椅，上面堆着揉成一团的女人衣服，衣襟和袖子滚着花边和皱边，如今已经揉乱，垂到地毯上。地毯上东一处西一处地乱丢着白色的小带子、两三个烟蒂、夹心糖果的包皮纸。……床底下露出一长排尖头和圆头的各色拖鞋。中尉觉得甜腻的茉莉花香气似乎不是从花里而是从床上和那排拖鞋上发散出来的。

“那么借据上开着多少钱呢？”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问。

“两千三。”

“嘿！”犹太女人说着，把另一只又大又黑的眼睛也露出来了，“您居然说这笔款项不多呢！不过，今天付清也罢，过一个星期付清也罢，反正都一样，可是我父亲死后，这两个月当中，我付出去那么多的钱……碰到那么多的麻烦事，闹得我头都昏了！我一再要求到国外去休养，可是他们硬逼我干这些无聊的事。什么白酒啦，燕麦啦……”她抱怨道，微微闭上眼睛，“燕麦啦，借据啦，利息啦，或者用我的大总管的说法，‘利吉’啦。……这真可怕。昨天我干脆把收税员轰走了。他带着他的特拉列斯[2]来找我纠缠。我就对他说：您跟您的特拉列斯一齐滚蛋吧，我什么人也不接待！他吻了吻我的手，就走了。您听我说，您的表哥不能再等两三个月吗？”

“这个问题提得太残忍了！”中尉笑道，“表哥倒是再等一年也没关系，可是我等不及了！要知道，这笔钱，我得向您说明，是为我自己张罗的。我无论如何非弄到一笔钱不可，可是表哥手边，偏偏不巧，一个闲钱也没有。我不得不骑着马出来收债。刚才我到一个租他地的农民家里去过，现在呢，在您这儿坐着，我从您这儿出去还要到别处去，直到收齐五千为止。我急等着钱用！”

“得了吧，年轻人要钱干什么用呢？这是邪心思，瞎胡闹。您吃喝玩乐落下了亏空，或是欠下了赌债，还是要结婚？”

“您猜中了！”中尉笑道，略微欠起身子，磕响马刺，“的确，我就要结婚了。……”

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定睛瞧着客人，做出一脸的苦相，叹口气。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热衷于结婚！”她说着，在自己身旁寻找手绢，“生命这样短促，自由这样稀少，可是他们偏偏还要捆住自己的手脚。”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对，对，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过，您听我说，莫非您娶的是个穷姑娘？是出于热烈的爱情吗？而且为什么您一定要五千，而不是四千，不是三千呢？”

“嘿，她可真够贫嘴的！”中尉暗想，然后回答说：

“事情是这样：军官依法不能在二十八岁以前结婚。如果一定要结婚，那就要么退役，要么上缴五千保证金。”

“啊，现在我懂了。您听着，刚才您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也许您的未婚妻是个了不起的、出色的女人，不过……我简直不懂正派人怎么能跟女人一块儿生活。您即使把我杀了，我也不懂。谢天谢地，我已经活了二十七岁，可是生平一次也没见过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女人。她们都是些装腔作势的、不道德的、说假话的家伙。……只有使女和厨娘我还受得了，至于所谓上流女人，哪怕离我有大炮射程那么远，我也不容许。是啊，谢天谢地，她们也恨我，不到我这儿来。如果她们要钱，就打发她们的丈夫来，自己说什么也不来。这倒不是因为骄傲，不是的，不过是胆小罢了，生怕我跟她们大闹一场。啊，她们那种忌恨，我了解得很清楚！当然了！她们有些心思极力瞒住上帝和外人，我却把它们公开摆出来。既是这样，她们哪能不恨我呢？她们跟您谈起我，多半已经说了一大车坏话了。……”

“我来此地还不太久，所以……”

“得了，得了，得了……我凭您的眼神已经看出来了！莫非您到这儿来，您的表嫂就没向您交代过什么话？让年轻的男人跑到这么糟糕的女人这儿来而不预先警告几句，那怎么行呢？哈哈。……不过，怎么样，您的表哥好吗？他是个挺好的人，长得真漂亮。……我望弥撒的时候见过他几次。您为什么这样瞧着我？我经常到教堂去的！大家都信一个上帝嘛。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外貌总不及思想重要。……对不对？”

“是的，当然……”中尉说，微微一笑。

“是啊，思想。……不过您长得完全不像您的表哥。您也漂亮，可是您的表哥还要漂亮得多。说来也怪，怎么就不大像呢！”

“这并不奇怪：我们不是亲兄弟，而是表兄弟。”

“对，这是实话。那么您今天一定要这笔钱？为什么非今天不可呢？”

“我的假期过几天就满了。”

“哦，拿您有什么办法呢！”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叹道，“那就这样吧，我给您钱就是，不过我知道，日后您会骂我的。等到婚后您跟妻子吵起架来，就会说：‘要不是那个邋遢的犹太女人给我钱，那我现在也许自由得像只鸟呢！’您的未婚妻好看吗？”

“是的，挺不错的。……”

“嗯！……反正长得像样点，漂亮点，总比不漂亮强。不过，对丈夫来说，女人长得再漂亮也弥补不了她的浅薄无聊。”

“这就奇了！”中尉笑道，“您自己是女人，却又这么恨女人！”

“女人……”苏萨娜冷笑道，“上帝给我这么一个躯壳，难道也能怪我？这可不能怪我，就跟您长着唇髭也不能怪您一样。该选什么样的提琴盒，那是不能由提琴自己做主的。我倒很喜欢我自己，不过每逢人家提起我是女人，我就开始恨我自己了。好，您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您在客厅里等我吧。”

中尉走出去，头一件事就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好吐尽茉莉花的浓香，这种香气已经熏得他脑袋发晕、喉咙发痒了。他暗暗吃惊。

“多么奇怪的女人啊！”他暗想，往四下里看，“她讲话倒是蛮有条理的，可是……话未免太多，也说得太敞了。她好像有点精神不正常。”

他此刻站在客厅里。这儿陈设阔绰，力求华丽而时髦。这儿有刻着浮雕的深色铜盘，桌上有尼斯[3]和莱茵河的风景画片。另外还有古式的烛架、日本的小塑像。可是所有这些摆设，尽管追求豪华和时髦，却反而显得缺乏美感，那些涂金的墙檐、花花绿绿的壁纸、鲜艳的丝绒桌布、沉重的镜框里镶着的低劣彩色画片都强烈地显出这一点。这儿似乎还没有布置完毕，却已经过于拥挤，这就进一步表现了美感的缺乏，使人觉得这儿好像还少一点什么，同时又有许多东西应当丢掉。显而易见，全部陈设并不是一次买齐，而是趁着减价出售的有利时机，东一件西一件地拼凑起来的。

中尉自己的审美能力也不怎么高明！可是连他都发觉全部陈设具有一种典型的特点，不论是华丽还是时髦都不能将它消除，那特点就是完全缺乏女性操持家务的手留下的痕迹，可是那样的手，大家都知道，是会给房间的布置添上温暖、诗意、舒适的色彩的。这儿的气氛冷冰冰，就跟车站候车室、俱乐部、剧院休息室里一样。

真正犹太人的东西，这个房间里几乎一样也没有，也许只有一大幅描绘雅各和以扫[4]相会的画应当除外。中尉往四下里看一眼，想到他的奇怪的新相识，想到她随随便便的态度和讲话的方式，就耸了耸肩膀。可是这时候房门敞开，她本人在房门口出现了，身材苗条，穿着长长的黑色连衣裙，腰部勒得很细，仿佛是由旋工旋出来的。现在中尉不单看见鼻子和眼睛，而且看见一张又白又瘦的脸和一头像羊毛那么卷曲的黑发。他虽然并不觉得她难看，可还是不喜欢她。一般说来，他对非俄罗斯人的脸形是抱着成见的，现在呢，除此以外，他还发现女主人那张白脸跟她的黑色鬈发和浓眉很不相称，白得使他不知怎的想起茉莉花的甜香。他还发现她的耳朵和鼻子白得出奇，像是死人脸上的，或者像是用透明的蜡捏成的。她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以及发白的牙床，这也惹得他不喜欢。

“这是萎黄症[5]……”他暗想，“大概她神经质，跟母火鸡似的。”

“喏，我来了！我们走吧！”她说着，很快地在他前面走去，一路上摘掉花枝上的黄叶，“我马上就给您钱，要是您愿意的话，我还要请您吃早饭呢。两千三百卢布！发了这么一笔大财，您吃起饭来胃口就开了。您喜欢我的房间吗？此地的太太们说，我这儿有大蒜味。她们那些小聪明都用在这种厨房式的刻薄话上了。我要赶紧向您保证，就连我的地窖里也没存着大蒜。有一回一个医生来看我，冒出一股大蒜味，我就请他拿起帽子，坐上马车到别的地方去发散他的香气。我这儿没有大蒜味，只有药味。我父亲瘫痪了一年半，弄得整个房子里都是药味。一年半啊！我怜惜他，不过他死了，我也高兴：他太痛苦了！”

她领着军官穿过两个类似客厅的房间，再穿过一个大厅，在她的书房里停住脚。那儿搁着一张女人用的写字台，上面放满小摆设。旁边地毯上丢着几本翻开的和折着书页的书。书房里有个不大的门，从那儿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张桌子，上面已经摆好早饭。

苏萨娜不住嘴地唠叨着，从衣袋里取出一串小钥匙，打开一个做得精巧的柜子，柜顶的盖子是斜着往下弯的。盖子掀开的时候，柜子就呜呜响，发出悲凉的音调，使得中尉想起了风吹琴[6]。苏萨娜另拿一把钥匙，又发出咔嗒一响。

“我家里有地道，有暗门，”她说着，取出一个不大的上等山羊皮皮包，“这柜子挺可笑，是不是？这个皮包里装着我四分之一的家产呢。您瞧，它的肚子鼓得多么大！您总不会把我掐死吧？”

苏萨娜抬起眼睛瞧着中尉，好意地笑起来。中尉也笑了。

“她真招人喜欢！”他暗想，看着那些钥匙在她的手指头当中转来转去。

“找着了！”她挑出开皮包的小钥匙，说，“好，债主先生，请您把借据拿出来。实际上金钱是多么无聊的东西！它多么渺不足道，可是话说回来，女人又多么爱它呀！您要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满心喜欢希穆尔和杨凯尔[7]，不过我们闪族人的血液里却有一种东西惹得我厌恶，那就是发财的热望。他们总是攒钱，自己也不知道攒钱是为了什么。人应当生活和享乐，他们却生怕多花一个小钱。在这方面与其说我像希穆尔，倒不如说像骠骑兵。我不喜欢让钱放在一个地方长久不动。一般说来，似乎我不大像犹太人。我的口音弄得我完全露出了马脚吧，啊？”

“该怎么跟您说好呢？”中尉支吾道，“您俄国话讲得很好，不过有个别字母念不清。”

苏萨娜笑起来，把小钥匙塞进皮包的锁眼里。中尉从衣袋里取出一小叠借据来，连同笔记本一齐放在桌子上。

“犹太人的口音最容易使他们露马脚，”苏萨娜接着说，快活地瞧着中尉，“不管犹太人怎么冒充俄国人或者法国人，可是您要他说‘布’，他却说成‘白’。……可是我咬字很准：布！布！布！”

两个人都笑起来。

“天呐，她可真招人喜欢！”索科尔斯基暗想。

苏萨娜把皮包放在椅子上，往中尉那边跨出一步，把脸挨近他的脸，快活地继续说：

“除犹太人以外，我最喜欢的莫过于俄国人和法国人了。我在中学里学得很差，对历史一窍不通，不过我总觉得世界的命运就在这两个民族手里。我在国外住过很久……就连在马德里也住过半年……人见得多了，我就得出一种信念：除了俄国人和法国人以外，再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民族了。您就拿语言来说吧。……德语像马嘶，英语呢，您再也没法想象还有比它更难懂的了，满口的叽里呱啦！意大利语只有讲得慢才好听。不过，要是听意大利人饶舌，那就跟听犹太人说土话差不多。波兰语吗？我的上帝，主啊！再也没有比波兰语更难听的了。‘涅彼普希，彼特谢，彼普谢木威普沙，包莫热希普谢彼彼希特斯威普沙彼普谢木。’这意思是说：彼得，别把胡椒粉撒在乳猪上，要不然乳猪就太辣了。哈哈哈！”

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转动眼珠，笑起来，声音那么好听，那么感染人，招得中尉瞧着她，也快活得扬声大笑。她抓住客人的一个纽扣，继续说：

“您，当然，不喜欢犹太人。……我不打算争论，他们的缺点是很多的，就跟一切民族一样。不过，这难道能怪犹太人吗？不，这不能怪犹太男人，要怪犹太女人！她们头脑不开窍，贪得无厌，一点诗情也没有，枯燥无味。……您从来也没有跟犹太女人一块儿生活过，不知道其中的妙处哟！”

最后这句话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是拖着长音说出口的，已经不那么热烈，也没带笑声了。她沉默下来，像是给自己的坦率吓坏了似的。她忽然脸相大变，样子奇怪，不可理解了。她的眼睛一也不，呆望着中尉，嘴唇嘻开，露出咬紧的牙齿。她整个脸上，脖子上，以至胸脯上，有一种凶恶的、猫一般的神情在颤动。她眼睛没有离开客人，身体却很快地往旁边弯过去，猛一下，像猫似的，抓走了桌子上一个什么东西。这一切只是几秒钟的事。中尉注意她的行动，一眼看见她那五个手指头正把他的借据团在手里，那张沙沙响的白纸在他眼前闪一下就消失在她的拳头里了。从好意的欢笑一变而为犯罪，这种急剧而不寻常的转变，弄得他大吃一惊，不由得脸色煞白，后退一步。……

她没让惊恐和试探的眼睛离开他，同时把捏紧的拳头伸到她的臀部去，寻找衣袋。那只拳头像一条被捉住的鱼似的颤动，在衣袋附近挣扎，无论如何也没法伸进袋口。再过一会儿，借据就会落进女人衣服的深处去了，可是这当儿中尉轻轻喊叫一声，与其说是出于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本能，一把抓住犹太女人的手腕，正好掐住捏紧的拳头上面一部分。那女人越发龇出牙来，用尽全力猛一扭动，把手挣脱了。于是索科尔斯基伸出一条胳膊搂紧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抱住她的上身，两个人开始角斗。他怕伤着女人的体面，又怕碰痛她，就光是极力不让她动，想抓住她那只捏着借据的拳头。她呢，像鳗鱼似的，在他怀里扭动她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肉体，极力抽身躲开，用胳膊肘撞他的胸膛，伸手抓挠他，闹得他的手碰遍她的全身，不由自主地撞痛她，顾不得她的体面了。

“这种事真少见！多么奇怪啊！”他暗想，惊讶得莫名其妙，简直不相信自己了，同时他又全身心感到茉莉花的香气熏得他要呕。

他们一言不发，呼呼地喘气，脚下绊着家具，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苏萨娜越斗越起劲。她涨红脸，闭上眼睛，有一次甚至不顾体统，把脸贴紧中尉的脸，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了淡淡的甜味。最后他总算抓住了她的拳头。……他掰开拳头，却发现借据已经不在，才放开了犹太女人。他们红着脸，头发蓬松，呼吸急促，互相瞧着。犹太女人脸上那种猫一般的凶恶神情渐渐换成好意的笑容。她哈哈大笑，猛地往后一转身，朝准备好早饭的房间走去。中尉慢腾腾地跟在她身后。她在桌旁坐下，仍然红着脸，呼吸急促，喝下半杯波尔特温酒[8]。

“您听我说，”中尉打破沉默说，“我想，您是在闹着玩吧？”

“根本就不是闹着玩。”她回答说，把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

“嗯！……那么请问，这件事该怎么理解呢？”

“随您的便。坐下吃早饭吧！”

“可是……要知道这不正派！”

“也许吧。不过请您不必费心给我讲大道理。我对事情自有我的看法。”

“您不还给我吗？”

“当然不！如果您是个穷人，遭遇不幸，饿着肚子，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您却是要结婚！”

“可是这钱并不是我的，而是我表哥的！”

“您的表哥要钱干什么用？给老婆做时髦的衣服？您的嫂子[9]有衣服也罢，没有衣服也罢，我完全不放在心上。”

中尉再也顾不到他是在生人家里，跟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在一起，他不再拘礼了。他满房间走来走去，眯细眼睛，烦躁地拉扯他的坎肩。犹太女人干出不正派的事，在他的眼睛里降低了身份，因此他觉得胆大多了，也随便多了。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喃喃地说，“您听我说，我不拿到您手里的借据就不离开这儿！”

“啊，那更好！”苏萨娜笑道，“您索性在这儿住下，我倒更快活呢。”

中尉给那场角斗弄得精神兴奋，瞧着苏萨娜笑眯眯的、不知羞耻的脸，瞧着她那张嚼吃食的嘴，瞧着她由于喘气而大起大伏的胸脯，越来越胆大、放肆了。他不再想借据，却不知什么缘故，带着一种贪婪的心情，回想他表哥给他讲过的这个犹太女人的风流事，她那肆无忌惮的生活方式，这些回忆只能使他更加放肆。他干脆在犹太女人身旁坐下，不再想借据，开始吃饭。……

“您喝白酒还是葡萄酒？”苏萨娜笑呵呵地问，“那么您留下来等借据了？可怜的人啊，为了等借据，您得在我这儿度过多少个白昼和夜晚啊！您的未婚妻不会见怪吗？”

二

五个钟头过去了。中尉的表哥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克留科夫穿着长袍，趿着拖鞋，在自己庄园上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着急地瞧着窗外。他是个又高又壮的男人，蓄着一大把黑胡子，相貌英俊，那个犹太女人说得不错，他很漂亮，其实他已经到了男人往往身子发胖，皮肉松弛，头顶光秃的年龄。论气质和智慧，他恰好是我们知识界为数众多的那种人：诚恳，温和，有教养，对科学、艺术、信仰都不陌生，对荣誉有最崇高的观念，然而思想不深刻，懒懒散散。他喜欢吃好菜，喝好酒，是个理想的牌手，善于品评女人和马，可是在其他方面他却无动于衷，跟海豹一样。要使他脱离这种逍遥自在的状态，就必得发生一件不同寻常而且非常令人愤慨的事，那时候，他就会忘掉世上的一切，表现得极其活跃：大声嚷着要决斗，给大臣写出七张纸的呈文，快马加鞭跑遍全县，当众骂人“混蛋”，打官司，等等。

“怎么我们的萨沙[10]到这时候还没回来？”他瞧瞧窗外，问他妻子说，“这不，都该吃中饭了。”

克留科夫一家人等着中尉，一直到六点钟才坐下来吃中饭。傍晚，临到要开晚饭，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听着脚步声，听着敲门声，不住耸肩膀。

“奇怪！”他说，“这个可恶的大少爷多半耽搁在佃户家里了。”

晚饭后，克留科夫上床睡觉，干脆断定中尉在佃户家里作客，痛饮了一番，就留在那里过夜了。

亚历山大·格利果利耶维奇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家里来。他的模样极其狼狈，垂头丧气。

“我要单独跟你谈一谈……”他鬼鬼祟祟地对表哥说。

他们走进书房。中尉扣上房门，没开口讲话，却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

“出了一件怪事，老兄，”他开口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了。你不会相信的。……”

他就吞吞吐吐，涨红了脸，眼睛没看表哥，把借据的事讲了一遍。克留科夫叉开腿，低下头听着，皱起眉头。

“你这是说笑话吧？”他问。

“哪是说笑话？谁还有心思说笑话！”

“我不懂！”克留科夫喃喃地说，涨红脸，摊开手，“从你这方面来说，这简直是……不道德。那个骚娘们儿当着你的面干出鬼才知道的事，犯下刑事罪，做出下流的勾当，可是你倒凑上去跟她亲嘴！”

“可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中尉小声说，负疚地着眼，“老实说，我真不明白！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碰上这么一个怪物！她降伏我，不是凭美貌，也不是凭聪明，而是，你知道，凭老脸皮，无耻。……”

“老脸皮，无耻。……你也太不嫌肮脏了！你真要是这么喜欢老脸皮和无耻，那你就索性从泥地里拉出一头猪来，把它活生生地吞下肚去！那样至少破费不多，可是，现在呢，两千三啊！”

“看你说得这么不堪入耳！”中尉皱着眉头说，“我以后还给你两千三就是！”

“我知道你会还，可是问题难道是在钱上？滚它的吧，那些钱！惹我生气的是你这么草包，窝囊……该死的懦弱！你还是未婚夫呢！居然有了未婚妻！”

“可是你少提这些……”中尉涨红脸说，“现在连我自己都厌恶我自己。我巴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才好。……我满心厌恶和懊丧：现在我为那五千只好去麻烦姑母了。……”

克留科夫怒气不息，唠叨很久，然后平下气来，在沙发上坐下，开始嘲笑表弟。

“好一个中尉！”他说，声调里带着鄙夷的讥诮，“好一个未婚夫！”

忽然，他像给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来，顿一下脚，满房间跑来跑去。

“不，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放过去不管！”他晃着拳头，开口说，“我要把借据收回来！非收回来不可！我要给她点厉害看看！一般说来，男人不兴打女人，可是我要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叫她一块好肉也剩不下！我可不是什么中尉！老脸皮和无耻打动不了我的心。不行，见她的鬼！米希卡，”他叫道，“你跑去吩咐一声，替我把那辆轻便马车套上快马！”

克留科夫很快地穿上外衣，不听忧心忡忡的中尉的劝，坐上马车，果断地挥一下手，直奔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家去了。中尉久久地望着窗外，瞧见克留科夫的马车后面卷起滚滚的烟尘，就伸个懒腰，打个呵欠，走回自己的房间。过了一刻钟他就睡熟了。

五点多钟，有人叫醒他去吃中饭。

“阿历克塞可真好！”表嫂在饭厅里迎着他说，“他逼得大家都等他，没法吃中饭！”

“莫非他还没回来？”中尉打着呵欠说，“嗯……大概到佃户家里去了。”

可是临到开晚饭，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还是没回来。他的妻子和索科尔斯基断定他在佃户家里打纸牌入了迷，多半就在那儿过夜了。其实，所发生的事跟他们推测的全然不同。

克留科夫第二天早晨才回来，跟谁也没打招呼，一言不发，径自溜到他的书房里去了。

“哦，怎么样？”中尉睁大眼睛瞧着他，小声说。

克留科夫摇一下手，鼻子里哼一声。

“可是怎么了？你笑什么？”

克留科夫倒在长沙发上，把头塞到靠垫底下，极力忍住大笑，不由得全身发抖。过了一分钟他坐起来，用笑得流出泪水的眼睛瞧着惊讶的中尉，开口说：

“你把门关上。嘿，这娘们儿可真行啊，我跟你说！”

“借据拿回来了吗？”

克留科夫挥一下手，又哈哈大笑。

“嘿，这娘们儿可真行！”他接着说，“老弟，能认识这样的女人倒要道一声谢谢[11]呢！她是个穿着裙子的魔鬼。我到了她家，走进去，你知道，活像朱庇特，连我自己都害怕自己……皱着眉头，满脸怒容，为了显得威风些，甚至捏紧了拳头。……我说：‘太太，跟我可开不得玩笑！’照这样说了一套。我搬出法院和省长来吓唬她。……她先是哭，说她是跟你闹着玩的，甚至把我领到柜子跟前去，要还我钱，后来口口声声说欧洲的前途掌握在俄国人和法国人手里，而且痛骂女人。……我也跟你一样听得入了迷，我这头蠢驴。……她称赞我长得漂亮，拍拍我的胳膊，就在靠近肩膀的那个地方，看我到底有多么结实，于是……于是，你看得明白，我现在刚从她那儿出来。……哈哈。……她倒挺喜欢你呢！”

“好一个娃娃！”中尉笑道，“居然是个成了家的上流人呢。……怎么，害羞了？厌恶了？不过，老兄，不是说笑话，你们这个县里倒有个塔玛拉女王[12]呢。……”

“何止是我们县里？你走遍全俄国也找不着另外这样一条变色龙[13]！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其实我跟女人打交道要算是个行家了。我简直跟巫婆都勾搭过，可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女人。她确实凭老脸皮和无耻降伏人。讲到她吸引人之处，那就是急剧的转变、颜色的转换，那就是该诅咒的瞬息万变。……呸！借据全完了。没有指望了。我俩都是大罪人，我们的罪应该分担才对。我认为你不是欠我两千三，只欠一半。当心啊，你要跟我妻子说我到佃户家里去了。”

克留科夫和中尉把头塞到靠垫底下，开始大笑。他们抬起头，四目相视，然后倒在靠垫上了。

“好一个未婚夫！”克留科夫讥诮道，“好一个中尉！”

“好一个有妇之夫！”索科尔斯基回嘴说，“好一个上流人！还是一家之长呢！”

吃中饭的时候，他们讲了些隐语，互相挤眉弄眼，屡次用食巾捂住嘴笑，惹得一家人暗暗吃惊。饭后，他们心绪仍然非常好，扮成土耳其人，手拿武器互相追逐，给孩子们表演打仗。傍晚他们争论很久。中尉口口声声说，收妻子的陪嫁钱，甚至在双方热烈相爱的情形下，也是下流而卑鄙的。克留科夫却伸出拳头捶着桌子说，这是荒谬，凡是不愿意妻子有财产的丈夫，都是利己主义者和暴君。两个人大嚷大叫，拍桌子瞪眼，谁也不想了解谁，灌下不少的酒，临了各自提起各自的长袍底襟，回到各自的卧室去了。他们不久就睡熟，而且睡得很香。

生活仍然照先前那样平稳、懒散、无忧无虑地流过去。阴影铺满大地，云端响起隆隆的雷声，偶尔大风悲凉地哀号，仿佛想证明大自然也能哭泣似的。可是任什么东西也不能惊扰这些人习以为常的安宁。关于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关于借据，他们都绝口不提了。不知怎的，两个人都不好意思大声谈论这件事。不过这件事他们心里都记得，一想起来就高兴，仿佛偶然间，生活出人意外地为他们演了一出新奇的闹剧，到了老年回忆起来也会觉得愉快。……

克留科夫在会晤犹太女人以后第六天或者第七天早晨，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给姑母写一封贺信。亚历山大·格利果利耶维奇默默地在桌旁踱来踱去。中尉夜里睡得不好，醒来心绪恶劣，这时候感到烦闷无聊。他走来走去，想着假期就要满了，未婚妻在等她，想着人们永生永世住在乡下怎么会不闷得慌。他在窗前站住，久久地瞧着树木，一连吸了三支纸烟，忽然回转身来对他的表哥讲话。

“我有一件事想求你，阿辽沙[14]，”他说，“今天你借一匹马给我骑一下。……”

克留科夫瞧着他，眼光里露出寻根究底的神情，然后皱起眉头，继续写信。

“那么你借给我了？”中尉问。

克留科夫又瞧着他，然后慢腾腾地拉开书桌抽屉，从那儿取出一大卷钞票，交给表弟。

“这是五千……”他说，“虽然这钱不是我的，不过求上帝保佑你，那也没关系。我劝你马上派人去叫驿车来，动身走掉吧。真的！”

这回轮到中尉寻根究底地瞅着克留科夫了。他忽然笑起来。

“你倒真猜中了，阿辽沙，”他说，脸红了，“我本来确实想去找她。昨天傍晚洗衣女工把我那次穿过的该死的军服交给我，军服上还带着茉莉花的香气，我……我就想去找她！”

“你该动身走了。”

“是的，确实该走了。顺便说一句，我的假期也已经满了。真的，今天我就动身。我当着上帝说，一定走！不管住多久，到头来总还是得走。……我要动身了！”

当天中饭前，驿车叫来了。中尉就跟克留科夫一家人告别，他们祝他一路平安，他就动身走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天色阴霾，然而又热又闷。从凌晨起克留科夫就漫无目的地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瞧着窗外，或者翻阅早已看厌的照片簿。他一瞥见妻子或者儿女，就生气地嘟嘟哝哝。这一天，不知什么缘故，他总觉得孩子们一举一动都惹人讨厌，妻子管教仆人不严，开支超过收入。这一切都表明“老爷”心绪不佳。

临到吃中饭，他对汤和烤菜一概不满意，饭后吩咐套上那辆轻便马车。他慢腾腾地坐上去，出了院子，缓缓地走出四分之一俄里，然后停住了。

“要不要去……去找那个魔鬼？”他瞧着阴霾的天空暗想。

克留科夫甚至笑起来，仿佛那一天他还是第一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似的。他顿时感到心里的烦闷消散，懒散的眼睛里闪出快活的光芒。他扬鞭打马。……

一路上，他的想象力描绘着犹太女人见到他会多么诧异，他怎样笑，怎样谈天，然后又怎样精神焕发地回到家里。……

“每个月都该做一次……不平常的事来提一提神，”他暗想，“那样的事要能在停滞的机体里产生很厉害的震动……引起反应才行。……哪怕是痛饮一番，哪怕是……找苏萨娜也未尝不可。不这样是不行的。”

他的马车驶进酿酒厂的院子里，天色已经黑了。从厂主的房屋那些敞开的窗口传出笑声和歌声：

比闪电还亮，比火焰还烫。……[15]

一个有力而深沉的男低音唱道。

“哎呀，她家里有客人！”克留科夫暗想。

他想到她有客而怏怏不快。“要回去吗？”他摸到门铃，暗想，可是他仍旧拉了一下，登上那道熟悉的楼梯。他走到前厅，往大厅里看一眼。那儿大约有五个男人，都是他熟识的地主和文官。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坐在钢琴旁边，用长手指按着琴键，嘴里在唱歌。其余的都在听，高兴得龇出牙来。克留科夫照了照镜子，正要走进大厅，这时候，苏萨娜·莫伊塞耶芙娜本人轻飘飘地走进前厅来了，她兴高采烈，身上仍旧穿着那件黑连衣裙。……她见到克留科夫，一刹那间呆住了，随后却快活得叫起来，眉开眼笑。

“是您吗？”她说，抓住他的手，“多么意想不到啊！”

“啊，她来了！”克留科夫说，微微一笑，搂住她的腰，“那么，怎么样？欧洲的命运还掌握在俄国人和法国人手里吗？”

“我真高兴！”犹太女人笑道，小心地推开他的胳膊，“喏，您到大厅里去吧。那儿都是熟人。……我去吩咐一声给您送茶来。您的名字是叫阿历克塞吧？好，请进，我马上就来。……”

她举起手，对他做了个飞吻的手势，就从前厅跑出去，身后留下了那种甜得发腻的茉莉花香气。克留科夫抬起头来，走进大厅。他跟所有那些在大厅里的人都熟识，然而他只略微向他们点点头，他们对他也略微点头作为回答，仿佛他们相逢的地点不成体统，或者他们心里有了默契：对他们来说还是装得互不相识比较妥当。

克留科夫穿过这个大厅走进一个客厅，再从那儿走进另一个客厅。一路上他碰见三四个客人，也是熟识的，然而他们似乎没认出他来。他们脸上带着醉意，神态快活。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斜起眼睛瞧着他们，心里纳闷，不懂这些成了家的、体面的人受过穷，吃过苦，怎么会自甘堕落，竟然以这种可怜的无聊事为乐！他耸动肩膀，微微笑着，往前走去。

“有些地方清醒的人觉得恶心，”他想，“可是喝醉的人却喜欢得不得了。我记得我去看小歌剧，听茨冈姑娘唱歌，没有一回是清醒着去的。酒能使人的心软下来，于是安心干坏事了。……”

忽然，他停住脚，像在地里生了根似的，伸出两只手去扶住门框。原来中尉亚历山大·格利果利耶维奇正坐在苏萨娜的书房里写字台旁边。他在跟一个肥胖而皮肉松弛的犹太男人小声谈天，见到表哥来了，就一下子涨红脸，低下眼睛去看照相簿。

在克留科夫心里，正派人的感觉猛地一动，血涌上了他的头。他又惊又羞又气，心乱如麻，沉默地走到写字台附近。索科尔斯基把头垂得越发低了。他感到羞愧难当，脸容大变。……

“哦，是你来了，阿辽沙！”他说，极力抬起眼睛，微笑一下，“我原是顺便到这儿来告别的，可是，你瞧……明天我一定要动身走了！”

“唉，我能跟他说什么呢？说什么呢？”阿历克塞·伊凡诺维奇想，“既然我自己也来了，怎么配骂他？”

他就一句话也没说，光是嗽了嗽喉咙，慢慢地走出去。

不要说她是天仙，不要叫她离开人间。……[16]

男低音在大厅里唱道。过了不久，克留科夫的轻便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辘辘地响着。

[1] 指犹太人口音（她的姓名也表明她是犹太人）。

[2] “特拉列斯”是一种确定酒中的酒精含量的器具，由德国物理学家特拉列斯发明。——俄文本编者注

[3] 法国疗养地。

[4] 《旧约·创世记》中的两个传说性人物，是犹太人的祖先。

[5] 妇女的贫血症。

[6] 一种因风吹而响的乐器。

[7] 两个犹太人的名字，在此泛指“犹太人”。

[8] 一种烈性的葡萄酒。

[9] 原文为法语。

[10] 亚历山大的爱称。

[11] 原文为法语。

[12] 12世纪格鲁吉亚的女王，以美貌和残酷闻名。——俄文本编者注

[13] 蜥蜴的一种，善于很快地转变皮肤的颜色以适应四周的环境。

[14] 阿历克塞的爱称。

[15] 引自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抒情歌曲《致莫里》，歌词系俄国作家库柯里尼克所作。——俄文本编者注

[16] 引自俄国作曲家格林卡所作的抒情歌曲，歌词系尼·费·巴甫洛夫所写。——俄文本编者注

房客

勃雷科维奇年纪还轻，却已经谢顶。他以前做过律师，如今没有工作，靠他那富足的妻子养活，她开着一家“突尼斯公寓”。有一天半夜，他从他的住房里跑到过道上，用尽全力砰的一声关上门。

“啊，恶毒、愚蠢、没心肝的畜生！”他捏紧拳头嘟哝道，“魔鬼把我和你拴在一起了！呸！要把这个巫婆哇哇叫的嗓音压过去，非放大炮不可！”

勃雷科维奇又气又恨，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是眼下在路上，在他走过的突尼斯公寓长过道上，碰到一只碗盏或者一个带着睡意的仆役，他就会高兴地伸出手去乱打一通，借此出出气。他一心想辱骂，嚷叫，顿脚。……命运仿佛明白他的心意，甘愿为他效劳似的，果然叫他迎面遇见了不按时交房钱的第三十一号住房的房客，音乐师哈里亚甫金。这个人正在自己的房门前站着，身子大摇大晃，把钥匙塞进锁眼。他呼呼地喘气，嘴里不知在骂什么人，可是钥匙不听使唤，每一次都没有塞进锁眼。他一只手颤动着塞那钥匙，一只手拿着提琴盒。勃雷科维奇像老鹰似的向他扑过去，气冲冲地嚷道：

“啊，原来是您？您听着，先生，您到底什么时候才付房钱？您已经有两个月没付了，先生！我要吩咐仆人不给您生火！见鬼，我要把您撵出去，先生！”

“您……您别来搅扰我……”音乐师平静地回答说，“再见[1]！”

“您该害臊才是，哈里亚甫金先生！”勃雷科维奇继续说，“您一个月挣一百二十卢布，本来能够按时付钱！这是昧良心，先生！在您那方面来说，这简直是下作！”

钥匙终于咔嗒一响，房门开了。

“是啊，先生，这是不正派！”勃雷科维奇跟着音乐师走进房间，继续说，“我要警告您，要是明天您还不付钱，那我就把您告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我要给您点颜色看看！而且请您不要把烧着的火柴丢在地板上，您会在我这儿闹出火灾来的！我一看见我的公寓里住着好酒贪杯的人就受不了。”

哈里亚甫金用快活的醉眼瞧着勃雷科维奇，冷冷地一笑。

“我简直不明白您为什么这样动肝火……”他嘟哝道，点上纸烟，把手指头烫了一下，“我不明白！就算这是因为我没付房钱吧。不错，我是没付，可是，请您说说看，这跟您什么相干呢？这关您什么事呢？您也没付房钱啊，可是我就没对您啰唆。您不付，那好吧，求上帝保佑您，不付就算了！”

“这话怎么讲？”

“没什么。……在这儿……在这儿当家做主的不是您，而是尊夫人。您在这儿……您在这儿就跟那个吹长号的房客一样，跟别人一样。……这个公寓不是您的，您又何必操心呢？比方拿我来说，我不是就没操这份心吗？您一个房钱也没付过，那又怎样呢？不付就算了。我一点也不操心呢。”

“我不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先生！”勃雷科维奇嘟哝道，摆出受侮辱的人的架势，准备随时维护自己的荣誉。

“哦，对不起！……我都忘了：您是把这个公寓作为您太太的陪嫁收下的。……对不起！不过呢，如果从道德观点来看，”哈里亚甫金继续说，身子摇摇晃晃，“那么您仍然不必动肝火。……这公寓您本来就是白白……白白拿到手的，不费吹灰之力。……如果往大处看，那么它既是您的，也是我的。……凭什么您就把它归……归了您呢？就因为您是丈夫？……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做丈夫是毫不困难的。老兄，您自管去找一百个女人，统统带到我这儿来，我来做这伙女人的丈夫就是，而且一个钱也不要！请您费心去找吧！”

音乐师的醉话显然打中了勃雷科维奇的痛处。他涨红脸，很久都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后来他跳到哈里亚甫金跟前，恶狠狠地瞧着他，使足力气一拳头擂在桌子上。

“您怎么敢跟我说这种话？”他声音嘶哑地说，“您怎么敢？”

“请容许我说一句……”哈里亚甫金喃喃地说，后退一步，“这简直成了最强音[2]！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怄气。我……我说那些话本不是要气您，而是……是要称赞您。我碰上一个开公寓的女人也一准会娶她……请您费心帮忙好了！”

“可是……可是您怎么敢侮辱我？”勃雷科维奇嚷道，又伸出拳头捶桌子。

“我不明白！”哈里亚甫金耸起肩膀说，不再微笑了，“不过，我喝醉了……也许真的侮辱您了。……既是这样，就请您原谅，对不起！好老兄，原谅这个第一提琴手吧！我根本就没有得罪您的意思。”

“这简直是肆无忌惮……”勃雷科维奇说，听到哈里亚甫金讨饶的声调而心软了，“有些事是不能用这种方式讲出口的。……”

“好，好……我不说了！好老兄，我不说了！我们握手吧！”

“特别是因为我又没有招惹您……”勃雷科维奇用受屈的声调说，完全心软下来，可是没有伸出手去，“我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嘛。”

“的确，本来就不应该谈……谈这种不便说出口的问题。……我喝醉了酒就冒冒失失讲出来了。原谅我，老兄！真的，我简直是畜生！我马上用凉水浇一下头，就清醒过来了。”

“生活本来就已经很糟，惹人厌恶，可是您还要出口伤人！”勃雷科维奇说，激动得满房间走来走去，“谁也没看见事情的真相，人人都由着性儿胡想，胡说。我想得出来公寓里的人背着我都说了些什么！我想得出来！不错，我不对，我有错：半夜三更为钱来找您的麻烦，这在我是愚蠢的。我有错，不过……您也该原谅我，替我想一想，可是……您却不顾脸面，说了些不三不四的难听话！”

“好朋友，可是我本来就喝醉了！我后悔了，我觉出来了。说真话，我觉出来了！好老兄，房钱我也会付！下月一号我一领到钱，马上就付清！那么咱们讲和了？！好哇！啊，我的好人，我就喜欢受过教育的人！我自己也进过音耀（乐）学院……这几个字真绕嘴，见鬼！……我在那儿学习过。……”

哈里亚甫金眼泪汪汪，拉住走来走去的勃雷科维奇的衣袖，凑上去吻他的脸。

“啊，亲爱的朋友，虽说我醉得迷迷糊糊，可是我心里全明白！好老兄，吩咐茶房给第一提琴手烧个茶炊吧！你们这儿有一条规矩，过了十一点钟既不准在过道上闲走，也不准要茶炊，可是我从戏院里回来，真想喝点茶！”

勃雷科维奇拉了拉铃。

“季莫费依，给哈里亚甫金先生烧个茶炊来！”他对走来的茶房说。

“不行！”季莫费依用男低音说，“太太不准十一点钟以后烧茶炊。”

“我吩咐你烧嘛！”勃雷科维奇嚷道，脸色发白。

“既是不准，吩咐又有什么用呢……”茶房嘟哝着，走出房外，“既是不准，那就不行。有什么可说的呢！……”

勃雷科维奇咬住嘴唇，扭转身子对着窗口。

“这个局面啊，先生！”哈里亚甫金叹道，“嗯，是啊，这也没话可说。……得了，你也不用在我面前难为情，反正我明白……你的心思我全摸得透。我们懂得这种心理学。……好吧，既然不给茶喝，就只得喝酒了！喝白酒吧，啊？”

哈里亚甫金从窗台上拿过白酒和腊肠来，在长沙发上坐下，准备喝酒吃菜。勃雷科维奇悲哀地瞅着这个酒徒，听他唠叨个没完。也许因为他看见那个蓬松的头，看见酒瓶，看见便宜的腊肠吧，总之，他想起他不久以前的生活了，那时候他也这么穷，却自由自在。于是他脸色越发阴沉，想喝酒了。他走到桌子跟前，喝下一杯酒，嗽了嗽喉咙。

“日子过得真糟！”他说，摇一下头，“糟透了！喏，刚才您侮辱我，后来茶房又侮辱我……这样的事没完没了！这都是何苦来！实际上，太没意思了。……”

喝完第三杯以后，勃雷科维奇在长沙发上坐下，用手支住头，沉思不语，然后悲哀地叹口气，说：

“我错了！啊，我犯了多大的错误呀！青春也罢，事业也罢，原则也罢，我都出卖了，于是生活现在就来报复我。报复得好狠哟！”

他喝了白酒，头脑里生出种种悲哀的思想，脸色变得很白，甚至似乎瘦了。他好几次灰心得抱住头，说：“唉，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但愿你能尝尝这个滋味！”

“不过你老实告诉我，凭良心告诉我，”他定睛瞧着哈里亚甫金的脸，要求说，“你凭良心告诉我，一般说来，这儿的人……对我都有些什么看法。住在那些房间里的大学生都怎么说？恐怕你总有所耳闻吧。……”

“有所耳闻。……”

“他们说些什么呢？”

“他们倒也没说什么，只不过……看不起你。”

这以后两个新朋友就什么也没再谈。一直到天亮，过道里开始生炉子了，他们才分手。

“那么房钱……你一个钱也不用给她……”勃雷科维奇临走嘟哝说，“你一个小钱也别给她！……随她去。……”

哈里亚甫金在长沙发上歪下身子，把头枕在提琴盒上，大声打起鼾来。

第二天深夜他们又凑在一起了。……

勃雷科维奇尝到了友好的豪饮的甜头，从此一夜也不白白放过，如果发现哈里亚甫金不在家，他就到别人的房间里去，在那儿抱怨命运，然后喝酒，喝了酒又抱怨命运，天天晚上都如此。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不祥之夜

素描

狗吠声响起来，先是断断续续叫几声，后来惊慌地低叫着，只有狗闻出了敌人，却又不知道是谁，在什么地方，才会发出这样的叫声。秋天乌黑的空气里，飞扬着各种声音，打破夜晚的寂静：人们含混的说话声和忙乱不安的奔跑声，旁门吱吱扭扭的开关声，奔驰的马蹄的嘚嘚声。

嘉德金庄园的院子里，主人正房的露台前面，有三个黑影站在荒芜的花圃上，一动也不动。不难认出，那个身穿钟形皮袄、腰上勒着绳子、皮袄上一绺绺羊毛耷拉下来的，就是值夜的看守谢敏。跟他并排站着的是听差加甫利拉，他身材瘦长，生着招风耳，穿着短上衣。第三个人穿着坎肩，衬衫下摆散在裤腰外边，身材壮实而笨拙，是马车夫，也叫加甫利拉，他那傻大黑粗的样子近似做成农民形状的木头玩偶。三个人都用手扶着不高的篱栅，往远方眺望。

“拯救我们，怜恤我们吧，圣母啊，”谢敏用不安的声调说，“可怕呀，多么可怕！主震怒了。……主宰一切的圣母啊。……”

“那地方不远，伙计，”听差加甫利拉用男低音说，“至多也不过六俄里光景。……我觉得那是在日耳曼人的田庄上。……”

“日耳曼人的田庄在左边一点，”马车夫加甫利拉打断他的话说，“要是你瞧着那棵桦树的话，日耳曼人的田庄是在那边。这却是在克烈宪斯科耶村。”

“是在克烈宪斯科耶村。”谢敏同意道。

不知什么人光着脚跑过露台，脚后跟咕咚咕咚响，砰的一声关上门。主人的正房沉在睡乡里。窗子黑得像煤烟似的，看上去阴森森，大有秋天的气象，只有一个窗子里点着一盏小灯，扣着粉红色罩子，射出微弱的亮光。年轻的太太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就在点小灯的房间里安歇。她的丈夫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出外去打牌了，至今还没回来。

“娜斯达霞！”传来喊叫声。

“太太醒了，”听差加甫利拉说，“慢着，伙计，我去给她出个主意。让她答应我带领所有的工人和马，动身到克烈宪斯科耶去，赶紧把那儿的事办好。……老百姓不懂事，笨头笨脑，总得有人指挥一下，该干些什么，该怎么干才成。”

“嗯，是啊，你去指挥！你倒想指挥，可是你吓得牙齿都打战呢。那边就是没有你，人也已经够多的了。什么区警察局长啦，乡村警察啦，老爷啦，只怕都去了。”

露台上玻璃门当的一响，开了，太太本人走出来。

“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闹哄哄的？”她走到三个人影这边来，问道，“谢敏，是你吗？”

谢敏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话，她就害怕得不住往后倒退，把两只手一拍。

“我的上帝，什么样的灾祸啊！”她叫起来，“这已经很久了吗？是在哪儿？你们怎么就没叫醒我？”

原来整个南边的天空布满一大片深红色火光。天空烧红了，空气紧张，险恶的色彩在那儿闪烁，颤抖，就跟脉搏的跳动一样。在广大的紫红色背景上，浮雕般地现出了浮云、高岗、光秃的树木。那边传来匆忙而急促的警钟声。

“这真可怕，可怕呀，”太太说，“哪儿起火了？”

“不远，在克烈宪斯科耶村。……”

“哎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尼古拉·阿历克塞伊奇不在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总管知道了吗？”

“知道了。……他坐着车子，带着三个大木桶去了。”

“那些可怜的人啊！”

“主要的是，太太，他们那边没有河。只有一个不像样的小池塘，可是就连它也不在村子里。”

“难道用水就能浇灭这场火？”听差加甫利拉说，“这当儿要紧的是，应该不让火往四下里窜。这就得有懂事的人在场指挥拆房才成。您让我去一趟吧，太太。”

“用不着你去，”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回答说，“你在那儿反而碍事。”

加甫利拉委屈地嗽喉咙，走到一旁去了。谢敏和另一个加甫利拉本来就受不了穿短上衣的听差那种自作聪明和自高自大的口气，这时候听见太太的话，就感到很满意。

“可不是，他去了反而碍事！”谢敏说。

两个人，看守和马车夫，仿佛有意在太太面前表现他们的稳重似的，讲出许多敬神的话来：

“主惩罚人的罪过了。……就是这么的！人犯了罪，却不去想自己是怎么回事，于是主降下了惩罚。……”

火灾的景象对所有的人起着同样的作用。太太也罢，仆人也罢，统统感到心里战栗而发凉，凉得胳膊、头、声调都发抖。……这场火引起了很大的恐惧，然而人们的焦急却比恐惧还要厉害。……大家都想登高一望，亲眼看看火、烟、人！追求强烈的感受的渴望，胜过了恐惧，也胜过了对别人痛苦的同情。等到火光淡了些，或者似乎小了些，马车夫加甫利拉就快活地叫道：

“喏，火像要熄了！上帝保佑！”

可是从他的语声里还是可以听出惋惜的音调。临到火光又旺起来，火势似乎更大了，他就连声叹息，绝望地摇手，不过从他极力踮起脚尖以便站得高一点，不免气喘吁吁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多少也有点高兴。大家都觉得见到了可怕的灾难，不住地发抖，可是万一大火突然灭了，他们却又会感到不满意呢。这样的两面性是自然而然的，为此而对利己主义的人类加以责备，就大可不必了。

不管美丽多么凶险，可是仍然不失为美丽，人的感觉也就不能不向往它。

这时候响起了轻微的隆隆声：不知什么人踩响了铁皮房顶。

“万卡，是你吗？”谢敏嚷道。

“是我和娜斯达霞！”

“你会摔下来的，鬼东西！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就在克烈宪斯科耶村，伙计！”

“大概在天窗那儿才看得清，”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要不要到那儿去瞧一瞧？”

灾难的景象使得人们互相接近了。太太忘了她的身份，同谢敏和两个加甫利拉一起走进正房。他们害怕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而又急于观看火景，就穿过所有的房间，登上楼梯，爬到阁楼上。到处都漆黑一片，听差加甫利拉举着的蜡烛照不亮任何东西，只在他四周投下些朦胧的光点。太太生平第一次看见阁楼。……那梁木、乌黑的墙角、火炉的烟囱、蛛网和灰尘的气味、脚下古怪的黄土，都在她心里留下了童话里景物的印象。

“这就是家神住的地方吧？”她暗想。

从天窗望出去，火势显得更大更旺。火苗都可以看见了。地平线上铺开一条灿烂的金黄色长带。它活动着，滚转着，跟水银一样。

“喏，那儿起火的不只是一所房子。那儿，看样子，伙计，有半个村子都卷进火里去了！”马车夫加甫利拉说。

“你听！警钟不敲了。可见就连教堂也着火了。”

“那儿的教堂是木头造的！”太太说，闻到谢敏的羊皮袄发散出来的难闻气味而透不过气来，“什么样的灾难啊！”

他们看够了才走下来。不久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老爷回来了。他出外作客，喝多了酒，如今躺在马车里，蜷起身子，大声打鼾。人们把他叫醒了。他呆瞪瞪地瞧着大火，喃喃地说：

“拉一匹马……马来给我骑！快……快点！”

“不行！”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反对说，“算了，你这副样子哪能去？你去睡觉！”

“马……马！”他吩咐道，身子摇摇晃晃。

有人给他牵来一匹马。他爬上马鞍，摇晃着头，消失在黑暗里。这时候那些狗汪汪地叫着往前冲，仿佛闻出狼的气味来了。谢敏和两个加甫利拉身旁围上许多农妇和小男孩。她们哭诉，惊叫，叹息，在胸前画十字，没完没了。一个骑马的人飞驰到院子里来。

“烧死了六个人，”他喃喃地说，上气不接下气，“半个村子烧光了！牲口烧死了不知多少。木匠斯捷潘的老婆子烧死了。”

太太的焦急达到了顶峰。活动和谈话越发闹得她心神不宁。她吩咐套好马车，自己也坐上车到火场去了。夜晚黑暗而寒冷。土地受到黎明前的薄寒而略微变硬，马蹄踩上去，声音发闷，就跟踩在地毯上一样。听差加甫利拉跟马车夫并排坐在赶车座位上，焦急得不住扭动身子。他往四下里看，嘴里嘟嘟哝哝，不时略微欠起身子，看他那样子倒好像他能左右克烈宪斯科耶村的命运似的。……

“主要的是不要给火开道……”他嘟哝说，“样样事都得会办，可是普通的庄稼汉怎么能懂呢？”

马车走出五六俄里远，太太看见一种不同寻常的奇观，像那样的奇观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有人即使看到，一生中也只能有这样一次，而且是任何丰富的想象力也画不出来的。村子熊熊地燃烧，像是一大堆篝火。人的视野被一片火海挡住，火光跳动，明亮刺目，农舍、树木、教堂一齐淹没在火海里，犹如淹没在迷雾中一样。火光几乎跟阳光那么耀眼，夹杂着一缕缕黑烟和迷蒙的热气。金色的火舌溜来溜去，舔着黑色的房架，微微地笑，快活地眨眼，发出狼吞虎咽的爆响声。红色和金色的烟尘很快地腾上天空，好比一团浮云。仿佛要使这场大火更像幻觉似的，有些心慌意乱的鸽子在那团云雾里飞上飞下。各种声音在空中古怪地混杂在一起：爆裂声惊天动地，火苗呼啦呼啦响，仿佛有几千只鸟在拍翅膀；人声喧哗，牛羊乱叫，车轮吱吱嘎嘎响。教堂的样子吓人，它那些窗口往外冒出火焰和滚滚的浓烟。钟楼像黑色巨人似的挺立在弥漫着金色灰尘的火海里。它已经全部起火，可是那些钟仍然挂在那儿，至于它们怎么能安然不动，那就很难理解了。……

道路两旁拥挤不堪，近似赶集，或者等候涨大水后的头一班渡船。这儿挤满了人、马、大车、成堆的什物、木桶。所有这些都在活动，挨挤，声音混杂。太太瞧着这场混乱，听见她丈夫尖厉的叫声：

“把他送到医院去！你们给他泼水呀！”

听差加甫利拉站在一辆大车上，挥动胳膊。他被火光照亮，身后投下长长的阴影，身材似乎比平时高了。……

“这是有人放火，没错儿！”他嚷道，身子转动不停，像是晨祷前的魔鬼，“喂，你们！不能给火开道！给火开道可不行！”

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苍白的、发呆的、木石般的脸。狗不住地嗥，鸡咯咯地叫。……

“留神马车！”邻近的地主纷纷坐车来了，马车夫们嚷道。

不同寻常的图景啊！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有炽烈的热气才使她感到这不是在做梦。……

卡尔卡斯[1]

喜剧演员瓦西里·瓦西里伊奇·斯威特洛维多夫年纪五十八岁，是个强壮结实的老人，这时候醒过来，惊讶地往四处看。他眼前有一面不大的镜子，两旁放着两支油烛，快要点完了。安稳而懒散的烛火朦胧地照亮这个不大的斗室以及刷过油漆的木墙，屋里满是烟草的迷雾和昏光。往四周瞧，可以看出不久以前巴克科斯[2]和美利波美娜[3]在这里相逢的痕迹，这次相逢是秘密的，然而放浪形骸，不成体统，近乎淫乱。椅子上和地板上丢着上衣、长裤、报纸、配着花花绿绿的衬里的大衣、高礼帽。桌子上乱七八糟，样子奇怪：空酒瓶啦，玻璃杯啦，三顶花冠啦，镀金烟盒啦，玻璃杯的底托啦，湿了一角的第二期彩票啦，装着金饰针的盒子啦，都凑在一处，混在一起。在那一大堆杂乱的东西上，还扔了许多烟蒂、烟灰、撕碎的小纸片。斯威特洛维多夫坐在一把圈椅里，穿着卡尔卡斯的服装。

“我的天啊，我是在化装室里！”喜剧演员环顾一下，说，“这真没想到！我怎么就会睡着了呢？”

他听着。四周寂静得像在坟墓里。烟盒和彩票使他清楚地想起今天是他的福利演出场，他演得很成功，每次幕间休息他都跟光临化装室的捧场人一起喝下许多白兰地和红葡萄酒。

“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他又说一遍，“啊，老家伙，老家伙！你这条老狗！看来，你喝得太多，坐着就睡着了！真有你的！”

喜剧演员高兴起来。他扬声大笑，笑声带着醉意，夹着咳嗽。他举着一支油烛，走出化装室外。舞台上黑洞洞的，连一个人也没有。从舞台深处和两侧，从观众席上，吹来轻微而又可以感觉到的清风。这几股微风像幽灵似的在舞台上漫游，互相碰撞，卷成旋风，戏弄油烛的火苗。烛火颤抖，往旁边弯下去，微弱的亮光时而照在一长排化装室的门上，时而照在旁边立着一个大木桶的红色侧幕上，时而照在舞台中央丢着的一个大镜框上。

“叶果尔卡！”喜剧演员叫道，“叶果尔卡，鬼东西！彼得鲁希卡！他们都睡着了，鬼东西，巴不得叫你们咽了气才好！叶果尔卡！”

“啊……啊……啊！”回声接应着。

喜剧演员想起，他看在今天是他的福利演出场就送给叶果尔卡和彼得鲁希卡每人三卢布的酒钱。他们既然得到这样一笔赠金，就不见得会留在剧院里过夜了。

喜剧演员嗽了嗽喉咙，在凳子上坐下，把油烛放在地板上。他头重，醉醺醺，全身刚开始“发散”他喝下的那许多啤酒、葡萄酒和白兰地。他坐着睡了一觉，这时候觉得浑身不舒服，发软，打不起精神。

“我这嘴里像是有个骑兵连在过夜似的……”他吐着唾沫说，“哎，不应该喝酒啊，老糊涂！不应该！腰也酸，头也痛，周身觉得冷。……老了。”

他瞧一下前面。……他只隐约看见提词人的小亭、按字母排列的包厢和乐队池中的乐谱架，整个观众席却好比乌黑的无底洞，张开血盆大口，冒出寒冷严峻的黑暗。……观众席平时是朴实而舒适的，可是现在，到了夜里，却显得深不可测，空空荡荡像是坟墓，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喜剧演员瞧了瞧黑暗，随后瞧了瞧油烛，继续唠叨。

“是啊，老了。……不管你怎么做假，不管你怎么充好汉，不管你怎么装傻，反正已经五十八岁，全完了！这一辈子算是交待了！嗯，是啊，瓦森卡[4]。……不过我在舞台上工作了三十五年，夜里看见剧院却好像还是头一遭呢。……这可是怪事，真的。……是啊，头一遭！这叫人有点毛骨悚然，见鬼。……叶果尔卡！”他站起来叫道，“叶果尔卡！”

“啊……啊……啊！”回声接应道。

远远的一个地方，似乎就在张开的大口的深处！随着回声，响起了召人去做晨祷的钟声。卡尔卡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彼得鲁希卡！”他叫道，“你们在哪儿呀，鬼东西？主啊，为什么我总是想起鬼呢？你少说这个字，你戒掉酒吧，总之你已经老了，到死的时候了！人家一到五十八岁就总去做晨祷，做好死的准备，可是你……主啊！”

“主怜恤我吧，多么阴森可怕！”他唠叨说，“是啊，照这样通宵坐在这儿，能把人活活吓死。要召唤阴魂来相会，这倒是个绝妙的地方呢！”

一提到“阴魂”两个字，他就越发心惊胆战。……漫游的微风和闪烁的光点勾起他的想象，把它刺激得极其紧张。……喜剧演员不知怎的缩起身子，脸容憔悴，弯下腰去拿油烛，最后一次带着孩子般的恐惧斜起眼睛朝那个黑洞看一眼。他那涂了油彩而难看的脸露出呆板的样子，几乎毫无表情。他还没拿到油烛就忽然跳起来，凝神瞧着那片黑暗。他呆站了半分钟，然后害怕得不得了，抱住头，连连跺脚。……

“你是谁啊？”他尖起嗓子嚷道，声音变了，“你是谁啊？”

有个包厢里站着一个白白的人影。等到烛光往那边照过去，就可以看清那个人的胳膊、脑袋以至白胡子。

“你是谁啊？”喜剧演员用气急败坏的声调又问一遍。

白人影迈出一条腿，跨过包厢的障壁，跳进乐队池，然后，像阴影似的，不出声地往舞台这边走来。

“是我，先生！”他说着，爬上了舞台。

“是谁？”卡尔卡斯叫道，往后倒退。

“是我，尼基达·伊凡内奇……提词人。您不用担心。”

喜剧演员吓得浑身发抖，呆若木鸡，瘫软地在凳子上坐下，低下头。

“是我，先生！”那个人走到喜剧演员跟前说，他生得又高又瘦，头顶光秃，胡子花白，只穿着内衣内裤，光着脚，“是我，先生。是提词人，先生。”

“我的上帝啊……”喜剧演员说，伸出手掌摩挲着额头，呼呼地喘气，“原来是你，尼基达？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这儿的包厢里过夜。此外就没有地方过夜了。……只是您不要告诉阿历克塞·福米奇。”

“你，尼基达……”衰弱无力的卡尔卡斯喃喃地说，对他伸出发抖的手，“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大家叫我谢幕十六次，送给我三顶花冠和许多东西……大家都喜欢我，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来叫醒这个喝醉的老人，把老人送回家去。我是个老人了，尼基达。我五十八岁。我有病！我这衰弱的精力一天天地差了。”

卡尔卡斯往提词人那边探出身子去，周身发抖，抓住他的手。

“你别走，尼基达……”他喃喃地说，像在说梦话，“我年老，有病，该死了。……可怕呀！”

“您，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该回家去了。”尼基达带着温情说。

“我不去。我没有家！我没有，没有！”

“主耶稣啊！莫非您忘记您住在什么地方了？”

“我不愿意到那儿去，不愿意……”喜剧演员有点发急地说，“我在那儿孤孤单单……一个亲人也没有，尼基达，既没有亲人，也没有老伴，更没有孩子。……单身一个人，跟野外的风一样。……我死了，谁也不会想起我。”

喜剧演员的战栗也感染了尼基达。……醉醺醺的、激动的老人拍他的手，颤巍巍地握紧它，让油彩和泪水弄脏了它。尼基达冷得缩起身子，耸动肩膀。

“我怕孤单……”卡尔卡斯喃喃地说，“没有一个人亲近我，安慰我，把这个醉汉扶上床去睡觉。我是属于谁的？有谁需要我？谁爱我呢？谁也不爱我啊，尼基达！”

“观众爱您，瓦西里·瓦西里伊奇！”

“观众走了，去睡觉了。……不，谁也不需要我，谁也不爱我。……我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

“哎呀，您何必为这些悲伤！”

“我也是人，活生生的人啊。……我原是贵族，尼基达，出身于上流人家。……当初我没有掉进这个无底洞以前，做过军人，在炮兵营里当差。那时候我是翩翩佳公子，美少年，性子烈，胆量大。……后来我成了出色的演员，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所有这些往事都到哪儿去了？那些岁月在哪儿啊？”

喜剧演员抓住提词人的手，站起来，使劲眼睛，仿佛刚从黑地里走进灯光辉煌的房间似的。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在油彩上留下一道道印迹。……

“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呀！”他继续像梦呓般地说，“如今我瞧着这个黑洞，都想起来了……样样都想起来了！这个黑洞吞掉我三十五年的生命，那一段生活多么好，尼基达！我现在瞧着它，看得一清二楚，就跟看你的脸似的！……我想起当初我还是个年轻的演员，刚开始演得出色的时候，有个女人看过我的表演就爱上了我。……她优雅，苗条得像一棵杨树，年轻，纯洁，聪明，而且火热，活像夏天的朝霞！我相信即使天上没有太阳，地上也仍然会明亮，因为任何夜晚都敌不过她的美丽！”

卡尔卡斯讲得热烈，头和手都发颤。……他面前站着尼基达，只穿着内衣内裤，光着脚，听他讲话。两个人被黑暗包缠着，那支无力的油烛几乎赶不散黑暗。这是奇怪而独特的一场戏，世界上没有一个剧院上演过，观众却只是那个死气沉沉的黑洞。……

“她爱上我了，”卡尔卡斯喘吁吁地接着说，“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她面前，就跟现在站在你面前一样。……那一次，她从来也没有这么漂亮过，她那对眼睛瞧着我的样子，我就是躺在坟墓里也忘不了！她的目光亲切，柔和得像是丝绒，闪着青春的光辉，深不可测！我陶醉了，满心快活，在她面前跪下，请求她给我幸福。……”

喜剧演员换一口气，压低喉咙继续说：

“可是她说：‘您离开舞台吧！’明白吗？她可以爱演员，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办不到！我记得我那天演了戏。……我的角色很糟，嬉皮笑脸。……我一边演戏，一边心里像是有猫在抓挠，有蛇在咬。……我没有离开舞台，没有，可是我的眼睛直到那时候才算睁开！我明白我是奴隶，是别人消闲的玩具，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圣的艺术，一切都是胡说，骗人。我了解那些观众！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相信鼓掌，花冠，欢呼！是啊，老兄！他们对我鼓掌，花一卢布买我的照片，可是我在他们眼里却是外路人，我在他们眼里是一摊烂泥，几乎是个妓女！他们出于虚荣心才极力要跟我结交，然而他们不会自甘下流，把自己的姊妹或者女儿许给我做妻子！我不相信他们，痛恨他们，他们在我眼里是外路人！”

“您该回家去了，先生。”提词人胆怯地说。

“他们那班人我了解得很清楚！”卡尔卡斯嚷道，对着黑洞摇拳头，“从那时候起我就心里有数了。……我年纪还轻就已经识破真相，看明白了。……这一识破不要紧，我却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呀，尼基达。自从那件事以后……自从发生过那个姑娘的事以后，我就吊儿郎当，一味鬼混，不往前看了。……我表演各种丑角，龇牙咧嘴，败坏人的思想……我耍贫嘴，乱抓眼，丧失了人的尊严。……唉唉！这个洞活活把我吞掉了。以前我倒没感觉到，可是今天……我醒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我已经活过五十八年！直到现在我才看出我老了！我的歌已经唱完了！”

卡尔卡斯仍旧索索地抖，呼呼地喘气。……过了一忽儿，尼基达把他搀进化装室，动手给他脱衣服，他却已经完全泄了气，四肢瘫软，不过依然不住地唠叨，哭泣。

[1] 古希腊史诗中的祭司和先知，在此指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所作小歌剧《美丽的伊连娜》中的一个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2]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男性）。

[3] 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女神，舞台艺术的象征。——俄文本编者注

[4] 喜剧演员的名字瓦西里的爱称。

嘘！……

伊凡·叶果罗维奇·克拉斯努兴是个平平常常的为报纸写稿的人，这天深夜回到家里，皱紧眉头，神色严肃，不知怎的，显得心事重重。他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等着警察来搜捕，或者起意要自杀似的。他在他的房间里闲走一阵，然后停住脚，揪乱头发，用莱阿替斯[1]准备为妹妹报仇的那种口气说：

“一个人已经筋疲力尽，精神劳累，心里又郁积着愁闷，可是对不起，你得坐下来写东西！这就叫做生活？！一个作家明明心情忧郁，却不得不逗读者发笑，或者明明兴高采烈，却不得不按照编辑部的命令大流眼泪，他心里这种痛苦的冲突，为什么至今就没有人描写一下呢？我不得不嬉皮笑脸，冷着心肠，老说俏皮话，可是你要知道，那当儿我实在是满腔悲伤，比方说，我有病，我的孩子快要死了，我的妻子正在分娩！”

他一面说，一面摇拳头，瞪大了眼睛。……后来他走进卧室，叫醒妻子。

“娜嘉，”他说，“我要坐下来写东西了。……劳驾，别让外人打搅我。要是孩子啼哭，再有个厨娘打鼾，那就没法写。……还有，你去安排一下，把茶准备好……再煎一块肉排什么的。……你知道，我不喝茶就写不出东西来。……在工作中，只有茶才能给我提神。”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脱掉上衣、坎肩、皮靴。他慢慢地脱完，然后脸上做出无辜受屈的神情，在写字台旁边坐下。

桌子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偶然放在那儿的日常用品。所有的东西，哪怕是最小的摆设，都带有深思熟虑和严格规划的性质。那儿有大作家的半身像和照片，有成叠的手稿，有折了书页的别林斯基著作，有一块作烟灰碟用的后脑骨，还有一张报纸是随意折叠着的，不过折叠得恰好露出一段用蓝铅笔标出的文字，页边空白处写着两个大字：“卑鄙！”这儿还有十来支新削的铅笔和安了新笔尖的钢笔，这些东西放在那儿，显然是不让外在的原因和偶然的事故，例如钢笔损坏等等，使他那纵情驰骋的文思哪怕中断一秒钟。……

克拉斯努兴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考虑他已经想出来的题材。他听见他妻子趿拉着拖鞋，去劈小木柴，好烧茶炊。她还没完全醒过来，这可以从茶炊盖和刀子不时从她手里掉下地听出来。不久就传来茶炊和煎肉的嘶嘶声。他妻子不停地劈小木柴，在炉边碰响炉盖、风门、炉门。忽然，克拉斯努兴打个哆嗦，睁开惊恐的眼睛，开始闻空气。

“我的上帝啊，烟气！”他呻吟说，痛苦地皱起脸，“烟气！这个讨厌的女人存心要毒死我！是啊，看在上帝面上，请说一句吧，我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写作吗？”

他跑进厨房，在那儿发出演戏般的哀叫声，大闹一场。过了不久，他妻子踮起脚尖，小心地走来，端给他一大杯茶，他呢，仍旧坐在圈椅上，闭着眼睛，思考他的题材。他一动也不动，用两只手指轻轻敲着额头，做出没听见他妻子走来的样子。……他脸上依然露出无辜受屈的神情。

犹如一个少女看到人家送给她一把贵重的扇子一样，他在下笔写上标题以前，先久久地对自己卖弄风情，扭扭捏捏，装腔作势。……他按紧两个鬓角，先是扭动身子，把脚缩到圈椅底下，仿佛身子酸痛似的，后来又懒洋洋地眯细眼睛，活像一只趴在长沙发上的猫。……最后他有点迟疑不定地往墨水瓶那边伸出手去，带着像是签署死刑判决书的神情，写下了标题。……

“妈妈，给我点水喝！”他听见他儿子叫道。

“嘘！”母亲说，“爸爸在写东西呐！嘘……”

爸爸写得很快很快，既不涂改，也不停笔，几乎连翻稿纸的工夫也没有。那些名作家的半身像和相片一动也不动，瞧着他走笔如飞，似乎在想：“嘿，老兄，你可真行啊！”

“嘘！”笔尖叫道。

“嘘！”那些作家说，随着他膝盖的碰撞，他们跟桌子一起颤动。

忽然，克拉斯努兴挺直身子，放下钢笔，侧耳倾听。……他听见一种平稳单调的低语声。……这是邻居福玛·尼古拉耶维奇在隔壁房间里祷告上帝。

“您听我说！”克拉斯努兴叫道，“您不能小点声祷告吗？您妨碍我写作！”

“对不起，先生……”福玛·尼古拉耶维奇胆怯地回答说。

“嘘！”

克拉斯努兴写满五页稿纸，伸个懒腰，看一看怀表。

“上帝啊，已经三点钟了！”他哀叫道，“人家都睡了，可我呢……唯独我不能不工作！”

他浑身散了架，劳累不堪，歪着头，走进卧室，叫醒妻子，用懒洋洋的声调说：

“娜嘉，再给我弄点茶来！我……我精力不济了！”

他一直写到四点钟，要不是题材已经耗尽，本来是会一口气写到六点钟的。他这样远远地避开别人窥探和观察的眼睛，对自己和对没有生命的物品悄悄卖弄风情，忸怩作态，他这样在自己的小窝里对那些不得不受他支配的人称王称霸，都成了他生活里的盐和蜜[2]。这个暴君在这儿，在家里，跟我们在编辑部里习常见到的那个低声下气、沉默寡言、毫无才华的小人物相比，是何等不同！

“我累得恐怕睡不着觉了……”他说着，躺下去睡觉，“我们的工作，这种该死的、费力不讨好的、苦役般的工作，与其说劳累人的身体，倒不如说劳累人的灵魂。……我该服点溴化钾[3]才对。……啊，上帝看得见，要不是有这个家，我早就丢开这种工作不干了。……按编辑部的命令写东西！这真要命哟！”

他一直睡到十二点或者下午一点钟，睡得踏实而酣畅。……啊，如果他做了有名的作家，主编，或者哪怕做了发行人，那他会睡得更加酣畅，而且会做多么好的梦，会多么痛快啊！

“他写了整整一夜！”他妻子做出惊恐的脸色，低声说，“嘘！”

谁也不敢说话，不敢走动，不敢弄出响声。他的睡眠是神圣之至的，谁要侵犯它，谁就得付出很高的代价！

“嘘！”这个声音传遍整个屋子，“嘘！”

[1]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俄文本编者注

[2] 借喻“莫大的乐趣”。

[3] 一种镇静剂。

梦想

有两个乡村警察，一个长着黑胡子，身材矮壮，腿短得出奇，要是从他身后看去，他的腿就像是在比一般人低得多的地方长出来的；另一个却瘦长而笔直，好比一根木棍，蓄着稀疏的深棕色胡子，他俩押着一个身世不明的流浪汉到县城去。头一个警察大摇大摆地走着，往四下里看，嘴里时而嚼一根细干草，时而嚼自己的衣袖，手不住拍胯股，鼻子里哼小曲，总之他的神态无忧无虑，吊儿郎当。另一个尽管生着瘦脸和窄肩膀，眉宇之间却庄重，严肃，老成，论周身的气派和表情，他俨然是旧教的教士，或者古代圣像上画着的武士。俗语说，“上帝看他才智过人就多给他一个额头”，也就是说，他已经谢顶，这就使他越发像上述那两种人了。头一个叫安德烈·普达哈，第二个叫尼康德尔·萨波日尼科夫。

他们押解的那个人，跟一般人具有的流浪汉概念截然不同。他是个矮小虚弱的人，体力不济，带着病样，五官细小，缺乏光彩，极不起眼。他的眉毛稀稀拉拉，目光温顺而柔和，唇髭几乎还没生出来，其实这个流浪汉的年纪已经过了三十岁。他迈步走路有点畏缩的样子，拱起背脊，把手拢在袖管里。他穿一件并非农民式的旧呢大衣，绒毛已经磨损，衣领一直竖到帽边上，结果只有他的小红鼻子大着胆子伸出来，窥探上帝创造的世界。他讲话用的是尖细的男高音，带着谄媚的口气，不时嗽一下喉咙。要说他是个隐姓埋名的流浪汉，那是很难叫人相信的，很难。倒不如说他像教士的失意的儿子，为上帝所遗弃，沦为乞丐了，或者像是个文书，由于酗酒而被革职了，再不然就像是商人的儿子或者侄子，在演戏的行业中试了试他微薄的力量，如今正走回家去，以便表演浪子寓言[1]的最后一幕。他在秋天泥泞难行的道路上不声不响，耐着性子挣扎前进，凭这一点看来，或许他是笃信宗教的修道院僧侣，走遍俄国的修道院，顽强地寻求“和平而摆脱罪恶的生活”，却又找不到。……

这几个行人已经走了很久，可是好像怎么也走不出一块不大的土地。他们前边总有大约五俄丈[2]长的深褐色泥路，身后也总有那么一段泥路，至于远处，不管往哪儿看，总有一堵白雾的高墙，挡住人的视线。他们走啊走的，可是土地仍然是那样，高墙也没有移近一点，那一小块土地也还是那一小块土地。他们偶尔见到一块有棱角的白石头、一条小沟或者过路人丢下的一抱干草。偶尔闪出一个混浊的大水洼，不久也就消失了。再不然，前边，突然间，出人意外地显出一个轮廓不明的阴影，越走近，阴影就越小越黑，再走近点，这几个行人面前就出现一块里程碑，歪着立在那儿，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要不然就是一棵可怜相的小桦树，湿漉漉，光秃秃，像是路旁的乞丐。小桦树的黄色残叶在喁喁私语，有一片树叶脱落了，懒洋洋地飘飞到地上来，……随后又是迷雾、泥泞、路旁的褐色杂草。草上挂着混浊的、不祥的眼泪。这不是那种充满宁静的喜悦的眼泪，不是大地迎来和送走夏季的太阳的时候流着的眼泪，也不是每到黎明时分用来供鹌鹑、秧鸡、苗条而又嘴长的麻鹬解渴的眼泪！这几个行人的脚陷在沉重而稠粘的烂泥里。每迈一步都要费不小的劲。

安德烈·普达哈有点激动。他不住回头看流浪汉，极力要弄明白这个清醒的活人怎么能不记得自己的姓名。

“你总该是正教徒吧？”他问。

“是正教徒。”流浪汉温和地回答说。

“嗯！……那么你受过洗吧？”

“怎么会没受过洗呢？我又不是土耳其人。教堂我也去，到斋期我也持斋，不吃荤腥。我是严守教规的。……”

“哦，那你叫什么名字？”

“你要怎么叫就怎么叫吧，伙伴。”

普达哈耸起肩膀，大惑不解地拍自己的胯股。另一个乡村警察尼康德尔·萨波日尼科夫保持庄严的沉默。他不像普达哈那么天真，看来完全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正教徒对外人隐瞒自己的姓名。他那富于表情的脸冷漠而严正。他独自走他的路，不屑于跟同伴们闲谈，仿佛极力向大家，甚至向大雾表明他稳重而老练似的。

“上帝才知道应该把你看成什么人才是，”普达哈继续纠缠说，“农民不像农民，老爷不像老爷，有点不三不四。……前几天我在池塘里洗筛子，捉到那么一条小蛇，喏，只有手指头那么长，长着腮和尾巴。起初我当它是鱼，后来一看，该死的东西！原来生着爪子呢。像鱼不是鱼，像蝮蛇不是蝮蛇，鬼才知道它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也是这样。……你是什么出身？”

“我是农民，出身农家，”流浪汉叹口气说，“我妈是地主家的农奴。论相貌，我不像农民，这话是不错的，因为我命中就注定了这样，好人。我妈在老爷家当保姆，吃穿讲究，我是她的亲骨肉，跟着她在老爷家里过。她老人家疼我，宠我，打定主意要把我从老百姓提拔成上流人。我睡的是床，每天吃上等伙食，穿长裤和半高腰皮靴，活像贵族家的少爷。我妈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主人家送给她衣料，她就给我做衣服穿。……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小时候吃过那么多的糖果和蜜糖饼干，要是现在拿来卖掉，准能买回一匹好马呢。我妈教我读书写字，叫我从小就敬畏上帝，把我管教得至今都不会说庄稼汉的粗话。白酒我不喝，伙伴，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在上流社会里周旋应对都很得体。她老人家要是还活着，那就求上帝保佑她平安吧，要是她已经死了，那么，主啊，在你那容让规矩人安息的天国里，也让她的灵魂安息吧！”

流浪汉脱掉帽子，露出头上竖起的稀疏的硬发，抬起眼睛望着天空，在胸前画了两次十字。

“主啊，赐给她富饶的地方，安息的地方吧！”他拖着长音说，他的声调与其说像男人，不如说像老太婆，“主啊，用你的道理开导她，开导你的奴隶克谢尼雅吧！要不是亲爱的妈妈，我现在就成了普通的庄稼汉，什么也不懂了！如今呢，伙伴，不管你问我什么，我全懂：世俗的文字也罢，宗教的圣书也罢，各种祈祷词也罢，教义问答也罢，我全懂。我就是按圣书上的话活着的。……我不得罪人，守身如玉，照教规持斋，按时进餐。别人觉得只有喝酒和说下流话才算是乐趣，可是我有了空闲，却到墙角上去坐着看书。我一边看书，一边止不住掉泪，哭。……”

“你哭什么？”

“书上写得可怜啊！有的小书花五戈比就能买到手，可是看得你止不住哭，止不住唉声叹气。”

“你父亲死了吗？”普达哈问。

“不知道，伙伴。我不知道我的亲爹是谁，这罪孽也用不着瞒人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必是我妈的私生子。我妈一辈子住在地主家里，不愿意嫁给普通的庄稼汉。……”

“她就跟老爷勾搭上了。”普达哈说，冷冷一笑。

“她失身了，这是实在的。她老人家笃信宗教，敬畏上帝，可是没有保住贞操。这当然是罪孽，大罪孽，这用不着多说，不过另一方面，说不定我身上也就有贵族的血了。说不定我只在名分上是农民，实际上却是贵族老爷呢。”

这个“贵族老爷”用轻微的、甜滋滋的男高音说出这些话来，皱起窄小的额头，冻红的小鼻子里发出一种刺耳的响声。普达哈听着，惊讶地斜起眼睛瞧着他，不住耸动肩膀。

两个乡村警察押着流浪汉走出六俄里光景，在一个高土墩上坐下休息。

“就连狗都记得自己的名字，”普达哈嘟哝说，“我叫安德烈他叫尼康德尔，各人有各人神圣的名字，这说什么也忘不了！说什么也忘不了！”

“谁有必要知道我的姓名呢？”流浪汉叹道，用拳头支住脸颊，“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要是我说了就可以爱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那倒也罢了，可是实际上却会比现在更糟。我懂法律，两位正教教友。现在我是个记不得姓名的流浪汉，那么至多也就判我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去，再抽上三四十下鞭子罢了，可我要是对他们说出真姓名和真出身，那他们就会把我发配去做苦工了。我懂！”

“莫非你做过苦役犯？”

“做过，亲爱的朋友。剃了头发，戴着镣铐，足足有四年呢。”

“犯了什么案？”

“杀人案，好人！我小时候，十八岁上下，我妈一不小心，原该在老爷的杯子里放上苏打的，却放了砒霜。储藏室里各式各样的药盒多得很，很容易拿错。……”

流浪汉叹口气，摇摇头，说：

“她老人家是个笃信宗教的人，可是谁知道她呢，别人的灵魂好比一片密林啊！这也许是不小心，可也许是老爷跟另外一个使女亲近，她心里受不了这种气。……说不定砒霜是有意给他放的，上帝才知道！我那时候年纪小，不大懂。……现在我还记得，老爷确实另找了个姘妇，我妈伤心得很。后来我们差不多打了两年官司。……我妈判了二十年苦役刑，我年纪小，只判了七年。”

“为什么也把你判刑呢？”

“因为是同谋犯。那个杯子是我拿给老爷的。素来都是这样：我妈冲好苏打水，由我拿给他。不过，两位老兄，这些话，我是照基督徒那样，当着上帝的面，给你们讲的，你们可别告诉外人啊。……”

“放心吧，别人是连问也不会问我们的，”普达哈说，“那么，这样说来，你是从做苦工的地方逃回来的？”

“是逃回来的，亲爱的朋友。逃跑的一共有我们十四个人。求上帝保佑他们，那些人不但自己逃跑，也把我带上了。现在你想想看，伙伴，凭良心说，我有什么理由说出我的底细呢？要知道，他们会又把我押回去做苦工的！可是我怎么能做苦役犯呢？我是个娇贵的人，有病，喜欢睡在干净的地方，吃讲究的伙食。我祷告上帝的时候，喜欢点上一盏小灯或者一支小蜡烛，四周要没有吵闹声才好。临到我叩头，地板上应该没有垃圾，没有痰。每天一早一晚，我要为我妈叩四十个头呢。”

流浪汉脱掉帽子，在胸前画十字。

“不过，随他们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去好了，”他说，“我不怕！”

“莫非这样倒好些？”

“那完全是另一种光景！在做苦工的地方，你活像一只虾，给人扔进了筐子：万头攒动，挤来挤去，磕磕碰碰，就连透一口气的地方也没有，活生生的一个地狱，像那样的地狱只求圣母别让我们落进去才好！你是强盗，那就叫你尝一尝做强盗的滋味，比狗都不如哟。吃不好，睡不稳，祷告上帝也说不上。可是在流放地，那就不一样了。在流放地，首先，我登记入村社，跟别的社员一样。当局依法得给我一块份地……是啊！据说，那儿的土地不值钱，简直像雪片，你要多少就给多少！伙伴，那他们就会给我一大片地，又能种庄稼，又能种菜，又能盖房子。……我呢，就跟别人那样耕地，播种，买牲口，置办各种农具，养蜂，养羊，养狗。……西伯利亚种的猫也要养，免得田鼠和家鼠吃掉我的存粮。……老兄，我要搭起木架盖房，我要买圣像。……上帝保佑，我还会娶亲，生儿养女哩。”

流浪汉嘴里唠叨着，眼睛没看听讲的人，却瞧着旁边远处。不管他的幻想多么天真，却是用诚恳热切的口气说出口的，因此使人很难不相信。流浪汉嘻开小嘴微笑。他乐不可支地玩味遥远的幸福，他的整个脸、眼睛、小鼻子一动也不动，他出神了。两个乡村警察严肃地听着他讲，瞧着他，不由得同情他。他们也相信了。

“我不怕西伯利亚，”流浪汉继续唠叨说，“西伯利亚也是俄国嘛，那儿的上帝和沙皇也就是这儿的上帝和沙皇，那儿的人也像正教徒那么讲话，跟你我一样。不过那儿自由得多，人们的生活也富裕得多。那儿样样都比这儿强。比方拿那儿的河来说，就比这儿的不知好多少倍！鱼啦，野禽啦，多得数不清！我呢，老兄，最喜欢的就是钓鱼。不给我面包吃倒没关系，只要让我在河边坐着钓鱼就成。真是这样。我有时候用钓竿钓鱼，有时候用钩子，有时候用篓子，等河上结的冰流动了，我就撒网捕鱼。我没有力气拉网，那就花五戈比雇个庄稼汉好了。主啊，那会多么快活！捉到一条江鳕或者大头，就好比见了亲兄弟呢。你猜怎么着，各种鱼有各种鱼的钓法：有的是用饵鱼去钓，有的就用蚯蚓，有的却用青蛙或者螽斯。这可全得在行！比方说江鳕吧。江鳕这种鱼可不客气，见了棘鲈就吞下肚去。梭鱼喜欢吃鱼，大头鱼喜欢吃蝴蝶。大头，要是在湍急的河水里去捉，天下可就再也没有比这更快活的事了。你把细钓丝扔出大约十俄丈远去，上面不加铅锤，只拴上蝴蝶或者甲虫，让钓饵漂在水面上，你脱了长裤站在水里，让钓丝顺着水漂，大头就会来上钩！不过这时候要想法叫它，叫这个该死的东西别把食饵扯掉。它刚一扯你的钓丝，你就赶紧一拉，不能等。我这辈子捉到的鱼不知有多少！当初在逃回来的路上，别的犯人都在树林里睡觉，我却睡不着，总是到河边去。那儿的河又宽又急，河岸高陡，吓人啊！岸上满是茂密的树林。树木高极了，你抬头一看树顶，头都发晕。要是按此地的价钱，那儿每棵松树都能卖十卢布呢。”

这个可怜的人头脑里充满了幻想、往事的经过美化的形象和对幸福的甜蜜的憧憬。在这种纷至沓来的压力下，他沉默了，光是努动嘴唇，仿佛在跟自己小声说话。呆头呆脑的快乐笑容一直没离开他的脸。乡村警察沉默了。他们低下头，沉思不语。在秋天的寂静中，寒冷而严峻的迷雾从地上升起来，压在人的心头，像狱墙那样横在人的眼前，证明人的意志是受着限制的，在这样的时候想着宽阔而湍急的河流以及辽阔高陡的河岸，想着无法通行的密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倒是很畅快的。他们的想象力缓慢而平静地描绘着凌晨天空的红霞还没褪尽，却已经有一个人在荒无人烟的陡岸上行走，像是一个小小的黑点。河流两旁，层层叠叠，净是古老而挺拔的松树，严峻地瞧着这个自由的人，阴沉地发出抱怨声。树根啦，大石块啦，带刺的荆棘啦，拦住他的去路，可是他身体强壮，精神抖擞，不怕松树，不怕石头，不怕孤单，不怕每走一步路都会引来的洪亮回声。

两个乡村警察暗自描绘他们从没经历过的自由生活的画面。至于这究竟是他们模糊地想起了很久以前听说过的故事中的形象呢，还是自由生活的概念原是他们从遥远而自由的祖先那里连同血肉一并继承下来，在他们心里生下了根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头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尼康德尔·萨波日尼科夫，他至今还没有吐露过一句话。也许他嫉妒流浪汉的渺茫的幸福吧，或者，也许他心里感到幸福的梦想跟灰白色的迷雾和深棕色的泥泞格格不入，总之他严峻地瞧着流浪汉，说：

“话是不错的，这都挺好，不过，老兄，你走不到那个自由的天地。你怎么能行呢？你走上三百俄里，就会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瞧瞧你，身子多么弱！你才走了六俄里，就已经喘得不行了！”

流浪汉慢腾腾地转过脸瞧着尼康德尔，脸上的快乐笑容消失了。他惊恐而负疚地瞧着乡村警察庄重的脸色，大概想起了什么心事，低下头去。沉默又来了。……三个人都在沉思。两个乡村警察费尽心思，竭力想象也许只有上帝才能想象的事，那就是他们和自由天地之间相距有多么远，而且远得多么可怕。可是流浪汉的脑子里挤满各种画面，它们鲜明，清楚，而且比那距离还要可怕。他眼前生动地现出办事拖拉的法院、临时羁押监狱和苦役犯的监狱、囚犯所乘的船只、沿途令人困顿的停歇、严寒的冬天、疾病、同伴的死亡。……

流浪汉负疚地着眼睛，举起衣袖擦掉额头上冒出的小颗汗珠，不住地喘气，仿佛刚从热烘烘的澡堂里跑出来，然后举起另一只衣袖擦一下额头，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

“你也真走不到！”普达哈同意说，“你哪儿是能走路的人呢？你看看你那样儿：皮包骨头！你会死掉的，老兄！”

“当然会死掉！他哪能行呢？”尼康德尔说，“他现在就该送进医院去了。……真的！”

这个身世不明的人惶恐地瞧着两个凶险的旅伴那严峻而冷漠的脸，帽子也来不及脱就瞪大了眼睛，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周身发抖，脑袋颤摇，四肢开始扭动，像是一条毛毛虫被人踩了一脚似的。……

“好，我们也该走了，”尼康德尔说着，站起来，“歇够了！”

过一会儿这几个行人顺着泥泞的道路走下去。流浪汉越发拱起后背，两只手更深地拢进袖管。普达哈不讲话了。

[1] 指基督教经书《新约·路加福音》中浪子回头而受到父亲欢迎的故事。

[2] 1俄丈等于2.134米。

磨坊外

磨坊主人阿历克塞·比留科夫是个矮壮而结实的中年男人，论身材和相貌，颇像孩子们读过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以后常梦见的那些举止粗野、动作笨拙、脚步沉重的水手。他坐在他那小屋的门槛上，懒洋洋地吧唧着已经灭了的烟斗。这一回他穿着兵士的灰色粗呢长裤和沉重的大皮靴，然而没穿上衣，没戴帽子，其实外面已经是深秋天气，潮湿而阴冷了。潮湿的雾气自由自在地钻进他敞开怀的坎肩，可是磨坊主人的粗大身体像鸡眼那么硬，分明没感到寒意。他那又红又肥的脸照例神情淡漠，皮肉松弛，仿佛半睡半醒似的。他那埋在一堆肥肉里的小眼睛阴郁地从眉毛底下往四下里瞧，时而瞅着水坝，时而瞅着两间带宽檐的堆房，时而瞅着难看的老柳树。

堆房旁边有两个刚来的修道院修士在忙碌：一个叫克辽巴，是个高身量的白发老人，穿着溅了污泥的法衣，戴着打了补丁的旧法冠；另一个叫焦朵尔，黑胡子，黑脸膛，大概是格鲁吉亚人，穿着普通的农民式羊皮袄。他们正从大车上卸下一袋袋黑麦，是运到这儿来磨成面粉的。离他们稍远点，在一块乌黑而泥泞的草地上，坐着磨坊的工人叶甫塞，是个年轻而没生唇髭的小伙子，穿着短小的破羊皮袄，已经喝得大醉。他手里揉着一张渔网，做出修补的样子。

磨坊主人转动眼睛，东张西望很久，没开口说话，后来把目光停在搬袋子的修士身上，用男低音粗声粗气地说：

“你们这些修士，为什么在这条河里打鱼？是谁准许你们这么干的？”

修士们一句话也没回答，甚至没看磨坊主人一眼。

磨坊主人沉默一会儿，点上烟斗，继续说：

“你们自己打鱼不算，还容许城关的小市民来打鱼。我已经从城郊，从你们那儿包下这条河，付过你们钱，可见鱼是我的，谁也没有权利来打鱼。你们经常祷告上帝，可又认为偷偷摸摸不算罪过。”

磨坊主人打个呵欠，沉默一会儿，继续抱怨说：

“你瞧，他们养成了什么习气！他们当是他们做了修士，日后准保能做圣徒，对他们就没有个管束了。瞧着吧，我不管那套，偏要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一状。调解法官才不管你穿没穿法衣，你就要在他的看守所里坐个够哩。要不然，也不用找调解法官，我自己就能对付。往后我碰上谁在河边钓鱼，就狠狠地给他一个脖儿拐，叫他直到世界末日也不愿意再钓鱼了！”

“您不该说这样的话，阿历克塞·陀罗费伊奇！”克辽巴用文静的男高音说，“凡是敬畏上帝的好人，对狗都不会说这样的话，何况我们是修士！”

“修士，”磨坊主人讥诮道，“你要吃鱼？不是吗？那你就花钱在我这儿买，别偷嘛！”

“主啊，难道我们在偷吗？”克辽巴皱起眉头说，“为什么说这种话呢？我们的见习修士打过鱼，这话是不错的，不过他们原是经修士大司祭许可才这样做的。修士大司祭认为：您交的钱不是包下整条河，只是您有权在我们的岸边撒网罢了。并不是把整条河都包给您了。……河不是您的，也不是我们的，而是上帝的。……”

“修士大司祭也跟你差不多，”磨坊主人嘟哝说，拿烟斗敲他的靴子，“他也喜欢变着法儿骗人！我可不来管他是什么人。在我眼里，修士大司祭跟你，或者，喏，跟叶甫塞，是完全一样的。往后我在河边碰上他打鱼，也照样会揍他一顿。……”

“既然您存心要打修士，那也随您。等我们到另一个世界，这在我们倒好些。您已经打过维萨里昂和安契庇，那就再打别人吧。”

“别说了，你不要去惹他！”焦朵尔拉着克辽巴的衣袖说。

克辽巴醒悟过来，闭上嘴，开始搬口袋，可是磨坊主人仍然骂个不休。他懒洋洋地发牢骚，每说完一句就吧唧一阵烟斗，吐一口唾沫。打鱼问题讲到无可再讲以后，他想起以前他自己有过两袋面粉，似乎被修士们“蒙混”去了，就开始为那两袋面粉骂街。后来他发觉叶甫塞喝醉了酒，不干活，就丢下修士，朝着那个工人发脾气，弄得空中满是刁钻古怪而又难听的骂人话。

两个修士先是隐忍着，光是大声叹气，可是不久克辽巴就受不住了。……他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带着哭音说：

“神圣的主宰啊，再也没有比要我到磨坊来更苦的差事了！这儿是个活地狱！地狱，真是地狱呀！”

“那你就别来！”磨坊主人顶他一句。

“圣母啊，我倒情愿不来，可是另外我们到哪儿去找磨坊呢？你自己想一想吧，这一带除了你的磨坊再也没有第二家了！简直只好活活饿死，要不然就把没磨过的麦粒生吞下去！”

磨坊主人不肯干休，继续向四面八方抛出叫骂声。看得出来，发牢骚和谩骂在他已经养成习惯，跟吧唧烟斗一样了。

“你至少不要提魔鬼吧！”克辽巴恳求道，惊慌地巴眼睛，“得了，你少说几句吧，劳驾！”

磨坊主人不久就沉默了，然而这倒不是因为克辽巴央求他。原来水坝上出现一个身材矮小而驼背的老太婆，面容忠厚，穿一件古怪的、像甲虫的背脊般的花条长外衣，随身带一个小包，拄着一根小拐杖。……

“你们好，神甫！”她吐字不清地说，对修士们深深地鞠躬，“上帝保佑！你好，阿辽宪卡[1]！你好，叶甫塞！……”

“您好，妈妈。”磨坊主人嘟哝道，眼睛没瞧着老太婆，皱起眉头。

“我到你这儿做客来了，我的好孩子！”她说，不住微笑，温柔地瞧着磨坊主人，“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大概从圣母升天节[2]起，我们就没见过面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待会儿吧！不过你好像瘦了。……”

小老太婆在磨坊主人身旁坐下。在这个大汉身旁，她穿着那件小小的长外衣越发像是甲虫了。

“是啊，从圣母升天节起就没见过面了！”她继续说，“我一直惦记着你，想你把心都想痛了，儿子，可是临到我要动身来看你，不是天下雨，就是我得病了。……”

“现在您是从城郊来吧？”磨坊主人闷闷不乐地问。

“从城郊来。……从家里照直上这儿来的。……”

“您既然有病，体质又这么单薄，就该待在家里，不该出来做客。嗯，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您也不怕磨破鞋底！”

“我来看看你呗。……我呢，有两个儿子，”她转过脸去对修士说，“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瓦西里，住在城郊。一共只有这么两个。我活着也罢，死了也罢，他们都无所谓，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们到底都是亲人，是我的安慰。……他们缺了我倒能活下去，我呢，缺了他们就好像一天也活不下去。……不过，神甫，我年纪老了，从城郊走到他这儿，觉得吃力了。”

紧跟着是沉默。修士们已经把最后一个袋子抬进堆房里，在大车上坐着休息了。……醉醺醺的叶甫塞手里仍旧揉搓着渔网，睡意蒙眬地频频点头。

“您来得不是时候，妈妈，”磨坊主人说，“我马上就要坐车到卡里亚席诺村去了。”

“去吧！上帝保佑你！”老太婆叹道，“不要为了我就丢开正事不办。……我歇上一个钟头就回去了。……瓦夏[3]和他的孩子都问你好，阿辽宪卡。……”

“他还在灌酒吗？”

“喝得倒不算太多，不过喝总是喝的。这种罪孽也用不着隐瞒，他是在喝酒。……你知道，他也没有钱喝很多的酒，除非有好心的人请他喝。……他的日子过得苦啊，阿辽宪卡！我瞧着他就难受。……家里没有东西吃，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上街，裤子全破了窟窿，皮靴也没有。……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真是穷极了，穷极了，没法想象还有比这更苦的了。……我就是来特为求你的。……阿辽宪卡，你就看在我这个老婆子面上，帮帮瓦西里的忙吧。……他到底是你的亲兄弟！”

磨坊主人一言不发，眼睛瞧着一旁。

“他穷，可是你呢，赞美上帝吧！你又开磨坊，又有菜园，又做鱼生意。……主赐给你聪明才智，把你抬举得比众人都高，叫你吃得饱饱的。……况且你独身一人。……可是瓦夏有四个孩子，我这个该死的又拖累他，他的工钱一共就只有七卢布。他怎么养活得了这么些人？你帮帮他吧。”

磨坊主人一言不发，专心地装他的烟斗。

“你肯给点吗？”老太婆问。

磨坊主人一言不发，仿佛嘴里装满了水似的。老太婆没有听到回答，就叹口气，抬起眼睛看了看修士们和叶甫塞，站起来说：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不给就算了。我早就知道你不肯给。……我一大半是为纳扎尔·安德烈伊奇的事才来找你的。……他哭得很厉害，阿辽宪卡！他吻我的手，不住央告我到你这儿来求你。……”

“他要怎么样？”

“他求你还他的东西。他说，‘我先前把黑麦运到他那儿去磨，可是他没给我面粉。’”

“您用不着管人家的闲事，妈妈，”磨坊主人抱怨道，“您的事就是祷告上帝。”

“我一直在祷告，可是不知怎的，上帝不理我的祷告。瓦西里成了叫花子，我自己也沿街讨饭，穿着别人的长外衣走来走去，你呢，倒过得挺好，可是上帝才知道你长着一颗什么心。哎，阿辽宪卡，贪婪的眼睛把你毁了！你样样都好：又聪明，又漂亮，又是体面的商人，可就是不像个真正的人！你不和气，从来也没有个笑脸，一句好话也不会说，一点慈悲心肠也没有，活像头野兽。……瞧瞧你这张脸！人家都在背后数落你，我听得好伤心哟！喏，你就问问这两位神甫吧！他们胡乱说你吸人的血，横行霸道，晚上带着你的强盗伙计们打劫过往的行人，偷人家的马。……你的磨坊就像一个被上帝诅咒的地方。……姑娘和男孩都不敢走近，大家都躲着你。人家给你取的外号不是别的，而是该隐和希律[4]啊。……”

“您胡闹，妈妈！”

“你走到哪儿，哪儿就不生草；你在哪儿呼吸，哪儿就没有苍蝇飞。我老是听见人家说：‘唉，只求有人快点把他打死，或者定了罪才好！’做母亲的听了这些话是什么滋味？什么滋味啊？你到底是我亲生的孩子，我的血肉呀。……”

“不过我得走了，”磨坊主人说着，站起来，“再见，妈妈！”

磨坊主人从堆房里拖出一辆大板车，牵出一匹马，把它像小狗似的往车杠中间一推，开始拴马。老太婆走到他身旁，瞧着他的脸，泪汪汪地巴眼睛。

“好，再见！”她说，这时候，她的儿子很快地穿上长外衣，“托上帝的福，你就在这儿住下去吧，可是别忘了我们。等一等，我送给你一点礼物……”她压低喉咙说，解开小包，“昨天我到助祭太太家里去，他们给我吃东西……我就藏起一个留给你。……”

老太婆向儿子伸出一只手去，手里拿着一块不大的薄荷饼干。……

“您走开！”磨坊主人叫道，推开她的手。

老太婆窘了，饼干从她手中掉下地，她慢腾腾地往水坝走去。……这个场面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姑且不谈修士们大叫一声，吓得摊开了手，就连喝醉酒的叶甫塞也愣住了，惊恐地呆望着他的主人。不知道是磨坊主人理解了修士们和工人脸上的表情呢，还是也许有一种沉睡已久的感情在他的胸膛里动了一下，总之，他脸上掠过一种类似惊吓的神情。……

“妈妈！”他叫道。

老太婆打了个哆嗦，回过头来看。磨坊主人匆匆地把手伸进衣袋，从那儿取出一个皮革制的大钱包。……

“给您……”他喃喃地说着，从钱包里取出一把钱来，有钞票，有银币，“您拿去吧！”

他手里攥着那把钱，揉搓着，不知什么缘故转过头去看一眼修士们，然后又揉搓。钞票和银币顺着手指缝里漏下去，一个个回到钱包里去了，结果手里只剩下一枚二十戈比银币。……磨坊主人把它细细看一遍，用手指头摩挲着，然后嗽一下喉咙，涨红脸，把它交给母亲了。

[1] 阿历克塞的小名。

[2] 基督教节日，在8月15日。

[3] 瓦西里的小名。

[4] 该隐是亚当的大儿子，因嫉妒而杀死弟弟，见《旧约·创世记》；希律是犹太王，在耶稣诞生的时候，要捉拿和杀死他，见《新约·马太福音》。

好人

从前，在莫斯科住着一个人，名叫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里亚多夫斯基。他毕业于大学法学系，在某铁路局供职，可是假如您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就会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从金边的夹鼻眼镜[1]里坦率爽朗地瞧着您，用平静、柔和、吐字不清的男中音回答您说：

“我做文学工作！”

大学毕业后，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剧评。他从剧评转到书报评介栏，一年后就发展到每星期发表一篇评论性的小品文了。然而根据这一点却不应当得出结论说：他是业余工作者，他的写作具有偶然的和暂时的性质。每逢我看见他那装束整洁的瘦小身材、宽大的额头和马鬃般的长发，每逢我听着他讲话，我总觉得他的写作似乎不是取决于他写什么，怎样写，而是一种生来就有的生理现象，犹如心跳一样，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似乎他的全部文学纲领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像瘤子一样了。我甚至在他的步伐、手势、弹烟灰的姿态里也看到这个纲领，从头到尾，连同它的种种叫嚣、乏味、庄严之处，都清清楚楚。遇到他带着充满灵感的脸容把花圈放在某一名人的棺材上，或者带着尊严而郑重的神情为一封贺电征集签名的时候，他俨然是个以写作为业的人。他那种极力要结交著名文学家的热情，那种在没有才能的地方也能找到才能的本领，那种经常热情洋溢的神态，那种每分钟达到一百二十次的脉搏，那种对生活的无知，在为青年学生募捐的音乐会和文学晚会上像女人那样大惊小怪地奔忙张罗的样子，那种力求接近青年人的心情，即使他没有写过文章，也足以给他造出“作家”的名声来了。

像他这样的作家，很适合于说：“我们这种人是不多的！”或者“缺了斗争，那还算是什么生活？前进啊！”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跟什么人斗争过，也从来没有前进过。临到他开口畅谈理想，那也不会显得肉麻。每到大学周年纪念日，在达契雅娜节，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唱起《我们欢乐吧》[2]来，总是荒腔走板，同时他那眉开眼笑、不住流汗的脸仿佛在说：“您瞧，我喝醉了，我在纵酒行乐啊！”可是就连这样，对他也是很相称的。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真诚地相信他的写作权利，相信他的纲领，不存任何怀疑，显然对自己很满意。只有一件事使他伤心，那就是他发表文章的报纸却订户很少，名气也不大。不过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相信他迟早会在大杂志上立足，发挥才能，大显身手，因此他那小小的悲哀在灿烂的希望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

我常到这个可爱的人家里做客，认识了他的亲妹妹，女医生薇拉·谢敏诺芙娜。乍看上去，这个女人神色疲倦，她那病恹恹的样儿使我吃惊。她年轻，身材苗条，相貌端正，粗眉大眼，然而跟活跃的、优雅的、健谈的哥哥相比，却显得乖僻，萎靡，疏懒，阴沉。她的动作、笑容和话语有点勉强，冷淡，漠然，人们都不喜欢她，认为她骄傲，头脑不那么聪颖。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她是在休养。

“我亲爱的朋友，”她哥哥常对我说，叹口气，用好看的、作家的手势把头发撩到后边去，“永远不要凭外貌评断人！您瞧这本书吧：它早已被人读过，翻旧，卷了边揉皱，丢在尘土里，像是没用处的东西了，可是您一翻开，它就会使您脸色发白，流下泪来。我的妹妹就像这本书。您掀开她的封面，瞧一瞧她的灵魂，就会吓一大跳。前后不过三个月的工夫，薇拉经历到的事不下于人家一辈子的经历呢！”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不住地回头看，拉住我的衣袖，放低声音说：

“您要知道，她毕业以后，跟一个建筑师恋爱，结婚了。十足的悲剧啊！新婚夫妇还没过完一个月，那丈夫，唉！就得伤寒病死了。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她自己也从丈夫那儿传染了伤寒，临到养好病，却听说她的伊凡死了，就吞下大量吗啡自杀。要不是她的女朋友们出力，我的薇拉早就升天了。您听听，难道这不是悲剧？难道我的妹妹不像一个女一号[3]，已经演完了一生的五幕剧？让观众去看轻松喜剧吧，可是这位女一号却要回家休息去了。”

薇拉·谢敏诺芙娜熬过那不幸的三个月以后，就搬到她哥哥这儿来住。行医不合她的心意，没有使她感到满足，反而使她厌倦。再者，她也没有给人留下精通医学的印象，跟她的科学有关的话我一次也没有听她谈起过。

她已经丢开医学，什么事也不做，沉默寡言，跟囚徒一样，低下头，垂下手，懒散而缺乏光彩地打发她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总算还能引起她的兴致，而且多少给她的暗淡生活带来点光明，那就是她所爱的哥哥近在身旁。她爱他本人，爱他的纲领，钦佩他的小品文，遇到别人问她哥哥在做什么，她就压低喉咙，仿佛生怕惊扰他或者妨碍他似的，回答说：“他在写作！……”照例，他一写东西，她就在他身旁坐下，眼睛不放松他写作的手。这时候她就像是害病的动物在晒太阳取暖。……

冬天一个傍晚，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坐在桌旁，正给报纸写评论文章，旁边坐着薇拉·谢敏诺芙娜，照例瞅着他的写作的手。批评家写得快，既不涂改，也不停顿。笔尖咝咝响，吱吱叫。桌子上，在他写作的手的旁边，放着一本厚杂志，已经翻开，刚裁开书页。

杂志上有一篇写农民生活的小说，署名是两个大写字母。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读得兴高采烈。他发现作者在描写方式上得心应手，自然景物的描写近似屠格涅夫，笔调真诚，非常熟悉农民的生活。批评家本人不过是靠书本和传说来了解这种生活罢了，然而他的感觉和内心的信念却促使他相信这篇小说。他预言作者会有光辉的前途，强调说他急不可待地等着看小说的结尾，等等。

“精彩的小说啊！”他说，往椅背上一靠，愉快地闭上眼睛，“主题思想极其动人！”

薇拉·谢敏诺芙娜瞧着他，大声打个呵欠，忽然提出一个意外的问题。一般说来，每到傍晚，她已经养成习惯，常常烦躁地打呵欠，提出简短而奇突的问题，往往跟正事无关。

“沃洛嘉[4]，”她问，“什么叫勿抗恶[5]？”

“勿抗恶？”哥哥睁开眼睛，反问道。

“是啊。你是怎么理解的？”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假定有贼或者强盗来找你的麻烦，要打劫你，可是你非但不……”

“不，你下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吧。”

“理论上的定义？嗯！……哦，那又何尝不可？”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踌躇不决地说，“勿抗恶指的是对于道德范围里被称为恶的事情一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说完这话，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就埋头去研究一个中篇小说了。这个中篇小说是一个女人写的，描绘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同她的情夫和私生子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她的不合法的地位何等难堪。对动人的主题思想也罢，对情节也罢，对表现手法也罢，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一概感到满意。他简略地转述中篇小说的内容，摘录几个最好的段落，然后添上他自己的话：“不是吗，这一切多么忠于现实，多么富于生活气息，多么美丽如画！作者不但是小说艺术家，而且是细腻的心理学家，善于看透人物的心灵。为了举例，我们不妨指出女主人公同丈夫相遇的时候，作者对她的内心状态的生动描写”，等等。

“沃洛嘉！”薇拉·谢敏诺芙娜打断他那评论家的文思，说道，“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从昨天起就盘踞在我的头脑里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人类生活建立在勿抗恶的原则上，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大概会消灭。勿抗恶使犯罪的意志得到充分自由，于是这个世界就会大乱，文明当然也就完了。”

“那么会剩下些什么呢？”

“强盗和妓院。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也许会谈一谈这个问题。谢谢你提醒我。”

过一个星期我的朋友果然履行他的诺言了。这样做很合时宜，当时是八十年代，我们社会上和报刊上正在纷纷议论勿抗恶，议论审判、惩罚、战争的权利，在我们圈子里有的人开始不用仆人，或者到农村去种地，或者断绝肉食和性爱。

读完哥哥的文章，薇拉·谢敏诺芙娜想了想，几乎叫人看不出来地耸了耸肩膀。

“写得很可爱！”她说，“不过我仍旧有许多地方不理解。例如列斯科夫[6]的《神职人员》里，有个种菜的怪人为所有的人种菜：为买主，为乞丐，也为打算偷菜的人。他的做法合理吗？”

根据妹妹脸上的表情，根据她的口气，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明白她不喜欢他这篇文章，他那作家的自尊心大约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震动。他不免懊恼地回答说：

“盗窃是不道德的现象。为盗贼种菜无异于承认盗贼有权利存在。如果我办一家报纸，分成两部分，除了宣传正直的思想以外，还要照顾敲诈勒索，那你会怎么说呢？按照那个菜园主的逻辑，我岂不应当也给敲诈者和坏蛋留出地盘，来宣传他们的思想？不是吗？”

薇拉·谢敏诺芙娜什么话也没回答。她从桌旁站起来，懒洋洋地走到长沙发跟前，躺下。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沉思地说，“你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认为，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对恶进行的斗争有一种虚伪的味道，仿佛有什么东西没有说穿，或者掩盖着似的。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们抵制恶的办法属于偏见之列，这类偏见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我们再也没有力量丢开，因此再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它们了。”

“这话怎么讲？”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向你说清楚。也许人们认为必须对恶进行斗争，认为有权利这样做，其实是想错了，就像，比方说，认为人的心脏形状同纸牌上的心相似，也是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在对恶进行斗争的时候没有权利用武力，而该用同武力相反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你这张画不被人偷去，那就不要把它藏起来，而要交出去。……”

“高明，高明得很！要是我想娶一个有钱的商人女儿，那么为了阻止我做这种卑鄙的事，那个商人女儿倒应当赶快主动嫁给我呢！”

兄妹俩一直谈到半夜，互不相让。如果有个局外人听见他们谈话，就未必闹得清这一个争什么，那一个又争什么。

每到傍晚，兄妹俩照例坐在家里。他们没有熟识的家庭可去，再者，他们也没感到有必要去结识别人的家庭。至于剧院，只有上演新戏的时候他们才去，这是当时写作者的风气。音乐会他们是不去的，因为他们不喜欢音乐。……

“你要怎么想都由你，”薇拉·谢敏诺芙娜第二天说，“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倒已经部分地解决了。我深深地相信：由别人施之于我本人的恶，我没有任何理由反抗。有人要杀死我吗？那就请便。杀人者不会因为我自卫而变得好起来。现在，对我来说，只有这个问题的另一半需要解决：对于施之于别人的恶，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薇拉，你可别发疯呀！”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说，笑起来，“依我看来，勿抗恶成了你的固定的观念[7]了！”

他有心把这场乏味的谈话变成玩笑，可是不知怎的，这已经没法变成玩笑，他脸上的笑容显得勉强而做作。妹妹再也不在他桌旁坐着，再也不恭恭敬敬地瞅着他那写作的手了。他每天傍晚都感到身后的长沙发上躺着一个同他意见不合的人。……于是他的后背似乎发麻，发僵，他的灵魂里似乎吹来一股凉气。作家的感觉是记仇的，不依不饶的，永远也不会原谅人。妹妹成了头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挑起和触动这种不安的感觉的人，这种感觉宛如装满盘盏的木箱，拆散倒容易，再要把它按原样放好，就办不到了。

若干星期，若干月过去了，可是妹妹没有放弃她的思想，也不在桌旁坐着了。春季有一天傍晚，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在桌旁坐着写文章。他在分析一个中篇小说，其中描写一个乡村女教师拒绝一个她所爱而且也爱她的、富有的知识分子，这仅仅是因为一结婚，她就不能继续做她的教师工作了。薇拉·谢敏诺芙娜躺在长沙发上想心思。

“上帝啊，多么枯燥无味！”她伸个懒腰说，“生活过得多么没劲，多么空虚啊！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你呢，却把最好的岁月消耗在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工作上。你像炼金术士似的，老是翻这种没人要的旧垃圾。啊，我的上帝！”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放下笔，慢腾腾地回过头去瞧他的妹妹。

“瞧着你都乏味！”妹妹接着说，“《浮士德》里的瓦格纳挖蛆，不过他总算是在找宝贝，你呢，却是为找蛆而挖蛆。……”

“这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是的，沃洛嘉，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想得很久很苦。我终于相信你是个无可救药的蒙昧主义者和墨守成规的人。喏，你问一问自己吧：你这种热心而勤恳的工作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你说：能带来什么呢？是啊，你老是翻这堆陈旧的垃圾，可是其中凡是可以提取的东西，早已由别人提取出来了。不管你怎样在研钵里捣水，不管你怎样分解水，可是除了化学家已经说过的话以外，你再也说不出什么新的名堂来了。……”

“原来是这样！”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站起来，拖着长音说，“不错，所有这些都是旧垃圾，因为这些思想是永恒的，可是照你的看法，什么才是新的呢？”

“你做的是思想领域里的工作，想出新的东西来是你的本分。不应该由我来开导你。”

“我成了炼金术士！”批评家讥诮地眯细眼睛，惊讶而愤慨地说，“艺术和进步居然是炼金术？！”

“你要明白，沃洛嘉，我觉得你们这些有思想的人如果专心致志于解决大问题，那你现在极力要解决的那些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顺带解决了。如果你坐着气球上天，看一看全城，那么你也就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看见了田野、农村、河流。……人们制造硬脂，同时，作为副产品，也就得到了甘油。我觉得当代的思想似乎停在一个地方，粘住不动了。它充满偏见，萎靡不振，畏畏葸葸，害怕广阔浩渺的翱翔，犹如我和你怕登高山一样。这就是保守思想。”

这类谈话不会不留下痕迹。兄妹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天比一天坏。有妹妹在场，哥哥就不能工作。他知道妹妹躺在长沙发上，瞧着他的后背，就心里生气。每逢他试着回到过去的局面，打算跟她分享他的喜悦心情，她却病态地皱起眉头，伸懒腰。每天傍晚她都抱怨乏味，谈思想的自由，谈墨守成规。薇拉·谢敏诺芙娜给她的新思想吸引着，口口声声说她哥哥热衷的工作其实是偏见，无非是保守思想徒劳无益地试图维系已经过了时的并且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罢了。她的比拟无穷无尽。她时而把哥哥比作炼金术士，时而比作守旧的分裂派经学家，那种人是宁可死掉也不接受新信念的。……

她的生活方式也渐渐地起了变化。她能一天到晚躺在长沙发上，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书也不看，光是沉思，同时她的脸上露出冷漠严峻的神情，这是思想偏执、信心强烈的人常有的。她开始拒绝仆人服侍她，亲自打扫自己的房间，把垃圾倒出去，亲自擦半高腰皮靴，刷衣服。哥哥瞧着她做粗活露出的冷峻神色，就不能不气愤，甚至痛恨。她总是带点庄严的神情干这种活儿，他却觉得这有点生硬，虚伪，认为这是伪善和做作。他已经知道他没有力量触动她的信念了，就索性像小学生那样挑她的毛病，讥诮她。

“你不抗恶，可是又反抗我用仆人！”他挖苦说，“如果用仆人是恶，那你为什么反抗？这是自相矛盾嘛！”

他痛苦，愤慨，甚至羞愧。每逢他妹妹当着外人的面做那些胡闹的事，他就不由得害臊。

“可怕呀，好朋友！”他私下里对我说，绝望地摇手。“原来我们的女一号还要演一出轻松喜剧呢。她精神变态到了极点！我已经灰心了，随她要怎么想就去怎么想，可是她何苦说出来，何苦惹得我心情激动呢。她应当想一想：我听了她的话是什么滋味？她居然当着我的面，用亵渎神明的态度，拿基督的教义来肯定她的错误，我听了是什么滋味呢？我连气都透不出来了！我那小妹妹居然宣扬她的学说，极力曲解福音书来为她自己辩护，故意不提耶稣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8]那件事，把我气得简直浑身发烧！老兄，这就是一知半解、思想浅薄的结果！这都是不容许人全面发展的医学系造成的。”

有一回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下了班，回到家里，碰见妹妹在哭。她坐在长沙发上，低下头，绞着手，眼泪扑簌簌地顺着她的脸淌下来。批评家善良的心痛苦地收紧了。他的眼睛里也淌下泪水，他一心想亲近妹妹，原谅她，也请她原谅，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他就跪下去，吻她的头、手、肩膀。……她微微一笑，笑得那么古怪，那么辛酸。可是他快活地大叫一声，从桌上拿过一本杂志来，热烈地说：

“好哇！我们要照老样子生活了，薇罗琪卡[9]！求主保佑吧！我给你准备了一篇多么好的作品啊！我们与其喝讲和的香槟酒，不如一块儿把它读一读！精彩美妙的作品啊！”

“哎呀，不，不……”薇拉·谢敏诺芙娜推开那本书，惊恐地说，“我已经读过！不用了，不用了！”

“你是什么时候读过的？”

“一年前……两年前……我早就读过，我知道，我知道！”

“嗯！……你害了狂热病！”哥哥冷冷地说，把杂志丢在桌子上。

“不！你才害了狂热病，不是我！是你！”

薇拉·谢敏诺芙娜又泪流满面。哥哥站在她面前，瞧着她颤抖的肩膀，沉思了。他心里想的并不是凡开始按新方式、按自己的方式思索的人都会经历到的孤独之苦，也不是人在严肃的思想转变时期难免遇到的痛苦，而是他那受到侮辱的纲领和他那受到伤害的作家的自尊心。

从此以后，他对待妹妹就冷漠，漫不经心，任意讥诮，虽然容忍她在他的寓所里住着，却像容忍一个寄食的老太婆似的。她也不再跟他争论，对他的信念、讥诮、挑剔一概用鄙夷的沉默回报，这就越发惹得他生气了。

夏季有一天早晨，薇拉·谢敏诺芙娜穿着上路的衣服，背一个小包，走到哥哥跟前，冷冷地吻他的额头。

“你上哪儿去？”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诧异地说。

“到某某省去做种牛痘的工作。”

哥哥送她出门，走到街上。

“瞧你这个胡闹的人，简直是想入非非……”他嘟哝说，“你要钱用吗？”

“不要，谢谢。再见。”

妹妹握一下哥哥的手，走了。

“你怎么不雇一辆出租马车？”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喊道。

女医生没有回答。哥哥在她后面瞧着她那褪色的夏季长外衣，瞧着她脚步懒散、身体摇晃的样子，勉强叹一口气，可是心里没有生出惜别的感情。妹妹在他眼里已经成为陌生人了。而且在她眼里，他也成了陌生人。至少她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他。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挨着桌子坐下，着手写文章。

此后我就一次也没有见过薇拉·谢敏诺芙娜了。如今她在哪儿，我不知道。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却仍旧在写文章，放花圈，唱《我们欢乐吧》，为“莫斯科定期刊物撰稿人互助基金”奔走。

有一次他得了肺炎，卧床三个月，先是在家里，后来在戈里岑医院里。他的膝盖上生出一条瘘管。大家纷纷议论，说应该把他送到克里米亚去疗养，就开始为他募捐。可是克里米亚没有去成，他死了。我们把他葬在瓦冈科夫斯克墓园里，靠左边葬着许多演员和文学工作者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这些写作工作者在鞑靼饭馆里坐着。我讲起不久以前我到瓦冈科夫斯克墓园去过，见到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的坟墓。那座坟墓已经完全荒芜，几乎跟地面平齐，十字架也倒了，必须把它修整一下，为此就得募点钱。……

可是大家听完我的话，毫不动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于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募到。谁都不记得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他完全给人忘却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拉丁语，一首古老的大学生歌曲的头一句。——俄文本编者注

[3] 原文为法语。

[4] 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5] 指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

[6] 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

[7] 原文为法语。

[8] 出自《圣经》传说，见《新约·马可福音》第11章，第15至17节。这几节中记述耶稣把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后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俄文本编者注

[9] 薇拉的爱称。

变故

早晨。儿童室里窗玻璃上布满了冰花，可是灿烂的阳光照透冰花，射进来了。万尼亚是个六岁左右的男孩，头发剪短，鼻子像是一颗纽扣。他妹妹尼娜是个四岁的小女孩，头发卷曲，胖乎乎的，身材矮得跟年龄不相称。他们醒过来，隔着小床的栏杆互相气冲冲地瞧着。

“哎呀呀，这两个不害臊的！”保姆嘟哝说，“规规矩矩的人早已喝完早茶了，你们呢，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

阳光在地毯上，墙上，保姆的衣裾上快活地玩耍，仿佛邀人跟它一块儿游戏似的，可是两个孩子没有注意这些。他们一醒过来就心绪不佳。尼娜噘起嘴唇，做出一脸的苦相，开始拖着长音说：

“喝茶呀！保姆，喝茶呀！”

万尼亚皱起额头，心里寻思：该找个什么借口来哭他一场呢？他已经巴眼睛，张开嘴了，可是这时候客厅里传来妈妈的说话声：

“别忘了给猫喝牛奶，现在它有小猫了！”

万尼亚和尼娜拉长了脸，大惑不解地互相瞧着，然后他俩一齐喊叫起来，跳下小床，只穿着小衬衫，光着脚，往厨房跑去，弄得空中满是他们的尖叫声。

“猫下崽子了！”他们嚷道，“猫下崽子了！”

厨房里长凳底下放着一只不大的盒子，这是斯捷潘给壁炉生火的时候用来搬运焦炭的。母猫正在盒子里往外看。它那张灰色的脸表现出极度的疲乏，绿色的眼睛以及狭长的黑色瞳孔显得劳累，感伤。……从它的脸容可以看出来，要叫它的幸福圆满，只差一件事了，那就是“它”，小猫的父亲，不在盒子里，想当初，它是那么毫无私心地献身于它的啊！它想咪呜地叫一声，就张大嘴，可是喉咙里只发出沙哑的声音。……响起了小猫吱吱的叫声。

两个孩子就在盒子跟前蹲下，一动也不动，屏住呼吸，瞧着盒子。……他们惊讶，震动，没有听见保姆不住抱怨，跟在他们身后追过来。他俩的眼睛里闪着极其真诚的欢乐。

家畜在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中起着难以察觉而又无疑有益的作用。我们这些人有谁不记得那些强壮而慷慨的狗、好吃懒动的巴儿狗、关在笼里郁郁死去的鸟雀、迟钝而傲慢的火鸡、温柔的老母猫呢？我们为了解闷往往踩住老母猫的尾巴，惹得它们疼痛难熬，它们却仍然原谅我们。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家畜固有的耐性、忠心、原谅一切的秉性、真诚之类的品质，对孩子的头脑所起的作用，比起神情严峻、脸色苍白的卡尔·卡尔洛维奇的长篇教诲，或者女家庭教师极力向孩子们证明氢和氧构成水的时候那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空谈来，要有力得多，也有成效得多。

“多么小啊！”尼娜说，瞪大眼睛，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像耗子似的！”

“一只，两只，三只……”万尼亚数着说，“三只小猫。那么，一只归我，一只归你，一只归另外一个什么人。”

“咪呜……咪呜……”生下孩子的母亲见到有人关心它，就受宠若惊，叫起来，“咪呜。”

孩子们把小猫瞧了个够，把它们从母猫身子底下抱过来，放在手里揉一阵，然后，觉得这样还不满足，索性用衬衫的底襟把它们兜着，跑到房里去了。

“妈妈，猫下崽子了！”他们嚷道。

母亲在客厅里陪着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先生坐着。她看见孩子们没有漱洗，没有穿好衣服，把衬衫的底襟撩起来，就发窘了，瞪起严厉的眼睛。

“把衬衫放下来，不害臊！”她说，“快出去，要不然我就要罚你们了。”

可是孩子们既没理会母亲的吓唬，也没理会有外人在座。他们把小猫放在地毯上，发出震耳的尖叫声。产后的母猫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用恳求的声调叫着。过了一会儿，孩子们给拖到儿童室去穿衣服，做祷告，喝茶，可是他们充满热烈的愿望，一心想赶快摆脱这种平淡无味的例行公事，再跑到厨房去。

他们平素要做的事和游戏都丢在脑后了。

小猫的出世压倒一切，成了活的新闻和当前的大事。哪怕有谁向万尼亚或者尼娜提议，用一普特的糖果或者一千枚十戈比银币掉换一只小猫，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笔交易。直到吃中饭为止，尽管保姆和厨娘提出激烈的抗议，他们却在厨房里盒子旁边坐着不走，摆弄小猫。他们脸色严肃，聚精会神，露出关切的神情。他们不但为小猫的现在，而且也为它们的未来操心。他们决定把一只小猫留在家里陪伴老猫，好让老猫得到安慰，把另一只搬到别墅去，叫第三只住到地下室去，那儿有很多老鼠。

“可是它们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人呢？”尼娜纳闷地说，“它们的眼睛是瞎的，就跟叫花子一样。”

这个问题也惹得万尼亚心里不安。他着手翻开一只小猫的眼睛，嘴里呼哧呼哧地吐气，喘了很久，然而他的手术终于不见成效。他们给小猫送来肉和牛奶，可是小猫执意不吃，这也使得他们大为不安。凡是放在它们小脸跟前的吃食，统统由灰毛妈妈吃掉了。

“咱们来给小猫造小房子，”万尼亚出主意说，“它们住在各自的家里，大猫就到它们家里去做客。……”

于是厨房的各个角落里放了些硬纸做的帽盒。小猫给安置在帽盒里住下。可是这样分家，未免为时过早：大猫脸上保持着恳求和感伤的神情，走遍各个帽盒，把它的孩子都带回原地去了。

“它们的母亲是大猫，”万尼亚说，“可是它们的父亲是谁呢？”

“是啊，父亲是谁呢？”尼娜也跟着说。

“它们没有父亲可不行。”

万尼亚和尼娜考虑很久，要决定小猫的父亲应该是谁，最后他们选中了枣红色大马，尾巴已经被扯掉，如今丢在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跟别的玩具一起，没人要了。他们就从储藏室里把它搬出来，放在盒子旁边。

“要注意！”他们告诫它说，“你就站在这儿管住它们，叫它们规规矩矩。”

这一切都是以极其严肃的方式说出来、做出来的，他们的脸上露出操心的神情。在万尼亚和尼娜的心目中，世界上除了盒子和小猫以外，别无他物了。他们的欢乐是无边无际的。不过他们也不得不经历沉重而痛苦的时刻。

吃中饭前，万尼亚在父亲的书房里坐着，瞧着桌上出神。一只小猫在灯旁一张盖着官印的公文纸上打滚儿。万尼亚瞅着它的动作，时而用铅笔，时而用火柴戳它的小嘴。……忽然，仿佛从地里生出来的一样，他父亲在桌旁出现了。

“这是什么东西？”万尼亚听见气愤的说话声。

“这……这是小猫，爸爸。……”

“我要叫你知道什么叫小猫！你瞧你干的好事，可恶的孩子！你把我的公文纸全弄脏了！”

使得万尼亚大吃一惊的是，爸爸不像他那样喜爱小猫，非但不赞叹和高兴，反而拧着万尼亚的耳朵，叫道：

“斯捷潘，把这讨厌的东西拿走！”

吃饭时候也出了乱子。……饭桌上的人正在吃第二道菜，突然听见吱吱的叫声。大家开始追查原因，发现尼娜的小围裙底下有一只小猫。

“宁卡[1]，离开饭桌！”父亲生气地说，“马上把小猫都扔到污水坑里去！家里不准有这种讨厌的东西！……”

万尼亚和尼娜吓坏了。让小猫死在污水坑里，除了残忍以外，还会害得母猫和木马失去它们的孩子，盒子就要空荡荡，又会破坏未来的计划，那个美妙的未来的计划：让一只小猫安慰它的老母亲，另一只住到别墅去，第三只在地下室里捉老鼠。……孩子们哭起来，为小猫讨饶。父亲同意了，可是有个条件，不准孩子们到厨房去动小猫。

饭后万尼亚和尼娜在各个房间里逛荡，苦恼不堪。禁止到厨房去的命令弄得他们无精打采。他们不要吃糖果，他们闹脾气，对母亲撒野。傍晚彼得鲁沙舅舅来了，他们就把他拉到一旁，对他抱怨父亲，说父亲要把小猫丢到污水坑里去。

“彼得鲁沙舅舅，”他们央求舅舅说，“你跟妈妈说一声，把小猫搬到儿童室来住。你说一声吧！”

“行了，行了……好吧！”舅舅说，对他们摇摇手，要他们走开，“可以。”

彼得鲁沙照例不是一个人来的。涅罗也跟着他来了，那是一条丹麦种的大黑狗，耳朵耷拉着，尾巴跟棍子那么硬。这条狗不大叫唤，神态阴沉，充满个人尊严感。它见到两个孩子，理也不理，从他们身旁走过去，摇着尾巴拍打他们，就像拍打椅子似的。两个孩子满心痛恨它，可是这一次，实际的考虑压倒了他们的感情。

“你猜怎么着，尼娜？”万尼亚睁大眼睛说，“就让涅罗代替那匹马做小猫的父亲吧！那匹马是死的，涅罗到底是活的嘛。”

整个傍晚，他们一直盼着爸爸坐下来打纸牌，他们就可以趁人不注意，把涅罗领到厨房里去。……最后爸爸总算坐下来打牌了，妈妈忙着张罗茶炊，没顾到两个孩子。……幸福的时刻来临了。

“咱们走吧！”万尼亚小声对妹妹说。

可是这时候斯捷潘走进来，笑着宣布说：

“太太，涅罗把小猫全吃了！”

尼娜和万尼亚脸色煞白，惊恐地瞧着斯捷潘。

“真的，太太……”听差笑着说，“它走到盒子跟前，就吃开了。”

孩子们以为，这所房子里所有的大人都会大吃一惊，找坏蛋涅罗算账。可是那些大人却心平气和，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光是为那条大狗的胃口诧异。爸爸和妈妈都笑了。……涅罗在桌旁走来走去，摇晃尾巴，洋洋得意地舔嘴唇。……只有母猫惶惶不安。它竖起尾巴，在各个房间里走动，怀疑地瞧着那些大人，呜呜地哀叫。

“孩子们，现在已经九点多钟了！该睡觉了！”妈妈嚷道。

万尼亚和尼娜躺下睡觉，他们流着泪，久久地想着受了委屈的母猫和残忍、无耻，却又没有受到惩罚的涅罗。

[1] 尼娜的小名。

剧作家

一个萎靡不振的人走进医生的诊室，目光暗淡，外貌显出他患着炎症。从他鼻子之大和脸上阴沉忧郁的神情来看，这个人同烈酒、慢性鼻炎、哲学是不会无缘的。

他在圈椅上坐下，讲起病情，说他常常气喘，打嗝，胃气痛，心境忧郁，嘴里有苦味。

“您做什么工作？”医生问。

“我是剧作家！”这个人有点自豪地申明道。

医生一刹那间对病人生出了敬意，恭敬地赔着笑脸。

“啊，这是那么出色的专业……”他喃喃地说，“这是繁重而伤神的纯脑力劳动！”

“我想是这样。……”

“作家是极少的……他们的生活不可能跟普通人相同……因此我请求您向我叙述一下您的生活方式，您的工作、习惯、环境……总之您的工作使您付出了什么代价。……”

“遵命……”剧作家同意说，“我平时总是十二点钟左右起床，我的先生，不过有的时候也早一点。……我一起床，就立刻吸一支烟，喝上两杯白酒，有的时候喝三杯。……不过偶尔也喝四杯，这要看前一天晚上喝多少了。……是啊。……要是我不喝，我的眼睛里就会冒金星，脑袋胀痛。”

“大概，您平时总是喝得很多吧？”

“不对，哪儿会喝很多呢？要是我空着肚子喝酒，我认为，那也纯粹是心绪烦躁的缘故。……然后我穿好衣服，到里沃尔诺饭馆或者萨夫拉森科夫饭馆去吃早饭。……一般说来我的胃口总是差。……我早饭吃得极少：一份肉饼或者半份辣根拌鲟鱼肉。我特意喝上三四杯，可还是没有胃口。……早饭后喝点啤酒或者葡萄酒，那就要看我的经济状况如何了。……”

“哦，后来呢？”

“后来我就到一家啤酒店去，从啤酒店出来，又回到里沃尔诺饭馆去打台球。……玩到六点钟光景，就吃正餐。……正餐我总是吃得很糟。……信不信由您，有的时候喝上六七杯，可是胃口却一点也没有！我瞧着人家，心里总是羡慕：大家都在喝汤，唯独我见着汤就讨厌，没法吃，就改喝啤酒。……吃完这顿饭，我就到剧院去。……”

“嗯。……戏剧大概使您激动吧？”

“不得了！我激动而且兴奋，再者我又总是碰见朋友，他们说：喝酒去，喝酒去！我就跟这个一块儿喝白酒，跟那个喝红葡萄酒，跟第三个喝啤酒，可是后来，您猜怎么着，戏还没演到第三幕，我就站都站不稳了。……鬼才知道我的神经是怎么回事。……散戏以后我坐车到沙龙[1]去，或者到罗东[2]那儿去参加假面舞会。……您自己也知道，在沙龙或者假面舞会上是不能很快就抽身走掉的。……要是早晨能在家里醒过来，那就要谢天谢地。……有的时候整整一个星期都不在家里过夜呢。……”

“嗯。……您是在观察生活吧？”

“哦，是啊。……有一回我的神经坏极了，甚至整整一个月没有住在家里，连我的住址都忘了。……结果只好到居民住址查询处去问。……喏，您看，几乎天天都这样！”

“哦，那么您什么时候写剧本呢？”

“剧本？怎么跟您说好呢？”剧作家耸着肩膀说，“这就要看情形了。……”

“请您费心叙述一下您的写作过程吧。……”

“首先，我的先生，我凑巧碰到，或者从我的朋友那儿拿到一本法国的或者德国的作品，反正我自己没有工夫注意这些新书！要是它合用的话，我就把它拿到我妹妹那儿去，或者花五卢布雇一个大学生。……他们把它翻译出来，我呢，您明白，按俄国风俗把它改编一下，把外国姓名换成俄国姓名，等等。……过程就是这些。……不过，这工作真难！啊，难得很呀！”

这个萎靡不振的人不住地转动眼珠，叹气。……医生就开始敲他的胸脯，听诊，抚摸。……

[1] 莫斯科城郊的夜间游艺场所。

[2] 罗东是莫斯科滑稽歌剧院的喜剧演员。

演说家

一天早晨，风和日丽，八等文官基利尔·伊凡诺维奇·瓦维洛诺夫下葬，这个人死于我国广泛流行的两种病：老婆太凶，喝酒过多。等到送殡的行列从教堂往墓园走去，死者的一个同事，姓波普拉夫斯基的，就坐上出租马车，赶紧到他那虽然年轻却已经颇有名气的朋友格利果利·彼得罗维奇·扎波依金家去。扎波依金，正如许多读者知道的，具有罕见的才能，善于在婚礼上、纪念会上、葬礼上发表即席演说。他随便什么时候都能讲话：半睡半醒也行，空着肚子也行，酩酊大醉也行，发着高烧也行。他的演说总是平稳流畅，像是排水管里的流水，滔滔不绝。他那演说词汇里动人心弦的字眼远比随便哪家小饭铺里的蟑螂要多。他演说素来动听而冗长，因此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商人的婚礼上，为了制止他讲下去，只好找警察来帮忙了。

“我来找你，老兄！”波普拉夫斯基发现他在家，就开口说，“你马上穿好衣服，我们一块儿走。我们有个同事死了，现在正把他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所以，老兄，在告别之际就非说些废话不可。……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要是死了一个小人物，我们倒不会来麻烦你，可现在这人是个秘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衙门里的栋梁呢。给这么一个大人物下葬而不发表演说，那可是欠妥的。”

“哦，秘书！”扎波依金打呵欠说，“就是那个酒鬼吧？”

“对，酒鬼。这回有油饼吃，有冷荤菜吃……你还会领到车马费呢。我们走吧，亲爱的！你到了坟墓上，像西塞罗[1]那样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通，大家都会感激不尽的！”

扎波依金欣然同意了。他把头发弄乱，脸上做出愁苦的神情，跟波普拉夫斯基一块儿走到街上。

“我认识你们那个秘书，”他在出租马车上坐下，说，“老奸巨猾，骗子，祝他升天堂吧，那样的人真是少有。”

“得了，格利沙[2]，辱骂死人可不合适。”

“当然了，aut mortuis nihil bene[3]，不过他毕竟是个滑头。”

两个朋友追上送殡的行列，插进去。人们抬着死人走得很慢，因此他们在到达墓园以前居然有工夫三次跑进饭铺，为死人灵魂的安息喝上一小杯酒。

在墓园里做了安魂祈祷。死人的岳母、妻子、姨妹按照风俗流了许多眼泪。临到棺材放进墓穴，妻子甚至叫道：“把我也放到他身边去吧！”不过她总算没有随着丈夫跳进坟墓，大概是想起了抚恤金吧。等到大家安静下来，扎波依金就走到前边，对大家扫一眼，开口说：

“我能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吗？这口棺材、这些泪痕斑斑的脸、这些呻吟和哭号，岂不是一场噩梦！唉，这不是梦哟，我们的视觉并没有欺骗我们！这个人，不久以前我们还见到过，本来那么活泼，朝气蓬勃，纯洁，这个人不久以前还站在我们眼前，好比不知疲倦的蜜蜂，把自己的蜜送进国家福利的总蜂房里，这个人……这个人如今却变成一堆骸骨和物质的幻景了。无情的死神对他伸出了僵硬的手，而他尽管到了驼背的年龄，却还精力充沛，充满灿烂的希望。不可弥补的损失啊！对我们来说，谁能代替他呀？优秀的官吏我们有很多，然而普罗科菲·奥西培奇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直到灵魂深处都忠于他诚实的职责，不吝惜自己的力量，通宵不睡，毫无私心，不收贿赂。……对那些为损害公共利益而极力收买他的人，对那些用诱人的生活福利勾引他背弃职责的人，他是何等藐视啊！是的，我们亲眼见到普罗科菲·奥西培奇把菲薄的薪金散给最穷的同事，现在你们亲自听到了靠他周济活着的孤儿寡妇的痛哭声。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公务和好事上了，没有领略过生活的欢乐，甚至放弃了家庭生活的幸福，你们知道，他至死一直是单身汉！作为我们的同事，谁能代替他呢？我现在好像看见那张刮光胡子、温情脉脉的脸对我们现出好意的笑容，我现在好像听见他那柔和亲热的声调了。愿你的骸骨安宁，普罗科菲·奥西培奇！安息吧，正直高尚的劳动者！”

扎波依金继续讲下去，可是听众却开始议论纷纷。他的演说倒使得大家满意，而且博得了一些眼泪，可是演说中有许多话却显得奇怪。第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演说家何以把死者称为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4]，因为死者名叫基利尔·伊凡诺维奇。第二，人人都知道死者一辈子跟他那合法的妻子吵架，因而不能说是单身汉。第三，他蓄着浓密的棕红色胡子，从来也不刮脸，因此谁都不明白演说家为什么把他的脸说成刮光了胡子。听众心里纳闷，面面相觑，耸动肩膀。

“普罗科菲·奥西培奇啊！”演说家瞧着墓穴，热情洋溢地说，“你的脸不漂亮，甚至难看，你阴沉而严峻，不过我们都知道，在肉眼看得见的躯壳里，却跳动着一颗诚实友爱的心啊！”

不久，听众就开始发现，连演说家自己也起了奇怪的变化。他定睛瞧着一个地方，不安地扭动身子，自己也耸动肩膀了。忽然他停住口，惊讶地张开嘴，回转身去对波普拉夫斯基说话。

“你听我说，他活了！”他惊恐地瞪起眼睛说。

“谁活了？”

“就是普罗科菲·奥西培奇呀！喏，他站在墓碑旁边呢！”

“他本来就没死！死的是基利尔·伊凡内奇[5]嘛！”

“可是要知道，你自己说你们的秘书死了！”

“基利尔·伊凡内奇才是我们的秘书。你这个怪人弄错了！普罗科菲·奥西培奇以前做过我们的秘书，这是实在的，可是两年前他已经调到第二科去做科长了。”

“啊，魔鬼才闹得清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可是你怎么停住嘴不讲了？讲下去啊，不讲可不合适！”

扎波依金回转身去对着坟墓，施展他先前的口才把中断的演说继续下去。墓碑旁边果然站着年老的文官普罗科菲·奥西培奇，脸上没留胡子。他瞧着演说家，生气地皱起眉头。

“你这是何苦！”文官们行完葬礼，跟扎波依金一块儿走回去，笑着说，“把个活人埋葬了。”

“这可不好啊，年轻人！”普罗科菲·奥西培奇抱怨说，“您的演说对死人也许合用，可是用在活人身上简直成了嘲笑！求上帝怜恤我们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毫无私心啦，不被收买啦，不收贿赂啦！要知道，用这种话讲活人，只有在讥诮的时候才说，先生。再者，谁也没有请您，先生，宣扬我的脸。什么不漂亮啦，难看啦，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何必当着众人的面出我的丑呢？真可气，先生！”

[1]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演说家、政治家、作家。

[2] 格利果利的爱称。

[3] 说错了的拉丁语警句，应是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关于死人，要么什么话也不说，要么说好话。——俄文本编者注

[4] 上文普罗科菲·奥西培奇是普罗科菲·奥西波维奇的简称。

[5] 基利尔·伊凡诺维奇的简称。

灾难

像尼古拉·玛克辛梅奇·普托兴所遇到的灾难，对天性开阔、无忧无虑的俄国人来说，犹如坐牢和讨饭一样，是无从避免的：原来他偶然喝多了酒，醉醺醺地忘记家庭和公务，在花天酒地的场所整整流连了五天五夜。在这放浪形骸的五昼夜里，那些醉脸啦，花裙子啦，酒瓶啦，扬起的腿啦，在他的记忆里只留下一团杂乱无章的印象，好比一锅粥。他极力回想，可是他记得清楚的却只有一件事：一天傍晚，那正是点亮街灯的时候，他跑到朋友家里去，原想谈一会儿正事就走，不料那个朋友请他喝啤酒。……普托兴喝了一杯，两杯，三杯。……等到喝完六瓶以后，两个朋友就动身到一个名叫巴威尔·谢敏诺维奇的人那儿去，那个人招待他们吃熏鲑鱼，喝马德拉葡萄酒。喝完了马德拉，又打发人去买白兰地。然后又到别处去，又喝，不过这以后的事却被迷雾遮住，普托兴隔着雾只能看见一种类似梦乡的情景：一个瑞典女人扬起淡紫色的脸，嚷道：“男人，请我喝黑啤酒！”有个长长的舞厅，天花板不高，挤满了女人和听差的脸，他自己也在那儿，把大拇指塞在坎肩的口袋里，两条腿不知在跳什么舞。……然后他像做梦似的看见一个不大的房间，墙上挂着俗气的木版画和女人的连衣裙。……他想起泼洒的黑啤酒的气味，花露水和甘油肥皂的气味。……在这种杂乱无章的一锅粥里，只有他睡醒过来的画面略微显得清楚点：他头昏脑涨，心绪恶劣，甚至觉得阳光都讨厌。……

他想起他在衣袋里没有找到他的怀表和表坠，就系上别人的领带，急忙去上班，由于喝多了酒而头昏眼花。他站在上司面前，羞得脸色通红，正赶上醉后发烧而身子颤抖，可是上司没有看他，用淡漠的声调说：

“您不必费神辩白了。……我甚至不明白您何必大驾光临，多此一举！……讲到您以后不再在我们这儿工作，这已经成了定局，先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工作人员，您作为通情达理的人，是明白这一点的。……是啊！”

上司这种淡漠的口气和眯细的尖刻的眼睛，同事们为顾全礼貌而沉默不语的神态，在那团杂乱无章的印象里明显地浮现出来，再也不像梦境了。……

“糟透了！不像样子！”普托兴跟上司谈过话后，在回去的路上嘟哝说，“既出了丑，又丢了工作。……不像样子，一团糟！”

可恶的宿醉感觉浸透他的全身，从嘴里蔓延到几乎走不动的两条腿上。……“骑兵连在嘴里住过夜”[1]的感觉惹得他周身，以至灵魂都不好受。他不由得又是羞愧，又是害怕，又是恶心。

“简直到开枪自杀的时候了！”他嘟哝说，“这叫人又是心里羞愧，又是恼恨得透不出气来。我都走不动路了！”

“是啊，事情是不妙！”送他回去的同事费多尔·叶里塞伊奇同意说，“本来倒还没什么，糟糕的是丢了工作！这比什么都坏，老兄。……真到开枪自杀的时候了。……”

“我的上帝，我头痛……头痛啊！”普托兴痛得皱起眉头，嘟哝说，“痛得要命，像要炸开似的。不行，随你怎么样，反正我要到小饭铺里喝几口酒解一解醉。……咱们走吧！”

两个朋友走进一家小饭铺。……

“我怎么会灌了那么多的酒，真不明白！”普托兴喝完第二杯，心有余悸地说，“本来我已经有两年滴酒不进，还在圣像面前对我妻子起过誓，可是忽然间，全完了！工作丢了，而且休想安宁了！要命呀！”

他摇摇头，接着说：

“我回家就像去受死刑似的。……丢了表，花完了钱，失去了工作，我都不可惜。……所有这些损失，再加上头痛啦，上司的教训啦，我都准备不计较……可是有一件事却弄得我心神不定：我怎么跟我妻子见面呢？我对她怎么说呢？我有五夜没在家里睡觉，把钱全用在灌酒上，现在又丢了工作。……我能跟她说些什么呢？”

“没关系，她骂你一阵也就过去了！……”

“她现在一定觉得我讨厌，不成样子。……她素来受不了喝醉的人，依她看来凡是纵酒的人都可恶。……她倒是对的。……照我这样把过日子的钱全喝光，工作也丢了，难道不可恶？”

普托兴喝下一杯酒，吃了点腌白鲟鱼肉，沉思了。

“这样看来，明天不得不去一趟当铺，”他沉默一阵，然后说，“工作是不会很快就找到的，于是饥饿就会大摇大摆地光临我们的家门。……女人，我的老兄，什么事都能原谅，喝醉啦，变心啦，殴打啦，年老啦，都不在话下，可就是不能原谅穷。在她们眼里，穷比一切恶习都糟。我的玛霞一旦习惯了天天吃几道菜的正餐，那你哪怕去偷钱，也得给她准备下正餐。她会说：‘不正经开饭可不行；倒不是我贪吃，而是没脸见仆人啊。’是的，老兄。……这些娘们儿我仔细研究过。……我的五天放荡生活她倒能原谅，可就是不能原谅饥饿。”

“是啊，免不了要挨一顿痛骂呢……”费多尔·叶里塞伊奇叹道。

“她不会好好想一想的。……她明明知道我心里负疚，深深地不幸，可是她才不放在心上呢。这关她什么事？女人不管这些，特别是如果她是当事人的话。……人家心里难过，羞愧得叹气，恨不得把子弹打进脑门才好，可是她光想：谁叫他不守规矩，造了孽，那就得给他苦头吃。……要是她痛痛快快骂你一顿，打你几下，倒也罢了，可是不然，她见着你总是冷冷淡淡，一言不发，用轻蔑的沉默足足惩罚你一个星期，挖苦你，说些无聊的话怄你。……你想得出来那种活受罪的味道。”

“那你就向她讨饶！”同事出主意说。

“那是白费劲。……她唯其贤德才不原谅有罪的人。”

尼古拉·玛克辛梅奇从小饭铺里出来，走回家去，一路上盘算着该说些什么话来回答他的妻子。他暗自想象她那气得发白的脸、泪汪汪的眼睛、滔滔不绝的刻薄话，他的心里就充满小学生们所熟悉的那种战战兢兢的恐惧感。

“唉，管它呢！”他在家门口拉一下门铃，暗自决定道，“要出什么事就让它出吧！要是我受不住，我走就是。我对她把话讲完，就出外去流浪。”

他走进家门，他妻子玛霞正站在前厅里，用疑问的眼光瞧着他。

“让她开始吧。”他暗想，瞧着她惨白的脸，游移不定地脱下套靴。

可是她没开口。……他走进客厅，然后走进饭厅，可是她一直沉默着，用疑问的眼光看他。

“我要往脑门里放一枪！”他暗自决定，羞得脸上发烧，“我再也经不住！我没有力量了！”

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走了五分钟光景，下不了决心开口讲话，然后很快地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铅笔，在一张报纸上写道：“我纵酒，结果革了职。”他妻子读了一遍，拿起铅笔来写道：“不要灰心。”他读完了，赶快走掉……回到书房里去了。

过一会儿，他妻子坐在他身旁，安慰他。

“万事总会有个解决办法的，”她说，“你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不要泄气。……上帝保佑，我们会熬过这场灾难，找到更好的工作的。”

他听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却像孩子似的发出一连串幸福的笑声。他妻子给他吃饱，让他喝点酒解一解醉，然后服侍他上床睡下。

第二天，他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出外找工作，不出一个星期就找到了。……他经历的这场灾难使他起了很大的变化。他见到喝醉酒的人，不再像先前那样讥笑、责难了。他喜欢周济醉醺醺的乞丐，常常说：

“恶习不在于我们灌酒，而在于我们不理解醉人。”

也许他的话是对的。

[1] 借喻嘴里有酒臭味。

赶稿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想起他答应过一个周刊的主编写一篇“比较可怕而又动人的”圣诞节小说，就在他的写字台跟前坐下，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沉思。他头脑里有几个合适的题材在徘徊。他伸出手擦着脑门，想了一阵，就选定其中的一个，也就是在他出生和读书的城里十年前发生过的一起凶杀案。他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叹口气，写起来。

书房隔壁的客厅里坐着几个客人：两个太太和一个大学生。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的妻子索菲雅·瓦西里耶芙娜把乐谱翻得沙沙地响，在钢琴上胡乱弹出几个和音来。

“诸位先生，谁给我伴奏啊？”她用含泪的音调说，“娜嘉，好歹您来给我伴奏吧！”

“唉，亲爱的，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坐下弹琴了。”

“上帝啊，多么扭扭捏捏！好，那我索性不唱了！您该害臊才是，其实伴奏是极容易的事！”

两个太太争执很久以后，挨着钢琴坐下：一个弹琴，一个开始唱抒情歌曲《你不要说青春已经断送》[1]。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皱起眉头，放下笔。他听一会儿，把眉头皱得更紧，跳起来，往门口跑去。

“索菲雅，你唱得不对！”他开口叫道，“你的调门太高，至于您，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弹得太快，好像人家在敲您的手指头似的。应当这样：特拉，特拉……达……达……”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开始摇胳膊，顿脚，表示该怎样唱歌，怎样弹琴。大约过了五分钟，他哼着他妻子唱的曲调，回到书房里，继续写下去：

“乌沙科夫和文凯尔都年轻，年龄几乎相同，两个人在同一个衙门里工作。乌沙科夫像女人，温柔，神经质，胆怯。文凯尔却跟他的朋友相反，以粗野、残暴、蛮横闻名，只要他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就决不罢休。他是极其罕见而独特的利己主义者，有些人认为他精神不正常，这倒是我乐于相信的。乌沙科夫和文凯尔很要好。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相反的性格联系在一起，我简直不理解。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家财豪富。乌沙科夫是独生子，母亲很有钱。大家公认文凯尔是他伯母的继承人，她是将军夫人，喜欢他，把他看做亲儿子。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金钱是绝妙的联系因素。两个人都能挥霍钱财，花钱打动最美的女人的心，装束考究，坐着三套马的马车飞奔，惹得大家眼热，这也许就是把两个愚蠢的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基石吧。

“乌沙科夫和文凯尔的友谊没有维系很久。两个人同时爱上女裁缝卡萨特金娜，就此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其实那个女人没什么长处，然而很风骚，以头发蓬松好看闻名。她图财心切，乐得委身于两个朋友。那个风骚的女人十分放荡，贪图实惠，善于挑拨两个孩子争风吃醋，因为天下再也没有一种东西比情人的嫉妒心更能使女人大发横财了。胆怯而腼腆的乌沙科夫忍气吞声，对情敌无可奈何，可是野蛮而荒淫的文凯尔，正如人们应该预料到的，完全放任他的感情，一发而不可收了。”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客厅里的人开始喊叫，“您到这儿来！”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跳起来，跑到太太们那边去。

“你跟米谢尔二部合唱！”他妻子说，“你唱第一部，他唱第二部！”

“行！定调门吧！”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挥一下还闪着墨水亮光的钢笔，顿一下脚，做出悲悲切切的脸色，开始跟大学生合唱《疯狂之夜》[2]。

“好哇！”他唱完歌，搂住大学生的腰，大笑说，“咱俩配得真好！要能再唱一支才好，可是，见鬼，我得去写东西了！”

“您别写了！何苦呢！”

“不行，不行。……我答应人家了！你们不要诱惑我！这篇小说今天就得写出来！”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摇着手，跑回自己的房间，继续写道：

“有一天，晚上十点钟光景，乌沙科夫正在衙门里值班，文凯尔溜进值班室，悄悄走到他的情敌身后，用一把不大的斧子砍他的头。法医发现乌沙科夫头部伤口有十一处之多，由此可见文凯尔杀人的时候是多么残暴凶狠。凶手在杀人当中和杀人以后，都没考虑周到。他砍死情敌后，身上溅满血，没有放下手里的斧子，却不知什么缘故爬到阁楼上，钻出天窗，走到房顶上，衙门里的守夜人久久地听见有人在铁皮房顶上迈步走动。文凯尔从这所官家房屋顺着排水管滑到邻近屋子的房顶上，再从这所房屋转到另一所房屋，照这样在房顶上徘徊不定，直到被捕为止。

“全城的人送上花圈，奏着哀乐，为遇害的乌沙科夫送葬。社会舆论对凶手深表愤慨，于是人们成群结队往监狱走去，想看一下狱墙，当时文凯尔正在那里面服刑。遇害者下葬后过了两三天，坟墓上立起一个十字架，上有仇深似海的题词：‘死于杀人犯之手’。可是乌沙科夫之死对任何人的影响都不及对他母亲大。不幸的老太婆听到独生子死了，几乎发疯。……”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接着又写完一页稿纸，一连吸完两支纸烟，在躺椅上躺下来，后来又挨着桌子坐下，继续写道：

“乌沙科娃老太婆由人搀进法庭，坐在圈椅上陈述她的意见。她陈述的时候，周身发抖，回转头去对着被告，向他摇着拳头叫道：

“‘害死我儿子的就是你！你！’

“‘我本来就没有否认……’文凯尔阴沉地嘟哝说。

“‘你也不敢否认！’老太婆继续说，不理庭长的话，‘就是你害死的！’

“文凯尔的伯母，年老的将军夫人，伤心得呆若木鸡，在陈述意见以前，茫然瞧着她的侄子有三分钟光景，然后用那种使得庭上的人打冷战的声调问道：

“‘尼古拉，你干了什么事啊！’

“此外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两个老太婆的出现给听众留下郁闷的印象。据说，她们在法庭的走廊上相遇，彼此大闹一场，甚至把法警们气得直掉泪。老太婆乌沙科娃痛苦得很，索性横下了心，朝将军夫人猛扑过去，破口大骂。她对她讲话不说‘您’而说‘你’，指责她，骂她，搬出上帝来威胁她，等等。文凯尔的伯母起初沉默地听着，露出谦恭依顺的神情，光是说：

“‘您发发慈悲吧！您不骂，他和我也已经受到惩罚了！’

“可是后来她忍不下去，就用辱骂还报辱骂。

“‘要不是您的儿子，’她叫道，‘我的尼古拉现在就不会坐在这儿！您的儿子把他毁了。’等等。

“两个老太婆吵得难解难分。……文凯尔经陪审员判处苦役刑十年。”

“尼康诺夫的男低音好听得很！”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听见他妻子说，“他的男低音好听，低沉，有韵味。……我不明白，亲爱的，为什么他不去唱歌剧呢？”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瞪大眼睛，跳起来。……

“你说尼康诺夫的男低音好听？”他探出头去往客厅里张望，问道，“尼康诺夫的男低音也能算好听？”

“对，我说的就是尼康诺夫的男低音。”

“得了吧，小母亲，可见你什么也不懂……”巴威尔·谢尔盖伊奇摊开手，说，“你那个尼康诺夫好比一头母牛！哇哇地喊，嗓子沙哑，倒像谁要把他的肚肠拉出来似的。嗓音颤动，发抖，仿佛空酒瓶里塞进了软木塞！我就听不下去！你那个尼康诺夫对音乐的感觉跟这张长沙发差不多。”

“尼康诺夫居然成了歌唱家！”大约五分钟后他回到桌边，坐下写东西，悻悻地说，“我的上帝啊，她的鉴赏力可真差！这个尼康诺夫只配到街头去卖唱，根本不能唱什么歌剧。”

他继续愤愤不平，生气地把钢笔蘸一下墨水，开始写道：

“文凯尔将军夫人动身到彼得堡去奔走，想让她的侄子免去上枷示众的处罚。她出门后，文凯尔设法从监狱里逃出去了。”

“多好的天气啊！”大学生在客厅里叹道。

“后来，”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继续写道，“人们在火车站的货车底下找到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那儿拉出来。显然，这个人希望还能自由地生活下去。……这个不幸的人对押解兵淡淡地一笑，等到人家把他押回监狱，他就伤心地哭了。”

“现在到城外去玩一趟才好！”索菲雅·瓦西里耶芙娜说，“巴威尔，你别在那儿写了，真的！”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烦躁地搔了搔后脑壳，继续写道：

“伯母的疏通没有奏效。……文凯尔在离开故乡的城市以前必须受到上枷示众的处罚，然而骄傲的伯母坚持己见，在文凯尔受刑的前一天，服毒自尽了。人们把她葬在墓园外边专为自杀者下葬的地方。……”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看一下窗外繁星密布的天空，嗽一嗽喉咙，往客厅走去。

“是啊，现在坐上雪橇出城去兜风倒挺好！”他在圈椅上坐下，说，“这样的天气真是少见！”

“哦，那又何尝不可呢？我们就走吧！”他妻子说，坐不住了，“那我们就去吧，诸位先生！”

“哎呀，见鬼！我得写完那篇小说才成！几乎连一半都没写成呢。……不过，要是叫两辆三套马的雪橇来倒挺好……那就马上叫车夫滚开，我们自己坐到赶车座位上去，喊一声：走，快点跑！嘿，见它的鬼，马跑得跟飞一样！不过呢，先得在家里略为喝一点酒才成。”

“好得很！那我们就走！”

“不，不……说什么也不行！不写完那篇小说，我一步也不能动！你们别要求我了！”

“那您就去快点写完！趁人家去叫雪橇，送葡萄酒来，您足足能写完五次呢。……”

太太们把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团团围住，死说活说硬要他答应。他挥一下手，同意了。大学生就跑出去叫雪橇，买葡萄酒，太太们忙乱起来。巴威尔·谢尔盖伊奇跑回房间，拿起笔，用拳头捶一下底稿，继续写道：

“乌沙科娃老太婆每天都到儿子的坟上去。不管天气如何，下雨也罢，暴风雪肆虐也罢，她的马车每天早晨九点多钟总是停在墓园大门旁边，她自己在坟墓旁边坐着，不住落泪，眼巴巴地瞧着题词，仿佛在欣赏似的：‘死于杀人犯之手’。”

大学生回来了，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就一口气喝下不少葡萄酒，写道：

“她到墓园一连去了五年，一天也没放过。墓园成了她的第二个家。到第六年，她得了肺炎，足足有一个月没去看她的儿子。”

“您也写得够了！”大家纷纷催促巴威尔·谢尔盖伊奇说，“别写了！喏，再来喝点！”

“马上就去，马上就去。……现在正写到最有趣的地方。……你们等一下，好朋友，别打搅我。……”

“老太婆病后来到墓园里，”巴威尔·谢尔盖伊奇继续写道，“使她惊骇的是，她发现她忘记儿子的坟墓在什么地方了。这场病夺去了她的记忆力。……她在大雪齐腰的墓园里跑来跑去，央告看守人。……看守人能够对她指出她儿子埋葬的地点，可是也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因为，说来也是老太婆倒霉，在她很久不来的那段时期，坟上的十字架给专门售卖坟墓十字架的乞丐们偷去了。

“‘他在哪儿？’老太婆东奔西跑，‘我的儿子在哪儿？我的儿子第二次被人夺走了！’”

“你到底有完没完啊？”索菲雅·瓦西里耶芙娜嚷道，“逼着五个等一个，这也太没心肝！别写了！”

“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嘟哝着，喝干一大杯葡萄酒，皱起额头，“马上就去。……哎，你在碍我的事！”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使劲揉搓额头，呆呆地瞧四周的东西，烦躁地跺着鞋后跟，写道：

“老太婆一路上没找到坟墓，脸色煞白，没戴头巾，举步困难，疲乏得闭上眼睛，往大门口走去，想回家了。可是她还没坐上马车，就又遇到一件麻烦事。原来她在墓园的门口碰见了文凯尔的伯母。”

“这样的先生只能这样对付！”一个女客说着，从桌上把草稿一把抢过来，“走！”

巴威尔·谢尔盖伊奇先还抗议，可是后来摇一下手，索性撕掉草稿，不知什么缘故还把主编骂了一通，然后嘴里打着唿哨，跑到前厅，帮太太们穿外衣去了。

[1] 俄国作曲家普里戈席根据涅克拉索夫的诗《她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谱成的茨冈抒情歌曲。——俄文本编者注

[2]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于1886年根据阿普赫京的诗歌谱成的抒情歌曲。——俄文本编者注

艺术品

萨沙·斯米尔诺夫，他母亲的独生子，腋下夹着一件东西，用第二二三号《交易所新闻》[1]包着，露出愁眉苦脸的神情，走进柯谢尔科夫医生的诊室。

“啊，可爱的小伙子！”医生迎着他说，“嗯，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

萨沙开始巴眼睛，把手按住心口，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妈妈问候您，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吩咐我向您道谢。……我是母亲的独根苗，您救了我的命……治好我的重病。……我俩都不知道该怎样向您表示谢意才好。”

“得了，小伙子！”医生插嘴说，快活得浑身发软，“我所做的不过是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会做的事。”

“我是我母亲的独根苗。……我们是穷人，当然，没法报答您出的力……我们很难为情啊，大夫，不过呢，妈妈和我……我母亲的独根苗，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谢礼……喏，就是这个东西……它很贵重，是古铜的……珍贵的艺术品。”

“不要这样！”医生皱起眉头说，“哎，这是何必呢？”

“不，劳驾，您千万不要推辞，”萨沙继续嘟哝说，打开纸包，“您不收，就伤了我和妈妈的心。……这东西很好……是古铜的。……这是去世的爸爸传给我们的，我们一直保存着，当作贵重的纪念品。……我爸爸收买古铜器，转卖给爱好古董的人。……现在妈妈和我也干这个行当。”

萨沙拆开这件东西的纸包，郑重地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这是个不高的古铜大烛台，艺术品。那上面雕着人像：有两个全身的女人立在台座上，装束得跟夏娃一样[2]，至于描写她们的姿态，我却既缺乏勇气，又缺乏适当的气质。那两个女人撩人心弦地微笑着，总之从外貌来看，要不是她们必须支撑烛台，似乎就会从台座上跳下来，在房间里打打闹闹，可是那样的情景，读者诸君，就连想一下都是不成体统的。

医生看着礼物，慢腾腾地搔着耳背，嗽一下喉咙，游移不决地擤鼻子。

“是啊，这东西确实挺好，”他支吾道，“不过……怎么跟您说好呢，未免……未免太不文雅了。……这比不得穿露胸衣服的女人，鬼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您怎么这样讲呢？”

“就连诱惑人的蛇精也想不出比这再糟的模样了。是啊，在桌上摆这么一个妖形怪状的东西，就把整个住宅都弄得乌烟瘴气了！”

“您，大夫，对待艺术的态度多么奇怪啊！”萨沙不高兴地说，“要知道这是艺术品，您瞧嘛！那么美丽，那么优雅，使人的心里充满敬仰的感情，泪水禁不住涌上喉头！见到这样的美，就会忘掉人世间的一切。……您瞧，多么活泼，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神韵啊！”

“所有这些我都非常明白，我亲爱的，”医生打断他的话说，“可是要知道，我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我房里常有孩子跑来跑去，也常有太太小姐们光临。”

“当然，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萨沙说，“那么，当然，这个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就变成另一种东西了。……不过，大夫，您应该比俗人站得高些，特别是因为您不肯收，就深深伤了我和妈妈的心。我是我母亲的独根苗……您救了我的命。……我们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送给您了。……只有一点我觉得惋惜：大烛台只有一个，没法配成一对。……”

“谢谢，好朋友，我很感激。……请您问候妈妈，不过，说真的，您自己来判断一下吧：我这儿常有孩子跑来跑去，常有太太小姐们光临。……是啊，不过呢，就把它留在这儿吧！反正跟您是讲不通的。”

“本来就用不着多讲嘛，”萨沙高兴地说，“您把大烛台放在这儿，喏，放在花瓶旁边好了。真是可惜：没有配成对！太可惜了！好，再见，大夫。”

萨沙走后，医生久久地瞧着大烛台，搔着耳背，沉思不语。

“这东西好得很，这是无须争论的，”他想，“丢掉未免可惜。……可是留下也不行。……嗯！……这就成了难题！该把它送给谁，或者捐给谁呢？”

他沉思很久，想起他的好朋友乌霍夫律师给他办过事，他还欠着律师的情。

“好极了，”医生暗自决定，“他既是我的朋友，就不好意思收我的钱，要是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倒很合适。那我索性把这个鬼东西送给他吧！恰巧他是个单身汉，而且对这种事又满不在乎。……”

医生没有把这件事推到以后去办，他穿上外衣，拿着大烛台，到乌霍夫家去了。

“你好，朋友！”他发现律师在家，就说，“我来找你。……你为我出过力，我是来对你表一表谢意的，老兄。……你不肯要钱，那么，喏，你至少收下这个东西吧……瞧，老兄。……这东西可真美！”

律师见到这个东西，说不出的高兴。

“原来是这么一个玩意儿！”他大笑道，“啊，见它的鬼，这是魔鬼才想得出的玩意儿！妙极了！迷人啊！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可爱的东西的？”

律师先还喜之不尽，后来却战战兢兢地瞅着门口，说：

“不过你，老兄，把你的礼物拿走吧。我不能收。……”

“为什么？”医生惊恐地说。

“因为……我母亲和托我打官司的人常上我这儿来……再者我也不好意思叫仆人看见。”

“不行，不行……不准你推辞！”医生摇着手说，“这你就太不对了！这是艺术品……那么活泼……传神。……我都不愿意再说了！你要惹我生气了！”

“至少也该给它涂上点颜色，或者挂上点小小的无花果叶子。……”

可是医生越发使劲地摇手，从乌霍夫的寓所跑出来，想到礼物总算脱了手，很满意，就坐车回家了。……

他走后，律师瞧着大烛台，伸出手指头去把它前后左右都摸一阵，后来也像医生那样，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想了很久：该怎么处置这个礼物呢？

“这东西挺好，”他想，“丢掉是可惜的，留下来又不像样。最好把它送给别人。……那就这么办，今天傍晚我索性把这个大烛台送给喜剧演员沙希金吧。那个坏包喜欢这类东西，再者今天正碰上他的福利演出场。……”

他说到做到。当天傍晚，大烛台就给包得严严实实，送到喜剧演员沙希金那儿去了。整个傍晚喜剧演员的化装室里涌进许多男人，特意来欣赏那个礼物。化装室一直充满兴奋的叫声和类似马嘶的笑声。要是有个女演员走到房门跟前来，问一声：“可以进来吗？”喜剧演员的沙哑的声调就立刻响起来：

“不行，不行，亲爱的！我没穿好衣服！”

散戏后，喜剧演员耸起肩膀，摊开手说：

“喏，我把这个劳什子放到哪儿去呢？我是住在别人的住宅里啊！女演员常上我那儿去！这又不是照片，可以藏在抽屉里！”

“您，先生，把它卖了吧，”理发师正帮着喜剧演员脱掉戏装，就出主意说，“这儿城郊住着一个老太婆，收买古铜器。……您去一趟，找斯米尔诺娃就行。……大家都认得她。”

喜剧演员听从了他的话。……过了两天光景，医生柯谢尔科夫在诊室里坐着，把一个手指头放在额头上，正在思索有关胆酸的问题。突然房门开了，萨沙·斯米尔诺夫冲进诊室里来。他满面笑容，神采焕发，整个身子露出幸福的气派。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用报纸包着。

“大夫！”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口说，“您想想我的高兴劲吧！说来也是您走运，我们总算给您的大烛台配成了对！……妈妈快活极了。……我是母亲的独根苗。……您救了我的命。……”

萨沙由于满心感激而发抖，把一个大烛台放在医生面前。医生张开嘴，原想说一句话，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的舌头僵住了。

[1] 莫斯科的报纸名。

[2] 即赤身露体。

庆祝会

卡尔斯旅馆里正在举行小小的庆祝仪式：演员同行们为悲剧演员季格罗夫设宴，借以纪念他在戏剧界工作二十五周年。长饭桌旁边坐着剧院全体人员，只有剧团经理除外，他素来舍不得花钱，因而没有在设宴人名单上签名，不过答应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来一趟。“尊敬的同事”是庆祝仪式的当事人，在最主要的座位上坐着，那是一把圈椅，椅背高而且直。他脸色通红，大汗淋漓，呷呷地清喉咙，巴眼睛，总之，觉得很不自在。他这样激动，究竟是因为庆祝会使他心情激动呢，还是因为他在赴宴以前已经喝得“醺醺然”，那就难于弄清楚了。他右边坐着贵妇[1]里卡尼达·伊凡诺芙娜·斯维烈彼耶娃，剧团经理的对象[2]，戴着玳瑁的夹鼻眼镜，鼻子上扑了不少粉，左边坐着女一号[3]索菲雅·丹尼索芙娜·乌内洛娃。桌子两旁，在那两个女人身旁，坐着两行面颊刮得光光的男人。

上汤菜以前，那是演员们喝白酒、吃冷荤菜的时候，扮演说教者角色的演员巴别尔曼杰勃斯基站起来，说：

“诸位先生！我建议为接受庆祝的人瓦西里斯克·阿夫里坎内奇·季格罗夫的健康干杯！乌拉……拉！”

演员们高喊一声“乌拉”，离开座位站起来，涌到被庆祝的人那边去。演员们久久地碰杯，接吻，然后落座，这时候男一号[4]维奥兰斯基站起来了，这个人没有什么才能，却享有学识渊博的演员的名声，无非是因为他用鼻音讲话，屋里有一本《三万外来语词典》，又是个发表长篇演说的能手而已。

“尊敬的同事！”他转动着眼珠，开口说，“自从你踏上艺术的荆棘丛生的小径以来，到今天已经满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是啊！你回顾你走过的这条道路不免暗自惊讶，有点胆寒，我看见你的前额已经布满了皱纹。是啊，那是一条可怕的路！你的星在远处闪烁。……你被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包缠着，眼巴巴地朝着那颗星走去，可是你的路上有深渊和绝壁，布满咝咝叫的蛇、两栖动物和爬虫。”

随后，演说家讲到演员的仇人比谁都多。他把一个个思想接连抛撒到空中，发表了如下的看法：哪怕是在穷乡僻壤演草台戏的平庸演员，他们带给人类的益处也比造桥的斯特鲁威或者发明电灯的亚勃洛奇科夫大得多，因此剧院和铁路究竟哪一样有益，这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他越讲越激昂，干脆申明说，人世间没有艺术，世界就会变成沙漠，又说由于唯物主义盛行，世界正在灭亡，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燃烧”金牛[5]的奴仆的心。鬼才知道他还有什么话没说。临到结束演说，他就对窗子挥拳头，拉下他脖子上的餐巾，说是只有感恩的后代子孙才可能敬重季格罗夫。

他停住嘴后，演员们又高叫“乌拉”，然后离开椅子，大呼小喊地站起来，涌到接受庆祝的人那边去。维奥兰斯基吻季格罗夫三次，代表全体同事赠给他一本不大的绒面照片簿，上边用金丝线绣着两个字：“瓦·季”。悲剧演员大为感动，哭了，拥抱所有在座的人，然后快活得浑身发软，往他的圈椅上一坐，伸出颤抖的手指开始翻阅照片簿。整个照片簿有将近二十张照片，可是稍稍像样的人脸一张也没有。那简直不能算是脸，都那么奇形怪状，有歪着嘴的，有瘪了鼻子的，眼睛要么眯得太细，要么瞪得老大，有点反常。领结没有一个端正的，所有的脸都现出狰狞的神情。提词员普多耶朵夫的头有两道轮廓，其中一道在修版中弄得一塌糊涂。（事情是这样的：演员们在圣尼古拉节参加过三个命名日宴会后才去照相，而给他们照相的是“华沙的摄影师杰尔加巧夫”，这个人身材矮小，视力很弱，兼做三种行业：照相，拔牙，典当。）

上烤菜以前，扮演老实人角色的演员讲话了，他没有身份证，据他说，名叫格利果利·包尔肖夫。他伸直脖子，把手按在心上，说：

“你听我说，瓦夏[6]。……我说的是老实话……我说了假话就让主惩罚我，你确实有才能！人人都会对你说有才能。……要不是这个东西作怪，”演说人弹一下脖子[7]，“要不是你那种狗脾气，本来你会有远大的前途的。……鬼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到处跟人打架，吵嘴，就连在不必要的地方也要争面子。……你，老兄，要原谅我才好，我说的是良心话……我是当着上帝说的！你脾气未免太坏，任谁也跟你处不来。……这是实情！你，老兄，要原谅我才好，要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大家也都喜欢你。……”

包尔肖夫探出身子，吻被庆祝的人的脸颊。

“原谅我，我的好人，”他继续说，“你确实有才能！不过你不要那个……不要多喝波尔特温葡萄酒。喝过白酒再喝这种坏酒，简直要人的命！”

包尔肖夫说完后，接受庆祝的人自己开口讲话了。他站起来，现出热烈的、要哭的面容，巴着眼睛，手里撕扯手绢，用发抖的声音开口说：

“我亲爱的、尊贵的朋友们！请允许我在这个欢乐的日子向你们说出在这儿，我的胸膛里，我那精神大厦的拱顶下积聚着的种种思想。……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个老人，白发苍苍，一条腿已经伸进坟墓了。……我……我哭了。可是人的眼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懦弱的变态心理，如此而已！振作起来吧，老头子！不要流泪！你不要神经衰弱啊！你要高高地、笔直地举起胳膊！在你们面前，朋友们，站着微不足道的演员季格罗夫，可是他曾经使得三十六家剧院的墙壁发抖，他创造过贝利萨留[8]、奥赛罗、弗兰茨·穆尔[9]的形象！三十六座城市知道我的姓名。……喏！”

季格罗夫把手伸到上衣的里边衣袋里，从那儿取出一卷饭馆的账单来，在空中抖了抖。

“这就是证据！”他叫道，骄傲地扬起头，“这儿有莫斯科城‘大饭店’的账单，有哈尔科夫城‘美景旅馆’的账单，还有平扎城的‘瓦连佐夫旅馆’、塔甘罗格城的‘欧罗巴旅馆’、萨拉托夫城的‘京城旅馆’、奥连堡城的‘欧罗巴旅馆’、坦波夫城的‘大饭店’、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金锚旅馆’，等等！瞧！三十六座城！可是怎么样呢？！我这一辈子没有一天不遭到卑鄙的暗算。”

季格罗夫发言的这种转折是不会使人感到奇怪的：冥冥中自有一种自然规律，俄国演员哪怕讲天气也不会不提到阴谋的。……

“任何人，只要能做到，就一定在我面前撒下阴险和伪善的网！”悲剧演员继续说，气冲冲地瞪起眼睛，“我要把这些事全说出来！让你们的头发一根根竖起来吧，让血在血管里凝住吧，让墙壁发抖吧，可是一定要叫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什么也不怕！”

然而真相却没有来得及大白于天下，因为房门开了，剧团经理费尼克索夫-季阿曼托夫走进大厅来，这人生得又高又瘦，论相貌像个退休的讼师，耳朵里塞着大团的棉花。他是按一切俄国剧团经理平素走路的架势走进来的：迈着碎步，搓着手，战战兢兢地回头看，仿佛刚才偷过鸡，或者挨了妻子一顿痛骂似的。他像所有的剧团经理一样，带着缩手缩脚的负疚样子，用难听而又讨好的男高音说话，随时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像他急着要走掉，有什么东西掉在别处似的。

“你好，瓦西里斯克·阿夫里坎内奇，”他走到接受庆祝的人跟前，很快地开口说，“我庆贺你，好朋友。……唉，我累坏了！嗯，求上帝保佑，这你是明白的。……是啊，我认识你十五年了！是啊，当初你在米洛斯拉夫斯基剧团里工作的情形，我至今都记得！唉，我跑得累极了。”

季阿曼托夫战战兢兢地回头看一眼，搓着手，在桌旁坐下。

“刚才我到市长那儿去过一趟，”他继续说，疑虑重重地瞅着菜碟，“他约我喝茶，可是我推辞了。……我跑得简直筋疲力尽！我好像没在设宴人的名单上签过名，不过我仍旧要……喝点白酒。”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演员们对接受庆祝的人挥着手说。

季格罗夫把眉头皱得更紧，开口说：

“如果，诸位先生，有谁不喜欢我的话，那就让他出去，反正我习惯了实话实说，而且……而且任什么魔鬼我都不怕。……谁也别想禁止我说话。……是啊。……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是自由的！”

“好，你就说吧！”

“总之，我想对你们说：近年来舞台艺术走……走下坡路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它落在……”悲剧演员做出狰狞的脸色，压低喉咙，咬牙切齿地说，“……落在卑鄙的贪财汉手里了，他们是些可鄙的、专门抓钱的奴仆，艺术的刽子手，天生只会在艺术之宫里爬来爬去，不配当头脑！一点不假！”

“等一下，等一下，”季阿曼托夫正把鹅肉烧白菜放到自己的盘子里，打断他的话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艺术确实在走下坡路，然而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看法变了！现在有个风气，要求舞台上有生活气息。我的老兄，舞台上才不需要生活气息呢。什么生活气息，滚它的吧！那种东西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小饭铺里有，家里有，市集上有，至于戏院里，要的是强烈的表演！这儿要的是强烈的表演！”

“什么强烈不强烈！这儿需要的是少一点骗子和流氓，不是强烈！要是演员们一连几个月拿不到薪金，哪里还说得上什么强烈！”

“你看看你这个人啊！”剧团经理叹道，脸上做出要哭的样子，“你老是爱说刻薄话！何必这么绕着弯子，说半句留半句？你该痛痛快快照直说出来。……不过我没有工夫了，要知道我跑到这儿来只能待一会儿就得走。……我还要跑到印刷厂去。……”

季阿曼托夫跳起来，在桌子旁边犹豫一下，悲伤地斜起眼睛瞥一下鹅肉，然后向大家一鞠躬，迈着碎步往门口走去。

“这把圈椅你们是从剧院里拿来的！”他一边往门口走，一边指着接受庆祝的人坐着的圈椅说，“别忘了搬回去，要不然，往后上演《哈姆雷特》的时候，克劳迪斯[10]就没有圈椅坐了。祝你们健康！”

他走后，接受庆祝的人愤愤不平。

“正派人可不是这么办事的，”他发牢骚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了。……为什么你们不支持我？我原想把那条狗臭骂一顿。……”

上甜食后，两个女演员起身告辞，走掉了。接受庆祝的人无精打采，嘴里骂着难听的话。葡萄酒的瓶子都空了，因此演员们重新喝白酒。人们围着饭桌纷纷讲故事，等到大家肚子里的故事讲完，就开始回忆以往的经历。这类回忆素来是演员聚会场合最好的点缀。每逢俄国演员态度诚恳，不谈阴谋、艺术的衰败、报刊的偏私之类的废话，而叙述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总是无限动人的。……有的时候只要倾听一个消瘦憔悴的喜剧演员回忆过去，您的脑海里就会生出一个极其动人而且饶有诗意的形象：这个人固然极其轻狂，任性，往往沾染了恶习，然而不知疲倦地四处漂泊，像石头那样坚忍不拔，性格热烈，不肯安宁，充满信心而又永远不幸，论性情的开阔、无忧无虑的胸襟、不平常的生活方式，都类似古代的勇士。……您只要听一听这种回忆，就能原谅这个追述往事的人犯过的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倾心于他，嫉妒他了。

九点多钟，参加宴会的人开始付清宴席费用，这当然免不了要费很多唇舌，甚至把旅馆老板叫来。不过这时候睡觉还嫌太早，所有的演员从“卡尔斯”出来后，就往“格鲁吉亚”走去，在那儿打台球，喝啤酒。

“诸位先生，喝香槟！”接受庆祝的人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我想喝香槟！我请大家喝！”

可是香槟没有喝成，因为悲剧演员的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了。

“格利沙！”他跟包尔肖夫和维奥兰斯基一块儿从“格鲁吉亚”走出来，嘟哝说，“我们应该再到‘布拉格’去。……现在睡觉还太早！到哪儿去弄五卢布来呢？”

演员们站住，开始思索。

“你猜怎么着？”维奥兰斯基说，想出了一个主意，“把照片簿拿到杰尔加巧夫那儿去吧！你要它有什么用？真的！他给三卢布，咱们就够用了！”

接受庆祝的人同意了。不出一刻钟，这三个行人已经在敲杰尔加巧夫的大门了。

[1] 原文为法语，在此指常扮演贵妇角色的演员。

[2] 原文为法语，此处指情人。

[3] 原文为法语。

[4] 原文为法语。

[5] 指“崇拜金钱”，典出《浮士德》。

[6] 瓦西里斯克的爱称。

[7] 指喝酒的嗜好。

[8] 德国剧作家艾杜阿尔德·宪克的悲剧《贝利萨留》的男主人公，拜占庭的统帅（该剧本由奥包多夫斯基译成俄语，自1839年起在俄国上演）。——俄文本编者注

[9] 德国作家席勒的剧本《强盗》的男主人公（该剧本于1793年译成俄语）。——俄文本编者注

[10] 《哈姆雷特》中的丹麦国王。

怪谁？

我的叔叔彼得·杰米扬内奇是个身体枯瘦而肝火很旺的六等文官，活像那种风干的、肚子里撑着一根木棍的熏鲑鱼。有一天他准备到他教拉丁语的中学校去，却发现他的句法教科书的封面被老鼠咬坏了。

“你听我说，普拉斯科维雅，”他走进厨房，对厨娘说，“我们的耗子都是哪儿来的？求上帝怜恤吧，昨天我的礼帽给咬坏了，今天这本句法教科书又毁了。……照这样子，恐怕它们要咬衣服了！”

“可是叫我有什么办法！耗子又不是我养的！”普拉斯科维雅回答说。

“总得想个办法嘛！你该养只猫什么的。……”

“猫倒已经有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普拉斯科维雅就指一指墙角上扫帚旁边蜷起身子睡觉的一只骨瘦如柴的小白猫。

“为什么不中用呢？”彼得·杰米扬内奇问。

“它还小，又笨。大概它还没满两个月。”

“嗯！……那就该教一教它！它这么躺着可不行，该让它学学。”

说完这话，彼得·杰米扬内奇就心事重重地叹口气，从厨房里走出去。小白猫抬起头来，懒洋洋地瞧一下他的背影，又闭上眼睛。

小白猫没有睡觉，而是在思索。思索什么呢？它还没熟悉现实生活，没有积累什么生活印象，因此只能凭本能思考，根据它从祖先老虎那儿（请参看达尔文的著作）连同血肉一并继承下来的种种概念描绘生活。它的思想具有睡意蒙眬的幻想性质。它那猫的想象力描绘出一幅画面，类似阿拉伯沙漠，那上面掠过一些影子，像是普拉斯科维雅、炉灶、扫帚。影子当中突然出现一小碟牛奶。小碟生出些爪子，活动起来，有心逃跑，小猫就往前一蹿，由于渴血的欲望而屏住呼吸，把脚爪扑到小碟上。……等到小碟消失在迷雾里，就又出现一小块肉，是普拉斯科维雅丢给它的。那块肉胆怯地吱吱叫着，要往旁边跑去，可是小猫往前一蹿，伸出脚爪。……凡是在这个年轻的梦想家面前出现的东西，一概引得它往前一蹿，伸出爪子，龇出牙齿。……别人的灵魂往往是一片乌黑，不易理解的，猫的灵魂就更不消说了，然而刚才描写的画面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却可以从下边的事实看出来：小猫沉湎在睡意蒙眬的幻想里，忽然跳起来，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瞅着普拉斯科维雅，竖起身上的毛，往前一蹿，伸出爪子抓住厨娘的衣裾。看来，它天生是捕鼠的能手，完全不愧为它那些渴血的祖先的子孙。命运规定它日后会成为地下室、储藏室、谷仓里的霸王，而且，要不是它所受到的教育，……然而，我们不要提前讲以后的事吧。

彼得·杰米扬内奇从中学回家的路上，走进一家小杂货铺，花十五戈比买到一个捕鼠器。吃饭的时候，他把一小块肉饼安在钩子上，把捕鼠器放在长沙发底下，那儿堆着一些学生的练习簿，是普拉斯科维雅留着料理家务用的。傍晚六点钟整，可敬的拉丁语教师正坐在桌子旁边，批改学生作业，这时候长沙发底下忽然发出啪的一响，声音那么大，弄得我叔叔打了个哆嗦，钢笔也失手掉下来了。他马上走到长沙发跟前，取出捕鼠器。有一只干干净净的小老鼠，只有顶针那么大，正在闻铁丝网，吓得索索地抖。

“啊哈！”彼得·杰米扬内奇嘟哝说，幸灾乐祸地瞧着老鼠，仿佛打算给它批个一分似的，“落网了，坏蛋！你等着吧，我要叫你尝尝啃句法教科书的滋味！”

彼得·杰米扬内奇把这个落难者看了个够，然后把捕鼠器放在地板上，喊道：

“普拉斯科维雅，耗子落网了！快把小猫送来！”

“马上就来！”普拉斯科维雅应道，过了一分钟，她抱着老虎的后代走进来。

“好极了！”彼得·杰米扬内奇搓着手，喃喃地说，“我们来教会它。……把它放在捕鼠器前面。……这就行了。……让它闻一阵，看一会儿。……这就行了。……”

小猫惊讶地看看我叔叔，看看圈椅，纳闷地闻闻捕鼠器，然后大概害怕明亮的灯光，害怕大家对它的瞩目，就猛一扭身，吓得往门口跑去。

“站住！”叔叔喊道，揪住它的尾巴，“站住，这个坏东西！笨蛋，它怕耗子！你瞧：这是耗子！你倒是瞧呀！啊？我跟你说：你瞧呀！”

彼得·杰米扬内奇抓住小猫的脖子，把它的脸塞到捕鼠器上。

“瞧啊，死东西！你把它接过去，普拉斯科维雅，抓住它。……把它放在小门前边。……等我把耗子放出来，你就立刻松手，把它放开。……听明白了吗？你要立刻就松手！行了吗？”

叔叔脸上做出鬼鬼祟祟的神情，拉开小门。……老鼠游移不定地走出来，闻了闻空气，箭也似的飞奔到长沙发底下去。……小猫早已放开，却竖起尾巴，跑到桌子底下去了。

“它跑了！跑了！”彼得·杰米扬内奇做出狰狞的脸相，叫起来，“它到哪儿去了，坏包？跑到桌子底下去了？你等着就是。……”

叔叔从桌子底下拖出小猫，把它提到半空中摇撼不停。……

“你这可恶的东西，……”他揪着它的耳朵，叽咕说，“给你一下子！给你一下子！下回你还把耗子放跑吗？可恶的东西。……”

第二天普拉斯科维雅又听见喊叫声：

“普拉斯科维雅，有只耗子落网了！快把小猫送到这儿来！……”

小猫受过昨天的侮辱以后，通宵躲在炉灶底下，不肯出来。等到普拉斯科维雅把它拉出来，提着它的脖子，送进书房，把它放在捕鼠器前面，它就浑身发抖，哀声地咪咪叫。

“好，让它先习惯一下！”彼得·杰米扬内奇命令道，“叫它瞧着，闻一下。你要瞧着，学着点！站住，你这该死的！”他发现小猫在捕鼠器前面往后倒退，就叫道，“我要揍你！揪住它的耳朵！这就对了。……好，现在把它放在小门前面。……”

叔叔慢慢地拉开小门。……老鼠正好在小猫的鼻子底下溜过去，撞在普拉斯科维雅的手上，跑到立柜底下去了，小猫呢，觉得自己自由了，就死命一蹿，钻到长沙发底下去了。

“又放跑一只耗子！”彼得·杰米扬内奇叫起来，“这算是什么猫？！这是草包，废物！该揍它一顿！把它放在捕鼠器旁边揍它！”

等到第三只老鼠落网，小猫一看见捕鼠器和里面的囚徒就周身发颤，抓挠普拉斯科维雅的手。……第四只老鼠跑掉以后，叔叔大发脾气，一脚踢开小猫，说：

“把这草包弄走！从今以后不准它再待在家里！把它丢掉！一点用处也没有！”

一年过去了。消瘦虚弱的小猫变成壮实灵敏的大猫了。有一天它溜进后院，去赴爱情的幽会。它快要走到目的地了，却忽然听见一阵沙沙声，紧跟着就看见一只老鼠从排水槽里钻出来，往马房跑去。……我的主人公、就竖起身上的毛，拱起背脊，嘶嘶地叫着，周身颤抖起来，胆怯地一溜烟跑掉了。

唉！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处在那只逃跑的猫的可笑地位。如同小猫一样，我当初也荣幸地在叔叔那儿学过拉丁语。现在每逢我有机会见到这种古典语言的著作，我非但不能津津有味地欣赏它，反而想起了ut consecutivum[1]、不规则动词、叔叔的铁青脸色、ablativus absolutus②，……我就脸色惨白，毛发直竖，像大猫那样丢脸地逃之夭夭了。

[1] 拉丁语的语法结构专用名词。——俄文本编者注

万卡

九岁的男孩万卡·茹科夫三个月前被送到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做学徒。在圣诞节的前夜，他没有上床睡觉。他等到老板夫妇和师傅们出外去做晨祷后，从老板的立柜里取出一小瓶墨水和一支安着锈笔尖的钢笔，然后在自己面前铺平一张揉皱的白纸，写起来。他在写下第一个字以前，好几次战战兢兢地回过头去看一下门口和窗子，斜起眼睛瞟一眼乌黑的圣像和那两旁摆满鞋楦头的架子，断断续续地叹气。那张纸铺在一条长凳上，他自己在长凳前面跪着。

“亲爱的爷爷，康司坦丁·玛卡雷奇！”他写道，“我在给你写信。祝您圣诞节好，求上帝保佑你万事如意。我没爹没娘，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

万卡抬起眼睛看着乌黑的窗子，窗上映着他的蜡烛的影子。他生动地想起他的祖父康司坦丁·玛卡雷奇，地主席瓦烈夫家的守夜人的模样。那是个矮小精瘦而又异常矫健灵活的小老头，年纪约莫六十五岁，老是笑容满面，着醉眼。白天他在仆人的厨房里睡觉，或者跟厨娘们取笑，到夜里就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庄园四周走来走去，不住地敲梆子。他身后跟着两条狗，耷拉着脑袋，一条是老母狗卡希坦卡，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而且身子细长，像是黄鼠狼。这条泥鳅倒是异常恭顺亲热的，不论见着自家人还是见着外人，一概用脉脉含情的目光瞧着，然而它是靠不住的。在它的恭顺温和的后面，隐藏着极其狡狯的险恶用心。任凭哪条狗也不如它那么善于抓住机会，悄悄溜到人的身旁，在腿肚子上咬一口，或者钻进冷藏室里去，或者偷农民的鸡吃。它的后腿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打断，有两次人家索性把它吊起来，而且每个星期都把它打得半死，不过它老是养好伤，又活下来了。

眼下他祖父一定在大门口站着，眯细眼睛看乡村教堂的通红的窗子，顿着穿高统毡靴的脚，跟仆人们开玩笑。他的梆子挂在腰带上。他冻得不时拍手，缩起脖子，一会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会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发出苍老的笑声。

“咱们来吸点鼻烟，好不好？”他说着，把他的鼻烟盒送到那些女人跟前。

女人们闻了点鼻烟，不住打喷嚏。祖父乐得什么似的，发出一连串快活的笑声，嚷道：

“快擦掉，要不然，就冻在鼻子上了！”

他还给狗闻鼻烟。卡希坦卡打喷嚏，皱了皱鼻子，委委屈屈，走到一旁去了。泥鳅为了表示恭顺而没打喷嚏，光是摇尾巴。天气好极了。空气纹丝不动，清澈而新鲜。夜色黑暗，可是整个村子以及村里的白房顶，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烟子，披着重霜而变成银白色的树木、雪堆，都能看清楚。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

万卡叹口气，用钢笔蘸一下墨水，继续写道：

“昨天我挨了一顿打。老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到院子里，拿师傅干活用的皮条狠狠地抽我，怪我摇他们摇篮里的小娃娃，一不小心睡着了。上个星期老板娘叫我收拾一条青鱼，我从尾巴上动手收拾，她就捞起那条青鱼，把鱼头直戳到我脸上来。师傅们总是耍笑我，打发我到小酒店里去打酒，怂恿我偷老板的黄瓜，老板随手捞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我。吃食是什么也没有。早晨吃面包，午饭喝稀粥，晚上又是面包，至于茶啦，白菜汤啦，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才大喝而特喝。他们叫我睡在过道里，他们的小娃娃一哭，我就根本不能睡觉，一股劲儿摇摇篮。亲爱的爷爷，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带着我离开这儿，回家去，回到村子里去吧，我再也熬不下去了。……我给你叩头了，我会永远为你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不然我就要死了。……”

万卡嘴角撇下来，举起黑拳头揉一揉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会给你搓碎烟叶，”他接着写道，“为你祷告上帝，要是我做了错事，就自管抽我，像抽西多尔的山羊那样。要是你认为我没活儿干，那我就去求总管看在基督面上让我给他擦皮靴，或者替菲德卡去做牧童。亲爱的爷爷，我再也熬不下去，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跑回村子，可又没有皮靴，我怕冷。等我长大了，我就会为这件事养活你，不许人家欺侮你，等你死了，我就祷告，求上帝让你的灵魂安息，就跟为我的妈彼拉盖雅祷告一样。

“莫斯科是个大城。房屋全是老爷们的。马倒是有很多，羊却没有，狗也不凶。这儿的孩子不举着星星走来走去[1]，唱诗班也不准人随便参加唱歌。有一回我在一家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些钓钩摆着卖，都安好了钓丝，能钓各式各样的鱼，很不错，有一个钓钩甚至经得起一普特重的大鲶鱼呢。我还看见几家铺子卖各式各样的枪，跟老爷的枪差不多，每支枪恐怕要卖一百卢布。……肉铺里有野乌鸡，有松鸡，有兔子，可是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打来的，铺子里的伙计却不肯说。

“亲爱的爷爷，等到老爷家里摆着圣诞树，上面挂着礼物，你就给我摘下一个用金纸包着的核桃，收在那口小绿箱子里。你问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要吧，就说是给万卡的。”

万卡声音发颤地叹一口气，又凝神瞧着窗子。他回想祖父总是到树林里去给老爷家砍圣诞树，带着孙子一路去。那种时候可真快活啊！祖父咔咔地咳嗽，严寒把树木冻得咔咔地响，万卡就学他们的样子也咔咔地叫。往往在砍树以前，祖父先吸完一袋烟，闻很久的鼻烟，讪笑冻僵的万卡。……那些做圣诞树用的小云杉披着白霜，站在那儿不动，等着看它们谁先死掉。冷不防，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野兔，在雪堆上像箭似的蹿过去。祖父忍不住叫道：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嘿，短尾巴鬼！”

祖父把砍倒的云杉拖回老爷的家里，大家就动手装点它。……忙得最起劲的是万卡喜爱的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小姐。当初万卡的母亲彼拉盖雅还活着，在老爷家里做女仆的时候，奥尔迦·伊格纳捷耶芙娜就常给万卡糖果吃，闲着没事做便教他念书，写字，从一数到一百，甚至教他跳卡德里尔舞。可是等到彼拉盖雅一死，孤儿万卡就给送到仆人的厨房去跟祖父住在一起，后来又从厨房给送到莫斯科的靴匠阿里亚兴的铺子里来了。……

“你来吧，亲爱的爷爷，”万卡接着写道，“我求你看在基督和上帝面上带我离开这儿吧。你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孤儿吧，这儿人人都打我，我饿得要命，气闷得没法说，老是哭。前几天老板用鞋楦头打我，把我打得昏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我的生活苦透了，比狗都不如。……替我问候阿辽娜、独眼的叶果尔卡、马车夫，我的手风琴不要送给外人。孙伊凡·茹科夫草上。亲爱的爷爷，你来吧。”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叠成四折，把它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为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他写完信而没有人来打扰，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昨天晚上他问过肉铺的伙计，伙计告诉他说，信件丢进邮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车夫驾着邮车，把信从邮筒里收走，响起铃铛，分送到世界各地去。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那封宝贵的信塞进了筒口。……

他抱着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来，过了一个钟头，就睡熟了。……在梦中他看见一个炉灶。祖父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一双光脚，给厨娘们念信。……泥鳅在炉灶旁边走来走去，摇尾巴。……

[1] 指基督教的习俗：圣诞节前夜小孩们举着用箔纸糊的星星走来走去。

在路上

一朵金黄色的浮云，

停在悬崖巨人的胸膛上过夜。……[1]

莱蒙托夫

小饭铺里有一个房间，小饭铺的主人，哥萨克谢敏·契斯托普留依，称之为“客房”，也就是专供过路的行人留宿的。这时候房间里有个高身量和宽肩膀的男人，年纪四十上下，在没上过漆的大桌旁边坐着。他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两个拳头支住头，睡着了。一支油烛插在本来盛香膏的小罐里，如今只剩下一截烛头，照着他那淡褐色的胡子、粗大的鼻子、晒黑的脸颊和乌黑的浓眉，那两道眉毛很长，竟然挂在闭紧的眼睛上了。……他的相貌，拆开来看，鼻子也罢，脸颊也罢，眉毛也罢，都又粗又大，就跟“客房”里的家具和火炉一样，然而合在一起，倒也互相配称，甚至有点英俊了。这也正是所谓天数，俄国人的脸容往往是这样：五官越是粗大突出，相貌反而显得越发温和忠厚。这个男人穿着上流人的上衣，不过已经很旧了，用宽阔的新绦子滚了一道边。另外，他还穿着棉绒的坎肩和肥大的黑长裤，裤腿塞在大皮靴里。

沿墙放着一排长凳，连绵不断，其中一条长凳上睡着一个小女孩，八岁左右，穿一件小小的深棕色连衣裙，脚上穿着黑色长袜，身子底下铺着狐皮大衣。她脸蛋白净，头发浅黄，肩膀窄小，整个身子消瘦而单薄，不过鼻子挺大，像一个粗大难看的肉疙瘩，也跟那个男人一样。她睡得沉酣，没有感到她的半圆形梳子已经从头上掉下来，刺着她的脸了。

这间“客房”有过节的气氛。空中弥漫着新刷过的地板的气味。一根绳子悬在空中，斜穿过整个房间，平时是晾衣服用的，现在却没挂什么东西。墙角上，桌子上方点着一盏长明灯，在常胜者圣乔治的圣像上投下一团红光。从圣像起，墙角两侧排着两行民间木版画，依照极严谨的顺序从神的世界过渡到人的世界。在烛头的昏光和长明灯的红光下，那些图画好像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长带，上面布满黑色的墨点，不过有的时候瓷砖火炉要跟天气同声合唱，呜呜响地把空气吸进去，炉中的木柴仿佛睡醒了，燃起明亮的火焰，气呼呼地咆哮，于是木墙上有些红色的光点开始跳动，借此可以让人看见在睡熟的男人头上忽而出现长老谢拉菲木，忽而出现波斯王纳斯尔-厄丁，忽而出现一个深棕色的胖娃娃，瞪大眼睛，凑着一个少女的耳朵低声说话，那少女生着一张异常呆板淡漠的脸。……

恶劣的天气正在房外闹腾。不知一个什么东西发了疯，狂暴凶狠，可是又深深不幸，在小饭铺周围窜来窜去，像野兽那样狰狞，极力要冲进屋里来。它拍响房门，敲打窗子和房顶，乱抓墙壁，时而气势汹汹，时而不住哀求，时而沉寂片刻，随后又带着欢畅而阴险的吼声钻进火炉的烟囱里来，可是这当儿木柴熊熊地燃起来，炉火好比套着链子的狗，怒气不息地迎着敌人冲过去，于是格斗开始，这以后就是哀号，尖叫，咆哮如雷。在这一片响声中，人可以听出一个过去习惯于打胜仗的生物如今却感到咬牙切齿的悲伤，满腔仇恨没处发泄，受尽欺侮而又无力还手。……

这间“客房”被野蛮的、非人的音乐镇住，似乎永远僵死，不能苏醒了。可是后来房门吱扭一响，小饭铺的学徒穿着细棉布的新衬衫走进房来。他一条腿有点瘸，巴着睡意蒙眬的眼睛，伸出手指去掐掉烛花，在火炉里添些木柴，又走出去了。立刻，离小饭铺三百步远，罗加契村的教堂开始鸣钟，报告午夜到了。风戏弄钟声就跟戏弄大片的飞雪一样。它追逐钟声，害得它们在广阔的天地间转来转去，结果有的钟声一下子中断，或者拖成长声，时高时低，有的钟声全然消失在原有的那片闹声中。有一个钟声特别清楚地在房间里飘荡，仿佛原就在窗子跟前敲响的。躺在狐皮上的女孩打个冷战，抬起头来。她茫茫然看一会儿乌黑的窗子，看一会儿这时候正好被紫红色炉火照亮的纳斯尔-厄丁，然后把目光移到睡熟的男人身上。

“爸爸！”她说。

可是男人没有动弹。女孩气愤地皱紧眉头，躺下去，蜷起腿。房门外边，小饭铺里，有个人打了个响亮的长呵欠。紧跟着传来门上滑轮的尖叫声和含糊的说话声。有个人走进来，抖掉身上的雪，沉重地顿着两只穿毡靴的脚。

“啥事？”一个女人的声音懒洋洋地问。

“伊洛瓦依斯卡雅小姐来了……”一个男低音回答说。

门上的滑轮又尖叫起来。大风呼的一响冲进门口。有个人，大概就是瘸腿的学徒，跑到“客房”门前来，恭敬地清一下喉咙，碰碰门闩鼻。

“请到这间屋里来，大小姐，”一个女人的歌唱般的声音说，“我们这个房间挺干净，美人儿。……”

房门敞开了，门口出现一个大胡子农民，穿着马车夫的长襟外衣，肩上扛一口大皮箱，从头到脚都是雪。在他身后紧跟着进来一个女人的身子，既看不到她的脸，也瞧不见她的手，身量不高，几乎比马车夫矮一半，周身裹得严严实实，活像一个包袱，上下沾满了雪。马车夫和“包袱”带来一股好像地下室里冒出的潮气，烛火也闪摇起来了。

“真是胡闹！”“包袱”愤愤地说，“本来可以挺好地赶路嘛！只剩下十二俄里的路程了，大都是穿过树林，不会迷路的。……”

“会迷路也罢，不会迷路也罢，可是马不肯走了，小姐！”马车夫回答说，“主啊，这是你的旨意，倒好像我故意不走似的！”

“上帝才知道你把我们送到哪儿来了。……不过，小声点。……这儿好像有人睡觉呢。你出去吧。……”

马车夫把皮箱放在地板上，同时肩膀上撒下一片片白雪来。他吸溜一下鼻子，走出去了。随后女孩看见从“包袱”的中部钻出两只小小的手，举到上边，生气地解开一大堆头巾、围巾、披巾。起初地板上掉下一块大披巾，后来又掉下一顶风帽，再后掉下一块白色的针织头巾。这个过路的女人卸掉头上戴着的种种东西，再脱下肥大的外套后，她的外形就顿时缩小一半。现在她身上穿一件灰色长大衣，钉着大纽扣，衣袋鼓鼓囊囊。她从一个衣袋里取出一个纸包，里面包着不知什么东西，又从另一个衣袋里取出一长串钥匙，漫不经心地随手一丢，惊得睡熟的男人打一个冷战，睁开眼睛。他呆瞪瞪地往两旁看一会儿，仿佛不明白他是在什么地方似的，随后摇一下头，走到墙角边坐下。……过路的女人脱掉了大衣，因而外形又缩小一半，然后脱下棉绒的长靴，也坐下来。

现在她再也不像包袱了。原来她是个矮小清瘦的黑发女人，年纪二十上下，身子细得像条蛇，生着白净的鹅蛋脸和卷曲的头发。她的鼻子长而尖，下巴也长而尖，睫毛挺长，嘴角却尖，由于处处都尖，她脸上也就显得带点凶相。她穿着紧身的黑色连衣裙，领口上和袖口上镶着大量花边，臂肘尖尖的，粉红色的小手指很长，因而她的模样很像中世纪英国贵妇的肖像。她脸上那种严肃而聚精会神的表情越发加强了这种相似。……

黑发女人环顾整个房间，斜起眼睛瞧一下男人和女孩，耸了耸肩膀，移到窗子跟前坐下。潮湿的西风刮得乌黑的窗子发抖。大片雪花白茫茫的，落在窗玻璃上，可是立刻被风刮走，不见了。野蛮的音乐越发强烈了。……

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女孩忽然翻一个身，开口说话了，气愤地咬清每个字的字音：

“主啊！主啊！我多么不幸！比所有的人都不幸呀！”

男人站起来，迈着负疚的碎步往女孩那边走过去，这样的步态跟他魁梧的身材和大胡子却完全不相称。

“你没睡着吧，小乖乖？”他用抱歉的口气问，“你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肩膀痛！爸爸，你这个人真不好，上帝会惩罚你！你等着瞧吧，会惩罚你的！”

“我的好孩子，我知道你肩膀痛，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小乖乖？”男人用喝醉酒的丈夫对严厉的妻子道歉的口吻说，“你，萨霞，是因为路上辛苦才肩膀痛的。明天我们到了目的地，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明天，明天……你天天跟我说明天。我们还要走二十天呢！”

“可是，小乖乖，爸爸用人格担保，明天我们一准会到。我从没说过谎话，不过要是暴风雪挡路，那就不能怪我了。”

“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办不到，办不到了！”

萨霞使劲踢蹬腿，弄得满房间响起她那尖利刺耳的哭号声。她父亲摆一摆手，茫然失措地瞧着黑发女人。那一个就耸了耸肩膀，迟疑不决地走到萨霞跟前。

“你听我说，亲爱的，”她说，“何必哭呢？不错，肩膀痛是不好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您瞧，小姐，”男人很快地讲起来，仿佛为自己辩白似的，“我们有两夜没睡，一直坐着糟糕的马车赶路。是啊，当然，她生病和心烦都是自然的。……再加上，您要知道，我们碰上个喝醉酒的马车夫，我们的一口箱子被人偷去了……风雪又始终不停，可是，小姐，哭有什么用呢？不过，这么坐着睡觉却使得我劳乏，我像喝醉了似的。真的，萨霞，就是你不闹，也已经叫人难受得恶心了，可是你还要哭！”

男人摇着头，挥一下手，坐下来。

“当然，你不该哭，”黑发女人说，“只有小娃娃才哭。要是你痛，亲爱的，那就应该脱掉衣服睡觉。……我来给你脱！”

等到女孩脱掉衣服，安静下来，沉默就又来了。黑发女人在窗旁坐下，纳闷地瞅着小饭铺的这个房间、圣像、火炉。……不论是房间，还是生着大鼻子、穿着男孩的短衬衫的女孩和女孩的父亲，分明都使她暗自纳罕。那个奇怪的男人坐在墙角边，神思恍惚，像个醉汉，瞧着两旁，伸出手掌来揉脸。他沉默不语，着眼睛。瞧着他那负疚的神态，人家很难断定他马上就会开口讲话。然而他却首先开口了。他摩挲着膝头，清一下喉咙，微微一笑，说：

“这是一出喜剧，真的。……我瞧啊瞧的，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啊，命运把我们打发到这个不像样的小饭铺里来，搞的是什么名堂呀？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生活会干出翻跟头[2]之类的把戏，惹得你瞧着只能莫名其妙地眼。您，小姐，要走远路吗？”

“不，不远了，”黑发女人回答说，“我们的庄园离这儿有二十俄里光景，我从那儿出来，要到我们的一个农庄上去找我的父亲和哥哥。我姓伊洛瓦依斯卡雅，那个农庄就叫伊洛瓦依斯科耶，离这儿大约有十二俄里远。多么糟糕的天气！”

“再糟也没有了！”

瘸腿的男孩走进来，把一个新烛头插在香膏罐里。

“你，孩子，给我们烧个茶炊吧！”男人对他说。

“现在还有谁喝茶？”瘸腿的学徒笑嘻嘻地说，“望弥撒以前喝茶是有罪的。”

“没关系，孩子，反正入地狱，遭火烧的不是你，是我们。……”

喝茶的时候，两个新相识攀谈起来。伊洛瓦依斯卡雅这才知道跟她谈话的人名叫格利果利·彼得罗维奇·里哈烈夫，也就是邻县首席贵族里哈烈夫的亲弟弟，本人原先也是地主，然而“早已破产”了。然后里哈烈夫听伊洛瓦依斯卡雅说起，她叫玛丽雅·米海洛芙娜，她父亲有大宗田产，然而掌管家业的却只有她一个人，因为她父亲和哥哥懒得管事，无忧无虑，只喜欢养猎狗。

“我父亲和哥哥住在田庄上，很是孤单，”伊洛瓦依斯卡雅说着，活动她的手指头（她谈话的时候有个习惯，喜欢在她的尖脸前边晃动手指头，每说完一句话就伸出尖尖的小舌头舔一下嘴唇），“他们，这两个男人，都是无忧无虑的人，就是自己的事也不肯动一下手指头。我想不出，开斋的时候有谁弄东西给他们吃！我们的母亲不在了，我们的仆人又不中用，我不在，他们就连一块桌布也铺不好。现在父亲和哥哥的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在那儿没法开斋，我却不得不在这儿坐一夜。这真是莫名其妙！”

伊洛瓦依斯卡雅耸了耸肩膀，呷一口茶，说：

“某些节日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每到复活节、三一节、圣诞节，空中自有特别的气氛。就连不信神的人也喜欢这些节日。比方说，我哥哥平时口口声声说没有神，可是一到复活节，他总是头一个跑去做晨祷。”

里哈烈夫抬起眼睛瞧着伊洛瓦依斯卡雅，笑起来。

“人们口口声声说神是没有的，”伊洛瓦依斯卡雅也笑起来，继续说，“可是，请您告诉我，有名的作家、学者，总之聪明人，为什么到了晚年总是信神呢？”

“凡是青年时期不善于信仰的人，小姐，哪怕他是个大作家，到了老年也还是不会信仰什么的。”

从咳嗽声听来，里哈烈夫的说话声该是男低音，然而这当儿，他大概害怕说话声太响，或者因为过于拘谨，他却用次中音说话。他沉默一会儿，叹口气，说：

“我是这么理解的：信仰是一种精神的能力。它跟才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我凭自己，凭我这辈子见过的那些人，凭我周围发生过的种种事情来判断，这种能力是俄国人个个都有的，而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俄国的生活就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信仰和热衷，至于无信仰和否定，那么，不瞒您说，俄国人至今还没有领教过呢。如果俄国人不信神，那就等于说他信仰别的东西。”

里哈烈夫从伊洛瓦依斯卡雅手里接过茶杯，一口气喝下半杯，继续说：

“我来跟您谈一谈我自己吧。大自然在我的灵魂里放进一种异乎寻常的信仰能力。我这半辈子……这话不要在晚上说才好……一直是无神论者和虚无主义者，然而我有生以来没有一个钟头没有信仰。一切才能照例都在人很小的时候显出来，所以我的信仰能力也是当我还在桌子底下走来走去的时候就表现出来的。我母亲喜欢叫孩子多吃东西，她每次给我吃饭，总是说：‘吃吧！人生在世第一要紧的是吃汤！’我相信了，就一天喝十次汤，像鲨鱼那样吞下去，喝得我大倒胃口，几乎昏厥过去。保姆常讲神话，于是我相信家神，相信树精，相信各种妖魔鬼怪。我常在父亲那儿偷点升汞，把它撒在蜜糖饼干上，送到阁楼上去，您知道，这是要让家神吃了死掉。等到我学会读书，看懂我读的书的时候，那就更起劲了！我一会儿要跑到美洲去，一会儿要入伙做强盗，一会儿要进修道院去修行，一会儿雇些孩子来为信奉基督而鞭笞我。请注意，我的信仰总要见之于行动，不是光想想的。既然我要跑到美洲去，那就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劝一个跟我同样的傻瓜一块儿去，临到在城外冻得要死，而且挨了一顿打，我反而挺高兴呢。既然我入伙去做强盗，就一定给人打得鼻青眼肿才回来。您瞧，多么不安宁的童年啊！等到家里把我送进中学，我在那儿学到各种真理，例如地球绕着太阳旋转，或者白色不是白的，而是由七种原色合成的，我听得头都昏了！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时而想到约书亚[3]能使太阳停留，时而想到母亲以先知伊利亚的名义否定避雷针，时而想到父亲对我了解的真理漠不关心。可是我的新知识鼓舞着我。我在家里，在马房里像着了魔似的走来走去，宣扬我的真理，为人们的愚昧心惊胆战，痛恨那些认为白色只是白色的人。……不过，这都是小事，都是孩子气的行径。所谓严肃的、成人的热衷是从我进大学开始的。您，小姐，进学校念过书吧？”

“我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城的顿河贵族女子中学里念过书。”

“那么没念过高等学校？这样看来，您不知道学问是什么东西。各种学问，把世界上所有的学问统统算在内，都有一个同样的特点，缺了它，任何学问都会毫无意义，那就是追求真理！每一门学问，哪怕是生药学之类，其目的也不在于追求利益，不在于追求生活上的便利，而在于追求真理。了不起啊！您着手研究某种学问，首先使您震惊的是它的开端。我跟您说吧，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一门学问的开端更吸引人，更宏伟，更震动人，更能使人透不过气来的了。一开头，您刚听过五六堂课，最灿烂的希望就已经使得您精神抖擞，您就觉得自己成为真理的主人了。我呢，就把我自己毫无私心地、满腔热情地献给各种学问，就像献给心爱的女人一样。我成了它们的奴隶，除了它们以外，我不愿意承认另外还有什么太阳。我日日夜夜埋头钻研，死背强记，硬啃书本，见到有人为个人目的利用科学，就痛哭失声。不过我入迷不算久。问题在于每一门学问固然有开端，可是简直没有结尾，犹如循环小数一样。动物学发现三万五千种昆虫，化学发现六十种元素。将来这些数字后边即使加上十个零，动物学和化学离着结束也仍旧会像现在这样遥远，当代的全部科学工作恰好就在于扩大数字。我正是在发现第三万五千零一种昆虫，却没感到满足的时候才领悟这个道理的。是啊，不过我也没有绝望，因为不久就有新的信仰把我抓住了。我一头扎进虚无主义[4]以及它的宣言、黑分派[5]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里去了。我到民间去，在工厂做工，当润滑工人，做纤夫。后来我走遍俄国，阅历了俄国生活，就变成这种生活的热烈崇拜者了。我热爱俄罗斯民族，爱得心都痛了。我热爱而且相信它的上帝、语言、创作。……如此等等。有一个时期我成了斯拉夫派[6]，常写信去打搅阿克萨柯夫[7]。我做过乌克兰派[8]，研究过考古学，收集过民间创作的优秀作品。……我对各种思想、人物、事件、地点都入过迷……一刻也没有间断过！五年前我致力于否定私有财产，我最近的信仰是勿抗恶。”

萨霞断断续续地叹着气，身子开始活动。里哈烈夫站起来，向她那边走去。

“我的好孩子，你想喝茶吗？”他温柔地问道。

“你自己去喝吧！”女孩粗鲁地回答说。

里哈烈夫窘住了，迈着负疚的步伐走回桌旁。

“这样看来，您生活得很快活，”伊洛瓦依斯卡雅说，“有许多事情可以回忆呢。”

“嗯，是啊，在坐着喝茶，有一个好同伴可以谈天的时候，倒是挺快活的，不过您不妨问一声，我为这种快活付出过多大的代价。我的生活称得上丰富多彩，可是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呀？要知道，小姐，我不是像德国哲学博士那样信仰，不是装模作样，我也不是在沙漠里生活，我的每一种信仰都使我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哟。您自己来下断语吧。原先我很富裕，跟我的哥哥一样，可是如今却成了叫花子。在那些昏天黑地的入迷岁月里，我既花光了自己的财产，又花光了妻子的财产，还花掉别人很多钱。现在我四十二岁，老年近在眼前了，我却无家可归，就像黑夜里车队丢下的一条狗。我一生一世从没领略过什么叫安宁。我的灵魂不断地苦恼，我甚至为各种希望痛苦。……我干种种繁重杂乱的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我忍饥受寒，我坐过五次监狱，我步履艰难地走遍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和托博尔斯克省[9]，……回想起来都心痛哟！我生活过，可是在那些昏天黑地的岁月里并没有感觉到我在生活。信不信由您，我记不起随便哪年春天的情景，也从没留意过我的妻子怎样爱我，我的孩子们怎样诞生。我还能给您讲些什么呢？我驱使一切爱我的人遭到不幸。……喏，我的母亲已经为我悲伤了十五年，我那些高傲的弟兄不得不为我痛心，脸红，低头，花钱，到头来痛恨我就跟痛恨毒药一样。”

里哈烈夫站起来，又坐下去。

“如果仅仅是我自己不幸，我倒要感谢上帝了，”他没瞧着伊洛瓦依斯卡雅，继续说，“每逢我想起在那些入迷的岁月我常常做出荒唐的事，背离真理，不公平，残酷，危害别人，我个人的不幸倒显得无足轻重了！那些我应当热爱的人，我常常多么痛恨而且藐视啊，反过来，有些应该痛恨而且藐视的人，我却常常热爱。我变过一千次心。今天我信仰，膜拜，可是明天我却像胆小鬼似的躲开我今天的神和朋友，逃之夭夭，只好忍气吞声地听着人家在背后骂我坏蛋。只有上帝才看见我怎样常常为我的入迷害臊得哭泣，咬我的枕头。我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故意说过谎话，做过坏事，然而我的良心却不清白！小姐，我甚至不能夸口说我的良心没有承担过害死人命的罪孽，因为我的妻子就是看不惯我的胡闹，在我眼前憔悴而死的。是的，我的妻子！您听我说，目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盛行着两种对待女人的态度。有些人测量女人的颅骨，打算证明女人比男人低下。他们寻找女人的缺点，以便嘲笑她们，在她们眼里显出男人高明，为男人的兽性辩护。另一些人却竭尽全力把女人提高到自己水平上来，也就是逼她们背诵三万五千种昆虫，照男人所说和所写的那样说些和写些蠢话。……”

里哈烈夫的脸阴沉下来。

“我告诉您说吧，女人素来是而且将来也还会是男人的奴隶，”他用男低音讲起来，伸出拳头捶一下桌子，“女人是又柔又软的蜡，男人要把她捏成什么样，就总能捏成什么样。主啊，我的上帝，为了男人所热衷的无聊事情，女人往往不惜剪短头发，抛弃家庭，死在异乡啊。……女人为种种思想牺牲自己，可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女人的思想。……舍己为人、忠心耿耿的奴隶！我没量过颅骨的大小，我是根据沉痛辛酸的经验说这种话的。如果我有机会把我所热衷的事情告诉她们，那么就连最高傲、最有主见的女人也会不假思索地跟着我走，问也不问一声，我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我曾经把一个修女改造成虚无主义者，后来我听说，她开枪打死一个宪兵。我的妻子在我漂泊期间一分钟也没离开过我，并且像风向标似的，随着我改变入迷的对象，也改变她的信仰。”

里哈烈夫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至高无上的奴性啊！”他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说，“女人生活的高尚意义恰好就在于此！我跟女人交往的整个时期，在我头脑里积累下种种杂乱无章的印象，可是其中像经筛子筛过那样保留在我记忆里的，却不是思想，不是聪明的话语，不是哲学，而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对命运百依百顺的态度，这种不同凡响的宽恕一切的善心。……”

里哈烈夫握紧拳头，呆望着一个地方出神，脸上现出热烈而紧张的表情，仿佛在推敲每个字眼似的，从咬紧的牙关里吐出他的话来：

“……以及这种……这种宽宏大量的坚忍精神，彻头彻尾的忠诚，心灵的诗。……生活的意义恰好就在于这种毫无怨言的殉道精神，在于这种能把顽石也泡软的眼泪，在于这种宽恕一切的无限热爱，这种热爱给混乱的生活带来光明和温暖。……”

伊洛瓦依斯卡雅慢慢地站起来，往里哈烈夫跟前迈出一步，定睛瞅着他的脸。凭他睫毛上闪着的泪光，凭他颤抖而热烈的声调，凭他脸颊上的红晕，她看得清楚：女人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话题，也不是简单的话题。女人是他新近着迷的对象，或者按他的说法，新的信仰对象！伊洛瓦依斯卡雅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一个着迷的、热烈信仰的人。他不住做手势，眼睛闪闪发光，依她看来，就跟发了狂，着了魔一样，然而他眼睛的光芒、他的话语、他整个魁梧身材的动作，却显得那么优美，她连自己也没理会，竟在他面前站住，像生了根似的，热情洋溢地瞧着他的脸。

“您就拿我的母亲来说吧！”他讲道，向她伸出手去，做出恳求的脸色，“我毒害了她的生活，而且按她的看法，我败坏了里哈烈夫家族的门风，我给她带来了只有最恶毒的敌人才能带来的那么多祸害，可是，怎么样呢？我的弟兄常给她几个小钱供她在教堂里买圣饼，做祈祷用，她呢，却按捺住她的宗教感情，把那些钱攒起来，悄悄地打发人送给她那不成器的格利果利！单是这件小事就远比一切理论、聪明的话语、三万五千种昆虫更强有力地教育和提高人的灵魂！这样的例子我可以给您举一千个。喏，就拿您来说！外边是暴风雪，黑夜，您呢，却坐着雪橇赶到您哥哥和父亲那边去，为的是在节日用您的照拂使他们感到温暖，其实，说不定，他们并没想念您，把您忘记了。您等着瞧吧，您爱上一个人，就会跟着他到北极去。您会去的，不是吗？”

“是的，如果……我爱他的话。”

“说的就是啊！”里哈烈夫高兴地说，甚至顿一下脚，“真的，我跟您认识，高兴极了！我的命运太好，我总是遇见好人。不论哪一天我都能结识这种人，为这种人我简直甘愿献出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好人远比坏人多。您看怪不怪，我和您已经开诚相见，掏出心来谈话了，就跟相识了一百年似的。我跟您说吧，有的时候一个人克制自己十年之久，沉默寡言，不愿意向朋友和妻子倾吐衷曲，可是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却把心里的话都对他倒出来了。我还只是第一次荣幸地跟您见面，可是我却直言不讳地向您讲出我心底里的话，在这以前，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是什么缘故呢？”

里哈烈夫搓着手，快活地微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讲起女人。这当儿教堂里打起钟来，召人去做晨祷。

“主啊！”萨霞哭起来，“他说个没完，不容人睡觉！”

“啊，对了！”里哈烈夫醒悟过来说，“这怪我不好，小乖乖。你睡吧，睡吧。……除了她，我还有两个男孩，”他小声说，“他们，小姐，都在伯父家里住着，这一个呢，缺了父亲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她难过，抱怨，可是缠住我不放，就跟苍蝇见了蜜似的。我，小姐，唠叨得太多，恐怕您也该休息了。我给您铺床，可以吗？”

他没等她许可，就把那件湿外套抖搂一下，在长凳上铺开，毛皮朝上，然后把丢在那里的披巾和头巾收集在一处，把大衣卷成筒状，当作枕头。他默默地做着这些事，脸上现出卑顺的崇敬神情，倒好像他手里摆弄的不是女人的衣物，而是圣器的碎片似的。他全身露出负疚而困窘的神态，仿佛他在一个弱女子面前为他的身量和力气觉得难为情似的。……

等到伊洛瓦依斯卡雅躺下，他就熄掉蜡烛，在火炉旁边的矮凳上坐下。

“是啊，小姐，”他小声说，点上一支粗纸烟，把烟雾喷到火炉里，“大自然赐给俄国人异乎寻常的信仰能力、追根究底的智慧、苦思冥想的才能，然而这些东西一碰到闲散、懒惰以及轻率的幻想，就都粉碎了。……真的，小姐。……”

伊洛瓦依斯卡雅惊奇地瞅着黑暗，只看得见圣像上面的一块红光和里哈烈夫脸上闪烁着的炉中火光。黑暗、钟声、风雪的怒号、瘸腿的学徒、抱怨的萨霞、不幸的里哈烈夫以及他那番话，统统混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印象，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在她心目中显得光怪陆离，充满奇迹和魅力。刚才听到的一番话还在她耳朵里响着，人类的生活，依她看来，就跟一篇优美的、饶有诗意的、没有结局的神话似的。

庞大的印象越变越大，使得她的知觉越来越模糊，终于把她送进了睡乡。伊洛瓦依斯卡雅睡着了，不过仍旧看见长明灯和大鼻子，一块红光在那鼻子上跳动。

她听见哭声。

“亲爱的爸爸，”孩子的声音温柔地恳求说，“我们回到伯父家里去吧！那儿有圣诞树！斯捷巴和柯里亚也在那儿呢！”

“我的小乖乖，我有什么办法呢？”男人用男低音柔声劝说道，“你要明白我的话才好！是啊，要明白才好！”

孩子的哭声外，又添上了男人的哭声。在风雪的怒号声中，这种人类悲伤的声音飘进姑娘的耳朵里，像是富于人情味的美妙音乐，使她听得心醉神迷，禁不住也哭了。随后她听见那巨大乌黑的阴影悄悄走到她跟前来，拾起掉下地的披巾，盖在她的腿上。

后来，有一种奇怪的喊叫声把伊洛瓦依斯卡雅惊醒了。她跳起来，惊奇地看一下周围。窗子有半截埋在雪里，蓝色的曙光隔着窗子照进来。房间里满是灰白色的昏光，从中清楚地显出火炉、睡熟的女孩、纳斯尔-厄丁的轮廓。火炉和长明灯都熄了。从敞开的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小饭铺的大房间以及那儿的柜台和桌子。有一个人，长着一张呆板的、茨冈人的脸，站在大房间中央，睁着惊讶的眼睛，脚下是一摊溶化的雪水，手拿一根木杖，上边有一颗大红星。一群小男孩在他四周站着，纹丝不动，像是些塑像，身上沾满雪。星光照透红纸，染红了他们的湿脸。这群人扯开嗓子唱歌，歌声杂乱，伊洛瓦依斯卡雅只听清其中的一段歌词：

喂，你啊，年轻的后生，

拿起你的利刃，

我们要杀死，杀死那犹太人，

那可悲的子孙。……

里哈烈夫在柜台旁边站着，动情地瞧着那些歌手，微微顿着脚打拍子。他看见伊洛瓦依斯卡雅，就满面笑容，走到她跟前。她也微笑。

“过节好！”他说，“我看见您睡得挺香。”

伊洛瓦依斯卡雅瞧着他，没有说话，仍旧微笑。

经过昨晚的谈话后，他在她的眼里就不再是高身量，宽肩膀，却显得矮小了，犹如一艘极大的轮船在我们听说它漂洋过海以后，就显得小了一样。

“好，现在我该上路了，”她说，“应当穿外衣了。那么请您告诉我，您现在要到哪儿去？”

“我？先到克里努希基火车站，坐火车到谢尔吉耶沃，再从谢尔吉耶沃坐马车，走四十俄里，到一个煤矿去，那是一个蠢货，沙希科夫斯基将军的产业。我的弟兄们给我在那儿谋到了总管的职位。……我要去挖煤了。”

“请您容我说一句，我知道这个矿场。沙希科夫斯基就是我的舅舅。可是……您到那儿去干什么？”伊洛瓦依斯卡雅问道，惊讶地瞅着里哈烈夫。

“去做总管。管理矿场。”

“我不明白！”伊洛瓦依斯卡雅耸着肩膀说，“您要到矿上去。可是要知道，那儿是光秃秃的草原，没有人烟，乏味极了，您连一天也待不下去！煤质很差，谁也不买，而且我舅舅是个狂徒，暴君，破了产。……您连薪水都会拿不到！”

“那也没关系，”里哈烈夫不在乎地说，“能到矿上工作，也就该谢天谢地了。”

伊洛瓦依斯卡雅耸着肩膀，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她说，她的手指在她的脸前晃动，“这不行，而且……而且这是胡来。您要明白，这……这比流放都不如，那是一座埋葬活人的坟墓呀！唉，主啊，”她激昂地说着，走到里哈烈夫跟前，在他笑吟吟的脸前晃动手指头，她的上嘴唇发颤，她那尖脸惨白，“喏，您设想一下光秃秃的草原和孤独吧。在那儿，要谈话都找不到人，而您却对女人入了迷！矿场和女人可是两不相干的！”

伊洛瓦依斯卡雅忽然为她的激昂害臊，就转过身离开里哈烈夫，走到窗子跟前。

“不行，不行，您不能到那儿去！”她说着，伸出手指在窗玻璃上很快地划来划去。

她不但凭她的灵魂，甚至也凭她的后背，领会到她身后站着一个无限不幸、走投无路、被大家所抛弃的人；他呢，仿佛没有感到他的不幸，仿佛昨夜哭泣的不是他似的，眼睛瞧着她，温和地微笑。他还不如继续哭泣的好！她激动得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次，然后在墙角边站住，沉思不语。里哈烈夫在说话，可是她没听见。她背对着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在手里揉搓很久，回头看一眼里哈烈夫，却涨红脸，把那张钞票塞到他的衣袋里去了。

门外响起了马车夫的说话声。伊洛瓦依斯卡雅一言不发，带着聚精会神的严峻脸色开始穿外衣。里哈烈夫帮她穿，快活地唠叨着，可是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重担那样压在她的心上。听不幸的人或者垂危的人说俏皮话，是不会让人高兴的。

等到活人终于变成不定型的包袱，伊洛瓦依斯卡雅就最后看一眼“客房”，沉默地站一会儿，慢腾腾地走出去。里哈烈夫也出去送她。……

外边，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缘故，冬季仍然在逞威。软绵绵的大雪片像整团整团的白云，在地面上旋转，无休无止，总也找不到安身之处。马匹、雪橇、树木、拴在木柱上的公牛，都是白的，仿佛生了一身柔软的绒毛。

“好，求上帝保佑您，”里哈烈夫把伊洛瓦依斯卡雅搀上雪橇，喃喃地说，“别记住我的坏处。……”

伊洛瓦依斯卡雅没有开口。等到雪橇开动，绕过大雪堆走去，她却回过头来看一眼里哈烈夫，露出那么一种神情，好像有话要跟他说。那一个就跑到她跟前去，可是她什么话也没说，光是隔着长睫毛看他一眼，睫毛上挂着细小的雪花。……

不知是他那敏感的灵魂果真能够领会这种目光呢，还是他的想象力也许欺骗了他，总之他忽然觉得，只要再说上两三句优美而有力量的话，那个姑娘就会体谅他的失意、苍老、苦难，不假思索地跟着他走去，问也不问一声。他伫立很久，就像在地里生了根一样，瞧着雪橇的滑木留下的痕迹。雪花纷纷落到他的头发、胡子、肩膀上来。……不久，滑木的痕迹消失了，他本人浑身是雪，看上去像是白皑皑的悬崖，可是他的眼睛仍然在雪片的云雾里寻找什么东西。

[1]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篇《悬崖》中的头两行。——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3] 据《圣经》传说，约书亚是继摩西之后的犹太人的首领。《旧约·约书亚记》载：约书亚之所以能战胜敌人，是因为他能使整个自然界都受他的支配，他能叫河流停止流动，太阳停留……

[4] 指俄国民粹派革命运动。

[5] 俄国1879年从“土地与自由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民粹派组织。

[6] 俄国19世纪40和50年代的一种社会思想流派，主张俄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公社、正教、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结合”。

[7] 指康·谢·阿克萨柯夫（1817—1860），俄国斯拉夫派的领袖。他的弟弟伊·谢·阿克萨柯夫（1823—1886）和他持同样观点。

[8] 俄国19世纪在乌克兰发生的民族运动，宣扬保存和发展乌克兰民族的语言、文学、文化的独特性。

[9] 指流放到遥远地区。

就是她！

“您给我们讲点什么吧，彼得·伊凡诺维奇！”姑娘们说。

上校捻着他的白唇髭，清一下喉咙，开口说：

“那是一八四三年，我们的兵团驻扎在倩斯多霍夫城附近。应当对你们说明一下，我的小姐们，那年冬天冷得厉害，没有一天哨兵们不把鼻子冻坏，大风雪不把道路堵死的。凛冽的严寒十月底就开始了，一直闹到四月间。那时候，应当对你们说明一下，我可不是现在这样，活像一根熏黑的旧烟管，而是个翩翩佳公子，你们可以想象出来，脸皮白里透红，一句话，是个美男子。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跟孔雀一样，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捻着唇髭，天下再也没有一个准尉像我这么神气。往往，只要我巴一下眼睛，磕一下马刺，捻一下唇髭，就连顶高傲的美人也会变成俯首帖耳的羔羊。那时候我爱追女人不亚于蜘蛛爱捉苍蝇，现在，我的小姐们，如果我把当初搂住我脖子的波兰女人和犹太女人一个个举出来，那我敢向你们保证，数学里的数目字还不够用哟。……此外你们还要注意：我当时做团里的副官，擅长跳玛祖卡舞，又娶了个千娇百媚的女人，主让她的灵魂安息吧[1]。至于我当时是个什么样的调皮鬼，怎样天不怕地不怕，那你们简直没法想象。如果县里闹出什么恋爱纠纷，如果有谁扯掉犹太人的长鬓发，或者打波兰小贵族的嘴巴，那大家心里有数：这个人一准是维威尔托夫少尉。

“我做了副官，就有机会在县里各处奔走。我时而骑马去买燕麦或者干草，时而把有毛病的马卖给犹太人和波兰地主，不过，我的小姐们，最经常的却是装着出差，去赴波兰小姐的幽会，或者到有钱的地主家里去打纸牌。……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那是在圣诞节前夜，我坐着雪橇从倩斯多霍夫城到谢威尔吉村去，是上边派我去出差的。那天气，我跟你们说吧，可叫人受不了。……严寒不住逞威，把树木冻得噼啪地响，连马都咔咔地咳嗽，不出半个钟头，我和我的车夫都变成冰柱了。……光是严寒，不管怎样，总还可以对付，可是你们猜怎么着，半路上忽然起了暴风雪。白茫茫的大雪落下来，在空中打转盘旋，就像晨祷前的魔鬼，风哀叫起来，仿佛它的妻子被人夺走了似的。道路不见了。……不出十分钟，我、车夫、马都浑身是雪。

“‘长官，咱们迷路了！’车夫说。

“‘哎，见你的鬼！你这个笨蛋，长着眼睛干什么用的？好，一直往前走，也许会碰上一户人家！’

“好，我们走啊走的，转过来转过去，照这样熬到半夜，我们的马才停在一个庄园的大门口不走了，据我现在记得，那是有钱的波兰人包亚德洛夫斯基伯爵的家。我对波兰人和犹太人一概不感兴趣，不过也得说句实话，波兰小贵族倒都是好客的人，而且再也没有比波兰小姐更热情的女人了。……

“我们给让进去了。……当时包亚德洛夫斯基伯爵本人住在巴黎，我们是由他的总管，波兰人卡齐米尔·哈普青斯基接待的。我现在记得，还没有过完一个钟头，我就已经坐在总管的厢房里，跟他妻子有说有笑，喝酒打牌了。我赢了五个金币，灌足了酒，就告个罪，说要睡了。厢房里没处可住，我就给领到伯爵府邸的正房去了。

“‘您不怕鬼吧？’总管把我领进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问道。隔壁是一个又冷又黑的空荡荡的大厅。

“‘莫非这儿有鬼？’我问道，听见我的话语和脚步引起低沉的回声。

“‘我不知道，’波兰人笑着说，‘不过我觉得，这倒是个极其适合妖魔鬼怪流连的地方。’

“我痛饮了一番，已经酩酊大醉，可是，老实说，我一听见这话，却浑身发凉。见它的鬼，看见什么都不要紧，可就是别看见鬼啊！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脱掉衣服躺下。……我的蜡烛微微照亮四壁，你们猜怎么着，墙上满是祖宗的肖像画，一张比一张吓人，另外还挂着古代的兵器、猎人的角笛以及其他奇形怪状的东西。……四下里一片寂静，就跟坟墓里一样，只是隔壁的大厅里有老鼠沙沙地响，家具发出干裂声。窗外正在闹得天翻地覆。……风不知在为谁唱挽歌，树木哭啊叫的，纷纷弯下腰去。不知什么鬼东西，大概是百叶窗吧，吱哩吱哩地哀叫，拍打窗框。除此以外，又加上我头晕，晕得天旋地转。……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我的床在整个空房里飞翔，跟魔鬼玩跳背游戏。为了减轻我的恐惧，我头一件事就是把蜡烛熄掉，因为空荡荡的房间在亮光下远比在黑暗里可怕。……”

三个姑娘本来在听上校讲话，这时候就向讲话人身边凑近点，定睛瞧着他。

“是啊，”上校继续说，“尽管我极力想睡着，我的睡意却消散了。我时而觉得有贼爬进窗来，时而又听见不知什么人在悄悄说话，时而好像有谁拍我的肩膀，总之我疑神疑鬼，这种情形是大凡神经曾经特别紧张过的人都熟悉的。不过，你们再也料不到，在种种可怕的幻影和乱糟糟的声音当中，我却清楚地听见另一种声音，好像有人穿着拖鞋在走路，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我仔细一听，你们猜怎么样？我听见有人走到我的房门跟前来了，这人嗽一嗽喉咙，推开了门。……

“‘谁啊？’我问，坐起来。

“‘是我……你别怕！’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

“我往门口走去。……过了几秒钟，我就觉得有两条女人的胳膊，像鸭绒那么软，搭在我的肩膀上了。

“‘我爱你……我把你看得比生命都宝贵哟。’女人的清脆的声音说。

“火热的呼吸扑到我脸上来。……我忘却风雪，忘却魔鬼，忘却世上的一切，伸出胳膊去搂住她的腰……那是什么样的腰啊！像那样的腰，大自然是不会轻易做出来的，至多十年一次。……细得就像是由旋工旋出来的，热乎乎，轻飘飘，活像婴儿的呼吸！我情不自禁，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我们的嘴合在一起，热烈而长久地吻着……我凭全世界所有的女人向你们起誓，我到死也忘不了这一吻。”

上校停住嘴，喝下半杯水，压低喉咙继续说：

“第二天我看一眼窗外，瞧见风雪越发大了。……要赶路根本不行。我只好在总管家里坐一整天，打牌，喝酒。傍晚我又到空房子里去，午夜一到，我又搂住那熟悉的腰，……是啊，小姐们，要不是有这种爱情，那一次我就会活活闷死。也许我只能死命灌酒了。”

上校叹口气，站起来，沉默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可是……后来怎么样呢？”一个小姐等得着急，屏住呼吸问道。

“没有什么了。第二天我就上路了。”

“可是……那个女人是谁呢？”小姐们迟疑地问道。

“这很清楚！”

“一点也不清楚啊。……”

“就是我的妻子呗！”

三个小姐一齐跳起来，仿佛被蛇咬了一口似的。

“这话……怎么讲？”她们问道。

“唉，主啊，这有什么不好懂的呢？”上校烦恼地说，耸了耸肩膀，“是啊，我好像说得够清楚了！我是跟妻子一块儿到谢威尔吉村去的。……她也住在那所空房里，在我的隔壁房间里过夜。……很清楚嘛！”

“哦……”小姐们说着，失望地垂下胳膊，“故事的开头倒挺好，可是结尾，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妻子。……对不起，这简直没趣味，而且……一点道理也没有。”

“奇怪！这样看来，你们希望那个人不是我合法的妻子，而是另一个女人！唉，这些小姐啊，小姐啊！如果你们现在这样看问题，将来出嫁后会怎么样呢？”

小姐们窘住，开不得口了。她们一肚子闷气，皱起眉头，大失所望，开始大声打呵欠。……在晚饭席上，她们什么也不吃，只顾把面包屑搓成小圆球，沉默不语。

“不，这简直……不近人情！”有一个小姐忍不住说，“既然结尾是这样，那又何必讲呢？这个故事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甚至莫名其妙！”

“开头倒还引人入胜，不料……一下子就完了……”另一个补充说，“这纯粹是耍弄人。

“得了，得了，得了……我刚才是开玩笑……”上校说，“别生气了，小姐们，我刚才是开玩笑。那个人不是我的妻子，她是总管的妻子。……”

“真的吗？！”

小姐们忽然高兴起来，眼睛闪闪发光。……她们凑近上校，给他斟上葡萄酒，纷纷对他提出问题。烦闷消散了，就连晚饭也很快就吃完，因为小姐们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了。

[1] 意谓她现在已经死了。

题解

《复活节之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三日《新时报》第三六三六号上。

该小说经作者略加改动（只删去一句），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在昏暗中》，一八八七年彼得堡版，此后自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该小说集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未再改动。一八九八年莫斯科识字协会征得作者同意，将该小说印成单行本。

后来，该小说未加更改，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有一个与契诃夫同时代的人在文章中引用俄国诗人普列谢耶夫的话，当时普列谢耶夫刚读完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我读着这本小书，眼前就隐隐现出屠格涅夫的影子。也是那样恬静的诗的语言，也是那样美妙的景物描写……”而且普列谢耶夫特别喜欢小说《复活节之夜》（请参看德利津著《复兴（契诃夫及其剧作）》，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巴黎版）。

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一八八八年《北方导报》杂志第十一期上发表文章，评论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一八八七年版）和《故事集》（一八八八年版）时，指出小说《复活节之夜》的文笔近似屠格涅夫和波德莱尔[1]的散文诗，他把修士尼古拉这一形象归入契诃夫的小说《在路上》中里哈烈夫那类失意人之列。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中，针对这种评论说：“梅列日科夫斯基把我那个写赞美歌的修士说成失意的人。然而他怎么会是失意的人呢？求上帝让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生活才好：又信仰上帝，又有吃有喝，又会写东西。……把人分成得意的人和失意的人，只不过是用先入为主的狭隘观点来看人的性格罢了。……”

《太太们》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十六期上，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删去副标题，作了大量文字上的修改，并更动小说结尾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叶连娜·叶果罗芙娜取消。未经修改前，小说中写到国民学校督学官傍晚常到那个女人家里去“让他的灵魂休息一下”，她也替波尔祖兴说情，要求督学官给他那个职位。

该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时，其结尾不是这样。在“他想对教员道歉，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对教员说一遍”后面，小说原是这样结束的：“可是他缺乏勇气对他的下属开诚相见。……他只好说假话，说个没完……到后来，连头发根都羞红，舌头也不灵便，像醉汉一样了”。契诃夫修改时，将小说结尾改成主人公突然大发脾气，意在突出那个文官的软弱，他无力招架那些“有势力的太太”，感到自己有错处，因此才把怒火发泄在毫无过失的教员身上。

托尔斯泰认为《太太们》是契诃夫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中《假面》的题解）。

《强烈的感受》

本篇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一〇七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契诃夫将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和增删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删除了人物对话中的粗俗的俚语，例如将“朝自己的脑袋瓜放一枪”改为“对自己放一枪”，将“迷上了”改为“爱上了”等。大部分的修改集中在用简洁的描写替换冗长的描写。例如，原来的小说开端，胖子讲到他父亲怎样嘲笑他，他怎样在未婚妻家里流连忘返，度过一个个白昼和傍晚，讲到“跟民事执行吏谈话都比跟幸福的凡人聊天愉快得多”，所有这些经作者改成一句话：“幸福的人是最讨厌和最乏味的人”。律师的谈话作过大量的修改。

契诃夫对该小说的结尾也作了修改，从“有些什么样的幻想钻进他脑子里去？”到最后一句是新添的，借以使在拘留所过夜的罪犯的心境同胖子的“强烈的感受”形成更为鲜明的对比。

《熟识的男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三日《花絮》杂志第十八期上，原题名是《有点疼痛》，并有副标题《街头的事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每日新闻报》第一六九号转载该小说，有删节，无署名，但说明原载于《花絮》杂志。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删去副标题，更换题名，作了大量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更动牙科医生的姓氏（他原姓施泰因芬克尔），仔细校改全文，删去几句话，特别是改动结尾。例如本文第一段，在“怎么办呢？”之前，删掉了如下的几句：“为了打扮停当，走进‘文艺复兴’的门，她首先至少得有二十到二十五卢布才成，可是现在，除了她身上穿的旧衣衫和一枚质地很差的绿松石戒指以外，她就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在小说中部，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扩大了。原文：“‘叫花子……叫花子！’她瞧着镜子里的影子，暗想，‘寒碜极了！好，我要走到他那儿去，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给我钱！叫他拿出钱来！’”契诃夫把它改为：“万达暗自奇怪：一旦她穿戴得不体面，类似女缝工或者洗衣女工，她就自惭形秽，再也没有那种狂气，那种大胆，而且她私心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万达，而是从前的娜斯达霞·卡纳甫金娜了。……”

该小说的题材多多少少与俄国作家比里宾向契诃夫提供的题材有关，一八八六年四月六日，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应该描写一个正派人，落了魄，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借点钱用。看来，这有什么可羞愧的呢？可是他总也说不出口，老是谈别的，结果没提借钱的事就走掉了。”

《幸福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五日《彼得堡报》第一二一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契诃夫将该小说删去副标题，并稍作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一八八七年莫斯科版。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事前作过文字上的一些修改，删掉若干句子，改动某些文字，例如将“新郎瞪大眼睛说”改为“新郎诧异地说”，将“蜷起身子，像是一条蛇，让人踩住了尾巴似的”改为“蜷起身子，好像有谁踩痛了他的鸡眼似的”。

《枢密顾问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六日《新时报》第三六五七号上。

契诃夫将该小说略作删削后，收入他的《故事集》，一八八八年彼得堡版，此后该书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该小说未再作改动。契诃夫删削了一系列细节，特别是删去了斯皮利东给波别季姆斯基量尺寸的场面中的一个细节：“……大家简直不明白他有什么必要从波别季姆斯基劈开的两条腿之间两次爬过去，就跟爬过大门似的。”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再稍作修改和增补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例如在小说原文中，枢密顾问官到达庄园时“穿一身茧绸衣服”，经作者改为“穿一身白绸衣服”。

《城外一日》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九日《彼得堡报》第一三五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在别墅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闹钟》杂志第二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未作改动，转载在《意外的礼物》（《闹钟》杂志纪念专刊）上，莫斯科版，附有编者按语：“兹征得文集的作者契诃夫及出版人玛尔克斯[2]同意，转载于此。”虽然契诃夫确实允许过该小说转载，可是纪念专刊的出版却引起契诃夫的不满，因为事先编辑部未将该小说校样寄给契诃夫，显然契诃夫原打算按他的习惯在校样上进行修改；再者，编者按语中没有指出《在别墅里》是他旧日的作品。他也不喜欢那编者按语（请参看曾担任过《闹钟》杂志编辑部秘书的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十二月十二日写给契诃夫的信）。

《闲》

别墅里的爱情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一四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生活的烦闷》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新时报》第三六八二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一日俄国作家比里宾写信给契诃夫说：“《生活的烦闷》是个精彩的作品。我认为老人们看了这个作品是会不舒服的。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很强烈。”

《爱情和低音提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七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三期上，有副标题《别墅区的幻梦剧》，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契诃夫删去副标题，并略加修改后，收入契诃夫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契诃夫对原文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例如拉凯伊奇的谈话中“狂想曲也一气奏完”这一句改为“狂想曲他也拉”。在小说的情节方面，作者改动了一个细节：公爵小姐被盗的本来只有她的外衣和皮鞋，可是经过修改后，她的内衣也被盗走了。

《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六月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一六二号《短文》栏内，有副标题《别墅住客的故事》，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二卷。契诃夫在修改中特别注意景物描写，极力将这种描写改得简洁而富有表现力。例如小说原文“……杨树后面，仿佛有个布景师作过安排似的，有一条河像乌黑的钢那样闪闪发光。过了不大的工夫，我的面前便展现出一幅华丽的画面”，后来作者改为“……杨树后面有一条河闪闪发光。我的面前，突然间，仿佛有谁施了魔法似的，展开一幅瑰丽的画面”。

《药房老板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契诃夫修改时，删去第一句“夜间一点钟”，把药剂师的姓特拉赫千堡改为切尔诺莫尔吉克，仔细修改全文，进行一系列删削和改动，补充小说结尾。

军医官和中尉谈话的语气改得温和了，例如“有药房的臭气”改为“有药房的气味”，“这个调皮的娘们儿，有股撩人的劲儿。她那口牙真好看。……”则被删掉。

契诃夫所做的最重大的增补在于突出药房老板娘的形象特征，例如，原文平淡无奇地写她“……去开门”，改为“……赶紧走到门口去开门，她再也不感到无聊，再也不觉得烦恼，再也不想哭了，只是她的心跳得厉害”。

小说结尾，自“‘我多么不幸啊！’”起，是添写的，意在描绘那个注定要过难受而单调的生活的孤独女人所感到的苦恼。

《多余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彼得堡报》第一六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契诃夫将该小说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一八八七年莫斯科版。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又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更换男主人公的姓（他原姓扎依采夫[3]）和小火车站的名字（它原叫希洛沃[4]），并大加删削，特别是删去男主人公话语中怪诞可笑的成分，例如“您相信不？我成了疯子！……您不相信？有些时候我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跑到那个墙角，像公鸡那么啼叫。难道这不是发疯？这使您发笑，可是我向您担保，我自己却丝毫也不觉得可笑”。在娜杰日达·斯捷潘诺芙娜讲的话里，作者改换了业余演出的剧本的名字（原先是《贵族人家的丑闻》和《莫契亚》）。

《终身大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歌女》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七月五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七期上，原题名是《卖唱的》，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经作者修改后，转载在彼得堡“媒介出版社”印行的科学和文学的集子《行程》里，该书的收入是用以资助贫困移民赈济协会的。

契诃夫在修改时，更换题名，删去原文的第一句话：“叶尔莫拉耶夫的‘俄罗斯歌咏团’中女高音领唱人巴霞·席席科娃家里出了这样一件事”。小说中原来提到过柯尔巴科夫的职业（小说原文指明他担任民事执行吏），后来，契诃夫把这一点删掉了，并仔细修改了全文。经过修改后，该小说的含意和整个调子就都变了：本来是一个品行轻浮的女人的生活插曲，写得幽默，带点戏谑的色彩，如今却成了用一种不时显得忧郁的抒情笔调描写一个人如何备受压迫，遭到深深的侮辱。小说的结尾改动很大。原文的结尾只有一句叙事性质的话：“……这以后，巴霞再也没有见到他。”契诃夫修改时，重写了结尾：“巴霞躺下来，开始放声痛哭。她已经舍不得一时赌气拿出去的那许多东西，她感到委屈。她想起三年前有个商人无缘无故地把她打一顿，就哭得越发响了。天黑下来了，她就洗把脸，点上蜡烛，然后站在镜子跟前，久久地把额前的头发往上撩。可是那绺头发不听话。”此外，契诃夫还增补了不少文句，借以更深地揭示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这一次，契诃夫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并把上次改写过的小说结尾的最后两句话删掉。

托尔斯泰认为《歌女》是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中《假面》的题解）。

《教师》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新时报》第三七二三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该小说经契诃夫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契诃夫修改时，取消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即绥索耶夫的助手，教士的儿子卡姆察特斯基，更换工厂主的姓氏（该工厂在原文中叫做“卡林金父子工厂”）和绥索耶夫所喜爱的学生的姓氏（他原姓“巴巴金”），减少绥索耶夫的工资（原为七百五十卢布）。

契诃夫还仔细地修改小说全文，主要是涉及勃鲁尼的形象。原文中是这样描写勃鲁尼在宴会上忙忙碌碌的情景的：“他不住斟酒，往盆子里添菜，千方百计讨好客人，逗他们发笑，表示他的友好心情，像狗那样跟他们亲热：他拍他们的肩膀，瞧他们的眼睛，嘻嘻地笑，搓手……”契诃夫把狗的比喻移到句尾，添上“善良的”几个字（“一句话，像善良的狗那么亲热”），这就给全句添了柔和的色彩。小说结尾原有绥索耶夫和里雅普诺夫的一段谈话，揭露勃鲁尼的伪善，被作者删掉了。

一八八六年八月四日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新时报》上那篇关于教师的小说，从艺术上来看，是精彩的，不过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很沉重。”

《不安分的客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一九〇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经契诃夫改动若干标点符号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彼得堡版，此后该书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罕见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九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九期上，署名“鲁威尔”。

《旁人的灾难》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二〇四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你和您》

一场小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四日《彼得堡报》第二一一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丈夫》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八月九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二期上，原题名是《税务官》，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八年，该小说在修改和增补后，转载在《万人杂志》第十二期上。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更换题名，改动某些浮夸的言词，例如将“在城里东奔西窜”改为“跑遍全城”，并更换军官的姓氏，在原文中，这个军官姓巴巴希金。契诃夫为了加深男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而略加增补。例如，契诃夫增写了税务官的过去：“当初他念过大学，读过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时常唱歌，可是现在他只说自己是八等文官，别的一概不提了。”在小说结尾，契诃夫还添写了男主人公对生活的不满：从“同时却又觉得还缺点什么”起，到“啊，那是多么可怕！”止。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比里宾读了这篇发表在《花絮》上的小说后，于一八八六年八月十一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提到他读后的印象说：这篇小说“写得很不错”。

《不幸》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十六日《新时报》第三七五八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删削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该书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删去伊林几句反驳的话，特别是删去了他对索菲雅·彼得罗芙娜所说的话：“叫他见鬼去吧！我们一辈子只干一回错事！管它呢！一辈子只干一回就是！”

后来，该小说经契诃夫再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此外，契诃夫也有所删削，例如原文“随后她懒散地站起来，像两条后腿夹伤的狗似的慢慢走到寝室去”，经契诃夫删改成“随后她懒散地站起来，慢慢走到寝室去”。

该小说引起了不同看法。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认为该小说只是“叫爱情那寓有诗意的一面见鬼去吧”这一想法的艺术辩解而已。可是俄国著名作家格利戈罗维奇的想法恰好相反，他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小说《不幸》、《薇罗琪卡》、《在家里》、《在路上》向我说明我早已熟知的事情，也就是说，您的眼界巧妙地抓住了以极其细腻隐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爱情这个主题。”

比里宾的上述那封信还指出该小说的个别缺点：“……那个丈夫给写得漫画化了（他垂下两条腿，对直认不讳的妻子谆谆教诲一番），伊林起初讲的那些话是相当陈腐的（尖刻的批评），总之，男主人公根本没有像您事先对我说的那样引起我的喜爱。”契诃夫写给比里宾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契诃夫考虑到伊林反驳的话落入俗套，就把它删掉，这在上文已经讲过了。

《粉红色长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十六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收到该小说原稿后，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十二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很喜欢这篇小说，为此我在小说结尾添写了几行，越发加强了小说留下的印象。”该小说发表的时候，篇尾添了列依金加上的几行：“‘可是不，我不去。要谈学问上的事，不妨找男人谈呀，’他终于作出了决定。”

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明了他对列依金的增补的意见：“您加长了《粉红色长袜》的结尾。多添一行，就多得八戈比的稿酬，这我倒不反对，然而依我看来，结尾添上‘男人’却不合适。……小说里讲的纯粹是女人的问题。……”

该小说这次发表时，删去了列依金在篇尾所作的增补。

《受苦受难的女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二二五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作过修改和文字上的润色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契诃夫修改时，更换了女主人公的姓氏（她原姓库德里亚甫采娃），加强她丈夫的上司的讲话口气。

在小说原文里，瓦夏为他妻子表演犹太人生活场面的时候，还讲了他同事的坏话。

该小说开端，描写女主人公的词句原是“……是个年轻而又活泼的太太，有一个丈夫和二十多个崇拜者”。

《头等客车乘客》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新时报》第三七六五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删削和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那本在彼得堡印行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此后，自一八九二年起到一八九九年《形形色色的故事》印行第三版到第十四版时，一直把这篇小说收入该书。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再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删去某些自然主义的细节描写，例如描写歌女时，删去“她的漂亮无非在于有个好看的脖子和两条肥腿而已”，描写戴高礼帽的人时，删去“……露出流口水的下巴”，等等。

《天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六日《花絮》杂志第三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加以删削，并作过文字上的大量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删去女房东的姓氏（本来写明她姓席耳金娜）。在小说原文中，绘画工作者柯斯特列夫讲到他拟定的绘画计划时，把自己比做谢米拉德斯基[5]。他讲完话后，有一段文字被契诃夫删掉了：“凶狠的批评开始了。三个人争先恐后，一齐向喝了酒的席耳金娜说明，俄国绘画正在蓬勃发展，可是有才能的人都离开了正路：希什金[6]专画植物，库因吉③着意渲染而牺牲真实，一个马科夫斯基④热衷于漫画，另一个马科夫斯基⑤专画自己的妻子，列宾⑥把现实主义搞得过头了，等等。评判委员会在评判参加巡回展览的画时，态度不公平，观众什么也不懂，等等。这三个绘画工作者信口批评，不住地灌酒，只有鞋匠和画家才能喝得那么多。”

契诃夫对小说有所删削，以减轻对叶果尔·萨维奇的性格描写的讽刺口吻。在小说原文中，叶果尔·萨维奇心情郁闷，因为“谁也不了解他，而且他没有地方可以工作”；他喝啤酒，“仿佛这样做算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恩赐似的”，等等。

该小说的题材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契诃夫对他哥哥尼古拉的生活及其四周的人的观察。尼古拉是个有才能的画家，可是生活散漫。契诃夫在一八八六年三月写给尼古拉的一封信上讲到他对这种生活的态度。

《食客》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八日《彼得堡报》第二四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于一八八七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加以删削后，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此后该书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三版至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媒介出版社”印行一本小说集，内有该小说和俄国作家玛明-西比里亚克的小说《三个朋友》。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删去了作者对读者所讲的一段话：“读者诸君，一个人到了孤苦多病的老年，晚上睡不好，周身酸痛，内心感到秋天的寒意，那么临到早晨醒来，就会感到烦闷。”契诃夫还删去许多譬喻和形容词，例如原文开端，描写左托夫说，他“像空中的月亮那样衰迈而孤单”，该小说收入集子时，契诃夫把这个譬喻删掉了。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再加删削，并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为该小说收入文集而继续进行修改。例如“……促使他进行脑力活动”改为“……促使他思考”，等等。

《男一号》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修改，并作文字上的润色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在该小说原文中，男主人公是双姓：“波德查罗夫-包尔达伊斯基”，克里莫夫不是图拉省地主，而是退役的军官。此外，契诃夫修改时，把波德查罗夫说的话改得更加装腔作势，特别是在他的话里有好几处插进一句法国话：“Parole d'honneur”（意思是“说实话”），等等。

《在黑暗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二五三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摘自夏季的回忆》，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稍加删削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契诃夫删削该小说时，除去了某些无助于直接表现小说主题的细节，例如彼拉盖雅原在一个商人家里帮过工，她描写商人的性格说，“他喝多了酒，动不动就胡闹”，等等。契诃夫为了使加京的说话口气缓和些，就删去了他对妻子说的话：“喂，躺下，睡你的觉。……”

该小说由契诃夫再加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从加京的话语中删去“魔鬼”和“见鬼去”等词。他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里只加进了“寂静无声、喁喁私语”几个字，借以更为清楚地表达这个结尾的含意：妻子吓了一跳，怀疑丈夫不忠实于她了。

《小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日《新时报》第三七九三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未加修改，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修改标点符号后，收入上述小说集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的第二版至第十三版。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这次修改大部分是将外来语换成俄语词汇。

一八八七年俄国评论家奥鲍连斯基在《旁观者》杂志第十二期上撰文指出，该小说中公爵的形象在契诃夫的创作中是富有特色的，“这是个头脑不怎么清楚、然而为人善良而正直的落魄地主典型”。

《光明人物》

“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蟋蟀》杂志第三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长舌头》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九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一八八六年十月二日，俄国作家和《花絮》杂志的编辑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除了称赞该小说外，还说：“书报检察官把您的《长舌头》砍了一通！”至于书报检察官删削了哪些字句，就不得而知了。

《生活琐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彼得堡报》第二六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加以删削，并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更换保姆的名字（她原叫奥尔迦），写明阿辽沙的母亲的本名、父名和姓，在小说原文中她被称为“太太”，偶尔称为“母亲”。契诃夫还修改了该小说开端第一段的结尾一句，即有关别里亚耶夫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爱情发展的描写，原文是“现在这本书还在拖下去，满是枯燥、冗长和水分，仿佛生命已经枯竭，或者勉强活着，苟延残喘似的”，后来改成“现在这本书还在拖下去，没完没了，新奇有趣的东西却一点也没有了”。

《难处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七日《新时报》第三八一〇号上。

该小说由契诃夫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大加删削，在文字上作了大量修改，并更改小说结尾。契诃夫取消了该小说的一个重大情节：母亲在父子俩的争吵中进行干预。小说中描写叶夫格拉甫·伊凡诺维奇对儿子勃然大怒的反应和两人争吵的结局与发表在《新时报》时不一样。作者原来是这样写的：

先是叶夫格拉甫·伊凡诺维奇大叫一声：“闭嘴，我对你说！”然后他举起拳头，向儿子扑过去。“这当儿发生了不幸。上帝才知道费多霞·谢敏诺芙娜怎么会插到父子之间来了。父亲也罢，儿子也罢，都没发现她是什么时候走进儿童室里来，在他们之间站住的。父亲的沉重的拳头高高扬起，一下子打在她脖子和肩膀之间。她就举起两只手平稳地晃动着，就跟挨了刀的鸭子晃动两只脚一样，然后她没发出一声叫喊，就倒在一把椅子上了。

“这场可憎的家庭风波就这样不幸地结束了。父子俩忽然沉默下来，扭过身去，背对着背。他们顿时拉长了脸，显出平时那种冷漠的神情。他们站了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就各自走掉了。”

这个插曲决定了小说原文的结尾：

“某些人的生活里常有不幸，例如亲人的死亡、自己受审、身患重病。这类事情猛然间，几乎彻底改变了人的性格、习惯，乃至世界观。彼得眼望着父亲，也是这样，明白他俩经历到的这种沉重的考验，对他俩来说，不会不留下痕迹，白白过去。他们的确感觉到他们有了新的态度和新的天地，把过去忘怀了。……他就暗自祝愿父亲万事如意。

“临到还没完全睡醒的福玛赶车把他送到火车站去，天上下起讨厌的冷雨了。向日葵的头垂得越发低，成垛的亚麻显得越发黑了。大学生从他那竖起的大衣衣领里望出去，瞧着毫无怨言地走向死亡的向日葵，他的头脑里就产生了忧郁的想法。……他暗想：为什么世上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白白得来的呢？向日葵的生命要经过缓慢的冻死以后才重新获得，要得到春天灿烂的白昼，就先得忍受这种刺骨的冷雨。就连仁慈、温柔和温和的性格，也要通过牺牲和惨痛的教训才能产生呀。

“到了火车站，那儿是一片寂静，万物进入了睡乡。火车缓缓地爬到月台旁边来，就像带着睡意似的。大学生瞧着睡意蒙眬的寂静的空间，瞧着烟囱里冒出来、懒洋洋地盘旋着的黑烟，瞧着列车员，默默地为自己寻找座位。他觉得四周之所以平静、安稳、暖和，所有的乘客之所以能睡得如此酣畅，这都是因为他那可怜的和受了侮辱的母亲的肩膀在酸痛。”

契诃夫取消了小说结尾那种寂静、和平的气氛，换上沉痛的情调：“他不怪罪父亲，也不怜悯母亲，更没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他明白全家人都在经受那样的痛苦，至于这该由谁负责，谁痛苦得重些，谁痛苦得轻些，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契诃夫在修改该小说时，还删去一些句子，如“大学生想到徒步旅行，就不免考虑到他自己的道路来了”，“在它们（向日葵）附近，已经没有香瓜和甜瓜了，想当初，它们曾和后者共同享受灿烂的白昼和明亮的夜晚的幸福”。又如，原文“他慢慢地吃着嘴里含着的粥，可是咽不下去”，由契诃夫删改成“他再也吃不下去了”，等等。

《报复》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一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一期上，原有副标题《生活喜剧》，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未作修改，只删去副标题后，由作者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删掉人物对话中的粗俗词句。他还删掉土尔曼诺娃讲到她丈夫的话：“他坐在那儿，输了钱干瞪眼儿……”以及杰格佳烈夫讲到土尔曼诺夫的话：“每逢我讲起这只蠢鹅，我的嗓子眼儿就要发痒。……”等等。契诃夫还更换了商人的姓氏（他原姓杜里科夫）。土尔曼诺夫写的信本来没有错字。

《花絮》杂志编辑比里宾于一八八六年十月八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讲到该小说给《花絮》杂志编辑部留下的印象说：“大家都称赞您的小说《报复》。”《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从实际考虑出发，对该小说很满意，他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二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花絮》杂志的订户是一种特殊的订户，专喜欢看幽默作品、快活的小戏之类的作品或者打油诗和逗笑诗。可是我们总也不能满足他们。有人甚至抱怨刊物内容太严肃了。……您最近这篇小说《报复》来得再合适也没有了。它完全投合读者的脾胃。我本来不是一个爱笑的人，可是读到小说结尾却忍不住笑起来。主要的是那个结尾完全出人意外。……”

人们可以推断，列依金把该小说发往印刷厂的时候，大概动手修改过小说。契诃夫为此给比里宾写过一封信，可惜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日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回信上说：“当然，修改您的文章的不是我。我可不敢那么干，求上帝怜恤吧。关于饮酒的描写，是他自己[7]动手修改的（大概同时还责备您缺乏生活知识）。”契诃夫的信和小说的原稿都没保存下来，这个问题就无法进一步探讨了。

《在法庭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新时报》第三八一四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在标点符号方面稍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该书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一八九五年，该小说转载在莫斯科“媒介出版社”印行的供知识分子读者阅读的作品集《闪光》内。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在文字上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托尔斯泰认为《在法庭上》是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中《假面》的题解）。

《怨诉》

远方来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十二日《闹钟》杂志第四十期上，署名：“此信经查明，与原文相符：安·契洪捷”。

《统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二期上，署名“无脾人”。

《求婚》

为姑娘们写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蟋蟀》杂志第四十一期上，署名“无脾人”。

《不同寻常的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原标题是《怪僻的人》，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题名，加以压缩，并且作文字上的修改后，刊载在《万人杂志》第十二期上。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改换了若干用语，例如，将原文“她觉得连空气里也有暴虐和专制的气息了”改成“觉得连空气都沉重了”，原文“由一种不可抗拒的憎恨推动着”改成“对这个人生出强烈的反感”，等等。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我已经把小说《不同寻常的人》寄给您了，可是它似乎写得不怎么成功。……”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间，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称赞刊载在《花絮》杂志上的这篇小说，说：“……关于助产士的描写，我看了很满意。……”

《我的家规》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闹钟》杂志第四十二期上，署名“我哥哥的弟弟”。

《泥潭》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时报》第三八三二号上。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分成两章，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并删削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故事集》，此后该小说集在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该小说收入《故事集》时，契诃夫压缩了第一章中部的一段话：“她的眼睛一也不……露出咬紧的牙齿”，原文在这后面还有两句：“她的鼻孔张大，翕动，红晕漫上她的两鬓”。此外，作者还作了一些修改。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重加修改并删削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例如“把脸贴紧中尉的脸”原是“把脸凑近中尉的脸”，又如“中尉再一次把马刺碰响，坐下”，原文中在这后面还有一句：“露出穿军装的人才有而与平民服装不相称的潇洒风度”，等等。

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五日俄国诗人巴尔明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沃·米·拉甫罗夫[8]不喜欢《泥潭》：“……他说：只有为《新时报》写东西，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间，契诃夫的朋友，女作家基塞列娃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个人觉得很懊丧，因为像您这样的作家，也就是天赋特高的作家，却只叫我看‘粪堆’。世界上充斥着污秽、坏男子和坏女人，他们产生的印象并不新鲜，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有个作家在领着您穿过臭气冲天的粪堆时，忽然从那儿拣出一颗珍珠来，那么人们会对他多么感激啊。您并不近视，完全有能力找到这颗珍珠，那么又何必专写粪堆呢？请您给我珍珠，好让我四周那些污秽渐渐在我的记忆里消散，这是我有权利要求于您的。……”

契诃夫认为这种对文艺的对象和任务的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十四日写给基塞列娃的回信上说明了自己对艺术家的天职的看法：“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把文艺的功能缩小成为搜罗‘珍珠’之类的专门工作，那对文艺是致命的打击，如同您叫列维丹画一棵树，却又吩咐他不要画上肮脏的树皮和正在发黄的树叶一样。我同意‘珍珠’是好东西，不过要知道，文学工作者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人。……文学工作者应该跟化学家一样客观。他应当丢开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态度，知道粪堆在风景里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知道恶的感情如同善的感情一样，也是生活里本来就有的。”

契诃夫在这封信里还谈到读者对这篇小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说：“您希望我损失一百一十五卢布的收入，希望主编把我羞辱一场[9]。另外却有人，连您的父亲也在内，对这篇小说入了迷。此外还有人给苏沃陵寄去骂街的信，极力辱骂报纸和我，等等。”

《房客》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一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四期上，原题名是《三十一号房客》，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改题名，并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后，重刊在《万人杂志》第十一期上。

在原文中写明小说男主人公勃雷科维奇是法学候补博士。小说第一句“年纪还轻，却已经谢顶”，在原文中是“此人懒散，精神萎靡”。在修改前，小说中的人物哈里亚甫金说他酗酒的原因是，从他们的乐队席“走到街上，途中要经过一个饮……饮食部……”契诃夫修改小说时，将这些话删掉了。同时，契诃夫对该小说作了增补，例如小说结尾，从“他喝了白酒，头脑里生出种种悲哀的思想”起到“‘你一个小钱也别给她！……随她去。’……”止，就是作者加上去的，意在突出勃雷科维奇的沉痛心境。

《不祥之夜》

素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三日《彼得堡报》第三〇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卡尔卡斯》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日《彼得堡报》第三〇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一月，该小说由作者改写为剧稿《天鹅之歌（卡尔卡斯）》。

《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六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他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几乎未加改动。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作过删削和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梦想》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新时报》第三八四九号《星期六附刊》栏内。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他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该书自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一八九八年，该小说由莫斯科识字协会印成单行本。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契诃夫改动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原文中男主人公被判十二年苦役刑，经作者改为七年。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俄国作家格利戈罗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梦想》和《阿嘉菲雅》是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写得出来的，《梦想》中的三个人物和《阿嘉菲雅》中的两个人物都是寥寥几笔写成的，而且，也不必多费笔墨，因为那些人物已经栩栩如生，每人的外貌和性格都刻画得很清楚了。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使人感觉不到虚假，一切都真实，一切都理应那样。对自然景物和印象的描绘也是如此．寥寥几笔，就叫人像亲眼看见一样。这种善于表达的技巧只有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才能见到。……”

一八八八年《北方通报》杂志第十一期上，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著文评论契诃夫一八八七年出版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和一八八八年出版的《故事集》时，详细研究了小说《梦想》，认为在契诃夫的创作中，这篇小说是极富于特色的：“如果说契诃夫具有一种才能，善于淋漓尽致地描写由自然景物引起的那种梦幻般和音乐般的情绪，那么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理解和深切同情人类生活中极其常见的灰色的一面、日常生活中极其琐细而又迫切的问题、小人物经常遭受的痛苦。”然而，梅列日科夫斯基根据这种正确的观察却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认为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对自然界和无限所产生的广泛的神秘感同清醒而健康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梅列日科夫斯基这种评论开创了对契诃夫艺术的错误理解，成为象征派评论的特色，俄国象征派理论家安德烈·别雷在一九〇四年《天平》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论文就把这一点表现得很清楚。

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顿河罗斯托夫地区“顿河语言”协会出版社写信要求契诃夫准许它出版他的某些短篇小说，其中特别提到这篇小说：“……请允许我们印行您的短篇小说《梦想》，莫斯科识字委员会已经印行过了。”但该出版社在契诃夫生前未曾印行。

《磨坊外》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彼得堡报》第三一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好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时报》第三八五六号《星期六附刊》栏内，原题名是《妹妹》。

该小说由契诃夫加以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六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作了大量的删削，特别是关于作者对勿抗恶学说发表的见解和符拉季米尔·谢敏诺维奇的性格描写。例如，原文“良好的教养也罢，诚实的态度也罢，丰富的学识也罢，都没能帮助他避免犯这种错误。他的错误倒不在于他认定‘勿抗恶’是谬论，也不在于他不理解这种学说，却在于他没有考虑他是否有能力充当一个解决这种艰深问题的裁判者。闯入别人的住宅或者拆看别人的信件，是不老实的，不懂医学而给人治病或者事先不熟悉案情就来审判盗贼，也是不老实的，然而，说来奇怪，在社会生活当中，如果有人没作好准备，也不熟悉内情，更不具备学问上和品德上的资格，竟然跑到他们只配做客人的某一思想领域里当起主人来，这倒不算是不老实了”等等，由作者删掉，改成一句话：“这样做很合时宜，……断绝肉食和性爱”。

小说结尾作了很大的改动。结尾处，自“此后我就一次也没有见过薇拉·谢敏诺芙娜了”起，都是作者改写的。原文如下：

“他面前放着两本厚书，刚裁开书页。他贪婪地翻阅，在其中寻找‘生活’。

“他只有在书桌上才善于找到‘生活’，至于他周围发生的种种事情和他心里发生的种种变化，却奇怪得很，一概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变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三二三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未加修改而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在昏暗中》，该书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该小说均未更动。

一八八九年该小说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孩子们》，该书在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五年印行第二版及第三版，该小说均未改动。

后来，该小说几乎未加修改而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俄国作家库普林在彼得堡土木工程学院的文学晚会上朗读契诃夫的小说《变故》。同年二月十日，库普林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提到这件事：“前几天，在一次专为朗读您的作品的晚会上，我读了《变故》。……我读到木马，读到别墅里小猫的生活的时候，觉得听众的情绪高涨起来。然而小猫的悲惨结局却使人扫兴。不过，尽管一般说来，我们的听众，乃至上流的听众，也不免粗俗，临到我朗读到听差报告说，狗把小猫吃掉了，却没有一个人发笑，只有我的下边，消防队乐队的乐师席上，有个人嗤的笑了一声。……晚会取得了巨大的而且是很热烈的成功。”

《剧作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蟋蟀》杂志第四十六期上，署名“无脾人”。

《演说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花絮》杂志第四十八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九年，小说《演说家》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纪念别林斯基》专集。契诃夫寄去的该小说的手稿保存了下来。契诃夫曾对该小说的原文略加修改，并删去副标题。契诃夫改动了某些用语，例如将“你这个坏东西……”改成“你这个怪人……”（波普拉夫斯基对扎波依金说的话），将“老官僚”改成“年老的文官”（作者的叙述），等等。除了文字上的修改外，契诃夫还更动了一个细节：在原文中，死者是个“庶务官”，后来作者把他改成“秘书”了。

后来，该小说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几乎未加修改。

《灾难》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彼得堡报》第三三〇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赶稿》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八日《彼得堡报》第三三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艺术品》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五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稍加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从一八九一年起转载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直至一八九九年该书第十三版止。

该小说收入《形形色色的故事》时，契诃夫作了一些改动，例如将“萨沙巴眼睛”改为“萨沙说”，将“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用一张第三百零三号《新闻报》包着”改为“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用报纸包着”，等等。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在文字上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在医生柯谢尔科夫的谈话中删去医生提到的苏霍罗夫斯基，那是当时的一个画家，常画裸体女人。在小说原文中，医生提到诱惑人的蛇时是这样说的：“慢说是苏霍罗夫斯基，就连诱惑人的蛇精也想不出比这再糟的了。”

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写给契诃夫的信，可以看出在契诃夫寄给《花絮》杂志的小说手稿中，“蛇精”前面原有形容词：“天堂的”[10]。列依金在信上说：“您最近的这篇小说很逗笑，书报检察官已经检查放行了，只是删掉两处：‘天堂的’（蛇不应当说是天堂的），以及‘弄得人生出邪念’。这样的小说才合幽默杂志的需要。”

至于书报检察官删掉的第二处原放在小说里的什么地方，就很难断定了。

《庆祝会》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三四四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契诃夫曾打算利用小说《庆祝会》的题材写一个剧名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轻松喜剧，由契诃夫和俄国作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共同构思。这可以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他们两人之间来往的信件中得到证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叙述了这个轻松喜剧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大纲，其中提到季格罗夫、包尔肖夫、巴别尔曼杰勃斯基，都是小说《庆祝会》里的人物。

一九一四年彼得堡《精力》第三期上载有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所写的《契诃夫未写成的小说和剧本》一文，文中谈到契诃夫打算通过轻松喜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讥笑内地剧团的习气。该文写道：

“第一幕的开端是剧本的排演。最先出场的是两个演员，其中一个是季格罗夫（这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扮演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他讲起他多次在偏僻的内地小城漂泊。他讲的那番话，总的说来，很逗笑，而且带有纯契诃夫式的特色：‘你一到那儿，就在“大饭店”住下，每个边远的小地方都有“欧洲旅馆”或者“大饭店”呢。……’

“第一幕的结尾是出了乱子，闹得天翻地覆。”

这样看来，契诃夫原打算在这个轻松喜剧里放进小说《庆祝会》中的许多东西：题材、人物（季格罗夫、包尔肖夫、巴别尔曼杰勃斯基、剧团经理）、个别的细节（旅馆的名称），另外还有题材的细节（季格罗夫揭露剧团经理的那些话，这是第一幕的基础）。

但是这个轻松喜剧终于没有写成。

《怪谁？》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万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三五四号《圣诞节故事》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在标点符号方面稍加改动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故事集》，此后该书在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该小说未再改动。

一八八九年，该小说几乎未加改动而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孩子们》，此后，该书在一八九〇年和一八九五年印行第二版和第三版，该小说未再改动。

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一八九二年，该小说由莫斯科“媒介”出版社征得契诃夫同意略加修改后，收入该社出版的作品集《孩子的心》，此后该书在一八九八年和一九〇三年重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该小说收入作者的《故事集》时，作者将万卡的年龄由原来的“八岁”改为“九岁”。

该小说收入作品集《孩子的心》时，出版社将原文中描写“泥鳅”的一段文字简化为：“一条是泥鳅，它得了这样的外号，是因为它的毛是黑的……还因为它生性狡猾。”原文是：“它身子细长，跟黄鼠狼一样，还因为它生性狡猾，不管见到它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人，一概假意亲热。这是一条阴险的狗。”此外，关于祖父的描写：“……一会儿在女仆身上捏一把，一会儿在厨娘身上拧一下”，也删掉了。

“媒介”出版社负责人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为了这些修改写信通知契诃夫说：“最尊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由于这本书主要是供儿童阅读的，我们对您的《万卡》作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例如修改的第一处[11]就是为了让农村的小读者阅读起来方便些。”

一九〇〇年四月间，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写信告诉契诃夫说，《万卡》收入儿童文学选集《金黄色的穗》，并作了删削。这封信中还写道，小说《万卡》已收入沃斯克列先斯基主编的《新文选读本》，小说中关于万卡在鞋匠家里的苦难生活的描写，如万卡挨皮条的抽打等，被删掉了。“这是我一直到全书印好的时候才见到的。”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补充道，而且请求契诃夫原谅。可是沃斯克列先斯基主编的《新文选读本》没有收入《万卡》，也许戈尔布诺夫说错了书名，他要说的是另一本书。

在《金黄色的穗》一书中，这篇小说还在另外的地方有删节。

托尔斯泰认为《万卡》是契诃夫的优秀小说之一（请参看第二卷中《假面》的题解）。

《在路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时报》第三八八九号上。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几乎未加修改而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此后该书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该小说均未改动。

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删节，并改动标点符号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在写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的信上抱怨说：“必是魔鬼支使我写这个题材的，我简直应付不了。我用了两个星期才算适应这个题材，适应这篇小说。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哪儿写得好，哪儿写得不好。真是要命！”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也讲到写作这篇小说的困难。

小说《在路上》发表后的第二天，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写信给作者说：“你最近写的《在路上》在彼得堡引起了轰动。”

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女作家基塞列娃的信上也讲到这篇小说取得的巨大成功：“那么，您觉得我的胆量怎么样？我在写‘探讨思想’的东西了，我不怕。这篇小说在彼得堡引起很大的轰动。前不久我还议论过‘勿抗恶’，[12]也使得读者惊奇。”

基塞列娃在未写明日期的回信上说：“……《在路上》写得热情，真挚，精彩。”

格利戈罗维奇指出小说里关于爱情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请参看小说《不幸》的题解）。

一八八八年，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北方通报》杂志第十一期上撰文评论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一八八七年版）和《故事集》（一八八八年版），认为《在路上》的男主人公里哈烈夫是契诃夫笔下失意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责备契诃夫不该同情这个人物。梅列日科夫斯基不理解这个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他的心灵总也不能休息和安定，他不能长久信奉一种学说），却这样评断这个人物：“如果您赋予里哈烈夫纯粹天真的卑贱性格，取消那不必要的伪装和想做苦行僧的愿望，您就见到了一种完全是当代的典型，它代表俄国许许多多的‘社会活动家’，从信奉六十年代激进思想的人起，到宣传‘高尚而神圣的奴性’或者‘勿抗恶’的人止。”

俄国作家柯罗连科，在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写给萨拉汉诺夫的信上，正确地评价了里哈烈夫形象的社会意义，他认为：在里哈烈夫这个形象中，“契诃夫很正确地写出罗亭这个旧典型可以说是换了一张新皮，有了一种新的外貌”。

《就是她！》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第五十二期上，原有副标题《圣诞节故事》，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由作者删去副标题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该小说由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1]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颓废派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恶之华》《散文诗集》等。

[2] 契诃夫的文集的出版人。

[3] 可意译为“兔子”。

[4] 可意译为“虚弱”。

[5] 当时俄国知名的画家。

[6] 均为当时俄国知名画家，大多属于巡回展览派。

[7] 指列依金。——俄文本编者注

[8] 沃·米·拉甫罗夫（1852—1912），《俄罗斯思想》的主编兼发行人。

[9] 指退稿。——俄文本编者注

[10] 指《旧约·创世记》中伊甸园里那条蛇。

[11] 指对泥鳅的描写。——俄文本编者注

[12] 见《好人》。

一八八七年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

（1893年）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您穿上燕尾服，往脖子上挂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如果您有这东西），往手绢上洒点香水，把小胡子捻成螺旋状，这些动作您干得那么气愤，使劲那么猛，好像您不是打扮自己，而是打扮您的最凶恶的仇人似的。

“哼，见他的鬼！”您咬着牙嘟哝说，“不管平时也好，假日也好，总是不得消停！年纪一大把了，还得东奔西跑，跟条狗似的！就连邮差的生活都比这清静得多！”

您的身旁站着您的所谓生活伴侣薇罗琪卡，她不安地说：

“你真是胡思乱想：连拜年都不打算去了！我同意，拜年是蠢事，是偏见，这种事不该做，可是，如果你胆敢守在家里不去，那我就要起誓，我走，我走就是……永远不再回来！我都要急死了！我们只有一个舅舅，你……你都不肯去拜年，懒得去拜年？表妹连诺琪卡那么爱护我们，你这不知羞耻的人居然不愿意去对她表一表敬意？费多尔·尼古拉伊奇借钱给你用，哥哥彼嘉那么喜欢我们全家人，伊凡·安德烈伊奇给你谋过差事，可是你！……你一点心肝也没有！上帝啊，我多么凄惨！对，对，你蠢得不可救药！你不配有我这样温柔的妻子，只配娶个巫婆，让她随时折磨你！可不是！这个不害臊的人！我恨你！我看不起你！你马上就走！给你一张单子。……这上面写着的人家，你都得走一趟！你哪怕漏掉一处，也不准回家来！”

薇罗琪卡没打您，也没抓您的眼睛。然而您并不为这种宽宏大量感动，仍旧嘟嘟哝哝。……等到您打扮完毕，把皮大衣穿在身上，她就把您一直送到门外，在您身后说：

“暴君！磨人精！恶棍！”

您走出您的住宅（它坐落在祖鲍夫街的福佛契金的房子里），坐上一辆街头雪橇，用《达利拉》[1]中临死的索洛宁[2]的声调说：

“到红营的列福尔托沃去！”

现在莫斯科的街头雪橇上有盖膝的毯子了，不过您并不看重这种慷慨，反而觉得天气挺冷。……您太太的那套道理啦，昨天在大剧院化装舞会上的那番拥挤啦，酒后的醉意啦，恨不能躺下去睡一觉的愿望啦，节日盛宴后的胃气痛啦，这些东西成了一团乱麻，闹得您直恶心。……您非常想呕吐，那辆马车却磨磨蹭蹭地走着，仿佛马车夫快要死了。……

您妻子的舅舅谢敏·斯捷潘内奇住在列福尔托沃。他是个极好的人。他满心疼爱您和您的薇罗琪卡，准备死后把遗产留给你们，可是……叫他见鬼去，叫他的爱护和遗产一齐见鬼去吧！说来也是您倒霉，您到他家，正赶上他在推敲政治方面的奥妙。

“你听说巴滕贝格[3]怎么想吗，我亲爱的？”他迎着您说，“他真算得上男子汉，不是吗？不过，德国可真怪！”

谢敏·斯捷潘内奇对巴滕贝格入了迷。他跟一切俄国市民一样对保加利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假如他掌着大权，他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再好也没有。……

“不，我的朋友，这可不能怪穆特库尔克和斯塔姆博尔克[4]！”他说着，狡猾地眼睛，“这得怪英国，我的朋友！如果不是英国作怪，那就让我这该死的被诅咒三次！”

您听他讲了一刻钟，打算鞠躬告辞，可是他拉住您的袖子，要求您听完。他大喊大叫，激昂慷慨，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脸上，伸出手指头戳您的鼻子，引用报纸上的整篇社论，时而跳起来，时而坐下去。……您一面听，一面觉得每分钟都拖得很长。您生怕打瞌睡，只好瞪大眼睛。……您的脑子由于迷糊而发痒。……巴滕贝格啦，穆特库罗夫啦，斯塔姆博洛夫啦，英国啦，埃及啦，像些小魔鬼似的在您眼前蹦蹦跳跳。……

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呸！

“总算结束了！”过了一个半钟头，您坐上雪橇，叹口气说，“他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这个坏蛋！车夫，到哈莫甫尼基去！哼，该死的，他那套政治差点没把人磨死！”

在哈莫甫尼基您跟费多尔·尼古拉伊奇上校见面了，去年您在他那儿借过六百卢布。……

“多谢多谢，我亲爱的，”他听到您那些贺年词，回答说，亲切地瞧着您的眼睛，“我也给您拜年。……我很高兴，很高兴啊。……我早就在等您了。……是啊，去年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点银钱来往。……我记不得是多少钱了。……不过这是小事，我只是随便说说……顺便提一提罢了。……您赶了不少路，要不要喝点酒？”

您低下眼睛，结结巴巴声明说，目前您实在没有余钱，您苦苦请求他再宽限一个月，上校就把两只手一合，做出一脸的哭丧相。

“好朋友，您已经借去半年了！”他小声说，“要不是因为我有急用，难道会麻烦您吗？唉，亲爱的，老实说，您简直要坑害我了。……过了主显节[5]我得偿还一笔债，可是您……哎，我的慈悲的上帝啊！对不起，这简直是昧了良心。……”

上校把您教训很久。您涨红脸，出汗了，从他家里出来，坐上雪橇，对赶车的说：

“到下城火车站去，畜生！”

您到表妹连诺琪卡那儿，正碰上她心绪极不安定。她躺在淡蓝色客厅里一把躺椅上，闻一种莫名其妙的药水，说她害着偏头痛。

“啊，是您吗，米谢尔[6]？”她呻吟道，半睁开眼睛，对您伸过手来，“是您吗？在我身旁坐下吧。……”

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然后张开眼，对着您的脸看很久，用临死的人的口气问道：

“米谢尔，您……幸福吗？”

随后她眼睛底下的小肉囊胀大，睫毛上现出泪水。……她起来，把手按住她那波浪般起伏的胸脯，说：

“米谢尔，难道……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难道往事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啊，不！”

您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话，眼睛往四下里狼狈地张望，仿佛找救星似的，然而两只丰满的女人胳膊却已经像两条蛇那样缠住您的脖子，您那件礼服的翻领上已经布满一层香粉了。您那身可怜的、原谅一切而又隐忍一切的礼服啊！

“米谢尔，难道那种甜蜜的时光就不能再来了？”表妹哀叫着，眼泪扑簌簌落在您的胸脯上，“表哥啊，您的誓言到哪儿去了？海誓山盟和永恒的爱情都到哪儿去了？”

可了不得！……再过一分钟，您就要绝望地扑到熊熊燃烧的壁炉上，一头扎进木炭里去了。不过总算您运气好，这时候传来脚步声，一个头戴大礼帽、脚穿尖头皮靴的拜年客人走进客厅。……您顿时像疯子似的站起来，吻一下表妹的手，暗自祝福那位救命恩人，赶紧跑到街上去了。

“车夫，到克烈斯托夫斯克关去！”

您妻子的哥哥彼嘉是反对拜年拜节的。因此遇上节日，总可以在他家里找到他。

“好啊！”他看见您，喊道。……“我看见的是谁啊！你来得可再凑巧也没有了！”

他吻您三次，请您喝白兰地，给您介绍两个姑娘，她们正坐在他房间里隔板后面嘻嘻地笑。他蹦蹦跳跳忙了一阵，然后做出严肃的脸容，把您拉到墙角边，小声说：

“有一件糟糕的事，我的朋友。……你要知道，过年以前我把钱都花光了，现在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这个局面可真讨厌。……我全指望你了。……要是你星期五以前不借给我二十五卢布，那等于不用刀子就把我杀了。……”

“说实话，彼嘉，我自己口袋里也空了！”您赌咒说。……

“算了吧，别来这一套！这太不讲交情了！”

“可是我向你担保……”

“算了，算了。……我十分了解你！你干脆说不肯借好了。……”

彼嘉生气了，开始责难您忘恩负义，威胁说要到薇罗琪卡那儿去揭您的底。……您就给了五卢布，可是这还不够。……您又给五卢布，后来他跟您约定，要您明天再送十五卢布去，他才把您放走。

“车夫，到卡路日斯基门去！”

您的教父，纺织厂主兼商绅嘉特洛夫住在卡路日斯基门附近。他见着您，就拥抱您，立时把您引到一张放凉菜的桌子那儿去。

“不行，不行，不行！”他嚷道，给您斟上一大杯花楸露酒，“不许推辞！要不然你就把我得罪了，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你不喝，我就不放你走！谢辽日卡[7]，把门锁上！”

您无可奈何，硬着头皮喝下去。您的教父乐极了。

“好，谢谢！”他说，“既然你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就再来喝一杯。……不行，不行……不行！你得罪我了！我不放你走！”

您只好又喝下一杯。

“谢谢你这个朋友！”教父赞叹道，“由于你没有忘掉我，还得喝一杯！”

诸如此类。……您在教父家里喝的酒所起的提神作用，真是非同小可，弄得您后来拜年的时候（那是在索科尔尼茨卡亚树林，库尔久科娃的房子里）错把女仆当成女主人，跟女仆不住地握手，又长久又热烈。……

将近傍晚，您才回到家里，筋疲力尽，无精打采，乏得不得了。迎接您的是……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您那位生活伴侣。……

“怎么样，各家都去了吗？”她问，“你怎么不答话呀？啊？怎么？什么？闭嘴！你路上花了多少车钱？”

“五……五卢布零八十戈比。……”

“什么？你疯了！花这么多车钱？你是大财主还是怎么的？上帝啊，他把我们弄成叫花子了！”

随后来了一大套教训，怪您满嘴酒气，怪您讲不清楚连诺琪卡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骂您是害人精、恶棍、凶手。……最后您以为您总算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下了，不料您的妻子忽然尖起鼻子把您上下闻一阵，瞪起惊吓的眼睛，叫起来。

“听我说，”她说，“你不许骗我！除了拜年以外，你还到哪儿去过？”

“哪儿……哪儿都没有去过啊。……”

“撒谎，撒谎！你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现在你身上却换了白芷香水的气味！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我全明白了！请你对我说清楚！起来！人家在跟你说话，不准睡觉！她是谁？你到谁家里去过？”

您睁大眼睛，嗽着喉咙，傻乎乎地摇头。……

“你不说话？！你不回答？”您妻子继续问道，“不说吗？我……把我气死了！大……大夫！他把我折磨苦了！我要死了！”

现在，亲爱的男人，您穿上衣服，坐车去请医生吧。祝您新年快乐！

[1] 《达利拉》是O.费里埃的剧作，由H.多尔戈鲁科夫和H.胡杰科夫译成俄文。该剧写专横的美人埃莱奥诺拉断送了天才诗人和作曲家安德烈·罗斯维因的生命。

[2] 索洛宁（1857—1894），1884—1891年是科尔什剧院的演员，曾饰演过《达利拉》一剧中的安德烈·罗斯维因一角。

[3] 巴滕贝格（1857—1893），19—20世纪德国伯爵世家成员，1879—1886年任保加利亚摄政王。

[4] 指穆特库罗夫（1852—1891）和斯塔姆博洛夫（1854—1895），均为保加利亚的政治活动家。

[5] 基督教节日，在1月19日。

[6] 谢尔盖的法国名字。

[7] 谢尔盖的爱称。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我这个故事开头的那年，我正在我国西南一条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当站长。至于我在小火车站上生活得是快乐还是乏味，您只要想一想周围二十俄里[1]以内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家像样的酒店就可以明白了。我当时正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办事任性，头脑糊涂。唯一的消遣只有观赏客车的车窗，喝那种由犹太人掺了麻醉剂的下等白酒。往往，车窗里闪过一个女人的头，我就呆呆地站住，跟一尊塑像似的，气也透不出来，凝神细看，直到那列火车变成一个几乎看不清的黑点才罢休。要不然我就尽量灌那种难于下咽的白酒，喝得头昏脑涨感觉不到一个个钟头和漫长的日子怎样过去。那儿的草原，在我这个生长在北方的人眼里，好比鞑靼人的荒芜的墓园。夏天，草原上一片庄严的宁静，螽斯单调地叫着，晶莹的月光叫人无处藏身，这些都使我心绪沮丧而忧伤。冬天呢，那片没有一丝污迹的白色草原，寒冷的远方，漫漫的长夜，豺狼的嗥叫，就像噩梦一样压在我心上。

这个小火车站上住着几个人：我和我的妻子，还有一个病弱而耳聋的电报员和三个看守。我的助手是个害痨病的年轻人，常到城里去治病，在那儿一住几个月，把他的职务同使用他薪金的权利一齐交给我了。我没有孩子，至于客人，那是用任什么东西也没法引上我的家门的。我自己只能到沿线的同事家里去做客，而且就连这种做客，一个月也顶多只有一回。总之生活乏味极了。

我记得，我正跟我妻子一块儿过年。我们在桌旁坐着，懒洋洋地嚼东西，听耳聋的电报员在隔壁房间里按电报机而发出的单调响声。我已经喝过五杯掺麻醉剂的白酒，用拳头支住我沉甸甸的脑袋，想着我那种没法克制和摆脱不了的烦闷，可是我妻子坐在我旁边，眼睛紧盯着我的脸。她凝神瞧着我，只有世界上除了漂亮的丈夫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人才会这样瞧我。她痴心地爱我，像奴隶一样，不但爱我英俊的外貌或者灵魂，而且爱我的罪恶，爱我的怨恨和烦闷。就连我发酒疯，不知道该拿谁出气，便把她痛骂一阵，她也还是爱我这种残忍。

尽管烦闷折磨我，我们却带着不同寻常的欢喜心情准备过年，有点焦急地盼望午夜到来。事情是这样，我们家里收藏着两瓶香槟，是真正的货色，酒瓶上贴着“寡妇克利科”[2]的标签。这点宝藏还是秋天我到段长家里去参加洗礼宴，跟段长打了个赌而赢到手的。从前我在学校里上数学课，往往感到闷得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不料有一只蝴蝶忽然从院子里飞进教室来，顽皮的男孩们就摇一下头，开始好奇地瞧着它飞，好像他们看见的不是蝴蝶，而是一个什么新颖奇特的东西似的，如今这两瓶普通香槟偶然落到我们这个枯燥乏味的小车站上来，也同样会给我们解闷。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时而瞧着钟，时而瞧着酒瓶。

等到时针指着十一点五十五分，我就动手慢慢地开瓶塞。不知道是因为我喝多了白酒而没有力气呢，还是因为酒瓶太湿，总之，我只记得瓶塞刚刚啪的一声飞上天花板，那个酒瓶却从我手里滑下来，掉到地板上了。泼出去的酒至多不过一杯，因为我总算赶紧抓住酒瓶，用手指头按住冒沫子的瓶口。

“好，恭贺新禧，祝你得到新的幸福！”我斟上两大杯酒说，“喝吧！”

我妻子接过酒杯，用惊慌的眼睛凝神看着我。她的脸变得苍白，现出恐惧的神情。

“你把酒瓶掉在地下了？”她问。

“是的，掉在地下了。怎么，这有什么关系？”

“这不吉利啊，”她说着，放下酒杯，脸色越发白了，“这可是个不吉利的兆头。这是说我们今年要遇上什么不好的事。”

“你也真婆婆妈妈的！”我叹道，“你是个有知识的女人，却像老保姆似的胡说起来。喝吧。”

“求上帝保佑我是胡说才好，不过……一定会出事的！瞧着吧！”

她甚至没让嘴唇沾一沾她的酒杯，就走到一旁去，沉思不语。我说了几句反驳迷信的老套头，喝下半瓶香槟，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走出去了。

外面正是宁静的寒夜，现出一派冰冷而阴森的美。月亮和它旁边两朵松软的白云高挂在小车站的上空，一动也不动，像是粘在那儿了，仿佛在等什么东西似的。它们洒下淡淡的清辉，温柔地抚摸白色的大地，似乎生怕触犯它的羞涩。那种亮光照亮了一切：雪堆，铁路的路堤……四下里静悄悄的。

我沿着路堤走去。

“蠢女人！”我瞧着布满繁星的天空，暗自想着，“即使承认兆头有时候会应验，我们又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过去经历过的和目前存在着的不幸已经很重，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糟的情形了。鱼既然已经落网，下了油锅，加好作料，送到饭桌上，那么它还能遭到什么更大的灾难呢？”

一棵高高的杨树披着重霜，出现在淡蓝色的幽暗里，活像一个穿着白布尸衣的巨人。它严峻而沮丧地瞧着我，仿佛跟我一样了解自己的寂寞。我看了它很久。

“我的青春白白地断送了，如同没有用处的烟蒂一样。”我接着想，“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我原在中学念书，后来被开除出来。我出生在贵族家庭，可是没有受到教育，没有教养，我的知识不会比哪个加油工人多。我没有安身的地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更没有我喜爱的工作。我任什么本事也没有，在这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好跑到这个小车站来做站长。我这一辈子除了失意和灾难以外什么也没经历过。那么还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

远处出现一个红色的亮光。一列火车迎着我开过来。沉睡的草原听着列车的隆隆声。我的思想那么沉痛，我觉得就连我的思想也好像在发出声音，那电线的嗡嗡声和列车的隆隆声仿佛就在表达我的思想。

“那么还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我的妻子会死掉？”我问自己，“这也并不可怕。人是瞒不过自己良心的：我并不爱我的妻子！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跟她结了婚。现在，我年轻力壮，她呢，却憔悴，衰老，愚蠢了，满脑子的世俗之见。她那种肉麻的爱情、干瘪的胸脯、凝滞的目光还谈得上什么美妙？我只是将就着跟她过下去罢了，可是并不爱她。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的青春白白断送了，就像俗语所说的，连一小撮鼻烟也没换来。女人只在火车的车窗里露面，从我面前闪过去，像流星一样。爱情过去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我的勇气、胆量、热忱都白白糟蹋了。……一切都化为灰尘，我在这草原上的财富连一个小铜钱也不值。”

列车隆隆响着从我面前飞过去，车窗里红色的灯光漠不关心地照着我。我看见它在小车站的绿灯旁边停住，歇了一会儿又往前开去。我走了两俄里光景，又往回走。凄凉的思想没有离开我。尽管这在我是痛苦的，然而我记得我当时似乎还极力把我的思想弄得更凄凉，更阴暗。您知道，凡是思想浅薄而自命不凡的人往往在感到自己不幸的时候反而得到某种愉快，他们甚至在自己面前卖弄自己的痛苦呢。我的思想有许多是真实的，可也有许多是荒唐的，带着夸耀的意味，我那句问话“那么还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就有一种孩子气的逞强意味。

“是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在回家的路上问自己，“我觉得我什么事都经历过了。我害过病，损失过许多钱，每天受到上司的申斥，挨着饿，还有一条疯狼常跑到小车站的院子里来。还会出什么事呢？我受过侮辱，受过委屈……而且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侮辱别人。也许只有没做过罪犯了，不过我觉得我是不会犯罪的，上法院我倒并不怕。”

两朵白云已经离开月亮，停在远处，看上去它们好像在悄悄说着什么不能让月亮知道的话。微风吹过草原，带着那列远去的火车重浊的隆隆声。

我的妻子在我们家门口迎接我。她的眼睛里含着快乐的笑意，整个脸上显出高兴的神情。

“我们家里出了新鲜事儿！”她小声说，“你赶快回到你的房间去，换上一身新衣服。我们家里来客人了！”

“什么客人？”

“舅母娜达里雅·彼得罗芙娜刚刚坐火车来了。”

“哪个娜达里雅·彼得罗芙娜？”

“就是我舅舅谢敏·费多雷奇的妻子。你不认识她。她是个十分善良的好女人。……”

大概我皱起了眉头，因为我妻子做出严肃的面容，很快地小声说：

“当然，她来得未免古怪，不过你，尼古拉，也别生气，待她厚道点。要知道她很凄惨。舅舅谢敏·费多雷奇实际上是个暴君，脾气凶恶，跟她很难相处。她说，她在我们这儿只住三天，接到她哥哥来信以后就走。”

我妻子另外还对我小声说了不少废话，唠叨很久，讲到她那专横的舅舅，讲到一般人，特别是年轻的妻子的弱点，讲到我们有责任给所有的人提供栖身的地方，哪怕他们是大罪人也一样，等等。我简直什么也没听明白，就穿上新衣服，去跟“舅母”相见了。

桌旁坐着个小女人，生着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这个新来的女人年轻、美丽、轻佻，发散着一种撩人的香气，我的桌子、灰色的墙壁、粗糙的长沙发……总之一切东西，直到最小的一粒灰尘为止，似乎都因为有这个人在场而显得年轻了，快活了。讲到我们的客人轻佻，我是凭她的微笑，凭她的香气，凭她看人的时候睫毛颤动的特别神态，凭她跟我妻子这个正派的女人讲话的口吻体会出来的。……我妻子用不着对我说，我就知道这女人是从丈夫那儿逃出来的，她丈夫又老又蛮横，她善良而快活。我看头一眼就全明白了，再者在欧洲也未必会有一个男人不善于一眼认出具有某种气质的女人吧。

“我不知道我有这么大的一个侄女婿呢！”舅母对我伸出手来，微微笑着说。

“我也不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漂亮的舅母呢！”我说。

我们就又开晚饭。第二瓶香槟的软塞啪的一声飞起来，我那个舅母一口气喝下半杯，而且趁我妻子出去一会儿，不再拘礼，喝下满满一杯。我呢，由于喝了酒，也由于有这个女人在场，醉了。您记得那支抒情歌曲吗？

乌黑的眼睛，深情的眼睛，

炽热而美丽的眼睛啊，

我多么爱您，

又多么怕您！[3]

我不记得后来的事了。凡是想知道爱情是怎样开始的人，就请他去读长篇小说和冗长的中篇小说吧。我却不想多说，只想仍旧引用那首愚蠢的抒情歌曲的句子了：

看起来，我遇见您，

是在不吉利的时辰。……

一切都土崩瓦解，天翻地覆。我记得那时候起了一场可怕而疯狂的飓风，把我像一片羽毛似的卷进去了。这场飓风刮了很久，从地面上扫掉我的妻子、我的舅母、我的精力。您看得明白，它把我从那个草原的小火车站上抛到这条幽暗的街道上来了。

现在请您说一说：我还会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呢？

[1] 1俄里等于1.06公里。

[2] 这是法国一家出售香槟酒的商号的名称。——俄文本编者注

[3] 这是一支根据乌克兰诗人格烈宾卡（1812—1848）的抒情诗《乌黑的眼睛，深情的眼睛》谱成的抒情歌曲。——俄文本编者注

严寒

某省城准备在主显节那天为慈善性募捐举办一次“民众”游艺会。他们在市场和主教府之间选定河当中一块宽阔的地段，四周用粗缆、云杉、旗帜圈起来，装上种种设备，供滑冰、滑雪橇、滑雪坡用。这个盛会的规模要尽量大。发出去很多海报，上边写明的乐事可真不少，有溜冰啦，军乐队啦，每张彩票都不落空的摸彩会啦，大放光明的人造小太阳啦，等等。然而，由于天气酷寒，这些节目差点演不成。从主显节前一天起，严寒达到零下二十八度，而且有风。有人打算让游艺会延期，可是结果没有照办，这完全是因为社会人士对这个游艺会已经盼望很久，等得心焦，怎么也不肯答应推迟举行了。

“得了吧，现在是冬天，哪有不冷的道理！”太太们纷纷劝说主张游艺会延期的省长，“要是有人怕冷，他尽可以找个地方去取暖嘛！”

树木、马匹、胡子都由于严寒而变白，连空气也好像受不住寒冷，噼噼啪啪响起来。不过，尽管这样，水祓除仪式结束以后，溜冰场上立刻有挨冻的警察出现，下午一点钟整，军乐队开始奏乐了。

下午三点多钟，游艺会正开得热闹，当地的上层人士聚集在河岸上为省长搭建的阁子里取暖。这儿有老省长和他的夫人，有主教，有法院的审判长，有中学校长，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太太们坐在圈椅上，男人们拥到宽阔的玻璃门前面，观看溜冰场。

“啊，圣徒呀，”主教惊奇地说，“他们用腿玩出多少花样！说真的，有的歌唱家用喉咙唱出的花腔都及不上这些调皮鬼用腿耍出的花样哩。……哎呀，他要摔死了！”

“这一个叫斯米尔诺夫……这一个叫格鲁兹杰夫。”校长说，叫出一个个在阁子前面滑过的中学生的名字。

“嘿，他居然还活着哩！”省长笑着说，“诸位先生，你们看，我们的市长来了。……他正往我们这边走来。哎呀，糟糕，他马上就要说个没完，把我们烦死了！”

一个矮小精瘦的老人穿着狐皮大衣，敞着怀，戴一顶大便帽，从对岸走到阁子这边来，一路上躲开那些滑冰的人。他是市长叶烈美耶夫，商人，财主，是省城的老居民。他冷得张开胳膊，缩起脖子，蹦蹦跳跳，这只套靴碰着那只套靴，分明要赶快避开寒风。他走到半路上忽然弯下腰，溜到一位太太背后，拉一下她的衣袖。等到她回过头来，他却已经跑掉，大概因为吓了她一下而觉得满意，发出响亮而苍老的笑声来了。

“这个老家伙可真活泼！”省长说，“奇怪，他何不索性溜一溜冰呢。”

市长快要走到阁子跟前，就迈着小碎步，抡开胳膊，紧跑几步，用他那双大套靴在冰上一滑，一直滑到了门口。

“叶果尔·伊凡内奇，您该买双冰鞋才对！”省长迎着他说。

“我自己也这么想！”他脱掉帽子，用喊叫般的、略带鼻音的男高音说道，“祝您健康，大人！大主教，神圣的主宰！其余所有的先生们，长命百岁！嘿，真是冷！嗯，这才称得上是严寒，求上帝保佑吧！要冻死人了！”

叶果尔·伊凡内奇着冻得发红的眼睛，在地板上顿着两只穿了套靴的脚，不住拍两只手，像挨冻的马车夫一样。

“这种该死的冷天气，比任什么狗都可恶！”他接着说，满脸笑容，“简直叫人活受罪！”

“这于健康有益处呢。”省长说，“严寒锻炼人的筋骨，使人生机勃勃。”

“虽然这于健康有益处，不过也还是完全免了的好。”市长说着，用手绢擦他那把楔形的胡子，“没有它，倒好些！我是这样理解的，大人，上帝打发它来，打发严寒来，是为了惩罚我们哟。我们夏天犯罪，冬天受罚。……对了！”

叶果尔·伊凡内奇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把两只手一合。

“那种东西……那种能叫人暖和过来的东西，在哪儿啊？”他问，先是惊恐地看一眼省长，然后看一眼主教，“大人！神圣的主宰！也许，太太们也冻坏了！总得喝点那个才成！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大家摇着胳膊，纷纷说他们到溜冰场来不是为了暖和身子的，可是市长不理那些话，推开门，弯起手指头招呼人走过来。一个工人和一个消防队员跑到他跟前来了。

“听着，你们到萨瓦青那儿跑一趟，”他叽叽咕咕地说，“你们叫他赶快送来那个……怎么说好呢？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就说，叫他送十杯来……十杯热红酒……要很烫的，或者糖酒什么的也成。……”

阁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居然请我们喝这种东西！”

“没什么，我们喝一点……”市长支支吾吾地说，“那么就要十杯好了。……哦，另外还要点本尼狄克丁[1]什么的……再叫他们烫两瓶红葡萄酒。……哦，给太太们要点什么呢？好吧，叫他们送点蜜糖饼干和核桃来……还有糖果什么的。……那么去吧！快！”

市长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又开口骂这种严寒，拍着手，顿两只穿套靴的脚。

“不，叶果尔·伊凡内奇，”省长劝他道，“您别说造孽的话了，俄国的严寒自有它的好处。不久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是俄罗斯民族有许多优良品质都是由广大辽阔的土地和这种天气，由残酷的生存斗争造成的。……这完全正确！”

“也许这话确实对，大人，不过，也还是完全没有它的好。当然，以前严寒赶走了法国人，而且各种吃食可以冰冻一下，孩子也可以溜冰……这都是实在的！对于饱暖的人来说，严寒纯粹是一件快活事，然而这在做工的人、穷人、朝圣的人和四处漂泊的人却是极大的祸患和灾难。那是苦事，苦事啊，神圣的主宰！在这种严寒的天气，贫穷就加倍痛苦，盗贼就更加狡猾，坏人就更加凶恶。这是明摆着的事！我现在七十岁了，如今我身上有皮大衣，家里有火炉，有各式各样的朗姆酒[2]和潘趣酒。现在我不在乎严寒的天气，根本不去理睬它，甚至全不在意。不过，从前是怎样的呢，纯洁的圣母啊！回想起来都觉得可怕！我年纪大，记性差，什么事情都忘掉了。仇人也好，自己的罪恶也好，各种倒霉的事情也好，全都忘了，然而严寒的天气却记得一清二楚！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小淘气，就此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既没有亲戚，也没有熟人，衣服破破烂烂，饿着肚子，没有地方过夜，总之，‘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3]。那当儿，我找到个差使，白天领着一个瞎老太婆走遍全城，每天挣五戈比。……严寒的天气真是凶狠歹毒啊。我带着老太婆一走出门，就开始受苦。我的创世主啊！首先，我像害了热病似的打哆嗦，缩起脖子，蹦蹦跳跳，然后我的耳朵、手指头、脚就痛起来，痛得就跟有人拿钳子夹住似的。不过这还不算什么，这都是小事，没什么要紧。等到我周身冻僵，那才要命哟。我在严寒里走上三个钟头，神圣的主宰啊，我就变得不像人样儿了。我的腿抽筋，胸口发闷，肠胃缩紧，顶糟的是心痛得没法说。我那颗心一个劲儿地痛，闹得我支持不住，浑身难受，好像手里拉着的不是老太婆，倒是死亡似的。我浑身麻木，成了石头，好比一尊塑像，一面走一面觉得不是我在走，仿佛是别人在替我移动两条腿。等到我的灵魂结成冰，我就昏头昏脑，时而想丢下老太婆，不给她领路，时而又想从小贩的托盘里捞走一个热面包，时而又想找人打架。临了，我总算回到过夜的住处，躲开严寒，到了暖和的地方，可是那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差不多总是睡不着觉，往往一直熬到半夜，哭哭啼啼，至于为什么哭，我自己也不知道。……”

“趁现在天还没有黑，应该到溜冰场上去走一走，”省长夫人说，她听得厌烦了，“谁跟我一块儿去？”

省长夫人走出去，阁子里的人跟着她一齐拥出去。留下来的只有省长、主教和市长。

“圣母啊！当年我给送到鲜鱼店里去做伙计，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叶果尔·伊凡内奇接着说，扬起胳膊，这样一来，他那件狐皮大衣就敞开怀了，“我往往天刚亮就上店里去……到八点多钟，我已经完全冻僵，脸色发青，手指头张开，没法扣纽扣，也没法数钱了。我站在冷处，浑身僵硬，心里暗想：‘上帝啊，我要照这样一直站到天黑哟！’临到吃午饭，我的肠胃已经缩紧，心也痛了……就是这样！后来我自己做了老板，日子也没有轻松多少。严寒刺骨，可是商店像是捕鼠笼，四面八方都通风。我身上的皮大衣，不瞒您说，糟糕得很，跟鱼皮做的一样，透风。……我周身僵直，脑子发昏，我自己也就变得比严寒还要残忍了，我拧这个伙计的耳朵，差点把他的耳朵拧下来，我打那个伙计的后脑勺。我像个恶棍或者野兽似的盯住主顾，恨不得剥下他的皮。傍晚我回到家里，本来应该睡觉，可是心里不好受，就开口骂家里的人不该靠我养活，吵吵嚷嚷，大闹一通，就是来五个警察也拦不住。由于严寒，我变得凶恶，死命灌酒。”

叶果尔·伊凡内奇把两只手一拍，接着说：

“冬天我们把鱼运到莫斯科去，受了多少罪啊！圣母！”

他上气不接下气，叙述他把鱼运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和他的伙计有过多么惨痛的经历。……

“嗯，是啊，”省长叹口气说，“人吃苦的能力真是惊人！您，叶果尔·伊凡内奇，把鱼运到莫斯科去，我呢，从前打过仗。我想起一件不平常的事。……”

省长就讲起上一次俄土战争时期，他所属的那个中队在一个严寒的晚上，迎着刺骨的大风，一动也不动地在雪地里站了十三个钟头。全中队生怕被敌人发觉，就不生火，不说话，不动弹，而且不准吸烟。……

回忆开始了。省长和市长活跃起来，兴致勃勃，互相打岔，追述他们的经历。主教讲起从前他在西伯利亚工作，怎样坐着狗拉的雪橇出门，有一回大冷天赶路，睡着了，从雪橇上摔下来，差点冻死，等到通古斯人回来找到他，他已经半死不活了。随后，仿佛商量好似的，这几个老人突然停住口，并排坐着，沉思起来了。

“唉！”市长小声说，“我原以为事情都已经忘掉，可是一看见那些运水的人，那些小学生，那些穿着单薄的囚衣的犯人，就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拿眼下正在奏乐的乐师来说吧。大概他们的心在痛，肠胃缩紧，嘴唇冻得粘在喇叭口上了。……他们一面奏乐一面暗想：‘圣母啊，我们还得在冷地里再熬三个钟头哟！’”

几个老人开始沉思。他们想到人们身上那种比门第还要高贵，比官位、财富、知识还要高贵的东西，想到那种使得最穷的乞丐也可以跟上帝接近的东西，想到人的孤立无援，想到人的痛苦，想到人的忍耐力。……

这当儿空气已经变成蓝色。……两个由萨瓦青派来的茶房推开门，端着托盘，提着一个包严的大茶壶，走进阁子来。等到杯子里斟满茶，空气里弥漫着桂皮和干母丁香花芽的浓重气味，门又开了，一个年轻的、没有生出小胡子的巡官走进来，鼻子冻紫，浑身布满一层白霜。他走到省长跟前，把手举到帽檐那儿，说：

“夫人吩咐我报告您，说她老人家已经离开此地，回家去了。”

大家瞧见巡官伸到帽檐那儿的手指头已经冻僵，张开，瞧见他的鼻子通红，他的眼睛没有光彩，他那顶风帽在靠近嘴的地方挂着一层白霜，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感到巡官的心一定在痛，他的肠胃一定缩紧，他的灵魂一定麻木了。……

“您听我说，”省长犹豫不决地说，“喝一点热红酒吧！”

“没关系，没关系……喝吧！”市长摇着胳膊说，“不用拘礼！”

巡官就用两只手接过酒杯，走到一旁，规规矩矩，一口口地喝那杯酒，极力不发出一点声音。他一面喝，一面觉得很窘。几个老人默默地看着他，大家暗自觉得巡官的心不再痛了，他的灵魂也变得柔和了。省长叹一口气。

“现在大家该回家去了！”他说着，站起来。“再见！您听我说，”他对巡官说，“您去对那边的乐师们说一声，叫他们……不要再奏乐了，您再用我的名义要求巴威尔·谢敏诺维奇，叫他设法给他们喝一点……啤酒或者白酒。”

省长和主教跟市长告别，走出阁子去了。

叶果尔·伊凡内奇开始喝热红酒。巡官还没来得及喝完那杯酒，他已经对巡官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他的嘴停不住。

[1] 一种法国蜜酒。

[2] 一种用甘蔗汁发酵和蒸馏酿成的烈性酒。

[3] 引自《新约·希伯来书》，第13章，第14节。此节和第12、13节写到耶稣受苦、受凌辱的情况。

乞丐

“先生！请您发善心，照顾一下我这个不幸的、挨饿的人吧。我有三天没吃饭了……讲到住店，我又没有五个戈比付店钱……我向上帝赌咒，我说的是真话！我做过八年乡村教师，后来遭到地方自治局陷害，丢掉了工作。我受了诬告的害。现在我已经赋闲一年了。”

律师斯克沃尔佐夫瞧着这个请求的人，瞧着他那件破破烂烂的蓝灰色大衣，瞧着他那对混浊的醉眼，瞧着他脸上的红晕，觉得以前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现在有人在卡卢加省给我谋了个差事，”请求的人继续说，“可是我没有盘费到那边去。请您发慈悲，帮帮我吧！我不好意思央求您，可是……环境又逼着我不得不这样。”

斯克沃尔佐夫瞧着他那双套靴，其中一只是长筒的，一只是短筒的。他瞧啊瞧的，忽然想起来了。

“您听我说，前天我好像在花园街遇见过您，”他说，“不过那一次您没对我说您是乡村教师，却说是个被开除的大学生。您记得吗？”

“不……不，不可能！”请求的人慌张地支吾道，“我是乡村教师，如果您乐意的话，我可以拿证件给您看。”

“您别再说谎！那一次您说您是大学生，甚至把您被开除的原因也对我说了。您记得吗？”

斯克沃尔佐夫涨红脸，带着憎恶的神情从那个衣服破烂的人面前走开。

“这是下流，先生！”他生气地说，“这是骗人！我要把您交到警察局去，真见鬼！您贫穷，挨饿，然而这并没有给您权利可以厚着脸皮，不知羞耻地说谎！”

衣服破烂的人抓住门柄，像被捉住的贼那么惶恐，站在前厅往四处张望。

“我……我没说谎，先生……”他支吾道，“我可以拿出证件来给您看。”

“谁相信您的话？”斯克沃尔佐夫继续愤慨地说，“要知道，利用社会对乡村教师和大学生的同情，是十分卑鄙、下流、肮脏的！真可恶！”

斯克沃尔佐夫大发脾气，用极其无情的话责备请求的人。那衣服破烂的人的无耻谎言在他心里引起嫌弃和厌恶，侮辱了他斯克沃尔佐夫热爱和看重的东西，那种东西他自己身上就有，例如善良、敏感的心、对不幸者的怜悯等。这个“家伙”却一味说谎，骗取别人的同情，这就仿佛玷污了他出于纯洁的心而喜欢周济穷人的一片好意。衣服破烂的人先是辩白，起誓，可是后来停住口，害臊，低下头了。

“先生！”他把手放在胸口上说，“确实，我……说了谎！我不是乡村教师，也不是大学生。这都是捏造！我本来在俄罗斯合唱队里工作，后来酗酒，被开除了。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用上帝的名义请您相信：不说谎不行啊！我一说真话，谁也不会给我钱。说了实话，我就会饿死，就会不能住小店而冻死！您的话是对的，我明白，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您问有什么办法吗？”斯克沃尔佐夫走得离他近一点，叫道，“干活就是办法！您得干活！”

“干活。……这我自己也明白，可是到哪儿去找活干呢？”

“胡说！您年轻，健康，强壮，总会找到活干的，只要您有这种心意就行。可是，说真的，您懒惰，娇生惯养，爱喝酒！您身上如同酒馆里那样，冒出一股酒气！您满嘴谎话，浪荡成性，只会讨饭和撒谎！就算您哪天愿意屈尊干活，也必得给您找个白拿钱不做事的坐办公室、当俄罗斯合唱队队员或台球记分员之类的差事才成！至于体力劳动，您愿意干吗？要您做扫院人，做工厂的工人，您大概就不去！您这种人架子可大呢！”

“您怎能这么说呢，真是的……”请求的人苦笑着说，“我到哪儿去找体力劳动的工作呢？讲到做店员，我已经嫌迟了，因为要做生意就得从小当学徒。至于做扫院人，谁也不肯用我，因为对我是不能称呼‘你’的。……工厂里也不会要我，当工人得有手艺，我却什么也不会。”

“胡说！您老是找托词！那么您愿意劈柴吗？”

“我不会推辞，可是眼下连真正的劈柴工人也闲着没活干哟。”

“哼，所有的寄生虫都说这种话。真要叫您干，您就推辞了。您愿意在我家里劈柴吗？”

“行，我劈就是。……”

“好，我们瞧着吧。……很好。……我们会看到的！”

斯克沃尔佐夫连忙张罗起来，而且不免幸灾乐祸地搓着手，把厨娘从厨房里叫来。

“喏，奥尔迦，”他对她说，“把这位先生领到板棚里去，让他在那儿劈柴。”

衣服破烂的人耸动着肩膀，仿佛大惑不解似的，犹豫不决地跟着厨娘走去。从他的步法可以看出他答应去劈柴并不是因为他挨着饿，想挣点钱糊口，而只是因为说出口的话不便收回，碍于面子和羞耻心，不得不去罢了。此外还可以看出，他喝过酒，显得十分衰弱，身体不健康，一点也没有干活的心思。

斯克沃尔佐夫赶紧走进饭厅。在那儿，隔着一扇面对院子的窗户，可以看见堆木柴的板棚里和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斯克沃尔佐夫在窗前站住，看见厨娘和衣服破烂的人从后门走到院子里，穿过泥泞的雪地，往板棚那边走去。奥尔迦气呼呼地打量她的同伴，把胳膊肘往两旁张开，撞开板棚的门，愤愤不平，弄得门砰的一响。

“大概我们妨碍这个女人喝咖啡了，”斯克沃尔佐夫暗想，“好凶的女人！”

随后他看见那个冒充教师和大学生的人在木墩上坐下，用拳头支着红脸，想心事。那个女人拿过一把斧子来，丢在他脚边，气愤地吐口唾沫，从她嘴唇的活动样子，看得出她在骂他。衣服破烂的人犹豫不决地拉过一块木头来，夹在两条腿中间，胆怯地用斧子劈下去。木头摇晃一下，倒了。衣服破烂的人把它拉过来，往冻僵的手上哈一口气，又很小心地用斧子劈下去，仿佛生怕砍到他的套靴上，或者砍断他的手指头似的。木头又倒了。

斯克沃尔佐夫的愤怒已经消散，他想到他硬逼这个娇生惯养的、喝醉酒的、也许还有病的人在冷地里干粗活，心里有点不好受，有点难为情。

“嗯，没什么，让他去干吧……”他想着，从饭厅里走到卧室去，“我这是为他好。”

过一个钟头，奥尔迦来了，报告说木柴已经劈好。

“喏，给他半个卢布，”斯克沃尔佐夫说，“如果他愿意，就让他每月一日来劈柴。……工作是总归有的。”

到下月一日，那个衣服破烂的人来了，虽然几乎站都站不稳，可是又挣到半个卢布。从这回起，他常常到院子里来，每回都有活儿给他做，例如把雪扫成堆，或者把板棚里收拾干净，或者打掉地毯和床垫上的尘土。每回他干完活都挣到二十以至四十个戈比，有一回还外加拿到一条旧裤子。

斯克沃尔佐夫搬家的时候，雇他来帮忙，收拾和搬运家具。这回那个衣服破烂的人没有喝酒，脸色阴沉，不大说话。他几乎没有碰那些家具，低着头跟在货车后面走，甚至也不努力装得起劲些，光是冷得缩起身子，每逢赶车的笑他懒，笑他弱，笑他那件老爷穿过的破大衣，他总是很窘。搬运完结后，斯克沃尔佐夫吩咐人把他找来。

“嗯，我看出我的话已经对您发生作用了，”他给他一个卢布，说，“这是给您的劳动报酬。我看得出您没有喝酒，您不是不想干活。您姓什么？”

“路希科夫。”

“路希科夫，我能给您介绍另一种工作，好一点的工作。您会抄写吗？”

“会，先生。”

“那么明天您拿着这封信去找我的同行，您可以在他那儿得到抄写的工作。要好好工作，不要灌酒，不要忘了我对您说过的话。再见！”

斯克沃尔佐夫想到自己把一个人扶上正路，觉得很满意，就亲热地拍拍路希科夫的肩膀，甚至分别的时候跟他握了握手。路希科夫收下信，走了，从此再也没到院子里来干活。

两年过去了。有一回斯克沃尔佐夫站在戏院的售票窗口，正在付钱，却看见身旁站着个身材矮小的人，穿一件羊羔皮衣领的大衣，戴一顶旧的海狗皮帽。这个矮小的人胆怯地向售票员要一张最高楼座的戏票，付了几枚五戈比铜币。

“路希科夫，是您吗？”斯克沃尔佐夫认出这个人就是他旧日的劈柴工人，问道，“怎么样？您在做什么工作？生活好吗？”

“还好。……如今我在一个公证人那儿工作，薪水是三十五卢布，先生。”

“哦，谢天谢地。好极了！我为您高兴。我碰见您，非常快活，非常快活！要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您要算是我的教子呢。真的，是我把您扶上正路的。您记得我怎样痛骂您吗，啊？那时候您羞得差点钻到地底下去。好，谢谢您，我的朋友，您总算没有忘掉我的话。”

“我也要谢谢您，”路希科夫说，“要不是那一次我去找您，也许我直到如今还在说我自己是教师或者大学生。是啊，在您那儿我总算得救，跳出那个陷坑了。”

“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谢谢您那些好心的话和您好心的行动。您那时候说的一番话很精彩。我既感激您，也感激您的厨娘，求上帝保佑这个善良高尚的女人。您那时候说的一番话很精彩，当然，我到死都会念着您的情，然而认真地说，救我的却是您的厨娘奥尔迦。”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当初我到您家去劈柴，她一开头总是说：‘唉，你呀，醉鬼！你这个遭到上帝诅咒的人！你怎么还不死哟！’然后她就在我对面坐下，闷闷不乐，瞧着我的脸，哭着说：‘你这个不幸的人啊！在这个世界上你一点快活也没有，而且到了那个世界，你这个醉鬼也还要下地狱，遭火烧！你这倒霉的人啊！’您知道，她照这样说了许多。讲到她为我发过多少脾气，流过多少泪，我都没法对您说了。不过顶要紧的是，她替我劈柴！要知道，先生，我在您家里连一根柴也没有劈过，全是她劈的！至于为什么她要救我，为什么我瞧着她，就改邪归正，戒掉酒，我也没法对您解释清楚了。我只知道我听到她的话，看到她的高尚行动，我的灵魂就起了变化，她把我挽救过来了，这是我永世也忘不了的。不过现在该入场，他们就要摇铃了。”

路希科夫鞠躬告辞，动身到楼座去了。

仇敌

九月里一个黑暗的夜晚，九点多钟，在地方自治局医生基利洛夫家里，他的独生子，六岁的安德烈，害白喉症死了。医生的妻子在死去的孩子小床前面跪下，绝望刚刚抓紧她的心，忽然门厅里响起了门铃声。

由于家里有白喉病人，所有的仆人从那天早晨起就都已经从家里给打发出去了。基利洛夫没穿上衣，只穿着解开了扣子的坎肩，也没擦干泪痕斑斑的脸以及被石碳酸烫伤的手，就这样亲自走去开门了。门厅里光线阴暗，他只看得见走进门的那个人长得中等身材，围一条白围巾，现出一张大脸，脸色非常白，白得仿佛他一进门连门厅都亮了点似的。……

“大夫在家吗？”来人很快地问道。

“我在家，”基利洛夫回答说，“您有什么事？”

“哦，就是您？很高兴！”来人快活地说着，开始在黑暗中找医生的手，后来找到了，就用自己的两只手紧紧握住那只手，“我很……很高兴！我跟您见过面的！……我姓阿包京……今年夏天在格努切夫家里荣幸地见过您！正好碰上您在家，我很高兴。……请您看在上帝面上，不要推辞，马上跟我一块儿走。……我的妻子病得很重。……我坐着马车来的。”

从来人的声调和动作可以看出他心情十分激动。他仿佛让火灾或者疯狗吓坏了，几乎压不住急促的呼吸，讲话很快，语音发颤，所讲的话带着毫不做作的诚恳和孩子气的畏怯口吻。他如同一切惊恐和吓坏的人一样，讲着简短而不连贯的句子，说了许多完全不贴题的和多余的话。

“我生怕您不在家，”他接着说，“我坐车来找您，一路上心里痛苦极了。……请您看在上帝面上，穿好衣服，跟我一块儿走。……事情是这样的：巴普钦斯基来找我，他就是亚历山大·谢敏诺维奇，您认得的。……我们就谈起天来……后来坐下喝茶，忽然我妻子大叫一声，按住心口，倒在椅子的靠背上。我们把她扶上床，我……我就用阿莫尼亚水擦她的两鬓，把水洒在她脸上……她躺在那儿跟死人一样。……我生怕这是动脉瘤症。……我们走吧。……她父亲就是害动脉瘤症死的。……”

基利洛夫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好像听不懂俄国话似的。

等到阿包京再一次讲到巴普钦斯基，讲到他妻子的父亲，又在黑暗中找他的手，医生才摇摇头，开口了，而且淡漠地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对不起，我不能去。……五分钟以前，我的……儿子死了。……”

“真的吗？”阿包金小声说，倒退一步，“我的上帝啊，我来得多么不是时候！这真是个出奇不幸的日子……出奇啊！多么凑巧……好像是故意这么安排好了似的！”

阿包金抓住门拉手，低下头，沉思了。他分明在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告辞走掉呢，还是继续央求医生。

“您听我说，”他热烈地说道，抓住基利洛夫的衣袖，“我很了解您的处境。上帝看得见，我在这样的时候来麻烦您，实在觉得难为情，不过我有什么办法呢？您想想看，我能去找谁呢？要知道，此地除了您以外，就没有别的大夫了。看在上帝面上，去一趟吧！我不是为我自己求您。……害病的不是我！”

接着是沉默。基利洛夫扭转身去用背对着阿包金，站了一会儿，慢慢走出门厅，来到客厅。凭他那种不稳定的、心不在焉的步态看来，凭他在客厅里把一盏没点亮的灯上的毛茸茸的灯罩扶正，又看一眼摊在桌上的一本厚书的专心神情看来，这时候他既没有什么主见，也没有什么愿望，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大概已经不记得他家门厅里站着一个外人了。客厅里的昏暗和寂静显然使他越发麻木。他从客厅走进他的书房，不必要地把右腿抬得过高，伸出手去摸索门框，同时他全身流露出茫然的神态，仿佛闯进别人的家里，或者生平第一次喝醉酒，眼前正在困惑地体验这种新的感觉似的。有一道宽阔的亮光越过书架，照到书房的一面墙上，书房有一道门通到卧房，这道光同石碳酸和酒精的浓重窒闷的气味就是从微微拉开的卧房门缝里漏过来的。……医生在桌子前面一把圈椅上坐下，呆呆地朝桌上一本被灯光照亮的书，瞧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进卧房去了。

这儿，在卧房里，是死一般的寂静。一切，就连顶小顶小的东西，都在雄辩地述说着不久以前才过去的那场风暴，述说着疲劳。如今一切都在休息。一支蜡烛立在一张方凳上，夹在密密层层的药瓶、药盒、药罐中间，一盏大灯放在五屉柜上，它们把整个房间照得明亮耀眼。靠近窗口的床上，躺着一个男孩，睁着眼睛，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他不动弹，然而他那对睁开的眼睛似乎在一刻不停地变黑，越来越深地陷进眼眶里去。他母亲跪在床前，两条胳膊放在他身上，脸埋在被子的皱褶里。她像那个男孩似的一动也不动，然而她那扭弯的身体和那两条胳膊显出多么生动的活力啊！她把全身扑到床上，用尽力气如饥似渴地贴紧它，仿佛好容易才给她那疲乏的身体找到安宁舒适的姿势，生怕变动它。被子啦，抹布啦，水盆啦，地板上的水渍啦，丢得到处都是的小画笔和调羹啦，装着石灰水的白瓶子啦，使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啦，这些都已经死亡，似乎沉浸在安宁里了。

医生在妻子身旁站住，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偏着头，定睛瞧着他的儿子。医生脸上现出冷漠的神情，只有凭他胡子上发亮的泪珠才看得出他刚刚哭泣过。

人们谈到死亡而想到的那种阴森吓人的恐怖，在这个卧房里却不存在。这儿普遍的麻木、母亲的姿势、医生脸上的冷漠神情，都含着一种吸引人和打动人心的东西，也就是包藏在人类哀愁中那种细致而不易捉摸的美。人们还不会很快就领会或者描写这种美，恐怕只有音乐才能把它表达出来。就连房间里这种阴郁的寂静也可以使人感到那种美。基利洛夫和他的妻子没开口说话，也没哭，似乎他们除了感到失去儿子的惨痛以外，还感到他们处境的凄凉：如同从前他们的青春在某个时期消失了一样，眼前他们养育儿女的权利也随着男孩的死亡永远消失了！医生四十四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像个老人，他那憔悴多病的妻子三十五岁了。安德烈不仅是他们的独生子，而且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了。

跟妻子相反，医生是那种一感到精神痛苦就想活动一下的人。他在妻子身旁站了五分钟光景，就走开，高高地抬起右腿，从卧房走进一个小房间，那儿有一半地方让一个又大又宽的长沙发占据了。然后他又从这儿走进厨房。他在火炉旁边和厨娘的床边徘徊一阵，然后弯下腰，穿过一道小门，到了门厅。

在这儿他又看见白围巾和白脸。

“总算来了！”阿包金吁一口气说，伸手抓住门拉手，“我们走吧，劳驾！”

医生愣一下，看着他，想起来了。……

“您听我说，我已经跟您说过，我不能去！”他说着，振作起来，“这多么奇怪！”

“大夫，我不是木头人，我很清楚您的处境……我同情您！”阿包金用恳求的声调说，把手放到围巾上，“不过要知道，我不是为自己求您。……我的妻子就要死了！要是您听到那声喊叫，见过她的脸，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固执！我的上帝，我本来当是您去穿衣服的！大夫，时间宝贵！走吧，我求求您！”

“我不能去！”基利洛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然后迈步走进客厅。

阿包金跟在他后面，抓住他的衣袖。

“您有伤心事，这我明白，不过要知道，我请您去也不是治牙痛，更不是去做法院鉴定人，而是去救一条人命！”他继续像乞丐那样恳求道，“人命比一切个人的悲痛都要紧！是啊，我请您拿出勇气，拿出英雄气概来！我用博爱的名义请求您！”

“博爱可是两头都能打人的棍子，”基利洛夫生气地说，“我也用博爱的名义请求您不要把我拉走。这多么奇怪，真是的！我站都站不稳，可是您却用博爱来吓唬我！我现在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说什么也不能去，再者我把妻子托付给谁呢？不行，不行。……”

基利洛夫摆着手，往后倒退。

“而且……而且您也不用求我！”他惊慌地继续说，“请您原谅我。……按照第十三卷法规的规定，我非去不可，您有权利抓住我的衣领硬拉我走。……请吧，您拉吧，可是……我不行。……我连话都说不动。……请您原谅。……”

“您，大夫，不该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阿包金又拉住医生的衣袖说，“什么十三卷不十三卷，去他的！我没有任何权力强制您去。您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也随您，然而我不是对您的意志讲话，我是对您的感情讲话。一个年轻的女人就要死了！您说您的儿子刚死，那么除了您还有谁会了解我的恐慌呢？”

阿包金的声音激动得发颤。这种颤音和这种口气比他的话语动听得多。阿包金本心是诚恳的，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他说什么，他的话总显得做作，缺乏感情，华而不实，很不得体，对医生家里的空气也罢，对那个正在不知什么地方垂危的女人也罢，简直像是侮辱。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生怕别人误解，因此极力给他的声调添上委婉和柔和，为的是即使不能用他的话语折服人，至少也让他诚恳的声调感动人。一般说来，话无论说得多么漂亮和深刻，也只能影响不关痛痒的人，却不见得总能满足幸福的或者不幸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沉默才常常成为幸福或者不幸的最高表现。一对爱人倒是在沉默的时候才更加互相了解，在坟墓旁边发表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却只能感动外人，死者的寡妇和孩子听起来反而觉得冷酷和无聊。

基利洛夫站着，一言不发。阿包金又讲了一些话，说到医生的崇高使命，说到自我牺牲等等，于是基利洛夫郁闷地问道：

“远不远？”

“大概有十三四俄里的路。我的马好得很，大夫！老实跟您说，您来回一趟不出一个钟头。只要一个钟头就足够了！”

最后这句话对基利洛夫的影响，远比有关博爱或者医生使命之类的宏论有力量得多。他想一想，叹口气说：

“好，走吧！”

他很快地走到书房，步子也稳多了。过了一会儿，他穿一件长上衣走回来。阿包金欢欢喜喜，帮着他穿上大衣，在他四周踩着碎步忙来忙去，脚底擦着地面沙沙地响，随后跟他一块儿走出房外。

外面天色黑下来，可是比门厅里亮。在黑地里清楚地现出医生那高大伛偻的身子、又长又窄的胡子和钩鼻子。阿包金呢，除了他的白脸以外，现在还可以看清他的大头和他那顶小得刚够盖严头顶的大学生制帽。那条围巾只有前面一部分发白，后面那部分却被长头发盖住了。

“请您相信，您这种宽宏的气度我是领情的，”阿包金把医生扶上马车，喃喃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到家。你，路卡，好朋友，把车尽量赶得快点！劳驾！”

车夫把车赶得很快。先是一排不美观的房屋沿着医院的院子伸展出去，到处都乌黑，只有院子深处一个窗子里射出明亮的光芒，射透篱墙。医院正房楼上的三个窗子也不像外面那么黑。随后马车就驶进浓重的黑暗里。这儿可以闻到带着菌子味的潮气，可以听见树叶的飒飒声。有些乌鸦给车轮的辘辘声惊醒，在树叶中间扑腾，发出仓皇悲凉的叫声，仿佛知道医生的儿子死了，阿包金的妻子病了似的。可是后来，眼前闪过孤零零的一棵棵树和一丛丛灌木，随后有一个池塘阴森地发亮，水面上睡着巨大的黑影，于是马车在一片坦荡的平原上奔驰。乌鸦的叫声落在后面很远的地方，已经变得含混，不久就完全消失了。

一路上基利洛夫和阿包金几乎没有说话。只有一次阿包金深深叹一口气，喃喃地说：

“这局面真叫人难受啊！人们爱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比眼看就要失去他们的时候爱得更深了。”

等到马车慢慢地渡过那条河，基利洛夫突然打个哆嗦，仿佛让河水声吓坏了，身子扭动起来。

“听我说，请您放我回去，”他发愁地说，“我随后再到您家里去。我只是要请一个医士去陪陪我的妻子。她可是孤单单一个人啊！”

阿包金没说话。马车摇摇晃晃，撞着石头，驶上沙岸，往前赶去。基利洛夫在愁闷中焦急不安，瞧着周围。在淡淡的星光下，可以看见他们身后那条路和岸边那些隐没在黑暗里的柳树。右边是一片平原，跟天空那样平坦，无边无际。远处，大概在泥炭沼地里吧，零零星星点着些昏暗的灯火。左边伸展着一道高冈，跟大路平行，高冈上长着一些小灌木丛，枝叶繁茂。天空中挂着一个很大的月牙，一动也不动，颜色发红，微微蒙着一层雾，四周是些碎云，那些云好像从四面八方回过头来看它，守住它，防备它跑掉似的。

整个自然界含有绝望和痛苦的意味。大地好比一个堕落的女人，独自坐在黑房间里，极力不想往事，她觉得回忆春天和夏天太苦，如今只是冷漠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冬天。不管往哪边看，大自然处处都像个黑暗而冰冷的深渊，不论基利洛夫也好，阿包金也好，那个红色的月牙也好，都休想逃出去了。……

马车离目的地越近，阿包金就变得越是焦躁。他扭动身子，跳起来，从车夫肩上往前看。最后马车总算在一个门口停下，那儿雅致地挂着花条麻布门帘。阿包金看看楼上灯光明亮的窗子，同时医生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声在颤抖。

“要是有个好歹，那……我就活不下去了。”他跟医生一块儿走进门厅说，激动得不住搓手。“不过这儿听不见闹哄哄的声音，可见至今还没出事。”他听一听四周的寂静，补充了一句。

在门厅，既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整所房子虽然灯光明亮，却像是睡着了。医生和阿包金本来一直在黑暗里，现在才可以互相看清。医生高身量，背有点伛偻，衣服不整齐，面貌不好看。他那像黑人般的厚嘴唇、钩鼻子、冷淡无光的眼睛，现出一种不招人喜欢的生硬、阴沉、严峻的神情。他那没有梳理的头发，瘪下去的鬓角，稀疏得露出下巴的长胡子那种未老先衰的花白颜色，灰白的皮肤，漫不经心、笨头笨脑的举止，所有这些都显得那么冷漠，使人想到他历年的贫穷和厄运，对生活和对人的厌倦。看着他那干瘦的身材，谁也不会相信这个人能有妻子，他能为儿子痛哭。阿包金的相貌却是另一个样子。他是个丰满、结实的金发男子，脑袋很大，脸庞又大又温和，装束优雅，穿着最时新的衣服。他的风度、扣紧纽扣的上衣、长头发、面容都使人感到一种高贵的、狮子般的气概。他走路昂起头，挺起胸脯，说话用的是好听的男中音。他拿掉围巾或者抚平头发的姿态流露出细腻的、几乎可以说是女性的秀气。就连他一面脱衣服、一面朝楼上张望的时候那种苍白的脸色和孩子气的恐惧，也没有破坏他的风度，冲淡他周身洋溢着的饱足、健康、自信的神态。

“这儿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他说着，走上楼去，“也没有忙乱的样子。上帝保佑！”

他领着医生穿过门厅，走进一个大厅，那儿放着一架乌黑的钢琴，挂着一个蒙着白套子的枝形烛架。他们两个人从这儿走进一个十分舒适漂亮的小客厅，那儿弥漫着好看的、半明半暗的粉红色亮光。

“好，请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大夫，”阿包金说，“我呢……马上就来。我去看一看，通知一下。”

基利洛夫就一个人留在这儿。尽管客厅豪华，半明半暗的灯光使人感到舒服，而且他到这个不相识的生人家里来未免有点离奇，可是这些分明都没有打动他的心。他坐在一把圈椅上，瞅着自己那双被石碳酸灼伤的手。他只随便看一眼鲜红的灯罩和提琴盒，斜起眼睛往钟声滴答的那边瞟一眼，发现一只制成标本的死狼，也像阿包金本人那样结实和饱足。

四下里静悄悄的。……在那些互相连接的房间里，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人高声喊了一下“啊！”，随后大概是一口立橱的玻璃门哐啷一响，过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基利洛夫等了五分钟光景，不再瞅自己的手，却抬起眼睛看门口，阿包金原是从那儿走出去的。

这当儿阿包金正好站在门口，然而已经不是刚才出去的那个阿包金了。他那饱足的神情和细腻的优雅不见了，他的脸、手、姿势被一种不知是恐怖还是生理上的剧烈痛苦引起的憎恶心情弄得变了样儿。他的鼻子、嘴唇、上髭，他的整个五官都在动，仿佛要跟他的脸分开，他那对眼睛倒似乎痛苦得笑了。……

阿包金迈着沉重的大步走到客厅正中，弯下身子，发出呻吟声，摇着拳头。

“她骗了我！”他叫道，使劲念那个“骗”字，“她骗了我！她走了！刚才她害病，打发我去找大夫，只是为了跟那个小丑巴普钦斯基私奔罢了！我的上帝啊！”

阿包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医生跟前，把两个又白又软的拳头伸到他的脸跟前，摇晃着，继续叫道：

“她走了！！她骗了我！哼，她何必这样作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何必玩这种肮脏的骗人花招，何必玩这种恶魔一样的、毒蛇一样的把戏？她走了！”

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他猛地扭转身，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现在他穿着短上衣，一条时髦的瘦裤子裹着他的两条腿，使腿显得很细，跟身体不相称，再加上他的大头和长头发，非常像一头狮子。医生淡漠的脸上闪着纳闷的神情。他站起来，瞅着阿包金。

“对不起，病人在哪儿？”他问。

“病人！病人！”阿包金嚷着，又哭又笑，仍旧摇拳头，“她不是病人，她是个该死的人！下流！卑鄙，连魔鬼都想不出比这再卑劣的勾当！她打发我出去无非是为了跟那个小丑，跟那个呆头呆脑的丑角，跟那个面首逃跑，逃跑！啊，上帝，巴不得她死了才好！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医生挺直身子。他的眼睛着，充满泪水，他的窄胡子随着下巴一同向左右两边颤动。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纳闷地往四下里张望，“我的孩子死了，我的妻子在伤心，而且孤零零地待在一所空房子里……我自己也站都站不稳，有三夜没合眼了……结果怎么样呢？我给硬逼着到这儿来陪着表演这么一出庸俗的滑稽戏，当个跑龙套的！我……我不懂！”

阿包金松开一个拳头，把一张揉皱的信纸丢在地板上，用脚踩它，就跟踩一条他要弄死的虫子似的。

“以前我一直没看出来……一直没弄明白！”他咬紧牙关说，把一个拳头举到自己的脸跟前摇晃着，脸上现出仿佛有人踩了他的鸡眼那样的神情，“我没有留意到他天天都来，没有留意到他今天是坐着轿式马车来的！为什么他坐轿式马车？我却没理会！傻瓜呀！”

“我不……不懂！”医生嘟哝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啊，这是揶揄人的尊严，嘲弄人的痛苦！真是岂有此理……这还是我生平头一回见到！”

医生现出一个刚开始明白自己受到奇耻大辱的人的惊呆神情，耸耸肩膀，摊开两只手，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好，浑身无力地往圈椅上一坐。

“是啊，就算你不再爱我，你爱上别人了吧，那也由你，可是何必骗人，何必玩这种昧良心的卑鄙手段呢？”阿包金用含泪的声音说。“这是何苦？这图的是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您听我说，大夫，”他走到基利洛夫跟前，激昂地说，“您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不幸的见证，我也不打算把真情瞒住您。我对您赌咒：我爱这个女人，像奴隶那样百依百顺地爱她！我为她牺牲了一切：跟亲人吵翻，丢开工作和音乐，有些事情换了是我母亲或者姐妹做的，我都不会原谅，我却原谅了她。……我从没斜起眼睛看过她一次……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那么何必这样作假呢？我并不硬要她爱我，可是为什么设下这种可恶的骗局呢？你不爱我，那就直截了当，光明正大地对我说好了，特别因为你知道我对这种事的看法嘛。……”

阿包金眼睛里含着泪水，周身发抖，诚恳地把心里的话都对医生说了。他讲得激昂，两只手按住心口，一点也不犹豫地把他家庭的隐私和盘托出，甚至仿佛很高兴，因为总算把这种秘密统统从胸中挖出去了。要是让他照这样谈上一两个钟头，吐尽他的衷曲，他无疑地会好受一点。谁知道呢，假如医生肯听他讲下去，像朋友那样同情他，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常有的那种情形，他会把烦恼抛开，不再抗议，也不再去做不必要的糊涂事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当阿包金讲话的时候，受了侮辱的医生却起了显著的变化。他脸上的淡漠和惊奇渐渐化为沉痛的委屈、愤慨、盛怒。他的五官变得越发凶狠、冷峻，不顺眼了。阿包金把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举到他眼前，那女人容貌俏丽，然而神态冷漠，没有表情，像修道女一样，于是阿包金问医生说：瞧着这张脸，人能相信她会作假吗？可是医生突然跳起来，眼睛发亮，粗声粗气吐出每一个字，说道：

“为什么您给我讲这些？我不想听！不想听！”他叫道，用拳头砸一下桌子，“我不要听您那些庸俗的秘密，叫它们见鬼去吧！不准您对我讲这些庸俗勾当！莫非您以为我还没有受够侮辱？您以为我是个奴仆，就可以任人侮辱个够？是吗？”

阿包金从基利洛夫面前往后倒退，惊奇地定睛瞧着他。

“您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医生接着说，抖动着胡子，“如果您吃饱喝足了而要结婚，吃饱喝足了而要闹点花样，演这种悲欢离合的戏，那么叫我来夹在当中算是怎么回事？我跟你们的男女私情有什么相干？别烦我！您管自去过您那种高尚的剥削生活，卖弄那些人道主义思想，玩那些乐器，”这时候医生斜眼看了一下提琴盒，“您管自去拉低音提琴，吹长号，长得跟阉鸡那么肥，可是不准您嘲弄人的尊严！如果您不善于尊重人的尊严，至少也别去碰它！”

“对不起，您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阿包金涨红脸问道。

“这意思是说，照这样拿人开玩笑是卑鄙下流！我是医生，您把医生和一般的工作者，把那些身上没有香水气味和卖淫气息的人，统统看成奴仆和低级趣味的人[1]。也罢，您要这样看也由您，可是谁也没有给您权力把一个正在受苦的人当成跑龙套的！”

“您怎么敢跟我这样说话？”阿包金小声问道，他的脸又跳动起来，这一回分明是出于愤怒。

“不，您既然知道我有伤心事，您怎么敢把我弄到这儿来听这些庸俗的事情？”医生叫道，又举起拳头砸一下桌子，“谁给您权力这样嘲弄别人的悲痛？”

“您发疯了！”阿包金嚷道，“这是多么不体谅人！我自己本来就深深地不幸，而……而……”

“不幸，”医生冷笑说，“请您不要提这两个字，它们跟您毫不相干。浪子借不到钱也说自己不幸。阉鸡肥得不好受也算是不幸。无聊的人！”

“先生，您太放肆了！”阿包金尖叫道，“说这样的话……照理要挨打！您明白吗？”

阿包金匆匆地把手伸进里面的口袋，从那儿取出钱夹来，抽出两张钞票，丢在桌子上。

“这是您的出诊费！”他说，鼻孔扇动着，“给您钱就是！”

“不准您给我钱！”医生说着，把钞票从桌上拂落到地板上，“侮辱不能用钱来赔偿！”

阿包金和医生面对面站着，在气愤中继续用不得当的话互相辱骂。恐怕他们有生以来，就连在梦魇中，也从没说过这么多不公平的、恶狠狠的荒唐话。这两个人身上强烈地表现出不幸的人的自私心理。不幸的人是自私、凶恶、不公平、狠毒的，他们比傻子还要不容易互相了解。不幸并不能把人们联合起来，反而把他们拆开了。甚至有这样的情形：人们怀着同样的痛苦，本来似乎应该联合起来，不料他们彼此干出的不公平和残忍的事，反而比那些较为满足的人之间所干的厉害得多。

“请您派车子送我回家！”医生气喘吁吁地喊道。

阿包金使劲摇一下铃。然而没有人应声跑来，他就又摇铃，生气地把铃丢在地板上。铃带着闷闷的响声落在地毯上，发出一声凄凉的哀叫，仿佛临死的呻吟。有个听差来了。

“你们都躲到哪儿去了，见你们的鬼？！”主人捏紧拳头，痛骂他，“刚才你在什么地方？去，叫他们给这位先生把四轮马车准备好，再吩咐他们把轿式马车套好马，我要用！等一等！”他看到听差回转身要走，又嚷道，“明天这所房子里不准留下一个奸细！你们统统给我滚出去！我要另外雇人！你们这些坏蛋！”

等候马车的那段时间，阿包金和医生一句话也没说。在阿包金身上，又恢复了原先那种饱足的神情和细腻的优雅。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优雅地摇着头，显然在盘算什么事。他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不过他极力装得没注意他的仇敌。……医生呢，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桌子边沿，瞧着阿包金，眼睛里带着深刻的、有点讥诮的、难看的轻蔑神情，像这样的神情是只有处在悲伤和困厄中的人看见面前立着饱足和优雅的人的时候才会有的。

过了一会儿，医生坐上四轮马车上路了，然而他的眼睛里仍旧现出轻蔑的神情。天色黑暗，比一个钟头以前黑多了。红色的月牙已经移到高冈后面，原先守护月牙的碎云如今像一块块黑斑似的躺在星星旁边。一辆挂着红灯的轿式马车沿着大路隆隆响地驶来，然后赶到医生马车的前头去了。这是阿包金坐上马车去诉说他的不平，去做糊涂事了。……

一路上，医生没想他的妻子，也没想他的安德烈，却在想阿包金和在他刚离开的那所房子里生活的人。他的思想不公平，残忍得不近人情。他暗自痛骂阿包金，痛骂他的妻子，痛骂巴普钦斯基，痛骂一切生活在半明半暗的粉红色亮光里而且发散着香水气味的人。一路上他痛恨他们，蔑视他们，弄得他的心都痛了。在他的心里，关于这些人就此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

光阴会消逝，基利洛夫的悲伤也会消散，可是这种不公平的、跟人类的心灵不相称的看法却不会消失，而要保留在医生的心里，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天。

[1] 原文为法语。

善良的日耳曼人

丰克公司炼钢厂工长伊凡·卡尔洛维奇·希威[1]由厂主派到特维尔城，在当地制造一种定购的产品。他为那种产品忙碌了四个月左右，一心想念他那年轻的妻子，到后来连胃口都差了，有两次甚至哭起来。他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一直闭着眼睛，想象自己怎样回到家，厨娘玛丽雅怎样为他开门，他的妻子娜达霞怎样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叫起来。……

“她没料到我这时候回来。”他想，“那倒更好。她会喜出望外的，好极了。……”

他坐晚班火车回到莫斯科。趁搬运工人替他去取行李，他就抽空到小吃部喝了两瓶啤酒。……他喝过啤酒后，心肠变得很软，因此一辆街头马车把他从火车站送到普烈斯尼亚街的时候，他不住唠叨说：

“你啊，赶车的，是个好车夫。……我喜欢俄国人！……你是俄国人，我妻子是俄国人，我也是俄国人。……我父亲是日耳曼人，不过我是俄国人。……我恨不得跟德国打一仗才好。……”

他正沉湎在幻想里，厨娘玛丽雅来给他开门了。

“你也是俄国人，我也是俄国人……”他唠唠叨叨，把行李交给玛丽雅，“我们都是俄国人，都说俄国话。……娜达霞在哪儿？”

“她睡了。”

“好，别惊醒她。嘘……我自己去叫醒她。……我要吓她一跳。让她吃一惊。……嘘！”

带着睡意的玛丽雅接过行李，走到厨房去了。

伊凡·卡尔雷奇[2]笑吟吟地搓着手，着眼睛，踮起脚尖，走到卧室门口，小心推开房门，生怕那扇门发出吱呀的响声。……

卧室里漆黑而安静。……

“我马上就会吓她一跳，”伊凡·卡尔雷奇暗想，划亮一根火柴。……

然而，可怜的日耳曼人啊！正当他火柴上的硫黄燃起蓝色火苗的时候，他却看见这样一幅画面：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个女人，把被子蒙住头，睡着了，他只看得见两个光光的脚后跟，另一张床上却睡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脑袋很大，生着红头发和长唇髭。……

伊凡·卡尔雷奇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又划亮一根火柴。……他接连划亮五根，而那个难于叫人相信的、又可怕又可气的画面却不断出现。日耳曼人的两条腿发软，背上发凉，身子僵直了。啤酒的醉意突然离开他的头脑，他觉得他的心兜底翻了个身。他头一个想法和愿望，就是操起一把椅子，使足力气往那个红脑袋上砸过去，再抓住他不忠实的妻子那光光的脚后跟，把她往窗外一摔，让她撞碎里外两层窗框，哐啷一响，飞到外面，摔在马路上。

“哦，不，这还太便宜他们！”他想了一会儿，暗自决定，“我要先把他们羞辱一场，再把警察和亲友找来，然后我把他们都杀死。……”

他穿上皮大衣，过一会儿走到了街上。在街上，他沉痛地哭起来。他一面哭一面想到人们的忘恩负义。那个露出光光的脚后跟的女人从前原是一个穷缝工，他给了她幸福，让她做了一个在丰克公司每年挣七百五十卢布的有学识的工长的妻子！她从前地位低下，穿着印花布衣服，像个女仆，多亏他，如今才戴上帽子和手套，连丰克公司的职员都对她称呼“您”了。……

他心里想：女人多么阴险狡猾啊！娜达霞装出她嫁给伊凡·卡尔雷奇是出于热烈的爱情，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一封温柔的信，寄到特维尔去。……

“啊，这条蛇，”希威在街上走着，暗想，“唉，为什么我娶个俄国人呢？俄国人都是坏人！野蛮人，乡巴佬！我恨不得跟俄国打一仗才好，见他的鬼！”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

“真奇怪，她宁可不要我而勾搭上一个红头发的流氓！是啊，要是她爱上丰克公司的一个职员，我倒也原谅她，可她却爱上个衣袋里连十戈比银币都没有的鬼家伙！唉，我真是个不幸的人啊！”

希威擦干眼睛，走进一家饭铺。

“给我拿纸和墨水来！”他对茶房说，“我要写信！”

他用发抖的手先给住在谢尔普霍夫的岳父和岳母写好一封信。他在信上对两个老人说，正直而有学识的工长不愿意跟淫荡的女人共同生活下去，又说只有父母是蠢猪，女儿才会是蠢猪，又说希威恨不得对所有的人都吐口痰才好。……他在信的结尾要求两个老人把女儿和她那红头发坏蛋一齐带走，他所以没有打死那个家伙，无非是因为不愿意弄脏手罢了。

然后他走出饭铺，把信放进信箱。他在全城逛荡，想着自己的伤心事，照这样一直走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这个可怜的人消瘦而且憔悴了，最后得出结论：生活就是命运的恶毒嘲弄，对正派的日耳曼人来说，再生活下去未免愚蠢而不体面。他决定既不对他的妻子也不对那个红头发报复了。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用宽宏大量来惩罚他的妻子。

“我去对她把话都说穿，”他在回家的路上暗想，“然后我就自杀了事，……让她跟她那个红头发的男人去过美满的日子好了，我不去碍他们的事。……”

他就幻想他怎样死掉，他妻子怎样受不住良心的谴责而难过。

“我偏要把我的财产留给她，对了！”他拉一下自己家的门铃，嘟哝道，“那个红头发的男人比我好，那就让他也一年挣七百五十卢布，看他办得到办不到！”

这回给他开门的还是厨娘玛丽雅，她看见他，不由得十分惊讶。

“你去叫娜达里雅[3]·彼得罗芙娜来，”他说，没有脱掉皮大衣，“我有话要跟她说。……”

过了一分钟，伊凡·卡尔雷奇面前站着个年轻的女人，只穿着衬里衣服，光着脚，现出吃惊的脸色。……受了欺骗的丈夫哭着，举起两只手，说：

“我全知道了！骗不了我！我亲眼看见那个长着两撇长胡子的红头发畜生了！”

“你疯了！”他的妻子叫道，“你干吗这么嚷？你会把房客吵醒的！”

“啊，红头发的骗子！”

“我叫你别嚷！你灌饱了酒，醉醺醺的，跑到这儿来嚷！快去睡觉！”

“我可不愿意跟那个红头发的人睡一张床！对不起！”

“你真疯了！”他妻子生气地说，“要知道，我们家里有房客了！原来做我们卧室的那个房间，现在租给一个钳工和他妻子住了。”

“啊……啊？什么钳工？”

“就是那个红头发的钳工和他妻子啊。我让他们在这儿住下，每月收四卢布房钱。……别嚷，要不然就把他们吵醒了！”

德国人瞪大眼睛，对妻子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慢慢地吹一声口哨。……

“现在我才明白……”他说。

过了一会儿，日耳曼人恢复原来的心境。伊凡·卡尔雷奇觉得心情舒畅了。

“你是俄国人，”他嘟哝说，“厨娘也是俄国人，我也是俄国人。……大家都说俄国话。……那个钳工是个好钳工，我想拥抱他。……丰克公司也是个好公司。……俄国是一块好土地。……我恨不得跟德国打一仗才好。”

[1] “希威”是日耳曼人的姓。

[2] 伊凡·卡尔洛维奇的简称。

[3] 上文的娜达霞是娜达里雅的爱称。

黑暗

一个年轻小伙子，生着淡黄的头发和突出的颧骨，身穿破皮袄，脚上一双又大又黑的毡靴，等到地方自治局医生看完门诊，从医院里走出来，回到住处去，他就胆怯地走到医生跟前。

“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老人家。”他说。

“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把手心放到鼻子上，从下往上地揉搓着，抬起眼睛看一阵天空，然后回答说：

“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老人家。……我哥哥瓦斯卡，瓦尔瓦利诺村的铁匠，就在你这儿的囚犯病房里，老爷。……”

“是的，那又怎么样？”

“我呢，就是瓦斯卡的弟弟。……我爸爸生了我们哥儿俩，他瓦斯卡和我基利拉。除了我们，还有三个姐妹。瓦斯卡成了亲，有了个小娃娃。……家里人口多，可又没有干活的人。……打铁铺多半有两年没烧火了。我自己在布厂里干活，不会打铁，讲到我爸爸，他哪儿还能干活？漫说干活，就连吃东西都不灵便，汤匙都送不到嘴上去了。”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你行行好，把瓦斯卡放出来吧！”

医生吃惊地瞧着基利拉，一句话也没说，管自往前走去。小伙子跑到他前面，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

“大夫，好老爷！”他哀求说，着眼，又用手心揉鼻子，“求你像上帝那样发慈悲，把瓦斯卡放回家！让我们永生永世为你祷告上帝！老爷，放了他吧！一家人都要活活饿死了！我妈天天哭，瓦斯卡的婆娘也哭……真是要命！我都不愿意再瞧亮晃晃的阳光了！行行好，把他放了吧，好老爷！”

“你究竟是脑子笨呢，还是发了疯？”医生生气地瞧着他，问道，“我怎么能放他？要知道，他是囚犯！”

基利拉哭起来。

“放了他吧！”

“呸，你这怪人！我怎么有权放他？我是狱卒还是怎么的？人家把他带到医院里来，找我治病，我就给他治病，至于释放他，那就跟把你关进监狱一样，我一点权力也没有。傻瓜！”

“可是，他本来就是平白无故坐牢的啊！开审前，他就已经在牢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可是现在，请问，为什么还关着他呢？比方说，他杀了人，或者偷了马，那倒不去说他了，可现在是无缘无故，硬这么关着啊。”

“你说的都对，不过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他们把个庄稼汉关进监牢，可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老爷，他原本喝多了酒，糊里糊涂，连我爸爸都挨了他一个耳光，他还醉醺醺地撞在树枝上，把自己的脸也碰伤了。你知道，我们村里有两个小伙子，想要土耳其烟草，就来跟他说，要他夜里跟他们一块儿溜进亚美尼亚人的小铺去弄点烟草。他呢，这个傻瓜，醉醺醺地依了他们。你知道，他们扭开锁，溜进去，撒起酒疯来了。他们见着什么就翻什么，砸碎了玻璃，把面粉也弄撒了。一句话，他们都醉了。好，乡村警察立时跑来……一来二去就把他们押到法院侦讯官那儿。他们整整坐了一年的牢，直到上个星期，星期三那天，他们三个才在城里过堂。一个兵拿着枪立在他们后头……大家宣誓。瓦斯卡比别人罪过都小，可是那些老爷硬说他是领头的。那两个小伙子坐牢了，可是瓦斯卡得做三年苦工。这是为什么？审案子得凭良心啊！”

“不管怎么样，我跟这件事不相干。你去找那些当官的。”

“我已经到当官的那儿去过。我走进法院，想递个呈子上去，他们却连呈子也不收。我到区警察局局长那儿去过，也到侦讯官那儿去过，人人都说：‘这不关我的事！’那么这事到底归谁管呢？不过在这儿医院里，数你最大，上头没有人了。老爷，你要怎么办就能怎么办。”

“你这傻子！”医生叹道，“只要陪审员判了他的罪，那就漫说省长，连大臣也没法办，更别说区警察局局长了。你这是白忙一场！”

“那么是谁判他有罪的？”

“那些陪审员先生啊。……”

“他们哪能算是先生？都是我们庄稼汉！有安德烈·古烈夫，有阿辽希卡·胡克。”

“哎，我懒得跟你讲下去了。……”

医生摆一摆手，很快地往自家门口走去。基利拉本想跟着他走，可是看见房门砰的一声关上，就站住了。他在医院的院子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十来分钟，没戴上帽子，瞧着医生的住宅，然后深深叹一口气，慢慢搔一搔脑袋，往大门口走去。

“可是该去找谁才对呢？”他嘟哝着，走到大路上，“这个说这不关我的事，那个也说这不关我的事。那么这事到底归谁管呢？嗯，对了，你不塞给人家几个钱，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大夫嘴里在说话，可老是瞧着我的手，看我会不会给他一张蓝票子。嗯，老兄，就连省长，我也能想法见到哩。”

他走一步挨一步，毫无必要地不住回头看，懒洋洋地顺着大路走去，显然在踌躇，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才好。……天气不冷，雪在他脚下微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前面，不出半俄里远，在一道高冈上，铺展着一个小小的县城，不久以前他哥哥就是在那儿受审的。右边是乌黑的监狱，红房顶，四角立着岗亭。左边是城郊的大树林，如今披着银霜。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老头，身穿女人的短大衣，头戴大便帽，在前面走着，不住咳嗽，吆喝一头奶牛，他正把它赶到城里去。

“老大爷，你好！”基利拉追上老人，说。

“你好。……”

“你把牛赶到市上去卖吗？”

“不是的，随便走走……”老人懒洋洋地回答说。

“你是城里人？”

他们攀谈起来。基利拉讲起他为什么到医院去，跟医生谈了些什么话。

“大夫不管这些事，这是当然的。”他们两个人走进城的时候，老人对他说，“他虽然也是老爷，可是他学的是用各种方法治病，讲到给你出个真正的好主意或者比方说写个呈子什么的，他就办不到了。干这号事自有专管这号事的官儿。你到调解法官和区警察局局长那儿去过。他们也没法管你的事。”

“那该到哪儿去呢？”

“管你们庄稼人事情的头儿，是乡公所的常任委员，他派到这儿来就是专管这个的。你该去找他。西涅奥科夫老爷。”

“就是住在左洛托沃村的那个老爷吗？”

“嗯，对了，就是左洛托沃村的那个老爷。他是你们的头儿。讲到你们庄稼人的事，就连县警察局局长也没有权力驳回他的主张。”

“老大爷，路可是很远哪！……大概有十五俄里，也许还不止吧。”

“要办事的人就连一百俄里也得走。”

“这话倒不错。……那么要不要递给他一个呈子什么的？”

“你到了那儿就知道了。要是得递呈子，文书会很快给你写好的。常任委员手下有个文书。”

基利拉跟老大爷分手后，在广场上呆站了一会儿，想一想，就从城里往回走。他决定到左洛托沃村去一趟。

大约五天后，医生诊完病人，返回自家住宅去的时候，又在院子里看见基利拉。这回，小伙子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一个消瘦不堪、脸色十分苍白的老人。老人不住摇头，像钟摆一样，嘴唇也不住颤动。

“老爷，我又来麻烦你老人家了！”基利拉开口说，“这回我是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你行行好，把瓦斯卡放了吧！常任委员连话都不肯跟我说。他光是说：‘走开！’”

“老爷！”老人说，喉咙里嘶嘶地响，拧起颤抖的眉毛，“您发发慈悲吧！我们是穷人，我们没法报答您老人家，不过要是您老人家不嫌弃，基留希卡[1]或者瓦斯卡可以干活儿报答您。您管自让他们干活儿。”

“我们一定干活儿报答你！”基利拉说着，举起手来，仿佛要起誓似的，“放了他吧！一家人都要饿死了！他们哇哇地哭，老爷！”

小伙子很快地对他父亲使了个眼色，拉拉他的衣袖，他俩就像听到一声命令似的一齐在医生面前跪下。医生摆一下手，头也不回，很快地往自家门口走去。

[1] 基利拉的爱称。

波连卡

下午一点多钟。在游廊式的商场里，有一家名叫“巴黎新货”的服饰用品商店，生意正兴隆。人可以听见店员们的说话声合成的单调的嗡嗡声，如同教员叫所有的学生背诵功课的时候学校里往往会发出的那种嗡嗡声。无论是女顾客的笑声，还是玻璃大门的开关声，或者学徒的奔跑声，都不能破坏这种单调的嗡嗡声。

时装工场老板玛丽雅·安德烈耶芙娜的女儿波连卡，一个娇小纤瘦的金发姑娘，站在商店中央，正用眼睛找一个什么人。一个黑眉毛的学徒跑到她跟前，很庄重地瞧着她，问道：

“您想买点什么，小姐？”

“往常总是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接待我的。”波连卡回答说。

这时候店员尼古拉·季莫费伊奇，一个黑发男子，头发拳曲，身材匀称，装束入时，领带上别着一枚大别针，已经在柜台上清理出一块地方，伸出脖子，笑吟吟地瞧着波连卡。

“彼拉盖雅·谢尔盖耶芙娜，您好！”他用好听的、健康的男中音叫道，“请过来吧！”

“啊，您好！”波连卡走到他跟前说，“您看，我又来找您了。给我拿点花边。”

“是做什么用的呢？”

“镶胸口，镶背部，一句话，镶一套衣服用。”

“马上就给您拿来。”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在波连卡面前放下几种花边。波连卡懒洋洋地挑选着，开始讲价钱。

“求上帝怜恤吧，一个卢布可一点也不算贵！”店员劝说着，现出迁就的笑容，“这是法国花边，纯丝的。……我们还有普通花边呢……那种花边四十五戈比一俄尺[1]，质地可就不一样了！求上帝怜恤吧！”

“我还要买一件玻璃珠花边的胸衣，安着花边结成的纽扣，”波连卡说着，低下头凑近花边，不知什么缘故叹了一口气，“您这儿可有配得上这种颜色的玻璃珠花边？”

“有，小姐。”

波连卡越发低下头去凑近柜台，小声问道：

“为什么您，尼古拉·季莫费伊奇，上星期四那么早就离开我们走了？”

“哼！……奇怪，您居然留意到了，”店员讥诮地说，“当时您对那位大学生先生那么入迷……奇怪，您怎么会留意到我走了！”

波连卡涨红脸，一声不响。店员激动得手指发抖，关上那些盒子，毫无必要地把它们一个个堆在一起。随后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要买些玻璃珠的花边。”波连卡说，惭愧地抬起眼睛来看着店员。

“您要哪一种？黑的和花的玻璃珠花边镶在网纱上，要算是顶时髦的装饰了。”

“什么价钱？”

“黑的是从八十戈比起，花的呢，两卢布五十戈比。我以后再也不到您那儿去了。”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小声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很简单。您自己心里一定明白。我何苦自找烦恼呢？怪事！难道我瞧见那个大学生在您身旁献殷勤，我心里会觉得舒服？是啊，我什么都看见，都明白了。从去年秋天起，他就一直拼命追您，您差不多天天跟他一块儿出去散步。每逢他到您家里去做客，您总是迷迷糊糊地盯着他瞧，就跟瞧见一个天使似的。您爱上他了，在您眼睛里天下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那么，好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波连卡没说话，心慌意乱地伸出手指头在柜台上划来划去。

“我全看清楚了，”店员接着说，“我还有什么理由再到您那儿去呢？我也有自尊心。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做大车上的第五个轮子的。您还买点什么？”

“我妈吩咐我买许多东西，可是我都忘了。另外还要帽子上的羽毛。”

“您要哪一种？”

“要好一点和时新一点的。”

“眼下顶时新的是真正的鸟毛。颜色呢，不瞒您说，眼下顶时新的是淡紫色，或者‘卡纳克’色，也就是深红中带点黄颜色。我们有许多花色随您挑选。这件事会闹到什么下场，我简直不明白。您爱上他，那么这件事怎么了结呢？”

在尼古拉·季莫费伊奇脸上，眼圈四周现出了红晕。他两只手揉搓着一根很软的、毛茸茸的丝绦，接着嘟哝说：

“您有心嫁给他，对不对？哼，讲到这个，您还是丢开妄想的好。大学生可是不准结婚的，再说，他来找您是要得到一个光明正大的结局吗？哪儿会！要知道，他们那班大学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到商人和时装女工家里去只是要嘲笑他们的粗俗，喝一个醉罢了。他们在自己家里和正派人家里不好意思灌酒，而到了我们这种无知无识的普通人家里，他们就用不着不好意思，哪怕两脚朝天、双手按地走路也无所谓。对了！那么您要哪一种羽毛呢？如果他缠着您，跟您谈情说爱，那么他安的是什么心，这可是清清楚楚的。……将来他做了医生或者律师，就会回想以前的事说：‘啊，当初我有过一个金发的姑娘！如今她在哪儿呢？’恐怕眼下他就在他们那伙大学生当中吹牛说，他已经勾搭上一个时装女工了。”

波连卡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瞧着那堆白盒子出神。

“不，我不要这些羽毛了！”她叹口气说，“让我妈自己来挑她要的花色吧，我会挑错的。您给我拿六俄尺的穗子，做大衣用，要四十戈比一俄尺的。为这件大衣，您还得给我拿些椰子色的纽扣，要带眼的……好把纽扣钉得结实点。……”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给她把穗子和纽扣都包好。她惭愧地瞧着他的脸，显然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他沉下脸不开口，只顾收拾那些羽毛。

“我可别忘了给那件女睡衣配几个纽扣……”她沉默一会儿后说，用手绢擦她苍白的嘴唇。

“您要哪一种？”

“睡衣是给一个商人太太做的，所以要一种特别显眼的纽扣。……”

“是的，如果这是给商人太太配的，那就得选颜色花哨点的。您瞧这种纽扣。这是蓝色、红色、时新的金黄色合在一起的花纽扣。最显眼了。讲到比较文雅的太太小姐，那就要买我们这种只有边上发亮的暗黑色纽扣了。只是我不懂。难道您自己就想不明白？是啊，这种……散步会闹到什么下场？”

“我自己也不知道……”波连卡小声说着，低下头凑近那些纽扣，“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

有个留着络腮胡子、身体结实的店员在尼古拉·季莫费伊奇背后挤过去，把他挤得贴紧柜台。那个店员满脸放光，现出极其文雅的殷勤神情，叫道：

“太太，请您费神到这边来！针织的短上衣有三种：一种是没有花纹的，一种是带凸花的，一种是带玻璃珠的！您要哪一种？”

同时，从波连卡身旁走过一位体态丰满的太太，说话声低沉，几乎像男低音一样：

“不过，劳驾，我不要那种有接缝的，要整织的，而且要带商标。”

“您要装出您在看这些货物才行。”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往波连卡那边凑过去，小声说着，勉强微笑，“您，求上帝保佑，脸色这么苍白，带着病容，您的模样大变了。他会丢开您的，彼拉盖雅·谢尔盖耶芙娜！不过，就算他有一天会跟您结婚，那也不会是出于爱情，而是因为穷得挨饿，贪图您的钱！他会拿您的陪嫁钱布置一个体面的家，然后觉得您配不上他，为您害臊。他会把您藏起来，不让您见客人，见他的同学，因为您没有受过教育。他会一个劲儿地叫您粗娘们儿。难道您会跟医生或者律师那班人应酬周旋？在他们心目中，您是个做时装的女工，无知无识的人！”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有人在商店另一头喊道，“这位小姐要三俄尺带金银丝花纹的绦带。咱们有吗？”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把脸扭到那边去，做出笑脸，嚷道：

“有！有带花纹的绦带，有用缎子镶边的绸带子，有用波纹绸镶边的缎带子！……”

“顺便提一下，免得忘掉，奥丽雅托我给她买一件胸衣！”波连卡说。

“您的眼睛里有……眼泪哟！”尼古拉·季莫费伊奇惊慌地说。……“这是怎么了？我们快到胸衣部那边去，我用身体挡着您，要不然就不像样了。”

店员就勉强做出笑容，故意装得随随便便，很快地把波连卡领到胸衣部，让她藏在一大堆盒子后面，不让外人看见。……

“您要买哪一号胸衣啊？”他大声问道，同时又小声说，“快擦干您的眼睛！”

“我……我要四十八公分的！不过，麻烦您，她要双层里子的……而且得配着真正的鲸须。……我想跟您谈一谈，尼古拉·季莫费伊奇。今天您到我家里来吧！”

“不过有什么可谈的呢？没有什么可谈的。”

“只有您……才爱我，除了您以外，我再也找不到可以谈一谈的人了。”

“这不是芦草，也不是骨头，而是真正的鲸须啊。……我们还要谈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您今天一定还要跟他一块儿去散步吧？”

“我……我要去的。”

“好，那还谈什么呢？谈也没有用处。……您一定爱上他了吧？”

“是的。……”波连卡迟疑不定地小声说，眼睛里滚出大颗的泪珠。

“那还谈什么呢？”尼古拉·季莫费伊奇嘟哝道，烦躁地耸耸肩膀，脸色变白了，“根本就用不着再谈。……您擦干眼泪。我……我也不存什么指望了。……”

这时候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店员走到这一大堆盒子跟前来，对她的女顾客说：

“您要不要这种有松紧的上等吊袜带，它不会阻碍血脉流通，这是经医学界承认的。……”

尼古拉·季莫费伊奇用身体挡住波连卡，极力遮盖她和他自己的激动，勉强做出笑容，大声说：

“有两种花边，小姐！棉质的和丝质的！东方的、不列颠的、巴伦西亚的、合股线的、粗糙的，都是棉质的。至于纤巧的、做饰带用的、喀姆布来式的，就都是丝质的了。……看在上帝面上，您把眼泪擦干！他们往这边来了！”

他看见她仍旧在流泪，就越发大声地接着说：

“有西班牙的、纤巧的、做饰带用的、康布雷的花边。……有细棉纱织的、棉线织的、丝线织的袜子。……”

[1] 旧俄长度单位，1俄尺等于0.71米。

醉汉

工厂主弗罗洛夫是个漂亮的黑发男子，长着一把圆胡子，眼睛带着丝绒般的柔和神情，他的律师阿尔美尔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大脑袋上长着又粗又硬的头发，这两个人正在城郊一家饭馆的大厅里喝酒。两个人是直接从舞会来到饭馆里的，因此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结。大厅里除了他们和站在门口的茶房以外，一个人也没有。弗罗洛夫下过命令，任何人也不准进来。

他们开头各自喝下一大杯白酒，然后开始吃牡蛎。

“好！”阿尔美尔说，“第一道菜改成牡蛎，老兄，是我兴出来的。一喝白酒，你就会觉着烧得慌，喉咙发紧，可是一吃下牡蛎，喉咙里就会生出那么一种惬意的感觉。不是这样吗？”

有个茶房，神态庄重，剃掉唇髭，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这时候把一碟调味汁送到饭桌上来。

“你这是上的什么菜？”弗罗洛夫问。

“这是色拉酱，拌青鱼用的，先生。……”

“什么？难道是这样上菜的吗？”工厂老板叫道，眼睛没看调味汁碟，“难道这也算是调味汁？上菜都不会，笨蛋！”

弗罗洛夫丝绒般的眼睛发亮了。他把桌布的一角缠在手指头上，轻轻一拉，于是凉菜碟、烛台、酒瓶等，带着稀里哗啦的响声，一齐掉在地板上了。

茶房早已习惯酒馆里的灾难，这时候便跑到饭桌跟前，动手收拾碎片，像外科医生动手术那样严肃而冷静。

“你也真会对付他们，”阿尔美尔说着，笑起来，“不过……你离开桌子稍微远一点吧，要不然你就踩着鱼子酱了。”

“把工程师叫到这儿来！”弗罗洛夫叫道。

那个被称为工程师的人是个老迈衰弱、脸色郁闷的老人，以前确实做过工程师，生活很富裕。他把全部家财都挥霍掉了，临到生命快要结束，却进了饭馆，管理茶房和歌女，完成种种有关女性的委托。他听到召唤就来了，恭敬地歪着头。

“听我说，伙计，”弗罗洛夫对他说，“为什么这样乱七八糟的？你们这儿的茶房是怎样上菜的？难道你不知道我不喜欢这套吗？见鬼，往后我再也不来了！”

“求您大度包涵，阿历克塞·谢敏内奇！”工程师把手按住胸口说，“我一定立即想办法，哪怕您最小的愿望也会用最好最快的方式办妥。”

“好，行了，你去吧。……”

工程师鞠躬，往后倒退，一直保持着鞠躬的姿势，最后一次闪了一下他衬衫上和手指头上的假钻石，才退出门口。

放凉菜的桌子又摆好。阿尔美尔喝着红葡萄酒，津津有味地吃一种用鲜菌烧的禽肉，又叫了一份加调味汁的鳕鱼和一份尾巴塞在嘴里的鲟鱼。弗罗洛夫光喝白酒，吃面包。他用手心揉搓脸，皱起眉头，呼哧呼哧地喘气，显然心绪恶劣。他们两人没有说话。四下里静悄悄的。有两盏电灯配着不透明的罩子，灯光闪烁，咝咝地响，仿佛在生气似的。门外有些茨冈姑娘走过，轻声哼着歌。

“喝了酒也还是一点也不畅快。”弗罗洛夫说，“越是灌得多，反而越清醒。别人喝了酒兴高采烈，可是我反而一肚子怨气，一脑子讨厌的思想，睡不着觉。老兄，为什么除了喝酒和放荡以外，人们就没有想出别的快活事呢？这真叫人恶心！”

“那你就叫茨冈姑娘来吧。”

“滚她们的！”

过道上，有个茨冈老太婆把头伸进门口。

“阿历克塞·谢敏内奇，茨冈姑娘们要喝茶和白兰地。”老太婆说，“可以叫一点喝吗？”

“可以！”弗罗洛夫回答说，“你知道，她们要客人请她们喝酒，就可以在饭馆老板那儿拿到几个钱的外快。现在就连人家要酒喝，你也不能信以为真。人人都卑鄙下流，贪图享受。就拿这些茶房来说吧。论外貌，他们倒像教授，白发苍苍，每个月挣两百卢布，住在自己买下的房子里，把女儿送到中学去念书，可是你管自随心所欲地骂他们，摆架子，都没关系。那个工程师为挣到一卢布宁肯吞下一罐芥末酱，学公鸡啼。说句真心话，要是他们有一个恼了，那我倒情愿送给他一千卢布！”

“你怎么了？”阿尔美尔吃惊地瞧着他，问道，“这种忧郁心情是从哪儿来的？你涨红了脸，看上去活像一头野兽。……你怎么了？”

“糟得很。我脑子里有一件事在作怪。它像钉子那样钉死在那儿，无论如何也没法把它挖出去了。”

这时候有个身材圆滚滚、肥得冒油的小老头儿走进大厅里来，头顶完全光秃，毛发脱尽，穿一件窄小的上衣和一件淡紫色的坎肩，手里拿着六弦琴。他做出一副呆头呆脑的脸相，挺直身子，把手举到帽檐那儿，像兵士那样敬了一个礼。

“啊，寄生虫！”弗罗洛夫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人是靠学猪叫挣下一份家业的。到这儿来！”

工厂主往一个杯子里倒白酒、葡萄酒、白兰地，再撒上细盐和胡椒，然后搅动一下，把杯子递给寄生虫。老人喝干酒，雄赳赳地嗽了嗽喉咙。

“他已经喝惯劣酒，所以喝纯酒反而难受。”弗罗洛夫说，“好，寄生虫，坐下，唱一段。”

寄生虫就坐下，用胖手指头拨弄琴弦，唱起来：

尼特卡，尼特卡，

玛尔加里特卡，……

弗罗洛夫喝过香槟后，醉了。他伸出拳头捶着桌子说：

“是啊，有一件事在我脑子里作怪！它一会儿也不容我消停！”

“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不能说出来。这是秘密。像这样的隐私，我只能在祷告上帝的时候才能说出口。不过，要是你想知道，那也不妨照好朋友那样私下里谈一谈，只是你要注意，不能对外人讲，千万别张扬出去。……我对你说了，心里就会轻松点，可是你……看在上帝面上，听过就忘掉算了。”

弗罗洛夫低下头凑近阿尔美尔，往他耳边吹了一阵气。

“我憎恨我的妻子！”他终于说出来。

律师吃惊地瞧着他。

“是，是，就是我的妻子玛丽雅·米海洛芙娜。”弗罗洛夫唠叨着，涨红了脸，“我恨她，就是这么的。”

“是什么缘故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结婚只有两年，你知道，我是因为爱她才结婚的，可是现在我却满心恨她，仿佛她是个讨厌的敌人，就跟这个，对不起，寄生虫一样。而且没有理由，任什么理由也没有！每逢她坐在我身旁吃东西，或者讲什么话，我的整个灵魂就沸腾起来，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她发脾气。事情就是这样，也说不清是什么道理，讲到离开她，或者对她说实话，那可不行，因为那就会惹出一场乱子，可是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对我来说又比下地狱还要糟。我在家里待不住！所以我白天总是忙着办公事，跑饭馆，晚上就在卖淫窟里厮混。唉，这种憎恨该怎样解释呢？要知道，她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是个美人，而且聪明、斯文。”

寄生虫顿着脚，唱起来：

我跟一个军官一块儿溜达，

对他说出了秘密的话。……

“老实说，我素来觉得玛丽雅·米海洛芙娜跟你完全不般配。”阿尔美尔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说。

“你是说她受过教育？听着。我自己也在商业学校里读到毕业，而且得过金质奖章。我还去过三次巴黎。当然，我没你聪明，可是我并不比我的妻子笨啊。不，老兄，问题不在于教育程度！你听听这件事怎样开的头。开头是这样：我忽然觉得，她嫁给我不是因为爱我，而是看中我的钱财。这个想法盘踞着我的脑海。我千方百计要丢开这个想法，可是这个该死的想法却偏偏赖着不走！再者，我的妻子越来越贪心。她本来很穷，如今掉在黄金的袋子里，就由着性儿挥霍。她简直昏了头，迷了心窍，每个月居然花掉两万。我呢，是个多疑的人。我不相信人，对什么人都猜疑，人家越是待我亲热，我的疑心就越大。我老是觉得，人家是为了钱才奉承我。我什么人也不相信！老兄，我是个难于相处的人，难处得很哟！”

弗罗洛夫一口气喝下一大杯葡萄酒，继续讲下去。

“不过，这都是胡闹。”他说，“这种事根本不该谈。荒唐。我醉后胡说八道，你呢，却用律师的眼光瞧着我，知道了人家的秘密而暗暗高兴呢。算了，算了……我们不谈这些。还是喝酒吧！你听我说，”他扭转身对茶房说，“穆斯达法在你们这儿吗？叫他到这儿来！”

过了一会儿，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矮小的鞑靼小孩，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走进大厅里来。

“到这儿来！”弗罗洛夫对他说，“有一件事你来解释一下。想当初，你们鞑靼人征服我们，收我们的贡品，可是现在你们当茶房伺候俄国人，卖睡衣。这种转变该怎样解释才对？”

穆斯达法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唱歌般地说：

“命运无常！”

阿尔美尔瞧着他严肃的脸相，不由得哈哈大笑。

“好，给他一个卢布！”弗罗洛夫说，“他就靠说这句‘命运无常’挣钱。饭馆养着他，就为了叫他说这句话。喝酒吧，穆斯达法！将来你会成为大混蛋！我是说，你们这班家伙，在阔人身旁混饭吃的寄生虫，多得不得了。你们这些和平的强盗和土匪有那么多，数都数不清！现在，要不要把茨冈歌女也叫来？啊？把茨冈歌女叫来！”

那些茨冈姑娘早已在过道上等得心焦，这时候就大呼小叫地冲进大厅来，发狂般的纵酒开始了。

“喝吧！”弗罗洛夫对她们叫道，“喝吧，法老的部落！唱歌！哎哟！”

到了冬令……哎哟哟！……

雪橇飞奔。……

茨冈姑娘唱歌，打呼哨，跳舞。……在那种有时候会征服富足、享乐、具有“奔放的性格”的人们的疯狂中，弗罗洛夫开始胡闹。他吩咐给茨冈姑娘开晚饭，拿香槟酒来，打碎电灯上不透明的罩子，把酒瓶扔到挂画和镜子上，然而他干这些事分明没有得到什么乐趣。他皱着眉头，气冲冲地嚷叫，藐视所有的人，眼神和举止中流露出憎恨。他叫工程师来一次独唱[1]，给低音歌手灌下一杯由葡萄酒、白酒、牛油合成的杂酒。……

六点钟，账单送到他面前来了。

“九百二十五卢布零四十戈比！”阿尔美尔说，耸起肩膀，“这是怎么回事？不，等一等，这得核对一下！”

“算了！”弗罗洛夫喃喃地说，拿出钱夹来，“得了……随他们敲竹杠好了。……我有钱就是要人敲竹杠。……没有寄生虫……可办不到啊。……你是我的律师……一年挣六千卢布，可是……可是为什么挣这么多？不过，对不起……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弗罗洛夫跟阿尔美尔一块儿回家，在路上唠叨说：

“回家在我是可怕的！对了。……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谈心里话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强盗……吃里爬外。……是啊，为什么我对你说出了我的秘密？为……为什么呢？你说说看，为什么呢？”

他到了自家门口，摇摇晃晃，向阿尔美尔探过身去，吻他的嘴唇，这是遵循莫斯科的旧习惯：一遇机会总要不问情由亲一亲嘴。

“再见。……我是个难于相处、十分恶劣的人。”他说，“这是一种糟糕的、酗酒的、无耻的生活。你呢，是个受过教育而且有头脑的人，却光是嘻嘻地笑，陪着我一块儿喝酒，你……你们这些人一点也不肯帮我一把。……你如果是我的朋友，如果是正直的人，就一定会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个下流的、很坏的人！你这个混蛋！’”

“得了，得了……”阿尔美尔支支吾吾地说，“你去睡吧！”

“你们一点也不肯帮我一把。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到夏天，等我搬到别墅去住，有一天走出去，到旷野上，遇上一场暴风雨，雷声一响，当场把我劈死了事。……再……再见。……”

弗罗洛夫又跟阿尔美尔接吻，然后一面走，一面昏昏睡去，嘴里叽叽咕咕，由两个听差搀扶着上楼去了。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疏忽

彼得·彼得罗维奇·斯特利仁是上校夫人伊凡诺娃的外甥，也就是去年不知让谁偷去一双新套靴的那个人。一天晚上，他去赴洗礼宴，深夜两点钟才回到家里。为了避免惊醒家里人，他在穿堂小心地脱掉衣服，踮起脚尖，大气也不敢出，摸回卧室，没有点起灯火就准备睡了。

斯特利仁平时过着不喝酒的规矩生活，脸上总是带着劝人为善的神情。他只读宗教和修身一类的小册子，然而在这次洗礼宴上，他看到柳包芙·斯皮利多诺芙娜分娩顺利，一时高兴，竟然喝下四杯白酒，另外又喝下一大杯葡萄酒，那味道仿佛介乎酸醋和蓖麻油之间。不过，烈酒很像海水或者荣誉：越喝就越想喝。……现在，斯特利仁脱着衣服，心里却巴不得再喝点酒才好。

“达宪卡的柜子里好像有白酒，放在右边的角上。”他想，“要是我喝一杯，她也看不出来。”

斯特利仁略微踌躇一下，就压下害怕的心情，往柜子那边走去。他小心地打开柜门，把手伸到右边角落里，摸到酒瓶和杯子，斟上酒，把瓶子放回原处，然后在胸前画个十字，把酒喝下去。可是马上发生了一件类似奇迹的事。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像炮弹一样，猛然把斯特利仁从柜子那儿抛到一口箱子上。他眼前金星直冒，呼吸急促，全身上下有一种感觉，仿佛掉在一个满是水蛭的泥沼里了。他觉得他吞下肚去的好像不是白酒，而是一块炸药，它炸开了他的身体、这所房子和整条巷子。……他的脑袋、胳膊、腿都炸得粉碎，飞到空中不知什么鬼地方去了。……

他在箱子上一动也不动，屏住呼吸，躺了三分钟光景，然后坐起来，问自己：

“我在哪儿啊？”

他清醒过来以后，清清楚楚感到的头一件事就是眼前有一股刺鼻的煤油气味。

“我的圣徒啊，原来我喝的不是白酒，而是煤油！”他害怕地想道，“圣徒啊！”

他一想到自己已经服毒，就觉得身上又是发冷，又是发热。他也确实服了毒，除去房间里的气味可以证明以外，他嘴里滚烫的感觉、眼前的金星、脑袋里打钟般的嗡嗡声、胃里的刺痛，也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他觉得死在临头，不愿意用空洞的希望欺骗自己，打算跟亲人告别，就往达宪卡的卧室走去（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因此管家的不是女主人，而是他的大姨子，老处女达宪卡）。

“达宪卡！”他走进她的卧室，用要哭的声音说，“亲爱的达宪卡！”

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翻了个身，长吁一口气。

“达宪卡！”

“啊？什么？”一个女人的声音急速地说，“是您吗，彼得·彼得罗维奇？已经回来了？哦，怎么样？那女孩子起了个什么名字？谁做教母？”

“教母是娜达里雅·安德烈耶芙娜·韦里科斯威特斯卡雅，教父是巴威尔·伊凡内奇·别索尼曾。我……我，达宪卡，大概快要死了。新生下来的孩子起名叫奥里木皮阿达，为的是纪念他们的女恩人。我……我，达宪卡，喝了煤油。……”

“得了吧！难道他们给人喝煤油？”

“说老实话，我原想不问您一声就喝点白酒，于是……于是上帝来惩罚我了：我在黑暗中一不当心，把煤油喝下肚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达宪卡一听他没有得到她的许可就擅自打开柜子，她的精神可就来了。……她很快地点上蜡烛，跳下床来，只穿着衬衣，满脸雀斑，瘦得皮包骨，头上夹着卷发纸，光着脚，跑到柜子那儿去。

“是谁让您干这种事的？”她朝柜子里张望着，严厉地问，“难道白酒放在这儿是给您喝的？”

“我……我，达宪卡，喝下去的不是白酒，而是煤油啊……”斯特利仁喃喃地说，擦着冷汗。

“可是您为什么去动煤油？煤油关您什么事？是为您才把它放在那儿的吗？或者，您以为煤油是不用花钱白白得来的吗？啊？您可知道现在煤油是什么价钱？您知道吗？”

“亲爱的达宪卡！”斯特利仁哀叫道，“这牵涉到生死问题，您却谈钱！”

“他喝醉了不说，又把鼻子往柜子里拱！”达宪卡叫道，气冲冲地使劲关上柜门，“哼，坏蛋，磨人精！我这个苦命的、倒霉的人哟，黑夜白日都不让我消停！阴险的妖蛇，该死的暴君，但愿您到来世也照这样受苦才好！明天我就走！我是姑娘家，我不许您只穿着内衣站在我面前！我没穿戴整齐，不准您瞧着我！”

她讲了又讲。……斯特利仁知道，要是达宪卡生了气，那么，别人祈求也罢，发誓也罢，放炮也罢，她一概听不进去。于是他摆一摆手，穿上衣服，决定去找医生。然而医生只有在你不需要他的时候才容易找到。斯特利仁跑遍三条街，在切普哈尔扬茨医生的家门口拉了五次铃，在布尔狄兴医生的家门口拉了七次铃，然后跑到一家药房去，心想药剂师也许能帮他的忙。他在药房里等了许久，才有一个身材矮小、皮肤发黑、头发拳曲的药剂师向他走来，这个人带着睡意，穿着睡衣，生着一张那么严肃而且聪明的脸，简直叫人望而生畏。

“您有什么事？”他问，像他那样的口气是只有十分聪明庄重、信奉犹太教的药剂师才会有的。

“请您看在上帝分上……我求求您！”斯特利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请您给一点什么药吧。……我刚才不当心喝下了煤油！我要死了！”

“请您不要激动，回答我对您提出的问题。您一兴奋，就会妨碍我理解您的话。您喝了煤油？真的吗？”

“真的，喝了煤油！您快救命吧，劳驾！”

药剂师严肃而冷漠地走到办公桌跟前，摊开一本书，专心看起来。他看完两页，先是耸起一个肩膀，然后耸起另一个肩膀，做出轻蔑的面容，想一想，走到旁边一个房间里去了。时钟敲了四下。一直到四点十分，药剂师才回来，手里拿着另一本书，又专心地看起来。

“哼！”他说，仿佛大惑不解似的，“您要是觉得不舒服，您就该去找医生，而不是到药房来。”

“不过医生那儿我已经去过！拉了铃，却没有人来开门。”

“哼！……在您的心目中，我们这些药剂师不是人，您甚至深夜四点钟来惊动我们，可是每条狗、每只猫都有休息的时候。……您什么也不顾，依您看来，我们不是人，我们的神经一定跟绳子那么结实。”

斯特利仁听完药剂师的话，叹口气，走回家去了。

“这样看来，我是必死无疑了！”他想。

他嘴里滚烫，有煤油气味，肚子里像刀割一样痛，耳朵里砰砰地响。他每分钟都觉得死到临头，心脏要停止跳动了。……

他回到家，匆匆写下一个字条：“请不要把我的死因归咎于任何人。”然后祷告上帝，躺下，盖上被子，蒙住头。他一直到天亮也没睡着，静等着死，随时幻想他的坟上长满绿油油的嫩草，鸟雀在上面叽叽地叫。……

可是到了早晨，他坐在床上，含笑对达宪卡说：

“凡是过正派的规矩生活的人，亲爱的大姨子，任什么毒物都不能损害他。就拿我来打比方吧，我本来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眼看就要死了，痛苦不堪，现在却又没事了。只是嘴里发烫，嗓子里又痒又痛，至于全身，倒是蛮健康的，谢天谢地。……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我过的是规矩生活。”

“不，这是因为煤油的质量差！”达宪卡说着，叹口气，想到家中的开支，呆呆地出神，“这是说店铺里给我的不是上等货，而是一个半戈比一俄磅[1]的货色。我真是个苦命的、倒霉的人哟，您这个坏蛋，害人精，只求您到下一个世界也这样受苦才好，该死的暴君。……”

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1] 旧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

薇罗琪卡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格涅夫想起八月间那天傍晚他怎样当的一声推开那扇玻璃门，走到露台上。那时候他披一件薄斗篷，戴一顶宽边草帽，如今这顶草帽却已经跟他的长筒皮靴一块儿丢在床底下，蒙在灰尘里了。他一只手提着一大捆书和练习簿，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

房主人库兹涅佐夫站在门里，举着灯给他照亮道路。他是个秃顶的老人，留着一把挺长的白胡子，穿一件雪白的凸纹布上衣。老人好心地微笑着，频频点头。

“再见，老先生！”奥格涅夫对他叫道。

库兹涅佐夫把灯放在小桌上，走到露台上来。两个又长又细的影子就走下台阶，往花坛那边移动，摇摇晃晃，脑袋贴在椴树的树干上。

“再见，再一次向您道谢，好朋友！”伊凡·阿历克塞伊奇[1]说，“谢谢您的盛情，谢谢您的照拂，谢谢您的爱护。……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款待。不光是您好，您女儿也好，而且您这儿的人都好，都快活，都殷勤。……这么一群性情宽厚的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奥格涅夫感情激动，又处在刚刚喝过露酒的影响下，就用教会中学学生那种唱歌般的声调讲起来。他深受感动，话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情，倒是他那对眨巴的眼睛和抽动的肩膀表达出来了。库兹涅佐夫也带点酒意，也动了感情，就向年轻人那边探过身子，跟他接吻。

“我已经跟你们处熟了，就跟猎狗似的！”奥格涅夫接着说，“我差不多每天都到您这儿来，有十几次在这儿过夜。我喝过的露酒那么多，现在想起来怪害怕的。最叫我感激的一件事，加甫利伊尔·彼得罗维奇，那就是您的合作和帮助。没有您，我就得为我的统计工作在此地忙到十月间去了。我要在我的序言里写上这样一笔：承蒙某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库兹涅佐夫的盛情合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他谨致谢忱。统计学的前途光明灿烂呀！请您替我向薇拉·加甫利洛芙娜致意，请您代我转告那些医生、那两位侦讯官、您那位秘书，就说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的帮助！现在，老先生，我们再来拥抱一下，最后一次接吻吧。”

浑身瘫软的奥格涅夫再一次跟老人接吻，然后走下台阶。走到最后一级台阶上，他回过头来问道：

“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上帝才知道！”老人回答说，“多半不会了！”

“是的，这是实话！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把您拉到彼得堡去，我呢，日后也未必会再到这个县里来了。好，别了！”

“您还是把那些书留在我这儿的好！”库兹涅佐夫望着他的后影嚷道，“您何苦提着这么重的东西呢？明天我派人给您送去好了。”

然而奥格涅夫已经听不见。他正在很快地离开这所房子。他的心给酒弄得暖烘烘的，洋溢着快活、亲切、忧伤。……他一面走一面想：在生活里常有机会遇见好人，然而可惜，这种相遇除了回忆以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天边飞过几只仙鹤，微风送来它们又悲凉又欢畅的叫声，然而过了一分钟，不管怎样眼巴巴地眺望蓝色的远方，却再也看不见一个黑点，听不见一点声音了，在生活里，人们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也正是这样一掠而过，沉没在我们的过去里，什么也留不下，只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淡淡的痕迹罢了。伊凡·阿历克塞伊奇从今年春天起就在这个县里住下，几乎天天到殷勤的库兹涅佐夫家里来，已经跟这个老人，跟他的女儿，跟他的仆人处得很熟，把他们看作亲人一样，至于整个这所房子、舒适的露台、曲折的林荫道、厨房和浴室上面的树木的轮廓，他也完全摸熟，可是此刻他一走出那个边门，所有这一切就都变成回忆，对他来说永远失去它们的真实意义，再过上一两年，所有这些可爱的形象就会在他头脑里变得模糊，类似虚构和幻想出来的东西了。

“在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宝贵的了！”深受感动的奥格涅夫想，沿着林荫道往边门走去，“再也没有了！”

花园里安静而温暖。空气中弥漫着木樨草、烟叶、天芥菜的香味，这些花草还没有在花坛里凋谢。在灌木和树干之间的空隙里飘浮着柔和的薄雾，让月光照得透明。那一团团近似幽灵的雾慢腾腾，然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地依次越过林荫道，飘走了，后来这景色久久地留在奥格涅夫的记忆里。月亮高挂在花园的上空，月亮下面一团团透明的薄雾往东方游去。整个世界似乎就是由黑色的阴影和浮动的白色阴影构成的。奥格涅夫大概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八月间月夜的雾，觉得自己看见的不像是大自然，而像是舞台布景：有些不高明的制造烟火的技师伏在灌木丛后面，打算用白色烟火照亮花园，却把一团团白烟连同亮光一齐放到空中来了。

奥格涅夫走到花园边门那儿，看见一个黑影离开不高的篱栅，向他走来。

“薇拉·加甫利洛芙娜！”他快活地说，“您在这儿吗？我却到处找啊找的，想跟您告别。……再见，我要走了！”

“这么早吗？现在才十一点钟呢。”

“不，该走了！我有五俄里的路要走，还要收拾行李。明天还得早起。……”

奥格涅夫面前站着库兹涅佐夫的女儿薇拉，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经常神态忧郁，装束随随便便，很招人喜欢。凡是喜爱幻想，成天价躺着，随手抓到书就懒洋洋地读下去的姑娘，凡是感到烦闷和忧郁的姑娘，总是不注意打扮的。对那些天生风雅又有审美的本能的姑娘说来，这种漫不经心的装束反而使她们平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至少，后来奥格涅夫每逢想起俊俏的薇罗琪卡[2]，总是不由得想起她穿一件肥大的短上衣，腰部有着很深的褶子，可又不贴紧身体，还想起她梳得很高的头发里溜出一绺鬈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还想起她每到傍晚总是带着一块编结的红色围巾，边上垂着许多毛茸茸的小圆球，软绵绵地披在她的肩膀上，像无风的天气里的一面旗帜，每到白天它就被揉成一团，丢在门厅里那些男人的帽子旁边，或者丢在饭厅里一口箱子上，随那只老猫毫不客气地趴在上面睡觉。她这块围巾和她上衣的那些褶子总是带着一种自由懒散、不爱出门、心平气和的气息。也许因为奥格涅夫喜欢薇拉，他才能在她每个小纽扣上，每条小皱褶中看出亲切、舒适、纯朴，看出优美和诗意，这些正是不诚恳的、丧失美感的、冷淡的女人所没有的。

薇罗琪卡身材好看，五官端正，头发美丽地拳曲着。奥格涅夫生平看见的女人很少，觉得她称得上是个美人。

“我要走了！”他说，在边门旁边跟她告别，“请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谢谢您待我的种种好处！”

他仍旧用他跟老人谈话时候那种教会中学学生唱歌般的声调讲话，仍旧眨巴眼睛，耸动肩膀，他开始为薇拉的款待、亲切、殷勤向她道谢。

“我写给我母亲的每一封信上都谈到您。”他说，“如果大家都像您和您父亲一样，那么，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太快乐了。您家里的人都厚道！全是纯朴、亲切、诚恳的人。”

“您现在准备到哪儿去？”薇拉问。

“现在我要到奥廖尔去探望我的母亲，大约在她那儿住两个星期，然后就到彼得堡去工作。”

“以后呢？”

“这以后吗？我要工作一个冬天，到来年春天再到一个什么县里去搜集材料。好，祝您幸福，长命百岁……请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以后我们不会再相见了。”

奥格涅夫低下头，吻薇罗琪卡的手。随后在沉默的激动中，他把身上的斗篷理一理好，把那捆书提得舒服点，沉吟一阵，说道：

“这雾越来越大了！”

“是的。您有什么东西忘在我们家里吗？”

“有什么东西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了。……”

奥格涅夫默默不语地呆站了几秒钟，然后笨拙地转过身，往边门走去，终于走出了这个花园。

“等一等，我送您一程，送到我们的树林边上。”薇拉说着，在他身后跟上来。

他们顺大路走着。现在树木不再遮蔽辽阔的空间，人可以看见天空和远方了。整个大自然仿佛戴着一层面纱，藏在朦朦胧胧而又透明的烟雾里，它的美丽隔着这层烟雾鲜明地透露出来。那些更浓更白的雾不均匀地停在灌木丛和干草堆周围，或者一团团飘过大路，贴紧地面，仿佛极力避免遮蔽辽阔的空间似的。透过这些雾霭，可以看见整个这条大路通到树林那边，道路两旁是黑水沟，沟里长着些矮小的灌木，妨碍一团团白雾飘浮过去。离边门半俄里远，就是库兹涅佐夫家的一片黑压压的树林。

“为什么她跟着我走呢？这样一来，我就得把她送回去！”奥格涅夫暗想，然而他看了看薇拉，又亲切地微笑着，说：

“这么好的天气，我简直不想走了！这是一个真正富于浪漫气息的傍晚，有月亮，又安宁，样样齐备啊。您猜怎么着，薇拉·加甫利洛芙娜？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九年，可是还没谈过一次恋爱呢。我生平从来也没经历过风流韵事，什么幽会啦、林荫道上的叹息啦、接吻啦，我只是听人家说说罢了。这不正常！在城里，坐在公寓房间里，就留意不到这种缺陷，可是来到这儿，在新鲜的空气里，这个缺陷却强烈地感觉到了。……不知怎么，想起来心里就不好受！”

“可是您怎么会这样的呢？”

“我不知道。大概我有生以来一直没有闲工夫吧，也许只是没有机会遇见一个女人能够使我……大体说来我熟人很少，也不常出门。”

两个年轻人默默地走出三百步光景。奥格涅夫瞧着薇罗琪卡没戴帽子的头和围巾，春天和夏天的那些日子就接连在他心里再现，在那段时期，他远远地离开彼得堡他那灰色的公寓房间，一直享受着好人们的亲切款待，陶醉在大自然和他所喜爱的工作中，没有工夫注意朝霞怎样跟晚霞交替，各种迹象接连预告夏季结束：先是夜莺不再歌唱，再就是鹌鹑不再啼叫，过了不久长脚秧鸡也停止叫唤了。……时间不知不觉飞过去，可见生活是过得轻松愉快的。……他清楚地想起，他这个境况不富裕而且不习惯活动和交际的人，四月底本来闷闷不乐地来到这个县城，预料会在此地过得烦闷而寂寞，人们对于他认为目前在科学中占最重要地位的统计学会漠不关心。四月里一天早晨，他到达这个小小的县城后，就在旧教徒利亚布兴的客栈里住下，每天出二十戈比的房钱，租到一个明亮干净的房间，然而有个条件：屋里不准吸烟。他休息一阵，问明这个县里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是谁，然后立刻步行去找加甫利伊尔·彼得罗维奇。他得走四俄里的路，穿过茂盛的草场和幼林。百灵鸟在白云下面翻飞，像在颤抖，使得空中充满它们银铃样的啼声。白嘴鸦沉着威严地拍动翅膀，在绿油油的田野上空飞翔。

“上帝啊，”那时候奥格涅夫惊奇地暗想，“莫非这儿永远可以呼吸到这样的空气，还是只因为我来了，今天才有这种清香呢？”

他预料会受到敷衍了事的冷淡接待，因此怯生生地走进库兹涅佐夫家里，皱起眉头看人，拘谨地拉扯自己的胡子。老人先是皱起额头，不明白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对这个年轻人和他的统计工作有什么用处，不过等到年轻人对他详细说明什么叫作统计资料，这种资料到哪儿去收集，加甫利伊尔·彼得罗维奇才活跃起来，现出笑容，带着孩子气的好奇心翻看他的笔记簿。……当天傍晚伊凡·阿历克塞伊奇已经坐在库兹涅佐夫家里吃晚饭，喝下不少烈性的露酒，很快就有了醉意。他看着新相识们平静的脸色和懒散的动作，不由得周身感到一种舒服而困倦的慵懒，这种感觉是人想睡觉、伸懒腰、微笑的时候才会有的。那些新相识好心地瞧着他，问起他的父母是不是都在世，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常去看戏。……

奥格涅夫回想他怎样到乡间去旅行、野餐、钓鱼，大家怎样成群地到女修道院去访问女院长玛尔法，她怎样送给每个客人一个玻璃珠钱包。他还想起那些纯粹俄国式的、激烈而毫无结果的争论，论敌们唾星四溅，用拳头敲着桌子，互不了解，彼此打岔，自己也没有留意到每句话都自相矛盾，不断更改话题，等到吵了两三个钟头后，大家才笑着说：

“鬼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从健康问题吵起，结果却吵到死亡问题上来了！”

“您还记得那一回我、您、那位大夫一块儿骑着马到谢斯托沃村去吗？”伊凡·阿历克塞伊奇对薇拉说，这时候他们快要走到树林了，“那一次我们还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苦行教徒。我给他一枚五戈比铜钱，可是他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把铜钱扔到黑麦田里去了。上帝啊，我要带走那么多的印象，如果把那些印象合在一起，捏成一团，那肯定会成为黄澄澄的一锭金子呢！我不懂那些头脑聪明、十分敏感的人为什么挤在大城市里，却不到此地来。难道在涅瓦大街上，在那些又大又潮的房子里，倒比这儿更空旷，比这儿有更多的真理？真的，我觉得，我那个公寓里竟然从上到下住满画家、科学家、记者，这简直是偏见在作祟呢。”

离树林二十步远，有一座又小又窄的木台横架在大路上，台的四角立着小小的木墩。每天傍晚散步，库兹涅佐夫家里的人和他们的客人总是把这座木台当作歇脚的地方。在这儿，谁要是高兴的话，就可以喊一声而听到树林的回声，在这儿还可以看见大路伸进树林，变成漆黑的林中小路了。

“好，这儿是小木台！”奥格涅夫说，“现在您该往回走了。……”

薇拉站住，喘一口气。

“我们来坐一会儿，”她说着，在一个小木墩上坐下，“人们在临行告别的时候，照例都得坐下来。”

奥格涅夫就挨着她，在那捆书上坐下来，继续讲话。她走了不少路，有点气喘，眼睛没有看着伊凡·阿历克塞伊奇，却瞧着旁边一个什么地方，因此他看不见她的脸。

“万一十来年以后我们重逢，”他说，“那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您一定已经做了一个家庭的可敬的母亲，我呢，写了一本谁也不需要的、大部头的统计学著作，有四万本书那么厚哩。我们见了面，就回想过去的事。……眼下我们感觉到‘现在’，‘现在’抓住我们，使我们激动，然而将来我们相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这座木台上见面是在哪一天，哪一个月，甚至哪一年也记不得了。您恐怕变了样儿。……您听我说，您会变样吗？”

薇拉打个哆嗦，回过脸来看他。

“什么？”她问。

“刚才我问您话来着。……”

“请您原谅，我没有听见您说的话。”

一直到这时候，奥格涅夫才看出薇拉起了变化。她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她呼吸颤抖，这种颤抖传到了她手上、嘴唇上、脑袋上。这时候，从她头上滑到她额头上来的鬈发，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是一绺，而是两绺了。……显然她避免正眼看他，极力掩饰她的激动，时而整一整她的衣领，仿佛衣领刺痛了她的脖子似的，时而把她的红围巾从这个肩膀上拉到那个肩膀上。……

“您大概觉得冷了，”奥格涅夫说，“在雾里坐着对身体不大好。我来送您回家去[3]吧。”

薇拉沉默不语。

“您怎么了？”伊凡·阿历克塞伊奇笑吟吟地说，“您闭着嘴，不回答我问的话。您是身体不舒服呢，还是怄气了？啊？”

薇拉用手掌捂紧她向奥格涅夫转过来的半边脸，可是马上又缩回手。

“可怕的局面啊……”她小声说着，脸上现出剧烈的痛苦神情，“可怕！”

“什么事情可怕呢？”奥格涅夫问道，耸着肩膀，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什么事情呢？”

薇拉仍旧呼吸急促，肩膀牵动，扭过脸去，背对着他，看了一会儿天空，说：

“我有话要跟您说，伊凡·阿历克塞伊奇。……”

“我听着呢。”

“您也许会觉得奇怪。……您会大吃一惊的，不过我也顾不得了。……”

奥格涅夫又耸动一下肩膀，准备好听她讲话。

“是这样的……”薇罗琪卡开口了，低下头，手指揪着她围巾上的小球，“您要知道，我打算跟您说的话……是这样的。……您会觉得奇怪，觉得……荒唐，可是我……我再也忍不住了。”

薇拉的话渐渐变成含糊的喃喃声，而且忽然被哭声打断。姑娘用围巾蒙上脸，把头垂得更低，伤心地哭起来。伊凡·阿历克塞伊奇心慌意乱地嗽了嗽喉咙，暗暗吃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狼狈地往四周看一眼。他不习惯于看见眼泪，听着哭声，结果他自己的眼睛也发痒了。

“哎，别这样！”他慌张地嘟哝说，“薇拉·加甫利洛芙娜，请问，这都是怎么回事呢？好姑娘，您……您病了吗？或者有人欺负您？您说出来，也许我那个……我能帮您的忙。……”

他极力安慰她，大起胆子，小心地移开她蒙着脸的两只手，不料她含着眼泪对他微笑着，说道：

“我……我爱您！”

这句简单而平常的话是用一般人那种普普通通的语言说出来的，然而这却使奥格涅夫十分狼狈，从薇拉面前扭过脸去，站起身来。他狼狈了一阵，接着又感到害怕了。

由告别和露酒在他心头引起的忧郁、热烈和感伤的心情，突然烟消云散，紧跟着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愉快的尴尬感觉。他的心似乎在他身子里翻了个身。他斜起眼睛看着薇拉。现在她，自从对他吐露她的爱情以后，就失去了给女人平添魅力的那种高不可攀的风度，依他看来她显得比先前矮小，平庸，黯淡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战战兢兢地暗自想道，“可是我到底……爱不爱她呢？问题就在这儿！”

她呢，既然终于把最重要、最难于启齿的话说出了口，反倒呼吸得轻松自在了。她也站起来，直直地看着伊凡·阿历克塞伊奇的脸，很快而又热烈地讲起来，止也止不住。

如同一个猝然受惊的人事后想不起在那吓坏他的大祸发生以后紧接着出现过一些什么声音一样，奥格涅夫也想不起薇拉说了些什么话，用了些什么字眼。他只记得她的话的大意、她本人的神态、她的话在他心里引起的感觉。他记得她的语声激动得好像透不出气来，有点嘶哑，她的音调异常好听，而且热情。她又哭又笑，睫毛上闪着泪花，对他说：从她和他相识的头一天起，他那种新奇脱俗的风度、他的才智、他那对善良而聪明的眼睛、他的工作和生活目标，就打动她的心，从此她就热烈、疯狂、深深地爱上他了。今年夏天每逢她从花园回来，走进正房，看见门厅里放着他的斗篷或者远远地听见他的说话声，她心里就洋溢着一种凉爽的快意和幸福的预感。他哪怕说一句毫无意义的笑话，也会引得她扬声大笑，她在他笔记簿上每个数目字里都看出不同寻常的聪明而伟大的意义，他那根有节疤的手杖在她心目中显得比树木还要美丽。

树林也好，一团团雾也好，大路两旁的黑沟也好，好像都安静下来，听她讲话，可是奥格涅夫的心里却生出一种不妙的、奇怪的感觉。……薇拉倾吐着她的爱情，变得美丽迷人，她讲得又流畅又热情，然而他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感到愉快，感到生活的乐趣，却只对薇拉生出怜悯的心情，想到有个好人为他受苦便觉得痛苦和抱歉。这究竟是由于他读书过多，理智特别发达呢，还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于一种常常妨碍人们生活的、难于克制的客观态度，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总之，薇拉的痴迷和痛苦依他看来反而显得腻人，不严肃，但是同时，他的感情却在他心里愤愤不平，小声对他说：他目前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从自然观点和个人幸福的观点看来，比任什么统计学、书本、真理都严肃。……他恼恨自己，责怪自己，可又不明白他究竟错在哪儿。

使得他越发困窘的是，他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然而他又非说话不可。照直地说“我不爱您”，他说不出口，至于说“对了，我爱您”，他也办不到，因为不管他怎样搜索，他也不能在他心里找到一丝这样的感情。……

他没有开口，可是这当儿她却在说：只要能够看见他，只要能够跟着他，哪怕此刻就到他要去的地方去，只要能够做他的妻子和助手，在她就是无上的幸福了，又说他如果撇下她走掉，那她就会苦闷得死掉。……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她绞着手说，“这所房子也好，这个树林也好，这种空气也好，都惹得我讨厌。我受不了这种永远不变的安宁和没有目标的生活，受不了我们那些平庸无才的人，他们彼此十分相像，就跟水滴一样。他们亲热，和善，那是因为他们都吃得很饱，没有受苦，也没有斗争。……我倒巴不得住到那些又大又潮的房子里去，跟人们一起受苦，受工作和贫困的煎熬。”

这些话奥格涅夫听着也觉得甜腻，不严肃。等到薇拉讲完，他仍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可是再沉默下去不行了，于是他喃喃地说：

“我，薇拉·加甫利洛芙娜，很感激您，可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也配不上……您那方面的……感情。其次，我是个诚实的人，因此不得不说明……幸福是建立在对等的关系上的，那就是说双方……同样相爱……”

可是奥格涅夫立刻为他这些含糊的话害臊，就沉默了。他觉得这时候他的脸色一定愚蠢、惭愧、呆板，觉得他的面容紧张而不自然。……薇拉大概从他脸上识破了真情，因为她忽然神态严肃，脸色苍白，低下了头。

“请您原谅我，”奥格涅夫受不住这种沉默，又喃喃地说，“我非常尊敬您，所以我……很难过！”

薇拉猛地扭转身，很快地走回庄园去。奥格涅夫跟在她后面。

“不，不必了！”薇拉对他摆一摆手说，“您不用跟来，我一个人能回去。……”

“不，总……不能不送您啊。……”

不管奥格涅夫说什么，他老觉得他没有一句话不是死板可憎的。他越往前走，他那种负疚的感觉就越是在他心里滋长。他生气，握紧拳头，骂自己冷漠，不会跟女人周旋。他极力挑动自己的感情，就瞧着薇拉美丽的身材，瞧着她的辫子，瞧着她那双小脚在布满灰尘的大路上留下的足迹，回想她的话语和眼泪，可是这一切只能感动他，却不能使他神魂飘荡。

“唉，人总不能强迫自己去爱一个人啊！”他暗自分辩道，同时他又暗想，“那么哪会儿我才能不用强迫自己而爱上一个人呢？我已经将近三十岁了！我从没遇见过比薇拉更好的女人，以后也绝不会遇到。……啊，这种该死的未老先衰！刚三十岁就老了！”

薇拉在他前面越走越快，低下头，始终没有扭过脸来看他一眼。他觉得她好像伤心得瘦多了，肩膀也窄多了。……

“我想得出来现在她心里是什么滋味！”他瞧着她的后背，心里暗想，“她一定害羞极了，痛苦极了，恨不得一死了之！上帝啊，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生命、诗情、意义，连石头都会受感动呢，可是我呢……我又愚蠢又荒谬！”

薇拉走到边门那儿，匆匆看他一眼，就低下头，系好围巾，沿着林荫路很快地走去。

这时候只剩下伊凡·阿历克塞伊奇一个人了。他慢腾腾地走回树林，屡次停住脚，回过头去往边门那边看，周身上下现出一种仿佛不能相信自己的神情。他用眼睛在大路上寻找薇罗琪卡的脚印，不相信他很喜欢的这个姑娘刚才对他倾吐过她的爱情，也不相信他那么笨拙粗鲁地“拒绝”了她！他这才生平第一次凭切身经验相信人的行动是很少由自己的心意决定的，而且亲身体会到一个正派诚恳的人，违背本心惹得亲近的人受到残酷的、不应得的痛苦后，会处在什么样的局面里。

他的良心感到痛苦。等到薇拉消失，他才开始感到他失去了一种很宝贵、很亲近、从此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他觉得他的一部分青春随着薇拉一齐从他身边溜走，觉得他白白放过的那种机会再也回不来了。

他走到小木台那儿，站住，沉思。他一心想找到他这种古怪的冷漠的原因。他明白，这个原因不在外部，而在他的内心。他坦白地对自己承认：这不是聪明人常常夸耀的那种理智的冷静，也不是自私自利的蠢人的那种冷淡，而纯粹是他心灵的软弱，没有能力深刻地领会美，再加上他所受的教育、纷扰的谋生斗争、单身的公寓生活等，已经促使他过早地衰老了。

他从小木台上慢腾腾地往树林走去，仿佛不愿意走掉似的。树林里一片漆黑，然而东一块西一块地闪着明晃晃的月光，他来到这个他除了自己的思想外什么也感觉不到的地方，不由得热切地巴望着能追回那已经失掉的东西了。

伊凡·阿历克塞伊奇记得他重又走回去。他用回忆鼓舞自己，强制自己想象薇拉的模样，很快地往花园里走去。大路上和花园里，白雾已经消散，晶莹的月亮在天空俯视下界，仿佛刚刚洗过脸似的，只有东方还是雾气蒙蒙，天色阴暗。……奥格涅夫至今还记得他谨慎的脚步声、那些黑暗的窗口、木樨草和天芥菜的浓重气味。他熟识的卡罗[4]好意地摇着尾巴，走到他跟前来，闻他的手。……四下里只有这一个活的生物看见他绕着房子走了两圈，在薇拉那乌黑的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摆一摆手，深深叹口气，走出花园去了。

过了一个钟头，他走到城里，筋疲力尽，灰心丧气，把他的身子和发热的脸倚在客栈的大门上，敲门。城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条狗半睡半醒地吠叫，教堂附近有人打响一块铁板[5]，仿佛在回答他的叩门声似的。……

“半夜三更的，老在外面逛荡……”客栈老板，那个旧教徒，穿一件像是女人衣服的长衬衫，走来给他开门，嘴里嘟哝着，“与其在外面逛荡，还不如祷告上帝的好。”

伊凡·阿历克塞伊奇走进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坐，对着灯光呆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摇一下头，着手收拾行李。……

[1] 伊凡·阿历克塞耶维奇的简称。

[2] 薇拉的爱称。

[3] 原文为德语。

[4] 狗的名字。

[5] 指守夜人打更。

大斋[1]的前夜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叫醒她的丈夫，“巴威尔·瓦西里伊奇！你去帮斯捷巴温一温功课吧，他坐在那儿对着书本哭呢！他又有什么地方弄不懂了！”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坐起来，一面打哈欠，一面在嘴上画十字，柔声说：

“我就去，宝贝儿！”

一只本来睡在他身旁的猫，也立起来，伸直尾巴，拱起背脊，眯细眼睛。四下里静悄悄的。……可以听见老鼠在壁纸里边跑来跑去。巴威尔·瓦西里伊奇穿上皮靴和睡衣，半睡半醒，没精打采，皱起眉头，从卧房走进饭厅。他一走进去，另一只在窗台上嗅一碟鱼冻的猫就跳下地，藏到柜子后面去了。

“谁叫你嗅这碟菜！”他生气地说，拿一张报纸把鱼冻盖上，“你干这种事只配叫作猪，不配叫作猫。……”

饭厅里有一道门通到儿童室。儿童室里，一张布满污斑和深深的刀痕的桌子旁边，坐着中学二年级学生斯捷巴，脸上带着耍脾气的神情，眼睛泪汪汪的。他把膝盖差不多一直顶到下巴上，两只手搂住膝头，身子摇摇晃晃，活像一个中国的不倒翁。他生气地瞧着一本算术习题集。

“你在温课吗？”巴威尔·瓦西里伊奇问道，挨着桌子坐下，连连打着哈欠，“对了，我的孩子。……玩也玩了，睡也睡了，薄饼也吃过了，明天可就要吃斋、忏悔、干活儿了。每段时间都有每段时间的界限。你的眼睛怎么泪汪汪的？背书背不下去了？大概吃完薄饼就容不下学问了吧？就是这么回事。”

“你干吗拿孩子开心啊？”彼拉盖雅在另一个房间里叫道，“你与其拿他开心，还不如指点指点他的好！要不然他明天就又要得一分，愁死我了！”

“你什么地方不懂？”巴威尔·瓦西里伊奇问斯捷巴说。

“喏……分数除法！”男孩气冲冲地回答说，“分数除分数。……”

“哼……怪孩子！这算得了什么？这不用费什么脑筋。把规则记住就行了。……要用分数除分数，就得用第二个分数的分母乘第一个分数的分子，那就是商数的分子。……好，然后头一个分数的分母……”

“这个不用您说我也知道！”斯捷巴打断他的话，用手指弹掉桌子上一个核桃壳，“您给我做一个例题看！”

“例题？好，拿铅笔来。听着。比方说，我们要拿五分之二来除八分之七。好。这儿的问题，我的孩子，就在于要把这两个分数除一下。……茶炊烧好了吗？”

“我不知道。”

“已经到喝茶的时候。……七点多了。……好，现在你听着。我们来这么推论吧。比方我们不是用五分之二而是用二来除八分之七，那就是只用分子除。我们来除一下。这得出什么数呢？”

“十六分之七。”

“对。挺棒嘛。好，那么问题，我的孩子，就在于我们……那么，如果我们用二除，那就……慢着，我自己也乱了。我记得我们那个中学校里，算术教师是西吉兹孟德·乌尔巴内奇，是个波兰人。这位老师往往每堂课都讲乱。他开头论证一条定理，随后就讲乱，脸涨得发紫，在教室里跑来跑去，仿佛有人用锥子刺他的脊梁骨似的，然后擤上五回鼻子，哭起来了。不过我们，你知道，倒是宽宏大量的，假装没有看出来。我们问：‘您怎么了，西吉兹孟德·乌尔巴内奇？您牙痛吗？’你想想看，这班学生活像一伙强盗，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可是，他们其实倒是宽宏大量的呢！在我们那年月，像你这么矮小的学生可没有，都是些大高个子，愣小子，一个比一个高。比方说，我们学校三年级有个姓玛玛兴的。上帝啊，好一个大个子！你要知道，这个大汉足有一俄丈[2]高，走起路来地板都颤摇，一拳打在你背上，准叫你一命呜呼！不但我们怕他，就连教师们也怕他。于是这个玛玛兴就常常……”

门外传来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的脚步声，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往房门那边挤一挤眼，小声说：

“你母亲来了。我们做功课吧。好，那么，我的孩子。”他提高嗓门说，“这个分数得乘一下那个分数。好，为此就得把第一个分数的分子……”

“来喝茶！”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叫道。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和他的儿子就丢下算术，走去喝茶。饭厅里已经坐着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跟她一块儿坐着的是一个从不讲话的姑姑，另外还有一个耳聋的姑姑和老太婆玛尔科芙娜，她是个接生婆，斯捷巴就是由她接下来的。茶炊嘶嘶地响，冒出热气，在天花板上印下波浪般的大阴影。两只猫从穿堂走进来，翘起尾巴，带着睡意，露出忧郁的样子。……

“玛尔科芙娜，你喝茶加上果酱吧，”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对接生婆说，“明天就是大斋，今天吃个够吧！”

玛尔科芙娜舀起满满一匙子果酱，犹犹豫豫，仿佛那是炸药似的，送到嘴边，斜起眼睛看一下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吃下去。她的脸上立刻泛起一种甜蜜蜜的笑容，简直有果酱那么甜。

“这果酱实在太好了，”她说，“怕是您，亲爱的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亲手做的吧？”

“是我亲手做的。除了我还有谁来做呢？什么东西都是我亲手做的。斯捷巴，我给你倒的茶太淡吧？嘿，敢情你已经喝完了！拿过来，我的小天使，我再给你倒一杯。”

“那个玛玛兴啊，我的孩子。”巴威尔·瓦西里伊奇转过身对斯捷巴接着说，“受不了我们的法语教师。他嚷道：‘我是贵族，我可不容许法国人来管教我！我们在一八一二年打败过法国人！’嗯，当然，他们把他打了一顿……打得好厉害哟！他呢，有时候一看见他们要打他，就跳出窗子，溜之乎也！事后他一连五六天不到学校里来。他母亲就来找校长，用基督和上帝的名义央告他：‘校长先生，请您费心把我的米希卡找回来，狠狠地把这个混蛋揍一顿吧！’校长却对她说：‘得了吧，太太，我们学校里五个看门人加在一起，都对付不了他一个！’”

“上帝啊，居然生下这样的强盗！”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小声说，带着恐怖的神情瞧着她的丈夫，“那个做母亲的太可怜了！”

随后是沉默。斯捷巴大声打哈欠，仔细打量茶壶上那个他已经看过一千次的中国人。两个姑姑和玛尔科芙娜小心地端着茶碟喝茶。空气中充满寂静和由火炉造成的闷热。……在大家的脸上和动作中，表现了人在肚子装饱以后还得吃东西的时候所常有的那种懒散和厌烦。茶炊、茶碗、桌布，都收拾走了，可是一家人仍旧围着桌子坐着。……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几次跳起来，脸上带着惊恐的神情跑到厨房去，对厨娘交代几句关于晚饭的话。两个姑姑照原先的姿势坐在那儿不动，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呆滞的眼睛瞧着灯，睡意蒙眬。玛尔科芙娜每分钟打一次嗝，而且问道：

“为什么我老是打嗝？我觉得好像也没吃什么东西……也没喝什么呀。……呃！”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和斯捷巴并排坐着，头挨着头，弯下身子凑在桌子上，看一本一八七八年的《田地》[3]。

“《米兰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4]游廊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纪念像》。你瞧。……样子很像凯旋门。……这儿有一个骑士同一个女人。……那儿远处有些小人。……”

“这个小人像我们的同学尼斯库宾。”斯捷巴说。

“翻过去吧。……《普通苍蝇的喙部在显微镜下之所见》。原来喙部是这个样子啊！嘿，这苍蝇！孩子，要是把臭虫放在显微镜底下照一照，那会是什么样儿！那才难看呢！”

客厅里有一只旧钟，仿佛着了凉似的，带着嘶哑的声音咳嗽了十声，而不是敲了十下。厨娘安娜走进饭厅来，扑通一声在主人面前跪下！

“请您看在基督分上宽恕我，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她说着，站起来，满脸通红。

“你也看在基督分上宽恕我。”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冷淡地回答说。

安娜照这样依次走到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面前，扑通跪下，请求宽恕。她只放过玛尔科芙娜一个，老太婆不是上流社会的人，因此厨娘认为不值得对她下跪。

在沉寂和安静中又过了半个钟头。……《田地》已经丢在一张长沙发上了。巴威尔·瓦西里伊奇竖起一个手指头，背诵他小时候念过的一篇拉丁语诗。斯捷巴瞧着他父亲那戴着订婚戒指的手指头，听着那些不懂的字眼，打起盹儿来，他用拳头揉眼睛，可是眼皮闭得更紧了。

“我要去睡了……”他说着，伸个懒腰，打个哈欠。

“什么！睡觉？”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问，“那么这最后一顿荤食怎么办呢？”

“我不想吃了。

“你疯了？”他妈妈惊恐地说，“怎么能不吃最后一顿荤食呢？要知道，整个斋期你都吃不到荤食！”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也惊恐起来。

“是啊，是啊，孩子，”他说，“你母亲要有七个星期不给你荤食吃呢。这可不行，最后一顿荤食总是得吃的。”

“哎呀，我困了！”斯捷巴耍脾气说。

“既是这样，那就赶快摆桌子开饭！”巴威尔·瓦西里伊奇不安地叫道，“安娜，你为什么坐在那儿不动，傻娘们儿？快去摆桌子开饭呀！”

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脸上带着慌张的神情跑进厨房去，仿佛家里起了火似的。

“赶快！赶快！”满屋子响起这样的说话声，“斯捷巴困了！安娜！哎呀，我的上帝，怎么回事？快点呀！”

过了五分钟，饭桌摆好了。两只猫又翘起尾巴，拱起背脊，伸着懒腰，在饭厅里会合了。……一家人开始吃晚饭。谁都不想吃，人人的肚子都装得满满的，然而还是得吃。

[1] 指基督教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斋期。

[2] 1俄丈等于2.134米。

[3] 1890—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迎合小资产阶级口味的刊物。这篇小说写于1887年，因此那是一本九年前的旧杂志。

[4] 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1820—1878），意大利最后一代国王。

受气包

基斯土诺夫尽管闹了一夜很厉害的痛风病，弄得神经快要受不住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仍旧动身去上班，按时接见到银行里来办交涉的人和银行顾客。他的模样憔悴疲乏，说话声音很小，上气不接下气，好像快要死了。

“您有什么事？”他对一个来办交涉的女人说，她穿一件非常旧的大衣，从背后看去很像一只大蜣螂。

“请您听我说，老爷，”女人开口了，讲得很快，“我丈夫是八等文官舒金，一连病了五个月。他正躺在家里养病，可是人家却无缘无故把他辞退了，老爷。我去领他的薪水，可是不瞒您说，他的薪水给扣掉了二十四卢布三十六戈比！我就问：这是什么缘故？人家说：‘他从互助金里借用过这笔钱，由别的文官给他做的保。’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不经过我的同意就会在外头借钱？不会有这种事的，老爷。那么，他们怎能这么干？我是个穷女人，全靠房钱吃饭。……我是个弱女子，受气包。……我受了气只能忍着，从来也听不到人家一句好话。……”

这个来办交涉的女人开始眨巴眼睛，把手伸到大衣里拿手绢。基斯土诺夫从她手里接过呈子，看了一遍。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耸耸肩膀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太太，您显然走错了地方。您的请求实际上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请您费神到您丈夫工作过的那个机关里去申诉吧。”

“哎呀，老天爷，我已经去过五个地方，那些地方连我的呈子都不肯接！”舒金太太说，“我简直没有主意了，不过谢天谢地，求上帝保佑我的女婿包利斯·玛特威伊奇平安吧，多亏他指点我来找您。他说：‘妈，您去找基斯土诺夫先生，他是个有势力的人，什么事都能给您办到。’……您帮帮我的忙吧，老爷！”

“舒金太太，我们一点也帮不上您的忙。……您得明白：您的丈夫，据我判断，是在军医署工作，可是我们这儿纯粹是私营商业机关，我们这儿是银行。您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呢！”

基斯土诺夫又耸耸肩膀，带着浮肿的脸转过身去同一个穿军服的先生周旋。

“老爷啊，”舒金太太用悲惨的唱歌声调说，“我有医生的文件，证明我丈夫在害病！这就是，您费心看一看吧！”

“很好，我相信您，”基斯土诺夫没好气地说，“不过，我再说一遍，这事跟我们不相干。这真奇怪，甚至滑稽！难道您的丈夫就不知道您该到哪儿去申诉？”

“老爷，他什么也不懂。他一个劲儿唠叨那一套：‘这不关你的事！走开！’总共就说了这么两句。……那么这事到底归谁管呢？要知道，事情都得我操心！得我操心啊！”

基斯土诺夫又转过身来对着舒金太太，开始对她解释军医署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区别。太太专心听他讲话，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

“是，是，是。……我明白，老爷。既然这样，老爷，请您吩咐他们至少给我十五卢布好了！我同意只拿一部分钱就算了！”

“哎！”基斯土诺夫叹道，把头往后一仰，“跟您什么道理也讲不通！不过您要明白，到我们这儿提出这类要求就如同，比方说，到药房或者金银检验局提出离婚的申请一样古怪。人家没有付足您钱，可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老爷，叫我永久为您祷告上帝，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老婆子吧。”舒金太太说着，哭起来，“我是个弱女子，受气包……我苦得要命。……又得跟房客打官司，又得管我丈夫的事，又得管家务，另外还得斋戒祈祷，女婿又丢了差事。……表面上看来，我也吃也喝，其实我站都站不稳。……我通宵睡不着觉哟。”

基斯土诺夫觉得心跳起来。他现出痛苦的脸色，把手按住胸口，又开始对舒金太太解释，可是声音哑了。……

“不，对不起，我不能跟您说话了，”他说着，挥一下手，“我的脑袋都晕了。您既打搅了我们，您自己也白白糟蹋了时间。哎！……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他对一个职员说，“劳驾，您对舒金太太解释一下！”

基斯土诺夫依次接见了所有来办交涉的人以后，就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在那儿签署了十来份文件，可是这当儿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还在跟舒金太太办交涉。基斯土诺夫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很久都听见那两个说话声：一个是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单调而隐忍的男低音，一个是舒金太太尖厉的含泪声调。……

“我是个受气包，弱女子，我又是个有病的女人。”舒金太太说，“从外表看，也许我挺结实，可要是仔细检查一下，我身上就没有一根筋脉是健康的。我站都站不稳，胃口也很差。……今天我喝咖啡的时候，觉得一点味道也没有。……”

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就对她解释各个机关各不相同，解释呈递文件的复杂手续。他很快就累坏了，由会计把他接替下来。

“这个娘们儿讨厌得出奇！”基斯土诺夫生气地想，烦躁地绞着手指头，屡次走到水瓶那边去，“她简直是个白痴，木头！她把我折磨够了不算，还要折磨他们，混蛋！哎呀……我心跳得厉害！”

过了半个钟头，他按铃。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来了。

“事情怎么样了？”基斯土诺夫疲惫无力地问道。

“我们跟她怎么也说不通，彼得·亚历山德雷奇！简直要命。我们说东，她却说西。……”

“我……她的声音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浑身不舒服……我受不了。……”

“把看门人叫来，彼得·亚历山德雷奇，让他把她带走。”

“使不得，使不得！”基斯土诺夫惊恐地说，“她会大哭大叫，我们这所房子里有许多住户，天知道人家会把我们想成什么样的人。……您，我的好人，还是设法给她解释清楚的好。”

过了一分钟，又传来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低抑的说话声。一刻钟过去了，会计强有力的男高音接替了他的男低音。

“这个女人混账透顶！”基斯土诺夫生气地想，烦躁地耸动肩膀，“愚蠢得不可救药，见她的鬼。我的痛风病好像又发作了。……偏头痛又闹起来了。……”

在隔壁房间里，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筋疲力尽，最后用手指头敲敲桌子，然后敲敲自己的额头。

“一句话，您两个肩膀上长着的不是脑袋，”他说，“而是这个。……”

“哼，别来这一套，别来这一套……”老太婆说，生气了，“你回去对你老婆这样敲桌子吧。……混小子！别让你那只手太放肆。”

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气呼呼、恶狠狠地瞧着她，仿佛要把她吞下肚去。他压低喉咙，闷声闷气地说：

“出去！”

“什么？”舒金太太突然尖叫起来，“您怎么敢这样？我是个弱女子。我受不了！我丈夫是个堂堂的八等文官！这小子可真混！我要去找律师德米特利·卡尔雷奇，管保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三个房客打过官司，我要叫你为那些无礼的话在我面前跪个够！我要去找你们的将军！老爷啊！大人啊！”

“滚出去，祸害！”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声音沙哑地说。

基斯土诺夫推开房门，对办公室里看了一眼。

“什么事啊？”他用要哭的声音说。

舒金太太脸红得跟大虾一样，站在房间中央，眼珠乱转，手指头在空中指指点点。银行的职员们站在两旁，也涨红脸，显然疲乏得很，彼此茫然失措地望着。

“老爷！”舒金太太跑到基斯土诺夫跟前说，“喏，这个人，这个家伙……喏，这个人……”她指着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说，“他拿手指头敲敲他的脑门子，又敲敲桌子。……您刚才吩咐他解决我的事，可是他耍笑我！我是个弱女子，受气包。……可我丈夫是八等文官，我自己也是少校的女儿！”

“好，太太，”基斯土诺夫呻吟道，“我来办……我来采取措施。……您走吧……以后再说！……”

“可是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呢，老爷？我今天就要钱用！”

基斯土诺夫举起发抖的手摩挲额头，叹口气，又开口解释说：

“太太，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儿是银行，私人机关，商业机关。……您要我们怎么办呢？您总得明白道理，您在妨害我们办公啊。”

舒金太太听他讲完，叹了口气。

“当然，当然……”她同意说，“不过请您，老爷，务必做做好事，让我永世为您祷告上帝，求您做我的亲爹，保护我。……要是医生证明文件还嫌不够，那我可以要警察分局开个证明给您。……请您吩咐他们给我钱！”

基斯土诺夫眼睛开始冒金星。他吐一口气，把肺里的空气全部吐出来，疲惫不堪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您要多少钱？”他用衰弱的声音问道。

“二十四卢布三十六戈比。”

基斯土诺夫从衣袋里取出钱夹，从中拿出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把它递给舒金太太。

“拿去……您走吧！”

舒金太太把钞票用一块小手绢包起来，收好，然后脸上现出一种甜蜜、殷勤，甚至带点卖弄风情的笑容，要求说：

“老爷，能不能让我的丈夫恢复原职啊？”

“我要走了……我发病了……”基斯土诺夫用疲乏的声调说，“我的心跳得厉害。”

他走以后，阿历克塞·尼古拉伊奇打发尼基达去买桂樱叶滴剂[1]，所有的职员各自喝下二十滴药水，才坐下工作。舒金太太呢，后来还在门厅坐了两个钟头光景，跟看门人谈话，等着基斯土诺夫回来。

第二天她又来了。

[1] 一种镇静剂。

祸事

“是谁在那儿走路啊？”

没有人答话。看守人并没有看见什么，只是在风声和树叶声中，清楚地听见他前面林荫道上有人走路。三月的夜晚多云有雾，笼罩着大地，看守人觉得大地、天空、他自己以及他的思想，统统融合成一个巨大而漆黑的东西。他只能摸索着走路了。

“是谁在走路？”看守人又说一遍，他仿佛听见低语声和压抑的笑声，“是谁呀？”

“是我，老兄……”一个苍老的声音回答说。

“可你是谁？”

“我是……过路的。”

“什么过路的？”看守人生气地叫道，想用叫声遮盖他的恐惧，“必是魔鬼把你弄到这儿来的！半夜三更，你这怪物，跑到墓园里来闲逛！”

“难道这儿是墓园吗？”

“不是墓园是什么？当然是墓园！你没看见吗？”

“哎呀呀。……圣母啊！”传来了苍老的叹息声，“我什么也看不见，老兄，什么也看不见。……你看，天这么黑，黑极了。伸手不见五指啊。真是黑，老兄！哎呀呀。……”

“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朝圣的，老兄，朝圣参拜的。”

“这些魔鬼，这些夜游神。……什么朝圣的！都是些醉鬼……”看守人听见过路人的声调和叹息，放了心，嘟哝说，“跟你们在一起就免不了犯罪！白天老是喝酒，到晚上又由魔鬼支使着到处乱跑。不过，我好像听见你不是一个人，似乎有两三个人呢。”

“只有我一个，老兄，只有我一个。总共就只有我一个。……哎哟哟，我们的罪孽。……”

看守人撞在那个人身上，站住了。

“可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他问。

“我迷了路，好人。我原是到米特利耶甫斯基磨坊去的，可是迷路了。”

“哎呀呀！难道这是到米特利耶甫斯基磨坊去的路吗？你这只呆鸟！要到米特利耶甫斯基磨坊去，得靠左边远处的路走，从城里出来一直顺大道走。你醉醺醺地多走了三俄里冤枉路。大概在城里喝多了吧？”

“我确实犯了这个罪，老兄，确实的。……这是实情，我也不打算遮盖我的罪。现在我该怎么走呢？”

“顺着这条林荫道照直往前走，一直走到尽头，然后立刻往左拐，再走，穿过整个墓园，直到门口为止。那儿有一道边门。……你开了门，求上帝保佑，走你的路吧。注意，可别掉在沟里。出了墓园你一直顺着旷野走，走啊走的就到大道上了。”

“求上帝赐给你健康，老兄。拯救我们吧，圣母，怜恤我们吧。要不你就送我一程，好心的人！你行行好，把我送到边门那儿吧！”

“哼，我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呢！你自己走！”

“你行行好，叫我为你祷告上帝吧。我什么也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一点办法也没有，老兄。……天真黑，黑极了！送送我吧，好先生！”

“好说，我还有工夫来送你！要是每个人都要我照料，我才忙不过来呢。”

“看在基督分上，送送我吧。我不光是看不见路，而且一个人在墓园里走动也害怕。太可怕了，老兄，太可怕了，我不敢走，太可怕了，好心的人。”

“你简直缠住我不放。”看守人叹口气说，“好，我们走吧！”

看守人就和过路人一块儿走。他们并排走着，肩擦肩，不说话。潮湿的冷风照直抽打他们的脸，肉眼看不见的树木发出飒飒声，而且噼噼啪啪地响，往他们身上洒下大颗的雨点。林荫道上差不多完全铺满了水洼。

“有一件事我想不通，”看守人沉默很久以后说，“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要知道，大门已经上了锁。你是翻墙过来的还是怎么的？如果是翻墙过来的，那么你这么个老头子，干这种事，可是再糟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老兄，我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中了魔啊。上帝在惩罚我。真的，这是中了魔，鬼迷了我的心窍。那么你，老兄，这样看来，是这儿的看守人吧？”

“我是这儿的看守人。”

“整个墓园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风的势头那么猛，刮得两个人一时间只好停住脚。看守人等到风小下去，才回答说：

“我们一共有三个，可是一个害着热病躺在床上，另一个在睡觉。我和他轮班守夜。”

“哦，哦，老兄，原来是这样。这风啊，好大的风！恐怕死人都听得见！它呜呜地叫，好比一头凶猛的野兽！哎呀呀。……”

“你从哪儿来？”

“从很远的地方来，老兄。我是沃洛格达城的人，离这儿很远。我走遍一个个圣地，为好心的人祷告。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吧，上帝。”

看守人站了一会儿，想点上烟斗。他在过路人背后蹲下去，一连划了几根火柴。头一根火柴的亮光闪一下就灭了，一时间照亮了右边一小块林荫道、一个上面雕着天使的白色墓碑和一个黑十字架。第二根的火光明亮地燃起来，让风吹灭了，它像一道电光那样爬到左边，然而黑暗里只现出栅栏的一角。第三根火柴才照亮左右两边的白色墓碑、黑十字架、儿童墓地四周的栅栏。

“死人睡了，亲爱的人们睡了！”过路人喃喃地说，大声叹息，“富人睡了，穷人也睡了。聪明人睡了，愚人也睡了。好心的人睡了，凶恶的人也睡了。现在他们统统一个样儿了。他们要一直睡到号声[1]响起来。祝他们升到天堂，永久安息。”

“现在我们在走路，可是将来有个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躺在这儿。”看守人说。

“是啊，是啊。大家统统都会睡在这儿的。没有一个人会不死。哎呀，哎呀。我们做的事凶恶，我们的思想狡猾！罪孽啊，罪孽！我的灵魂该受诅咒，它贪得无厌，我的肚子贪吃贪喝！我触怒了上帝，不论在这个世界还是在那个世界，我都不会得救。我钻进了罪孽的大海，就跟蚯蚓钻进泥土一样。”

“是啊，你也要死的。”

“说的就是，我也要死的。”

“大概朝圣的人死起来比我们这种人死得轻松多了……”看守人说。

“朝圣的人各不相同。有的是真正朝圣的，侍奉上帝，叫自己的灵魂不受诱惑，不过也有些朝圣的，三更半夜到墓园里来乱跑，给魔鬼凑趣……对了！有些朝圣的，要是高兴的话，就会拿起斧子，照你的脑袋砍下去，叫你呜呼哀哉。”

“你怎么说这种话？”

“我是随便说说的。……喏，现在大概走到边门了。这就是那道门。你开门吧，亲爱的！”

看守人摸索着把门打开，拉住朝圣者的衣袖，把他领出边门，说：

“这儿是墓园的尽头。现在你就顺着野地往前走，一直往前，临了就会走到大路上。不过这附近有一条划定地界的沟，你可别掉下去。……等你到了大路上，就往右走，那就可以一直走到磨坊了。……”

“哎呀呀……”朝圣的沉默了一会儿，叹道，“我现在又这么想，我不必到米特利耶甫斯基磨坊去了。我何必到那儿去呢？先生，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为什么你要跟我一块儿待着呢？”

“没什么……跟你在一块儿快活得多。……”

“嘿，你居然找着个快活的伴儿！你啊，朝圣的，我看你倒挺喜欢开玩笑呢。……”

“当然我喜欢！”过路人说，发出沙哑的声音，咯咯地笑，“唉，你啊，我亲爱的，我的亲人！恐怕以后很久你都会记住这个朝圣的呢！”

“为什么我会记住你？”

“是啊，我巧妙地蒙哄了你。……难道我是朝圣的？我根本不是什么朝圣的。”

“那你是什么人？”

“死人。……我刚从坟里钻出来。……你记得在谢肉节[2]吊死的那个钳工古巴烈夫吗？我就是古巴烈夫。……”

“你真会瞎说！”

看守人不信，可是他周身感到一种沉重而且阴森的恐怖，就连忙走开，赶快摸索边门。

“站住，你上哪儿去？”过路人说，抓住他的胳膊，“喂喂喂……瞧你这个人！你丢下我，叫我去找谁啊？”

“放开我！”看守人叫道，极力要挣脱胳膊。

“站住！我叫你站住，你就站住。……休想挣脱我的手，你这条癞皮狗！你要是还想活着，就照我吩咐，乖乖地站在那儿别说话。……我只是不想杀人流血罢了，要不然你这混蛋早就咽气了。……站住！”

看守人的膝盖弯下去了。他害怕得闭上眼睛，全身发抖，让身子贴着围墙。他想喊叫，可是他知道他的叫声传不到活人的耳朵里。……过路人站在他身旁，抓住他的胳膊。……在沉默中大约过了三分钟。

“一个看守人害热病，另一个睡觉，这一个却来送朝圣的。”过路人唠叨说，“好一班看守人，居然还拿薪水！不行啊，朋友，贼永远比看守人机灵！站住，站住，不许动。……”

在沉默中过了五分钟，十分钟。突然一阵风带来一声呼哨。

“好，现在你走吧，”过路人说，放开他的胳膊，“去向上帝祷告吧：总算你还活着！”

过路人也打一声呼哨，从边门旁边跑掉了。随后传来他跳过那条沟的声音。看守人虽然害怕得周身发抖，却预感到必是出了什么祸事，就犹豫不定地推开边门，闭上眼睛跑回去。在宽阔的林荫道转弯的地方，他听见一个人急促的脚步声，这人压低喉咙问他：

“是你吗，季莫费依？米特卡在哪儿？”

他一口气跑完这条林荫道，发现黑暗里闪着一点小小的朦胧的亮光。他离那个亮光越近，就越是害怕，越是强烈地预感到必是出了什么祸事。

“亮光似乎在教堂里。”他想，“亮光是从哪儿来的呢？拯救我，怜恤我吧，圣母！它果然在教堂里！”

看守人在打碎的窗子前面呆站了一会儿，带着害怕的心情瞧着祭坛。……那几个贼忘记吹灭一支小蜡烛了，正好有风吹进窗口，烛火闪摇着，把昏暗而发红的光点洒在东一件西一件的圣衣上，洒在被推倒的小橱上，洒在供桌和祭坛附近的许多脚印上。……

再过了一会儿，怒号的风就把一连串急促而没有节奏的报警钟声传遍整个墓园。……

[1] 指基督教神话中最后审判日的号声。

[2] 基督教节日，在大斋节前的一个星期。

在家里

“格利果烈夫家派人来，说是要取一本什么书，可是我对他说您不在家。邮差送来报纸和两封信。顺便说一句，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我想请您注意一下谢辽查。今天和前天我发现他吸烟来着。我开口劝他，他照例把手指头塞住耳朵眼，大声唱歌，盖过我的声音。”

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贝科甫斯基，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刚开完庭回来，正在自己的书房里脱手套，瞧着向他报告的家庭女教师，笑起来。

“谢辽查吸烟……”他说着，耸耸肩膀，“我想得出这个小胖子叼着纸烟的那副样子！不过他几岁了？……”

“七岁。您好像觉得这不要紧，可是在他这年纪，吸烟是一种有害的坏习惯，坏习惯是应当从一开头起就根除的。”

“这完全正确。那么他是在哪儿拿到烟的？”

“在您桌子的抽屉里。”

“是吗？既是这样，请您打发他来见我。”

女家庭教师走后，贝科甫斯基在书桌前面一把圈椅上坐下，闭上眼睛，开始思索。不知什么缘故，在他的幻想中，他的谢辽查吸一根一俄尺长的大纸烟，喷云吐雾，这张漫画使得他不住微笑。同时，家庭女教师严肃而忧虑的面容在他心里勾起他对那个早已过去而且大半已经淡忘的时代的回忆。在那个时代，儿童在学校和儿童室里吸烟总会惹得教师和父母生出一种古怪的、不大能理解的恐怖心情。那真称得上是恐怖。他们死命打孩子，把他们从学校里开除出去，他们的生活就此毁了，其实那些教师和父亲没有一个人知道吸烟的害处和罪恶究竟是什么。就连很聪明的人也会毫不踌躇地跟他们所不了解的恶习作斗争。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想起他的中学校长，那是个很有学识而且心地厚道的老人，他碰见一个学生吸烟，竟吓得面无人色，立刻召开教师紧急会议，议决把罪人开除出校。大概社会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所谓恶事越是不为人所理解，就越是受到猛烈和粗暴的打击。

检察官想起两三个被开除的学生以及他们后来的生活，他不能不认为惩罚的坏处常常比罪行本身带来的坏处大得多。有生命的有机体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对任何环境气氛都很快地适应，习惯，泰然处之，要不然人就一定会随时感到他的合理的活动往往具有多么不合理的内容，觉得就连在教育、法律、文学之类责任重大和后果可怕的活动中也难得有什么可以理解的真理和信心了。……

这一类只有在疲乏而休息着的头脑里才会产生的轻松而飘忽的思想，开始在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的脑子里漫游。谁也不知道它们是打哪儿来的，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来的，它们在头脑里停留不久，似乎只在浮面上掠过，并没有钻到深处去。凡是必须一连许多钟头，以至许多天，顺着一条思路刻板地思索的人，都会觉得这种私下里自由自在的遐想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的安慰。

那是傍晚八点多钟。上头，天花板上边，二楼上，有人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再高点，三楼上，有四只手在练钢琴。凭烦躁的脚步声来判断，那个人在想什么苦恼的心事，或者在牙痛。单调的练琴声给傍晚的寂静添上一点睡意，使人生出懒洋洋的幻想。在相隔两个房间的儿童室里，家庭女教师和谢辽查正在谈话。

“爸爸来了！”男孩唱起来，“爸爸来了！爸！爸！爸！”

“爸爸叫您去，快走！”[1]女家庭教师喊道，像一只受惊的鸟那样尖叫，“我对您说话哪！”

“不过我该跟他说些什么呢？”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暗想。

可是他还没来得及想出什么话来，他儿子谢辽查，一个七岁的男孩，就已经走进书房来了。像这样的孩子是只有凭服装才看得出性别的：他弱不禁风，脸色苍白，身子单薄。……他浑身娇气，好比温室里的花草。他的动作、鬈发、眼神、丝绒短上衣，处处都显得异常娇嫩、柔和。

“你好，爸爸！”他柔声说着，爬上爸爸的膝头，在他脖子上很快地吻一下，“是你叫我吗？”

“对不起，对不起，谢尔盖[2]·叶甫根内奇。”检察官回答说，把他从膝头上抱下来，“在接吻以前我们先得谈一谈，认真地谈一谈。……我生你的气，再也不喜欢你了。你得明白，孩子，我不喜欢你，你不是我的儿子。……对了。”

谢辽查定睛瞧着他的父亲，然后把眼光移到书桌上，耸了耸肩膀。

“我做错了什么事呢？”他纳闷地问道，着眼睛，“今天我一次也没有到你的书房里来过，什么东西也没有碰过呀。”

“刚才娜达里雅·谢敏诺芙娜对我说你吸烟来着。……是真的吗？你吸过烟吗？”

“对，我吸过一次。……是真的！……”

“你看，你还说谎。”检察官说，皱起眉头，借此遮盖他的微笑，“娜达里雅·谢敏诺芙娜看见你吸过两次烟。可见你有三件坏事让人抓住了：吸烟，在书桌抽屉里拿别人的烟，说谎。三个错处！”

“啊，对了！”谢辽查说，想起来了，他的眼睛含着笑意，“这话不错，这话不错！我是吸过两次烟，今天一次，以前一次。”

“你瞧，可见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我对你非常非常不满意！以前你是个好孩子，可是现在学坏，变成坏孩子了。”

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理一理谢辽查的领子，暗想：“我还应该跟他说什么呢？”

“是的，这不好，”他接着说，“我没料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来。第一，既然不是你的烟，你就没有权利拿。每个人只有权利动用自己的财物，如果拿别人的，那……他就不是好人！”（“我跟他说得不对头！”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暗想。）“比方说，娜达里雅·谢敏诺芙娜有一口箱子，装着她自己的衣服。那是她的箱子，我们呢，也就是说你和我，都不可以碰它，因为那口箱子不是我们的。不是这样吗？你有些木马，有些画片。……我不是就不拿吗？也许我心里也想拿，可是……那不是我的而是你的！”

“你要拿管自拿！”谢辽查说，扬起眉毛，“你，爸爸，千万别客气，拿吧！你书桌上那只淡黄色的狗原是我的，可是你瞧，我就不在乎。……就让它摆在那儿好了！”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贝科甫斯基说，“你把那只狗送给我了，它现在就是我的，我想拿它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可是要知道，我并没把烟送给你啊！那烟是我的！”（“我跟他解释得不对头！”检察官暗想，“不对头！完全不对头！”）“要是我想吸别人的烟，首先就得征求别人的同意。……”

贝科甫斯基模仿孩子的语言，懒洋洋地把一句句话串联起来，开始对儿子解释什么叫作财产。谢辽查瞧着他的胸口，注意地听着（他喜欢傍晚跟他父亲谈话），然后他把胳膊肘靠在书桌的边上，眯起近视的眼睛看那些纸张和墨水瓶。他的眼光在书桌上移动，最后停在一个胶水瓶上。

“爸爸，胶水是什么做的？”他忽然问道，把胶水瓶拿到眼睛跟前来。

贝科甫斯基从他手里拿过瓶子，放回原处，继续说：

“第二，你吸烟。……这很不好！虽然我吸烟，可是不能因此就说，你也可以吸烟。我吸烟，我知道做这种事不乖，我骂自己，为这件事不喜欢自己。……”（“我成了狡猾的教师！”检察官暗想。）“烟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害处，凡是吸烟的人都寿命不长，死得早。像你这样的孩子，吸烟更是特别有害。你肺弱，你还没有长结实，身体弱的人吸了烟，会得肺痨和别的病。喏，伊格纳契叔叔就是害肺痨病死的。要是他不吸烟，也许会活到今天呢。”

谢辽查沉思地瞧着那盏灯，用手指头碰一碰灯罩，叹一口气。

“伊格纳契叔叔提琴拉得可真好！”他说，“现在他的提琴在格利果烈夫家里！”

谢辽查又把胳膊肘靠在书桌的边上，沉思不语。他那白白的脸上现出一种神情，仿佛他在听什么声音，或者循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似的。他那对一也不的大眼睛露出悲哀和类似恐怖的神情。这时候他大概想到了死亡，不久以前死亡夺去了他的母亲和伊格纳契叔叔。死亡把母亲们和叔叔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却把他们的孩子和提琴留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些死人住在天上靠近星星的一个什么地方，在那儿俯视这个世界。他们受得了这种离别吗？

“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好呢？”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想，“他不听我讲话。他分明认为他的过错和我的理由都不重要。该怎样叫他领悟呢？”

检察官站起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以前，在我那个时代，这些问题解决得简单极了。”他想，“凡是小孩子抽烟被抓住，总是挨一顿打了事。那些意志薄弱的和胆小的，果然戒了烟，那些比较大胆和机灵的呢，挨过打以后，就把烟藏在靴筒里，到板棚里去吸。等到他们在板棚里吸烟又给抓住，又挨一顿痛打，他们就出外到河边去吸……如此这般直到孩子长大为止。我母亲为了要我不吸烟，就给我钱和糖。可是如今这些方法都变得没有价值，不道德了。现代的教师们，立足于理论，极力教导孩子们，要他们不是出于恐惧，出于想出风头或者贪图奖赏而保持良好的习惯，却要他们自觉地养成。”

他走来走去，暗自思忖，谢辽查却已经踩着椅子，侧身爬上桌子，动手画起来。为了不让他弄脏公文纸，碰翻墨水，书桌上特为他放着一叠裁好的四开纸和一管蓝色铅笔。

“今天厨娘切白菜，划破了手指头。”他说，动着眉毛，画一所小房子，“她哇哇地叫，把我们大家吓一跳，都跑到厨房里去了。她真笨！娜达里雅·谢敏诺芙娜叫她把手指头浸在凉水里，她呢，却放进嘴里吮个不停。……她怎么能把脏手指头放进嘴里去！爸爸，这可真不像样子！”

后来他讲起吃午饭的时候，有个背着手摇风琴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走进院子来，小姑娘和着琴声唱歌和跳舞。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检察官想，“他脑子里自有他的小世界，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为了抓住他的注意力，抓住他的思想感情，光模仿他的语言是不够的，必须学会也照他的方式思索才成。要是我真的舍不得我的烟，要是我生气，哭起来，他倒会完全了解我。……母亲之所以在教育子女方面不能由外人代替，就是因为她能够跟孩子同感觉，同哭，同笑。……单靠理论和教训是无济于事的。那么我还应该跟他说些什么呢？说些什么呢？”

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觉得奇怪而可笑，因为他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法学家，这半辈子一直对犯人进行种种遏制、警告、惩罚，现在却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对这个男孩说什么好了。

“听着，你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吸烟了。”他说。

“我—保—证！”谢辽查唱起来，使劲按那管铅笔，低下头凑着画稿，“我—保—证！保！证！”

“可是他知道什么叫保证吗？”贝科甫斯基问自己，“不行，我是个糟糕的导师！如果这时候有个教师或者我们法学界的同行往我脑子里看一眼，他就会说我是个废物，也许还会认为我自作聪明，于事无补。……不过，真的，解决这些可恶的问题，在学校里和法庭上比在家里简单多了。在家里要应付的，是自己满心疼爱的人，爱却是要求很严的，这就把问题弄复杂了。如果这个男孩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我的学生或者被告，我就不会这么胆怯，我的思想也不会乱了！……”

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靠着桌子坐下，把谢辽查的一张画稿拿到自己面前。画稿上画着一所房子，房顶弯弯曲曲，烟囱里冒烟，像是一道闪电，锯齿般地从烟囱一直伸展到纸边。房子旁边站着一个兵，眼睛画成两个逗点，刺刀像是数目字4。

“人不能比房子高。”检察官说，“你看：你这个房顶跟兵的肩膀一般高了。”

谢辽查爬到他的膝盖上，扭动很久，想坐得舒服点。

“不，爸爸！”他瞧着自己的画稿说，“要是把兵画小，就看不见他的眼睛了。”

要不要跟他争论呢？检察官凭他对儿子的日常观察，相信孩子跟野蛮人一样有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要求，那是很别致的，大人往往不能理解。在大人的专心观察下，谢辽查可能显得不正常。谢辽查认为把人画得比房子高，用铅笔在表现物件以外还表现他自己的感觉，都是容许的，合理的。因此他把乐队的声音画成模模糊糊的圆形斑点，把吹口哨声画成螺旋形的线。……在他的观念里，声音跟形状和颜色紧密相连，因此他给字母涂色，每次一定把Л涂成黄色，把M涂成红色，把A涂成黑色，等等。

谢辽查丢下画稿，又扭动一阵，找出舒服的姿势，然后玩弄父亲的胡子。起初他仔细地摩挲胡子，后来把它分开，着手把它梳理成络腮胡子的样儿。

“现在你像伊凡·斯捷潘诺维奇了，”他嘟哝说，“可是马上又会像……我们的看门人。爸爸，为什么看门人都站在门口？是不准贼进来吗？”

检察官感到他儿子的气息吹到他脸上，他儿子的头发不断拂着他的脸，他的心就感到温暖而柔和，柔和得好像不光是他的手，就连他整个的心，也贴在谢辽查的丝绒上衣上了。他凝神瞧着男孩又大又黑的眼睛，觉得他母亲、他妻子、他以前爱过的一切人，都好像从这对大眸子里瞧着他似的。

“现在看你还怎么动手打他……”他想，“怎么想得出惩罚他！不，我们哪儿配教育孩子。从前的人单纯，不大动脑子，所以解决问题就大胆。我们却思考得过多，我们满脑子的道理。……人的智力越是发达，人越是想得多，越是细致，人就越是犹豫不决，疑虑重重，不敢采取行动了。真的，如果往深里想一下，人得有多么大的勇气和信心才敢于教导别人，审判别人，写出大部头的书来啊。……”

时钟敲了十下。

“好，孩子，该去睡了。”检察官说，“再会，走吧。”

“不，爸爸，”谢辽查皱起眉头说，“我还要坐一会儿。你给我讲点什么！讲个故事吧。”

“好吧，不过讲完故事，你马上就去睡觉。”

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养成习惯，每到闲暇的傍晚，总要给谢辽查讲故事。如同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人一样，他一首诗也记不得，也想不起一个神话，因此他每次都得临时编造。他一开头，照例从老套头讲起：“在一个王国，在一个国家”，随后他就讲些幼稚的荒唐事，开头讲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故事的中部和结尾会是怎样。场面啦、人物啦、事情啦，都是信口编出来的，情节和含意仿佛自动形成，跟讲故事的人不相干似的。谢辽查很喜欢这种临时编出来的故事，检察官注意到情节越是平淡，不复杂，对孩子的影响反而越强烈。

“你听着！”他开口了，抬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有一个王国，有一个国家，住着一个很老很老的皇帝，留着挺长的白胡子，而且……而且他的唇髭也是又白又长。嗯，他住在水晶宫里，那个宫在太阳底下闪光发亮，好比一大块洁净的冰。不过，孩子，那个宫坐落在大果园里。果园呢，你知道，长着橙子啦……佛手柑啦，樱桃啦……开着郁金香，玫瑰，铃兰，有许多五颜六色的鸟歌唱。……对了。……树上挂着小玻璃铃铛，一起风就丁零丁零地响起来，可好听了。玻璃的声音比金属柔和清脆。……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园子里有喷泉。……你记得你在索尼雅姑姑的别墅里见过一个喷泉吗？是啊，皇帝果园里的喷泉就是那个样子，只是大得多，喷出来的水柱有最高的杨树的树顶那么高。”

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沉吟一下，接着说：

“老皇帝只有一个儿子，他是皇位继承人。他还是个孩子，跟你这么小。那是个好孩子。他从来也不耍小性子，很早就上床睡觉，桌子上的东西一样也不动，总之……总之他是个乖孩子。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吸烟。……”

谢辽查紧张地听着，眼睛也不，盯住他父亲的眼睛。检察官接着说下去，暗想：“往下该说些什么呢？”他把这个故事拖得长而又长，真所谓废话连篇，临了是这样结束的：

“皇太子因为吸烟而得了肺痨病，活到二十岁就死了。年老多病的老人就此孤孤单单，没有人来帮助他。没有人来管理这个国家，保护这个宫殿。敌人来了。他们杀死老人，毁坏宫殿，如今果园里已经没有樱桃，没有鸟儿，没有小铃铛了。……就是这样的，孩子。……”

连叶甫根尼·彼得罗维奇自己都觉得这样的结尾可笑，幼稚，然而整个故事却给谢辽查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的眼睛又蒙上悲哀以及类似恐怖的神情。他呆呆地瞧了一会儿窗口，打了个寒战，用压低的声音说：

“我以后再也不吸烟了。……”

等到他道过晚安，走去睡觉，他父亲就慢腾腾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微微笑着。

“人们会说，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美和艺术形式，”他思忖道，“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并不能使人感到安慰。反正这不是正当的办法。……为什么道德和真理就不应该按它们本来的面目提出来，却要掺和别的东西，一定要像药丸那样加上糖衣，涂上金光呢？这不正常……这是伪造，欺骗……耍花招。……”

他想起那些非发表“演说”不可的陪审员们以及仅仅从民谣和历史小说里吸收历史知识的一般人，他想起他自己，他自己也不是从布道词和法律里，而是从寓言、小说、诗歌里汲取生活观念的。……

“药品必须甜，真理必须美。……人类从亚当的时代起就养成了这种癖好。……不过……也许这很自然，本来就应该如此吧。……在自然界，有很多合理的欺骗和幻象呢。……”

他动手工作，可是那些懒洋洋的、隐秘的思想很久还在他头脑里漫游。天花板的上面，已经听不见练琴的声音，可是二楼的住客，仍旧在房间里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1] 原文为法语。

[2] 上文谢辽查是谢尔盖的爱称。

彩票

伊凡·德米特利奇是个家道小康的男子，每年靠一千二百卢布的收入养活自己和一家人，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在长沙发上坐下，开始看报。

“今天我忘记看报了。”他妻子正收拾饭桌，说道，“你看看中彩的单子登出来没有。”

“哦，登出来了。”伊凡·德米特利奇回答说，“不过，莫非你那张彩票没有抵押出去？”

“没有，我星期二还去取过利息呢。”

“什么号码？”

“九千四百九十九组，二十六号。”

“哦。……我来查一查……九四九九，二六。”

伊凡·德米特利奇素来不相信有中彩的运气，换了在别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看中彩的单子，然而现在闲得没事做，况且报纸就在眼前，他就伸出一根手指头顺着一组组号码划下去。仿佛要嘲弄他缺乏信心似的，从上面下来，刚划到第二行，九四九九这个数字就立刻醒目地扑进他的眼帘！他没看一下号数，也没再核对一下，就很快地把报纸放在膝头上，好像有人把凉水泼在他肚子上似的，觉得胸口底下有一股愉快的凉意，痒酥酥，战兢兢，却又舒服得很！

“玛霞，有九千四百九十九！”他闷声闷气地说。

他妻子瞧着他惊讶而害怕的脸色，明白他不是在说笑话。

“九千四百九十九吗？”她问，脸白了，把叠好的桌布放在桌子上。

“是啊，是啊。……真有！”

“那么彩票的号数呢？”

“啊，对了！还有彩票的号数。不过，等一等……等一等！是啊，你看怎么样？反正我们的组号总算是对了！反正，你明白……”

伊凡·德米特利奇瞧着妻子，脸上露出一种欢畅的傻笑，就跟小孩子看见了什么发亮的东西似的。他妻子也微笑了。她也跟他一样愉快，因为他只说出组号，却不急于知道那张走运的彩票的号数。抱着交运的希望，借此使自己心痒，挑逗自己，那是多么甜蜜而又吓人啊！

“我们的组号有了，”伊凡·德米特利奇经过长久的沉默后说，“可见我们大有中彩的可能。这还仅仅是可能，不过毕竟算是有了可能啊！”

“好，现在你看一看号数吧。”

“慢着。反正有的是工夫容我们失望呢。号码是在上边第二行，可见彩金是七万五。这不能算是钱！简直就是力量，资本！说不定我一看那张单子，果然有二十六号！啊？你听着，我们真要是中了彩，那会怎么样呢？”

夫妇两人笑起来，默默地互相看了很久。交运的可能性，弄得他们迷迷糊糊，他们甚至想不出，也说不出他俩要七万五做什么用，买什么东西，到哪儿去。他们光想着数目字九四九九和七万五，在想象里描画这两个数目字，至于很有可能来临的幸福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知怎的，他们却没有去想。

伊凡·德米特利奇手里拿着报纸，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好几次，直到他从最初的印象里清醒过来，才动脑子稍稍幻想一下。

“假定我们中了彩，那会怎么样呢？”他说，“要知道，这就要过新的生活，简直是天翻地覆啊！彩票是你的，如果这是我的，那么当然，我先就要花两万五，买下一份类似庄园的不动产，再拿一万供当前的开销：买新家具啦……旅行啦，还债啦，等等。余下的四万就放在银行里生利息。……”

“对，买个庄园倒挺好。”他妻子说，坐下来，把两只手放在膝头上。

“在图拉省或者奥廖尔省一个什么地方买下一座庄园。……第一，这样就不再需要另买消夏别墅；第二，它总归会有收入。”

在他的幻想里，涌现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可爱，一个比一个饶有诗意。在所有这些画面里，他看见自己吃得饱饱的，心平气和，身体健康，觉得温暖，甚至很热！比方说，他喝饱了凉得像冰一样的杂拌汤，在小河旁边或者花园里椴树下发烫的沙土上仰面朝天躺下来。……天很热。……他的小儿子和女儿在他身旁爬来爬去，挖掘沙土，或者在草丛里捉瓢虫。他舒舒服服地打盹儿，什么也不想，全身感到，今天也好，明天也好，后天也好，他都用不着上班办公。他躺得腻烦了，就到刈草场上去，或者到树林里去采蘑菇，再不然就去看乡下人撒网打鱼。等到太阳西下，他就拿着被单和肥皂慢腾腾地走到浴室，在那儿不慌不忙地脱掉衣服，用手心久久地摩挲他那赤裸的胸脯，跳进河里。在水里，在混浊的肥皂水附近，有些小鱼游来游去，绿色的水草摇摇摆摆。洗完澡后，就喝加鲜奶油的茶，吃奶油面包。……到了傍晚呢，不妨出外散步，或者跟邻居们打文特[1]。

“对了，买个庄园倒不错。”他妻子说，她也在幻想，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她给自己的想法迷住了。

伊凡·德米特利奇接着想象多雨的秋天、秋天阴冷的傍晚、初秋的晴和天气。在那种季节，他索性到花园、菜园、河边去多散散步，畅快地挨一挨冻，然后喝一大杯白酒，吃一个腌黄蘑菇或者一根用莳萝油泡的黄瓜，再喝上一杯白酒。孩子们从菜园里跑出来，带来有新鲜泥土气息的胡萝卜和大萝卜。……然后他就在长沙发上躺下，从容不迫地翻看画报，随后拿画报盖上脸，解开坎肩上的纽扣，打个盹儿。……

过了晴和的初秋就来了阴雨连绵的时令。昼夜连连下雨，光秃的树木呜呜地哭泣，风潮湿而阴冷。狗啦，马啦，鸡啦，都水淋淋的，垂头丧气，心惊胆战。这时候没有地方可以散步了，也无法走出屋外，只好成天价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愁苦地瞧着阴暗的窗子。气闷啊！

伊凡·德米特利奇站住，瞧着他的妻子。

“我，你知道，玛霞，想出国去旅行。”他说。

他开始考虑，深秋时节出国旅行一趟倒也不错，例如到法国南方，到意大利……到印度去！

“我也得出国去旅行。”他妻子说，“好，你看一看号数吧！”

“慢着！等一等。……”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继续思索。他不由得暗想：要是他妻子真的出国旅行，那会怎么样呢？旅行要想愉快，就该单身一个人，或者带上几个性格轻佻、无忧无虑、及时行乐的女人才对，千万不能带这种一路上所想所说总离不开自己的孩子，不住地唉声叹气，哪怕花一个小钱也会害怕和发抖的女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想象他的妻子坐在火车里，带着许多包裹、筐子、小包。她总是为了什么事叹气，抱怨说她一上路就头痛起来，抱怨她的钱已经花掉许多。她不止一次跑到火车站去买开水，买夹肉面包，买汽水。……她不肯到车站的餐室进餐，因为那儿太贵。……

“反正我每花一个小钱，她都会舍不得。”他瞧着妻子，暗想，“彩票是她的，不是我的！再说，她何必出国呢？她哪有兴致游逛？她会守在旅馆里，不准我离开她一步的。……我知道！”

他这才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他妻子老了，丑了，浑身都是厨房里的气味，他自己却还年轻，健康，朝气蓬勃，哪怕再结一次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当然，这都是胡思乱想，”他想，“不过……她何必出国呢？她哪会懂得出国的妙处？可是，她一定会咬住牙非去不可。……我想得出来。……其实，那不勒斯[2]也好，克林[3]也好，在她都一样。她一心要碍我的事罢了。我只好处处听她的。我想得出，她一拿到钱就会照老娘们那样藏起来，加上六道锁。……她一定会藏得让我看不见。她会周济她的亲戚，可是一个小钱也舍不得给我。”

伊凡·德米特利奇就想起她的亲戚。她那些兄弟姊妹和叔叔婶婶，一听她中了彩，准会赶紧跑来，像叫花子那样苦苦哀求她，做出一脸的谄笑，假充正经。这些讨厌而寒酸的家伙！如果给了他们钱，他们就会多要。要是不给呢，他们又会破口大骂，背后说坏话，咒你遭到种种灾难。

伊凡·德米特利奇想起他自己的亲戚和他们的脸，从前他见了倒觉得无所谓，现在却觉得又讨厌又可憎。

“都是些混账！”他想。

他觉得他妻子的面容也讨厌而可憎。他心里对她生出满腔的怨毒。他幸灾乐祸地暗想：

“钱的用法，她一点也不懂，所以她才吝啬。要是她中了彩，她就会只给我一百卢布，把余下的统统锁在箱子里完事。”

他已经不是带着微笑，而是带着憎恨瞧他妻子了。她也在瞧他，也是带着憎恨，带着气愤。她有她自己的灿烂的幻想，有她自己的计划，有她自己的考虑。她清楚地知道她丈夫在幻想什么。她知道谁会头一个伸出爪子来夺她的彩金。

“拿别人的钱幻想着干这干那，怪不错的呢！”她的眼光仿佛在说，“不行，这笔钱不准你碰！”

她丈夫明白她的眼光。憎恨在他的胸中翻腾不已。他要气一气他的妻子，就故意跟她捣乱，很快地看一眼报纸第四版，得意地叫道：

“九千四百九十九组，四十六号！不是二十六号！”

两个人的希望和憎恨顿时消散。伊凡·德米特利奇和他妻子立刻觉得他们的房间黑了，小了，矮了，觉得他们刚吃过的晚饭不受用，觉得胸口底下发胀，觉得傍晚漫长而乏味了。……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利奇说，发起脾气来，“不论走到哪儿，脚底下总是踩着纸片、面包渣、果子壳。这些房间从来也不打扫干净！逼得人只好一走了事，见鬼。我现在就走，碰上白杨树索性上吊算了。”

[1] 一种纸牌戏。

[2] 意大利一个美丽的城市。

[3] 俄国中部一个普通的城市。

太早了！

沙尔诺沃村响起钟声，招人去做礼拜。太阳已经在天边吻着大地，满脸涨得通红，不久就要藏起来了。谢敏的小酒店新近改称饭馆，这个名称跟那糟糕的小木房、脱了草的房顶、一对昏暗不明的小窗子全不相称。如今这个饭馆里坐着两个打猎的农民。其中一个名叫菲里蒙·斯留恩卡，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原先是扎瓦林伯爵的家奴，干钳工手艺活，有一个时期在制钉厂里做工，由于酗酒和懒惰而被开除，现在靠他的老妻乞讨过活。他精瘦虚弱，胡子脱得疏疏落落，说起话来带着打呼哨的声音，每说一个字，右脸就抽搐一下，右肩也跟着牵动一下。另一个农民伊格纳特·利亚包夫却身体结实，肩膀很宽。他从来也不做什么事，老是沉默着，如今坐在墙角一大串小面包圈底下。房门朝里敞开，那门就在他身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因此斯留恩卡和酒店老板谢敏只看得见他带补丁的膝头、又长又粗的鼻子、从他密密层层而没有梳好的乱发里披散到额头上的一大绺头发。谢敏是个矮小有病的人，生着青筋暴起的长脖子和苍白的脸，站在柜台里边，带着悲哀的神情瞧着那串小面包圈，温顺地咳嗽着。

“要是你有头脑的话，现在就仔细想想看，”斯留恩卡对谢敏说，他的脸不住抽动，“那个东西放在你那儿，一点用场也派不上，对你什么好处也没有，我们却用得着。猎人缺了枪就跟诵经士没有嗓子一样。你那脑子应当明白，可你呢，我看，就是不明白，足见你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头脑。……拿给我！”

“你那管枪可是押在我这儿换了钱的！”谢敏用女人般尖细的嗓音说，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让眼睛离开那串小面包圈，“你先把你借去的那一个卢布还给我，再把枪拿走。”

“我一个卢布也没有，谢敏·米特利奇，我当着上帝的面对你说：你还给我那管枪，我今天就跟伊格纳希卡[1]去打猎，明天再把枪送回来。我说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我一准送回来。要是我不送回来，就叫我不管在这个世界还是那个世界，都得不到幸福。”

“谢敏·米特利奇，你就拿给他吧！”伊格纳特·利亚包夫用男低音说，从他的声调可以听出他热切地希望他的要求得到满足。

“可是你们要枪干什么？”谢敏说着，叹口气，悲哀地摇头，“现在怎么能打猎呢？外头还是冬天，除了乌鸦和寒鸦以外，没什么可打的。”

“哪是什么冬天？难道这还算是冬天？”斯留恩卡说道，伸出手指头剔除烟斗里的烟灰，“时令当然还早，可是山鹬什么时候来，那可说不准。山鹬这种鸟儿，你得守着它才成。一个不巧，你在家里坐着等，它却已经飞过去，你就此错过，那可就只好等到秋天再说了。……真有这样的事！山鹬比不得白嘴鸦。……去年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它就飞来了，前年却一直到复活节后过了一个星期，它才飞来。是啊，你做做好事吧，谢敏·米特利奇，把枪拿给我们！让我们永世为你祷告上帝吧。说来倒霉，伊格纳希卡也把枪换酒喝了。唉，喝酒的时候倒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眼下……唉，这东西，这该死的白酒，当初就不该沾！真的，这是恶魔的血！拿给我们吧，谢敏·米特利奇！”

“不给！”谢敏说，两只黄手一齐按住胸口，仿佛做祷告似的，“做事得凭良心，菲里蒙努希卡[2]。……押出去的东西不能白白拿回来，得先付钱才成。……再说，你想想看，打鸟干什么？图什么？眼下是大斋节，打了鸟也没法吃啊。”

斯留恩卡跟利亚包夫难为情地面面相觑，叹口气，说：

“我们不过是要在树林里打那些飞过的山鹬罢了。”

“有什么好处呢？这都是胡闹。……按你那种体质，你也不该干这种胡闹的事。……伊格纳希卡呢，倒也怪不得他，他是个头脑糊涂的人，上帝没有给他头脑，可是你，谢天谢地，到底是个老头儿，快要死了。如今你该去做彻夜祈祷才对。”

谢敏提到年老，显然刺痛了斯留恩卡的心。他喀喀地嗽喉咙，皱起额头，足足沉默了一分钟。

“你听我说，谢敏·米特利奇！”他激昂地说，站起来，不光是右脸抽搐，整个脸都在抽搐了，“我说真话，就跟当着上帝的面一样……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打雷劈死我，过了复活节，斯捷潘·库兹米奇就会给我做轮轴的钱，到那时候我就还你钱，不是一个卢布，而是两个！我说谎就叫上帝惩罚我！我这是在神像面前对你说这话，只求你把枪拿给我！”

“你拿给他吧！”利亚包夫用哀号的男低音说，可以听见他的呼吸多么急促，可以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然而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拿给他吧！”

“不行，哥儿们，你们不必再求我。”谢敏说，叹口气，悲哀地摇头，“你们别引我犯罪。那管枪我不能给你们。不给钱就把押出去的东西收回，根本就没有这种道理。再说，找这种乐子有什么意思？你们走吧，求上帝保佑你们！”

斯留恩卡用袖子擦擦冒汗的脸，开始热烈地赌咒和央求。他在胸前画十字，对神像伸出胳膊，要他去世的父母来给他做证，可是谢敏仍旧温顺地瞧着那串小面包圈叹气。最后，一直没有动作的伊格纳希卡·利亚包夫猛地站起来，扑通一声跪在酒店老板面前，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叫你抱着我那管枪咽了气才好，恶魔！”斯留恩卡说，他的脸和肩膀一齐抽动，“叫你咽了气才好，你这瘟神，强盗的灵魂！”

他嘴里骂骂咧咧，摇着拳头，跟利亚包夫一块儿走出小酒店，在大道当中站住。

“他不给，该死的家伙！”他用要哭的声音说，愤愤不平地瞧着利亚包夫的脸。

“他不给！”利亚包夫用男低音说。

顶远的小木房的小窗子、酒店上面的椋鸟巢、杨树的树梢、教堂的十字架，全都闪着明亮的金光。这时候只能看见半边太阳了，太阳正回到过夜的地方去，着眼睛，射出一片红光，仿佛在快活地大笑似的。斯留恩卡和利亚包夫看见太阳右边，离村子两俄里远，现出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明朗的天空有些碎云不知往哪儿奔跑。他们感到今天傍晚一定晴朗，没有风。

“眼下正是时候啊，”斯留恩卡说，脸颊抽搐，“要是能去打一两个钟头的山鹬就好了。那个该死的，他不肯给枪，叫他咽了气才好。……”

“要是趁日落打飞过的山鹬，眼下正是时候……”利亚包夫结结巴巴地说，仿佛费了不小的劲。

他们站了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然后走出村外，瞧着那一带黑树林。树林上面，整个天空布满活动的黑点，那是白嘴鸦飞回去过夜。深棕色的耕地上，这儿那儿点缀着一块块白雪，让阳光微微染上一层金黄色。

“去年这时候，我在席甫吉村打山鹬来着，”斯留恩卡沉默很久以后说，“我打着三只哩。”

跟着又是沉默。两个人站住，对树林眺望很久，后来懒洋洋地走动，顺着村外泥泞的大路往前走。

“山鹬多半还没有飞来呢，”斯留恩卡说，“不过也许已经飞过来了。”

“柯斯特卡说还没有来。”

“也许没来。……谁知道呢！这一年跟那一年，情形往往不同。可是，好烂的泥地啊！”

“不过，还是应该去一趟。”

“可不是，应该去！为什么不去看看呢？尽可以去嘛。咱们不妨到树林里看一看。要是有，就去对柯斯特卡说一声，再不然咱们自己也许能弄到枪，明天再来。真是倒霉呀，求上帝饶恕，必是魔鬼指引我把枪送到酒店去的！我难过得没法对你说了，伊格纳沙[3]！”

两个猎人照这样谈着，走到树林跟前。太阳已经下山了，留下一长条火光般赤红的晚霞，有些地方给云切断。云的颜色叫人捉摸不定：边缘是红色，然而云本身时而是灰白色，时而是淡紫色，对面又是浅灰色。树林里，在云杉茂密的枝丫当中，在低矮的桦树林底下，已经是一片幽暗，只有边上那些面向太阳的枝条和枝条上面的肥芽、发亮的树皮，才在空中清楚地显出来。四下里有融化的雪水和腐烂的树叶的气味。这儿安安静静，没有一样东西动一动。远处传来白嘴鸦渐渐停息的叫声。

“现在要是能在席甫吉村打山鹬就好了。”斯留恩卡小声说，战战兢兢地瞧着利亚包夫，“那儿，日落时候可以打着好多山鹬哩。”

利亚包夫也战战兢兢地瞧着斯留恩卡，眼睛都不一下，嘻开了嘴。

“这正是好时令哟，”斯留恩卡用颤抖的嗓音小声说，“上帝送来多么好的春天啊。……大概山鹬已经来了。……怎么会不来呢。……如今白天挺暖和了。……早晨有好些仙鹤飞来，多得数不清！”

斯留恩卡和利亚包夫小心地踩着融化的雪，脚陷在淤泥里，沿着树林边沿走了两百步左右，停住脚。他们脸上现出惊恐的神情，好像期待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而且可怕的东西。他们站在那儿不动，像是生了根，沉默着，他们的手渐渐做出一种姿势，好像两人都拿着枪，而且扳起了枪机。

一个大阴影从左边爬过来，罩住大地。昏暗的暮色来了。如果往右边看，从灌木丛和树干中间望出去，就可以看见一块块紫红色的晚霞。四下里安静而潮湿。……

“听不见啊。”斯留恩卡小声说，冷得缩起脖子，冻红的鼻子吸溜鼻涕。

不过，他给自己的低语声吓坏，不知朝什么人伸出一个指头，睁大眼睛，闭紧嘴唇。这时候响起轻微的碎裂声。两个猎人意味深长地互相看一眼，他们的眼光告诉对方说这声音没有什么道理，只是一根干枝子或者一块树皮碎裂了而已。黄昏的阴影越来越浓重，红色的晚霞渐渐暗淡，潮湿变得叫人难受了。两个猎人伫立很久，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随时等着空中会响起一种尖细的哨音，传来一种急叫声，像孩子干哑的咳嗽声那样，然后再响起翅膀的扇动声。

“不，什么也没听见！”斯留恩卡大声说，放下胳膊，开始眨巴眼睛，“大概它们还没来。”

“太早了！”

“说的就是，太早了。……”

两个猎人看不见彼此的脸了。天色很快地黑下来。

“大约还得等五天才成。”斯留恩卡说着，跟利亚包夫一块儿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太早了！”

两个人走回家去，一路上再也没有讲话。

[1] 伊格纳特的爱称。

[2] 菲里蒙的爱称。

[3] 伊格纳特的爱称。

邂逅

为什么他生着亮晶晶的眼睛，小小的耳朵，几乎滚圆的脑袋，就跟顶顶凶残的猛兽一样？

马克西莫夫[1]

叶甫烈木·杰尼索夫愁闷地在空旷的土地上往四下里看。他口渴得难受，四肢酸痛。他的马也让炎阳晒着，筋疲力尽，很久没有吃东西，悲哀地垂下头。道路沿着高冈上一道不陡的斜坡滑下来，钻进一大片针叶林。远处的树顶跟蓝天连成一片，一眼望去，只能看见鸟儿懒散的飞翔以及空气的颤抖，这在十分炎热的夏日是常有的现象。树林像梯子那样一层高过一层，越远越高，仿佛这个可怕的绿色怪物没有尽头似的。

叶甫烈木从库尔斯克省他家乡的那个村子里赶着大车出来，为一个焚毁的教堂募集款项，以便重修。大车上放着喀山圣母的神像，经过雨淋日晒，已经有点褪色和斑驳了。神像前面放着一个白铁的大捐款箱，箱子四边往里凹进去，箱子盖上开着一个大口，大得足能塞进一块不小的黑麦蜜糖饼干。大车后面钉着一块白牌子，上面写着印刷体的大字，说某年某月某日玛里诺甫齐村内“出于上帝意旨，忽降大火，教堂焚毁”，经村社大会议决，并经有关当局批准，兹特派遣“热心赞助人士”四出募集款项，以便重修教堂云云。大车旁边的横木上挂着一口二十俄斤重的钟。

叶甫烈木怎么也弄不清自己来到什么地方了。大路前面那片广大的树林没有任何迹象向他表明附近有什么人家。他呆站了一会儿，整一整皮马套，开始小心地赶着车子下坡。大车颠动一下，钟就发出响声，一时间打破了炎热的白昼那种死气沉沉的寂静。

在树林里等着叶甫烈木的是稠密闷人的空气，充满针叶、青苔、腐烂的树叶的气味。在这儿可以听见缠扰不休的蚊子的尖细哀叫声和这个行人低沉的脚步声。阳光从树叶之间射下来，滑过树干，滑过下面的枝子，落在密密层层铺着松针的黑色土地上，成为一小圈一小圈的光点。树干旁边，这儿那儿点缀着羊齿和可怜的岩悬钩子，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叶甫烈木在大车旁边走动，赶着那匹马，叫它快点走。偶尔，车轮轧过一条像蛇那样横穿大路的树根，那口钟就发出悲怆的叮当声，仿佛它也想休息了。

“你好，大叔！”叶甫烈木忽然听见一个尖厉的喊叫声，“路上平安！”

原来路旁躺着个长腿的农民，头枕在一个蚁冢上，年纪三十岁上下，穿一件印花布衬衫和一条并非农民样式的瘦裤子，裤腿塞在褪色的短靴筒里。他脑袋旁边放着一顶文官制帽，完全褪了色，只有凭帽章留下的那块圆斑才能猜出这顶帽子本来是什么颜色。农民躺在那儿很不安静，在叶甫烈木瞧着他的那段时间，他不是扬起胳膊就是踢起腿，仿佛蚊子不住叮他，或者身上痒得忍不住似的。不过，他的服装也好，他的动作也好，都不及他的脸那么古怪。叶甫烈木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脸。他面色苍白，头发稀疏，下巴翘起来，脑门上披着额发，那张脸的侧影活像一弯新月。他的鼻子和耳朵小得出奇，眼睛一眨也不眨，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不动，像是傻子或者受惊的人。给这张古怪的脸添上最后一笔的是，他整个脑袋似乎从两边往里挤扁，因而后脑壳往后突出，成了整齐的半圆形。

“教友，”叶甫烈木对他说，“这儿离村子还远吗？”

“不，不远。离玛洛耶村只有五俄里左右了。”

“我口渴极了！”

“怎么会不口渴！”古怪的农民说，冷冷一笑，“热得不得了！大概热到五十度了，或者还不止。……你叫什么名字？”

“叶甫烈木，小伙子。……”

“哦，我叫库兹玛。……你也许听到过媒婆爱说的那句话：我那库兹玛要成家，随便哪个姑娘都愿意嫁。”

库兹玛伸出一条腿，踩在车轮上，把嘴唇凑过去吻了吻神像。

“你要走远路吗？”他问。

“要走远路，教友！我已经到过库尔斯克，连莫斯科都去过，如今到下诺夫戈罗德去赶市集。”

“你在募款修教堂？”

“修教堂，小伙子。……为喀山圣母修教堂。……教堂烧掉了！”

“怎么会烧掉的？”

叶甫烈木懒洋洋地转动舌头，讲起在伊里亚节[2]前，他们玛里诺甫齐村的教堂遭到雷击，起了火。事有凑巧，农民们和教士们正好在田野里。

“留在村里的小伙子看见冒烟，想敲警钟，可是大概先知伊里亚发了脾气，教堂的门锁着，整个钟楼统统被浓烟围住，所以没法打警钟。……等我们从田里回来，我的上帝，啊，教堂已经烧成一片火海，谁也不敢走到它跟前去了！”

库兹玛跟他并排走着，听他讲话。他没有喝酒，然而他走路却像是喝醉了酒，胳膊摇晃着，时而在大车旁边走，时而抢到大车前面去。……

“嗯，你怎么样？你是拿工钱还是怎么的？”他问。

“我拿什么工钱！我出来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由村社派来的。……”

“这样说，你是白出来一趟？”

“可谁会给我钱呢？我不是自己高兴才出来的，是村社派我出来的，不过话说回来，村社要替我收粮食，种黑麦，缴田赋。……所以也不能算是白跑！”

“那你自己靠什么生活呢？”

“讨饭。”

“你这匹骟马是村社的？”

“是村社的。……”

“那么，大叔。……你有烟吗？”

“我不抽烟，小伙子。”

“要是你的马死了，那你怎么办？你怎么赶路呢？”

“它怎么会死呢？死不了。……”

“那么要是有……强盗来打劫你呢？”

饶舌的库兹玛还问了许多：如果叶甫烈木死了，这钱和马怎么办呢？万一捐款箱装满了，那人家还把钱往哪儿放呢？万一捐款箱的底掉下来，那怎么办呢？等等。叶甫烈木来不及答话，只有喘气的份儿，他惊奇地瞧着他的旅伴。

“你这个东西可是个大肚子汉！”库兹玛用拳头碰了碰那只捐款箱，唠叨说，“嘿，重得很！大概银卢布有不少吧，啊？说不定这里头全是银卢布？喂，你一路上募了很多钱吗？”

“我没数过，我不知道。人家放进去的既有铜板，也有银卢布，一共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也有人往里放钞票吗？”

“那些上流人，地主和商人，才给钞票。”

“哦？捐款箱里也有钞票？”

“不，钞票怎么能放在捐款箱里？钞票是软的，容易扯坏。……我把它揣在怀里了。”

“那你募到很多钞票吗？”

“募到二十六卢布。”

“二十六卢布的钞票！”库兹玛说，耸耸肩膀，“我们卡恰勃罗沃村修过一所教堂，随你去问谁，光是打图样就花了三千，好家伙！你那点钱买钉子都不够哟。这年月，二十六卢布简直不值一提！……如今啊，老兄，花一个半卢布买一俄磅茶叶，还嫌喝不上口呢。……比方说，你瞧，我抽这种烟。……这种烟我抽着还合适，因为我是庄稼汉，普通人，要是换了军官或者大学生……”

库兹玛突然把两只手一拍，微笑着，继续说：

“当初在拘留所里有个铁路上的日耳曼人跟我们关在一起，他呀，大叔，抽十个戈比一支的雪茄烟！啊？十个戈比一支呀！照这样，大叔，一个月就得抽掉一百卢布！”

库兹玛给这种愉快的回忆弄得气也透不出来，咳了一声，他那对发呆的眼睛开始眨巴了。

“莫非你在拘留所待过？”叶甫烈木问。

“待过，”库兹玛回答说，眼睛瞧着天空，“昨天才把我放出来。关了整整一个月。”

黄昏来临，太阳落下去，可是溽暑没有减退。叶甫烈木筋疲力尽，几乎没有听库兹玛在说什么。不过后来，他们终于碰见一个农民，他说离玛洛耶村只有一俄里路了。过了一会儿，大车驶出树林，前面出现一大块草地。仿佛有谁施了魔法似的，两个行人面前展开一幅活泼的画面，充满亮光和声音。大车照直闯进一群牛羊和腿上套着绳索的马当中去了。这群牲口后面是绿油油的草地、黑麦、大麦以及白花花的荞麦花，再远一点就可以看见玛洛耶村和一座黑乎乎的、仿佛压扁了的教堂。村子后面，远处，又是层层叠叠的树林，这时候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

“到玛洛耶村了！”库兹玛说，“这儿的庄稼汉生活得挺好，可都是些强盗。”

叶甫烈木脱掉帽子，敲响那口钟。本来站在村头一口井旁边的两个农民立刻离开那口井，走过来，吻一下神像。然后开始了照例的盘问：你到哪儿去？从哪儿来？

“好，亲人，给上帝的仆人一点水喝吧！”库兹玛唠叨说，拍一下这个人的肩膀，又拍一下那个人的肩膀，“快点！”

“我算是你的什么亲人？怎么会是亲人呢？”

“哈哈哈！你们的神甫跟我们的神甫是叔伯神甫！你的老婆揪着我爷爷的头发，从红村往外拉！”

大车穿过全村，库兹玛一路上不知疲倦地唠叨着，不论碰见什么人都要嘻嘻哈哈闹一阵。他摘掉这个人的帽子，用拳头顶一下那个人的肚子，揪一下另一个人的胡子。他见了女人就叫心肝、宝贝儿、小母亲，见了男人总是按他们各自的特点叫他们红毛鬼、栗色马、大鼻子、独眼龙等等。这些玩笑总是引起极其活泼而真诚的笑声。库兹玛很快交了许多朋友。到处可以听见招呼声：“喂，库兹玛轮轴！”“你好，吊死鬼！”“你是什么时候从监狱里出来的？”

“喂，你们给上帝的仆人一点钱吧！”库兹玛唠唠叨叨，挥动胳膊，“快点！麻利点！”

他神气活现，大声喊叫，倒好像他把那个上帝的仆人置于他的保护下，或者他成了上帝的仆人的向导似的。

叶甫烈木给人领到阿芙多契雅老奶奶的小木房里去过夜，朝圣者和过路人照例在她那儿歇脚。叶甫烈木不慌不忙地卸下马，牵着它到井边去饮水，在那儿跟农民们闲谈了半个钟头，然后走回来休息。库兹玛正在小木房里等他。

“啊，来了！”那个古怪的农民高兴地说，“你到饭铺里去喝茶吗？”

“喝茶……那倒不错，”叶甫烈木说，搔搔头皮，“那倒不错，可是没有钱啊，小伙子。莫非你请客？”

“请客。……可是哪儿来的钱呢？”

库兹玛站了一会儿，大失所望，沉思着坐下。叶甫烈木笨拙地转动身子，叹气，搔痒，把神像和捐款箱放在屋里的神像下面，脱掉衣服和鞋，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捐款箱又搬到一条长凳上，再坐下，开始吃东西。他嚼得很慢，就跟奶牛咀嚼反刍的食物一样，大声喝水。

“我们穷啊！”库兹玛叹道，“现在该喝点酒……喝点茶才好。……”

黄昏微弱的亮光从临街的两扇小窗子里射进来。巨大的阴影已经落在村子上，那些小木房的颜色发黑了。教堂笼罩在昏暗当中，显得横里放宽，陷进地里去了。……淡淡的红光，大概是晚霞的反照，在教堂的十字架上温存地眨眼。叶甫烈木吃完东西，呆呆地坐了很久，合起双手放在膝头上，眼睛看着窗外。他在想什么呢？人在傍晚的寂静中，看见面前只有昏暗的窗子，看见窗外的大自然正悄悄地消失，听见远处陌生的狗发出粗哑的吠声，听见生人的手风琴奏出微弱的尖叫声，是很难不思念故乡的老家的。凡是在外漂泊的人，凡是出于需要，出于不得已，出于奇想而离乡背井的人，都知道外地乡村里那种寂静的傍晚是多么漫长，多么恼人。

后来，叶甫烈木在自己的神像面前站了很久，做祷告。他在长凳上躺下，叹一口气，仿佛不情愿开口似的说道：

“你这个人不像样子。……究竟你是什么路数，上帝才知道。……”

“怎么？”

“是这样。……你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你龇着牙笑，胡说八道，而且，你又刚从拘留所里出来。……”

“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有的时候，就连上流的老爷也关进拘留所。……大叔，坐拘留所算不了什么，那是小事一桩，哪怕关一年也无所谓，不过要是坐了大牢，那就糟了。说老实话，我大约坐过三次大牢，而且没有一个星期不在乡公所里挨一次打。……大家都恨我，那些该死的家伙。……村社打算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了。”

“这可怎么好！”

“我怕什么？在西伯利亚，人也照样活着。”

“你爹娘都在吗？”

“去他们的！他们都还活着，没有咽气。……”

“可是谁来孝敬你爹娘呢？”

“随他们去。……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我头一号对头和灾星。是谁挑唆村社跟我为难的？就是他们和斯捷潘叔叔。另外没有别人了。”

“你懂得什么，傻瓜。……你们的村社用不着你叔叔斯捷潘说什么就能知道你是哪号人。可是，这儿的庄稼汉为什么管你叫吊死鬼呢？”

“我小时候，我们村里的庄稼汉差点把我打死。他们用绳子套着我的脖子，把我吊在一棵树上，这些该死的家伙，可是幸好有些叶尔莫林诺村的农民路过，才把我救下来。……”

“真是害群之马啊！……”叶甫烈木说着，叹口气。

他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很快就打起鼾来。

午夜他醒过来去照看他的马，库兹玛不在屋里。在敞开的门口，站着一条白色的奶牛，从门外探头往里看，用犄角撞门框。狗睡了。……空中静寂而安宁。远处，在夜影的那一边，有一只长脚秧鸡在夜晚的寂静里叫唤，一只猫头鹰拖长声音在哀鸣。

天亮，他第二次醒来，却看见库兹玛坐在桌旁一条长凳上，想什么心事。他苍白的脸上现出醺醉而安乐的笑容，久久不散。他那扁平的脑袋里有些畅快的思想在漫游，使得他兴奋。他老是吐气，好像刚爬过山，累得直喘似的。

“啊，上帝的仆人！”他发现叶甫烈木醒来，笑着说，“要吃白面包吗？”

“你上哪儿去了？”叶甫烈木问。

“嘻嘻！”库兹玛笑了，“嘻嘻！”

他带着一直不变的古怪笑容发出十来回“嘻嘻”的笑声，最后大笑起来，身子都摇晃了。

“我喝……喝茶去了，”他笑着说，“我喝……喝酒去了！”

他啰啰唆唆讲得很长，说起他怎样在饭铺里跟外来的赶大车的喝茶，喝白酒。他一面讲，一面从口袋里取出一盒火柴、一包四分之一俄斤的烟草、一些面包圈。……

“这是瑞典火柴，你看！咝的一声！”他说着，一连划亮好几根火柴，点上一支纸烟，“瑞典火柴，道地的！你瞧！”

叶甫烈木打哈欠，搔痒，可是忽然间，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把他咬痛了似的，他跳起来，很快地撩起衬衫，摸他赤裸的胸膛，然后，他在长凳旁边脚步很重地走动，像是一头熊。他拿起自己的破烂衣物，一件件翻来覆去地看，又瞧一眼长凳底下，再次摸他的胸膛。

“钱不见了！”他说。

叶甫烈木站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着长凳，然后又动手找。

“圣母啊，钱不见了！你听见没有？”他转过身来对库兹玛说，“钱不见了！”

库兹玛专心看火柴盒上的画，没有说话。

“钱上哪儿去了？”叶甫烈木问道，往他那边跨出一步。

“什么钱？”库兹玛爱理不理，随随便便应付这么一句，眼睛没有离开火柴盒。

“就是那些钱！……就是我揣在怀里的钱！……”

“你干吗死乞白赖地问我？丢了钱，自己找嘛！”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钱到哪儿去了？”

库兹玛看着叶甫烈木通红的脸，他自己的脸也涨红了。

“什么钱？”他叫道，跳起来。

“就是那笔钱！二十六卢布！”

“是我拿了还是怎么的？他赖在我身上了，混蛋！”

“什么混蛋！你说，钱在哪儿？”

“我拿了你的钱？我拿了？你说，是我拿的吗？该死的，我要给你一顿教训，叫你认不出你的爹娘来！”

“要不是你拿的，为什么你扭过脸去？可见就是你拿的！再说，你哪来的钱在饭铺里喝一夜的酒，又买烟草？你是个蠢材，太不像样！难道你欺侮的是我吗？你欺侮的是上帝！”

“我……我拿了？我什么时候拿的？”库兹玛提高喉咙尖声叫道，抡起胳膊，一拳打在叶甫烈木的脸上，“叫你受受！你还要找打吗？我可不管你是什么上帝的仆人！”

叶甫烈木光是摇一下头，什么话也没说，动手穿靴子。

“好一个坏蛋！”库兹玛接着嚷道，越发激昂了，“自己买酒喝了，却推在别人身上，老狗！我要去告状！你诬赖我，这得叫你坐够大牢！”

“你既没有拿，就别说了。”叶甫烈木平静地说。

“喏，你搜好了！”

“既然你没有拿，那我何必……何必搜呢？你没有拿，那挺好。……用不着嚷，你的喊叫总压不倒上帝的声音。……”

叶甫烈木穿好靴子，走出小木房。等到他回来，库兹玛仍旧涨红脸，坐在窗边，用发抖的手点上一支纸烟。

“老鬼，”他嘟哝着，“过路的人里，像你们这样的多着呢，专门蒙哄人。你找错人了，老兄。你要欺瞒我可办不到。这种事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去叫村长来！”

“找他干什么？”

“打官司啊！我们到乡公所去，叫他们管自审问好了！”

“我们用不着打官司。这又不是我的钱，这是上帝的。……该让上帝审问。”

叶甫烈木祷告一阵，就拿着捐款箱和神像，走出小木房去了。

过了一个钟头，大车已经驶进树林。玛洛耶村以及它那压扁的教堂、草地、黑麦田，已经落在后面，沉没在淡淡的晨雾里了。太阳升上来，可是还没有爬到树林上边，只是把浮云那朝着东方的边缘染上了一层金黄色。

库兹玛远远地跟在大车后面。他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受了可怕的冤屈。他很想说话，可是却一声不响，等着叶甫烈木开口。

“我不愿意跟你纠缠，要不然你就只有哼哼的份儿了。”他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要叫你知道知道诬赖人会落到什么下场，秃头鬼。……”

在沉默中又过了半个钟头。上帝的仆人一面走路一面祷告上帝，很快地在胸前画十字，深深地叹口气，爬上车去取面包。

“我们就要到捷里别耶沃村了，”库兹玛开口说，“我们的调解法官就住在那儿。你去告状吧！”

“你净说废话。干吗要找调解法官呢？难道那是他的钱？那是上帝的钱。你得在上帝面前答话。”

“你老是上帝啊上帝的！跟乌鸦似的叫个不停。事情是这样：如果是我偷的，就让他们审问我，如果不是我偷的，那就让他们判你诬告罪。”

“我才没有工夫去打官司呢！”

“那么你不心疼钱？”

“我有什么心疼的？钱又不是我的，那是上帝的。……”

叶甫烈木不情愿地、平静地说着，他的脸色冷淡、漠然，仿佛真的不心疼钱，或者忘了他的损失似的。他对损失和犯罪漠不关心，这分明使得库兹玛慌张而激动。这在他是无法理解的。

要是用狡猾的手段和武力对付欺侮，要是由欺侮引起一场争斗，结果让欺侮者落到受侮辱的地位，这就显得自然了。如果叶甫烈木按一般人那样办事，也就是生气，打架，告状，如果调解法官判库兹玛坐牢，或者宣告“罪证不足”，库兹玛倒会安心了，现在呢，他却跟在大车后面，脸上现出若有所失的神情。

“我没拿你的钱！”他说。

“没拿就好。”

“等我们到了捷里别耶沃村，我就去把村长叫来。让他……把事情弄清楚。……”

“用不着他来管。这又不是他的钱。你呢，小伙子，躲开这儿。你走你的路！别惹人讨厌！”

库兹玛斜起眼睛看了他很久，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打算猜出他在想什么，他心里隐藏着什么可怕的想法，最后库兹玛决定换个方式跟他说话。

“唉，你这只雌孔雀啊，简直没法跟你开玩笑，你一下子就生气了。……得了，得了……把你的钱拿回去吧！我是闹着玩的。”

库兹玛从衣袋里拿出几张一卢布钞票，递给叶甫烈木。叶甫烈木并不惊讶，也不高兴，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着似的，收下那些钱，一句话也没说，把钞票塞在衣袋里。

“我本来打算跟你闹着玩。”库兹玛接着说，尖起眼睛瞧着叶甫烈木漠然的脸色，“我有心叫你吃一惊。我是这么想的：我先吓你一跳，到早晨再把钱还给你。……总共是二十六卢布的钞票，这儿还你十卢布，再不然就是九卢布。……其余的都让那些赶大车的拿走了。……你可别生气，大叔。……不是我喝掉的，是那些赶大车的喝掉的。……我敢对上帝起誓，这是真话！”

“我生什么气呢？钱是上帝的。……你得罪的不是我，是圣母。……”

“我至多也不过喝了一卢布的酒。”

“这跟我什么相干？哪怕你都拿去喝掉也不关我的事。……你喝掉一卢布也好，喝掉一戈比也好，对上帝来说都一样。反正你得负责。”

“可是你别生气，大叔。真的，别生气。千万！”

叶甫烈木没有说话。库兹玛的脸皱起来，现出小孩子那样的哭相。

“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他说，用恳求的神情瞧着叶甫烈木的后脑壳，“你，大叔，别生气。……我这是闹着玩的。”

“哎，你别缠不清！”叶甫烈木生气地说，“我对你说：这不是我的钱！你去求上帝饶恕你，这不关我的事！”

库兹玛看一看天空，看一看神像，看一看树木，仿佛在找上帝。恐怖使他的脸变了样。在树林的寂静、神像的庄严彩色、叶甫烈木那种不平常的而且跟一般人不同的冷漠神情的影响下，他感到自己孤单、狼狈，只能听凭可怕的和震怒的上帝发落了。他跑到叶甫烈木前头，凝神看他的眼睛，仿佛想叫自己相信并不孤单似的。

“看在基督分上，饶恕我！”他说，开始周身发抖，“大叔，饶恕我！”

“躲开我！”

库兹玛又很快地看一眼天空、树木、载着神像的大车，在叶甫烈木面前跪下。在恐怖中，他喃喃地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用额头碰地，抱住老人的腿，像孩子一样大声哭起来。

“老爷爷，亲人！大叔！上帝的仆人！”

叶甫烈木起初困惑地往后倒退，推开他的手，可是后来他自己也战战兢兢地瞧着天空。他感到害怕，而且怜悯这个贼了。

“等一等，小伙子，你听我说！”他开始劝说库兹玛，“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傻瓜！唉，他哭得跟娘们儿一样！听着，你既是要上帝饶恕你，那就回到你村子里去，立刻去找神甫。……听见没有？”

叶甫烈木开始向库兹玛解释该怎样做才能赎罪：他得向神甫认罪，受宗教上的惩罚，然后把偷去换酒喝了的钱筹齐，送到玛里诺甫齐村去，而且日后做人要安分，诚实，戒酒，像个基督徒的样子。库兹玛听完他的话，渐渐定下心来，似乎完全忘记自己的苦恼，又拿叶甫烈木开玩笑，絮絮叨叨了。……他一刻也不停嘴，又讲起那些生活得很快活的人，讲起拘留所和日耳曼人，讲起监狱，一句话，把昨天讲过的话统统重复一遍。他又是笑，又是拍手，做出吓得倒退的样子，倒好像他讲的是新鲜事似的。他说得头头是道，跟饱经世故的人一样，还在话里添上许多俏皮话和谚语，然而听他讲话是费力的，因为他常把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说，屡次停住嘴回想突然断了线的思想，同时皱起额头，抡着胳膊，身子团团转。他吹了多少牛，说了多少谎啊！

中午，大车在捷里别耶沃村停下来，库兹玛走进一家小酒店去了。叶甫烈木休息了两个钟头光景，库兹玛始终没有走出那家酒店。人们可以听见他在酒店里骂人、夸耀、用拳头捶柜台，喝醉的农民们就讪笑他。叶甫烈木走出捷里别耶沃村的时候，酒店里正开始打架，库兹玛用响亮的嗓音恐吓人，叫嚷说要去找乡村警察来。

[1] 马克西莫夫（1831—1901），俄国作家，民族志学家。

[2] 东正教节日，在8月2日。

伤寒

一列从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邮车里，年轻的中尉克里莫夫坐在吸烟乘客的车厢里。他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胡子刮光，论相貌很像商船的船长，多半是个家道殷实的芬兰人或者瑞典人，一路上吸着烟斗，讲话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套：

“啊，您是军官！我弟弟也是军官，不过他是海军军官。……他是海军军官，在喀琅施塔得服役。您到莫斯科去做什么？”

“我到那儿去服役。”

“啊！您成家了吗？”

“没有，我跟我姑姑和妹妹住在一起。”

“我弟弟也是军官，海军军官，不过他成了家，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啊！”

这个芬兰人不知为什么那样惊讶，而且一说“啊”字就露出欢畅的和傻呵呵的笑容，不住吧唧他那臭烘烘的烟斗。克里莫夫身体不舒服，觉得回答他问的话费力，就满心憎恨他。他恨不得从那个人手里夺过咝咝响的烟斗来，扔到座位底下去，把那个芬兰人赶到别的车厢里去才好。

“这班芬兰人和……希腊人，都讨厌得很。”他想，“全是些根本多余的、谁也不需要的、讨厌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地球上白占地方罢了。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他一想到芬兰人和希腊人，全身就生出一种类似恶心的感觉。为了对比，他有心想一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可是他一回想这两个民族，却不知什么缘故，只想起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裸体女人、挂在姑姑家里五斗橱上面的外国石印画。

总之，军官觉得自己反常了。虽然他占据着整个长靠椅，可是不知怎的，他觉得长靠椅上容不下他的胳膊和腿。他嘴里又干又黏，脑袋里弥漫着沉重的雾，他的思想似乎不但在他脑子里漫游，而且钻到脑壳外面，飘荡到由昏暗的夜色笼罩着的座位和乘客中间去了。他透过脑子里的雾，像透过梦境似的，听见喃喃的说话声、车轮的辘辘声、车门的开关声。车站上的钟声、汽笛声、乘务员的吆喝声、乘客在月台上的奔跑声，比往常来得频繁。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飞过去，因此这列火车似乎每分钟都在一个车站上停住，响亮的嗓音不住地在外面叫喊：

“邮件装好了吗？”

“装好了！”

烧炉工人似乎过于频繁地跑进来看温度表，迎面开来的列车的响声和车轮过桥的轰隆声不停地响。这种嘈杂声、汽笛声、那个芬兰人、烟草的迷雾，跟他脑子里那些凶恶而摇曳的模糊形象混在一起，像那样的形象，论形式和性质是健康的人想不出来的。总之，这一切压在克里莫夫心上，像是叫人受不了的噩梦。他十分苦恼，抬起沉重的头，瞧着车灯，阴影和模糊的斑点正在灯光当中转动不停。他想要点水喝，可是他那焦干的舌头几乎不能动弹，几乎没有力量回答芬兰人的问话。他极力想躺得舒服点，想睡一觉，然而办不到。芬兰人倒睡着了好几次，又醒来，点上烟斗，对他“啊”的叫一声就又睡着了，中尉的腿在长靠椅上仍旧放不舒服，凶恶的形象仍旧立在他的眼前。

在斯皮罗沃站，他走到车站上去喝水。他看见有些人坐在桌子旁边，急急忙忙吃东西。

“他们怎么会吃得下东西！”他暗想，极力不闻充满烤肉气味的空气，也不看那些咀嚼的嘴巴，他觉得这两样东西都讨厌，惹得他直恶心。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在跟一个戴着红军帽的军人高声谈话。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可是她的笑容也好，她的白牙也好，太太本人也好，都跟火腿和煎肉饼一样在克里莫夫心里留下可憎的印象。他不明白戴红军帽的军人坐在她身旁，瞧着她健康的笑脸怎么会不觉得难受。

他喝过水，回到车上，芬兰人正坐在那儿吸烟。他的烟斗咝咝地响，吱吱地叫，好比下雨天穿着一双破了窟窿的雨鞋走路一样。

“啊！”他惊奇地说，“这是什么站？”

“我不知道。”克里莫夫回答说，躺下来，闭上嘴，免得吸进辛辣的烟味去。

“我们什么时候到特维尔呢？”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我不能回答您的话。我有病，今天我感冒了。……”

芬兰人拿起烟斗在窗框上敲一阵，开始讲他那当海军军官的弟弟。克里莫夫不再听他讲话，满心怀念他那张柔软舒服的床，怀念那个装满凉水的水瓶，怀念他妹妹卡嘉，她是最善于为人铺床，安慰人，把水端给人喝的。等到他脑子里闪过他的勤务兵巴威尔，想到那个勤务兵给主人脱掉又重又热的长靴，把水送到他的小桌上来，他甚至忍不住微笑了。他觉得只要躺在他自己的床上，喝到水，他的梦魇就会让位给酣畅健康的睡眠了。

“邮件装好了吗？”远处响起一个低沉的说话声。

“装好了！”一个男低音差不多就在窗口那儿回答说。

这儿离斯皮罗沃已经有两三站路了。

时间像在奔驰，飞得很快，车站上的铃声、汽笛声、停车站似乎没完没了。克里莫夫灰心丧气地把脸藏到长靠椅的角落里，两只手抱住头，又开始想他的妹妹卡嘉和他的勤务兵巴威尔，可是他妹妹和勤务兵跟那些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旋转起来，不见了。他那滚烫的呼吸喷在长靠椅靠背上，返回来，烘痛他的脸。他的腿放得不舒服，有一股风从车窗吹到他背上，然而不管这是多么难受，他却再也不想变换姿势了。……沉重的、梦魇般的倦怠渐渐控制了他，锁住他的四肢。

等到他决定抬起头来，车厢里已经大亮。乘客们纷纷穿上皮大衣，活动起来。列车停住了。系着白色围裙和佩着号牌的搬运工人在乘客们身旁忙忙碌碌，提起他们的皮箱。克里莫夫穿上军大衣，信步跟随别的乘客走出车厢，觉得走路的好像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他感到他的燥热、口渴和通宵不容他睡眠的凶恶形象仿佛随着他一同走出车厢了。他心不在焉地领了他的行李，雇好一辆街头雪橇。赶车的答应把他送到波瓦尔街，可是索价一又四分之一卢布，他却没有还价，更没有争吵，乖乖地坐上雪橇。数目大小他还能懂得，然而钱在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克里莫夫回到家，他的姑姑和妹妹卡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把他迎进去。卡嘉来迎他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铅笔，一只手拿着练习簿，他这才想起她正在准备参加教员考试。他没有回答她们的问话和问候，烧得光是喘气，毫无目的地走遍各个房间，来到自己的床前，一头倒在他的枕头上。他满脑子都是芬兰人、红军帽、一口白牙的太太、烤肉的气味、闪烁的斑点，他已经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也听不见惊慌的说话声了。

等到他醒过来，他看见自己睡在床上，脱了衣服，看见他的水瓶和巴威尔就在眼前，不过这并没有使他觉得凉快些，软和些，舒服些。他的胳膊和腿仍旧放得不舒服，他的舌头贴紧上颚，他听见芬兰人的烟斗吱吱地叫。……床旁边有一个身子结实和留着黑胡子的医生忙忙碌碌，他宽阔的后背不时碰着巴威尔。

“没关系，没关系，年轻小伙子！”他唠唠叨叨说，“挺好，挺好。……银，银。……”

医生管克里莫夫叫作“年轻小伙子”，把“行”说成“银”，把“对”说成“堆”。……

“堆，堆，堆，”他很快地说，“银，银。……挺好，年轻小伙子。……你可别灰心啊！”

医生那些说得很快而不大在意的话、他那副饱足的面貌、他那句老气横秋的“年轻小伙子”，惹恼了克里莫夫。

“为什么您把我说成年轻小伙子？”他呻吟着说，“多么肉麻！见鬼！”

他给自己的声音吓一跳。这声音那么干巴巴，衰弱，娇声娇气，他很难听出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挺好，挺好，”医生嘟哝说，一点也不生气，“别发脾气。……堆，堆，堆。……”

在家里也跟在火车上一样，光阴飞逝，快得惊人。……在卧室里，白天的亮光不断跟夜晚的黑暗交替。医生似乎没有离开过床边，每分钟都可以听见他在说“堆，堆，堆”。一张张脸在卧室里川流不息，其中有巴威尔，有芬兰人，有上尉亚罗谢维奇，有司务长玛克西敏科，有红军帽，有一口白牙的太太，有医生。他们一齐说话、摇手、吸烟、吃东西。有一次克里莫夫甚至在白天的亮光下看见他军队里的亚历山大神甫披着圣带，手里拿着圣礼书，站在床前，嘴里念念有词，脸上现出克里莫夫以前从没见过的严肃神情。中尉想起亚历山大神甫平时常常用好意的取笑口气把所有的天主教信徒都叫作“波兰人”，就有意跟他开个玩笑，叫道：

“神甫，波兰人亚罗谢维奇闹出波澜来了！”

然而亚历山大神甫，这个平时喜欢发笑、兴致很高的人，这时候却没有笑，反而越发严肃，在克里莫夫胸前画十字。晚上有两个影子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那两个影子是他的姑姑和妹妹。妹妹的影子跪下祷告，她对神像叩头，她的灰色影子就也在墙上叩头，因此变成两个影子在祷告上帝了。房间里始终有烤肉的气味和芬兰人的烟斗气味，不过有一次克里莫夫闻到刺鼻的神香气味。他恶心得扭动着，叫起来：

“神香！把神香拿走！”

没有人答话。他只能听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些教士在唱诗，声音不高，有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等到克里莫夫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卧室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朝阳射进窗子，隔着放下的窗帘照进来，颤抖的阳光像刀刃那么明亮爽利，在玻璃水瓶上闪烁。外面传来车轮的辘辘声，可见街上已经没有雪了。中尉瞧着阳光，瞧着熟悉的家具，瞧着房门，头一件事就是笑起来。那舒畅、快乐、惹人发痒的笑意使他的胸膛和肚子颤抖不已。他全身完全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和生活的乐趣中，大概只有第一个出生而且第一个看见这个世界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感觉。克里莫夫热烈地巴望活动，巴望有人来谈谈。他的身体平躺在那儿不动，像块木头，只有他的手在动，然而这一点他自己几乎没有留意到，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到琐碎的事情上去了。他为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笑声高兴，看到这儿有水瓶，有天花板，有阳光，有窗帘上的带子也高兴。哪怕在卧室这样狭小的天地，他也觉得上帝的世界那么美丽，多彩，宏伟。等到医生进来，中尉就想到医学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医生又是多么温和可爱，一般说来人们都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

“堆，堆，堆……”医生啰啰唆唆地说，“挺好，挺好。……现在身体可是大好了。……银，银。……”

中尉听着，快活地笑了。他想起芬兰人、一口白牙的太太、火腿，他想吸烟，吃东西了。

“大夫，”他说，“您叫他们给我一点加盐的黑面包，和……和沙丁鱼。”

医生拒绝了，巴威尔不听命令，不肯去拿面包。中尉忍不住哭起来，就跟使性的孩子一样。

“小娃娃！”医生取笑说，“妈妈，睡吧，睡吧！”

克里莫夫也笑了。等医生走后，他睡了一大觉。他醒过来，仍旧很高兴，满腔幸福的感觉。床旁边坐着他的姑姑。

“啊，姑姑！”他快活地说，“我得了一场什么病？”

“斑疹伤寒。”

“原来是这样。不过现在我好了，太好了！卡嘉在哪儿？”

“她不在家。大概到什么地方参加考试去了。”

老太婆说着这些话，低下头去织一只长袜子。她嘴唇颤抖起来，扭过脸去，突然失声大哭。她在绝望中忘掉医生的禁令，说道：

“唉，卡嘉呀，卡嘉！我们的天使不在了！不在了！”

她那只长袜子掉下地，她弯下腰去拾，这时候她的包发帽从头上掉下来。克里莫夫看着她的白发，什么也不明白，只是为卡嘉担心，就问道：

“可是她到哪儿去了？姑姑！”

老太婆已经忘掉克里莫夫，专心想着自己的愁苦，说道：

“她从你这儿传染伤寒，她……她死了。她前天下葬了。”

这个意外的可怕消息完全被克里莫夫领会了，可是不管这个消息多么可怕，多么惊人，却不能扑灭病愈的中尉心里洋溢着的那种动物性的欢乐。他又哭又笑，不久就叫骂起来，因为他们不给他东西吃。

直到一星期后他穿上睡衣，由巴威尔搀扶着走到窗前，瞧着春天的阴霾天空，听着街上路过的大车装着的旧铁轨那种刺耳的磕碰声，他的心才痛苦得缩紧，他哭起来，用额头抵着窗框子。

“我是多么不幸啊！”他喃喃地说，“上帝，我是多么不幸啊！”

于是欢乐让位给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和那种不能挽回的损失的感觉了。

尘世忧患

列甫·伊凡诺维奇·波波夫是个神经质的人，在机关里和家庭生活里都不走运。这时候他拿过一把算盘来，开始重新计算。一个月以前，他在柯希凯尔银号拿到一张第一期有奖公债券，条件是他按月付出一部分款项，直到全部付清为止，如今他就是要计算在陆续付款时期他先后一共要付出多少钱，这张公债券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成为他的财产。

“这张公债券按照行情值二百四十六卢布，”他计算着，“我已经付过十卢布的定金，那么还余下二百三十六卢布要付。好。……这个数目得加上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还得加上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印花税、邮寄抵押收据的邮费二十一戈比、公债券保险费一卢布十戈比、运输费一卢布二十二戈比、装卸费七十四戈比、罚金十八戈比……”

隔板那一边，有一张床，床上躺着波波夫的妻子索菲雅·萨维希娜，她是从姆岑斯克到她丈夫这儿来办理分居手续的。在路上她受了风寒，齿龈炎发作，这时候正痛苦得难忍难熬。楼上房间里，有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大概是音乐学院学生，正在练钢琴，弹的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声音那么响，仿佛有一列载货火车从这所房子的房顶上开过去似的。右边，隔壁的公寓房间里，有个学医的大学生在温课，准备参加考试。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用神学校学生那种浑厚的男低音背书：

“慢性胃炎在习常饮酒的酒徒、贪食者，总之，在生活方式缺乏节制的人们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在这个公寓房间里弥漫着由丁香花芽、杂酚油、碘酒、石碳酸和索菲雅·萨维希娜用来治牙痛的其他臭烘烘的药品合成的使人窒息的气味。

“好，”波波夫继续计算，“二百三十六卢布加上十四卢布八十一戈比，下个月一共还有二百五十卢布八十一戈比。那么，如果我到三月份付五卢布，就剩下二百四十卢布八十一戈比了。好，现在再算下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还有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

“哎呀！”他妻子哀叫道，“你帮我一下吧，列甫·伊凡内奇[1]！我要死了！”

“可是亲爱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大夫。……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经手费百分之零点二、近海航运费一卢布二十二戈比、运输费七十四戈比……”

“没心肝的！”索菲雅·萨维希娜哭着说，从屏风后面探出她那浮肿的脸，“你从来也不体恤我，磨人精！我在跟你说话，你听着！乡巴佬！”

“那么，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运输费七十四戈比、装卸费十八戈比、包装费三十二戈比，一共十七卢布十二戈比。”

“慢性胃炎，”大学生背诵道，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在习常饮酒的酒徒、贪食者……”

波波夫把算盘摇一下，他那个昏沉的脑袋也摇一下，然后他重新计算。一个钟头后，他仍旧坐在原地，睁大眼睛瞪着一张抵押收据，喃喃地说：

“那么，到一八九六年[2]四月还有二百二十八卢布六十七戈比要付。好。……九月我付五卢布，还有二百二十三卢布六十七戈比。那么，加上下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还有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

“野蛮人！把阿莫尼亚水拿给我！”索菲雅·萨维希娜尖声叫道，“暴君！杀人犯！”

“慢性胃炎在肝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波波夫把阿莫尼亚水拿给他妻子，接着算道：

“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运输费七十四戈比、因差错而付出的费用十八戈比、罚金三十二戈比……”

楼上的琴声停了。然而过了一会儿，那个练琴的人又弹起来，劲头那么猛，震得索菲雅·萨维希娜身子底下的褥垫弹簧都颤动起来。波波夫对着天花板呆呆地瞧了一会儿，然后又从一八九六年八月份算起。他瞧一下写满数目字的纸，瞧一下算盘，眼前浮起一种类似海浪的景象。他眼前金星直冒，脑子里一团乱麻，嘴里焦干，额头冒出冷汗，然而他下定决心，不最后理清他跟柯希凯尔银号的银钱往来关系就决不站起来。

“哎——呀！”索菲雅·萨维希娜痛苦地叫道，“我整个右脸痛得要命。圣母啊！哎哟哟，我受不住了！可是他，这条毒蛇，根本不在心上！哪怕我死了，他也不在乎！我这个受苦人真是不幸啊！我怎么会嫁给这么一块木头，我这苦命人啊！”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到一九零三年二月我共欠二百零八卢布七戈比。好。现在，加上年利七厘、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经手费七十四戈比……”

“慢性胃炎在肺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你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你孩子的父亲，而是暴君，磨人精！赶快把干丁香花芽拿给我，没心肝的！”

“呸！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咦，我算到哪儿了？扣除息票的利息以外，加上下一个月的利息，按年利率七厘计算，代售佣金百分之零点二五……”

“慢性胃炎在肺病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

三个钟头以后，波波夫总算把这笔账最后结清了。原来在陆续偿清的这段时期，他一共要付给柯希凯尔银号一百三十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一卢布九十二戈比，如果从中扣除中奖的奖金二十万卢布，仍旧亏损一百万以上。列甫·伊凡诺维奇看见这个数目字，就慢腾腾地站起来，浑身发凉。……他脸上现出恐怖、困惑、惊慌的神情，仿佛耳朵根上挨了一枪似的。这当儿，楼上练琴的人身旁坐下一个同行，四只手一齐按琴键，开始雷鸣般地弹奏李斯特的狂想曲。学医的大学生比先前走得更快，他咳嗽一阵，嗡嗡地念道：

“慢性肺炎也可以在习常饮酒的酒徒、贪食者……”

索菲雅·萨维希娜尖声喊叫，扔出枕头，跺脚。……看来，她的牙痛刚刚开始发作。……

波波夫擦掉冷汗，又在桌旁坐下，摇一下算盘说：

“这得核对一下才成。……很可能我出了点错。……”

他就又拿起那张单据，重新从头算起，嘴里说着：

“这张公债券按照行情值二百四十六卢布。……我交过定金十卢布，因此还有二百三十六卢布要付。……”

他的耳朵里响着：

“咚……咚……咚……”

这时候他听见枪弹声、汽笛声、鞭子的啪啪声、狮子和豹子的吼叫声。

“还有二百三十六卢布！”他嚷着，极力要盖过这一片喧嚣声，“六月里我付出五卢布！见鬼，五卢布！见你的鬼，巴不得拿一根车杠来塞进你嘴里才好，五卢布！法国万岁！[3]第鲁列特[4]万岁！”

到早晨，他给送进医院去了。

[1] 列甫·伊凡诺维奇的简称。

[2] 这篇小说写于1887年，他已经算到九年以后了。

[3] 原文为法语。

[4] 第鲁列特（1846—1914），法国诗人，反动政客，曾于1886年去过俄国。——俄文本编者注

在受难周[1]

“去吧，教堂已经打钟了。不过要留神，别在教堂里淘气，要不然上帝会惩罚你的。”

我母亲塞给我几个铜板的零花钱，就立刻丢下我，拿着凉了的熨斗跑到厨房去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去忏悔以后就不可以吃喝，因此我走出家门以前，勉强吃下一大块白面包，喝下两大杯水。街上完全是春天了。马路上布满棕褐色的污泥，有些地方已经踏平，可以行走，一条未来的道路正开始形成。房顶和人行道倒干了。围墙底下，在去年那些已经朽烂的枯草里，生出了嫩绿的小草。水沟里奔流着泥水，发出畅快的汩汩声，冒起泡沫。阳光不嫌它肮脏，射进水里去了。碎木片啦，细干草啦，葵花子的壳啦，很快地被水带走，卷进漩涡，沾在泥污的泡沫上。那些碎木片要游到哪儿去，要游到哪儿去呢？它们很可能从水沟流进河里，从河道注进海里，从海里流入大洋。……我有心幻想一下这条漫长而可怕的旅程，然而我的幻想还没有到达海洋就中断了。

这时候来了一辆街头马车。赶车的撮着嘴唇吆喝马，拉动缰绳，却没有看见马车背后吊着两个街头的孩子。我也想加入他们一伙，可是我想起忏悔，就觉得这两个淘气的男孩是大罪人了。

“到最后审判[2]的时候，上帝会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淘气，欺负一个穷苦的马车夫？”我想，“他们就替自己辩白，可是恶魔会拉住他们，把他们送到永远燃烧的大火里去哟。不过要是他们听父母的话，给每个乞丐一个小钱或者一个面包圈，那么上帝就会怜悯他们，让他们升天堂了。”

教堂门前的台阶是干的，沉浸在阳光里。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迟疑地推开门，走进教堂。我觉得这儿比任何时候都阴郁和幽暗，处在这样的幽暗里，我忽然满心感到自己有罪和渺小。首先扑进我眼帘的是一个刻着耶稣受难像的大十字架，两旁有圣母和圣徒约翰。枝形大吊灯和烛架蒙着丧服般的黑套子，小灯昏暗而胆怯地闪着亮光，太阳似乎故意走过教堂的窗子，不肯照进来。圣母和耶稣基督的爱徒都只画出侧影，他们默默地瞧着不能忍受的苦难，却没留意到我在这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我是个局外的、多余的、微不足道的人，我既不能用话语也不能用行动对他们有所帮助，我自己是个讨厌的和不老实的淘气孩子，只会顽皮，撒野，搬弄是非。我想起我所认识的一切人，觉得他们都渺小、愚蠢、恶毒，哪怕略微减轻一点我目前看见的这种可怕的灾难也做不到。教堂里的昏暗越来越浓，也越来越阴郁，圣母和圣徒约翰依我看来显得孤孤单单。

烛台后面站着普罗科菲·伊葛纳契奇，他是个退伍的老兵，担任教会长老的助手。他拧起眉毛，摸着胡子，压低喉咙，对一个老太婆解释说：

“晨祷在今晚做过晚祷后举行。明天七点多钟打钟做祈祷。听明白没有？七点多钟。”

在右边两个大柱子中间，在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的侧祭坛的起点，在一道屏风旁边，那些来忏悔的人排成队在等候。……米特卡也在那儿，他是个衣衫褴褛、头发剪得很难看的男孩，生着招风耳和很恶毒的小眼睛。他是守寡的女用人娜斯达霞的儿子。这个男孩好吵架，又是个强盗，从女小贩的托盘里抢走苹果，不止一次夺走我的羊拐子。他气冲冲地瞧着我，我觉得他在幸灾乐祸，因为先走到屏风后面去的不是我而是他。我心里不住冒火，极力不去看他，我心底里暗自烦恼，因为这个淘气孩子的罪马上就要得到宽恕了。

他前面站着一个衣服讲究、容貌美丽的女人，戴一顶帽子，上面插一根白色羽毛。她分明心里激动，紧张地等待着，她兴奋得半边脸泛起红晕，像是得了热病。

我等了五分钟，十分钟。……从屏风后面走出一个装束体面的年轻男子，生着又长又细的脖子，穿着橡胶的长筒雨鞋。我心里暗想，等我长大，也要买这样一双雨鞋，一定要买！那个女人打个冷战，走到屏风后面去。这时候轮到她去忏悔了。

从两道屏风中间那条缝里，我可以看见那个女人走到读经台跟前，跪下叩头，然后站起来，眼睛不看神甫，低下头等着。司祭站在那儿，背对着屏风，因此我只能看见他拳曲的白发、挂在他胸前的十字架的链子和他宽阔的后背。他的面容却看不见。他叹一口气，眼睛没看那个女人，很快地讲起来，摇头晃脑，时而提高喉咙，时而压低嗓音。女人温顺地听着，像个有罪的人，答话简短，眼睛看着地下。

“她犯的是什么罪？”我暗想，恭敬地瞅着她那张温和美丽的脸，“上帝啊，饶恕她的罪！赐给她幸福吧！”

可是这时候神甫拿过一条圣带来，盖在她头上。

“我，不称职的神甫……”他的声音传过来。……“凭上帝赐给我的权力，饶恕和赦免你的一切罪过。……”

女人跪下去叩头，吻十字架，退出来。这时候她的两边脸都发红，可是面容平静，开朗，快活。

“她现在幸福了。”我想，看一眼她，又看一眼饶恕她的罪过的神甫，“不过一个有权饶恕别人罪过的人，一定多么幸福啊。”

现在轮到米特卡了，然而我心里突然对这个强盗痛恨极了，我想比他先走到屏风后面去，我想抢先。……他看出我的动作，就用他手里的蜡烛打我的头，我也回敬他，有半分钟的工夫，只听见喘气的声音和像是谁在折断蜡烛的声音。……有人把我们拆开了。我的仇人胆怯地走到读经台跟前，没弯膝盖就跪下叩头，可是后来他怎样，我却没看见。我想到米特卡完事后马上就轮到我，我眼前的各种东西就变得模糊不清，浮动起来。米特卡的招风耳胀大，跟他那长着黑头发的后脑壳融合在一起，神甫摇摇晃晃，地板似乎起伏不定。……

神甫的声音响起来：

“我，不称职的神甫……”

这时候我走到屏风后面去了。我感觉不到脚底下有地，仿佛在凌空走路似的。……我走到比我高的读经台跟前。神甫冷淡而疲乏的脸在我眼里闪了一下，可是后来我只看得见缝着浅蓝色衬里的衣袖、十字架、读经台的边沿了。我感到神甫近在眼前，闻到他圣衣的气味，听见他严峻的声音，我那靠近他的半边脸就发起烧来。……我心里激动，有许多话没听进去，不过他问的话，我都回答得诚恳，只是我的声调变得有点古怪，不像是自己的了。我想起孤单的圣母和圣徒约翰、刻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和我的母亲，不由得想哭，想请求饶恕。

“你叫什么名字？”神甫问，用那条柔软的圣带盖在我头上。

现在我心里多么轻松，多么快活啊！

罪过没有了，我变得神圣了，我有权利升天堂了！我觉得我身上也有圣衣那种气味。我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到助祭那儿去登记姓名，用衣袖擦了擦鼻子。教堂里的昏暗好像不再阴沉，我看着米特卡也心平气和，没有恶意了。

“你叫什么名字？”助祭问道。

“费嘉。”

“你的父名呢？”

“不知道。”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伊凡·彼得罗维奇。”

“你姓什么？”

我没有开口。

“你几岁？”

“快九岁了。”

我回到家，为了不看到他们吃晚饭，就赶紧上床睡下，闭上眼睛，想象我如果在一个什么希律[3]或者第奥斯科耳[4]手里受了苦，在荒野生活，像长老谢拉菲木[5]那样喂熊，住在小小的修道室里，专吃圣饼，把财产散给穷人，徒步走到基辅去，那该多好啊。我听见饭厅里在摆饭桌，这是准备吃晚饭，他们就要吃到拌凉菜、白菜馅饼、煎鲈鱼了。我多么想吃啊！我情愿受各种苦，离开母亲住到荒野去，亲自喂熊，只要先给我至少吃一个白菜馅饼就行！

“上帝啊，洗清我的罪过吧。”我祷告着，盖上被子，蒙上头，“保护天使啊，保护我，叫我摆脱恶魔的引诱吧！”

第二天，星期四，我醒过来，心头开朗而纯洁，就跟晴朗的春天一样。我兴高采烈，雄赳赳地走进教堂，觉得自己是个有资格参加圣餐礼的人，觉得身上穿着漂亮而名贵的衬衫，那是用我祖母留下来的绸衣服改做的。教堂里一切东西都发散着欢乐、幸福、春天的气息。圣母和圣徒约翰的脸不像昨天那么悲伤了。那些来参加圣餐礼的人，脸上放出希望的光辉，似乎过去的事都已经被忘掉，都得到宽恕了。米特卡也梳好头发，穿着过节的衣服。我高兴地瞧着他的招风耳，为了表示对他一点反感也没有，就对他说：

“你今天挺漂亮，要是你的头发不这么竖起来，要是你穿得不这么寒碜，那么大家就不会认为你母亲是洗衣女工，而是上流太太了。到复活节，你上我家里来吧，我们一块儿玩羊拐子。”

米特卡带着不信任的神情看着我，悄悄对我摇拳头。

昨天那个女人依我看来长得很美。她穿一条浅蓝色连衣裙，胸前别着一个亮晶晶的马掌形大胸针。我羡慕她，心想等我长大，一定要娶这样一个女人，不过我又想起结婚是一件叫人害羞的事，就不再想下去，照直往唱诗班那儿走，教堂里一个诵经士已经在那儿念经了。

[1]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一个星期。

[2] 指基督教传说中世界末日时神对世人的审判。

[3] 据《圣经》传说，希律是一个残酷的犹太王。——俄文本编者注

[4] 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大牧首，因叛教、庇护异端邪说而被教会定罪。——俄文本编者注

[5] 谢拉菲木（1760—1833），俄国萨罗夫斯基荒野的修士。19世纪俄国印行许多小册子和民间画，描写他笃信宗教的生活。——俄文本编者注

神秘

复活节头一天傍晚，四等文官纳瓦京出外拜客回来，在门厅拿起那张来拜节的客人们签过名的单子，带着它走到他的书房里。他脱掉衣服，喝了点矿泉水，就在躺椅上舒舒服服坐下，开始看单子上的签名。等到他的目光从上往下，看到那一长行名字的中部，他就打了个哆嗦，鼻子里吃惊地哼一声，脸上现出极其诧异的神情，用手指头打个榧子。

“又有他！”他说着，拍一下膝盖，“这真是奇怪！又有他！这个家伙又来签名了。费久科夫，鬼才知道他是谁！又有他！”

在那张单子上为数众多的签名当中，有一个费久科夫的签名。这个费久科夫究竟是个什么路数，纳瓦京完全不知道。他在记忆里清查他所有的熟人、亲戚、手下的官员，回想遥远的过去，可是怎么也想不起一个甚至近似姓费久科夫的人来。最奇怪的是这个来历不明的[1]费久科夫最近十三年来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必定来签名一次。至于他是什么人，他从哪儿来，他长得什么样子，那么纳瓦京也好，他妻子也好，看门人也好，统统不知道。

“奇怪！”纳瓦京惊讶地说，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奇怪，莫名其妙！简直神乎其神！把看门人叫来！”他喊道。“这可是太古怪了！不，我仍旧要弄明白他是谁！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他对走进来的看门人说，“这个费久科夫又来签名了！你看见他了吗？”

“没有，老爷。……”

“求上帝怜悯吧，他真的又来签名了！那他总到门厅里来过吧？来过没有？”

“不，老爷，没有来过。”

“既然他没来过，那他怎么能签名呢？”

“不知道，老爷。”

“那该谁知道？你在门厅里只顾自己打哈欠！你想一想看，也许有什么不认得的人走进来过！你想一想！”

“不，老爷，不认得的人一个也没来过。您那儿的文官来过，男爵夫人来看过夫人，教士们举着十字架来过，此外就没有人了。……”

“怎么，他签名的时候用了隐身法还是怎么的？”

“不知道，老爷，不过没有一个姓费久科夫的人来过。哪怕当着神像，我也要这么说。……”

“怪了！莫名其妙！这真稀奇！”纳瓦京沉思地说，“这甚至可笑。人家一连签名十三年，你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谁。也许这是谁在开玩笑吧？也许有个文官签完了名，为了好玩又签上这个费久科夫吧？”

纳瓦京就开始端详费久科夫的签名。

那是一笔古体字，粗大豪放，字尾加了奇巧的花钩，从笔法上看，完全不同于其他那些签名。它恰好写在十二等文官希土奇金的签名下面，这个文官却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如果他竟敢斗胆开这样的玩笑，事后准会活活吓死的。

“这个神秘的费久科夫又来签名了！”纳瓦京走到他妻子的房间里说，“我又没有查出他是谁！”

纳瓦京娜太太是个迷信招魂术的女人，因此自然界一切可以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现象她一概解释得很简单。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说，“你总是不相信，我呢，以前就说过，现在还要说：自然界有许多超自然现象是我们薄弱的智慧绝不能领悟的！我相信这个费久科夫是个对你有好感的灵魂。……换了是我，就要召他来，问一问他需要什么。”

“胡说！胡说！”

纳瓦京不相信那些迷信，不过这个引起他兴趣的现象却是那么神秘，各式各样有关妖术的想法都不由自主地钻进他脑子里来了。整个傍晚他一直暗想，这个来历不明的费久科夫兴许是一个很久以前去世的文官的灵魂，给纳瓦京的前任革职了，现在却来找后任报仇。或许他是给纳瓦京本人革职的职员的亲戚吧，要不然就是被他勾引过的姑娘。……

纳瓦京通宵梦见一个又老又瘦的文官，穿一身破旧的制服，脸色像柠檬那么黄，头发像鬃毛那么硬，眼睛呆板无神。这个文官用坟墓里的声音说话，对他摇着一根骨节棱棱的手指头。

纳瓦京几乎得了脑炎。他有两个星期沉默不语，皱起眉头，老是走来走去，暗自思索。最后他克服他那怀疑主义者的自尊心，走去找他妻子，闷闷地说：

“齐娜，把费久科夫的灵魂招来吧！”

迷信招魂术的女人高兴起来，就吩咐人拿来一块硬纸板和一个小茶碟，跟她的丈夫并肩坐下，开始作法。费久科夫没有让他们等很久。……

“你有什么事？”纳瓦京问。

“你忏悔吧……”小茶碟回答说。

“你在人间原是什么人？”

“误入歧途的人。……”

“你瞧！”他妻子小声说，“可你还不相信呢！”

纳瓦京跟费久科夫谈了很久，然后招来拿破仑、汉尼拔[2]、阿斯科倩斯基[3]的灵魂，过后又招来他姑母克拉芙季雅·扎哈罗芙娜的灵魂，他们都给他做出简短而正确的、意义深刻的答复。他把小茶碟一连摆弄了四个钟头光景，就去睡觉，又安心又幸福，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他认为是新的神秘世界。这以后他每天沉迷于招魂术，而且在机关里对文官们说，一般说来自然界有很多超自然的奇迹，我们的学者早就应当对这方面加以注意。他对催眠术、降神术、毕晓普法术[4]、招魂术、四度空间以及其他渺渺茫茫的东西完全入了迷，因此成天价看招魂术书籍，或者摆弄小茶碟，扶乩，讨论超自然现象，使得他妻子大为满意。由他带头，他的全体属员也都搞起招魂术来，干得那么热心，有个年老的庶务官竟发了神经，有一次打发信差去拍出一份电报：“寄交地狱。省税务局发。我感到我正在变成一个魔鬼。究应如何办理，请示下。回电费已付。瓦西里·克利诺林斯基。”

纳瓦京看了不止一百本招魂术小册子，然后生出强烈的愿望，想亲自写一篇文章。他埋头写了五个月，最后写成一篇规模宏大的论文，题名是《我的见解》。他写完这篇文章后，决定把它送到一份招魂术杂志上去发表。

预定送出文章的那天，在他是很值得纪念的。纳瓦京记得，在这个难忘的日子，他书房里坐着一位誊写那篇文章的秘书和一个奉命来办事的本教区教堂的诵经士。纳瓦京满面春风。他用热爱的眼光看着他的写作成果，用手指头摸一摸它有多么厚，幸福地微笑着，对秘书说：

“我提议，菲里普·谢尔盖伊奇，把这篇东西挂号寄去。这样稳当点。”然后他抬起眼睛看着诵经士，说：“我派人找您来是要办一件事，亲爱的。我要送我的小儿子进学校，需要一张他的出生证，希望能快一点办好。”

“很好，大人！”诵经士说，鞠躬，“很好。我明白了。……”

“明天能准备好吗？”

“行，大人，请您放心！明天一定准备好！请您费神，明天派人在晚祷前到教堂去一趟。那时候我在教堂里。请您叫他找费久科夫，我素来在那儿。……”

“什么？！”将军[5]喊道，脸白了。

“费久科夫。”

“您……您就是费久科夫？”纳瓦京问，对他瞪大眼睛。

“是，大人，我就是费久科夫。”

“您……您在我家门厅里签过名吗？”

“是的，大人，”诵经士承认，觉得难为情了，“我们举着十字架各处走动的时候，大人，我总是在达官贵人的家里签个名。……我喜欢这么做。……请您原谅，我在门厅一看见签名的单子，就忍不住要签上我的名字。……”

纳瓦京目瞪口呆，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没听见，开始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他摸一摸门帘，挥了三回右手，好比舞剧里的男一号[6]看见了“她”一样，嘴里打着呼哨，傻乎乎地微笑，用手指着空中。

“那么我马上去寄这篇文章，大人。”秘书说。

这句话把纳瓦京从昏昏沉沉的境界里拉回来。他呆呆地打量秘书和诵经士，想起来了，就生气地跺脚，用极高的男高音哇哇地嚷道：

“躲开我！我跟你们说：躲开！你们要我怎么样？我不明白！”

秘书和诵经士走出书房，到了街上，可是他还在跺着脚喊叫：

“躲开我！你们要我怎么样？我不明白！躲开！”

[1] 原文为拉丁语。

[2] 汉尼拔（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

[3] 阿斯科倩斯基（1813—1879），俄国反动的政论家和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4] 因美国人毕晓普而得名，据他说，他能道出别人的思想，他曾于1884年在莫斯科表演过（当时契诃夫在散文《莫斯科生活花絮》里曾加以描写）。——俄文本编者注

[5] 俄国的文职官衔。

[6] 原文为法语。

哥萨克

别尔江城的平民，尼扎田庄承租人玛克辛·托尔恰科夫，带着他年轻的妻子走出教堂，抱着一个刚刚受过复活节圣礼的圆柱形大面包坐上马车，走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不过东方已经现出火红和金黄的霞光。四下里静悄悄的。……鹌鹑咕噜咕噜地叫着，那声音像是说：“去喝酒！去喝酒！”远处一个小冈的上空，有一只鹰在飞翔，此外，整个草原上就一个活东西也看不见了。

托尔恰科夫坐在马车上，心里想：再也没有一个节日比基督复活节更好，更使人快乐的了。他不久以前刚结婚，如今正跟他的妻子过头一个复活节。不管他看到什么东西，也不管他想什么，他觉得一切都光明、欢乐、幸福。他想起他经营的农务，觉得一切都圆满，家里的摆设也好到不能再好，样样齐备，一切都称心。他瞧着他的妻子，也觉得她美丽，善良，温柔。东方的朝霞啦，嫩绿的青草啦，他那辆颠簸而吱吱叫的马车啦，一概使他高兴，就连那只沉甸甸地扇动翅膀的鹰也使他喜欢。等到他在半路上停下来，跑进酒店，吸一根纸烟，喝一小杯酒，他就变得越发快活了。……

“大家都说，这个日子是伟大的！”他说，“你看，真是伟大！你等着，丽扎，太阳马上就要开始跳动。每年复活节它都跳动！它也像人一样高兴呢！”

“它可不是活东西。”他妻子说。

“可是太阳上头有人！”托尔恰科夫叫道，“真的，确实有人！伊凡·斯捷潘内奇对我说过，所有的行星上，不论是太阳上或者月亮上，都有人！真的。……也许那些学者在胡扯，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慢着，好像有一匹马站在那儿！果然有！”

离家还有一半路，在名叫“歪谷”的地方，托尔恰科夫和他妻子看见一匹备好鞍子的马，站在那儿不动，闻着泥土。路旁土墩上，坐着个红头发的哥萨克，弯着腰瞧自己的脚。

“基督复活了！”[1]玛克辛对他叫道。

“基督真的复活了。”哥萨克回答，没有抬起头来。

“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度假期。”

“那你为什么坐在这儿？”

“喏……我病了。……我走不动了。”

“你害的是什么病？”

“周身酸痛。”

“哦……这可伤脑筋！人家在过节，你却生了病！那你应该到村子里或者客栈里去歇一歇，干吗这么坐着呢？”

哥萨克抬起头来，用疲乏的大眼睛瞧着玛克辛、他妻子、那匹马。

“你们是从教堂里来吗？”

“是从教堂里来。”

“我却在路上过节。这是上帝不许我赶到家。我倒想骑上马，立刻赶回去，可是没有力气了。……你们，正教徒们，拿点受过圣礼的面包给我这个过路人吃，好让我也开斋[2]吧！”

“复活节面包吗？”托尔恰科夫问，“那可以，没什么。……等一等，我马上拿给你。……”

玛克辛赶快在衣袋里摸索，看一眼他的妻子，说：

“我没有带小刀，没法切开。把它掰开却不合适，那会把整个面包都弄坏的。这成了难题！你找一找，你那儿有小刀没有？”

哥萨克勉强站起来，走到鞍子那儿去取小刀。

“亏你想得出！”托尔恰科夫的妻子生气地说，“我可不许你把这个面包切得乱七八糟！把切开来的面包带回家去，还成什么样子？哪有这样的事：在草原上开斋。你到村子里庄稼汉那儿去开斋好了！”

妻子从她丈夫手里夺过那个用白餐巾包好的圆柱形大面包，说：

“我不许你切！凡事总得有个规矩。这又不是普通的小白面包，而是受过圣礼的复活节面包，随便把它切开是罪过呀。”

“得，哥萨克，你开不成斋了！”托尔恰科夫说，笑起来，“我妻子不答应！再见吧，一路平安！”

玛克辛抖一抖缰绳，吧嗒一下嘴，马车就辘辘地往前驶去。他妻子还在数说：没有到家就把复活节面包切开是罪过，这不合规矩，干什么事都得看地点和时间。东方，初射出来的阳光正闪闪发亮，把松软的浮云染成不同的色彩。空中传来百灵鸟的歌声。在草原上空飞翔的鹰已经不是一只，而是三只了，彼此离得很远。太阳微微有点暖意，嫩草丛里的螽斯叫起来。

走出一俄里多地，托尔恰科夫回过头来，凝神看着远处。

“那个哥萨克看不见了……”他说，“这个人好可怜，怎么会突然在路上生病呢！再也没有比这更倒霉的了：本来应该赶路，可是没有力气了。……说不定他会死在路上。……丽扎薇达[3]，我们没有给他面包吃，可是也许应该给他才对。我看他也需要开斋嘛。”

太阳升上来，可是究竟阳光有没有闪耀，托尔恰科夫却没看见。一路上，他没说话，在想什么心事，眼睛没离开马的黑尾巴，就这样到了家。不知什么缘故，他心里发闷，胸中原有的那种节日的欢乐，已经一扫而空，好像本来就没有似的。

他们回到家里，跟工人们互吻三次，借此庆贺复活节。托尔恰科夫又高兴起来，讲这讲那，可是等到大家坐下来开斋，各人拿到一块受过圣礼的面包，他就闷闷不乐地瞧着他的妻子，说：

“丽扎薇达，我们没让那个哥萨克开斋，这不好。”

“说真的，你简直是个怪人！”丽扎薇达说，惊讶地耸耸肩膀，“你从哪儿学来这种章法，把受过圣礼的面包在路上分给别人吃？难道这是普通的小白面包？现在这个面包已经切开，放在桌上了，谁要吃就可以吃，就连你那个哥萨克也尽管吃！难道我舍不得吗？”

“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怜惜那个哥萨克。要知道他比乞丐和孤儿都不如。流落在路上，离家很远，又有病。……”

托尔恰科夫喝下半杯茶，此外再也没有喝什么，吃什么。他不想吃东西，茶叶也不是滋味，跟青草一样。他又觉得心里闷闷的。

开斋后，他们上床睡觉。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丽扎薇达醒过来，他却站在窗口，瞧着院子里。

“你已经起来了？”他妻子问道。

“不知什么缘故，睡不着。……唉，丽扎薇达，”他说，叹口气，“我和你亏待了那个哥萨克！”

“你又讲那个哥萨克！你老想着那个哥萨克。去他的。”

“他为沙皇效力，也许还流过血，可是我们对待他却跟对待猪一样。本来应当把他这个病人带回家来，给他吃喝，然而我们连一小块面包都不肯给他。”

“是啊，那样一来，我就让你把那面包糟蹋了，而且还是受过圣礼的面包！要是你跟哥萨克把它胡乱切开，我回到家来不是要急得干瞪眼？看你说的！”

玛克辛悄悄躲开他的妻子，走到厨房，拿块餐巾包好一块圆柱形面包和五个鸡蛋，走到板棚里去找工人。

“库兹玛，放下你的手风琴，”他对一个工人说，“给那匹枣红马或者伊凡契克备上鞍子，赶快到歪谷走一趟。那儿有个害病的哥萨克和一匹马，你就把这个拿给他。也许他还没走掉。”

玛克辛又高兴起来，可是等了几个钟头，还不见库兹玛回来，他就忍不住，给马备好鞍子，出去迎他。他在歪谷附近碰见他了。

“哦，怎么样？看见那个哥萨克了吗？”

“到处都找不着他。他多半走了。”

“哦……怪事！”

托尔恰科夫从库兹玛手里接过那包东西，骑着马再往前走。到了村子里，他问农民们：

“乡亲们，你们看见一个有病的哥萨克骑着马吗？他路过此地没有？他长着红头发，挺瘦，骑一匹枣红马。”

农民们互相看一眼，说他们没有看见。

“说实在的，往回走的邮车倒是打这儿路过来着，至于哥萨克或者别的什么人，却没见过。”

玛克辛回到家，正赶上吃午饭。

“那个哥萨克盘踞在我的脑海里，说什么也不走了！”他对妻子说，“他不容我消停。我一直在想，万一这是上帝要试探我们，打发一个天使或者圣徒扮成哥萨克的模样来见我们，那可怎么好？要知道，这种事是有的。丽扎薇达，我们不该亏待那个人！”

“你干吗拿那个哥萨克跟我纠缠不休？”丽扎薇达忍耐不住，叫起来，“像焦油似的粘住人不放！”

“不过你要知道，你不厚道……”玛克辛说着，凝神瞧她的脸。

这还是他婚后头一次发觉妻子不厚道。

“就算我不厚道好了，”她叫道，生气地用匙子敲一下桌面，“反正我不会把受过圣礼的面包分给酒鬼吃！”

“难道那个哥萨克喝醉了酒？”

“喝醉了！”

“你怎么知道？”

“他醉了嘛！”

“哼，蠢娘们儿！”

玛克辛勃然大怒，从桌旁站起来，开始指责他年轻的妻子，说她不仁慈，愚蠢。她呢，也勃然大怒，哭起来，走出去，回到卧室里，在那儿叫道：

“巴不得叫你那个哥萨克死了才好！你这个瘟神，少拿你那个臭哥萨克来找我的麻烦，要不然我就回到我爸爸那儿去！”

自从结婚以来，这还是托尔恰科夫头一次跟他妻子吵嘴。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直走到傍晚，始终想着他的妻子，想得心烦意乱。如今，在他的心目中，她显得恶毒，难看了。仿佛故意捣乱似的，那个哥萨克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脑子，玛克辛好像时而看到他那对有病的眼睛，时而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时而看到他的步态。……

“唉，我们亏待了这个人！”他喃喃地说，“亏待了这个人！”

傍晚，天黑下来，他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烦闷，简直受不了，恨不能上吊算了！他心里烦闷！恼恨他的妻子，就灌起酒来，如同从前没结婚的时候那样。他带着醉意用难听的字眼骂他妻子，对她嚷着说，她的面容恶毒、难看，明天他就把她赶回她父亲家里去。

过节的第二天早晨，他打算喝点酒解一解醉意，结果又大喝一通。

从此他的生活走下坡路了。

他们的马、牛、羊、蜂房在院子里陆续消失，他们的债务越积越多，他的妻子惹得他讨厌了。……所有这些灾难，照玛克辛的说法，都是因为他妻子恶毒而愚蠢，因为上帝为那个有病的哥萨克生了他和他妻子的气。……他越来越频繁地喝醉。他喝醉了就坐在家里发脾气，每逢清醒着，就到草原上走来走去，盼望能遇到那个哥萨克。……

[1] 基督徒在复活节那天的问候词。

[2] 按基督教习俗，复活节前的四十天须持斋。

[3] 即丽扎。

信

教区监督司祭费多尔·奥尔洛夫神甫是个仪表端庄、保养得很好、年纪五十上下的男子。这时候他像平素那样威风而严峻，带着习以为常的、从不离开他脸的尊严神情，尽管精神已经十分疲乏，却在他小小的客厅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专心想着一件事：他的客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走呢？这个思想一分钟也不肯离开他，使得他焦急难过。他的客人阿纳斯达西神甫是本城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司祭，三个钟头以前为自己的一件很不愉快而且乏味的事来找他，一直待着不走，此刻正坐在墙角一张小圆桌旁边，胳膊肘枕在一本厚厚的账簿上，虽然目前已经是傍晚八点多钟，却分明没有告辞的意思。

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告辞，并不是每个人都识趣的。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就连俗世那些颇有教养的政界人士也会没有留意到他们的久坐已经在疲乏或者有事的主人心里引起一种类似憎恨的感情，主人正在把这种感情严密地掩藏起来，用虚情假意加以遮盖。不过阿纳斯达西倒看得很清楚，明白他的久坐惹人厌烦，很不合适，监督司祭昨天半夜就起来做晨祷，今天中午又做过很久的日祷，已经疲乏，想休息了。他随时都打算站起来告辞，可是他没站起来，仍旧坐在那儿，仿佛在等什么似的。他是个六十五岁的老人，衰迈得跟年龄不相称，瘦得皮包骨，背有点伛偻，面容消瘦，苍老得发黑，眼皮红红的，背脊又长又窄跟鱼一样。他穿一件漂亮的然而对他的身材来说过于肥大的淡紫色圣衣（这是最近一个年轻司祭的遗孀送给他的），套一件无袖的呢子长外衣，腰上系一根宽皮带，脚上穿一双笨重的皮靴，皮靴的大小和颜色清楚地表明阿纳斯达西神甫没有套靴。尽管他担任教职，而且到了可敬的年龄，可是他那对发红的和昏花的眼睛，他后脑勺上白里带绿的小发辫，他瘦背上的大肩胛骨，都现出一副低声下气、战战兢兢的可怜样子。……他不说话，也没动弹，咳嗽起来十分小心，仿佛生怕咳嗽声会使人更注意到他在座似的。

老人是到监督司祭这儿来办正事的。两个月前他奉命停职，静候发落，他的案子正在查办中。他的罪过很多。他过着酗酒的生活，跟教士们和俗世的人们相处得不和睦，婴儿出生登记写得很乱，账目不清，这是他的正式罪状。不过，除此以外，长时期以来人们就谣传他贪图钱财而主持不合法的婚姻，把斋戒证书卖给从城里来找他的文官和军官。他穷，又有九个孩子要养活，而且他们都像他一样不走运，因此这种流言就传播得更加起劲。他那些儿子没受过教育，娇生惯养，什么事也不做，他那些相貌难看的女儿都没嫁出去。

监督司祭没有勇气直说出来，光是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一言不发，或者讲些暗示的话：

“那么您今天不预备回家去了？”他问道，在乌黑的窗前站住，把小手指头伸到一只睡着的、羽毛竖起的金丝雀身上。

阿纳斯达西神甫打了个寒战，小心地咳嗽一声，很快地说：

“回家去？算了，不回去了，费多尔·伊里奇。您知道，我不能再任职，那么我在那儿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我是故意走开的，免得瞧见那边的人难为情。您知道，不担任工作就不好意思见人了。再者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办事，费多尔·伊里奇。我打算明天开斋后跟办案的神甫详细地谈一谈。”

“哦……”监督司祭打个哈欠说，“那么您预备住在哪儿呢？”

“住在齐亚甫金家里。”

阿纳斯达西神甫忽然想起，再过两个钟头光景监督司祭就得去主持复活节晨祷，不由得为自己这种不受欢迎、令人不快的久坐感到羞愧，决定立刻告辞，让疲乏的人休息一下。老人就站起来，准备走出去，可是在告辞前，他咳嗽一阵，周身仍旧带着自己也说不清期望什么的神情，试探地看着监督司祭的后背，脸上闪着羞愧和胆怯的神情，嘴里吐出可怜巴巴的、硬逼出来的笑声，像那样的笑声是只有不尊敬自己的人才会发出来的。他仿佛下定决心似的摆一摆手，用嘶哑刺耳的声音说：

“费多尔神甫，请您索性大发慈悲，在我临走的时候吩咐人给我……一小杯白酒！”

“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监督司祭严厉地说，“人得有羞耻心才行。”

阿纳斯达西越发惶恐，连声赔笑，忘了回家去的决定，又往椅子上一坐。监督司祭瞧着他那狼狈忸怩的脸色，瞧着他那伛偻的身躯，怜惜这个老人了。

“求上帝保佑，我们明天再喝吧。”他说，有意缓和他那严厉的拒绝，“凡事总是在合适的时候做才好。”

监督司祭是相信人会改过自新的，然而现在他心里一生出怜悯的感觉，就觉得这个遭到查办的、枯瘦的、被罪恶和衰弱缠住的老人已经山穷水尽，无可救药，人间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使他的背直起来，能够使他的目光变得清亮，能够制止他为了多少减轻他给人留下的恶劣印象而故意发出的那种不愉快而又胆怯的笑声了。

这时候费多尔神甫不再觉得他是个有罪的、染上恶习的人，只觉得他是个受尽委屈和侮辱的不幸者了。监督司祭想起他的妻子、他的九个孩子、齐亚甫金家里又脏又破的高板床，不知什么缘故，他还连带想起有些人巴不得看见教士喝醉酒，长官遭检举，心想阿纳斯达西神甫目前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莫过于赶快死掉，永久离开人世了。

外面传来脚步声。

“费多尔神甫，您没有休息吗？”前厅里有个男低音问道。

“没有，助祭，进来吧。”

奥尔洛夫的同事留比莫夫助祭走进客厅来。这是个苍老的人，头顶已经完全光秃，不过身体倒还硬朗，头发乌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像格鲁吉亚人一样。他对阿纳斯达西点一下头，坐下来。

“你有什么好消息吗？”监督司祭问他说。

“哪会有什么好消息？”助祭回答说。他沉默一会儿，接着笑吟吟地说：“孩子小，烦恼少；孩子大，烦恼多。费多尔神甫，事情真也怪，我怎么也想不通。简直是一出滑稽戏嘛。”

他又沉默一会儿，越发欢畅地微笑着，说道：

“今天尼古拉·玛特威伊奇从哈尔科夫城回来了。他对我讲起我的彼得。他说，他到彼得那儿去过两次。”

“那么他对你讲了些什么呢？”

“他搅得我心里乱糟糟的，求主跟他同在吧。他原想叫我高兴，可是我仔细一想，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倒应当伤心才对，不应当高兴。……他说：‘你的彼得鲁希卡[1]生活得很有气派。’他说：‘我们高攀不上了。’我就说：‘那要谢天谢地。’他又说：‘我在他家里吃过饭，他的生活方式我全看见了。他的日子过得蛮神气。’他说：‘好到没法再好了。’我当然很关心，就问他在那儿吃了些什么菜。他说：‘先是一道用鱼做成的汤菜，有点像普通那种鱼汤，随后是一道牛舌加豌豆，随后，’他说，‘是一道烤火鸡。’持斋的时候吃火鸡？我说：‘这可真叫人高兴呢。’大斋期间吃火鸡？啊？”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监督司祭说，讥诮地眯细眼睛。

他把两只手的大拇指塞在腰带里，挺直身子，用平时布道或者在县立学校对学生讲宗教课程的那种口气说：

“不肯持斋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是出于轻浮，一种人是由于不信神。你的彼得不持斋是由于不信神。就是这么的。”

助祭胆怯地瞧着费多尔神甫严峻的脸色，说：

“后头还有更糟的呢。……我们东拉西扯，谈来谈去，我这才发现，原来我那不信神的儿子跟一位太太，跟别人的老婆同居了。她在他家里算是他的妻子和女主人。斟茶啦，待客啦等等的，她都干，就跟结发夫妻一样。他跟那条蛇已经一块儿鬼混两年多了。简直是一出滑稽戏。他们同居了三年，可是孩子却没有。”

“那么他们虽然住在一块儿，必是守着贞节呢！”阿纳斯达西神甫说，咯咯地笑，用嘶哑的声音咳嗽着，“孩子是有的，助祭神甫，有的，只是不养在家里罢了！送到育婴堂里去喽！嘻嘻嘻。……”阿纳斯达西咳个不停。

“不要多管别人的事，阿纳斯达西神甫。”监督司祭严厉地说。

“尼古拉·玛特威伊奇就问他，在饭桌上盛汤的那位太太是谁？”助祭接着说，闷闷不乐地瞧着阿纳斯达西的伛偻的身子，“我儿子就对他说：‘那是我的妻子。’他又问：‘你们结婚很久了吗？’彼得回答说：‘我们是在库利科夫糖果点心店里结的婚。’”

监督司祭的一对眼睛气得发亮，两边太阳穴发红。彼得这个人，撇开所犯的罪恶不说，本来就惹得他不高兴。费多尔神甫，如同俗语所说的，早就对他看不入眼了。他还记得彼得小时候做学生的情形，而且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他就已经觉得彼得不正常。彼得做学生的时候不愿意到圣坛上来帮忙，每逢人家对他称呼“你”，他就不高兴，走进房间来也不在胸前画十字，最使人忘不了的是他喜欢多说话，而且讲得激烈，依费多尔神甫看来，孩子多话是不成体统而且有害的。此外，监督司祭和助祭最喜欢钓鱼，彼得却看不起，采取批评的态度。等到彼得做了大学生，他就根本不进教堂，睡到中午才起床，对人高傲，喜欢带着特别的兴致提出一些难于解答的麻烦问题。

“可是你希望他怎么样呢？”监督司祭走到助祭跟前，气冲冲地瞧着他，问道，“你希望怎么样呢？这原在预料之中！我素来就知道而且相信，你的彼得成不了材！我早就对你说过，现在还要这样说。你原先播的是什么种，现在就收割什么！收割吧！”

“可是我播了什么种呢，费多尔神甫？”助祭轻声问道，眼光从下往上地瞧着监督司祭。

“这不怪你还怪谁？你是他的父亲，他是你的孩子！你得管教他，给他灌输敬畏上帝的思想。你得教导他！你们光是把他生下来了事，并没好好管教他。这是罪过！不好！可耻！”

监督司祭忘了疲乏，走来走去，接着讲下去。助祭光秃的头顶上和脑门上冒出一颗颗小汗珠。他抬起负疚的眼睛看着监督司祭，说：

“可是话得说回来，难道我没管教他吗，费多尔神甫？求上帝怜悯，难道我对孩子没负起做父亲的责任吗？您自己也知道，为了他，我什么也没吝惜过，一辈子辛辛苦苦，祷告上帝，只求让他受到真正的教育才好。讲中学，他进过中学，讲家庭教师，我也给他请过，讲大学，他也读毕业了。至于我没能把他的脑筋引上正路，那么费多尔神甫，您也想得出来，我没有那种本事啊！当初他进了大学，有时候回到这儿来，我总是按我的想法开导他，他不听。我对他说：‘你该到教堂去。’他就问：‘为什么该去呢？’我就对他解释一番，他却问：‘为什么？何以见得？’要不然，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人世间一切事情都是相对的，近似的，有条件的。我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可您也什么都不知道，爸爸。’”

阿纳斯达西神甫用嘶哑的嗓音笑起来，咳嗽着，手指在空中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话。监督司祭瞧着他，厉声说道：

“不要多管人家的事，阿纳斯达西神甫。”

老人不住地笑，满脸放光，助祭的话他显然听得津津有味，仿佛暗自庆幸世界上除他以外还有别的罪人似的。助祭真心诚意地讲着，十分痛心，甚至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费多尔神甫开始怜惜他了。

“这是你不对，助祭，你不对。”他说，然而讲得不那么严厉，不那么激烈了，“你既然会生孩子，就也得会管教孩子才成。应当从小就管教他，等他做了大学生再纠正，就来不及了！”

紧跟着是沉默。助祭把两只手合起来，叹口气说：

“可是话要说回来，我得为他负责！”

“说的就是啊！”

监督司祭沉默了一会儿，又是打哈欠又是叹气，然后他问：

“今天谁念《使徒行传》？”

“叶甫斯特拉特。素来由叶甫斯特拉特念。”

助祭站起来，用恳求的眼光瞧着监督司祭，问道：

“费多尔神甫，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又不是父亲，你才是嘛。你心里比别人清楚。”

“我什么也不知道，费多尔神甫！您行行好，教一教我吧！信不信由您，我的心苦死了！现在我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稳，节日也不成其为节日。您教一教我，费多尔神甫！”

“那你就给他写一封信。”

“可是我给他写些什么呢？”

“你就写，照这样过下去是不行的。要写得短，然而严厉，郑重，既不冲淡也不减轻他的过错，这是你做父亲的责任。你写了信，就尽了自己的责任，心安了。”

“这是实在的，可是我该怎么给他写呢？从哪方面谈起呢？我给他写信，可是他会回答我说：‘为什么？何以见得？为什么这是罪过？’”

阿纳斯达西神甫又发出嘶哑的笑声，他的手指头活动起来。

“‘为什么？何以见得？为什么这是罪过？’”他尖声说，“有一次，我听一位先生忏悔，我对他说，过分指望上帝的仁慈是罪过，可是他问：‘为什么？’我原想回答他，然而这儿，”阿纳斯达西拍着脑门说，“然而这儿什么也没有！嘻嘻嘻嘻。……”

阿纳斯达西的话以及他对一件并不可笑的事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嘶哑笑声，在监督司祭和助祭心里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监督司祭本来想对老人说一句“不要多管别人的事”，可是没有说出口，光是皱起眉头。

“这信我不会写！”助祭叹道。

“你不会写谁会写？”

“费多尔神甫！”助祭说，偏着头，把手按住心口，“我是个没受过教育、脑筋迟钝的人。您呢，主赐给您聪明和才智。您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什么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可是我连话都说不利落。您发发善心，教给我写信吧！请您教给我该怎样写，都写些什么。……”

“这有什么可教的呢？没有什么可教的。坐下来写就行了。”

“不，您务必发发慈悲，修道院长！我求求您。我知道他看了您的信会害怕，会听从，因为您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您行行好！我坐下来，您一句句念，我写下来。明天写信是有罪的，今天写正是时候，我写完信也就心安了。”

监督司祭瞧着助祭脸上恳求的神情，想起不招人喜欢的彼得，就同意给他念。他让助祭在自己的桌子旁边坐下，开始念道：

“好，写吧。……基督复活了，亲爱的儿子……惊叹号。我，你的父亲，听到了流言……下面加括号……至于我是从哪儿听来的，这与你不相干……括号。……写完了吗？……据说你过着一种既不符合上帝戒律，也不符合人间法律的生活。尽管你表面上用生活的安乐，或者俗世的浮华，或者受过教育的身份来粉饰自己，可是这都不足以掩盖你异教徒的面目。你名义上是基督徒，然而实际上是异教徒，如同其他一切异教徒那样可怜和不幸，甚至比他们更可怜，因为那些不知道基督的异教徒是由于无知而堕落，你堕落则是因为你守着宝贝却视而不见。我不打算在这里列举你的恶习，这些你都十分清楚，我只想说明：我认为你堕落的原因就在于你不信神。你自以为是聪明人，夸耀你的学识，然而你不愿意知道：缺乏信仰的学问不仅不能提高人，甚至把人降到低级动物的水平，因为……”

整个这封信讲的都是这套话。写完以后，助祭大声念一遍，脸上放光，跳起来。

“才气，真正的才气啊！”他说着，把两手一拍，热情地瞧着监督司祭，“上帝赐给您这么大的才气！不是吗？圣母啊！换了是我，大概就连一百年也写不出这样的信！求上帝保佑！”

阿纳斯达西神甫也兴奋起来。

“没有才气绝写不出这样的信来！”他说着，站起来，活动着手指头，“绝写不出这样的信来！像这样的口才足能把任什么哲学家都难倒，弄得他张口结舌！聪明！聪明绝顶啊！要是您没有结婚的话，费多尔神甫，您早就做主教了，真的，早就做了！”

监督司祭在信上发泄了他的怒火以后，觉得心里轻松了。疲乏和劳累回到他身上来。助祭是自己人，监督司祭就毫不拘束地对他说：

“好，助祭，你走吧，求上帝保佑你。我要在长沙发上睡半个钟头。得休息一下。”

助祭走了，把阿纳斯达西也带走了。如同往年复活节的前夜一样，街上很黑，然而满天的星斗闪闪发光，停滞不动的空气里弥漫着春天和节日的气息。

“他总共才念了多少时候？”助祭惊叹地说，“也不过十分钟，不会再多了！换了别人，这样的信一个月也写不出来。不是吗？这才叫聪明才智！这样的聪明才智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惊人！真的，惊人啊！”

“他有学问嘛！”阿纳斯达西叹道，穿过泥泞的街道，把圣衣的下摆提到腰带那儿，“我们可比不上他。我们是从下级职员提升上来的，他呢，有学问。对了。不用说，他才算是真正的人。”

“您听我说，等一会儿他做祈祷，还要用拉丁文念福音书呢！他又懂拉丁文，又懂希腊文。……啊，彼得，彼得呀！”助祭忽然想起来，说，“哼，这回他可要搔头皮了！这回他傻了眼！这回他才知道厉害了！现在他再也不会问‘为什么’了。这就叫作棋逢对手！哈哈哈！”

助祭高兴起来，放声大笑。自从这封寄给彼得的信写好以后，他快活了，放心了。他感到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对这封信的力量充满信心，于是他又恢复原有那种嘻嘻哈哈的温和心情了。

“彼得这个词，翻译出原意来，就是石头。”他往家门口走去，说，“可是我的彼得不是石头，而是草包。那条蛇缠住他，他却顺着她，不肯撵走她。呸！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求上帝饶恕我这么说！不是吗？她哪有什么廉耻？她缠住这个小伙子，不肯放松，叫他守住她……滚她的！”

“不过也许不是她缠住他，而是他缠住她呢？”

“那她也还是没有廉耻！不过我也不袒护彼得。……他应该挨这顿骂。……他看完这封信就要搔后脑壳了！他会羞愧得要命！”

“信写得挺好，不过，也还是……不要寄出去的好，助祭！求主和他同在！”

“什么？”助祭惊恐地说。

“是啊！不要寄出去，助祭！何必呢？喏，你把它寄给他，他看一遍，可是……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你只是惹得他心里不痛快罢了。你原谅他吧，求主和他同在！”

助祭惊讶地瞧着阿纳斯达西的黑脸，瞧着他那两襟敞开的、在黑地里看上去像翅膀一样的圣衣，耸了耸肩膀。

“怎么能就这样原谅他呢？”他问，“要知道，在上帝面前我得为他负责！”

“就算是这样吧，可也还是原谅他的好。上帝看你心好，也会原谅你的。”

“可他不是我的儿子吗？我到底应该不应该管教？”

“管教？为什么不该管教呢？管教是可以管教，不过何必骂他异教徒呢？要知道，助祭，这会伤他心的。……”

助祭是个丧偶的人，住在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给他管家的是他的姐姐，她是个老处女，三年前两条腿不能走路了，所以一直躺在床上。他怕她，听她的话，不找她商量一下就什么事也不敢做。阿纳斯达西神甫走进他的家里。他看见助祭家里桌子上已经放好复活节的圆柱形甜面包和染红的鸡蛋，不知什么缘故，他哭了，大概想起了自己的家。可是他为了把眼泪变成玩笑，立刻用嘶哑的声音笑起来。

“对了，马上就要开斋。”他说，“对了。……那么，助祭，现在喝上一小杯……也不碍事。可以吗？我会小心地喝，”他小声说着，斜起眼睛看着房门，“免得让那位老小姐……听见……绝不让她听见。……”

助祭没说话，把酒瓶和酒杯推到他跟前，打开信，念起来。就连现在，这封信也使他十分满意，如同方才监督司祭口授的时候一样。他高兴得满脸放光，仿佛尝到什么甜东西似的，摇一摇头。

“嘿，这封信！”他说，“彼得做梦也想不到会收到这么一封信。这也是他活该，正应该叫他浑身发一发烧哩。……可不是！”

“我说，助祭，不要寄出去！”阿纳斯达西说，仿佛自己也没觉得就又斟上一杯酒，“原谅他吧，求上帝跟他同在！我这是……凭我的良心跟你说话。要是连亲爹都不能原谅他，那还有谁会原谅他呢？这样一来，他岂不就要得不到任何人的原谅而活下去？可是，助祭，你想想看，就是没有你，也已经有人惩罚他了，你呢，应该为你亲生的儿子找些能怜恤他的人才对！我……我，老兄，我再喝一杯。……最后一杯。……你干脆这样给他写：‘我原谅你了，彼得！’他会明白的！他能领会的！我，老兄……我，助祭，我是凭我的经验明白这一点的。当初我像大家那样生活，我的烦恼很少，可是现在，我失去了形象和样式[2]，那就只巴望一件事：好心的人能够原谅我才好。再者，你得想一想，需要原谅的并不是规规矩矩的人，而是有罪的人。比方说，你那位老小姐就不是有罪的人，那还用得着你去原谅吗？是啊，你得原谅那些看着可怜的人……对了！”

阿纳斯达西用拳头支着脑袋！沉思了。

“真糟，助祭，”他说，显然在压制他想喝酒的欲望，“真糟！我母亲在罪恶中生下我，我在罪恶中生活着，我会在罪恶中死掉的。……上帝啊，原谅我这个罪人！我迷路了，助祭！我没有指望了！倒不是说我在以往的生活中迷了路，而是说在老年，在临死以前迷路了。……我……”

老人摆一下手，又喝下一杯酒，然后站起来，搬到另一个地方坐下。助祭始终手里拿着那封信，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在想他的儿子。不满、伤心、恐怖不再来搅扰他的心，这些都消融在信里了。现在他光是想着彼得，想象他的脸，回忆过去那些年他儿子怎样回家来度假。他专想那些哪怕想一辈子也不厌烦的美好的、温暖的、忧郁的事。他怀念儿子，把信又看一遍，探问地瞧着阿纳斯达西。

“不要寄出去！”阿纳斯达西说，摆一摆手。

“不，总还是……得寄给他。还是让这封信……略略开导一下他的脑筋好。不会没有用处的。……”

助祭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来，可是他把信纸装进信封以前，先在桌旁坐下，微笑着，在信纸下面添了几句自己的话：“有一个新的学监派到我们这儿来了。这个人比上一任活跃多了。又爱跳舞，又爱谈天，样样都在行，闹得戈沃罗甫斯基家那几个女儿都没命地爱上他了。据说军事长官柯斯狄烈夫不久也要下台。早就该走了！”助祭觉得很满意，却不知道他在信尾添上的几句附言彻底破坏了这封严厉的信。他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就把它放在桌上最显眼的地方。

[1] 彼得的爱称。

[2] 典出《旧约·创世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在这里借喻“人的尊严”。

蟒和兔

彼得·谢敏内奇是个让酒色淘空了身子的秃头男子，穿一件有紫红穗子的丝绒长袍，摩挲着他那毛茸茸的络腮胡子，接着说：

“喏，我亲爱的[1]，要是您高兴的话，那就还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最巧妙，最聪明，最狡猾，而且对丈夫也最危险。只有心理学家和摸透女人心理的行家才能理解这个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2]：要有耐性，耐性，耐性。谁不善于等待和忍耐，这个方法对谁就不适用。按照这个方法，您要征服某人妻子的心，就得尽量跟她疏远。您为她神魂颠倒，像是着了魔，可是您偏偏不再到她家去，尽量少跟她见面，见了面也匆匆分手，同时不要贪图快活，跟她谈话。在这里，您是凭距离发生作用的。这整个方法有几分像催眠术。她不应当看见您，却应当感觉到您，就跟兔子感觉到蟒的眼光一样。您不是用眼光而是用话语的毒汁给她催眠，同时又要让她丈夫做一条最好的传导线。

“比方说，我爱上某某人，打算把她弄上手。我在一个俱乐部或者戏院里遇到了她的丈夫。

“‘您的太太近来可好？’我在谈话当中顺便问他，‘老实跟您说吧，她可是个最可爱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干脆说吧，鬼才知道我多么喜欢她！’

“‘哦。……不过她在哪方面这么招您喜欢呢？’那个满意的丈夫问。

“‘她是个最妩媚而且富有诗意的人，简直可以把石头都感动得爱上她呢！不过你们这些做丈夫的，却是些俗而又俗的人，只在婚后头一个月才了解妻子是怎么个人。……您要明白，您的妻子是个最理想的女人！您得明白，而且得高兴，因为命运给您送来这样一个妻子！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这样的女人……正需要这样的女人啊！’

“‘不过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丈夫困惑地问。

“‘求上帝怜悯吧，她是个美人儿，十分优雅，充满活力，为人极其真诚，富于诗情，态度诚恳，同时可又叫人捉摸不透！这样的女人一旦爱上什么人，就爱得十分强烈，像是一团火。……’

“诸如此类，说上一大套。当天，丈夫上床睡觉的时候就忍不住对他妻子说：

“‘我见到彼得·谢敏内奇了。他把你大大夸奖一番。他真喜欢你。……说你是美人儿，又说你优雅，又说你叫人捉摸不透……又说你善于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爱人。简直说得天花乱坠哩。……哈哈。……’

“这以后，我仍旧不跟她见面，却又极力设法跟她丈夫见面。

“‘顺便提一下，我亲爱的……’我对他说，‘昨天有一位画家坐车来找我。有个公爵要他画一幅画，画个典型的俄国美人的头像，代价是两千卢布。他要求我给他找个模特儿。我本来想打发他去找您的太太，可又觉得不好意思。您的妻子正巧合格！多么漂亮的头部！我说不出的惋惜：这个美妙的模特儿没有让那位画家看见！说不出的惋惜哟！’

“丈夫必得十分不近人情，才会不把这些话转告妻子。到早晨他的妻子就对着镜子照上很久，心里暗想：

“‘他从哪一点看出我有一张纯正的俄罗斯女人的脸呢？’

“这以后，她每次照镜子都会想到我。同时我仍旧跟她丈夫‘意外’相逢。有一次，这样相逢以后，她丈夫回到家里，开始端详他妻子的脸。

“‘你干吗这样瞅着我？’她问。

“‘那个怪人彼得·谢敏内奇发现你好像有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颜色深一点。我却看不出来，打死我也看不出来！’

“他妻子又照镜子。她看了自己很久，心想：

“‘是啊，我的左眼似乎稍稍比右眼颜色深一点。……不，好像右眼比左眼深。……不过也许是他这样觉得吧！’

“在第八次或者第九次相逢以后，丈夫对妻子说：

“‘我在戏院里见到彼得·谢敏内奇了。他向你道歉，说是不能来看你，他没有工夫！他说他很忙。他大概有四个月没有到我们家来了。……我就怪他不来，他呢，道歉说他没有做完他的工作就不能来。’

“‘可是他什么时候才会做完呢？’他妻子问。

“‘他说最早也还得过一两年。鬼才知道这个闲人究竟在忙些什么工作。说真的，他是个怪人！他一个劲儿问我，就像拿刀子搁在我脖子上似的：“为什么您的太太不登台演戏呢？”他说，“凭她那种招人喜欢的外貌，凭她那种才智和感觉能力，待在家里是罪过。”他说，“她应该丢开一切，她内心的声音召唤她到哪儿去，她就该到哪儿去。平淡的日常生活，不是为她创造的。”他说，“像她这样的人应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拘束。”’

“他妻子当然不大理解这些漂亮话，然而仍旧高兴得浑身发酥，透不过气来。

“‘简直是胡说！’她说，极力装得冷淡，‘另外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要不是因为他忙，他就会从我手里把你夺过去。我说：“行啊，您要夺就管自夺吧，我是不会跟您决斗的。”他叫道：“您不了解她！您得了解她才对！”他说：“她是个不平凡的女人，有强大的力量，正在寻求出路！”他说：“可惜我不是屠格涅夫，要不然我早就描写她了。”哈哈。……你弄得他念念不忘！我心想，哼，老兄啊，要是你跟她在一块儿过上两三年，那你就会换一个调门唱歌喽。……真是个怪人！’

“于是他那可怜的妻子渐渐生出热烈的渴望，一心想跟我见面了。我是唯一能够了解她的人，她有很多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可是我执意不去找她，也不让她见到我。她很久没看到我，然而我那种甜得要命的毒汁已经使她中毒了。她丈夫打着哈欠把我的话转告她，她却觉得好像听见了我的声音，看见我眼睛里的亮光了。

“紧跟着就该抓紧时机。我和他丈夫另一次相逢以后，他回到家里，对她说：

“‘今天我碰见彼得·谢敏内奇了。他十分烦闷，忧郁，垂头丧气。’

“‘为什么呢？他怎么了？’

“‘谁也闹不清楚。他发牢骚，说他满腔悲伤。他说：“我孤孤单单。”他说：“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能够了解我、跟我的灵魂水乳交融的人。”他说：“谁也不了解我，我现在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死。……”’

“‘都是些蠢话！’他妻子说，可是她心里暗想，‘可怜的人啊！我倒十分了解他呢！我也寂寞，除了他以外谁都不了解我，那么能了解他心境的除了我还有谁呢？’

“‘是啊，他是个大怪人……’她丈夫接着说，‘他苦恼得都不愿意回家了，在某某林荫道上溜达了一夜。’

“他妻子周身发热。她恨不得到那条林荫道上去看一看那个能够了解她而目前正在苦恼的人，哪怕只看一眼也好。谁知道呢？要是她现在能跟他谈一谈，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或许他就不会再痛苦了。要是她告诉他说，他有一个了解他和尊重他的朋友，他的灵魂就会复活了。

“‘可是这不行……这太不顾体统了，’她想，‘这种事就连想都不应该想。看起来，恐怕我会爱上他，不过这是不成体统的……愚蠢的。’

“她等到丈夫睡熟，就抬起发热的头，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上，心里暗想：假定她冒险试一下，现在从家里走出去，那会怎样呢？事后她不妨撒个谎，就说她跑到药房去或者跑去找牙医生了。

“‘我就去！’她下定决心。

“她心里已经定好一个计划：摸黑下楼，走出家门，雇一辆街头马车直奔那条林荫道，在林荫道上她走过他身边，回头看他一眼。这样她就不致损害自己的名声和她丈夫的名声了。

“她就穿上衣服，悄悄走出家门，赶到那条林荫道上去。林荫道上幽暗而荒凉。光秃秃的树木睡熟了。一个人也没有。可是后来她看见一个人影。这一定是他。她周身发抖，忘了自己，慢慢向我这边走过来……我也往她那边走过去。我们沉默地站了一分钟，看着彼此的眼睛。然后又沉默了一分钟，于是……兔子纯洁无私地落在蟒的嘴里了。”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春日

舞台独白

清晨。天窗外面房顶上出现一只年轻的灰毛公猫，鼻子上带着很深的爪痕。它轻蔑地眯了一会儿眼睛，然后说：

“在你们面前立着的，是一个最最幸福的生物！啊，爱情！啊，良辰美景！啊，等到我老了，人家就会提着我的尾巴丢在污水坑里，可是哪怕到那时候，我也不会忘了在翻倒的木桶旁边那头一次萍水相逢，忘不了她那窄瞳孔里的目光、她那丝绒般毛茸茸的尾巴！只要那条人间少有的优雅尾巴摇动一下，我就情愿把全世界都献出去！不过……我何必跟你们讲这些呢？你们绝不会了解猫，也不会了解中学生，更不会了解老处女。你们这些凡人都浅薄无聊，不能冷静地看待猫的幸福。你们会嫉妒地微笑，拿我的幸福责备我：‘只不过是猫的幸福罢了！’你们谁也不会想起问一声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得到幸福。那就让我来对你们讲一讲猫的幸福要费多大的力量才能得到吧！你们会发现，为了追求幸福，猫远比人更费力地奋斗、冒险、忍耐！你们听着。……通常，傍晚九点钟，我们的厨娘把泔水端出去。我就跟着她走，踩着水洼跑过整个院子。猫没有养成穿雨鞋的习惯，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整个晚上不得不忘掉自己对潮湿的厌恶。到了院子尽头，我就跳上围墙，沿着墙顶小心地走动，墙下面有一条塞特种猎狗，是我最凶恶的敌人，它幸灾乐祸地盯住我，巴望我迟早会从围墙上摔下来，好让它把我咬个够。然后我使劲一跳，在板棚顶上走起来。在那儿我顺着一所高房子的排水管往上爬，沿着又窄又滑的房檐走。我从房檐上跳到邻近一所房子上。在这个房顶上，我照例会遇到我那些情敌。啊，诸位先生，要是你们知道我的一身毛里藏着多少爪印、伤痕、肿块，你们的头发就会一根根竖起来！去年我的眼睛几乎被抓伤，前天我的情敌们把我从二层楼的高处推下来。不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开口歌唱了。在音乐方面，我们猫是理论家，遵循一种新的流派，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流派的鼻祖：不追求旋律，只求唱得响而久。居民们却是很差的理论家，因此，无怪他们不理解我们的歌唱，用石头和铁块往我们身上丢，用脏水往我们身上泼，打发狗来咬我们了。我得一连唱上三个钟头光景，有的时候还要更久些，到后来风总算把那种温柔而带着召唤意味的‘咪咪’声送到我的耳边来了。我一听到这种召唤，顿时急如闪电，蹿上前去迎接她。……我们的母猫，特别是茶叶铺里那些母猫，品行都挺端正。不管她们怎样爱一只公猫，她们也绝不会不提抗议就委身于他。一只公猫必须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她嘶嘶地叫，抓您的鼻子，风骚地眯细眼睛。每逢您的情敌当着她的面要给您一顿打，她总是呜呜地叫，活动她的触须，从您身边跑开，沿着房顶，沿着围墙顶溜走。接着就是天下大乱，打成一团，因此那种良辰美景照例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能来临。

“现在你们可以明白我要费多大的力量才能得到幸福了。”

这只公猫翘起尾巴，尊严地往远处走去。

批评家

一个苍老而伛偻的“高尚的父亲”[1]，长着歪下巴和紫红色鼻子，在一家私营剧院的小吃部里遇见一个做新闻记者的老朋友。他们照例寒暄、问话、叹息，然后高尚的父亲邀新闻记者喝一小杯酒。

“何必呢？”新闻记者说，皱起眉头。

“没什么，咱们去喝一杯吧。我自己，老兄，倒是不爱喝酒的，不过我们这班演员在这个地方喝酒打折扣，几乎是半价，这样一来，你就是不想喝也只好喝了。咱们去吧！”

两个朋友走到柜台那边，喝起酒来。

“你们这儿的剧院我可见识够了。不用说，太好喽。”高尚的父亲嘟哝着，讥诮地微笑，“多谢多谢，我再也没料到。居然还算是京城，还算是艺术中心呢！瞧着都叫人怪害臊的。”

“你到过亚历山大剧院[2]吗？”新闻记者问。

高尚的父亲轻蔑地摆一下手，冷冷一笑。他那紫红色鼻子皱起来，发出了笑声。

“去过！”他仿佛不乐意地回答说。

“怎么样？满意吗？”

“是的，那所房子我还满意。剧院的外表挺好，这我不预备争论，可是讲到演员，那就对不起了。也许他们是挺好的人，是天才，是狄德罗[3]，可是从我的观点看来，他们却是扼杀艺术的凶手，别的什么也不是。要是我有权的话，我就会把他们赶出彼得堡。谁是他们的头儿？”

“波捷兴。”

“哦……波捷兴。他怎么能当剧团经理呢？他的外形也好，仪表也好，嗓音也好，都不行。凡是真正的剧团经理或者班主，应该长得体面，又稳重又威风，镇得住全剧团的人！应当把全团管得严严的，就像这个样子！”

高尚的父亲伸出一个捏紧的拳头，嘴唇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就像平锅里煎的牛油一样。

“就得这样！不过你觉得该怎样？我们这班演员，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绝不能不管。要叫他明白而且感觉到他是个什么人才成。要是剧团经理开口对他称呼‘您’，摩挲他的脑袋，他可就要骑到剧团经理的脖子上去了。去世的萨瓦·特利佛内奇，也许你还记得吧，有时候待人挺和气，就跟亲人一样，可是事情一牵涉到艺术，他马上就会暴跳如雷！他往往罚演员的钱，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中把人羞辱一场，再不然就把你痛骂一顿，弄得你后来一连三天吐唾沫。难道波捷兴办得到？他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真正的嗓音。漫说悲剧演员和好发议论的角色，就是福丁布拉斯[4]的侍从们当中一个最起码的尖着嗓子讲话的角色也不怕他。我们各人再喝一杯怎么样？”

“还要喝？”记者说，皱起眉头。

“是啊，晚上喝酒也许不大那个……不过我们这班人享受折扣的优待，不喝就是罪过了。”

两个朋友喝起来。

“话得说回来，如果公平地考虑一下，那么，我们这儿的剧团还算不错。”记者说道，吃着紫甘蓝。

“剧团吗？嗯……那还用说，好得很呢。……不对，老兄，如今在俄国，好演员已经没有了！一个也没剩下！”

“咦，怎么能说一个也没有！漫说在全俄国，就是在我们彼得堡也有好的。比方说，斯沃包津就是。……”

“斯沃包津？”高尚的父亲说，吓得往后倒退几步，把两只手一拍，“难道他也能算是演员？你得敬畏上帝才成，难道有这样的演员？他不过是个玩票的外行罢了！”

“可是话说回来……”

“什么话说回来？如果我有权的话，我就要把你那个斯沃包津赶出彼得堡。怎么可以像他那样演戏呢，啊？难道可以那样冷冰冰、干巴巴，一丁点儿感情也没有，单调，毫不传神……不，咱们再喝一杯！我可受不了！这个人叫我心里发闷！”

“不，老兄，算了……我喝不下！”

“我请客！我们这班人在这儿喝酒打折扣，连死人也忍不住要喝一杯！人家付十戈比，我们只付五戈比就成。这儿的蘑菇也便宜！”

两个朋友就继续喝酒，同时记者不住摇头，十分坚决地嗽喉咙，倒好像下定决心要为真理去死似的。

“他不是用心灵，而是用头脑表演！”高尚的父亲接着说，“真正的演员用神经和膝盖演戏，可是这一个却死板板，仿佛背语法书或者临字帖似的。……所以他才单调。他演什么角色都一个样！一条狗鱼，不管你给它加上什么样的调味汁，也还是狗鱼！就是这样，老兄。……只要你让他演传奇剧或者悲剧，那你就会看出他多么缩手缩脚。……喜剧是人人会演的，不，叫他演演传奇剧或者悲剧看！为什么你们这儿不演传奇剧？就因为不敢！没有人会演！你们这儿的演员既不会化装，也不会嚷叫，更不会摆出架式。”

“等一等，我仍旧觉得奇怪。……如果斯沃包津算不得有才能，那么我们这儿除他以外，总还有萨宗诺夫、达尔玛托夫、彼契帕，莫斯科还有基塞列甫斯基、格拉多夫-索科洛夫，内地还有安德烈耶夫-布尔拉克……”

“你听着，我是在跟你认真谈话，你却一味开玩笑。”高尚的父亲生气地说，“如果依你看来这些人都能算是演员，那我都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好了。难道这些人也能算是演员？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庸才哟！他们只会夸张、过火、愁眉苦脸，别的什么也不会！要是我有权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哪怕站得离戏院还有大炮射程那么远，我也还是不答应！他们惹得我厌恶极了，我恨不得跟他们决斗才好！求上帝怜恤，难道这些人也能算是演员？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死亡，却做出那么一副怪相，弄得最高楼座的观众笑破了肚皮。前几天有人要我跟瓦尔拉莫夫认识一下，我说什么也不干！”

高尚的父亲恶狠狠地瞪起眼睛来瞧着记者，做出气愤的神态，用悲剧演员的轻蔑口气说：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反正我还得喝！”

“哎……算了吧，何必再喝呢！喝得不少了！”

“可是你干吗皱起眉头？要知道，这儿是打折扣的！我自己倒不爱喝酒，不过怎么能不喝呢，既然……”

两个朋友喝着酒，互相呆望一阵，回想他们谈话的题目。

“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记者叽叽咕咕说，“不过只有很偏心、很有成见的人才会不同意，比方说，戈烈娃……”

“你这是言过其实！”高尚的父亲打断他的话说，“她简直是冰块！有才气的鱼[5]！一味装腔作势！她小有才气，这我不想争论，然而她缺乏烈火和力量，缺乏胡椒，你知道！她那种表演算什么！好比阿月浑子冰淇淋！好比柠檬水！每逢她表演，懂戏的上流观众就觉得唇髭和胡子上好像落了一层霜！再者，总的说来，在俄罗斯，真正的女演员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你就是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到一个。……即使有些人小有才气，可是也顶不住当前这种风气，很快就凋零了。……男演员也没有。……比方就拿你们的皮萨烈夫来说吧。……他算是什么东西？”

高尚的父亲退后一步，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他算是什么东西？难道也能算是演员？不，你凭良心对我说：难道他也能算是演员？难道可以叫他上台？他扯开难听的嗓门哇哇地喊，不住跺脚，平白无故抡胳膊。……他不配表演人，只配表演鱼龙[6]和太古时代的猛犸③。……确实如此！”

高尚的父亲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捶，叫道：

“确实如此！”

“得了，得了……小点声，”记者劝他安静下来，“怪不好意思的，人家瞧着你呢。……”

“这样可不行，老兄！这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这是断送艺术，宰割艺术！你看萨维娜。……她算什么？！一点才气也没有，纯粹是假装出来的活泼和轻浮，这在严肃的舞台上简直不能容忍！你要明白，你瞧着她就会暗暗吃惊：我们这是在哪儿？我们这是在往哪儿走？我们这是在追求什么呀？艺术灭亡了！”

两个朋友默默不语，大概凭了毕晓普法术，领会到彼此的心意，就走到柜台那儿，各自喝下一杯酒。

“你……你未免太严……严格了。”记者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能不这样！我是个演古典角色的演员，演过哈姆雷特，要求神圣的艺术必须是艺术。……我是老人了。……跟我相比，他们全是些小……小娃娃。……对。……他们断送了俄罗斯艺术！比方拿莫斯科的费多托夫或者叶尔莫洛夫来说。……大家为他们开庆祝会，可是他们到底为艺术出过什么力？出过什么力呢？无非是倒观众的胃口罢了！要不然再拿莫斯科声望很高的连斯基和伊凡诺夫-柯节尔斯基来说。……他们有什么才气？装腔作势而已。……说真的，他们懂得什么？要知道，为了表演，光有……愿望是不够的，还得有才能，火花！咱们再最后喝上一杯，怎么样？”

“可是我们刚刚才……喝过！”

“得了！没关系……我请客。……我们这班人喝酒打折扣，喝不掉很多钱的。……”

两个朋友就又喝一杯。他们已经觉得坐着远比站着舒服，就在一张小桌旁边坐下。

“再拿别的演员来说吧……”高尚的父亲嘟哝说，“他们纯粹是人类的不幸和耻辱。……有人连二十岁都不到，就已经学坏，无可救药了。……一个挺年轻的人，又健康又漂亮，却一个劲儿演斯维斯丘尔金或者彼沙洛奇金，因为这种角色容易叫最高楼座的观众们满意，至于扮演古典角色，连做梦都没想过。可是老兄，在我们那年月，什么演员都演哈姆雷特。……我还记得已故的提词人瓦斯卡有一次在斯摩棱斯克因为演员生病而扮演黎塞留公爵。……我们对待艺术可是严肃的，不像现在的人这样。……我们辛勤工作。……遇到节日往往上午演李尔王，傍晚又演科威尔莱，而且演得掌声雷鸣，全场震动。……”

“不对，现在也有好演员。比方说，莫斯科的柯尔什剧院就有达维多夫，好得很！你见过他吗？伟大呀！算得上巨……巨匠！”

“呸。……不过呢，他还不坏……可以当个演员。……只是，老兄，他缺乏风度，说不上什么流派。……要是把他送到一个好剧团经理的手里，让他受到真正的训练，嘿，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啊！现在呢，他却没有光彩，平庸得很。……我甚至觉得他连才能都没有。是啊，人们把他夸大，言过其实了。茶房！拿两杯纯白酒来！快一点！”

高尚的父亲又唠叨很久。他不住享用这种打折扣的酒，直到鼻子上的紫红色分布到整个脸上，直到记者的左眼不由自主地闭上才算完事。演员的脸色仍旧严厉，露出讥诮的笑容，嗓音发闷，如同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眼睛老是恶狠狠地瞪着，毫无更改。可是，突然间，高尚的父亲的脸、脖子以至拳头，仿佛一齐现出极其畅快的笑容，像绒毛那么柔和。他眨巴着眼睛，鬼鬼祟祟地凑到记者的耳朵旁边，小声说：

“要是能够把波捷兴和他的整个剧团从你们亚历山大剧院赶走就好了！那就可以另组一个真正健全的新剧团，然后再到梁赞或者喀山去物色一位剧团经理，你知道，要找一位能够严格管束演员的经理才成。”

高尚的父亲说得透不过气来了，他呆呆地瞧着记者，接着说：

“然后就上演《乌果里诺之死》[7]和《威里扎利》[8]，赶紧把那种最能抓住人心的奥赛罗之类的角色搬上舞台，要不然，你知道，就把《遭劫的邮车》[9]演一下，到那时候，你就会看见戏院里连卖满座！那你才会看见什么叫作真正的表演和才气哩！”

[1] 指经常扮演这种角色的演员。

[2] 彼得堡的一个公立剧院。

[3] 狄德罗（1713—1784），法国文学家、哲学家。

[4]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一剧中的挪威王子。

[5] “鱼”指冷冰冰、缺乏感情的人。

[6] 庞大笨拙的古生物。

[7] 俄罗斯作家尼·阿·波列伏依（1796—1846）的剧作，原名《乌果里诺》。——俄文本编者注

[8] 德国剧作家宪克的剧本。——俄文本编者注

[9] 一个法国剧本。——俄文本编者注

出事

车夫的故事

喏，老爷，这件事就出在小山沟后边那个小树林里。我那去世的父亲——愿他升天堂！——身边带着五百卢布上地主家去。那时候，我们的农民和谢彼列沃村的农民都租种地主的地，为此，我父亲拿着钱去付半年的地租。他老人家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常读《圣经》，讲到克扣谁的钱，或者欺负谁，或者，比方说，诈骗谁的财物什么的，那可是从来也不干的。农民们都很敬重他老人家，遇到要派人进城去见长官或者去送钱，总是叫他老人家去。他老人家有十分出众的人品，可是，倒不是我要说他坏话，他也有管不住自己的毛病。他老人家喜欢喝两杯。平时见到酒馆就放过去，那是办不到的，他总得走进去，喝上一杯，临了可就喝得人事不知了！他老人家知道自己的这种弱点，每逢去送公款，总要带上我或者我的小妹妹安纽特卡[1]，免得睡着或者一不小心把钱弄丢了。

凭良心说，我们一家人都好喝酒。我读过书，认得字，在城里一家烟草店干过六年活，跟各式各样受过教育的先生们都能谈上几句，各式各样的好听话都会说。不过有一次，我在一本小书上读到白酒就是恶魔的血，这话倒千真万确，老爷。就因为喝酒，我的脸才发青，我周身上下才变得不像样。现在呢，您瞧，我当马车夫，跟不识字的庄稼汉，跟无知无识的人一样了。

我刚跟您说过，我父亲送钱到地主家去。他是带着安纽特卡一块儿上路的，那时候安纽特卡七岁，要不然就是八岁，傻呵呵的，个子挺矮。到卡兰契克村以前，他们一路平平安安，他老人家也没喝酒，可是一到卡兰契克村，他老人家就走进莫依塞依卡的酒馆，他那个老毛病发作了。他老人家喝下三杯酒，当着许多人说大话：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说，“可我的衣袋里却有五百卢布哩。我呀，”他老人家说，“只要我有心，我就能把这个酒馆，把这些坛坛罐罐，把莫依塞依卡和他的犹太娘们儿，再加上他那些犹太小崽子，一股脑儿买下来。不管什么东西我都买得起，而且我敢包干儿。”他老人家说。

不用说，他老人家这是开玩笑，可是后来又抱怨起来。

“教友们啊，”他老人家说，“当个阔佬或者商人什么的，可真烦死人。没有钱也就没有牵挂，有了钱就得随时留神自己的口袋，提防坏人来偷。钱多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真是活受罪。”

那些喝醉酒的人当然把他的话听清楚，心里明白，记下了。那时候卡兰契克一带正在修铁路，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光脚汉多得数不清，就像一群饿狼。我父亲后来醒悟过来，可是已经迟了。话一说出口，就追不回来了。我父亲和我妹妹坐着大车走过这个小树林，老爷。可是正在这当口，忽然有人骑着马从后头追上来。我父亲可不是胆小的人，谁也不能这样说他，可是他心里起疑了。小树林里素来没有通车马的路，只有人去拾干草和柴火，谁也不会没来由地骑着马上那儿去，特别是在干活的季节。骑着马飞奔，总不会是要办什么好事。

“他们好像在追什么人，”我父亲对安纽特卡说，“他们的马跑得这么急。刚才在酒馆里我本该闭紧嘴巴，叫我的舌头长疔疮才好。唉，小闺女，我的心觉出来，马上要出事了！”

他老人家对这危险的局面没有考虑多久，就对我小妹妹安纽特卡说：

“事情有点不妙，也许真有人来追我。不管怎样，亲爱的安努希卡，你拿着钱，好孩子，把它藏在衣服里，到那丛灌木后头去躲起来。万一那些该死的家伙真来打劫我，你就跑去找你母亲，把钱交给她，让她送到乡长那儿去。不过你得当心，别让人瞧见你，专拣小树林、小山沟跑，免得人家看见。你拼命跑，要祷告仁慈的上帝。求基督跟你同在！”

我父亲就把一个小钱包塞给安纽特卡，她找到一丛比较茂盛的灌木，藏起来。过了一会儿，有三个骑马的人跑到我父亲跟前。一个身体强壮，生得肥头大耳，穿一件红布衬衫，脚上一双大皮靴，另外两个衣衫褴褛，大概是修铁路的。我父亲担心的事，老爷，果然发生了。那个强壮结实、与众不同、身穿红布衬衫的汉子拦住马，三个人把我父亲团团围住。

“站住，你这个坏家伙！钱在哪儿？”

“什么钱？滚开！”

“就是你拿到地主那儿去交租的钱！拿出来，你这个坏家伙，秃头鬼，要不然我们就打死你，叫你来不及忏悔就咽气！”

他们开始对我父亲耍蛮，我父亲不但不央求他们，哭哭啼啼什么的，反而勃然大怒，正颜厉色地痛骂他们。

“你们这些该死的干吗缠住我？”他说，“你们是一帮坏蛋，不敬畏上帝，巴不得叫你们遭了瘟疫才好！你们该得的不是钱，而是一顿打，叫你们的脊背痒上三年才对。走开，混蛋，要不然我就动手了！我怀里揣着一管手枪，装着六发子弹！”

强盗一听这话越发凶了，随手捞起一个东西来就打我父亲。

他们把板车上的东西都翻遍，把我父亲周身搜遍，甚至把他的皮靴也脱下来。他们见我父亲挨了打反而骂得更凶，就千方百计折磨他。这时候安纽特卡正坐在灌木后面，这个乖孩子什么都瞧见了。等到她看见我父亲躺在地上喘气，她就赶紧从地上跳起来，穿过灌木，穿过小山沟，拼死命往家里跑。她是个小妞儿，什么也不懂，路也不认识，撒开了腿乱跑。那儿离我们家有九俄里光景。换了别人，有一个钟头也就跑到了，可是一个小姑娘家难免跑一步退两步，再说在树林的荆棘丛中光着脚跑路，可也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先得养成习惯才成。我们那儿的小妞儿呢，素来待在炕头上，或者在院子里走动，不敢跑到树林里去的。

将近傍晚，安纽特卡好歹算是跑到一户人家，她一看，不知是什么人的小木房。原来那是苏霍鲁科沃耶村后面官家树林的守林人的小木房，当时那片树林由商人租下来烧炭用。她就敲门。有个女人出来开门，她是守林人的老婆。安纽特卡头一件事就是立刻眼泪汪汪地把事情的经过对她讲了一遍，丝毫也没隐瞒，连钱也讲到了。守林人的老婆非常可怜她。

“我的心肝！乖乖！小宝贝，多亏上帝保佑呀！我的亲女儿！到屋里来，至少让我给你拿点吃的！”

她极力拉拢安纽特卡，给她吃的喝的，甚至陪她一块儿哭，待她十分殷勤，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个小妞儿居然把钱包交给她了。

“我啊，好孩子，把钱藏起来，”她说，“明天早晨我拿给你，再把你送回家去，小乖乖。”

女人接过钱，让安纽特卡在炉台上睡下，当时炉台上晾着些笤帚。守林人的女儿也在炉台上，睡在那些笤帚上，她跟我们的安纽特卡一样小。后来安纽特卡讲给我们听，说那些笤帚可香哩，有蜂蜜的气味！安纽特卡躺下来，睡不着觉，不出声地哭，为我父亲难过和害怕。可是，老爷，过了一两个钟头，不料三个折磨我父亲的强盗走进小木房里来了。他们的头目，那个穿着红布衬衫、肥头大耳的汉子，走到女人跟前说：

“哎，我的老婆，刚才我们白白弄死了一个人。今天晌午，”他说，“我们打死了一个人。人倒是打死了，可就是一个钱也没捞到手。”

原来穿红布衬衫的就是守林人，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

“那家伙白白送了命，”他那些衣服破烂的同伴说，“我们白白叫我们的灵魂背上了罪孽。”

守林人的妻子瞧着他们三个人，笑起来。

“你笑什么，傻娘们儿？”

“我笑的是我既没弄死什么人，也没有让我的灵魂背上罪孽，可是钱倒拿到手了。”

“什么钱？你胡扯些什么啊？”

“那就叫你看看我是不是胡扯。”

守林人的妻子，这个该死的娘们儿，解开钱包，把钱亮给他们看，然后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说安纽特卡怎样来找她，对她讲了些什么，等等。那些杀人犯高兴起来，开始分赃，几乎打起架来，后来呢，不用说，凑着桌子坐下喝酒了。可是安纽特卡，这个可怜的孩子，躺在那儿听着他们那些话，却不住发抖，好比犹太人落进了煎锅。这可怎么办呀？她从他们的话里听出父亲已经死了，横倒在路当中，这个傻孩子仿佛看见有些狼和狗正在吃她那可怜的父亲，我们的马走进树林深处，也让狼吃掉了，她安纽特卡呢，没有把钱照管好，就要给送进监牢，挨打了。

强盗们大喝一通，然后打发娘们儿去沽酒。他们给她五卢布，叫她买白酒和甜酒。他们花别人的钱喝个醉，唱起来。他们喝呀，喝呀，这些狗东西，然后又打发娘们儿去买酒，不用说，他们想没完没了地喝下去。

“咱们索性一直喝到大天亮！”他们喊道，“现在我们的钱多得很，用不着俭省！喝吧，就是别喝昏了头。”

这样，到了午夜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娘们儿第三次跑去买酒。守林人在小木房里来来回回走了两次，脚步踉跄。

“喂，弟兄们，”他说，“这个小妞儿可得收拾掉！要是我们照这样放过她，她就会头一个去告发我们。”

他们考虑一下，商量一阵，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能让安纽特卡活下去，得干掉她才成。谁都知道，杀死无辜的小孩是可怕的，干这种事的除非是喝醉酒或者发了疯的人。他们不知该派谁去下手，大概争吵了一个钟头，彼此推诿，几乎又打起架来，谁也不肯承担。于是他们就抓阄。守林人抓中了。他便又喝下一满杯酒，嗽嗽喉咙，到穿堂去取斧子。

可是安纽特卡这个姑娘挺有心眼。别看她傻，可是，真没料到，她想出来的主意却不是随便哪个有学问的人想得出来的。也许上帝怜恤她，这当儿叫她变聪明了，可也许她一害怕反倒机灵起来了，总之到了紧要关头，她却比谁都有办法。她悄悄地爬起来，祷告过上帝，拿起守林人妻子给她盖上的那件短羊皮袄。你知道，守林人的女儿，跟她同年龄的姑娘，跟她并排睡在炉台上，她就把小羊皮袄盖在小姑娘身上，从小姑娘身上取下一件娘们儿的短上衣，披在自己身上。这就是说，她掉换一下。她把短上衣蒙住头，穿过房间，经过那些醉汉面前，他们还以为她是守林人的女儿呢，看都没看她一眼。幸好那个娘们儿不在家，买酒去了，要不然小姑娘也许还是逃不脱那把斧子，因为女人眼尖，跟鹰一样。娘们儿的眼睛可是尖得很呢。

安纽特卡走出房外，拔脚飞跑。她在树林里转了一夜，早晨才跑到树林边上，顺着大路跑下去。上帝保佑，她碰见了文书叶果尔·达尼雷奇……如今他已经去世，愿他升天堂。他正带着钓鱼竿去钓鱼。安纽特卡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对他说了。他赶紧往回走，这时候还顾得上钓鱼吗？他到村子里，召集农民们，赶到守林人家里去。

他们到了那儿，看见那些凶手喝醉酒，横七竖八地躺着。女人也喝醉酒，跟他们躺在一块儿。他们首先在这些人身上搜查一下，把钱取回。临了，他们往炉台上一看，天哪，真是可怕！守林人的女儿躺在笤帚上，盖着小羊皮袄，整个脑袋却被斧子砍下来，泡在一摊血里。他们就叫醒那些男人和女人，倒绑上他们的手，押到乡里去。女人放声大哭，可是守林人光是不住地摇脑袋，央告说：

“弟兄们，给我点酒醒一醒吧！我头痛呀。”

后来他们按规矩在城里受审，受到十分严厉的法律惩罚。

这就是在小山沟后边那个树林里出的事，老爷。现在差不多已经看不清那个树林，火红的太阳落到树林后头去了。我只顾跟您讲话，连这些马都站住，仿佛也在听似的。喂，你们这些漂亮的宝贝儿！跑得欢一点吧，坐车的先生是位好老爷，会赏给咱们茶钱的。喂，你们这些小亲亲！

[1] 安纽特卡和下文的安努希卡均为安娜的小名或爱称。

侦讯官

在一个晴朗的春日，中午，县里的医生和法院侦讯官同坐一辆马车去验尸。侦讯官是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子，呆呆地瞧着马说：

“自然界有很多事情像谜一样，意义不明，而且，大夫，就连在日常生活里，也常常会碰到绝对没法解释的现象。是啊，我知道，有些人死得不明不白，稀奇古怪，只有招魂术士和相信神鬼的人才能解释他们死亡的原因，头脑清醒的人却想不明白，只能摊开双手。比方说，我知道有一位很有教养的太太预先宣告她的死期，而且恰好就在她说定的那个日期无缘无故地死了。她说某天死，果然就在某天死了。”

“没有一种行动是没有原因的。”医生说，“有死亡就一定有死亡的原因。至于预言，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那些太太，那些女人，都有先知和预感的才能。”

“话是不错的，大夫，不过我说的这位太太却完全不同。她的预言和死亡不带一点女人气，不带一点婆婆妈妈的味道。她是个年轻的女人，健康，聪明，一点也不迷信。她的眼睛那么聪明，那么明亮，那么诚实，面容开朗而清醒，眼光里和嘴唇上总是带着纯粹俄罗斯式的淡淡的讥诮神情。讲到她身上带女人气的地方，那么不瞒您说，只有一点，就是容貌美丽。她身材苗条，姿态优雅，就跟我们眼前这棵白桦树一样，她头发好看得出奇！为了让她不致在您心目中成为不可理解的人，那我还要添一句：这个人心里充满最容易感染人的欢乐，无忧无虑，现出聪明而又优美的潇洒风度，那是只有心地忠厚、性格开朗而且有思想的人才会有的。这还怎能谈到什么神秘主义、招魂术、预感的才能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她是嘲笑这些东西的。”

医生的马车在一口井旁边停下。侦讯官和医生喝够了水，伸个懒腰，等着马车夫饮完那匹马。

“哦，那位太太是怎么死的呢？”等到马车又在大路上行驶，医生问道。

“她死得很怪。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她丈夫走到她房间里去找她，对她说，开春以前不妨把旧马车卖掉，买一辆新一点、轻便一点的马车，而且顶好换一匹左面拉边套的马，让包勃钦斯基（这是她丈夫的一匹马的名字）做辕马。

“他妻子听他讲完，就说：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现在我对什么都无所谓。到不了夏天我就进坟墓了。’

“她丈夫当然耸动肩膀，微微地笑。

“‘我一点也不是说笑话，’她说，‘我认真告诉你，我不久就要死了。’

“‘可是这不久是指什么时候？’

“‘我生产以后立时就死。我生完孩子就死了。’

“她丈夫对这些话毫不在意。他不相信什么预感，再者他也清楚地知道怀孕的女人喜欢使性子，总是满脑子的阴郁想法。过了一天，他妻子又对他说，她生完孩子马上就会死掉，而且后来她天天这么说，他呢，笑她，管她叫作乡下娘们儿，算命的，神经病。这种快要死掉的想法成了他妻子的固定想法[1]。等到她丈夫不理她，她就走到厨房去，在那儿对奶妈和厨娘讲她的死：

“‘我活不久了，奶妈。我一生完孩子，马上就会死掉。我不愿意死得这么早．可是看来，我也是命该如此。’

“奶妈和厨娘当然流泪了。有时候，教士的妻子或者地主太太来找她，她就把她拉到一边，向她吐露心曲，翻来覆去老是讲她就要死了。她说得认真，带着不愉快的笑容，甚至现出气愤的脸色，不容别人反驳。她本来喜欢穿时髦衣服，好打扮，可是这时候由于快要死掉，她就丢开一切，穿得马马虎虎了。她不再看书，不再欢笑，不再讲她的幻想。……不但这样，她还跟姑母一块儿坐车到墓园，在那儿为自己看好坟地，在分娩的前五天写下了遗嘱。请您注意，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身体极好，没有一点害病的迹象，也没有什么危险的状况。分娩是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候会致人死命，然而在我对您讲到的这个事例中，一切都顺利，根本用不着担惊受怕。最后她丈夫对这件事厌烦了。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生起气来，问道：

“‘听着，娜达霞，这种胡闹要到什么时候才收场呢？’

“‘这不是胡闹。我是认真说的。’

“‘胡扯！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胡闹的好，免得日后觉得难为情。’

“可是后来，分娩的日子到了。她丈夫从城里请来一位最好的接生婆。这是他妻子头一次分娩，可是再顺利也没有了。分娩完结，产妇想看一眼婴儿。她看过以后说：

“‘好，现在可以死了。’

“她告了别，闭上眼睛，过了半个钟头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直到最后一分钟，她的神志都是清醒的。至少，在她要水喝，仆人却端来牛奶的时候，她小声说：

“‘为什么你们给我牛奶，不给我水？’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她果然照她预言的那样死掉了。”

侦讯官沉默一会儿，叹口气说：

“好，您来解释一下：她怎么会死的？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这件事不是捏造，而是事实。”

医生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思索着。

“应该验她的尸才对。”他说。

“为什么？”

“为的是查明死亡的原因。她不是由于自己的预言才死的。她多半是服毒自尽的。”

侦讯官很快地扭过脸来看着医生，眯细眼睛问道：

“您根据什么推断她服了毒？”

“我不是推断，而是揣测。她跟她丈夫相处得很好吗？”

“哦……不大好。他们婚后不久就发生过一次争吵。出过一件很不幸的事。那个去世的女人有一次撞见她丈夫跟一个女人在一块儿。……不过，她不久就原谅他了。”

“那么，哪一件事在先：是丈夫负心呢，还是妻子产生死的念头？”

侦讯官定睛瞧着医生，仿佛想猜测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似的。

“对不起，”他过一会儿才回答说，“对不起，让我想一想看，”侦讯官说着，脱掉帽子，擦擦额头，“对了，对了……她恰好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不久才开始谈到死的。对了，对了。”

“喏，那您就该明白啦。……多半她那时候就已经决定服毒自杀了，不过她大概不愿意连带毒死她的孩子，所以拖到分娩以后才自杀。”

“不见得，不见得。……这不可能。她当时就原谅她丈夫了。”

“她既然原谅得那么快，可见她心里必是打了坏主意。年轻的妻子是不会原谅得那么快的。”

侦讯官勉强笑一笑。他想掩盖他那过于明显的激动，就点上一支纸烟。

“不见得，不见得……”他接着说，“我根本就没想到过会有这种可能。……再说……他也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罪孽深重。……他那次负心是在很奇特的情况下发生的，是违背他的本意的：那天晚上他带着酒意回到家里，想找个人亲热一下，可是他妻子怀着孕……这时候，见鬼，他遇上一位到他家里来住三天的太太，那是个无聊、愚蠢、难看的娘们儿。这种事甚至不能算是负心。……他妻子也这样看待这件事，而且不久就……原谅他了。后来这件事连提都没有提过。……”

“人是不会无缘无故死掉的。”医生说。

“这话当然不错，可是……我还是不能承认她服毒自杀。然而，说来也怪：我怎么会没想到过她可能就是这样死的！……而且谁也没想到过！……大家都因为她的预言这么灵验而觉得奇怪，至于她可能这样死掉……大家却根本没有想过。……再者她也不可能服毒自杀！不会的！”

侦讯官陷入了沉思。就连验尸的时候，那个死得古怪的女人也没离开他的头脑。他一面抄写医生口授的验尸结果，一面阴郁地活动眉毛，擦着额头。

“难道有这么一种毒药，能够在一刻钟里渐渐地毒死一个人而不使他感到痛苦吗？”他问医生，这时候医生正在检查头盖骨。

“是的，有这种毒药。比方说，吗啡就是。”

“哦……奇怪。……我记得她是收藏着这类东西的。……可是，不见得吧！”

在回去的路上，侦讯官的脸色显得很疲惫，他烦躁地咬着唇髭，不乐意地开口说话了。

“我们下车走一会儿吧，”他要求医生说，“我坐得厌烦了。”

侦讯官走出一百步光景，可是依医生看来，侦讯官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如同在爬高山似的。他站住，用古怪的、仿佛醺醉的眼睛瞧着医生，说：

“我的上帝啊，要是您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这……这未免太残忍，太狠心了！她毒死自己是为了惩罚别人！难道那种罪就有那么大？啊，我的上帝！您为什么送给我这么一个该死的想法，大夫！”

侦讯官绝望地抱住头，接着说：

“我刚才跟您讲的是我自己的妻子，是我自己。唉，我的上帝！不错，我有罪，我伤了她的心，可是难道死倒比原谅还容易？这正是女人的逻辑，残忍无情的逻辑。啊，她就连活着的时候也素来是狠心的！现在我都想起来了！现在我才算什么都明白了！”

侦讯官讲着，时而耸动肩膀，时而抱住头。他一会儿坐到马车上去，一会儿步行。医生提供给他的那种新想法，使他震惊，像中了毒一样。他茫然失措，身体和灵魂一齐衰弱无力，虽然他昨天晚上已经跟医生约定，今天跟医生一块儿吃饭，可是回到城里，却向医生告辞，不肯一块儿去吃饭了。

[1] 原文为法语。

市民

早晨九点多钟。伊凡·卡齐米罗维奇·里亚希凯甫斯基，一个祖籍波兰的中尉，从前头部负过伤，如今在南方一个省城里靠退休金生活，这时候在自己的住所里坐着，靠近一个敞开的窗口，跟一个到他家里来串门的本城建筑师弗兰茨·斯捷潘内奇·芬克[1]谈天。他们两人把头伸出窗外，瞧着院门那边。院门附近一条长凳上，坐着里亚希凯甫斯基的房东。那是个胖胖的市民，上身的坎肩敞开着，下身穿一条肥大的蓝色裤子，脸上皮肉松弛，冒着汗。这个市民正在深沉地思索什么事，心不在焉地用手杖敲击他的靴尖。

“我跟您说吧，这可是个惊人的民族啊！”里亚希凯甫斯基气愤地瞧着那个市民，嘟哝说，“瞧，这个该死的东西，他在长凳上一坐下，就管保抄着手，一直坐到天黑才算。他们干脆什么事也不干，简直是寄生虫，吃白食的！你这混蛋，要是你在银行里存得有钱，或者自己有农场，由别人替你干活，倒也罢了，可是，你什么也没有，吃别人的饭，欠下一屁股债，弄得一家人挨饿，见你的鬼！您简直不会相信，弗兰茨·斯捷潘内奇，有的时候我气得要命，恨不能跳出窗子，用鞭子把这个恶棍抽一顿才好。喂，为什么你不干活？为什么闲坐着？”

那个市民冷淡地瞧着里亚希凯甫斯基，本想回答几句话，可是没说成，炎热和懒惰使他失掉了说话能力。……他懒洋洋地打个哈欠，在嘴上画个十字，抬起眼睛看着天空，天上有些鸽子在炽热的空间飞来飞去。

“您不能批评得太严厉，我最可敬的朋友，”芬克说着，叹口气，用手绢擦他那块很大的秃顶，“您要设身处地替他们想一想，如今生意清淡，到处是失业现象，收成欠佳，买卖萧条哟。”

“咦，我的上帝，您说什么呀！”里亚希凯甫斯基愤慨地说，生气地把身上的长袍裹一裹紧，“就算到处都没有工作，没有生意吧，可是他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干点活呢？叫鬼剥了他的皮才好！你听着，难道你家里就没有活儿干？你看一看，畜生！你家的门廊坍了，人行道塌下去，成为一条沟了，围墙腐烂了。你照理该动手把这些东西修理一下才对，要是你不会修理，就该到厨房里去给你老婆帮忙。你老婆不停地跑来跑去，一会儿提水，一会儿倒污水。为什么你这混蛋就不替她跑跑腿？而且您要注意，弗兰茨·斯捷潘内奇，他房子附近有三俄亩[2]的菜园和果园，有猪圈和鸡棚，可是这些都白糟蹋了，一点收益也没有。园子里长满杂草，几乎没浇水，菜园里净是些小孩在打球。难道这种家伙不像畜生吗？我跟您说，我这宅子旁边只有半俄亩地，可是您总可以在我这儿见到萝卜啦、生菜啦、茴香啦、葱啦。这个恶棍呢，样样东西都要到市上去买。”

“他是俄罗斯人嘛，谁也没有办法！”芬克说着，鄙夷地笑了笑，“俄国人天生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是些很懒很懒的人！要是把这些产业都交给日耳曼人或者波兰人掌管，不出一年您就会认不得这个城了。”

穿蓝色裤子的市民把一个端着托盘的姑娘叫到跟前，在她那儿买了一戈比的葵花子，嗑起来。

“简直是狗娘养的！”里亚希凯甫斯基生气地说，“瞧，他们只会干这种事！嗑葵花子，谈政治！啊，见鬼去吧！”

里亚希凯甫斯基气愤地瞧着穿蓝色裤子的市民，渐渐兴奋起来，讲得十分起劲，嘴唇上都冒出沫子了。他说话带波兰口音，恶毒地咬清每个字的字音。最后，他那松垂的下眼皮浮肿起来，他不再讲俄国话里的混蛋、流氓、恶棍，却睁大眼睛，紧张得咳嗽着，用波兰话滔滔不绝地骂起来：

“懒鬼，狗养的！见他们的鬼！”

这些骂人话，那个市民听得很清楚，不过凭他疲惫无力的姿态看来，那些话没对他起什么作用。显然他早已听惯这些话，就跟听惯苍蝇的嗡嗡声一样，认为提出抗议是多余的事了。芬克每次来访，一定会听见这些关于懒惰而一无是处的市民的话，而且每回准定都是这一套。……

“可是……我该走了！”芬克想起他没有闲工夫，说，“再见！”

“您要上哪儿去？”

“我是顺便到您这儿来的。女子中学地下室的墙裂缝了，所以他们叫我赶快去看看。我得去一趟。”

“哼……可我已经吩咐瓦尔瓦拉烧茶炊了！”里亚希凯甫斯基惊讶地说，“您等一等，我们喝够了茶，您再走吧。”

芬克顺从地把帽子放在桌子上，留下来喝茶。喝茶的时候，里亚希凯甫斯基口口声声说这些市民已经堕落得无可救药，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把他们统统抓住，在严厉的押解下送去做苦工。

“求上帝怜恤我们吧！”他激烈地说，“您去问一下坐在那儿的蠢鹅靠什么生活！他把房子租给我做住所，每月收七卢布，他常去参加命名日宴会，这个下流胚就靠这种勾当填饱肚子，见他的鬼！既没有工资，也没有进款。他们不但是懒汉和寄生虫，而且是骗子。他们不时向本城银行借钱，可是他们拿钱做什么用呢？他们无非是动手干投机买卖，例如把牛运到莫斯科去，或者办个用新法榨油的油坊，不过要把牛运到莫斯科去或者要办油坊，人的肩膀上总得有个脑袋，这些流氓呢，肩膀上只有南瓜。当然，做任何买卖，临了都是一场空。……他们白糟蹋了钱，慌了手脚，事后只好跟银行耍赖。你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他们的房子总是抵押过了再抵押，别的产业又什么也没有，早已吃尽喝光了。这些混蛋，十个倒有九个到处骗钱！欠债不还，这在他们已经成了常规。本城银行承他们的情，只好倒闭了事！”

“昨天我到叶果罗夫家里去过一趟，”芬克打断波兰人的话，想改变一下话题，“您猜怎么着，我们玩‘皮克’[3]，我赢了他六个半卢布。”

“我记得我好像还欠着您一点牌账呢，”里亚希凯甫斯基想起来了，说，“应当赢回来才对。您愿意打一局吗？”

“也许只打一局还行，”芬克踌躇说，“要知道我还得赶到女子中学去呢。”

里亚希凯甫斯基和芬克就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坐下，开始打皮克。穿蓝色裤子的市民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于是葵花子壳就从他周身上下纷纷落到了地上。这时候从对面[4]的院门里走出另一个市民，穿着黄灰色的麻布衣服，留着挺长的胡子。他亲热地眯细眼睛，瞧着穿蓝色裤子的市民，叫道：

“早晨好，谢敏·尼古拉伊奇！我荣幸地庆祝您这个星期四过得万事如意！”

“彼此彼此，卡皮统·彼得罗维奇！”

“请您赏光到我这条长凳上来坐！我这儿凉快！”

蓝色裤子嗽了嗽喉咙，站起来，摇摇摆摆，像鸭子似的穿过街心。

“三张牌的大同花顺……”里亚希凯甫斯基唠叨说，“还有几张皇后……五和十五。……他们在谈政治，这些混蛋。……您听见了吗？他们谈起英国来了。……我有六个红桃。”

“我有七个黑桃。我拿牌。”

“对，您拿牌。您听见没有？他们在骂比康斯菲尔德[5]呢。他们这些猪猡不知道比康斯菲尔德早已死了。那么我有二十九点。……您出牌。……”

“八……九……十。……是啊，这些俄国人真是叫人奇怪！十一……十二。俄国的懒惰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三十……三十一。您知道，我恨不能拿一根结实的短鞭子，走出去，收拾他们一下，看他们还谈不谈比康斯菲尔德。嘿，你看他们多么会嚼舌头！嚼舌头比干活儿容易嘛。那么您出了一张梅花皇后，可是我竟没理会。”

“十三……十四。……热得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真得是铁打的人才成！十五。”

头一局打完，跟着打第二局，第二局完了又打第三局。……芬克输了，渐渐染上赌博的狂热，忘掉女子中学地下室那堵裂开缝的墙壁了。里亚希凯甫斯基一面打牌，一面不时观看两个市民。他看见两人畅快地谈了一阵，走进敞开的院门，穿过肮脏的院子，在一棵白杨的淡淡的树荫下坐下来。到十二点多钟，有个露出棕褐色小腿肚的胖厨娘，在他们面前铺开一块像婴儿被单一样布满棕色斑点的布，端来午饭。他们用木调羹舀着吃，不住地赶苍蝇，同时继续谈话。

“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里亚希凯甫斯基愤慨地说，“我很高兴，幸好我没有武器或者枪支，要不然我就会开枪打死这些乏货。我有四张王子——十四。您拿牌。……真的，我的小腿肚子甚至不住抽筋哩。我一看到这种混蛋就不能不冒火！”

“您不要激动，这对您有害。”

“求上帝怜恤吧，这种事就连石头都会忍无可忍！”

穿蓝色裤子的市民吃饱了饭，浑身无力，软绵绵的，再加上懒散和吃得过饱，脚步踉跄，穿过街道，回到自己门口，衰弱地往长凳上一坐。他在睡意和蚊子的袭击下挣扎着，无精打采地往四下里张望，仿佛随时等着自己咽气似的。他这种孤苦伶仃的样子弄得里亚希凯甫斯基完全忍不下去了。这个波兰人就把身子探出窗外，唾沫四溅地对他嚷道：

“你吃撑了？嘿，小心肝！小宝贝儿！他撑饱了肚子，如今不知道该拿他的胃怎么办才好！你走开吧，该死的，别让我再看见你！滚开！”

那个市民不痛快地瞧着里亚希凯甫斯基，却没有答话，光是动一动手指头。这时候有个他认得的学生背着书包，走过他面前。市民拦住他，想了很久该问他什么话，然后问道：

“哦，怎么样？”

“没什么。”

“怎么叫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呀。”

“哦。……哪一门功课最难？”

“那要看是问谁了。”学生耸耸肩膀说。

“哦……啊……树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怎么说？”

“Arbor．”

“嘿。……原来什么都得懂，”蓝色裤子叹道，“什么都得学呀。……了不起，了不起！你妈身体好吗？”

“挺好，谢谢您。”

“哦……好，你走吧。”

芬克输掉两卢布，想起女子中学，吓了一跳。

“天哪，已经三点了！”他嚷道，“可是我怎么还在您这儿坐着不走呢！再见，我要跑了！”

“您就顺便在我这儿吃午饭吧，吃完再走，”里亚希凯甫斯基说，“您来得及的。”

芬克就留下来，不过有个条件：吃午饭不能超过十分钟。可是等他吃完午饭，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了大约五分钟，想着那面裂缝的墙，他就坚决地把头放到枕头上，弄得满房间都是带鼻音的尖厉哨声了。他睡觉的时候，不赞成午睡的里亚希凯甫斯基坐在窗前，瞧着正在打盹的市民，唠叨说：

“哼，狗养的！你怎么没有活活懒死！一点活儿也不干，精神方面和智力方面的爱好也一点都没有，只知道鬼混。……讨厌东西。呸！”

六点钟，芬克醒过来。

“到女子中学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伸个懒腰说，“只好明天再去，那么现在……我把输的钱赢回来，怎么样？再来一局。……”

九点多钟，里亚希凯甫斯基送客出门，对客人的背影看了很久，唠叨说：

“该死的，在这儿坐了整整一天，什么事也没干。……光知道白拿薪水，见他的鬼。……这个日耳曼猪猡。……”

他看一眼窗外，可是市民已经不在，回去睡觉了。他没有人可骂，在这一天里，他还是头一次闭上嘴，然而过了大约十分钟，他受不住那种盘踞在他心头的苦恼，就推开又旧又破的圈椅，开始嘟哝说：

“你光会占地方，一点用处也没有，老废物！早就该把你烧掉，然而我老是忘记吩咐人把你劈碎当柴烧。不成体统！”

他上床睡下，用手心按一下褥垫的弹簧，皱起眉头，唠叨说：

“该死的弹簧！它通宵磨我的腰。明天我要叫人把褥垫拆开，把你丢掉，这个可恶的破烂货。”

他睡到半夜，梦见他用滚开的水浇那个市民、芬克和旧圈椅。……

[1] 这是日耳曼人的姓。

[2] 1俄亩等于1.09公顷。

[3] 一种纸牌戏。

[4] 原文为法语。

[5] 比康斯菲尔德（1804—1881），英国爵士，反动政客，做过首相。

沃洛嘉

夏天，一个星期日下午，五点钟光景，沃洛嘉，这个相貌难看、胆怯怕事、带着病态的十七岁青年，坐在舒米兴家别墅的凉亭里，心绪烦闷。他那些闷闷不乐的思想往三个方向流去。第一，明天，星期一，他得去参加数学考试。他知道，如果明天他笔试不及格，他就要被开除，因为他在六年级已经读了两年，他的代数的全年成绩是二又四分之三分。第二，他目前在舒米兴家里做客，他们是有钱人，以贵族自居，这就经常伤害他的自尊心。他觉得舒米兴太太和她的侄女把他和他的妈妈[1]看作穷亲戚和食客，她们不尊敬妈妈，讪笑她。有一回他无意中听到舒米兴太太在露台上对她的表妹安娜·费多罗芙娜说，他的妈妈依旧装扮得像年轻人那样，极力想显得漂亮，又说她输了钱就赖账，总是喜欢穿别人的鞋，吸别人的烟。沃洛嘉天天央告他的妈妈不要到舒米兴家来，告诉她，她在那些贵人当中扮着多么丢脸的角色。他劝她，顶撞她，然而她是个性情轻浮、贪图享受的人，已经花光两份财产，她自己的一份和她丈夫的一份，素来热衷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因而不理解他的意思。沃洛嘉每星期总有两次不得不把她送到这个可恨的别墅来。

第三，这个青年一分钟也没法摆脱一种奇特的、不愉快的心情，这种心情在他却是全新的。……他觉得他爱上了舒米兴太太的客人，也就是她的表妹安娜·费多罗芙娜。她是个活泼好动、嗓门挺大、喜欢发笑的女人，年纪三十上下，身体健康结实，脸色红润，圆圆的肩膀，圆圆的胖下巴，薄嘴唇上经常带着笑意。她不好看，也不年轻，这是沃洛嘉知道得很清楚的，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他却没法不想她，每逢她打槌球，耸动圆肩膀，扭动平整的后背，或者每逢大笑很久，或者跑上楼梯后，往圈椅上一坐，眯细眼睛，呼呼地喘气，做出胸口发紧、透不过气来的样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瞧着她。她结过婚了。她丈夫是个举止稳重的建筑师，每星期到别墅来一次，睡个好觉，再回城里。沃洛嘉那种奇特的心情是这样开始的：他无缘无故憎恨这个建筑师，每逢这人回城里去，他心里就痛快了。

现在他坐在凉亭里，想着明天的考试，想着他那被人讪笑的妈妈，就生出强烈的愿望，想见到纽达（舒米兴太太就是这样称呼安娜·费多罗芙娜的），想听到她的笑声和她衣服的窸窣声。……这个愿望不像他在小说上读到而且每天傍晚上床睡觉后常常幻想的那种纯洁而富于诗意的爱情。它奇怪，没法理解，他为它害臊，怕它，仿佛那是一种很不好、很不纯洁的东西，连自己也不好意思对自己承认似的。……

“这不是爱情，”他对自己说，“人是不会爱上三十岁的有夫之妇的。……这不过是对女人一时的迷恋。……对了，是一时的迷恋。”

他想到这种迷恋，就记起他那种无法克制的羞怯，记起他还没有生出唇髭，记起他生着雀斑和小眼睛。他在幻想中把自己和纽达并排放在一起，觉得彼此简直配搭不上。于是他赶紧想象自己是个漂亮、大胆而且很风趣的男子，穿着最新式的衣服。……

他坐在凉亭的幽暗角落里，弯下腰，眼睛看着地，正当他的幻想达到高潮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有人顺着林荫道不慌不忙地走来。不久，脚步声停住，门口闪出一个白乎乎的东西。

“这儿有人吗？”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沃洛嘉听出这个嗓音是谁，惊恐地抬起头来。

“谁在这儿？”纽达问，走进凉亭里来，“啊，是您，沃洛嘉？您在这儿干什么？您在想心事？可是怎么能老是这么想啊想的，想个没完？……这会弄得人发疯的！”

沃洛嘉站起来，茫然瞧着纽达。她刚从浴棚里回来。她的肩膀上搭着一条被单和一条毛茸茸的毛巾，几绺湿头发从白绸头巾里露出来，沾在额头上。她身上散发着浴棚里湿润清凉的气味和杏仁香皂的味道。她走路很快，此刻喘息未定。她罩衫的上面一个纽扣没有扣上，因此这个青年既看见了她的脖子，又看见了她的胸脯。

“您为什么不说话呀？”纽达问道，打量着沃洛嘉，“女人跟您讲话，您不开口是不礼貌的。不过您也真是一副呆相，沃洛嘉！您老是坐着，不讲话，思考着，像是个哲学家。您身上完全没有生气，没有火！您惹人讨厌，真的。……在您这种年纪，正应该生活，欢蹦乱跳，高谈阔论，追求女人，谈谈恋爱呀。”

沃洛嘉瞧着那条由胖胖的白手抓住的被单，思索着。……

“他不说话！”纽达惊奇地说，“这简直奇怪了。……听着，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哎，您至少可以笑一下嘛。呸，讨厌的哲学家！”她笑着说，“您知道，沃洛嘉，您为什么这样一副呆相？就因为您不亲近女人。为什么您不亲近女人呢？不错，这儿没有小姐，可是要知道，谁也没有妨碍您亲近太太们呀！为什么，比方说，您就不跟我亲近亲近呢？”

沃洛嘉听着，在沉闷而紧张的深思中搔着鬓角。

“只有十分骄傲的人才沉默，才喜欢孤独。”纽达接着说，把他的手从鬓角那儿拉下来，“您是个骄傲的人，沃洛嘉。为什么您用那种阴沉的样子看人？您管自照直瞧我的脸好了！唉，呆头呆脑的海豹哟！”

沃洛嘉决定开口说话了。他想笑一笑，就撇了撇下嘴唇，眨巴眼睛，又把手伸到鬓角那儿去。

“我……我爱您！”他说。

纽达惊奇地扬起眉毛，笑起来。

“我听见了一句什么话呀？！”她像唱歌似的说，就跟歌剧里的女演员听到一句惊人的话而唱起来一样，“怎么？您说什么？您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我……我爱您！”沃洛嘉又说一遍。

于是他不由自主，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没想，往纽达跟前跨出半步，一把抓住她手腕上面一点的地方。他眼睛模糊，蒙着泪水，整个世界化成了一大块毛茸茸的、有浴棚气味的毛巾。

“了不得，了不得！”他听见快活的笑声，“可是您为什么不说话呀？我要您说话！怎么样？”

沃洛嘉看见她没有阻止他抓住她的胳膊，就瞧着纽达的笑脸，伸出两条胳膊笨拙而生硬地搂住她的腰，于是他的两只手就在她背后连在一起了。他用两条胳膊搂住她的腰，她却把她的两只手放到脑后，露出臂肘上的两个小窝，理一理头巾底下的头发，用平静的声调说：

“沃洛嘉，人得机灵，殷勤，可亲才行，只有在女性的影响下，才能变成那样，可是您这张脸多么不中看……多么凶狠啊。你得说话，笑一笑才对。……是啊，沃洛嘉，别做孤僻的人，您年轻，往后有的是工夫研究哲学。好，放开我，我要走了！放开我吧！”

她毫不费力地让她的腰挣脱他的搂抱，嘴里哼着什么歌，走出凉亭去了。这儿只剩下沃洛嘉一个人了。他摸一下头发，微微一笑，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三趟，然后在长凳上坐下，又微微一笑。他羞得不得了，不由得暗暗吃惊：人的羞臊竟能达到这样强烈，这样果断的程度。羞得他微笑，做手势，小声说着不连贯的话。

他想到刚才给人家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想到自己那么胆怯，就不由得害羞。不过最使他害羞的却是他竟然大胆地搂住一个正派的有夫之妇的腰，其实，他觉得，不论按他的年龄、仪表，还是社会地位来说，他都没有任何权利那样做。

他跳起来，走出凉亭，头也不回，一直往花园深处，离房子很远的地方走去。

“唉，快点离开此地才好！”他抱住头，暗想，“上帝啊，快点才好！”

沃洛嘉原定跟他的妈妈一同搭八点四十分钟那班火车动身。现在距离开车还有三个钟头光景，可是他恨不能马上就到火车站去，不等他的妈妈了。

七点多钟他走回正房。他周身显出果断的神情：要出什么事就让它去出吧！他决定大胆走进房间，正眼看人，大声说话，什么也不顾忌。

他穿过露台、大厅，在客厅里站住，喘口气。在这儿，他可以听见隔壁的饭厅里人们在喝茶。舒米兴太太、他的妈妈、纽达在谈一件什么事，笑个不停。

沃洛嘉听着。

“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纽达说，“我都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他对我讲他的爱情，甚至，你们猜怎么着，一下子把我的腰搂住，我简直认不得他了。你们要知道，他有他的派头！他说他爱我的时候，他脸上有一股蛮气，像切尔克斯人[2]一样。”

“真的吗？”他的妈妈惊叫道，随后咯咯地笑个不停，“真的吗？他多么像他的父亲啊！”

沃洛嘉就往回跑，一直跑到露天底下。

“她们怎么能大声谈这种事呢！”他痛苦地想，把两只手合在一起，恐怖地瞧着天空，“她们公然说出口，而且说得那么满不在乎……妈妈还笑呢……妈妈！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赐给我这样一个母亲？为什么呀？”

可是他无论如何还是得走进正房去。他在林荫道上来回走了三趟，略略定一下心，就走进正房。

“为什么您到时候不来喝茶？”舒米兴太太厉声问道。

“对不起，我……我该上火车了，”他喃喃地说，没有抬起眼睛来，“妈妈，已经八点钟了！”

“你自己回去吧，我亲爱的，”他的妈妈懒洋洋地说，“我留在丽丽家里过夜了。再见，我的孩子。……让我给你画个十字。……”

她在儿子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转过身去用法国话对纽达说：

“他长得有点像莱蒙托夫呢。……不是吗？”

沃洛嘉好歹告了别，没有朝任何人的脸看一眼，就走出饭厅去了。过了十分钟，他已经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心里暗暗高兴。现在他不再觉得害怕，觉得害羞，呼吸轻松而畅快了。

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半俄里远的地方，他在路旁一块石头上坐下，定睛看着太阳，它有一大半已经隐到铁道路基后面去了。火车站上有几处已经点起灯火，有一盏昏暗的绿灯闪着亮光，可是还看不见火车。沃洛嘉坐在这儿，一动也不动，静听傍晚渐渐来临，觉得很愉快。凉亭里的昏暗、脚步声、浴棚的气味、笑声、腰，都在他想象中极其生动地出现，这些东西不再像先前那样可怕和重要了。……

“这种事无所谓。……她没有缩回手去，而且我搂住她的腰的时候，她笑了，”他想，“可见她是喜欢这样做的。如果她觉得厌恶，她就会生气了。……”

现在沃洛嘉才感到烦恼，因为当时在凉亭里他勇气不够。他后悔不该这么愚蠢地走掉，他已经相信假使这件事重演，他对待这件事就会比较大胆，比较简单了。

而且这种事也不难重演。在舒米兴家里，人们吃过晚饭以后总要出去散步很久。假如沃洛嘉跟纽达一块儿在幽暗的林荫道上散步，那么机会就来了！

“我回去吧，”他想，“我明天坐早班火车走好了。……我就说我误了火车。”

他就回去了。……舒米兴太太、他的妈妈、纽达、一个侄女正坐在露台上打纸牌。沃洛嘉对她们撒谎说误了火车，她们感到不安，担心他明天误了考试，都劝他早点起床。她们打纸牌的时候，他一直坐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纽达，等着。……他脑子里已经拟定一个计划：他在昏暗里走到纽达跟前，拉住她的手，然后搂抱她。什么话都不用说，因为他们双方不必说话就能会意了。

可是晚饭以后，那些女人没有到花园里去散步，却继续打纸牌。她们一直打到深夜一点钟才散，各自去睡觉。

“这是多么荒唐呀！”沃洛嘉上床睡觉的时候烦恼地想，“可是没有关系，我等到明天就是。……明天再到凉亭里去。没关系。……”

他不打算睡觉，却坐在床上，两手抱着膝头，思索着。他一想到考试就觉得讨厌。他已经断定他会被开除，不过开除也没什么可怕的。刚好相反，那倒很好，甚至好得很呢。明天他就会像鸟儿一样自由，穿上平常人的衣服[3]，公开吸烟，常到此地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追求纽达了。他不再是中学生，而是“年轻人”了。至于其他方面，所谓事业啊，前途啊，那也很清楚：沃洛嘉可以去当志愿兵，可以去做电报员，还可以进药房工作，日后升到药剂师的地位……职业还嫌少吗？一两个钟头过去了，他却仍旧坐在那儿思索。……

两点多钟，天已经亮起来，房门却小心地吱呀一响，他的妈妈走进房间来。

“你没有睡吗？”她问，打个哈欠，“睡吧，睡吧，我来一下就走。……我是来拿药水的。……”

“您要药水做什么？”

“可怜的丽丽又抽筋啦。睡吧，我的孩子，明天你还要去考试呢。……”

她从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一个装着药水的小瓶子，走到窗子跟前，看一下瓶子上贴的条子，走出去了。

“玛丽雅·列昂捷耶芙娜，这药水不对！”过了一分钟，沃洛嘉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这是铃兰香水，可是丽丽要的是吗啡。您的儿子睡了吗？请他找一找吧。……”

这是纽达的声音。沃洛嘉心里一凉。他赶紧穿好长裤，披上制服大衣，走到房门跟前。

“您听明白吗？吗啡！”纽达小声解释说，“那上面应该写着拉丁字。您叫醒沃洛嘉，他会找到的。……”

妈妈推开房门，沃洛嘉看见纽达了。她身上穿的就是她原先到浴棚去所穿的那件罩衫。她的头发没有理好，披散在肩膀上，她的脸带着睡意，由于天色昏暗而发黑。……

“瞧，沃洛嘉没有睡着……”她说，“沃洛嘉，您找一找看，亲爱的，柜子里有一瓶吗啡！这个丽丽真是磨人。……她老是闹病。”

他的妈妈嘟哝了一句什么话，打个哈欠，走出去了。

“您倒是找啊，”纽达说，“干吗呆站着？”

沃洛嘉就走到小柜子那儿去，跪下，开始一个个查看那些药瓶和药盒。他两只手发抖，胸口和肚子里有这么一种感觉，仿佛有一股寒流在内脏里乱窜似的。他没有必要地拿出一瓶瓶酒精、石碳酸、各种草药，可是他的手发抖，瓶子里的药水就洒出来，这些药水的气味弄得他透不出气，脑袋发晕。

“妈妈好像走了，”他想，“这才好……这才好。……”

“就要找着了吗？”纽达拖长声音问道。

“快找到了。……喏，这一瓶好像是吗啡……”沃洛嘉看到瓶子上注明“吗……”就说，“这就是！”

纽达站在门口，一只脚在过道上，另一只脚在房间里。她在理头发，那却是很难理顺的，她的头发那么密，那么长！她心不在焉地瞧着沃洛嘉。天空已经现出鱼白色的曙光，然而还没有被太阳照亮，纽达笼罩在照进房间里来的这种微光里，穿着肥大的罩衫，带着睡意，披散着头发，在沃洛嘉看来，她是那么迷人，那么艳丽。……他神魂颠倒，周身发抖，想起先前他在凉亭里搂抱过这个美妙的肉体，心里不由得飘飘然，就把药水递给她，说：

“您多么……”

“什么？”

她走进房间来。

“什么？”她含笑问道。

他沉默了，看着她，然后，如同先前在凉亭里那样抓住她的手。……她瞧着他，微笑着，看他接着会怎么样。

“我爱您……”他小声说。

她不再微笑，沉吟一下，说：

“等一等，好像有人来了。哎，你们这些中学生啊！”她小声说着，走到门口，朝过道里瞧了瞧，“哦，没有人。……”

她回来了。

这时候，沃洛嘉觉得这个房间、纽达、曙光、他自己，仿佛融合成一种浓烈的、不同平常的、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觉，人为了这种幸福是甘愿牺牲生命，忍受永久的磨难的。可是过了半分钟，这一切突然消失了。沃洛嘉只看见那张难看的胖脸给嫌恶的神情弄成一副丑相，他自己也忽然对眼前发生的事感到憎恶了。

“不过我得走了，”纽达说，厌恶地瞧着沃洛嘉，“您多么难看，多么寒碜啊……呸，丑小鸭！”

这当儿，沃洛嘉觉得她的长头发、她的肥罩衫、她的脚步、她的嗓音多么不成体统！……

“丑小鸭……”他等她走后暗自想道，“真的，我丑。……一切都丑。”

户外，太阳已经升上来，鸟雀大声歌唱。可以听见花匠在花园里走动，他的手车吱吱嘎嘎地响。……过了一会儿，传来牛叫声和牧笛的吹奏声。阳光和声音都在述说这个世界上有个地方存在着纯洁优美而富于诗意的生活。可是那种生活在哪儿呢？他的妈妈也好，他四周所有的人也好，都从来也没有对他讲起过那种生活。

等到听差来唤醒他，要他去乘早班火车，他却假装睡熟了。……

“去他的，我什么都不去管了！”他想。

他到十点多钟才起床。他照着镜子梳头发，瞧着他那张难看的、由于彻夜失眠而苍白的脸，暗自想道：

“完全对。……丑小鸭。”

妈妈看到沃洛嘉，见他没有去参加考试，吃了一惊，他却说：

“我睡过头了，妈妈。……不过您不必担心，我会弄到一份医师证明交上去的。”

舒米兴太太和纽达睡到十二点多钟才醒来。沃洛嘉听见舒米兴太太砰的一响推开房间里的窗子，听见纽达用响亮的笑声回答她粗嗄的说话声。他看见房门开了，一长串侄女和食客（他的妈妈也在食客的行列中）从客厅里走来吃早饭，看见纽达刚洗过的、笑嘻嘻的脸开始闪现，看见她的脸旁边出现了刚从城里来的建筑师的黑眉毛和黑胡子。

纽达穿着小俄罗斯式的服装，这身衣服跟她完全不相称，使她显得呆板了。建筑师说些庸俗乏味的笑话。早饭的肉饼里放了过多的葱，至少沃洛嘉觉得是这样。他还觉得纽达故意大声发笑，往他这边看，要他明白昨晚的事一点也没使她不安，她根本没理会到桌子旁边坐着一只丑小鸭。

下午三点多钟，沃洛嘉跟他的妈妈一块儿坐车到火车站去。丑恶的回忆、失眠的夜晚、开除出校的前景、良心的责备，如今在他心里引起一种沉重阴郁的愤懑。他瞧着妈妈消瘦的侧影，瞧着她的小鼻子，瞧着纽达送给她的雨衣，嘟哝说：

“为什么您擦胭脂抹粉？在您这种年纪，这不相宜了！您极力打扮得漂亮，输了钱不认账，吸别人的烟……这真叫人厌恶！我不爱您……不爱您！”

他辱骂她，她呢，惊慌地转动她的小眼睛，把两只手一拍，害怕地小声说：

“你说什么呀，我的孩子？我的上帝，这会让马车夫听了去的！快闭上嘴，不然马车夫就听见了！他全听得见！”

“我不爱您……不爱您！”他接着说，不住地喘息，“您不顾廉耻，您没有灵魂。……不准您穿这件雨衣！听见没有？要不然我就把它撕得粉碎。……”

“清醒一下吧，我的孩子！”妈妈哭着说，“马车夫会听见的！”

“我父亲的财产到哪儿去了？您的钱到哪儿去了？您全花光了！我倒不为贫穷害羞，可是有这样的母亲，我却感到害羞。……每逢我的同学问起您，我总是脸红。”

在火车上，他们要坐两站才到家。沃洛嘉始终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周身发抖。他不愿意走进车厢去，因为车厢里坐着他痛恨的母亲。他憎恨自己，憎恨乘务员，憎恨火车头冒出的烟，憎恨寒冷，他认为他的颤抖就是由这种寒冷引起的。……他心里越是沉重，他就越是强烈地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个什么地方，人们过着纯洁、高尚、温暖、优美的生活，那种生活里充满爱情、温暖、欢乐、自由。……他这样感觉着，十分苦闷，甚至惹得一个乘客定睛瞧着他的脸，问道：

“大概您牙痛吧？”

在城里，妈妈和沃洛嘉住在贵夫人玛丽雅·彼得罗芙娜家里，那位夫人租下一所大房子，再把房间分租给房客们。妈妈租了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有几扇窗子，房里放着她的床，墙上挂着两个金边镜框，里面嵌着画片，这个房间由她自己住，另一个房间紧挨着这个房间，又小又黑，由沃洛嘉住。小房间里放着一张长沙发，他就睡在那上面，除此以外就没有任何家具了。整个房间摆满装衣服的柳条筐、帽盒以及妈妈不知为什么保存下来的种种废物。沃洛嘉温课是在母亲房间里或者“公用房间”里，所谓“公用房间”是一个大房间，所有的房客在那儿吃午饭，傍晚也都在那儿聚会。

他回到家，就往长沙发上一躺，盖上被子，想止住他的颤抖。那些帽盒、柳条筐、废物使他想起他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没有一个避难所可以借此躲开妈妈和她的客人，躲开如今从“公用房间”里传来的说话声。那些丢在墙角上的书包和书使他想起他没有参加考试。……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来由地想起芒通[4]，以前，他七岁的时候，跟已故的父亲在那儿住过，他还想起比亚里茨[5]，想起跟他一块儿在沙滩上奔跑过的两个英国女孩。……他竭力回想天空和海洋的颜色，回想海浪的澎湃，回想他当时的心境，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英国女孩在他的想象里不住地闪动，像活的一样，可是其余的印象却混成一团，胡乱地飘动着。……

“不，这儿冷。”沃洛嘉想着，从沙发上起来，穿上制服大衣，走到“公用房间”去了。

人们正在“公用房间”里喝茶。茶炊旁边坐着三个人：他的妈妈，一个年老的音乐女教师，戴着玳瑁架的夹鼻眼镜[6]，还有个上了年纪而且很胖的法国人阿甫古斯青·米海雷奇，他在一家化妆品工厂里工作。

“我今天没吃午饭，”他的妈妈说，“我得打发女仆去买面包。”

“杜尼雅希！”法国人叫了一声。

不料女仆已经由女房东不知差遣到哪儿去了。

“哦，这也没关系，”法国人说，畅快地微笑着，“我自己马上去买面包就是。哦，这没什么！”

他就把他那支辛辣发臭的雪茄烟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戴上帽子，走出去了。他走后，他的妈妈就开始对音乐女教师讲她怎样在舒米兴家里做客，人家待她多么好。

“要知道，丽丽·舒米兴娜是我的亲戚……”她说，“她故去的丈夫舒米兴将军是我丈夫的表哥。她出嫁前是柯尔勃男爵家的小姐……”

“妈妈，您在胡说！”沃洛嘉生气地说，“您何必说谎呢？”

他知道得很清楚，妈妈说的是实话。她所讲的关于舒米兴将军和将军夫人原是柯尔勃男爵小姐的话，没有一句是谎言，可是他仍旧觉得她在说谎。她说话的口气也好，脸上的神情也好，她的眼光也好，总之，一切都显得她在撒谎。

“您在说谎！”沃洛嘉又说一遍，伸出拳头捶一下桌子，用力那么猛，弄得所有的茶具都颤动起来，连妈妈的茶也泼翻了，“为什么您讲那些将军和男爵？那都是谎话！”

音乐女教师慌了手脚，用手绢捂住嘴咳嗽起来，假装她喝茶呛着了，妈妈却哭了起来。

“我该到哪儿去好呢？”沃洛嘉暗想。

街上他已经去过，同学家里却不好意思去。他又没来由地想起那两个英国女孩。……他在“公用房间”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走进阿甫古斯青·米海雷奇的房间。这儿有香精油和甘油肥皂的强烈气味。桌子上，窗台上，以至椅子上，都放着许多小瓶、玻璃杯、酒杯，里面盛着各种颜色的液体。沃洛嘉在桌上拿起一份报纸，翻开来，看一眼报名：《费加罗报》[7]。……这张报纸发散着一股浓烈而好闻的气味。随后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把手枪。……

“算了，您别放在心上！”隔壁房间里音乐女教师在安慰他的妈妈，“他还那么年轻！年轻人在他那种年纪，头脑里总难免有些多余的想法。对这种事也只好想开一点。”

“不，叶甫根尼雅·安德烈耶芙娜，他给惯坏了！”妈妈像唱歌似的说，“没有人管教他，我呢，又软弱，没有办法。哎，我真不幸啊！”

沃洛嘉把枪口放进嘴里，摸到一个像扳机或者勾机之类的东西，用手指按一下。……然后他又摸到一个凸出的东西，就再按一下。他把枪口从嘴里取出来，用制服大衣的下摆把它擦干净，看一下枪机。他生平从来没有拿过武器。……

“好像得把它扳起来才成……”他想，“对，大概是这样。……”

阿甫古斯青·米海雷奇走进“公用房间”，笑着讲一件什么事。沃洛嘉又把枪口放进嘴里，用牙齿咬住，再用手指在一个东西上按了一下。枪声响起来。……不知什么东西带着可怕的力量在沃洛嘉的后脑壳上打了一下，他就扑在桌子上，脸埋在那些小瓶和酒杯中间。然后他看见他那去世的父亲头戴大礼帽，礼帽上缠着一条很宽的黑丝带，大概是为了悼念一位什么太太，在芒通的人行道上走着，他父亲忽然用两只手抱住他，他俩就飞进一个很黑的深渊里去了。

然后一切都混淆起来，消散了。……

[1] 原文为法语。

[2] 高加索北部一个山区民族。

[3] 指不必穿学生的制服。

[4] 法国东南的一个城市，靠近地中海，是一个著名的疗养地。

[5] 法国西南的一个城市，也是疗养地。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一种法国报纸。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一群羊在草原上一条名叫“大路”的宽阔道路上过夜。看羊的是两个牧人。一个年纪已经八十上下，牙齿脱落，脸皮发颤，他伏在路旁，肚皮朝下，胳膊肘放在扑满尘土的车前草叶子上；另一个是年轻小伙子，生着浓密的黑眉毛，还没有长出唇髭，身上的衣服是粗麻布做的，这种布通常是做廉价的麻袋用的。他躺在那儿，脸朝上，两只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向上仰望天空，银河正好横在他的脸上边，那儿有许多睡眼惺忪的星星。

这儿不光有两个牧人。离他们一俄丈远，在笼罩着大路的昏暗中，现出一匹乌黑的、上了鞍子的马，马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穿着大皮靴和短上衣，倚着马鞍，多半是地主家的管事。凭他那挺直不动的身材，凭他的气派，凭他对待牧人和马的态度来看，他是个严肃稳重而且自视很高的人，就连在黑暗里也可以看出他带着军人的风度，举止之间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尊严迹象，这是经常跟地主们和总管们周旋得来的。

那些羊睡着了。曙光已经开始布满东方的天空，在这灰白色的背景上，可以看见这儿那儿有些没有睡觉的羊的身影。它们站在那儿，低下头，在想什么心事。它们的思想纯粹来自辽阔的草原和天空的印象，来自白昼和黑夜的印象，枯燥而郁闷，这些思想大概重重地压在它们心上，使它们对一切都淡漠无情，如今它们就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既没留意到有生人在场，也没留意到牧羊犬的不安。

昏沉、凝滞的空气里满是夏天草原夜晚必然会有的单调的闹声。螽斯不停地叽叽叫，鹌鹑在歌唱。在离羊群一俄里远的小山沟里，流着小河和生着柳树的地方，有些幼小的夜莺在懒洋洋地打呼哨。

管事下马原是要向牧人们借个火儿点烟的。他沉默地点上烟斗，吸完一袋烟，然后一句话也没说，胳膊肘倚着马鞍，沉思了。年轻的牧人根本不理他，仍旧躺在那儿，看着天空。老人却对管事打量很久，问道：

“您好像是玛卡罗夫庄园上的潘捷列吧？”

“就是我。”管事回答说。

“我看就是嘛。我先没认出您来，可见您要发财了[1]。上帝把您从哪儿打发来的啊？”

“从柯维列甫斯基区来。”

“那儿很远啊。你们那儿的地是按分成的办法佃出去的吗？”

“按几种不同的办法。有的是分成，有的是收租钱，有的是收瓜。说实在的，我刚才到磨坊去了一趟。”

有一只又大又老的灰白色牧羊犬，浑身毛茸茸，眼睛和鼻子旁边生着一圈圈毛，极力装出不在乎有生人在场的样子，心平气和地绕着那匹马走了三圈，可是忽然间，它出人意外地朝着管事的后背扑过去，发出气愤、苍老、嘶哑的吠声，其余的狗也忍不住从原地跳过来。

“去，该死的！”老人叫道，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来，“叫你咽了气才好，鬼东西！”

等到那些狗平静下来，老人就恢复原先的姿势，用从容的口气说：

“在耶稣升天节[2]，科维利村的叶菲木·日美尼亚死了。晚上可别讲这种事，谈这样的人是罪过的。他是个坏老头子。您大概听说了。”

“不，我没听说。”

“我说的是叶菲木·日美尼亚，铁匠斯捷普卡的舅舅。这一带的人都认识他。哼，那是个该死的老头子！我认识他有六十年了！自从赶走法国人的沙皇亚历山大给装在大车上从塔甘罗格运到莫斯科的那年[3]起，我就认识他了。我们一块儿去迎接过去世的沙皇，那时候大路不通巴赫穆特，而是从叶绍洛夫卡通到戈罗季谢，眼下的科维利从前净是些大鸨的窠，每走一步就能碰到一个大鸨窠。那当儿我就已经瞧出来日美尼亚身上有邪气，有鬼附了他的身。我留意过：要是一个庄稼人老是不开口说话，净干些老太婆的杂务事，一心要孤孤单单过日子，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叶菲木卡[4]呢，从年轻的时候起就老不开口，闷声不响，斜着眼睛看人，他总好像绷着脸，摆架子，就跟公鸡见了母鸡似的。到教堂去也好，跟小伙子们到街上去玩也好，进酒店去喝几杯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他老是一个人坐着，再不然就跟老太婆们小声谈天。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就干照料蜂房或者看守菜园子的活儿[5]。有时候，有些好人到他的菜园去，他的西瓜和香瓜就吱吱地叫。有一回，他钓起一条狗鱼，当时有外人在场，那条鱼哈哈哈地笑起来了。……”

“这种事是有的。”潘捷列说。

年轻的牧人翻个身，扬起黑眉毛，定睛瞧着老人。

“那么你听见过西瓜吱吱叫？”他问。

“求上帝保佑，听倒是没听到过，”老人叹道，“不过人家都这么说。这没有什么稀奇。……只要魔鬼起了意，就连石头都会吱吱叫。农奴解放[6]前，我们那儿的山岩呜呜地叫了三天三夜呢。这可是我自己听见的。那条狗鱼笑，是因为日美尼亚钓上来的不是狗鱼，是魔鬼。”

老人想起一件什么事来了。他很快地起来，跪在地上，仿佛怕冷似的缩起脖子，急躁地把手揣在袖管里，像快嘴的女人那样用鼻音嘟哝着：

“上帝啊，拯救我们，怜悯我们！有一回我顺着河边走到新巴甫洛夫卡村去。天起了风暴，好大的暴风雨，求圣母天后保佑吧。……我赶紧使出全身气力往前走，一看，路边荆棘丛中（当时荆棘生得正旺）有一条白牛走出来了。我心想：这是谁家的牛？为什么魔鬼把它打发到这儿来了？它一边走一边摇尾巴，还呜呜地叫！可是，那当儿，老兄，等我追上它，走近前去一看，原来它不是牛，却是日美尼亚。我嘴里念着：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7]！我在胸前画十字，他呢，瞧着我，嘴里念念叨叨，一个劲儿翻白眼。我害怕，怕极了！我跟他并排走着，不敢对他说一句话。雷声隆隆地响，天上亮出一条条闪电，柳树朝着河水弯下腰去，猛然间，老兄，一只兔子穿过这条道路[8]……要是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罚我不得好死。它跑啊跑的，忽然站住，口吐人言：‘你们好啊，庄稼汉！’‘走开，你这该死的！’”老人对那条长毛狗叫道，它又绕着马走来走去了，“巴不得你死了才好！”

“这种事是有的。”管事说，仍旧倚着马鞍，没有动。他用低抑而发闷的声音说话，只有沉思的人才那样。

“这种事是有的。”他带着深思的、有把握的口气又说一遍。

“嘿，那真是个坏透了的老头子！”老人接着说，不再那么激烈了，“农奴解放以后，大约过了五年，他在村社办公处挨了一顿打，他为了发泄怨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使科维利全村的人都染上了白喉症。那一回死的人，数都数不清啊，多极了，就像闹了一场霍乱。……”

“可是他是怎么叫人染上病的呢？”年轻的牧人沉默一会儿以后问。

“谁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这用不着什么大聪明，只要起了意就行。日美尼亚用毒蛇的油害人。这法子可厉害，别说吃了那油，就是闻一闻那气味，也会送命哟。”

“这话是实在的。”潘捷列同意说。

“那时候年轻人都想打死他，可是老年人不答应。把他打死可不行。他知道有个地方藏着宝贝。除了他，谁也不知道。这宗宝贝是经人念过咒的，所以你找着了也看不见，可是他看得见。有时候他顺着河岸或者树林走，灌木丛底下和山岩底下就会冒出小火苗来，小小的火苗，小小的火苗。……那些小火苗好像是从硫黄里冒出来的。我亲眼见过。大家本来料着日美尼亚会把那地方告诉人，或者自己动手挖出来，他呢，俗语说得好，却像狗一样自己不吃，又不让人家吃，就这么白白死了：自己没有去挖，也没指点别人去挖。”

管事点起烟斗来，那光一刹那间照亮了他的长唇髭和严厉、庄重的尖鼻子。一个个小光圈，从他手上跳到便帽上，越过马鞍跳到马背上，消失在马耳朵旁边的鬃毛里了。

“这一带是有许多宝贝。”他说。

他慢慢吸进一口烟，往四周扫一眼，把目光停在东方发白的天空上，补充了一句：

“一定有宝贝。”

“这还用说！”老人叹道，“凭种种苗头，可以看出有宝贝，可就是没有人去挖，老兄。谁都不知道真正在哪儿，再者，到了如今这年月，所有的宝贝大概都经人念过咒了。要想找着它，看见它，就得会画符，年轻人，缺了符不顶事。日美尼亚倒有那道符，可是难道你能从他这个秃头鬼那儿要到手？他把那东西藏得严严的，叫谁也拿不到哟。”

年轻的牧人往老人那边爬过两步，用拳头支住脑袋，定睛看着他，目光一动也不动。他的黑眼睛闪出孩子气的恐怖和好奇的神情，在曙光里，这神情似乎使他那粗眉大眼的、年轻的大脸往左右两边伸展，变得扁了。他紧张地听着。

“就连圣书里都写着这一带有许多宝贝呢……”老人接着说，“这是没话可说……错不了的。新巴甫洛夫卡村有个老兵，在伊万诺夫卡村见到过一张字条，这张字条上印着藏宝的地点，甚至印着有多少普特[9]重的黄金，装在什么器具里，按理，有了这张字条早就该得着那宗宝贝了，可就是那宗宝贝经人念过咒，谁也没法拿到手。”

“可是，老爷爷，为什么没法拿到手呢？”年轻的牧人问。

“这里头必是有缘故，那个兵没有说。……那宗宝贝经人念过咒了。……总得有一道符咒去破它才成。”

老人讲得入了迷，仿佛对那个过路的人吐露衷曲似的。他不习惯讲得多，讲得快，因此，说话就结结巴巴，带着鼻音。他觉得光说话还不够，就极力活动脑袋、手、瘦肩膀来装点那些话，他一动，他身上那件粗麻布衬衫就皱出褶子，滑到肩膀上，露出乌黑的后背，那后背是经过日晒，再加上他年老，才变黑的。他把衬衫拉下来，可是它立刻又缩上去了。最后老人好像给那件不听话的衬衫弄得失去了耐性，跳起来，苦恼地说：

“幸福倒是有的，可是它埋在地里，那还有什么用呢？财宝白白地给糟蹋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就跟谷壳或者羊粪一样！年轻人，幸福本来很多，多极了，给全区的人分也分不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看得见！大家料着老爷们会把它挖出来，或者政府会把它拿走。老爷们已经动手挖古墓了。……他们必是闻出味儿来了！他们瞧着农民的运气眼热！政府也在暗自打主意。法律上有这么一条，说是农民找到宝贝就得上缴官府。哼，你等着就是，你在做梦！宝是有的，可就不给你们！”

老人轻蔑地笑出声来，往地上一坐。管事注意地听着，同意他的话，不过从他身体的姿态，从他的沉默可以看出，他并不觉得老人对他讲的那些话有什么新奇，他早就反复思量过，而且比老人知道的多得多。

“老实说，那种幸福，我这辈子已经找过十来次了。”老人说着，不好意思地搔着后脑勺，“我找的地方没有错，可是大概碰上的都是经人念过咒的宝贝。我父亲也找过，我哥哥也找过，可是连影子都没有找着，结果没有得到幸福就死了。我哥哥伊里亚（如今他已经去世，祝他升天堂吧）受一个修士指点，说是在塔甘罗格的要塞里有个地方有三块石头，在那底下埋着宝贝，又说这宗宝贝经人念过咒，那当儿，我记得是三八年，在玛特威耶夫古陵附近住着一个亚美尼亚人，他卖符。伊里亚就买下符，带着两个小伙子，一齐到塔甘罗格去了。可是，老兄，他们走到塔甘罗格的要塞一瞧，不料那地方站着一个兵，手里拿着枪哩。”

在笼罩草原的宁静空气里传来一个响声。远处有个什么东西突然砰的一响，随后碰着石头，滚过草原，发出嗒嗒嗒嗒的声音。等到声音消失，老人就带着探问的神情瞧着呆站在那儿满不在乎的潘捷列。

“这是一个吊斗脱了环，掉进矿井里去了。”年轻的牧人想了一会儿说。

天已经亮了。银河黯淡，渐渐像雪那样融化，失去了轮廓。天空变得朦胧而混浊，谁也看不清那是万里无云呢，还是盖满了云，只有东方那一带明朗发光的鱼白色和某些地方残存的星星，才使人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清晨的头一阵微风无声无息，小心翼翼地拨动大戟草和去年杂草的棕色茎干，沿着大路掠过去了。

管事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摇了摇头。他用双手抖搂一下马鞍，摸了摸马肚带，仿佛下不了决心骑上马似的，又停下来沉思了。

“是啊，”他说，“你的胳膊肘倒是离你挺近，可就是咬不着它。……幸福是有的，可就是没有本事找着它。”

他扭过脸来对着牧人。他那严厉的脸上现出忧郁和讥诮的神色，就跟失意的人一样。

“是啊，人就这么白白地死了，始终没有看见幸福，没有看见它是什么样子……”他慢条斯理地说，抬起左脚踏上马镫，“年轻点的人也许还等得到那一天，我们呢，却应该丢开这些心思了。”

他摩挲着沾满露水的长唇髭，沉甸甸地骑到马背上，带着仿佛忘了一件什么东西或者有话还没有说完的样子，眯细眼睛看着远方。在淡蓝色的远方，在最后一个高冈跟大雾融成一片的地方，没有一样东西在活动。在地平线上和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这儿那儿耸立着一些作守望用的土台和坟丘，看上去严峻而死气沉沉。它们凝滞不动和悄无声息的样子，使人感到时间的悠久和大自然对人的冷漠无情。哪怕再过一千年，死掉亿万的人，它们也仍旧会像从前那样立在那儿不动，一点也不怜惜死者，丝毫也不关心活人，谁也不会知道它们为什么立在那儿，它们包藏着草原的什么秘密。

醒过来的白嘴鸦一声不响，孤零零地分别在土地上空飞翔。这些长寿的鸟懒洋洋的飞翔也好，每天准时重来的清晨也好，草原的一望无涯也好，其中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管事冷冷一笑，说：

“多么辽阔呀，求上帝保佑我们！你去找幸福吧，看你怎么找得着！这地方，”他压低喉咙，做出严肃的面容，接着说，“这地方准保藏着两份财宝。这两份财宝老爷们是不知道的，不过年老的农民，特别是兵，却知道得清清楚楚。这儿，在这个山冈上一个地方，”管事用马鞭往旁边一指，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些强盗打劫过一队运黄金的人。黄金是从彼得堡运到彼得皇帝那儿去的，他正在沃罗涅日建立海军。强盗打死那些赶大车的，把黄金埋在地下，可是后来他们自己也找不到了。另一份财宝是我们的顿河哥萨克埋藏的。在一二年[10]，他们从法国人手里抢到许许多多各种金银财宝。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听说官府要夺取他们的金银。他们这些好汉不甘心把财物白白缴给官府，就索性埋在地下，至少可以让子孙们得到，可是那些东西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财宝我听说过。”老人阴郁地嘟哝了一句。

“是啊，”潘捷列又沉思起来，“就是嘛。……”

接着是沉默。管事深思地瞧着远方，笑一笑，拉一下缰绳，仍旧现出仿佛忘了一件什么事或者有话没有说完的神情。那匹马不乐意地迈步走动了。潘捷列骑马走了一百步光景，坚决地摇一下头，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用鞭子抽一下马，那匹马就奔驰起来。

这儿只剩下两个牧人了。

“他是玛卡罗夫庄园上的潘捷列，”老人说，“他一年挣一百五十卢布，吃东家的伙食。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醒来的羊（它们一共有三千头上下）闲着没事做，不大乐意地吃着那些低矮的、被人踩倒的青草。太阳还没升上来，不过人已经可以看清所有的高冈，远处那个耸起尖顶的萨乌尔墓好像一朵云。如果爬上陵墓，就可以在那儿看见像天空一般平坦无边的平原，看见地主的庄园、日耳曼人和莫罗勘派[11]教徒的田庄、乡村。视力好的卡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瞧见城市和铁道上的火车。只有从那陵墓上，才可以看见世界上除了沉默的草原和古老的坟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是跟埋藏着的幸福以及绵羊的思想没有关系的。

老人在身旁摸到他那根“牧杖”，那是一根长木杖，顶上有一个钩。他站起来，思索着。在年轻的牧人脸上，那种孩子气的恐怖和好奇神情还没消散。他正处在他刚听到的故事的影响下，焦急地等着新的故事。

“老大爷，”他站起来，拿着自己的牧杖，问道，“你哥哥伊里亚怎么对付那个兵来着？”

老人没听清他问的话。他呆呆地瞧着年轻的牧人，努动着嘴唇回答说：

“我啊，山卡，一直在想那个兵在伊万诺夫卡村见到的字条。我有一句话没对潘捷列说，求上帝跟他同在吧，其实字条上写明了地方，那个地方就连娘们儿家都找得到。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就在富饶谷，在山谷像鹅掌那样分出三条山沟的地方，在中间那条山沟里。”

“怎么，你去挖吗？”

“我打算去碰碰运气。……”

“老大爷，你找到了财宝，打算拿它怎么办呢？”

“我吗？”老人笑着说，“哼！……只要找着了，那我……我就叫大家都看看我的本事。……哼！……我知道该怎么办。……”

至于找到财宝后会拿它怎么办，老人答不上来了。今天早晨提到他面前来的问题他大概从未想到过，这还是生平第一次，不过，凭他那轻慢而淡漠的脸色看来，他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要紧，值得去考虑。这时候，山卡的头脑里又生出一个疑团：为什么只有老人才找财宝？人间的幸福对这些每天都可能衰老得死掉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可是山卡不能把这个疑团变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老人呢，对这个问题恐怕也是答不上来的。

巨大的红日出现了，四周围绕着淡淡的薄雾。宽条的阳光还带着凉意，倾注在沾着露水的青草上，向四周伸展开去，平铺在大地上，带着欢乐的样子，仿佛极力要证明它不厌烦它的工作似的。银白的蒿子、猪葱的蓝花、黄色的山芥菜、矢车菊合在一起，花团锦簇，把阳光化成它们自己的微笑了。

老人和山卡分开，站在这群羊的两头。两人站在那儿发呆，一动也不动，瞧着地下，思索着。老人没丢开有关幸福的想法，山卡呢，想着夜间他们讲的那些事。使他发生兴趣的倒不是幸福本身，那是他不需要，也不理解的，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间幸福那种离奇的、类似神话的性质。

有一百头羊惊跳起来，在一种不可理解的恐怖中，像是得了暗号似的，一齐从羊群里往旁边冲出去。一时间，山卡仿佛也受到羊的枯燥而郁闷的思想的感染，同样生出不可理解的兽性的恐怖，冲到一边去了，不过他立刻醒悟过来，叫道：

“呸，疯子！你们疯了，该死的！”

太阳开始烘烤大地，预示溽暑会来得很久，谁也阻挡不住，于是一切夜间活动和发出声音的活东西就都沉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了。老人和山卡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

[1] 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2] 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后第四十天。

[3] 1825年11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塔甘罗格去世。“赶走法国人”指1812年的俄法战争。

[4] 叶菲木的小名。

[5] 这在俄国农村中是轻体力劳动，老人们才干这种活儿。

[6]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

[7] 这是祈求保佑的祷告词。

[8] 按照俄国迷信的说法，这是不祥之兆。

[9]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10] 指1812年的俄法战争。

[11] 从俄罗斯正教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主张每个教徒都有独立解释《圣经》的权利，取消教会和祭司，反对举行仪式，提倡“自我修道”，在家祈祷。

阴雨天

大雨点抽打昏暗的窗子。这是一场在别墅区常常遇到的、惹人厌烦的雨，这种雨一下开头，照例会拖很久，一连下几个星期，直到别墅的住客挨着冻，习惯了，变得灰心丧气才会罢休。天气很凉，人可以感到那种强烈的、不舒服的潮气。律师克瓦兴的岳母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菲里波芙娜穿着雨衣，围着披巾，坐在饭厅里的饭桌旁边。老太婆的脸上流露出这样一种神情：她，谢天谢地，总算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健康，已经把她的独生女嫁给一个挺好的人，现在尽可以心安理得地摆一摆牌阵[1]了。她女儿是个矮小、肥胖的金发女人，二十岁上下，生一张温和而贫血的脸，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正在看书。从她的眼睛可以看出，她与其说是在看书，不如说是在想心事，这可是书本上没有的。两人沉默着。雨声哗哗地响，厨房里传来厨娘那拖长的哈欠声。

克瓦兴本人不在家。每逢下雨的日子，他总是不到别墅来，留在城里。别墅区的潮湿天气对他的支气管炎有不好的影响，妨碍他工作。他抱定一种见解，认为阴天的景象和窗上的雨珠足以使人丧失精力，产生忧郁的心情。城里比较舒适安乐，阴雨天就几乎引不起注意了。

老太婆摆过两次牌阵后，把纸牌洗一下，看一眼她的女儿。

“我用纸牌算个卦，看明天会不会有好天气，我们的阿历克塞·斯捷潘内奇会不会回来。”她说，“他已经有五天没有回来了。……上帝在用天气惩罚人哟。……”

娜杰日达·菲里波芙娜冷淡地瞧瞧母亲，站起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昨天晴雨表升上去了，”她沉思地说，“今天呢，据说又下降了。”

老太婆把牌列成三长排，摇一摇头。

“你惦记他？”她看一眼女儿，问道。

“当然！”

“我看出来了嘛。怎么能不惦记！他已经有五天没回来了。五月里，他至多两天或者三天不回来，现在呢，五天了，真不得了！我不是他的妻子，可是也惦记他了。昨天人家告诉我说，晴雨表升上去了，我就吩咐人为他，为阿历克塞·斯捷潘内奇宰了一只小鸡，杀好一条鲫鱼。这都是他喜欢吃的。你那去世的父亲最见不得鱼，可是他爱吃。他总是吃得蛮有滋味的。”

“为了他，我的心都痛了。”她的女儿说，“我们觉得烦闷，可是要知道，妈妈，他更加烦闷哟。”

“可不是！白天老是办案子，到了晚上又孤零零地住在空宅子里像是一只猫头鹰。”

“顶要命的是，妈妈，他单身一个人待在那儿，没有仆人，也没有人给他烧茶炊或者送水。为什么他不在夏天这几个月里雇个听差呢？再者，既然他不喜欢这个别墅，又何必要这个别墅呢？我早就对他说过，用不着要这个别墅，可是不行。他说：‘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啊。’其实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呢？他为我受这么多的罪，倒要害得我生一场病了！”

女儿从母亲的肩头上望过去，看见牌阵上有个地方不对，就弯下腰凑近桌子，纠正那个错误。紧跟着来了沉默。她们两人眼睛瞧着牌，心里却在想象她们的阿历克塞·斯捷潘内奇现在孤零零地坐在城里他那阴森的空书房里工作，挨着饿，筋疲力尽，惦记着家人。……

“你猜怎么着，妈妈？”娜杰日达·菲里波芙娜突然说，眼睛发亮了，“如果明天还是这种天气，我就搭早班火车到城里去看他！至少我要看看他身体怎样，照应他一下，让他喝点茶。”

两人都暗自吃惊：这么一个简单而容易办到的想法，早先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呢。坐火车到城里只有半个钟头的路程，然后再坐二十分钟的马车就到家了。她们又谈了一会儿，觉得很满意，就在同一个房间里上床睡觉了。

“唉—唉—唉。……上帝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老太婆听到大厅里的钟敲两点，叹口气说，“睡不着啊！”

“你没有睡着，妈妈？”女儿小声问道，“我呢，一直在惦记阿辽沙[2]。希望他在城里别苦坏了身体才好！上帝才知道他在哪儿吃早饭和午饭，左不过是在餐馆里或者饭铺里。”

“我也在想这个，”老太婆叹道，“求圣母拯救他，保佑他。可是这雨，这雨啊！”

到早晨，雨不再抽打窗子了，然而天空仍旧像昨天那么阴霾。树木哀伤地站在那儿，一阵风吹过，就洒下许多水点。泥路上的脚印、小沟、车辙，都盛满了水。娜杰日达·菲里波芙娜决定动身了。

“替我问他好，”老太婆帮她女儿穿衣服，说，“你就说别为办案子太操心。……也该休息一下。他上街的时候，叫他包好脖子：天气太坏，求上帝保佑吧！再者，你把小鸡给他带去，家里做的吃食虽说是凉的，也比饭馆里的强。”

女儿走了，临行说定，坐晚班火车回来，或者明天早晨回来。

可是她老早就回来了，家里还没吃饭，老太婆正坐在卧室里一口箱子上，睡意蒙眬，盘算着晚饭给她女婿做些什么菜。

她女儿走进房来见她，脸色苍白，神情恍惚，一句话也没说，帽子也不脱就往床上一坐，一头倒在枕头上。

“你这是怎么了？”老太婆惊讶地说，“为什么这样快就回来了？阿历克塞·斯捷潘内奇在哪儿？”

娜杰日达·菲里波芙娜抬起头来，用失神的、恳求的目光瞧着她的母亲。

“他欺骗我们，妈妈！”她说。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求基督跟你同在！”老太婆惊慌地说，包发帽从脑袋上滑下来了，“谁会来欺骗我们？怜悯我们吧，主啊！”

“他欺骗我们，妈妈！”她女儿说，下巴发抖。

“你怎么知道的？”老太婆嚷道，脸色苍白了。

“我们家的门锁着。扫院子的人说，一连五天阿辽沙没有回过家。他没住在家里！没住在家里！没住在家里！”

她摇着手，放声大哭，嘴里光是念叨着：

“没住在家里！没住在家里！”

她发了歇斯底里。

“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婆害怕地嘟哝说，“他前天写来的信上还说他没有离开过家呢！他在哪儿过的夜？圣徒啊！”

娜杰日达·菲里波芙娜浑身无力，就连脱掉帽子都办不到了。她仿佛吃了麻醉剂似的，茫然往四下里瞧着，焦急地抓住她母亲的胳膊。

“你居然相信那个人：他是个扫院子的呀！”老太婆说，在女儿身旁手忙脚乱，哭着，“你也太爱吃醋了！他不会欺骗你。……再者，他怎么敢欺骗？难道我们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吗？虽然我们出身商人家庭，可是他没有权利欺骗我们，因为你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我们可以去告状！我给过你两万！你又不是个没带陪嫁钱的妻子！”

老太婆自己也放声大哭，把手一挥。她也浑身无力，在她的箱子上躺下了。她们两人没留意到天空已经露出一块块蓝色斑点，云层已经稀薄，初射出来的阳光小心地照耀，滑过花园里潮湿的青草，快活的麻雀在水塘旁边蹦蹦跳跳，水塘里映着奔驰的白云。

将近傍晚，克瓦兴回来了。他离城以前到家里去过一趟，从扫院人那儿得知，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妻子来过。

“我来了！”他走进岳母的房间，快活地说，假装没注意到她们泪痕斑斑的、严厉的脸，“我来了！五天没有见面了！”

他很快地吻一下妻子和岳母的手，做出一个人刚刚做完沉重的工作，心里高兴的样子，往圈椅上一坐。

“哎呀！”他说，吐出他肺里所有的空气，“说真的，我好苦！我连坐一坐的工夫也没有！差不多一连五天……成天到晚过的是野营般的生活！你们再也想不到，家里我一次也没回去过！我一直在应付希普诺夫和伊凡奇科夫的债权人会议，不得不到加尔杰叶夫那儿，在他商店的办公处工作。……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睡在随便哪条长凳上，周身挨冻。……一会儿的空闲都没有，连回家去一趟的工夫都没有。所以，娜久霞[3]，我始终也没有回过家。……”

克瓦兴用手按住身子的两侧，仿佛他累得腰都痛了。他斜起眼睛瞧一下妻子和岳母，想看明白他的谎话，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他的外交手腕，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岳母和妻子带着愉快的惊奇神情互相看一眼，仿佛出乎意外，找到了一件已经失掉的珍宝似的。……她们脸上放光，眼睛发亮。……

“我的亲人啊，”他的岳母跳起来，说，“我为什么在这儿呆坐着？茶！赶快弄茶来！也许你饿了吧？”

“当然饿了！”他妻子说，摘掉头上那块浸过醋的头巾，“妈妈，赶快拿葡萄酒和凉茶来！娜达丽雅，摆饭桌啊！哎呀，我的上帝，什么也没有准备！”

两个人又惊又喜，忙忙乱乱，在各处房间里跑进跑出。老太婆望着她那错怪了好人的女儿，就忍不住笑出声来，女儿呢，觉得怪难为情的。……

饭桌很快就摆好了。克瓦兴本来满嘴冒着马德拉酒[4]和烈性蜜酒的气味，饱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候却口口声声说他饿了，勉强嚼着吃食，不住地讲希普诺夫和伊凡奇科夫的债权人会议，同时他的妻子和岳母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的脸，心里暗想：

“他多么聪明，多么亲切！他长得多么漂亮啊！”

“好得很！”克瓦兴吃完晚饭，在又大又软的鸭绒褥垫上躺下，暗自想道，“她们虽然出身于商人家庭，虽然土头土脑，不过倒也有她们独特的妙处，一个星期里在这儿消磨一两天倒蛮有味道呢。……”

他盖上被子，身体渐渐暖和过来，一面昏昏睡去，一面说：

“太好了！”

[1] 指一种单人玩的纸牌戏。

[2] 阿历克塞的爱称。

[3] 娜杰日达的爱称。

[4] 一种烈性葡萄酒，因葡萄牙属地马德拉群岛而得名。

剧本

“巴威尔·瓦西里伊奇[1]，有一位太太来了，要见您。”路卡通报说，“她已经足足等了一个钟头。……”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刚刚吃完早饭。一听到那位太太，他就皱起眉头说：

“滚她的！就说我很忙。”

“她，巴威尔·瓦西里伊奇，已经来过五回了。她说很需要跟您见面。……她几乎哭了。”

“哼。……那么，好吧，请她到书房去。”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上衣，一只手拿着钢笔，一只手拿着书，做出很忙的样子，走进书房。他的客人在那儿等他，那位太太身材高大而丰满，生着又肥又红的脸，戴着眼镜，显得非常高贵，衣服十分考究（裙子里放着四层腰衬[2]，戴着一顶高帽，帽子上绣着一只火红色的鸟）。她看见主人，就转动脑门底下的眼睛，合起手掌，做出祈求的神态。

“您，当然，不记得我了，”她用高亢的男高音说，分明心情激动，“我……我有幸在赫鲁茨基家里跟您见过面。……我是穆拉希金娜。……”

“啊啊……嗯。……请坐！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您明白，我……我……”太太坐下来，接着说，越发激动了，“您不记得我了。……我是穆拉希金娜。……您明白，我热烈崇拜您的才能，总是津津有味地读您的作品。……您不要以为我奉承您，求上帝保佑我别这样，我只是对您做了应有的赞扬罢了。……我经常读您的作品，经常！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跟写作生活也并不是全不相干，那就是说，当然……我不敢把我自己叫作作家，不过……蜂房里毕竟也有我的一滴蜜呀。……我前后发表过三篇儿童小说，当然，您没有看过……我还翻译过许多作品，而且……而且我那去世的哥哥为《事业》[3]写过文章。”

“哦……嗯嗯嗯。……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您明白……”穆拉希金娜低下眼睛，脸上泛起红晕，“我知道您的才能……您的见解，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我想知道您的看法，或者更确切些说……恳求您提出意见。应当对您说明一下，请您原谅我这样说[4]，我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写了一个剧本。我在把它送到书报检查官那儿去审查以前，想听一听您的意见。”

穆拉希金娜带着落网的鸟那样的激动神情，急急忙忙在连衣裙里摸索着，拿出一本厚厚的大笔记簿。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只喜欢自己的作品，别人的作品如果摆在他面前，要他读，要他听，那总会对他产生一种影响，仿佛要他面对着大炮的炮口一样。他看见笔记簿，吓了一跳，赶紧说：

“好，您把它留在这儿……我来看一看吧。”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穆拉希金娜娇滴滴地说，站起来，合起手掌，做出祈求的样子，“我知道您忙……每分钟在您都是宝贵的，我知道此刻您心里正在说：滚她的。可是……请您费神，让我现在把我的剧本念给您听。……请您发发善心吧！”

“我很高兴……”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为难地说，“不过，夫人，我……我有事。……我……我现在就得出门去。”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夫人哀声叫道，眼睛里含满泪水，“我请您作一点牺牲！我鲁莽，我纠缠不休，可是请您大度包涵吧！明天我就要动身到喀山去了，现在我一心想听听您的意见。请您让我打搅您半个钟头……只要半个钟头就行！我求求您！”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生性软弱，不会推辞。他觉得这位夫人准备放声痛哭，跪下来，就觉得很窘，张皇失措地嘟哝道：

“好，遵命……我听。……我准备听半个钟头就是。”

穆拉希金娜高兴地叫起来，脱掉帽子，坐下，念起来。她先念听差和女仆正在收拾华丽的客厅，他们冗长地议论小姐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她在村子里办学校和医院。女仆等到听差走出去后，念了一大段独白，说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然后穆拉希金娜打发听差回到客厅里，让他念一段冗长的独白，说他们的主人，一位将军，不能容忍女儿的信念，准备叫她嫁给一个阔绰的宫中侍从，他认为民众的得救在于彻底的无知。然后仆人下场，小姐本人来了，对观众申明说，她通宵没有入睡，想念穷教师的儿子瓦连青·伊凡诺维奇，他无偿地接济他那有病的父亲。瓦连青学识渊博，可是既不相信友谊，也不相信爱情，他找不到生活目标，只巴望死，所以她，这位小姐，要拯救他。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听着，苦恼地想念他那长沙发。他恶狠狠地瞧着穆拉希金娜，觉得她的男高音敲着他的耳鼓膜，他什么也没听明白，心里暗想：

“必是鬼把你打发来的。……谁要听你这些胡言乱语！……是啊，你写了剧本为什么就该我倒霉？主啊，她的笔记簿好厚啊！真要命！”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瞧着两扇窗子之间那块墙壁，那儿挂着一张他妻子的照片。他想起他妻子吩咐他买五俄尺长的带子、一斤干酪、一盒牙粉，带到别墅去。

“带子的样品但愿没有丢掉才好。”他暗想，“我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大概在蓝色上衣里。……那些可恶的苍蝇已经把我妻子的照片弄得满是斑斑点点。我得吩咐奥尔迦擦一擦玻璃。……她在念第十二场，可见头一幕快完了。难道这么热的天气，又长着这么一身肉，会有灵感？与其写什么剧本，还不如喝点冷杂拌汤，到地下室去睡一觉的好。……”

“您不认为这段独白长了点吗？”穆拉希金娜抬起眼睛，忽然问道。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没听那段独白。他慌了，用一种惭愧的声调说（倒好像这段独白不是那位太太写的，而是他自己写的）：

“不，不，一点也不长。……很动人。……”

穆拉希金娜快活得满脸放光，继续念道：

安娜 您已经给分析害苦了。您太早停止了心灵的生活而信任智力了。

瓦连青 心是什么？这是解剖学上的概念。至于大家所说的“感情”这个传统术语，我是不承认的。

安娜 （慌张）那么爱情呢？难道这也是观念的复合的产物？请您老实说一句：您爱过什么人吗？

瓦连青（痛苦地）我们不要去碰那个还没有愈合的旧伤口吧。（停顿）您在想什么？

安娜 我觉得您不幸。

她念到第十六场，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打了个哈欠，不料他的牙齿无意中发出狗咬住苍蝇的那种声音。这种不成体统的声音吓了他一跳，为了掩盖这种声音，他就装出听得入神的样子。

“这是第十七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呀？”他想，“啊，我的上帝！如果这种磨难再继续十分钟，我就要喊救命了。……真受不了！”

可是后来夫人总算念得快了一点，也响一点了，临了她提高喉咙，念道：“幕落。”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轻松地吁一口气，准备站起来，可是穆拉希金娜立刻翻过一页，继续念道：

第二幕。景：村街。右边是学校，左边是医院。医院的台阶上坐着一些男女农民。

“对不起……”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插嘴说，“一共有几幕？”

“五幕。”穆拉希金娜回答说，仿佛害怕听朗诵的人走掉，立刻很快地继续念道：

学校的窗子里站着瓦连青，瞧着外面。可以看见舞台深处有些农民拿着自己的家私走进一家小酒店。

如同一个人准备接受死刑、相信没有可能得到赦免似的，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静等她念完，不存一点指望，只是用力不让眼皮合起来，不让脸上失去专心的神情。……至于将来那位夫人总会念完剧本，离开此地，他却觉得非常渺茫，不去想它了。

“特鲁——土——土——土……”他的耳朵里响着穆拉希金娜的声音，“特鲁——土——土……日日日日……”

“我忘记吃苏打了。”他想，“我刚才想什么来着？对了，苏打。……我大概有胃炎。……奇怪，斯米龙斯基成天价灌酒，倒至今没有得胃炎。……窗台上飞来一只鸟儿。是麻雀。……”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竭力张开沉重得快要合在一起的眼皮，打哈欠极力不张开嘴，眼睛瞧着穆拉希金娜。她在他眼睛里模模糊糊，摇摇晃晃，变成三个头的怪物，而且她的头一直顶到天花板上去了。……

瓦连青 不，请您让我走。

安娜 （惊慌）为什么？

瓦连青 （旁白）她脸色惨白了。（对她）请您不要逼我解释。我宁可死，也不会让您知道原因。

安娜 （顿一顿）您不能走。……

穆拉希金娜开始胀大，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巨大的怪物，跟书房里的灰色空气合成一片了。只有她那张活动的嘴还可以看清。随后她又忽然变小，像个瓶子，摇摇晃晃，随着桌子一齐退到房间深处去了。……

瓦连青 （把安娜搂在怀里）你使我复活了，给我指出了生活目标！你使我焕然一新，好比春雨使得苏醒的大地焕然一新！可是……现在已经迟了，已经迟了！一种折磨我心灵的病痛已经无法医治了！……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打了一个寒战，暗淡无光的眼睛盯住穆拉希金娜。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仿佛什么也不明白似的。……

第十一场。景同前。男爵，区警察局长、见证人。……

瓦连青 把我带走吧！

安娜 我是属于他的！把我也带走！是的，把我也带走！我爱他胜过爱我的生命！

男爵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您忘了，您这样一来就把您的父亲断送了。……

穆拉希金娜又开始胀大。……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凶狠地看看四周，站起来，用不自然的、低沉的声调大叫一声，从桌上拿起一个沉甸甸的镇纸，昏昏沉沉，用尽气力，往穆拉希金娜的头上打去。……

“把我捆起来吧，我把她打死了！”过了一分钟，他对一个跑进来的女仆说。

陪审员们判他无罪，把他释放了。

[1] 巴威尔·瓦西里耶维奇的简称。

[2] 19世纪欧洲上层社会妇女垫在腰部，使裙子扩展，借以使体态丰盈的衬垫物。

[3] 俄国学术性文艺刊物，1866—1888年在彼得堡出版。——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法语。

像这样的，大有人在

在别墅区专车开出前一小时，有个一家之长，手里捧着一个玻璃的桌灯圆罩、一辆玩具自行车、一口供儿童用的小棺材，走进他的朋友家里，他筋疲力尽，往长沙发上一坐。

“好朋友，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上气不接下气，眼珠乱转，“我有一件事来求你。请你看在基督分上……把你那管手枪借给我，明天一定奉还。麻烦你了。”

“你要枪有什么用？”

“有用。……哎呀，我的上帝！给我点水喝吧。快拿水来！有用。……今天晚上我要穿过一个黑树林，所以我……得防备万一。……借给我，你行行好吧！……”

他的朋友瞧着家长疲惫不堪的苍白脸色，瞧着他冒汗的额头和昏花的眼睛，耸了耸肩膀。

“哼，你撒谎，伊凡·伊凡内奇！”他说，“见鬼，哪有什么黑树林？大概你在胡思乱想！从你的脸色就可以看出你在打坏主意！不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抱着一口棺材？你听我说，你像是要昏倒的样子！”

“拿水来。……哎呀，我的上帝。……等一等，让我喘过气来。……我累坏了，像狗一样。我的身子和脑袋里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把我的全部血管都从身上抽出来，放在铁扦子上烤似的。……我再也受不住了。……劳驾不要再问我什么话，也不要详细打听……把手枪拿给我吧！我求求你！”

“哎，得啦！伊凡·伊凡内奇，这是多么懦弱！你还是堂堂家长，堂堂五等文官呢！你该害臊才对！”

“你羞辱人自然容易……反正你住在城里，不知道那些该死的别墅是怎么回事。……再拿点水来。……可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你就要换个调门唱歌了。……我成了受难者！我成了驮载货物的牛马、奴隶、下流货，也不知我留恋什么，还没有把自己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我是草包、傻瓜、蠢货！我何必再活下去？何必呢？”

家长跳起来，绝望地合起手掌，开始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是啊，你说说，我何必再活下去？”他嚷着，跑到朋友面前，抓住他的纽扣，“接连不断地遭受这种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为的是什么？为思想受难，我能理解，真的！可是为那些鬼名堂，为女人的裙子和孩子的小棺材受难，我却不能理解，简直没法理解！是啊，是啊，是啊！我够了！够了！”

“你别嚷，我的邻居会听见的！”

“让你的邻居听见就是，我才不在乎呢！你不肯给我手枪，别人自肯给我，反正我不会再在人间活下去！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慢着，你要把我的纽扣揪断了。……你说话冷静点。我仍旧不明白，你的生活有哪点不好呢？”

“哪点？你问哪点？行，我对你讲一下！行！我把心里的话都对你说了，也许我心里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我们坐下吧。……我说得短点，因为一会儿我就要到火车站去，而且我还得先赶到丘特柳莫夫商店去替玛丽雅·奥西波芙娜买两罐鳁鱼和一俄磅果糕，巴不得她到了那个世界让魔鬼拔出舌头来才好！好，你听着。……就拿今天来说。就拿今天做例子吧。你知道，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我得坐在办公室里苦熬。天气又热又闷，苍蝇飞来飞去，而且，老兄，乱得不成体统。秘书请假了，赫拉波夫到外地结婚去了，机关里那些小职员对别墅、恋爱、业余公演都着了迷。一个个睡眼惺忪，浑身没劲，形容憔悴，弄得你一无办法，劝也劝不好，骂也没有用。……秘书的职务由一个左耳发聋、正在热恋中、连收文和发文都分不大清的人代理，这个蠢货什么也不懂，样样事情都只好由我亲自替他做。秘书和赫拉波夫不在，谁都不知道东西该放在哪儿，送往何处，那些来接洽公务的人糊里糊涂，到处瞎跑，忙忙乱乱，大发脾气，出言恫吓，总之闹得乌烟瘴气，弄得你要喊救命！四周围乱七八糟，吵吵嚷嚷。……工作本身也是要命，老是那一套，老是那一套：查对，发公文，查对，发公文，单调得跟海上的小浪一样。你要明白，简直把我弄得连眼睛都要从脑门底下暴出来了。可是，还有更倒霉的事，原来我的上司跟他太太离婚了，正害着坐骨神经痛。他老是发牢骚，愁眉不展，闹得人不得消停。真受不了啊！”

家长跳起来，可是马上又坐下了。

“这都是小事，你听听下文吧！”他说，“从机关里出来，你已经筋疲力尽，劳累不堪，本来该去吃一顿饭，躺下睡一觉才对，可是不行，你得记住你是个有别墅的人，那就是说你是个奴隶，是个废物，是个草包，对不起，你得马上像着了魔似的跑遍全城，办理人家交下来的各种差事。我们的别墅区养成一种可爱的风气：要是有一个住别墅的人进城，那么漫说他的老婆，就连别墅里各式各样的无聊家伙和蠢货都有权力和权利把无数的差事堆到你身上来。你的太太要求你到女服店去把缝工骂一顿，因为衣服的腰身做肥了，肩膀却做瘦了；索涅琪卡要调换一双鞋，姨妹要你凭货样买二十戈比的红丝线和三俄尺的绦子。……不过你等一等，我索性给你念一遍。”

家长从坎肩口袋里拿出一张揉皱的字条，气冲冲地念道：

“圆形灯罩一个；火腿香肠一斤；调料丁香和桂皮[1]五戈比；为米沙买蓖麻子油；砂糖十斤；把家里的铜盆和铜研钵取来以便研碎糖块；石碳酸；波斯粉[2]二十戈比；啤酒二十瓶；醋精一瓶；到格沃兹杰夫商店替善索小姐买八十二号胸衣一件；把米沙的秋大衣和雨鞋从家里取来。这是我妻子和家人的吩咐。现在再说那些可爱的熟人和邻居交托的事，叫鬼吞吃了他们才好！明天符拉辛家的沃洛嘉过命名日，得给他送去自行车一辆；库尔金家的小娃娃死了，我得买小棺材一口；玛丽雅·米海洛芙娜家正熬果酱，因此我每天都得给她带半普特砂糖去；中校太太维赫陵娜怀孕了，这跟我毫不相干，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却得去找接生婆，吩咐她某一天一定要去。……至于什么送一封信啦、买一点香肠啦、打个电报啦、买一瓶牙粉啦之类的差事，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种字条我的口袋里有五张哩！拒绝这类差事可不行，那不礼貌，太不客气了！见鬼！叫别人去买一普特糖，去请接生婆，这倒算有礼貌，你要是拒绝，那就不得了[3]，一点礼貌也没有了！如果库尔金家的差事我推托不干，我的妻子就头一个不答应：公爵夫人玛丽雅·阿列克塞芙娜会怎么说呢[4]？哦哟！哎呀！然后她就一个劲儿地昏厥，见她的鬼！得，老兄，你走出机关，在坐火车之前，就得跑遍全城，像狗似的吐出舌头，跑啊跑的，诅咒生活。从商店跑到药房，从药房跑到女服店，从女服店跑到香肠店，从那儿又跑到药房。你在这个地方跌个跟斗，在那个地方丢了钱，在另一个地方忘了付款，惹得人家来追你，闹出一场笑话，到另一个地方又踩了一位太太衣服的长后襟……呸！就因为这么乱跑，你惹得好多人讨厌你，累得你四肢无力，回到家里通宵骨头酸痛，膝盖抽筋。好，等到差事办完，各种东西买妥，那么，请问，这些东西怎样包装呢？比方说，你怎样把铜研钵和铜研棒跟灯罩放在一起，或者怎样把石碳酸和茶叶放在一起呢？是啊，你来动动脑筋看。你怎样把这些瓶啤酒和这辆自行车放在一起呢？老兄，这简直叫人费尽心机，成了难猜的谜，捉摸不透！不管你怎么包装，怎么捆扎，到头来准会打碎或者弄撒什么东西。到了火车站和火车上，你也只能站着，张开两条胳膊，叉开两条腿，翘起下巴吊住一个包袱，浑身上下满是纸包、硬纸盒和种种废物。火车一开，乘客们就把你的行李往四面八方乱丢，因为你那些东西占了别人的座位。大家哇哇地嚷，把乘务员叫来，威胁说要把我赶下车去，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把东西往窗外扔啊！请您存到行李车上去！说说倒容易，可是要知道，这就得装箱，就得把那些破烂一齐放得妥妥帖帖，可我怎么能每天都带着箱子，怎么能把玻璃灯罩跟铜研钵放在一块儿？于是一路上，火车里不住地吵吵嚷嚷，咬牙切齿，直到你下车才算完事。你等着瞧，今天乘客们为这口小棺材有得吵呢！哎哟，你给我点水，老兄。现在你再听下文。托人办事成了风气，至于人家代买东西花掉的钱，却欠着不还！我花掉许许多多钱，结果只能收回一半。比如这口小棺材，我会派我的女仆送到库尔金家里去，可是他们目前正伤心，自然没有工夫顾到钱的事。那么，这笔钱我就收不回来了。叫我以后再提这笔债，而且是对一位太太提，那你就是杀了我也办不到。如果这笔债是按卢布算的，那么，他们即使不乐意，好歹也还会还给你，可要是戈比，那就毫无希望了。好，最后我总算回到别墅了。既是辛辛苦苦忙了一阵，总该可以痛快地喝几杯，大嚼一顿，睡上一觉吧，不是吗？可是办不到。我的妻子早就在等我了。我刚开始喝菜汤，她就抓住我这个上帝的奴隶不放：尊驾能不能赏光，到某地去看业余公演或者参加舞会呀？要推托也推托不了。你是丈夫，‘丈夫’这两个字翻译成太太的语言，就是草包，呆子，不会说话的动物，而且这种动物可以任意乘骑和运货，不必担心动物保护协会出头干涉。你只好跟着去，瞪起眼睛看《上流家庭的丑事》[5]或者《莫嘉》[6]，按你妻子的命令鼓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断气了。到舞会上呢，你瞧着人家跳舞，想给你的妻子找个舞伴，不过如果这儿正缺男舞伴，那么对不起，你就自己上场跳卡德里尔[7]吧。于是你跟一个生着罗圈腿的女人跳起舞来，傻头傻脑地微笑，心里却在暗想：‘啊，上帝，到什么时候才完呀？’一直到午夜，你才能从剧场或者舞会上回到家，这时候你已经不是活人，而是半死不活，快要倒下了。不过你总算达到了目的：你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了。那就闭上眼睛睡觉吧。……好得很。……一切都那么美妙：暖暖和和，隔壁的孩子又不啼哭，你的妻子也不在身旁，你的良心又清清白白，真是再好也没有。你就蒙眬睡去，可是忽然间……忽然间听见：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来了，叫它遭三回诅咒才好，该死的蚊子！”

家长跳起来，摇着拳头。

“蚊子！这真是惨无人道的惩罚，不下于宗教裁判！嗡嗡嗡。……它们叫得那么凄凉悲怆，倒仿佛恳求原谅似的，可是这些混蛋拼命叮你，害得你挨过叮后足足有一个钟头身上发痒。你点起香来熏它，你拍它，你拉起被子蒙上头，可是都不顶事！临了你就吐口唾沫，任它去折磨：你们管自叮吧，该死的！等你还没来得及习惯蚊子的折磨，他的妻子就在大厅里跟许多男高音一起练唱爱情歌曲了。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准备业余音乐会的节目。啊，我的上帝！那些男高音成了任什么蚊子都比不上的磨难了。”

家长做出一副哭丧相，唱道：

“‘你不要说青春已经断送。……我又站在你的面前，神魂飘荡。……’[8]啊，这些混蛋！他们唱得我魂灵出了窍！为了多少避开他们的声音，我就使出花招，用手指敲我耳朵旁边的鬓角。照这样一直敲到四点钟他们走散为止。……可是他们刚走散，新的刑罚又来了：我那位太太光临，要对我行使她的合法权利了。她在那边唱月亮，跟那些男高音鬼混，心里不免轻飘飘的，如今该轮着我倒霉了。信不信由你，我简直吓坏了，每逢晚上她走进我房间，我总是浑身发烧，慌了手脚。哎哟，老兄，再给我点水喝。……好，就这样，我一会儿也没睡成，六点钟起床，到火车站去赶火车了。我使劲跑，生怕误了火车，那当儿却是地下泥泞，满天大雾，气候寒冷，糟透了！回到城里，单调无味、令人厌烦的生活又开始了。就是这样的，老兄。……我跟你说，这种生活苦极了，我都不希望我的仇人过这样的生活哟。你要明白，我已经得病了！气喘啦，胃气痛啦，老是提心吊胆，肠胃消化不良……一句话，这不是生活，是活受罪！而且谁也不怜悯你，同情你，好像你本来就该这样似的。人家甚至讪笑你。你是别墅里的丈夫嘛，别墅里的家长嘛，好，那就是说，你活该，你死了也没人管。可是要知道，我是个活物，我要生活！这可不是一出轻松喜剧，这是一出悲剧！你听我说，即使你不肯给我手枪，至少也该同情我啊！”

“我同情你。”

“我看得出尊驾在怎样同情我。……再见。……我要去取鳁鱼，然后赶到火车站去。”

“你的别墅在哪儿？”他的朋友问道。

“在死河边。……”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你听着，你认识住在那儿别墅里的一位太太奥尔迦·巴甫洛芙娜·芬别尔格吗？”

“认识。……甚至很熟。……”

“嘿，真的吗？”他的朋友吃惊地叫道，脸上现出又愉快又惊讶的神情，“我却一直不知道！既是这样……亲爱的，我的好人，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托吗？求你看在朋友的分上办一办，亲爱的，伊凡·伊凡内奇！是啊，你给我担保，你一定照办！”

“什么事？”

“不是公事，而是看在朋友分上，替我办件私事。我求求你，好朋友。第一，托你问奥尔迦·巴甫洛芙娜好，第二，托你给她带个小东西去。她要我买台手摇缝纫机，设法托人给她带去。你就给她带去吧，亲爱的！”

别墅里的家长对他的朋友呆愣愣地瞧了一会儿，仿佛什么也没听懂似的，然后他脸色发紫，跺着脚喊起来：

“来，把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吞下肚去吧！把我活活地弄死吧！把我撕得粉碎吧！把那架机器拿给我！请您骑在我脖子上！拿水来。我何必再活下去？何必呀？”

[1] 两种调味的香料。

[2] 驱臭虫的药粉。

[3] 原文为法语。

[4] 这句话引自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俄文本编者注

[5] 俄国剧作家尼·伊·库利科夫所写的轻松喜剧。——俄文本编者注

[6] 由达尔诺甫斯基翻译过来的一个轻松喜剧。——俄文本编者注

[7] 四人组成二对、包括六个舞式的舞蹈。

[8] 第一句歌词出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她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第二句歌词出自克拉索夫的诗《斯坦司》。——俄文本编者注

急救

“乡亲们，让开路，村长和文书来了！”

“盖拉西木·阿尔巴狄奇，您过节好！”人群迎着村长，用单调、低沉的声音说，“求上帝保佑，盖拉西木·阿尔巴狄奇，让万事不要按您的意思办，也不要按我们的意思办，要按上帝的意思办。”

带着酒意的村长想说句什么话，可是没能说出来。他意义不明地动了动手指头，睁圆眼睛，使足劲儿鼓起又红又肥的脸颊，好像在吹大喇叭的最高音似的。文书是个矮小猥琐的人，生着小红鼻子，戴一顶骑手的便帽，脸上做出精力充沛的神情，走进人群当中。

“刚才淹在水里的是哪一个？”他问，“人在哪儿？”

“瞧，就是这个人！”

有个身材瘦长的老人，穿着蓝色衬衫和树皮鞋，刚由农民们从水里捞起来，从头到脚湿漉漉的，他张开胳膊，往两旁叉开腿，坐在岸边一汪水里，吐字不清地说：

“侍奉上帝的圣徒们，东正教徒们。……我是梁赞省扎赖斯克县的。……我跟我的两个儿子分开过，我自己在普罗霍尔·谢尔盖耶夫那里……做泥水工人。眼下，这个人，给我七卢布工钱，他说，‘你啊，’他说，‘费嘉，’他说，‘眼下你得，’他说，‘你得敬重我，把我看作你的父母。’哼，巴不得叫狼吃了他才好！”

“你从哪儿来？”文书问。

“‘把我看作你的父母。’他说。……哼，巴不得叫狼吃了他才好！给了我七个卢布就要这样？”

“你瞧，他就这么叽叽咕咕说个没完，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乡村警察阿尼西木嚷道，连嗓音都变了，身上的衣服一直湿到腰上，分明为当前这件事激动，“我来给你讲讲，叶果尔·玛卡雷奇！乡亲们，等一等，别吵嚷了！我打算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讲给叶果尔·玛卡雷奇听。……是这么回事，他是从库尔涅沃村来的。……你们倒是静一静啊，乡亲们，别瞎嚷！他呢，是这么回事，从库尔涅沃村来，魔鬼迷了他的心，叫他蹚着水过河。这个人呢，喝了点酒，头脑不清楚，糊里糊涂进了河水，脚底下一滑，倒在水里，像一块木片似的在水里打转转。他大喊大叫，我跟里亚克山德拉就一块儿跑到这儿来。……怎么回事？这个人干什么嚷？我们一看，原来有人淹在水里了。……这可怎么办？我就喊叫起来：‘里亚克山德拉，把你那手风琴丢到魔鬼那儿去，快来救人！’我们连衣服也没脱就照直跳进河水，在水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拯救我们吧，圣母！我们一直游到水流最急的地方。……他抓住那个人的衬衫，我揪住那个人的头发。这时候别的人也瞧见了，就跑到岸边来，哇哇地直喊……人人都想做件好事拯救自己的灵魂。……真把我累坏了，叶果尔·玛卡雷奇！要不是我们来得是时候，在这过节的日子，这个人可就要活活淹死了。……”

“你叫什么名字？”文书问那个落水的人说，“什么出身？”

那个人糊里糊涂地转动眼珠，一句话也没说。

“他发傻了！”阿尼西木说，“他怎么会不发傻？大概灌了一肚子水吧。亲爱的人啊，你叫什么？他不说话！他哪儿还有什么活气儿？不过瞧着像个活人罢了，其实他的灵魂恐怕有一半出了窍。……过节的日子却遭了这么大的祸殃！请问，这可怎么办？说不定他会死的。……你瞧，他那张脸简直发青了！”

“听我说，你！”文书拍一下溺水者的肩膀，叫道，“你！回答我问的话，我跟你说话呢！你是什么出身？你不言语，好像你的脑子全让水泡坏了似的。我说的是你！”

“给了我七个卢布就要这样？”溺水者嘟哝道，“我就说：‘滚你娘的。……我可不愿意。……’”

“你不愿意什么？回答得清楚点！”

溺水者没说话，冷得全身发抖，牙齿打战。

“他只剩下活着的样儿，”阿尼西木说，“你再仔细一瞧，他根本就不像人了。该给他点药水喝才对。……”

“药水……”文书讥诮道，“要药水有什么用？一个人落了水，他却要找什么药水！这得把他肚子里的水除掉才行！你们干吗张开嘴巴发呆？没心肝的人！快跑到乡公所去拿一张蒲席来，把他放在上面，抬起来往上抛！”

有几个人离开这儿，跑到村里去拿蒲席了。文书兴致勃勃。他卷起袖子，用手心擦擦腰，做出许多小小的动作，表明他精力旺盛，英明果断。

“别挤，别挤啊，”他嘟哝说，“凡是闲人，都走开！有人去找警官没有？您该去嘛，盖拉西木·阿尔巴狄奇，”他对村长说，“可您喝得醉醺醺的。处在您这种有趣的局面里，您眼下最好是回家去坐着。”

村长意义不明地动了动手指头，他想说句什么话，就鼓起脸，那两边脸仿佛眼看就会胀破，裂成碎片，往四下里飞散似的。

“好，把他放倒，”文书看见蒲席已经取来，就叫道，“你们抓住他的胳膊和腿。对，就是这样。现在把他放平。”

“我就说：‘滚你娘的。’”溺水者念叨说，毫不反抗，仿佛并没觉得人家把他抬起来，放在蒲席上似的，“我可不愿意。……”

“没关系，没关系，朋友，”文书对他说，“不要害怕。我们略微把你抛一阵，然后，求上帝保佑，你就清醒过来了。警官马上就到这儿来，根据现行法律写个呈文报上去。抛吧！求上帝祝福！”

八个身强力壮的农民，其中包括乡村警察阿尼西木，抓住蒲席的四个角。起初他们游移不定地抛着，好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似的，后来才渐渐来了劲头，脸上现出狰狞而专心的神情，抛得又凶猛又热心。他们挺直身子，踮起脚尖，往上跳，仿佛要跟溺水者一块儿飞上天去似的。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矮小、猥琐的文书在他们身旁跑来跑去，用尽全力挺直身体，好用手抓住那张蒲席，他不住声地嚷着，连声调都变了：

“麻利点！麻利点！动作要整齐，合上拍子！加油！加油！阿尼西木，你别松手，我诚心诚意地求求你！加油！”

到了短暂的休息时间，蒲席上就露出头发蓬松的脑袋和苍白的脸，脸上带着困惑、恐惧、生理上痛苦的神情，不过这个脑袋立刻就消失了，因为蒲席又往右上方飞去，然后火速落下来，再带着折裂的响声往左上方飞去。旁观的人群发出称赞的声音：

“干得好！你们为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多辛苦点！真该给你们道谢！”

“干得好，叶果尔·玛卡雷奇！为拯救自己的灵魂就多辛苦点吧，这做得对！”

“兄弟们，我们可不能就这样让他走掉！等他好了，活过来，还了魂，得叫他买一桶酒报答大家的辛苦！”

“哎呀，真要命！看哪，弟兄们，希美烈夫家的太太跟管家来了。就是他们。那管家还戴着帽子呢。”

有一辆四轮马车在人群附近停下来，车上坐着一个中年的胖太太，戴着夹鼻眼镜，撑着花花绿绿的阳伞。管家坐在赶车座位上，挨着车夫，背对着太太。这个管家是个青年人，戴着草帽。太太的脸上现出惊恐的样子。

“怎么回事？”她问，“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给一个落水的人排掉肚子里的水！您过节好！这个人喝了点酒，所以才出了这种事儿。现在全村的人都举着神像游行呢。这是个节日啊！”

“我的上帝啊！”太太惊叫道，“他们在把一个落水的人往上抛！这是怎么回事呀？艾契延，”她对管家说，“看在上帝分上，您去对他们说，不准他们这么干。他们会把他折腾死的！这种办法是迷信！应当给他按摩一下，用人工呼吸法。您去一下，我求求您！”

艾契延就从赶车座位上跳下来，往那些正在将溺水者往上抛的人身边走去。他脸色严厉。

“你们在干什么？”他生气地叫道，“难道可以把人这样往上抛吗？”

“那拿他怎么办呢？”文书问道，“要知道，他刚才淹在水里了！”

“淹在水里又怎么样？对淹在水里而昏厥的人不应该这样，应该按摩。这是每一份日历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们别这样，放手！”

文书难为情地耸耸肩膀，走到一旁去了。那些将溺水者往上抛的人就把蒲席放在地下，惊奇地看一眼太太，又看一眼艾契延。落水的人已经闭上眼睛，仰面朝天躺在蒲席上，呼哧呼哧地喘气了。

“这些醉汉！”艾契延生气地说。

“亲爱的人啊！”阿尼西木喘着气说，把手按在胸口上，“斯捷潘·伊凡内奇！您为什么说这种话呢？难道我们是猪，什么也不懂吗？”

“不准抛！得按摩！抓住他，给他按摩！快点给他脱衣服！”

“乡亲们，来给他按摩！”

他们给溺水者脱掉衣服，在艾契延指导下开始给他按摩。太太不愿意看见赤身裸体的农民，就吩咐把马车驶到远处去。

“艾契延！”她哀叫道，“艾契延！请到这儿来！您知道怎样做人工呼吸吗？这得把他的身子翻过来又翻过去，按他的胸脯和肚子。”

“把他翻过来翻过去！”艾契延从太太那边回到人群跟前说，“而且要按他的肚子，不过得轻点。”

文书虽然经历了一场紧张用力的活动后，觉得有点不舒服，却也走到溺水者跟前，按摩起来。

“加把劲啊，弟兄们，我诚心诚意地求求你们！”他说，“我诚心诚意地求求你们！”

“艾契延啊！”太太哀叫道，“请到这儿来！拿一点烧焦的羽毛给他闻一闻，再胳肢他一下！请您吩咐他们胳肢他一下！看在上帝分上，快点！”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太太瞧着那群人，看见他们干得很带劲。可以听见那些出力的农民在喘气，艾契延和文书在指挥。空中有烧焦的羽毛和酒精的气味。又过了十分钟，他们的工作仍旧在进行。不过最后这群人却散开了，从中走出脸红而冒汗的艾契延。阿尼西木跟在他身后走出来。

“应当一开头就按摩才对。”艾契延说，“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斯捷潘·伊凡内奇！”阿尼西木叹口气说，“你们来得太迟了！”

“哦，怎么样？”太太问，“活了吗？”

“不，死了，祝他升天堂，”阿尼西木叹口气说，在胸前画十字，“我们从水里把他捞出来的时候，他还有气儿，眼睛也睁着，可现在他全身都僵了。”

“真是可怜！”

“这也是他命该如此，注定了不能在陆地上，却在水里死掉。您行行好，赏几个茶钱吧！”

艾契延跳到赶车座位上，车夫看一眼从死尸身旁走开的人群，举起鞭子抽一下马。马车就驶走了。

不痛快的事

“马车夫，你的心涂上了煤焦油。你，老弟，从来也没有恋爱过，所以你也就不会明白我的心理。这场雨浇不灭我灵魂里的火，就跟消防队也扑不灭太阳似的。见鬼，我这话说得多么有诗意啊！你，马车夫，总不是诗人吧？”

“不是，老爷。”

“哦，那么你要明白……”

最后席尔科夫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钱包，要付车钱了。

“朋友，我们原先讲定一卢布二十五戈比。你收下车钱吧。喏，这是一卢布，这是三枚十戈比硬币。多给你五戈比。再见，希望你记住我。不过，请你把这个筐子先拿下车，放在那边台阶上。要小心点，筐子里装着一个女人的舞衣，我爱那个女人胜过爱我的生命啊。”

马车夫叹口气，不乐意地从赶车座位上爬下来。他在黑暗中稳住身子，踩着泥浆，把筐子送到台阶的梯级上。

“哼，这种天气！”他用责备的口气抱怨着，叹口气，嗽了嗽喉咙，鼻子里发出一种仿佛在呜咽的声音，不乐意地爬上赶车座位去。

他吧嗒一下嘴，他那匹小马就游移不决地蹚着泥浆走了。

“我觉得，该带来的，我已经都带来了。”席尔科夫盘算着，用手摸索门框，找门铃。“娜嘉要我到女服店去取衣服，我取了。她叫我买糖果和干酪，我买了。她要我买一束花，有了。‘神圣的殿堂啊，向你致敬……’[1]”他唱起来。“见鬼，门铃在哪儿？”

席尔科夫怡然自得，就跟一个人刚吃过晚饭，又喝过不少酒，清楚地知道明天不必早起一样。再者，他还知道他在城里冒着雨，在泥地里坐了一个半钟头的马车后，会走进温暖的地方，有个年轻的女人在等待他。……只要知道一会儿就可以暖和过来，此刻挨一会儿冻，淋一下雨，也还是愉快的。

席尔科夫在黑地里摸到门铃上的小圆疙瘩，拉两下。门里响起了脚步声。

“是您吗，德米特里·格利果利奇？”一个女人的声音悄悄问道。

“是我，漂亮的杜尼雅霞！”席尔科夫回答说，“快点开门，要不然我就浑身湿透了。”

“哎呀，我的上帝！”杜尼雅霞开了门，不安地小声说，“您说话可别这么响，也别跺脚。要知道，我们的老爷从巴黎回来了！今天傍晚回来的！”

一听到“老爷”两个字，席尔科夫就从门口倒退一步，刹那间心里生出一种怯懦的、孩子气的恐怖，就连十分勇敢的男人，如果出乎意外地有可能碰见情妇的丈夫，也会生出这种恐怖心情的。

“糟糕！”他听见杜尼雅霞小心地关好门，顺着小门道走回去，暗自想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说，请你向后转！谢谢[2]，这可没有料到！”

他忽然觉得可笑，觉得有趣了。深更半夜，冒着倾盆大雨，从城里坐车来到她的别墅，依他看来像是一场逗笑的冒险，现在他又突然碰上丈夫，这场冒险就显得越发好笑了。

“这倒是一件极有趣的事呢，真的！”他对自己说，“不过现在我到哪儿去呢？坐车回去？”

雨还在下，大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然而在黑暗里既看不见雨，也看不见树。水在沟里和排水管里咕咕地流着，好像在讪笑他，恶毒地讥诮他。席尔科夫立脚的那个台阶没有顶棚，因此他真要淋透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他偏在这种天气回来。”他暗想，笑了，“叫这些丈夫见鬼去吧！”

他跟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的风流韵事是一个月以前开始的，可是他还没亲眼见到过她的丈夫。他只知道她丈夫原籍是法国，姓布阿索，干经纪人的行业。从席尔科夫瞧见的一张照片来看，他是个普通的资产者，四十岁上下，生着一张法国军人气派的脸，留着又密又长的唇髭，人瞧着这样的脸，不知什么缘故，总想揪一把他的唇髭和拿破仑式的大胡子，问一声：“喂，有什么新闻吗，军士先生？”

席尔科夫吧唧吧唧地踩着稀泥，跌跌撞撞，往一个方向走出不远，叫道：

“马车！马车！！！”

没有人答话。

“一丁点儿声音也没有，”席尔科夫抱怨说，摸黑回到台阶上，“刚才我那辆马车已经给打发走了，这儿就是大白天也找不到马车。哼，这个糟糕的局面！只好守到天亮！见鬼，这筐子淋透了雨，衣服要淋坏了。这东西值二百卢布呢。……得，这个糟糕的局面！”

席尔科夫反复考虑，正不知道该带着这个筐子到哪儿去躲雨才好，忽然想起这个别墅区的边上有个圆形舞池，旁边有个安置乐队的亭子。

“或者就到那个亭子里去？”他问自己，“这倒是个办法！可是我拿着筐子走得到吗？这个该死的筐子好大哟。……这些干酪和花束真要命。”

他拿起筐子，不过立刻想起来：等他走到亭子那儿，筐子简直能湿透五回了。

“哼，这又是个问题！”他笑道，“天哪，雨水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了！呸。……浑身淋透，受冻，又喝醉了酒，马车却没有……只差那个丈夫跳到街上来，举起手杖把我痛打一顿了。不过，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在这儿呆站到天亮啊，再者衣服也就全完了。……这样吧。……我就再拉一次门铃，把东西交给杜尼雅霞，我自己再到亭子里去。”

席尔科夫小心地拉一下铃。过了一分钟，门里传来脚步声，钥匙眼里闪出亮光。

“是谁啊？”一个嘶哑的男人声音带着法国腔问。

“圣徒啊，这大概就是那个丈夫吧。”席尔科夫暗想，“只好撒个谎了。……”

“劳驾，”他说，“这是兹留奇金的别墅吗？”

“见鬼，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兹留奇金。滚开，什么兹留奇金！”

席尔科夫不知怎的发窘了，惭愧地嗽一下喉咙，从台阶那儿走开。他一脚踩进水洼，灌了一雨鞋的水，生气地吐口唾沫，可是立刻又笑起来。他这场冒险变得越来越荒唐了。他特别愉快地想到明天他要把这场冒险讲给他那些朋友和娜嘉[3]本人听，他要学一学丈夫的说话腔调，学一学雨鞋咕唧咕唧的响声。……他那些朋友一定会笑破肚皮呢。

“只是有一件事糟糕：她的衣服要淋湿了！”他想，“要不是因为这件衣服，我早就到亭子里去睡觉了。”

他在筐子上坐下，想用身子遮住雨，可是从他那淋湿的披风和帽子上流下来的水，却比天上落下的雨水还要多。

“呸，见鬼！”

席尔科夫在雨里站了半个钟头，想到自己的健康。

“照这个样子，我恐怕会得热病。”他暗想，“这个处境可真妙！或者再拉一次门铃？啊？老实说，我真要拉铃了。……如果丈夫来开门，那就好歹撒个谎，把那身衣服交给他了事。……我可不能在这儿一直守等天亮！哎，豁出去了！拉铃吧！”

席尔科夫发了小学生的脾气，对着大门和黑暗吐了吐舌头，拉一下铃。在寂静中过了一分钟，他就又拉一次铃。

“是谁？”一个生气的声音带着法国腔问。

“布阿索太太住在这儿吗？”席尔科夫恭恭敬敬地问。

“啊？见鬼，您有什么事？”

“女服店老板卡契希太太打发我给布阿索太太送一件衣服来。对不起，来得这么迟。事情是这样的：布阿索太太要求尽快把这件衣服送来……要在明天早晨以前送到。……我是傍晚从城里动身的，可是……天气太坏……差点来不成。我不能……”

席尔科夫没有说完话，因为大门在他面前推开了。门里有盏小灯的亮光摇摇闪闪，布阿索先生出现在他眼前，他的模样跟照片上完全一样，生着军人的脸和很长的唇髭，不过在照片上他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如今却只穿着衬衫。

“我本来不想打搅您，”席尔科夫接着说，“不过布阿索太太要求把她的衣服尽快送来。我是卡契希太太的弟弟。而且……而且，天气太坏了。”

“好，”布阿索说，阴郁地动一动眉毛，接过筐子，“谢谢您的姐姐。我妻子等衣服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钟。她说有一位什么先生答应给她送来。”

“再麻烦您把干酪和花束转交您的太太，这是她放在卡契希太太那儿忘了拿走的。”

布阿索接过干酪和花束，闻一下干酪，又闻一下花束，没有关上门，站在那儿，摆出等待的姿势。他看着席尔科夫，席尔科夫看着他。他们沉默了一分钟。席尔科夫想起他的朋友们，想起明天他打算把这场冒险讲给他们听，于是现在他想再添点笑料，好给这种荒唐锦上添花。然而他想不出该添点什么笑料，那个法国人却站在那儿，等着他走。

“这天气真要命，”席尔科夫嘟哝说，“天又黑，地下又泥泞，雨又大。我全身都淋湿了。”

“是的，先生，您完全淋湿了。”

“再者，我雇的马车也走了。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躲雨才好。请您答应我在您穿堂里坐一坐，等到雨停再走吧。”

“啊？好，先生[4]。请您脱掉雨鞋，到这儿来。这没什么，这是可以的。”

法国人关上大门，领着席尔科夫走进他很熟悉的小客厅。客厅里一切摆设都照旧，只是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房中央放一排椅子，上面摆着一个又窄又薄的小床垫。

“天很冷，”布阿索把灯放在桌子上，说，“我是傍晚才从巴黎回来的。那边到处都好，暖和，可是这儿，俄国，却很冷，而且有那么多温子……稳子……蚊子②。这些该死的东西老是叮人。”

布阿索斟上半杯葡萄酒，做出很气愤的脸色，喝下去。

“这一夜我一直没睡着，”他说，在小床垫上坐下，“先是蚊子，后来又有个畜生不住拉铃，要找兹留奇金。”

随后法国人沉默下来，低下头，大概在等雨停。席尔科夫认为依照礼貌，他有义务跟法国人攀谈几句。

“看来，您在巴黎正赶上一个很有趣味的时期。”他说，“您在那儿的时候，布朗热[5]呈请退休了。”

后来席尔科夫讲到格雷维[6]、第鲁列特、左拉。他不久就相信法国人还是头一次从他口里听到这些名字。法国人在巴黎只认得几家商号和他的姑母[7]卜列塞太太，别的就一概不知道了。他谈了一阵政治和文学，结果布阿索又一次做出气愤的脸色，喝下葡萄酒，挺直身子在那个薄床垫上躺下。

“哼，这位丈夫大概没什么权，”席尔科夫想，“鬼才知道这算是什么床垫！”

法国人闭上眼睛。他心平气和地躺了一刻钟，忽然跳起来，睁开无神的眼睛呆瞪瞪地瞧着客人，仿佛什么也不懂似的，然后现出气愤的脸色，喝葡萄酒。

“该死的蚊子。”他抱怨说，用一条毛茸茸的腿擦另一条腿，然后走到隔壁房间去了。

席尔科夫听见他叫醒一个人，说：

“那边有一位红头发的先生，给你送衣服来。”

他不久就走回来，又拿起酒瓶。

“我的妻子一会儿就来。”他说，打个哈欠，“我明白，您是要钱吧？”

“越来越不好受了。”席尔科夫暗想，“可笑极了！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一会儿就来。当然，我得装出不认得她的样子。”

裙子的沙沙声响起来，有一道房门微微推开，席尔科夫看见了他熟悉的那个鬈发的小脑袋，她的脸颊和眼睛都带着睡意。

“是谁从卡契希太太那儿来了？”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问，不过她马上就认出席尔科夫，尖叫一声，笑起来，走进房间来了。“是你啊？”她问，“这是演的什么滑稽戏？你怎么弄得满身是泥？”

席尔科夫涨红了脸，做出严厉的眼神，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斜起眼睛看一下布阿索。

“啊，我明白啦！”太太猜到了，“你大概怕查克吧？我忘了事先对杜尼雅霞交代一声。……你们认识吗？这是我的丈夫查克，这是斯捷潘·安德烈伊奇。……衣服带来了吗？好，谢谢，朋友。……我们走吧，我本来想睡了。那么，你，查克，睡吧……”她对丈夫说，“你一路上劳累了。”

查克惊讶地瞧了瞧席尔科夫，耸耸肩膀，带着气愤的脸色去拿酒瓶。席尔科夫也耸耸肩膀，跟着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走去。

他瞧着阴暗的天空，瞧着泥泞的道路，心里想：

“这真肮脏呀！魔鬼会把一个知识分子糟蹋到什么地步！”

他开始思忖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思忖纯洁和不纯洁。他怀着落到不愉快的处境中的人所常有的那种心情忧郁地想起他工作的书房和桌上的文稿，一心想回家去了。

他就悄悄走进客厅，绕过睡熟的查克，出去了。

他一路上没说话，极力不去想查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查克老是钻进他脑子里来。他不再跟马车夫谈天。他心里跟胃里一样不舒服。

[1] 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所作歌剧《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咏叹词。——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法语。

[3] 娜嘉是娜杰日达的爱称。

[4] 原文为法语。

[5] 布朗热（1837—1891），法国将军，1886—1887年任陆军部长。——俄文本编者注

[6] 格雷维（1807—1891），法国共和派政治家，1879—1887年的第三共和国总统。——俄文本编者注

[7] 原文为法语。

犯法

八等文官米古耶夫傍晚出门散步，在一根电线杆旁边停住脚，深深叹口气。一个星期以前，他傍晚散步完毕，准备回家的时候，他旧日的女仆阿格尼雅正是在这个地方追上来，恶狠狠地对他说：

“瞧着吧，你等着就是！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叫你知道糟蹋一个清白的姑娘是什么味道！我要把娃娃悄悄丢在你家门口，要去打官司，要对你的妻子说穿。……”

她强逼他到银行里在她的名下存五千卢布。米古耶夫想起这些，叹口气，再一次带着由衷的悔恨责备自己不该放纵一时的迷恋，招来这许多麻烦和痛苦。

米古耶夫走到他别墅门口，就在小小的门廊上坐下来歇口气。这时候是十点整，云里露出一小块月亮。街上和别墅附近没有一个人影：住在别墅区的老年人已经上床睡觉，年轻人还在小树林里散步。米古耶夫想抽烟，伸手在两边衣袋里找火柴，可他的胳膊肘却碰到一个柔软的东西。他闲着没有事做，就朝右胳膊肘底下瞥了一眼，他的脸色顿时大变，现出十分害怕的样子，好像看见身旁有一条蛇似的。原来靠近门口的小门廊上放着一个包袱。那是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外边用什么东西包着，凭摸上去的感觉来判断，像是用一条棉被包着似的。包袱的一头微微张开，八等文官伸进手去，摸到一个温暖而湿润的东西。他害怕得跳起来，往四下里看一眼，就像罪犯打算从看守身边逃跑似的。……

“她真的悄悄丢在这儿了！”他握紧拳头，咬着牙，恶狠狠地说，“这儿躺着的……这儿躺着的就是我犯法造下的孽！啊，上帝！”

他又怕又气又羞，怔住了。……现在可怎么办？要是他妻子知道了，会怎么说？他那些同事会怎么说？这样一来，大人一定会拍着他的肚子，鼻子里发出笑声，说：“我给你道喜。……嘻嘻嘻。……这真是人老心不老啊……调皮的家伙，谢敏·艾拉斯托维奇！”这一下子，整个别墅区都会知道他的秘密，那些可敬的家庭的母亲恐怕要给他吃闭门羹了。所有的报纸都会登出这个弃婴的消息，于是米古耶夫的卑微的名字就会传遍全俄国。……

他那别墅的中间窗子是开着的，从窗子里清楚地传来米古耶夫的妻子安娜·菲里波芙娜摆晚饭的声音。院子里，就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扫院人叶尔莫拉依弹着三弦琴，发出悲凉的琴音。……只要这个婴儿醒过来，哇哇地啼哭，这个秘密就会戳穿。米古耶夫生出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想赶快把这件事处理掉。

“快，快……”他嘟哝说，“趁人家没看见，马上就办。我把他送到别处去，放到旁人家的门廊上去。……”

米古耶夫用一只手拿起包袱，悄悄地顺着大街走去，步子从容，免得引人怀疑。……

“这局面糟糕得出奇！”他想，极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堂堂一个八等文官，却抱着个娃娃在街上走！啊，上帝，要是有人看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就完蛋了。……我把他放在这个门廊上好了。……不，别忙，这儿有扇窗子开着呢，也许有人会看见我。那么把他送到哪儿去好呢？啊哈，有办法了，我把他送到商人美尔金的别墅去。……商人有钱，心肠软。也许他们倒会道一声谢，把他收养下来呢。”

米古耶夫决定把婴儿送到美尔金家门口，虽然这个商人的别墅坐落在别墅区边沿靠近河道的一条街上。

“但愿这个娃娃不放声大哭，不从包袱里掉出来才好。”八等文官暗想，“这实在是多谢多谢，意想不到！胳肢窝里像夹着个皮包似的夹着个活人。这么个活人，有灵魂，有感情，跟所有的人一样。……要是美尔金家真的肯收养他，他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人物呢。……说不定他会做教授，做统帅，做作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现在我把他夹在胳肢窝里像夹个废物似的，可是过上三四十年，我在他面前也许就要站得笔直呢。……”

等到米古耶夫穿过一条荒凉的窄巷，经过很长的篱墙，在椴树的浓重黑影下往前走去，他忽然觉得他在做一件很残忍的、犯罪的事。

“说真的，这样做是多么卑鄙！”他想，“卑鄙得很，简直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卑鄙的了。……是啊，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不幸的孩子从这个门口丢到那个门口呢？难道他生下来是他的过错吗？他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们？我们才是坏蛋。……我们喜欢寻欢作乐，却轮到这些无辜的娃娃来受罪。……只要把这件事细细想一想就成了！我放荡行乐，残酷的命运却在等待这个孩子。……我悄悄地把他送到美尔金家的门口去，美尔金家就会把他送到育婴堂去，育婴堂里呢，都是生人，全是死板板的一套……既没有温存，也没有爱，更没有娇宠。……日后他们就把他送去做鞋匠……他就会死命灌酒，学会用下流话骂人，活活饿死了事。……他做鞋匠，可他原是八等文官的儿子，出身高贵。……他是我的亲骨肉啊。……”

米古耶夫从椴树的树荫下走出来，来到月光明亮的大路上，解开包袱，看一眼那个婴儿。

“睡着了，”他小声说，“瞧，这个小坏包长的是鹰钩鼻，跟他爸爸一样。……他睡着了，没有觉出他的亲爸爸在瞧他呢。……这是一出悲剧，孩子。……哎，也罢，你就原谅我吧。……你宽恕我吧，孩子。……看来，这也是你命中注定。……”

八等文官眨巴眼睛，觉得有些小蚂蚁般的东西顺着他的脸爬下来。……他包好婴儿，把他夹在腋下，往前走去。到美尔金别墅去的一路上，各种社会问题涌到他的脑子里，他的良心在胸中隐隐作痛。

“如果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他想，“我就会不顾一切，带着婴儿走到安娜·菲里波芙娜跟前，对她跪下，说：‘宽恕我吧！我犯了罪！你管自折磨我，可是我们不能断送这个无辜的婴儿。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就收养他吧！’她是个心肠好的女人，会答应下来的。……那我的孩子就会跟我住在一块儿了。……唉！”

他走到美尔金的别墅跟前，游移不决地站住。……他想象自己坐在自家客厅里看报，身旁有个生着鹰钩鼻的男孩依偎着他，玩弄他长袍上的穗子，同时，他的幻想里又出现眨眼的同事，大人鼻子里发笑，而且拍他的肚子。……除了良心隐隐作痛以外，他心里还有一种温柔、暖和、哀伤的感觉。……

八等文官将婴儿小心地放在露台的台阶上，然后把手一挥。又有些小蚂蚁顺他的脸爬下来。……

“孩子，原谅我这坏蛋！”他嘟哝说，“别怨我！”

他退后一步，可是立刻坚决地嗽一下喉咙，说：

“哎，豁出去了！我什么都不顾了！我要留下他，随人家说去吧！”

米古耶夫抱起婴儿，很快地往回走。

“随人家说去吧。”他想，“我马上就到她那儿去，跪下，说：‘安娜·菲里波芙娜！’她是个心眼好的女人，会明白的。……我们要收养他。……如果他是个男孩，就给他取名叫符拉季米尔，如果是女孩，就叫安娜。……反正到我们老年，他总是我们的安慰。……”

他果然照他决定的做了。他又害怕又羞惭，流着眼泪，屏住呼吸，存着希望和模糊的欢乐，走进自己的别墅，照直来到他妻子跟前，对她跪下。……

“安娜·菲里波芙娜！”他把婴儿放在地板上，哭着说，“你先别惩罚我，让我把话说完。……我犯下罪！这是我的孩子。……你还记得阿格纽希卡[1]吧，喏……魔鬼迷了我的心窍。……”

他又羞又怕，几乎失去了知觉，没等妻子答话就跳起来，像挨了鞭子似的跑到外面露天底下去了。……

“我就待在外面，等她叫我再进去。”他想，“让她定一定心，好好考虑一下。……”

扫院人叶尔莫拉依拿着三弦琴走过他身边，看他一眼，耸耸肩膀。……过了一分钟，他又走过他面前，又耸了耸肩膀。

“这可是怪事，真是想不到。”他喃喃地说，冷笑一声，“刚才，谢敏·艾拉斯狄奇[2]，有个娘们儿，就是洗衣女工阿克辛尼雅，到这儿来过。这个傻娘们儿把她的娃娃放在靠街的门廊上，她自己在我那儿坐了一会儿，也不知什么人一下子把她的娃娃抱走了。……这可意想不到！”

“什么？你说什么？”米古耶夫扯开嗓门大叫一声。

叶尔莫拉依误会了主人愤怒的含意，搔搔头皮，叹口气。

“请您包涵，谢敏·艾拉斯狄奇，”他说，“如今是消夏的时令……不这样不行啊……那就是说，没有女人是不行的。……”

他看一眼主人那对圆睁着的、气愤而惊讶的眼睛，就负疚地嗽一下喉咙，接着说：

“这当然是造孽，不过说实在的，这也没有办法。……您不准野女人到院子里来，这我知道，可是说实在的，上哪儿去找我们自己的女人呢。先前阿格纽希卡在这儿干活，我就没叫野女人进来过，因为家里有了，可现在，您自己也看得清楚……不找野女人可就不行了。……当初有阿格纽希卡在，那么自然，就不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因为……”

“滚开，混蛋！”米古耶夫对他大叫一声，跺着脚，走回房间去了。

安娜·菲里波芙娜坐在原处没动，又吃惊又生气，始终没有让她模糊的泪眼离开那个婴儿。……

“算了，算了……”脸色苍白的米古耶夫嘟哝说，撇着嘴苦笑，“我这是开了个玩笑。……这不是我的孩子，他是……他是洗衣女工阿克辛尼雅的。我……我开了个玩笑。……你把他送到扫院人那儿去吧。”

[1] 阿格尼雅的爱称。

[2] 谢敏·艾拉斯托维奇的简称。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我是个严肃的人，我的头脑喜欢哲学。论专业，我是学财政的，研究财政法，正在撰写学位论文，题目是《狗税之过去与未来》。您会同意，我跟姑娘啦，爱情歌曲啦，月亮啦之类的蠢事是根本无缘的。

早晨。十点钟。我的妈妈[1]给我斟好一杯咖啡。我喝完，就走到外面小阳台上去，打算立刻动手写论文。我拿出一张干净纸，把钢笔在墨水里蘸一蘸，写出题目：《狗税之过去与未来》。我想了一会儿，写道：“历史的概述。根据希罗多德[2]和色诺芬[3]著作中的某些暗示来推断，狗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

可是写到这儿，我却听见了极其可疑的脚步声。我从小阳台上往下看，瞧见一个姑娘，生着长长的脸和长长的腰。她的名字好像是娜坚卡或者瓦连卡，不过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她在找什么东西，装出没看见我的样子，嘴里小声哼着：

你可记得那个充满欢乐的曲调……

我把我写完的那些字重看一遍，想要接着写下去，可是这时候，那个姑娘做出看到了我的样子，用悲伤的声调说：

“您好，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您可知道我有多么倒霉！昨天我出来散步，把我镯子上的一颗小珠子弄丢了！”

我把这篇论文的开端重看一遍，描了描“狗”字的一钩，打算接着写下去，然而姑娘却不肯罢休。

“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她说，“劳您的驾，送我回家去吧。卡烈林家有一条大狗，我不敢一个人走。”

这真没有办法，我就放下钢笔，走下楼去。娜坚卡或者瓦连卡就挽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路往她的别墅走去。

每逢我有责任挽着太太或者姑娘的胳膊一块儿走路，不知什么缘故，我总觉得自己好比一只钩子，上面挂着肥大的皮大衣。我们不妨背地里说一句，这个娜坚卡或者瓦连卡是个热情的人（她爷爷是亚美尼亚人），她有一种本领，善于把她全身的重量一齐压在你的胳膊上，而且善于像蚂蟥似的贴紧您的身子。我们就照这样走着。……走过卡烈林家，我看见一只大狗，使我想起了狗税。我伤心地想起那篇已经写开了头的文章，叹一口气。

“您为什么叹气？”娜坚卡或者瓦连卡问道，她自己也叹一口气。

现在我得附带声明一下。娜坚卡或者瓦连卡（现在我才想起来她大概叫玛宪卡），不知什么缘故，以为我爱上了她，因此认定她有一种仁慈的责任，应该永远怀着怜悯的心情对待我，用话语来治疗我心灵的创伤。

“您听我说，”她站住，说，“我知道您为什么叹气。您爱着一个人，对了！不过我用我们友谊的名义恳求您，请您相信您所爱的那个姑娘是深深尊敬您的！她不能报答您的爱情，她的心早已属于别人了，这能怪她吗？”

玛宪卡的鼻子发红，胀大，眼睛里含满泪水，她分明在等我回答，不过幸好我们走到她的别墅了。……玛宪卡的母亲坐在露台上，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守旧的女人。她看一眼她女儿激动的脸色，又久久地瞅着我，叹口气，仿佛想说：“唉，年轻人啊，你们甚至连瞒住外人都不会呀！”露台上除她以外，坐着几个花花绿绿的姑娘，还有我的一个邻居，一个退伍的军官，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他左边的鬓角和右边的胯骨受了伤。这个不幸的人像我一样抱定目的，要利用这个夏天做文学工作。他正在写《军人回忆录》。他像我一样每天早晨做他那可敬的工作，可是刚刚写完“我生在”，小阳台下面就出现一个瓦连卡或者玛宪卡，这个负伤的“上帝的奴隶”就被她押走了。

所有坐在露台上的人，都在收拾一种蹩脚的果子，用来做果酱。我鞠过躬，打算走掉，可是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尖声叫着，抢走我的帽子，硬要我留下来。我只好坐下。她们拿给我一碟果子和一根发针。我就动手收拾果子。

花花绿绿的姑娘们讲起男人。有的男人好看，有的漂亮而不可爱，有的不漂亮反而可爱，有的如果鼻子不像顶针，就不难看了，等等。

“您呢，尼古拉先生[4]，”瓦连卡的母亲对我说，“不漂亮而可爱。……您脸上有那么一种神情。……不过，”她叹口气说，“对男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智慧。……”

姑娘们纷纷叹气，低下眼睛。……她们也同意，对男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漂亮，而是智慧。我斜起眼睛看一下镜子里我的影像，想判断我究竟可爱不可爱。我看见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和乱蓬蓬的胡子、唇髭、眉毛。两颊上和眼睛底下的汗毛密密麻麻，简直成了一片小树林，我那个结实的鼻子在这片小树林里耸出来，就像消防队的瞭望台。不用说，这副尊容可真够瞧的！

“不过呢，尼古拉，您是以您的精神品质见长的。”娜坚卡的母亲叹口气说，仿佛在加强她心里一个隐秘的想法似的。

娜坚卡为我难过，不过她转念想到对面坐着一个爱上她的人，又分明感到极大的乐趣。姑娘们谈完男人，又讲爱情。关于爱情讲了很久以后，有个姑娘站起来，走掉了。余下的客人就开始议论走掉的姑娘。大家都发现她愚蠢、讨厌、难看，说她的肩胛骨简直生得不是地方。

可是谢天谢地，最后我的妈妈派来一个女仆，叫我回去吃饭。现在我可以离开这伙讨厌的人，去继续写我的论文了。我就站起来，向大家鞠躬。瓦连卡的母亲、瓦连卡本人、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却把我团团围住，口口声声说我没有任何权利走掉，因为我昨天曾答应跟她们一块儿吃午饭，饭后还要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我呢，只好鞠躬，坐下。……我的灵魂里沸腾着憎恨，我觉得再过一会儿我就会大发脾气，我可没法给自己担保。然而，我想到礼貌，生怕这样做有伤大雅，这使我不得不顺从那些女人。我就顺从她们了。

我们坐下来吃饭。军官由于鬓角负伤，他的下巴不住地痉挛，他吃东西的时候好像嘴里含着嚼子似的。我把面包搓成小球，心里想着狗税，知道自己脾气暴躁，就极力不说话。娜坚卡带着怜悯的神情瞧着我。午饭吃的是冷杂拌汤、牛舌煎豌豆、烤鸡、糖煮水果。我没有胃口，不过为了礼貌，我还是吃了。饭后，我一个人站在露台上吸烟，玛宪卡的妈妈走到我身边来，握一下我的手，屏住气息说：

“可是您也别灰心，尼古拉！……她有一颗黄金般的心……黄金般的心啊！”

我们到树林里去采蘑菇。……瓦连卡吊在我的胳膊上，贴住我的身子。我痛苦得受不了，可我还是隐忍着。

我们走进树林。

“您听我说，尼古拉先生，”娜坚卡叹口气说，“为什么您这么忧郁？为什么您不说话？”

好一个奇怪的姑娘：我能跟她说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呢？

“哎，您倒是说话呀……”她要求说。

我开始思索一些她能够听懂的通俗性话题。我沉吟一下，说：

“砍伐树林给俄国带来巨大的损害。……”

“尼古拉！”瓦连卡叹口气说，她的鼻子发红了，“尼古拉，我明白，您回避坦率的谈话。……您似乎想用您的沉默来惩罚我。……您的感情没有得到报答，您就情愿在沉默中，在孤独中受苦……这太可怕了，尼古拉！”她叫道，使劲拉住我的胳膊，我看出她的鼻子胀大了，“如果您心爱的那个姑娘把永久的友谊献给您，那您会觉得怎样？”

我说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好。……求上帝怜恤吧：第一，我根本没有爱上哪个姑娘，第二，永久的友谊对我能有什么用处呢？第三，我脾气很暴躁。玛宪卡或者瓦连卡就用手蒙上脸，仿佛自言自语似的低声说：

“他不开口。……他显然希望我这方面做出牺牲。可是，既然我爱着别人，我就不能爱他！不过呢……我来想一想。……好，我来想一想吧。……我要使出我灵魂的全部力量，也许我会牺牲我的幸福，把这个人从苦难中救出来！”

我一点也听不懂。这些话仿佛是天书。我们往前走，采蘑菇。我们一直沉默着。娜坚卡的脸上露出内心斗争的神情。远处传来狗叫声，这使我想起我的论文，我就大声叹一口气。隔着许多树干，我看见受伤的军官。那个可怜的人痛苦地跛着脚走路，身子不住地左右摇晃：右边有他受伤的胯骨，左边吊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脸上现出听天由命的神情。

我们从树林里出来，回到别墅去喝茶，然后打槌球，听一个花花绿绿的姑娘唱爱情歌曲：“不，你不爱我！不！不！……”她一唱到“不”字就把嘴张得大大的。

“妙极了！”[5]别的姑娘娇滴滴地说，“妙极了！”

傍晚来了。讨厌的月亮从灌木丛后面爬上来。空中一片寂静，有新鲜干草难闻的气味。我拿起帽子，要走了。

“我有几句话要对您说。”玛宪卡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别走。”

我预料到事情有点不妙，然而为了礼貌，留下来了。玛宪卡挽住我的胳膊，顺着林荫道，把我领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现在她全身都表现出内心的斗争。她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气，而且仿佛要把我的右胳膊揪下来似的。她怎么了？

“您听着……”她喃喃地说，“不，我办不到。……不……”

她想说句什么话，可是踌躇不定。不过后来，我凭她的脸色看出她下定决心了。她眼睛一闪，胀大鼻子，抓住我的手，很快地说：

“尼古拉，我属于您了！我不能爱您，不过我答应我会对您忠实！”

然后她贴紧我的胸口，忽然又跳开了。

“有人来了……”她小声说，“再见。……明天十一点钟我在凉亭里等您。……再见！”

她就走了。我什么也不明白，心跳得难受，走回家里去了。《狗税之过去与未来》在等我，可是我再也没法工作了。我气得发昏。甚至可以说，我的愤怒是可怕的。见鬼，我可不容许人家把我当成小孩子！我脾气暴躁，跟我开玩笑可危险得很！等到女仆走到我的房间里，叫我去吃晚饭，我就对她大叫一声：“滚出去！”这种暴躁的脾气是干不出好事来的。

第二天早晨。天气正是别墅区的天气，那就是说，零度以下的气温、刺骨的寒风、雨、泥泞和樟脑的气味，因为我的妈妈从箱子里把她的女大衣取出来了。这是个气候恶劣的早晨。这天恰好是一八八七年八月七日，有日食。应该对您说明，在日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即使不是天文学家，也可以做出重大有益的贡献。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测定太阳和月亮的直径，（二）画出日晷，（三）测量气温，（四）在日食的时候观察动物和植物，（五）记录自己的印象，等等。这件事那么重要，我就暂时丢下《狗税之过去与未来》，决定观察日食。我们全都很早起床。我把当前的全部工作分配如下：我测定太阳和月亮的直径，受伤的军官画出日晷，其余的工作由玛宪卡和花花绿绿的姑娘们承担。我们全体集合在一起，等着。

“怎么会有日食？”玛宪卡问。

我回答说：

“每逢月亮走进黄道的平面，落到太阳的中心和地球的中心相连的那条线上，就会发生日食。”

“什么叫作黄道？”

我做了解释。玛宪卡注意地听我说完，问道：

“透过熏黑的玻璃就可以看见太阳中心和地球中心相连的那条线吗？”

我回答她说，这是一条想象的线。

“既然那是一条想象的线，”瓦连卡大惑不解地说，“月亮怎么能落到那条线上呢？”

我没有答话。我一听到这个幼稚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的肝脏胀大了。

“这都是胡说。”瓦连卡的母亲说，“谁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那种事，再者，您一次也没有到天上去过，您怎么会知道太阳和月亮会出什么事呢？这都是胡思乱想。”

可是这时候一块黑斑移到太阳上去了。于是天下大乱。牛啦，羊啦，马啦，都竖起尾巴，大声叫起来，吓得在田野上乱跑。狗汪汪地吠。臭虫以为夜晚来了，从缝隙里爬出来，开始咬那些睡熟的人。助祭正从菜园里把黄瓜运回家去，这时候吃了一惊，从大车上跳下来，躲到桥底下去了。他的马拉着大车闯进别人的院子，黄瓜都被猪吃掉了。有一个收税员没有在自己家里过夜，睡在一个住别墅的女人家里，这时候只穿着内衣跑出来，冲进人群，扯开嗓门喊道：

“谁能保住自己的命，就管自逃生吧！”

有许多住别墅的女人（甚至年轻漂亮的也在内）被喧哗声惊醒，跑到街上来，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另外还发生了许多我不便讲出来的事。

“哎呀，好可怕！”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尖叫道，“哎呀，这真吓人！”

“小姐们[6]，观察呀！”我对她们叫道，“光阴是宝贵的！”

我自己也急忙动手，测量直径。……我想起日晷，就用眼睛找负伤的军官。他站在那儿，什么事也没做。

“您这是怎么了？”我叫道，“日晷呢？”

他耸耸肩膀，狼狈地对我使个眼色，叫我看他的胳膊。原来这个可怜的人的两条胳膊上都吊着花花绿绿的姑娘，她们吓得贴紧他的身子，妨碍他工作。我拿起一支铅笔，把时间一秒一秒地记下来。这是重要的。我记下观察地点的地理位置。这也重要。我想测定直径，可是这时候玛宪卡拉住我的手，说：

“您可别忘了，今天十一点钟！”

我缩回手，觉得每一秒钟都宝贵，打算继续观察，可是瓦连卡死命挽住我的胳膊，贴紧我的身子。铅笔啦、玻璃啦、图纸啦，一齐掉在草地上。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时候终于到了，现在该叫这个姑娘明白我性子暴躁，发起脾气来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连我自己都不能替自己负责！

我想继续工作，可是日食完结了！

“您看着我！”她温柔地小声说。

啊，这简直是对人的极度嘲弄！您会同意，这样耍弄人的耐性，只能闹出严重的后果。要是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可不要怪我！我不容许人家开玩笑，也不容许人家耍弄我，而且，见鬼，等我大闹起来，我奉劝诸位，谁也不要走到我跟前来，统统见鬼去吧！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有个姑娘大概从我的脸色看出我在冒火，她显然要安慰我，就说：

“我，尼古拉·安德烈伊奇，执行了您交给我的任务。我观察了哺乳动物。我看见在日食前一条灰毛狗追一只猫，后来还摇了很久的尾巴呢。”

这样看来，这场日食一无所获。我走回家去。天在下雨，我没出来在小阳台上工作。负伤的军官却不顾危险到阳台上工作，甚至写下：“我生在……”可是他刚写到这儿，我从窗子里看见，一个花花绿绿的姑娘把他拉到她的别墅去了。我没法工作，因为我仍旧在冒火，觉得心跳得厉害。我没到凉亭去。这是不礼貌的，不过您会同意，我总不能冒着雨去啊！到十二点钟，我接到玛宪卡写来的一封信，信上满是责备的话，要求我一定要到凉亭去，而且用“你”称呼我了。……一点钟，我又接到一封信，两点钟又来一封。……非去不可了。不过在动身前，我得想好我该对她说些什么。我一举一动要像个正派人。第一，我要对她说，她不该以为我爱她。可是这样的话又不便对女人说。对女人说“我不爱您”，就跟对作家说“您写得很糟”一样不客气。我最好对瓦连卡讲讲我对婚姻的看法。我就穿上暖和的大衣，打起伞，往凉亭走去。我知道自己脾气暴躁，生怕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我极力按捺我的火性。

果然有人在凉亭里等我。娜坚卡脸色苍白，眼泪汪汪。她一看见我，就快活地叫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说：

“到底来了！你耍弄我的耐性。你听我说，我一夜也没睡着。……我一直在想。我觉得，等我了解你比较深一点，我就会……爱上你了。……”

我坐下来，开始述说我对婚姻的看法。开初，我不想把话扯得太远，想说得尽量简短，就略略做点历史的概述。我讲起印度和埃及的婚姻，然后转到近代，说了一些叔本华[7]的看法。玛宪卡注意地听着，可是忽然间，她的思想发生一种古怪的转折，认为必须打断我的话。

“尼古拉，吻我！”她说。

我心慌意乱，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好。她重又提出她的要求。无可奈何，我站起来，凑到她那张长脸上吻了一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就跟小时候有一回为亡者举行安魂祭，人们硬叫我吻死去的祖母一样。瓦连卡却不满足于我这一吻，索性跳起来，使劲搂住我。这时候凉亭门口出现了玛宪卡的母亲。……她现出惊恐的脸色，不知对谁“嘘”了一声，就不见了，跟监狱里的梅菲斯特[8]一样。

我心慌意乱，满腔怒火，回到我的别墅。我在家里遇见瓦连卡的妈妈，她眼睛里含着泪水拥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哽咽着说：

“我自己也一直巴望着这件事！”

后来，您猜怎么着？娜坚卡的母亲走到我跟前，拥抱我，说：

“求上帝祝福你们！你得记住，要爱她。……别忘了，她为你做出了牺牲。……”

现在他们给我办婚事了。我在写这几行的时候，傧相正死命地催我，叫我快着点。这些人简直不知道我的脾气！要知道，我脾气暴躁，我可不能为自己担保！见鬼，你们瞧着以后会闹出什么事来！把一个脾气暴躁、满腔怒火的人拉去举行婚礼，依我看来，简直太糊涂了，就跟把手伸进兽笼里摸一只暴怒的老虎一样。瞧着吧，瞧着会闹出什么事来！

就这样，我结婚了。大家向我道喜，瓦连卡老是贴紧我，说：

“你得明白，现在你属于我，属于我了！你说你爱我！说呀！”

这时候，她的鼻子胀大了。

我从傧相那儿听说，那个负伤的军官用巧妙的办法摆脱了喜曼[9]。他给花花绿绿的姑娘看一张医生证件，上面写着他由于鬓角受伤而神经不正常，所以依照法律，没有权利结婚。好办法！我本来也可以弄一个证件啊。我的一个伯父害间发性酒狂症，另一个伯父精神错乱（有一回他错把女人的暖手笼当作帽子戴到头上去了），我的姑母老是弹钢琴，遇到男人就吐舌头。再者，我自己的脾气暴躁极了，这也是十分可疑的症候。可是为什么好主意来得这么迟？为什么呢？

[1] 原文为法语。

[2]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3] 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俄文本编者注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7]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8] 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

[9] 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风滚草[1]

旅途素描

我做完彻夜祈祷归来。圣山修道院钟楼上的时钟响起一阵轻柔悦耳的乐声，算是序曲，然后敲了十二下。修道院的大院子坐落在圣山脚下顿涅茨河边，院子四周立着一栋栋作客房用的高屋子，像是围墙。此刻，在夜间，只有昏暗的挂灯、窗里的灯火、天上的繁星照着这个院子，看上去，这个地方就像是一锅沸腾的大杂烩，充满了活动和声音，处于最奇特的混乱中。整个院子，从这头到那头，一眼望过去，密密麻麻，挤满各种大车、带篷马车、带篷大车、双轮马车、大篷车，旁边拥挤着黑马、白马、竖起犄角的公牛。人们来来往往，穿着黑色长袍的见习修士在四处奔走。窗里投出来一条条亮光和阴影，在车子上、人头上、马头上移动。这一切在浓重的昏暗中显出极其离奇而且变化莫测的形状：时而一根立起的车杆照直伸到天空去了，时而马脸上现出火一般的眼睛，时而见习修士身上长出一对黑色的翅膀。……空中响着谈话声、马喷鼻子和嚼东西的声音、孩子的哭叫声、马车的吱吱嘎嘎声。新来的人群和迟到的大车纷纷涌进院门里来。

陡峭的山坡上生长着松树，重重叠叠，向客房的房顶弯下腰来，凝望着院子，如同凝望着深渊似的，带着惊讶的样子倾听着。在漆黑的密林深处，杜鹃和夜莺不停地叫唤。……瞧着这种纷乱，听着这种闹声，人就会觉得，在这种沸腾的大杂烩里，谁也不了解谁，大家都在找什么东西而又找不着，这许许多多大车、带篷马车、人，从今以后未必能逃出这个院子了。

每到圣约翰节和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节，聚集到圣山来的人总有一万名以上。不但客房住满了人，就连面包房、裁缝铺、木器作坊、马车房……也都挤得满满的。凡是晚间到达此地、等着指定过夜地点的人，都聚在墙边、井旁或者客房的狭窄过道上，好比一群群秋天的苍蝇。那些年轻的和年老的见习修士不断地走动，无法休息，也没有换班的希望。白天也好，深夜也好，他们给人的印象永远像是一些正为一件什么事焦急不安、急着要赶路的人。尽管十分疲劳，他们的脸都一概显得活泼而殷勤，声调亲切，动作敏捷。……他们得为每个坐车或者步行来到此地的人找到住处，领他们去，供他们吃喝。对耳聋的、头脑不清的或者问个没完的人，他们还得冗长而不厌其烦地说明，为什么没有空房间，几点钟做祈祷，什么地方卖圣饼，等等。他们得奔走，送东西，不住嘴地讲话，此外还得客气，周到，极力使马里乌波尔城那些比乌克兰人生活得安逸的希腊人跟别的希腊人住在一块儿，不让巴赫穆特城或者利西昌斯克城那些装束“上流”的小市民跟农民们住在一起，免得惹他们生气。时不时地传来喊叫声：“神甫，劳驾给我点克瓦斯[2]！劳驾给我点干草！”或者：“神甫，行过忏悔礼后，我可以喝水吗？”见习修士就得把克瓦斯或者干草送去，或者回答说：“太太，请您去问接受忏悔的神甫吧。我没有权力准许您。”跟着就来了新的问题：“接受忏悔的神甫在哪儿呢？”于是见习修士又得说明神甫的修道室在什么地方。……尽管这样忙忙碌碌，他们还得抽出工夫到教堂去做礼拜，到贵族客房去伺候，详细地回答有知识的朝圣者喜欢提出的一大堆无聊的和不无聊的问题。人瞧着他们一天到晚奔忙，很难理解这些活跃的黑衣人什么时候有空坐下来休息，什么时候有空睡觉。

我做完彻夜祈祷回来，走到那所指定我下榻的客房，门口正站着一个掌管宿舍的修士。他身旁台阶上，有几个城里人装束的男女挤在那儿。

“先生，”掌管宿舍的人拦住我说，“请您行行好，允许这个年轻人在您房间里过夜吧！劳您的驾！来的人很多，空地方没有了，真是糟糕！”

他指着一个身材不高、穿着薄大衣、戴着草帽的人。我同意了，我的萍水相逢的同室人就跟着我走。我打开房门上的挂锁以后，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每次我都得瞧见挂在门柱上、跟我的脸平齐的一幅画。画的名字是《默想死亡》，上面画着一个跪在地上的修士，眼睛看着一口棺材以及躺在里面的一具骷髅。修士背后站着另一具骷髅，个子大些，手里拿着一把镰刀。

“像这样的骨头是没有的。”我的同室人指着骷髅上应该生骨盆的地方，说，“一般说来，您知道，供给人民的精神食粮都不是头一流货色。”他补充说，鼻子里很长而且很悲凉地哼了一声，这大概是要叫我明白我要跟一个懂得什么是精神食粮的人打交道了。

我正在找火柴，点蜡烛，他又哼一声，说：

“在哈尔科夫城，我到解剖所去过好几次，看见过骨头。我甚至到停尸处去过。我没有妨碍您吧？”

我的房间又小又窄，没有桌子和椅子，整个房间里只有窗前的一个五斗橱、一只火炉和两只木头的小睡榻。小睡榻都靠墙放着，面对面，中间留出一条窄过道。小睡榻上放着褪了色的小薄床垫和我的行李。睡榻本来就有两张，可见这个房间原是规定住两个人的，我就把这一点对我的同室人说明了。

“不过等一会儿就要打钟做弥撒了，”他说，“我不会妨碍您很久。”

他仍旧认为他碍我的事，觉得别扭，就踩着负疚的步子往他那张小睡榻走去，负疚地叹一口气，坐下来。等到油烛那昏暗而没有生气的火苗不再闪摇，燃得相当旺，照亮了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才仔细看清他。他是个二十二岁上下的年轻人，生一张好看的圆脸和一对孩子气的黑眼睛，城里人的打扮，穿一身便宜的灰色衣服，从他的面色和窄肩膀看来，他不是个体力劳动者。他似乎是个很难定出身份的人。既不能把他看作大学生，也不能看作生意人，更不能把他看作工人。人看着他那张好看的脸和那对孩子气的亲切的眼睛就不愿意想到他是个油滑的流浪者，在所有那些供给膳宿的偏僻地方的小修道院里，这种人多得数不清，他们往往冒充由于追求真理而从宗教学校被开除出来的学生，或者冒充喉咙哑了的唱诗班歌手。……他脸上有一种富于特色的、典型的、极其熟悉的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也记不起来了。

他沉默很久，在想心事。他发表关于骨头和停尸处的见解的时候，我没大在意，他就以为我生气了，对他在这屋里住下感到不高兴。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根香肠，放在眼睛面前转来转去看了一阵，游移不决地说：

“对不起，我要麻烦您一下。……您有小刀吗？”

我给他一把小刀。

“这香肠很糟，”他皱起眉头，给自己切下一小块，说，“此地的小铺里净卖些难吃的东西，可是价钱贵得吓人。……我本来想请您尝一点，可是您未必同意吃这种东西。您愿意吃一点吗？”

从他的口音也可以听出一种特别的味道，跟他脸上的特色很相似，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仍旧茫然不懂。我想使他相信我，表明我根本没生气，就把他请我吃的一小块香肠接过来。那块香肠果然难于下咽。为了应付它，必须生着那种品种优良、拴着链子的狗的牙齿才行。我们一面活动牙床，一面攀谈起来。我们一开头就互相抱怨教堂的礼拜太长了。

“这儿的规矩跟阿索斯山差不多，”我说，“不过在阿索斯山，彻夜祈祷通常是十个钟头，到了大节日就十四个钟头。您该到那儿去祈祷！”

“对了！”我的同室人说，摇着头，“我在这儿住了三个星期。您知道，每天都做礼拜，每天都做礼拜。……平常日子，十二点打钟做晨祷，五点钟做早祷告，九点钟做晚祷告。根本没法睡觉。白天唱赞美歌，有特别礼拜，有晚祷。……等到我做斋戒祈祷，我简直累得要倒下去。”他叹口气，接着说，“然而不到教堂去又不合适。……修士给你房间，供你吃喝，那么您知道，人就不好意思不去了。站个一两天也许还不要紧，可是站三个星期却太苦了！苦得很！您在这儿要待很久吗？”

“我明天傍晚走。”

“我却还要住两个星期。”

“不过照规矩，在此地似乎不能住这么久吧？”我说。

“是的，这话不错，凡是住得过久、老是向修士讨吃的人，是要被撵走的。您想想看，要是容许那些没家没业的人在这儿爱住多久就住多久，那么这儿就不会有一个空房间，整个修道院都要给吃光了。这话是不错的。不过修士为我破一次例，我想他们一时还不会把我赶走。您要知道，我是个新入教的。……”

“您这话怎么讲？”

“我是犹太人，改信教的。……不久以前我才改信东正教。”

这时候我才明白先前他脸上那种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厚厚的嘴唇，说话时候扬起右边嘴角和右边眉毛的样子，眼睛里那种独特的只有犹太人才有的油亮。我也明白他那种特别的口音是怎么回事了。……从后来的谈话中，我还知道他叫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从前叫伊萨克。他是莫吉廖夫省的人，从新切尔卡斯克到圣山来。他是在新切尔卡斯克改信东正教的。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吃完香肠，站起来，扬起右边眉毛，对着神像做祷告。后来他在小睡榻上坐下，对我简略地叙述他很长的经历，这时候，他的眉毛一直那么扬着。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爱念书。”他开始说，那口气听上去不像是讲他自己，倒像是讲一个去世的大人物似的，“我的父母是贫寒的犹太人，做点小生意，您知道，生活得跟乞丐一样，肮里肮脏。一般说来，那儿的人都是又穷又迷信，不喜欢念书，因为教育，很自然，叫人远离宗教。……他们却是狂热的教徒。……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叫我受教育，希望我也做生意，除了《塔木德》[3]以外什么也别念。……不过，您会同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生一世为一小块面包挣扎，在垃圾堆里打滚儿，反复念那本《塔木德》的。有时候，一些军官和地主到我父亲的小酒店来，讲起许多那时候我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事情。嗯，当然，那些事是引诱人的，弄得人满心羡慕。我就哭着要求把我送进学校去，可是他们只教我学犹太人的文字，别的什么也不教。有一次我找到一张俄语报纸，把它带回家，想用来做风筝，结果我为这件事挨一顿痛打，其实我并不懂俄语。当然，这种狂热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本能地爱护自己的民族特性，可是那时候我不懂这个道理，因而颇为愤慨。……”

从前的伊萨克说完这句文绉绉的话以后，高兴得把右边的眉毛扬得更高，斜起眼睛瞧着我，如同公鸡瞧着谷粒似的，他那样子仿佛想说：“现在您总该相信我是个有学问的人吧？”另外他又讲到宗教狂热，讲到他那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后来接着说：

“这可怎么办呢？我就横下心，跑到斯摩棱斯克去了。在那儿，我有个堂兄，干镀锡的活儿，做白铁盒。当然，我就在他那儿当学徒了，因为我没法糊口，光着脚，衣服破破烂烂。……我心里这样盘算：白天干活，晚上和星期六看书。我就这样做了，可是警察发现我没有身份证，就把我押解回乡，送到我父亲那儿去了。……”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耸起一个肩膀，叹了口气。

“这可怎么办！”他接着说，往事越是清楚地在他心头再现，他说话的犹太口音也就越重，“我父母把我惩治一下，就把我交给我爷爷去管教了。他是个犹太老人，狂热的教徒。可是我夜里逃到什克洛夫城去了。在什克洛夫城，我的叔父把我抓住；我就又逃到莫吉廖夫城，在那儿住了两天，又跟一个同伴到斯塔罗杜布城去了。”

后来这个讲话人在回忆中一一提到戈梅利城、基辅城、白教堂、乌曼城、巴尔塔城、宾杰雷城，最后他到了奥德萨。

“在奥德萨，我游荡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挨着饿，后来有些在城里走来走去收买旧衣服的犹太人把我收留下来。那时候我已经会读书写字，懂得算术，会算分数，想进一个什么学校去读书，然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在奥德萨城里走动了半年，收买旧衣服，可是那些犹太人，那些骗子，不给我工钱，我一气之下，就走了。后来我坐轮船到彼列科普去了。”

“为什么到那儿去呢？”

“就这样去了。有个希腊人答应在那儿给我找个工作。一句话，十六岁以前我就一直这样漂泊，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扎不下根，后来到了波尔塔瓦城。那儿有个犹太大学生听说我想读书，就给我写了封信，让我交给哈尔科夫城的一个大学生。当然，我就到哈尔科夫城去了。那儿的大学生们商量一阵，开始帮助我准备考试，好让我进技术学校。您知道，我得对您说，我碰到的那些大学生真是好，我直到死也忘不了他们。且不说他们供我吃，供我住，他们还领我走上正路，教我思考，给我指出生活目标。他们当中有些聪明出色的人，现在已经出名了。比方说，您听到过格鲁玛赫尔吧？”

“没听到过。”

“您没听到过。……他在哈尔科夫城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很有见解的文章，正准备做教授呢。嗯，当时我读了许多书，参加大学生小组，在那种小组上庸俗的话是听不到的。我准备了半年，可是投考技术学校却要学会中学里的全部数学课程，格鲁玛赫尔就劝我改考兽医学校，因为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就可以投考那个学校。当然，我就开始准备。我并不想做兽医，可是他们对我说，念完兽医学校，就可以不经考试升到大学医学系三年级。我读完屈纳[4]的全部著作，读了科尔内留斯·内波斯[5]的书，而且一读就会[6]，在希腊语方面几乎读完了库尔提乌斯[7]的全部著作。可是您知道，一来二去……大学生们陆续走散，我的地位不牢靠了。同时我又听说我母亲来了，在全哈尔科夫城找我。于是我索性走了。怎么办呢？不过幸好我听说，这儿顿涅茨铁道旁边有个采矿学校。那么何不投考这个学校呢？您要知道，采矿学校的学生有权做监工，这倒是极好的职位，我知道有些矿井的监工一年挣一千五呢。好得很。……我就考进去了。”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脸上带着敬畏肃穆的神情列举采矿学校教授的二十几门深奥难懂的学科，叙述学校里的情形、矿井的构造、工人的情况。……然后他讲起一件可怕的事，像是捏造的，可是我又不能不信，因为讲故事的人口气十分诚恳，他那张犹太人的脸上，恐惧的神情十分真切。

“我在实习操作时期，有一天出了事，”他扬起两道眉毛说，“当时我在顿涅茨区的一个矿井上。您一定见过人怎样下矿井。您记得，人扬鞭抽马，大门就活动起来，于是一个吊斗顺着滑轮降到矿井去，另一个吊斗升上来，等到第一个升上来，第二个就降下去，完全跟水井的两只吊桶一样。好，有一回我坐上吊斗，正往下降，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忽然听见：当啷！原来链子断了，我就随着吊斗和断了的一截链子飞到魔鬼那儿去了。……我从三俄丈高的地方摔下去，胸口和肚子朝下。吊斗比人重，比我先落地，我这个肩膀正好撞在它的边上。您知道，我躺在那儿吓坏了，心想必是已经摔死，可我忽然看见新的灾难又来了：原来另一个升上去的吊桶失去均衡的重量，哐啷一声直朝着我掉下来。……这可怎么办？我一看见这样的事，就贴住墙，缩成一团，等着吊桶马上带着全部力量砰的一声砸在我脑袋上，我想起父母，想起莫吉廖夫省，想起格鲁玛赫尔……我祷告上帝，不过幸好……连想起来都可怕呀。”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勉强笑了笑，用手心擦一擦脑门。

“不过幸好它掉在我身旁，只轻轻碰着这半边身子。……我这半边的衣服、衬衫、皮肤都破了……那力量吓人呀。后来我就人事不省了。他们把我抬上来，送进医院。我住了四个月医院，大夫说我会得肺痨病。我现在老是咳嗽，胸口痛，神经也很不正常。……每逢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我总十分害怕。当然，我的身体既是这样，我就没法做监工了。我只好离开采矿学校。……”

“那么现在您做什么工作呢？”我问。

“我已经参加过乡村教师的考试，及格了。现在我又入了东正教，就有权利做教师了。在我受洗的新切尔卡斯克城，人家很关心我，答应在教区学校里给我找一个位子。过两个星期我就到那儿去，再托托他们。”

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脱掉大衣，只穿着一件带俄罗斯式绣花衣领的衬衫，系着一条毛线织的腰带。

“现在该睡觉了，”他说，把大衣放在床头，打个哈欠，“您知道，直到最近我才信上帝。我原是无神论者。我躺在医院里的时候，想起宗教，开始思索这个问题。依我看来，有思想的人只能有一种宗教，那就是基督教。要是不相信基督，此外就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了。……不是吗？犹太教过时了，它所以还存在，也只是由于犹太族的特殊性而已。等到文明传播到犹太人当中去，犹太教就会一点痕迹也不剩了。您一定已经留意到，所有年轻的犹太人都是无神论者。《新约》是《旧约》的天然的续篇。不是吗？”

我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走出这么严肃大胆的一步，竟然改变宗教信仰。他却光是反复向我说明“《新约》是《旧约》的天然续篇”，这句话分明出自别人之口，是他学来的，根本不能说明问题。不管我怎样努力，怎样试探，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原因所在。要是相信他的话，他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信仰才接受东正教的，那么这种信仰究竟是什么内容，它的基础是什么，从他的话里却听不明白。如果推断他是出于贪利才改变宗教信仰的，那也不行：他身上穿着廉价的旧衣服，他靠修道院的面包糊口，他的前途很不稳定，这都不大像是贪利的表现。那就只能这样想：促使我的同室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就是他按通常的说法称之为求知欲的那种不安定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才把他像一块小木片那样从这个城丢到那个城，使他漂泊不定。

我躺下睡觉以前，先走出门外，到过道上去喝水。等到我回来，我的同室人却站在房中央，惊恐地瞧着我。他脸色灰白，脑门上闪出汗光。

“我的神经又出了大毛病，”他嘟哝说，现出病态的微笑，“很厉害！神经错乱大发作了。不过，这也没什么。”

他又讲起《新约》是《旧约》的天然续篇，犹太教已经过时。他仔细挑选一句句话，仿佛极力要聚起他信仰的全部力量，用来压倒他灵魂的不安，对自己表明：他丢掉祖先的宗教并不是做了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而是按一个有思想的、破除成见的人行事的，因此他尽可以大胆地独自留在房间里，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正在说服自己，而且用眼睛向我求援。……

这当儿，油烛上结了一个又大又难看的烛花。天已经亮了。昏暗的小窗口变成蓝色，从那儿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瞧见顿涅茨河两岸和河对面的橡树林。现在该睡觉了。

“明天这儿会很有趣味，”等我灭了油烛，躺下去后，我的同室人说，“做完早弥撒以后，游行行列就要坐船，从修道院到隐修区去了。”

他扬起右边的眉毛，偏着头，面对神像做完祷告，没脱衣服就在他那小睡榻上躺下。

“哦，对啦。”他翻个身说。

“什么‘对啦’？”我问。

“我在新切尔卡斯克入东正教的时候，我母亲正在罗斯托夫城找我。她觉得我要改变信仰了。”他叹口气，接着说，“我已经有六年没到莫吉廖夫省去。我妹妹大概已经嫁人了。”

他沉默一会儿，看出我还没睡着，就开始小声说：谢天谢地，人家不久就会给他找个差事，他终于要有自己的家，有稳定的地位，有牢靠的每日口粮了。……我呢，带着睡意暗想，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家，有稳定的地位、牢靠的口粮。他讲述着自己的幻想，把教师的职位说成了天国乐土。他跟大多数人一样，对流浪生活抱着偏见，认为那是一种奇特、反常、意外的事，就跟疾病一样，他总想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认为这样才能得救。从他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他感到自己反常，感到惋惜。他仿佛在为自己辩白和表示歉意似的。

离我不到一俄尺远，躺着一个流浪者。在我们隔壁的那些房间里，在院子里，在大车旁边，在朝圣者中间，总有好几百这样的流浪者在等待早晨，而且，在更远的地方，要是人能够想象全俄国的话，这时候会有多少这样的风滚草，为了寻找比较好的生活，顺着大路和乡间土道走着，或者在客栈里，小酒店里，旅馆里，露天底下的草地上打瞌睡，等待黎明啊。……我一面昏昏睡去，一面暗想，要是人能够找出种种道理和话语来向他们证明，他们的生活像其他各种生活一样，并不需要什么辩解，那么这些人会多么惊讶，甚至也许会高兴呢。

我在睡梦中听见门外响起悲凉的钟声，仿佛在流着伤心的眼泪一样。见习修士喊了好几回：

“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吧！请大家去做祷告！”

等我醒来，我的同室人已经不在房间里了。阳光普照，窗外人声喧哗。我走出去，知道祷告已经做完，游行行列早已往隐修区走去。人们成群地在岸边徘徊，感到闲着没有事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他们还不能吃东西，喝水，因为在隐修区，晚祷告还没有结束。修道院的小铺，朝圣者素来喜欢拥进去打听各种东西的价钱，这时候还关着门。有许多人虽然已经疲劳，可是烦闷无聊，就信步往隐修区走去。我也走上一条小路，它从修道院通到隐修区，弯弯曲曲，像一条蛇似的，爬上又高又陡的岸坡，在橡树和松树中间绕来绕去，时而上坡，时而下坡。下面顿涅茨河闪闪发光，太阳倒映在水里，上面是白垩的陡峭岸坡，坡上的橡树和松树葱葱茏茏，一片碧绿。那些树一棵跟着一棵，倒挂在坡上，不知怎的，几乎就长在峭壁上，却能不掉下来。朝圣者顺着这条小路，一个跟着一个走去。人数最多的是从邻县来的乌克兰人，不过也有许多人是从远方，从库尔斯克省和奥廖尔省步行来的。在这杂色的行列里，也有马里乌波尔的希腊籍农庄主，都是些强壮、稳重、亲切的人，跟他们那些住满我们南方沿海各城的退化而瘦弱的同胞迥然不同。这里面也有裤子上着红色镶条的顿涅茨人、塔夫里达人以及从塔夫里达省来的移民。这儿有许多朝圣者是身份不明的人，跟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一样，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单从他们的面容，从他们的服装，从他们的话语是认不出来的。

这条小路的终点是个小小的木码头。从这儿往左走，有一条狭窄的石子路，穿过一道山，通到隐修区。木码头旁边停着两条笨重的大木船，样子阴沉，好比儒勒·凡尔纳[8]书中写的新西兰独木舟。一条木船上有长排座位，上面铺着毡毯，是供教士和歌手坐的，另一条船上没有毡毯，是给一般人坐的。临到游行行列坐船返回修道院，我发现我自己夹在勉强挤上第二条船的幸运儿中间。这条船上的人很多，船几乎行驶不动了，一路上有好些人只能一动不动地站着，而且要保护好帽子，免得被人挤扁。路上风光绮丽。一边的岸坡又高又陡，岩石发白，坡上长着倒挂下来的橡树和松树，人们沿着小路匆匆赶回去。另一边岸上，坡度不陡，有绿油油的草场和橡树林。两岸都浸沉在阳光里，显出幸福乐观的气象，好像多亏了它们，这个五月的清晨才这么美丽似的。太阳的映影在顿涅茨河的急流中颤抖，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太阳那长长的光线在教士的法衣上，在神幡上，在船桨拍起的水花上，跳动不定。复活节赞美歌的歌声啦，叮当的钟声啦，船桨的击水声啦，鸟雀的鸣叫声啦，种种声音在空中汇合成一片和谐温柔的乐声。载教士和神幡的木船走在前面。船尾上站着一个身穿黑衣服的见习修士，安稳不动，好比一尊塑像。

等到游行行列走近修道院，我才发现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也在那些人中间。他站在大家前面，高兴得咧开嘴巴，扬起右边的眉毛，瞧着这个行列。他脸上喜气洋洋，大概在这种时候，四周有那么多人，天色那么明朗，他就满意他自己，满意他的新信仰，满意他的良心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坐在房间里喝茶，他仍旧高兴得脸上放光。他的面容说明，他既满意茶，也满意我，十分尊重我的教养，而且如果谈起知识方面的什么问题，他自己也能应付，不致丢脸。……

“您说说看，我该看些什么心理学著作？”他文绉绉地谈起来，皱起鼻子。

“可是您为什么要读这种书？”

“缺乏心理学知识是不能做教师的。我在教小学生以前，先得了解他们的心灵。”

我对他说，要了解儿童的心灵，光读心理学的书是不够的，再者，对一个还没有熟悉语文和算术教学法的教师来说，心理学无异于奢侈品，就跟高等数学一样多余。他欣然同意我的话，然后他讲起教员的职务多么艰苦繁重，要想根除小孩子学坏和迷信的倾向，促使他们独立而正直地思考，把真正的宗教、个性和自由之类的观念灌输到他们的头脑里去，是多么困难。对这些话，我回答了几句。他又同意了。总之他很乐意赞同我的话。显然，那许多“文绉绉的问题”还没在他头脑里稳固地扎下根。

我临行前，我们一块儿在修道院附近闲步，消磨炎热漫长的白昼。他一步也不离开我。这究竟是因为他依恋我呢，还是因为他害怕孤独，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山坡上点缀着许多小花园，我记得我们走进其中的一个，在黄色金合欢的花丛下并排坐着。

“我过两个星期就要离开此地。”他说，“也该走了！”

“您步行吗？”

“从这儿起到斯拉维扬斯克城，是步行，然后坐火车到尼基托夫卡城。顿涅茨铁路有一条支线是从尼基托夫卡城开始的。我就沿着这条支线步行到哈采彼托夫卡城，然后有个熟识的列车长会带我坐上火车往前走。”

我想起尼基托夫卡城和哈采彼托夫卡城之间光秃和荒凉的草原，我想象亚历山大·伊凡内奇怎样走过那一带草原，心里怀着疑虑、对故乡的思念、对孤独的恐惧。……他在我脸上看出我烦闷无聊，就叹一口气。

“我妹妹大概已经嫁人了。”他说出他的想法，不过立刻又摆脱这些忧郁的思想，指指山岩的顶，说：

“在这个山顶上可以看见伊久姆城。”

我跟他一起步行上坡，不料他遭到一个小小的灾难：他大概绊了一跤，撕破了他那花条布的裤子，碰掉了一只鞋后跟。

“啧……”他说着，皱起眉头，脱掉皮鞋，露出没穿袜子的光脚，“真糟。……您知道，这可是个麻烦……真是的！”

他把皮鞋举到眼前，转来转去，好像不相信鞋后跟完全毁了似的。他皱了很久的眉头，不住地叹气，吧嗒嘴唇。我的皮箱里有一双旧的中筒皮鞋，然而样式时髦，尖头，有带子。我带着这双鞋原是以防万一的，只在下雨天才穿。我回到房间里，想出一句很婉转的话，把那双鞋送给他。他接过去，庄重地说：

“我本来应该对您道谢，不过我知道您认为道谢是一种俗套。”

他瞧着半高腰男皮鞋的尖头和带子，喜欢得像小孩子一样。他甚至变更了原来的计划。

“现在我不预备过两个星期到新切尔卡斯克去，只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动身了，”他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穿着这样一双皮鞋，我就不会不好意思去见我的教父。老实说，我没有离开此地，就是因为我没有体面的衣着。……”

等到马车夫把我的皮箱拿出去，就有一个端正的、脸上带着讥诮神情的见习修士走进来，想要打扫房间。亚历山大·伊凡内奇不知怎的着起慌来，脸色发窘，胆怯地问他说：

“我该仍旧住在此地呢，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

他没法下决心让自己占据整整一个房间，显然不好意思再靠修道院的粮食生活下去了。他很不愿意跟我分手。为了尽量推迟孤独的到来，他要求我允许他送我一程。

从修道院出来，有一条往上走的路一直通到白垩质的山坡上，那是费了很大的劲才修成的。这条路在倒挂下来的严峻的松树底下，像螺旋似的在树根中间蜿蜒而上。……先是顿涅茨河在眼前不见了，随后修道院的那个院子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再后那些绿色房顶，也都不见了。……我往上走去，于是样样东西都像是落进了深渊，消失了。大教堂上的十字架被落日的光辉照得火红，在深渊里闪闪发光，随后也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松树、橡树、白路。不过后来我的马车走到平坦的原野上，那些树木和道路也都留在下面和后面了。亚历山大·伊凡内奇跳下马车，忧郁地微笑着，用他那对孩子气的眼睛最后看了我一眼，走下坡去，就此离开我，再也见不到面了。……

圣山的种种印象已经渐渐变成回忆，这时候我看见的都是新的东西。平坦的原野、淡紫色的远方、路旁的小树林、树林后面一个安着风车的磨坊，然而风车停着不动，好像因为这天是假日，人们不准它摇动翼片，它不免感到烦闷无聊似的。

[1] 一些草本植物的总称，生长在草原和沙漠中，其茎折断，被风吹到草原各地。

[2] 俄国的一种用麦芽或黑麦面包等制成的清凉饮料。

[3] 犹太教口传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4] 屈纳（1802—1878），德国语文学家，拉丁语语法教科书的作者。——俄文本编者注

[5] 科尔内留斯·内波斯（约前100—约前25），罗马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著作是学拉丁语的人的必读书。——俄文本编者注

[6] 原文为法语。

[7] 库尔提乌斯（1820—1885），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语言学者之一，希腊语语法教科书的作者。——俄文本编者注

[8]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著有许多科学幻想小说。

父亲

“老实说，我是喝了点酒。……对不起，我在路上顺便走进一家啤酒店，因为天热就喝了两瓶。天真是热啊，孩子！”

穆萨托夫老人从衣袋里拿出一块不知什么破布，擦了擦他那张刮光胡子的、憔悴的脸。

“我到你这儿来，包连卡[1]，我的天使，坐一会儿就走，”他眼睛没有瞧着他儿子，接着说，“我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来找你。对不起，也许我打搅你了。我亲爱的，你能借给我十卢布，容我到星期二还给你吗？你要知道，昨天就该付房钱了，可是钱呢，你知道……却没有！急死人了！”

小穆萨托夫一句话也没说，走出去，在门外跟他的别墅女主人和同他一起租下这个别墅的同事们小声讲话。过了三分钟，他走回来，一句话也没说，把一张十卢布钞票交给他的父亲。老人连看也没看，就把它随随便便往衣袋里一塞，说：

“谢谢。哦，你过得怎么样？很久没有跟你见面了。”

“是的，很久了。从复活节以来就没有见过面。”

“我大约有五次打算来看你，不过老是抽不出工夫来。一会儿有这件事，一会儿又有那件事……简直要命！不过呢，我是在胡说。……我这些都是假话。你不要相信我，包连卡。我刚才说，到星期二就还给你这十卢布，你也别相信。我的话你一句也不要相信。我什么正事也没有，无非是偷懒，灌酒，不好意思穿着这样的衣服上街。你要原谅我，包连卡。我有三次打发一个妞儿来找你借钱，还写过凄惨的信。我为那些钱谢谢你，不过你别相信那些信，那都是胡诌出来的。我不好意思抢夺你的钱，我的天使。我知道你自己手头也紧，吃蝗虫过日子[2]，不过我对自己这种厚脸皮也毫无办法。像我这样的厚脸皮，简直可以拿出去展览赚钱了！……你要原谅我才好，包连卡。我对你说了实话，因为我看到你那张天使般的脸就不能再冷着心肠了。”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老人深深叹一口气，说：

“你也许可以请我喝杯啤酒吧。”

他儿子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出去了，门外又传来低语声。过了一会儿，啤酒拿来了，老人一看见酒瓶就活跃起来，他的口气突然变了。

“我的孩子，前几天我去看赛马来着。”他讲起来，眼睛现出惊恐的样子，“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我们为那匹‘机灵鬼’合买了一张三卢布的票子[3]。真得向这匹‘机灵鬼’道谢才是。我们各自赢了三十二卢布哩。孩子，叫我不看赛马可不成。那是一种高尚的娱乐。我那个凶婆子知道我去看赛马，就老是打我，可我还是去。任凭你拿我怎么样，反正我喜欢嘛！”

包利斯是个年轻人，头发淡黄，脸色忧郁而呆板，慢慢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默默地听着。等到老人中断自己的话，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他就走到老人跟前，说：

“前几天，爸爸，我买了一双中筒皮靴，可是我穿着太紧。你拿去穿好不好？我便宜一点转让给你好了。”

“行，”老人说，做了个鬼脸，“不过要按原价，可不能打折扣。”

“好吧。这鞋钱算是我借给你的。”

他儿子爬到床底下，从那儿取出一双新的中筒皮靴。父亲脱掉他那双难看的、黄得发黑的、分明是别人穿过的皮鞋，开始试那双新鞋。

“正好合脚！”他说，“行，我穿就是。星期二我领到退休金，就把鞋钱送还你。不过，我是在撒谎，”他接着说，忽然又用原先那种含泪的声调说话了，“刚才说的赛马下赌注，还有退休金，我也是撒谎。你是在哄我，包连卡。……要知道，你那种慷慨的用心我已经觉出来了。我完全了解你！这双中筒皮靴显得小，就是因为你的气量大。唉，包利亚[4]啊，包利亚！我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觉得出来！”

“你搬到新地方去了吧？”他儿子为了改变话题，插嘴说。

“是的，孩子，我搬家了。我每个月都搬家。我的凶婆子凭她那种脾气，在什么地方都住不久。”

“我到您的旧住处去过，打算邀您到我的别墅来住。照您的健康情形看，还是住在空气新鲜的地方好。”

“不行！”老人摆了摆手说，“我那女人不会放我来的，再说我自己也不愿意。你们已经有一百次打算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打算，可是毫无结果。算了吧！就让我在深渊里死掉吧。眼下我坐在你这儿，瞧着你这张天使般的脸，可是我心里却惦着家，要回到那个深渊里去。大概这也是命该如此。你总不能把粪虫硬拉到玫瑰花上去啊。不行。可是，孩子，我该走了。天黑下来了。”

“那么您等一等，我送您回去。我今天也正要进城。”

老人和青年人穿上各自的大衣，走出去。过了一会儿，他们雇到一辆出租马车，坐上去。天色已经黑了，各处窗子里闪着灯火。

“我抢夺了你的钱，包连卡！”父亲嘟哝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啊！有这样一个父亲，简直是倒足了霉！包连卡，我的天使，我一看到你的脸就没法说谎了。你要原谅我。……我的脸皮老到了什么地步啊，我的上帝！刚才我抢夺你的钱，我这副醉醺醺的嘴脸弄得你难为情，我也抢夺你那些弟兄的钱，也弄得他们丢脸。要是你昨天瞧见我就好了！我也不瞒你，包连卡！昨天有几个邻居和各式各样下流货到我的凶婆子这儿来，我跟她们一块儿喝醉了，把你们，我的孩子们，臭骂了一顿。我一边骂你们，一边诉苦，胡说什么你们丢开我不管。你知道，我这是想引那些喝醉的娘们儿可怜我，我想装成倒运的父亲。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每逢我要掩盖我的恶习，我就把责任统统推到我那些无辜的孩子们头上。我不能对你说谎，包连卡，也没法瞒着你。我来找你的时候，原是趾高气扬的，可是一看见你的温顺和好心，我的舌头就不听使唤了，我的良心就不安起来。”

“得了，爸爸，我们谈点别的吧。”

“圣母啊，我这些孩子多么好！”老人不听儿子的话，接着说下去，“主赐给我多少宝贝呀！这样的孩子不应该赐给我这没出息的人，而应该赐给一个真正的人，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配不上！”

老人脱掉安着一个小纽扣的小便帽，在胸前画了好几次十字。

“光荣归于你啊，上帝！”他叹道，往四下里看一眼，仿佛在找神像似的，“这些出色的、少有的孩子！我有三个儿子，三个人一模一样，不喝酒，稳重，能干，而且多么聪明！马车夫啊，他们可真聪明！单是格利果利一个人的脑筋就抵得上十个人。他会讲法国话，又会讲德国话，讲起话来哪个律师也比不上，准能叫人听得出神。……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我都不相信你们是我的儿子了！我都不相信了！包连卡，你苦难深重，成了殉教徒。眼下我叫你破财，往后还会叫你破财。……你没完没了地给我钱，其实你也知道你的钱都等于白扔了。前几天我给你写了一封凄凉的信，讲我生病的情形，其实那是说谎！我跟你要钱是为买朗姆酒喝。你呢，把钱给我了，因为你怕不给就会伤我的心。这些我都知道，都觉得出来。格利沙[5]也成了殉教徒。星期四那天，孩子，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当时我喝得醉醺醺，穿得又脏又破……像酒窖那样冒出酒气。我就照那个样子一直跑到他跟前，还讲些下流话跟他啰唆，他的同事、上司、来接洽公务的人就在他周围。我弄得他丢尽了脸。他呢，光是脸色微微发白，一点也不狼狈，反倒面带笑容，若无其事地走到我跟前，甚至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们。后来他一直把我送到家，一句话也没责备我！我抢夺他的钱比抢夺你的还要多哩。现在再拿你弟弟萨沙来说，他也成了殉教徒！你知道，他娶了门第高贵的上校家的女儿，拿到一笔陪嫁钱。……看来，他好像不会再理我了。不，孩子，他一成亲，行完婚礼，带着年轻的妻子头一个拜访的就是我的家……居然到那个鬼地方去了。……真是这样啊！”

老人哭出声来，可是立刻又笑了。

“那当儿，好像故意捣乱似的，我们正在吃碎萝卜、炸鱼，喝克瓦斯，屋子里臭烘烘的，连鬼闻了都恶心！我喝醉了躺在那儿，我那凶婆子呢，脸已经喝红了，却跑到那对新婚夫妇跟前……一句话，不像样子呀。萨沙却一直克制自己。”

“是的，我们的萨沙是好人。”包利斯说。

“太宽宏大量了！你们都是金子：你、格利沙、萨沙、索尼雅[6]。我折磨你们，害你们受苦，叫你们丢脸，抢劫你们，可是我从未听你们说过一句责备的话，没看见你们斜起眼睛瞧过我。要是你们的父亲是个正派人倒也罢了，可是……呸！你们从我这儿除了受害以外什么也没得着过。我是个放荡的坏人。……现在，谢天谢地，我和气多了，没有意志力了，可是从前，你们小的时候，我却有决断，有意志。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我都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有时候，我深夜从俱乐部回来，喝得醉醺醺的，脾气挺凶，对你那去世的母亲破口大骂，怪家里开支太大。我整夜不住嘴地骂她，心想这是应该的。往往到了早晨，你们已经起床，去上学了，我却还在对她发脾气。我把她折磨得好苦啊，这个殉教徒，祝她升天堂吧！有时候，你们下学回来，要是我在睡觉，你们就不敢吃饭，得等我起来才吃。到吃饭时候，总是又出乱子。你恐怕还记得。求上帝保佑，别让任何人有这样的父亲才好。上帝把你们赐给我，是为了考验你们！对了，考验！孩子们，你们就忍着，忍到头吧。孝敬你们的父亲吧，你们会长寿的。上帝也许会看在你们的坚忍精神分上，叫你们长寿。马车夫，停住！”

老人跳下马车，跑进一家啤酒店。过了半个钟头，他回来了，醉醺醺地嗽一下喉咙，挨着儿子坐下。

“现在索尼雅在哪儿？”他问，“还在寄宿中学吗？”

“不，五月里她已经毕业，如今住在萨希娜姑母家里。”

“嘿！”老人惊奇地说，“这个姑娘可真不错，也学哥哥们的样。唉，她母亲不在了，包连卡，再没有人要她安慰、解忧了。听我说，包连卡，她……她知道我在怎样生活吗？啊？”

包利斯什么话也没回答。在深沉的寂静中过了五分钟。老人呜咽起来，用那块破布擦擦眼睛，说：

“我爱她，包连卡！要知道，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人到了老年，再也没有比女儿更能给人安慰的了。我想跟她见见面。可以吗，包连卡？”

“当然可以，随您什么时候都行。”

“真的？她不会觉得为难？”

“您别这样说，她自己都在打听您，想跟您见面呢。”

“真的吗？什么样的孩子啊！马车夫，听见没有？那你就安排一下，让我们见见面吧，包连卡，好孩子！她如今成了小姐，文雅，完美，[7]处处都上流，我可不愿意叫她看见我这副卑贱相。我们，包连卡，这样来安排会面的事。我要三天不喝酒，让我这张难看的醉脸变得体面点，然后我就去找你，你呢，把你的衣服暂时借给我穿一下，我刮一刮脸，剪一剪发，随后你就坐车去把她接到你家来。行吗？”

“好。”

“马车夫，停住！”

老人又跳下马车，跑进一家啤酒店去了。在包利斯坐车送他回家的这一路上，他又两次跳下马车，他的儿子每次都一句话也没说，耐心地等着他。临到他们下马车，穿过一个又长又脏的院子，往“凶婆子”的住宅走去，老人就现出极其困窘和负疚的神情，开始胆怯地嗽喉咙，吧嗒嘴唇。

“包连卡，”他用讨好的口气说，“如果我的凶婆子对你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那你不要介意，而且……而且，你知道，你好歹对她客气点。她无知无识，举动莽撞，不过她毕竟是个好女人。她胸膛里跳着一颗善良热烈的心！”

长院子到了尽头，包利斯就走进一个阴暗的穿堂。装着滑轮的房门嘎吱嘎吱响起来，门里冒出厨房的气味和茶炊的烟子，传来刺耳的说话声。包利斯从穿堂走进厨房，只看见乌黑的烟子、晾着内衣的绳子、茶炊的烟囱，烟囱的裂缝里迸出金黄的火星。

“喏，这就是我的小窝。”老人说，弯下腰，走进一个天花板很低的小房间，那儿的空气充满隔壁厨房里的气味，叫人闷得受不住。

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三个女人，在吃东西。她们看见有客人来，就互相看一眼，停住了嘴。

“怎么样，拿到了吗？”有个女人厉声问道，她分明就是那个“凶婆子”。

“拿到了，拿到了，”老人嘟哝说，“好，包利斯，别客气，坐吧！孩子，年轻人，我们这儿很简陋。……我们生活得很简单。”

他无缘无故地忙乱起来。他在儿子面前觉得不好意思，同时他显然想照往常那样在那些女人面前保持“趾高气扬”的神情和不幸的、被遗弃的父亲的样子。

“是啊，孩子，年轻人，我们生活得很简单，没有一点浮华气。”他叽叽咕咕地说，“我们是些简单的人，年轻人。……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不喜欢弄虚作假。对了。……要喝点酒吗？”

有一个女人（她不好意思在生人面前喝酒）叹一口气，说：

“既是有蘑菇，我就再喝一点。……这些蘑菇太好，弄得人不想喝也得喝。伊凡·盖拉西梅奇，请那位客人喝一点，说不定他也要喝呢！”

最后那句话她是娇声娇气说出口的。

“喝吧，年轻人！”老人说，眼睛没瞧儿子，“我们这儿，孩子，可没有葡萄酒和蜜酒，我们样样东西都简单。”

“他不喜欢我们！”“凶婆子”叹道。

“没问题，没问题，他会喝的！”

包利斯不愿意推托，免得扫父亲的兴，就拿起酒杯，默默地喝酒。等到茶炊端上来，他为了讨老人的欢心，就带着忧郁的脸色，一句话也没说，喝下两杯难以下咽的茶。他默默地听着“凶婆子”含沙射影，讲起这个世界上有些狠心的、不信神的子女，硬是丢开父母不管。

“我知道此刻你在想什么！”有了酒意的老人说，他已经像平素那样露出醺醉而兴奋的神态了，“你以为我已经走下坡路，不可救药了，我可怜，可是依我看来，我这种简单的生活倒比你的生活正常得多，年轻人。我什么人也不需要，而且……而且也不打算低声下气。……要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用怜悯的眼光瞧着我，我决不能容忍。”

喝完茶，他把一条青鱼收拾干净，在上面撒些葱花，而且撒得那么起劲，连他的眼睛都涌出激动的泪水了。他又讲到赛马的赌博，讲到赢得的钱，讲到他昨天花十六卢布买来的什么巴拿马草帽。他讲起谎话来津津有味，就跟吃青鱼下酒一样。他儿子一句话也没说，坐了一个钟头，然后起身告辞。

“我可不敢留你！”老人傲慢地说，“对不起，年轻人，我生活得跟你们所希望的不一样！”

他扬扬得意，神气十足地用鼻子吭气，对那些女人挤挤眼睛。

“再见，年轻人！”他说着，把儿子送到穿堂，“等一等！”

可是到了昏暗的穿堂，他忽然把脸贴在儿子的袖子上，哭了。

“我要跟索纽希卡[8]见面！”他小声说，“替我安排一下吧，包连卡，我的天使！我会刮一刮脸，穿上你的衣服……做出严肃的样子来。……我见了她，不开口说话就是。真的，我绝不开口。”

他胆怯地回过头去看一眼房门，听见那儿传来女人们的说话声。他就忍住哭泣，大声说道：

“再见，年轻人！等一等！”

[1] 包利斯的爱称。

[2] 意谓“吃得很苦”。

[3] 指赛马时下的赌注。

[4] 包利斯的爱称。

[5] 格利果利的爱称。

[6] 索菲雅的小名。

[7] 原文为法语。

[8] 索菲雅的爱称。

美妙的结局

有一天，列车长斯狄奇金不当班，他家里坐着一个强壮、丰满、四十岁上下的女人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这个女人专门给人说媒，另外还干许多照例只能小声谈到的事。斯狄奇金有点心慌，不过跟往常一样庄重、正派、严厉，吸着雪茄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

“跟您认识，我很愉快。谢敏·伊凡诺维奇推荐您，认为您能在一件棘手的事情上帮我的忙，这件事情非常重大，牵涉到我终身的幸福。我，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已经五十二岁，那就是说，已经处在很多人有成年子女的时期了。我的职位是牢靠的。我的家产虽不能说多，然而在我身边养活一个心爱的人和子女，总还办得到。我要对您说明，不过请您不要张扬出去：我除薪金外，还在银行里存着钱，多亏我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省下钱来。我是老成持重的人，从不灌酒，过的是严谨安分的生活，因此我可以做许多人的榜样。我缺欠的只有一样东西：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伴侣。我过的日子好比一个游牧的匈牙利人，从这个地方迁到那个地方，没有丝毫乐趣，也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万一我病了，甚至没有人给我端水喝，等等。除此以外，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在社会上，一个结了婚的人也总比一个单身汉有身价。……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又有钱，然而，要是您从某一点上来看我，我算是个什么人呢？无非是个孤家寡人，简直像一个天主教教士。所以我非常希望套上喜南[1]的环扣，也就是说，跟一个体面的女人缔结合法的婚姻。”

“这是好事！”媒婆叹道。

“我是个光棍儿，本城的人一个也不认得。既然所有的人在我都是生人，那我该到哪儿去，该请托谁呢？就因为这个缘故，谢敏·伊凡诺维奇才劝我找一个在这方面内行而且把为人谋幸福当作职业的人。所以，我恳切地请求您，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在您的协助下，安排我的命运。城里所有准备出嫁的女人您都认识。要成全这件事，在您是很容易的。”

“这是可以办到的。……”

“请喝酒，别客气。……”

媒婆用她习惯的姿势把酒杯送到嘴边，喝下去，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这是可以办到的，”她又说一遍，“那么您，尼古拉·尼古拉伊奇，要什么样的新娘呢？”

“我吗？随命运安排吧。”

“当然，这种事是命中注定的，不过，各人也有各人的口味啊。有的人喜欢黑头发的，有的人喜欢黄头发的。”

“您要知道，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斯狄奇金说着，庄重地叹口气，“我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个性很强。美貌以及一般的外表，在我只占次要的地位，因为，您知道，脸子漂亮又不能当饭吃。有个漂亮的老婆，倒要操很多的心。我的看法是这样，女人要紧的不在于外貌，而在于内里，也就是说，她得有心灵，有种种品德。请喝酒，别客气。……当然，如果能娶个胖乎乎的老婆，那倒十分愉快，然而这对双方的幸福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头脑。说真的，女人的头脑也无关紧要，因为她有了头脑，就会自命不凡，生出各式各样的理想。固然，在如今这个年月，没有受过教育是不行的，可是教育也有各式各样。如果老婆能说法国话和德国话，精通各国语言，当然愉快，甚至十分愉快，不过，假定说，她连给你缝个纽扣也不会，那还有什么用？我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跟卡尼捷林公爵讲起话来如同眼下跟您讲话一样，侃侃而谈，然而我性格单纯。我需要单纯点的姑娘。最要紧的是她得敬重我，领会我给了她幸福。”

“这是当然的。”

“好，现在来谈一谈基础[2]的问题。……有钱的女人我不要。我不允许自己做出图财结婚的卑鄙事。我希望不是我吃老婆的饭，而是她吃我的饭，而且她要领会这一点。不过穷女人我也不要。虽然我是个有家当的人，虽然我结婚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爱情，可是我也不能娶个穷女人，因为您知道，现在物价昂贵，日后还会生孩子嘛。”

“那可以找个有陪嫁的女人。”媒婆说。

“请喝酒，别客气。……”

他们沉默了五分钟。媒婆叹口气，斜起眼睛看一下列车长，问道：

“那么，那个，老爷……您要那种单身女人吗？我倒有挺好的货色呢。一个是法国女人，一个是希腊女人。她们准保叫您花了钱觉得很合算。”

列车长想一想，说：

“不，谢谢您。多承您这一番盛意，那么现在容我问您一声：您物色一位新娘要收多少费用？”

“我要的不多。只要您照规矩给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和一块衣料，我就道谢了。……至于找到有陪嫁的新娘，那要另外算钱。”

斯狄奇金把胳膊交叉在胸口，沉默地思索着。他想了一阵，叹口气说：

“这价钱可是挺贵啊。……”

“一点也不贵，尼古拉·尼古拉伊奇！从前婚事多的年月，收费倒是便宜点，可是如今这年月，我们挣得着什么钱呢？要是在不持斋的月份[3]能挣到两张二十五卢布钞票，那就谢天谢地了。说真的，老爷，我们不是靠说媒挣钱的。”

斯狄奇金大惑不解地瞧着媒婆，耸耸肩膀。

“嘿！……难道两张二十五卢布钞票还算少？”他问。

“当然少！从前我们往往挣一百多呢。”

“哦！……我怎么也没料到干这种事能挣那么多钱。五十卢布！就拿男人来说，也不是每一个都能有这么多收入的！请喝酒，别客气。……”

媒婆喝下酒，连眉头也没皱。斯狄奇金没有开口，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然后说：

“五十卢布。……那么，一年就是六百啊。……请喝酒，别客气。……您要知道，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您既有这么多收入，给自己找个丈夫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媒婆说，笑起来，“我老了。……”

“一点也不算老。……您的体质这么好，脸也又胖又白，样样都好。”

媒婆不好意思了。斯狄奇金也不好意思，挨着她坐下。

“您还非常惹人喜欢呢。”他说，“要是您有个老成持重、规规矩矩、省吃俭用的丈夫，那么把他的薪水和您挣的钱加在一块儿，您甚至能使他很满意，你们能相亲相爱地过下去呢。……”

“上帝才知道您在说什么，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说这话又有何妨？我没有什么恶意啊。……”

随后是沉默。斯狄奇金开始大声擤鼻子，媒婆满脸通红，羞答答地瞧着他，问道：

“那么您挣多少钱呢，尼古拉·尼古拉伊奇？”

“我吗？七十五卢布，还有奖金。……此外我们在硬脂蜡烛[4]和野兔[5]上有些收入。”

“您打猎？”

“不，我们把无票乘客叫兔子。”

在沉默中又过了一分钟。斯狄奇金站起来，在房间里激动地走来走去。

“我不要年轻的妻子。”他说，“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要一个……像您这样……稳重端庄……又有您这种体质的人。……”

“上帝才知道您在说什么……”媒婆说着，吃吃地笑，用手绢蒙上她那涨红的脸。

“这还有什么要多考虑的？您正好合我的心意，对我来说，您那种品德也正合适。我呢，是个正派的人，不喝酒，要是您中意的话，那么……还有比这再好的事吗？请容许我向您求婚！”

媒婆激动得落下了眼泪，接着又笑了起来，为了表示同意而跟斯狄奇金碰杯。

“好，”幸福的列车长说，“现在请容许我向您解释一下，我希望您有什么样的举动，怎样过日子。……我是个严厉的、沉稳的、正派的人，用上流人的眼光看事情，我希望我的妻子也严正，知道我是她的恩人，而且是最好的人。”

他坐下，深深叹口气，开始向他的新娘叙述他对家庭生活和妻子责任的看法。

[1] 他把喜曼错说成喜南，喜曼是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

[2] 应是“基本”，上文的“理想”应是“想法”。

[3] 当时按照宗教习俗，在持斋的日子不举行婚礼。

[4] 指贪污火车上做灯火用的蜡烛。

[5] 指不买车票而向列车长行贿的乘客。

在车棚里

那是晚上九点多钟。马车夫斯捷潘、扫院人米海洛、马车夫的孙子阿辽希卡（他从乡下到爷爷这儿来做客）、每天傍晚到院子里来卖青鱼的七十岁老人尼康德尔，正在很大的车棚里围着一盏提灯坐着，玩“国王”[1]。从敞开的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整个院子和主人家住的大房子，也可以看见大门、地下室、门房。那一切都掩藏在黑暗的夜色里，只有一所租给外人住的厢房灯光明亮，从四个窗口射出来。马车和雪橇以及它们那些往上翘着的车杆的阴影，从墙上一直伸展到门口。这些阴影跟灯和打牌的人投下的影子交叉在一起，颤抖着。……车棚和马棚由一道薄板隔开，马棚那边有几匹马。空气中有干草的气味和老人尼康德尔身上冒出来的难闻的鱼腥味。

扫院人赢了牌，当上国王了。他就摆出依他看来俨然是国王的架式，拿出一块红方格手绢大声擤鼻子。

“眼下，我想砍谁的脑袋就能砍谁的脑袋。”他说。

阿辽希卡是个八岁的男孩，生着淡黄色头发，好久没有剪了。他只要再吃两张牌就可以做国王，于是生气而嫉妒地瞧着扫院人。他拉长了脸，皱起眉头。

“爷爷，我要给你一张牌吃，”他考虑着自己的牌，说，“我知道你有一张红方块皇后。”

“得了，得了，小傻瓜，你想得够了！出牌吧！”

阿辽希卡胆怯地打出一张红方块武士。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门铃声。

“哎，该死的……”扫院人嘟哝说，站起来，“好，国王，去开门吧。”

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阿辽希卡已经做王子，青鱼贩子做兵，马车夫做庄稼汉了。

“事情也真糟，”扫院人说着，又坐下打牌，“刚才我把大夫们送走了。他们没把子弹取出来。”

“他们怎么取得出来！恐怕只有挖开脑袋才成。既然子弹钻进了脑袋，大夫们又有什么办法。……”

“他躺在那儿昏迷不醒，”扫院人接着说，“他大概要死了。阿辽希卡，不准偷看牌，小狗崽子，要不然就拧你的耳朵！是啊，大夫们走了，他的父母却来了。……他们刚到。他们又哭又叫，求上帝别让我们也这样才好！听说他是独生子。……真伤心啊！”

除了一心打牌的阿辽希卡外，大家都回过头去看厢房那些灯光明亮的窗子。

“他们打发我明天到警察段去一下。”扫院人说，“警察段要查问这件事。……可是我知道什么呢？难道我看见了？今天早晨他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信，说：‘把它丢进邮筒。’他的眼睛哭得红红的。当时他的妻子儿女都不在家，出去散步了。……他趁我去送信，就用手枪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我回来的时候，他家的厨娘正哭啊喊的，满院子都听得见。”

“这是极大的罪过。”青鱼贩子摇摇头，用嘶哑的声音说，“极大的罪过啊！”

“这是因为他学问太多了。”扫院人说，吃了一张牌，“他脑子乱了。他常常通宵坐在那儿，老在纸上写字。……出牌呀，庄稼汉！……不过他倒是一位好老爷。他皮肤白净，头发乌黑，身量很高！……他是个规规矩矩的房客。”

“讲到这件事的起因，好像有女人作怪。”马车夫说，把王牌九啪的一声打在红方块国王上，“他好像爱上别人的老婆，讨厌自己的老婆了。这种事确实有的。”

“国王造反了！”扫院人说。

这时候院子里又响起门铃声。造反的国王烦恼地吐一口唾沫，走出去。厢房的窗子上闪着人影，像是一对对翩翩起舞的舞伴。院子里响起不安的说话声和匆忙的脚步声。

“大概那些大夫又来了。”马车夫说，“我们的米海洛要跑断腿了。……”

有一种古怪的痛哭声在空中响了一会儿。阿辽希卡害怕地瞧一下他的爷爷，瞧一下马车夫，然后瞧一下窗子，说：

“昨天在大门口，他摩挲我的脑袋来着。他说：‘孩子，你是从哪个县来的？’爷爷，刚才是谁在哭啊？”

爷爷没有答话，捻亮提灯的火苗。

“这个人算是完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打个哈欠，“他完了，他的孩子也完了。从今以后，他的孩子要丢一辈子的脸了。”

扫院人回来，在提灯旁边坐下。

“他死了！”他说，“他们派人去找养老院的老太婆来装殓。”

“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马车夫小声说着，在胸前画十字。

阿辽希卡学他的样也在胸前画十字。

“不能为这样的人祈祷安息。”青鱼贩子说。

“为什么？”

“这是罪过。”

“这话不错，”扫院人同意说，“现在他的灵魂下了地狱，到魔鬼那儿去了。……”

“这是罪过，”青鱼贩子又说一遍，“对这样的人照例不举行葬礼，也不举行安魂祭，就跟对动物的尸体一样，谁也不去注意他。”

老人戴上便帽，站起来。

“当初我们将军夫人家里也出过这种事，”他说，把帽子拉低一点，“那时候我们还是农奴，他的小儿子也聪明过头，往嘴里开了一枪。照规矩，这样的人下葬不能请教士参加，不能举行安魂祭，也不能埋在墓园里，可是你猜怎么着，夫人怕人笑话，就买通警察和医生，给她开了个证明，只说她儿子发高烧，一时昏迷才干出这种事。有钱就什么事都能办到哟。所以他下葬的时候，又有教士在场，十分体面，还有乐队奏乐呢。他就葬在教堂旁边，因为那座教堂就是去世的将军本人出钱盖的，他的亲人一概葬在那儿。不过后来却出事了，哥儿们。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都还没什么。到了第三个月，下人报告将军夫人说，教堂里的那些看守来了。‘有什么事？’下人就把他们带到她跟前。他们在她面前跪下，开口说：‘太太，这个差事我们干不下去了。……您另找看守吧，求您行个好，放我们走。’这是为什么？他们就说：‘不行，没法干下去。您的儿子通宵在教堂旁边哭。’”

阿辽希卡打了个冷战，把脸贴到马车夫的背上，免得看见那些窗子。

“将军夫人起初不肯相信。”老人接着讲，“她说：‘这都是你们这些老百姓疑心生暗鬼。死人不会哭的。’过了一阵子，那些看守又来找她，连诵经士也来了。可见就连诵经士也听见他哭了。将军夫人看出事情不妙，就把几个看守带到她卧室里，关上门，说：‘乡亲们，这二十五卢布给你们，你们收下这笔钱，晚上悄悄地，别让人看见，也别让人听见，把我那不幸的儿子挖出来，埋在墓园外面。’大概她还请他们喝了一盅。……看守就照着办了。那块刻着字的墓碑至今还立在教堂旁边，可是他本人，将军的儿子，却已经搬到墓园外面去了。……唉，上帝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青鱼贩子叹口气说，“一年只有一天才能给这种人祷告，那就是三一节的星期六。……谁也不可以为他们而对乞丐施舍，那是罪过，不过，为他们灵魂的安息，喂鸟倒是可以的。将军夫人每隔三天就到十字路口去喂鸟。有一回在十字路口，不知从哪儿忽然来了一条黑狗，跑到面包跟前去了。它是那么一种狗……咱们可都知道那是什么狗。这以后一连五天，将军夫人就半疯半癫，不喝水，也不吃东西了。……忽然间，她在花园里跪下，祷告了又祷告。……好了，再见吧，哥儿们，求上帝和圣母保佑你们。走，米海洛，你给我开一下大门。”

青鱼贩子和扫院子的人走出去了。马车夫和阿辽希卡也走出去，免得孤孤单单地留在车棚里。

“这个人本来活着，如今却死了！”马车夫瞧着窗子说，窗子里仍旧有人影晃动，“今天早晨他还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现在却躺在那儿死了。”

“总有一天我们也要死的。”扫院人跟青鱼贩子一块儿走出去，后来他俩就消失在黑暗里，看不见了。

马车夫和跟在他身后的阿辽希卡胆怯地走到灯光明亮的窗子跟前。有一个脸色十分苍白、大眼睛沾着泪痕的太太和一个白发苍苍、仪表端庄的男人在把两张牌桌搬到房间中央去，大概供停尸用，牌桌的绿色呢面上还留着用粉笔写的数目字。早晨满院子奔跑和大声哭号的厨娘，这时候站在一把椅子上，踮起脚，想把一条被单盖在一面镜子上。

“爷爷，他们在干什么？”阿辽希卡小声问道。

“他们要把他抬到桌子上去。”爷爷回答说，“孩子，我们该去睡了。”

马车夫和阿辽希卡就回到车棚里。他们祷告上帝后，脱下靴子。斯捷潘在墙角的地板上躺下，阿辽希卡睡在雪橇上。车棚的门关着，那盏提灯已经捻灭，冒出一股难闻的熏焦味。过了一会儿，阿辽希卡抬起头来，往四下里看一眼。隔着门缝仍旧可以看见外面那四个窗子里射出来的亮光。

“爷爷，我害怕！”他说。

“得了，睡吧，睡吧。……”

“我跟你说我害怕嘛！”

“你怕什么？好一个娇气的娃娃！”

他们沉默了。

阿辽希卡从雪橇上跳下来，大声哭着，跑到爷爷那儿去。

“你怎么啦？你要干什么？”马车夫惊慌地说，同时也坐起来了。

“他在哭！”

“谁在哭？”

“我害怕，爷爷。……你听见了吗？”

马车夫仔细听一下。

“这是他们在哭，”他说，“得了，去吧，小傻瓜。他们舍不得儿子，所以就哭了。”

“我要回村子去……”孙子接着说，一面哭哭啼啼，一面周身发抖，“爷爷，我们回村子去找妈妈吧。走吧，爷爷，亲人，往后上帝会送你上天堂的。……”

“真是傻瓜，唉！得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把灯点上。……傻瓜呀！”

马车夫摸到火柴，点上提灯。然而亮光并没让阿辽希卡定下心来。

“斯捷潘爷爷，我们回村子去！”他哭着央求道，“我在这儿害怕……哎呀，好吓人哪！你真可恶，为什么写信叫我从乡下出来？”

“谁可恶？难道可以用这种荒唐话说你的亲爷爷？我要拿鞭子抽你啦！”

“抽吧，爷爷，你就狠狠地抽我吧，只要把我送回妈妈那儿去就成。求你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

“得了，得了，小孙孙，得了！”马车夫压低喉咙柔声说，“没什么，别害怕。……我自己也害怕哟。……你祷告上帝吧！”

门吱呀一声开了，扫院人探进头来。

“你没睡，斯捷潘？”他问道，“我这一夜别想睡了。”他走进来，说，“这一夜老得去开门和关门。……你，阿辽希卡，哭什么呀？”

“他害怕。”马车夫替孙子回答说。

空中又飘来一阵痛哭声。扫院人说：

“他们在哭。他母亲不相信这是真事。……她伤心透了。”

“他父亲也在吗？”

“他父亲也在。……他父亲倒还没什么。他坐在墙角，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把小孩们送到亲戚家去了。……怎么样，斯捷潘？我们来玩一回王牌好不好？”

“行，”马车夫搔了搔身子，同意说，“你呢，阿辽希卡，去睡吧。你都要到娶媳妇的年纪了，却还哇哇地哭，坏包。得了，小孙孙，走吧，去吧。……”

有扫院人在场，阿辽希卡才定下心来。他胆怯地走到雪橇那儿，躺了下来。他一面昏昏睡去，一面听到低低的说话声。

“我吃一张，打一张……”爷爷说。

“我吃一张，打一张……”扫院人也说一遍。

院子里响起门铃声，门吱呀吱呀地响，也像是在说：“我吃一张，打一张。”后来，阿辽希卡在梦中看到那个老爷，一瞧见他的眼睛不禁吓一跳，就爬下雪橇，哭起来，那时候却已经是早晨，爷爷在打鼾，车棚不再显得可怕了。

[1] 一种纸牌戏。

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小饭铺里的伙计把这儿可以提供的寥寥几种菜的菜名对他报了一遍，他就沉吟一下，说：

“既是这样，那就给我们要两客新鲜的白菜汤和子鸡。你再问一声老板，你们这儿有没有红葡萄酒。……”

然后大家都看见他朝天花板瞧了一会儿，对伙计说：

“奇怪，你们这儿的苍蝇好多呀！”

我们说“他”，是因为在这个小饭铺里，伙计也好，老板也好，顾客也好，都不知道他是谁，什么身份，从哪儿来，到我们城里来干什么。他是个气度庄严而且岁数已经相当大的上流人，装束体面，表面看来倒也安分守己。凭他的服装来看，甚至可以把他算作贵族呢。我们发现他身上带着金怀表和镶珍珠的别针，他那顶厚呢帽里放着一副配着时髦纽扣的手套，像那样的手套我们以前只看见我们的副省长戴过。他吃饭的时候，一直在我们面前炫耀他的教养：叉子一定要用左手拿着，嘴一定要用餐巾擦，一看见苍蝇掉进酒杯就皱起眉头。人人都知道，凡是有苍蝇的地方，餐具就不可能干净。姑且不谈普通的顾客，就连县警察局局长、区警察局局长、过路的地主这类人物，在饭铺里吃饭，看见菜碟里或者酒杯里有几个苍蝇，也不会抱怨一声。他呢，还没吃饭就先要伙计把盘子放在开水里洗一下。这个人分明在摆排场，极力装得比他原来的身份高贵。

伙计把白菜汤端给他，这时候另一个陌生人就走到他的桌子跟前来。这人谢了顶，刮光脸，戴着金边眼镜。这个陌生的上流人穿着丝质的衣服，也有金怀表。他始终只讲法国话，好奇地瞧着吃食和顾客，因此不难看出他是个外国人。至于他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光临我们这座城，我们也不知道。

他，也就是那个佩着镶珍珠的别针的人，喝完头一匙白菜汤，就摇摇头，用讥诮的口气说：

“这些蠢材居然能把新鲜的白菜烧成的汤也添上一股馊味。简直叫人难以下咽。你听我说，茶房，难道你们这儿的人都像猪那样生活？走遍全城也叫不到一客稍稍像样的白菜汤。这真奇怪！”

然后他用法国话对他那个外国朋友说了句话。我们只记得他的话里有一个字：“猪”[1]。他从白菜汤里捞出一只蟑螂，就转过脸去对伙计说：

“我并没有要一份加蟑螂的白菜汤。蠢货。”

“先生，”伙计回答说，“这可不是我把它放进汤里去的，是它自己爬进去的。不过您不用担心，蟑螂并不咬人。”

他吃完子鸡，要来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动手画一些圆圈，写数目字。外国人不同意，跟他争论很久，摇头表示反对。那张涂满圆圈和数目字的纸至今还保存在小饭铺的老板那儿。老板把那张纸拿给县立学校现任督学官看过，督学官对那些圆圈瞧了很久，然后叹口气说：“莫测高深啊！”他，也就是领结上别着一颗珍珠的那位先生，付饭钱的时候给伙计一张新的五卢布钞票。那张钞票究竟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把它仔细检查一下。

“你听我说，你们这个小饭铺早晨几点钟开门？”他问伙计。

“太阳一出来就开门。”

“好。明天早晨五点钟我们来喝茶。你准备好饭，只是不要有苍蝇。你知道明天早晨会出什么事吗？”他问，调皮地挤一挤眼睛。

“不知道，老爷。”

“啊！明天早晨你们会大吃一惊，吓得发呆的。”

他照这样恫吓一下，就笑着对外国人说了句话，跟他一块儿走出小饭铺去了。他们两人都在玛尔法·叶果罗芙娜家里过夜，她是个孤身的寡妇，笃信宗教，从没干过什么坏事，不可能做他们的同谋犯。现在她却老是哭泣，生怕人家把她抓走。我们知道她的思想方式，敢于证明她没有罪。再者，请想一想，难道她收容这两个房客的时候，能够预先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吗？

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整，两个陌生人果然到小饭铺里来了。这一回他们是带着皮包、书本和一些奇形怪状的套子来的。从他们的话语和动作可以看出他们心情激动，手忙脚乱。他（不是那个外国人）说：

“乌云从西北方压过来了。只求它不碍我们的事才好！”

他喝下一杯茶，把小饭铺的老板叫来，吩咐他在小饭铺附近广场上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老板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虽然预感到事情不妙，还是照这个命令办了。两个陌生人就拿起自己的东西，走出小饭铺，在桌旁椅子上坐下。在广场上，当着许多人的面大模大样地坐着，这是多么愚蠢！他俩嘴里谈着话，手里把纸张、图表、黑玻璃和一些小圆筒[2]放在桌子上。老板胆怯地走到他们跟前，弯下腰看桌上的东西，他，也就是那个有珍珠别针的人，却伸出手来推开老板，说：

“别把你的大鼻子伸到你不该来的地方。”

随后他看一眼怀表，对外国人说了句话，就开始透过一块黑玻璃看太阳。外国人拿起一个小圆筒，也往那边看。……这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至今没有见过的灾难。我们大家忽然发觉天昏地暗[3]，仿佛暴风雨快要来了。等到外国人放下小圆筒，赶紧写下几个字，拿起黑玻璃，我们就听见有人喊一声：

“诸位先生，太阳不知给什么东西遮住了！”

果然有个很像平锅的黑东西凑到太阳上，把它盖住，不让人看到它。我们有几个人瞧见太阳已经有一半完蛋了，两个陌生人却仍旧干他们那种古怪的工作，就找到警察瓦斯洛夫，对他说：

“警察，你见了这种扰乱治安的局面怎么不管？”

他回答说：

“太阳不归我们警察段管。”

由于地方当局这样玩忽职守，我们不久就看到整个太阳都无影无踪了。夜晚来临，至于白昼躲到哪儿去了，那可谁也不知道。天上出现了星星。夜晚来得这样奇突，因而本城发生了如下的事故。我们大家都吓一大跳，乱作一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害怕得在广场上跑来跑去，互相推搡，喊着：“警察呀！警察呀！”当时我们这儿正开市贩卖牲畜，那些牛羊和马匹就一齐翘起尾巴，拼命号叫，满城乱跑，把居民们吓得心惊胆战。狗汪汪地叫。饭铺房间里的臭虫以为已经到夜晚了，就纷纷从木缝里爬出来，死命叮睡觉的人。助祭方达斯玛果尔斯基这时候正从菜园里把黄瓜运回家，吓了一跳，从大车上跳下来，藏到桥底下，他的马就拉着大车闯进别人的院子，黄瓜都让猪吃掉了。收税员里斯捷佐夫正巧没在自己家里，而在一个女邻居家里过夜（为了有利于审判，我们不能隐瞒这个细节了），这时候只穿着内衣，跑到街上来，冲进人群，扯开嗓门叫道：

“凡是能够拯救自己灵魂的，就赶快拯救自己的灵魂吧！”

有许多太太被喧哗声惊醒，跑到街上，连鞋也没穿。另外还发生了许多我们只敢关着房门谈论的事情。唯有那些消防队员毫不惊慌，心平气和，原来那时候他们正在酣睡，这是我们要赶紧证明的。这件事发生在八月七日早晨。

两个陌生人照这样存心捣乱，然后把他们的纸张放进皮包，等到太阳又出来，就坐上马车走了，行踪不明。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外部特征谨报告如下：他，也就是那个有珍珠别针的人，中等身材，面部干净，下巴不大不小，额上有皱纹；外国人，中等身材，体态丰满，胡子刮光，面部干净，下巴不大不小，远远看去像地主卡拉谢维奇，眼睛近视，因而戴着眼镜。

不知这些人是不是奥地利派来的间谍？

[1] 原文为法语。

[2] 指望远镜。

[3] 指日食。

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太阳和月亮坐在地平线上喝啤酒。

太阳 （深思）嗯，对了，老兄。……给你一张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我不能再多给了。

月亮 请您相信良心吧，大人，这在我可是代价不小呀。您自己想想看，天文学家先生们希望这次日食在早晨五点钟从波兰帝国开始，到十二点钟在上乌丁斯克结束，可见我得参加这个仪式七个钟头哩。……如果您给我每个钟头五卢布，那也还很便宜哟。（它抓住一朵游过去的浮云的长后襟，擤了擤鼻子）您别舍不得钱，大人。我要给您布置一次连律师看了都会眼红的日食。包管您会满意的。

太阳 （顿一顿）奇怪，你居然讲起价钱来了。……你忘记我请你参加的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仪式，这次日食会使你扬名天下。……

月亮 （叹气，沉痛）我们可知道什么叫作扬名天下，大人！“月亮藏在乌云后面”，如此而已。简直是诽谤哟。……（喝酒）要不然就是：“午夜的圆月照亮哨兵的枪刺。”还有：“月亮在深夜的天空中游泳。”我可从来也没有游过水，大人，何苦这么侮辱我呢？

太阳 嗯，是啊，著作界对你的态度至少应该说是古怪的。……不过你忍着吧，老兄。早晚有一天历史会尊重你。……（地球上有一辆粪车滚过去，轰隆隆地响，它们两个就抓住一小块乌云蒙住鼻子）

月亮 这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不用说，地球上真是乌七八糟！这个行星一无道理！（喝酒）我一直到死也忘不了普希金先生骂过我的那些话：“这个愚蠢的月亮在那愚蠢的苍穹……”[1]

太阳 这当然是可气的，不过话说回来，老兄，这也是广告啊！我想，约翰·戈夫和卡奇倒情愿付出很高的代价，只求普希金用难听的话骂他们一顿呢。……广告是了不起的东西。嗯，你等着吧，日食一来，人家就要纷纷谈论你了。

月亮 不，算了吧，大人！在日食的时候要是有人会出名，那也只有您。人家却不知道您缺了我就如同缺了左右手一样。……除了我还有谁来遮住您呢？要是您请一位律师来帮忙，他就会敲您两千卢布的竹杠。可是我呢，这样吧，您给三张红钞票[2]好了。

太阳 （沉吟一下）嗯，好吧，不过要注意，事后可不能要小费啊。喝吧。（斟酒）希望你办事认真。……

月亮 这请您尽管放心。……这次日食一定会认真办好，出色极了。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我就供应月光，从来也没惹谁不满意过。……一切都会办得认真而体面的。请您先付定钱吧。……

太阳 （付定钱）我听见运水的工人出来了。……我该升起来了。……好，我打算把这次日食安排在八月七日早晨。……到时候你得准备好。……你得完全把我遮住，让这次日食尽量圆满才好。……

月亮 请问，我在什么地方遮住您呢？

太阳 （沉吟一下）要是能在西欧炫耀一番倒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那边的人未必会重视我们这种把戏。……那儿的外交家们素来认为他们自己搞日食这种把戏是内行，所以很难使他们吃一惊。……那么剩下来就只有俄国了。……那些天文学家也希望这样。……好，那就在莫斯科搞日食吧，不过也要小心。你得极力让日食在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你得仅仅在莫斯科北部造成黑暗，南部就不必这样。……要让南部的扎莫斯科沃烈奇耶区看出我们不把它放在眼里。……那儿本来就是个黑暗的王国！

月亮 是，大人。

太阳 再者，那些商人也不懂日食。……他们有许多人从下新城回来，喝醉了酒还没有睡醒，那些商人的老婆只会胡思乱想，大惊小怪。……好吧，我们稍稍碰着点克林城、扎维多沃城，总之到那些天文学家聚会的地方去一趟，然后再经过喀山等地。我还要想一想。……（停顿）

月亮 大人，请您说句老实话，您为什么要搞日食呢？

太阳 你要知道……不过我希望我的话别张扬出去。……我搞日食是为了恢复我的名望。……近来我发现人们对我很冷淡。……他们不大提起我，也不大注意我的光芒。我甚至听人说，太阳过时了，太阳是个荒谬的东西，没有太阳也能很容易地生活下去。……有许多人甚至在报刊上否定我。……我想日食会促使大家谈到我。这是一。第二，人类总是喜新厌旧的。……人类喜欢换花样。……你知道，那些商人的老婆吃厌了果酱和软果糕，就开始喝粥，所以，人类既然看厌了白昼的亮光，就得用日食来款待他们一番。……不过，我该升起来了。商人区的店伙已经到市场上去了。再见。

月亮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大人。……（胆怯地）到日食的时候您可要戒掉这个东西。（指一指酒瓶）说不定您会喝醉，要闹得难为情的。

太阳 对了，是该戒一戒酒。……（思索）不过万一我又犯了这种罪，喝得过了量，那……我们就把天空布满乌云，弄得谁也看不见我们。……不过，再见吧……是时候了。……（太阳升起来，可是，唉！被云雾遮住了）

月亮 我们的罪孽深重啊！（它躺下去，用云盖上身体，一会儿就发出了鼾声）

[1]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2] “红钞票”指十卢布的钞票。

齐诺琪卡

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有一群猎人在新收割的干草堆上过夜。月亮从窗口照进来，街上传来手风琴尖细的声音，音调悲怆，干草散发着浓烈而带点刺鼻的香气。猎人们谈狗，谈女人，谈初恋，谈田鹬。等到所有熟识的女人都被他们品评够了，几百个故事讲完了，就有一个体格最胖，在黑暗中看上去像草垛般的猎人大声打个哈欠，用校官那种低沉的男低音说：

“被女人爱上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天生下女人来原本就是要她们爱我们男人的。不过，诸位先生，你们有没有人被女人恨过，热烈地、发疯般地恨过？你们有人观察过恨得发狂的心理状态吗？啊？”

没有人答话。

“没有人吗，诸位先生？”校官的男低音问道，“讲到我，我却被人恨过，被一个俊俏的姑娘恨过，因而我能够了解这种我亲身经受过的‘初恨’的特征。我说初恨，诸位先生，是因为那是跟初恋恰好相反的一种东西。可是我现在说到的这件事发生在我既不懂得爱，也不懂得恨的年纪。那时候我才八岁上下，然而这没关系，在这件事里，要紧的并不是他，而是她。好，请你们仔细听。那是夏天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和我的家庭女教师齐诺琪卡坐在儿童室里温习功课。她是个很可爱、很有诗意的人，不久以前刚离开贵族女子中学。齐诺琪卡心神恍惚地瞧着窗外，说：

“‘对了。我们吸进氧气。现在告诉我，彼嘉，我们吐出什么气呢？’

“‘碳酸气。’我回答说，也看着窗外。

“‘对了，’齐诺琪卡同意说，‘植物却相反，吸进碳酸气而吐出氧气。碳酐矿泉水和茶炊的烟子里都有碳酸气。……那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气体。那不勒斯附近有个山洞，名叫“狗穴”，里面有碳酸气，狗一掉进去，就会闷死。’

“那不勒斯附近那个不幸的‘狗穴’成了化学上的奇迹，任何家庭女教师都只能谈到这里为止，不敢再前进一步。齐诺琪卡素来热心强调自然科学的效用，可是在化学方面，她除了‘狗穴’以外未必还知道别的什么东西了。

“后来，她吩咐我背一遍。我背了。她问什么叫地平线。我回答了。我们正反复研究地平线和‘狗穴’，我父亲却在院子里准备出去打猎。狗汪汪地叫，拉边套的马不耐烦地调动四条腿，对马车夫撒娇。听差们把许多包袱和杂七杂八的东西装上一辆大马车。大马车旁边停着一辆敞篷马车，我母亲和姐姐们坐在这辆马车上，准备到伊凡尼茨基家里去赴命名日宴会。家里就只剩下我、齐诺琪卡和我哥哥了，我哥哥是个大学生，当时正害牙痛。你们想象得到我多么眼红，多么苦闷！

“‘那么我们吸进什么气？’齐诺琪卡问，瞧着窗外。

“‘氧气。……’

“‘对了，地平线就是我们觉得天地好像连成一条线的地方。……’

“可是后来大马车走了，紧跟着敞篷马车也走了。……我看见齐诺琪卡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小字条，使劲把它团皱，按在太阳穴上，然后脸红了，看看钟。

“‘那么要记住，’她说，‘那不勒斯附近有一个所谓的“狗穴”。……’她又看一眼钟，接着说，‘我们觉得天地好像连成一条线的地方。……’

“这个可怜的姑娘心情十分激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看一眼钟。我们离下课还有半个多钟头呢。

“‘现在来做算术，’她说着，呼呼地喘气，伸出发抖的手翻一本习题书，‘现在，请您算第三百二十五道题。……我出去一趟，就回来。……’

“她走了。我听见她匆匆跑下楼梯，然后我从窗口望出去，看见她那条浅蓝色连衣裙闪过院子，消失在花园的小门口。她那迅速的动作、两颊的红晕和激动的神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她要跑到哪儿去？去干什么？我年纪虽小，却聪明得很，很快就猜测到，全明白了：她跑进花园里去一定是要趁我严厉的父母不在家，钻进马林果丛中去，或者去摘甜樱桃吃！既是这样，那么我，管他呢，也去吃那些甜樱桃！于是我便丢下习题书，跑进花园里。我跑到樱桃树那儿，可是她已经不在了。她跑过马林果丛、醋栗丛、看守人的窝棚，穿过菜园，到了池塘旁边，脸色苍白，听到一丁点响声就打哆嗦。我偷偷跟在她身后，诸位先生，我看见了这样一件事。原来我哥哥萨沙站在池塘边上两棵老柳树的粗树干中间，看他的面容，不像在牙痛。他瞧见迎面跑来的齐诺琪卡，他的全身焕发出幸福的光彩，就像给太阳照着一样。齐诺琪卡呢，却像是让人赶进了‘狗穴’，不得不吸碳酸气似的，两条腿都走不动了，费力地呼吸着，头往后仰，朝他走去。……从一切迹象都可以看出她这是生平头一次赴幽会[1]。不过这时候她总算走到他身边了。……他们默默无言，互相看了半分钟，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随后，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齐诺琪卡的后背，她就把两只手搭在萨沙的肩膀上，把头放在他的坎肩上。萨沙笑了，嘟哝出一句不连贯的话，带着一个热恋的男子的笨拙样子伸出两只手，捧住齐诺琪卡的脸。诸位先生，这一天天气好极了。……那个把太阳藏在身后的高冈、那两棵柳树、那绿色的岸、那天空，再加上萨沙和齐诺琪卡，一齐倒映在池面上。你们想象得出那种安静的光景。在莎草上方，有几百万只生着长须的小黄蝴蝶在翻飞，花园外面有人在赶牲口。一句话，这风景活像一幅画。

“在我所看见的种种情形当中，我只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萨沙跟齐诺琪卡接吻。这可不像样子。要是这让妈妈知道了，他们两人就要倒霉。不知什么缘故，我觉得害臊，没等他们的幽会结束就走回儿童室去了。后来我坐在那儿瞧着习题书，左思右想。我脸上浮起得意扬扬的笑容。一方面，撞破别人的秘密总是愉快的；另一方面，想到像萨沙和齐诺琪卡这样的权威人物随时都可以由我来指责他们不成体统，那也非常愉快。现在他们落在我的手心里了，他们要想太平就完全得靠我的大方。我可得叫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等到我上床睡觉，齐诺琪卡就照往常那样走进儿童室来看我是不是没脱衣服就睡觉，我做过祷告没有。我瞧着她那俊俏而幸福的脸，得意地笑了。那个秘密在我心里膨胀，要冒出来。我得隐隐约约提一提，欣赏一下那效果。

“‘我知道了！’我说，得意地笑着，‘嘻嘻！’

“‘您知道什么？’

“‘嘻嘻！我看见您在柳树那边跟萨沙亲嘴来着。我跟在您身后，什么都看见了。……’

“齐诺琪卡打了个哆嗦，满脸涨得通红，被我的暗示吓坏了，往椅子上一坐，也顾不得椅子上放着一杯水和烛台了。

“‘我看见你们……亲嘴来着……’我又说一遍，嘻嘻地笑，欣赏她的慌张，‘哈哈！我要告诉妈妈！’

“心虚的齐诺琪卡定睛瞧了我一会儿，相信我确实什么都知道，就急得抓住我的手，用发抖的声调小声说：

“‘彼嘉，这太下流。……我求求您，看在上帝面上……做一个男子汉吧……不要把这事对外人说。……正派人是不盯梢的。……这是下流……我求求您。……’

“可怜的姑娘怕我母亲像怕火一样，我母亲是个注重品德、性情严厉的女人，这是一；第二，我这张笑嘻嘻的脸不可能不玷污她那纯洁而富有诗意的初恋，因此你们想象得出她的心情。我这样捣乱，害得她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晨她出来喝茶时，眼圈发青。……喝完茶后，我遇见萨沙，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夸口说：

“‘我知道了！我看见你昨天跟齐娜[2]小姐亲嘴来着！’

“萨沙瞧着我，说：

“‘你真混。’

“他不像齐诺琪卡那么胆小，所以效果不佳。这就激得我非再接再厉不可。既然萨沙不害怕，那么他分明还不相信我全看见，全知道了，那就等着吧，我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齐诺琪卡跟我一块儿温课直到吃午饭为止，她始终没有用正眼看我一下，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她非但没有吓唬我，反而千方百计笼络我，给我打五分，没把我的恶作剧告到我父亲那儿去。我年纪虽小，却聪明过头，就由着性儿利用她的秘密来欺负她：我不读书，我头朝下，两只手按着地走进教室，我说许多顶撞她的话。总之，要是我把这种脾气保持到今天，我就成了一个出色的敲诈者。好，一个星期过去了。别人的秘密刺激我，折磨我，就像我灵魂里长了一根刺。我不顾一切，一心只想把它说出来，欣赏一下效果。后来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正好有许多客人在座，我就傻呵呵地笑着，恶毒地瞧着齐诺琪卡，说：

“‘我知道喽。……嘻嘻！我看见喽。……’

“‘你知道什么？’我母亲问道。

“我越发恶毒地瞧着齐诺琪卡和萨沙。你们真该看看那个姑娘怎样脸红，萨沙的眼睛变得多凶！我就咬住舌头，没说下去。齐诺琪卡的脸色渐渐变白，咬紧牙关，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当天傍晚温课的时候，我看出齐诺琪卡的脸起了急剧的变化。那张脸显得严厉多了，冷酷多了，像是用大理石做成的。她的眼睛变得古怪，直勾勾地瞧着我的脸，我老实对你们说吧：像她那种吓人的、致人死命的眼睛，我就是在追捕野狼的猎狗身上也从没见过！她那种眼神我完全明白，因为在温课当中，她突然咬牙切齿地说：

“‘我恨您！啊，但愿您这卑鄙可恶的家伙知道我多么恨您，多么厌恶您那剪短了头发的脑袋和您那对难看的招风耳！’

“不过她立刻惊慌了，又说：

“‘我这些话可不是说您，我是在背台词。……’

“后来，诸位先生，我晚上看见她来到我的床前，久久地盯住我的脸。她热烈地恨我，缺了我就会活不下去。对她来说，细细地观看我这张可恨的脸，成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是啊，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天气晴和的夏日傍晚。……四下里弥漫着干草的气味，安安静静，美极了。月亮照耀着。我在林荫道上散步，心里想着樱桃果酱。忽然，脸色惨白而美丽的齐诺琪卡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胳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啊，我多么恨你！我对谁也没像对你这样，巴望你倒足霉才好！你得明白！我要你明白这一点！’

“你们知道，那月亮、那惨白的脸、那充满激情的喘息、那四周的寂静……反而使我这头小蠢猪觉得愉快。我听着她讲话，瞧着她的眼睛。……起初我觉得愉快，新奇，可是随后却害怕起来，大叫一声，拼命跑回正房去了。

“我下了决心，最好还是对妈妈告发这件事。我就去告状，顺便讲到萨沙怎样跟齐诺琪卡亲嘴。我愚蠢，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要不然我就会把这个秘密瞒住不说了。……妈妈听我说完，气得涨红脸，说：

“‘这种事用不着你来讲，你年纪还太小。……不过，真是的，这给孩子做出了什么榜样呀！’

“我母亲不但注重品德，而且讲究分寸。她不愿意闹出笑话来，因而没有立刻赶走齐诺琪卡，而是逐步地、按部就班地把她撵走，就跟通常排挤一个正派的而又不能相处的人那样。我记得齐诺琪卡离开我们的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房子的时候，她的目光直对着我的窗子，当时我正坐在窗口。我向你们保证，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她那种目光。

“齐诺琪卡不久就做了我的嫂子。她就是你们认得的齐娜伊达·尼古拉耶芙娜。后来，直到我做了士官生，才跟她见面。她虽然凝神细看，却怎么也认不出这个留着唇髭的士官生就是她痛恨的彼嘉了。她待我仍旧不大像亲戚。……就是到现在，尽管我已经有了忠厚的秃顶、谦恭的大肚子、温顺的外貌，可是每逢我坐车去看我的哥哥，她还是斜着眼睛看我，觉得不自在。看来，恨也跟爱一样难忘啊。……听！鸡在叫了。晚安！米洛尔德[3]，趴下不许动！”

[1] 原文为法语。

[2] 齐娜和齐诺琪卡是齐娜伊达的爱称。

[3] 狗名。

医生

客厅里十分安静，安静得就连从外面偶然飞进一只牛虻来，不断碰撞天花板，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别墅的女主人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站在窗前，瞧着花圃想心事。茨威特科夫医生是她的家庭医生和老相识，如今给请来为米沙看病，坐在一把安乐椅上，两只手拿着帽子，把它摇来摇去，也在想心事。这个房间里和毗邻的房间里，除了他俩以外，一个人也没有。太阳已经落下去，傍晚的阴影开始在墙角上、家具下面和檐板上面出现了。

沉默是由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打破的。

“再也想不出更可怕的灾难了。”她说，没有从窗口扭过身来，“您知道，缺了这个男孩，生活在我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是的，这我知道。”医生说。

“毫无价值了！”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再说一遍，声音发抖，“他是我的命根子。他是我的欢乐，我的幸福，我的宝贝。如果像您所说的我不能再做母亲，如果他……死掉，那我简直成了孤魂。我就没法活下去了。”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绞着手，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接着说：

“当初他生下来的时候，我原想把他送到育婴堂去，这您是记得的，不过我的上帝呀，难道那时候能跟现在相比吗？那当儿我庸俗、愚蠢、轻浮，然而现在我却是母亲……您明白吗？我做了母亲，别的都不在我心上了。在现今和过去之间，由一道很深的鸿沟隔开了。”

接着又是沉默。医生从安乐椅上移到长沙发上坐下，焦躁地摆弄帽子，眼睛盯住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有话要说，为此正在等适当的机会。

“您不说话，不过我仍旧没有放弃希望。”女主人扭转身来说，“您为什么不开口呢？”

“我也愿意像您那样抱着希望，奥尔迦，可是希望已经没有了。”茨威特科夫回答说，“人见了恶魔要正视才行。这个男孩得的是脑结核，那我们就得硬一硬心肠准备他死掉，因为得了这种病是绝不会痊愈的。”

“尼古拉，您相信您不会弄错吗？”

“问这种话没有什么用处。随您问多少句，我都可以回答，不过我们不会因此觉得轻松点。”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把脸贴在窗幔上，哀哀地哭了。医生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好几次，然后走到哭泣的女人跟前，轻轻碰一下她的胳膊。凭他迟疑的动作，凭他在傍晚的昏光中显得发黑的阴沉脸色看来，他有话想说。

“您听我说，奥尔迦，”他开口了，“请您腾出一分钟时间来听我讲几句话。我有一件事要问您。不过现在您没有心思听我讲。那我就等一等再说……以后再说吧。……”

他又坐下来沉思。那种像姑娘般的哭声，沉痛的、哀求的哭声，持续下去。茨威特科夫没等到她哭完，就叹口气，走出客厅去了。他走到儿童室里去看米沙。男孩跟先前一样仰面躺在那儿，眼睛盯紧一个地方不动，好像在听什么声音似的。医生在他床边坐下，摸他的脉搏。

“米沙，头痛吗？”他问。

米沙过一会儿才回答说：

“是的。我老是做梦。”

“你梦见了什么呢？”

“各式各样。……”

医生既不善于跟哭泣的女人讲话，也不善于跟孩子谈天，就摸一下他滚烫的头，喃喃地说：

“没关系，可怜的孩子，没关系。……在人世上活着就免不了生病。……米沙，我是什么人？你认得出来吗？”

米沙没答话。

“头很痛吗？”

“很……很痛。我老是做梦。”

医生把他检查一下，对照料病人的女仆问了几句话，就不慌不忙，走回客厅去了。那儿已经黑下来，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站在窗边，好比一个剪影。

“要点灯吗？”茨威特科夫问。

没有答话。那只牛虻仍旧飞来飞去，碰撞天花板。外边没有一点声音传进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跟医生一块儿思索，不敢贸然开口说话似的。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不再哭了，跟先前那样一句话也不说，瞅着花圃。茨威特科夫走到她跟前，在昏暗的暮色中看一眼她那苍白的、由于愁苦而憔悴的脸，那脸上的神情如同以前她害着极其严重的偏头痛、使她神志不清的时候他看到的神情一样。

“尼古拉·特罗菲梅奇！”她叫他的名字，“您听我说，请人来会诊一下怎么样？”

“好，我明天去请。”

凭医生的语调很容易听出他不大相信会诊能有什么效验。奥尔迦·伊凡诺芙娜还想再问一句话，然而哭泣不容她讲出口。她又把脸贴在窗幔上。这时候，从窗外清楚地传来在别墅区演奏的乐队的声音。不但可以听见铜号声，就连提琴和长笛的声音也听得清。

“如果他痛苦，那为什么不出声呢？”奥尔迦·伊凡诺芙娜问道，“他成天价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从不诉苦，也从不啼哭。我知道，上帝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可怜的男孩是因为我们没能好好爱护他。他是个什么样的宝贝啊！”

乐队奏完了进行曲，过了一会儿，奏起欢乐的圆舞曲，跳舞开始了。

“上帝啊，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哀叫道，“尼古拉！你是大夫，一定知道该怎么办！您明白，他这样夭折，我受不了！我活不下去啊！”

医生不善于跟哭着的女人讲话，就叹一口气，在客厅里慢腾腾地走来走去。随后是令人难受的沉默，时不时地被哭声和毫无益处的问话打破。乐队已经奏完一支卡德里尔舞曲、一支波尔卡舞曲和另一支卡德里尔舞曲。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在隔壁大厅里，一个女仆点起一盏灯。医生始终没有放下手里的帽子，一直打算开口说话。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好几次走到她儿子那边去，每次都在他身旁坐上半个钟头，再回到客厅里来。她不时痛哭，抱怨。光阴痛苦地拖下去，这个傍晚好像没有尽头似的。

等到夜深，乐队奏完一支沙龙舞曲，停止演奏后，医生准备告辞了。

“我明天再来，”他说着，握一下女主人的冰冷的手，“您睡觉吧。”

他在门厅穿上大衣，手里拿着手杖，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又回到客厅里。

“我，奥尔迦，明天再来，”他用发抖的声音又说一遍，“您听见了吗？”

她没答话，似乎伤心得失去说话的能力了。茨威特科夫没脱掉大衣，也没放下手杖，挨着她坐下，用一种跟他那魁梧笨重的身材完全不相称的、低抑温柔的絮语声讲起来：

“奥尔迦！请您看在您这种悲痛的分上吧……讲到这种悲痛，我也是有同感的。……总之，在目前，在说谎无异于犯罪的时候，我求您对我说句实话。您素来一口咬定，说这个男孩是我的儿子。这是真话吗？”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没讲话。

“您是我一生当中热爱过的唯一的女人。”茨威特科夫接着说，“您没法想象您的谎话多么深重地侮辱了我的感情。……好，我请求您，奥尔迦，您这辈子至少对我说一次实话吧。……在当前这种时候，人不能说假话。……请您告诉我，说米沙不是我的儿子。……我等着您。……”

“他是您的儿子。”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的面容已经看不清楚了，不过茨威特科夫从她的声调里却听出犹豫不定的口气。他叹口气，站起来。

“就连在这种时候，您也忍心说谎话。”他用平时的声调说，“在您的心目中，没有一件事是神圣的！请您听着，您要明白我的意思。……您是我生平爱过的唯一的女人。是的，从前您放荡、庸俗，不过我这辈子除您以外没爱过第二个女人。如今我老了，那段小小的恋情就成了我回忆中唯一明亮的光点了。您何苦用谎话来弄得它暗淡无光呢？何苦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啊，我的上帝！”茨威特科夫喊道，“您在说谎，这您知道得很清楚！”他喊得越发响了，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气冲冲地摇着手杖，“莫非您忘了？那我就来提醒您！做这个男孩的父亲的权利，向来是由我、彼得罗夫、律师库罗甫斯基平均分享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跟我一样给您钱，作为这个儿子的赡养费！是啊！这些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原谅您过去说谎，那些事不必再提了，可是现在您上了年纪，而且孩子快要死了，在这种时候您的谎话简直害得我透不出气来！可惜我没有口才！真是可惜！”

茨威特科夫解开大衣纽扣，仍旧走来走去，说：

“恶劣透顶的女人！就连当前这种时刻对她都不起作用！就是到了现在，她也能像十年前在隐庐饭店里那样信口说谎！她生怕说了实话，我就会不再给她钱！她认为要是她不说谎，我就会不爱这个男孩！您说谎！这卑鄙！”

茨威特科夫把手杖往地板上一击，叫道：

“这是下流！反常的、堕落的女人！按理我应该看不起您，我得为我的感情害臊才对！是啊！十年以来您的谎话一直卡在我的喉咙里，我一直隐忍着，可是现在，我忍不下去！忍不下去了！”

从奥尔迦·伊凡诺芙娜坐着的幽暗的墙角里传来哭泣的声音。茨威特科夫停住嘴，嗽了嗽喉咙。出现了沉默。医生慢慢地扣上大衣的纽扣，开始寻找他走来走去的时候掉在地下的帽子。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嘟哝说，朝着地板深深地弯下腰去，“我完全没想到您现在不会有心思听我讲话。……上帝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奥尔迦，您不要放在心上。”

他找到那顶帽子，往幽暗的墙角走去。

“我侮辱了您。”他用低抑温柔的絮语声说，“不过我再请求您一次，奥尔迦。请您对我说实话。我们之间不应该作假。……我刚才说漏了嘴，现在您知道彼得罗夫和库罗甫斯基在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么现在您说实话就容易了。”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想了一会儿，分明踌躇不决，然后说：

“尼古拉，我没说谎。米沙是您的儿子。”

“我的上帝啊，”茨威特科夫哀叫道，“那么我索性再告诉您一件事：我这儿保存着您写给彼得罗夫的一封信，您在信上称呼他是米沙的父亲！奥尔迦，我知道实情，不过我希望从您嘴里听到真话。您听明白了吗？”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没答话，仍旧哭。茨威特科夫空等了一阵，耸了耸肩膀，走掉了。

“我明天来。”他在门厅里喊了一声。

他坐上马车，一路上不住地耸动肩膀，嘟哝说：

“可惜我不善于讲话！我没有劝导和说服的本事。既然她说谎，那她分明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很明显！那我该怎样向她解释呢？该怎样解释呢？”

塞壬[1]

有一次，某县城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审讯完毕，法官们聚在议事室里，想脱掉制服，休息一下，然后回家去吃饭。会审法庭的审判长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长着蓬松的连鬓胡子，对刚才审过的一个案子“坚持自己的看法”，便在桌旁坐下，匆匆写下他的意见。区调解法官米尔金是个年轻人，带着懒洋洋的忧郁脸色，以哲学家闻名，一向对环境不满，探索生活的目标，这时候站在窗边，忧伤地瞧着院子。另一个区调解法官和一个荣誉调解法官已经走了。还有一个荣誉调解法官留了下来，他是个皮肉松弛的胖子，呼呼地喘气。副检察官是个年轻的日耳曼人，带着害胃炎病的脸色。他们两人坐在一张小长沙发上，等着审判长写完，好一块儿去吃饭。他们面前站着会审法庭书记官席林，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连鬓胡子一直生到耳朵旁边，脸上现出甜蜜蜜的神情。他瞧着胖子，笑得像蜜那么甜，低声说：

“我们大家现在都想吃东西，因为我们累了，时间也已经是三点多钟了。不过，我的好朋友格利果利·萨维奇，这并不是真正的胃口。那种真正的、狼吞虎咽的、似乎连自己的亲爹也能吞下肚去的胃口，只有在体力活动以后才会有，例如带着猎狗出去打猎，或者出远门走了一百俄里光景却没歇过气。想象力也能起很大的作用，先生。比方说，您打完猎，坐着马车回家，希望吃饭的时候有胃口，那就千万不要思考费脑筋的问题。费脑筋的问题和学术问题总是倒胃口的。您当然知道，哲学家和学者在吃东西方面总是最差。对不起，就连猪都吃得不比他们差呢。回家的时候，应该极力让脑子专想酒瓶和开胃的凉菜。有一次我在路上，闭紧眼睛，想象辣根烤乳猪，馋得我简直要发神经病了。是啊，您坐车走进您家的院子，厨房里这时候就得恰好冒出那么一种气味，您知道。……”

“烤鹅的香味才好闻。”荣誉调解法官喘着气说。

“不见得，我的好朋友格利果利·萨维奇，鸭子或者田鹬比鹅妙得多。鹅的香味缺乏温柔，缺乏细腻。最浓的香味，您知道，是嫩葱这玩意儿煎得开始发黄，使整个房子里都听得见嘶嘶声的时候冒出的那股气味。是啊，您走进家里，饭桌上就得已经摆好餐具，您一坐下，立刻把餐巾往领子里一掖，不慌不忙地伸出手去拿白酒的瓶子。不过白酒这宝贝，您可别斟在普通的杯子里，而要斟在一个祖传的老式小银酒杯里，要不然就斟在一个大肚子的酒杯里，上面刻着字：‘此酒高僧亦饮用焉’。您可不要端起来一下子就喝干，您得先吐出一口气，搓一搓手，满不在乎地瞧一会儿天花板，然后才从容不迫地端起来，也就是端起可爱的白酒来，送到唇边，于是您的胃里就立刻冒出许多火星，飞遍您的全身。……”

书记官在他甜蜜蜜的脸上做出心旷神怡的表情。

“许多火星……”他又说一遍，眯细眼睛，“您一喝下酒去，马上就得吃点凉菜。”

“您听我说，”审判长说，抬起眼睛来瞧着书记官，“您说话小点声！您闹得我写坏两张纸了。”

“哎呀，对不起，彼得·尼古拉伊奇！我小点声就是，”书记官说，然后压低声音继续讲道，“嗯，我的好朋友格利果利·萨维奇，讲到吃凉菜，那也得会吃。您得知道该吃点什么。顶好的凉菜，不瞒您说，就是青鱼。您加上点葱，抹上点芥子酱，吃上这么一小块，然后，我的恩人，趁您觉得胃里还在冒火星，立刻顺便吃下些鱼子，要是您乐意，就加上点柠檬，随后再吃一根撒上盐的普通萝卜，然后再吃青鱼，不过，恩人，最好是尝点腌过的松乳菇，不过要剁得很细，像鱼子那样，而且您明白，还得撒上点葱，拌上橄榄油……呱呱叫！不过，还有江鳕鱼的肝，那真是妙不可言！”

“嗯，不错……”荣誉调解法官同意道，眯细眼睛，“讲到凉菜，还有一样好东西，就是那个……炖白蘑。”

“对了，对了，对了……您知道，得加葱，加桂叶，加各式各样的香料。一揭开锅就会冒出一股气来，蘑菇的香气，……有时候简直引得人掉眼泪哟！好，一等到厨房里把大烤饼端上来，您可一会儿也别耽搁，马上就喝下第二杯酒。”

“伊凡·古雷奇啊！”审判长用要哭的声音说，“您闹得我写坏三张纸了！”

“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满脑子的吃！”哲学家米尔金嘟哝说，做出鄙夷的脸相，“生活里除了蘑菇和大烤饼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有意义的东西了？”

“对了，吃大烤饼以前，先要喝点酒。”书记官接着小声说，他已经讲得入了迷，就跟歌唱的夜莺一样，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见了，“大烤饼一定得引人犯馋，要赤身露体地摆在那儿，没一点羞耻，好把人迷住。您呢，对它挤一挤眼睛，切下挺大的一块来，再加上您感情丰富，就忍不住伸出手指去摸这么一下。然后您吃起来，油汁就从饼上往下滴，像眼泪一样，饼里的馅油汪汪，作料多，有鸡蛋，有鸡鸭的内脏，有葱。……”

书记官翻着白眼，把嘴角一直扯到耳朵边上去了。荣誉调解法官嗽了嗽喉咙，大概在暗自想象那个大烤饼，他的手指头不由得动起来。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区调解法官抱怨说，走到另一个窗口去了。

“您只吃两块，第三块要留到喝白菜汤的时候再吃。”书记官着魔似的接着说，“您一吃完大烤饼，就立刻吩咐把白菜汤端上来，免得胃口疲了。……白菜汤一定要烧得滚烫，像火一样烫。不过呢，最好是乌克兰风味的红甜菜清汤，我的恩人，外加火腿和小灌肠。此外还得放点酸奶油啦，香芹菜啦，茴香啦。加杂碎和小腰子的鱼汤也不错。要是您喜欢汤菜，那么最好就要算是用菜根和蔬菜做的汤，放上胡萝卜、芦笋、菜花以及种种合理合法的东西。”

“对了，这也真是出色的汤菜……”审判长叹口气说，眼睛离开纸张了，然而他立刻醒悟过来，哀叫道，“您要敬畏上帝才是！照这样下去，我就是坐到傍晚，这篇个人意见书也写不成！我写坏四张纸了！”

“我不说了，不说了！对不起！”书记官道歉后，小声讲下去，“您一喝完肉汤或者菜汤，就得立刻吩咐仆人把鱼端上来，恩人。在不出声的鱼类当中，顶好的要数用酸奶油煎的鲫鱼，不过为了叫它没有土腥气，保存鲜味起见，先得把它活着放在牛奶里，泡上一昼夜。”

“拿一条小鲟鱼来，把尾巴塞进嘴里，然后煎一下，也很好吃。”荣誉调解法官闭上眼睛说，可是立刻，出乎大家意外，他离开原地，现出恶狠狠的脸色，对一旁的审判长喊起来，“彼得·尼古拉伊奇，您快写完了吗？我等不得！等不得了！”

“容我写完！”

“哼，我自己去了！叫您见鬼去吧！”

胖子摆一摆手，抓住帽子，没告辞就跑出房外去了。书记官叹口气，弯下腰凑近副检察官的耳朵，接着小声说：

“鲈鱼或者鲤鱼，加上点番茄和菌子做成的调味汁，也好吃。然而光吃鱼，饱不了，斯捷潘·弗兰崔奇。这种菜不经吃，正餐主菜不是鱼，不是调味汁，而是烤菜。您比较喜欢吃哪种飞禽？”

副检察官愁眉苦脸，叹口气说：

“可惜我不能分享您这种快乐，我害着胃炎。”

“算了吧，先生！胃炎是医生胡诌出来的！得这种病，多半是由于胡思乱想，由于狂妄。您别管它。比方，您不想吃东西，或者觉得恶心，那您别管它，您还是吃。喏，要是给您端上一对烤熟的大鹬，外加这么一只山鹬，或者一对肥鹌鹑，那就什么胃炎不胃炎，您会忘得一干二净，我这话是千真万确的。烤火鸡怎么样？又白又肥，而且那么嫩，您知道，跟女神的胸脯一样。……”

“对了，这大概很可口。”副检察官说，忧郁地微笑着，“火鸡我也许能吃一点。”

“上帝啊，鸭子呢？要是您弄来一只小鸭子，一只趁天气刚冷尝过冰水味道的小鸭子，放在烤盘上烤透，再放上些土豆，土豆要剁碎，烤得发红，浸透鸭油，而且……”

哲学家米尔金现出狰狞的面容，显然想说句什么话，可是忽然吧嗒一下嘴唇，大概心里正暗想烤鸭的样子，于是一句话也没说，由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推动着，抓起帽子，跑出去了。

“是啊，恐怕鸭子我也能吃……”副检察官叹口气说。

审判长站起来，走来走去，又坐下。

“用完烤菜，人就吃饱肚子，心头舒畅，飘飘然了。”书记官接着说，“这时候人就周身爽快，温情脉脉了。然后，为了凑一凑趣，您不妨再喝三小杯加过香料的白兰地。”

审判长嗽了嗽喉咙，把他那张纸上写的东西涂掉了。

“我毁掉六张纸了。”他生气地说，“这简直是没有心肝！”

“您写吧，写吧，恩人！”书记官小声说，“我不打搅您！我小声讲话。我凭良心对您说吧，斯捷潘·弗兰崔奇，”他用差不多听不清的声音说，“自己家里做的加香料的白兰地比任什么香槟都好。您喝下头一杯，就觉得您的灵魂浸透一股香气，好像落在一个迷宫里，好像您不是坐在家里的圈椅上，而是在澳洲一个什么地方，骑着一只极柔软的鸵鸟似的。……”

“哎，我们走吧，彼得·尼古拉伊奇！”副检察官说，焦急得抖了抖腿。

“对了，”书记官接着说，“喝白兰地的时候，顶好点上一支雪茄烟，吐出一个个烟圈，这当儿您的脑子里就会生出美妙的幻想，仿佛您做了最高统帅，或者娶了个人间少有的绝色美人，她成天价在您窗前一个池塘里跟金鱼一块儿游来游去。她游着水，您呢，对她叫道：‘宝贝儿，来吻我一下吧！’”

“彼得·尼古拉伊奇！”副检察官哀叫道。

“对了，”书记官接着说，“您吸完烟，就提起您长袍的下摆，往您的床边走去！您就这么仰面躺着，肚子朝上，手里拿过一张报纸来。临到您的眼皮要合起来，周身有了睡意，您看点政治消息倒会觉得挺舒服：很可能，比方说，奥地利办坏了一件什么事，法国得罪了一个什么人，罗马教皇倒行逆施，您照这么看下去，会很愉快呢。”

审判长跳起来，把钢笔丢在一旁，两只手抓住帽子。副检察官早已忘掉他的胃炎，急昏了头，也跳起来。

“走吧！”他叫道。

“彼得·尼古拉伊奇，那么您的个人意见书怎么办呢？”书记官惊慌地说，“您什么时候才把它写完呀，恩人！要知道六点钟您就得坐车回城去了！”

审判长摆一摆手，往门口跑去。副检察官也摆一摆手，拿起皮包，跟审判长一块儿走出去。书记官叹口气，用责备的眼光瞧着他们的后影，动手收拾文件。

[1]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形状的女妖，住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常用歌声诱惑水手，然后将他们杀死。

芦笛

杰敏契耶夫的农庄总管美里统·希希金经不起云杉林里的闷热，疲惫无力，周身粘满蜘蛛网和针叶，背着枪往树林边上走去。他的达木卡是一条介乎家犬和猎犬之间的杂种狗，异常消瘦，怀着身孕，把湿尾巴夹在两条腿中间，缓缓地跟随主人走着，竭力避免碰伤自己的鼻子。这是个令人不快的、阴霾的早晨。从薄雾笼罩着的树木上，蕨草上，滴下大颗的水珠。树林的潮气发散出一股刺鼻的霉烂气味。

前面，在云杉林的尽头，立着一些桦树，从那些树干和树枝之间望出去，可以看见雾蒙蒙的远方。桦树外面，有个人在吹一支自己做的牧笛。吹笛的人只吹出五六个音，懒洋洋地拖着长声，并不打算吹出一个旋律，但是这尖厉的笛声还是带着一种凄厉的、十分愁闷的意味。

当他走到树木渐渐变得稀疏，云杉跟小桦树混在一起的地方，美里统就瞧见一群牲口。腿上拴着绊绳的马和牛羊在灌木丛中闲步，不时碰得枝丫发出噼啪的响声，伸出鼻子去闻树林里的杂草。树林边上有个老牧人，倚着一棵湿漉漉的小桦树站着，身子精瘦，穿一件破烂的原色粗呢外衣，没戴帽子。他眼望着地下，正在想心事，显然是不在意地吹着芦笛。

“你好，老大爷！求上帝保佑你！”美里统打招呼说，声音又尖细又沙哑，跟他的魁伟身材和又大又胖的脸相全不相称，“你的笛子吹得真好！你在放谁家的牲口？”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牧人不起劲地回答说，把芦笛塞到怀里去了。

“这么说，这个树林也是阿尔达莫诺夫家的？”美里统往四下里看一眼，问道，“可不是，真是阿尔达莫诺夫家的。……原来我完全迷路了。我的脸全给树枝划破了。”

他在湿地上坐下，动手用报纸卷纸烟。

这个人在各方面，不管是笑容也好，眼睛也好，纽扣也好，盖不严剪短头发的脑袋的帽子也好，都跟他那细声细气的说话声一样显得微弱细小，跟他的高身量、宽体格、胖脸不相称。每逢他说话和微笑，他那张刮光胡子的胖脸和他的全身就流露出一种女人气的、胆怯而温顺的意味。

“哎，这种天气啊，求上帝发发慈悲吧！”他说，摇晃着脑袋，“燕麦还没收割呢，可是小雨却好像下个没完，上帝保佑吧。”

牧人瞧一眼下着毛毛细雨的天空，瞧一眼树林，瞧一眼总管的湿衣服，想一想，却什么话也没说。

“整个夏天都是这样……”美里统叹口气说，“这对农民们不好，对老爷们也不是什么快活事。”

牧人又看一下天空，想一想，开口了，声调抑扬顿挫，仿佛在细嚼每一个字似的：

“样样事都走上了一条路。……好事总归等不到了。”

“你们这儿怎么样？”美里统点上烟，问道，“你在阿尔达莫诺夫的林间空地上见过成群的乌鸡吗？”

牧人没有马上答话。他又瞧一下天空，瞧一下两旁，沉吟不语，眨巴眼睛。……看来，他把自己说出的话看得非同小可，为了增加他的话的价值，总是极力慢条斯理地讲出来，多少带点庄重的腔调。他脸上的神情现出老年人的锐敏和稳重，由于他鼻梁中间凹陷，鼻孔向上翻，他的面容就显得狡猾和讥诮了。

“不，我好像没看见过。”他回答说，“我们的猎人叶烈木卡说过，他在伊里亚节来到普斯托谢附近，惊起过一群乌鸡，不过他大概是胡说。这儿的飞鸟很少。”

“对了，朋友，很少。……到处都很少！在这儿打猎，平心而论，简直是白费劲，不值得一干。野鸟根本没有，就是有一点，也犯不上弄脏你的手，它们还没长大呢！它们小得一丁点儿，连瞧一眼都觉得难为情。”

美里统笑一笑，摆摆手。

“在这个世界上，样样事情都叫人好笑，没有别的！如今那些鸟儿也变得不近情理，连孵卵都比先前迟了，有些鸟儿直到彼得节[1]还没孵完卵。这话千真万确！”

“样样事情都走上了一条路。”牧人说，扬起脸来，“去年野鸟本来就少，今年更少，再过五年大概就一只也没有了。依我看，过不了多久，漫说是野鸟，别的鸟也一只都剩不下。”

“不错，”美里统沉思一下，同意说，“这话是实在的。”

牧人苦笑一下，摇摇头。

“奇怪！”他说，“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大约二十年前，我记得，这儿又有鹅，又有仙鹤，又有鸭子，又有琴鸟，铺天盖地，多极了！那年月，老爷们合伙到这儿来打猎，你就光是听见：砰砰砰！砰砰砰！大鹬啦、田鹬啦、麻鹬啦，要多少有多少，小水鸭子和鹬简直跟椋鸟一般多，或者不妨说跟麻雀一般多，数都数不清！可是现在它们都上哪儿去了？就连猛禽也看不见了。鹰也好，隼也好，雕鸮也好，都无影无踪了。……各种野兽也越来越稀少。如今，老弟，狼和狐狸都成了稀罕物，更不用说熊和水貂了。可是从前，连驼鹿都有！四十年来，我年年看着上帝的作为，认定样样事情都走上了一条路。”

“走上了哪条路呢？”

“走上了下坡路，年轻人。……大概是毁灭的路。……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已经到完蛋的时候了。”

老人戴上帽子，开始眺望天空。

“可惜啊！”他沉默一会儿，叹口气说，“上帝啊，多么可惜！当然，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世界又不是我们创造的，不过话说回来，老弟，这总叫人觉得可惜。就是一棵树枯死，或者比方说，一头奶牛断了气，人都会舍不得，要是整个世界都完蛋，我的好人，你会怎么想呢？好东西这么多，上帝啊，耶稣！又有太阳，又有天空，又有树林，又有河流，又有野兽，这些东西都是创造出来，彼此顺应，搭配起来的。各有各的用处，各守各的本分。可是这些东西都要完蛋了！”

牧人脸色发红，现出忧郁的笑容，他的眼皮颤动起来。

“你说这个世界要完蛋了……”美里统思索着，说道，“也许，世界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不过单凭鸟儿是没法下断语的。鸟儿不一定能说明问题。”

“不光是鸟儿嘛，”牧人说，“野兽也是这样，牲口也是这样，蜜蜂也是这样，鱼也是这样。……你不信我的话，就去问别的老人好了。人人都会对你说，如今的鱼跟从前大不相同了。海里也罢，湖里也罢，河里也罢，鱼一年年少下去。在我们这条佩先卡河里，我记得，从前捕得到一俄尺长的梭鱼，而且江鳕也多，另外还有圆腹鲦，还有鳊鱼，每种鱼都长得像模像样，如今呢，要能钓着一条小梭鱼或者四分之一俄尺长的鲈鱼，就得谢天谢地了。连地道的梅花鲈也没有了。一年比一年差，过不了多久就会一条鱼也没有了。现在再拿河来说吧。……河恐怕也要干！”

“这是实话，河要干了。”

“说的就是嘛。河一年年浅下去，老弟，再也不像先前那么深了。还有那边，你看见那些灌木了吧？”老人往一边指着，问道，“灌木后面原有一道旧河床，名叫大河湾。我父亲生前，佩先卡河就流过那儿。现在你瞧，恶魔把它搬到哪儿去了？河床改道了。你记着就是，改来改去，总有一天河全干了完事。库尔加索沃村的后边，本来有沼泽和池塘，现在都到哪儿去了？还有那些小溪，都上哪儿去了？当初我们这个树林里，就有一条小溪流过，那条溪可不算小，庄稼汉常在那里放下鱼篓子捉梭鱼，野鸭子就在河边过冬，现在呢，就是到了春汛，小溪里也没有多少水。是啊，老弟，不论往哪边看，到处都很糟。到处一样！”

紧跟着是沉默。美里统深思不语，呆望着一个地方出神。他希望能想起自然界中哪怕有一处还没给这种普遍的毁灭碰到的地方。有些光点滑过薄雾和斜飘的雨丝，犹如掠过毛玻璃一样，立刻又消灭了。这是升上来的太阳，极力要穿透云层，照到地面上来。

“再者树林也……”美里统嘟哝说。

“树林也是一样……”牧人附和道，“有的树砍掉了，有的起了火，有的枯死了，可是新的却没有长出来。只要有新长出来的，马上就给人砍掉。今天刚长出来，明天一看，已经给人砍掉了。照这样没完没了地干，早晚有一天什么也剩不下。我的好人，我从农奴解放那年[2]起给村社放牲口，那以前是给老爷们放牲口，总到这个地方来。我活了一辈子，记不得有哪年夏天我没到这儿来过。我一直注意上帝的作为。我啊，老弟，足足看了一辈子，现在我认定，凡是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都在走下坡路。黑麦也罢，蔬菜也罢，花儿也罢，都走上了一条路。”

“不过人倒变好了。”总管说。

“哪点儿好呢？”

“聪明多了。”

“聪明倒是聪明多了，这话不错，年轻人，可是那又有什么用？临到灭亡的当口，人聪明了又有什么意思？聪明也不顶用，反正要完蛋。要是野鸟没有了，猎人再怎么聪明，又有什么好处呢？我是这么想：上帝一手把聪明赐给人，一手却把力量收回去了。人变得弱了，弱极了。比方拿我来说。……我一个钱也不值，全村子里就数我差，可是，年轻人，我毕竟有力量。你看，我六十多岁了，可是我天天放牲口，晚上为挣二十戈比还给人看牲口，不睡觉，也不怕冷。我儿子倒比我聪明，可是叫他来干我这个活儿，他明天就会要求加工钱，要不然就去看病了。就是这么的。我除了面包什么也不吃，因为‘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3]，我父亲也是除了面包什么都不吃，我爷爷也一样，如今的庄稼汉呢，又要喝茶，又要喝白酒，又要吃白面包，睡觉一定要从傍晚一直睡到天明，还要看病，说不尽的娇气。这都是什么缘故？就因为人弱了，没有力量支撑他。他倒愿意不睡，可是眼皮偏偏合上，没有办法哟。”

“这话是实在的，”美里统同意说，“如今没有真正的庄稼汉了。”

“坏事也不必瞒着，我们正一年年糟下去。要是论一论现在的老爷，比庄稼汉还要不济。如今的老爷们样样精通，连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可是这有什么用？瞧着他们，简直觉得可怜。……又瘦又弱，就跟什么匈牙利人或者法国人一样，一点也没有威风，一点也没有气派，只不过名义上是老爷罢了。他们，可怜虫，既没有本事，也不干什么事，谁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要么拿着钓竿坐在河边钓鱼，要么躺在那儿，肚皮朝上，一个劲儿看书，要么混到庄稼汉当中去说这说那，老爷挨饿了，就去做文书。他们糊里糊涂混下去，想都没有想过干点正经事。从前老爷们有一半当将军，可现在的老爷们全是废物！”

“他们穷下来了。”美里统说。

“他们穷是因为上帝夺去了他们的力量。人总拗不过上帝啊。”

美里统又呆望着一个地方出神。他想了一会儿，照稳重谨慎的人那样叹口气，摇着头说：

“这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造的孽太大，我们忘掉上帝了……所以如今样样东西都到了末日。话说回来，这个世界反正不能万古长存，人该明白才是。”

牧人叹口气，仿佛想打断这种不愉快的谈话似的，从桦树那儿走开，用眼睛数那些奶牛。

“嗨嗨嗨！”他吆喝道，“嗨嗨嗨！你们这些该死的，叫你们遭了瘟才好！魔鬼把你们赶进林子里去了！来啊，来啊，来啊！”

他现出气愤的脸色，到灌木丛中去找回牲口。美里统站起来，在树林边上慢腾腾地走动。他瞧着脚下，暗自思索。他仍旧希望想起还有什么东西没给灭亡碰到。又有些光点滑过斜飘的雨丝，在树梢上跳动，然后在湿树叶中间熄灭了。达木卡在一丛灌木底下发现一只刺猬，希望引起主人对这个东西的注意，就汪汪地叫起来。

“你们那儿有过天狗吞日的事吗？”牧人在灌木丛后面叫道。

“有过！”美里统回答说。

“是啊。老百姓到处都在抱怨这种事。……老弟，可见天上也乱七八糟！这不会没来由。……回来，回来！喂！”

牧人把牲口赶到树林边上，自己靠在一棵桦树上，看一阵天空，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拿出芦笛，吹起来。他跟先前那样心不在焉地吹着，只吹出五六个音。仿佛芦笛是头一次落到他的手里似的，发出来的声音迟疑不定，没有章法，合不成一个旋律，然而正在思考世界末日的美里统，却在笛声里听出一种极其悲凉和惹人厌恶的调子，情愿不听才好。那些顶高顶尖的音摇摇曳曳，断断续续，似乎在伤心地哭泣，仿佛芦笛觉得疼痛，受了惊吓似的。那些最低的音，不知什么缘故，使人联想到迷雾、垂头丧气的树木、灰白的天空。这样的音乐倒似乎跟天气、老人、他那些话相称。

美里统想要抱怨一番。他走到老人跟前，瞧着他那忧郁而讥诮的脸色，瞧着他的芦笛，嘟哝道：

“日子也不及从前了，老大爷。简直叫人活不下去。歉收啦，穷困啦……牲口不时得瘟病，人也生病。……穷困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总管的胖脸变得发紫，现出女人气的愁闷神情。他动着手指头，好像要找出话来表达他那难以形容的心情。他接着说：

“我家里有八个孩子，一个老婆……母亲还活着，可是我每月的薪水一共只有十卢布，而且我们得吃自己的伙食。我老婆穷得脾气凶恶……我自己也喝开了酒。我是个谨慎而稳重的人，受过教育。我本来该太太平平坐在家里，可是我成天价带着枪乱跑，像一条狗似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家里待不下去啊！”

总管觉得他的舌头完全没有说出他所想说的话，就摆一摆手，沉痛地说：

“要是世界一定要灭亡，那就索性快一点吧！不必再拖延下去，害得人白白受苦。……”

老人取下嘴上的芦笛，眯细一只眼睛看芦笛上的小孔。他神情忧郁，脸上布满大雨珠，像眼泪一样。他微微一笑，说：

“可惜呀，老弟！上帝啊，多么可惜！土地啦，树林啦，天空啦……各种动物啦，这些东西原是创造出来，互相配搭，各有各的智慧的。现在呢，样样东西却都要完蛋了。其中顶可惜的就是人。”

树林里响起大雨的哗哗声，离这一带林边很近。美里统朝传来雨声的那边望了望，系上所有的纽扣，说：

“我要到村子里去了。再见，老大爷。你叫什么名字？”

“穷路加。”

“好，再见，路加！谢谢你那些有益的话。达木卡，走！”

美里统跟牧人告别后，沿着林边缓缓走去，然后下了坡，来到正在渐渐变成沼泽的草场上。他脚下的水咕唧咕唧地响。莎草虽然害着锈病，却仍然发绿、丰盛，对土地弯下腰去，仿佛生怕让脚踩着似的。过了沼泽，在老大爷提到过的佩先卡河的岸上，立着一些柳树，柳树后面有一个老爷家堆禾捆用的木棚，在薄雾里颜色发青。谁都可以感到那个不幸的季节怎么也阻挡不住，快要来临了，到那时候，田野就会变得乌黑，土地泥泞而阴冷，流泪的柳树就会显得越发凄凉，顺着树干淌下泪珠，只有仙鹤才会离开这普遍的灾难，远走高飞，然而就连它们也仿佛生怕用幸福的神态伤害垂头丧气的大自然似的，在天空中发出一片忧伤愁闷的歌声。

美里统往河边慢慢走去，听见芦笛的声音在他身后渐渐远去。他仍旧想抱怨一番。他悲哀地瞧着两旁，不由得为天空，为土地，为太阳，为树林，为他的达木卡难过得要命，这当儿芦笛的最高音缭绕不断，在空中摇颤着，像人的哭泣声，他想到大自然这样杂乱无章，不由得格外沉痛而伤心。

高音颤抖着，断了，于是芦笛不再响了。

[1] 东正教节日，在7月21日。在俄国，打猎的季节通常从这天开始。

[2] 指1861年。

[3] 基督教祷告辞中的一句。见《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3节。

报仇者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西加耶夫当场破获他妻子的罪行以后不久，站在希木克斯公司武器商店里，给自己选一管合适的枪支。他脸上现出愤怒、悲痛和坚定不移的果断神情。

“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他想，“既然家庭基础遭到玷污，荣誉给人丢在泥地里加以践踏，恶势力得胜，那么我，身为公民和正人君子，就应当报仇雪耻。我先打死她和她的情夫，再打死我自己。……”

他还没选好手枪，还没打死人，可是他的想象力已经画出三具血淋淋的尸体、打碎的头盖骨、流出来的脑浆、骚乱、看热闹的人群、验尸。……他带着受到凌辱的人的幸灾乐祸心情想象亲戚和观众的恐惧，想象那个负心女人临死的痛苦，想象他怎样阅读报纸上讨论家庭基础解体的社论。

商店里的店员是个机灵的法国人，鼓起大肚子，穿着白坎肩，在他面前摊出各种手枪，恭敬地赔着笑脸，不住地把鞋跟一碰算是敬礼，嘴里说道：

“我劝您，先生，买这管出色的手枪。这是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这是火器科学的最新成就。三倍射击效力，有退壳器，射六百步远，中央射效。先生，请您注意装潢的漂亮。这是最新型的手枪，先生。……这种枪我们每天总要卖出十来支，供打强盗、恶人、情夫用。射击十分准确有力，射程很远，一枪就能把妻子和情夫一齐打死。讲到自杀，那么，先生，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种牌子更好的了。……”

店员扳起扳机，扣下扳机，对枪管吹气，瞄准，做出高兴得透不过气来的样子。谁瞧着他那赞赏的脸色，都会暗想：只要他有一管像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这样的好枪，他就会甘愿往自己的额头上开一枪。

“那么多少钱一支？”西加耶夫问。

“四十五卢布，先生。”

“哦！……这在我却嫌太贵了！”

“既是这样，我再给您拿另外一种样式的，价钱便宜点。喏，您看一看。我们这儿的货色很多，各种价钱的都有。……比方说，这支列佛歇牌手枪只要十八卢布，不过……”店员鄙夷地皱起眉头，“……不过，先生，这种样式已经过时了。如今只有穷书生和神经病人才买它。现在大家公认，用列佛歇牌手枪自杀或者打自己的妻子，已经要算是低级趣味的表现。只有用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才说得上高级趣味。”

“我不需要自杀，也不需要杀人。”西加耶夫阴沉地撒谎说，“我只是为了住别墅才买的……用来吓唬盗贼罢了。……”

“您买枪做什么用，这不关我们的事。”店员谦虚地低下眼睛，笑吟吟地说，“如果每一次人家买枪，我们都要查明原因，那么，先生，我们这个铺子只好关门了。用列佛歇吓唬贼不顶事，先生，因为它的声音不响，发闷，我劝您买一管普通的带火帽的莫尔悌美尔牌手枪，也就是所谓的决斗枪。……”

“我要不要向他挑战，来一次决斗呢？”西加耶夫的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不过，这未免太抬举他了。……像他那样的畜生，只配像狗那样打死。……”

店员优雅地转动身子，迈着碎步，不住地微笑，唠叨，在他面前摆开一大排枪。其中就数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最中看，也最威风。西加耶夫拿起一管这种枪，瞧着它呆呆地出神，沉思不语。他的想象力画出他怎样打碎他们的头盖骨，血怎样像河水似的淌在地毯上和镶木地板上，那个垂死的负心女人的两条腿怎样急剧地抽动着。……然而，对他那怒火中烧的心来说，这还嫌不够。血淋淋的画面、哀号、恐惧，都不能使他解恨。……还得想出一种更可怕的办法来才行。

“应该这样办，我打死他，再打死我自己，”他盘算着，“却让她一个人活着。让她受尽良心的责备和周围的人的轻视而憔悴。这对一个像她那样神经质的女人来说，比死亡还要痛苦得多呢。……”

他就幻想他自己的葬礼：他这个受尽侮辱的人，躺在棺材里，嘴角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她呢，脸色惨白，由于良心责备而痛苦，跟在棺材后面，像尼俄柏[1]一样，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愤慨的人群向她投来的咄咄逼人的轻蔑目光。……

“我看得出来，先生，您喜欢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店员打断他的幻想说，“要是您嫌它贵，那么也罢，我让您五卢布就是。……不过，我们还有别的样式，便宜点的。”

法国人优雅地回转身，从货架上又取下一打装着手枪的盒子。

“喏，先生，这种卖三十卢布。这不算贵，特别因为行情落得厉害，关税却每个钟头都在上涨，先生。我对上帝起誓，先生，我是保守派，可是连我都要发牢骚了！求上帝发发慈悲吧，他们把行情和关税弄成这个样子，如今只有富人才买得起枪支！穷人只能买图拉的武器和带磷的火柴，可是图拉的武器简直一团糟！你用图拉枪打你妻子，结果反而会打中你自己的肩胛骨哩。……”

西加耶夫忽然难过起来，惋惜自己就要死掉，看不见负心女人的痛苦了。报仇只有在能够看见和感到报仇的后果的时候才大快人心，要是他躺在棺材里，什么知觉也没有，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如这么办，”他改变主意了，“我先打死他，然后去送葬，冷眼旁观一下，等到葬完，我再打死自己。……不过，在送葬以前，人家会逮捕我，取走我的武器的。……那就这么办：我把他打死，可是叫她留在人间，我呢……我暂时不自杀，让他们把我监禁起来。我反正以后有的是工夫自杀。监禁起来反倒好，因为在预审中，我可以把她的下流行径在当局和社会人士面前统统揭发出来。如果我自杀，她也许就会凭她那种虚伪和无耻的天性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身上，于是众人倒会为她的行为辩护，也许反而要讥笑我了。要是我活着，那……”

过了一分钟，他又暗想：

“对了，如果我自杀，人家也许会认为我有罪，怀疑我器量小。……再说，我何必自杀呢？这是一。第二，自杀无非是怯懦罢了。那就这样办：我把他打死，让她活着，我自己到法院去受审。我受审，她就会出庭做证。……我想象得到，我的辩护人质问她的时候她那种狼狈、可耻的丑相！法院、众人、报界的同情当然都会在我这边。……”

他思忖着，同时店员在他面前陆续摊开各种货品，自认为有吸引顾客的责任。

“这是我们不久以前才收到的英国新式手枪。”他唠叨说，“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先生，这些样式跟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一比就暗淡无光了。您大概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消息：前几天有个军官在我们这儿买了一管斯密特-维桑式转轮手枪的。他对他妻子的情夫开一枪，您猜怎么着，子弹穿透这个人，然后打穿一盏铜灯，落在一架钢琴上，又从钢琴上反跳到一条小狮子狗身上，连带伤了他的妻子。这种效果可真是出色，为我们的商号增光不少。这个军官现在监禁起来了。……当然，法院会定他的罪，送他去做苦工！第一，我们的法律还太陈旧；第二，先生，法院总是偏袒情夫。为什么？很简单，先生！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检察官也好，辩护人也好，都跟别人的妻子私通，只要俄国少一个丈夫，他们心里就多踏实一分。要是政府把所有的丈夫都送到萨哈林岛[2]去，众人倒会挺痛快呢。啊，先生，您不知道当代这种世风日下的情形在我心里引起多大的愤慨！如今，爱别人的老婆已经跟吸别人的烟，看别人的书一样，成了风气。我们的生意一年年清淡，这倒不是说情夫越来越少，而是说那些丈夫听天由命，害怕进法院和做苦工了。”

店员往四处看一眼，小声说：

“那么这该怪谁，先生？该怪政府呀！”

“为这么一头蠢猪而流放到萨哈林岛去，也没什么道理。”西加耶夫踌躇地暗想，“要是我去做苦工，倒反而使得我妻子有可能第二次嫁人，去欺骗第二个丈夫。她倒得其所哉了。……那就这样办：我让她活着，我也不自杀，他呢……我也不打死。这得想出一个更合理、更使他们难堪的办法才成。我要用轻蔑来惩罚他们，搞一回离婚案，闹得满城风雨。……”

“喏，先生，还有一种新型的枪，”店员从货架上又取下一打枪来，说，“请您注意这种枪机的新奇结构。……”

西加耶夫暗自做出决定后，已经不需要买枪。店员却越来越热心，不住地在他面前摊开新的货色。受了侮辱的丈夫看到店员为他白忙，白热心，白赔笑，白费时间，觉得难为情了。……

“好，既是这样……”他嘟哝说，“我以后再来……或者派人来。”

他没看店员脸上的神情，不过为了多少缓和一下这种尴尬的局面，他觉得有必要买点东西。可是买什么好呢？他看一下商店的四壁，想选一样价钱便宜的东西，后来他的目光停在店门附近挂着的一个绿网子上。

“那……那是什么东西？”他问。

“那是捉鹌鹑的网子。”

“多少钱一个？”

“八卢布，先生。”

“给我包起来吧。……”

受了侮辱的丈夫付过八卢布，拿起网子，走出商店，却觉得自己越发受了侮辱。

[1] 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夸耀自己有十二个子女，嘲笑阿波罗的母亲只生子女二人。阿波罗大怒，把她的子女全部射死。她因此整天哭泣，变成一块流泪的岩石。

[2] 即库页岛，旧俄时代苦役犯服刑的地方。

邮件

那是夜里三点钟。邮差已经完全做好上路的准备，戴好帽子，穿上大衣，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马刀，站在房门附近，等着车夫在一辆刚刚赶过来的三套马车上装完邮件。有一个带着睡意的收发员坐在他那张类似柜台的桌子旁边，正在填写一张表，嘴里说着：

“我有个外甥，是个大学生。他要求马上到火车站去。那么你，伊格纳捷耶夫，就让他坐在你这辆三套马车上，把他带去吧。虽然运邮件是不准带客的，哎，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与其为他花钱另雇马车，还不如让他不花钱搭这班车去的好。”

“妥了！”外面传来喊叫声。

“好，求上帝保佑你一路顺风。”收发员说，“哪一个车夫赶车呀？”

“谢敏·格拉左夫。”

“你来签个字。”

邮差签了个字，出去了。在邮局门外，可以看到一辆三套马车的黑轮廓。那几匹马站在那儿不动，只有一匹拉边套的马不安地活动四条腿，摇着头，因此偶尔响起小铃铛的声音。这辆装着邮袋的敞篷马车像是一团黑东西，马车旁边有两个黑人影在懒洋洋地走动，一个是大学生，手里提着箱子，一个是车夫。车夫吸着小烟袋，烟袋锅里的小火光在黑暗里不住地移动，时而暗下去，时而亮起来。这个小火光一会儿照亮一小块衣袖，一会儿照亮毛茸茸的唇髭和红铜色的大鼻子，一会儿照亮两道严峻而突出的浓眉。

邮差伸手按一按邮袋，把长刀放在上面，跳上马车。大学生游移不定地跟着他爬上去，胳膊肘无意中碰到邮差，就胆怯而客气地说：“对不起！”小烟袋灭了。收发员从邮局里走出来，没有加衣服，只穿着原来的坎肩和便鞋。他受不住夜间的寒气而缩起脖子，咯咯地清着嗓子，在马车旁边走动，说：

“好，一路顺风！米海洛，问你母亲好！替我问大家好。你呢，伊格纳捷耶夫，别忘了把那包东西交给贝斯特列佐夫。……赶着车子走吧！”

车夫一只手提起缰绳，擤了擤鼻子，整理一下身子底下的座位，吧嗒一下嘴唇。

“替我问好！”收发员又说一遍。

大铃铛丁零当啷地招呼小铃铛，小铃铛亲热地呼应着。马车吱吱嘎嘎响，走动了，大铃铛哭起来，小铃铛却笑了。马车夫略微欠起身子，对那匹不安稳的拉边套的马抽了两鞭子，那辆三套马车就发出闷声闷气的辘辘声，顺着尘土飞扬的道路驶去。小城睡熟了。宽阔的街道两旁，净是黑魆魆的房屋和树木，一点灯火也看不见。布满繁星的天空中，这儿那儿伸展着一条条狭长的云，在不久就要露出曙光的地方，挂着一个窄窄的弯月。然而，为数众多的星星也好，显得很白的一弯新月也好，都照不亮夜晚的空间。这儿寒冷而潮湿，已经有秋意了。

大学生暗想，这个人没有拒绝带他上路，那他就要顾全礼貌，有必要跟这个人亲切地攀谈几句。他便开口说：

“在夏天，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眼下却连曙光也看不到。夏天算是过去了！”

大学生瞧一阵天空，接着说：

“甚至凭天空就可以看出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您瞧右边。您见到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吗？那是猎户星座，只有九月间才会在我们这个半球的上空出现。”

邮差两只手揣在袖子里，脖子缩进大衣的衣领，衣领一直齐到耳边，这时候他一动也不动，也不看天空。显然他对猎户星座不感兴趣。他看惯了星星，大概早已看厌了。大学生沉默一阵，说：

“天冷了！这时候本来该天亮了。您知道太阳几点钟升上来吗？”

“什么？”

“现在太阳几点钟升上来？”

“五点多！”车夫回答说。

三套马车驶出城了。这时候道路两旁只能看见菜园的篱墙和孤零零的白柳，至于前面，样样东西都给昏暗遮蔽了。这儿，在旷野上，一弯新月显得大些，星星也照得亮些。可是这时候潮气飘来了。邮差的脖子越发缩进衣领里，大学生感到一股不舒服的凉气先是扑到脚边，然后爬上邮袋，爬上胳膊，爬上脸来。马车跑得慢些了。大铃铛不作声，仿佛冻坏了似的。这时候可以听见马蹄溅水的声音，倒映在水里的星星在马蹄底下和轮子旁边跳动不停。

可是过了十分钟光景，四下里变得一片漆黑，再也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新月了。马车走进一片树林去了。云杉的带刺的枝子不时抽打大学生的帽子，蜘蛛网粘到他脸上来。车轮和马蹄撞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马车就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

“顺着路当中走！”邮差生气地说，“干吗沿着路边走？我整个脸都给树枝刮伤了！靠右一点！”

可是这当儿差点出了祸事。马车突然往上一跳，仿佛抽筋似的，摇摇晃晃，紧跟着嘎吱一响，猛地往右边一歪，再往左边一倾，飞快地顺着林中小路飞驰。那几匹马不知害怕什么东西，狂奔起来了。

“哟！哟！”马车夫吓得叫起来，“哟……这些恶鬼！”

大学生受着颠簸，为了稳住身子，免得摔到车外，就向前弯下身子，动手寻找可以抓住的东西，然而皮袋子是滑的。大学生本想抓住车夫的腰带，可是车夫自己就在颠上颠下，随时都会掉下车去。在车轮的辘辘声和马车的尖叫声中，可以听见长刀滑下车去，碰着土地，当啷一响，后来，过了一会儿，马车后面不知有个什么东西发出两次闷闷的碰撞声。

“哟！”车夫发出撕裂人心的喊叫声，身子往后仰，“站住！”

大学生脸朝下，撞在车夫的座位上，碰破了额头的皮，然而立刻又被颠得往后弯，整个身子给往上一抛，背脊猛然撞在马车的后部。“我摔下去了！”他脑子里掠过这个想法，可是这当儿马车飞出树林，来到旷野上，往右急转弯，带着一片响声跑过木桥，突然停住，像生了根似的。马车意外地停住，大学生又身不由己地往前一扑。

马车夫和大学生两人不住地喘气。邮差已经不在马车上了。他跟那把长刀、大学生的皮箱、一个邮袋，一块儿掉下车去了。

“站住，混蛋！站住！”他的喊叫声从树林里传来，“该死的坏蛋！”他喊着，往马车这边跑来，他那含泪的声音流露出痛苦和愤恨，“天杀的，巴不得叫你咽了气才好！”他喊着，跑到马车夫跟前，对他抡拳头。

“真是麻烦事，求上帝发发慈悲吧！”马车夫用负疚的声音嘟哝说，一面整理着马脸旁边的马具，“全怪这匹拉边套的马！该死的，这匹小马刚拉了一个星期的车。它跑得不坏，不过一下坡就要出事！先得在它脸上摸这么两三下，它才不会胡闹。……站住！啊，鬼东西！”

马车夫收拾着那几匹马，然后到路上去找皮箱、邮袋、长刀，邮差却气得逼尖喉咙，不停地用含泪的声音对他破口大骂。马车夫收拾好行李，毫无必要地牵着马走了百来步，把那匹不安稳的拉边套的马埋怨一阵，才跳上赶车座位。

等到这场惊吓过去，大学生觉得很好笑，兴致又来了。这还是他生平头一次在夜间搭邮车赶路。刚才经历到的颠簸、邮差的跌落、背上的疼痛，依他看来像是一场有趣的奇遇。他点上烟，笑着说：

“要知道，这样会把脑袋也摔掉的！我也差点摔下去，我甚至没有看见您是怎样掉下车的。我想得出，到了深秋天气，坐车赶路会是什么样子！”

邮差没有说话。

“您带着邮件坐车赶路很久了吗？”大学生问。

“十一年。”

“哎哟！每天都这样赶路吗？”

“每天。我送邮件去，马上又坐车回来。怎么？”

十一年来每天这样坐车赶路，一定经历过不少有趣的奇遇吧。在晴朗的夏夜和阴暗的秋夜，或者在冬天大风雪呼啸着，把马车刮得团团转的时候，那是免不了要发生惊心动魄的可怕事情的。恐怕那些马不止一次地狂奔过，马车不止一次地陷进雨后的泥沟里，坏人不止一次地打劫过，大风雪不止一次弄得他们迷路吧。……

“我想得出这十一年当中您经历过多少奇遇！是啊，这样赶路一定很可怕吧？”

他说完，等着邮差讲给他听，可是那一位却阴沉地不肯开口，把脖子缩进衣领去了。这当儿天慢慢亮起来。谁也看不出天空是怎样变换颜色的。天色仍旧显得幽暗，不过那些马、车夫、道路，却可以看清楚了。弯月越来越白，下面横着一片云，像是一尊炮安在炮架上，云的底边微微发黄。不久，邮差的脸也可以看清了。那张脸上沾着露水而湿润，脸色灰白，神情呆板，跟死人一样。他脸上凝聚着一种沉闷而阴森的愤恨神情，仿佛他仍旧觉得身上疼痛，仍旧生马车夫的气似的。

“谢天谢地，总算天亮了！”大学生瞧着他那气愤的、冻坏的脸，说，“我浑身都冻僵了。九月的夜晚冷得很，不过太阳一出来，天就不冷了。我们不久就要到车站了吧？”

邮差皱起眉头，现出要哭的脸相。

“说真的，您太喜欢讲话了！”他说，“难道您就不能闭着嘴赶路？”

大学生窘了，从此一路上再没跟他搭腔。早晨很快来了。月亮渐渐暗淡，跟混浊灰白的天空融成一体了。那块云完全变黄，繁星熄灭，然而东方仍旧冷冰冰，颜色跟整个天空一样，因此谁也不能相信太阳藏在它后面。……

早晨的寒冷和邮差的阴郁渐渐传染给冻僵的大学生了。他冷漠地瞧着大自然，等候太阳的温暖，心里只想着这些可怜的树木和青草经历这种寒冷的夜晚，一定会觉得多么可怕和厌恶。太阳升上来了，昏昏沉沉，带着睡意，冷冰冰的。树梢并没有像通常所描写的那样给升上来的太阳染成金黄，阳光也没有铺满地面，睡意蒙眬的鸟雀飞来飞去，也显不出什么快乐。夜间本来很冷，如今有了太阳也仍旧那么冷。……

这辆三套马车路过一个庄园，大学生带着睡意阴郁地瞧着那些挂着窗帘的窗子。他心想，窗子里一定有人在享受清晨最酣畅的睡眠，没听见邮车的铃声，没感到寒冷，也没看见邮差的气愤的脸色。不过，即使有位小姐让铃声惊醒，她也会翻个身，觉得十分暖和安乐而微笑，缩起腿来，把一只手垫在脸颊底下，睡得越发香甜。

大学生瞧着庄园附近一个发亮的池塘，想到那些鲫鱼和狗鱼居然能够在冷水里生活。……

“外人不准搭邮车……”邮差出人意外地发话了，“这是禁止的！既是禁止的，就不该坐上车来。……确实如此。固然，这跟我不相干，可是我不喜欢，也不希望有这种事。”

“既然您不喜欢这种事，何不早说呢？”

邮差什么话也没回答，仍旧露出他那种不依不饶的愤恨神情。过了一会儿，这辆三套马车在火车站的出口处停下，大学生就道一声谢，下了马车。邮政列车还没开到。一长列货车停在一条备用的铁路线上，在煤水车上，脸被露水沾湿的火车司机和他的助手正凑着一把肮脏的白铁壶在喝茶。火车、月台、长凳，都潮湿而冰凉。大学生一直站在小吃部里喝茶，直到那趟列车开来为止。邮差却把两只手揣在袖管里，脸上仍旧带着愤恨的神情，孤零零地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眼睛一直瞧着脚底下。

他在跟谁生气呢？跟人吗？跟贫穷吗？跟秋夜吗？

婚礼

一个戴着高礼帽和白手套的傧相气喘吁吁，在门厅脱掉大衣，跑进大厅，他脸上那种神情就像要报告一件可怕的事情似的。

“新郎已经到教堂去了！”他宣布说，费力地吐气。

人们安静下来了。大家忽然感到悲伤起来。

新娘的父亲是个退伍的中校，面容消瘦憔悴，大概觉得他矮小的军人身材穿一条马裤还不够庄严，就使劲鼓起腮帮子，挺直身子。他从桌上拿过圣像来。他妻子是个小老太婆，戴一顶有宽丝绦带的透花纱便帽，端着面包和盐，跟他并排站着。祝福开始了。

新娘柳包琪卡像影子似的，悄无声息地在她父亲面前跪下，这当儿她的长头纱飘动着，沾住一些撒在她衣服上的花，有几根发针从她头发里钻出来。柳包琪卡对圣像行过礼，跟她那更加用力吹鼓腮帮子的父亲接过吻，就在她母亲面前跪下。她的头纱又沾在花上了，这当儿就有两位小姐惊慌不安地跑到她跟前，把头纱拉一拉，整理一下，用别针别住。……

四下里一片肃静，大家沉默着，一动也不动。只有一个傧相，像拉边套的烈性马，焦躁地调动两条腿，仿佛等着车夫容许他撒腿往前跑似的。

“谁把圣像送去？”有人不安地小声说，“斯皮拉，你在哪儿？斯皮拉！”

“我就来！”门厅里有个孩子的声音回答说。

“上帝保佑您，达丽雅·达尼洛芙娜！”有人低声安慰把脸偎到女儿胸前哭泣的母亲，“怎么可以哭呢？求基督跟您同在！应当高兴才对，亲爱的，不能哭啊。”

祝福结束了。柳包琪卡脸色苍白，神态庄重而严峻，跟她的女朋友们接吻，然后人声嘈杂，大家互相推搡着往门厅拥去。傧相又慌张又匆忙，毫无必要地嚷着“对不起！”[1]，一面给新娘穿上外衣。

“柳包琪卡，让我至少再看你一眼！”老太婆哀叫道。

“哎呀，达丽雅·达尼洛芙娜！”有人不以为然地叹道，“应该高兴才对，可是上帝才知道您在胡想些什么。……”

“斯皮拉！你到底在哪儿啊？斯皮拉！这个顽皮的孩子真是磨人！走吧！”

“就来了！”

有个傧相撩起新娘的裙裾，这个行列就开始走下楼去。楼梯栏杆旁边和所有的房门口，有许多别人家的女仆和保姆探出头来，她们眼睛盯紧新娘，发出称赞的低语声。后面人群中传来不安的说话声：有人忘了带一件什么东西，新娘的花束不知在谁手里，有些太太叽叽喳喳地要求不要做一件什么事，因为那有“不祥之兆”。

门口早已停着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和一辆四轮敞篷马车。马鬃上扎着纸花，两个马车夫的胳膊，靠近肩膀那儿，都缠着花花绿绿的手绢。轿式马车的赶车座位上，坐着个彪形大汉，长一把又大又密的胡子，穿着新的长衣。他伸出两只手，握紧拳头，脑袋往后仰，肩膀宽得出奇，这都使他不像是人，不像是活的生物，整个身子像是变成石头了。……

“吁！”他尖声说，马上又粗声粗气地补充说，“胡闹！”因此他的宽脖子上仿佛有两副嗓子，“吁！胡闹！”

街道两旁挤满了人。

“把车赶过来！”傧相喊道，其实用不着喊，因为轿式马车早已赶过来了。捧着圣像的斯皮拉啦，新娘啦，她的两个女朋友啦，都坐上这辆轿式马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街上就响起了轿式马车的辘辘声。

“让傧相们坐那辆敞篷马车！把车赶过来！”

傧相们就跳上敞篷马车。等到马车驶动，他们就微微欠起身子，像抽筋似的哆嗦着，穿上各自的大衣。后面又有马车赶过来了。

“索菲雅·坚尼索芙娜，请上车！”有人说，“您也上车，尼古拉·米罗内奇！吁！不用担心，小姐们，大家都有位子的！当心啊！”

“听我说，玛卡尔！”新娘的父亲喊道，“从教堂里回来的时候，走另一条路！已经有兆头了！”

那些马车沿着马路隆隆响地走了，人声嘈杂，夹着喊叫声。……最后，所有的人都走掉，又安静下来。新娘的父亲回到房子里。听差正在大厅里收拾桌子，隔壁有个全家人称之为“穿堂屋”的黑房间，里面有些乐师在擤鼻子，到处有人忙碌和奔跑，然而他却觉得房子里空荡荡的。军乐师们在那个又小又黑的房间里挤来挤去，怎么也不能把他们的大乐谱架和乐器放妥帖。他们来了不久，可是“穿堂屋”里的空气已经明显地闷热，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他们的队长奥西波夫已经年迈，连鬓胡子和唇髭纠结成麻絮的样子，他站在乐谱架跟前，生气地瞧着乐谱。

“奥西波夫，你真是硬朗，”中校说，“我认识你已经多少年了？二十来年了！”

“还不止呢，大人。请您回想一下，我在您的婚礼上就奏过乐啊。”

“对，对……”中校叹道，沉思了，“事情确实是这样，老兄。……谢天谢地，我已经给儿子们成了亲，如今正把女儿嫁出去，我和我的老太婆就此成了孤魂。……现在我们没有孩子了。我们已经完全把债还清了。”

“谁知道呢？叶菲木·彼得罗维奇，也许上帝还会赐给您孩子的，大人。……”

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吃惊地瞧着奥西波夫，凑着空拳头笑起来。

“还会有孩子？”他问，“你说什么呀？上帝还会赐给我孩子？还会赐给我？”

他笑得岔了气，眼泪涌上他的眼眶。乐师们出于礼貌也跟着笑。叶菲木·彼得罗维奇用眼睛找他的老太婆，想把奥西波夫对他说的话告诉她，她呢，正好飞快地朝他这边跑过来，怒气冲冲，眼睛带着泪痕。

“你简直不敬畏上帝，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她把两只手一拍，说，“我们正在找朗姆酒，东找西找，把腿都要跑断了，你倒站在这儿不动！朗姆酒在哪儿？尼古拉·米罗内奇是非喝朗姆酒不可的，可是你全不在心上！你去问一问伊格纳特，他把朗姆酒放在哪儿了！”

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就走到暂做厨房用的地下室去。女人和听差在肮脏的楼梯上川流不息。有个年轻的兵把军服搭在肩头，用一个膝盖跪在楼梯的梯级上，转动制冰淇淋器的摇把，汗水顺着他的红脸淌下来。在阴暗窄小的厨房里，在烟雾中，那些从俱乐部里花钱雇来的厨师们正在干活。有个厨师在剖开一只阉鸡的肚子，另一个厨师把胡萝卜切成星星的形状，第三个厨师脸红得不下于红布，正把一个烤盘放进烤炉。刀子发出切菜声，餐具叮当地响，黄油咝咝地叫。叶菲木·彼得罗维奇走进这个地狱后，却忘了他的老太婆对他交代过的话。

“你们在这儿不嫌挤吗，伙计们？”他问。

“没什么，叶菲木·彼得罗维奇。俗语说得好，‘挤虽挤，却和气’。您放心吧，老爷。……”

“你们辛苦了，小伙子。”

俱乐部食堂服务员伊格纳特的身子在阴暗的墙角里站起来。

“请您放心，叶菲木·彼得罗维奇！”他说，“我们会把样样东西铺排得十分体面。请问，冰淇淋里掺点什么东西：掺朗姆酒？掺法国上等葡萄酒？再不然什么也不掺？”

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回到正房，在各处房间里溜达很久，然后在“穿堂屋”的门口停住，又跟奥西波夫谈起来。

“就是这样，老兄……”他说，“我们成了孤魂。新房子的油漆还没干，新婚夫妇只好暂时住在我们这边，以后他们再搬过去！那我们就见不着他们了。……”

两个人就叹气。……那些乐师出于礼貌，也跟着叹气，这样一来，空气就变得更闷了。

“是啊，老兄，”叶菲木·彼得罗维奇有气无力地继续说，“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可是就连这个女儿也嫁出去了。女婿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会说法国话。……只是他爱喝酒，不过如今谁不喝酒呢？大家都爱喝酒。”

“喝酒倒没有什么，”奥西波夫说，“要紧的是，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别忘记自己的正事。至于他想喝酒，那又何尝不可以喝呢？可以喝的。”

“当然，可以喝的。”

外面传来呜咽声。

“难道他会领情吗？”达丽雅·达尼洛芙娜对一个老太婆发牢骚说，“亲爱的，要知道，我们给了他一万卢布，一个钱也不少，还给柳包琪卡买下一所房子和三百俄亩土地……这可不是容易事啊！不过，难道他会领情吗？如今的人哪懂得领情！”

放水果的桌子已经摆好。许多高脚玻璃杯互相挨挤着，立在两个托盘上，香槟酒瓶用餐巾包严，茶炊在饭厅里嘶嘶地叫。有一个没留唇髭却留着络腮胡子的听差，在一张纸上写下许多客人的姓名，那是他预备在吃晚饭的时候陆续念出来以便主人敬酒用的，这些姓名他一面写一面念，仿佛在背诵。别人家的一条狗闯进来了，人们把它赶出房外。接着是紧张的等待。……后来总算响起了不安的说话声：

“他们来了！来了！叶菲木·彼得罗维奇老爷，他们来了！”

老太婆怔住，现出茫然失措的神情，端起面包和盐，叶菲木·彼得罗维奇鼓起腮帮子，两人一块儿匆匆走进门厅。乐师们矜持地急忙定好乐器的音调，街上传来了马车的辘辘声。院子里又有一条狗走进来，人们又把它赶出去，它尖声叫起来。……又等了一分钟，“穿堂屋”里猛然鼓号齐鸣，奏起气势汹汹、震耳欲聋的进行曲。于是空中充满惊叫声和接吻声，瓶塞砰的一声飞起来，听差的脸色变得严谨了。……

柳包琪卡和她的丈夫，一个神态庄重、戴着金边眼镜的上流人，呆住了。响亮的音乐声、明亮的灯光、众人的瞩目、一大群不认识的人的脸，弄得他们头昏脑涨。……他们呆愣愣地瞧着两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明白。

大家喝香槟，喝茶，规规矩矩地走来走去，神态庄严。人数众多的亲戚、一些以前谁也没见过的稀奇古怪的老大爷和老大娘、教士们、后脑扁平的退伍军人、代表新郎父母的主婚人、教父和教母，都站在桌旁，一面小心地喝茶，一面谈论保加利亚。小姐们像苍蝇似的聚在墙边。就连傧相们也收起心神不定的样子，温顺地站在门口。

然而过了一两个钟头，整所房子就让音乐和舞蹈震得发抖了。傧相们又现出那种要挣脱链子的神态。老人和不跳舞的年轻人拥挤在饭厅里放凉菜的П字形桌子旁边。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大约已经喝下五杯酒，挤眉弄眼，用手指头打榧子，笑得喘不过气来。他灵机一动，心想如果能给那些傧相娶亲办喜事，倒也是好事。他喜欢这个想法，觉得它俏皮而有趣。他高兴，高兴得没法用话语来形容，只能哈哈地笑。……他妻子从一清早起就没吃过东西，如今喝下香槟，有了醉意，幸福地微笑着，对大家说：

“卧室里，诸位先生，那可去不得，去不得啊！到卧室里去是不礼貌的。可别去偷看！”

这意思是说：请你们赏光到卧室里去参观一下吧！她那做母亲的好胜心和才能都放在卧室上了。那儿也确实有值得夸耀的东西！卧室中央立着两张床，上面堆着高高的被褥，另外还有镶花边的枕头套，绗过的绸面被子，上面绣着复杂难懂的花字。柳包琪卡的床上放一顶包发帽，系着粉红色的带子，她丈夫的床上放一件灰鼠色的家常长袍，配着浅蓝色穗子。每个客人看一看两张床，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说一声“嗯，真不错”。老太婆满面春风，小声说道：

“单是布置这个卧室就花了三百卢布，先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请出去吧，男人不适宜到这儿来。”

深夜两点多钟才开晚饭。一脸络腮胡子的听差宣布敬酒，乐队就奏起迎宾乐。叶菲木·彼得罗维奇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人也认不得了。他觉得不是在自己家里，却是在做客，而且受到别人的欺侮。他走到门厅，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找自己的雨鞋，用嘶哑的声调喊道：

“我可不愿意再在这儿待下去！你们都是混蛋！流氓！我要揭你们的底！”

他妻子站在旁边，对他说：

“别闹了，你这个不信神的家伙！别闹了，呆子，暴君，我的孽障！”

[1] 原文为法语。

逃亡者

这件事说来话长。起初巴希卡跟他母亲一块儿冒雨赶路，时而穿过收完庄稼的田野，时而走过林中小路，他的靴子在那儿沾上了黄树叶。他们照这样一直走到天亮。后来他在一个阴暗的穿堂呆站了两个钟头光景，等着开门。穿堂不像外面那么冷，那么潮，然而一刮风，这儿也还是会有雨点飘进来。等到穿堂里渐渐挤满了人，夹在人丛中的巴希卡就把脸贴在一个人的皮袄上，他闻到一股浓重的咸鱼气味，昏昏沉沉地打起盹儿来。可是后来门闩咔嗒一响，房门开了，巴希卡和他母亲就走进候诊室。在这儿又得等很久。所有的病人都坐在长凳上，不动弹，不说话。巴希卡瞧他们一眼，虽然看到许多奇怪和可笑的事，可是也不说话。只有一次，有个小伙子，一只脚跳着走进候诊室，巴希卡才心动了，也想照那样跳一阵。他碰碰母亲的胳膊肘，朝自己的袖口扑哧一笑，说道：

“妈呀，你瞧：家雀儿！”

“不许说话，小孩子家，不许说话！”他母亲说。

有个带着睡意的医士出现在一个小小的窗洞里。

“到这儿来挂号！”他用男低音说。

所有的人，连蹦蹦跳跳的滑稽小伙子也在内，一齐拥到窗洞那儿去。医士对每个人都要问清本名和父名、年龄、住址、病得是否很久，等等。巴希卡从他母亲的答话里才知道他自己不叫巴希卡[1]，而叫巴威尔·加拉克契奥诺夫，年龄是七岁，不识字，从复活节起就得了病。

挂号以后紧跟着又得站一阵。后来大夫来了，他系一条白围裙，腰上扎一条毛巾，穿过候诊室。他经过蹦蹦跳跳的小伙子身旁，便耸起肩膀，用唱歌般的男高音说：

“嘿，傻瓜！怎么，难道你不是傻瓜？我吩咐你星期一来，可是你星期五才来。对我来说，你根本不来也不碍事，可是，傻瓜呀，你这条腿可就完了！”

小伙子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好像要讨饭似的，眨巴着眼睛说：“您行行好吧，伊凡·米科拉伊奇！”

“现在用不着叫什么伊凡·米科拉伊奇！”大夫学着他的腔调说，“叫你星期一来，你就得听话才对。你是傻瓜，就是这么的。……”

接诊开始了。大夫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依次喊病人的姓名。从小房间里不时传来尖厉的号叫声、孩子的啼哭声或者大夫的吆喝声：

“喂，你喊什么？我是在杀你还是怎么的？乖乖地坐好！”

后来轮到巴希卡了。

“巴威尔·加拉克契奥诺夫！”大夫叫道。

他母亲吓呆了，仿佛没料到会有这一声喊叫似的。她拉着巴希卡的手，领他走进小房间。大夫坐在他的桌子旁边，拿着一个小槌子信手敲着一本厚书。

“什么病？”他眼睛没看走进来的人，问道。

“这小子的胳膊肘上生了个小疮，老爷。”母亲回答说，她脸上做出仿佛她真为巴希卡的小疮十分难过的神情。

“给他脱掉衣服！”

巴希卡喘吁吁地解开脖子上的围巾，用衣袖擦擦鼻子，然后不慌不忙地脱他的小皮袄。

“你这个娘们儿，你不是上这儿来做客的！”大夫生气地说，“你干吗这么慢？要知道，在我这儿看病的可不止你一个！”

巴希卡连忙把小皮袄丢在地下，由母亲帮着把衬衫脱下来。……大夫懒洋洋地瞧着他，拍拍他裸露的肚子。

“巴希卡老弟，你变成大肚子了！”他说，叹一口气，“好，让我看看你的胳膊肘。”

巴希卡斜起眼睛往一个盛着血红的污水的盆子里看一阵，又瞧了瞧大夫的围裙，哭起来。

“呜——呜！”大夫学他的哭声，“这个调皮的小子都到娶媳妇的时候了，还哭呢！不害臊。”

巴希卡极力忍住哭，瞧一眼母亲，他的目光流露出恳求的意思：“你到家里可千万别说我在医院里哭过啊！”

大夫检查他的胳膊肘，把它捏一捏，叹口气，咂了咂嘴，后来又捏一下。

“你该挨一顿揍才是，你这个娘们儿，可惜没有人来揍你。”他说，“你为什么早不带他来？这条胳膊要完蛋了！你瞧瞧，傻娘们儿，这是他的关节有病！”

“再没有比您更圣明的了，老爷……”女人叹口气说。

“‘老爷’。……你让这孩子的胳膊烂掉也不管，如今却来叫‘老爷’。他缺了胳膊还能当个什么工人？那你就只好养他一辈子了。要是你自己的鼻子上肿起个疖子，你大概马上就会跑到医院里来了，而这个孩子烂了半年，你却不管。你们都是这个样子。”

大夫点上一支烟。他让那支烟不住地冒烟，嘴里一个劲儿骂那个女人，同时心里暗暗哼着一个曲子，为打拍子而摇头晃脑，不知在想什么心事。赤身露体的巴希卡站在他面前，听着，瞧着冒起来的烟。等到烟熄掉，大夫才惊醒过来，压低喉咙说：

“好，你听我说，娘们儿。这种病用药膏和药水治不好。这得叫他在医院里住下才成。”

“要是非住不可，老爷，那我怎么能不让他住呢？”

“我们会给他动手术。你，巴希卡，就住在这儿吧。”大夫拍着巴希卡的肩膀说，“让妈妈回去，你呢，孩子，就留在我们这儿。我这儿挺不错，孩子，有意思极了！我跟你，巴希卡，等到办完事，就去捉金翅雀，我要给你看一只狐狸！我们一块儿到别处去玩玩！怎么样？你愿意吗？妈妈明天来看你！怎么样？”

巴希卡用询问的眼光瞧着母亲。

“你住下吧，孩子！”他母亲说。

“他肯住下的，他肯住下的！”大夫快活地叫起来，“用不着商量了！我会带他去看活狐狸！我们会一块儿到市集上去买水果糖。玛丽雅·坚尼索芙娜，领他上楼去！”

看来，大夫是个快活而随和的人，喜欢交朋友。巴希卡想顺大夫的心意，特别因为他有生以来从没去过市集，而且巴不得看一看活狐狸才好。可是妈妈不在，那怎么成呢？他沉吟一下，决定请求大夫把妈妈也留在医院里，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就有一个女医士把他带上楼去了。他一面走，一面张开嘴巴看两旁。楼梯啦，地板啦，门框啦，都是又大又直又亮，漆成漂亮的黄色，发散着好闻的素油气味。到处都挂着灯，铺着长方形地毯，墙上安着黄铜的水龙头。不过巴希卡最喜欢的莫过于他们叫他坐的那张床，上面铺着灰色毛毯。他伸手摸摸枕头和毯子，看看病房，断定大夫的日子过得蛮不坏。

这个病房不大，只放着三张床。有一张床空着，另一张床由巴希卡占据了，第三张床上坐着个老人，闪着阴沉的眼睛，咳个不停，往一个大杯子里吐痰。巴希卡坐在床上向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另一个病房的一部分和两张床：一张床上睡着个脸色十分苍白的瘦子，头上放着橡胶袋；另一张床上坐着个农民，张开两条胳膊，头上扎着绷带，样子很像女人。

女医士把巴希卡安置在床上以后，就走了，过一会儿抱着一叠衣服走回来。

“这是给你穿的，”她说，“穿上吧。”

巴希卡脱掉身上的衣服，换上新衣服，心里挺高兴。他穿上衬衫、长裤、灰色小长袍，得意地看一看自己，心想穿着这身衣服在村子里走一趟才好呢。他的想象力就画出他的母亲怎样打发他到河边菜园里去为小猪摘些白菜帮子，他独自走着，男孩和女孩们就围住他，瞧着他那件小长袍眼红。

有个护士走进病房里来，两只手拿着两个锡钵子和锡匙子以及两块面包。她把一个钵子放在老人面前，一个放在巴希卡面前。

“吃吧！”她说。

巴希卡往钵子里看一眼，瞧见油汪汪的白菜汤，汤里还有块肉。他就又想：大夫的日子过得蛮不错，而且大夫也完全不像开头表现的那么脾气大。他端着白菜汤喝了很久，每喝完一匙总要把匙子舔干净。后来钵子里除了肉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就斜起眼睛瞟一下老人，瞧见他仍旧在喝汤，不由得暗暗羡慕。他叹口气，开始吃肉，极力吃得慢，然而他的努力毫无结果：那块肉不久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块面包。没有菜而光吃面包是没有滋味的，然而也没有办法。巴希卡想了想，把面包也吃下去了。这时候护士拿着另外的钵子走进来。这一回钵子里盛着土豆烤肉。

“你的面包哪儿去了？”护士问。

巴希卡没有答话，光是鼓起脸蛋，吹出一口气。

“哎，你为什么把它吃了呢？”护士用责难的口气说，“那么你就着什么来吃肉呢？”

她走出去，又送来一块面包。巴希卡有生以来从没吃过烤肉，现在一尝，发现挺好吃。肉很快就吃完，这以后就剩下一块比刚才那块大些的面包了。老人吃完菜，把余下的面包收藏在小桌子的抽屉里。巴希卡也想这样做，然而想了想，还是把他的面包吃掉了。

他吃饱以后，就出去散步。对过房间里除了他从门口望见的两个人以外，还有四个人。其中只有一个人引起他的注意。他是个高身量的、极瘦的农民，满脸胡子，神情郁闷。他坐在床上，不住地像钟摆那样摇晃脑袋，摇晃右臂。巴希卡很久都没让眼睛离开他。起初他觉得这个农民摇头晃脑像钟摆那样均匀，倒很有趣，必是要逗大家笑才做出来的，然而他仔细瞧一下农民的脸，才明白这个农民痛得受不了，他就害怕了。他走到另一个病房，看见两个农民，脸膛黑里透红，仿佛涂了一层黏土似的。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脸相古怪，连五官都难分清，看上去活像多神教的两尊神。

“阿姨，他们为什么这个样子？”巴希卡问护士。

“孩子，他们在出天花。”

巴希卡回到自己的病房，在床上坐下，开始等大夫，好跟他一块儿去捉金翅雀，或者去赶集。然而大夫没有来。对过的病房门口，有个男医士进去了。他弯下腰，凑近头上放着冰袋的病人，喊道：

“米海洛！”

睡熟的米海洛一动也不动。医士摆了摆手，走掉了。巴希卡一面等大夫，一面观察邻床的老人。老人不停地咳嗽，往大杯子里吐痰。他的咳嗽声拖得很长，带着吱吱的声响。老人有个特点使巴希卡挺高兴：他每次咳嗽完了，往里吸气，胸中就有个东西在吹哨，唱出不同的调门。

“爷爷，什么东西在你身子里吹哨呀？”巴希卡问。

老人没有答话。巴希卡等了一会儿，又问道：

“爷爷，狐狸在哪儿啊？”

“什么狐狸？”

“活的。”

“还会在哪儿？在树林里呗。”

时间过了很久，大夫却还是没有来。护士端茶来了，骂巴希卡没有把面包留下来到喝茶的时候吃。男医士又来了，打算叫醒米海洛。窗外天色发青，病房里点起灯了，大夫却还是没有来。天色已经太晚，不能去赶集，也不能去捉金翅雀了。巴希卡在床上躺着，开始思索。他想起大夫应许的水果糖，想起母亲的面貌和声音，想起他们小木房里的幽暗，想起火炉，想起唠唠叨叨的奶奶叶果罗芙娜……他忽然觉得寂寞、凄凉了。他想到母亲明天会来接他，就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他惊醒了。对过的病房里有人走来走去，小声说话。在夜灯和长明灯的昏光下，有三个人在米海洛的床边走动。

“我们连床带人一齐抬走呢，还是只抬人？”其中有个人问道。

“光是抬人吧。抬着床走不出这个门口。唉，他死得不是时候，祝他升天堂！”

有个人抓住米海洛的肩膀，另一个人抓住他的腿，于是把他抬起来了。米海洛的胳膊和他那长袍的衣襟无力地垂下来。第三个人，也就是那个像女人的农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们三人脚步声杂乱，踩着米海洛的衣襟，走出病房去了。

睡熟的老人胸中发出吹哨声和高低不同的调门。巴希卡听着那些声音，瞧着黑窗子，害怕地跳下床来。

“妈妈！”他用男低音哀叫道。

他没等人回答就跑到对过的病房里去了。在那儿，夜灯和长明灯的光几乎照不透阴暗，病人们正坐在各自的床上，给米海洛的死亡搅得心神不定。他们跟阴影混在一起，披头散发，身子显得加宽加高，似乎越来越大。在比较阴暗的那个墙角，在尽头的那张床上，坐着一个农民，不住地摇头，摇胳膊。

巴希卡分不清房门，结果跑进天花病人的病房里去了。他从那儿走到过道上，顺着过道闯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的床上有许多怪物坐着或者躺着，满头的长发，脸像老太婆。他穿过妇女病房以后，又到一个过道上，看见他熟悉的楼梯栏杆，就跑下楼去。在楼下，他认出他早晨去过的候诊室，就着手寻找通到外面去的房门在哪儿。

门闩咔嗒一响，冷风刮进来，巴希卡踉踉跄跄跑进院子里。他只有一个想法：快逃，快逃！他不认识路，不过他相信，只要一个劲儿跑，就一定会回到家里，跟母亲在一块儿了。夜色漆黑，可是月亮在密云里放光。巴希卡从门口出去，一直往前跑，绕过一个板棚，跑进荒芜的灌木丛。他站住，想了一会儿，又折回来，往医院那边跑，一直跑到医院后边，又迟疑不定地站住，原来医院楼房后面是个墓园，那儿立着白色的十字架。

“妈妈！”他喊着，又往回跑。

他跑着经过一些乌黑而森严的房屋，看见一个灯光明亮的窗子。

这个明亮的红色斑点在黑暗中出现，显得很吓人，然而巴希卡已经吓得心慌意乱，不知道该跑到哪儿去才好，就索性往窗子那边跑。靠近窗子有个门廊和几级台阶，正门上钉着一块白色的木牌。巴希卡跑上台阶，往窗子里看，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叫人透不出气来的欣喜抓住了他。原来他在窗口瞧见那位高兴而随和的大夫正坐在桌子旁边看书。巴希卡幸福得笑起来，就向那张熟悉的脸伸出两只手，想大叫一声，可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止住他的呼吸，猛敲他的两条腿。他身子摇晃，倒在台阶上，人事不知了。

等他醒过来，天已经大亮。那个很熟悉的、昨天应许他一起去赶集、去捉金翅雀、去看狐狸的声音在他身旁说：

“嘿，傻瓜，巴希卡！难道你不是傻瓜？你该挨一顿揍才是，可惜没有人来揍你。”

[1] 巴希卡是巴威尔的小名。

题解

《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四日《闹钟》杂志第一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目前保存着该小说手抄本，上有契诃夫亲笔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手抄本内容与杂志文字相同。

《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五日《彼得堡报》第四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经作者删削后，收入彼得堡出版的带插图的日历《百篇集》。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再经删削和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契诃夫在书前题词，将该书献给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一八八八年九月三十日和十一月四日，俄国作家谢格洛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讲到，他劝俄国作家巴兰采维奇在纪念俄国作家迦尔洵的小说《红花》的专刊中把“出色的短篇小说《香槟》”收进去，并且请求契诃夫把这篇小说寄去。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七日，契诃夫在写给谢格洛夫的信上回答说：“《香槟》我已经丢失了。”

俄国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一八九〇年一月十八日《俄国通报》上著文评论契诃夫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时写道：这本书他是从最后一篇小说《香槟》读起的，他被小说的题目吸引住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在论文中责备契诃夫缺乏理想，所写的题材都是信手拈来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小说《香槟》、《邮车》、《冷血》中散见的富于诗意的细节：“他笔下的一切都是活的：浮云同月亮悄悄地低语，大铃铛哭泣，小铃铛欢笑，阴影随着人从火车里走出来。这种别致的、也许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特色，大大增进了小说的美，证明作者具备饶有诗情的胸怀。”

《严寒》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二日《彼得堡报》第十一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略加删削和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将作者的叙述和当地上层社会某些代表的言谈中许多外来语和俗语一概删除了。例如，小说第二句原有“发起人勾出”，契诃夫将外来语“发起人”删掉，把“勾出”改为“选定”。又如“哎呀，糟糕，他马上就要说个没完，把我们烦死了！”原是：“太太小姐们，快把耳朵捂上！”

契诃夫重写了个别的段落。在“哦，给太太们要点什么呢？”后面，原文是：“市长转回身来，忸怩地瞧着太太们。

“‘当了十五年的市长，却没学会这套规矩……’他叹道，‘我算不得市长，在全省的人面前丢脸！好吧，叫他们送点蜜糖饼干和核桃来……还有糖果什么的。……那么去吧！快！’

“市长想到自己不会彬彬有礼地应酬上流女人，不由得难为情，沉默了一会儿，可是随后又唠叨起来。”

《乞丐》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十九日《彼得堡报》第十八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未经作者同意转载在《奥德萨新闻报》上，这个消息是《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一八八七年二月十四日写信告诉契诃夫的。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写信答复列依金说：“关于《奥德萨新闻报》刊登我的小说，《彼得堡报》本身就应该加以考虑。首先遭到剽窃的是《彼得堡报》，其次才是我。……”

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和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该小说中外来语和粗俗的语言都经作者删除或更换。例如，在“谁相信您的话？”后面，原有一句骂人的话：“您这个没出息的畜生”，由作者删掉了。原文“瞧着我的嘴脸”，经作者改成“瞧着我的脸”。

该小说结尾，有一段话作者作了删改。从“我既感激您，也感激您的厨娘”起到“然而认真地说，救我的却是您的厨娘奥尔迦”止，原文是：“‘您做得很有道理，可是，请您原谅……我觉得您当时的做法不对。您做得很有道理，而且是出于善心，然而做法却不对！’

“‘在哪方面不对呢？’斯克沃尔佐夫惊讶地说。

“‘我也没法给您解释清楚。您的行动和话语使人觉得不对头。您知道谁的做法对？就是您的厨娘奥尔迦！’”

《仇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日《新时报》第三九一三号上。

该小说收入一八八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该书由作者题词献给俄国作家格利戈罗维奇）。

该小说由契诃夫略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善良的日耳曼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四期上，原题名是《趣闻》，署名“安·契洪捷”。

契诃夫起初想把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并作了修订（删削原文，作文字上的修改）。现在保存着该小说付印后的清样，上有作者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列依金写信给契诃夫说：“您最近写的小说《趣闻》非常逗笑。在您那些轻松的小说当中，这是最精彩的作品之一。主要的是，小说的结局太出人意料了。”

《黑暗》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二十五号《短文》栏内，原题名是《在混沌中》，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更换题名，并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小说中，基利拉述说他哥哥瓦斯卡的行为和受罚的话由作者大加删削和改写。作者还删除了一些俚语。

列夫·托尔斯泰把《黑暗》列为契诃夫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波连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二日《彼得堡报》第三十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删削并作文字上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醉汉》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九日《彼得堡报》第三十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宴饮场面中，弗罗洛夫关于茨冈的一番议论，被作者压缩和改写，成为：“喝吧，法老的种族！唱歌！哎—哟—哟！”原文是：“虽然你们算不得真正的、地道的茨冈姑娘，不过，你们喝吧！……从前的茨冈姑娘，你往往花一百万也弄不到手，现在呢，这类茨冈姑娘你拿出一张十卢布钞票就能弄到一个，而且往往连十卢布也用不了，你们喝吧！”

又如，“有两盏电灯配着不透明的罩子，灯光闪烁，咝咝地响，仿佛在生气似的”后面，原文还有如下的句子：“我们的娱乐场所总是充斥着廉价而乏味的粗俗气氛，只有在那儿才点着这样的灯，照亮那些醉汉。”

小说的结尾是改写的，原文是这样：

“他到了自家门口，说：

“‘我有七百万家业，却喝了酒也不能醉得人事不知。我不住地喝啊，喝啊，结果却白搭！我摆脱不了那些想法。再……再见！……’”

《疏忽》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花絮》杂志第八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纪念别林斯基》一书。小说收入该书以前，契诃夫加以修改，缩短男主人公同药剂师的谈话，改写小说的结尾。小说原来的结尾如下：“‘不，这是因为煤油的质量差！’达宪卡叹道，‘这是说店铺里给我的不是上等货，而是两戈比一斤的货色。……好，你等着就是！’”

后来，该小说再由作者稍加改动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认为《疏忽》是“一篇十分可爱的小东西”，远比小说《薇罗琪卡》强，他劝契诃夫多写“小小说”（请参看小说《薇罗琪卡》的题解）。

一八九八年《俄罗斯思想》杂志主编戈尔采夫打算出版一本专刊，用它的收入赈济饥民，便在三月二十日写信给契诃夫，要求他提供一篇小说，以便收入该书。同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在国外的契诃夫，写信给他的妹妹玛丽雅，要求她把《疏忽》寄给他。同年五月四日戈尔采夫通知作家说，“专刊没有编成”。

《薇罗琪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新时报》上。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经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在昏暗中》（在彼得堡出版）。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写信给作者说：“你的薇罗琪卡很受人们称赞。”

同年，俄国作家格利戈罗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讲到包括《薇罗琪卡》在内的契诃夫的许多小说，说他“对爱情的种种细微曲折和隐秘含蓄的表现理解得颇为透彻”。

一八八七年九月一日，俄国诗人和翻译家别洛乌索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指出，小说男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富于生活气息：“……我认为小说《薇罗琪卡》写得十分完美，因为这种事我自己就遇到过，就跟您笔下的奥格涅夫一样。对这种事无须等待结局，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

《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对这篇小说采取否定态度，他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写信给契诃夫说：“您最近发表在《花絮》上的小东西〔即《疏忽》〕又十分可爱，可是您发表在《新时报》上的那篇东西却不精彩。您比较擅长写小小说，说这话的不止我一个人。”

俄国作家和《花絮》杂志编辑比里宾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所表达的观点却跟列依金截然相反。他称赞契诃夫的小说《疏忽》和《受气包》，然后写道：“可是，您的荣耀、您日后的稿费、您的一切，并不取决于这类小说。……您非写大作品不可。……登在《新时报》上的小说，虽然相对来说，篇幅比较大，然而对您的艺术面貌来说，框子还嫌过于窄小。因此常常产生不清楚、不完善等等的现象。就拿《薇罗琪卡》来说吧。‘批评家’也罢，一般读者也罢，大概都没读懂。我觉得，您并不打算局限于描写别人常写的日常生活故事：‘她’凑巧爱上了‘他’，‘他’却凑巧不爱‘她’，于是发生了这么一段事。比方说，列依金就是这样理解的。……我的理解却不一样。或许我错了也未可知。我认为您打算写的并不是前人已经写过的琐事，而是当代一种特殊的人，在已经形成的生活环境下，心灵凋萎了，犹如一种特殊的花一样。他们渴望自己爱上别人，可是做不到。这很可悲。戏就在这儿了。”接下去，比里宾写道，要解决这种新的当代问题，写短篇小说不行，得写长篇小说。由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契诃夫不适于再扮演“给人很大希望”的角色，现在应该脱颖而出了。

列夫·托尔斯泰把《薇罗琪卡》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大斋的前夜》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彼得堡报》第五十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并加以压缩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受气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九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的结尾，自“舒金太太呢，后来还在门厅坐了两个钟头光景”起到最后一句，是作者修改该小说时补写的。

一八九一年，契诃夫以该小说为基础，写出轻松喜剧《纪念日》，同时更换人物的姓，并添加出场的人物。

列夫·托尔斯泰把《受气包》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祸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二日《彼得堡报》第五十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一八八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在昏暗中》。

后来，该小说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九一〇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关于契诃夫》一书中追怀往事，写道：这篇小说是根据契诃夫在巴勃金诺居住期间所得到的印象写成的。巴勃金诺是俄国女作家基塞列娃在莫斯科附近的乡间庄园，契诃夫曾在盛夏季节同家人一起租住庄园的房屋避暑。离巴勃金诺不远，有一座教堂，“它以及它那靠近驿道的看守人小屋，似乎使我哥哥产生了写作《巫婆》和《祸事》的想法”。

俄国老作家格利戈罗维奇高度评价这篇小说。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讲到乐声的谐和完整，始终保持着阴沉的调子，小说《祸事》是堪称典范的。读者读着头几页，还不知道下面会出什么事，却已经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暗自预感到就要发生一种不吉利的事了。”

《在家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七日《新时报》第三九五三号《星期六附刊》上。

同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在昏暗中》。

一八八九年，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的小说集《孩子们》，在彼得堡出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一八八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上谈到这篇小说，写道：“虽然你说我已经才思枯竭，可是明天我还是会寄出一篇供《星期六附刊》登载的作品。这篇东西很‘有道理’!那里面很多东西都不能说是才思，而只能说是‘有道理’。”

同年三月七日，俄国作家比里宾写信给契诃夫说：“今天我读了您发表在《星期六附刊》上的作品。在您的笔下，‘孩子’总是写得很成功。”

俄国作家格利戈罗维奇在那封称道契诃夫善于描绘爱心的信上（请参看上面《薇罗琪卡》的题解），提到了这篇小说。

俄国作家和“媒介出版社”主持人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打算出版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特别提到《在家里》。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六日，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这篇小说已经按我的指示收进去了，因为依我看来，从思想方面说，这是您最严肃的小说之一。小说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孩子的、纯洁的、富于人情的世界，一个是我们这个混乱的、是非颠倒的、伪善的世界，这篇短小朴素的作品把两个世界的对比写得很出色。”

列夫·托尔斯泰把《在家里》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彩票》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九日《彼得堡报》第六十六号《短文》栏内，原题名是《七万五》，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改换题名，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并加以增删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小说原文在“‘我，你知道，玛霞，想出国去旅行呢，’他说”后面，被作者删掉下列一大段：“他开始考虑，十月或者十一月出国旅行倒不错。旅途本身就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在火车站上用餐啦，在车厢里躺着养神啦，翻看报纸啦，跟女乘客谈天啦，喝上一通茶啦，再不然就观看窗外种种景物一闪而过。在维也纳应该住上两三天，然后到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威尼斯、那不勒斯去。那不勒斯天气暖和，天空有一种它独有的颜色。十二月和一月是冬天，可是在意大利，人们穿薄大衣，在海里游泳。这像是变戏法哩。从意大利可以就近到大家称赞的尼斯或者曼东去，那儿生活费用低一点，生活也简单点。那儿离摩纳哥不远。为了领略一下豪赌的味道，总得去玩玩轮盘赌。既然人天生容易入迷，谁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神经，那么，带进赌场的钱就不能超过一千法郎，而且赌注要下得小。输掉一千法郎没什么心疼的，再者，敢冒风险也是高尚的事。况且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时候，带着一千走进赌场，临到出来，口袋里倒揣着一百万呢。在巴黎至少得住三个月，否则就要后悔白来一趟了。在那儿，住宿啦，搭伙啦，喝酒啦，都挺便宜，费钱的只有看戏，买东西，还有……

“伊凡·德米特利奇瞧一眼妻子，微微一笑。”

《太早了！》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七十三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现在保存着手抄本一份，内容与报上原文相同，上有作者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邂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十八日《新时报》第三九六九号上。

契诃夫起初打算把该小说收入他的文集，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写给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上说：“你最近来信中列举了我在一八八七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只有《邂逅》一篇需要重写。”可是契诃夫仔细修改该小说后，却不肯把它收进文集，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玛尔克斯出版社的负责人格柳恩别尔格说：“《邂逅》已经排印，可是我读了校样，却不喜欢这篇小说。我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也许我要改写一下。”后来，一九〇一年七月九日．他写信给玛尔克斯说：“小说《邂逅》，正如我以前写信讲过的，不收入我的文集了，我不喜欢它。”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除文字上的润色外，还作了大量压缩。

某些景物描写被删掉。在叶甫烈木遇见库兹玛前的景物描写，原文不是到“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结束，下面还有“仿佛有谁把土地夯实，或者对土地念了咒语似的，你抬头一看，只见树顶直插云霄，你就会吓得头晕”。

库兹玛谈话中一些粗俗的俚语，被作者删掉了。

库兹玛在路上打听到叶甫烈木募到二十六卢布钞票后，说：“你那点钱买钉子都不够哟”，下面被契诃夫删掉一段：“眼下你想想看，一盖房子，最没能耐的包工头也能捞个一千，那些精明的包工头，捞五千都嫌不够哩。如今，老兄，当个包工头可真不坏。他们成了头号人物！喏，在我们那儿，要是你肯打听一下，就会知道有个谢敏·彼得罗夫，是个庄稼汉，地地道道的大老粗，在城里当工头，如今发了财，置了房产。他爬上高枝儿了！他成了商人，儿女个个都跟贵族一样。”

该小说后部库兹玛的认罪场面由作者大加删削。例如，在叶甫烈木说过“你走你的路！别惹人讨厌！”后，由作者删掉了原文的一段：“遭到欺负的人却这样冷漠，这叫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可怕。尽管他态度真诚，却让人感到其中藏着很大的心机，藏着一种莫测高深却又严峻的力量。叶甫烈木的冷漠不是做作出来的，然而他自己也罢，库兹玛也罢，都不明白他这种冷漠暗藏着心机和力量，他提到上帝就是在斗智，角逐，惩罚。……”

一八八八年四月三日，俄国作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写给另一个俄国作家叶若夫的信上说，《邂逅》是一篇“出色的小说”，然而他指出：“契诃夫不喜欢它，这多多少少是对的，甚至完全对；我和他都不喜欢小说结尾写出的寓意。不应当那样写。寓意不应当‘直说出来’，即使要写，也应当写得不落痕迹。”

《伤寒》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彼得堡报》第八十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经契诃夫稍加修改后，收入他的《故事集》。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收入他的文集第四卷。

该小说的题材在当时是大家注目的问题。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七年，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伤寒流行。契诃夫写给别人的信上不止一次提到这种流行病。例如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比里宾的信上说：“我特别怕这种伤寒。我觉得我一旦得了这种糟糕的病，就不会幸存，而且会随时感染别人。”

一八八七年三月初，契诃夫收到电报，说他大哥亚历山大得了这种危险的病，他放心不下，就到彼得堡去了。同年三月十日契诃夫在写给弟弟米哈依尔的信上说：“我动身来到此地，不消说，心情紧张极了。我梦见棺材、送丧人，在我眼前晃动的是伤寒、医生等等。……”他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后，在写给俄国女作家基塞列娃的信上，讲起他的彼得堡之行说：“彼得堡留给我的印象无异于一座死城。我到那儿去，本来就心惊胆战，路上又遇见两口棺木，在哥哥家里碰上了伤寒。我离开伤寒病人，到列依金家去，却听说他的看门人原本好端端的，‘刚才’却患伤寒死了。”契诃夫继续列举各种不愉快的消息，最后写道：“这些印象如何？真的，叫人恨不得喝一通酒才好。不过，据说，不论什么印象对小说作家来说都是有用的。”

这以后不久，契诃夫写信告诉列依金说，他正要把小说《伤寒》寄到《彼得堡报》去。

契诃夫认为这篇小说把害病的状态描写得很好。许多年以后，他患牙痛，想起了《伤寒》，在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他的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上说：“我牙痛得很厉害，又发烧，于是经历了我在《伤寒》里描写得颇富于艺术性的那种状态。……万念俱灰的心境，噩梦。……”

《尘世忧患》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花絮》杂志第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后来，该小说经契诃夫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在修改时，作者更换某些细节，重写小说结尾。原来的结尾如下：“她的牙痛分明刚刚开始发作。……波波夫很快地看一下桌子，仿佛在找手枪。他匆匆地翻抽屉，翻五斗橱，却什么也没找到，就在胸前画个十字，用尽全力，一头向墙上撞去。……不出一分钟，他死了。”

《在受难周》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三十日《彼得堡报》第八十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该小说收入文集时，经作者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和删削，并补写了某些情节。例如，从“现在轮到米特卡了”起到“有人把我们拆开了”止，是由作者新添的。下面，男孩同助祭的谈话也是由作者改写的，原文如下：“不久，晚祷开始了，随后是晨祷。唱诗班的席位上有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教堂的歌曲，穿着瑞典式短上衣和大皮靴，另外有些烟草商店的持斋的店员，还有我和几个男孩，我们唱歌。诵经士阿维尔基年纪老了，头不住颤动，摇着手，生气地抱怨人太挤。”

《神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一日《花絮》杂志第十五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在修改时，契诃夫对该小说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压缩。作者取消了下述情节：纳瓦京看到出丧的行列，听说死者姓费久科夫，后来诵经士告诉他说，死者是他的同胞兄弟。

《哥萨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三日《彼得堡报》第九十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契诃夫起初打算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但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写给出版社负责人格柳恩别尔格的信上列举“不收入该文集”的作品，其中就有小说《哥萨克》。一九〇一年六月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出版社另一负责人玛尔克斯的信上，再次肯定《哥萨克》不收入文集。

但契诃夫已对该小说作过修改。除大量文字上的润色外，作者还改写了小说的结尾，原来的结尾如下：“上帝为害病的哥萨克生了他的气。丽扎薇达看到灾难来了，可是这该怪谁，她却不明白。”

《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新时报》第三九九八号《星期六附刊》上，原题名是《俗人》。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经契诃夫更换题名，大加压缩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故事集》。

后来，该小说再经作者修改和压缩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小说中，在“监督司祭的一对眼睛气得发亮，两边太阳穴发红”后的一段，原文是：“费多尔神甫从小就严格遵守持斋的教规，认为这是每个正常人的本分。依他看来，只有内心特别狂妄的人才敢在持斋期间吃一块肉。即使在他年纪轻，还不那么严肃的时候，不守规矩的事，尽管表现得无伤大雅，也已经惹得他憎恶和厌弃。这种不守规矩的逞强，在他眼里，成了恬不知耻的顶峰。他只承认由教堂主持的合法婚姻，其他一切，他统统认为是卑劣和罪恶，有损于灵魂和肉体。只要有人过去或者现在犯第七诫[1]，就足以使他对这个人失去一切尊敬，避之唯恐不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听到助祭的儿子的情形后才涨红脸，感到怒火上升。”

在彼得做了大学生，“喜欢带着特别的兴致提出一些难于解答的麻烦问题”后，作者删去下面一段：“大学生对费多尔神甫所说的一段话清楚地印在费多尔神甫的记忆里：‘您总是用您职业的观点看待一切事情，这却是狭隘的！您要用一般人的目光客观地看待生活，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也好。’”先前，契诃夫为《故事集》修改该小说时，在这下面已经删去一句：“费多尔神甫还记得很清楚：彼得在大学读书期间，到二十七岁为止，一直是靠他并不尊敬的父亲养活的。”

该小说的结尾也由作者删去并改写了，原文如下：

“‘……我们互相拥抱吧！’歌手们唱道，‘接吻吧，弟兄们！在这复活的节日宽恕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吧！’

“监督司祭跟两个共同主持礼拜的司祭接吻，然后走到阿纳斯达西跟前，同他接吻。现在他想起刚才在家里嫌客人久坐不走的恶劣心情，不仅仅感到歉意，甚至懊恼了。他暗自原谅这个老人，原谅他憔悴的脸，原谅他沙哑的笑声，原谅有关他的流言。他只体会到人的悲伤，却看不见那后面的罪恶了。

“紧接着，监督司祭让助祭吻自己，同时想起了彼得和他的信。先前，信写好的时候，他跟助祭一样，并没感到愤怒和敌意，可是现在，到了该宽恕一切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彼得的罪过，只记得他的信措辞尖刻了。

“‘那封信，助祭，暂时不要寄出去。’他说。”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高度评价这篇小说。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和音乐批评家卡希金，曾经同柴可夫斯基一起读这篇小说，他在《回忆柴可夫斯基》一书中追述说：“这篇小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接连读了两遍，因为我俩都非常喜欢它。彼得·伊里奇[2]一直神魂不定，直到给契诃夫写了一封信才心安，其实他并不认识契诃夫，直到那时没跟他见过面。”这是柴可夫斯基写给契诃夫的第一封信，是寄到《新时报》编辑部去的，可是没送到契诃夫手里。

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日，柴可夫斯基在写给他弟弟莫杰斯特·伊里奇的信上说起这篇小说：“契诃夫发表在《新时报》上的那篇小说完全把我迷住了。他有很大的才能，不是吗？”

《蟒和兔》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日《彼得堡报》第一〇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的原题名是《请丈夫们查照》，是一年多以前写的，但一八八六年一月未经书报检查机关批准，后经作者修改后发表。

该小说保留着手抄本一份，上有作者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春日》

舞台独白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十七期上，署名“无脾人”。该小说的原题名是《猫的独白》。

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花絮》主编列依金写信给契诃夫，提议把这篇小说压缩一半。同年三月三十日，契诃夫回信说：“《猫》稿悉听尊意发落。”

《批评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彼得堡报》第一一三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保留手抄本一份，上有作者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出事》

车夫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五月四日《彼得堡报》第一二〇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原题名是《在树林里》，原副标题也是《车夫的故事》。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经作者更换题名，在文字上修改多处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普希金纪念专刊》。

后来，该小说再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六日，契诃夫因《普希金纪念专刊》约他写稿，便在写给俄国作家格涅季奇的信上说：“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了，我在《彼得堡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的提纲或者摘要。现在我可以利用这个提纲，把它修饰得叫人认不出来，寄给纪念刊采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格涅季奇打电报给契诃夫，回答他的信说：“很好，请寄来。”

《侦讯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一二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和压缩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例如，在“奶妈和厨娘当然流泪了”后面，被作者删掉一句：“因为人世间没有一个娘们儿不乐意找个机会哭一场的。”又如在“她说得认真，带着不愉快的笑容，甚至现出气愤的脸色，不容别人反驳”后面，删去“客人们起初睁大眼睛，大为惊异，后来却流泪了”。小说的结尾曾经作者改写，发表在报上的原文如下：“侦讯官先是讲一句句话，后来却嘟哝毫无意义的一个个词儿了。他从医生的谈话中得到的新思想，弄得他头昏脑涨。他茫然失措，心灰意懒，不久就跟医生分手，尽管昨天医生约他去吃饭，现在他却不肯赴约了。”

《市民》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一三四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保留着手抄本一份，上有作者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沃洛嘉》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一日《彼得堡报》第一四七号《短文》栏内，原题名是《他的初恋》，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经作者更换题名并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

一八九五年，该小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小说集《闪光》。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该小说准备收入《闷闷不乐的人们》时，契诃夫作了多处文字上的修改，并补写了两个场面：沃洛嘉同纽达夜间相会和男主人公自杀。例如，在男主人公夜间沉思，想到“职业还嫌少吗”后面，登载在报上的原文是这样的：“幸福的沃洛嘉通宵没睡着。……等到听差来唤醒他，要他去乘早班火车，他却假装睡熟，不愿意醒过来。……十一点钟他的妈妈见到他，吓了一跳，他却涨红脸，说：

“‘我睡过头了，妈妈。……’”

该小说原来没有写沃洛嘉自杀，只写到沃洛嘉同母亲回家，在路上辱骂她，她说：“你说什么呀，我的孩子？我的上帝，这会让马车夫听了去的！快闭上嘴，不然马车夫就听见了！他全听得见！”小说到此就结束了，下面几页是作者在修改时补写的。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回忆说，这篇小说初稿的题材是女作家基塞列娃的父亲别吉切夫在巴勃金诺庄园提供给契诃夫的。

该小说在修改时增添沃洛嘉自杀的情节，可能是受俄国老作家格利戈罗维奇的影响。一八八八年初，格利戈罗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如果我年纪轻点，才华多点，那我一定要描写一家人，其中有个十七岁的青年，爬到阁楼上去，开枪自杀了。那些足以导致他自杀的环境和原因，依我看来，都比促使维特自尽的理由重大得多，深刻得多。这样的题材概括了当代的问题。您着手写这种题材吧，不要放过触动最敏感的社会创伤的机会。这样的书一旦出版，就会有巨大的成功等着您呢。”

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二日，契诃夫在写给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上回答这个问题说：“十七岁的男孩自杀，确实是个很有意思、很诱人的题材，不过真要动手去写，却又可怕！对于恼人的问题应当作出痛苦的强烈回答，可是我们这辈人有足够的内在力量吗？没有。您预料这个题材会获得成功是凭您自己下断语的，可是，您那一代人除了有才能以外，还有博学、阅历、磷、铁，当代有才能的人却没有这类东西。老实说，应该为他们不碰严肃的问题而高兴才对。您一旦把您这个男孩交给他们，那我相信，某甲就会不知不觉，出于清白的心，大肆毁谤，胡言乱语，诬蔑一番，某乙就会乘机卖弄浅薄而苍白的思想倾向，某丙就会用精神病来解释自杀。您这个男孩，天性纯洁可爱，寻求上帝，心灵敏感，感情丰富，却受到深深的侮辱。为了抓住这样的人物，自己就得善于痛苦才成，当代的歌手却只善于长吁短叹，哭哭啼啼。”

一八八七年四月间，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城的医生叶烈美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也谈到这类问题：“在我们这儿，中学生自杀的事层出不穷。昨天又有个十七岁的青年尼鲁斯（七年级学生）开枪自杀。他招人喜欢，很有教养，身体健康，总之，是个应当活得很畅快的人。促使他走这可怕的一步的原因，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据说，乌尔班当着他同学的面骂他，侮辱他。他那年轻的、容易生气的、敏感的天性受不住，于是酿成了可悲的结局。”

该小说主人公在原文中是十八岁，后来在修改时由作者改为十七岁，这也许与上述的两封信有关。

《幸福》

献给亚·彼·波隆斯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六日《新时报》第四〇四六号《星期六附刊》上。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经作者添加献词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作品集《故事集》。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一八八七年六月十四日，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嘿，老弟，你最近发表在《星期六附刊》上的草原故事轰动一时，迷人得很。大家不住地议论它，对它赞扬备至。医生们把这张揉皱的旧报送给病人作镇静剂用。布列宁[3]在写一篇称道你的文章，已经写了一个多星期，却怎么也没能写完。他发现种种写得不够清楚之处。涅瓦大街陀诺诺夫饭馆和久索饭馆里，报纸原是天天更换的，可是那张刊载你小说的旧报却一直保留下来，快要破了。今天上午我还见过那张报纸。人们称赞你说，这篇小说固然没有多少素材，却仍然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你笔下，太阳初升，光芒滑过地面和草叶，那段描写引得人们赞叹不已。那些入睡的羊，在纸上被勾勒得美妙如画，栩栩如生，因此我相信，你自己就是一头羊，才会体验和表达那些羊的感觉。我祝贺你的成就。你再写这样一个作品，就可以‘死吧，丹尼斯，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大哥亚历山大的回信中说：“《星期六附刊》上的草原故事正因为素材好才使我喜欢，你们这些傻瓜却没找到这样的素材。这是灵感的产物。宛如[4]交响乐。

“其实，这是胡扯。读者是由于眼睛的错觉才喜欢它的。其中的奥妙只在于插进绵羊之类的装饰品，只在于个别词句的润饰。就是描写咖啡渣吧，只要耍点花招，也可以使得读者吃惊呢。……”

俄国画家列维坦高度评价这篇小说。一八九一年六月间，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你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和《在昏暗中》我仔细地重读了一遍。我发现你是个出色的风景画家，不由得吃惊。我不想谈那许多有趣的思想，然而其中的风景画却完美绝伦。例如，小说《幸福》中的草原、古墓、绵羊等画面就很惊人。”

俄国诗人波隆斯基一八八八年一月八日写信给契诃夫说，他有意把他的诗《在门旁》献给契诃夫。同年一月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回信中说：“您有意把您的诗献给我，我只能鞠躬道谢，而且请求您允许我日后把我怀着特别的爱心写成的一个中篇小说献给您。”

契诃夫选中了小说《幸福》，它收入一八八八年出版的集子《故事集》里。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波隆斯基的信中说：“我就要出版我的小说的新集子了。小说《幸福》将收入这个集子，我认为这是我所有的小说里最好的一篇。请您不要嫌弃，允许我把它献给您。这样，您会使我的诗神感激不尽。小说里描写了草原：夜晚、东方发白的晨光、羊群和三个人影，他们谈论着幸福。”同年三月二十七日，波隆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回信中说：“对您的题词，我衷心感谢。……”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说，《幸福》是契诃夫受了他家奶妈所讲的故事的启发写成的，那位奶妈年轻时做过农奴，喜欢讲“神秘的、不同寻常的、可怕的、饶有诗意的故事”。

《阴雨天》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八日《彼得堡报》第一五四号上《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并压缩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作者重写了小说的结尾，发表在报上的原文在“克瓦兴吃完晚饭，在又大又软的鸭绒褥垫上躺下，暗自想道”后面，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出身于商人家庭，虽然土头土脑，不过却并不坏。哎呀，我得去看一看大衣口袋，不知里面有没有字条或者戏票。一不当心，那些娘们儿会悄悄去翻衣袋的。……’”

《剧本》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四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

后来，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列夫·托尔斯泰把《剧本》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这篇小说。据俄国作家谢敏诺夫在回忆录中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5]很欣赏小说《剧本》，他曾无数次讲述这篇小说，而且讲的时候总是笑得很开心。”

《像这样的，大有人在》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一六一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删削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无伤大雅的话语》。

一八八九年，契诃夫根据该小说写成独幕轻松喜剧《被迫当悲剧演员的人》。由于这个缘故，该小说未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妻子克尼碧尔的信中说：“小说《像这样的，大有人在》没有收入玛尔克斯出版社的文集里，因为它已经改写成轻松喜剧《被迫当悲剧演员的人》了。”

《急救》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彼得堡报》第一六八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和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回忆说，该小说描写的是契诃夫在巴勃金诺居住期间获得的印象。

《不痛快的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彼得堡报》第一七五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保留有手抄本一份，上有作者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犯法》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七月四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七年，该小说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作者稍加修改后，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七月五日和七月十二日《闹钟》杂志第二十六期和二十七期上，原有副标题《并非实录，却又真有其事》，署名“安·契”。该小说后部在同年八月九日该杂志第三十一期上登完，署名“脾气暴躁的人”。

该小说经作者修订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在二十七期上以男主人公结婚结束，后来遵照《闹钟》杂志主编列文斯基的要求，将该小说延续到该杂志第三十一期《日食专号》上登完。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改变它的结构，将结婚情节移到篇尾，并有所修改和压缩。

作者删去小说的开端：“应当告诉您，在别墅里我完全给恋爱缠住了手脚。您要怎么想都随您，不过我终于失去耐性，不得不把这些事公之于世了。”日食前卧室里的场面，如男主人公同妻子的谈话，为观察日食所做的准备等，以至有关日食本身的描写，也由作者删去了。

观察日食的场面由作者改写了结尾，原文在“‘我看见在日食前一条灰毛狗追一只猫，后来还摇了很久的尾巴呢。’”之后是这样的：“‘另外您还得再记一笔：日食的时候我瞧见一只青蛙。……’

“我回到家里，抱住头，说：全完了！过了一个钟头，我在长沙发上躺下，开始安慰自己。真正的学者不应当灰心丧气。进步有赖于跟环境作斗争。不斗争不行。我就开始思考《狗税之过去与未来》，把图纸和玻璃收进书桌抽屉里。我等着下一次日全食，那要到下一世纪初在南美洲发生。好，我等着就是。再者，南美洲我一次也没去过。到那儿走一趟是愉快的。当然，只有我这种暴躁的脾气还没把我过早地送进坟墓，这才做得到。”

《闹钟》杂志第三十一期续登该小说时，主编在小说题名下加了一段按语：“读者诸君，前者在《闹钟》第二十七期上，此人描写过他在别墅里的遭遇和熟人，如负伤的军官、花花绿绿的姑娘等。他一不小心，跟其中一个姑娘结了婚，至于她叫玛宪卡还是瓦连卡，他可就记不清了，可是这倒也没有什么关系。”

一八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到这段按语口气轻浮，并且指出该期杂志另一篇作品对契诃夫有戏弄之意。同年十月七日，契诃夫回信说：“《闹钟》那班人对我态度轻浮，这我知道。这些先生，或许由于缺乏才气，也或许由于莫斯科盛行的那种吊儿郎当的习气，总认为对读者，对写稿人嬉皮笑脸，是一件极其俏皮的事。这是丑恶的习气。这家杂志没有一期不耍弄读者、写稿人或者演员的。……马戏团里的小丑是观众的宠儿，这些人愚蠢而任性，他们就喜欢表现这种习气。……”

《风滚草》

旅途素描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七月十四日《新时报》第四〇八四号上。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经作者加以删削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的作品集《故事集》。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该小说是契诃夫在一八八七年四、五月间往南方旅行，游历圣山归来后不久写成的。一八八七年五月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妹妹玛丽雅的信上，讲到他游览在《风滚草》中有所反映的圣山修道院时获得的印象：“这个地方分外美丽和别致。修道院坐落在顿涅茨河畔，背靠着一大片白色峭壁。小花园、橡树、古松密布在峭壁上，互相挨紧。仿佛峭壁上挤满了树，同时有一种力量不住地把它们往上推似的。……那些松树简直悬在空中，眼看就要掉下来。杜鹃和夜莺日夜不停地啼鸣。……

“修士们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却让我住一间非常不可爱的客房，房里有一块油饼状的褥垫。我在修道院住了两夜，带走无数印象。我在那儿正赶上尼古拉节，拥来朝拜的人将近一万五千名，其中九分之八是老年妇女。关于那些修士，我怎样跟他们相识，我怎样为修士们和老年妇女们医病，这一切我将在《新时报》上写出来，并且在跟你见面的时候告诉你。这儿不断做礼拜：夜间十二点敲钟做晨祷，五点做早祷告，九点做晚祷告，三点唱赞美诗，五点做晚祷，六点做特别礼拜。每次做礼拜以前，人们在走廊上就可以听见钟在哀号，奔跑不停的修士大声喊叫，那嗓音就像债主央求欠债人一个卢布至少偿还五个戈比也好：

“‘主啊，耶稣基督，怜恤我们！请诸位去做晨祷！’

“独自留在客房里是不合适的，因此我站起来，走出去。……我在顿涅茨河岸上寻到一小块地方，坐在那儿等着礼拜做完。”

一八八七年五月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讲到他的南方之行给他提供了创作的乐趣：“我不久以前刚从圣山归来，我在那儿遇上朝拜的人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之多。总的说来，印象和素材多极了，这次旅行花了我一个半月时间，我至今不悔。”

一八八七年十月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堂兄弟盖奥尔吉·米特罗方诺维奇的信上说：“我在《新时报》上描写了圣山。有个主教的侄儿，是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见到三个主教读这篇描写：一个朗诵，两个静听。他们都喜欢这篇作品。由此可见，圣山的人对这篇作品也喜欢。我靠圣山挣到一百卢布。我描写了草原。草原的描写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特别是在彼得堡。”

据俄国作家扎尔尼曾在回忆录《契诃夫的一个人物（跟《风滚草》中的人物原型阿历克塞·尼古拉耶维奇·苏的谈话）》中和楚科夫斯基在《说错的话》一文中说，该小说描写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的原型是一个真人，名叫苏拉特。

《父亲》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日《彼得堡报》第一九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并略加删削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一八八八年四月三日，俄国作家巴兰采维奇写信给契诃夫，要求他将该小说交迦尔洵纪念专刊《红花》重载：“啊，您有一篇小说，我听人说好得很，登在《彼得堡报》上（写的是一个父亲，在地下室里他儿子面前，或者在这类环境里当着房客们的面装模作样），我希望您把它剪下来，寄给我。”可是同年四月十四日，契诃夫回信说：“您打算向我索取的那篇小说，我没找到。……”因此，小说《父亲》没有寄给迦尔洵纪念专刊重载。

《美妙的结局》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花絮》杂志第三十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并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在修改时有所增补，例如，在双方谈判中，从“他们沉默了五分钟”起到“‘不，谢谢您’”止，是原文所没有的。

但，紧跟着，下文删去一大段谈话。在“您物色一位新娘要收多少费用”后面，原文还有这样一段：

“‘我干这种事没有准价钱，’媒婆羞答答地说，‘这随您给。’

“‘您要明白，柳包芙·格利戈里耶芙娜……’斯狄奇金庄重地说，‘我为人稳重，有个性，办事喜欢有个章法。为了我不至惹您不痛快，也为了您能本着良心办事，我们应当事先谈妥。样样事情都要取决于双方同意。……’”

《在车棚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三日《彼得堡报》第二一〇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并压缩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小说中马车夫、鱼贩、扫院人的对话被删掉不少。作者的叙述，在修改时力求简单扼要，例如，“扫院人赢了牌，当上国王了”，原文是：“那张给人国王称号的、至关重要的九点，让扫院人先得去了”；又如，“于是生气而嫉妒地瞧着扫院人。他拉长了脸，皱起眉头”，原文是：“于是斜起眼睛嫉妒地瞧着扫院人，生气地鼓起腮帮子。现在，不管怎样，他一定要当上王子，就瞧着牌沉思不语。”

《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八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二号上，署名“安·契洪捷”。同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一八八七年八月七日预期将发生日食，该小说就是为这次日食写的。同年八月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花絮》主编列依金的信上说：“这次日食没有取得圆满的成功。……天空多云，迷雾濛濛。……天色黑了一分钟光景，这一分钟极其壮观。这天上午过得很快活，不过后来我却感冒了。”

同年八月十二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朋友，建筑师谢赫捷尔的信上说：“我们这儿有过一次日食。我在《花絮》第三十二期上对这个宏伟的现象作了应有的评价。”

《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九日《闹钟》杂志第三十一期上，署名“我弟弟的哥哥”。

《齐诺琪卡》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十日《彼得堡报》第二一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同年，该小说未加修改，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小说集《无伤大雅的话语》。

一八九一年，该小说由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形形色色的故事》第二版，此后该书在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三版到第十四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医生》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七日《彼得堡报》第二二四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现保存该小说的剪报一份，上有契诃夫的批语：“不收入全集。安·契诃夫。”

《塞壬》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二三一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并大加压缩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该小说被删掉的地方，主要是书记官描绘吃食的一些话。

俄国作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这篇小说是契诃夫在巴勃金诺消夏时期用一天的工夫写成的。契诃夫写完后，请求他说：“您读一遍《塞壬》吧，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不知小说里有没有漏掉什么字或者标点符号？不知有没有写得荒谬的地方？顺便说一句，一个短篇小说写得一处败笔也没有，就要算是了不得的成绩。”

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说，这篇小说反映了作者在兹文尼高罗德城获得的印象。契诃夫在兹文尼高罗德城“旁听过县里调解法官会审法庭的审讯过程，十分熟悉县里官员们的全部生活方式”。

《芦笛》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新时报》第四一三〇号《星期六附刊》上。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词夫的集子《故事集》。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更动几个字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报仇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二日《花絮》杂志第三十七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邮件》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九月十四日《彼得堡报》第二五二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由作者压缩并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该小说收入小说集的时候，作者压缩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例如在“这时候可以听见马蹄溅水的声音，倒映在水里的星星在马蹄底下和轮子旁边跳动不停”后面，删去了下面的一段：“那条河显得严峻而凄凉。在黑暗里，那条河似乎跟倒映在水里的星星一起思忖着某人的毁灭，在这样的时候，轮子下面的水声就传出忐忑不安的音调，传出河水愤恨人们来搅扰它的安宁的音调。……马也好，车夫也好，铃铛也好，直到马车驶到对岸，顺着平坦的大路奔驰，才轻松地吐出一口气。”

俄国民粹派作家艾尔捷尔异常喜爱这篇小说。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在写给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信上说：“去年夏天我有机会读到他最近发表的一个小说集，我想对您说：他有巨大的才能。此外，他的小说具有严肃的内容，只是这种内容并不总是符合官方的‘思想倾向’的尺度。例如，在他最近这个集子的许多小说里，作者用那么强大的力量写出‘小人物’的悲惨的威力，例如《邮件》中的邮差，又如打医士耳光的医师，说实话，这才称得上真正的思想倾向。”艾尔捷尔指的是《闷闷不乐的人们》里的两篇小说：《邮件》和《纠纷》。

后来，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艾尔捷尔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他曾经很久没有“认清”作为作家的契诃夫。“我偶尔读到您一篇短小的速写（大概是《邮件》吧？），它才打开了我的眼睛。嗯，从那时候起，我才多少了解您描写的深度。我十分高兴，因为到今天为止我所读过的您的许多作品越来越肯定我这种观察的正确性。”

《婚礼》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二五九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在文字上加以修改并稍加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的结尾已由作者改动。报上刊载的原文如下：

“‘喂，你们出去吧，男人不合宜到卧室里张望。’

“新郎神态严肃，举止庄重。他不跳舞，不说话，嘴里似乎灌满了水，偶尔走到饭厅去喝一通酒。可是，过了午夜，连他也活跃起来了。”

列夫·托尔斯泰把这篇小说列为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逃亡者》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彼得堡报》第二六六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九年，该小说由作者稍加修改后，转载在附有插图的日历《百篇集》内。

同年，该小说由作者删掉几句话后，收入作者的小说集《孩子们》。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并删削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一八八八年，俄国作家巴兰采维奇建议契诃夫将小说《父亲》寄去，以便登在俄国作家迦尔洵纪念专刊《红花》上，同年四月十四日契诃夫回信说：“您向我索取的那篇小说，我没有找到，因此把《逃亡者》寄上。如果您不反对，我会很高兴。”该小说未收入纪念专刊，因为该专刊决定只收入未公开发表的作品。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在假期里》中说，小说《逃亡者》反映了契诃夫在契金诺地方自治局医院医疗活动中获得的印象。

一八八七年十月一日，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大家都欣赏你的《逃亡者》……几乎所有的报刊撰稿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巴希卡的身上去了。”

列夫·托尔斯泰把这篇小说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一九〇五年由他编入媒介出版社发行的《阅读丛书》第二卷。

[1] 即神的十诫之一“不可奸淫”（见《旧约·出埃及记》）。

[2] 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和父名。

[3] 《新时报》的编辑和批评家。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即托尔斯泰。

一八八七年

文前彩插

问题

他们为了避免把乌斯科夫家的家庭秘密张扬出去，已经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有一半仆人已经给打发到戏院和杂技场去了，另一半守在厨房里不准外出。仆人们接到命令：来客一概挡驾。上校太太（也就是婶娘）、她的妹妹、女家庭教师，虽然知道这个秘密，却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他们坐在饭厅里，既不到客厅，也不到大厅去。

这场大风波的祸首，萨沙·乌斯科夫本人，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早已来了，遵照他的辩护人，心肠极软的舅舅伊凡·玛尔科维奇的嘱咐，温顺地坐在大厅里，靠近书房的门口，准备好做一番坦率诚恳的解释。

书房里正在举行家庭会议。他们所谈的是一件很不愉快的、棘手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萨沙·乌斯科夫冒名开了一张期票，在一个银行里办理了贴现，而这张期票三天前已经到期，于是如今他的两个叔叔和舅舅伊凡·玛尔科维奇就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们究竟应该付出这张期票的款项来挽救家庭名誉呢，还是应该丢手不管，把这个案子提交司法当局处理？

对事不干己的局外人来说，这类问题是容易解决的，然而对那些亲身遭到这种不幸，也就是必须严肃解决这种问题的人来说，这种问题就非常难于解决了。那些长辈已经议论很久，可是问题的解决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诸位先生！”上校叔叔说，从他的声调里可以听出他又疲倦又伤心，“诸位先生，谁说家庭名誉是偏见？我根本没有说过。我只是警告你们不要抱着不正确的见解，指出你们可能犯无法原谅的错误罢了。你们怎么会不懂呢？要知道我说的不是中国话，而是俄国话呀！”

“好朋友，我们懂得的。”伊凡·玛尔科维奇温和地说。

“既然你们说我否定了家庭名誉，那怎么能算是懂了？我再说一遍：对家庭名誉理解得不正确，那才是偏见。理解得不正确！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管是谁，只要他是骗子，那么包庇他，使他不受惩罚，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是违法的，不是正派人应该做的，这不是挽救家庭名誉，而是怯懦地规避公民责任！就拿军队来做个例子吧。……军队荣誉在我们心目中比其他一切荣誉都宝贵，然而我们并不包庇我们的犯罪成员，而是审判他们。那又怎么样？难道军队荣誉因此受到了玷污？刚好相反！”

另一位叔叔是省税务局的一个文官，为人沉默寡言，头脑迟钝，害着风湿病。他要么默默不语，要么只是说：万一打起官司来，乌斯科夫这个姓可就会登到报纸上去了。依他的见解，这个问题一开头就应当捂得严严的，千万不能张扬出去，然而他除了提到报纸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了。

心肠极软的舅舅伊凡·玛尔科维奇讲得流畅，温和，声音发颤。他开头说：青春自有它的权利，自有它入迷的东西。我们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入过迷呢？慢说普通的凡人，就连伟大的人物，在年轻的时候也难免入迷，犯错误。比方就拿大作家的生活经历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谁没有热衷于赌博和酗酒而挥霍金钱，谁没有惹得思想端正的人愤慨呢？如果萨沙的入迷已经接近犯罪，那么必须注意：他，萨沙，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在中学读到五年级就被开除了。他年纪很小就父母双亡，所以临到年轻刚懂事的时候，没有受到管教和良好有益的影响。他心浮气躁，容易冲动，没有立定脚跟，要紧的是，人生的幸福跟他无缘。就算他犯了过错，那么无论如何他总应当受到一切有恻隐之心的人的宽容和同情。对他加以惩罚当然是应该的，然而就是不惩罚他，他的良心以及目前他等着亲戚们的判决而经受到的痛苦也已经在惩罚他了。上校举出军队来做比喻是很精彩的，这给他的崇高智慧增添了光彩，他呼吁公民的责任感，这说明他灵魂高尚，不过大家也不要忘记：在每个人身上，公民是跟基督徒紧密结合着的。……

“如果我们对待这个犯罪的孩子不是惩罚，而是伸出援助的手，”伊凡·玛尔科维奇热烈地说，“我们就违背了公民的责任吗？”

接着，伊凡·玛尔科维奇讲到家庭名誉。他自己并没有属于乌斯科夫家族的荣幸，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有名的家族从十三世纪就开始传下来了。他也一刻都没有忘记他永远铭记心中而且为他所热爱的姐姐做过这个家族的一个代表的妻子。一句话，他有许多理由认为，这个家族对他来说是亲密的。他不能认可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区区一千五百卢布就害得这个家族的无限珍贵的纹章蒙上阴影。如果他所陈述的种种动机都缺乏说服力，那么最后他，伊凡·玛尔科维奇，请在座的人问一问自己：究竟什么叫犯罪？犯罪是以作恶的意志为基础的不道德行为。可是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吗？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嘛。学者们抱着不同的见解。例如，最新的龙勃罗梭[1]学派就不承认自由的意志，却把每一种犯罪行为都看作个人的纯粹解剖学特征的产物。

“伊凡·玛尔科维奇！”上校恳求地说，“我们在认真地谈一件重要的事，您却讲什么龙勃罗梭！聪明人，请您想一想，您何必讲这些呢？难道您以为，这些玩意儿和您的辩才能够解决问题吗？”

萨沙·乌斯科夫本人坐在门外听着。他既不害怕，也不羞愧，更不觉得烦闷，只是觉得疲倦和心灵空虚罢了。他们原谅他也罢，不原谅他也罢，他觉得对他来说完全一样。他所以到这儿来等候判决，准备做出解释，也只是因为心肠极软的伊凡·玛尔科维奇要求他到这儿来罢了。他并不担心他的前途。将来不论到哪儿去，坐在大厅里也好，关在监狱里也好，到西伯利亚去也好，在他都无所谓。

“西伯利亚就西伯利亚，管它呢！”

生活使他厌倦。生活沉重得叫人受不了。他背着一身的债，还也还不清，衣袋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亲戚们惹得他讨厌，他早晚会跟他那些朋友和女人分手，因为他们对他的寄生地位已经十分看不起了。前途是黯淡的。

萨沙却满不在乎，只有一件事使他激动，那就是屋里那些人骂他流氓和罪犯。他随时想跳起来，冲进书房，大喝一声，回答上校讨厌的响亮声音：

“您胡说！”

罪犯是个可怕的词。只有凶手、窃贼、土匪、一般在道德上已经不可救药的人，才叫作罪犯。而萨沙离这一切还远得很呢。不错，他欠人很多钱，没有偿还债务。可是欠债不能算是犯罪，而且很少有人不欠债，上校和伊凡·玛尔科维奇两个人就都欠着债嘛。……

“此外我犯了什么罪呢？”萨沙想。

他用假期票提取了现款。可是他所认得的年轻人都干过这种事啊。比方说，汉德利科夫和冯·布尔斯特每逢手边缺钱用，总是冒用父母或者朋友的名义，开出假期票去提取现款，然后，等收到家里的钱，就把期票在到期以前赎回来。萨沙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没有赎回期票而已，因为他没有拿到汉德利科夫答应借给他的钱。这不能怪他，得怪环境。不错，冒充别人签名，大家都认为是不体面的事，可是这毕竟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大家都使用的手段，一种不高明的办法，并不损伤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害处，因为萨沙冒充上校签名，并不是存心要害什么人，或者给什么人造成损失。

“对，这并不等于我犯了罪……”萨沙暗想，“我也没有那种敢于犯罪的性格。我性子温和，多情善感……我有钱的时候总是帮助穷人。……”

萨沙照这样思考着，房门里面的人却仍旧在讲话。

“诸位先生，这样下去，事情就会没完没了！”上校激烈地说，“假定我们原谅他，替他付清期票的钱，可是要知道，这以后他不会停止那种放荡的生活，仍旧会挥霍金钱，欠下债务，到我们的裁缝师傅那儿去用我们的名义给自己定做衣服！您能担保这是他最后一次干这种勾当吗？至于我，我就根本不相信他能改邪归正！”

税务局文官嘟嘟哝哝回答了一句什么话，这以后伊凡·玛尔科维奇就流畅温和地讲起来。上校不耐烦地挪动椅子，用他那讨厌的响亮声音压过舅舅的说话声。最后房门打开了，伊凡·玛尔科维奇从书房里走出来，他那刮光胡子的瘦脸上现出一块块红斑。

“来！”他说，拉住萨沙的手，“来，真心诚意地解释一下吧。不要骄傲，好孩子，要规规矩矩，说心里话。”

萨沙走进书房。税务局文官坐在那儿。上校把手插在衣袋里，站在一张桌子前面，他的一个膝头跪在椅子上。书房里烟雾腾腾，闷得很。萨沙没看文官，也没看上校。他忽然觉得羞臊，害怕了。他不安地打量着伊凡·玛尔科维奇，嘟哝说：

“我会付那笔钱。……我会还的。……”

“你凭期票提取现款的时候有过什么打算？”他听见那个响亮的声音说。

“我……汉德利科夫本来答应在期票到期以前借给我钱的。”

萨沙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从书房里走出来，又在门外的椅子上坐下。这时候他有心一走了事，然而他给憎恨憋得透不出气来，他一心想留在这儿给上校一点难堪，对他顶撞几句。他坐在那儿，盘算着应该对他那可恨的叔叔说些什么厉害而有分量的话，可是这时候客厅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笼罩在昏光里。她就是上校太太。她招手叫萨沙走过去，绞着手，哭着说：

“亚历山大[2]，我知道您不喜欢我，不过……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我求求您。……我的朋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真是可怕，可怕呀！看在上帝分上，您去央告他们，辩白几句，求求他们吧。”

萨沙瞧着她那颤动的肩膀，瞧着大颗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听着身后那些疲劳苦恼的人发出含混而烦躁的声音，耸了耸肩膀。他再也没料到他这些门第富贵的亲戚为了区区一千五百卢布会闹出这么一场风暴！他不理解她的眼泪，也不理解那些颤抖的语声。

过了一个钟头，他听见上校占上风了。最后，叔叔和舅舅也想把这个案子提交司法当局处置了。

“总算解决了！”上校吁一口气说，“完事了！”

那几位长辈，连死心眼儿的上校也包括在内，做完这个决定后，显然都灰心丧气了。随后是沉默。

“主啊，主啊！”伊凡·玛尔科维奇叹道，“我那可怜的姐姐！”

他开始小声讲他的姐姐，萨沙的母亲，目前多半就在这个书房里，只是肉眼看不见罢了。他的心体会到这个不幸而又神圣的女人在哭泣，在发愁，在为她的儿子求情。为了让她在坟墓里得到安宁，应当宽恕萨沙才对。

传来了啜泣的声音。伊凡·玛尔科维奇哭着，嘴里还含含糊糊说着什么，隔着门却听不清楚。上校站起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冗长的谈话又开始了。

不过后来客厅里的时钟敲了两下。家庭会议总算结束了。上校不愿看见那个惹他十分生气的人，于是没有从书房走到大厅，却直奔前厅去了。……伊凡·玛尔科维奇走进大厅里。……他兴奋得很，快活地搓着手。他那带着泪痕的眼睛喜气洋洋，他的嘴一撇，现出了笑容。

“好极了！”他对萨沙说，“谢天谢地！你，我的朋友，可以回家去，放心睡觉了。我们决定偿还那张期票的钱，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得改悔，而且明天就到我的村子里去干点正事。”

过了一分钟，伊凡·玛尔科维奇和萨沙穿上大衣，戴上帽子，走下楼去。舅舅嘟嘟哝哝说些开导的话。萨沙没有听他讲话，只是觉得好像有个可怕的重东西渐渐从他的肩膀上滑下去了。他们已经原谅他，他自由了！欣喜像风一样扑进他的心，给他的心送来一股甜蜜的凉意。他一心想呼吸，想很快地活动，想生活！他瞧着街灯，瞧着乌黑的天空，想起冯·布尔斯特今天在“野熊饭店”举行命名日宴会，欣喜就又抓住了他的心。……

“我要去！”他决定。

然而这时候他想起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他目前去找的朋友会因为他没有钱而看不起他。无论如何非弄到一笔钱不可！

“舅舅，借给我一百卢布！”他对伊凡·玛尔科维奇说。

舅舅惊愕地瞧着他的脸，退到街灯的柱子跟前。

“借给我！”萨沙说，急得两只脚不住地左右倒换着，开始喘气，“舅舅，我求求你！借给我一百卢布！”

他的脸变了样子。他浑身发抖，紧逼他的舅舅。……

“不借吗？”他看见舅舅仍旧吃惊，不理解他，就问道，“你听我说，要是你不借，那我明天就到法院去自首！我不让你们付那张期票的钱！明天我要再开一张假期票去取钱！”

伊凡·玛尔科维奇呆若木鸡，在惊恐中嘟嘟哝哝说了一句不连贯的话，从钱夹里拿出一张一百卢布钞票，交给萨沙。萨沙接过来，很快地离开他，走掉了。……

萨沙雇了一辆街头马车，定下心来，觉得胸中又掀起一股欣喜的心情。方才心肠极软的伊凡·玛尔科维奇在家庭会议上讲到的青春的权利，如今醒过来，抬头了。萨沙想象着近在眼前的豪饮的盛况，同时他脑子里有一个思想在酒瓶、女人、朋友中间闪动不停：

“现在我才看出来我犯罪了。对，我犯罪了。”

[1] 龙勃罗梭(1835—1909)，意大利资产阶级犯罪学家，主张犯罪是先天性的，认为有人生来就是“犯罪型”。

[2] 原文为法语。萨沙是亚历山大的小名。

阴谋

（一）选举协会主席。

（二）讨论十月二日事件。

（三）正式会员玛·尼·冯·布龙医生做专题报告。

（四）协会日常事务。

谢列斯托夫医生，十月二日事件的祸首，准备去参加这次会议。他早已站在镜子跟前，极力给他的脸添上懒洋洋的神情。如果他目前去开会，露出不安的、紧张的、涨红的或者过于苍白的脸容，他那些仇人就会以为他把他们的阴谋看得非同小可。不过假使他脸色冷漠，不温不火，带点睡意，就跟高出众人而又厌倦生活的人似的，那么所有的仇人一瞧见他，倒会暗暗佩服，心里想：

他昂起他那倔强的头，

比拿破仑纪念像还要高！[1]

他到会场要比一切人都迟，以此表示他不大关心他的仇人以及仇人的恶言恶语。他要不出声地走进大厅，懒洋洋地抬手摩挲头发，对谁都不看一眼，在会议桌尽头一把椅子上坐下。他要做出烦闷无聊的旁听者的姿态，悄悄打个哈欠，拿过一张报纸来，开始看报。……大家说话，争论，发脾气，互相要求守秩序，他呢，却一声不响，只顾看他的报纸。不过，最后，大家提到他的名字的次数会越来越多，那个棘手的问题使会场里的空气紧张起来，那时候，他就会抬起烦闷而疲乏的眼睛看着同事们，仿佛勉强地说道：

“大家硬要我说话。……我可没做好准备，诸位先生，所以，对不起，我的发言会没有条理。我就从头[2]说起吧。……上一次会议上，有几位可敬的同事声明过，说在会诊的时候我的举动不合他们的意，要求我做出解释。我认为解释是多此一举，他们的责难并不中肯，当时我就要求取消我的协会会员资格，走掉了。可是现在一连串新的责难，又朝着我来了。我很痛心，看来不做解释已经不行了。那么遵命，我来解释一下就是。”

然后，他会满不在乎地耍弄着一管铅笔或者表链，说：确实，在会诊的时候，他不管有外人在场，偶尔提高声音，打断过同事的话。至于有一次在会诊当中，他当着别的大夫和病人亲属的面问病人说：“是哪个混蛋给您开了鸦片的？”那也是实情。很少有哪次会诊不闹出点乱子的。……不过，那是为什么？很简单嘛。每逢会诊，同事们学识水平之低，总使得他谢列斯托夫暗暗吃惊。本市一共有医生三十二名，其中大多数的学识还及不上一年级的大学生。要举例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当然，不宜提姓名[3]，不过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再者，为了避免空口无凭，提一提姓名也不碍事。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可敬的同行冯·布龙就用探针把文官太太谢烈日金娜的食道刺穿了。……

这时候冯·布龙就会跳起来，把两只手一拍，喊叫起来：

“同事，那是您刺穿的，不是我！是您！我可以拿出证据来！”

谢列斯托夫不理睬他，接着说：

“大家也都知道，可敬的同事席拉给女演员谢米拉米津娜看病，错把游走肾当成脓肿，动了一次试验放液穿刺术，由此而迅速造成死亡的结局[4]。可敬的同行别斯特隆科原该拔掉病人左足大趾的趾甲，而他把他右脚上没病的趾甲拔掉了。我还不能不向你们提起另一件事情：可敬的同行捷尔哈利杨茨过分热心，给士兵伊凡诺夫插上欧氏管，结果病人的两边鼓膜都破裂了。我顺便要提到，就是这位同行，有一回给病人拔牙，把病人的下颌摆弄得脱了臼，直到病人同意付给他正骨费五卢布，他才把它复位。可敬的同行库利曾娶药剂师格鲁美尔的侄女为妻，跟那老板通同舞弊。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协会的秘书，年轻的同行斯科罗巴里捷尔内依，跟我们协会非常可敬的名誉主席古斯达甫·古斯达沃维奇·普烈赫捷尔的夫人私通。……我本来在谈学识水平之低，现在不知不觉转到具有道德性质的过失上去了。这样倒更好。道德正是我们的弱点，诸位先生。为了避免空口无凭，我要向你们指出可敬的同行普赛尔科夫，他在上校夫人特烈欣斯卡雅的命名日宴会上居然说什么跟我们主席夫人私通的不是斯科罗巴里捷尔内依，而是我！这位普赛尔科夫先生胆敢说这种话，其实去年我倒正好撞上他跟可敬的同行兹诺比希的老婆在一起哩！我顺便还要谈到兹诺比希医生。……是谁有这么一种名声，给妇女看病不大老实？就是兹诺比希！……是谁贪图陪嫁而娶商人的女儿为妻？也是兹诺比希！讲到我们人人尊敬的主席，他暗地里采用顺势疗法，而且收普鲁士人的钱，给他们做间谍。普鲁士间谍就是最后的论据[5]！”

每逢医生们打算表现聪明和口才，总是使用两句拉丁话：且隐其名[6]和最后的论据[7]。谢列斯托夫呢，不但会说拉丁话，而且会说法国话和德国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要揭穿一切人的隐私，要撕掉阴谋家的假面具。主席摇铃会一直摇到手发酸，可敬的同行们会纷纷离座跳起来，哇哇地喊叫，不住地摇胳膊。……信奉犹太教的同行们会聚在一起，鼓噪起来：

“咭呱——咭呱——咭呱……”

可是谢列斯托夫却会什么也不管，接着说下去：

“讲到这个协会的整体，那么按现在的组成和规章制度来看，一定会垮台无疑。在这个协会里，一切事情统统建立在阴谋上。阴谋，阴谋，全是阴谋！我就是这种严密而险恶的阴谋的牺牲品，因此认为有必要陈述下列事实。……”

他就讲下去，他那一派就会鼓掌，得意洋洋地搓手。然后，人们在无法想象的吵嚷声和雷鸣般的闹声中开始选举主席。冯·布龙那伙人会拥护普烈赫捷尔，然而一般人和思想端正的医生们却会嘘他们，嚷着说：

“打倒普烈赫捷尔！我们要求推选谢列斯托夫！谢列斯托夫！”

谢列斯托夫会同意，然而有个条件，必须由普烈赫捷尔和冯·布龙为十月二日事件向他道歉。这就又会掀起一场无法想象的喧哗。信奉犹太教的可敬的同行们又会聚在一起，“咭呱——咭呱——咭呱……”普烈赫捷尔和冯·布龙冒起火来，最后会说，他们要求大家不要再把他们算做协会的成员。那才好哩！

谢列斯托夫就做了主席。首先他会清理奥格阿斯王的牛圈[8]。兹诺比希——开除！捷尔哈利杨茨——开除！信奉犹太教的可敬的同行们——开除！他带领他那一派要做到在一月以前把协会里的阴谋家消除得一个也不剩。在协会的诊疗所里，他首先会吩咐人把门诊部墙壁粉刷一新，挂上“严禁吸烟”的告示，然后把男医士和女医士统统赶走，药品也不再到格鲁美尔那儿而是到赫利亚沙木勃席茨基那儿去取。他提出医生们不经他在场监督就连一个手术也不能做，等等。要紧的是他在他的名片上印出他的头衔：“某地医师协会主席”。

谢列斯托夫照这样站在自己家里的镜子前面胡思乱想。然而这时候时钟敲了七下，使他想起现在该动身去开会了。他从美梦中惊醒过来，赶紧让他的脸做出懒洋洋的神情，可是，唉！他原想叫他的脸装出懒洋洋的动人神情，那张脸却偏不听话，露出一副灰溜溜的呆头呆脑的神情，就像一条受冻的小看家狗似的。他原想叫自己的脸显得庄重，可是它却偏偏拉得挺长，露出困惑的样子，这时候他觉得这不像狗脸，却像鹅脸了。他垂下眼皮，眯细眼睛，鼓起腮帮子，皱起额头，可是，真要命！那副神情跟他所希望的全不一样。他的脸多半本来就有这么一种天然的特色，拿它没办法。他的额头挺窄，小小的眼睛转动得很快，就跟滑头的女小贩一样，下巴有点愚蠢可笑地向前翘起，脸孔和头发看上去活像一分钟以前被人从台球房里推搡出来的一个“可敬的同行”。

谢列斯托夫看着自己这张脸，暗自生气，觉得连它也对他玩弄阴谋了。他走进前堂，穿上外衣，觉得皮大衣也罢，雨鞋也罢，帽子也罢，都在玩弄阴谋。

“马车，到诊疗所去！”他叫道。

他出二十戈比的车钱，可是那些马车夫也是阴谋家，竟然要价二十五戈比。……他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冷风直扑到他脸上来，湿雪迷住他的眼睛，那匹劣马磨磨蹭蹭地走着。一切东西都商量妥当，大家都来玩弄阴谋。……阴谋，阴谋，全是阴谋呀！

[1] 引自普希金的诗《纪念碑》，但在原诗中“拿破仑”是“亚历山大”。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希腊神话：奥格阿斯王的牛圈里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没有打扫过，粪秽堆积很多。转义指极其污秽的地方。

旧房

房东讲的故事

旧房得拆掉，好在原地另造新房。我领着建筑师走遍各处空房间，除了谈正事外还对他讲了各式各样的故事。那些破碎的壁纸、昏暗的窗子、乌黑的火炉，都带着不久以前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引起人的回忆。比方拿这道楼梯来说，有一次几个醉汉抬着一个死人顺着它走下去，不料脚底下绊了一下，连棺材带人一齐滚下去了，活人负了伤，死人呢，倒好像根本没出什么事似的，十分严肃，人家把他从地板上抬起来，再放进棺材里，他还摇摇头呢。瞧，这是一排三个房门，里边住过几个年轻的小姐，她们常常接待客人，所以穿得比别的房客整齐，能按时付房钱。过道尽头有个房门，里面是洗衣房，白天有人洗衣服、床单，晚上大家闹哄哄，喝啤酒。至于这一套三个房间，里面样样东西却浸透了细菌和杆菌。这儿不吉利啊。这儿死过许多房客，我敢肯定说：这套房间以前必是受过什么人的诅咒，里面素来有个肉眼看不见的人跟房客住在一起。有一家人的命运我记得特别清楚。您不妨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个母亲，有个妻子和四个儿女。他姓普托兴，在一个公证人那儿当文书，每月挣三十五卢布。他是个不喝酒的、信教的、严肃的人。每逢他把房钱送到我这儿来，他总是为他寒酸的装束道歉，为房钱迟交五天而道歉。我给他开一张收条，他老是好意地微笑着，说：“哎，算了吧！我不喜欢这些收条！”他生活过得很苦，然而正派。在中间那个房间里住着他的四个子女和他们的祖母。他们在这儿烧菜，睡觉，待客，甚至跳舞呢。在这个房间里住着普托兴本人，他有一张桌子，他常常在这张桌子边办理别人委托的各种工作，例如抄写台词，缮写报告，等等。右边这个房间里住着他的房客，钳工叶果雷奇，此人沉稳，可就是爱喝酒。他老是嫌热，所以总光着脚走路，上身只穿一件坎肩。叶果雷奇修理挂锁、手枪、儿童自行车，也不拒绝修理便宜的挂钟，做冰鞋上的冰刀只收二十五戈比就行了，不过他看不起这种工作，认为自己是修理乐器的专家。在他桌子上那些废钢废铁中间，总可以看到一架断了琴键的手风琴或者一个砸瘪了的铜号。他付给普托兴的房钱是两个半卢布。他老是待在工作台旁边，只有他要把一块什么铁片塞进火炉里的时候，他才离开一会儿。

每逢我傍晚走进这套房间里来（不过这种机会很少），我总会碰上这么一幅画面：普托兴坐在桌边抄写什么东西，他母亲和他妻子，一个脸色憔悴的瘦女人，坐在灯旁做活计，叶果雷奇使着钢条锉，那钢锉发出刺耳的声响。一个还没完全熄灭的热火炉冒出又热又闷的气，混浊的空气里夹着白菜汤、婴儿襁褓和叶果雷奇的气味。这儿穷苦，闷热，可是那些工作者的脸、炉子旁边挂着的童裤、叶果雷奇的铁片，仍旧散发着和睦、亲热、满足的气息。……门外的过道上有些小孩跑来跑去，兴高采烈。他们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们深深相信这个世界上万事如意，此后永远会如此，只要每天早晨和晚上临睡以前向上帝祷告一下就行。

现在再请您想象一下：就在这个房间的正中央，离火炉两步远，停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普托兴的妻子。没有哪个丈夫的妻子能够永远活着不死，然而这一次的死亡却有点与众不同。做安魂祭的时候，我看着丈夫严肃的脸，看着他那双严峻的眼睛，心里暗想：

“哎呀，老兄！”

我觉得他自己、他的孩子、老祖母、叶果雷奇也已经在劫难逃，被那个跟他们同住在这套房间里却又谁也看不见的人打上记号了。我是个十分迷信的人，这也许因为我是房东，跟房客们打过四十年的交道吧。我相信，如果打牌一开头不走运，就会一输到底。如果命运要把您和您的家属消灭干净，它就会铁面无情，决不罢休，头一个灾难往往只是一长串灾难的开端罢了。……灾难，按本性来说，跟石头不相上下。只要有一块石头从高高的岸坡上掉下来，别的石头就会纷纷跟踪坠落。一句话，我在普托兴那儿做完安魂祭出来，相信他和他的家属一定会倒霉。……

果然，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公证人出人意外地辞退普托兴，另找一位年轻的小姐接替了他的位子。您猜怎么着？普托兴很激动，可是这与其说是因为失去了职位，倒不如说是因为接替他的是位年轻的小姐而不是男人。为什么要请位小姐呢？这使他深受委屈，他回到家来，把孩子们痛打一顿，把母亲骂了个够，然后喝得大醉。叶果雷奇也陪着他灌酒。

普托兴又把房钱送到我这儿来，虽然已经过期十八天，却没有再道歉，拿到了我的收条也一句话都没说。到第二个月，房钱改由他母亲送来了。她只给我一半房钱，答应过一个星期再把另一半付给我。到第三个月，我一文钱也没拿到手，扫院人开始向我抱怨说，二十三号房间房客的举动“不像个上等人”。这都是坏兆头呀。

现在您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彼得堡阴沉的早晨映进这些昏暗的窗子，老太婆在炉子旁边给孩子们斟茶，只有大孩子瓦夏用杯子喝茶，余下的孩子用茶碟喝。叶果雷奇蹲在火炉跟前，把一小块铁片塞进炉火里。昨天他喝醉了酒，至今脑袋发沉，眼睛昏花。他不住地清喉咙，发抖，咳嗽。

“他把我完全领上了邪道，这个魔鬼！”他抱怨说，“他自己灌酒还不算，害得别人也来犯这种罪。”

普托兴坐在自己房间里的床上，床上早已没有被子，没有枕头了。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头发里，呆呆地瞧着他的脚旁边。他衣服破旧，头发凌乱，他生病了。

“喝吧，快喝吧，要不然上学就要迟到了！”老太婆催瓦夏说，“再说我也该走了，我得到犹太人家里去擦地板。……”

整个住所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没有灰心。她思念旧日，出外干种种肮脏的苦工。她每星期五到犹太人的当铺去擦地板，每星期六到商人家去洗衣服，每星期日从早到晚在城里奔走，寻找女施主，想得到点周济。她每天都有活儿干。她又洗衣服，又擦地板，又接生，又说媒，又乞讨。不错，她自己也借酒浇愁，然而她就是喝醉了也不忘记她的责任。在俄国，像这样坚强的老太婆多得很，有多少人家的安宁顺遂要靠她们来维系啊！

瓦夏喝完茶，把自己的书放进书包，走到炉子后面去了。他的大衣应当在那儿，跟他祖母的衣服挂在一起。过了一分钟，他却从炉子后面走出来，问道：

“我的大衣在哪儿？”

他的祖母和其余的孩子们就着手一块儿找大衣，他们找了很久，可是那件大衣好比石沉大海。它在哪儿呢？祖母和瓦夏脸色苍白，吓慌了。就连叶果雷奇也暗暗吃惊。只有普托兴一个人沉默着，一动也不动。他平素对一切越出常轨的事都是敏感的，这一次却露出什么也没看见和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这就可疑了。

“他拿去换酒喝掉了！”叶果雷奇声明说。

普托兴一声不响，可见这话是实在的。瓦夏吓呆了。他那件大衣，那件漂亮的大衣，那件用去世的母亲的呢料连衣裙改做成的大衣，那件衬着漂亮的细棉布里子的大衣，竟拿到酒店里去换酒喝掉了！那么，放在大衣里面口袋里的蓝铅笔啦、烫着金字“注意”[1]的笔记本啦，也随着大衣一齐换酒喝掉了！那个笔记本里还夹着另外一管带橡皮头的铅笔，此外还夹着一张复印的小画片呢。

瓦夏恨不能哭一场才好，然而又哭不得。父亲正在头痛，如果听见哭声，就会叫骂，顿脚，动手打人，而他带着酒意打人，下手是很重的。祖母会护着瓦夏，可是父亲连祖母也要打的，结果总是叶果雷奇加入混战，揪住父亲，跟他一齐倒在地板上。这两个人就会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带着醺醉的和兽性的愤怒喘气，祖母就会哭，孩子们就会叫，邻居们就会派人去找扫院人。不，还是不哭为妙。

瓦夏既不能哭，又不能发泄他的愤怒，就只好鼻子里哼哧哼哧响，绞着手，两条腿发颤，或者咬住自己的衣袖，乱扯一阵，就跟狗咬兔子一样。他的眼睛露出疯狂的神情，他的脸被绝望弄得不成样子。祖母瞧着他，忽然从头上扯下披巾，手和腿也做出种种古怪的动作。她一声不响，眼睛望着一个地方呆呆地出神。那时候我心里暗想，男孩和老太婆的脑子里一定有着一个明白的观念，确认他们的生活完蛋，前途没有希望了。……

普托兴没有听见哭声，不过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过了半个钟头，瓦夏围上祖母的头巾，去上学了，普托兴呢，带着我不愿意加以描写的脸色走到街上，跟在他的背后。他想叫住孩子，安慰他，求他原谅，对他许下庄重的诺言，而且叫去世的母亲作证，然而从他的胸中迸发出来的却不是话语，只有哭声。那是一个潮湿阴冷的早晨。瓦夏走到本城的学校，怕同学们说他像女人，就解掉披巾，只穿着上衣走进学校去了。普托兴回到家里，放声大哭，嘴里念叨些不连贯的话，对他的母亲下跪，对叶果雷奇下跪，对他的工作台下跪。后来他略略定下心来，就跑来找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央求我看在上帝分上给他谋个职位。我呢，当然给了他希望。

“我到底算是清醒过来啦！”他说，“现在也该明白过来了。最近我撒了一阵野，现在总算过去了。”

他欢天喜地，对我道谢，可是我在掌管这所房子的许多岁月里对这些房客先生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这时候我瞧着他，一心想对他说：

“迟了，好朋友！你已经完了！”

普托兴从我这儿辞出以后，一口气跑到本城的学校。在那儿，他走来走去，等他的儿子放学出来。

“你听我说，瓦夏！”等到瓦夏终于从学校里走出来，他就高高兴兴地说，“刚才人家答应给我找工作了。你等着，我要给你买一件出色的皮袄……我会送你进中学的！听明白了吗？进中学！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上流人！酒呢，我以后再也不喝了。我用人格担保，再也不喝了。”

他深深地相信他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是不久傍晚来了。老太婆从犹太人那儿带着二十戈比回来，筋疲力尽，劳累极了，可是仍旧动手洗孩子们的衣服。瓦夏坐在那儿做算术题。叶果雷奇没在干活。他受普托兴的影响，成了酒徒，此刻渴望着喝酒，正难忍难熬。房间里闷热。老太婆洗衣服的盆里冒出一股股蒸气。

“怎么样，我们出去一趟吗？”叶果雷奇阴郁地问道。

我的房客没说话。他经过那一番冲动，已经觉得烦闷无聊，很不好受了。他跟喝酒的欲望挣扎，跟苦恼挣扎，于是……于是，当然，苦恼占了上风。老戏就又重演了。……

将近午夜，叶果雷奇和普托兴出去了。可是第二天早晨，瓦夏找不到祖母的披巾了。

这就是这套房间里发生的事。普托兴把那块披巾拿去换酒喝掉以后，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家里来。他究竟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自从他失踪以后，老太婆先是喝酒，后来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人们把她送进医院，那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由一个什么亲戚领去了。至于瓦夏，喏，到洗衣房里干活去了。他白天专管送熨斗，晚上跑出去买啤酒。后来他从洗衣房里给撵出来了，就到一位年轻小姐那边去干活，每到晚上总是四处奔走，办理主人交代下来的某些工作，大家已经叫他“窑子里的王八”了。至于后来他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瞧，在这个房间里，住过一个沿街乞讨的乐师，前后住过十年。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褥子里找出两万卢布。

[1] 原文为拉丁语。

冷血

一列很长的货车在这个小火车站上已经停了很久。火车头闷声不响，仿佛熄了火似的。火车附近和小车站的门里没有一个人影。

从一节车皮射出一道苍白的光，爬过一条备用线的铁轨。在那节车皮里，有两个人坐在一件铺开的毡斗篷上：一个是老人，有一把挺大的白胡子，穿一件羊皮袄，戴一顶高高的羔皮帽，有点像高加索一带那种羊皮高帽。另一个是没生胡子的青年，穿一件破旧的厚呢上衣，脚上是一双沾了烂泥的高统靴。他们是货物的托运人。老人坐着，脚向前伸出去，沉默不语，在思索什么事。青年半躺半坐，拉着一个便宜的手风琴吱哩吱哩响，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有一盏灯挂在他们附近的墙上，灯里点一支牛油烛。

这节车皮装得满满的。谁要是在昏暗的灯光中瞧一瞧货物，那么最初他的眼睛就会看出这儿有一种不定形的怪东西，一种肯定活着的东西，像是大螃蟹，活动着螯和须，挤在一块儿，悄悄地沿着光滑的墙向车顶上爬过去。不过，人若是凝神看一看，那么在昏暗里就开始清楚地现出犄角和犄角的影子，然后现出精瘦的长背、肮脏的皮毛、尾巴、眼睛。原来那是牛和牛的影子。这节车皮里一共有八头牛。有的牛扭转身来，瞧着这两个人摇尾巴，有的极力要躺下去，或者站得舒服点。它们很挤。要是有一头牛躺下去，别的牛就得站着，挤在一块儿。这儿没有牲口槽，没有拴牛桩，没有草垫，没有一根干草[1]……

经过长久的沉默以后，老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银表，瞧一瞧现在是什么时间：两点一刻。

“我们在这儿停靠差不多有两个钟头了，”他说，打了个呵欠，“还是去催一催他们的好，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这儿熬到天亮。他们睡着了，或者上帝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老人站起来，跟他的长影子一块儿小心地下了货车，走进黑暗里。他沿着这列火车向火车头走去，经过大约二十节货车，看见一个开了炉门的红火炉。有个人一动也不动地对着炉子坐着，他那鸭舌帽、鼻子、膝头，染着紫红的火光，其余的部分是黑的，跟黑暗的夜色混在一起分不大清了。

“我们还要在这儿停很久吗？”老人问。

没有回答。那个不动的人分明睡着了。老人烦躁地嗽了嗽喉咙，由于天气阴潮而缩起脖子，绕过火车头走去。这时候，火车头的两道明晃晃的灯光一刹那间照着他的眼睛，他觉得夜色越发黑了。他向火车站走去。

车站的月台和台阶是湿的。这儿那儿，有一摊摊不久以前落下来的白雪在融化。火车站里却又亮又热，跟浴室里一样。有煤油的气味。这儿除了一架磅秤和一张不大的黄色长沙发，长沙发上有一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躺着睡觉以外，根本什么摆设也没有。左边有两扇敞开的门。从一个门口望进去，可以看见一架电报机和一盏安着绿罩子的灯。从另一个门口可以看见一个不大的房间，倒有一半给黑色的食器橱占去了。在这个房间里，列车长和火车司机坐在窗台上。他俩一面揉搓着手中的一顶帽子，一面在争论。

“这不是真的海龙皮，是冒牌货，”司机说，“真正的海龙皮不是这个样子。不怕您见怪，这顶帽子至多值五卢布！”

“您倒懂得不少……”列车长说，不高兴了，“五卢布！我们马上来问问这个商人就是。马拉欣先生，”他对老人说，“您说说看：这是假海龙还是真海龙？”

老马拉欣用手接过帽子来，带着内行的神气摸了摸皮子，吹一吹，再凑到鼻子上闻一闻，他那气愤的脸上忽然现出轻蔑的笑容。

“这一定是假货！”他高兴地说，“这是假货。”

他们吵起来了。列车长硬说帽子上的海龙皮是真货，司机和马拉欣极力想说服他，说这不是真货。吵到半中腰，老人忽然想起他上这儿来的目的了。

“海龙归海龙，帽子归帽子，可是火车却停着没走啊，诸位先生！”他说，“怎么啦？在等什么人呀？开车吧！”

“开车吧，”列车长同意，“我们再抽一支烟就开车吧。不过也不必着急……反正到了下一站我们还是得等着！”

“为什么呢？”

“哦……我们误点太多了……要是在一个车站上误了点，那到了下一站就不能不耽搁，先放对面来的列车过去。现在开车也好，明天早晨开车也好，反正我们已经不能算是第十四次车了。我们大概要改成第二十三次车了。”

“您怎么算出来的？”

“哦，就是这么算的。”

马拉欣带着探询的神情瞧了瞧列车长，思忖一下，随口嘟哝着，仿佛在自言自语似的：

“上帝作证，我已经算了一下，甚至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们一路上光是停车就耗掉了三十四个钟头。先生们，如果你们照这样下去，结果就会这样：要么我的这些牛都死掉，要么就算我到了那边，牛肉也卖不上两卢布了。这不是赶路，这简直是倾家荡产！”

列车长拧起眉毛，叹口气，那神情好像想说：“这话不幸是实在的！”司机一声不响，瞧着帽子发呆。凭他们两个人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怀着同样隐秘的思想，他们不说出来倒不是因为他们想掩盖，而是因为这样的思想用沉默比用话语更能传达。老人明白了。他伸手到口袋里拿出一张十卢布的票子，既没有说几句开场白，也没有改变声调和脸色，而是带着大概只有俄罗斯人在授受贿赂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信心和爽快，把票子递给列车长。列车长接过来，一句话也没说，把它叠成四折，不慌不忙地放进口袋里。这以后他们三个人走出房间，在路上叫醒列车员，到站台上去了。

“什么天气啊！”列车长抱怨道，耸了耸肩膀，“黑得要命！”

“是啊，这天气真糟糕。……”

从窗口可以看见电报员的亚麻色脑袋在绿灯和电报机旁边出现。没过多久，在电报员脑袋旁边又出现一个脑袋，此人一脸胡子，戴着红帽子，那一定是站长。站长低下头凑着桌子，正在读一张蓝色公文纸上的字，用烟卷顺着一行行字很快地画下去……马拉欣向他的货车走去。

他的旅伴，那个青年，仍旧半躺半坐，拉着手风琴，声音低得听不清。他比孩子大不了多少，还没有长出唇髭。他那颧骨高高的丰满的白脸现出孩子气的沉思神情。他的眼神不像大人，显得忧郁而温顺，可是他肩宽背厚，身体强壮、笨重、粗鲁，跟老人一样。他不动，也不变换姿势，好像搬不动自己那粗大的身躯似的。仿佛他只要动一动，身上就会有什么地方裂开，或者发出一片响声，弄得他自己和那些牛惊吓起来。他那又肥又大的手指头笨拙地按着手风琴的琴键，从这些手指头下面连绵不断地传出一种微弱细小的响声，合成一个朴素单调的旋律。他听着，分明很满意自己的手法。

铃声响了，可是声音那么含混，好像不是从近处，而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跟着又来了急促的第二遍铃声，然后是第三遍，列车长吹哨子了。在深深的寂静中过了一分钟，货车仍旧停在原地不动，可是车底下传来一种含混的声音，像是雪橇的滑铁辗雪的声音。紧跟着货车摇动一下，那声音就停了。接着又是一片沉寂。可是马上来了缓冲器的碰撞声，货车受到猛烈的碰撞而颠动一下，好像往前跳跃了一步。牛都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只求你到下一个世界也吃这样的苦头才好！”老人嘟哝着，摆正他的高帽子，刚才火车一颠，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去了，“照这样，他要把我的牲口都弄得受伤了！”

亚沙一句话也没说，站起身来，抓住一头倒下去的牛的犄角，扶它站立起来……这一颠以后又没有动静了。辗雪的声音又从货车底下传来，仿佛货车稍稍倒退了一下。

“马上又要震动了。”老人说。

果然，那种痉挛穿过整列火车，碰撞声传来，火车颠动一下，牛又摔下去，倒在彼此的身上。

“真费劲啊！”亚沙留神听着，说，“火车一定很重。它好像动不得了。”

“以前它并不重，可是现在忽然重起来了。不对，我的孩子，这是说，列车长没有把钱分给他。去，给他送点钱去，要不然，他就会把我们一直颠到明天早晨的。”

亚沙从老人手里接过一张三卢布的票子，跳下货车。他那笨重的脚步声在货车外面低沉地响起来，接着，渐渐消失了。随后是沉静……隔壁的一节货车里，一头公牛发出一声悠长而低沉的叫声，仿佛在唱歌似的。

亚沙回来了。一股又潮又冷的风扑进货车里来。

“关上门，亚沙，我们睡吧，”老人说，“何必白白点着蜡烛呢？”

亚沙拉动沉重的门。火车头的汽笛鸣响，列车开动了。

“好冷！”老人嘟哝着，在毡斗篷上躺下，把脑袋枕在一个包袱上，“在家里多好啊！那儿又温暖，又干净，又软和，有地方可以祷告，在这儿我们却比猪还苦。我已经有四天四夜没脱过靴子了。”

亚沙的身子由于火车震动而摇摇晃晃，他打开挂灯的小门，用湿手指头掐掉烛心。烛火闪烁了一下，像炒锅一样嘶嘶响，随后就灭了。

“对了，我的孩子……”马拉欣接着说，听见亚沙在他身边躺下，觉得那年轻的阔大的背贴着他自己的背了。“这儿很冷。每条缝里都不住地吹进风来。要是你妈妈或者妹妹在这儿睡上一夜，那么到第二天早晨准保冻死了。就是这么的，我的孩子，你不肯像你哥哥那样念书，进中学，那你只好跟你爸爸一块儿运这些牛了。这是你自己不好，你只能怨自己……现在你哥哥正在床上睡觉，盖着被子，可是你呢，吊儿郎当，懒懒散散，只好跟牛待在一块儿……是啊……”

在火车的隆隆声中，老人的话听不清楚了，可是他仍旧唠叨很久，叹气，嗽喉咙。这辆货车的冷空气渐渐变得越来越稠密、闷人。新粪和蜡烛的焦气发出刺鼻的气味，弄得空气难闻，酸臭，亚沙在昏睡中嗓子和胸膛发痒。他嗽喉咙，打喷嚏；老人却习惯了，仿佛没什么不合适似的，用整个胸膛呼吸着，只是偶尔咳几声罢了。

凭火车的摇晃和车轮的隆隆声来判断，火车开得很快，可是不稳。火车头大声地喘息，它喷气的声音跟火车的隆隆声合不上拍子，它们合起来成了一种沸腾的声音。那些牛不安地挤在一块儿，它们的犄角撞击着车壁。

老人醒来的时候，清晨的深蓝色天空从车壁的裂缝和敞开的小窗口钻进来。他觉得冷得难受，特别是背脊和两只脚。火车停住了。亚沙带着睡意，一脸的不高兴，正在那些牛旁边忙碌着。

老人醒来，心绪不好。他皱起眉头，沉下脸，生气地嗽一嗽喉咙，从眉毛底下瞧着亚沙，亚沙正用强壮的肩膀顶住一条牛的胸脯，微微把它举起来，极力解开它腿上的绳子。

“昨天晚上我就跟你说过绳子太长，”老人叨唠着说，“可是没用，‘不算太长，爸爸！’叫你做点事，你总是不听，什么事你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干……蠢货。”

他生气地拉开门，亮光涌进货车里来了。一列客车正好停在门对面，那列客车的后面是一所有遮阳的红房子，这是个大火车站，设有食堂。车顶和车台、土地、枕木上都铺着薄薄的一层新落下来的松软的雪。可以看见乘客们在客车车厢中间的平台上来来往往。有一个红头发、红脸膛的宪兵在来回踱步。有一个仆役穿着礼服和雪白的胸衣，没有睡足，现出怕冷的样子，大概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正在月台上跑着，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一杯茶和两块面包干。

老人起来，开始面向东方念祷告词。亚沙安顿好那条公牛，把铲子放在角落里，也站到他旁边来念祷告词。他光是动着嘴唇，在胸前画十字。父亲却大声念出来，把每段祷告词的末尾念得又响又清楚。

“……以及来世的生活。阿门！”老人大声念着，吸一口气，立刻又念另一段祷告词，一念到末尾声调就清楚而坚定：“……而且把你的小牛献到祭坛上！”

念完祷告词，亚沙急急忙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

“请您给我五戈比。”

一拿到五戈比的硬币，他就提起一把红的铜茶壶，跑到车站上去买开水。他大步跳过铁轨的枕木，在羽毛样的白雪上留下大脚印，一路上把茶壶里昨天的剩茶倒干净，往食堂那边走去，同时拿那五戈比的硬币敲得茶壶叮当响。从货车里可以看见食堂老板推开那把大茶壶，不肯为五戈比卖掉差不多半个茶炊的开水，可是亚沙自己拧开了龙头，张开胳膊肘不让人家来干涉，给他的茶壶斟满了开水。

“该死的坏蛋！”食堂老板眼看亚沙跑回货车，就对着他的后影嚷道。

到喝茶的时候，马拉欣那阴沉的脸才算开朗了一点儿。

“我们会吃会喝，可就是记不得正事，”他说，“昨天一天我们没干别的，光是吃啊喝的，大概就连花掉的钱都忘了记账。什么记性啊，我的天！”

老人一面回想，一面念出昨天的一笔笔开销，在一个破笔记本上记下他在什么地方给了列车长、司机、擦油工人多少钱……

这当儿客车早已开走了，一个值班的火车头在空铁道上驶来驶去，仿佛并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纯粹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似的。太阳已经升上来，照得白雪发亮；从车站的遮阳上和货车顶上落下一滴滴明亮的水珠。

喝完茶，老人走下货车，慢吞吞地溜达到车站去。在车站的头等车乘客候车室中央站着他认识的列车长和站长，站长是个青年人，留着一把好看的胡子，穿一件漂亮的粗呢大衣。这个青年大概不习惯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总是优雅地调换两只脚把身子的重心一会儿放在左脚上，一会儿移到右脚上，像是一匹善于长跑的骏马。他这边看看，那边望望，看见每个过路的人都把手伸到帽沿上行个礼，眯细眼睛，微微笑着……他脸颊绯红，身子结实，心情畅快。他的脸上洋溢着热诚，神采焕发，仿佛他刚从天上跟那些羽毛样的雪一块儿落下来似的。列车长看见马拉欣，就惭愧地叹口气，把两手一摊。

“我们不能走第十四次车了！”他说，“我们误点太多了。已经有另外一列车走第十四次车了。”

站长很快地翻看了几张公文纸，然后把他那热情的蓝眼睛掉过来瞧着马拉欣，微微笑着，向后者呼出清新的气息。他向马拉欣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您是马拉欣先生吗？您运牛吗？八车？现在怎么办呢？你们误点了，昨晚我已经让第十四次车开出去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青年人用两个粉红的手指头小心地捏着马拉欣的短皮袄上的毛，调换着脚，亲热而恳切地对他解释说，某次车已经开走，某次车正要开走，他愿意尽自己的能力为马拉欣做一切事情。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真的不但愿意做任何事情来使马拉欣高兴，甚至愿意尽力使全世界高兴。他是那么幸福，那么满意，那么快活！老人听着，虽然完全弄不懂火车复杂的车次制度，却还是赞许地点头，也伸出两个手指头去摸站长那件厚呢大衣上的软毛。他看着这个体面而殷勤的青年，听着他讲话，觉得很畅快。为了也表一表自己的好意，他就拿出一张十卢布票子，想了一想，又添上两张一卢布票子，递给站长。站长接过去，把手指头伸到帽沿那儿行个礼，然后优雅地把钱往口袋里一塞。

“听我说，诸位先生，我们不是可以照这样办吗？”他忽然想起一个刚刚来到他脑子里的新办法，就说，“军用列车误点了……你们看……它还没来……那么你们何不就算做军用列车呢？[2]我让军用列车走第二十八次车好了。怎么样？”

“依您就是。”列车长同意。

“好极了！”站长高兴地说，“既是这样，那你们就用不着在这儿等了，马上就开车吧！我立刻去吩咐把你们这一列车放出去！好极了！”

他把手举到帽沿那儿向马拉欣行了个礼，就跑着回他的房间去了，一路上翻看着公文。老人对刚才的一番谈话很满意。他微笑着，瞧了瞧整个候车室，好像要找一找这儿还有什么称心的东西没有。

“我们不妨去喝一盅。”他拉住列车长的胳膊说。

“喝酒好像还太早一点吧。”

“不，您就让我做个东道吧。”

他俩就走到食堂去了。喝完一杯酒，列车长化了不少工夫挑选下酒的菜。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很胖的人，脸颊鼓起，可是没有血色。他胖得令人讨厌，皮肉松弛，脸色发黄，凡是喝酒太多和不按时睡觉的人都是那样。

“现在可以再喝一杯，”马拉欣说，“这会儿天冷，应该喝点酒。吃吧，请！这样看来，我可以仰仗您了，列车长先生，一路上不会再有麻烦或者不痛快的事了。因为您知道，讲到我们这种牲口生意，每个钟头都是宝贵的。今天肉是一个价钱，到明天，您瞧，又是另一个价钱了。要是耽误一两天，没卖上好价钱，那就没钱可赚，回家的时候——对不起，我要说句粗话——连裤子都没有了。请再喝点……我仰仗您了，讲到请您吃点什么，或者您想要点什么，那我是随时愿意表表自己的心意的。”

请列车长吃喝以后，马拉欣回到货车上。

“我刚才做了笔好买卖，我们这趟车改成军用列车了，”他对儿子说，“我们要走得快了。列车长说，要是我们一路走这趟车，明天傍晚八点钟就可以到了。要是不动脑筋，我的孩子，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就是这样的……你得留神学着点儿……”

第一遍铃声响过以后，一个脸孔沾满煤烟因而发黑的男子走到这节车皮的门前来。他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肮脏的破裤子，裤腿没有塞在靴筒里。这人是擦油工人，他刚才爬到货车底下，用锤子敲击车轮。

“先生，这几节车皮装的是您的牛吗？”他问。

“是啊。怎么样？”

“是这样的，有两节车皮出了毛病。不能把它们开走，它们得留在这儿等待修理。”

“唉，得了，别瞎扯了！你不过要喝一盅酒，要我塞给你几个钱罢了……那你实话实说得了。”

“随您怎么说，可是我有责任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上去。”

老人既没生气，也没分辩，却心平气和，几乎不由自主地从口袋里拿出两个二十戈比的硬币，递给擦油工人。那人也极其心平气和地接过去，好意地瞧着老人，和他攀谈起来：

“那么您是去卖牲口吧……这可是好买卖！”

马拉欣叹口气，心平气和地瞧着擦油工人的黑脸，告诉他说：做牲口生意，从前倒的确有钱可赚，不过现在却变成冒险的赔钱生意了。

“我这儿还有个伙伴，”擦油工人打断他的话，“您，商人先生，不妨也赏他几个钱吧……”

马拉欣就也给那伙伴一点钱……军用列车走得快，在各站停靠的时间比较短。老人满意了。那个穿厚呢大衣的青年留下的愉快印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他喝下的那点白酒弄得他的头脑微微发晕。天气也真好，一切都好像很顺利。他讲个没完，每到一个停车的地方就赶到食堂去。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听他讲话，就时而带着列车长一块儿去，时而带着司机，并且不是光喝酒，而是消磨不少工夫，一面碰杯，一面讲话。

“你们有你们的行业，我们有我们的行业……”他带着亲热的笑容说，“求上帝保佑我们，也保佑你们，但愿按上帝的意思，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做……”

喝了白酒，他渐渐兴奋起来，一心想干正经事了。他想张罗一下，忙碌一下，打听打听，不断地讲话。他时而摸口袋，摸包袱，找什么单据，时而想起一件事，可又想不清楚，时而拿出钱夹子，无缘无故地把钱重新数一遍。他忙忙碌碌，唉声叹气，战战兢兢，合起手掌……他把京城里肉商寄来的信和打来的电报，账单，邮局和电报局的收据，公文纸以及自己的笔记本摊在面前，把他所想的说出来，硬逼着亚沙听他讲。

等到他看厌了表格，谈厌了市价，他就在火车停靠的时候在装牛的各节货车之间跑来跑去，什么事也不干，光是举起双手轻轻地一拍，惊恐地叫喊起来：

“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用凄苦的声调说，“神圣的殉教徒符拉西[3]！虽然它们是公牛，虽然它们是畜生，可是它们也跟人一样要吃要喝啊。它们已经有四天四夜没吃没喝了。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亚沙是个听话的儿子，他跟着父亲走，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老人常去食堂，他却不高兴。虽然他怕父亲，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

“瞧，您又来了！”他说，严厉地瞧着老人，“您干吗这么高兴？难道今天是您的命名日还是怎的？”

“不准你教训父亲。”

“瞧您养成了什么习气……”

每逢亚沙用不着跟随父亲奔走的时候，他就坐在毡斗篷上，拉手风琴。偶尔，他也走出货车，沿着列车懒洋洋地走动。他在火车头旁边站住，双目久久地紧盯着车轮，或者瞧着工人把一块块木头丢到煤水车上。烧热的火车头在喘气，木块一掉进去就发出新木料那种清脆、结实的爆裂声。司机和他的助手是十分冷漠、不动心的人，做出种种莫名其妙的动作，一点也不忙。亚沙在火车头旁边站了一会儿，就懒洋洋地溜达到火车站去。到了火车站，他看遍食堂里的吃食，出声读一张完全没趣味的布告，然后慢吞吞地回到货车上去。他的脸既没表现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仿佛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货车上也好，在火车头旁边也好，对他来说都一个样……

傍晚时分，这列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附近。铁路线上的灯刚刚点亮；灯光衬着蓝色背景，在新鲜清澈的空气里，显得透明而苍白，跟星星一样；只有火车站天篷底下的那些灯才发红发亮，那儿已经黑下来了。所有的铁道上都有车辆，好像再开来一列火车就没处停了。亚沙跑到火车站买开水来冲晚茶。装束考究的上流女人和中学生正在月台上散步。要是从月台上往远处望，就可以看见车站两边，幽暗的暮色中有些遥远的灯火在闪亮。那是一座城。什么城呢？亚沙却没心思去管它。他只看见火车站外边那些昏暗的灯火和难看的房子，听见马车夫嚷叫，觉得刺骨的寒风吹到脸上来，心想那个城大概不好，不舒服，沉闷……

等到喝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墙上跟昨天傍晚一样又挂上了灯。忽然火车微微一震动，颤抖起来，轻轻地往后退去。退了一小段路，就停下来了。他们听见不清楚的嚷叫声，有人敲着缓冲器旁边的铁链，嚷道：“行了！”火车开动，往前驶去。大约十分钟以后，它又给拖回来了。

马拉欣走出货车，认不得他的这列火车了。他的八节牛车跟几节不高的敞篷货车排成一列，那些车辆原先并不属于这列火车，其中有两三节装着乱石，别的都空着。在这列火车旁边跑来跑去的列车员都是些生人。他问他们话，他们只勉强而含混地回答一句。他们没有心思理睬马拉欣，他们正在忙着把这列火车挂好，为的是赶快办完事，回到暖和的地方去。

“这是哪一次车？”马拉欣问。

“第十八次车！”

“可是军用列车在哪儿？为什么把我的车从军用列车里拆下来了？”

没有人答话，老人只好走到火车站去。他先找他认识的列车长，却没找到，就去找站长。站长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子旁边，翻看一叠公文。他很忙，假装没看见走进来的人，他的相貌很威严：一头剪短的黑发，两只招风耳，一根钩子样的长鼻子，一张黝黑的脸。他脸色阴沉，仿佛在怄气似的。马拉欣开始对他冗长地诉说自己的要求。

“什么？”站长问，“这是怎么回事？”他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愤慨地问下去，“什么？为什么您不该走第十八次车？您说得清楚一点，我听不懂！怎么？您要我有分身法，样样事情同时抓吗？”

他向马拉欣提出一大串问题，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凶了。马拉欣已经在口袋里摸皮夹子，可是到头来，站长不知什么缘故感到受了委屈，十分生气，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离开了房间。马拉欣耸耸肩膀，走出去找别人说话去了。

要就是由于烦闷，要就是由于想给这忙碌的一天再添点忙，要就只是由于他的目光偶尔落到一扇印着“电报”两个字的小窗子上，总之，他走到窗口，说要打电报。他拿起一支钢笔，想了想，在一份蓝纸上写道：“加急电报。运输处长台鉴。八节车皮的活牲口。在各站受到留难。请即指定快车车次。复电费已付。马拉欣。”

打出电报以后，他又走到站长室去。在那儿，他发现在一个蒙着灰色呢套子的小长沙发上坐着一个上流人，仪表端庄，生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和一顶貉皮帽子。他穿的皮袄很特别，像是女人穿的，用皮子镶边，肩上有穗带，袖子开岔。他面前站着另一个上流人，长得很瘦，可是精壮，穿着铁路查票员的制服。

“您可再也想不到，”查票员对那个穿怪皮袄的上流人说，“我要跟您讲一件稀奇古怪的事！Z铁路不动声色，暗中偷走了N铁路的三百辆车皮。这是实在的事，先生！我敢当着上帝赌咒！他们把车皮弄走，重新涂一层油漆，写上他们自己的字母，于是万事大吉！N铁路派出密探到各处侦察，他们找了又找，后来，您瞧，他们偶然发现Z铁路的一辆破车皮。他们拉到自己的车房里去修理，忽然间，真是难以相信，他们在车轮和轮轴上看见了他们自己的印记。您看如何？啊？要是这事是我干的，他们就会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可是他们对铁路局却马马虎虎就算了！”

马拉欣喜欢跟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谈天。他摸摸胡子，尊严地参加了谈话。

“诸位先生，比方，拿这个例子来说，”他开口道，“我正在运牲口到×地。满满的八车。挺好……您猜怎么着，每一车皮牲口他们要收六百普特[4]重的货物的运费。八头牛哪儿有六百普特重，那要轻得多，可是他们才不管呢……”

这当儿亚沙走进房间，找他的父亲来了。他听着，想在椅子上坐下来，可是大概想到自己的身子重，就走开，坐到窗台上。

“他们才不管呢，”马拉欣接着说，“而且硬要我跟我儿子出三等车的车票钱四十二卢布，因为我们要在货车里跟公牛待在一块儿。这是我儿子亚科夫[5]。我家里还有两个儿子，可是他们上学念书去了。哼，这且不说，依我看呐，铁路把牲口商人弄得倾家荡产了。早先，人家赶着一群群牲口走路，生意倒好做得多。”

老人说话拖拖拉拉，长得很。每说完一句，他就瞧一瞧亚沙，好像要说：“瞧，我在怎样跟有学问的人谈话！”

“唉！”查票员打断他的话，“谁也不愤慨，谁也不批评一句！为什么？那很简单。可恶的事，只有在偶然发生的时候，在它破坏了秩序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惹人愤慨。而在此地，实在糟极了，这种事却已经是早已风行的常规，成为秩序本身的基础，每一条枕木都带着它的烙印，冒着它的气味，这种事很快就成了习惯！就是这么的，先生！”

第二遍铃声响了。穿怪皮袄的上流人站起来。查票员挽着他的胳膊，仍旧热烈地谈着，跟他一块儿到月台上去了。响过第三遍铃声，站长跑进房间里来，在他的桌子旁边坐下。

“请问，我跟哪一次车走？”马拉欣问。

站长瞧着一张公文纸，气愤地说：

“您是马拉欣吗？八节车皮？每节车皮您得付一卢布，此外您还得付六卢布二十戈比的印花费。您没有贴印花。那么一共付十四卢布二十戈比。”

他拿到钱，写了几个字，用沙土吸干墨水，生气地从桌子上抓起一卷表格，很快地走出房间去了。

傍晚十点钟，马拉欣接到运输处长的回电：“优先放行。”看完电报，老人意味深长地了眼睛，很满意自己，就把它塞进口袋。

“哪，”他对亚沙说，“瞧着，学着点。”

到半夜，他那列车开走了。夜色跟昨晚一样黑，天也一样冷。每站停留的时间长了。亚沙坐在毡斗篷上，心平气和地拉手风琴，老人仍然心不定，想干点什么。到了一个火车站，他起意要递个状子上去。有一个宪兵答应他的请求，坐下来写道：“一八八×年十一月十日，N铁路局宪警处Z区军士伊里亚·切列德根据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款在X车站起草此项报告，内容如下……”

“底下写些什么呢？”宪兵问。

马拉欣在他面前摊开公文纸、邮件和电报收据、账单……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要宪兵写些什么。在这报告里，他想写的不是哪一件单独的事情，而是整整这一趟旅行的经过，说明他所有的损失，跟站长们的谈话，而且要写得又冗长又刻薄才行。

“写下在Z站，”他说，“站长把我乘的几节车皮从军用列车上摘下来，是因为他不喜欢我的相貌。”

他要求宪兵一定要写到他的相貌。宪兵疲倦地听着，没听完他的话就接着写下去。他照这样结束他的报告：“军士切列德在此报告中陈报事项如上，此项报告送呈Z区区长，并将副本发给加夫里尔·马拉欣。”老人接过副本来，把它塞在他的里面口袋里装得满满的那些文件纸当中，十分满意，走回他的车皮去了。

早晨，马拉欣醒来，又心绪恶劣，可是他的怒气没有发泄在亚沙身上，却发泄到牛身上去了。

“这些牛完蛋了！”他抱怨道，“它们完蛋了！它们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真遭罪，它们都要死了！呸！”

那些公牛有许多天没喝水了，渴得要命，就舔车壁上的霜，等到马拉欣走到它们面前，它们就开始舔他的凉冰冰的皮袄。凭它们那发亮的、含泪的眼睛看得出来，它们给口渴和颠簸折磨得筋疲力尽，又饥饿又痛苦。

“运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真倒霉！”马拉欣嘟嘟哝哝地说，“你们快点死掉倒也罢了！瞧着你们我心里不好受啊。”

到中午，火车停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依照铁路规章，这火车站有清水供应活牲畜喝。马拉欣就给牛喝水，可是公牛不喝，水太凉了……

又过了两天两夜，京城终于在远处烟雾弥漫中出现了。旅程结束了。火车没有开到那座城就在一个货站附近停下来。公牛从货车里放出来。它们摇摇晃晃，绊绊跌跌，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马拉欣和亚沙卸完牲口，办完兽医的检查手续，就在城郊一家肮脏、便宜的客店里歇脚，那边的广场正是做牲口生意的市场。他们的住处肮脏，吃食难于下咽，跟家里全不一样。他们在一个糟糕的音乐队的刺耳的乐声中睡觉，那种乐声一天到晚在这家客店下面的饭店里闹个不停。老人一清早就出去找买主，亚沙一连好几天坐在客店的房间里，或者出门上街去看一看这座京城。他看见畜粪狼藉的肮脏广场，看见饭馆的招牌，看见迷雾中修道院的齿状围墙……有时候他跑到街对面去，看杂货店的窗子，欣赏装着各色蜜糖饼干的罐子，打呵欠，懒洋洋地走回房间去。这座京城引不起他的兴趣。

临了，公牛卖给一个商人了。马拉欣雇了些赶牲口的人。所有的公牛分成每十头一群，给赶到城的另一头去了。那些公牛乏透了，耷拉着脑袋走过热闹的街道，冷淡地瞧着它们生平第一次，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的东西。衣服破烂的赶牛人跟在它们后面，也耷拉着脑袋。他们烦闷……偶尔有个赶牛人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想起他前面有些交托他经管的牛，为要表示他做事尽责，就捞起一根木棒使劲打在一头公牛的背上。公牛痛得摇摇晃晃，往前窜了十几步，向四下里瞧一眼，好像当着许多生人挨打很难为情似的。

马拉欣和亚沙卖掉牛，买了许多就是在家乡也买得到的东西，预备带回去送给家人，随后就打点着动身回家。在开车三个钟头以前，老人已经跟买主一块儿喝得颇有醉意，因此又坐立不安了，就带着亚沙下楼到饭店里坐下来喝茶。他跟所有的内地人一样，不能独自一个人吃喝，他总得找个跟他自己一样忙忙乱乱又爱扯淡的人做伴。

“把老板叫来！”他对仆役说，“告诉他说我请他喝茶。”

客店老板是一个保养得很好、对旅客十分冷淡的男子，他走过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嗯，我们的货物脱手了！”马拉欣笑着对他说，“我把我的山羊卖成了老鹰的价钱。当然啰，我们动身的时候，肉价是三卢布九十戈比，可是等我们到了此地，价钱已经落到三卢布二十五戈比。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得太迟，要是早来三天就好了，因为现在肉生意清淡，圣菲里普斋期[6]到了……知道吗？简直是一团糟！这样一来，一头牛就要赔十四卢布。而且想想看，运这些牛花掉了多少钱！十五卢布的运费以外，还得为每头牛化六卢布，——诈骗啦、贿赂啦、请客啦，这样那样的……”

客店老板不得不敷衍一下，只好听着，勉强地喝茶。马拉欣唉声叹气，拍手，嘲笑自己不走运，可是一切都表明，他虽然遭到损失，却并不怎么伤心。只要有人听他讲话，眼前有事可做，而且误不了火车，那就赔钱也好，赚钱也好，他都不在心上。

过了一个钟头，马拉欣和亚沙带着许多箱笼、包裹，从客店房间里走下楼来，出了大门，准备坐雪橇到车站去。客店主人、仆役、好几个女人出来送他们。老人感动了。他把十戈比钱币向四面八方丢出去，用唱歌样的声调说：

“再见啊，祝你们平安！求主保佑你们万事如意。要是上帝保佑我们平平安安，那我们到了大斋节还要上这儿来。再见！谢谢你们……求主保佑你们！”

老人坐上雪橇，脱掉帽子，面对着在雾中像一块黑斑似的修道院墙壁，在自己胸前画了好久的十字。亚沙坐在他身旁的座位边上，一条腿伸向一旁。他的脸跟先前一样，没有一点激动的样子，既没露出烦闷，也没表现欲望。他并不因为回家而高兴；至于没有来得及观赏京城里的景色，他也不觉得可惜。

“走吧！”

赶雪橇的就挥动鞭子抽马，扭转身去，开始骂那些笨重的行李。

[1] 在许多铁路上，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故而禁止携带干草上车，因此活牲口一路上就没有东西可吃。——俄文本编者注

[2] 凡是经特别指定做运输军队用的火车就叫做军用列车；没有军队可运的时候，这列车就运输货物，它比普通的运货列车走得快。——俄文本编者注

[3] 根据东正教传说，殉教徒符拉西是一个遵守教规的牧人，是牲畜的保护者。

[4]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5] 前文“亚沙”是“亚科夫”的小名。

[6] 即圣诞节前的斋期。

昂贵的课业

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不懂外语是很不方便的。沃罗托夫在大学毕业、得到学士学位、着手做一点小小的学术工作的时候，痛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这真要命！”他喘着气说（尽管他才二十六岁，他却发胖，笨重，有气喘病了）。“这真要命！我不懂外语，就好比鸟儿缺了翅膀。这个工作还不如索性丢开不干的好。”

他决定无论如何非克制他那种天生的懒惰，学习法语和德语不可，于是他开始物色教师。

冬天的一个中午，沃罗托夫正坐在书房里工作，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位年轻的小姐要见他。

“请她进来。”沃罗托夫说。

随后就有一个服装考究、打扮入时的年轻小姐走进书房里来。她通报姓名说，她是法语教师阿丽萨·奥西波芙娜·安凯特，由沃罗托夫的一个朋友打发来的。

“很高兴！请坐！”沃罗托夫说，气有点喘，用手掌遮住他睡衣的领口（为了呼吸畅快点，他总是穿着睡衣工作）。“是彼得·谢尔盖伊奇让您来找我的吗？对，对……我拜托过他。……很高兴！”

他一面跟安凯特小姐商谈正事，一面好奇而腼腆地瞧着她。她是个真正的法国女人，十分优雅，年纪还很轻。从她苍白娇弱的面容来看，从她短短的鬈发和瘦得反常的腰身来看，人可以估摸她的年纪不出十八岁；然而看一下她那发育良好的宽肩膀、好看的后背、严峻的眼睛，沃罗托夫又不由得暗想，她一定不在二十三岁以下，也许甚至有二十五岁了。不过后来，他却又觉得她只有十八岁。她脸色冷淡，正经，就跟到此地来商谈银钱方面的事情的人一样。她没有微笑过一回，也没有皱过一次眉头。只有一次，那是在她听说，她被请来不是教孩子读书，而是教一个胖胖的成年人的时候，她脸上才闪过迷茫的神情。

“那就这样吧！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沃罗托夫对她说，“我们每天傍晚上课，从七点钟起，到八点钟止。讲到您希望每上一次课收费一卢布，那我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一卢布就一卢布好了。……”

此外，他还问起她想不想喝茶或者喝咖啡，外面天气好不好。他好意地微笑着，伸出手心摩挲着桌面上的粗呢，和气地打听她是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学校毕业，靠什么生活。

阿丽萨带着冷冰冰的正经神情回答他说，她是在一个私立女子寄宿学校毕业的，取得了当家庭教师的资格，她父亲不久前死于猩红热，她母亲还活着，以做假花为业。她，安凯特小姐，每天午饭前在一个私立的寄宿学校里工作，午饭后到傍晚为止到几个上流人家教课。

她走了，身后留下女人衣服上那种淡雅的香气。沃罗托夫事后很久没工作，一直坐在桌子旁边，用手心摩挲绿呢子，沉思着。

“看见一个姑娘靠工作生活是很愉快的，”他想，“另一方面，看见像阿丽萨·奥西波芙娜这样优雅而漂亮的姑娘也免不了受穷，也得为生存奋斗，那就很不愉快了。这真可悲！……”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品行端正的法国女人，因而又想：这个装束考究、生着发育良好的肩膀和过细的腰身的阿丽萨·奥西波芙娜，除了教课以外，多半还干别的事情吧。

第二天傍晚，时钟指到六点三刻，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来了，冻得脸色发红。她翻开随身带来的《马尔戈》[1]，没有说任何开场白就开始教课说：

“法语有二十六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是A，第二个字母是B。……”

“对不起，”沃罗托夫笑着打断她的话，“我得预先对您声明一下，小姐，您给我讲课得略略改变您原来的方法才好。事情是这样的：我对俄语、拉丁语、希腊语都很熟悉……我还研究过比较语言学，我觉得我们不妨跳过《马尔戈》，直接从阅读某个著作家的一本书入手。”

他就对这个法国姑娘说明成年人大多怎样学习外国语。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想学新的外语，就把法语的、德语的、拉丁语的《福音书》一齐放在面前，对照着读，同时仔细分析每个词。您猜怎么着？他还没满一年就达到目的了。我们也照这样做吧。我们拿一本著作来读。”

法国姑娘大惑不解地瞧着他。显然，沃罗托夫的建议，依她看来，十分天真和荒谬。如果这个奇怪的建议是由一个小孩子提出来的，那她一定会生气，责骂，然而眼前却是个很胖的成年人，她是不能对他斥责的，所以她光是微微耸一下肩膀，说：

“随您的便吧。”

沃罗托夫就去翻他的书橱，从那里取出一本破旧的法文书。

“这一本行吗？”他问。

“反正都一样。”

“既是这样，那就开始吧。求主保佑。从书名开始好了。……Mémoires。”

“回忆录……”安凯特小姐翻译道。

“回忆录……”沃罗托夫跟着说。

他好意地微笑，呼呼地喘息，为mémoires这个词花了一刻钟时间，为de这个词又花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使得阿丽萨·奥西波芙娜疲惫不堪了。她有气无力地回答问题，常常说乱，显然不大明白她学生的意思，而且也不想明白。沃罗托夫向她提出种种问题，同时瞧着她的淡黄色头发，心里暗想：

“她的头发不是天生卷曲的，是由她卷成那样的。奇怪！她一天到晚工作，居然还抽得出时间来卷头发。”

一到八点钟，她就站起来，死板而冷淡地说了句“再见，先生”[2]，就走出书房去了，身后又留下一股淡雅而又撩人的香气。她的学生又很久没有做什么事，坐在桌子旁边沉思。

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已经相信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是个可爱的、严肃的、一丝不苟的人，不过她学识差，不会教成年人；他就决定不再白费时间，跟她分手，另请教师了。等到她第七次到这儿来，他就从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七卢布，把信封捏在手里，很难为情地开口说：

“对不起，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我不得不对您说……我出于万分不得已。……”

法国姑娘一眼看见信封就猜出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她的脸在她教课的这些天当中第一次颤抖起来，那种冷漠而正经的神情消失了。她脸色微微发红，低下眼睛，手指头烦躁地拨弄她那根很细的金表链。沃罗托夫看着她的慌张神色，明白一个卢布在她是多么宝贵，她失掉这个工作会多么难过。

“我不得不对您说……”他嘟哝说，越发难为情了，感到自己心里发紧。他连忙把信封塞进衣袋里，接着说：“对不起，我……我要出去十分钟。……”

他装出他根本没有辞退她的意思，只是请求她准许他出去一会儿罢了。他走到隔壁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后来他走回来，却越发心慌了。他暗想她可能按她的看法来解释他为什么出去一会儿，他觉得很不自在。

她又开始教课。

沃罗托夫对于学习已经一点兴致也没有了。他知道这样听课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就索性让法国姑娘由着性儿去讲，什么问题也不向她提，也不再打断她的话。她按她的心意，一堂课翻译了十页，他呢，没有听课，只是呼呼地喘气，由于没有事可做，时而看她卷曲的头发，时而看她的脖子，时而看她娇嫩的白手，闻她衣服上的香气。……

他忽然发觉自己生出一些不好的念头，就不由得害臊，有时候，他又生出满腔温情，于是感到伤心和烦恼，因为她对他那么冷淡、死板，把他看成小学生，从来也不笑一笑，仿佛生怕无意中会碰她一下似的。他老是想：不知该怎样才能取得她对他的信任，怎样才能跟她亲近一些，然后帮助她，使她明白，这个可怜的人教课教得多么糟。

有一次阿丽萨·奥西波芙娜来教课，穿一件漂亮的粉红色连衣裙，胸口微露，身上散发出那么一种香气，他觉得她仿佛裹在云里，只要对她吹一口气，她就会飞上天空，或者像烟一样散开。她道歉，说她只能教半小时的课，因为她下课后要直接去参加舞会。

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脖子旁边裸露着的后背，这才觉得他明白了法国女人怎么会有容易堕落的轻佻女人的名声。他沉浸在香气、美艳、赤裸的云雾里，迷迷糊糊；而她呢，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大概对他的思想也毫无兴趣，迅速地翻着书页，以最快的速度翻译道：

“‘他在街上走着遇见一位他熟悉的先生说您到哪儿去看您的脸色这么白我真难过。’”

那本《Mémoires》早已读完，现在阿丽萨翻译的是另一本书。有一次她早来一个钟头上课，道歉说七点钟她要到小剧院去。沃罗托夫下了课，把她送走后，自己也穿上外衣，到剧院去了。他自以为只是去休息一下，散一散心，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阿丽萨。他不能承认一个严肃的、准备开创学术事业、懒于走动的人，仅仅为了要跟一个他不大熟识的、不聪明的、没有学问的姑娘会面就丢下正事不干，赶到剧院去。……

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到幕间休息时间，他的心就怦怦地跳，他身不由己，在休息室里和走廊上像孩子似的跑来跑去，着急地找某个人。每逢休息时间结束，他总觉得烦闷无聊。后来，他看到了那件熟识的粉红色连衣裙和蒙着一层透花纱的美丽肩膀，他的心就缩紧，仿佛预感到幸福来临了。他高兴地微笑着，生平第一次体验到嫉妒的感情。

阿丽萨跟两个难看的大学生和一个军官一块儿走着。她哈哈大笑，高声说话，分明在卖弄风情，沃罗托夫从没见过她像这个样子。看来，她幸福，满足，诚恳，热情。这是为什么？什么缘故呢？也许这是因为那些人跟她接近，是她那个圈子里的人吧。……沃罗托夫感到他和那个圈子中间隔着一道可怕的深渊。他对他的女教师行礼，可是她冷冷地对他点一下头，很快就走过去了。她分明不愿意让她的男同伴知道她有学生，知道她已经穷得教家馆了。

在剧院相逢后，沃罗托夫明白自己堕入情网了。……从此，每到上课时间，他总是定睛看着他那优雅的女教师，不再克制自己，由着性儿生出种种纯洁的和不纯洁的想法。阿丽萨·奥西波芙娜的脸仍旧冷冰冰，每天傍晚一到八点钟，总是平淡地说一声“再见，先生”[3]。他感到她对他漠不关心，日后也仍旧会漠不关心，他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

有的时候，在课间，他开始幻想，生出希望，定出计划，暗自盘算该用什么话来求爱，想起法国女人是轻浮而容易上手的。然而他只要看一眼女教师的脸，他的念头就顿时烟消云散，如同在别墅里遇到起风的天气拿着一支蜡烛走到阳台上去，蜡烛就会熄灭一样。有一次他迷迷糊糊，像做噩梦似的忘了体统，熬不住了，趁她教完课走出书房，要到前厅里去的时候拦住她的去路，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表白他的爱情：

“您在我是那么宝贵！我……我爱您！让我说出来吧！”

可是阿丽萨脸色惨白，大概害怕了，因为想到他这样一求爱，她就再也不能到这儿来上一堂课，挣一个卢布了。她睁大惊慌的眼睛，大声嘟哝道：

“哎呀，这可不行！您别说了，我求求您！不行！”

事后沃罗托夫通宵没有睡觉，羞得要命，责骂自己，紧张地思索着。他觉得他的求爱侮辱了那个姑娘，她不会再到他家里来了。

他决定明天早晨到居民住址查询处去查明她的住址，给她写一封道歉信。可是信还没写，阿丽萨却来了。乍一到，她觉得挺别扭，可是后来翻开书，就照往常那样迅速而活泼地翻译起来：

“‘啊，年轻的先生，不要摘我花园里的那些花，我要把花留给我害病的女儿。……’”

直到今天她还是天天来。已经有四本书翻译完了，可是沃罗托夫除掉“mémoires”这个词以外什么也没学会。每逢人家问起他的学术工作，他总是挥挥手，不回答这个问题，把谈话转到天气上去。

[1] 指大卫·马尔戈所编的法语教科书。——俄文本编者注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狮子和太阳

在乌拉尔山脉的这一边，有一座城，城里盛传最近有个波斯大官拉哈特-赫拉木光临此地，在日本饭店下榻，盘桓几天。这个传说对市民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来了个波斯人，那好，让他来吧。只有本城的市长斯捷潘·伊凡诺维奇·库曾从管理局秘书那儿听说那位东方人光临此地，却沉思起来，问道：

“他要到哪儿去？”

“大概到巴黎或者伦敦去。”

“哦！……那么他是个大人物吧？”

“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

市长从管理局回到家里，吃过午饭，又沉思起来，这一回一直沉思到傍晚。显赫的波斯人的光临使他发生很大的兴趣。他觉得是命运把这个拉哈特-赫拉木送到他这儿来的，因此实现他那蕴蓄已久的热切渴望的有利时机终于来临了。事情是这样的：库曾已经有两枚勋章，即三等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和红十字章，还有“拯救失足落水人协会”的一枚徽章，此外他还给自己定做了一个小表坠（一管小金枪和一个六弦琴交叉在一起），这个表坠挂在制服纽扣眼上，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酷似一枚奖章。不过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勋章和奖章越多，他就越希望多得。市长早就巴望得到一枚波斯的“狮子和太阳”勋章，他热烈地巴望着，简直要发疯了。他清楚地知道，要得到这枚勋章并不需要作战，也不需要捐款给孤儿院，更不需要担任由人推选的职务，只需要适当的机会罢了。如今他觉得，机会来了。

第二天中午，他戴上所有的勋章和表链，坐车到日本饭店去。命运果然要成全他。他走进显赫的波斯人的房间，房里只有波斯人一个人，闲着没做事。拉哈特-赫拉木是个身材魁梧的亚洲人，生着像田鹬那样的长鼻子和凸出的眼睛，戴着平顶圆锥形帽子。他坐在地板上，正在翻他的皮箱。

“请原谅我来打搅您，”库曾笑哈哈地开口说，“我荣幸地介绍自己：我是世袭荣誉公民和勋章获得者，本城的市长斯捷潘·伊凡诺维奇·库曾。我认为我有责任来向阁下致敬，向所谓我们友好的邻邦的代表致敬。”

波斯人回转身来，用很糟的法国话嘟哝了一句，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一根小木棒在敲一块木板。

“波斯的边疆，”库曾接着念他事先已经背熟的欢迎词，“跟我们广大的祖国的边界紧密相连，因此相互的同情驱使我来向您表达所谓的团结精神。”

显赫的波斯人站起来，又用他那木头般的舌头嘟哝了一句，库曾不懂外国话，就摇一摇头，表示他听不懂。

“哎，我怎么跟他谈话呢？”他暗想，“顶好马上派人找个翻译来。然而我所要谈的又是一件微妙的事，没法当着外人说出口。翻译事后会张扬出去，弄得全城都知道。”

库曾就开始回想在报纸上见过的外国词。

“我是市长……”他喃喃地说，“那就是说，劳德-麦尔[1]……木尼齐巴莱[2]。……乌依？康普烈奈？[3]”

他想用话语或者面部表情来表明他的社会地位，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墙上挂着一张画片，写着“威尼斯城”几个大字，这一下他得救了。他用手指一指那个城，然后指一指自己的头，自以为这样就合成了一句话：“我是这个城的头儿。”波斯人一点也不懂，可是微笑着说：

“豪（好），先生……豪。……”

过了半个钟头，市长拍拍波斯人的膝盖，又拍拍他的肩膀，说：

“康普烈奈？乌依？我……作为劳德-麦尔和木尼齐巴莱，建议您出去做一次小小的普罗麦纳日[4]。……康普烈奈？普罗麦纳日。……”

库曾用手指一下威尼斯，再用两个手指头比作两条迈步的腿。拉哈特-赫拉木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的勋章，分明已经猜出他是本城最大的人物，又听懂“普罗麦纳日”的意思，就客气地笑一笑。随后他俩穿上大衣，走出旅馆房间。他们下楼，走到日本饭店正门附近，库曾心想，请这个波斯人吃一顿饭倒也不坏。他就停住脚，对他指一指饭桌，说：

“照俄国的风俗，我们不妨那个……皮由莱，安特烈科[5]……香槟酒等等。……康普烈奈？”

显赫的客人听懂了，过一会儿两个人就在这家饭店最讲究的雅座里坐下，喝着香槟，吃起来。

“我们来为波斯的昌盛喝一杯！”库曾说，“我们俄国人喜欢波斯人。虽然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可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所谓相互的同情……进步……亚洲市场……所谓争取和平的目标。……”

显赫的波斯人津津有味地吃着，喝着。他用叉子叉住一块咸鱼肉，热情地摇了摇头说：

“豪！好[6]！”

“您喜欢吗？”市长高兴地说，“好[7]？那才好。”他转过身去对仆役说，“路卡，伙计，你去弄两块最好的咸鱼肉，送到他老人家的房间去！”

后来市长和波斯大官一块儿逛动物园。市民们看见他们的斯捷潘·伊凡内奇喝了香槟，脸孔发红，兴高采烈，十分满意，带着波斯人走遍大街和商场，领着他把本城的名胜古迹都看过，甚至带他到消防队的瞭望台上走了一趟。

除了别的事情以外，市民们还看见市长在一个雕着狮子的石门旁边站住，先对波斯人指一指狮子，然后往上指一指太阳，随后又指一指自己的胸口，过后再指着狮子和太阳。波斯人开始摇头晃脑，好像表示同意似的，微微笑着，露出一口白牙。傍晚，两个人坐在伦敦旅馆里，听一个女人弹竖琴，至于他们在哪儿过夜，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早晨，市长到管理局去。职员们显然已经有所耳闻，正在纷纷揣测，因为秘书走到他跟前来，带着讥诮的笑容说：

“波斯人有一种风俗：要是有贵客来找您，您就得亲手为他杀一头羊。”

过了一会儿，他收到由邮局寄来的一个包裹。市长打开包裹，看见里面包着一张漫画，上面画着拉哈特-赫拉木，面前跪着一个人，就是市长，他向波斯人伸出手去，说：

为了表示俄罗斯和伊朗两个帝国的友谊，

为了对您这位最尊贵的使者表示敬意，

我有心像杀羊一样杀掉自己，

可惜啊，对不起，我是一头驴！

市长生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仿佛得了胸口痛之类的病，可是这并没持久。中午他又到显赫的波斯人那儿去，又请他吃饭，又带他去参观本城最出色的地方，又领他到石门旁边，又指指狮子，指指太阳，指指自己的胸膛。他们在日本饭店用午饭，饭后两个人嘴上叼着雪茄烟，脸色红扑扑，心里很快乐，又爬上了消防队的瞭望台。市长分明有意让客人开一开眼界，就在台上对一个在下面走动的哨兵吆喝道：

“报火警！”

然而火警却没有报成，因为这当儿消防队员都到澡堂去了。

他们在伦敦旅馆用晚饭，饭后波斯人就动身离开本城了，斯捷潘·伊凡内奇给他送行，而且按照俄国的风俗，吻了他三次，甚至淌下了眼泪。等到火车开动，他就喊道：

“替我们向波斯致敬。请对它说：我们热爱它！”

一年零四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天气严寒，气温低到零下三十五度，空中刮着凛冽的大风。斯捷潘·伊凡内奇却在街上走来走去，解开皮大衣，敞着前襟，可是心里暗暗烦恼，因为他一路上没有遇见什么人，于是也就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胸前挂的“狮子和太阳”勋章。他照这样一直走到傍晚，始终解开皮大衣，敞着前胸，冻得很厉害。那天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

他心头沉重，五脏六腑仿佛起了火，他的心不安地跳动：眼下他又巴望得到塞尔维亚的“达科瓦”勋章了。他热切而且如饥如渴地巴望着。

[1] 英语“市长”的音译。

[2] 法语“市长”的音译。

[3] 法语“怎么样？您听明白了吗？”的不正确的音译。

[4] 法语“散步”的不正确的音译。

[5] 法语“浓菜汤、牛肉片”的音译。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灾祸

市立银行经理彼得·谢敏内奇和会计、会计的助手、两名委员一起在夜间被捕下狱了。这场风波后的第二天，银行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商人阿甫杰耶夫，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坐在他的商店里，说：

“看来，这也是天意。命中注定了的事是逃不脱的。眼下我们在吃鱼子，可是明天一瞧，糊里糊涂下了狱，或者背起了讨饭袋，再不然就干脆死掉了事。什么事都会发生的。现在就拿彼得·谢敏内奇来说吧。……”

他讲个不停，眯细醺醉的小眼睛，他的朋友们喝酒，吃鱼子，听着。阿甫杰耶夫讲起彼得·谢敏内奇昨天还威风凛凛，为大家所尊敬，可是现在却丢尽脸，狼狈不堪了。然后他叹口气，接着说：

“老鼠的眼泪报应到猫身上来了。这些骗子手，也是活该！这些兔崽子既然会捞钱，现在就叫他们受报应好了。”

“当心啊，伊凡·丹尼雷奇，你可别受牵连！”有个朋友说。

“我凭什么受牵连？”

“有个缘故。人家在捞钱，那么，监察委员会是管什么的？恐怕你在账目上总签了名吧？”

“嘿，瞧你说的！”阿甫杰耶夫笑道，“签了名！人家既然把账目送到我店里来，我就随手签上个名完事。那种账目难道我看得懂？不管人家把什么东西送到我跟前来，我反正胡乱签个名了事。即使你现在写个条子，说我杀了人，我也照样会签上名的。我可没有工夫细看，再说我不戴眼镜也看不见。”

阿甫杰耶夫谈了一阵银行的倒闭，谈了一阵彼得·谢敏内奇的命运，然后就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到一个熟人家里去吃馅饼，这个熟人的妻子今天过命名日。在命名日宴会上，所有的客人不谈别的，只谈银行的倒闭。阿甫杰耶夫讲得比所有的人都激烈，口口声声说他早已料到银行会倒闭，还在两年以前就知道银行里的事不大清白。大家吃馅饼的时候，他一连讲了他所知道的十种违法勾当。

“既然您知道，那您为什么不告发呢？”有一个参加命名日宴会的军官问他说。

“知道的又不止我一个人，全城都知道嘛……”阿甫杰耶夫笑着说，“再者我也没有工夫到法院去打官司。去他们的！”

他吃完馅饼后休息一阵，吃午饭，饭后又休息一阵，就到一个由他做教会委员的教堂里去做晚祷，做完晚祷后又回来参加命名日宴会，饭后玩“优先权”[1]，一直到午夜才散。看来样样事情都称心如意。

可是午夜后阿甫杰耶夫回到自己家里，给他开门的厨娘却脸色苍白，不住地发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妻子叶丽扎威达·特罗菲莫芙娜，一个虚胖的老太婆，正坐在大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她白发散乱，全身发颤，眼珠胡乱地转动，像是喝醉了酒。她的大儿子，中学生瓦西里，也脸色苍白，神情十分激动，端着一杯水，站在她身旁，显得手忙脚乱。

“这是怎么回事？”阿甫杰耶夫问，生气地斜着眼睛看火炉（他家里的人常常煤气中毒）。

“刚才法院的侦讯官带着警察来了……”瓦西里回答说，“他们搜查了一通。”

阿甫杰耶夫往四下里看一眼。立柜、五斗橱、桌子，都带着刚刚搜查过的痕迹。阿甫杰耶夫呆站了一会儿，仿佛吓傻了，什么也不明白，然后他的五脏六腑开始发抖，变得沉重，他的左腿发麻了。他受不住浑身的颤抖，就趴在长沙发上，听见他的五脏六腑一齐在翻腾，他那不听使唤的左腿不住地磕碰长沙发的靠背。

大约有两三分钟，他想起他的种种往事，然而没有发现他犯过什么罪行足以引起司法当局的注意。……

“这全是胡闹……”他说着，坐起来，“这一定是有人诬陷我。明天我得去申诉，好叫他们不敢再干这种事。……”

阿甫杰耶夫通宵没睡，第二天早晨照常到自己的商店去。顾客们给他带来消息，说昨天晚上检察官又下令把银行的副经理和文牍员也监禁起来。这个消息并没引得阿甫杰耶夫心里不安。他相信他受了诬陷，如果他今天去申诉一下，那么法院侦讯官就要为昨天的搜查担不是。

九点多钟他跑到市政府去找秘书，这人是市政府中唯一受过教育的人。

“符拉季米尔·斯捷潘内奇，这搞的是什么把戏？”他凑着秘书的耳朵讲起来，“人家贪污，这跟我有什么相干？这是什么道理？亲爱的人，”他小声说，“昨天晚上我家里遭到了搜查！皇天在上，这是真的。……他们变成恶魔了还是怎么的？为什么要来找我的麻烦？”

“因为人不应该做一头任人摆布的羊，”秘书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在签名以前得仔细看一看才对。……”

“看什么？我就是把那些账目看上一千年，也还是看不懂！我才看不懂那些鬼把戏呢！难道我是会计师？人家既是把它送到我跟前来，我就好歹签个名算了。”

“对不起。这些都不谈，总之您和整个委员会跟这个案子有严重的关系。您没有交任何担保品就从银行里借去了一万九千卢布。”

“求上帝保佑吧！”阿甫杰耶夫吃惊地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借过钱吗？全城的人都借过！我付利息的，以后还会还清债款。求主保佑你才好！而且，说老实话，难道是我自己要借那笔钱吗？那是彼得·谢敏内奇硬塞给我的啊。他说：‘你拿去，拿去。’他还说：‘要是你不拿，那就是不信任我们，躲开我们。’他说：‘你拿去，给你父亲建一个磨坊好了。’我这才收下了。”

“哼，您要明白，只有小孩和糊涂虫才会说这种话。可是，不管怎样，先生，您还是用不着担心。当然，您免不了要受审，不过他们一定会判您无罪开释的。”

秘书的冷淡平静的口吻对阿甫杰耶夫起了镇定作用。他回到自己的商店里，见到他的朋友们，就又一块儿喝酒，吃鱼子，高谈阔论。他差不多已经忘掉搜查的事了，只有一件事他不能不注意到，而且使他心神不安，那就是他的左腿有点古怪地发麻，他的胃也不知什么缘故根本不能消化食物了。

当天傍晚，命运又对阿甫杰耶夫开了响亮的一枪：在市议会的临时会议上，银行全体人员，包括阿甫杰耶夫在内，一概被革除市议员头衔，因为他们处在受审和侦讯的情况下。第二天早晨他接到一份公文，要求他立即放弃教会委员的名分。

随后，命运究竟对阿甫杰耶夫还开过多少次枪，他自己也数不清了。对他来说，那些从来也没有过的古怪日子一个接一个很快地闪过去，每天都带来新的和意外的奇事。此外，法院侦讯官给他送来了传票。他从侦讯官那儿回到家里，一肚子委屈，脸色通红。

“他死命追问我，就跟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一样：你为什么签名？签名就是签名，这有什么可说的！难道是我故意签的？人家把账目送到我店里来，我这才签了名。那些写出来的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懂啊。”

有一些脸色冷漠的年轻人来了，封闭商店，把房子里全部家具开列了一张清单。阿甫杰耶夫觉得很委屈，疑心这里面有阴谋，仍旧觉得自己并没犯什么罪，就跑遍各处衙门去申诉。他往往在前厅一连等候好几个钟头，长时间地诉说，哭泣，吵骂。对于他的申诉，检察官和侦讯官却冷淡而振振有词地回答说：

“传您的时候您再来，现在我们没有工夫。”

另外的人回答他说：

“这不关我们的事。”

秘书，那个受过教育、阿甫杰耶夫觉得能够帮自己忙的人，光是耸耸肩膀，说：

“这怪您自己不对。您不应该当绵羊嘛。……”

老人四处奔走，他的腿仍旧发麻，胃口更坏了。闲散的生活使他厌倦，贫穷跟着就来了，于是他决定到他父亲的磨坊去工作，或者找他的哥哥去做麦子生意，然而当局不许他离开这座城。他家里的人动身到他父亲那边去了，撇下他一个人留在城里。

日子一天天飞过去。这个前任的教会委员，体面而受尊敬的人，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钱，成天价到朋友们的商店去，喝酒，吃菜，听别人出主意。每到早晨和傍晚，他为消磨时间就到教堂里去。他一连几个钟头瞧着神像，不做祷告，只顾想心思。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把他眼前的处境解释为错误和误会的结果。依他的看法，这些事所以会发生，只是因为侦讯官和官员们年轻，缺乏经验，他觉得假如有个年老的法官跟他恳切而详细地谈一谈，那么一切事情又会走上正轨的。他不了解那些法官，他觉得那些法官也不了解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难忍难熬的长久拖延以后，开庭的时间终于到了。阿甫杰耶夫借来五十卢布，为他的腿储备一些酒精，为他的胃买下一些草药，然后动身到高等法院所在的那座城里去了。

公审持续了一个半星期。受审期间，阿甫杰耶夫坐在那些受难的同伴中间，表现出令人尊重的、无辜受累的人所应有的沉稳尊严的态度。他听着，可是简直一句话也没听懂。他心里很反感。他生气，因为开庭的时间太久，因为没处找到持斋的素食，因为他的辩护人不理解他，他觉得这个辩护人讲的话都不对头。他觉得法官们也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进行审问。他们几乎根本不把阿甫杰耶夫放在眼里，三天当中只问过他一次话，而且他们对他提出的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阿甫杰耶夫每次答话，总会在旁听席上引起一阵哄笑。等到他忽然讲到他的花费和损失，讲到他要求赔偿诉讼费，他的辩护人却回转身来对他做个难看的鬼脸，招得旁听者笑起来，审判长厉声申明，说这与案情无关。他最后一次发言，没有按辩护人教给他的那么说，却讲了些完全不同的话，这又引起一片笑声。

临到陪审员们到议事室里去会商判决的那段可怕的时间，他坐在饮食部里生气，完全不去想那些陪审员。他不懂：事情既然这么明白，他们何必还要会商这么久，他也不明白他们究竟要拿他怎么办。

他觉得肚子饿了，就要求仆役给他拿一点斋期的便宜吃食来。仆役给他送来一份冷鱼加胡萝卜，收去四十戈比。他吃下去，立刻觉得冷鱼像一团沉重的东西在他胃里滚来滚去。他开始打嗝，感到胃里灼热、发痛。……

后来他听首席陪审员宣读问题单[2]的各项答复，他的内脏翻腾起来，周身冒出冷汗，左腿发麻。他没逐字逐句地听下去，什么也没听明白，光是难受得不得了，因为他不能坐着或者躺着听首席陪审员宣读，最后庭上总算允许他和他的同伴们坐下，随后高等法院的检察官站起来，说了些叫人听不懂的话。顿时，仿佛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些宪兵，举着出鞘的军刀，把所有的被告团团围住。他们叫阿甫杰耶夫站起来，走出去。

这时候他才明白他被判了罪，看押起来了，可是他并不恐慌，也不惊讶。他胃里闹得很厉害，他根本顾不上那些押解兵了。

“这是说，现在他们不放我们回旅馆里去了？”他问他的一个同伴说，“可是我的房间里还放着三卢布的钱和一包四分之一磅的茶叶没动用过呢。”

他在警察分局里过夜，通宵感到鱼在胃里作梗，心里想着那三卢布和四分之一磅茶叶。一清早天空刚刚发蓝，人家就吩咐他穿好衣服动身。有两个兵，枪上安着刺刀，把他押到监狱去。以前，他从来没有觉得城里的街道竟有这么长，总也走不到尽头。他不是沿着人行道走，却沿着街中心，在刚融化的、泥泞的雪地上走。他的内脏仍旧在跟那条鱼搏斗，左腿也仍旧发麻。他把他的雨鞋不是忘在法院里就是忘在警察分局里，他的两只脚都冻僵了。……

过了五天，所有的被告又给押到法庭上去听取判决。阿甫杰耶夫听见他被判决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这并没使他恐慌，也没使他惊奇。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审问还没完结，还要拖延下去，还没做出真正的“判决”。……他住在监狱里，天天等候这个判决。

半年后他的妻子和儿子瓦西里来跟他告别。他几乎认不出这个装束寒酸的瘦老太婆就是他以前那个养得很胖、颇有气派的叶丽扎威达·特罗菲莫芙娜了，他看见他儿子身上穿的也已经不是中学制服，而是一件又短又旧的上衣和一条花条布的裤子，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命运已经最后决定，不管将来那个新的“判决”怎么样，他的过去反正已经不能挽回了。于是，从他受审和坐监以来，他头一次收起他脸上的气愤神情，痛心地哭起来。

[1] 一种牌戏名。

[2] 法庭就案情要点拟出一系列问题，列成单子，交陪审员们会商答复，然后法庭根据答复做出判决。

吻

五月二十日傍晚八点钟，某炮兵后备旅的所有六个连，到露营地去的途中，在梅斯捷奇金村停下来过夜。他们那儿乱哄哄，有的军官在大炮四周忙碌，有的军官会合在教堂围墙附近的广场上听设营官讲话，这时候忽然从教堂后边闪出一个穿便服的男子，骑着一头奇怪的马。那头浅黄色的小马生着好看的脖子和短短的尾巴，一步步走过来，然而不是照直地走，却像是斜着溜过来，踩着一种细碎的舞步，仿佛有人用鞭子抽它的腿似的。骑马的人走到军官们面前，抬了抬帽子说：

“本地的地主，陆军中将冯·拉别克大人请诸位军官先生马上赏光到家里去喝茶……”

马低下头，踩着舞步，斜着身子往后退去。骑马的人又抬了抬帽子，一刹那间跟他那头奇怪的马隐到教堂后面，不见了。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几个军官嘟哝道，他们正在走散，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大家都想睡觉了，这位冯·拉别克却要请人喝什么茶！什么叫做喝茶，我们心里可有数！”

所有六个连的军官们都清楚地记得去年的一件事：在阅兵期间，他们跟一个哥萨克团的军官们，也像这样受到一位伯爵地主，一位退伍军人的邀请去喝茶；那位好客、殷勤的伯爵款待他们，请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不肯放他们回到村里的住处去，却把他们留在自己家里过夜。所有这些当然都很好，简直没法希望更好的了，然而糟糕的是那位退伍军人有这些年轻人作伴，高兴得过了头。他对军官们讲他光辉的过去的业绩，领他们走遍各处房间，给他们看名贵的画片、古老的版画、珍奇的武器，给他们念大人物的亲笔信，一直忙到太阳东升。那些疲乏厌倦的军官看着，听着，一心想睡觉，小心地对着袖口打呵欠。临了，主人总算放他们走了，可是要睡觉已经太迟了。

也许这个冯·拉别克就是这种人吧？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也没办法了。军官们换上整齐的军服，把周身收拾干净，成群结伙地去找那个地主的家。在教堂附近的广场上，他们打听出来要到那位先生的家可以沿着下面的路走——从教堂后面下坡到河边，沿着河岸走到一个花园，顺一条林荫路走到那所房子；或者走上面的路也成——从教堂照直顺着大路走，在离村子不到半俄里[1]的地方就到了地主的谷仓。军官们决定走上面的路。

“这个冯·拉别克是什么人？”他们一面走一面闲谈，“就是从前在普列夫纳统率H骑兵师的将领吧？”

“不，那人不叫冯·拉别克，单叫拉别克，没有冯。”

“多好的天气啊！”

大路在第一个谷仓那儿分成两股：一股照直往前去，消失在晦暗的暮色里。另一股往右去，通到主人的房子。军官们往右拐弯，讲话声音开始放低……路的两边排列着红房顶的石砌谷仓，笨重而森严，很像县城里的营房。前面，主人宅子的窗子里灯光明亮。

“好兆头，诸位先生！”有一个军官说，“我们的猎狗跑到大家前头去了；这是说，他闻出我们前头有猎物了！……”

中尉洛贝特科走在众人前面，他生得又高又结实，可是没长唇髭(他已经过二十五岁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保养得很好的圆脸上却连一根胡子也没有)，善于远远地辨出前面有女人，因此在这个旅里以这种嗅觉出名。他扭转身来说：

“对了，这儿一定有女人。我凭本能就觉出来了。”

冯·拉别克本人在正屋门口迎接军官们，他是一位仪表优雅、年纪大约六十岁的老人，穿着便服。他跟客人们握手，说他见到他们很高兴，很幸福，可是诚恳地请求军官先生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他不留他们过夜。有两个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姐妹、几个弟兄、几个邻居来看望他，弄得他一个空房间也没有了。

将军跟每个人握手、道歉、微笑，可是凭他的脸色看得出他决不像去年那位伯爵那么高兴接待这些客人，他之所以邀请这些军官，只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礼节罢了。军官们自己呢，走上铺着柔软的毡毯的楼梯，一面听他讲话，一面觉得他们之所以受到邀请，也只是因为不好意思不请他们罢了。他们看见听差们匆匆忙忙点亮楼下门道里和楼上前厅里的灯，觉得他们好像随身把不安和不便带进了这个宅子。既然已经有两个带着子女的姊妹、弟兄、邻人大概由于家庭的喜事或者变故而聚会在这所房子里，那么十九个素不相识的军官的光临会受到欢迎吗？

到了楼上，在大厅门口，军官们遇到一位身材高大、匀称的老太太，长脸上生着黑眉毛，很像厄热尼皇后[2]。她殷勤而庄严地微笑着，说她看到客人很高兴，很幸福，道歉说她丈夫和她这回不能够邀请军官先生们在这里过夜。每逢她从客人面前扭转身去办点什么事，她那美丽、庄严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那么，事情很清楚：她这一辈子见过很多军官，现在她对他们不感兴趣，即使她邀他们到家里来，而且表示歉意，那也只是因为她的教养和社会地位要求她这样做罢了。

军官们走进一个大饭厅，那儿已经有十来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长桌的一边喝茶。在他们的椅子背后可以隐约看见一群男人笼罩在雪茄烟的轻飘的云雾里，他们当中站着一个瘦长的青年，正在谈论什么，他留着红色的络腮胡子，讲英国话，声音响亮，可是咬字不清。这群人的背后有一扇门，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明亮的房间，摆着淡蓝色的家具。

“诸位先生，你们人数这么多，简直没法跟你们介绍了！”将军大声说，极力说得很快活，“自己介绍吧。诸位先生，不要客气！”

军官们有的带着很严肃的，甚至很严厉的脸相，有的现出勉强的笑容，大家都觉得很别扭，就好歹鞠一个躬，坐下来喝茶。

其中觉得最别扭的是里亚博维奇上尉。他是一个戴眼镜的军官，身材矮小，背有点伛偻，生着山猫样的络腮胡子。他的同伴们有的做出严肃的神情，有的露出勉强的笑容，他那山猫样的络腮胡子和眼镜却好像在说：“我是全旅当中顶腼腆、顶谦卑、顶没光彩的军官！”起初他刚走进饭厅以及后来坐下喝茶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张脸或者一个东西上。那些脸、衣服、盛着白兰地的玻璃长颈酒瓶、杯子里冒出来的热气、有着雕塑装饰的檐板，这一切合成一个总的强大印象，在里亚博维奇心里引起不安，使他一心想把脑袋藏起来。他像第一回当众表演的朗诵者一样，虽然瞧见他眼前的一切东西，可是对看到的东西却不十分理解，按照生理学家的说法，这种虽然看见然而不理解的情况叫做“意盲”。过了一会儿，里亚博维奇渐渐习惯新环境，眼睛亮了，就开始观察。他既是一个不善于交际的、腼腆的人，那么首先引起他注意的就是他自己最不行的事情，也就是他那些新相识的特别大胆。冯·拉别克，他的妻子，两位上了岁数的太太，一位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小姐，一个留着红色络腮胡子的青年(冯·拉别克的小儿子)，仿佛事先排演过似的，很灵敏地夹在军官们当中坐好，立刻热烈地争论起来，弄得客人不能不插嘴。那位穿淡紫色衣服的小姐热烈地证明，做炮兵比做骑兵或者步兵轻松得多，冯·拉别克和上了岁数的太太们的看法则相反。紧跟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起来。里亚博维奇瞧着淡紫色小姐十分激烈地争辩她所不熟悉的，完全不感兴趣的事情，冷眼看出她脸上时而现出不诚恳的笑容，时而把笑容又收敛起来。

冯·拉别克和他的家人巧妙地把军官们引进争论中来，同时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紧他们的杯子和嘴，注意他们是不是都在喝茶，是不是茶里都放了糖，为什么有人不吃饼干或者不喝白兰地。里亚博维奇看得越久，听得越久，他就越喜欢这个不诚恳的可是受过很好训练的家庭。

喝完茶以后，军官们走进客厅。洛贝特科中尉的本能没有欺骗他，客厅里果然有许多小姐和年轻女人。“猎狗”中尉不久就站在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年纪很轻的金发女郎身旁，神气十足地弯下腰来，仿佛倚着一把肉眼看不见的军刀似的，微微笑着，风流地耸动肩膀。他大概在讲些很有趣味的荒唐话，因为金发女郎带着鄙夷的神情瞧着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脸，淡漠地问一句：“真的吗？”猎狗倘若乖巧一点，从这不关痛痒的“真的吗”，应该可以推断出她未必喜欢这样的猎狗！

钢琴响了；忧郁的华尔兹舞曲从大厅里飘出敞开的窗口，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想起来窗外现在是春天，五月的黄昏，人人都觉出空中有玫瑰、紫丁香、白杨的嫩叶的香气。里亚博维奇在音乐的影响下，喝下的那点白兰地正在起作用。他斜眼看着窗口，微微地笑，开始注意女人们的动作。他觉得玫瑰、白杨、紫丁香的气息好像不是从花园里飘来，而是从女人的脸上和衣服上冒出来的。

冯·拉别克的儿子请一位瘦弱的姑娘跳舞，跟她跳了两圈。洛贝特科在镶木地板上滑过去，飞到淡紫色小姐面前，带着她在大厅里翩翩起舞。跳舞开始了……里亚博维奇站在门旁，夹在不跳舞的人们当中，旁观着。他这一辈子从没跳过一回舞，他的胳臂也从没搂过一回上流女人的腰。一个男人当着大家的面搂着一个不认得的姑娘的腰，让那姑娘把手放在自己的肩头，里亚博维奇看了总是很喜欢，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自己会成为那样的男人。有些时候他嫉妒同伴们胆大、灵巧，心里很难过；他一想到自己胆小、背有点伛偻，没有光彩，腰细长，络腮胡子像山猫，就深深地痛心，可是年深日久，他也就习惯了，现在他瞧着同伴们跳舞，大声说话，不再嫉妒，光是觉得感伤罢了。

等到卡德里尔舞开始，小冯·拉别克就走到没跳舞的人们跟前，请两位军官去打台球。军官们答应了，跟他一块儿走出客厅。里亚博维奇没事可做，心想参加大家的活动，就慢腾腾地跟着他们走去。他们从大厅里出来，走进客厅，然后走过一个玻璃顶棚的窄过道，走进一个房间。他们一进去，就有三个带着睡意的听差从沙发上很快地跳起来。小冯·拉别克和军官们穿过一长串房间，末后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那里有一张台球桌子。他们就开始打台球。

里亚博维奇除了打纸牌以外从没玩过别的东西，他站在台球桌旁边，冷淡地瞧着打台球的人，他们呢，解开上衣扣子，手里拿着球杆走来走去，说俏皮话，不断地嚷出一些叫人听不懂的词。打台球的人没注意他，只是偶尔有谁的胳臂肘碰着他，或者一不小心，球杆的一头戳着他，才扭转身来说一声：“对不起！”第一盘还没打完，他就厌倦，开始觉得他待在这儿是多余的，而且碍人家的事了……他想回到大厅里，就走出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一桩小小的奇事。他走到半路上，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他清楚地记得在路上应当遇见三个带睡意的听差，可是他穿过五六个房间，那几个带着睡意的人好像钻到地底下去了。他发觉自己走错了，就扭转身退回一小段路，往右转弯，走进了他到台球房间去的时候没见过的一个昏暗的房间。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犹豫不决地打开一扇他的眼睛偶然看见的门，走进一个漆黑的房间。他看见前面，正对面有一道门缝，从那道缝里射进一条明亮的光。门外面传来隐隐约约的、忧郁的玛祖卡舞曲的声音。这儿也跟大厅里一样，窗子敞开，有白杨、紫丁香和玫瑰的气味……

里亚博维奇迟疑地站住……这当儿，他出乎意外地听见匆匆的脚步声、连衣裙的沙沙声、喘吁吁的女人低语声：“到底来了！”有两条柔软的、香喷喷的、准定是女人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温暖的脸颊贴到他的脸颊上来，同时发出了亲吻的声音。可是那个亲吻的人立刻轻轻地惊叫了一声，抽身躲开他，而且里亚博维奇觉得她是带着憎恶躲开的。他也差点儿叫起来，就向门边的亮光跑过去……

他回到大厅里，心怦怦地跳，手抖得厉害，他连忙把手藏到背后去。起初他羞得不得了，生怕满大厅的人知道他刚刚被一个女人搂抱过，吻过。他畏畏缩缩，不安地往四下里看，可是等到他相信大厅里的人们跟先前一样平静地跳舞、闲谈，他就完全让一种生平从没经历过的新感觉抓住了。他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他的脖子刚才给柔软芳香的胳膊搂过，觉得好像抹了一层油似的。他左脸上靠近唇髭、经那个素不相识的人吻过的地方，有一种舒服的、凉酥酥的感觉，仿佛擦了一点薄荷水似的。他越是擦那地方，凉酥酥的感觉就越是厉害。他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充满一种古怪的新感觉，那感觉越来越强烈……他情不自禁地想跳舞、谈话、跑进花园、大声地笑……他完全忘了他的背有点伛偻，他没有光彩、他有山猫样的络腮胡子，而且“貌不惊人”(这是有一回他偶然听到几个女人在谈到他相貌时候所用的形容词)。正巧冯·拉别克的妻子走过他面前，他就对她亲切而欢畅地笑一笑，笑得她站住了，探问地瞧着他。

“我非常喜欢您这所房子！……”他说，把眼镜端一端正。

将军的妻子微笑着，说是这房子原是她父亲的。后来她问起他的父母是否还在世，他在军队里待得是不是很久，为什么他这么瘦，等等……她的问题得到答复后，她便往前走去。他跟她谈过话以后，他的笑容比先前越发亲切，他觉得他的四周尽是些好人……

进晚餐的时候，里亚博维奇漫不经心地吃完给他端来的一切菜，自管喝酒，什么话也没听进去，极力要弄明白他方才遇到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件奇事具有神秘的、浪漫的性质，可是要解释却也不难。一定是有个姑娘或者太太跟别人约定在那个黑房间里相会。她等了很久，又烦躁又兴奋，竟把里亚博维奇当做她的情人了，尤其因为里亚博维奇走过那个黑房间的时候迟迟疑疑地站住，仿佛也在等什么人似的，那么这就更近情理了……里亚博维奇就照这样解释他何以会受到那样的一吻。

“不过她是谁呢？”他瞧了瞧四周女人的脸想道，“她一定年轻，因为老太太是不会去幽会的。而且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这只要凭她衣服的沙沙声、她的香气、她的声调，就可以揣摩出来……”

他的眼光停在淡紫色小姐的身上，他很喜欢她。她有美丽的肩膀和胳膊、聪明的脸、好听的声音。里亚博维奇瞧着她，希望那个不相识的女人就是她，而不是别人……可是她笑起来不怎么真诚，而且皱起她的长鼻子，这就使他觉得她显老了。然后他掉过眼睛去瞧那个穿黑色连衣裙的金发女郎。她年轻些，朴素些，真诚些，两鬓秀气，端起酒杯喝酒的样子很潇洒。现在里亚博维奇希望那个女人是她了。可是不久他又觉得她的脸平平常常，就掉过眼睛去瞧他身旁的那个女人……

“这是很难猜的，”他暗想，沉思着，“如若只要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膊，再配上金发女郎的两鬓和洛贝特科左边坐着的那位姑娘的眼睛，那么……”

他暗自把这些东西搭配起来，就此凑成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他希望她有那样的模样，可是在饭桌上又找不到。

晚餐以后，军官们酒足饭饱，精神抖擞，开始告辞和道谢。冯·拉别克和他的妻子又开始道歉，说是可惜不能留他们过夜。

“诸位先生，跟你们见面很高兴，很高兴！”将军说，这一回倒是诚恳的(大概因为人们在送走客人的时候总比在迎接客人的时候诚恳得多，也和蔼得多)，“很高兴！希望你们回来路过的时候再光临！别客气！你们怎样走？你们要走上面的路吗？不，穿过花园走吧，下面那条路要近一点。”

军官们走出去，到了花园里。从充满亮光和闹声的地方走出来，花园里显得十分黑暗而宁静。他们沉默地一路走到花园门口。他们都有点醉意，兴致很好，心满意足，可是黑暗和静寂使他们沉思了一会儿。大概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种跟里亚博维奇相同的感触：将来是不是有一天他们也会像冯·拉别克一样有一所大房子、一个家庭、一个花园，即使本心并不诚恳，也能欢迎人们来，请他们吃得酒醉饭饱，使他们心满意足呢？

他们一走出花园门外，就开始争着讲话，无缘无故地大笑。他们现在顺小路走着，那条小路通到下面河边，然后沿着河岸向前伸展，绕过岸上的矮树丛、沟道、枝条垂在水面上的柳树。河岸和小路都看不大清，对岸完全沉没在一片漆黑中。黑色的水面上这儿那儿映着星星，它们颤抖着，破碎了，只凭这一点才能推断河水流得很急。空中没有一丝风。河对岸有些带着睡意的麻鹬在悲凉地鸣叫，在这边岸上一个矮树丛里有一只夜莺一点也不理会这群军官，仍然在放声歌唱。军官们在矮树丛四周站了一会儿，拿手指头碰一碰它，可是夜莺仍旧唱下去。

“这家伙可真了不得！”他们赞许地叫道，“我们站在它旁边，它却一点也不在乎！好一个坏蛋！”

在道路的尽头，小路爬上坡去，在教堂的围墙附近跟大路会合了。军官们爬上坡，累了，就在这儿坐下，点上纸烟。河对面现出一块暗红色的光亮。他们反正没事可做，就花了不少工夫推断那是野火呢，还是窗子里的灯亮，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里亚博维奇也瞧那亮光，他觉得那一块光在向他微笑，眼，仿佛它知道那一吻似的。

里亚博维奇回到驻营地，赶快脱掉衣服，上了床。洛贝特科和美尔兹里亚科夫中尉(一个和气而沉静的人，在他那伙人中被看做很有学问的军官，他一有空儿就老是看《欧洲通报》，这份杂志他随便到哪儿去都随身带着)跟里亚博维奇住在同一所农民的小木房里。洛贝特科脱了衣服，带着还没玩畅的人的神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了很久，随后打发勤务兵去买啤酒。美尔兹里亚科夫上了床，在枕头旁边放一支蜡烛，专心看那份《欧洲通报》。

“她是谁呢？”里亚博维奇瞧着被烟熏黑的天花板暗想。

他的脖子仍旧好像涂了油似的，嘴角旁边也仍旧带点凉意，仿佛擦了薄荷水一样。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臂，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的两鬓和诚恳的眼睛，柳腰，衣服，胸针，在他的想象中闪动着。他极力注意这些形象，可是它们跳动着，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摇曳不定。等到这些影子在每个人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的宽阔的黑色背景上完全消失，他就开始听到匆忙的脚步声、衣裾的沙沙声、亲吻的响声，一种没来由的、强烈的欢乐就涌上他的心头……他正在尽情享受这种欢乐，却听见勤务兵回来报告，说是没有啤酒。洛贝特科气得要命，又开始走来走去。

“嘿，是不是蠢货？”他不断地说，先是在里亚博维奇面前站住，后来又在美尔兹里亚科夫面前站住，“连啤酒都买不着，真是个十足的蠢货，笨蛋！对不对？嘿，恐怕是个坏蛋吧？”

“在这一带当然买不到啤酒。”美尔兹里亚科夫说，眼睛却没离开《欧洲通报》。

“哦？您是这样看的吗？”洛贝特科坚持自己的意见，“主啊，我的上帝，哪怕你把我送到月亮上去，我也会马上给您找着啤酒和女人！好，我马上就去找来……要是我找不着，您骂我是混蛋好了！”

他用很久的工夫穿上衣服，登上大皮靴，然后默默地抽完烟，走出去了。

“拉别克，格拉别克，拉别克，”他嘴里念着，却在前堂里站住了，“我一个人不高兴去，真该死！您肯出去溜达吗？啊？”

他没听见答话，就走回来，慢腾腾地脱掉衣服，上了床。美尔兹里亚科夫叹口气，收起《欧洲通报》，吹熄蜡烛。

“哼！……”洛贝特科嘟哝着，在黑暗里点上一支烟。

里亚博维奇拉起被子来蒙上头，蜷起身子，极力想把幻想中那些飘浮不定的影子拼凑起来，合成一个完整的人，可是任凭怎么样也拼凑不成。他不久就睡着了，他的最后一个思想是：不知一个什么人，对他温存了一下，使他喜悦，一件不平常的、荒唐的、可是非常美好快乐的事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哪怕在睡乡里，这个思想也没离开过他。

等到他醒来，他脖子上涂油的感觉和唇边薄荷的凉意都没有了，可是欢乐的波浪还是跟昨天一样在他的心中起伏。他痴迷地瞧着给初升的阳光镀上一层金的窗框，听着街上行人走动的声音。贴近窗子，有人在大声讲话。里亚博维奇的连长列别杰兹基刚刚赶到旅里来，由于不习惯低声讲话，正在很响地跟他的司务长讲话。

“还有什么事？”连长嚷道。

“昨天他们换马掌的时候，官长，他们钉伤了‘鸽子’的蹄子。医士给涂上粘土和醋。现在他们用缰绳牵着它在边上走。还有，官长，昨天工匠阿尔捷米耶夫喝醉了，中尉下命令把他拴在一个后备炮架的前车上。”

司务长还报告说，卡尔波夫忘了带来喇叭上用的新绳和支帐篷用的木桩，还提到各位军官昨天傍晚到冯·拉别克将军家里去做客。话正谈到半中腰，窗口出现了列别杰兹基的生着红头发的脑袋。他眯细近视的眼睛瞧着军官们带着睡意的脸，跟他们打招呼。

“没什么事儿吧？”他问。

“那匹备了鞍子的辕马戴上新套具，把脖子磨肿了。”洛贝特科打着呵欠回答道。

连长叹口气，沉吟一下，大声说：

“我还要到亚历山德拉·叶夫格拉福夫娜那儿去一趟。我得去看看她。好，再见吧。到傍晚我会追上你们的。”

过了一刻钟，炮兵旅动身上路了。这个旅沿着大道走，经过地主粮仓的时候，里亚博维奇瞧了瞧右边的房子。所有的窗口都下着百叶窗。房子里的人分明都在睡觉。昨天吻过里亚博维奇的那个女人也在睡觉。他极力想象她睡熟的样子。卧室的敞开的窗子，伸进窗口的绿树枝，早晨的新鲜空气，白杨、紫丁香、玫瑰的幽香，一张床，一把椅子，昨天沙沙响，现在放在椅子上的连衣裙，小小的拖鞋，桌上的小表，所有这些，他暗自描摹着，清楚而逼真，可是偏偏那要紧的、关键的东西，她的脸相和梦中的甜蜜的微笑，却从他的幻想里滑出去，就跟水银从手指缝中间漏掉了一样。他骑着马走出半俄里远，回过头来看：黄色的教堂、房子、河、花园，都沉浸在阳光里；那条河很美，两岸绿油油的，水中映着蓝天，河面上这儿那儿闪着银色的阳光。里亚博维奇向梅斯捷奇金村最后看了一眼，心里觉得很难过，好像跟一个很接近、很亲密的东西拆开了似的。

他眼睛前面的路上，只有那些早已熟悉的、没有趣味的画面……左右两旁是未成熟的黑麦和荞麦的田野，有些乌鸦在田野上蹦来蹦去。往前看，只瞧见灰尘和人的后脑勺。往后看，也只瞧见灰尘和人脸……打头的是四个举着佩刀步行前进的人，他们是前卫。后面，紧挨着的是一群歌手，歌手后面是骑马的司号员。前卫和歌咏队，像送葬行列中擎火炬的人一样，常常忘记保持规定的距离，远远地赶到前头去了……里亚博维奇随着第五连的第一门炮走着。他可以看见在他前面走动的所有四个连。在不是军人的人们看来，这个在行进的炮兵旅所形成的那条笨重的长行列好像是个复杂的、叫人不能理解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谁也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围着一尊大炮，为什么那尊炮由那么多套着古怪的挽具的马拉着，仿佛那尊炮真是很可怕、很沉重似的。在里亚博维奇看来，这一切却十分清楚，因此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老早就知道为什么每个连的前头除了军官以外还要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士官骑在马上，为什么他叫做前导。紧跟在士官背后的是拉前套的马的骑手，随后是走在中间的马的骑手。里亚博维奇知道他们所骑的马，在左边的叫鞍马，在右边的叫副马，这些都很乏味。在那些骑手后面跟着两匹辕马。其中一匹马上坐着一个骑手，背上布满昨天的尘土，右腿上绑着一块粗笨的、样子可笑的小木头。里亚博维奇知道这块木头做什么用，并不觉得可笑。所有的骑手随便地摇动短皮鞭，不时嚷一声。炮本身也不好看。前车上面堆了一袋袋的燕麦，盖着帆布。炮身上挂着茶壶、兵士的行囊、口袋，看上去那尊炮像是一头小小的、不伤人的动物，不知什么缘故被人们和马匹包围着。炮的两旁，有六个兵，都是炮手，背着风走路，挥动着胳膊。在这尊炮后面又是另外的前导、骑手、辕马，这后面又来了一尊炮，跟前面那尊同样难看，不威严。这第二尊炮过去以后，随后来了第三尊、第四尊，靠近第四尊炮有一个军官，等等。这个旅一共有六个连，每个连有四尊炮。这行列有半俄里长；殿后的是一串货车，货车旁边有一头极可爱的牲口，驴子玛加尔，那是一个连长从土耳其带来的，它耷拉着耳朵挺长的脑袋，沉思地迈着步子。

里亚博维奇冷淡地瞧瞧前面和后面，瞧瞧人的后脑勺和脸。换了别的时候，他大概已经迷迷糊糊，要睡着了，可是现在他却完全沉浸在愉快的新体验到的思绪中了。起初在炮兵旅刚刚启程的时候，他想说服自己：那件亲吻的事，如果有趣味，也只因为那是一个小小的、神秘的奇遇罢了，其实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把这件事看得认真，至少也是愚蠢的。可是不久他就顾不得这些道理，想入非非了……他一会儿想着自己在冯·拉别克的客厅里，挨着一个姑娘，长得挺像淡紫色小姐和穿黑衣服的金发女郎；一会儿闭上眼睛，看见自己跟另一个完全不认得的姑娘待在一起，那人的脸相很模糊。他暗自跟她谈话，跟她温存，低下头去凑近她的肩头。他想象战争和离别，然后重逢，跟妻子儿女一块儿吃晚饭……

“煞住车！”每回他们下山，这个命令就响起来。

他也嚷着：“煞住车！”可是又生怕这一声喊搅乱他的幻梦，把他带回现实里来……

他们走过一个地主的庄园，里亚博维奇就隔着篱墙向花园里望。他的眼睛遇到一条很长的林荫路，像尺那么直，铺着黄沙土，夹道是新长出来的小桦树……他带着沉浸在幻想里的人的那份热情暗自想着女人的小小的脚在黄沙土上走着，于是突然间，在他的幻想中清清楚楚地出现了吻过他的那个姑娘的模样，正是昨天吃晚饭时候他描摹的那个样子。这个模样就此留在他的脑子里，再也不离开他了。

中午，后面靠近那串货车的地方有人嚷道：

“立正！向左看！军官先生们！”

旅长是一位将军，坐着一辆由一对白马拉着的马车走过来了。他在第二连附近停住，嚷了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好几个军官，里亚博维奇也在内，策动马，跑到他面前去。

“啊？怎么样？什么？”将军问，着他的红眼睛，“有病号吗？”

将军是个瘦小的男子，听到回答，就动着嘴，好像在咀嚼什么。他沉吟一下，对一个军官说：

“你们第三尊炮的炮车辕马的骑手摘掉了护膝，把它挂在炮的前车上了，那混蛋。您得惩罚他。”

他抬起眼睛看看里亚博维奇，接着说：

“我觉得你们那根车带太长了……”

将军又说了几句别的乏味的话，瞧着洛贝特科，微微地笑了。

“今天您看起来很忧愁，洛贝特科中尉，”他说，“您在想念洛普霍娃吧？对不对？诸位先生，他在想念洛普霍娃！”

洛普霍娃是个很胖很高的女人，年纪早已过四十了。将军自己喜欢身材高大的女人，年纪大小倒不论，因此猜想他手下的军官们也有同样的爱好。军官们恭敬地赔着笑脸。将军觉得自己说了句很逗笑很尖刻的话，心里痛快，就扬声大笑，碰了碰他的车夫的后背，行了个军礼。马车往前驶走了……

“我现在所梦想的一切，我现在觉得不能实现的、人们少有的一切，其实是很平常的，”里亚博维奇瞧着将军车子后面的滚滚烟尘，暗自想着，“这种事平常得很，人人都经历过……比方说，那位将军当初就谈过恋爱，现在结了婚，有了子女。瓦赫捷尔大尉，虽然后脑勺很红很丑，没有腰身，可也结了婚，有人爱……萨尔玛诺夫呢，很粗野，简直跟鞑靼人一样，可是他也谈过恋爱，最后结了婚……我跟大家一样，我早晚也会经历到大家经历过的事……”

他想到自己是个平常的人，他的生活也平平常常，不由得很高兴，而且这给了他勇气。他由着性儿大胆描摹她和他自己的幸福，什么东西也不能束缚他的幻想了……

傍晚炮兵旅到达了驻扎地，军官们在帐篷里安歇，里亚博维奇、美尔兹里亚科夫、洛贝特科围着一口箱子坐着吃晚饭。美尔兹里亚科夫不慌不忙地吃着，他一面从容地咀嚼，一面看一本摆在他膝头上的《欧洲通报》。洛贝特科讲个没完，不断地往自己的杯子里斟啤酒。里亚博维奇做了一天的梦，脑筋都乱了，只顾喝酒，什么话也没说。喝过三杯酒，他有点醉了，浑身觉着软绵绵的，就起了一种熬不住的欲望，想把他的新感觉讲给他的同事们听。

“在冯·拉别克家里，我遇到一件怪事……”他开口说，极力在自己的声调里加进满不在乎的、讥诮的口吻，“你们知道，我走进了台球房……”

他开始详详细细地述说那件亲吻的事，过一会儿就沉默了……一会儿的工夫他已经把前后情形都讲完了，这件事只要那么短短的工夫就讲完，他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会把这个亲吻的故事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呢。洛贝特科是个爱说谎的人，因此什么人的话也不相信。他听里亚博维奇讲完，怀疑地瞧着他，冷冷地一笑。美尔兹里亚科夫动了动眉毛，眼睛没离开《欧洲通报》，说：

“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女人一下子就搂住一个男人的脖子，也没叫一声他的名字……她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

“对了，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女人……”里亚博维奇同意。

“有一次我也遇见过这一类的事……”洛贝特科说，装出惊骇的眼神，“去年我上科甫诺去……我买了一张二等客车的票……火车上挤得很，没法睡觉。我塞给乘务员半个卢布……他就拿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个单人车室去……我躺下来，盖上毯子……你们知道，那儿挺黑。忽然我觉得有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朝我的脸上吹气。我动一动手，却碰到了不知什么人的胳膊肘。我睁开眼，你们猜怎么着，原来是一个女人！眼睛黑黑的，嘴唇红得好似一条新鲜的鲑鱼，鼻孔热情地呼气，胸脯活像一个软靠枕……”

“对不起，”美尔兹里亚科夫平静地插嘴，“关于胸脯的话，我倒能懂，可是既然那儿挺黑，你怎么看得清嘴唇呢？”

洛贝特科极力圆他的谎，嘲笑美尔兹里亚科夫缺乏想象力。这惹得里亚博维奇讨厌。他离开那口箱子，上了床，赌咒再也不向别人谈起这件事。

露营生活开始了……日子一天天流过去，这一天跟那一天简直差不多。在那些日子，里亚博维奇的感情、思想、举动都像是在谈恋爱。每天早晨他的勤务兵给他送水来洗脸，他用冷水冲头的时候，总想起他的生活里有了一件美好而温暖的事。

到傍晚，他的同事们一谈到爱情和女人，他就走近一点听着，脸上现出一种表情，仿佛兵士在听人述说他参加过的一个战役似的。有些天的傍晚，带几分醉意的尉官们由“猎狗”洛贝特科领头到“城郊”去冶游，每逢里亚博维奇参加这类游乐的时候，他总是很难过，觉得深深的惭愧，暗自求“她”原谅……遇到空闲的当儿，或者失眠的夜晚，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父亲、母亲，总之回想亲人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想起梅斯捷奇金村、那头怪马、冯·拉别克、他那长得像厄热尼皇后的妻子、那黑房间、门缝里漏进来的那一线亮光……

八月三十一日，他从露营地回去，然而不是跟整个炮兵旅，而是只跟其中的两个连一块儿走。他一路上梦想着，激动着，好像在回故乡似的。他热烈地盼望着再看见那匹怪马、那个教堂、冯·拉别克那个不诚恳的家庭、那黑房间。常常欺骗情人的那种“内心的声音”，不知什么缘故，向他悄悄说，他一定会看见她……他给种种疑问折磨着：他会怎样跟她见面？他跟她谈什么好呢？她忘了那回的亲吻没有？他想，就算事情真糟到这种地步，他竟不能再见到她，那么光是重走一遍那个黑房间，回想一下，在他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将近傍晚，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那熟悉的教堂和白色的谷仓。里亚博维奇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没听见跟他并排骑着马的军官对他说了些什么，他把一切都丢在脑后，眼巴巴地瞧着在远处发亮的那条河，瞧着那所房子的房顶，瞧着鸽子窝，在夕阳的残辉中鸽子正在那上面飞来飞去。

他们走到教堂那儿，听设营官指定宿营地的时候，他时时刻刻巴望有一个骑马的人会从教堂的围墙后面走出来，请军官们去喝茶，可是……设营官讲完话，军官们下马，溜达到村里去了，那个骑马的人并没有来……

“冯·拉别克马上会从农民那儿听说我们来了，于是派人来请我们，”里亚博维奇想，这时候他走进农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同事点亮了一支蜡烛，为什么勤务兵忙着烧茶炊……

他心神不定。他躺下去，随后又起来，瞧着窗外，看那骑马的人来了没有。可是骑马的人没来。他就又躺下去，可是过了半个钟头他起来，压不住心里的不安，就走到街上，向教堂走去。靠近教堂围墙的广场上又黑又荒凉……在下坡路那儿有三个兵士默默地排成一行，站在那儿。他们一看见里亚博维奇，就挺起腰板，行军礼。他回礼，开始顺着那条熟悉的小路走下去。

河对面，整个天空一片紫红色：月亮升上来了。有两个农妇大声说话，在菜园里摘白菜叶子。菜园后面有些小木房，颜色发黑……这边岸上的一切跟五月间一样：小路、矮树丛、挂在河面上的垂柳……不过那只勇敢的夜莺的声音却没有了，白杨和嫩草的香气也没有了。

里亚博维奇走到花园，往门里瞧，花园里黑暗而安静……他只看见近边桦树的白树干和一小段林荫路，别的东西全都化成漆黑的一团。里亚博维奇聚精会神地瞧着，听着，可是站了一刻钟工夫，既没听见一点儿声音，也没看见一点亮光，他就慢慢地往回走……

他走下坡，到了河边。将军的浴棚和挂在小桥栏杆上的浴巾，在他前面现出一片白色……他走到小桥上，站了一会儿，完全不必要地摸了摸浴巾，浴巾又粗又凉。他低下头看水……河水流得很快，在浴棚的木桩旁边发出勉强能听见的潺潺声。靠近左岸的河面上映着红月亮。小小的涟漪滚过月亮的映影，把它拉长，扯碎，好像要把它带走似的……

“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里亚博维奇瞧着奔流的水，想着，“这是多么不近情理啊！”

现在他什么也不再盼望了，他这才清清楚楚地了解了那件亲吻的事、他的焦躁、他的模糊的希望和失望。他想到他没有看见将军的使者，想到他永远也不会见到那个原该吻别人却错吻了他的姑娘，不再觉得奇怪了。刚好相反，要是他见到了她，那倒奇怪了……

河水奔流着，谁也不知道它流到哪儿去，为什么流。五月间它也像这样流，五月间它从小河流进大河，从大河流进海洋，然后化成蒸气，变成雨水，也许如今在里亚博维奇面前流过去的仍旧是原先的那点儿水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里亚博维奇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好像是一个不能理解的、没有目的的玩笑……他从水面上移开眼睛，瞧着天空，又想起命运怎样化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对他偶然温存了一下，想起他的夏天的迷梦和幻象，他这才觉得他的生活异常空洞，贫乏，没有光彩……

他回到他的农舍里，没有碰见一个同事。勤务兵报告他说，他们都到“冯特利亚勃金将军”家里去了，因为将军派了一个骑马的使者来邀请他们……一刹那间里亚博维奇心里腾起一股欢乐，可是他立刻扑灭它，上了床。他存心跟他的命运作对，仿佛要惹它气恼似的，偏不到将军家去。

[1] 1俄里等于106公里。

[2] 厄热尼皇后(1826—1920)，拿破仑三世的妻子。

男孩们

“沃洛嘉来了！”有人在外面叫道。

“沃洛杰奇卡[1]来了！”厨娘娜达丽雅喊着，跑进饭厅，“啊，我的上帝！”

柯罗列夫一家人每时每刻都在盼望他们的沃洛嘉，这时候就一齐涌到窗口。街门外停着一辆宽大的平板雪橇，拉雪橇的三匹白马冒出热腾腾的雾气。雪橇上没有人，因为沃洛嘉已经站在前堂，正伸出冻得发红的手指头解开他的长耳风帽。他那制服大衣上，制帽上，雨鞋上，鬓发上，全蒙着一层白霜。他从头到脚，全身上下，发散出一股好闻的寒气，叫人一看见就会打冷颤，说声：“嘿得得得！”他的母亲和姑妈跑过去拥抱他，吻他，娜达丽雅扑到他脚跟前，动手脱他的毡靴，他的妹妹们嘁嘁喳喳尖叫，房门吱扭吱扭响，乒乓地开关，沃洛嘉的父亲只穿着坎肩，手里拿着剪子，跑进前堂来，吃惊地叫道：

“我们从昨天起就盼你了！路上好走吗？顺利吗？我的上帝啊，你们容他跟他父亲打个招呼呀！怎么，我不是他父亲了还是怎么的？”

“汪！汪！”大黑狗米洛尔德用低音吠叫着，尾巴碰击着墙壁和家具。

所有的声音合成一片连绵不断的欢乐声，持续了两分钟光景。等到头一阵欢乐的热潮过去，柯罗列夫一家人才发现前堂里除了沃洛嘉以外还有个矮小的人，围着头巾、披巾，戴着长耳风帽，身上蒙着一层白霜。他站在墙角一件肥大的狐皮大衣的阴影里，一动也不动。

“沃洛杰奇卡，那是谁啊？”母亲小声问道。

“哎呀！”沃洛嘉清醒过来说，“我荣幸地介绍一下，他是我的同学切切维曾，二年级学生。……我带他到我们家里来住一阵。”

“很高兴，欢迎！”父亲快活地说，“对不起，我是家常打扮，没穿上衣。……请！娜达丽雅，帮着切切维曾先生脱掉外衣！我的上帝，你们倒是把这条狗赶出去呀！它真讨厌！”

过了一会儿，沃洛嘉和他的朋友切切维曾在桌旁坐下喝茶，他们的脸仍旧因为受了寒而红扑扑的，热闹的迎接场面害得他们头昏脑涨。冬天可爱的阳光透过窗上的积雪和冰花，在茶炊上颤动，把纯净的光芒投进一个洗杯盆里。房间里很暖和，两个男孩觉得在他们冻僵的身体里，寒冷和温暖争持不下，互不相让，弄得他们有点痒酥酥的。

“是啊，很快就要过圣诞节啦！”父亲拖长声调说，用深棕色的烟草卷成一支烟，“今年夏天，你母亲哭着把你送走，难道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吗？可是一转眼你又回来了。……光阴过得好快啊，孩子！一眨眼的工夫，人就已经老了。契比索夫先生，请吃吧，不要拘束。我们这儿是随随便便的。”

沃洛嘉的三个妹妹是卡嘉、松尼雅、玛霞，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十一岁，她们围着桌子坐着，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们的新相识。切切维曾跟沃洛嘉年龄一般大，身量一般高，可是不那么胖，不那么白，却又瘦又黑，脸上长满雀斑。他头发刚硬，眼睛很细，嘴唇却厚，大体说来，他长得很不好看，要不是身上穿着中学制服，那么凭外貌来看，很可能给人当作厨娘的儿子。他拉长脸，始终不开口，一次也没笑过。几个姑娘瞧着他，立刻认为他肯定是个十分聪明而有学问的人。他老是在想心思，而且想得那么出神，每逢人家问他话，他总是怔一下，摇一摇头，要求重问一遍。

几个姑娘发现平素兴高采烈、喜欢讲话的沃洛嘉这一回也很少开口，一点笑容也没有，仿佛就连回到家里也并不高兴似的。他们坐着喝茶的那段时间，他只对妹妹们说过一次话，而且是一句很古怪的话。他指指茶炊，说：

“在加利福尼亚[2]，人家不喝茶而喝杜松子酒。”

他也心事重重。他偶尔跟他的朋友切切维曾互相瞧一眼，从他们的目光来看，两个男孩的心事是一样的。

喝完茶后，大家都到儿童室去了。父亲和几个姑娘围着桌子坐下，接着做刚才由于男孩们来到而中断的工作。他们用彩色纸做出纸花和穗子，用来装点圣诞树。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热闹工作。每做出一朵新的纸花，姑娘们总要发出欢乐的叫声，甚至吃惊的叫声，仿佛纸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们的爸爸也做得入了迷，有时候把剪刀往桌子上一丢，生气了，因为剪刀太钝。她们的妈妈有时候带着十分着急的脸色跑进儿童室来，问道：

“谁把我的剪刀拿走了？伊凡·尼古拉伊奇，又是你拿走的吧？”

“我的上帝啊，连一把剪刀都不给我用！”伊凡·尼古拉伊奇用一种要哭的声调回答说，往椅背上一靠，做出一个人深受委屈的姿态，然而过一会儿却又做得入迷了。

从前沃洛嘉回到家里也做这种装点圣诞树的工作，或者跑到院子里去看马车夫和牧人堆雪山，可是现在他和切切维曾对这些彩色纸根本不看一眼，甚至马房里也一次都没去过，光是坐在靠近窗子的地方，叽叽咕咕地小声讲话，然后他俩一块儿翻开地图本，开始看地图。

“先到彼尔姆[3]……”切切维曾低声说……“从那儿到秋明[4]……再到托木斯克[5]……再……再……再到堪察加[6]。……从那儿，萨莫耶德人用木船把人载过白令海峡[7]。……这样就到了美洲。……那儿有许多毛皮兽。”

“那么加利福尼亚呢？”沃洛嘉问。

“加利福尼亚在底下一点。……只要到了美洲，加利福尼亚就不远了。要想找吃食，不妨去打猎或者抢劫。”

切切维曾整整一天躲着那些姑娘，看她们的时候总是拧起眉毛。喝过晚茶后，凑巧他单独和姑娘们待在一起，有五分钟光景。不讲话是别扭的。他就严厉地嗽了嗽喉咙，右手心擦了擦左手背，阴沉地瞧着卡嘉，问道：

“您看过麦因·李德[8]的小说没有？”

“没看过。……您听我说，您会滑冰吗？”

切切维曾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光是使劲鼓起腮帮子，呼出一口气，好像觉得很热似的。他又抬起眼睛瞧着卡嘉，说：

“一群北美野牛跑过美洲草原的时候，土地发抖，这当儿野马就会受惊，尥蹶子，嘶鸣。”

切切维曾忧郁地微笑着，补充说：

“还有，印第安人常打劫火车。不过最糟的是白蛉子和白蚁。”

“这是些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很像小蚂蚁，不过长着翅膀。它们叮起人来凶得很哩。您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切切维曾先生。”

“不对。我是芒提赫莫，外号鹰爪子，常胜军首领。”

最小的姑娘玛霞，瞧着他，然后瞧着窗外的暮色，深思地说：

“昨天我们吃小扁豆[9]来着。”

切切维曾讲的话叫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再者他经常跟沃洛嘉交头接耳地谈话，沃洛嘉也不来玩耍了，老是心事重重，这些都显得又神秘又古怪。两个大一点的姑娘，卡嘉和松尼雅，开始尖起眼睛盯住两个男孩。晚上等到两个男孩上床睡下，两个姑娘就偷偷溜到他们房门口，听他们谈话。啊，她们听到些什么呀！原来两个男孩打算跑到美洲一个地方去淘金。他们已经为这次旅行做好一切准备：一管手枪、两把刀子、一些面包干、一个供取火用的放大镜、一个罗盘、四个卢布。她们听到两个男孩要步行好几千俄里的路，在路上要跟老虎和野人搏斗，然后采到金子和象牙，杀死敌人，去做海盗，喝杜松子酒，最后娶美女为妻，经营种植园。沃洛嘉和切切维曾讲个不停，讲到兴起就互相打岔。在这次谈话当中切切维曾总是自称为“鹰爪子芒提赫莫”，管沃洛嘉叫作“我的白脸兄弟”。

“你要小心，不要告诉妈妈，”卡嘉跟松尼雅一起睡下，对松尼雅说，“沃洛嘉会从美洲给我们带来金子和象牙，要是你告诉妈妈，妈妈就不准他去了。”

圣诞节前一天，切切维曾整天看亚洲地图，做笔记，沃洛嘉呢，懒洋洋的，带着被黄蜂蜇过一般的浮肿的脸，闷闷不乐地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有一次他甚至在儿童室里神像前面站住，在自己胸前画个十字，说：

“主啊，宽恕我这个罪人吧！主啊，求你保佑我那可怜的、不幸的妈妈！”

傍晚，他哭起来。临睡以前，他把他父亲、母亲、妹妹们拥抱了很久。卡嘉和松尼雅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而小妹妹玛霞一点也不明白，丝毫也不懂，只是一看见切切维曾，就沉思起来，叹口气说：

“妈妈说，到了斋期就得吃豌豆和小扁豆了。”

圣诞节一清早，卡嘉和松尼雅悄悄从床上起来，去看两个男孩怎样跑到美洲去。她们偷偷溜到他们的房门口。

“那么你不去了？”切切维曾生气地问道，“你说呀，你不去了？”

“主啊！”沃洛嘉小声哭着说，“我怎么能去呢？我不忍心让妈妈难过。”

“我的白脸兄弟，我求求你，我们去吧！你本来口口声声说你去，你还怂恿我去，可是等到真要动身，你却胆怯了。”

“我……我不是胆怯，我不忍心让妈妈难过。”

“你说吧，你到底去不去？”

“我去，不过……不过你等一阵。我想在家里稍为多住一阵。”

“既是这样，我就一个人去！”切切维曾决定说，“没有你，我也可以去。你当初还说什么要去打老虎，打仗呢！既是这样，你把火帽给我！”

沃洛嘉哭得那么伤心，弄得两个妹妹也忍不住悄悄哭起来。接着就寂静无声了。

“那么你不去了？”切切维曾又问。

“我……我去。”

“那就穿衣服！”

切切维曾为了说服沃洛嘉，就极口称赞美洲多么好，学老虎那样咆哮，模仿轮船的轰隆轰隆声，辱骂他，可又答应把所有的象牙和所有的狮皮和虎皮都送给他。

两个姑娘觉得这个又瘦又黑、生着刚硬的头发和雀斑的男孩不平常，了不起。他是英雄，是英明果断、无所畏惧的人，咆哮起来凶得很，弄得站在门外的人真会以为里面有一头老虎或者狮子呢。

姑娘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穿衣服，卡嘉满眼的泪水，说：

“哎，我好害怕呀！”

家里本来平安无事，直到下午两点钟，大家坐下来吃午饭，才忽然发觉两个男孩都不在家。他们派人到下房、马厩去找，到总管住的厢房去找，两个男孩都不在。他们就派人到村子里去找，在那儿也没找到。后来，当大家喝茶的时候，男孩们也还没回来。等到大家坐下来吃晚饭，妈妈十分担心，甚至哭了。夜间他们又到村里去找，举着提灯到河边去找。上帝啊，惹起一场多大的乱子啊！

第二天，来了个警察，在饭厅里写一个公文。妈妈不住地哭泣。

可是后来，一辆平板雪橇停在大门口，三头白马冒出热气。

“沃洛嘉来了！”外面有人叫道。

“沃洛杰奇卡来了！”娜达丽雅喊着，跑进饭厅。

米洛尔德用低音吠着：“汪！汪！”原来两个男孩在城里逛商场，被人扣留了，因为他们在商场里打听哪儿能买到弹药。沃洛嘉一走进前堂就哭起来，搂住他母亲的脖子。两个姑娘浑身发抖，战战兢兢地想着不知会出什么事。她们听见爸爸把沃洛嘉和切切维曾带到书房去，在那儿跟他们谈了很久，妈妈也说话，而且哭泣。

“难道可以干这种事吗？”爸爸告诫他们说，“要是学校里知道了，就会把你们开除，求上帝保佑不发生这种事才好！您该害羞才对，切切维曾先生！这不好！您领的头，我希望您会受到您父母的惩罚。难道可以干这种事吗？你们是在哪儿过夜的？”

“在火车站！”切切维曾骄傲地回答说。

后来沃洛嘉在床上躺下，额头上放一块浸过醋的毛巾。家里派人去打电报，第二天来了位太太，就是切切维曾的母亲，她把儿子带走了。

切切维曾临走，脸色严厉而傲慢。他跟姑娘们告别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光是拿过卡嘉的练习簿来，在那上面题词留念：

“芒提赫莫，鹰爪子。”

[1] 沃洛杰奇卡和沃洛嘉都是符拉季米尔的爱称。

[2] 美国西部的一州。

[3] 欧俄的一个城市。

[4] 欧俄的一个城市。

[5] 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

[6] 亚俄东端的一个半岛。

[7] 在西伯利亚和美洲之间。

[8] 麦因·李德（1818—1883），英国冒险小说作家。

[9] 在俄文中，切切维曾这个姓和扁豆发音相近。

卡希坦卡

故事

第一章 不乖

有一条红毛小狗，是达克斯狗和看家狗合生的杂种狗[1]，嘴脸很像狐狸。它在人行道上跑来跑去，不安地看着两旁。有时候它站住，哀号，时而举起这只冻僵的爪子，时而举起那只，极力要弄明白：它怎么会迷路的？

它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怎样度过的，最后怎样来到这条人行道上。

这一天是这样开始的：他的主人，细木匠路卡·亚历山德雷奇，戴上帽子，把一个用红手巾包着的木头家什夹在胳肢窝底下，叫道：

“卡希坦卡，咱们走吧！”

这条达克斯狗和看家狗合生的杂种狗本来在工作台底下刨花上睡觉，听见有人叫它的名字，就从工作台底下钻出来，舒舒服服伸个懒腰，跟着主人跑了。路卡·亚历山德雷奇的主顾们住得远极了，因此这个细木匠走到每个主顾家以前，总得有好几次走进小饭铺去提一提神。卡希坦卡记得它在路上的举动极不像样。它由于主人带它出来散步而兴高采烈，蹦蹦跳跳，向公共马车扑过去，汪汪地叫，跑进人家的院子，追逐别的狗。细木匠屡次看不见它，总是站定下来，生气地喊它。有一回他甚至脸上带着解恨的神情一把揪住它的狐狸样的耳朵，拧了一下，抑扬顿挫地说：

“叫——你——死——了——才——好！瘟神！”

路卡·亚历山德雷奇到过主顾们家里后，又上他妹妹家去，在那儿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他从妹妹家里出来，就到他熟识的一个装订匠的家里去，从装订匠家里出来又到小饭铺，从小饭铺里出来再到他的干亲家的家里，等等。一句话，等卡希坦卡来到这条不熟悉的人行道上，已经是傍晚时分，细木匠喝得大醉了。他挥动双手，呼呼地喘气，嘴里唠叨说：

“我母亲生下我这个孽障！啊，罪孽呀，罪孽！现在我们在大街上走，瞧着路灯，可是等我们一死，就要在布满烈焰的盖海纳[2]遭火烧了。……”

要不，他就换一种好意的声调，把卡希坦卡叫到跟前来，对它说：

“你啊，卡希坦卡，不过是只小虫子。拿你跟人比，就跟拿粗木匠跟细木匠比一样。……”

他正这样跟它讲话，忽然传来轰轰响的音乐声。卡希坦卡回头一看，就瞧见街上有一队兵士照直向它走过来。它受不了刺激它神经的乐声，跑来跑去，汪汪地哀叫。使它大吃一惊的是细木匠非但不害怕，不呼喊，不吠叫，反而畅快地微笑着，挺直身体，把五个手指一齐举到帽檐那儿。卡希坦卡看见主人并不抗议，就叫得越发响，一时昏了头，竟穿过大街，跑到对面人行道上去了。

等它清醒过来，音乐已经没有，那队兵也不在了。它穿过马路回到它刚才离开主人的地方，可是，哎呀！细木匠不在了。它往前跑，又跑回来，然而细木匠仿佛已经钻进地里去了。……卡希坦卡开始闻人行道的地面，希望从主人脚印的气味找到主人，可是刚才有个坏蛋穿着一双新胶鞋走过这儿，现在一切细微的气味都跟橡皮的刺鼻臭气混在一起，什么也分辨不清了。

卡希坦卡东奔西跑，没有找到它的主人，那时天却黑下来了。街道两旁的路灯点亮，房屋的窗子里也现出了灯光。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把街道、马背、车夫的帽子都涂成白色，天越黑，那些东西就越白。许多不相识的主顾走过卡希坦卡面前，来来往往，遮住它的视野，他们的脚不住地撞它。（卡希坦卡把所有的人分成很不平等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主人，一部分是主顾，这两种人大有区别：第一种人有权利打它，第二种人呢，它自己却有权利咬他们的小腿肚子。）那些主顾不知急急忙忙跑到什么地方去，理都不理它。

等到天色大黑，卡希坦卡心里又是绝望又是害怕。它就缩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哀哀地哭起来。它跟路卡·亚历山德雷奇奔忙一天，已经累了。它的耳朵和爪子冻僵，此外它的肚子也饿极了。这一整天它只吃到过两次东西，一次是在装订匠家里吃了点糨糊，一次是在小饭铺里柜台附近找到一小片腊肠的皮，一股脑儿就这么一点点。如果它是个人，那它一定会想：

“不，照这样可活不下去！非自杀不可了！”

第二章 神秘的陌生人

不过它什么也没想，光是哭。等到它的背脊和脑袋粘满羽毛般柔软的雪片，它正疲乏得昏昏睡去，忽然街门砰的一响，吱吱扭扭叫着，撞在它的身上。它跳起来。从敞开的街门里，走出来一个主顾之类的人。卡希坦卡尖声叫着，扑到他脚边去，因此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它。他弯下腰凑近它，问道：

“小狗儿，你是从哪儿来的？我碰痛你了吗？唉，可怜，可怜啊。……得了，别生气，别生气。……这都怪我不好。”

卡希坦卡透过挂在睫毛上的雪花瞧着那个陌生人，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又矮又壮的人，脸胖胖的，刮光了胡子。他戴一顶高礼帽，穿一件敞开怀的皮大衣。

“你哭什么呀？”他接着说，伸出手指头拂掉它背上的雪，“你的主人哪儿去了？你大概迷了路吧？哎，可怜的小狗儿呀！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卡希坦卡从这个不相识的人的说话声中听出热情而诚恳的音调，就舔一下他的手，哭得越发凄凉了。

“你这只漂亮而可笑的小狗啊！”陌生人说，“简直像只狐狸！嗯，是啊，没有别的办法可想，跟我来吧！说不定你也能有点用处呢。……好，走！”

他吧嗒了一下嘴，对卡希坦卡做个手势，那手势只能有一种意思：“跟我来！”卡希坦卡就跟着他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光景，它坐在一个明亮的大房间里的地板上，歪着头，带着温情和好奇的神情，看那个陌生人坐在桌子边吃饭。他一面吃，一面丢些小块的东西给它吃。……起初他给它一块面包和一块干酪的绿皮，然后给它一小块肉、半个小馅饼、几根鸡骨头。它饿极了，把这些东西很快吃光，来不及分辨滋味。它吃得越多，反而觉得越饿。

“哼，你的主人可没有好好喂你！”陌生人眼看它没有细嚼就狼吞虎咽地吞下那一块块东西，就说，“你多么瘦啊！只剩皮包骨头了。……”

卡希坦卡吃了很多，然而没有饱，只是吃得迷迷糊糊罢了。饭后，它在房中央躺下，伸直腿，觉得周身有一种愉快的倦意，就摇摇尾巴。当新主人靠在安乐椅上吸雪茄烟的时候，它摇着尾巴在思索一个问题：究竟是在这个陌生人家里好，还是在细木匠家里好？陌生人家里的摆设又贫乏又难看；除了一把安乐椅、一张长沙发、一盏灯、一块地毯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房间里像是空的。细木匠的整个住处却装满了东西，他那儿有桌子啊、工作台啊、刨花堆啊、刨子啊、凿子啊、锯子啊、装着一只黄雀的鸟笼啊、盆子啊。……陌生人这儿什么气味也没有，可是细木匠的住处老是雾气腾腾，有胶水味啦，油漆味啦，刨花味啦，好闻极了。不过陌生人家里倒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他给的吃食挺多，而且应该说他一句十分公道的话，这半天卡希坦卡坐在桌子前面，带着温情看他，他倒一次也没踢它或者跺脚，一次也没对它嚷道：“滚开，该死的！”

新主人吸完雪茄烟，走出去，过一会儿手里拿着个小小的褥垫回来了。

“喂，你，小狗，上这儿来！”他把小垫放在墙角长沙发旁边，说，“你躺在这儿。睡吧！”

然后他吹灭灯，走出去了。卡希坦卡在小垫上躺下，闭起眼睛。街上传来狗吠声，它有心回答一声，可是忽然，出乎意外，它感到满心的忧伤了。它想起路卡·亚历山德雷奇、他的儿子费久希卡、工作台底下那舒服的小窝。……它想起冬天那些漫长的傍晚，细木匠常刨木头或者大声读报，费久希卡呢，总是跟它一块儿玩。……他抓住它的后腿，把它从工作台底下拉出来，拿它耍弄一番，弄得它眼前金星乱迸，周身骨节酸痛起来。他硬逼它用后腿走路，拿它当铃铛玩，那就是使劲扯它的尾巴，弄得它尖声怪叫，咆哮起来。此外，他还拿鼻烟给它闻。……特别使它难受的是另一种玩法：费久希卡用一根线拴上一小块肉，送到卡希坦卡面前，可是等它吞下去，他却哈哈大笑，把那块肉从它胃里拉出来。回忆越是鲜明，卡希坦卡就越是哭得响亮而悲怆。

然而不久，疲劳和温暖就战胜了忧伤。……它渐渐睡着了。在它的幻想里，有许多狗跑来跑去，其中有一条鬈毛狗跑过它面前，那狗是它今天在街上见过的，眼睛上有白斑，鼻子旁边生着一绺绺软毛。费久希卡手里拿着一个凿子追那条鬈毛狗，然后他自己忽然生出满身的鬈毛，快活地吠叫着，跟卡希坦卡站在一块儿了。卡希坦卡和他就好意地嗅嗅彼此的鼻子，顺着大街跑下去。……

第三章 很投缘的新朋友

等到卡希坦卡醒来，天色已经大亮，街上传来种种白天才有的闹声了。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卡希坦卡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心里有气，闷闷不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它闻闻墙角，嗅嗅家具，往前堂看一眼，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除了通到前堂去的那扇门以外，还有一扇门。卡希坦卡想了想，就用两个爪子搔那扇门，把它推开，走进隔壁房间。这儿，有一个主顾睡在床上，身上盖着毛毯，它认出这就是昨天那个陌生人。

“呜呜……”它嘟哝着，不过它想起了昨天吃到的那顿饭，就摇摇尾巴，闻起来。

它闻一闻陌生人的毯子和皮靴，发现这些东西有浓烈的马的气味。卧室里还有一道门通到别处去，也关着。卡希坦卡用爪子搔那道门，把胸部抵在门上，推开它，顿时闻到一股奇怪而很可疑的气味。它预料要遇到不愉快的事，就呜呜地叫着，往四下里看，走进一个糊着肮脏的壁纸的小房间，吓得直往后退。原来它看见一个意想不到的古怪东西。有一头灰毛鹅低下脖子和脑袋，贴近地面，张开翅膀，嘎嘎叫着，直奔它来了。它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小褥垫，上面躺着一只白猫。那猫一看见卡希坦卡就跳起来，拱起背，翘起尾巴，竖起身上的毛，也嘶嘶地叫。狗害怕得不得了，可是不愿意露出恐慌的样子，就大声叫着，向猫扑过去。……猫把背拱得更高，嘶嘶地叫着，伸出爪子打卡希坦卡的头。卡希坦卡往旁边一闪，四个爪子趴在地下，把脸往猫那边拱过去，发出响亮的尖叫声。这时候那只鹅却从它背后走过来，伸出嘴使劲啄它的背。卡希坦卡就跳起来，往鹅那边扑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传来陌生人生气而响亮的语声，随后他穿着长袍走进这个房间，嘴里叼着一根雪茄，“这是什么意思啊？各回原位！”

他走到猫面前，拍一下它拱起的背，说：

“费多尔·季莫费伊奇，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打架？哼，你这个老混蛋！躺下去！”

然后他转过身去对鹅喊道：

“伊凡·伊凡内奇，回原位！”

猫乖乖地在小褥垫上躺下来，闭上眼睛。凭它的嘴脸和触须的神态来判断，它自己也不满意自己这样大发脾气，打起架来。卡希坦卡受屈地哀叫着，鹅就伸出脖子，很快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又激烈又清楚，可是一点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行了，行了！”主人说着，打了个哈欠。“应当相处得和睦，友好才对。”他摩挲着卡希坦卡，接着说：“你呢，小红狗，不用怕。……它们是很好的伴儿，不会欺负你。等一等，我们该叫你什么名字才好呢？没有名字是不行的，朋友。”

陌生人想了一阵，说：

“这样吧。……就叫你姑姑好了。……你听明白了吗？姑姑！”

他把“姑姑”这个词儿念了好几遍，走出去了。卡希坦卡坐下来，开始观察。猫趴在小褥垫上，一动也不动，装出睡熟的样子。鹅伸长脖子，两只脚在原地踏步，继续急速而激烈地讲它的话。看来这是一头很聪明的鹅。每次长篇大论以后，它总要惊讶地后退一步，做出对自己的发言很欣赏的样子。……卡希坦卡一面听它发言，一面发出呜呜声回答它，然后开始闻各个墙角。有一个墙角放着一个小小的盆子，它看见那里面盛着一些在水中泡过的豌豆和一些泡软的黑面包皮。它尝一尝豌豆，觉得并不好吃，再尝一尝面包皮，倒吃下去了。鹅眼看一条不相识的狗吃它的口粮，却一点也不生气，而且刚好相反，讲得越发激烈，为了表示信任起见，还亲自走到小盆那边去，吃下几颗小豌豆。

第四章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过了一会儿，陌生人又走进房来，带来一件奇怪的东西，类似一个门，又像字母п。这个做工粗糙的木架上有一道横梁，上面挂着一个铃铛，拴着一管手枪，铃铛的舌头和手枪的枪机上都垂下一根线。陌生人把木架放在房中央，把一个什么东西拴了很久，又解了很久，然后他瞧着鹅，说：

“伊凡·伊凡内奇，请！”

鹅就走到他跟前，做出等候的姿势。

“好，”陌生人说，“从头演起。你先鞠个躬，行个屈膝礼！快！”

伊凡·伊凡内奇就伸长脖子，向四方点头，两只脚掌互碰了一下。

“行，好小子。……现在，你死吧！”

鹅就仰面朝天躺下，两条腿竖在空中。这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又演过几个以后，陌生人忽然双手捧住头，脸上装出惊吓的神情，叫起来：

“救命啊！起火了！我们要烧死了！”

伊凡·伊凡内奇就跑到木架那儿，伸出嘴去叼住线，弄得那个铃叮叮当当响起来。

陌生人十分满意。他摩挲着鹅的脖子，说：

“好小子，伊凡·伊凡内奇！现在，假定你是珠宝商人，卖金子和钻石。现在再假定你来到自己店里，碰见店里有贼。遇到这种情形，你怎么办呢？”

鹅就用嘴叼住另一根线，拉一下，顿时响起了震得耳朵发聋的枪声。卡希坦卡很喜欢铃声，现在一听到枪声简直高兴得不得了，绕着木架不住地跑，汪汪地叫。

“姑姑，回原位！”陌生人对它嚷道，“不许出声！”

伊凡·伊凡内奇的任务并没随着枪响而结束。陌生人用调马索拴住鹅，然后，整整有一个钟头，他赶着它兜圈子跑，把鞭子抽得啪啪地响，这时候鹅就得跳过栏杆，钻过圆环，像马那样直立起来，也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抬起两个脚掌，摇动不停。卡希坦卡目不转睛地瞧着伊凡·伊凡内奇，高兴得汪汪叫，有好几次跟在它后面跑，发出清脆的吠声。陌生人把鹅和自己弄得很累，然后擦掉额头的汗，叫道：

“玛丽雅，叫哈甫罗尼雅·伊凡诺芙娜到这儿来！”

过一分钟传来了咕噜咕噜的喉音。……卡希坦卡就发出呜呜的叫声，做出很有胆量的样子，不过为了稳当起见，还是走到陌生人近旁去了。房门打开，有个老太婆探进头来，往房间里看一眼，说了一句话，把一头很难看的黑猪放进来了。那头猪理都不理卡希坦卡的呜呜声，扬起嘴巴，快活地呼噜呼噜叫。看来，它见到它的主人、猫、伊凡·伊凡内奇觉得很高兴。它走到猫跟前，伸出嘴巴轻轻拱了拱它的肚子，然后又跟鹅攀谈一阵，它的动作、声调，它那根小尾巴的颤抖，都流露出很多的善意。卡希坦卡立刻明白：对这样的东西发出抱怨声或者吠叫声，是大可不必的。

主人把木架拿开，喊道：

“费多尔·季莫费伊奇，请！”

猫就站起来，懒洋洋地伸个懒腰，不大乐意，仿佛赏光似的，走到猪跟前。

“好，我们从埃及金字塔演起。”主人开口说。

他作了很久的说明，然后发出命令：“一……二……三！”一听到“三”字，伊凡·伊凡内奇就张开翅膀，跳到猪的背上。……等到它用翅膀和脖子稳住身子，在生着硬毛的背上站定，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就带着露骨的蔑视神情，仿佛觉得自己的本领一文不值似的，有气无力、懒洋洋地爬上猪背，然后不乐意地爬到鹅身上，像人那样直立起来。这就成了陌生人所说的“埃及金字塔”。卡希坦卡乐得尖叫起来，可是这当儿，那只老猫打了个哈欠，身子失去重心，从鹅身上摔了下来。伊凡·伊凡内奇身子一歪，也滚了下来。陌生人叫起来，摇着胳膊，又数说起来。这个不知疲倦的主人为金字塔又忙了整整一个钟头，然后他开始教伊凡·伊凡内奇骑到猫背上，又教猫吸烟，等等。

这堂课直到陌生人擦着额头的汗，走出房间才算结束。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厌恶地喷一下鼻子，在小褥垫上躺下，闭上眼睛；伊凡·伊凡内奇往小盆走去，猪由老太婆带走了。多亏有这么多新的印象，卡希坦卡才不知不觉地把这一天打发过去了，傍晚它连同它的小褥垫一齐安置在这个糊着肮脏的壁纸的房间里，它跟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和鹅一块儿过夜了。

第五章 天才！天才！

一个月过去了。

卡希坦卡已经养成习惯，每天傍晚吃一顿可口的饭，而且听凭人家叫它姑姑。它跟陌生人，跟那些同房间的新伴侣也混熟了。生活过得好不自在。

每天总是按老一套开头的。照例，伊凡·伊凡内奇醒得最早，它立刻走到姑姑或者猫跟前，弯下脖子，热烈而委婉地讲起来，然而仍旧跟从前那样叫人听不懂。有的时候它昂起头，发表长篇的独白。它们刚刚相识的头几天，卡希坦卡以为它说话多是因为它很聪明，可是没过多少时候就对它失去了一切尊敬，每逢它走过来发表长篇演讲，卡希坦卡就不再摇尾巴，却看不起它，把它看作讨厌的、不让别人睡觉的饶舌者，毫不客气地用“呜呜……”声回敬它了。

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却是另一种派头的老爷。这位老爷醒过来后，一声不响，也不动弹，甚至眼睛都不睁开。它巴不得不醒过来才好，因为看得出来，它是不喜爱生活的。它对什么事都不发生兴趣，对一切事都打不起劲，一副马马虎虎的样子。它蔑视一切，哪怕吃着可口的饭食也厌恶地喷鼻子。

卡希坦卡一醒过来，就开始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闻墙角。只有它和猫才得到许可，能在整幢房子里走动。那头鹅却没有权利迈过这个糊着肮脏壁纸的房间的门槛，至于哈甫罗尼雅·伊凡诺芙娜，它住在外面一个板棚里，只有上课的时候才来。主人醒得迟，他喝过茶后立刻动手玩那些把戏。木架啦、鞭子啦、圆环啦，每天都拿到房间里来，每天差不多都演那一套。每堂课都是一连三四个钟头，因此有的时候费多尔·季莫费伊奇累得身子摇晃，像喝醉酒一样，伊凡·伊凡内奇则张开嘴，呼呼地喘气，主人变得脸色通红，无论如何也擦不干额头上的汗了。

教课和吃饭使得白天很有趣味，傍晚却过得相当无聊。照例一到傍晚，主人总是外出，不知去向，而且把猫和鹅也带走了。只剩下姑姑孤单单地躺在小褥垫上，心里开始忧闷。……忧闷像是不知不觉溜到它身边来，渐渐占有它，如同黑暗占有一个房间一样。起初，这条狗没有心思再吠叫，吃东西，在各个房间里跑进跑出，甚至懒得睁开眼睛看东西了。后来它的想象里出现两个不清楚的形象，又像是人，又像是狗，带着亲切可爱然而古怪的相貌。它们一出现，姑姑就摇着尾巴，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它们，爱过它的。……它每回昏昏睡去，都感到这些形象有胶水、刨花、油漆的气味。

它完全过惯新的生活，从一条瘦骨嶙峋的看家狗变成一条肥头胖脑、保养得很好的狗了，于是有一次，在教课以前，主人摩挲着它说：

“现在，姑姑，我们到了干正事的时候了。你也游手好闲得够了。我打算叫你做演员。……你想做演员吗？”

他就开始教它各种技能。上头一堂课，他教它用后面的两条腿立着走路，这正好是它非常喜欢做的。第二堂课，它的教师把糖果高高地举在它头顶上，它用后腿站起来后，还得跳着去吃那糖果。此后那些课，它跳舞，拴上一根绳子跑圆圈，随着音乐声汪汪叫，拉铃，放枪，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它已经能够顺利地代替费多尔·季莫费伊奇搭金字塔了。它很乐意学，对自己的成功也满意，无论是套着绳子吐出舌头奔跑，或是钻圆环，或是骑在年老的费多尔·季莫费伊奇的背上，都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每一种把戏玩成功后，它总要响亮而快活地叫几声，它的教师也赞叹，高兴，搓手。

“天才！天才！”他说，“无疑是天才！你一定会大获成功！”

姑姑已经听惯“天才”两个字，所以每逢主人说到这两个字，它总是跳起来，向四面张望，仿佛那是它的外号似的。

第六章 不安宁的一夜

姑姑做了个狗梦，梦见一个扫院人举着一把扫帚追它，它就吓得醒过来了。

房间里安静，黑暗，很闷。跳蚤在叮它。以前姑姑从来也没怕过黑暗，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觉得害怕，打算吠叫了。主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叹气，后来，过了一会儿，那头猪在小板棚里咕噜咕噜叫，随后一切又归于沉寂。脑子里想到吃食，心里总会轻松一点，于是姑姑就开始回想今天它偷了费多尔·季莫费伊奇的一个鸡爪子，把它藏在客厅里立橱和墙壁的夹缝里，那儿有许多蛛网和灰尘。现在倒不妨走去看看那个鸡爪子还在不在。主人很可能已经找到它，把它吃掉了。然而不到早晨却不能走出这个房间，这是规矩。姑姑就闭上眼睛，想赶快睡着，因为它凭经验知道越是睡着得快，早晨来得也就越快。可是忽然，离它不远的地方传来一种古怪的叫声，弄得它打了个哆嗦，用四条腿跳起来。这是伊凡·伊凡内奇在叫，它的叫声不像平素那样嘁嘁喳喳，娓娓不倦，却有点激烈，尖利，反常，像是开门的吱扭声。姑姑在黑地里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觉得越发害怕，就抱怨道：

“呜呜……”

过了不大的工夫，大概有吃完一根好骨头那么长的工夫，那种叫声不再传来了。姑姑渐渐定下心来，开始打盹。它梦见两条大黑狗，它们的大腿上和腰上还有去年留下的一绺绺毛。它们凑着一个大木盆吃泔水，狼吞虎咽，盆里冒出白色的热气和很好闻的香味。它们有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眼姑姑，龇出牙齿，咆哮道：“我们不准你吃！”可是从房子里跑出一个穿着皮袄的农民，扬起鞭子把它们赶走了。于是姑姑走到木盆跟前吃起来，不过等到农民刚刚走进门去，两条黑狗就大吼一声扑到它身上来，这时候忽然又传来那种尖利的叫声。

“嘎！嘎！”伊凡·伊凡内奇叫道。

姑姑醒了，跳起来，没有离开小褥垫，发出一阵哀叫声。它觉得刚才嘎嘎叫的好像不是伊凡·伊凡内奇，而是另外一个局外人。小板棚里的猪不知什么缘故也咕噜咕噜地叫了。

然而这时候，传来拖鞋的啪哒啪哒声，主人穿着长袍，拿着蜡烛，走进房里来了。摇闪的亮光在肮脏的壁纸和天花板上跳动，把黑暗赶走了。姑姑一看，房间里并没有外人。伊凡·伊凡内奇坐在地板上，没睡着。它张开翅膀，张开嘴，总之，它那样子像是很累，要喝水。老费多尔·季莫费伊奇也没睡着。大概它也给叫声吵醒了。

“伊凡·伊凡内奇，你怎么了？”主人问鹅说，“你干吗叫？你病了？”

鹅一声不响。主人摸它的脖子，摩挲它的背，说：

“你是个怪家伙。自己不睡也不让人家睡。”

等到主人走出去，带走了亮光，黑暗就又来了。姑姑心里害怕。鹅没再叫，可是姑姑又觉得黑暗中似乎有个外人。最可怕的是它没法咬这人一口，因为谁也看不见他，他没有形状。不知什么缘故，它认为今天夜里一定会出一件很不吉利的事。费多尔·季莫费伊奇也心神不宁。姑姑听见它在小褥垫上扭动，打哈欠，摇头。

街上什么地方有人敲门，猪在小板棚里咕噜咕噜叫。姑姑哀声呼号，伸出前爪，把头枕在上面。那敲门声，那不知什么缘故没睡着的猪的咕噜声，那黑暗，那寂静，它觉得其中都含有一种跟伊凡·伊凡内奇的叫声同样凄凉可怕的意味。大家都惊慌不安，然而这是什么缘故？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外人是谁呢？这时候，姑姑身旁有两个模糊的绿色光点亮了一下。费多尔·季莫费伊奇走到它身边来，在它们相识的整个时期，这还是第一次。它来做什么呢？姑姑舔一下它的爪子，没问它为什么走过来，只是用好几种音调轻轻叫了几声。

“嘎！”伊凡·伊凡内奇叫道，“嘎——嘎——嘎！”

房门又开了，主人拿着蜡烛走进来。鹅照先前的姿势坐着，张开嘴，展开翅膀。它的眼睛闭上了。

“伊凡·伊凡内奇！”主人叫道。

鹅没动。主人在它面前的地板上坐下，默默地看了它一会儿，说：

“伊凡·伊凡内奇！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死了还是怎么的？哎呀，现在我才想起来，想起来！”他抱住自己的头，叫道，“我知道是什么缘故了！这是因为今天那匹马踩了你一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姑姑不懂主人在说什么，不过从主人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也料到要出一件可怕的事。它往黑暗的窗口伸过头去。它觉得好像有个外人在窗外往里看似的，就哀叫起来。

“它要死了，姑姑！”主人说，把两只手一合，“是啊，是啊，它要死了！死亡已经来到你们这个房间。我们怎么办呢？”

脸色苍白、心情激动的主人叹着气，不住地摇头，走回他的寝室去了。姑姑觉得留在黑暗里可怕，就跟着他走去。他在床上坐下，反复说了好几次：

“我的上帝，这可怎么办呢？”

姑姑在他脚旁走来走去，不明白心里为什么这样难过，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这样不安。他极力想弄明白，就注意主人每一个动作。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平素很少离开自己的小褥垫，现在也走进主人的寝室，依偎在他的脚边。它甩动它的头，仿佛要甩掉头脑中那些沉重的思想似的，怀疑地瞧瞧床底下。

主人拿来一个小茶碟，把洗手盆里的水往小碟上倒一点，又走到鹅那儿去。

“喝吧，伊凡·伊凡内奇！”他把小碟放在它面前，温柔地说，“喝吧，好朋友。”

可是伊凡·伊凡内奇没动弹，也没睁开眼睛。主人按下它的脑袋，叫它凑到小碟上，把它的嘴浸进水里，可是鹅没喝水，把翅膀张得更大，脑袋就此躺在小碟上，没再缩回去。

“不，已经没有办法了！”主人叹着气说，“什么都完了。伊凡·伊凡内奇死了！”

他脸上淌下许多亮晶晶的水珠，就跟下雨天窗上常有的那种水珠一样。姑姑和费多尔·季莫费伊奇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紧贴着他，心惊胆战地看那只鹅。

“可怜的伊凡·伊凡内奇啊！”主人说，伤心地叹一口气。“我本来想春天带你到别墅去，跟你一块儿在绿草地上散步。可你，亲爱的动物，我的好伙伴，你却去世了！缺了你，现在我可怎么办？”

姑姑觉得自己似乎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会不知什么缘故变成这个样子，闭上眼睛，伸直爪子，龇牙咧嘴，大家会心惊胆战地瞧着它。看来，这样的想法也在费多尔·季莫费伊奇的脑子里活动。这只老猫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阴沉愁闷过。

天渐渐亮起来，原先害得姑姑战战兢兢的那个外人，已经不在房间里了。等到天色大亮，扫院人就走进来，提着鹅的腿，不知把它拿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婆走进屋来，把小食盆拿走了。

姑姑走到客厅去看一看立橱后面，主人总算没吃掉那个鸡爪子，它还放在原来那个布满蛛网和尘土的地方。可是姑姑感到烦闷，凄凉，恨不得哭一场才好。它甚至没闻一下鸡爪子就走到长沙发下面，坐在那儿，用尖细的声音轻轻哭起来：

“呜……呜……呜……”

第七章 不顺利的初次演出

一个晴和的傍晚，主人走进糊着肮脏的壁纸的房间，搓着手说：

“好……”

他还想说句什么话，可是没说出来就走了。姑姑原先上课的时候彻底研究过他的面容和音调，猜出他目前心情激动，着急，甚至好像在生气。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说：

“今天我要带着姑姑和费多尔·季莫费伊奇一块儿去。今天，搭金字塔的时候，你，姑姑，要代替去世的伊凡·伊凡内奇。鬼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样样都没准备好，也没练熟，也没排演过几回！我们要丢脸，要倒霉了！”

然后他又走出去，过了一分钟，穿着皮大衣，戴着高礼帽回来了。他走到猫跟前，提起它的前腿，举起来，把它藏在胸前的皮大衣里，这时候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却似乎满不在乎，连眼睛也懒得睁开。看样子，对它来说，无论躺着也好，被人拉住腿提起来也好，睡在小褥垫上也好，偎在主人胸前的皮大衣里也好，都完全无所谓。……

“姑姑，走吧。”主人说。

姑姑什么也不明白，就摇摇尾巴，跟着他走去。过了一会儿，它已经爬上一辆雪橇，坐在主人的脚边，看见他由于寒冷和激动而缩起脖子，听见他唠叨说：

“我们要丢脸了！我们要倒霉了！”

雪橇停在一所大房子旁边，那房子古怪，类似倒扣着的汤盆。房子的长门道和三扇玻璃门给十几盏明晃晃的灯照得雪亮。那些门被打开了，发出叮当的响声，像嘴那样把许许多多涌进门口的人吞下去了。人是很多的，常常有马拉着雪橇在门口停住，不过狗倒一条也没有。

主人抱起姑姑，把它塞进皮大衣，贴着他的胸口，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已经先在那儿了。那儿又黑又闷，不过倒挺暖和。有两个模糊的绿色光点亮了一下，这是那只猫受到邻人冰凉粗硬的爪子的侵扰而睁开了眼睛。姑姑舔一下它的耳朵，想坐得尽量舒服点，就不安地扭动身体，冰冷的爪子踩在它身上，无意中从皮大衣里伸出头，然而立刻生气地呜呜叫几声，又缩回皮大衣里去了。它觉得好像看见一个灯光不亮的大房间，那儿满是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房间两旁立着隔板和栅栏，从那后面探出许多可怕的嘴脸，有的是马脸，有的长着犄角，有的生着长耳朵，另外还有一张极大的肥脸，脸当中没有长鼻子而长了一条尾巴，嘴里伸出两根老长的、啃光了肉的骨头。

猫给姑姑的爪子踩得发出嘶哑的叫声，可是这时候皮大衣敞开了，主人说一声“下来！”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就跟姑姑一块儿跳到地板上。它们如今待在一个小房间里，四周是灰色的木板墙。这儿除了一张放着镜子的不大的桌子、一张凳子、挂在墙角上的旧衣服以外，什么家具也没有。这儿没有灯或者蜡烛，只是墙上钉着一根小管子，里面喷出明亮的扇形火光。费多尔·季莫费伊奇舔着身上被姑姑踩皱的毛，走到凳子底下，躺下来。主人仍旧心情激动，搓着手，开始脱衣服。……他像平素在家里准备睡到毛毯下面的时候那样脱衣服，也就是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只剩下衬里衣裤。然后他在凳子上坐下，照着镜子，为打扮自己而搞出种种惊人的花样。首先，他在头上戴一顶假发，假发中央有一道缝路，另有两绺假发翘起来，类似两个犄角，然后用一种白色的东西涂满脸，再在那层白东西上面画出两道眉毛、两撇小胡子、脸颊上的红晕。他的工作到这儿并没有完结。他涂抹了脸和脖子以后，又给自己穿上一身非常奇特而且极不像话的衣服，那样的衣服姑姑以前不论在家里或者在街上都从没见过。您不妨想象一下：他穿的是一条十分肥大、用印着大花的布做成的裤子，像那样的花布在小市民家里是用来做窗帘和家具套子的。他的裤腰一直高到胳肢窝底下，一条裤腿用棕色的花布缝成，另一条却是用浅黄色花布缝成。主人套上肥大无比的裤子，又穿上一件花布短上衣，这上衣有着锯齿形的大领口，背部缝着一颗金星，随后他又穿上一双五颜六色的袜子和一双绿皮鞋。……

姑姑眼花缭乱，心里乱糟糟的。这个肥大如囊的白脸人身上固然有主人的气味，声音也是熟悉的主人声音，可是有好几回姑姑简直满腹狐疑，恨不得从这个花花绿绿的人面前逃掉，汪汪叫几声才好。这个新的地方、扇形的火光、气味、主人的改装，都在他心里引起一种模糊的恐惧和预感，觉得它一定会遇到某种可怕的事，就像碰见那张大脸，看到该长鼻子的地方却长了一条尾巴那样。还有，墙外远远的一个地方正在演奏可恨的音乐，而且不时传来莫名其妙的吼叫声。只有一件事情使它定下心来，那就是费多尔·季莫费伊奇满不在乎。它在凳子底下平心静气地打盹儿，就连人家把凳子搬开，它都没睁开眼睛。

有一个身穿礼服和白坎肩的人探进头来，朝房间里看了一眼，说：

“现在阿拉贝雷小姐上场了。她完了就轮到您啦。”

主人一句话也没回答。他从桌子底下拉出一口不大的箱子，坐下来等着。从他的嘴唇和手的动作看得出来，他心里激动，姑姑听见他的呼吸发颤。

“若尔日先生，请上场！”有人在门外叫了一声。

主人就站起来，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然后从凳子底下抱起猫来，把它放进箱子。

“走吧，姑姑！”他轻声说。

姑姑什么也不明白，走过去，让他抱起来。他吻它的脑袋，把它放在费多尔·季莫费伊奇旁边。然后四周变成漆黑一团。……姑姑踩在猫的身上，抓着箱子的四壁，害怕得一点声音也喊不出来，箱子摇摇晃晃，仿佛在水浪上一样，不住地颤动。……

“瞧，我来了！”主人大声喊道，“我来了！”

这句话喊完，姑姑就觉得箱子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不再摇晃了。这时候响起一阵低沉的吼叫声，仿佛许多人在拍打一个人，而这个人大概就是脸上该生鼻子的地方却生了尾巴的东西，它高声吼叫着，哈哈大笑着，弄得箱子上的锁都颤动起来。主人用尖利刺耳的笑声回答吼叫声，他在家里可从来也没这样笑过。

“哈哈！”他喊着，极力要压过吼叫声，“最可敬的观众们！我刚从火车站来！我祖母死了，给我留下一笔遗产！箱子里有很重的东西，多半是金子吧。……哈哈！一下子我就成了大财主！现在我来打开，看一看。……”

箱子上的锁咔嗒一响。明晃晃的亮光直扑到姑姑眼睛里来。它就从箱子里跳出来，给吼叫声震得耳朵发聋，很快地绕着它的主人死命奔跑，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吠叫声。

“哈哈！”它的主人叫道，“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大叔！亲爱的姑姑！可爱的亲戚们，叫鬼抓了你们去才好！”

他趴下来，肚子贴着地，抓住猫和姑姑，开始跟它们拥抱。姑姑趁主人把它紧紧搂在怀里的时候，往四下里瞧一眼，看命运把它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来了。它想不到这个地方竟有那么大，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一时间怔住了。然后它跳出主人的怀抱，由于所受的刺激太强烈，就像陀螺似的团团转起来。这个新的世界广大而充满明晃晃的亮光，不管往哪一边看，从地板到天花板，到处都只看见脸，脸，脸，别的什么也没有。

“姑姑，请您坐下！”主人叫道。

姑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跳上椅子，坐下来。它瞅着主人。主人的眼睛像往常那样严肃而又亲切，可是他的脸，特别是他的嘴和牙齿，却做出又欢畅又死板的笑容，变得极不自然。他自己也哈哈地笑，跳跳蹦蹦，扭动肩膀，在成千上万张脸跟前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姑姑真的相信他高兴，突然全身感到那千千万万张脸都在瞧它，就扬起它那狐狸样的脸，快活地叫起来。

“您，姑姑，请坐一会儿，”主人对它说，“我要跟大叔跳一回喀马林舞。”

费多尔·季莫费伊奇站在那儿，等着人家叫它做荒唐事，冷淡地往两旁观看。它跳起舞来无精打采，马马虎虎，闷闷不乐，从它的动作，从它的尾巴，从它的胡子，可以看出不论观众也好，明晃晃的亮光也好，主人也好，它自己也好，它都一概极其蔑视。……它跳完舞，打个哈欠，坐下来。

“好，姑姑，”主人说，“我跟您先唱个歌，再跳舞。好不好？”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支小木笛，吹奏起来。姑姑受不了音乐，开始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身子，汪汪地叫。四面八方响起吼叫声和鼓掌声。主人鞠躬，等到响声平息下来，就继续吹奏。……在笛子正吹到一个很高的音调之际，楼上的观众中间有人大声惊叫起来。

“什么姑姑！”一个孩子的声音叫道，“它就是卡希坦卡呀！”

“真是卡希坦卡！”一个带着醉意的、颤抖的男高音肯定道，“是卡希坦卡！费久希卡，它是卡希坦卡，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卡希坦卡，这儿来，喂！”

最高楼座上有人打了一个呼哨，于是两个声音，一个孩子和一个大人的声音叫道：

“卡希坦卡！卡希坦卡！”

姑姑打了个哆嗦，瞧了瞧发出叫声的地方。那儿有两张脸，一张毛茸茸、醉醺醺、带着笑容，另一张胖乎乎、红扑扑，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张脸扑进它的眼帘里来，就跟刚才明晃晃的亮光一样。……它想起来了，就从椅子上一跤跌下去，摔在地上，然后跳起来，发出快活的尖叫声往那两张脸扑过去。这时候响起震耳欲聋的吼叫声，这中间夹着呼哨声和孩子的尖利的呼叫声：

“卡希坦卡！卡希坦卡！”

姑姑跳过栏杆，然后跳过一些人的肩头，落到一个包厢里，为了跑到后面的观众席上去，还得越过一堵很高的墙。姑姑就往上一蹿，可是没有跳到墙顶上，却顺着墙面滑下来。然后它被人从这只手传到那只手里，舔着人们的手和脸，越升越高，终于到了最高楼座。……

过了半个钟头，卡希坦卡已经来到街上，跟着那两个有胶水和油漆气味的人走去。路卡·亚历山德雷奇摇摇晃晃，然而受着经验的指导，本能地极力离水沟远些。

“我母亲生下我这个孽障……”他唠叨说，“你呢，卡希坦卡，是个没脑筋的东西。拿你跟人比，就跟拿粗木匠跟细木匠比一样。”

费久希卡戴着父亲的帽子，在他身旁走着。卡希坦卡瞧着他们两人的后背，觉得自己仿佛跟他们走了很久似的，就暗自庆幸它的生活一刻也没中断过。

它回想那个糊着肮脏的壁纸的小房间、鹅、费多尔·季莫费伊奇、可口的饭食、教课、杂技，然而如今，这一切在它的眼里却成了一场漫长而杂乱的噩梦。……

[1] 一种短毛歪腿的矮狗。

[2] 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山谷名，古时，犹太人在这儿焚烧孩子，作为向巴尔神供献的祭品。

某小姐的故事

九年以前，在割草的季节，有一天将近傍晚，我和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彼得·谢尔盖伊奇骑着马到火车站去取信。

天气晴和，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却响起隆隆的雷声，我们看见愤怒的乌云直奔我们来了。乌云一步步拢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一步步拢到它跟前去。

我们的房子和教堂，衬着乌云的背景，呈现一片白色，高高的杨树像银子那样发亮。空中弥漫着雨水的气味和刚割下的干草的清香。我的同伴精神饱满。他笑个不停，说种种荒唐的话。他说，要是我们在路上忽然碰见一个中世纪的城堡，有齿形的尖塔，有青苔，有猫头鹰，而我们跑进去避雨，最后却被雷劈死，那倒也不坏呢。……

然而这时候第一个浪头卷过黑麦，卷过燕麦田，大风起来了，灰尘在空中旋转。彼得·谢尔盖伊奇大笑起来，用马刺刺马，叫它快跑。

“好啊！”他叫道，“好极了！”

我受到他的欢乐的感染，又想到马上就要淋得周身湿透，说不定还会被雷劈死，就也笑起来。

这场狂风以及这种纵马疾驰，弄得人连气也透不出来，只觉得像鸟一样飞翔，心情激动，胸膛里痒酥酥的。等我们走进我们的院子，风倒停下来了，大颗的雨点敲打着青草和房顶。马房旁边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彼得·谢尔盖伊奇亲自卸下马嚼子，把两匹马牵到马栏里。我站在门口瞧着斜飘的雨丝，等他做完那些事。甜香撩人的干草气味在这儿比在田野上还要浓郁。天上有了乌云，下着大雨，天色就暗下来了。

“嘿，好一个霹雳！”彼得·谢尔盖伊奇走到我跟前，说，刚才，天上轰隆一响，打了一个很响的霹雳，仿佛天空裂成两半了似的，“怎么样？”

他在门口跟我并排站着，他刚刚骑马飞奔一阵，累得喘吁吁的。他瞧着我，我发觉他看得出了神。

“娜达丽雅·符拉季米罗芙娜，”他说，“我情愿牺牲一切，只要能照这样多站一会儿，瞧着您就行。今天您真美。”

他的眼睛露出欣喜和恳求的神情，脸色发白，胡子和唇髭上闪着雨珠，就连那些雨珠也好像带着热爱看着我似的。

“我爱您，”他说，“我爱您，我看见您就感到幸福。我知道您不可能做我的妻子，不过我也不巴望什么，也不需求什么，只求您知道我爱您就行。您不用说话，不用回答我，不要理会我，只求您知道我把您看得多么宝贵，容许我瞧着您就行了。”

他的痴迷也感染了我。我瞧着他那痴迷的脸，听着他那跟哗哗的雨声混在一起的说话声，像是着了魔，动不得了。

我一心想永远瞧着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听着他讲话。

“您不说话，这才好！”彼得·谢尔盖伊奇说，“索性不要说话吧。”

我觉得心头舒畅。我高兴得笑起来，冒着倾盆大雨跑到正房去。他也笑起来，蹦啊跳的，跟着我跑过来。

我们两人淋湿了衣服，喘着气跑上楼去，像小孩那样闹出一片响声，冲进了房间。我父亲和哥哥平素很少看见我这么笑过，这么高兴过，现在惊讶地瞧着我，也笑起来。

雨云过去了，雷声停了，可是雨珠仍然在彼得·谢尔盖伊奇的胡子上闪亮。整个傍晚，到吃饭为止，他一直唱歌，打呼哨，跟狗闹着玩，追着狗在各处房间里乱跑，差点把送茶炊来的仆人碰倒。用晚饭时候，他吃得很多，讲了许多蠢话，口口声声说冬天吃过鲜黄瓜，嘴里就会有春天的气息。

临睡的时候，我点上一支蜡烛，推开窗子，心中充满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我想到我自由，健康，门第高贵，家境富裕，想到我被人爱着，而主要的是我门第高贵而家境富裕，家境富裕而门第高贵，这多么好啊，我的上帝！……后来，花园里有一股轻微的凉气随着露水飘到我身边来，我就在床上缩起身子，极力要弄明白我爱不爱彼得·谢尔盖伊奇。……可是我什么也没弄明白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临到我在床上看见阳光颤抖的斑点和菩提树枝的阴影，昨天的事就在我的记忆里栩栩如生地复活了。我觉得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了魅力。我嘴里哼着歌，赶快穿好衣服，跑进花园去了。……

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什么也没有。冬天我们住在城里，彼得·谢尔盖伊奇偶尔到我们家来。乡间的朋友只有在夏天，在乡间才可爱，到冬天，在城里，他们就失去了一半的魅力。在城里请他们喝茶，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像穿着别人的衣服，他们用匙子搅茶也似乎搅得太久了。彼得·谢尔盖伊奇在城里间或也提到爱情，然而那情形跟在乡间完全不一样。在城里我们比较明确地感到那道隔开我们的墙：我门第高贵而家境富裕，他却穷，甚至也不是贵族，不过是个助祭的儿子，代理侦讯官而已。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这堵墙很高很厚，我是因为年轻才这样想，他呢，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缘故了。在城里，他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带着勉强的笑容批评上层社会，遇到客厅里有外人在座，他总是拉长了脸，保持沉默。没有一堵墙是打不破的，然而现代恋爱中的男主角，就我所知道的来说，都太胆怯，怕事，懒散，多疑，很快就安于一种想法：他们是失意者，他们的生活欺骗了他们；他们并不斗争，只限于批评，说这个世界庸俗，却忘了他们的批评本身也在渐渐变成一种庸俗的现象。

我被人爱着，幸福近在眼前，似乎已经跟我肩并肩了。我生活得轻松自在，不想努力了解自己，也不知道我期望什么，对生活要求什么，可是光阴却在不断地流逝。……很多人怀着爱情走过我面前，明亮的白昼和温暖的黑夜一个接一个闪过去，夜莺歌唱，干草冒出清香，所有这些在回忆中显得可爱而出色的东西，当时却从我身边，如同从一切人身边那样，很快地掠过去，没有留下痕迹，没有受到重视，就像云雾一般消散了。……它们都到哪儿去了？

我的父亲死了，我年纪大了。凡是为我喜爱过而且给过我温暖和希望的东西，例如哗哗的雨声、隆隆的雷鸣、幸福的想法、爱情的谈话等，都已经完全成为回忆，我只看见前面一片平坦而荒凉的远方，在这块平原上连一个活人也没有，地平线上是那么阴暗、可怕。……

这时候门铃声响了。……这是彼得·谢尔盖伊奇来了。每逢我冬天看到树木而想起夏天它们曾经为我变得碧绿，我总是小声说：

“唉，亲爱的！”

每逢我看见跟我一起度过我的春天的人，我总会变得忧郁，心头热乎乎的，小声说着同样的那句话。

他早已由我父亲疏通，调到城里来任职了。他有点苍老，有点消瘦。他早已不诉说他的爱情，不讲荒唐话了。他不喜欢他的职务，得了一种什么病，为一些事情失望，对生活厌倦，无精打采地活下去。这时候他坐在壁炉旁边，默默地看着炉火。……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问道：

“哦，怎么样？”

“没什么……”他回答说。

又是沉默。红红的火光在他悲伤的脸上跳动。

我想起过去，忽然我的肩膀颤动起来，我的头垂下去，我辛酸地哭了。我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人，难过得不得了，热烈地向往那种已经过去的东西，向往现在生活拒绝给予我们的东西。现在我不再想到我门第高贵而且家境富裕了。

我大声哭泣，两手按着太阳穴，嘴里念叨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的生活毁掉了。……”

可是他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并没对我说：“不要哭了。”他明白我不能不哭，明白我到哭的时候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怜惜我。我也怜惜他，而且暗自气恼这个胆怯的失意者，怪他没有能够为他自己也没有能够为我建立美好的生活。

我送他出去，他在前厅穿上皮大衣，依我看来，他故意穿得很久。他两次默默地吻我的手，朝我泪痕斑斑的脸看了很久。我想他这时候必是想起了那雷声、那雨丝、我们的笑声、我那时候的面容。他有心对我说一句什么话，很愿意把它说出口，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光是摇摇头，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求上帝保佑他吧！

我把他送出门，然后回到书房里，又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坐下。烧红的木柴蒙着薄薄一层灰烬，开始熄灭。寒气越发愤怒地扑打窗子，风在壁炉的烟囱里唱着一支什么歌。

一个使女走进来，以为我睡着了，就叫了我一声。……

一八八八年

无题

在第五世纪，就跟现在一样，太阳每天早晨升起来，每天傍晚落下去睡觉。每到早晨最初射来的阳光吻着露珠，大地就复活了，空中充满欢欣、喜悦、希望的声音，可是到傍晚，大地却安静下来，沉浸在森严的黑暗中了。这个白天跟第二个白天一样，这个夜晚跟第二个夜晚一样。有的时候乌云四合，雷声隆隆，要不然有一颗心不在焉的星星从天空掉下来，再不然，有一个脸色惨白的修士跑来告诉他的同行，说是他在离修道院不远的地方看见一只老虎，生活的变化不过如此而已。以后就又是这个白天跟第二个白天一样，这个夜晚跟第二个夜晚一样了。

修士们工作，祷告上帝，他们的老修道院长弹风琴，用拉丁语写诗，作曲子。这个了不起的老人有不同寻常的才华。他弹起风琴来，手法高妙，就连那些最老的修士，已经风烛残年，耳朵发聋了，听见琴声从他的修道室飘来，也还是会忍不住流下眼泪。每逢他讲起什么，哪怕是最普通的东西，例如树木、野兽、海洋，听的人也不能不微笑或者落泪，似乎他的灵魂里也响着细弦，像风琴里一样。不过，假如他大发脾气，或者高兴极了，或者讲起一件可怕的大事，他心里就会充满热烈的灵感，他那亮晶晶的眼睛就涌出泪水，脸色发红，嗓音像雷鸣那样洪亮，听他讲话的修士们就觉得他的灵感抓紧了他们的心。在这类壮丽美妙的时刻，他的威力无边无际，如果他吩咐他的长老们纵身跳海，他们就会齐心一致，欢欢喜喜，赶紧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他的音乐，嗓音，他写来赞美上帝、天空、大地的诗篇，对那些修士说来，成了经常的欢乐的泉源。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们生活单调，已经看厌树木，不喜欢春季和秋天，听腻海水的哗哗声，连鸟雀的歌声也听不入耳了，可是老修道院长的才能，却像粮食一样，是每天都缺少不得的。

好几十年过去了，这个白天仍旧跟那个白天相似，这个夜晚仍旧跟那个夜晚一样。修道院附近，除了野鸟和野兽以外，一个活人也见不着。离这儿最近的有人烟之处其实也远得很，从修道院走到那儿或者从那儿来到修道院，都要穿过荒野，走一百俄里左右的路。只有蔑视生活、避开生活、把走进修道院看成走进坟墓的人才会下决心穿过这片荒野。

因此，一天晚上，有个人来敲他们的大门，而且那个人竟是城里人，竟是极普通的、热爱生活的人，这就使得修士们大吃一惊了。那个人并不急于要求修道院院长祝福，也不急于祷告，却先要葡萄酒喝，要东西吃。他们问他是怎么从城里跑到荒野上来的，他却讲了个冗长的打猎故事算是回答：他原是出来打猎的，喝多了酒，迷路了。他们要他在这儿做修士，拯救自己的灵魂，他却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可做不了你们的伙伴。”

他吃饱喝足后，打量那些服侍他的修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你们什么事也不做，修士们。你们只知道吃喝。难道这样就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你们想一想，你们平心静气地坐在这儿，吃啊喝的，梦想着幸福，你们的邻人呢，却在灭亡，往地狱走去。你们应当看一看城里是什么情形才是！有的人饿得要死，有的人却不知道该拿自己的金子怎么办才好，索性沉溺在放荡的生活里，毁掉自己，就跟粘在蜂蜜上的苍蝇一样。人们既没有信仰，也没有真理！拯救他们，该是谁的工作？向他们传道，该是谁的工作？莫非该由我这个一天到晚喝醉酒的人来管？上帝赐给你们温和的精神、热爱的心灵、信仰，难道就是要你们坐在这儿，关在四堵墙当中，什么事也不干？”

这个城里人的醉话狂妄，不中听，可是对修道院院长却起了奇怪的作用。老人跟修士们面面相觑，脸色发白，说：

“弟兄们，要知道他说的是真话！确实，那些可怜的人头脑糊涂，性格软弱，才在恶习和缺乏信仰中沉沦，我们呢，安然不动，仿佛这跟我们不相干似的。我何不赶到那边去，叫他们想起他们忘却的基督呢？”

城里人的话打动了老人的心。第二天他拿起手杖，跟修士们告别，动身到城里去了。那些修士就此没有音乐可听，也听不到他的话语和诗句了。

他们寂寞地度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可是老人没有回来。最后，又过去一个月，这才响起他那根手杖点着土地的熟悉声音。修士们拥上前去迎接他，纷纷对他发问，然而他看到他们，不但没有高兴起来，反而一句话也没说，却沉痛地哭了。修士们发现他老多了，瘦多了。他脸色疲惫，现出深深悲哀的神情。他一哭，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受了侮辱的人。

修士们也哭起来，而且同情地问他为什么哭，为什么他的脸色这么阴沉，可是他一句话也没说，走进他的修道室，关上门。他在那里面一连坐了七天，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既不弹风琴，也不哭。修士们来敲门，或者要求他出去把他的伤心事告诉他们，他却用深沉的缄默回答他们。

最后他总算出来了。他把所有的修士召集到身旁来，脸上泪痕斑斑，带着忧伤愤怒的神情开始叙述这三个月他经历过的事。他先讲从修道院到城里去的旅途情形，声调平静，眼睛含着笑意。他说，在路上鸟雀对他唱歌，溪水对他发出淙淙声，美妙而年轻的希望激动他的灵魂。他一面走，一面感到自己像个去参加战斗而且有必胜把握的士兵。一路上，他只顾幻想，作诗，编赞美歌，至于他的旅程是怎样结束的，竟一点也没留意。

可是他一讲到那座城和城里人，他的嗓音就发抖，眼睛发亮，满腔愤慨。他进城后遇到的那些事，他生平从没见过，甚至也不敢想象。直到这时候，到他年老，他才生平第一次看到而且懂得魔鬼是多么强大有力，恶是多么美丽，人是多么软弱，懦怯，渺小。事情很不凑巧，他走进第一个有人住的地方，就碰上花天酒地的生活。约摸有五十个很有钱的人在那儿吃饭，喝起酒来没完没了。他们喝醉了就唱歌，大胆说出种种可怕而又可恶的话，像那样的话是敬畏上帝的人绝不敢说出口的。他们自由自在，生机勃勃，十分快活，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魔鬼，更不怕死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的欲望驱使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到哪里去。葡萄酒像琥珀那么明净，盖着薄薄一层金黄色泡沫，一定甜得不得了，也香得不得了，因为每个喝酒的人都畅快地微笑，想再喝点。人们在微笑，酒也就用微笑回报他们。每逢人们喝它，它就欢快地泡沫四溅，仿佛它知道它的甜味里隐藏着多么邪恶的魔力似的。

老人继续叙述他的见闻，越讲越激昂，气得哭起来。他说，在那些纵酒的人当中，放着一张桌子，上面站着个半裸体的荡妇。在自然界中，有什么东西能比她更美，更迷人，那是很难想象，很难找到的了。这个坏女人年纪轻，头发长，皮肤黝黑，一对黑眼睛，两片厚嘴唇，不怕羞，老脸皮，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微微笑着，仿佛想说：“你们看，我多么老脸皮，多么漂亮！”丝绸和锦缎形成好看的褶子，从她的肩头滑下来，然而她的美丽不肯藏在衣服里，倒像是春天从土壤里冒出来的嫩草，急于从褶子里钻出来。这个老脸皮的女人喝葡萄酒，唱歌，谁要她，她就扑到谁怀里。

后来老人愤怒地摇着胳膊，叙述赛马场、斗牛、剧院、艺术家的工作室，那些艺术家在工作室里画裸体的女人，用黏泥把她们塑造出来。他讲得热烈，动听，响亮，仿佛在弹奏肉眼看不见的琴弦。修士们目瞪口呆，贪婪地听他讲话，兴奋得透不出气来。……老人讲完魔鬼的一切魔力、恶的美丽、可恶的女人肉体的千娇百媚，就把魔鬼痛骂一顿，然后走回房去，关紧房门。……

他第二天早晨走出修道室，修道院里却连一个修士也没有。他们统统跑进城里去了。

困

夜间。小保姆瓦尔卡，一个十三岁的姑娘，摇着摇篮，里面躺着个小娃娃。她嘴里哼着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睡吧，好好睡，

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神像前面点着一盏绿色的小长明灯；房间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绷起一根绳子，绳子上晾着小孩的尿布和一条很大的黑色裤子。天花板上印着小长明灯照出来的一大块绿色斑点，尿布和裤子在火炉上、摇篮上、瓦尔卡身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小长明灯的灯火一摇闪，绿斑和阴影就活了，动起来，好像被风吹动一样。房间里很闷。有一股白菜汤的气味和做皮靴用的皮革味。

小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声音嘶哑，筋疲力尽，可是仍旧号个不停，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止住哭。瓦尔卡却已经困了。她的眼皮粘在一起，脑袋往下耷拉，脖子酸痛。她的眼皮也好，嘴唇也好，都不能动一下，她觉得她的脸好像枯干了，化成木头，脑袋也小得跟针尖一样。

“睡吧，好好睡，”她哼着，“我会给你煮点儿粥。……”

火炉里有只蟋蟀在叫。老板和帮工阿法纳西隔着门，在毗邻的房间里打鼾。……摇篮悲凉地吱吱叫，瓦尔卡本人嗯嗯啊啊地哼着，这一切合成一支夜间的催眠曲，要是躺在床上听，可真舒服极了。然而现在这种音乐反而刺激她，使她苦恼，因为它催人入睡，她却是万万睡不得的。求上帝保佑不要发生这种事才好，要是瓦尔卡一不小心睡着，老板就会把她痛打一顿。

小长明灯不住地眼。绿色斑点和阴影活动起来，爬进瓦尔卡半睁半闭、呆然不动的眼睛，在她那半睡半醒的脑子里合成蒙眬的幻影。她看见一块块乌云在天空互相追逐，像小娃娃那样啼哭。可是后来起风了，乌云消散，瓦尔卡看见一条布满稀泥的宽阔大道。顺着大道，有一长串货车伸展出去，行人背着背囊慢慢走动，有些阴影在人前人后摇闪不定。大道两旁，隔着阴森的冷雾，可以瞧见树林。忽然，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阴影一齐倒在地下的淤泥里。“这是怎么了？”瓦尔卡问。“要睡觉，睡觉！”他们回答她说。他们睡熟了，睡得可真香，乌鸦和喜鹊停在电线上，像小娃娃那样啼哭，极力要叫醒他们。……

“睡觉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儿……”瓦尔卡哼着，这时候她看见自己在一个乌黑而闷热的农舍里。

她去世的父亲叶菲木·斯捷潘诺夫正躺在地上打滚儿。她看不清他，然而听见他痛得在地下翻腾，嘴里哼哼唧唧。据他说，他的“疝气发了”。他痛得厉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吸气的份儿，牙齿不住地打战，就像连连击鼓那样：

“卜，卜，卜，卜……”

她母亲彼拉盖雅跑到庄园去，对老爷说叶菲木就要死了。她去了很久，这时候也该回来了。瓦尔卡躺在炉台上，没有睡，听她父亲发出“卜，卜，卜”的声音。不过，后来她听见有人坐车到农舍这边来。原来老爷打发一个年轻的医生来了，这个医生刚巧从城里到老爷家里做客。医生走进农舍，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的模样，可是听得见他在咳嗽，而且咔嚓一声推上门。

“点上灯。”他说。

“卜，卜，卜……”叶菲木回答说。

彼拉盖雅扑到炉台这边，动手找那个装火柴的破罐子。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医生摸一阵自己的口袋，点亮一根火柴。

“我去去就来，老爷，去去就来。”彼拉盖雅说，跑出农舍，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蜡烛头走回来。

叶菲木脸色通红，眼睛发亮，目光显得特别尖利，好像那眼光穿透了农舍和医生似的。

“哦，怎么了？你这是想干什么呀？”医生说着，弯下腰凑近他，“哎！你病了很久吗？”

“什么，老爷？要死了，老爷，我的大限到了。……我不能再在人世活下去了。……”

“别胡说。……我们会把你治好的！”

“随您就是，老爷。我们感激不尽，不过我们心里明白……要是大限已到，那可就没有办法了。”

医生在叶菲木身边忙了一刻钟，然后直起腰来说：

“我没法治。……你得到医院去才成，在那儿人家会给你动手术。马上动身。……一定得去！时间迟了一些，医院里的人都睡了，不过那也没关系，我给你写个字条就是。你听见吗？”

“可是，老爷，叫他怎么去呢？”彼拉盖雅说，“我们又没有马。”

“不要紧，我去跟你的主人说一声，他们会给你马的。”

医生走了，蜡烛熄了，“卜，卜，卜”的声音又响起来。……过了半个钟头，有人赶着车到农舍来。这是老爷打发一辆板车来把叶菲木送到医院去。叶菲木收拾停当，就坐车走了。……

可是后来，一个美好晴朗的早晨来临了。彼拉盖雅不在家，她到医院去探望叶菲木，看看他怎么样了。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小娃娃在啼哭，瓦尔卡听见有人用她的声调唱道：

“睡吧，好好睡，我来给你唱个歌儿。……”

彼拉盖雅回来了。她在胸前画个十字，小声说：

“他们夜里给他动了手术，可是到早晨，他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他们说治得太迟了。……应该早点去才对。……”

瓦尔卡走进树林，在那儿痛哭。可是忽然，有人打她的后脑壳，弄得她一头撞在一棵桦树上。她抬起眼睛，看见她的老板，那个鞋匠站在她面前。

“你是怎么搞的，贱丫头？”他说，“孩子在哭，你却睡觉？”

他使劲拧她的耳朵，她甩一下头，就接着摇那个摇篮，哼她的歌。绿色的斑点、裤子和尿布的阴影摇摇晃晃，对她眼，不久就又占据了她的脑子。她又看见那条布满稀泥的大道。那些背着行囊的人和影子已经躺下，睡熟了。瓦尔卡看着他们，恨不能也睡一觉才好。她很想舒舒服服躺下去，可是她母亲彼拉盖雅却在她身旁，催她快走。她们两个人赶进城去找活儿做。

“看在基督分上赏几个钱吧！”她母亲遇见行人就央求道，“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善心的老爷！”

“把孩子抱过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她说，“把孩子抱过来呀！”那个声音又说一遍，这一回粗暴带着怒气，“你睡着了，下贱的东西？”

瓦尔卡跳起来，往四下里看一眼，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儿既没有大道，也没有彼拉盖雅，更没有行人，只有老板娘站在房间中央，是来给她的孩子喂奶的。这个身材肥胖、肩膀很宽的老板娘一面喂孩子吃奶，一面哄他安静下来，瓦尔卡站在一旁瞧着她，等她喂完奶。窗外的空气正在变成蓝色，天花板上的阴影和绿色斑点明显地淡下去。早晨很快就要来了。

“把孩子接过去！”老板娘说，系好衬衫胸前的纽扣，“他在哭。一定是有人用毒眼看了他。”

瓦尔卡接过小娃娃，放在摇篮里，又摇起来。绿色的斑点和阴影渐渐消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钻进她脑子里，弄得她脑子昏昏沉沉了。可是她仍旧犯困，困极了！瓦尔卡把脑袋搁在摇篮边上，用全身的力气摇它，想把睡意压下去，然而她的眼皮仍旧粘在一起，脑袋沉甸甸的。

“瓦尔卡，生炉子！”房门外传来老板的声音。

这是说已经到起床和干活的时候了。瓦尔卡就丢下摇篮，跑到小板棚去取柴火。她暗暗高兴。人一跑路，一走动，就不像坐着那么困了。她拿来柴火，生好炉子，觉得她那像木头一样的脸舒展开来，她的思想也清楚起来了。

“瓦尔卡，烧茶炊！”老板娘叫道。

瓦尔卡就劈碎一块小劈柴，可是刚把它们点燃，塞进茶炊，又听见新的命令：

“瓦尔卡，把老板的雨鞋刷干净！”

她就在地板上坐下，刷那双雨鞋，心里暗想：要是能把自己的头伸进这双又大又深的雨鞋里，略微睡上一会儿，那才好呢。……忽然间，那双雨鞋长大，膨胀，填满整个房间，瓦尔卡把刷子掉在地下，然而她立刻摇一下头，瞪大眼睛，极力观看各种东西，免得它们长大，在她眼睛前面浮动。

“瓦尔卡，把外边的台阶洗一洗，要不然，让顾客看到，多难为情！”

瓦尔卡就洗台阶，收拾房间，然后生好另一个炉子，再跑到小铺里去买东西。活儿很多，连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

然而再也没有比站在厨房桌子跟前削土豆皮更苦的事了。她的头往桌子上耷拉下去，土豆在她眼前跳动，刀子从她手里掉下，那个气冲冲的胖老板娘卷起衣袖，在她身旁走来走去，说话声音那么响，闹得瓦尔卡的耳朵里嗡嗡地响。伺候吃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也是苦事。有些时候她恨不得什么也不管，往地下一躺，睡它一觉才好。

白天过去了。瓦尔卡看见窗外黑下来，就按住像木头一样的太阳穴，微微地笑，自己也不知道笑什么。傍晚的幽暗抚摩着她那总也睁不开的眼睛，应许她不久可以美美地睡一觉。晚上，老板家里来了客人。

“瓦尔卡，烧茶炊！”老板娘叫道。

老板家里的茶炊很小，她前后得烧五次，客人才把茶喝够。他们喝完茶，瓦尔卡又呆站了一个钟头，瞧着客人，等候吩咐。

“瓦尔卡，快去买三瓶啤酒来！”

她拔脚就走，极力跑得快点，好赶走她的睡意。

“瓦尔卡，快去买白酒！瓦尔卡，开塞钻在哪儿？瓦尔卡，把青鱼收拾出来！”

最后，客人们总算走了。灯火熄灭，老板夫妇上床睡了。

“瓦尔卡，摇娃娃！”传来最后一道命令。

蟋蟀在火炉里叫。天花板上那块绿色斑点，那些裤子和尿布的阴影，又爬进瓦尔卡半睁半闭的眼睛，不住地向她眼，弄得她的脑袋昏昏沉沉。

“睡吧，好好睡，”她哼道，“我来唱个歌儿。……”

那个小娃娃不住地啼哭，哭得声嘶力竭。瓦尔卡又看见那条泥路、背着行囊的人、彼拉盖雅、父亲叶菲木。她什么都明白，个个人都认得，可是在半睡半醒中，她就是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捆住她的手脚，压得她透不出气，不容她活下去。她往四下里看，找那种力量，好躲开它，可是她找不着。最后，她累得要死，使出全身力气，睁大眼睛，抬头看那不住摇闪的绿色斑点，听着娃娃的啼哭声，这才找到了那个不容她活下去的敌人。

原来敌人就是那个娃娃。

她笑了。她觉得奇怪：这么一点小事，以前她怎么会没有弄明白？那块绿色斑点、那些阴影、那只蟋蟀好像也在笑，也觉得奇怪似的。

这个错误的念头抓住了瓦尔卡。她从凳子上站起来，畅快地微笑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连眼睛也不一下。她想到马上就可以摆脱这个捆住她手脚的娃娃，不由得感到畅快，心里痒酥酥的。……弄死这个娃娃，然后睡吧，睡吧，睡吧。……

她笑着，挤了挤眼，伸出手指头向那块绿色斑点威胁地摇一下。瓦尔卡悄悄地溜到摇篮那儿，弯下腰去，凑近那个娃娃。她把他掐死后，赶快往地下一躺，高兴得笑起来，因为她可以睡觉了。过了半分钟，她就已经睡熟，跟死人一样了。……

草原

游记

一

七月里一天清早，有一辆没有弹簧的、破旧的带篷马车驶出某省的某县城，顺着驿路轰隆隆地滚动着，像这种非常古老的马车眼下在俄罗斯只有商人的伙计、牲口贩子、不大宽裕的神甫才肯乘坐。车子稍稍一动就要吱吱嘎嘎响一阵，车后拴着的桶子也来闷声闷气地帮腔。单听这些声音，单看挂在外层剥落的车身上那些寒伧的碎皮子，人就可以断定这辆车子已经老朽，随时会散成一片片了。

车上坐着那个城里的两个居民，一个是城里的商人伊万·伊万内奇·库兹米乔夫，胡子剃光，脸上戴着眼镜，头上戴着草帽，看样子与其说像商人，倒不如说像文官，还有一个是神甫赫利斯托福尔·西里斯基，县里圣尼古拉教堂的主持人，也是个小老头子，头发挺长，穿一件灰色的帆布长外衣，戴一顶宽边大礼帽，拦腰系一根绣花的彩色带子。商人在聚精会神地想心事，摇着头，为的是赶走睡意。在他脸上，那种习常的、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正在跟刚同家属告别、痛痛快快喝过一通酒的人的温和表情争执不下。神甫呢，用湿润的眼睛惊奇地注视着上帝的世界，他的微笑洋溢开来，好像连帽边也挂上了笑。他脸色挺红，仿佛挨了冻一样。他俩，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现在正坐着车子去卖羊毛。刚才跟家人告别，他们饱吃了一顿奶油面包，虽然是大清早，却喝了几盅酒……两个人的心绪都好得很。

除了刚描写过的那两个人和拿鞭子不停地抽那一对脚步轻快的栗色马的车夫杰尼斯卡以外，车上还有一个旅客，那是个九岁的男孩，他的脸给太阳晒得黑黑的，沾着泪痕。这是叶戈鲁什卡[1]，库兹米乔夫的外甥。承舅舅许可，又承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好心，他坐上车子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进学校。他妈妈奥莉迦·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十品文官的遗孀，又是库兹米乔夫的亲姐姐，喜欢念过书的人和上流社会，托她兄弟出外卖羊毛的时候顺便带着叶戈鲁什卡一路去，送他上学。现在这个男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上哪儿去，为什么要去，光是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挨着杰尼斯卡，抓住他的胳膊肘，深怕摔下去。他的身子跳上跳下，像是放在茶炊顶盖上的茶壶。由于车子走得快，他的红衬衫的背部鼓起来，像个气泡。他那顶新帽子插着一根孔雀毛，像是车夫戴的帽子，不住地溜到后脑壳上去。他觉得自己是个最不幸的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马车路过监狱，叶戈鲁什卡瞧了瞧在高高的白墙下面慢慢走动的哨兵，瞧了瞧钉着铁格子的小窗子，瞧了瞧在房顶上闪光的十字架，想起来上个星期在喀山圣母节他跟妈妈一块儿到监狱教堂去参加守护神节典礼，又想起来那以前在复活节他跟厨娘柳德米拉和杰尼斯卡一块儿到监狱去过，把复活节的面包、鸡蛋、馅饼、煎牛肉送给犯人们，犯人们就道谢，在胸前画十字，其中有个犯人还把亲手做的一副锡袖扣送给叶戈鲁什卡呢。

这个男孩凝神瞧着那些熟地方，可恨的马车却飞也似地跑过去，把它们全撇在后面了。在监狱后面，那座给烟熏黑的打铁店露了露头，再往后去是一个安适的绿色墓园，周围砌着一道圆石子墙。白十字架和白墓碑快活地从墙里面往外张望。它们掩藏在苍翠的樱桃树中间，远远看去像是些白斑点。叶戈鲁什卡想起来每逢樱桃树开花，那些白斑点就同樱桃花混在一起，化成一片白色的海洋。等到樱桃熟透，白墓碑和白十字架上就点缀了许多紫红的小点儿，像血一样。在围墙里的樱桃树荫下，叶戈鲁什卡的父亲和祖母季娜伊达·丹尼洛芙娜一天到晚躺在那儿。祖母去世后，装进一口狭长的棺材，用两个五戈比的铜板压在她那不肯合起来的眼睛上。在她去世以前，她是活着的，常从市场上买回松软的面包，上面撒着罂粟籽。现在呢，她睡了，睡了……

墓园后面有一个造砖厂在冒烟。从那些用茅草铺盖的、仿佛紧贴在地面上的长房顶下面，一大股一大股浓重的黑烟冒出来，懒洋洋地升上去。造砖厂和墓园上面的天空一片阴暗，一股股烟子投下的大阴影爬过田野和道路。有些人和马在那些房顶旁边的烟雾里走动，周身扑满红灰……

到造砖厂那儿，县城算是到了尽头，这以后就是田野了。叶戈鲁什卡向那座城最后看了一眼，拿脸贴着杰尼斯卡的胳膊肘，哀哀地哭起来……

“哼，还没嚎够，好哭鬼！”库兹米乔夫说，“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娇孩子！既是不想去，就别去。谁也没有硬拉着你去！”

“得了，得了，叶戈尔小兄弟，得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很快地唠叨着说，“得了，小兄弟……求主保佑吧……你这一去，又不是于你有害，而是于你有益。俗话说得好：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真是这样的。”

“你想回去吗？”库兹米乔夫问。

“想……想……”叶戈鲁什卡呜咽着，回答说。

“那就回去吧。反正你也是白走一趟，正好应了那句俗话：为了吃一匙果冻，赶了七里路。”

“得了，得了，小兄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接着说，“求主保佑吧……罗蒙诺索夫[2]当初也是这样跟渔夫一块儿出门，后来却成了名满欧洲的人物。智慧跟信仰合在一块儿，就会结出上帝所喜欢的果实。祷告词上是怎样说的？荣耀归于创世主，使我们的双亲得到安慰，使我们的教堂和祖国得益……就是这样的。”

“那益处往往并不一样……”库兹米乔夫说，点上一支便宜的雪茄烟，“有的人念上二十年书，也还是没念出什么道理来。”

“这种事也是有的。”

“学问对有些人是有益处，可是对另一些人，反倒搅乱了他们的脑筋。我姐姐是个不懂事的女人，她一心要过上流人那种日子，想把叶戈尔卡栽培成一个有学问的人，却不明白我可以教叶戈尔卡做我这行生意，美满地过上一辈子。我干脆跟你说吧：要是人人都去求学，想做上流人，那就没有人做生意，种庄稼了。大家就都要饿死了。”

“不过要是人人都做生意，种庄稼，那就没有人懂得学问了。”

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想到双方都说了一句叫人信服的、有分量的话，就做出严肃的面容，一齐嗽了嗽喉咙。杰尼斯卡听他们讲话，一个字也没听懂，就摇摇头，微微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那两匹栗色马。随后是沉默。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连绵不断的冈峦切断。那些小山互相挤紧，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车子往前走了又走，却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太阳已经从城市后面探出头来，正悄悄地、不慌不忙地干它的活儿。起初他们前面，远远的，在天地相接的地方，靠近一些小坟和远远看去像是摇着胳膊的小人一样的风车的地方，有一道宽阔而耀眼的黄色光带沿地面爬着，过一会儿，这道光带亮闪闪地来得近了一点，向右爬去，搂住了群山。不知什么温暖的东西碰到了叶戈鲁什卡的背脊。原来有一道光带悄悄从后面拢过来，掠过车子和马儿，跑过去会合另一条光带。忽然，整个广阔的草原抖掉清晨的朦胧，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

割下来的黑麦、杂草、大戟草、野麻，本来都晒得枯黄，有的发红，半死不活，现在受到露水的滋润，遇到阳光的爱抚，活转来，又要重新开花了。小海雀在大道上面的天空中飞翔，快活地叫唤。金花鼠在青草里互相打招呼。左边远远的，不知什么地方，凤头麦鸡在哀叫，一群山鹑被马车惊动，拍着翅膀飞起来，柔声叫着“特尔尔尔”，向山上飞去。螽斯啦、蟋蟀啦、蝉啦、蝼蛄啦，在草地里发出一阵阵吱呀吱呀的单调乐声。

可是过了一会儿，露水蒸发了，空气停滞了，被欺骗的草原现出七月里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青草耷拉下来，生命停止了。太阳晒着的群山，现出一片墨绿色，远远看去呈浅紫色，带着影子一样的宁静情调；平原，朦朦胧胧的远方，再加上像拱顶那样笼罩一切，在没有树木、没有高山的草原上显得十分深邃而清澄的天空，现在都显得无边无际，愁闷得麻木了……

多么气闷，多么扫兴啊！马车往前跑着，叶戈鲁什卡看见的却老是那些东西：天空啦，平原啦，矮山啦……草地里的乐声静止了。小海雀飞走，山鹑不见了。白嘴鸦闲着没事干，在凋萎的青草上空盘旋，它们彼此长得一样，使得草原越发单调了。

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远处，一架风车在摇着翼片……

为了添一点变化，杂草里偶尔闪出一块白色的头盖骨或者鹅卵石。时不时的现出一块灰色的石像，或者一棵干枯的柳树，树梢上停着一只蓝色的乌鸦。一只金花鼠横窜过大道，随后，在眼前跑过去的，又只有杂草、矮山、白嘴鸦。……

可是，末后，感谢上帝，总算有一辆大车载着一捆捆的庄稼迎面驶来。大车顶上躺着一个姑娘。她带着睡意，热得四肢无力，抬起头来，看一看迎面来的旅客。杰尼斯卡对她打个呵欠，栗色马朝那些粮食伸出鼻子去。马车吱吱嘎嘎响着，跟大车亲一个嘴，带刺的麦穗像笤帚似的扫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帽子。

“你把车子赶到人家身上来了，胖丫头！”杰尼斯卡叫道，“嘿，好肥的脸蛋儿，好像给黄蜂螫了似的！”

姑娘带着睡意微笑，动了动嘴唇，却又躺下去了……这时候山上出现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上帝才知道。要想叫眼睛离开它那苗条的身材和绿色的衣裳，却是困难的。这个美人儿幸福吗？夏天炎热，冬天严寒，大风大雪，到了可怕的秋夜，只看得见黑暗，除了撒野的怒号的风以外什么也听不见，顶糟的是一辈子孤孤单单……过了那棵白杨树，一条条麦田从大道直伸到山顶，如同耀眼的黄地毯一样。山坡上的麦子已经割完，捆成一束束，山麓的麦田却刚在收割……六个割麦人站成一排，挥动镰刀，镰刀明晃晃地发亮，一齐合着拍子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从捆麦子的农妇的动作，从割麦人的脸色，从镰刀的光芒可以看出溽暑烘烤他们，使他们透不出气来。一条黑狗吐出舌头从割麦人那边迎着马车跑过来，多半想要吠叫一阵吧，可是跑到半路上却站住，淡漠地看那摇着鞭子吓唬它的杰尼斯卡。天热得狗都不肯叫了！一个农妇直起腰来，把两只手放到酸痛的背上，眼睛盯紧叶戈鲁什卡的红布衬衫。究竟是衬衫的红颜色中了她的意呢，还是使她想起了她的子女，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瞧了他很久……

可是这时候麦田过去了。眼前又伸展着干枯的平原、太阳晒着的群山、燥热的天空。又有一只老鹰在地面上空飞翔。远处，跟先前一样，一架风车在转动叶片，看上去仍旧像是一个小人在摇胳膊。老这么瞧着它怪腻味的，仿佛永远走不到它跟前似的，又仿佛它躲着马车，往远处跑去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一声也不响。杰尼斯卡不时拿鞭子抽枣红马，向它们嚷叫。叶戈鲁什卡不再哭了，冷淡地瞧着四周。炎热和草原的单调弄得他没精神了。他觉得好像已经坐着车走了很久，颠动了很久，太阳把他的背烤了很久似的。他们还没走出十俄里，他就已经在想：“现在总该停下来休息了！”舅舅脸上的温和表情渐渐消失，只留下正正经经的冷漠，特别是在他脸上戴着眼镜，鼻子和鬓角扑满灰尘的时候，总是给那张刮光胡子的瘦脸添上凶狠无情像拷问者一样的神情。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却一直不变，始终带着惊奇的神情瞧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微微笑着。他一声不响，正在思忖什么快活而美好的事情，脸上老是带着善意的温和笑容。仿佛美好快活的思想也借了热力凝固在他的脑袋里似的……

“喂，杰尼斯卡，今天我们追得上那些货车队吗？”库兹米乔夫问道。

杰尼斯卡瞧了瞧天空，欠起身子拿鞭子抽马，然后才答道：

“到夜里，要是上帝高兴，我们就会追上……”

传来狗叫的声音，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本来埋伏着，现在忽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朝着马车跑来。它们这一伙儿都非常凶，生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脸，眼睛气得发红，把马车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们满心是恨，好像打算把马儿、马车、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杰尼斯卡素来喜欢耍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弯下腰去，挥起鞭子抽打着看羊狗。那些畜生叫得更凶了，马儿仍旧飞跑。叶戈鲁什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们马上就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觉得害怕，他跟杰尼斯卡一样幸灾乐祸地瞧着它们，惋惜自己手里没有一根鞭子。

马车碰到了一群绵羊。

“站住！”库兹米乔夫叫道，“拉住缰！吁！……”

杰尼斯卡就把全身往后一仰，勒住枣红马。马车停了。

“走过来！”库兹米乔夫对牧羊人叫道，“把狗喊住，这些该死的东西！”

老牧羊人衣服破烂，光着脚，戴着一顶暖和的帽子，腰上挂着一个脏包袱，手里拄一根尖端有个弯钩的长拐杖，活像《旧约》上的人物。他喊住狗，脱下帽子，走到马车跟前。另一个同样的《旧约》上的人物一动不动地站在羊群的另一头，漠不关心地瞅着这些旅客。

“这群羊是谁的？”库兹米乔夫问道。

“瓦尔拉莫夫的！”老人大声回答。

“瓦尔拉莫夫的！”站在羊群另一头的牧羊人也这样说。

“昨天瓦尔拉莫夫从这条路上经过没有？”

“没有……老爷……他的伙计路过这里来着，这是实在的……”

“赶车走吧！”

马车往前驶去，牧羊人和他们的恶狗留在后面了。叶戈鲁什卡不高兴地瞧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渐渐觉得那摇动翼片的风车好像近一点了。那风车越来越大，变得十分高大，已经可以看清它的两个翼片了。一个翼片旧了，打了补丁，另一个是前不久用新木料做的，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

马车一直往前走。风车却不知为什么，往左边退下去。他们走啊走的，风磨一个劲儿往左退，不过没有消失，还是看得见。

“博尔特瓦替儿子开了一个多好的磨坊呀！”杰尼斯卡说。

“怎么看不见他的庄子？”

“庄子在那边，在山沟后边。”

博尔特瓦的庄子很快就出现了，可是风车还是没有往后退，还是没有留在后面。仍旧用它那发亮的翼片瞅着叶戈鲁什卡，不住地摇动。好一个魔法师！

二

天近中午，马车离开大道，往右拐弯，缓缓地走了几步，站住了。叶戈鲁什卡听到一种柔和的、很好听的淙淙声，觉得脸上碰到一股不同的空气，像是一块凉爽的天鹅绒。前面是大自然用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拼成的小山，水从那里通过不知哪位善人安在那儿的一根用鼠芹做成的小管子流出来，成为一股细流。水落到地面上，清澈，欢畅，在太阳下面发亮，发出轻微的淙淙声，很快地流到左面什么地方去，好像自以为是一条汹涌有力的激流似的。离小山不远的地方，这条小溪变宽，成了一个小水池。炽热的阳光和干焦的土地贪馋地喝着池里的水，吸尽了它的力量。可是再过去一点，那小水池大概跟另一条这样的小溪会合了，因为离小山百步开外，沿着那条小溪，长着稠密茂盛的薹草，一片苍翠。马车驶过去的时候，从那里面飞出三只鹬来，啾啾地叫。

旅客在溪边下车休息，喂马。库兹米乔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叶戈鲁什卡，在马车和卸下来的马所投射的淡淡阴影里铺好一条毡子，坐下吃东西。借了热力凝固在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脑袋里的美好快活的思想，在他喝了一点水、吃了一个熟鸡蛋以后，就要求表达出来。他朝叶戈鲁什卡亲热地看一眼，嘴里嚼着，开口了：

“我自己也念过书，小兄弟。从很小的年纪起，上帝就赐给我思想和观念，因而我跟别人不一样，还只有你这样大的时候就已经凭了我的才智给爹娘和教师不少安慰了。我没满十五岁就会讲拉丁语，用拉丁文做诗，跟讲俄语、用俄文做诗一样好。我记得我做过主教赫利斯托福尔的执权杖的侍从。有一次，我现在还记得那是已故的、最最虔诚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皇上的命名日，主教做完弥撒，在祭坛上脱掉法衣，亲切地看着我，问道：‘Puer　boen，quam　appellaris？’[3]我回答：‘Christophorus Sum.’[4]他就说：‘Ergo　connominati summus．’那是说，我们是同名的人……然后他用拉丁语问：‘你是谁的儿子？’我也用拉丁语回答说，我是列别金斯克耶村的助祭西利伊斯基的儿子。他老人家看见我对答如流，而又清楚，就为我祝福，说：‘你写信告诉你父亲，说我不会忘记提拔他，也会好好照应你。’站在祭坛上的大司祭和神甫们听见我们用拉丁语谈话，也十分惊奇，人人称赞我，都很满意。小兄弟，我还没生胡子就已经会读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书籍，学过哲学、数学、俗世的历史和各种学科了。上帝赐给我的记性可真惊人。一篇文章我往往只念过两遍，就背得出来。我的教师和保护人都奇怪，料着我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学者，成为教会的明灯。我自己也真打算到基辅去继续求学，可是爹娘不赞成。‘你想念一辈子的书，’我爹说，‘那我们要等到你什么时候呢？’听到这些话，我就不再念书，而去找事做了。当然，我没成为学者，不过呢，我没忤逆爹娘，到他们老年给了他们安慰，给他们很体面地下了葬。听话，比持斋和祷告更要紧呢！”

“您那些学问现在恐怕已经忘光了吧！”库兹米乔夫说。

“怎么会不忘光？谢谢上帝，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哲学和修辞学我多少还记得一点，可是外国语和数学我都忘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眯细眼睛，沉思一下，低声说：

“本体是什么？本体是自在的客体，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完成它。”

他摇摇头，感动地笑了。

“精神食粮！”他说，“确实，物质滋养肉体，精神食粮滋养灵魂啊！”

“学问归学问，”库兹米乔夫叹道，“不过要是我们追不上瓦尔拉莫夫，学问对于我们也就没有多大好处了。”

“人又不是针，我们总会找到他的。现在他正在这一带转来转去。”

他们先前见过的那三只鹬，这时候在薹草上面飞着，在它们啾啾的叫声中可以听出惊慌和烦恼的调子，因为人家把它们从小溪那儿赶走了。马庄重地咀嚼着，喷着鼻子。杰尼斯卡在它们身旁走来走去，极力装得完全没理会主人们正在吃的黄瓜、馅饼、鸡蛋，一心一意地扑打那些粘满马背和马肚子的马虻和马蝇。他无情地拍死那些受难者，喉咙里发出一种特别的、又恶毒又得意的声音。每逢没打中，他就烦恼地嗽一嗽喉咙，盯住那只运气好、逃脱了死亡的飞虫。

“杰尼斯卡，你在那儿干什么！来吃东西啊！”库兹米乔夫说，深深地吁一口气，那意思是说，他已经吃饱了。

杰尼斯卡忸怩地走到毡子跟前，拿了五根又粗又黄、俗语所说的“老黄瓜”(他不好意思拿细一点儿、新鲜一点儿的)，拿了两个颜色发黑、裂了口的煮鸡蛋，然后犹犹豫豫、仿佛担心自己伸出去的手会挨打似的，手指头碰了碰甜馅饼。

“拿去吧，拿去吧！”库兹米乔夫催他说。

杰尼斯卡坚决地拿起馅饼，走到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在地上坐下，背对着马车。马上传来了非常响的咀嚼声，连马也回转头去怀疑地瞧了瞧杰尼斯卡。

吃完饭，库兹米乔夫从马车上拿下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袋子，对叶戈鲁什卡说：

“我要睡了，你小心看好，别让人家从我脑袋底下把这袋子抽了去。”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掉法衣，解了腰带，脱下长外衣，叶戈鲁什卡瞧着他，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料到神甫也穿裤子，赫利斯托福尔却穿着帆布裤子，裤腿掖在高统靴子里，还穿着一件花粗布的又短又瘦的上衣。叶戈鲁什卡瞧着他，觉得他穿着这身跟他尊严的地位很不相称的衣服，再配上他的长头发和长胡子，看上去很像鲁滨孙·克鲁梭[5]。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下外衣，面对面在马车下面的阴影里躺下来，闭上眼睛。杰尼斯卡嚼完吃食，在太阳地里仰面朝天躺下，也闭上眼睛。

“小心看好，别让人家把马牵去！”他对叶戈鲁什卡说，立刻就睡着了。

一片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见马在喷鼻子、嚼吃食，睡觉的人在打鼾。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凤头麦鸡在悲鸣。有时候，那三只鹬发出啾啾的叫声，飞过来看一看这些不速之客走了没有。溪水潺潺地流着，声音轻柔温和，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打破寂静，也没有惊动停滞的空气，反倒使得大自然昏昏睡去了。

叶戈鲁什卡吃过东西以后觉得天气特别闷热，热得喘不过气来，就跑到薹草那边去，在那儿眺望左近一带地方。他这时候看见的跟早晨看见的一模一样，无非是平原啦、矮山啦、天空啦、淡紫色的远方啦。不过山近了一点，风车不见了，它已经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在流出溪水的那座乱石山背后，耸起另一座小山，平得多，也宽得多。山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子，住着五六户人家。在那些农舍四周，看不见有人，有树，有阴影，仿佛那村子在炎热的空气中透不出气来，正在干枯似的。叶戈鲁什卡没有事可干，就在青草里捉住一只蟋蟀，把它放在空拳头里，送到耳朵旁边，听那东西奏它的乐器，听了很久。等到听腻它的音乐，他就去追一群黄蝴蝶，那群蝴蝶往薹草中间牲畜饮水的地方飞去。他追啊追的，自己也没有留意又回到马车旁边来了。他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睡得正酣，他们一定还要睡两三个钟头，等马休息过来为止……他怎样打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上哪儿去躲一躲炎热呢？真是个难题……叶戈鲁什卡不由自主地把嘴凑到水管口上接那流出来的水；他的嘴里一阵清凉，并且有鼠芹的味道。起初，他起劲地喝，后来就勉强了，他一直喝到一股尖锐的清凉感觉从他的嘴里散布到全身，水浇湿了他的衬衫才罢休。然后他走到马车跟前，端详那些睡熟的人。舅舅的脸跟往常一样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库兹米乔夫热中于自己的生意，因此哪怕在睡梦中或者在教堂里做祷告，听人家唱“他们啊小天使”的时候，也总是想着自己的生意，一刻也忘不掉，现在他多半梦见了一捆捆羊毛、货车、价钱、瓦尔拉莫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呢，是个温和的、随随便便的、喜欢说笑的人，一辈子也没体会到有什么事业能够像蟒蛇那样缠住他的灵魂。在他生平干过的为数众多的行业中，吸引他的倒不是行业本身，而是从事各种行业所必需的奔忙以及跟人们的周旋。因此，在眼前这次远行中，使他发生兴趣的并不是羊毛、瓦尔拉莫夫、价钱，而是长长的旅程、路上的谈天、马车底下的安睡、不按时间的进餐……现在，从他的脸容看来，他梦见的一定是主教赫利斯托福尔、拉丁语的谈话、他的妻子、奶油面包以及库兹米乔夫绝不会梦见的种种东西。

叶戈鲁什卡正在瞧他们那睡熟的脸容，不料听见了轻柔的歌声。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唱歌，至于她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说不清。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传来，时而从左边传来，时而从上面传来，时而从地下传来，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空飞翔和歌唱。叶戈鲁什卡看一看四周，闹不清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他仔细一听，觉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经凋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向什么人述说着，讲到它自己什么罪也没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烧烤它。它口口声声说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轻，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没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谅，还赌咒说它难忍难挨地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戈鲁什卡听了一阵，觉得这悲凉冗长的歌声好像使得空气更闷，更热，更停滞了……为了要盖没这歌声，他就哼着歌儿，使劲顿着脚跑到薹草那儿去。在那儿，他往四面八方张望，这才看见了唱歌的人。在小村尽头一个农舍附近，站着一个农妇，穿一件短衬衣，腿脚挺长，跟苍鹭一样，正在筛什么东西，她的筛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懒洋洋地顺着山坡洒下来。现在看得明白，就是她在唱歌。离她一俄丈远，站着一个没戴帽子，穿一件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动也不动。他仿佛给歌声迷住了似的，呆站在那里，瞧着下面什么地方，大概在瞧叶戈鲁什卡的红衬衫吧。

歌声中止了。叶戈鲁什卡溜达着走回马车这边来，没什么事可干，又到流水的地方喝水去了。

又传来了冗长的歌声。还是山那边村子里那个长腿的农妇唱的。叶戈鲁什卡的烦闷无聊的心情忽然又回来了。他离开水管，抬头往上看。他这一看，真是出乎意外，不由得有点惊慌。原来他脑袋的上方，在一块笨重的大石头上，站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只穿一件衬衫，鼓起大肚子，两腿很细，就是原先站在农妇旁边的那个男孩。他张大嘴，眼也不地瞧着叶戈鲁什卡的红布衬衫和马车，眼光里带着呆滞的惊奇，甚至带着点恐怖，仿佛眼前看见的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鬼魂。衬衫的红颜色引诱他，打动他的心。马车和睡在马车底下的人勾起他的好奇心。也许他自己也没觉得那好看的红颜色和好奇心把他从小村子里引下来，这时候他大概在奇怪自己胆子大吧。叶戈鲁什卡瞧了他很久，他也瞧了叶戈鲁什卡很久。他俩一声不响，觉得有点别扭。沉默很久以后，叶戈鲁什卡问：

“你叫什么名字？”

陌生的孩子的脸颊比先前更往外鼓。他把背贴着石头，睁大眼睛，努动嘴唇，用沙哑的低音回答说：

“基特！”

两个孩子彼此没有再说话。神秘的基特又沉默了一阵，然后仍旧拿眼睛盯紧叶戈鲁什卡，同时用脚后跟摸索到一块可以下脚的地方，顺势登到石头上，从那儿他一面往后退，一面凝神瞧着叶戈鲁什卡，好像害怕他会从背后打他似的。他又登上一块石头，照这样一路爬上去，直到爬过山顶，完全看不见了为止。

叶戈鲁什卡用眼睛送走他以后，伸出胳膊搂着膝盖，低下了头……炎阳晒着他的后脑壳、脖子、背脊。悲凉的歌声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在停滞而闷热的空气里飞过。小溪单调地淙淙响，马嚼吃食，时间无穷无尽地拖下去，好像也呆住不动了似的。仿佛从早晨到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年……难道上帝要叫叶戈鲁什卡、马车、马儿，在这空气里呆住，跟那些山似的变成石头，永远定在一个地方？

叶戈鲁什卡抬起头来，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看着前面；淡紫色的远方在这以前原本稳稳不动，现在却摇晃起来，随同天空一齐飞到更远的什么地方去了……它顺带把棕色的野草、薹草拉走，叶戈鲁什卡跟在奔跑的远方的后面非常快地追着。有一种力量一声不响地拖着他不知往什么地方去，炎热和使人烦闷的歌声在后面追随不舍。叶戈鲁什卡垂下头，闭上了眼睛……

杰尼斯卡第一个醒过来。不知什么东西螫了他一下，因而他跳起来，急忙搔自己的肩膀，说：

“该死的鬼东西！巴不得叫你咽了气才好！”

然后他走到溪旁，喝饱水，洗了很久的脸。他的喷气声和泼水声把叶戈鲁什卡从昏睡中惊醒。男孩瞧着他那挂着一颗颗水珠、点缀着大雀斑、像大理石一样的湿脸，问道：

“我们马上要走了？”

杰尼斯卡看一眼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回答道：

“大概马上就要走了。”

他用衬衫的下襟擦干脸，做出很严肃的脸相，用一条腿跳来跳去。

“来，看咱俩谁先跑到薹草那儿！”他说。

叶戈鲁什卡给炎热和困倦弄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可是他还是跟着他跳。杰尼斯卡已经将近二十岁，当了马车夫，就要结婚了，可是还没脱尽孩子气。他很喜欢放风筝，放鸽子，玩羊拐，追人，老是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和争吵。只要主人一走开，或者睡了，杰尼斯卡就玩起来，比如用一条腿跳啊，丢石子啊。凡是成年人，看见他真心诚意、十分入迷地跟大孩子们一起蹦蹦跳跳，谁也忍不住要说：“好一个蠢材！”孩子们呢，看见这个大车夫闯进他们的世界里来，却不觉得奇怪：让他来玩好了，只要不打架就成！这就好比小狗看见一只热心的大狗跑过来，开始跟它们一块儿玩耍，它们也不会觉着有什么可奇怪的。

杰尼斯卡赶过了叶戈鲁什卡，而且分明因此很满意。他了眼，为了夸耀自己可以用一条腿跳到随便多么远去，就向叶戈鲁什卡提议要不要顺着大路跳，然后一刻也不休息，再从大路上跳回马车这边来。叶戈鲁什卡谢绝了他的提议，因为他喘得厉害，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忽然，杰尼斯卡做出很庄重的脸色，就连库兹米乔夫骂他或者向他摇手杖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过。他注意地听着，悄悄地屈一个膝头跪下去，他的脸上现出严厉和惊恐的表情，人只有在听到异教邪说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表情。他用眼睛盯紧一个地方，慢慢地抬起一只手来握成一个空拳头，忽然扑下去，肚子贴着地面，空拳头扣在青草上。

“逮住了！”他得意地喘着气说，站起来，把一只大螽斯举到叶戈鲁什卡眼前。

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用手指头摸了摸螽斯那宽阔的绿背，碰一碰它的触须，以为这样会使得它感到舒服。然后杰尼斯卡捉到一个吸足了血的肥马蝇，送给螽斯吃。螽斯爱理不理，好像跟杰尼斯卡早就相熟一样，活动着像护眼甲那样的大下巴，一口咬掉了马蝇的肚子。他们放了螽斯。它把翅膀的粉红色里层闪了一闪，跳进草里去了，立刻唧唧地唱起歌来。他们把马蝇也放了。它张开翅膀，尽管没有肚子，却仍旧飞到马身上去了。

马车底下传来深长的叹气声。那是库兹米乔夫醒来了。他连忙抬起头来，不安地瞧一瞧远方，他的眼光漠不关心地掠过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从他的眼光看得出，他一醒来就想起了羊毛和瓦尔拉莫夫。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起来，到时候了！”他着急地说，“别睡了，已经睡得误了事！杰尼斯卡，套上马！”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醒来，脸上仍旧带着睡熟时候的笑容。他睡过一觉，脸上起了很多皱纹，以致他的脸好像缩小了一半似的。洗完脸，穿好衣服以后，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拿出一本又小又脏的《诗篇》来，脸朝东站着，低声念起来，在胸前画十字。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库兹米乔夫责备地说，“该走了，马已经套好，您呢，真是的……”

“马上就完，马上就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嘟哝着说，“圣诗总得念……今天还没念过呢。”

“留着以后再念也可以嘛。”

“伊万·伊万内奇，这是我每天的规矩……不能不念。”

“上帝不会惩罚您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脸朝东，一动也不动地站了足足一刻钟，努动嘴唇；库兹米乔夫几乎带着痛恨的神情瞧着他，不耐烦地耸动着肩膀。特别惹他冒火的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每次念完赞美辞总要吸进一口气，很快地在身上画十字，而且故意提高声音连念三次，好叫别人也在身上画十字：“阿利路亚[6]，阿利路亚，阿利路亚！赞美吾主！”

末后，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微微一笑，抬起眼睛望着天空，把《诗篇》放回口袋里，说：

“Fini！”[7]

过了一分钟，马车在大道上走动起来。马车仿佛在往回走，不是往前走似的，旅客们看见的景致跟中午以前看见的一模一样。群山仍旧深藏在紫色的远方，看不见它们的尽头。眼前不住地闪过杂草和石头。一片片残梗断株的田地掠过去，然后仍旧是些白嘴鸦，仍旧是一只庄重地拍着翅膀、在草原上空盘旋的鹞鹰。由于炎热和沉静，空气比先前更加停滞了。驯顺的大自然在沉静中麻木了……没有风，没有欢畅新鲜的声音，没有云。

可是末后，等到太阳开始西落，草原、群山、空气却已经受不了压迫，失去耐性，筋疲力尽，打算挣脱身上的枷锁了。出乎意外，一团蓬松的、灰白的云从山后露出头来。它跟草原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我准备好了。”天色就阴下来了。忽然，在停滞的空气里不知有什么东西爆炸开来；猛然刮起一阵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号叫，呼啸。立刻，青草和去年的枯草发出怨诉声，灰尘在大道上卷成螺旋，奔过草原，一路裹走麦秸、蜻蜓、羽毛，像是一根旋转的黑柱子，腾上天空，遮暗了太阳。在草原上，四面八方，风滚草踉踉跄跄，跳跳蹦蹦奔跑不停，其中有一株给旋风裹住，跟小鸟那样盘旋着，飞上天空，变成一个黑斑点，不见了。这以后，又有一株飞上去，随后第三株飞上去，叶戈鲁什卡看见其中两株在蓝色的高空碰在一起，互相扭住，仿佛在角力似的。

大道旁边有一只小鸨在飞。它拍着翅膀，扭动尾巴，浸在阳光里，看样子像是钓鱼用的那种小鱼形的金属鱼钩，或者像一只池塘上的小蝴蝶，在掠过水面的时候，翅膀和触须分不清楚，好像前后左右都生出了触须……小鸨在空中颤抖，好像一只昆虫，现出花花绿绿的颜色，直线样飞上高空，然后大概给尘雾吓住，往斜刺里飞去，很久还看得见它一闪一闪地发亮……

这当儿，一只秧鸡受了旋风的惊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从草地里飞起来。它不像所有的鸟那样逆着风飞，而是顺着风飞，因此它的羽毛蓬蓬松松，全身膨胀得像母鸡那么大，样子很愤怒，很威武。只有那些在草原上活到老年、习惯了草原上种种纷扰的乌鸦，才镇静地在青草上飞翔，或者冷冷淡淡，什么也不在意，伸出粗嘴啄坚硬的土地。

山后传来沉闷的隆隆雷声，刮起一阵清风。杰尼斯卡欢喜地打了个呼哨，拿鞭子抽马。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拉紧帽子，定睛瞧着远山……要是痛痛快快下阵雨，那多好啊！

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那肉眼看不见的压迫力量渐渐镇住风和空气，压下灰尘，随后像是没出什么事似的，沉寂又回来了。云藏起来，被太阳晒焦的群山皱起眉头，空气驯顺地静下来，只有那些受了惊扰的凤头麦鸡不知在什么地方悲鸣，抱怨命运……

这以后不久，黄昏来了。

三

在昏暗的暮色中出现一所大平房，安着锈得发红的铁皮房顶和黑暗的窗子。这所房子叫做旅店，可是房子旁边并没有院子。它立在草原中央，四周没有遮挡。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败的小樱桃园，四周围着一道篱墙，看上去黑沉沉的。窗子底下立着昏睡的向日葵，耷拉着沉甸甸的脑袋。小樱桃园里有架小风车嘎啦嘎啦响，那里安这么一个东西是为了用那种响声吓退野兔。房子近旁除了草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马车刚刚在有遮檐的门廊前面停住，房子里就传出欢畅的声音，一个是男人的声音，一个是女人的。一扇安着滑轮的门咿咿呀呀地开了，一刹那间马车旁边钻出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挥着手，摆动着衣服的底襟。这是旅店主人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个脸色很苍白、年纪不很轻的汉子，胡子挺漂亮，黑得跟墨一样。他穿着一件破旧的黑上衣，那件衣服穿在他那窄肩膀上就跟挂在衣架上一样。每逢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因为高兴或者害怕而拍手，他的衣襟就跟翅膀似地扇动。除了上衣以外，主人还穿着一条肥大的白裤子，裤腿散着，没塞在靴腰里，他还穿着一件丝绒坎肩，上面绣着大臭虫般的棕色花朵。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认出了来客是谁，起初感情激动，呆住了，后来拍着手，嘴里哼哼唧唧。他的上衣底襟摆动着，背脊弯成一张弓，苍白的脸皱出一副笑容，仿佛他看见了马车不但觉着快乐，而且欢喜到了痛苦的程度。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他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喘着气，手忙脚乱，他的举动反而妨碍客人走下车来，“今天对我来说是多么快活的日子呀！唉，可是我现在该做点什么呢？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车夫座位上坐着一位多么漂亮的小少爷啊，如果我说了假话就叫上帝惩罚我！啊呀，我的上帝，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不领着客人到屋里去？请进请进……欢迎你们光临！把你们的东西全交给我吧……哎呀，我的上帝！”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正在马车上搬行李，扶客人下车，忽然扭转身，用着急的、窒息的声音嚷叫起来，好像淹在水里、喊人救命似的：

“索罗蒙！索罗蒙！”

“索罗蒙！索罗蒙！”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屋里随着叫道。

安着滑轮的门咿咿呀呀地开了，门口出现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犹太人，生着鸟嘴样的大鼻子，头顶光秃，四周生了些很硬的鬈发。他上身穿一件短短的、很旧的上衣，后襟呈圆形，短袖子，下身穿一条短短的紧身裤，因此看上去显得矮小，单薄，像是拔净了毛的鸟。这人就是索罗蒙，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弟弟。他默默地向马车走来，现出有点古怪的微笑，没有向旅客问候。

“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来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一种仿佛生怕弟弟不相信的口气说，“哎呀嘿，多么想不到的事情，这些好人一下子都来了！来，搬东西，索罗蒙！请进吧，贵宾！”

过了一会儿，库兹米乔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叶戈鲁什卡已经在一个阴暗的、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坐在一张旧的柞木桌子旁边了。那桌子几乎孤零零地没个倚傍，因为这个大房间里除了一张蒙着满是窟窿的漆皮的长沙发和三把椅子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家具了。而且，那样的椅子也不见得人人都会叫做椅子。它们只是一种可怜的、看上去像是家具的东西罢了，蒙着破旧不堪的漆皮，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过去，看上去倒跟小孩子们的雪橇十分相像。当初那位无人知晓的细木匠究竟着眼于什么样的舒适才那么无情地弄弯椅背，这是不容易想明白的，人只好想象那不是细木匠的过错，也许是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为了要显一显本事才把它扳弯的，后来再想把它扳正，反而扳得更弯了。房间显得阴森森的。墙壁灰白，天花板和檐板被烟熏黑。地板上有些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人们会猜想那也是大力士的脚后跟踩穿的)。看来，即便房间里挂上十盏灯，也仍旧会挺黑。墙壁上或者窗台上没有一点儿像是装饰品的东西。不过有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灰色的木框，装着一张不知什么规章，上面画着双头鹰。另一面墙上也有一个木框，装着一张版画，题着几个字：“人类的淡漠”。究竟人类对什么淡漠，那就闹不清了，因为那张画儿年代过久，画面发黑，布满蝇屎。房间里有一股发霉的酸臭气。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面领着客人走进房间，一面不住地弯腰，拍手，耸肩膀，发出快活的叫声。他认为这些举动是非做不可的，为的是显得非常有礼貌，和气。

“我们的货车什么时候走过这儿的？”库兹米乔夫问他。

“有一队货车是今天一清早走过这儿的，另一队呢，伊万·伊万内奇，是在这儿歇下来吃中饭，黄昏以前才上路的。”

“啊……瓦尔拉莫夫路过这儿没有？”

“没有，伊万·伊万内奇。他的伙计格利戈利·叶戈雷奇，昨天早晨经过这儿，说是今天他大概要到莫罗勘派[8]的农场去。”

“好。那我们赶紧去追货车，然后上莫罗勘派那么去。”

“上帝保佑，这可使不得，伊万·伊万内奇！”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惊慌地说，合起掌来，“夜里您还赶什么路？您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在这儿住一宿，明天早晨，求上帝保佑，再去赶路，随您要去追谁就去追谁好了！”

“没这些闲工夫，没这些闲工夫了……对不起，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下回再住好了，现在没有工夫。我们坐一刻钟就动身，可以在莫罗勘派那儿过夜。”

“一刻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尖叫一声，“您得惧怕上帝才成，伊万·伊万内奇！您这是逼我藏起您的帽子，拿锁来锁上门！您总得吃点什么，喝一点茶呀！”

“我们来不及喝茶吃糖了。”库兹米乔夫说。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偏着头，屈着膝盖，把手掌往前伸出去，好像招架别人打来的拳头似的，同时现出痛苦的快乐笑容，开始央求道：

“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求你们赏个光，在我这儿喝杯茶吧。难道我是个坏人，弄得你们在我这里连喝杯茶都不行？伊万·伊万内奇！”

“行，喝杯茶也好，”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同情地叹一口气，“反正耽误不了多大工夫。”

“哦，好吧！”库兹米乔夫答应了。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下子来了劲，快活得大叫一声，耸起肩膀，好像刚刚钻出冷水，到了温暖地方似的；他跑到门口去，用先前喊叫索罗蒙所用的那种着急的、窒息的声调喊道：

“罗扎！罗扎！拿茶炊来！”

过了一分钟，门开了，索罗蒙走进房间，两只手端着一个大盘子。他把盘子放在桌上，眼睛讥诮地瞧着别处，仍旧古怪地微笑着。现在，借了灯光，可以看清楚他的笑容了，那笑容是很复杂的，表现许多种情绪，可是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只有一种，那就是露骨的轻蔑。他仿佛正在想着一件什么可笑而愚蠢的事，正在对一个什么人看不惯、看不起，正在为一件什么事暗暗高兴，正在等个适当的机会用挖苦话讽刺一下，哈哈地笑一阵似的。他的长鼻子、厚嘴唇、狡猾的暴眼睛，好像饱含着大笑的欲望。库兹米乔夫瞧着他的脸，讥诮地微微一笑，问道：

“索罗蒙，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上我们县城来赶集，表演犹太人？”

叶戈鲁什卡记得很清楚，两年前在县城的市集上一个棚子里，索罗蒙说过书，讲犹太人生活的故事，结果十分成功。这件事经人提起后，却没引起索罗蒙什么感触。他一句话也没回答，走出去，过一会儿端着茶炊回来了。

他把桌上的事办完，就站到一旁去，把手交叉在胸口上，伸出一条腿，他那讥讽的眼睛盯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轻蔑的意味，同时又极可怜，极可笑，因为他的姿态越是显得庄严，他的短裤子，短上衣，滑稽的鼻子，鸟样的、像是拔净了毛的整个身体，也就越发惹眼。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一张凳子，在离桌子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祝你们胃口好！喝茶，吃糖！”他开始忙着招待客人们，“请多用点。这样的稀客，这样的稀客啊。我有五年没见到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了。难道没有人肯告诉我这位漂亮的小少爷是谁家的吗？”他温柔地看着叶戈鲁什卡，问道。

“他是我姐姐奥莉迦·伊万诺芙娜的儿子。”库兹米乔夫回答。

“他上哪儿去？”

“上学校去。我们带他去进中学。”

为了表示有礼貌，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脸上做出惊奇的样子，含有深意地摇头晃脑。

“嘿，这是好事！”他说，朝茶炊摇摇手指头，“这是好事啊！等到你从学校毕业出来，就成了上流人，我们大家见着你就都得脱帽鞠躬了。你将来会变得有学问，有钱，有雄心，妈妈就高兴了。嘿，这是好事！”

他沉默一会儿，摸摸自己的膝头，用半诙谐半尊敬的声调讲起来：

“你得原谅我，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我打算写一封信给主教，告诉他说您打掉商人的饭碗了。我要拿一张公文纸，写道：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大概短钱用，因为他做生意，卖起羊毛来了。”

“不错，我这么大的年纪，真是异想天开……”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笑起来，“老弟，我不做神甫而改行做商人了。现在我本该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可是我坐着车子东跑西颠，像坐着战车的‘法老’[9]似的……瞎忙啊！”

“可是钱倒会多起来哩！”

“得啦吧！碰一鼻子灰哟，哪儿谈得到钱。货色又不是我的，是我女婿米海罗的！”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呢？”

“因为……他娘的奶在他嘴唇上还没干呐。他买羊毛倒还行，可是讲到卖啊，他就没本事了，他还年轻。他花光了所有的钱，想发财，冒尖儿，可是他在这儿试试，在那儿试试，谁也不赏识他。这小伙子照这样混了一年，然后跑来找我，说：‘爹，请您替我把羊毛卖掉，劳驾帮个忙吧！我做不来这些事！’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要出了什么事，就马上爹啊爹的，平时呢，没有爹也行了。他买羊毛的时候不来跟我商量，可是等到现在出了麻烦，就轮着爹了。其实爹哪儿成呢？要不是有伊万·伊万内奇，爹也没法办。他们这种人不知惹出多少麻烦哟！”

“对了，我老实跟您说吧，孩子总要惹出不少烦恼！”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叹道，“我有六个子女。一个要上学，一个要看病，一个要人抱。等他们长大了，麻烦还要多。不但如今是这样，就是在《圣经》上也是一样。雅各[10]有了小孩子的时候，尽是哭，等到孩子长大，他哭得更伤心了！”

“嗯，是啊……”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同意，沉思地瞧着茶杯，“讲到我自己嘛，其实倒没有什么可以抱怨主的。我太太平平地活到了头，就跟别人托天之福活了一辈子一样……我已经把女儿们嫁给好人，给儿子们成家立业，现在我没有什么牵挂，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四面八方，哪儿都可以去了。我跟我老婆过得挺和睦，有吃有喝，睡得挺香，有孙儿女们解闷儿，天天向上帝祷告，此外我也不要什么别的了。我的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用不着去巴结什么人。我有生以来就没受到过什么磨难，现在假定沙皇来问我：‘你需要什么？你希望有什么东西？’那我是什么也不要！样样我都有了，感谢上帝，什么都有了。全城的人，谁也及不上我这么幸福。唯一的烦恼是我有那么多的罪，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上帝才没有罪。这话该对吧？”

“当然对。”

“自然，我没有牙了。岁数一大，背酸痛了，这样那样的……喘病什么的……有了病，身体衰弱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要想一想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了！七十多了！人总不能长生不死。总得知足才成。”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忽然想起什么，对着杯子扑哧一声笑了，而且笑得咳嗽起来。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出于礼貌也笑，也咳嗽。

“真滑稽！”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摆了摆手，“我的大儿子加夫里拉来看望我。他是做医生的，是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的医师……很好……我对他说：‘现在我害了气喘病什么的……你是大夫，那就给你爸爸看看病吧！’他当场脱掉我的衣服，敲呀，听呀，玩了种种花样……揉我的肚子，然后说：‘爸爸，您应当用压缩空气治一治才成。’”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哈哈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站起来了。

“我就对他说：求上帝保佑，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他把手一挥，在笑声中数说着，“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也站起来，用手捧着肚子，尖声笑起来，就跟叭儿狗的叫声一样。

“求上帝保佑它，保佑那个什么压缩空气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笑着又说一遍。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笑声提高了两个调门，而且笑得那么厉害，站也站不稳了。

“哎呀，我的上帝……”他在笑声中呻吟道，“让我缓口气吧……笑得人简直要……哎哟！……笑死我了！”

他连笑带说，同时他又胆怯而怀疑地看一眼索罗蒙。索罗蒙还是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微微地笑。从他的眼神和笑容看来，他的轻蔑和憎恨出于内心，可是这表情跟他那好像拔净了毛的身体那么不相称，照叶戈鲁什卡看来，他仿佛故意装出那种挑衅的态度和恶狠狠的轻蔑神情，为了显一显小丑的身手，逗贵宾们一笑似的。

库兹米乔夫默默地喝完大约六杯茶，在面前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方，拿过袋子来，就是先前他睡在马车底下用来垫在脑袋底下的那个袋子。他解开细绳，抖一抖。成捆的钞票从袋子里滚出来，落在桌子上。

“趁现在有工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我们来点一点。”库兹米乔夫说。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一看见钱，就窘了，他站起来，如同一个有礼貌的、不愿意刺探别人隐私的人一样，踮起脚尖，张开胳膊稳住身子，走出房间去了。索罗蒙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一卢布钞票是多少钱一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开口说。

“一卢布钞票是五十卢布一捆……三卢布钞票是九十卢布一捆。……一百的和二十五的是一千一捆。您为瓦尔拉莫夫数出七千八百，我来数出给古塞维奇的钱。可是小心，别数错……”

叶戈鲁什卡生平从没见过像此刻放在桌子上的那许多钱。钱一定很多，因为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为瓦尔拉莫夫点出来放在一边的七千八百，跟整堆票子相比显得很小。换了在别的时候，这么多的钱也许会使得叶戈鲁什卡震惊，引得他暗自盘算用这一堆钱可以买来多少面包圈、羊拐子、带罂粟籽的甜点心。现在他却漠不关心地瞧着钱，只觉着钞票冒出来的烂苹果味和煤油的臭味惹得他恶心。他一路上给马车颠得没了精神，现在乏了，只想睡觉。他的脑袋往下耷拉，眼睛张不开，思想跟线一样的搅乱了。要是可以的话，他就会舒舒服服地把脑袋垂倒在桌子上，闭上眼睛，免得看见灯光和在那一捆捆钞票上活动的手指头，让疲顿困倦的思想变得越乱越好。现在他却得极力不睡着，于是灯火、茶碗、手指头都变成双份，茶炊摇摇晃晃，烂苹果的气味越发刺鼻，惹人恶心了。

“唉，钱啊，钱啊！”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微微一笑，“你们带来多少烦恼！现在我的米海罗大概在睡觉，梦见我会给他带回去这么一大堆钱呢。”

“您那米海罗·季莫菲伊奇是个糊涂人，”库兹米乔夫低声说，“他不会干他的行当，不过您明白事理，能够判断。您不如照我先前所说的那样把您的羊毛让给我，您自己回去的好，我呢，好吧，比我的价钱多给您半个卢布就是，这可纯粹是表一表敬意……”

“不行，伊万·伊万内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道，“承您关照，我很感激……当然，要是我能做主的话，那就用不着多说了，可是眼前这批货，您自己知道，可不是我的……”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踮着脚尖走进来。他出于礼貌极力不去看那堆钱，悄悄走到叶戈鲁什卡身边，在他背后拉一拉他的衬衫。

“跟我来，少爷，”他低声说，“我带你去看一只挺好的小熊！好一头吓人的、脾气暴躁的小熊！嘿嘿！”

带着睡意的叶戈鲁什卡就站起来，没精打采地跟着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去看熊。他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还没看见什么东西，先就闻到一股发霉的酸味，比在大房间里闻到的浓得多，多半从这个房间散发到整个房子里去了。这房间有一半地方摆着一张大床，铺着油腻的绗过的棉被，另外一半地方摆着一个衣柜和一堆堆形形色色的破旧衣服，从女人的浆硬的裙子起到小孩的短裤和吊裤带为止，样样都有。衣柜上燃着一支油烛。

叶戈鲁什卡没看见原来犹太人应许下的熊，却看见了一个高大、很胖的犹太女人，披散着头发，穿一件红地黑花点的法兰绒连衣裙。她在大床和衣柜中间的狭窄过道上费劲地转来转去，发出哀伤的长声叹息，好像牙痛似的。一看见叶戈鲁什卡，她就做出要哭的脸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眼间，就拿一片抹了蜂蜜的面包送到他唇边。

“吃吧，乖乖，吃吧！”她说，“你在这儿没有妈妈，没有人来照应你的吃喝。吃吧。”

叶戈鲁什卡果然吃了，不过他每天在家里吃的是冰糖和罂粟籽甜点心，觉得这种搀了一半蜂蜡和蜜蜂翅膀的蜂蜜没什么好吃。他吃东西的时候，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瞧着他叹气。

“你上哪儿去，乖乖？”犹太女人问道。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你妈有几个孩子？”

“就是我一个。另外没有了。”

“哎哟！”犹太女人叹道，眼珠往上翻，“可怜的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她会怎样地惦记，怎样地哭哟！过一年，我们也要送我们的纳乌木上学去了！哎哟！”

“唉，纳乌木，纳乌木！”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叹道，他那白脸上的皮肤紧张地抽动着，“他的身子那么单薄呀。”

油腻的被子颤动起来，从被子底下探出一个小孩的卷发的头，下面是一段很细的脖子，两只黑眼睛发亮，好奇地瞅着叶戈鲁什卡。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和犹太女人不住地叹气，走到衣柜那边去，开始用犹太话谈天。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男低音低声讲话，他的犹太话归总起来，像是连续不断的“呱呱呱呱……”他妻子呢，用尖细的像是火鸡般的声音回答，她的话大致像是“嘟嘟嘟嘟……”他们正商量什么事，不料从油腻的被子底下探出另一个卷发的头和另一段瘦脖子，然后钻出第三个头，随后第四个头……要是叶戈鲁什卡有丰富的想象力，他就会想到被子底下躺着一个百头的怪物呢。

“呱呱呱呱……”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说。

“嘟嘟嘟嘟……”犹太女人回答。

这场商谈的结局是那个犹太女人长叹一声，钻进衣柜，解开一个破破烂烂的绿布包，拿出一大块心形的黑面蜜饼。

“拿着，乖乖，”她说，把蜜饼递给叶戈鲁什卡，“你现在没有妈妈，没有人给你点心吃了。”

叶戈鲁什卡把蜜饼塞到口袋里，退到门口，因为老板夫妇生活在其中的那种发酸的霉气他再也闻不得了。他回到大房间里，在长沙发上找个地方舒舒服服地坐下，就专心想自己的心事了。

库兹米乔夫一点完票子，就把票子放回袋子里。他对待那些票子并不特别尊敬，毫无礼貌地把它们往袋子里乱扔，漠不关心，好像那些票子不是钱，而是废纸似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跟索罗蒙攀谈起来。

“喂，怎么样，聪明人索罗蒙[11]？”他说着，打了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事情怎么样？”

“您说的是什么事情？”索罗蒙问，露出挺凶的样子，好像人家在说他犯了什么罪似的。

“一般的事情啊……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做什么？”索罗蒙反问一句，耸了耸肩膀，“还不是跟人家一样……您看得出来，我是奴才。我是哥哥的奴才，哥哥是客人们的奴才，客人们是瓦尔拉莫夫的奴才。要是我有一千万卢布，瓦尔拉莫夫就会做我的奴才。”

“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会做你的奴才？”

“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位老爷或财主不愿意为了多得一个小钱而去舔满身疥疮的犹太人的手。现在我是个满身疥疮的犹太人，叫化子，人人把我看做一条狗，不过要是我有钱，瓦尔拉莫夫就会巴结我，就跟莫伊谢巴结你们一样。”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库兹米乔夫互相瞧了一眼。他俩都不明白索罗蒙的意思。库兹米乔夫严厉地冷眼瞧着他，问道：

“你这蠢材怎么能拿自己跟瓦尔拉莫夫相比？”

“我还不至于蠢到把我自己跟瓦尔拉莫夫比，”索罗蒙答道，讥讽地瞧着讲话人，“虽然瓦尔拉莫夫是个俄罗斯人，他本性却是满身疥疮的犹太人，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赚钱和谋利，我呢，却把钱扔进炉子里去烧掉！我不要钱，不要土地，不要羊，也不要人家怕我，在我路过的时候对我脱帽子。所以我比您那个瓦尔拉莫夫聪明得多，也更像一个人！”

过了不多一会儿，叶戈鲁什卡在半睡半醒中听见索罗蒙用一种因为痛恨而透不出气的、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讲犹太人，讲得又快又不清楚。起初他的俄国话倒还讲得好，后来他加进了讲犹太人生活的说书人的声调，开始用浓重的犹太口音讲话，像那回在市集上棚子里一样了。

“等一等……”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打断他的话，“要是你不喜欢你的宗教，你可以改信别的宗教。嘲笑宗教是罪恶，只是顶顶下贱的人才嘲笑自己的宗教信仰。”

“您压根儿没听明白！”索罗蒙粗鲁地打断他的话，“我跟您讲的是一件事，您讲的却是另一件事……”

“现在谁都看得出来你是个蠢材，”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道，“我尽我的心教训你，你倒生气了。我照老前辈那样平心静气地对你说话，你却像火鸡似的‘卜拉，卜拉，卜拉！’你真是个怪人……”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走进来了。他不安地瞧一眼索罗蒙，又瞧一眼客人，脸上的皮肤又紧张得抽动起来。叶戈鲁什卡摇了摇头，往四下里看一眼，偶尔看见了索罗蒙。这当儿索罗蒙的脸正好有四分之三向他转过来，他的长鼻子的阴影盖住他整个左脸，跟那阴影缠在一起的冷笑，亮晶晶的、讥讽的眼睛，傲慢的表情，好像拔净了毛的整个矮小身体，都化成双份，在叶戈鲁什卡的眼前跳动，这时候他本人不像是小丑，倒像是人在梦中偶尔见到的一种大概像恶魔之类的东西了。

“您这儿有个中了魔的人啊，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求上帝跟他同在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微笑着说，“您应当把他安置到什么地方去，或者给他娶个老婆……他不像是个正常的人了……”

库兹米乔夫生气地皱起眉头。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又不安地、试探地瞧瞧兄弟，瞧瞧客人。

“索罗蒙，出去！”他厉声说道，“出去！”

他还添了一句犹太话。索罗蒙猛的哈哈一笑，走出去了。

“怎么回事？”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惊慌地问赫利斯托福尔神甫。

“他忘了形了，”库兹米乔夫回答，“说话粗鲁，自以为了不起。”

“我早就料到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恐怖地叫道，合起掌来，“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低声喃喃道，“请你们务必行行好，包涵一下，别生气。他这人真怪，真怪！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是我的亲兄弟，可他除了给我找麻烦以外，我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你们知道，他呀……”

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用手指头指着脑门子，画了个圆圈，接着说：

“脑筋不正常啊……他是个没希望的人了。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他不喜欢人，不尊敬人，也不怕人……你们知道，他嘲笑每个人，净说蠢话，对什么人都不客气。说来你们可能不信，有一回瓦尔拉莫夫上这儿来了，索罗蒙对他说了些话，惹得他拿起鞭子把我和他都打了一顿……可是何苦拿鞭子抽我呢？难道能怪我不对？上帝夺去他的脑筋，那么这是上帝的意旨，难道能怪我不对吗？”

十分钟过去了，莫伊谢·莫伊谢伊奇仍旧在低声地唠唠叨叨，叹着气说：

“他晚上不睡觉，老是想啊，想啊，想啊，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只有上帝才晓得。要是晚上去看他，他就生气，笑。他连我也不喜欢……而且他什么也不要！先父去世的时候，给我们每人留下六千卢布。我买下这个旅店，结了婚，现在有了子女；他呢，把钱丢进炉子里烧掉了。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何苦烧掉？你不要，可以给我啊，何苦烧掉呢？”

忽然那扇安着滑轮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地板在什么人的脚步声中颤动。一股冷空气向叶戈鲁什卡袭来，他觉得好像有只大黑鸟飞过他面前，贴近他的脸扇着翅膀。他睁开眼睛……舅舅站在长沙发旁边，手里提着袋子，准备动身。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拿着宽边的礼帽，正在对什么人鞠躬，微笑，然而不像平素那样笑得温柔而动情，却恭敬而勉强，这种笑容跟他的脸很不相称。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呢，好像他的身体断成了三截，而他正在稳住自己，极力不叫自己的身子散开似的。只有索罗蒙站在墙角，交叉着两只手，若无其事，照旧轻蔑地微笑。

“请尊驾原谅我们这儿不干净！”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哼哼唧唧地说，现出又痛苦又欢喜的笑容，不再理会库兹米乔夫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一心稳住自己的身子，免得散开，“我们是些粗人，尊驾！”

叶戈鲁什卡揉一揉眼睛，房间中央果然站着一位尊驾，是个年轻、丰满、很美的女人，穿一身黑衣服，戴一顶草帽。叶戈鲁什卡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相貌，就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忽然想起了白天在山上看见的那棵孤零零的、苗条的白杨。

“瓦尔拉莫夫今天经过此地没有？”女人的声音问道。

“没有，尊驾！”莫伊谢·莫伊谢伊奇回答说。

“要是明天您看见他，请他上我家里去一会儿。”

忽然，十分意外，叶戈鲁什卡看见离自己的眼睛半俄寸[12]远的地方有两道丝绒样的黑眉毛，一对棕色的大眼睛，一张娇嫩的女性的脸蛋儿，带着两个酒涡儿，微笑从酒涡那儿放射出来，就跟阳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一样，有一股挺好闻的香气。

“好一个漂亮的孩子！”女人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卡齐米尔·米哈伊洛维奇，瞧，多么可爱啊！我的上帝啊，他睡着了！我亲爱的小胖子……”

女人亲热地吻叶戈鲁什卡两边的脸蛋儿。他微笑了，可是想到自己是在睡觉，就闭紧眼睛。门上的滑轮吱吱嘎嘎地叫起来，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不知什么人正在走进走出。

“叶戈鲁什卡！叶戈鲁什卡！”他听见两个低沉的声音小声说，“起来，要走了！”

不知道是谁，大概是杰尼斯卡吧，扶他站起来，搀着他的胳膊。在路上，他微微睁开眼睛，又看见了那个吻过他的、穿一身黑衣服的美丽女人。她站在房中央，瞧他走出去，微笑着，和气地对他点头。他走近房门，看见一个英俊、魁伟的黑发男子，戴一顶礼帽，裹着皮护腿。这人一定是陪那个贵妇人来的。

“唷！”外面传来吆喝马的声音。

在这所房子大门口，叶戈鲁什卡看见一辆华贵的新马车和一对黑马。车夫座上坐着一个穿号衣的车夫，手里拿一根长鞭子。送客人出来的，只有索罗蒙一个人。他的脸由于要笑而紧张着，看样子好像非常急于等客人走掉，好痛快地笑他们一场似的。

“这是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爬上马车，小声说。

“对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库兹米乔夫小声地重说一遍。

伯爵小姐的光临所产生的印象大概很强烈，因为就连杰尼斯卡都压低声音说话，直到马车走出四分之一俄里，他回过头远远地望去，看不见那个旅店，只看见一点昏暗的亮光时，才敢拿起鞭子抽那匹枣红马，吆喝一声。

四

这个使人捉摸不透的、神秘的瓦尔拉莫夫虽然索罗蒙看不起，可是大家谈得那么多，就连那个美丽的伯爵小姐也要找他，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半睡半醒的叶戈鲁什卡挨着杰尼斯卡并排坐在车夫座上心里想着的正是这个人。他从没见过这个人，不过屡次听到人家说起他，也常常在想象中描摹他的样子。他知道瓦尔拉莫夫有好几万俄亩[13]的土地，有十万只羊，有很多的钱。关于他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叶戈鲁什卡只知道他老是“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老是有人找他。

在家里，叶戈鲁什卡还听说过很多关于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的事。她也有好几万俄亩的土地，许多的羊，一个养马场，很多的钱，可是她并不“转来转去”，却住在自己阔绰的庄园上。伊万·伊万内奇为了接洽生意，曾不止一次到伯爵小姐家里去过，他和其他熟人讲过许多关于那个庄园的奇谈趣事，比方说，他们讲：伯爵小姐的客厅里，四壁挂着波兰历代皇帝的御像，摆着一个大座钟，那钟做成悬崖的样子，崖上站着一头金马，嵌着宝石眼睛，扬起前蹄，马身上坐着一个金骑士，每逢钟响，他就向左右挥舞马刀。据说伯爵小姐每年大约开两次舞会，请来全省的贵族和文官，就连瓦尔拉莫夫也来参加。全体宾客喝的茶是用银茶炊烧的，他们吃的都是各种珍品(比方说在冬天，到了圣诞节，他们吃得到马林果和草莓)，客人们随着音乐跳舞，乐队一天到晚奏乐不停……

“她长得多么美啊！”叶戈鲁什卡想起她的脸儿和笑容，暗自想道。

库兹米乔夫大概也在想伯爵小姐，因为车子已经走出两俄里了，他却说：

“那个卡齐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可真能揩她的油！您该记得，前年我向她买羊毛的时候，他在我买的一批货色上就赚了大约三千。”

“要想叫波兰人不是这个样子是不可能的。”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

“可是她倒一点也不在意。据说她年轻，愚蠢。脑子糊涂得很！”

不知什么缘故，叶戈鲁什卡一心只想到瓦尔拉莫夫和伯爵小姐，特别是想伯爵小姐。他那睡意蒙眬的脑子里根本拒绝平凡的思想，弥漫着一片云雾，只保留着神话里的怪诞形象，它们具有一种便利，好像会自动在脑筋里生出来，不用思索的人费什么力，而且只要使劲摇一摇头，那些形象就又会自动消灭，无影无踪了。再者他四周的一切东西也没有一样能使他生出平凡的思想。右边是一带乌黑的山峦，好像遮挡着什么神秘可怕的东西似的。左边地平线上整个天空布满红霞，谁也闹不清究竟是因为有什么地方起了火呢，还是月亮就要升上来。如同白天一样，远方还是看得清的，可是那点柔和的淡紫色，给黄昏的暗影盖住，不见了。整个草原藏在暗影里，就跟莫伊谢·莫伊谢伊奇的小孩藏在被子底下一样。

七月的黄昏和夜晚，鹌鹑和秧鸡已经不再叫唤，夜莺也不在树木丛生的峡谷里唱歌，花卉的香气也没有了。不过草原还是美丽，充满了生命。太阳刚刚下山，黑暗刚刚笼罩大地，白昼的烦闷就给忘记，一切全得到原谅，草原从它那辽阔的胸脯里轻松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因为青草在黑暗里看不见自己的衰老似的，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而年轻的鸣叫声，这在白天是听不到的；声，吹哨声，搔爬声，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合成一种不断的、单调的闹声，在那种闹声里默想往事，忧郁悲伤，反而很舒服。单调的唧唧声像催眠曲似的催人入睡；你坐着车，觉着自己就要睡着了，可是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只没有睡着的鸟发出短促而不安的叫声，或者听到一种来历不明的声音，像是谁在惊奇地喊叫：“啊——啊！”接着，睡意又把你的眼皮合上了。或者，你坐车走过一个峡谷，那儿生着灌木，就会听见一种被草原上的居民叫做“睡鸟”的鸟，对什么人叫道：“我睡啦！我睡啦！我睡啦！”又听见另一种鸟在笑，或者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声，那是猫头鹰。它们究竟为谁而叫，在这平原上究竟有谁听它们叫，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不过它们的叫声却含着很多的悲苦和怨艾……空气中有一股禾秸、枯草、迟开的花的香气，可是那香气浓重，甜腻，温柔。

透过暗影，样样东西都看得见，只是各种东西的颜色和轮廓却很难辨清。样样东西都变得跟它本来的面目不同了。你坐车走着，忽然看见前面大路旁边站着一个黑影，像个修士。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着，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东西……别是土匪吧？那黑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时候它就在马车旁边了，你这才看出原来这不是人，却是一丛孤零零的灌木或者一块大石头。这类稳稳不动、有所等待的人影站在矮山上，藏在坟墓背后，从杂草里探出头来。它们全都像人，引人起疑。

月亮升上来了，夜变得苍白、无力。暗影好像散了。空气透明，新鲜，温暖；到处都看得清楚，甚至辨得出路边一根根的草茎。在远处的空地上可以看见头盖骨和石头。可疑的、像是修士的人形由月夜明亮的背景衬托着，显得更黑，也好像更忧郁了。在单调的鸣叫声中越来越频繁地夹着不知什么东西发出的“啊！——啊！”的惊叫声，搅扰着静止的空气，还可以听见没有睡着的或者正在梦呓的鸟的叫声。宽阔的阴影游过平原，就像云朵游过天空一样。在那不可思议的远方，要是你长久地注视它，就会看见模模糊糊、奇形怪状的影像升上来，彼此堆砌在一块儿……那是有点阴森可怕的。人只要瞧一眼布满繁星的微微发绿的天空，看见天空既没有云朵，也没有污斑，就会明白温暖的空气为什么静止，大自然为什么小心在意，不敢动一动，它战战兢兢，舍不得失去哪怕是一瞬间的生活。至于天空那种没法测度的深邃和无边无际，人是只有凭了海上的航行和月光普照下的草原夜景才能有所体会的。天空可怕、美丽、亲切，显得懒洋洋的，诱惑着人们，它那缠绵的深情使人头脑昏眩。

你坐车走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你在路上碰见一所沉默的古墓或者一块人形的石头，上帝才知道那块石头是在什么时候，由谁的手立在那儿的。夜鸟无声无息地飞过大地。渐渐地，你回想起草原的传说、旅客们的故事、久居草原的保姆所讲的神话，以及凡是你的灵魂能够想象和能够了解的种种事情。于是，在唧唧的虫声中，在可疑的人影上，在古墓里，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而且听见的一切东西里，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灵魂响应着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呼唤，一心想随着夜鸟一块儿在草原上空翱翔。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在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

“唷！你好，潘捷列！一切都顺利吗？”

“谢天谢地，伊万·伊万内奇！”

“你们看见瓦尔拉莫夫没有，伙计们？”

“没有，我们没看见。”

叶戈鲁什卡醒来，睁开眼睛。车子停住了。大路上靠右边，有一长串货车向前一直伸展到远处，许多人在车子近旁走动。所有的货车都载着大捆的羊毛，显得很高，圆滚滚的，马呢，就显得又小又矮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赶到莫罗勘派那儿去！”库兹米乔夫大声说，“犹太人说瓦尔拉莫夫要在莫罗勘派那儿过夜。既是这样，那就再会吧，伙计们！愿主跟你们同在！”

“再会，伊万·伊万内奇！”有几个声音回答。

“对了，我说，伙计们，”库兹米乔夫连忙又喊道，“你们把我的这个小孩子带在身边吧！何必叫他白白陪着我们受车子的颠簸呢？把他放在你车上的羊毛捆上边，潘捷列，让他慢慢地走，我们却要赶路去了。下来，叶戈尔！去吧，没关系！……”

叶戈鲁什卡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好几只手抓住他，把他高高地举到半空中，接着，他发现自己落到一个又大又软、沾着露水、有点潮湿的东西上面。这时候他觉得天空离他近了，土地离他远了。

“喂，把小大衣拿去！”杰尼斯卡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嚷道。

他的大衣和小包袱从下面丢上来，落在叶戈鲁什卡身旁。他不愿意多想心思，连忙把包袱放在脑袋底下，拿大衣盖在身上，伸直了腿，因为碰到露水而微微耸起肩膀，满意地笑了。

“睡吧，睡吧，睡吧……”他想。

“别亏待他，你们这些鬼！”他听见杰尼斯卡在下面说道。

“再见，伙计们！愿主跟你们同在！”库兹米乔夫叫道，“我拜托你们啦！”

“你放心吧，伊万·伊万内奇！”

杰尼斯卡吆喝着马儿，马车吱吱嘎嘎地滚动了，然而不是顺着大路走，却是往旁边什么地方走去。随后有大约两分钟的沉静，仿佛车队睡着了似的，只能听见远远的那只拴在马车后面的铁桶的丁冬声渐渐消失。后来，车队前头有人喊道：

“基留哈！上路啦！”

最前面的一辆货车吱吱嘎嘎地响起来，然后第二辆、第三辆也响了。……叶戈鲁什卡觉得自己躺着的这辆货车摇晃着，也吱吱嘎嘎地响起来。车队出发了，叶戈鲁什卡抓紧拴羊毛捆的绳子，又满意地笑起来，把口袋里的蜜饼放好，就睡着了，跟往常睡在家里的床上一样……

等他醒来，太阳已经升起来，一座古坟遮挡着太阳，可是太阳极力要把亮光洒向世界，用力朝四面八方射出光芒，使得地平线上洋溢着一片金光。叶戈鲁什卡觉得太阳走错了地方，因为昨天太阳是从他背后升起来的，现在却大大地偏左了……而且整个景色也不像昨天。群山没有了。不管你往哪边看，四面八方，都铺展着棕色的、无精打采的平原，无边无际。平原上，这儿那儿隆起一些小坟，昨天那些白嘴鸦又在这儿飞来飞去。前面远处，有一个村子的钟楼和农舍现出一片白颜色。今天凑巧是星期日，乌克兰人都待在家里，烤面包，烧菜，这可以从每个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看出来，那些烟像一块蓝灰色的透明的幕那样挂在村子上。在两排农舍中间的空当儿上，在教堂后面，露出一条蓝色的河，河对面是雾蒙蒙的远方。可是跟昨天相比，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道路的变化更大了。一种异常宽阔的、奔放不羁的、雄伟强大的东西在草原上伸展出去，成了大道。那是一条灰色长带，经过车马和人们的践踏，布满尘土，跟所有的道路一样，只是路面有好几十俄丈宽。这条道路的辽阔使得叶戈鲁什卡心里纳闷，引得他产生了神话般的幻想。有谁顺着这条路旅行呢？谁需要这么开阔的天地呢？这真叫人弄不懂，古怪。说真的，那些迈着大步的巨人，例如伊里亚·慕洛梅茨[14]和大盗索罗维[15]，至今也许还在罗斯生活着，他们的高头大马也没死吧。叶戈鲁什卡瞧着这条道路，幻想六辆高高的战车并排飞驰，就跟在《圣经》故事的插图上看见的一样。每辆战车由六头发疯的野马拉着，高高的车轮搅起滚滚的烟尘升上天空，驾御那些马的是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或者在神话般的幻想中才能出现的那种人。要是真有那些人的话，他们跟这草原和大道是多么相称啊！

在大道的右边，挂着两股电线的电线杆子一直伸展到大道的尽头。它们越变越小，进了村庄，在农舍和绿树后面消失了，然后又在淡紫色的远方出现，成了很小很细的短棍，像是插在地里的铅笔。大鹰、猛隼、乌鸦停在电线上，冷眼瞧着走动的货车队。

叶戈鲁什卡躺在最后一辆货车上，能看见这整个一长串的货车。货车队的货车一共有二十来辆，每三辆一定有个车夫。在叶戈鲁什卡躺着的最后一辆货车旁边走着一个老头儿，胡子雪白，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那样又瘦又矮，可是他有一张给太阳晒成棕色的、严厉的、沉思的脸。很可能这个老人并不严厉，也没在沉思，不过他的红眼皮和又尖又长的鼻子给他的脸添了一种严肃冷峻的表情，那些习惯了老是独自一人思考严肃事情的人就会有那样的表情。跟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一样，他戴着一顶宽边的礼帽，然而不是老爷戴的那种，而是棕色毡子做成的，与其说像一顶礼帽，倒不如说像一个切去尖顶的圆锥体。他光着脚。大概因为在寒冷的冬天他在货车旁边行走，可能不止一回冻僵，于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吧，他走路的时候总是拍大腿，顿脚。他看见叶戈鲁什卡醒了，就瞧着他，耸起肩膀，仿佛怕冷似的，说：

“哦，睡醒了，小子！你是伊万·伊万内奇的儿子吧？”

“不，我是他的外甥……”

“伊万·伊万内奇的外甥？瞧啊，现在我脱了靴子，光着脚蹦蹦跳跳。我这双脚痛，挨过冻，不穿靴子倒还舒服些……倒还舒服些，小子……这么一说，你是他的外甥？他倒是个好人，挺不错……愿主赐他健康……挺不错……我是指伊万·伊万内奇……他上莫罗勘派那儿去了……啊，主，求您怜悯我们！”

老头儿讲起话来好像也怕冷似的，断断续续，不肯爽快地张开嘴巴。他发不好唇音，含含糊糊，仿佛嘴唇冻住了似的。他对叶戈鲁什卡讲话的时候没笑过一回，显得很严峻的样子。

前面相隔两辆货车，有一个人走着，穿一件土红色的长大衣，戴一顶鸭舌帽，穿着高筒靴子，靴筒松垂下来，手里拿一根鞭子。这人不老，四十岁上下。等到他扭回头来，叶戈鲁什卡就看见一张红红的长脸，生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右眼底下凸起一个海绵样的瘤子。除了那个很难看的瘤子以外，他还有一个特点非常惹人注意：他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挥舞着，仿佛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似的。他不时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然后用两只手指挥，独自哼着什么曲子。

再前面一个车夫是个身材细长、像条直线的人，两个肩膀往下溜得厉害，后背平得跟木板一样。他把身子挺得笔直，好像在行军，或者吞下了一管尺子似的。他的胳膊并不甩来甩去，却跟两条直木棒那样下垂着。他迈步的时候两条腿如同木头，那样子像是玩具兵，差不多膝头也没弯，可是尽量把步子迈大；老头儿或者那个生着海绵样的瘤子的人每迈两步，他只要迈一步就行了，所以看起来他好像比他们走得慢，落在后面似的。他脸上绑着一块破布，脑袋上有个东西高起来，看上去像是修士的尖顶软帽。他上身穿乌克兰式的短上衣，满是补钉，下身穿深蓝色的肥裤子，散着裤腿，脚上一双树皮鞋。

那些远在前面的车夫，叶戈鲁什卡就看不清了。他伏在车上，在羊毛捆上挖个小洞，闲着没事做，抽出羊毛来编线玩。在他下面走路的老头儿却原来并不像人家凭他的脸色所想象的那么冷峻和严肃。他一开口讲话，就停不住嘴了。

“你上哪儿去啊？”他顿着脚，问。

“上学去。”叶戈鲁什卡回答。

“上学去？嗯……好吧，求圣母保佑你。不错。一个脑筋固然行，可是两个更好。上帝给这人一个脑筋，给那人两个脑筋，甚至给另一个人三个脑筋……给另一个人三个脑筋，这是实在的……一个脑筋天生就有，另一个脑筋是念书得来的，再一个是从好生活里来的。所以你瞧，小兄弟，要是一个人能有三个脑筋，那可不错。那种人不但活得舒服，死得也自在。死得也自在……我们大家将来全要死的。”

老头儿搔一搔脑门子，抬起他的红眼睛瞧一瞧叶戈鲁什卡，接着说：

“去年从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来的老爷玛克辛·尼古拉伊奇，也带着他的小小子去上学。不知道他在那儿书念得怎么样了，不过那小子挺不错，挺好……求上帝保佑他们，那些好老爷。对了，他也送孩子去上学……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一定没有念书的学堂。没有……不过那个城挺不错，挺好……给老百姓念书的普通学堂倒是有的，讲到求大学问的学堂，那儿就没有了……没有了，这是实在的。你叫什么名字？”

“叶戈鲁什卡。”

“那么，正名是叶戈里[16]……神圣的殉教徒，胜利者叶戈里，他的节日是四月二十三日。我的教名是潘捷列……潘捷列·扎哈罗夫·霍洛多夫……我们是霍洛多夫家……我是库尔斯克省契木城的人，那地方你也许听说过吧。我的弟兄们学了手艺，在城里干活儿，不过我是个庄稼汉……我一直是庄稼汉。大概七年前，我上那儿去过……那是说，我回家里去过。乡下去了，城里也去了……我是说，去过契木。那时候，谢天谢地，他们大伙儿都还活着，挺硬朗，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有人也许死了……也到了该死的时候，因为大伙儿都老了，有些人比我还老。死也没什么，死了也挺好，不过，当然，没行忏悔礼可死不得。再也没有比来不及行忏悔礼横死更糟的了。横死只有魔鬼才喜欢。要是你想行完忏悔礼再死，免得不能进入主的大殿，那就向殉教徒瓦尔瓦拉祷告好了。她替人说情。她是那样的人，这是实在的……因为上帝指定她在天上占这么一个地位，就是说，人人都有充分的权利向她祷告，要求行忏悔礼。”

潘捷列只顾自己唠叨，明明不管叶戈鲁什卡在不在听。他懒洋洋地讲着，自言自语，既不抬高声音，也不压低声音，可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却能够讲出许多事情来。他讲的话全是由零碎的片断合成的，彼此很少联系，叶戈鲁什卡听着觉得一点趣味也没有。他所以讲这些话，也许只是因为沉默地度过了一夜以后，如今到了早晨，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看它们是不是全在罢了。他讲完忏悔礼以后，又讲起那个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城的玛克辛·尼古拉伊奇。

“对了，他带着小小子……他带着，这是实在的……”

有一个车夫本来远远地在前面走，忽然离开他原来的地方，跑到一边去，拿鞭子抽一下地面。他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汉子，年纪三十岁左右，生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显然很有力气，身体结实。凭他的肩膀和鞭子的动作来看，凭他的姿势所表现的那种恶狠狠的样子来看，他所打的是个活东西。另外有个车夫跑到他那儿去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又大又密的黑胡子，穿一件坎肩和一件衬衫，衬衫的底襟没有掖在裤腰里。这个车夫用低沉的、像咳嗽一样的声音哈哈大笑起来，叫道：

“哥儿们，德莫夫打死了一条毒蛇！真的！”

有些人，单凭他们的语声和笑声就可以正确地判断他们的智慧。这个生着黑胡子的汉子正好就是这类幸运的人。从他的语声和笑声，听得出他笨极了。生着金色头发的德莫夫打完了，就拿鞭子从地面上挑起一根像绳子样的东西，哈哈笑着，把它扔在车子旁边。

“这不是毒蛇，是草蛇！”有人嚷道。

那个走路像木头、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快步走到死蛇那儿，看一眼，举起他那像木棍样的胳膊，双手一拍。

“你这囚犯！”他用低沉的、悲痛的声音叫道，“你干吗打死这条小蛇呀？它碍了你什么事，你这该死的？瞧，他打死了一条小蛇！要是有人照这样打你，你怎么样？”

“不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平心静气地唠叨着，“不该打死……又不是毒蛇嘛。它那样子虽然像蛇，其实是个性子温和、不会害人的东西……它喜欢人……草蛇是这样的……”

德莫夫和那生着黑胡子的人大概觉得难为情，因为他们大声笑着，不回答人家的抱怨，懒洋洋地走回自己的货车那儿去了。等到后面一辆货车驶到死蛇躺着的地方，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就凑近草蛇弯下腰去，转身对潘捷列用含泪的声音问道：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这草蛇呀？”

这时候叶戈鲁什卡才看见他的眼睛挺小，暗淡无光，脸色灰白，带着病容，也好像暗淡无光，下巴挺红，好像肿得厉害。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它呀？”他跟潘捷列并排走着，又说一遍。

“他是个蠢人，手发痒，所以才打死它，”老头儿回答说，“不过不应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德莫夫是个捣蛋鬼，大家都知道，碰见什么就打死什么，基留哈也不拦住他。他原该出头拦住他，可是他倒‘哈哈哈’‘嗬嗬嗬’的……不过，你呢，瓦夏，也别生气……何必生气呢？打死就算了，随他去好啦……德莫夫是捣蛋鬼，基留哈因为头脑糊涂才会那样……没什么……他们是不懂事的蠢人，随他们去吧。叶美里扬就从来也不碰不该碰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碰，这是实在的……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呢，蠢……叶美里扬不同……他就不碰。”

那个穿土红色大衣、长着海绵样的瘤子的车夫，本来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这时候听见人家提起他的名字，就站住，等着潘捷列和瓦夏走过来，跟他们并排往前。

“你们在谈什么？”他用嘶哑的、透不出气的声音问道。

“喏，瓦夏在这儿生气，”潘捷列说，“所以，我就跟他讲话，好让他消消气……哎哟，我这双挨过冻的脚好痛哟！哎哟，哎哟！就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主的节日，脚才痛得更厉害了！”

“那是走出来的。”瓦夏说。

“不，小伙子，不是的……不是走出来的，走路的时候倒还舒服点。等我一躺下，一暖和，那才要命哟。走路在我倒还轻松点。”

穿着土红色大衣的叶美里扬夹在潘捷列和瓦夏当中走着，挥动胳膊，仿佛他们打算唱歌似的。挥了不大工夫，他放下胳膊，绝望地干咳一声。

“我的嗓子坏了！”他说，“真是倒霉！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我老是想着我们先前在马利诺夫斯基家婚礼上唱的《求主怜悯》这首三部合唱的圣歌；它就在我的脑子里，就在我的喉咙口……仿佛要唱出来似的，可是真要唱吧，却又唱不出来！我的嗓子坏了！”

他沉默了一分钟，想到什么，又说下去：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十五年，在整个卢甘斯克工厂里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嗓子及得上我。可是，见鬼，前年我在顿涅茨河里洗了个澡，从那以后，我就连一个音符也唱不准了。喉咙受凉了。我没有了嗓子，就跟工人没有了手一样。”

“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同意。

“说到我自己，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个没希望的人，完了。”

这当儿，瓦夏凑巧看见叶戈鲁什卡。他的眼睛就变得油亮，比先前更小了。

“原来有位少爷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拿衣袖遮住鼻子，仿佛害臊似的，“好一个尊贵的车夫！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你也赶车子、运羊毛好了。”

他想到一个人同时是少爷，又是车夫，大概觉得很稀奇，很有趣，因为他嘿嘿地大笑起来，继续发挥他这种想法。叶美里扬也抬头看看叶戈鲁什卡，可是只随意看一眼，目光冷淡。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要不是瓦夏谈起，大概就不会留意到有叶戈鲁什卡这么个人了。还没过上五分钟，他又挥动胳膊，然后向他的同伴们描摹他晚上想起来的婚歌《求主怜悯》的美妙。他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挥动两条胳膊。

货车队在离村子一俄里远一个安着取水吊杆的水井旁边停住。黑胡子基留哈把水桶放进井里，肚子贴着井壁，伏在上面，把头发蓬松的脑袋、肩膀、一部分胸脯，伸进那黑洞里去，因此叶戈鲁什卡只看得见他那两条几乎不挨地的短腿了。他看见深深的井底水面上映着他脑袋的影子，高兴起来，发出低沉的傻笑声，井里也发出同样的回声应和着。等到他站起来，他的脸和脖子红得跟红布一样。第一个跑过去喝水的是德莫夫。他一面笑一面喝水，常常从水桶那儿扭过头来对基留哈讲些好笑的事，然后他回转身，放开嗓门说出五个难听的词儿，那声音响得整个草原都听得见。叶戈鲁什卡听不懂这类词儿的意思，可是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词很恶劣。他知道他的亲戚和熟人对这些词默默地抱着恶感。不知什么缘故，他自己也有那种感觉，而且素来认为只有喝醉的和粗野的人才享有大声说出这些词的特权。他听着德莫夫的笑声，想起草蛇惨遭毒手，就对这人感到一种近似痛恨的感情。事有凑巧，德莫夫偏偏在这当儿看见了叶戈鲁什卡，叶戈鲁什卡已经从车上爬下来，往水井走去。他哈哈大笑，叫道：

“哥儿们，老头儿昨天晚上生了个男孩子！”

基留哈用他的男低音笑起来，笑得直咳嗽。还有个人也笑。叶戈鲁什卡涨红了脸，从此断定德莫夫是个很坏的人。

德莫夫生着金色的鬈发，没戴帽子，衬衫敞着怀，看上去很漂亮，长得非常强壮。从他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他爱捣乱，力气大，深知自己的本事。他扭动着肩膀，两手插在腰上，说笑的声音比谁都响亮，仿佛打算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很重的东西，震惊全世界似的。他那狂妄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货车、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他分明谁也不怕，什么也拦不住他，叶戈鲁什卡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大概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叶戈鲁什卡已经从心底里恨他那金发、他那光溜的脸、他那力气，带着憎恶和恐惧听他的笑声，已经打定主意要找点骂人的话来报复他了。

潘捷列也走到水桶这儿来了。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绿杯子，那原是神像前的长明灯，然后他用一小块破布把它擦干净，在水桶里舀满水，喝完了，再舀满，再喝完，然后用破布把它包起来，放进衣袋。

“老爷爷，你为什么用灯喝水？”叶戈鲁什卡惊奇地问道。

“有人凑着桶子喝水，有人用灯喝水，”老头儿支支吾吾地说，“各人有各人的章法……你凑着桶子喝水，好，那就喝个够吧……”

“你这宝贝儿啊，你这小美人哟！”瓦夏忽然用爱抚的、含泪的声调说，“我的心肝啊！”

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那两只眼睛变得油亮，含着笑意，他的脸上带着方才看叶戈鲁什卡时候的那种表情。

“你在跟谁说话？”基留哈问。

“我说的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跟小狗那样仰面朝天躺在那儿玩呢……”

人人开始眺望远方，寻找那只狐狸，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瓦夏一个人用他那混浊的灰眼睛看见了什么，而且看得入了迷。他的眼睛非常尖，这是叶戈鲁什卡后来才知道的。他看得那么远，因此荒凉的棕色草原对他来说永远充满生命和内容。他只要往远方一看，就会瞧见狐狸啦，野兔啦，大鸨啦，或者别的什么远远躲开人的动物。看见一只奔跑的野兔或者一只飞翔的大鸨，那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凡是走过草原的人都看得见，可是未必人人都有本领看见那些不是在奔逃躲藏，也不是在仓皇四顾，而是在过着家庭生活的野生动物。瓦夏却看得见玩耍的狐狸、用小爪子洗脸的野兔、啄翅膀上羽毛的大鸨、钻出蛋壳的小鸨。由于眼睛尖，瓦夏除了大家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自己独有而别人没份的世界。那世界多半很美，因为每逢他看见什么，看得入迷的时候，谁也不能不嫉妒他。

货车队往前走的时候，教堂正敲钟召人去做弥撒。

五

这一串货车在一个村子外面一条河旁停下来。太阳跟昨天一样炎热，一点风也没有，叫人发闷。河岸上有几株杨柳，可是树的阴影不落在土地上，却映在水面上，变得一无用处了，就连躺在货车底下的阴影里，也还是闷热不堪，使人心里憋得慌。水映着天空而发蓝，热烈地引诱人们到它那儿去。

叶戈鲁什卡直到现在才注意到一个车夫，叫斯乔普卡，是个十八岁的乌克兰小伙子，上身穿一件长衬衫，没系腰带，下身穿一条肥裤子，散着裤腿，走起路来裤腿像旗子一样飘动。他很快地脱下衣服，顺着高陡的河岸跑下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钻进水里三回，然后仰面朝天地游泳，快活得闭上眼睛。他的脸带着微笑，起着皱纹，好像他觉得又痒又痛，而且感到好笑似的。

在找不到地方躲避溽暑和窒闷的热天，水的拍溅声和游泳者很响的呼吸声在人们的耳朵里就成了美妙的音乐。德莫夫和基留哈学斯乔普卡的样，也赶紧脱光衣服，大声笑着，预先体味着舒服的味道，接连跳进水里。那条安静的、不起眼的小河里就响彻了喷鼻声、拍水声、嚷叫声。基留哈咳嗽，欢笑，嚷叫，好像他们要叫他淹死似的，德莫夫呢，追他，极力要拉住他的后腿。

“哈——哈——哈！”他嚷叫着，“逮住他！抓住他！”

基留哈扬声大笑，痛快得很，可是他脸上的表情却跟原先在陆地上一样惊愕，发愣，仿佛有人偷偷溜到他背后，拿斧背打了他的脑袋似的。叶戈鲁什卡也脱掉衣服，可是并没有走下河岸的高坡，却一阵风似地往前猛跑几步，飞下去，离水面有一俄丈半高。他的身体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落进水里，沉得很深，可是没有碰到底。有一股不知什么力量使他感到又凉快又舒服，把他托起来，送回水面上来了。他钻出水面，喷鼻子，吹水泡，睁开眼睛。可是太阳正巧映在贴近他脸的水面上。先是耀眼的光点，随后是彩虹和黑斑，照进了他的眼睛。他赶紧又沉进水里，在水里睁开眼睛，看见一片迷茫的绿色，就跟月夜的天空一样。原先那股力量又不让他沉到水底，不让他待在凉爽里，却把他托上水面来。他钻出水面，深深呼一口气，不但胸膛里觉得畅快清新，就连肚子里也感觉到了。然后，为了要尽情享受河水，他就让自己随意玩各种花样：仰面躺在水面上，享享福，拍拍水，翻个跟头，然后背朝上游，侧着身子游，仰面游，立着游，总之随自己高兴，游累了为止。对岸长着茂密的芦苇，河岸让太阳涂上一层金光，芦花像美丽的穗子似的低垂到水面上。有一个地方，芦苇在颤动，芦花点头，传来水的拍溅声，原来斯乔普卡和基留哈在那儿“抓”虾呢。

“虾！瞧，哥儿们，虾！”基留哈得意地叫道，果然捞出一只虾来。

叶戈鲁什卡游到芦苇那儿，沉进水里，开始在芦苇根的周围摸索。他在又稀又黏的淤泥里找来找去，摸到一个尖尖的、手碰上去不舒服的东西，也许真的就是一只虾。可是这当儿不知谁抓住他的后腿，把他拉到水面上去了。叶戈鲁什卡让水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嗽着，睁开眼睛，看见面前是捣蛋鬼德莫夫那张水淋淋的、笑嘻嘻的脸。这个捣蛋鬼正在喘气，从他的眼神看来，他打算把这玩笑再开下去。他一手拉紧叶戈鲁什卡的腿，已经抬起另一只手要掐他的脖子了；叶戈鲁什卡又讨厌又害怕，仿佛不愿意他碰到自己，又害怕那大力士会淹死他，就挣脱他的手说：

“傻瓜！我要给你一个嘴巴！”

他觉得这还不够表现他的痛恨，想了一想，又说：

“坏蛋！狗崽子！”

可是德莫夫却满不在乎，已经不再答理叶戈鲁什卡，游着水去找基留哈了，嘴里嚷着：

“哈——哈——哈！咱们来捉鱼吧！伙计，捉鱼吧！”

“行啊，”基留哈同意道，“这儿一定有很多鱼……”

“斯乔普卡，跑到村子里去，向庄稼人借个网子来！”

“他们不肯给的！”

“他们肯的！你央求他们好了！跟他们说，看在上帝份上，求他们借给我们，因为我们跟朝山进香的人差不多啊。”

“这是实在的！”

斯乔普卡就爬出水来，赶快穿上衣服，帽子也没戴，肥肥的裤腿一扇一扇的，跑到村子那边去了。叶戈鲁什卡自从跟德莫夫起了冲突以后，就觉得水失去了一切魅力。他走出水来，开始穿衣服。潘捷列和瓦夏坐在高陡的河岸上，垂下双腿，瞧着游泳的人。叶美里扬光着身子站在岸边水里，水齐膝头。他一只手拉着草，深怕摔下去，另一只手摩挲自己的身子。他那瘦削的肩胛骨，加上眼睛底下的疙瘩和他弯着腰、分明怕水的样子，使他显得滑稽可笑。他面容认真，严厉。他生气地瞧着水，好像打算把水痛骂一顿，因为以前顿涅茨河水使他受了凉，倒了嗓。

“你为什么不游泳？”叶戈鲁什卡问瓦夏。

“哦，不为什么……我不喜欢游泳……”瓦夏回答。

“你的下巴怎么会肿的？”

“有病……我从前在火柴厂做过工，少爷……大夫说，我的下巴就因为这个缘故才肿的。那儿的空气于人的身体有害。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伙伴的下巴也肿了，其中有一个的下巴完全腐烂了。”

斯乔普卡不久就拿着网子回来了。德莫夫和基留哈在水里泡了许久，身上开始现出淡紫色，嗓子发哑，可是他们还是热心地捉鱼。他们先到芦苇旁边一个水深的地方去捉。那儿的河水齐到德莫夫的脖子，淹及矮小的基留哈的脑袋。基留哈嘴里呛进水去，吹出水泡。德莫夫被带刺的芦苇绊了一下，摔下去，缠在网子里。两个人在水里胡乱挣扎，闹出一片响声。他们打鱼的结果只是胡闹一场罢了。

“水深得很，”基留哈哑着嗓子说，“什么也捉不着！”

“别拉呀，你这鬼东西！”德莫夫嚷着，极力要把网撒在合适的地方，“用手抓紧！”

“在这儿你们什么也捉不着，”潘捷列在岸上对他们嚷道，“你们反而把鱼吓跑了，笨蛋！悄悄往左边去！那边水浅一点！”

有一回，一条大鱼在网子上面一闪；他们全都啊的叫了一声，德莫夫用拳头朝着那条鱼溜去的地方打了一拳，他的脸现出懊丧的神情。

“唉！”潘捷列叫道，顿一顿脚，“你们放跑了一条鲈鱼！它跑了！”

德莫夫和基留哈悄悄往左边移去，渐渐摸索到一个水比较浅的地方，在那儿认真地打起鱼来。他们离开货车已经大约有三百步远；可以看见他们一声不响，轻轻地迈腿，极力往水深处和靠近芦苇的地方走去，撒出鱼网，他们为了吓唬鱼，把它赶进网里去，就用拳头打水，把芦苇弄得沙沙地响。他们从芦苇那儿走到对岸，把网子拉过去，然后现出失望的神气，高高地抬起膝头，走回芦苇丛里。他们在谈话，可是讲的是什么，谁也听不见。太阳晒他们的背，苍蝇叮他们，他们的身子从淡紫色变成了深红色。斯乔普卡手里拿着桶子，跟在他们后面，把衬衫一直卷到胳肢窝底下，用牙齿衔着衬衫的底襟。每逢得了手，捉到鱼，他总是举起那条鱼来，让它在阳光里发亮，嚷道：

“瞧，什么样的鲈鱼啊！已经有五条了！”

每逢德莫夫、基留哈、斯乔普卡拉出网来，就可以看见他们在网里的烂泥里摸索很久，把一些东西放进桶里，把另外的东西丢掉。有时他们在网子里找着什么东西，就互相传递，好奇地察看一番，然后又把它丢掉……

“什么东西啊？”岸上的人对他们喊道。

斯乔普卡回答了一句什么话，可是很难听清。随后，他爬出水来，双手捧着桶子，忘了把衬衫放下来，向货车那边跑去。

“桶满了！”他喘吁吁地嚷道，“再给我一个桶！”

叶戈鲁什卡朝桶子里看一看，果然满了。一条小狗鱼把它的丑鼻子探出水面，四周聚集着许多虾和小鱼。叶戈鲁什卡伸手到桶底，搅动水，狗鱼躲到虾底下去，换了一条鲈鱼和一条鲤鱼浮到水面上来了。瓦夏也朝桶子里瞧了瞧。他的眼睛跟先前看见狐狸一样变得油亮，脸色柔和了。他在桶里拿起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嚼起来。可以听见他嚼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伙伴们，”斯乔普卡惊讶地说，“瓦夏在吃活的鱼呐！呸！”

“不是鱼，是鲦鱼。”瓦夏安静地回答说，仍旧在咀嚼。

他从嘴里拉出一根鱼尾巴来，温柔地看一下，又放回嘴里。他咀嚼的时候，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叶戈鲁什卡觉得眼前看见的好像不是人。瓦夏的肿下巴，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他那非常尖锐的眼神，他嘴里的鱼尾巴，他嚼鱼时那种温柔的神情，使他活像一头牲畜。

叶戈鲁什卡在他身旁觉得无聊。而且打鱼也已结束。他在货车旁边走来走去，想了一想，由于烦闷，就慢慢地往村子那边走去。

过了不久，他已经站在教堂里，脑门子贴在人家的发出大麻气味的背上，听唱诗班歌唱。弥撒快要做完了。叶戈鲁什卡听不懂教堂里唱的是什么，也就没心思听下去。他听了一会儿，打个呵欠，开始观看别人的后脑勺和背脊。有一个人由于刚刚洗过澡，后脑勺又红又湿，他认出是叶美里扬。他脑后的一圈头发剪得比平常人高，鬓角的头发也剪得比常人高，两只红耳朵竖起，活像两片牛蒡，仿佛耳朵自己也觉得生的不是地方似的。叶戈鲁什卡瞧着他的后脑勺和他的耳朵，不知怎么，觉得他大概很不幸。叶戈鲁什卡想起他用两只手指挥的样子，嘶哑的嗓子，洗澡时候的胆怯神气，觉得十分可怜他，很想对他说几句亲切的话。

“我也在这儿！”他拉拉他的袖子说。

凡是在唱诗班中唱高音或低音的人，特别是一生中哪怕只做过一回指挥的人，总是惯于用严厉而厌恶的神气看待孩子们。就是后来离开了唱诗班，他们也不会改掉这种习惯。叶美里扬转过身来向着叶戈鲁什卡，皱起眉头看他一眼，说：

“别在教堂里淘气！”

于是叶戈鲁什卡往前挤去，更靠近神龛一点。在这儿，他看见一些有趣的人。在右边，众人前面，有一个太太和一个老爷站在地毯上。他们身后各有一把椅子。老爷穿着新烫平的茧绸裤子，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就跟行敬礼的兵一样，把他那剃光胡子的发青的下巴翘得高高的。在他那竖起的衣领上，在发青的下巴上，在小小的秃顶上，在细手杖上，都现出一种了不起的尊贵气派。由于尊严过了分，他的脖子使劲伸直，他的下巴那么用力地翘起来，好像他的脑袋随时准备脱落、向上飞去似的。太太呢，又胖又老，戴着白绸披巾，偏着头，看样子好像刚刚赐了谁什么恩典，想要说：“唉，不必费事道谢了！我不喜欢那样……”地毯四周站着许多乌克兰人，像一堵厚墙。

叶戈鲁什卡走到神龛那儿，开始吻神像。他在每个神像面前不慌不忙地跪下去叩头，还没站起来就回头看那些做弥撒的人，然后站起来吻神像。他的前额碰到冰凉的地板，使他觉得很舒服。等到教堂看守人从圣坛上下来，拿一把长镊子夹灭烛心，叶戈鲁什卡就很快地从地板上跳起来，跑到他跟前去。

“圣饼发过了没有？”他问。

“没有了，没有了……”看守人阴沉地喃喃道，“用不着在这儿等了……”

弥撒做完了。叶戈鲁什卡不慌不忙地走出教堂，到广场上去溜达。他生平已经见过不少村子、广场、农民，因此现在他眼睛所遇到的东西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没事可做，想要干点儿什么事来消磨时间，就走进一家铺子。铺子门口挂着一块宽阔的红布门帘。这家店分成两边，挺宽敞，然而光线不足，一边卖衣料和食品杂货，另一边摆着成桶的焦油，天花板上吊着马轭，两边都有皮子和焦油的好闻的气味。店里地板上洒过水，洒水的人大概是个大幻想家和自由思想家，因为整个地板简直布满了图案和符咒的花样。吃得挺胖的店老板，有着一张宽脸和一把圆胡子，大概是大俄罗斯人，站在柜台里边，肚子顶住一张斜面的办公桌。他正在嚼着糖喝茶，每喝一口就长长地吁一口气。他的脸上流露着十足的冷淡，可是在每一声长吁中都可以听出这样的意思：“等着吧，我要揍你一顿！”

“给我一戈比的葵花子！”叶戈鲁什卡对他说。

店老板扬起眉毛，从柜台里面走出来，往叶戈鲁什卡的衣袋里倒了一个戈比的葵花子，他是用一个空的生发油小瓶量葵花子的。叶戈鲁什卡并不想走。他对那一盒盒蜜饼仔细看了很久，想了一想，用手指着那些年陈日久而生出褐色霉斑的粘在一块儿的小蜜饼，问道：

“这种蜜饼多少钱一个？”

“一戈比买两个。”

叶戈鲁什卡从口袋里拿出前一天犹太女人送给他的那块蜜饼，问道：

“像这样的饼你这儿要卖多少钱？”

老板用手接过那块饼来，翻来覆去看了一番，扬起一道眉毛。

“像这样的吗？”他问。

然后他扬起另一道眉毛，沉吟一下，答道：

“三个戈比两个……”

随后是沉默。

“您是谁家的孩子？”老板问道，拿过一个红的铜茶壶来为自己斟茶。

“伊万·伊万内奇的外甥。”

“叫伊万·伊万内奇的人多的是哟，”老板说，吁口气。他的目光掠过叶戈鲁什卡的头顶朝门口望过去，沉默一下，问道：“您想喝茶吗？”

“劳驾……”叶戈鲁什卡有点勉强地同意道，其实他非常想喝每天早晨他一定喝到的早茶。

老板替他斟好一杯茶，随带给他一块已经被人啃过的糖。叶戈鲁什卡在一张折椅上坐下，喝起来。他还想问一磅[17]糖杏仁卖多少钱，刚要开口问，忽然一位顾客走进来了，老板就把他那杯茶放在一边，去做生意。他领着顾客走到冒出焦油气味的那半边去，跟他谈了很久。顾客大概是个很固执、很有主见的人，不断地摇头，表示不赞成，一步步向门口退去。老板总算把他说服了，开始为他往一个大口袋里倒燕麦。

“你管这个也叫燕麦？”顾客悲叹地说，“这不是燕麦，这是麸皮，连鸡见了都会觉得好笑……不行，我要到邦达连柯那儿去！”

叶戈鲁什卡回到河边的时候，岸上正有一小堆篝火在冒烟。这是车夫们在烧饭。斯乔普卡站在烟雾里，拿一把缺口的大勺在锅里搅动。旁边不远的地方，基留哈和瓦夏，被烟熏红了眼睛，坐在那儿收拾鱼。他们面前放着布满烂泥和水草的渔网，上面躺着亮闪闪的鱼和爬来爬去的虾。

叶美里扬刚从教堂里回来不久，坐在潘捷列身旁，挥动胳臂，用哑嗓子唱着，声音小到刚刚能够让人听见：“我们对您唱着……”德莫夫在那些马儿身旁走动。

基留哈和瓦夏收拾好鱼，就连鱼带活虾一齐放进水桶，洗一洗干净，从桶里统统倒进沸滚的水里。

“放油吗？”斯乔普卡问，用大勺撇掉水面上的沫子。

“何必呢？鱼自己会出油的。”基留哈回答。

斯乔普卡从火上端下锅子来以前，先往水里放了三大把小米和一勺盐。末后，他尝了尝口味，吧嗒几下嘴唇，舔舔勺子，满意得喉咙里咔咔地响，这意思是说稀饭煮熟了。

除了潘捷列以外，大家都围着锅子坐下，用勺子吃起来。

“喂，你们！给那小子一个勺子！”潘捷列严厉地说，“大概他也想吃！”

“我们这是乡下人的饭食！……”基留哈叹了口气，说。

“人饿了，就是乡下人的饭食也是好吃的。”

他们就给叶戈鲁什卡一个勺子。他吃起来，然而不是坐着，却站在锅子旁边，低头瞧着锅里就跟瞧着深渊似的。锅里冒出鱼腥味，小米里常碰到鱼鳞。虾用勺舀不起来，吃饭的人干脆就用手到锅子里去捞。瓦夏在这方面尤其毫无顾忌，不但在稀饭里弄湿了手，还浸湿了袖子。不过，叶戈鲁什卡仍旧觉得稀饭挺好吃，使他想起在家的时候母亲逢到斋日常给他烧的虾汤。潘捷列坐在一旁，嚼着面包。

“老大爷，你怎么不吃？”叶美里扬问他。

“我不吃虾……去它的！”老头儿说，嫌弃地扭转身去。

他们一面吃饭，一面随意谈话。从谈话里叶戈鲁什卡听出他这些新朋友，尽管年龄和性格不同，却有一个使他们彼此相像的共同点：他们这些人过去的情况都很好，现在都不妙。讲起自己过去的事，他们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对待现在却差不多带着轻蔑的态度。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戈鲁什卡还不懂。这顿饭还没吃完，他就已经深深相信，围住锅子坐着的这些人都是受尽命运的捉弄和凌辱的人。潘捷列说：想当初在没有铁路以前，他常押着货车队在莫斯科和下诺夫戈罗德中间来往，赚到那么多的钱，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花才好。而且那年月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鱼是什么样的鱼，一切东西多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了。叶美里扬告诉他们说：从前他在卢甘斯克工厂的唱诗班里做事，有挺好的嗓子，又善于看乐谱。现在呢，变成农民，靠哥哥过活了。哥哥拨给他几匹马，打发他出来干活，为此，哥哥拿去他的一半收入。瓦夏原先在火柴厂做工。基留哈从前在一个好人家当车夫，在全区被人认为是个驾三匹马的上等车夫。德莫夫是一个富裕的农民的儿子，生活舒适，玩玩乐乐，无忧无虑；可是他刚满二十岁的那年，他那严厉专横的父亲想要训练他干正事，生怕住在家里会惯坏他，就打发他来干运输的行业，就跟没有田地的农民或者工人一样。只有斯乔普卡一个人没说什么，不过从他的没胡子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过去的生活一定也比现在好得多。

一提起父亲，德莫夫就皱起眉头，不吃了。他阴郁地瞧着他的同伴们，把眼光停在叶戈鲁什卡身上。

“你这邪教徒，把帽子脱掉！”他粗鲁地说，“难道可以戴着帽子吃东西？你还算是上流人呐！”

叶戈鲁什卡摘下帽子，没说话，可是再也尝不出稀饭的好滋味了，也没听到潘捷列和瓦夏怎样为他抱不平。对那捣蛋鬼的愤恨，在他的胸膛里郁闷地翻腾着。他下了决心，不管怎样也要叫这人吃点苦头。

饭后，大家走到货车那边，在阴影里躺下来。

“我们马上就要动身了吗，老爷爷？”叶戈鲁什卡问潘捷列。

“上帝叫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现在还不动身，天太热……唉，主，这是您的旨意，圣母……躺下吧，小子！”

不久，每一辆货车下面都传出打鼾的声音。叶戈鲁什卡很想再到村子里去，可是想了一想，却打个呵欠，挨着老头儿躺下去了。

六

货车在河边待了一整天，等到太阳落下去，才从原地动身。

叶戈鲁什卡又躺在羊毛捆上，货车轻声地吱吱嘎嘎响，摇晃个不停。潘捷列在下面走着，顿脚，拍大腿，嘴里唠唠叨叨。空中响起草原的音乐，跟昨天一样。

叶戈鲁什卡仰面朝天躺着，把手枕在脑袋底下，看上面的天空。他瞧见晚霞怎样灿烂，后来又怎样消散。保护天使用金色的翅膀遮住地平线，准备睡下来过夜了。白昼平安地过去，安静和平的夜晚来临了，天使可以安宁地待在天上他们的家里了……叶戈鲁什卡看见天空渐渐变黑，暗影落在大地上，星星接连地亮起来。

每逢不移开自己的眼睛，久久地凝望着深邃的天空，那么不知什么缘故，思想和感情就会汇合成为一种孤独的感觉。人们开始感到一种无可补救的孤独，凡是平素感到接近和亲切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疏远，没有价值了。那些千万年来一直在天空俯视大地的星星，那本身使人无法理解、同时又对人的短促生涯漠不关心的天空和暗影，当人跟它们面对面、极力想了解它们的意义的时候，却用它们的沉默压迫人的灵魂，那种在坟墓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孤独，就来到人的心头，生活的实质就显得使人绝望，显得可怕了……

叶戈鲁什卡想到奶奶，她现在安眠在墓园里樱桃树底下，他想起她怎样躺进棺材里，两枚五戈比的铜钱压在她的眼睛上，后来人家又怎样给她盖上棺材，把她放进墓穴，他还想起一小块一小块的泥土落在棺材盖上那种低沉的响声……他想象他的奶奶躺在漆黑狭窄的棺材里，孤苦伶仃，没人照应。他的想象画出奶奶怎样忽然醒来，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敲打棺材盖子，喊救命，到头来害怕得衰弱不堪，又死了。他想象母亲死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死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死了，索罗蒙死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极力想象自己离家很远，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死僵僵地睡在黑暗的坟墓里，却总也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就他个人来说，他不承认自己有死的可能，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死……

可是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的潘捷列却在下面走动，数说自己的思想。

“挺不错，是好老爷……”他喃喃道，“他的小子给带去上学；可是他在那边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在斯拉维扬诺塞尔布斯克，我是说，那儿没有一个学堂能教人大学问……没有，这是实在的。不过那小子好，挺不错……等他长大，会做他父亲的帮手……你，叶戈里，现在还是个小不点儿，可是你将来会长大，养活你爹娘……上帝是这么规定的……‘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我自己也有过儿女，可是他们都烧死了……我的老婆烧死了，儿女也烧死了……这是实在的，在主显节[18]晚上，我们那小木房着火了……当时我不在家，我赶车到奥廖尔去了。赶车到奥廖尔去了……玛丽亚冲出屋来，到了街上，可是想起小孩还睡在屋里，就跑回去，结果跟孩子一块儿烧死了……是啊……第二天他们只找着碎骨头。”

午夜光景，车夫们和叶戈鲁什卡又围绕一小堆篝火坐着。等到杂草烧起来，基留哈和瓦夏就到山沟里的什么地方去取水。他们消失在黑暗里，不过一直听得见他们铁桶子丁冬的响声和他们讲话的声音，可见山沟一定不远。篝火的火光在地上铺了一大片闪烁的光点，虽然明月当空，火光以外却好像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亮光照着车夫们的眼睛，他们只看见大道的一部分。那些货车载着货包，套着马儿，在黑暗里几乎看不清，样子像是一条不定形的大山脉。离篝火二十步远，在大道跟旷野交界的地方，立着一个坟墓上的木头十字架，向一侧歪斜着。叶戈鲁什卡在篝火还没烧起来以前，还能看见远处东西的时候，留意到大道的另一边也立着一个同样歪斜的旧十字架。

基留哈和瓦夏提着水回来，倒满锅子，把锅子架在火上。斯乔普卡手里拿着那把缺口的勺儿，站在锅子旁边的烟雾里，呆望着水，等沫子浮上来。潘捷列和叶美里扬并排坐着，闷声不响，不知在想什么。德莫夫趴在地上，用拳头支起脑袋，瞧着火，斯乔普卡的影子在他身上跳动，因此他漂亮的脸一会儿给黑暗盖住，一会儿又突然发红……基留哈和瓦夏在不远的地方走动，收捡杂草和桦树皮来烧火。叶戈鲁什卡把两只手放在衣袋里，站在潘捷列身旁，瞧着火怎样吞吃杂草。

大家都在休息，思索着什么，匆匆看一眼十字架，一块块红光正在十字架上跳动。孤零零的坟墓显得忧郁，好像在沉思，极有诗意……坟墓显得多么沉静，在这种沉静里可以感到这儿存在着一个身世不详、躺在十字架底下的人的灵魂。那个灵魂在草原上觉得好受吗？在月夜，它不悲伤吗？靠近坟墓的一带，草原也显得忧郁，凄凉，若有所思，青草悲伤，螽斯的叫声好像也拘束多了……没有一个过路的人不记起那个孤独的灵魂，一个劲儿地回头看那座坟墓，直到那坟远远地落在后面，掩藏在雾气里……

“老爷爷，为什么立着这个十字架？”叶戈鲁什卡问。

潘捷列瞧一瞧十字架，然后又瞧一瞧德莫夫，问道：

“米科拉[19]，这不就是早先割草人打死商人们的那块地方吗？”

德莫夫勉强用胳臂肘撑起身子来，瞧一瞧大路，答道：

“就是这地方……”

随后是沉默。基留哈折断一些枯草，把它们捏成一团，塞在锅子底下。火燃得更旺了。斯乔普卡笼罩在黑烟里，十字架的影子在大道上货车旁边的昏光里跑来跑去。

“对了，是他们打死的……”德莫夫勉强地说着，“有两个商人，爷儿俩，坐着车子去卖神像。他们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客栈里住下，现在那家客栈由伊格纳特·福明开着。老的喝多了酒，夸起口来，说是他身边带着很多钱。大家全知道，商人都是爱说大话的家伙，求上帝别让我们犯那种毛病才好……他们在我们这班人面前总是忍不住要装得阔气些。当时有些割草人在客栈里过夜。商人夸口的话，他们全听见了，就起了意。”

“啊主！……圣母！”潘捷列叹道。

“第二天，天刚亮，”德莫夫说下去，“商人准备动身了，割草人要跟他们搭帮走。‘一块儿走吧，老爷。这样热闹点，危险也少一点，因为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啊……’商人为了不让神像被碰坏，就得步行，这刚好合了割草人的心意……”

德莫夫爬起来，跪着，伸一个懒腰。

“是啊，”他接着说，打了个呵欠，“先是平平安安，可是等到商人走到这个地方，割草人就拿起镰刀来收拾他们了。儿子是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从他们一个人的手里抢过一把镰刀，也回手砍起来……临了，当然，那些家伙得了手，因为他们一共有八个人。他们把那两个商人砍得身上没留下一块好地方。他们完事以后，就把两个人从大道上拉走，把父亲拉到大道一边，把儿子拉到另一边。这个十字架的对面路边上，还有一个十字架呢……那个十字架究竟还在不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在这儿看不见。”

“还在。”基留哈说。

“据说他们事后只找到很少的一点儿钱。”

“很少一点儿，”潘捷列肯定道，“只找到一百卢布。”

“对了，后来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死了，因为商人也用镰刀把他们砍得很重……他们流血过多。有一个人给商人砍掉一只手，据说他缺一只手跑了四俄里路，人家才在靠近库里柯沃村的一个山冈上找着他。他蹲着，头伏在膝头上，仿佛在想心事，可是细细一瞧，原来已经咽了气，死了……”

“他们是顺着路上的血迹才找到他的……”潘捷列说。

大家瞧着十字架，又沉静下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多半是从山沟那边吧，飘来鸟儿的悲鸣：“我睡了！我睡了！……”

“世界上有许多坏人哟。”叶美里扬说。

“多着呐，多着呐！”潘捷列肯定地说，往火那边挪近一点儿，带着好像害怕的神情，“多着呐，”他接着低声说，“那样的人，我这一辈子见过好多好多……坏人……正派人和规矩人我见过不少，有罪的人呢，数也数不清……圣母，拯救我们，怜悯我们吧……我记得大概三十年前，也许还不止三十年，有一回我给莫尔尚斯克城的一个商人赶车。那商人是个出色的人，相貌堂堂，身边带着钱……那个商人……他是好人，挺不错……就这么着，我们到一个客栈去住夜。俄罗斯的客栈跟这一带的客栈可不同。在那儿，院子里搭天篷，就跟堆房一样，或者不妨说，跟有钱人家庄园上的谷仓一样。只是谷仓还要高一点。得，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挺不错。我那位商人住一个房间，我呢，跟马住在一块儿，样样事情都合情合理。就这么着，哥儿们，我在睡觉以前祷告一番，到院子里溜达一下。那天晚上挺黑，什么也看不见，要看也是白费劲。我就这么走了一阵，又回到货车旁边，快要走到了，忽然看见亮光一闪。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跟伙计好像早就上床睡了，客栈里除了商人和我以外又没别的住客……这亮光是打哪儿来的呢？我起了疑……我走过去……往亮光那儿走……求主怜悯我！圣母拯救我！我这么一瞧，原来靠近地面有个小窗子，外面安着铁格子……在正房底下……我趴在地上，往里瞧；我这一看不要紧，周身都凉了……”

基留哈极力不出声地拿一把杂草塞进火里。老头儿等枝子哔哔剥剥爆过，咝咝响过以后，说下去：

“我往那儿这么一瞧，原来是个地窖，好大哟，漆黑，阴凄凄的……有一个桶，上面摆着一盏小提灯。地窖中央站着十来个人，穿着红衬衫，卷起袖子，在磨长刀……哎呀！原来我们住进黑店，掉到强盗窝里来了！……这可怎么办？我跑到商人那儿，悄悄叫醒他，说：‘你别害怕，商家，’我说，‘可是咱们的事儿不妙……咱们掉进强盗窝里来了。’我说。他的脸色顿时变了，问道：‘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潘捷列？我带着很多孤儿的钱呐……至于我这条命，’他说，‘那随上帝的意思好了。我不怕死，可是丢掉了孤儿的钱才可怕呀。’他说。这可怎么办？大门上了锁。坐车也好，走路也好，都出不去……要是有一道围墙，那倒也好翻过去，可是院子上面有天篷啊！……‘喂，商家，你也不用害怕，’我说，‘对上帝祷告好了。也许主不肯让孤儿受屈。就在这儿待着吧，’我说，‘别有什么动静，趁这工夫，也许我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好！……我就向上帝祷告，上帝叫我想出妙法来了……我爬上马车，轻轻地……轻轻地，不让别人听见，拉掉房顶上的麦秆，挖了个小洞，往外爬……往外爬……然后我跳下房顶，顺大路拚命跑。我跑啊跑的，累得要死……大概我一口气跑了有五俄里路，也许还不止五里……谢天谢地，我一瞧，前边有个村子。我跑到一所农舍跟前，敲窗子。‘东正教徒啊，’我说，就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他们听了，‘别眼看基督徒的灵魂毁掉吧……’我把大家全叫醒了……农民们会齐了，跟我一块儿去……有人拿着绳子，有人拿着棒子，有人拿着草叉子……我们打进客栈的院门，直奔地窖……强盗们刚刚磨完刀子，正要去杀商人。农民们逮住他们，一个也没漏网，把他们捆起来，押到官长那儿去了。商人一高兴，送给他们三百卢布，给我五个金币，写下了我的姓名作为纪念。据说后来在地窖里搜到好多好多的人骨头。人骨头……可见，他们抢了人家的钱，埋掉尸首，好不留一点痕迹……嗯，后来，他们在莫尔尚斯克让刽子手给收拾了。”

潘捷列讲完故事，四下看看听讲的人。他们一声不响，瞧着他。水已经开了，斯乔普卡在撇沫子。

“油准备好了吗？”基留哈小声问他。

“等一等……马上就去拿。”

斯乔普卡拿眼睛盯紧潘捷列，跑到货车那边去，仿佛生怕自己不在，潘捷列又开头讲别的故事似的。不久他就拿着一个小小的木碗回来，开始在碗里把生猪油研碎。

“又有一回，我也是跟一个商人一块儿上路……”潘捷列说下去，声音跟先前一样低，眼睛也不。“他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是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他是个好人……那商人……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客栈里……他住一个小房间，我跟马睡在一块儿……老板夫妇好像挺好，挺和气。伙计们也好像没什么。可是，哥儿们，我睡不着，我的心觉出来了！觉出来了，就是这么的。大门开着，四下里有许多人，可我还是好像害怕，心不定。大家早已睡下。夜深了。不久就该起床，可是只有我一个人躺在马车里，合不上眼睛，仿佛我是猫头鹰似的。后来，哥儿们，我听见这样的声音，‘咚！咚！咚！’有人悄悄走到马车这儿来了。我探出头去一看，原来是个乡下女人，只穿一件衬衣，光着脚……‘你有什么事，大嫂？’我问。她呢，周身打抖，脸色慌张……‘起来好人！’她说，‘糟了！……老板他们起了坏心……他们要干掉你那个商人。’她说，‘我亲耳听见老板跟老板娘叽叽咕咕地商量……’果然，我不是白担心！‘你是谁？’我问。‘我是他们的厨娘。’她说……好！……我就从马车上下来，到商人那儿去。我叫醒他，一五一十告诉他，说：‘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事情不妙……老爷，以后再睡吧，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穿好衣服，’我说，‘咱们尽早躲开灾祸吧……’他刚刚穿衣服，门就开了，了不得！……我这么一看，圣母呀！客栈老板和他老婆带着三个伙计走进我们房里来了……看来，他们跟工人也勾结起来了。‘这位客商有不少钱，拿出来大家分。’他们说……这五个人手里都拿着长刀……长刀……老板锁上房门，说：‘向上帝祷告吧，旅客……要是你们叫起来，’他说，‘我们就干脆不准你们在临死的时候祷告……’谁还叫得出来啊！我们害怕得嗓子里都堵住，喊也喊不出来了……商人哭着说：‘正教徒！你们决心杀死我，’他说，‘是因为看中我的钱。那么要杀就杀吧，反正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一个，我们商人已经有很多人在客栈里被人谋害了。可是，教友们，’他说，‘为什么要杀死我的车夫呢？为什么要连累他为我的钱遭殃？’他说得那么沉痛！可是老板对他说：‘要是我们让他活着，’他说，‘那他就会第一个告发我们，’他说，‘杀一个也好，杀两个也好，反正都一样。犯七件罪，倒一次霉……向上帝祷告吧，你们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用不着废话了！’商人和我就并排跪下，哭哭啼啼地向上帝祷告。他想起他的子女。我那时候还年轻，要活下去……我们瞧着神像，祷告，真是伤心啊，就连现在回想起来也要掉泪……老板娘那个娘儿们瞧着我们说：‘你们是好人，’她说，‘你们到了另一个世界可别记我们的仇，也别求上帝惩罚我们，我们是因为穷才做这种事的。’我们祷告了又祷告，哭了又哭，上帝可就听见我们的声音了。他必是可怜我们了……老板刚刚揪住商人的胡子，要拿刀砍他的脖子，忽然院子里有人敲窗子！我们都吓一跳，老板的手放下来了……有人敲着窗子，嚷着：‘彼得·格里戈里伊奇，你在这儿吗？收拾好，咱们走吧！’老板他们瞧见有人来找商人，害了怕，溜了……我们连忙走到院子里，把马套上车子，一会儿就没影儿了……”

“到底是谁敲的窗子？”德莫夫问。

“敲窗子？一定是圣徒或者天使。不会有别人……我们赶着车子走出院子时，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是上帝干的！”

潘捷列还讲了些别的故事。在他所有的故事里，“长刀”总要出现，听起来全像是胡诌出来的。这些故事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还是很久以前自己编出来的，后来记性差了，就把经历和幻想混淆起来，两者分不清楚了呢？这都可能，可是有一件事却奇怪：这一回，以及后来一路上每回讲故事的时候，他只乐意讲一些分明编造出来的故事，却从来不提真正经历过的事。当时叶戈鲁什卡却把那些故事当做实有其事，每句话都信以为真了。后来他才暗暗觉得奇怪：这么一个人，这辈子走遍了俄罗斯，见闻那么广博，妻子儿女已经活活烧死，居然这么轻视自己的丰富生活，每回篝火旁边坐着，要就一声不响，要就讲些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喝稀饭的时候，都闷声不响，只想着刚才听到的故事。生活可怕而奇异，所以在俄罗斯不管讲多么可怕的故事，也不管拿什么强盗窝啦，长刀啦，种种奇迹啦，来装饰它，那故事总会在听讲人的灵魂中引起真实的感受，也许只有学识丰富的人才会怀疑地斜起眼睛，不过就连他也会一声不响。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聚在篝火旁边的那些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异又可怕，传说和神话的离奇怪诞反倒苍白失色，跟生活混淆起来了。

大家凑在锅边吃着，唯独潘捷列坐在一旁，用小木碗喝粥。他的调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柏木做的，上面有个小十字架。叶戈鲁什卡瞧着他，想起那做杯子用的长明灯，就轻声问斯乔普卡：

“为什么老爷爷独自坐在一边？”

“他是个旧派教徒。”斯乔普卡和瓦夏小声回答，同时他们说话的神情显得仿佛在讲一种短处或者秘密的恶习似的。

大家沉默着，想心事。听过那些可怕的故事以后，谁也不想讲平凡的事情了。在沉静中，瓦夏忽然挺直身子，用他那没有光彩的眼睛凝神瞧着一个地方，竖起耳朵来。

“怎么回事？”德莫夫问他。

“有人来了。”瓦夏回答道。

“你看见他在哪儿？”

“在那边！有个微微发白的东西……”

在瓦夏瞧着的那边，除了黑暗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静听，可是没听见脚步声。

“他从大路上来了？”德莫夫问。

“不，是从旷野上来……上这边来了。”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也许是葬在那儿的商人正在草原上溜达吧。”德莫夫说。

大家斜眼看那十字架，面面相觑，忽然哄笑起来；他们为自己的恐惧害臊了。

“他为什么要出来走呢？”潘捷列问，“只有大地不肯收留的人才会夜里出来行走。那两个商人没什么……那两个商人已经戴上殉教徒的荆冠了……”

可是忽然他们听见了脚步声。有人匆匆忙忙地走来。

“他带着什么东西呢。”瓦夏说。

他们开始听见青草在走过来的那个人的脚底下沙沙地响，杂草喀嚓喀嚓地响。可是在篝火的亮光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临了，脚步声近了，有个人咳了一声。闪烁的亮光好像让开一条路，事情终于清楚了，车夫们忽然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

不知道是因为火光摇抖不定呢，还是因为大家想先看清来人的脸，总之，怪极了，他们第一眼看见的，先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衣服，却是他的笑容。那是一种非常善良、开朗、温柔的笑容，就跟刚被叫醒的小娃娃一样，而且那是一种富于感染力的笑容，叫人很难不用笑容回报他。等到大家看清楚，这才知道原来那陌生人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长得难看，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他是个身材很高的乌克兰人，长鼻子，长胳膊，长腿。他处处都显得长，只有他的脖子很短，使他的背有点驼。他上身穿一件干净的、领口绣花的白衬衫，下身穿着白色的肥裤子，脚登新的高筒靴，跟车夫们一比，简直像个大少爷。他抱着一个又大又白的、第一眼看上去样子古怪的东西，而且有一管枪的枪身从他肩膀后面探出来，也很长。

他从暗处走进亮光的圈子里，站住，好像在地里生了根。他有半分钟的工夫瞧着车夫们，仿佛要说：“瞧啊，我的笑容多么好看！”然后他朝篝火迈近一步，笑得越发开朗，说：

“面包和盐[20]，哥儿们！”

“欢迎你！”潘捷列代表大家回答。

这个生人把怀里抱着的东西放在篝火边(原来那是一只打死的大鸨)，又对他们打一次招呼。

大家都走到大鸨那儿，开始细细地看它。

“好一只鸟！你拿什么打死它的？”德莫夫问。

“大砂弹……霰弹打不中它，它不容易接近……买下吧，哥儿们！我只要二十戈比就把它卖给你们。”

“我们要它有什么用，这东西顶好烤着吃，拿它一煮大概就会煮硬，那就咬不动了……”

“唉，真要命！要是把它拿到庄园上的老爷那儿去，他们倒会给我半个卢布。可是路远着呐，足足有十五俄里！”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坐下来，取下枪，放在身旁。他好像困了，没精神，笑眯眯的，给火光照得眯细眼睛，大概想起了什么痛快的事。他们递给他一把勺子。他吃起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德莫夫问他。

陌生人没听见这句问话。他没回答，甚至也没看德莫夫一眼。这笑嘻嘻的人大概没尝出稀饭的滋味，因为他有点懒洋洋地、无意识地喝着，临到把勺子举到唇边，有时候勺子里盛得很满，有时候却完全是空的。他并没喝醉酒，不过他的脑子里却有什么荒唐的想法在浮动。

“我在问你：你是什么人啊？”德莫夫又问了一遍。

“我？”来历不明的人一怔，说，“康斯坦丁·兹沃内克，罗夫诺地方人。离这儿大约有四俄里路。”

康斯坦丁想赶紧表明他并不是像他们那样的农民，而要高一等，就连忙添一句：

“我们有养蜂场，而且还养猪。”

“你是跟爸爸住在一块儿，还是另外单过？”

“现在我自己单过，我们分家了。这个月，过了圣彼得节，我成亲了！现在我是娶了媳妇的人！……从办喜事到现在有十八天了。”

“好事！”潘捷列说，“结婚挺不错……这是上帝赐福给你……”

“年轻的老婆待在家里睡觉，他却到草原上来溜达，”基留哈笑道，“怪人！”

仿佛自己身上顶怕痛的地方给人掐了一下似的，康斯坦丁打了个哆嗦，笑起来，脸红了……

“可是主啊，她不在家！”他连忙从嘴边移开勺子说，带着快活和惊奇的表情看一遍所有的人，“她不在家，她回娘家待两天！真的，她走了，我就跟没结婚一样……”

康斯坦丁摆摆手，摇摇脑袋。他打算继续想下去，可是他脸上流露着的欣喜妨碍他想心事。他好像坐得不舒服似的，换了个姿势，笑起来，又摇摇手。他不好意思把他的愉快的念头讲给陌生人听，可又忍不住想要把自己的欢喜告诉别人。

“她上杰米多沃村去看她妈了！”他说，脸红了，把枪换一个地方放，“她明天会回来……她说她回来吃中饭。”

“你闷得慌吗？”德莫夫问。

“啊，主，你想会怎样呢？我们成亲没几天，她就走了……不是吗？哦，不过呢，她是个活泼伶俐的姑娘，要是我说得不对，让上帝惩罚我！她呀，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那么爱笑、爱唱，简直是一团烈火！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脑筋给弄得迷迷糊糊，可是她一走，我又失魂落魄，跟傻瓜似的在草原上逛荡。我吃完中饭就出来走，真要命。”

康斯坦丁揉揉眼睛，瞧着火，笑了。

“那么，你爱她……”潘捷列说。

“她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康斯坦丁又说一遍，没听见潘捷列的话，“一个挺好的主妇，又聪明又明事理，在全省的老百姓家里再也找不到像她那样的了。她走了……不过，她一定也惦记我，我知道！我明白，那只小喜鹊！她说明天吃中饭以前回来……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啊！”康斯坦丁差不多嚷起来，忽然提高声调，交换一下坐的姿势，“现在她爱我，惦记我，不过当初她还不肯嫁给我呢！”

“可是你吃啊！”基留哈说。

“她不肯嫁我！”康斯坦丁没去听他，接着说，“我追了她三年！我原先是在卡拉契克市集上瞧见她的。我爱她爱得要命，差点没上吊……我住在罗夫诺，她住在杰米多沃，两下里相隔十五俄里路，我简直找不着机会。我打发媒人去见她，她说：‘不行！’唉，这只喜鹊啊！我送她这个，送她那个，耳环啦，蜜饼啦，半普特蜂蜜啊，可她还是说：‘不行！’真是没办法。不过要是仔细一想，我哪儿配得上她呢？她年轻，漂亮，一团烈火似的，我呢，岁数大，不久就要满三十了，况且长得实在太漂亮，一把大胡子跟一把钉子似的，脸孔也真干净，上面满是疙瘩。我哪儿能跟她相比哟！只有一点还好：我们家富裕，可是瓦赫拉敏基家也不错啊。他们有六头牛，雇着两个长工。哥儿们，我爱她，入了迷……我睡不着，吃不下，满脑子的心事，整天迷迷糊糊，求上帝别叫我们受这份罪才好！我想见她的面，可是她住在杰米多沃……你们猜怎么着？上帝可以作证，我不是说谎：一个星期总有三回，我一步一步走着上那儿去，就为了看她一眼。我扔下活儿不干了！我胡思乱想，甚至想上杰米多沃去做个长工，好跟她挨近一点。我好苦哟！我妈找巫婆来。我爸爸打过我十来回。我足足吃了三年苦，于是下了决心：就是入地狱我也要上城里做马车夫去……这是说，我不走运！刚过复活节，我就上杰米多沃去跟她见最后一面……”

康斯坦丁把头往后一仰，发出一阵细碎的畅快笑声，仿佛刚才很巧妙地捉弄了什么人似的。

“我看见她跟一些年轻小伙子在河边，”他接着说，“我的火上来了……我把她叫到一边，对她说了各式各样的话，大概有一个钟头……她就此爱上我了！她有三年不喜欢我，可是就因为我那一番话，她爱上我了！……”

“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呢？”德莫夫问。

“说什么？我记不得了……怎么记得住？当时我的话像水管里流出来的水，一刻也不停：哇啦哇啦！现在呢，我却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了……哪，她就这么嫁给我了……现在她找她妈去了，这喜鹊一走，我就到草原上来逛荡。我在家里待不住。我受不了！”

康斯坦丁笨拙地把脚从自己身子底下抽出来，在地上躺平，脑袋枕着拳头，然后又起来，坐好。这时候，人人都十分明白这是一个陶醉在爱情中的幸福人，而且幸福到了痛苦的地步。他的微笑、眼睛、一举一动都表现了使他承受不了的幸福。他坐立不安，不知道该照什么样的姿势坐着，该怎么办才不致给他那无数愉快的思想压得筋疲力尽。他在这些生人面前倾吐了心里的话以后，才算能安静地坐好，眼望着火，出神了。

看到这个幸福的人，大家都觉得烦闷，也渴望幸福。人人都心事重重。德莫夫站起来，轻轻地在篝火旁走着。从他的脚步，从他肩胛骨的动作，看得出他难受，烦闷。他站住，瞧着康斯坦丁，坐下来。

这时候篝火熄了。火光不再闪动，那一块红就缩小，暗淡了……火越灭得快，月亮就显得越亮。现在他们看得清辽阔的道路、羊毛捆、货车的辕杠、嚼草料的马儿了。在大道的对面，朦胧地现出另一个十字架……

德莫夫用手托着脸颊，轻声哼着一支悲凉的歌。康斯坦丁带着睡意微笑，细声细气地随着他唱。他们唱了半分钟，就又沉默了……叶美里扬身子抖了一下，活动胳臂肘，手指头也动起来。

“哥儿们！”他用恳求的声音说，“咱们来唱支圣歌！”

眼泪涌上他的眼眶。

“哥儿们！”他又说一遍，拿手按着心，“咱们来唱支圣歌吧！”

“我不会。”康斯坦丁说。

人人都拒绝，于是叶美里扬就一个人唱起来。他挥动两条胳膊，点头，张开嘴，可是他的嗓子里只发出一种干哑而无声的喘息。他用胳膊唱，用脑袋唱，用眼睛唱，甚至用他的瘤子唱，唱得热烈而痛苦。他越是想使劲从胸膛里挤出一个音符来，他的喘息就越是不出声……

叶戈鲁什卡跟大家一样，也很郁闷。他回到自己的货车旁边，爬上羊毛捆，躺下来。他瞧着天空，想着幸福的康斯坦丁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人要结婚呢？为什么这世界上要有女人？叶戈鲁什卡给自己提出这个模糊的问题，心里想，要是男人身边老是有个温柔、快活、漂亮的女人，那他一定快活吧。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了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暗想跟那样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大概很愉快。要不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难为情，他也许很愿意跟她结婚呢。他想起她的眉毛、双眸、马车、塑着骑士的座钟……宁静而温暖的夜晚扑到他身上来，在他耳旁小声说着什么。他觉得仿佛那个可爱的女人向他凑过来，笑嘻嘻地看他，想吻他似的……

那堆火只留下两个小小的红眼睛，越变越小。车夫们和康斯坦丁坐在残火旁边，黑糊糊的一片，凝神不动，看起来，他们现在的人数好像比先前多得多。两个十字架都可以看清了。远远的，远远的，在大道旁边，闪着一团红光，大概也是有人在烧稀饭吧。

“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领——袖！”基留哈忽然扯大嗓门唱起来，可是唱了半截就停住，没唱下去。草原的回声接住他的声音，把它带到远处去，仿佛愚蠢本身用沉甸甸的轮子滚过草原似的。

“现在该动身啦！”潘捷列说，“起来，孩子们。”

他们套马的时候，康斯坦丁在货车旁边走动，赞美他的老婆。

“再会，哥儿们！”等到货车队出发，他叫道，“谢谢你们的款待！我还要上火光那边去。我受不了！”

他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可以长时间听到他迈步走向火光照耀的地方，对别的陌生人去诉说他的幸福。

第二天叶戈鲁什卡醒来，正是凌晨。太阳还没升上来。货车队停住了。有一个人，戴一顶白色无边帽，穿一身便宜的灰布衣服，骑一头哥萨克的小马，正在最前面的一辆货车旁边跟德莫夫和基留哈讲话。前面离这个货车队大约两俄里，有一些又长又矮的白色谷仓和瓦顶的小屋。小屋旁边既看不见院子，也看不见树木。

“老爷爷，那是什么村子？”叶戈鲁什卡问。

“那是亚美尼亚人的庄子，小子，”潘捷列回答，“亚美尼亚人住在那儿。那个民族挺不错……那些亚美尼亚人。”

那个穿灰衣服的人已经跟德莫夫和基留哈讲完话，勒住他的小马，朝庄子那边望。

“瞧，这算是哪门子事啊！”潘捷列叹道，也朝庄子那边望，在清晨的冷空气中耸起肩膀，“他先前派一个人到庄子里去取一个什么文件，那个人至今没回来……原该派斯乔普卡去才对！”

“这人是谁，老爷爷？”叶戈鲁什卡问道。

“瓦尔拉莫夫。”

我的上帝！叶戈鲁什卡连忙翻身起来，跪着，瞧那顶白色的无边帽。很难看出这个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在所有的上流人都睡觉的时候跑来跟农民讲话的矮小而不显眼的人原来就是那个神秘的、叫人捉摸不透的、人人都在找他而他又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比德兰尼茨卡雅伯爵小姐还要有钱的瓦尔拉莫夫。

“这个人挺不错，挺好……”潘捷列说，朝庄子那边望，“求上帝赐给他健康，挺好的一位老爷……姓瓦尔拉莫夫，名叫谢敏·亚历山德雷奇……小兄弟，这个世界就靠这类人支撑着。这是实在的……公鸡还没叫，他就已经起床了……换了别人，就一定在睡觉，或者在家里陪客人闲扯，可是他却一天到晚在草原上活动……他转来转去……什么事情他都不放松……”

瓦尔拉莫夫的眼睛没离开那庄子，嘴里在讲着什么。那匹小马不耐烦地调动它的脚。

“谢敏·亚历山德雷奇，”潘捷列叫道，脱掉帽子，“您派斯乔普卡去吧！叶美里扬，喊一声，就说派斯乔普卡去一趟！”

可是这时候总算有个人骑着马从庄子那边来了。那人的身子向一边歪得很厉害，马鞭在头顶上面挥动，像鸟那样快地飞到货车队这儿来，仿佛在表演勇敢的骑术，打算引得每个人的惊叹似的。

“那人一定是替他办事的骑手，”潘捷列说，“他大概有一百个这样的骑手，说不定还要多呢。”

骑马的人来到第一辆货车旁边，勒住他的马，脱掉帽子，交给瓦尔拉莫夫一个小本子。瓦尔拉莫夫从小本子里抽出几张纸来，看了看，叫道：

“伊凡楚克的信在哪儿呀？”

骑士接过小本子去，看一看那些纸，耸耸肩膀。他开口讲话，大概在替自己辩白，要求让他再骑马到庄子里去。小马忽然动一下，仿佛瓦尔拉莫夫变得重了一点似的。瓦尔拉莫夫也动了动。

“滚开！”他生气地叫道，朝骑马的人挥动鞭子。

然后他勒转马头，一面瞧小本子里的纸，一面让那头马漫步沿着货车队走动。等他走到货车队的最后一辆，叶戈鲁什卡就凝神瞅着他，好看清他。瓦尔拉莫夫是个老头儿。他那平淡无奇、给太阳晒黑、生着一小把白胡子的俄罗斯人的脸，颜色发红，沾着露水，布满小小的青筋。那张脸跟伊万·伊万内奇一样，也现出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现出热中于事务的表情。不过，在他和伊万·伊万内奇中间，毕竟可以感到很大的不同！伊万·伊万内奇舅舅的脸上除了正正经经的冷淡表情以外，永远有操心和害怕的神气，唯恐找不到瓦尔拉莫夫，唯恐误了时间，唯恐错过了好价钱。像这种自己作不得主的小人物所特有的表情，在瓦尔拉莫夫的脸上和身上就找不出来。这个人自己定价钱，从不找人，也不仰仗什么人。他的外表尽管平常，可是处处，甚至在他拿鞭子的气派中，都表现出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一贯主宰草原的权力。

他骑马走过叶戈鲁什卡身边，却没有看他一眼，倒是多承小马赏脸，瞧了瞧叶戈鲁什卡。它用愚蠢的大眼睛瞧着，就连它也很冷淡。潘捷列对瓦尔拉莫夫鞠躬。瓦尔拉莫夫留意到了，眼睛还是没离开纸，声音含糊地说：

“你好，老头儿！”

瓦尔拉莫夫跟骑马的人的谈话以及他挥动鞭子的气派显然给货车队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威风凛凛的印象。大家的脸色严肃起来。骑马的人被这位大人物的震怒吓掉了魂，没戴帽子，松着缰绳，停在最前面那辆货车旁边。他一声不响，好像不相信今天一开头就会这么倒霉似的。

“很凶的老人……”潘捷列嘟哝着说，“可惜他太凶！不过他挺不错，是个好人……他并不无缘无故骂人……没什么……”

看完那些纸以后，瓦尔拉莫夫就把小本子塞进衣袋里。小马仿佛知道他的心意似的，不等吩咐，就颤动一下，顺着大道朝前疾驰了。

七

当天晚上，车夫歇下来烧稀饭。这一回，从一天开头起，人人都有一种不明不白的愁闷感觉。天气闷热，大家喝下许多水，可还是不解渴。月亮升上来，十分红，模样儿阴沉，仿佛害了病。星星也昏沉沉的，暗影更浓了，远处更朦胧。大自然好像有了什么预感，无精打采。

篝火四周没有昨晚的那种活跃的景象和生动的谈话了。大家都觉得烦闷，即便讲话也打不起精神，没有兴致。潘捷列光是唉声叹气，抱怨两条腿，不时讲到横死。

德莫夫伏在地上，沉默着，嚼一根干草。他脸上现出嫌恶的表情，好像那根草气味不好闻似的，他的脸色凶狠而疲乏……瓦夏抱怨下巴发痛，预言要变天了。叶美里扬没有挥动胳膊，呆坐着，闷闷地瞧着火。叶戈鲁什卡也疲乏了。这种缓慢的旅行使他感到腻味，白昼的炎热烤得他头痛。

他们烧稀饭的时候，德莫夫由于心烦而跟他的同伴找碴儿吵架。

“这个长着瘤子的家伙，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老是头一个伸出勺子来！”他说，恶狠狠地瞧着叶美里扬，“贪吃！老是头一个抢到锅子旁边坐好。他在唱诗班唱过歌，就自以为是老爷！像你们这种唱诗的，在这条大道上要饭的多得很！”

“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叶美里扬问，也生气地瞧着他。

“就是要你别头一个忙着往锅子里舀东西吃。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混蛋，就是这么的。”叶美里扬用嘶哑的声音说。

潘捷列和瓦夏凭经验知道这种谈话通常会闹出什么结局来，就出头调解，极力劝德莫夫不要无端骂人。

“什么唱诗的……”那个捣蛋鬼不肯罢休，反而冷笑，“那种玩意儿谁都会唱。坐在教堂的门廊上唱：‘看在基督的面上，赏我几个钱吧！’哼！你们还怪不错的呢！”

叶美里扬没有开口。他的沉默反倒惹恼了德莫夫。他带着更大的怒气瞧着那个先前在教堂里唱诗的人，说：

“我只是不愿意理你罢了，要不然我真要叫你知道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是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你这个马泽帕[21]？”叶美里扬冒火了，“我惹你了吗？”

“你叫我什么？”德莫夫问道，站起来，眼睛充血，“什么？我是马泽帕？是吗？好，给你点颜色看看！叫你自己去找吧！”

德莫夫从叶美里扬的手里抢过勺子来，往远处一扔。基留哈、瓦夏、斯乔普卡都跳起来，跑去找勺子。叶美里扬用恳求和询问的眼光瞧着潘捷列。他的脸忽然变小，变皱，眼睛眨巴起来，这位先前唱诗班的歌手像小孩似的哭起来了。

叶戈鲁什卡早就恨德莫夫，这时候觉得空气一下子闷得使人受不了，仿佛篝火的火焰烤他的脸似的。他恨不得赶快跑到黑暗中的货车那儿去，可是那捣蛋鬼的气愤而烦闷的眼睛把他吸引住了。他渴望说几句非常伤人的话，就往德莫夫那边迈近一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你比谁都坏！我看不惯你！”

这以后，他原该跑到货车那边去，可是他站在那儿动不得，接着说：

“到下一个世界，你会在地狱里遭火烧！我要告到伊万·伊万内奇那儿去！不准你欺侮叶美里扬！”

“嘿，你瞧！”德莫夫冷笑道，“嘴上的奶还没干的小猪猡，倒管教起别人来啦。要不要我拧你的耳朵？”

叶戈鲁什卡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以前从没这样过，此刻忽然周身打抖，顿着脚，尖声叫道：

“打他！打他！”

眼泪从他眼睛里流出来。他觉得难为情，就踉踉跄跄跑回货车那边去。他的尖叫产生了什么影响，他没看见。他躺在货包上哭，胳膊和腿抽搐着，小声说：

“妈妈！妈妈！”

这些人，篝火四周的阴影，黑压压的羊毛捆，远处每分钟都在发亮的闪电，这一切，现在全使他觉得阴森可怕。他胆战心惊，绝望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跑到这陌生的地方来，夹在一群可怕的庄稼汉中间呢？现在他舅舅、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杰尼斯卡在哪儿呀？为什么他们这么久还没来？莫非他们忘掉他了？他一想到自己给人忘掉，丢在这里，听凭命运摆布，就周身发凉，害怕得很，有好几回突然站起身来，要跳下羊毛捆，一口气顺着大道跑回去，头也不回，但是转念想到在路上一定会遇到乌黑而阴森的十字架和远处闪着的电光，他才忍住了……只有他小声叫着“妈妈！妈妈！”的时候，他才觉得好过一点……

车夫们一定也害怕。叶戈鲁什卡从篝火旁边跑开以后，他们先是沉默很久，然后含糊地低声谈着什么，说是有个什么东西就要来了，他们得赶快动身，躲开它才好……他们连忙吃完晚饭，熄掉火，沉默地套车。从他们匆忙的动作和断续的语句可以看出他们预料有什么灾难要来了。

快要动身上路的时候，德莫夫走到潘捷列面前，压低声音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叶戈里……”潘捷列回答。

德莫夫一只脚踩着一个车轮，抓住捆在货包上的绳子，爬上车来。叶戈鲁什卡看见了他的脸和生着卷曲头发的脑袋。那张脸苍白，疲倦，愁闷，可是已经没有恶狠狠的表情了。

“叶戈里！”他轻声说，“得了，打我吧！”

叶戈鲁什卡奇怪地瞧着他，这当儿电光一闪。

“不要紧，打我好了！”德莫夫重说一遍。

他没等到叶戈鲁什卡打他，或者跟他讲话，又跳下车来，说：

“我心里好闷哟！”

然后，他摇摇晃晃，动着肩胛骨，懒洋洋地顺着那一串货车慢慢走去，用半是悲伤半是烦恼的声调反复地说：

“我心里好闷哟！主啊！你别生我的气了，叶美里扬，”他走过叶美里扬身边的时候说，“我们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指望，苦透了！”

右边现出一道闪电，好像这闪电映在镜子里似的，远处立刻也现出一道闪电。

“叶戈里，接住！”潘捷列扔上来一个又大又黑的东西，叫道。

“这是什么呀？”叶戈鲁什卡问。

“篷布！天要下雨了，把它盖在身上吧。”

叶戈鲁什卡坐起来，瞧一瞧自己的四周。远方明显地变黑，白光闪着，现在每分钟不止一回了，像是眼皮在一一似的。黑暗好像由于太重，向右边歪过去了。

“老爷爷，要有雷雨吗？”叶戈鲁什卡问道。

“哎哟，我这双冻坏了的脚好痛哟！”潘捷列没听见孩子的话，拖长声调说，顿着脚。

左边天空好像有人在划火柴。一道苍白的、磷光样的细带闪了一闪，就灭了。人们可以听见一股声浪，仿佛远处有人在铁皮房顶上走动。大概是光着脚在房顶上走，因为铁皮发出沉闷的隆隆声。

“要下大雨了！”基留哈嚷道。

在远方和右边地平线中间，现出一道闪电，明晃晃的，照亮了一部分草原，照亮了无云的天空和黑暗相连的地方。密密层层的乌云不慌不忙地移过来；又大又黑的破布片从那团云的边上挂下来。左右两面的地平线上也有这样的碎片互相压挤，堆得高高的。雨云的外表破碎而蓬松，仿佛它喝醉了酒，在胡闹似的。天上响起了清晰的、一点儿也不含混的隆隆雷声。叶戈鲁什卡在胸前画十字，连忙披上大衣。

“我好闷哟！”德莫夫的嚷叫声从前面的货车那边飘来，从他的声调听得出他又生气了，“我好闷哟！”

忽然间起了一阵狂风，来势那么猛，差点儿刮跑了叶戈鲁什卡的包袱和篷布。篷布被风吹动，向四面八方飞舞，拍打着货包和叶戈鲁什卡的脸。风呼啸着，在草原上飞驰，滴溜溜地乱转，刮得青草发出一片响声，雷声和车轮的吱嘎声反而听不见了。这风从黑色的雨云里刮下来，卷起滚滚的灰尘，带来雨水和潮湿土地的气味。月光昏暗，仿佛变得肮脏了。星星越发黯淡。人可以看见滚滚的烟尘跟它的阴影顺着大道的边沿急急忙忙跑到后面什么地方去。这时候旋风盘旋着，从地面上的尘土里卷走枯草和羽毛，大概升上了天空，风滚草多半在黑色的雨云旁边飞翔，它们一定害怕得很！可是透过迷眼的灰土，除了闪电的亮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

叶戈鲁什卡心想，马上要下大雨了，就跪了下来，拿篷布盖住自己的身子。

“潘捷列——列！”前面有人嚷道，“啊……啊……哇！”

“我听不见！”潘捷列拖长声音大声回答。

“啊……啊……哇！”

雷声愤怒地响起来，在天空从右边滚到左边，随后再滚回去，消失在最前面那辆货车附近。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万能的主啊，”叶戈鲁什卡小声说着，在胸前画十字，“愿您的荣耀充满天上和人间……”

漆黑的天空张开嘴，吐出白色的火来，立刻又响起了雷声。雷声刚刚收歇，就来了一道极宽的闪电，叶戈鲁什卡从篷布的裂缝里忽然看见通到远方的整个宽阔的大道，看见所有的车夫，甚至看清了基留哈的坎肩。这时候左边那些黑色碎云往上移动，其中有一片云粗野而笨拙，像是伸出的爪趾，直向月亮那边伸过去。叶戈鲁什卡决心闭紧眼睛，不去理会，等着这一切结束。

不知什么缘故，雨很久不来。叶戈鲁什卡巴望雨云也许会过去，就从篷布里往外张望。天色黑得可怕。叶戈鲁什卡既看不见潘捷列，又看不见羊毛捆，也看不见自己。他斜起眼睛往前不久还有月亮的地方看，可是那边一片漆黑，跟货车的上空一样。在黑暗中，电光似乎更白，更亮，照得他的眼睛发痛。

“潘捷列！”叶戈鲁什卡叫道。

没有人答话。可是这时候风总算最后一回撩一下篷布，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可以听见一种平匀沉着的响声。一滴又大又凉的水落在叶戈鲁什卡的膝上，又一滴在他手上爬。他发现自己的膝头没盖好，想要整理一下篷布，可是这当儿有些什么东西洒下来，劈劈啪啪地拍打着大道，然后拍打车杠，拍打羊毛捆。原来那是雨点。雨点和篷布好像互相了解似的，开始急速而快活地谈起天来，嘁嘁喳喳跟两只喜鹊一样。

叶戈鲁什卡跪在那儿，或者更正确地说，坐在自己的靴子上。雨拍打篷布的时候，他往前探身，好遮住膝头，因为膝头忽然湿了。他好容易盖好膝头，可是不到一分钟，又觉得身后背脊底下和腿肚子上面有一种刺骨的、不舒服的潮湿感觉。他就恢复原先的姿势，听凭膝头去让雨淋，暗自盘算该怎样摆布那块在黑地里看不见的篷布才对。可是他的胳膊已经湿了。雨水淌进袖子和衣服里，肩胛骨觉得冷冰冰的。他决意什么也不管，呆坐在那儿不动，等待雨过了再说。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他小声念道。

忽然，正好在头顶上方，发出一下可怕的、震耳欲聋的霹雳声，天空碎裂了。他蜷起身子，屏住呼吸，等着碎片落在他的后脑勺和背上。他的眼睛偶然睁开，看见一道亮得刺眼的光在他的手指上、湿袖子上、从篷布流到羊毛捆以后再淌到地上的细细的水流上，闪烁了五回。又传来同样猛烈可怕的打击声。天空现在不是发出隆隆声或者轰响声，却发出像干木头爆裂一样的破碎声。

“特拉拉！达！达！达！”雷声清楚地响着，滚过天空，跌跌绊绊，摔在前面货车附近或者后面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恶毒而断续的“特拉拉！……”

先前，闪电只不过可怕罢了，可是加上这种雷声，却显得凶恶了。它们那种魔光穿透闭紧的眼皮，弄得人周身发凉。怎么样才能不看见它们呢？叶戈鲁什卡决意把脸转到后面去。他四肢着地小心地爬着，好像生怕给人看见似的，手掌在湿羊毛捆上滑着，转过身去了。

“特拉！达！达！”这声音在他头顶上滚着，落到货车底下，爆炸开来，“拉拉拉！”

叶戈鲁什卡又偶然睁开眼睛，不料看见了新的危险：有三个高大的巨人，手里拿着长矛，跟在车后面。电光照亮他们的矛尖，很清楚地照出他们的身躯。他们躯体高大，遮着脸，垂着头，脚步沉重。他们显得十分忧愁，没精打采，心事重重。他们跟着货车走，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不过他们挨得这么近，总还是有点可怕。

叶戈鲁什卡赶快扭回身子朝着前面，周身打抖，喊叫起来：

“潘捷列！老爷爷！”

“特拉！达！达！”天空回答他。

他睁大眼睛看车夫们在不在。有两个地方射出闪电来，照亮通到远方去的大路、整个货车队和所有的车夫。雨水汇成小河沿着道路流去，水泡跳动不定。潘捷列在货车旁边走着，他的高帽子和肩膀上盖着一小块篷布，他既没表现恐怖，也没露出不安，仿佛被雷声震聋耳朵，让闪电照瞎了眼睛一样。

“老爷爷，巨人！”叶戈鲁什卡哭着对他嚷道。

可是老爷爷没听见。前面走着叶美里扬。他从头到脚盖着一块大篷布，成了一个三角形。瓦夏身上什么也没盖，照旧像木头一样走着，高高地抬起脚，膝头却不弯。在电光中，仿佛货车并没驶动，车夫们呆立不动，瓦夏的举起的脚也僵住了……

叶戈鲁什卡又叫老爷爷。他没听到回答，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不再等雨停了。他相信再过一分钟雷就会把他劈死，相信只要偶尔一睁开眼，就会看见那些可怕的巨人。他不再在胸前画十字，不再叫老爷爷，不再想念母亲，光是冻得发僵，相信暴风雨永远也不会完结了。

可是忽然有了人声。

“叶戈里啊，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潘捷列在下面喊道，“下来！耳朵聋了，小傻瓜！……”

“这才叫做暴风雨呢！”一个不熟悉的低音说；喉咙里卡卡地响，好像刚刚喝干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似的。

叶戈鲁什卡睁开眼睛。下面货车旁边站着潘捷列、三角形的叶美里扬和那些巨人。那些巨人现在身材矮多了。叶戈鲁什卡仔细一看，原来他们是些普通的农民，肩头上扛着的不是长矛，却是铁的草叉。从潘捷列和三角形中间的夹缝里望出去，可以看见一间矮木房的明亮的窗子在放光。可见货车队在一个村子里停下了。叶戈鲁什卡撩开篷布，拿起包袱，连忙爬下货车。现在左近有了人声和灯光明亮的窗子，虽然雷声还是跟先前那样隆隆地响，整个天空布满长条的闪电，他却不再觉得害怕了。

“这场暴风雨好，挺不错……”潘捷列唠叨着说，“感谢上帝……我的脚倒因为这场雨痛得没那么厉害了，这场暴风雨挺不错……爬下来了，叶戈里？好，上小屋里去吧……挺不错……”

“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叶美里扬声音干哑地说，“雷一定在什么地方劈倒了什么东西……你们是这一带的人吗？”他问巨人。

“不，是从格里诺沃村来的……我们是格里诺沃村的人。我们在普拉捷罗夫老爷家里干活。”

“是打麦子吧？”

“样样都做。眼前我们还在收小麦。这闪电，这闪电啊！好久没有过这样的暴风雨了……”

叶戈鲁什卡走进小屋。他迎面遇到一个瘦瘦的、尖下巴的驼背老太婆。她手里拿着一支油烛，眯缝着眼睛，长声地叹气。

“上帝赐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暴风雨哟！”她说，“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们要受罪了，心爱的人！把衣服脱掉吧，小少爷，脱衣服吧……”

叶戈鲁什卡冻得打战，难受得耸起肩头，脱下湿透了的大衣，然后张开胳膊，劈开腿，站了很久没动弹。稍稍一动就会在他身上引起一种不愉快的寒冷和潮湿的感觉。衬衫的袖子和后背是湿的，裤子粘在大腿上，水从脑袋上往下滴……

“小孩子，站在那儿劈开腿是做什么啊？”老太婆说，“来，坐下！”

叶戈鲁什卡大大地劈开两条腿，走到桌子那儿，在一张凳子上靠近一个什么人的头坐下。那个头动起来，鼻子里喷出一股气息，嘴里发出嚼东西的声音，然后又安静了。从这个头起，顺着凳子，耸起一座盖着羊皮袄的小山。原来那是一个农妇在睡觉。

老太婆叹着气走出去，不久就带着一个西瓜和一个甜瓜回来了。

“吃吧，小少爷！另外我没有东西可以请你吃了……”她说，打了个呵欠，随后在桌子抽屉里找一阵，拿出一把又长又尖的小刀来，很像强盗在客栈里用来杀死商人的那种刀，“吃吧，小少爷！”

叶戈鲁什卡好像害热病似的打冷战，就着黑面包吃了一片甜瓜，然后又吃了一片西瓜，吃了以后他感到越发冷了。

“我们家的人在外面草原上过夜……”他吃东西的时候，老太婆叹道，“主震怒了！……我原想在神像前面点支蜡烛，可是我不知道斯捷潘尼达把蜡烛放在哪儿了。吃吧，小少爷，吃吧……”

老太婆打了个呵欠，把右手伸到背后，搔了搔她的左肩膀。

“现在准有两点钟了，”她说，“再过一会儿就是起床的时候了。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他们一定全身湿透了……”

“奶奶，”叶戈鲁什卡说，“我想睡觉。”

“躺下，小少爷，躺下吧……”老太婆叹道，打个呵欠，“主耶稣基督！我原本睡着了，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打门。我醒来一看，原来是主赐给我们这场暴风雨……我原想点起蜡烛来，可是没找着。”

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从凳子上拿下一堆破烂，多半就是她自己的被褥，又从炉边一个挂钉上摘下两件羊皮袄，开始替叶戈鲁什卡铺床。

“这场暴风雨还没收歇，”她唠唠叨叨地说，“只求没人挨到雷劈才好。我们家的人在草原上过夜……躺下，睡吧，小少爷……基督跟你同在，小孙孙……甜瓜我不拿走，你起床的时候也许还想吃一点。”

老太婆的叹气和呵欠，睡熟的农妇的匀称的鼻息，小屋的半明半暗，窗外的雨声，使得人犯困。叶戈鲁什卡不好意思在老太婆面前脱衣服。他只脱掉靴子，就躺下，拉过羊皮袄来盖在身上。

“小子躺下了？”过一会儿他听见潘捷列小声说。

“躺下了！”老太婆小声回答，“主震怒了，震怒了！雷打了又打，听不出什么时候才会完……”

“一会儿就会过去的……”潘捷列低声说，坐下来，“雷声小多了……伙伴们到人家的小屋里去了，只有两个留在外面看马……伙伴们……不得不这样啊……马会给人牵走的……我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去换班……不得不这样，会给人牵去的……”

潘捷列和老太婆并排坐在叶戈鲁什卡脚旁，用嘶嘶的声音低声攀谈着，叹息和呵欠穿插在他们的谈话里。叶戈鲁什卡怎么也暖和不过来。他身上盖着沉甸甸的、温暖的羊皮袄，可是他周身打抖，胳膊和腿抽搐着，内脏在战栗……他在羊皮袄底下脱掉衣服，可是这也没用。他的寒颤越来越厉害。

潘捷列走出去换班看马，后来又回来。叶戈鲁什卡仍旧睡不着觉，浑身发抖。有个什么东西压住他的脑袋和胸膛，他闷得难受。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究竟是两个老人低微的谈话声呢，还是羊皮的刺鼻气味。他吃过的西瓜和甜瓜在他嘴里留下一种不爽快的、金属样的滋味。再说，他被跳蚤叮着。

“老爷爷，我冷！”他说，自己也听不出这是自己的声音了。

“睡吧，小孙孙，睡吧……”老太婆叹道。

基特迈动他那小小的细腿，来到床边，挥动胳膊，然后长高了，升到天花板，变成风车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不是像坐在马车里的那个样子，却穿着整齐的法衣，手里拿着洒圣水的刷子，绕着风车走动，把圣水洒在风车上，风车就不转动了。叶戈鲁什卡知道这是做梦，就睁开眼睛。

“老爷爷！”他叫道，“给我水喝！”

谁也没答话。叶戈鲁什卡觉得躺在那儿闷得受不了，感到不舒服。他就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小屋。早晨已经来临。天空阴暗，可是雨倒不下了。叶戈鲁什卡打着冷战，拿潮湿的大衣裹紧自己的身子，穿过泥泞的院子，在寂静中倾听着。他的眼光碰到一个小小的牲畜房，那儿有一扇半开着的芦苇编的门。他探进头去瞧瞧那个小屋，走了进去，在黑暗的墙角边一堆干粪上坐下来。

他那沉重的脑袋里纠结着乱糟糟的思想，嘴里有一种金属的味道，又干又苦。他瞧着自己的帽子，把那上面的孔雀毛理直，想起先前跟母亲一块儿去买这顶帽子的情景。他把手放进口袋里，拿出一团棕色的、粘糊糊的烂泥。这块烂泥怎么会来到他口袋里的？他想一想，闻了闻：有蜂蜜的气味。啊，原来是犹太人的蜜饼！这块饼给水泡得稀烂，啊，可怜的东西！

叶戈鲁什卡翻看着自己的大衣。那是一件灰色的大衣，钉着骨制的大扣子，裁成礼服的样式。这是一件贵重的新衣，所以在家里从不挂在前堂，而跟母亲的衣服一块儿挂在寝室里。只是逢到假日，才准他穿。叶戈鲁什卡瞧着这件衣服，不由得为它可惜，想起他和大衣如今只能听凭命运摆布，想起他再也不能回家，就哀哀地哭了起来，哭得差点从粪堆上一头栽倒。

一只沾着雨水的白毛大狗，脸上挂着一绺绺白毛，跟卷发纸一样，走进牲畜房来，奇怪地瞪着叶戈鲁什卡。它好像在想：究竟是汪汪叫好呢，还是不叫为好。它断定没有叫的必要，就小心地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吃了那团黏糊糊的烂东西，又走出去了。

“这是瓦尔拉莫夫手下的人！”有人在街上喊道。

等到哭够了，叶戈鲁什卡就走出牲畜房来，绕过一个水塘，往街上走去。货车正巧停在门口的大路上。淋湿的车夫们迈动沾满泥泞的脚在货车旁边徘徊，或者坐在车杠上，没精打采，睡意蒙眬，跟秋天的苍蝇一样。叶戈鲁什卡看着他们，心想：“做个农民，多么枯燥，多么不舒服呀！”他走到潘捷列那边，跟他并排在车杠上坐下来。

“老爷爷，我冷！”他说，打着冷战，把手塞进袖管里。

“不要紧，我们很快就要到了，”潘捷列打个呵欠说，“不要紧，你会暖和起来的。”

货车队很早就出发了，因为天气还不热。叶戈鲁什卡躺在羊毛捆上，虽然太阳不久就在天空出现，晒干了他的衣服、羊毛捆、土地，他却还是冷得打战。他一闭上眼，就又瞧见基特和风车。他想呕吐，身子发重，就极力赶走这些幻象，可是它们一消灭，捣蛋鬼德莫夫就红着眼睛，举起拳头，大吼一声扑到叶戈鲁什卡身上来，要不然就是听见那个诉苦声：“我心里好闷哟！”瓦尔拉莫夫骑着哥萨克小马走过去。幸福的康斯坦丁也走过去，微笑着，抱着大鸨。这些人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

有一回(那是将近黄昏了)，他抬起头来想向人要水喝。货车队停在一座跨过宽阔河面的大桥上。桥下河面上冒着黑烟，透过烟雾可以看见一只轮船，后面用绳子拖着一条驳船。前边，河对面，有一座花花绿绿的大山，山上点缀着房屋和教堂。山脚下，在一列货车旁边，有一辆机车在奔驰……

叶戈鲁什卡以前从没见过轮船，没见过机车，也没见过大河。现在他瞧着它们，却既不害怕，也不惊奇，他的脸上甚至没有现出一点像是好奇的神气。他只觉得恶心，连忙伏下，用胸脯贴着羊毛捆的边。他吐了。潘捷列看到这情景，嗽嗽喉咙，摇了摇头。

“我们的小子病了！”他说，“一定是肚子受了凉……小子……离家在外……这真糟糕！”

八

货车队停在一个离码头不远、供商人住宿的大客栈门口。叶戈鲁什卡从货车上爬下来，听见一个很耳熟的声音。有个人搀他下来，说：

“我们昨天傍晚就到这儿了……今天等了你们一整天。我们原想昨天赶上你们，可是在路上没碰见你们，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嘿，你把大衣揉得好皱呀！你可要挨舅舅的骂了！”

叶戈鲁什卡细瞧说话人的那张像大理石般的脸，这才想起他就是杰尼斯卡。

“你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这时候在客栈房间里，”杰尼斯卡接着说，“他们在喝茶呢。去吧！”

他领着叶戈鲁什卡走进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面又黑暗又阴森，就跟他们县城里的慈善机关一样。叶戈鲁什卡和杰尼斯卡穿过前堂，走完一道阴暗的楼梯和一条狭窄的长过道，走进一个小房间。果然，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正坐在房间里茶桌旁边喝茶。两个老人一看见小男孩，脸上现出又惊奇又快活的神气。

“啊哈！叶戈尔·尼古拉——伊奇，”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用唱歌似的声调说，“罗蒙诺索夫先生！”

“啊，贵族老爷！”库兹米乔夫说，“欢迎欢迎。”

叶戈鲁什卡脱掉大衣，吻了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手，在桌旁坐下来。

“喂，一路上怎么样，puer bone[22]？”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替他斟了茶，问他，脸上照例带着愉快的笑容，“恐怕腻味了吧？求上帝保佑我们，万万别叫我们坐货车或者骑牛赶路了！上帝宽恕我们吧：走了又走，往前一看，总是一片草原，铺展开去，跟先前一样，看不见尽头！这不是赶路，简直是受罪嘛。你为什么不喝茶？喝呀！在你随着那一串货车赶路，还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事都圆满地办完了。感谢上帝！我们已经把羊毛卖给切列巴辛了，只求上帝能让大家都这么顺利就好了……我们赚了一笔钱。”

一看见自家人，叶戈鲁什卡就感到一种难以遏止的愿望：要想诉一诉苦。他没听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话，只是想着怎样开口，主要诉什么苦。可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声调显得很不好听，刺耳，妨碍他集中注意，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桌旁没坐满五分钟就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里躺下。

“咦，咦！”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惊奇地说，“你怎么不喝茶？”

叶戈鲁什卡一面仍旧在想诉什么苦，一面用额头抵着沙发背，忽然号啕大哭起来。

“咦，咦！”赫利斯托福尔神甫重说一遍，站起来，走到长沙发那儿，“叶戈里，你怎么了？你干吗哭呀？”

“我……我病了！”叶戈鲁什卡开口说。

“病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慌了，“这可不好，小兄弟……在路上怎么能生病呢？哎哟，你怎么啦，小兄弟……嗯？”

他伸出手去放在叶戈鲁什卡的额头上，又摸摸他的脸蛋儿，说：

“对，你的额头很烫……你一定着了凉，要不然，就是吃了什么东西……向上帝祷告吧。”

“给他吃点奎宁……”伊万·伊万内奇说，慌了。

“不。应当给他吃点热的……叶戈里，要喝点汤吗？嗯？”

“不……不想喝。”叶戈鲁什卡回答说。

“你觉着冷还是怎么的？”

“先前倒是觉着冷，可是现在……现在觉着热了。我浑身酸痛……”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长沙发那儿，摸一摸叶戈鲁什卡的额头，慌张地嗽一嗽喉咙，回到桌子那儿。

“这样吧，你索性脱掉衣服，躺下睡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你该好好睡一觉才成。”

他帮着叶戈鲁什卡脱掉衣服，给他放好枕头，替他盖上被子，再拿伊万·伊万内奇的大衣盖在上面。然后他踮起脚尖走开，在桌旁坐下来。叶戈鲁什卡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好像不是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在大道边上，挨近篝火。叶美里扬挥动胳膊，德莫夫红着眼睛趴在地上，讥诮地瞧着叶戈鲁什卡。

“打他，打他！”叶戈鲁什卡嚷道。

“他说梦话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低声说。

“真是麻烦！”伊万·伊万内奇叹道。

“得拿油和醋来把他擦一擦才行。上帝保佑，他的病明天就会好了。”

为了要摆脱恶梦，叶戈鲁什卡睁开眼睛，对火望着。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伊万·伊万内奇已经喝完茶，正在小声讲话。神甫幸福地微笑着，看来，他怎么也忘不了他在羊毛上赚了一笔钱。使他高兴的，与其说是赚了钱，不如说是想着他回到家，可以把一大家子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狡猾地眼睛，哈哈大笑。他先得瞒住他们大家，说他按照比实价低的价钱把羊毛卖了，然后他就拿出一个肥大的钱夹交给女婿米海罗说：“喏，拿去吧！瞧，生意就该这样做！”库兹米乔夫好像还不满足。他的脸上跟先前一样表现出一本正经的冷淡和操心的神情。

“唉，要是早知道切列巴辛肯出这样的价钱，”他低声说，“那我就不会在家乡把那三百普特卖给玛卡罗夫了。真要命！不过，谁知道这儿的价钱涨上去了？”

一个穿白衬衫的人把茶炊端出去，点亮墙角上神像前面的长明灯。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着什么。那个人做出诡秘的脸相，就像在搞阴谋似的，仿佛说：“我明白了。”然后走出去，不久就又回来，把一个容器放在长沙发底下。伊万·伊万内奇在地板上给自己铺了被褥，打了几回呵欠，懒洋洋地做完祷告，就躺下去了。

“我想明天上教堂去，……”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我认识那儿的圣器看守人。做完弥撒我应当去看看主教，不过据说他病了。”

他打了个呵欠，吹熄了灯。现在，只有神像前面的长明灯放光了。

“据说他不见客，”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继续说，脱去衣服，“这样一来，我只好见不到他的面就走了。”

他脱下长衣，叶戈鲁什卡看见眼前站着鲁滨孙·克鲁梭。鲁滨孙在一个小碟里搅动什么东西，走到叶戈鲁什卡面前，小声说：

“罗蒙诺索夫，你睡着了？起来吧！我拿油和醋擦一擦你的身子。这是很灵的，你只要向上帝祷告就行了。”

叶戈鲁什卡连忙翻身坐起来。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脱掉孩子的内衣，耸起肩膀，断断续续地呼吸，好像谁在呵他的痒似的。他开始擦叶戈鲁什卡的胸膛。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他小声说，“趴好，背朝上！……这就行了。明天病就会好了，不过以后别再造罪了……你烫得跟火似的！大概起暴风雨的时候，你们正在路上吧？”

“正在路上。”

“那还有不生病的！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那还有不生病的！”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擦完叶戈鲁什卡的身子以后，给他穿上内衣，替他盖好，在他身上画个十字，就走了。后来，叶戈鲁什卡看见他向上帝祷告。大概这老人背熟了许多祷告词，因为他在神像前面站了许久，小声念着。他念完祷告，对着窗口、房门、叶戈鲁什卡、伊万·伊万内奇一一画了十字，在一张小的长沙发上躺下来，没垫枕头，拉过自己的长衣盖在身上。过道上一只挂钟敲了十下。叶戈鲁什卡想起到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烦恼得用脑门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不再努力摆脱那些朦胧的、郁闷的梦景了。可是早晨却远比他预料的来得快。

他觉得他躺在那儿，用脑门子抵住长沙发的靠背，并没过多久，可是等到他睁开眼来，斜射的阳光却已经透过小客房里的两扇窗子，照在地板上了。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和伊万·伊万内奇不在房间里。房间已经打扫过，明亮，舒服，有赫利斯托福尔神甫的气味：他身上老是冒出柏枝和晒干的矢车菊的气味(在家里，他常用矢车菊做洒圣水用的刷子和神龛的装饰品，因此他身上浸透了那些气味)。叶戈鲁什卡瞧着枕头，瞧着斜射的阳光，瞧着自己那双现在已经擦干净、并排摆在长沙发左近的靴子，瞧啊瞧的，笑起来了。他看到自己不是躺在羊毛捆上，看到四周的东西样样都是干的，看到天花板上并没有闪电和雷，倒觉得奇怪了。

他跳下长沙发，开始穿衣服。他觉得身体挺好。昨天的病只留下一点儿痕迹，大腿和脖子还有点发软。这样看来，油和醋奏了效。他想起昨天模模糊糊地看见的轮船、火车头、宽阔的河流等等，于是连忙穿上衣服，好跑到码头上去看一看。他漱洗完毕，穿上红布衬衫，忽然门锁喀哒一响，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在门口出现了，戴着高礼帽，帆布长衣外面罩着棕色绸法衣，手里拄着长木杖。他面带笑容，满脸放光(刚刚从教堂回来的老人总是满脸放光的)，把圣饼和一包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祈祷过后，说：

“求上帝怜恤我们！哦，你身体怎么样？”

“现在好了。”叶戈鲁什卡回答，吻他的手。

“感谢上帝……我刚做完弥撒回来……我刚才去看一个我认识的圣器看守人。他约我到他家里去喝茶，可是我没去。我不喜欢一早就上别人家里去作客。愿上帝跟他同在！”

他脱掉法衣，摩挲一下自己的胸膛，不慌不忙地解开那个小包。叶戈鲁什卡看见一小罐鱼子、一小片风干的咸鱼肉和一块法国面包。

“瞧，我路过一家活鱼店的时候买来的，”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平常日子原本不该这么奢侈，可是我想，家里有病人，这就可以原谅了。鱼子酱挺好，是鲟鱼的……”

穿白衬衫的那个人端来茶炊和一个放着茶具的盘子。

“吃吧，”赫利斯托福尔神甫说，把鱼子抹在一片面包上，递给叶戈鲁什卡，“现在尽管吃啊玩啊都没关系，可是你念书的时候就要到了。记住，念书要专心，用功，也好有个出息。凡是应该背熟的，你就背熟；遇到你应当用自己的话来说明内在的含义而不涉及外部形式的，那就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要努力把各门功课都学好。有的人算术学得挺好，可是却从没听说过彼得·莫吉拉[23]；有的人倒知道彼得·莫吉拉，可是又不会说明月亮。不行，你得把书念到样样都懂才行！要学好拉丁文、法文、德文……当然还有地理啦、历史啦、神学啦、哲学啦、数学啦……等你不慌不忙，一边祷告上帝，一边勤奋地学会了各门功课，那就要出去做事了。要是你样样都懂，那就任什么行业干起来都便当。你只要用功念书，求得神恩，上帝就会指点你做什么样的人。医生啦，法官啦，工程师啦……”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在一小片面包上抹了一点点鱼子，放进嘴里，说：

“使徒保罗说过：不要学古怪的、邪道的学问。当然，如果那是巫术，不合法的技术，或者像扫罗[24]从另一个世界招来鬼魂的法术，或是于人于己全没用处的学问，那就还是不学的好。你应该只学上帝所赞同的那些学科。你得学……神圣的使徒们用各种语言讲话，那你就学各种语言。伟大的巴西尔[25]研究数学和哲学，那你就学数学和哲学。圣涅斯托尔[26]写历史，那你就学历史，写历史。要学圣徒的榜样……”

赫利斯托福尔用茶碟喝茶，擦了擦上髭，摇一下头。

“好！”他说，“我受的是老式教育，现在我已经忘了许多，不过我跟别人还是生活得不同。比都没法比呢。比方说，到一个人多的地方去赴宴或者参加大会，说上一句拉丁话，或者提到历史或哲学方面的事，人家听了就会满意，我自己也满意……或者区里的法官们来了，要人主持宣誓仪式，别的教士怕难为情，可是我跟法官啦，检察官啦，律师啦，却随随便便，毫不拘礼。我谈吐文雅，跟他们喝喝茶，说说笑笑，问问他们我不知道的事……他们也挺愉快。就是这么的，小兄弟……学问是光明，愚昧是黑暗。念书吧！当然，念书是很难的，现在念书要花不少钱……你妈是个寡妇，她靠抚恤金过活，可是呢……”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战战兢兢地瞧一下门口，接着小声说：

“伊万·伊万内奇会帮忙的。他不会不管你。他自己没有子女，他会帮你的。别担心。”

他做出严肃的脸容，更加小声地说：

“只是你要记住，叶戈里，别忘了你母亲和伊万·伊万内奇，求上帝让你别忘记。十诫教你孝敬母亲，伊万·伊万内奇是你的恩人，等于是你的父亲。要是你将来有了学问，求上帝不要让你因为别人比你笨就讨厌别人，看不起别人，那样一来，你就要倒霉，倒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举起手来，小声重复了一遍：

“你就要倒霉！倒霉了！”

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唠叨起来，如同俗话所说的，讲得津津有味；看来不到吃午饭的时候绝不肯罢休。可是门开了，伊万·伊万内奇走了进来。舅舅匆忙地打个招呼，就在桌旁坐下，开始很快地喝茶。

“好，所有的事全办妥了，”他说，“今天可以回家了，不过叶戈尔的事还得操一下心。得把他安置一下。我姐姐说，她有个朋友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住在此地一个什么地方，她也许肯收留他在她那儿寄宿和搭伙。”

他在皮夹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抽出一张揉皱的纸，念道：

“‘小下街，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自己购置的房子里。’得马上去找她才成。真是麻烦！”

喝完早茶以后过了不久，伊万·伊万内奇带着叶戈鲁什卡走出客栈。

“真是麻烦！”舅舅嘟哝道，“你像牛蒡似的粘在我身上，去你的！你们要学问，要争做上等人，却要我倒霉，为你们受罪……”

他们穿过院子的时候，货车和车夫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一清早就离开此地，到码头上去了。院子里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停着那辆熟悉的、黑黝黝的马车，马车旁边站着那几匹枣红马，正在吃燕麦。

“再见，马车！”叶戈鲁什卡想道。

起先，他们顺着大街爬上坡去，爬了很久，然后他们穿过一个大市场。在那儿，伊万·伊万内奇向一个警察打听小下街在哪儿。

“喔唷！”警察笑了笑，说，“路还远着呐，顺这条路要一直走到牧场！”

他们一路上遇见好几辆街头马车，可是只有碰到特殊情况，或者遇到大节期，舅舅才容许自己享受一下坐马车的乐趣。叶戈鲁什卡和他在铺着石板的街上走了很久，然后又在只有人行道而未铺路面的街上走了很久，最后走到了既未铺路面也没有人行道的街上。等到他们的腿和舌头把他们送到小下街，他俩都满脸通红，摘下帽子擦汗了。

“劳驾告诉我，”伊万·伊万内奇对一个坐在街门旁边小凳上的老人说，“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的房子在哪儿？”

“这儿没有姓托斯库诺娃的，”老人想了一想，答道，“也许你找的是契莫盛科吧。”

“不，托斯库诺娃……”

“对不起，这儿没有姓托斯库诺娃的……”

伊万·伊万内奇耸一耸肩膀，慢慢往前走去。

“您用不着再找！”老人在他们后面叫道，“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听着，老大娘，”伊万·伊万内奇对一个在墙角摆小摊卖葵花子和梨的老太婆说，“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的房子在哪儿？”

老太婆惊奇地瞧着他，笑了。

“难道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现在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她问道，“主啊，自从她嫁了女儿，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她的女婿，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现在她女婿住在那儿呐。”

她的眼神仿佛表示：“你们这些傻瓜怎么会连这样一点儿小事都不知道？”

“那她现在住在哪儿呢？”伊万·伊万内奇问道。

“主啊！”老太婆惊奇地叫道，合起掌来，“她早已租房子另住了，她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女婿已经有八年了。您这是怎么啦？”

她大概料着伊万·伊万内奇也会吃惊得叫起来：“这不可能呀！！”

然而伊万·伊万内奇很平静地问道：

“那么她租住的房子在哪儿？”

这个女小贩卷起袖口，用赤裸的胳膊指点着，同时用尖细刺耳的声音嚷道：

“照直走，照直，照直……等到走过一所小红房子，左边就有一条小巷子。您走进小巷子，找到右边第三个门就是……”

伊万·伊万内奇和叶戈鲁什卡走到小红房子那儿，向左拐弯，走进小巷子，直奔右边的第三家门口。在很旧的灰色街门两旁伸展着灰色的围墙，墙上有着很大的裂缝。右面那部分围墙大幅度向前倾斜，有倒塌的危险，街门左边的围墙却往后面，往院子里面歪斜。街门本身倒笔直立着，好像没有选定往哪边倒才方便一点：究竟该往外倒呢，还是往里倒。伊万·伊万内奇推开一个小小的边门，他和叶戈鲁什卡就看见一个大院子，里面长满了杂草和牛蒡。离街门一百步远，立着一所小房子，红房顶，绿百叶窗。有一个胖女人，卷起袖口，撩起围裙，站在院子中央，正在往地下洒什么东西，用一种跟女小贩那样尖细刺声的声调嚷道：

“咕！……咕！咕！”

她身后有一条生着尖耳朵的红毛狗坐在地上。它一看见客人，就往小门这边跑来，送上一片男高音的叫声(凡是红狗都用男高音叫)。

“您找谁？”女人叫道，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阳光。

“您好！”伊万·伊万内奇也叫道，一面挥动手杖，赶走那条红毛狗，“劳驾告诉我，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托斯库诺娃住在这儿吗？”

“就住在这儿！您找她有什么事？”

伊万·伊万内奇和叶戈鲁什卡朝她走去。她怀疑地瞧着他们，又问一遍：

“您找她有什么事？”

“也许您就是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吧？”

“嗯，就是我！”

“幸会幸会……是这样的，您的老朋友奥莉迦·伊万诺芙娜·科尼亚泽娃问候您。这是她的小儿子。我呢，也许您记得，就是她的亲弟弟伊万·伊万内奇……您原是我们县城的人……您生在我们那地方，而且是在那地方出嫁的……”

随后是沉默。胖女人呆呆地瞧着伊万·伊万内奇，好像不信他的话，或者没听懂他的话似的，然后她满脸通红，合拢两只手，她围裙里的燕麦撒了下来，眼睛里迸出了眼泪。

“奥莉迦·伊万诺芙娜！”她尖叫道，兴奋得直喘气，“我最亲爱的人！啊，圣徒呀，我干吗像傻子似的呆站在这儿？我的漂亮的小天使！……”

她搂住叶戈鲁什卡，眼泪沾湿了他的脸，哭得泪人儿似的。

“主啊！”她说，绞着手，“奥莉迦的小儿子！真是招人疼！跟他妈像极啦！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可是你们干吗站在院子里啊？请到屋里坐吧！”

她匆匆朝那所房子走去，一面走，一面哭着，喘着，讲着。客人们跟着她走。

“我的房间还没收拾好呢！”她说，领着客人走进一个闷不通风的小客堂，那儿装点着许多神像和许多花盆，“啊，圣母！瓦西里沙，至少去把百叶窗打开！我的小天使！这孩子有多漂亮，简直没法儿形容！我不知道奥列琪卡[27]有这样一个小儿子！”

等到她安静下来，跟客人们处熟以后，伊万·伊万内奇就要求跟她单独谈一谈。叶戈鲁什卡走进另一个小房间，那儿放着一架缝纫机，窗口挂着一只鸟笼，笼里装着一只椋鸟，这儿跟客堂里一样，也有许多神像和花盆。靠近缝纫机站着一个小姑娘，一动也不动，脸儿给太阳晒黑，腮帮子跟基特一样胖乎乎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花布连衣裙。她眼睛一也不地瞧着叶戈鲁什卡，大概觉得很窘。叶戈鲁什卡瞧着她，沉默一会儿，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微微动了动嘴唇，做出一副哭相，小声答道：

“阿特卡……”

这意思是说她叫卡特卡。

“他准备住在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在客堂里小声说，“如果您肯费心的话，我们就按月给您十卢布。他倒不是宠坏了的孩子，挺安分的……”

“我真不知道该跟您说什么才好，伊万·伊万内奇！”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含着眼泪叹道，“十个卢布倒很好，不过带领别人的孩子却叫人害怕！他也许会生病什么的……”

等到叶戈鲁什卡被叫回客堂去，伊万·伊万内奇已经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帽子在告辞了。

“好了，那么，现在就让他留在您这儿了，”他说，“再见！你待在这儿吧，叶戈尔！”他对外甥说，“在这儿别胡闹；你得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话……再见！我明天再来。”

他走了。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又搂抱叶戈鲁什卡，叫他小天使，流着泪，准备开饭。三分钟以后，叶戈鲁什卡坐在她身旁，回答她的无穷无尽的问题，喝着又油又烫的白菜汤了。

那天傍晚，他又在桌旁坐下，把头枕在一只手上，静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讲话。她呢，时而笑，时而哭，对他讲起他母亲年轻时候的事，讲起她自己的婚姻，讲起她的子女……一只蟋蟀在炉子里地叫，灯头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女主人低声讲着，在兴奋中不时地把顶针掉在地上。她的小孙女卡嘉就爬到桌子底下去拾，每回都在桌子底下坐很久，多半是在端详叶戈鲁什卡的脚。叶戈鲁什卡听着，半睡半醒，瞅着老太婆的脸、她那生着毛的痣和一条条泪痕……他觉得难过起来，很难过！他给安置在一只箱子上睡下，又受到嘱咐：要是他晚上想吃东西，可以自己到小过道里窗台上拿点童子鸡吃，它上面覆盖着一只盆子。

第二天早晨伊万·伊万内奇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来辞行。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很高兴，正要烧茶炊，可是伊万·伊万内奇忙得很，摇摇手说：

“我们没有工夫喝茶吃糖！我们马上就要动身。”

在分别以前，大家坐下来，沉默了一分钟。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长叹一声，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神像。

“好，”伊万·伊万内奇站起来，开口说，“那么你留在这儿了……”

忽然，那种一本正经的冷淡表情从他脸上消失，他脸色微微发红，带着苦笑说：

“记住，你要用功读书……别忘记妈，听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的话……要是你念书的成绩好，叶戈尔，那我不会不管你。”

他从衣袋里拿出钱夹来，扭转身去，背对着叶戈鲁什卡，在零钱里摸索很久，找到一个十戈比的银币，就递给叶戈鲁什卡。赫利斯托福尔神甫叹口气，不慌不忙地为叶戈鲁什卡祝福。

“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要好好念书，”他说，“用功念书，小兄弟……要是我死了，那就在你祷告的时候提到我。喏，我也给你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叶戈鲁什卡吻他的手，哭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他从此再也不会见到这个老人了。

“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我已经在中学里报过名了，”伊万·伊万内奇说，听他的声调，仿佛在这客堂里停着一具死尸似的，“到八月七日，请您带他去参加入学考试……好，再见！愿上帝跟您同在！再见，叶戈尔！”

“您至少总该喝杯茶呀！”娜斯塔西娅·彼得罗芙娜用悲哀的声调说道。

叶戈鲁什卡的眼眶里含满泪水，没有看见舅舅和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怎样走出去。他跑到窗口，可是他们已经不在院子里了，刚才汪汪叫的红毛狗从街门口跑回来，现出已经尽了职责的神气。叶戈鲁什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跳起来，飞出房外去了。等他跑出街门，伊万·伊万内奇摇着弯柄的手杖，赫利斯托福尔神甫摇着长木杖，刚刚转过弯去。叶戈鲁什卡这才感到：这以前他所熟悉的一切东西随着这两个人一齐像烟似地永远消失了。他周身发软，往小凳上一坐，用悲伤的泪珠迎接这种对他来说现在还刚刚开始的、不熟习的新生活……

这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叶戈鲁什卡和下文的叶戈尔卡都是叶戈尔的爱称。

[2]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启蒙运动杰出的倡导者，科学家和诗人，出身于渔民家庭。

[3] 拉丁语：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拉丁语：我叫赫利斯托福尔。

[5] 英国文学家笛福(1661—1731)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6] 犹太教习用的欢呼语，后为基督教沿用，意为“赞美上帝”。

[7] 拉丁文：完了！

[8]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十八世纪后半期出现于俄国，反对设神甫和教堂。教徒不吃肉，只吃牛奶和鸡蛋。

[9] 古埃及国王的称号。

[10] 《圣经·旧约·创世记》载，雅各有十二个孩子，曾招来不少麻烦。

[11] 根据《圣经》传说，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纪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的国王，以机智聪明著称。在这儿是因为名字的音相同用来取笑的意思。

[12] 1俄寸等于44厘米。

[13] 1俄亩等于109公顷。

[14] 俄罗斯民谣中的勇士。

[15] 俄罗斯民谣中的勇士。

[16] 即叶戈尔。

[17] 此处指俄磅，1俄磅等于4095克。

[18] 基督教的节日，在旧俄历一月六日。

[19] 尼古拉的俗称。

[20] 对正在吃饭的人的问候辞。

[21] 马泽帕(1644—1709)，一六八七至一七〇八年的乌克兰首领。一七〇〇至一七二一年北方战争时期，他带领四五千哥萨克人投奔瑞典王查理十二世。后来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战败，马泽帕同查理十二世一起逃跑。

[22] 拉丁语：好孩子。

[23] 彼得·莫吉拉(1596—1647)，俄国宗教学者，写过许多宗教书。

[24] 古以色列王。《圣经》上关于扫罗招鬼魂的传说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二十八章。

[25] 巴西尔(约330—379)，教会活动家，神学家，小亚细亚凯撒里亚主教。

[26] 圣涅斯托尔，生活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古俄罗斯作家，编年史编纂者；基辅山洞修道院教士。

[27] 奥莉迦的爱称。

纠纷

地方自治局医生格利果利·伊凡诺维奇·奥甫钦尼科夫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体质很坏，脾气急躁，由于做过一些医学统计工作，热烈爱好所谓“日常生活问题”而在同事们当中出名。有一天早晨，他在他的医院里查病房。他身后照例跟着他的医士米哈依尔·扎哈罗维奇，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孔很胖，头发平滑油亮，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

医生刚开始查病房，就有一件琐屑的小事使他感到十分可疑，那就是医士的坎肩揉出了皱褶，一个劲儿往上掀，尽管医士不住地把它往下拉，摩挲平，也还是没用。医士的衬衫也是皱的，也往上掀。在他的长上衣上，裤子上，甚至领结上，都粘着一些白色绒毛。……显然，医士没脱衣服睡了一夜，从他此刻拉平坎肩和整理领结的神情来判断，这身衣服裹得他不好受。

医生定睛看了他一会儿，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医士的身子并没摇晃，他回答问题也还算有条理，不过他的脸阴沉呆板，眼睛毫无生气，脖子和手在颤抖，衣冠不整，尤其是他竭力想控制自己、一心想掩盖自己的情形，——这一切都证明他刚刚起床，没有睡够，从昨天晚上起一直醉到现在，醉得很厉害。……他正在经历着“酒气熏人”的痛苦状态，十分难受，分明对自己很不满意。

医生素来不喜欢这个医士，在这方面他有种种理由。因此，他现在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对医士说：“我看出您喝醉了！”他忽然讨厌起那件坎肩、那件长上衣、那个肥耳朵上的耳环来了，然而他克制住他的反感，照往常那样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给盖拉西木喝过牛奶了吗？”

“给过了，大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也温和地说。

医生一面跟病人盖拉西木谈话，一面看那张记录体温的表，憎恨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他就屏住呼吸，免得开口说话，可是又忍不住，就喘着气粗鲁地问道：

“为什么没记体温？”

“不对，记上了，大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温和地说，不过他把那张表看了一下，这才相信体温真的没记上，就慌张地耸一下肩膀，支吾道：“我不知道，大夫，大概是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

“而且从昨天傍晚起就没记！”医生接着说，“光知道灌酒，真见鬼！直到现在您也还是醉得不成样儿！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在哪儿？”

助产士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每天早晨在换药的时候都应该在病房里，可她这时候却没在场。医生往四下里看一眼，觉得病房没有收拾，一切都很凌乱，该做的事一样也没做，一切都像医士那件讨厌的坎肩似的往上掀，揉得很皱，粘着绒毛，他恨不得扯掉自己身上的白外套，叫骂一阵，丢开一切，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走了事。可是他极力控制自己，继续查病房。

看完盖拉西木以后，医生接着看一个整条右臂的细胞组织发炎的外科病人。应当给这个病人换药才成。医生就在他面前的凳子上坐下，料理他的胳膊。

“昨天他们必是在命名日宴会上大喝了一通……”他一面慢慢地解开绷带，一面暗想，“你们等着就是，我要叫你们知道什么叫命名日！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摸着那条又红又肿的胳膊上的脓疡，说道：

“手术刀！”

米哈依尔·扎哈雷奇极力表示他两条腿站得挺稳，他能够办事，这时候拔腿就走，很快地拿来一把手术刀。

“不是这一把！拿一把新的来。”医生说。

医士踩着碎步往椅子那儿走去，椅子上放着一口箱子，里面装着换药的用具。他匆忙地动手翻箱子。他跟护士们小声嘀咕了很久，弄得箱子不住地在椅子上移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有两次把一件什么东西掉到地上。医生坐在那儿等着，感到他的后背给他们的低语声和沙沙声刺激得十分难受。

“怎么还不拿来？”他问，“您必是把它们忘在楼下了。……”

医士跑到他跟前，递给他两把手术刀，这时候，他一不留神对着医生吐出一口气。

“这两把也不能用！”医生生气地说，“我对您讲的是俄国话：拿一把新的来。不过，您去睡睡够再来吧，您嘴里喷出的气味跟酒馆里一样！您头脑不清！”

“您到底要什么刀子？”医士生气地问，慢慢地耸动肩膀。

他恼恨自己，暗自感到羞愧，因为病人们和护士们都直着眼睛瞧他。他为了表示他并不羞愧，就勉强笑一笑，又说一遍：

“您到底要什么刀子啊？”

医生觉得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他的手指发抖了。他极力克制自己，用发颤的声音说：

“您去睡够了再来！我不愿意跟醉汉讲话。……”

“您只能在公事方面申斥我，”医士接着说，“要是我，比方说，喝了酒，那谁也没有权利责难我。我这不是在工作吗？您还要怎么样！我不是在工作吗？”

医生跳起来，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抡起胳膊，用尽力气，一拳打在医士脸上。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然而感到很大的快意，因为这一拳恰好打在医士脸上，那个体面、自信、有妻子儿女、笃信宗教、自命不凡的人不由得身子一晃，像皮球那样跳了一下，落座在凳子上了。医生满心想再打一拳，然而他在那张可恨的脸旁边看见了护士们苍白惊慌的脸，就不再感到快意，摆一下手，跑出病房去了。

在院子里，他迎面遇见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走进病院来，她是个约摸二十七岁的姑娘，脸色白里带黄，头发蓬松。她那件粉红色花布连衣裙的下摆很瘦，因此，她的脚步十分细碎。她把连衣裙弄得窸窸窣窣响，每走一步路就扭一下肩膀，摇一下头，好像她心里在唱一支欢畅的歌似的。

“哼，妖精！”医生记起医院里的人开玩笑，把助产士叫作妖精，就暗自想道。他想到他马上就要把这个走着碎步、顾影自怜、服饰华丽的女人教训一顿，觉得很痛快。

“您上哪儿去了？”他走到她跟前，喊道，“为什么您不在医院里？体温也没记上，到处都乱糟糟，医士喝醉了酒，您睡到十一点才起！……请您另外去找工作！您不要再在这儿干下去了！”

医生回到寓所，猛地脱掉身上的白外套，扯下系在腰上的毛巾，气冲冲地把两样东西往墙角一扔，然后在书房里走来走去。

“上帝啊，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他说，“这些人算不得工作的帮手，而是工作的敌人！我不能再在这儿干下去！不行！我得走！”

他的心猛烈地跳着，周身发抖，想哭一场。为了摆脱这种心境，他就安慰自己说，他做得很对，打医士也打得完全有理。医生心想，首先，可恶的是，那个医士不是简简单单，而是托了他姨妈的人情才到医院里来工作的，他姨妈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家里做保姆（这个有势力的姨妈坐车来看病，像在家里一样随便，硬要抢先看病，不按次序，这种情形叫人看了实在反感）。医士不守纪律，知识浅薄，就是他知道的一点点东西他也根本不理解。他爱喝酒，举止冒失，不整洁，收病人的贿赂，私卖地方自治局的药品。大家都知道他私下里行医赚钱，给年轻的小市民医治秘密的病，用的是他自己配的药品。如果他单纯是个庸医，倒也罢了，反正这种人是很多的，然而他却是个自以为是、暗中捣鬼的庸医。他瞒着医生给门诊的病人放上吸血杯，给他们放血，手也不洗就到手术台边来，老是用肮脏的探针挑开伤口，这就足以使人明白他多么放肆而大胆地藐视医生的医术以及医学知识和医疗手续了。

医生等到他的手指不再发抖，就挨着桌子坐下，给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写信：“尊敬的列甫·特罗菲莫维奇！如果贵执行处接到这封信后不解除医士斯米尔诺甫斯基的职务，不给予我物色助手的权利，我就不得不（当然这不无遗憾）请求您不要再把我看做某某医院的医生，并请费心另外物色我的继任人。请代为问候柳包芙·费多罗芙娜和尤斯。尊敬您的格·奥甫钦尼科夫”。医生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发觉写得太短，而且语气不够冷淡。再者在接洽公务的官方信函中问候柳包芙·费多罗芙娜和尤斯（这是大家给主席的小儿子起的诨名）是非常不妥当的。

“信上何必提什么尤斯呢？”医生想道，把这封信撕掉，开始为另一封信构思，“阁下……”他想，坐在敞开的窗口旁边，看着大鸭子带领小鸭子顺了大路匆忙走动，摇摇摆摆，绊绊跌跌，多半是到池塘那边去。有一只小鸭子在路上啄到一根肠子般的东西，喉咙被卡住了，发出惊叫声。另一只小鸭子就跑到它跟前，从它嘴里拉出那根细肠子，不料喉咙也给卡住了。……远远地，在围墙附近，在小椴树印在草地上那花边般的阴影里，厨娘达丽雅正在走来走去采做菜汤用的酸模。……这时候传来说话声。……手里拿着马勒的车夫左特和穿着脏外套的医院工人玛努依洛站在车房旁边，讲到一件什么事，笑起来。

“他们是在讲我打医士的事……”医生暗想，“今天全县都会知道出了这个乱子。……要这样写：‘阁下！如果贵执行处不解除……’”

医生清楚地知道，执行处无论如何也不会留下医士而不要他，宁可全县没有一个医士，也不会同意把奥甫钦尼科夫医生这样的优秀人才放走。大概，列甫·特罗菲莫维奇一接到信就会立刻坐上三套马的马车赶到他这儿来，开口说道：“您这是干什么，老兄？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求基督跟您同在！为了什么呢？什么缘故呢？他在哪儿？把他叫来，这个混蛋！赶走他！非赶走他不可！不准这个坏蛋明天还待在这儿！”然后他就跟医生一块儿吃饭，饭后在深红色长沙发上一躺，仰面朝天，拿一张报纸盖上脸，打起呼噜来。等到他睡足了醒来，喝一通茶，就把医生带到他家里去过夜。这件事闹到头来，医士会仍旧留在医院里，医生也不能辞职。

可是医生本心不愿意有这样的结局。他倒希望医士的姨妈得到胜利，执行处不顾他八年来辛勤服务，也不找他谈话，甚至很愉快地接受他的辞职。他幻想自己怎样离开这个他已经熟悉的医院，怎样给《医师报》写一封信，同行们怎样给他寄来同情的信。……

这时候路上出现了那个妖精。她踩着碎步，把衣服弄得窸窸窣窣响，走到他的窗前，问道：

“格利果利·伊凡内奇，您自己去给病人看病呢，还是您不预备去了？”

她的眼睛却在说：“方才你发了脾气，不过现在你气平下来，觉得难为情。我呢，宽宏大量，不理会这件事。”

“好，我马上就去。”医生说。

他又穿上白外套，拦腰系上毛巾，往医院走去。

“我打完他就跑掉，这可不好……”他在路上想，“结果倒好像我发窘或者害怕了。……这就成了中学生的把戏。……很不好哟！”

他以为他一走进病房，病人们就会别扭地瞧他，他自己就会不好意思，然而等到他真的走进去，病人们却平心静气地躺在床上，几乎没注意他。害痨病的盖拉西木脸上现出十足的冷漠神情，仿佛在说：“你对他不满意，略略把他教训了一下……不这样不行啊，老爷。”

医生割开紫红色胳膊上的两个脓疮，扎上绷带，然后到女病房去，在那儿给一个女人的眼睛动手术。妖精始终跟在他身后，做他的下手，装出一副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天下太平的样子。他查完病房，开始给门诊的病人看病。在医生的小诊室里，窗子敞开着。只要坐在窗台上，微微弯下腰，就可以看见一俄尺[1]开外有一片嫩草地。昨天傍晚下过一场大雷雨，因此青草有点倒伏，亮晃晃的。离窗子不远，有一条通到山谷去的小路，好像刚刚冲洗了一番，小路两旁丢着一些破碎的药房里的器皿，也给雨水冲洗过，经阳光一照，放射出耀眼的亮光。远处，小路的对面，立着一些新生的云杉，披着漂亮的绿衣衫，互相挨挤着。它们后面立着许多桦树，挺起白得像纸一样的树干，从迎风微微颤抖的桦树绿叶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深不见底的蓝天。每逢有人瞧着窗外，在小路上蹦蹦跳跳的椋鸟就把愚蠢的嘴脸转到窗子这边来，暗自琢磨着：要不要害怕？它们决定应当害怕，就一只跟着一只往桦树顶上飞去，发出欢乐的叫声，仿佛嘲笑医生不会飞翔似的。……

在浓重的碘酒气味中，人可以感到春天的生机和芬芳。……呼吸真畅快啊！

“安娜·斯皮利多诺娃！”医生叫着病人的名字。

一个穿红色衣衫的年轻女人走进诊室来，面对神像做了一会儿祷告。

“你有什么病？”医生问。

那个女人疑疑惑惑地斜起眼睛看一下她走进来的那道房门，又看一下通到药房里去的小门，这才走到医生跟前，小声说：

“我不生孩子！”

“还有谁没有挂号？”妖精在药房里嚷道，“上这儿来挂号！”

“他简直是畜生，”医生一面给女人看病，一面暗想，“他逼得我有生以来第一回打人。我从来也没打过人。”

安娜·斯皮利多诺娃走了。她走后，进来一个害花柳病的老人，随后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害疥疮的孩子，工作忙碌起来。医士没有露面。在小门那一边的药房里，衣服沙沙响，器皿叮当响，妖精快活地叽叽喳喳讲话。她不时走进诊室来，帮着动手术，或者取药方，仍旧装出一切都很顺当的样子。

“我打医士，她心里高兴，”医生听着助产士的说话声，心里暗想，“她跟医士本来就相处得像猫跟狗一样。要是他被开革，她会乐坏的。护士们似乎也暗暗高兴。……这多么可恶啊！”

诊病工作正十分紧张，他却觉得助产士也好，护士也好，以至病人也好，都故意装出那么一种无所谓和快乐的神情。他们仿佛明白他羞惭，难过，可是出于礼貌而装出并不明白的样子。他想对他们表示他根本不觉得羞愧，就气冲冲地叫道：

“喂，您，我说的是您！请把门关上，要不然风就吹进来了！”

可是他确实难为情，心头沉重。他看完四十五个病人以后，就不慌不忙地走出医院。助产士已经抽出工夫回家去了一趟，这时候肩膀上披着鲜红的披巾，嘴里叼着纸烟，蓬松的头发上插着一朵花，匆匆地走出院子，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多半是出诊或者拜客去了。医院的门槛上坐着一些病人，在默默地晒太阳。椋鸟仍旧在吵闹，追逐小甲虫。医生瞧着两旁，心想：在这些和平安宁的生命中，只有两个生命完全脱了节，像钢琴上的两个坏琴键，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那就是医士和他。医士现在大概躺在床上，想睡一觉，醒醒酒，然而想到自己犯了过错，受了侮辱，失掉了职务，就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他的处境很痛苦。医生呢，以前从没动手打过人，如今觉得自己像是永远失去了清白似的。他不再责怪医士，也不再为自己辩白，光是心里纳闷：怎么会出这样一件事？他，一个正派人，以前连狗都没打过，如今却居然打了人！他回到自己的寓所，在书房里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沙发靠背，开始这样想：

“他是个不好的、对工作有害的人。他在这儿工作了三年，这期间不知惹我生了多少气，可是话说回来，我的行为也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正当。我使用了强者的权利。他是我的属员，犯了过错，喝醉了酒，我呢，是他的上司，正确，不喝酒。……可见我比较强。第二，我是当着那些把我看成权威的人的面打他的，因此我为他们做出了恶劣的榜样。……”

有人来叫医生去吃午饭。……他喝了几匙白菜汤，从饭桌旁边站起来，又在长沙发上躺下。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他继续想道，“应当尽快让他满意才对。……可是该怎样做呢？谈到决斗，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认为这是蠢事，或者说，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意义。如果我到原来那个病房中去当着护士和病人的面向他道歉，这种道歉也只能满足我而不能满足他。他这个坏家伙倒会把我的道歉看作胆怯，以为我怕他到上司那儿去告我的状。再者，我这种道歉会害得医院里的纪律荡然无存。送给他钱吗？不行，这不道德，近似收买。那么，比方说，现在把这个问题提交我们的顶头上司，也就是执行处来解决。……它可能申斥我或者把我撤职。……可是它不会这样做的。况且执行处也根本不便于干预医院内部的事，再者，它也没有这种权利。……”

饭后大约过了三个钟头，医生走到池塘那儿去洗澡，心里暗想：

“我岂不可以照大家在同类情形下的办法去做？那就是让他把我告到法院去。我有罪是确切无疑的，我也不打算辩白，调解法官就会判我监禁。这样一来，受侮辱的人就会心满意足，那些把我看成权威的人也就会看出我不对了。”

这个想法中了他的意。他高兴起来，心想问题总算顺利地解决，此外再也没有更公正的解决办法了。

“是啊，妙极了！”他想着，钻进水里，看见一群细小的金色鲫鱼从他身边逃走，“让他去告状吧。……这在他很方便，反正我们的公务关系已经破裂，闹过这场乱子以后我们当中反正总有一个不能再留在医院里了。……”

傍晚，医生吩咐套上他那辆双轮马车，要到军事长官家里去玩文特[2]。等到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完全准备好出门，正站在书房中央戴手套，外面的屋门却吱扭一响开了，有人没有一点声息地走进前堂来。

“是谁啊？”医生问。

“是我，大夫……”走进来的人闷声闷气地回答说。

医生的心忽然怦怦地跳起来，他由于害臊和一种没法理解的恐惧而周身发凉。医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来人就是他）小声咳嗽着，畏畏缩缩地走进书房里来。他沉默一会儿，用闷声闷气的负疚声调说：

“请您原谅我，格利果利·伊凡内奇！”

医生心慌意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明白医士到他这儿来低声下气请求原谅并不是出于基督徒的谦卑，也不是要用这种谦卑羞辱使他受屈的人，而纯粹是出于利害的考虑：“我要按捺我的性子去请他原谅，这样也许就不会把我赶走，我也不致丢掉饭碗了。……”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侮辱人的尊严呢？

“请您原谅……”医士又说一遍。

“您听我说……”医生开口说，极力不看着他，仍旧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您听我说。……我侮辱了您，那么……那么我应当受到惩罚，也就是说应当使您得到满足。……决斗您是不会赞成的。……不过我自己也不赞成决斗。我侮辱了您，那么您……您可以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我的状，我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两人一起留在这儿共事是办不到了。……我们之中总得走掉一个，不是我就是您！（‘我的上帝啊！我对他说的话不对头！’医生惊恐地想道，‘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一句话，您去告状吧！我们已经不能共事了！……总得走掉一个，不是我就是您。……您明天去告状吧！”

医士皱起眉头看着医生，他那对黯淡而混浊的眼睛里闪出最最露骨的轻蔑神情。他素来认为医生是个不切实际而又任性的孩子，不过现在他是因为医生发抖，因为他说的话流露出莫名其妙的张皇而看不起他。……

“告就告。”他阴郁而怨愤地说。

“对，您去告状好了！”

“可是您以为怎么样？我不会去告吗？要告就告。……您没有权利打人。而且您该羞愧才对！只有喝醉酒的庄稼汉才打人，可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出乎意外，医生胸膛里的全部憎恨一齐发作起来，他大叫一声，连嗓音都变了：

“滚出去！”

医士勉强走开，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似的。他走进前堂，站住，沉思不语。他似乎打定了什么主意，毅然决然地出去了。……

“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医生等他走后嘟哝说，“这一切多么愚蠢，多么庸俗！”

他感到刚才他对待医士的态度像个小孩子。他这才明白过来：所有他那些关于诉讼的想法都不聪明，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复杂了。

“多么愚蠢啊！”他坐在双轮马车上，以及后来在军事长官家里玩文特的时候一直这样想，“难道我的教育程度这么差，对生活知道得这么少，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简单的问题？是啊，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医生看见医士的妻子坐上一辆马车，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他心里暗想：“她这是找她的姨妈去了。去就去吧！”

医院里就此缺了个医士。本来应该给执行处写一份公文才对，然而医生仍旧想不出这封信该按什么形式写。现在这封信的大意该是这样：“我请求将医士革职，其实有罪的不是他，而是我。”要把这样的意思叙述得既不荒唐，也不丢脸，这在正派人几乎不可能办到。

大约过了两三天，医生得到消息说，医士到列甫·特罗菲莫维奇那儿诉苦去了。主席没有容他说一句话，跺着脚嚷叫，打发他走掉：“我知道你！出去！我不要听！”医士从列甫·特罗菲莫维奇那儿出来，到执行处去，在那儿递上一份诬告的呈文。在那份呈文里，他没有提到打耳光的事，也没有为自己要求什么，只是向执行处告密，说医生有好几次当他的面不以为然地批评执行处和主席，还说医生治病不得法，不按时到各区去等等。医生听到这些就笑起来，心想：“简直是个蠢货！”他想到医士做出这种蠢事来，不由得害臊，而且可怜他；人为保护自己而做的蠢事越多，他就越得不到保护，越没有力量。

在上述这个早晨过去整整一个星期后，医生收到调解法官的一张传票。

“这真是十足的愚蠢……”他一面在收条上签字，一面暗想，“再也想不出比这更愚蠢的事了。”

在一个阴暗、安静的早晨他坐车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倒不再觉得羞愧，而只觉得烦恼和厌恶了。他生自己的气，生医士的气，生环境的气。……

“我爽性在法庭上说：你们统统见鬼去吧！”他生气地想，“你们全是蠢驴，你们什么也不懂！”

他坐着车子快要走到调解法庭的时候，看见门口站着被传到这儿来作证的他医院里的三个护士，另外还有妖精。妖精正等得不耐烦，调动着两条腿，这时候看见当前这场官司的主要人物来临，高兴得脸都红了。气愤的医生一眼看见护士们和这个活泼愉快的妖精，恨不能像鹰似的扑过去，给她们一场惊吓：“谁让你们离开医院的？请你们马上滚回去！”然而他克制自己，极力装得心平气和，从一群农民中间穿过去，走进法庭。法庭里没有人，调解法官的链子挂在一把圈椅的椅背上。医生走进书记的房间。在那儿，他看见一个瘦脸的年轻人，穿着麻布上衣，衣袋鼓出来，这人就是书记。医士坐在桌子旁边，因为闲着没事做而翻看诉讼案卷。医生一进来，书记就站起来，医士难以为情，也站起来了。

“亚历山大·阿尔希波维奇还没来吗？”医生问道，发窘了。

“还没来。他在家里……”书记回答说。

法庭设在调解法官的庄园上，占着一个厢房。法官本人住在大房子里。医生走出法庭，不慌不忙地往那所房子走去。他瞧见亚历山大·阿尔希波维奇正在饭厅里茶炊旁边。这位调解法官没穿上衣，也没穿坎肩，衬衫胸前的纽扣解开。他正站在桌子旁边，两手捧着茶壶，往一个玻璃杯里给自己斟上像咖啡那么黑的茶。他一眼看见客人来了，就赶快拿过另一个玻璃杯来，斟满茶，也没说客套话，就问道：

“您茶里要不要放糖？”

从前，很久以前，这位调解法官曾在骑兵队里服役，现在虽然由于多年担任被推选的工作而获得四等文官的官衔，然而仍旧没有脱掉军服，也没有丢掉军人的习惯。他留着警察局长式的长唇髭，裤子上镶着饰绦，他的全部行动和话语都渗透军人的风度。他讲话的时候，头总是微微往后仰，话语里夹杂着动听的、将军气派的“哦哦哦……”，常常耸动肩膀，转动眼珠。他打招呼或者敬烟，总是两脚并拢，把鞋跟碰响，走路的时候却十分小心，只让马刺发出轻柔的响声，仿佛马刺每响一下就使他痛苦得不得了似的。这时候他请医生坐下来喝茶，然后摩挲着自己宽阔的胸脯和肚子，深深吁一口气，说：

“嗯，是啊。……也许您，哦哦哦……要喝点白酒，吃点凉菜吧？哦哦？”

“不，谢谢，我吃饱了。”

两个人都感到医院里出的乱子没法避而不谈，两个人都觉得别扭。医生沉默着。调解法官用优雅的手势捉住一个叮他胸脯的蚊子，把它转过来掉过去，仔细看了个够，随手把它放掉，然后深深叹一口气，抬起眼睛来瞧着医生，用抑扬顿挫的声调问道：

“我说，您为什么不把他赶走呢？”

医生在他的说话声里听出同情的调子。医生忽然可怜自己，感到这一个星期以来他所处的窘境使他多么疲惫和困顿。他露出仿佛他的耐性终于耗尽的神情，从桌旁站起来，愤愤地皱起眉头，耸一下肩膀，说：

“赶走！您怎么会说这种话，真的。……奇怪，您怎么会说这种话！难道我能把他赶走？您坐在这儿，心里以为我在医院里是主人，我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奇怪，您怎么会这样想！既然医士的姨妈在列甫·特罗菲梅奇家里做保姆，既然列甫·特罗菲梅奇需要扎哈雷奇这样的耳目和奴才，难道我还能把他赶走？既然地方自治局把我们这些医生看得一钱不值，既然地方自治局处处跟我们为难，那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叫他们见鬼去吧，我不愿意干下去了，就是这么的！我不愿意干下去了！”

“得了，得了，得了。……可以这么说，您，我亲爱的，未免太认真了。……”

“首席贵族千方百计要证实我们都是虚无主义者，暗中窥探我们，轻视我们，像对待他的文书一样。他有什么权利趁我不在，到医院里来向护士和病人问这问那？难道这不是侮辱吗？还有你们那个装疯卖傻的教徒谢敏·阿历克塞伊奇，他亲自耕地，不相信医学，因为他跟牛那么健壮饱满，他当着我们的面公然骂我们是寄生虫，怪我们混饭吃！见他的鬼！我一天到晚工作，从不知道休息。这地方更需要的是我，而不是所有这些装疯卖傻的教徒、伪君子、革新派和别的小丑！我埋头工作，身体也熬坏了，可是他们非但不感激我，反而骂我混饭吃！我对你们真是感激不尽！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管他不该管的事，有权利教训人，辖制人！还有你们执行处的委员卡木恰特斯基，他在地方自治局会议上谴责医生，说我们用掉的碘化钾太多，建议我们使用可卡因[3]的时候要当心！我要问您：他懂得什么？这干他什么事？为什么他就不教您怎样审案子呢？”

“可是……可是，我的好人，他本来就是粗人，乡巴佬。……你不能跟他计较这些。……”

“粗人，乡巴佬，可是你们推选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做委员，容许他把鼻子往各处拱！瞧，您笑了！依您看来这都是小事，微不足道，不过您要知道，这种小事那么多，它们构成了整个生活，如同沙子堆成山一样！我再也忍不下去！我受不住了，亚历山大·阿尔希培奇！再过些时候，我跟您担保，我不但会打人的脸，甚至会开枪打死人！您得明白：我的神经是神经，而不是铁丝。我也跟您一样是人呀。……”

医生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嗓音发颤；他扭过脸去，开始瞧着窗外。随后，他沉默了。

“嗯，对了，可敬的朋友……”调解法官沉思地喃喃说，“另一方面，要是冷静地想一想，那么……”调解法官说着，捉住一只蚊子，使劲眯细眼睛，把它翻来覆去看个够，然后掐死，丢在一只洗杯盆里。“……那么，您明白，简直没有理由把他赶走。您把他赶走，可是接替他职务的也还是这样的人，甚至可能比他更差。您换一百个人，到头来，好的连一个也找不着。……个个都是坏蛋，”调解法官说，摩挲着胳肢窝底下，慢慢地吸烟，“对这种恶劣现象，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得告诉您，在当前这个时代，诚实而不灌酒的、您觉得可靠的工作人员只在知识分子和农民当中才有，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才能找到。可以这么说，您能找到最诚实的医生、最出色的教师、最诚实的农夫和铁匠，然而中间的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就是那些出身平民、却还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却都靠不住。因此要找到诚实而不灌酒的医士、文书、店员等等，是非常困难的。困难极了！我从戈罗赫沙皇时代起就在司法界服务，在我服务的整个时期我一次也没用到过诚实而不灌酒的书记，不过我这一辈子倒赶走过无数的书记哩。这些人没有一点道德心，更不要说什么……哦哦哦……所谓原则了。……”

“为什么他说这些话呢？”医生暗想，“我跟他说的都不贴题。”

“喏，前不久，就是上星期五，”调解法官继续说，“我的那个久仁斯基干出一件您再也想象不到的事儿。他叫一些酒鬼傍晚去找他，鬼才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他就在法庭里跟他们灌了一夜酒。您看如何？我一点也不反对喝酒。见他的鬼，他要喝就尽管喝，可是何必把那些身份不明的人弄到法庭里去呢？是啊，您想想看，从卷宗里偷去随便什么证件、票据等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您猜怎么着？在这场豪饮之后，我不得不用两天工夫检查全部案卷，看看有没有遗失什么东西。……是啊，您拿这个可恶的家伙有什么办法？把他赶走吗？好吧。……可是您怎么能担保另换一个人不更糟呢？”

“况且怎么能把他赶走呢？”医生说，“赶走一个人，只有嘴上说说容易。……既然我知道他有妻子儿女，他在挨饿，我又怎么能赶走他，害得他丢掉饭碗呢？他和他的家人如何是好呢？”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说的全不对头！”他暗想，而且觉得奇怪：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意识固定在哪个明确的思想上，或者固定在哪种感情上。“这是因为我浅薄，不善于思考。”他暗想。

“您所谓的中间的人，都不可靠，”他接着说，“我们赶走他，骂他，打他的脸，可是我们也得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他既不是庄稼汉也不是地主，不伦不类，他的过去是辛酸的，他的现在无非是每月二十五卢布的薪金、挨饿的家属、属员的身份，他的将来呢，哪怕再工作一百年，也仍旧是那二十五卢布、那仰人鼻息的地位。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财产；他没有工夫看书或者到教堂去祈祷。他不听我们的话，因为我们不让他接近我们。他就这样一天天地混到死，根本没有什么希望过比较好的生活，吃得半饥半饱，生怕被人从公家宿舍里赶出去，不知道该把子女安顿到哪儿去才好。那么，您说说看，他怎么能不酗酒，不盗卖公物呢？他怎么会有原则呢？”

“我们简直像是在讨论社会问题，”他暗想，“多么不贴题啊，主啊！再者，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门铃声响了。有人坐着马车进了院子，先是到法庭，然后来到大房子的门廊前面。

“他自己来了，”调解法官瞧着窗外说，“得，您可要倒霉了！”

“劳驾，您快点放我走吧……”医生要求道，“如果可能的话，您就不要按照顺序审理我的案子。真的，我忙得很。”

“好，好。……只是我还不知道，老兄，这个案子是不是归我管。要知道，您跟医士的关系，可以说，是公务的关系。再者，您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打他的。不过我也不十分清楚。我们马上问一下列甫·特罗菲莫维奇吧。”

传来匆促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叹息声，门口出现了主席列甫·特罗菲莫维奇，他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头顶先秃，胡子很长，眼皮发红。

“你们好……”他叹口气说，“哎哟，老兄！你吩咐一声，法官，叫人给我拿克瓦斯来！真要命。……”

他往圈椅上一坐，然而立刻很快地跳起来，跑到医生跟前，生气地瞪大眼睛瞧着他，用尖利刺耳的男高音讲起来：

“我很感激您，感激极了，格利果利·伊凡内奇！十分领情，多谢多谢！我永生永世也忘不了！干这号事可不够朋友！随您怎么说，您简直昧了良心！为什么您早不告诉我？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什么人？是仇人还是局外人？我是您的仇人吗？难道我以前什么时候拒绝过您的什么要求？啊？”

主席瞪大眼睛，动着手指头，喝足了克瓦斯，很快地擦一下嘴唇，接着说：

“我十分感激您，十分感激您！为什么您早不告诉我？要是您对我还有一分感情，就该坐车来找我，像朋友似的说：‘亲爱的，列甫·特罗菲梅奇，如此这般……这样一回事……’我一下子就会给您把事情全处理妥当，用不着闹出这种笑话来。……那个混蛋，好像吃了迷魂汤似的，跑遍全县，跟那些娘们儿说您的坏话，中伤您。您呢，说来丢脸（请您原谅我这么说），想出些鬼才明白的主意，硬逼那个混蛋去告状！丢脸啊，丢尽脸了！大家都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个情形，可是我这个主席一点也不知道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您居然根本不需要我帮忙！我十分感激您，十分感激您啊，格利果利·伊凡内奇！”

主席深深一鞠躬，甚至满脸通红，然后走到窗前，喊道：

“席加洛夫，叫米哈依尔·扎哈雷奇到这儿来！对他说，马上就到这儿来！这可不好，大夫！”他说着，从窗口走开，“连我的妻子都生气了，大概为此对您很有点好感呢。您，先生，未免太自作聪明！您胡干一气，好像这样才合乎情理，才有原则，才有声有色，可是您只会闹出一个结果：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您不想合情合理地办事，那么您会得出什么结果来呢？”医生问。

“我会得出什么结果来？喏，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我现在不到这儿来，您就会丢您自己的脸，也会丢我的脸。……算您有造化，我来了！”

医士走进房来，站在门旁。主席站定，侧着身子对着他，手插在衣袋里，嗽了嗽喉咙，说：

“马上给大夫赔罪！”

医生涨红脸，跑到隔壁房间去了。

“喏，你看见了，大夫不愿意让你赔罪！”主席接着说，“他希望你不是用话语而是用行动来表现你的改悔。你能做出保证，从今天起永远听话，戒酒吗？”

“我能做出保证……”医士用男低音阴郁地说。

“小心！求主保佑你不要再出毛病！要不然我一下子就叫你丢掉差事！如果再出什么事，你就别来求情。……好，回去吧。……”

医士本来对自己的不幸已经听天由命，如今竟有这样的转变，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他高兴得脸都发白了。他想说一句什么话，往前伸出手去，可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傻笑着，走出去了。

“瞧，完了！”主席说，“根本就用不着打什么官司。”

他如释重负地吐一口气，做出刚刚干完一件很困难很重大的事的样子，瞧着茶炊和玻璃杯，搓着手说：

“和事佬是有福的。……你给我斟上一小杯吧。不过，你先吩咐人拿点凉菜来。……嗯，白酒也要一点。……”

“诸位先生，这可不行！”医生说着，走进饭厅里来，仍旧满脸通红，绞着手。“这……这成了一出滑稽剧！糟得很！我受不了。与其照这样用轻松喜剧的方式解决问题，倒不如审判二十次。不行，我受不了！”

“那么您要怎么样呢？”主席顶了他一句，“把他赶走吗？行，我来赶就是。……”

“不，不是把他赶走。……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不过，诸位先生，照这样对待生活……唉，我的上帝！这真叫人痛苦呀！”

医生心烦意乱，开始找他的帽子，可是没有找着，就浑身瘫软地坐落在圈椅里。

“糟得很！”他又说一遍。

“我亲爱的，”调解法官开始小声说，“可以说，我对您还有点弄不懂。……要知道，您在这件事上是有过错的！在十九世纪末，打人耳光这种事，不管您怎么想，在某种程度上有点那个……他是个混蛋，不过……哦哦哦……您会同意，您的举动也不慎重啊。……”

“当然！”主席同意说。

白酒和凉菜端上来了。在告别的时候，医生心不在焉地喝下一杯酒，吃了一个小红萝卜。临到他返回自己的医院，他的思想蒙上了一层雾，像是秋天早晨的草地。

“上个星期受那么多苦，动那么多脑筋，说那么多话，”他暗想，“难道就是为了让这件事如此荒谬庸俗地结束吗？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

他心中羞愧，因为他把外人牵连到他的私人问题中来了，因为他对这些人说了那么一些话，因为他有喝酒和生活散漫的习惯而喝了那杯酒，还因为他不明事理，思想不深刻。……他回到医院里，立刻开始查病房。医士在他身旁走来走去，脚步像猫那么轻，对医生问的话也轻声回答。……医士也好，妖精也好，护士也好，都装出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天下太平的样子。医生本人也极力装得毫不介意。他下命令，发脾气，跟病人开玩笑，然而他的脑子里不住地涌现出两个字：

“愚蠢，愚蠢，愚蠢……”

[1] 1俄尺等于0.71米。

[2] 一种纸牌戏。

[3] 一种麻醉剂。

灯光

门外有一条狗不安地叫起来。工程师阿纳尼耶夫带着他的助手，大学生冯·希千堡，以及我，一齐走到小屋外面，看一看那条狗在对谁吠叫。我是在小屋里做客的，原可以不出去，可是，说实话，我喝了点葡萄酒，头有点晕，也愿意出去吸点新鲜空气。

“根本就没有人……”我们走到外面，阿纳尼耶夫说，“你为什么空叫一阵，阿左尔卡？傻瓜！”

四周围一个人也看不见。傻瓜阿左尔卡是一条黑毛的看家狗，它大概因为无缘无故地吠叫而想向我们赔罪，胆怯地走到我们面前，摇尾巴。工程师弯下腰去，把手放在它两只耳朵中间，摸了一下。

“你这家伙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叫一阵呢？”他用好心人跟孩子和狗讲话的声调说道，“你做了噩梦还是怎么的？瞧，大夫，我想请您留心看它一眼，”他对我说，“它是非常神经质的动物！您再也想象不到，它受不了孤独，老是做可怕的梦，梦魇折磨它，每逢你对它叫骂，它就会难过得好像发了歇斯底里。”

“是的，这是一条感情细腻的狗……”大学生也肯定道。

阿左尔卡大概明白这些人在讲它。它就扬起脸，凄凉地哀叫起来，仿佛想说：“是啊，有的时候我难过得不得了，你们要原谅我才好！”

这是个八月的夜晚，天上有星，然而四周黑暗一片。我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眼前我偶尔闯进的这种奇特环境，因此我觉得这个天上有星的夜晚比它实际的情形更荒凉、阴森、黑暗了。眼前我待在一条还在修建中的铁道线上。修完一半的高路堤、沙堆、土堆、碎石堆、小屋、深坑、东一辆西一辆的独轮手推车、工人居住的土屋的平顶，总之，这一片乱糟糟的景象被黑暗涂成同一种颜色，给大地加上某种稀奇古怪的外貌，使人联想到开天辟地以前的洪荒时代。我面前横陈着的这些东西杂乱无章，因此在那片挖掘得很难看而且面目全非的大地上看见人的面影和细长的电线杆，倒会觉得有点奇怪了，这两样东西破坏这个画面的整个格局，几乎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电线在我们头顶上很高的地方哼着单调的歌曲。

我们爬到铁道的路堤上，从高处俯览大地。离我们大约五十俄丈远，在洼地、深坑、土堆同漆黑的夜色混成一片的地方，有一个模糊的灯光在闪烁。它后面闪着另一个灯光，再往后又是一个灯光，这后面相距大约一百步远，有两只红眼睛——多半是小屋的两扇窗子——在发光，再过去，那类灯光就成了一长排，越远越密，也越模糊，沿着铁路一直伸展到地平线上，然后往左拐一个半圆，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那些灯光一动不动。它们跟夜晚的寂静、电线的悲歌，似乎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仿佛在路堤底下埋藏着一种重大的秘密，只有灯光、夜晚、电线才知道。……

“多么美妙啊，主！”阿纳尼耶夫叹口气说，“这么广大，这么美丽，简直叫人舍不得离开！这是什么样的路堤！老兄，这不能说是路堤，干脆要算是道地的勃朗峰！这条路堤要值几百万呢。……”

工程师喝过葡萄酒，带了点醉意，生出感伤的心情，一面欣赏灯光和值几百万的路堤，一面拍着大学生冯·希千堡的肩膀，用打趣的口吻接着说：

“怎么样，米海洛·米海雷奇，您在深思吗？大概看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事业觉得愉快吧？去年这块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草原，不见人迹，可是现在您看：又有生活，又有文明！这多么好啊，真的！目前我跟您在修铁路，可是等我们走后，过上一二百年，就会有些好人在此地造工厂，造学校，造医院，热闹起来！不是吗？”

大学生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手插在衣袋里，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灯光。他没有听见工程师的话，正在想自己的心事，分明处在既不愿意讲话也不愿意听人说话的心境里。经过很久的沉默后，他回过身来对我轻声说道：

“您知道这种没有尽头的灯光像什么？它们使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早已死亡的东西，一种几千年前生活过的东西，一种像亚玛力人[1]或者非利士人[2]的野营之类的东西。仿佛有个《旧约》里的民族安营扎寨，静等天明，好跟扫罗[3]或者大卫[4]交战似的。要完成这个幻景，只差吹喇叭的声音和哨兵们用某种黑人语言互相招呼的声音了。”

“这话不错……”工程师同意说。

这时候，碰巧有一阵风沿着铁道线吹过来，带来一种类似兵器叮当碰响的声音。紧接着是沉寂。我不知道工程师和大学生这时候在想什么，我却觉得面前确实出现了那种早已死亡的东西，甚至听见哨兵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在讲话。我的幻想迅速地画出帐篷、奇特的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盔甲。……

“是的，”大学生在沉思中喃喃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从前有非利士人和亚玛力人生活过，打过仗，起过作用，可是他们现在连影子也不见了。我们日后也会这样。现在我们在修铁路，站在这儿高谈阔论，可是过上两千年，这条路堤也好，那些在繁重的劳动后眼前正在酣睡的人也好，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这实在可怕！”

“不过您该丢开这些想法……”工程师用严肃和教训的口气说。

“为什么？”

“因为……这类思想只应当用来结束生活，而不是开始生活。您还很年轻，不该想这些。”

“究竟为什么呢？”大学生又问。

“所有这些想法，例如人生的短暂和毫无价值、生活的没有目标、死亡的不可避免、坟墓里的阴暗等等，我要说，好老弟，有这些高尚的想法在人的老年倒不错，很自然，它们是长久的内心活动和饱经忧患的产物，真正称得上是智慧的财富。然而那些思想对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头脑来说简直是灾难！灾难！”阿纳尼耶夫反复说着，摆一下手。“依我看来，在您这种年纪，与其顺着这种路子去思索，还不如肩膀上爽性不要有脑袋的好。我是认真跟您说这些话的，男爵。我早就打算跟您谈这个问题了，因为从我们相识的头一天起我就已经看出您喜爱这类该死的想法！”

“主啊，这类想法何以见得就该死呢？”大学生含笑问道，从他的声调和脸色可以看出他答话纯粹是出于礼貌，至于对工程师挑起的争论，他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我的眼皮合起来了。我渴望散步回去以后，我们立刻互道一声晚安就上床睡觉，可是我的渴望没有很快实现。我们回到小屋里，工程师就把一些空酒瓶收拾到床底下去，从大柳条箱里取出两满瓶酒，打开瓶塞，靠着工作桌坐下，显然打算继续喝酒，谈话，工作。他拿起酒杯呷了几口，用铅笔在图样上画着，继续对大学生说明他的想法不妥当。大学生跟他并排坐着，检查账目，没开口说话。他跟我一样既不想说话，也不想听人家讲话。我不想妨碍他们工作，就离开工作桌，在旁边工程师那张弯腿的行军床上坐下，觉得烦闷无聊，急切地巴望他们叫我上床睡觉。这时候已经有十二点多钟了。

由于没有事情可做，我就观察我的新相识。阿纳尼耶夫也好，大学生也好，我以前都没见过面，直到上述那个夜晚才相识。那天天色很晚的时候，我骑着马从市集上回来，到一个地主家里去做客，可是在暮色中走错了路，辨不清方向了。我沿着铁路线兜圈子，眼看天色黑下来，想起那些“赤脚的铁路上的暴徒”，正埋伏着窥伺步行和骑马的旅客，心里害怕，一碰到小屋就动手敲门。在这儿，阿纳尼耶夫和大学生热心地欢迎我。如同素不相识的人们萍水相逢时一样，我们很快就混熟，亲热起来，先是喝茶，后来喝酒，觉得彼此仿佛认识了许多年似的。只过了一个钟头光景，我就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命运怎样把他们从京城送到遥远的草原上来，他们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思想了。

工程师尼古拉·阿纳斯达西耶维奇·阿纳尼耶夫身材矮壮，肩膀很宽，从外貌来看已经像奥赛罗那样“落进暮年的山谷”，过于肥胖了。他处在媒婆往往称之为“年富力强的男人”的那个时期，那就是说，年纪既不算轻也不算老，喜欢吃点好菜，喝点好酒，赞美过去，走路时有点气喘，睡熟了鼾声很响，至于对待四周的人，他总是流露出安静而且平稳的好心肠，凡是正派人临到升为校官、身子发胖的年纪，都会变成这样。他的头发和胡子离花白还远，然而他已经有点不由自主，往往无意中用老气横秋的态度管年轻人叫作“好老弟”，觉得有权利好意地数落他们的思想方式了。他的动作和声调总是平静、安稳、自信的，就跟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走上正路、有固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对一切事情有固定的看法的人一样。……他那张给太阳晒黑和生着大鼻子的脸、他那肌肉发达的脖子仿佛在说：“我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心满意足，将来总有一天，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会吃得饱饱的，身体健康，心满意足。……”他穿一件花布衬衫，领口开在一侧，下身穿一条肥大的亚麻布长裤，裤腿塞在大皮靴里。从一些小地方，例如他那条线织的彩色腰带、他那绣花的衣领、他胳膊肘上的补丁等，我可以猜出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多半温柔地爱着他。

冯·希千堡男爵的名字和父名为米哈依尔·米海洛维奇，他是交通学院的学生，年纪轻，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四岁之间。只有他那淡褐色的头发、稀疏的胡子，也许还该加上他那多少有点粗俗和呆板的面容，才使人想到他出身于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男爵家庭，至于其他的一切，例如他的名字、宗教信仰、思想、风度、脸上的表情，倒跟纯粹俄罗斯人一样了。他也像阿纳尼耶夫那样穿一件花布衬衫，底襟没有塞在裤腰里，脚上穿一双大皮靴，再者他背有点驼，很久没有理发，脸皮晒黑，因此他那模样不像大学生，也不像男爵，却像个普通的俄罗斯帮工。他说话和动作都很少，喝起酒来勉勉强强，没有什么胃口，核对账目也是心不在焉，仿佛一直在想什么心事似的。他的动作和声调也安静，平稳，然而他的平静跟工程师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他那张晒黑的、微微带点讥诮神情的、若有所思的脸，他那对稍稍带点阴郁神情看人的眼睛，他的整个身躯，都表现他精神的停滞和头脑的怠惰。……他的神情看上去就像是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管他面前的灯是燃着还是灭了，葡萄酒是好喝还是难于下咽，他核对的账目是对了还是错了，他都无所谓。……我从他聪明而平静的脸上看出他有这样的想法：“固定的工作也好，固定的收入也好，对事物的固定看法也好，我现在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好处。这都是胡闹。我原先住在彼得堡，如今坐在此地的小屋里，秋天又要从此地回到彼得堡，然后到春天再回到此地来。……这种事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所以谈这些没有什么用处。……”

他听工程师讲话，然而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只现出敷衍的淡漠神情，就跟武备中学高年级学生听好心肠的长辈唠叨一样。看来，工程师所讲的话在他听来都算不得新奇，要不是因为他懒得讲话，就会说出新奇得多，也聪明得多的话来。可是阿纳尼耶夫却不肯罢休。他已经丢开那种善意的取笑口吻，认真地讲起来，甚至讲得入了迷，这跟他脸上的平静神情却是完全不相称的。显然，他对抽象问题并非不感兴趣，他喜欢这类问题，可是他不善于，也不习惯于谈这些。这种不习惯在他的话语里那么强烈地表现出来，害得我总是一下子弄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我满心痛恨这种想法！”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受过这种思想的害，现在也还没完全摆脱。我对您说吧，也许因为我笨，这些思想才不能为我领会，所以它们除了祸害以外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别的。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关于生活没有目标、尘世毫无意义而且短暂、所罗门的‘一切皆空’这类想法过去是而且直到现在还是人类思想领域中最高、最后的阶段。思想家达到这个阶段就停住了！往前没有路可走了。正常的脑筋的活动总是到这儿就结束，这是顺乎自然，合乎常规的。可是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恰恰从终点开始思索。我们是从正常人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我们的脑筋刚刚开始独立活动，我们就一步登天，爬到最高最后的一级，却不肯了解下面的那些级。”

“这又有什么坏处呢？”大学生问。

“可是您要明白，这不正常！”阿纳尼耶夫嚷道，差不多带着愤怒的神情看他，“如果我们用不着走完下面那些级，就想出办法一步登天，那么整个一条长梯子，就是说整个人生，连同它的色彩、声音、思想，对我们来说，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在您这种年纪，这样的思想是祸害和荒谬，这您可以从您合理的独立生活的每一步中看出来。假定说，您此刻坐下来看达尔文或者莎士比亚的著作。您刚读完一页，那有毒的思想就露头了：您的漫长的一生也好，莎士比亚也好，达尔文也好，依您看来都无聊，荒唐，因为您知道您日后会死掉，莎士比亚和达尔文也已经死了，他们的思想既没有拯救他们自己，也没有拯救大地，更没有拯救您。既然生活照这样失去了意义，那么知识啦，诗歌啦，崇高的思想啦，等等，都无非是成年的孩童们无益的娱乐，消愁解闷的玩意儿罢了。您看到第二页就看不下去了。又例如，有人到您这儿来，把您看作聪明人，问您，比方说，对战争的看法怎样：战争是不是需要，合不合乎道德？您回答这个可怕的问题的时候，光是耸一下肩膀，说些老套话了事，因为按照您的思想方式，成千累万的人死于暴力也好，寿终正寝也好，完全一个样，不论第一种死法还是第二种死法，结果毫无区别：骨灰和忘却。我跟您在修铁路。请问，既然我们知道两千年后这条铁路要化为灰尘，那么我们何必绞尽脑汁，进行发明，鄙弃陈规旧套，怜惜工人，贪污或者不贪污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您得承认，按照这种不幸的思想方式来看问题，就不会有进步，不会有科学，不会有艺术，连思想本身都不会有。我们自以为比群众，比莎士比亚聪明，可是实际上我们的思想活动不会得出什么成果，因为我们不愿意降到下面那些阶梯上去，而上面又已经没有地方可走，于是我们的脑筋就停在冰点上，一步也动不得了。……从前有六年左右，我一直处在这类思想的支配下，我对着上帝发誓，在那段时期我没读过一本有用的书，也没变得聪明一点，我的道德水平也没提高一分。难道这不是灾难？再者，不光是我们自己受到毒害，我们还给我们四周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毒害。如果我们抱着我们的悲观主义而屏弃生活，住到山洞里去，或者赶紧死掉，倒也罢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却顺从普遍的规律生活下去，有感情，爱女人，养儿育女，修铁路！”

“我们的思想并不能使人热起来或者冷下去……”大学生勉强说了一句。

“不然。唉，您务必要把这种想法丢开！您还没深切地理解生活。瞧着吧，等您活到我这种年纪，朋友，您才会明白过来！我们这类思想并不像您想的那么无辜。这种思想在实际生活里，在和别人的接触中，只会生出惨事和蠢事来。我就曾经历过那种事，像那样的事，哪怕是歹毒的鞑靼人，我也不希望他们遭到哟。”

“举个例看？”我问。

“举个例看？”工程师重复一遍。他想了一想，含笑说道：“比方就拿那件事来说吧。说得确切些，那不是一件事，而是一篇地道的小说，又有开端又有结局。那是极好的教训！啊，那是什么样的教训呀！”

他给我们，也给他自己斟满酒，伸出手心摩挲他那宽阔的胸脯，与其说是对着大学生，不如说是对着我，接着讲下去：

“那是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夏天，在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我刚读完大学。当时我坐火车到高加索去，路上在海滨某城耽搁了五天光景。我得告诉您，我是在那个城里诞生和长大的，因此用不着奇怪，我觉得这个城异常舒适，温暖，美丽，其实对京城人士来说，住在这个城里跟住在什么丘赫洛马[5]或者卡希拉[6]一样乏味和不舒适。我带着忧郁的心情走过我往日读过书的中学校，带着忧郁的心情在很熟悉的公园里散步，带着忧郁的心情打算就近观察一下那些我很久没有见过然而还记得的人。……我是带着忧郁的心情对待这一切的。……

“有一天傍晚，我顺便坐车到一个所谓的检疫所去。那是一个不大的、稀疏的小树林。从前，在一个如今已经淡忘的鼠疫流行时期，这个树林里确实有过检疫所，目前却成了别墅客人的居住区。这儿离城有四俄里远，要坐车沿着一条柔软的好路才能到达。人坐在车上，可以看见左边是浅蓝色的海洋，右边是阴沉的无边草原，真是呼吸畅快，眼界开阔。小树林正好坐落在海边。我下车后，走进熟识的大门，头一件事就是顺着林荫路往一个我幼年时很喜欢的、石砌的小亭子走去。依我看来，那个用难看的圆柱支撑着的、笨重的圆亭包含着古墓碑的抒情气氛和索巴凯维奇[7]的粗糙，是全城最有诗意的一个小角落。它立在岸边一道峭壁上，从那儿可以清楚地看见海洋。

“我坐在一条长凳上，上半身探过栏杆，往下看。亭子旁边有一条小路顺着高陡而几乎垂直的海岸一路下去，两旁是些大土块和牛蒡。小路的尽头在下面很远的地方，那儿有一片沙滩，沙滩上有些不高的海浪懒洋洋地吐出泡沫，轻声低吟着。海洋跟七年前我读完中学、离开家乡到京城去的时候一样庄严、阴沉、无边无际。远处有一长缕黑色的浓烟，那是一条轮船在航行，除去这条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一动也不动的黑色长带和水面上闪过的浮鸥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给海洋和天空的单调画面添上一点生气了。在亭子的左右两边伸展着高低不平的土岸。……

“您知道，每逢心境忧郁的人独自面对着海洋，或者面对着他认为宏伟的别的景色，不知什么缘故，他的胸中，除了忧郁以外，总还掺混着一种信念，认为他会在默默无闻中活下去，死掉，于是他信手拿起一管铅笔，赶紧在他随手碰到的东西上写下他的名字。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切类似我的亭子这样孤寂幽静的角落，都涂有铅笔字，布满用削笔刀刻成的字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瞧着栏杆，读道：‘伊凡·柯罗尔科夫于一八七六年五月十六日到此一游，书此留念’。柯罗尔科夫旁边，有个当地的梦想家写下自己的姓名，还添上两句诗：‘他站在荒凉的浪潮起伏着的海岸旁，心中充满伟大的思想。’[8]他的笔迹是梦幻的，软绵绵的，就跟浸过水的湿绸子一样。有一个人名叫克罗斯，大概是个十分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非常强烈地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就施展刀功，把他的名字刻成一俄寸深。我随手从衣袋里取出一管铅笔，也在柱子上写下我的名字。不过这些都跟我讲的事不相干。……请您原谅，我不善于把话讲得简短。……

“我忧郁，而且有点烦闷。烦闷、寂静、海水的呜呜声，渐渐把我引到刚才我们谈到的那种思想上去。那时候，七十年代结尾，那种思想正开始在社会人士当中盛行，后来到八十年代初期，又从社会人士当中渐渐转到文学上，转到科学和政治上去。当时我不过二十六岁，然而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一切都是骗局和幻觉，就本质和结果来说，萨哈林岛[9]上的苦役犯生活跟尼斯[10]的生活一点差别也没有，康德的头脑和苍蝇的头脑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或者有罪的，一切都无聊和无谓，滚它的！我固然在生活，然而我好像借此向一个目力看不见的、逼着我生活下去的力量赏光，仿佛在说：‘力量呀，你瞧，我一点也看不起生活，可是我在活下去！’我顺着一条固定的思路思考，然而花样无穷，在这方面我好比精细的美食家，单用土豆就能烧出上百种可口的菜来。毫无疑问，我是偏颇的，甚至多少有点狭隘，然而当时我却认为我思想的天地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我的思想像海洋那样辽阔。是啊，我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下断语，我们所谈的这种思想就它的实质来说自有引人入胜和使人麻醉的地方，就跟烟草或者吗啡一样。它成了习惯，成了必需品。您利用每一分钟孤独的光阴和每一个方便的机会让您的思想驰骋，什么生活没有目标啦，坟墓里如何黑暗啦。当时我在亭子里坐着，林荫道上有些生着长鼻子的希腊儿童在规规矩矩地散步。我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打量他们，心里暗想：‘试问，这些孩子为了什么目的生下来，活下去呢？他们的生存难道有一点点意义吗？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长大成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毫无必要地活下去，然后死掉。……’

“我甚至恼恨那些孩子，因为他们规规矩矩地走着，庄重地谈着什么，仿佛真的看重他们渺小而没有光彩的生活，知道活着有什么目的。……我记得，远远的，在林荫道的尽头，有三个女人的身影出现了。三位小姐，一位穿粉红色连衣裙，两位穿白色连衣裙。她们挽着胳膊并排走来，一面讲话一面笑。我盯住她们，心里思忖：‘现在我烦闷得很，要能找个女人过上一两天风流的生活才好！’

“我顺便想起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跟彼得堡那个情妇见面，心想目前搞一段短暂的罗曼司，倒也正是时候。站在当中的那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姐显得比她的女朋友们年轻漂亮些，从风度和笑声来判断，她大概是中学校高年级的女生。我带着不纯洁的念头瞧着她的胸部，同时这样想到她：‘她学会音乐和礼貌，将来嫁给一个希腊佬（求主宽恕我这样说），过没有必要的、灰色的、愚蠢的生活，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下一群孩子，然后死掉。荒唐的生活啊！’

“总之，必须说，我是一个善于把崇高的思想和最卑下的俗念结合起来的能手。关于坟墓里如何黑暗的思想，并没有妨碍我欣赏女人的胸脯和大腿。我们这位可爱的男爵的崇高思想也一点都没妨碍他每逢星期六总要坐上马车到伏科洛甫卡去干风流韵事。凭良心说，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对待女人的那种态度带有十足的侮辱性。现在，您瞧，我想起那几个女学生就为我当时的想法脸红，然而那时我的良心却平安无事。我是贵族家庭的儿子，又是基督徒，受过高等教育，论天性并不凶恶，也不愚蠢，可是临到我照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付给女人血腥钱[11]，或者用侮辱性的目光跟踪女学生，我却没感到一丁点儿的不安。……症结在于，青春自有它的权利，不管这些权利是好的还是可恶的，我们在原则上一概不反对。凡是知道生活没有目标而死亡不可避免的人，对于跟自然做斗争，对于罪恶的观念，总是十分淡漠：斗争也好，不斗争也好，反正你要死掉，烂掉。……其次，我的先生，我们这种思想甚至会在极其年轻的人们心中注入所谓的理性。理性战胜感情，在我们当中十分盛行。直接的感觉和灵感完全被浅薄的分析淹没了。凡是有理性的地方就一定有冷酷，而冷酷的人（这用不着掩饰）是不懂纯洁的。只有热情的、恳切的、善于爱的人才能领会这种美德。第三，我们的思想否定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就否定了每个人人格的意义。显然，如果我否定某一位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的人格，那么她是否遭受侮辱，对我来说，也就完全无所谓了。今天我侮辱她人格的尊严，付给她血腥钱，明天我就把她丢在脑后了。

“我照这样坐在亭子里，观察那几位小姐。林荫路上又出现一个女人的身影，她没戴帽子，头发淡黄色，肩膀上围一块毛线编织的白披巾。她顺着林荫路散步一阵，然后走进亭子，手扶栏杆，淡漠地瞧着下面和远处的海洋。她走进亭子来，却根本没注意我，仿佛没看见我似的。我从脚到头地打量她（不是像打量男人那样从头到脚），发现她年纪轻，至多不过二十五岁，长得俊俏，身材好看，大概已经不是小姐，而是上流人家的太太了。她穿着家常衣服，然而样式时髦，风雅大方，城里有知识的太太们一般都是这样打扮的。

“‘瞧，能跟这一位相好才好……’我瞧着她美丽的腰和胳膊，暗想，‘倒挺不坏呢。……她多半是医生或者中学教员的老婆吧。……’

“然而跟她相好，也就是说叫她做一次旅客们十分喜爱的临时性风流韵事中的女主角，却不容易，未必办得到。这是我在细看她的脸的时候体会到的。凭她的目光、她的神情看来，仿佛那海洋、那远处的黑烟、那天空，她早已感到厌倦，早已瞧腻了。看来她疲乏，烦闷，心里想着什么不快活的事情。凡是女人，感到身旁有个陌生的男人，几乎都会露出一种心神不定却又勉强装得冷漠的样子，可是她的脸上连这种表情也没有。

“这个金发女人无意间烦闷地瞧我一眼，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暗自想心事。我从她的眼光看出她根本没有理会我，我和我的京城人的外貌甚至没在她心里引起一点普通的好奇心。可是我仍旧决定跟她攀谈，就问道：

“‘太太，请允许我向您打听一下，从这儿到城里去的公共马车几点钟才有？’

“‘好像是十点钟或者十一点钟。……’

“我道了谢。她凝神看了我一两次，她那缺乏热情的脸上突然闪过好奇的神情，随后又闪过类似惊讶的表情。……我赶紧装出漠不关心的神态，做出若无其事的姿势。她上钩了！仿佛有个什么东西使劲咬了她一口似的，她忽然离开长凳站起来，温和地微笑着，匆匆地打量我，胆怯地问道：

“‘请问，您别是阿纳尼耶夫吧？’

“‘是啊，我就是阿纳尼耶夫……’我回答说。

“‘那么您不认识我了？不认识了？’

“我有点慌张，仔细看了她一阵。您猜怎么着，我不是从她的脸相，也不是从她的身材，却从她那温和而疲乏的笑容认出她来了。她就是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或者照以前大家对她的称呼，也就是基索琪卡，七八年前我还穿着中学生制服的时候没头没脑地热爱过的那个姑娘。这是一件早已过去的事，一件陈年老事。[12]……我想起当初这个基索琪卡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时候那副娇小清瘦的模样，那当儿她正合男学生的心意，大自然把她创造出来正是要她作柏拉图式恋爱的对象。那个姑娘多么迷人呀！白净的脸庞，娇弱的身材，潇洒的风度，仿佛您只要对她吹一口气，她就会像一片羽毛似的飞上天去。她的脸容总是显得那么温和而困惑，两只手很小，柔软的长发辫拖到腰带上，腰细得跟黄蜂一样，总之，她像月光那样轻盈而晶莹。一句话，用中学生的观点来看，她是个说不出有多么俊俏的美人。……我当时爱上了她，爱得好苦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写许多诗。……往往，傍晚时分，她坐在市内公园里一条长凳上，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围拢她，恭恭敬敬地瞧着她。……我们称赞她，我们装模作样，我们唉声叹气，她呢，在黄昏的潮气当中神经质地缩起身子，眯细眼睛，温和地微笑，在这种时候她非常像一只小小的、好看的猫。我们瞧着她，我们每个人都巴不得把她当作猫，亲近她，摩挲她，因此她得了基索琪卡[13]这个诨名。

“我们已经分别七八年，基索琪卡大大变样了。她变得壮实了，丰满了，完全不像一只柔软、蓬松的小猫了。她的脸庞倒没苍老或者憔悴，然而似乎失去原有的光彩，变得严厉了。她的头发显得短，身材却高了，两个肩膀几乎宽了一倍，主要是她脸上已经带着像她这种年纪的上流女人所常有的母性和温顺的神情，当然，这种神情以前我在她的脸上没看见过。……一句话，除了温和的笑容以外，在她身上已经不复存在往日那个女学生和柏拉图式恋爱的对象的痕迹了。……

“我们攀谈起来。基索琪卡听说我已经成为工程师，高兴极了。

“‘这多么好哇！’她说，快活地瞧着我的眼睛。‘啊，多么好哇！你们全都了不起！你们那一期毕业生，没有一个是失败者，个个都出人头地。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做了教员，听说有的已经在彼得堡成了著名的歌唱家呢。……你们啊，你们全都了不起！啊，这多么好哇！’

“基索琪卡的眼睛里闪着真诚的快乐和善意。她像姐姐或者往日的女教师那样赞赏我。可是我瞧着她那张可爱的脸，心里却暗想：‘今天能把她搞上手才好！’

“‘您记得吗，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我问，‘有一回我拿着一捧花和一封信到公园里去送给您。您看过我那封信后脸上现出一副困惑神情。……’

“‘不，这我不记得了，’她说着，笑起来，‘有一件事我倒还记得：您有一次为我而打算跟弗洛连斯决斗。……’

“‘哦，您瞧，这件事我倒不记得了。……’

“‘是啊，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基索琪卡叹口气说，‘从前我是你们的偶像，现在呢，却轮到我来敬仰你们这些人了。……’

“再谈下去，我才知道基索琪卡在中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两年就嫁给一个半希腊血统的本地人，这人不是在银行里就是在保险公司里任职，同时兼做小麦生意。他的姓有点古怪，好像是普普拉基或者斯卡兰多普洛。……鬼才知道他姓什么，我忘了。……总的说来，基索琪卡很少讲到自己，而且也不乐意讲。话题全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她问我学院的情况、我的同学的情况、彼得堡的情况、我的计划，凡是我讲的话，都在她心里引起热烈的欢乐和赞叹：‘啊，这多么好哇！’

“我们走下坡，往海洋走去，在沙滩上散步，然后等到傍晚的潮气从海上吹来，我们才回到坡上。话题始终围绕着我，围绕着过去。我们一直散步到晚霞的光在别墅的窗子上渐渐消退才罢休。

“‘到我家里去喝茶吧，’基索琪卡对我提议说，‘茶炊一定早就端上桌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她说，这时候在葱茏的洋槐树林当中出现了她的别墅。‘我丈夫老是在城里，一直要到深夜才回来，而且也不是每天都回来，所以，老实说，我闷得要命。’

“我跟在她后面走着，欣赏她的后背和肩膀。听说她嫁了人，我暗自高兴。对临时的风流韵事来说，结过婚的女人倒比小姐们合适得多。听说她丈夫不在家，我也暗自高兴。……然而同时，我又觉得这件风流事不会成功。……

“我们走进正房。基索琪卡的那些房间都不大，天花板很低，家具是别墅里常用的那种（俄国人喜欢把舍不得丢掉而又没处安放的那些不方便的和暗淡无光的笨重家具摆在别墅里），不过从某些小地方仍旧可以看出基索琪卡和她丈夫的光景并不差，每年总要开支五六千卢布。我记得在基索琪卡称之为饭厅的那个房间里，中央放着一张圆桌，不知什么缘故下面有六条腿，上边放着一个茶炊和几个杯子，桌面靠边的地方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一管铅笔和一个笔记本。我朝那本书看了一眼，知道那是玛里宁和布烈宁合著的算术习题集。我现在还记得，那本书翻开的地方正是‘按比例分配’。

“‘您这是在给谁温课？’我问基索琪卡。

“‘我没给谁温课……’她回答说，‘这是我自己随便做着玩的。……我闷得慌，又没有事情可做，想起了旧日，就做一做这些题目。’

“‘您有孩子吗？’

“‘我生过一个男孩，可是他活了一个星期就死了。’

“我们开始喝茶。基索琪卡钦佩我，又说我做了工程师是多么好，她怎样为我的成就高兴。她讲得越多，微笑得越恳切，我也就越相信我会一无所获地离开她的家。那时候我在搞风流韵事方面已经是个行家，善于准确地估量成功或者失败的机会了。如果您要猎取的是个蠢女人，或者是像您自己一样追求冒险和刺激的女人，或者是您不熟悉的狡猾女人，那您自管大胆指望成功好了。可是如果您遇见的女人并不愚蠢，态度严肃，脸上现出疲乏的温顺和善意，而且她高兴陪着您，主要的是她尊敬您，那么您就该拨转马头往回走。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取得成功，所需下的功夫就不止一天了。

“可是在傍晚的灯光下，基索琪卡显得比白天更加招人疼爱。我越来越喜欢她，看来她也喜爱我。况且，那环境也最适合于谈情说爱：她丈夫不在家，仆人也不见，四周静悄悄的。……尽管我不大相信会成功，可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动进攻。首先得换上一种随随便便的口气，把基索琪卡那种带抒情意味的严肃心情变成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才行。……

“‘我们来改一改话题吧，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我开口说，‘我们来谈点快活的事。……首先，请您允许我为了纪念旧日而称呼您基索琪卡。’

“她答应了。

“‘请您说说，基索琪卡，’我接着说，‘本地的这些娘们儿都是发了什么疯？她们怎么回事啊？从前她们都规规矩矩，守身如玉，现在呢，求上帝怜恤吧，不管你问起谁，人家准会给你讲些吓人的事情，逼得你为人类担惊害怕。……这个小姐跟军官私奔了，那个小姐带着中学生逃跑了。这位太太离开丈夫跟戏子走掉了，那位太太离开丈夫去找军官了，等等，等等。……简直成了传染病！照这样下去，恐怕不久你们这个城里就连一个小姐，一个年轻的妻子也不剩了！’

“我是用庸俗的调皮口气讲这些话的。要是基索琪卡笑着回答我的话，我就会照这样继续说下去：‘哼，当心啊，基索琪卡，可别让这儿的军官或者戏子把你拐走！’她就会低下眼睛说：‘谁高兴拐带我？有的是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哟。……’那我就对她说：‘得了吧，基索琪卡，我就是头一个巴不得把您拐走的人！’我们照这样谈下去，到头来我就会大功告成。然而，基索琪卡回答我的却不是笑声，刚好相反，她现出严肃的脸色，叹了口气。

“‘人家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她说，‘我的堂妹索尼雅就是离开丈夫跟演员走掉的。当然，这不好。……每个人都应该承受命运为他安排下的一切，可是我不想批评她们，责怪她们。……有的时候环境比人强！’

“‘这话不错，基索琪卡，可究竟是什么环境才会产生这种名符其实的传染病呢？’

“‘这很简单，也容易明白……’基索琪卡拧起眉毛说，‘我们这些有知识的姑娘和女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出外去进高等学校或者去做女教员，总之像男人那样有理想，有目标地生活下去，那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于是只好嫁人。……不过，请问，嫁给什么人呢？你们这班男孩子念完中学就出外上大学，从此再也不回故乡，在京城成了亲，而女孩子却留在这儿！……请问，要她们嫁给谁呢？好，既然没有正派的、有教养的男人，她们就只好嫁给上帝才知道的角色，各式各样的掮客啦，希腊佬啦，都是些只会喝酒，在俱乐部里闹事的家伙。……姑娘们无可奈何，胡乱地嫁出去了。……可是这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您自己也会明白：受过教育而有教养的女人不得不跟愚蠢的和难处的男人一块儿过日子，那么她一遇见有知识的人，军官，演员，或者医生，自然就会爱上他，原来的生活她就会觉得不能忍受，她就离开丈夫远走高飞了。可不能责备她们啊！’

“‘既是这样，基索琪卡，那又何必嫁人呢？’我问。

“‘当然，’基索琪卡叹口气说，‘不过要知道，每个姑娘都觉得好歹有个丈夫总比没有强。……总之，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在这儿生活是不愉快的，不愉快得很！做姑娘觉得气闷，嫁了人也还是觉得气闷。……现在大家嘲笑索尼雅，因为她私奔了，而且是跟一个演员私奔的，可是如果把她的灵魂看个明白，就笑不出来了。……’”

门外，阿左尔卡又叫起来。它恶狠狠地不知对什么人狂吠，然后凄凉地哀号，全身猛然撞在小屋的墙上。……阿纳尼耶夫怜悯它，皱起了眉，中断他的故事，走出去了。大约有两分钟光景，可以听见他在门外安慰那条狗：“好狗！可怜的狗！”

“我们的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喜欢谈天，”冯·希千堡笑着说，“他是个好人！”他沉默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工程师回到小屋，给我们的杯子里斟满葡萄酒，含笑摩挲着胸脯，接着说：

“这样，我的进攻就没有成功。我无计可施，只好丢开那些不纯洁的思想，等比较有利的时机再说。我对失败只得听天由命，俗语说得好，‘摆一摆手，算了吧’。事情还不仅是这样，在基索琪卡的声调、傍晚的空气和寂静的影响下，我自己也渐渐染上安静的抒情心境。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的圈椅上，眺望树木和黑下来的天空。槐树和椴树的黑影跟八年前一模一样，而且，像我小时候那样，远处什么地方有人在弹一架破旧的钢琴。人们仍旧保持着在林荫路上散步的习气，不过换了一批人罢了。在林荫路上溜达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同学，不再是我的热情的对象，却是陌生的中学生，陌生的小姐了。我忧郁起来。我问起旧日的熟人，大约有五次听到基索琪卡回答说：‘他死了’，我的忧郁就变成只有在追悼好人的安魂祭上才会体验到的那种感情。于是我，坐在窗子旁边，瞧着散步的人们，听着钢琴的铿锵声，这才生平头一次亲眼看见一代人怎样急急忙忙地替换另一代人，在人的一生中，哪怕短短的七八年，也会有多么不祥的意义！

“基索琪卡在桌上放了一瓶桑托林酒[14]。我喝着酒，无精打采，把一件什么事讲了很久。基索琪卡听我讲话，跟先前一样钦佩我和我的才智。然而时光在流逝。天已经黑下来，槐树和椴树的黑影连成一片，人们不再在林荫路上散步，钢琴停下来，只能听见海水的平均的哗哗声了。

“年轻人都是一样的。您对一个年轻人亲热一点，心疼一下，请他喝点葡萄酒，让他知道他招人喜欢，他就会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忘记到了该告辞的时候，尽自讲啊讲的，讲个没完。……主人的眼睛睁不开，到睡觉的时候了，可是他仍旧坐在那儿，讲他的话。我也是这样。我无意间看一下表：已经十点半了。我就起身告辞。

“‘动身前再喝一杯吧。’基索琪卡说。

“我就喝了一杯动身酒，不料又长谈起来，忘记到了该走的时候，却坐下来。然而后来响起了男人的说话声、脚步声、马刺的磕碰声。有人走过窗口，在大门附近站住。

“‘好像是我的丈夫回来了……’基索琪卡听着，说。

“门响了，说话声已经传进前堂，我瞧见两个人走过饭厅门口，一个是身体丰满的黑发男子，生着钩鼻子，戴着草帽，另一个是穿白色军服的军官。他们两人走过门口，只冷淡地瞟一眼我和基索琪卡，我觉得他们似乎喝醉了。

“‘这样看来，她对你胡说，你倒听信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响亮的说话声，带着浓重的鼻音，‘第一，那不是在大俱乐部，而是在小俱乐部。’

“‘你在生气，朱庇特，那么你就错了……’另一个笑着说，咳嗽几声，显然是军官的声音，‘你听我说，我可以在你家里过夜吗？你说老实话：我不妨碍你吗？’

“‘这还要问？！不但可以，甚至非在这儿过夜不可呢。你想喝什么，啤酒还是葡萄酒？’

“他们两人坐的地方跟我们隔着两个房间，说话声音很响，显然没顾到基索琪卡，也没顾到她的客人。然而基索琪卡从她丈夫回来后，却起了显著的变化。起初她脸红，后来脸上现出胆怯的负疚神情。她变得心神不定。我开始觉得她不好意思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她希望我走。

“我就起身告辞。基索琪卡把我送到门外。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她那温和忧郁的笑靥和亲切温顺的眼睛，她握着我的手说：

“‘大概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好，求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谢谢您！’

“没有叹息声，也没有多余的话。她跟我告别的时候，手里举着一支蜡烛，有许多光点在她脸上和脖子上跳动，仿佛在追逐她那忧郁的笑靥。我想起往日人们总想把基索琪卡当作猫一样抚摸几下的时候她是什么模样，再定睛看着现在的基索琪卡，不知什么缘故，记起了她那句话：‘每个人都应该承受命运为他安排下的一切’，我心里觉得不好受。我凭直觉猜到，而且我的良心也小声对我这个幸运而冷漠的人说：我面前站着一个人，她心好，怀着善意，充满热爱，却又苦恼不堪。……

“我点了点头，往大门口走去。天已经黑了。在南方，七月间的傍晚来得早，天色黑得快。将近十点钟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几乎摸着黑走到大门口，一路上大约划了二十根火柴。

“‘马车！’我走出大门外叫道。既没有说话声也没有叹息声来回答我。……‘马车！’我又叫一遍。‘喂！公共马车！’

“可是这儿既没有出租马车，也没有公共马车，只有坟墓般的寂静。我仅仅听见带着睡意的海洋发出呜咽声，酒后我的心怦怦地跳。我抬起眼睛看天空，天上一颗星也没有。夜色又黑又阴沉。看来天空布满了云。不知什么缘故，我耸了耸肩膀，不禁傻笑起来，再一次叫马车，然而声调已经不那么坚决有力了。

“‘马！’回声回答我。

“在旷野上步行四俄里路，而且是摸着黑走，那却是一想起来就不愉快的事。我下决心徒步赶路以前，考虑了很久，呼唤马车，后来耸动着肩膀，懒洋洋地走回小树林，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小树林里黑得可怕。从树干之间望出去，这儿那儿，现出别墅里红光闪烁的窗子。有一只乌鸦被我的脚步声惊醒，看见我要照亮通到亭子去的路而划亮火柴，害怕了，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擦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心里又烦恼又害臊，乌鸦仿佛明白这一点，就嘲笑我，呱呱地叫！我烦恼是因为我不得不徒步赶路，我害臊是因为刚才在基索琪卡家里我唠唠叨叨像小孩子一样。

“我走到亭子里，摸到一条长凳，坐下来。下面很远的地方，在浓重的黑暗后边，海洋发出低抑而气愤的咆哮声。我记得，我像瞎子似的既看不见海洋，也看不见天空，我坐在亭子里，却连亭子也看不清，这时候，在整个世界上，我只觉得我那酒后带着醉意的脑海里有些思想在漫游，此外，在下边一个地方，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发出单调的喧闹声。不过，后来我打盹儿的时候，觉得发出喧闹声的好像不是海，却是我的思想，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照这样把全世界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忘了马车，忘了这座城，忘了基索琪卡，沉浸在一种我十分喜爱的心境里。这就是您觉得在黑暗而不定形的整个宇宙里只生存着您一个人的时候您那种可怕的孤独心境。这是一种骄傲而险恶的心境，只有俄国人，思想感情像他们的平原、树林、白雪那样广阔无垠而且严峻，才会有这样的心境。假如我是画家，我就一定要画出一个俄国人盘腿坐着，一动也不动，双手捧住头，沉浸在这种心境里，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儿。……跟这种心境同时出现的，还有生活缺乏目标、死亡、坟墓里的黑暗等等思想……这类思想连一文钱也不值，不过那脸上的表情大概倒很美呢。……

“我坐在那儿打盹儿，一直下不了决心再站起来，我觉得那儿又温暖又安宁，可是，突然间，在平匀单调的海水声中，冒出某些声音，就跟十字布上露出花纹一样，吸引了我的注意，使我不再专心想自己。……原来有人沿着林荫路匆匆地走来。这个人走到亭子跟前，站住了，像小姑娘似的呜咽起来，用小姑娘般的哭声说：

“‘我的上帝，这种生活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啊？主！’

“凭她的说话声和哭声来判断，这人像是个十岁到十二岁的姑娘。她犹豫不决地走进亭子，坐下来，又像祷告又像诉苦地诉说起来。……

“‘主啊！’她拖长声音说道，哭了，‘这真叫人受不了！再怎么有耐性也支持不住！我一直忍着，一直沉默，可是，我总得生活下去呀。……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她照这样说了许多。……我想看一眼这个姑娘，跟她谈几句话。我怕吓着她，就先大声叹口气，咳嗽一声，然后小心地划亮一根火柴。……明亮的光在黑暗中一闪，照亮了哭着的那个人。原来她就是基索琪卡。”

“真荒谬！”冯·希千堡叹道，“漆黑的夜晚啦，海水的呜咽声啦，受苦的她啦，全世界的孤独集于一身的他啦……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缺手持短刀的彻尔克斯人了。”

“我跟您讲的不是故事，是实事。……”

“哦，就算是实事吧。……这种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大家早就听厌了。……”

“您先别小看这件事，等我讲完再说！”阿纳尼耶夫说道，气恼地摆一摆手，“别打岔，劳驾！我不是讲给您听，而是讲给这位大夫听的。……喏，”他接着对我讲下去，斜起眼睛瞟一下大学生，大学生低下头去算他的账，好像挖苦了工程师觉得很痛快似的。“喏，基索琪卡瞧见我，并不吃惊，也不害怕，倒好像早就知道会在亭子里看见我似的。她呼吸急促，周身发抖，仿佛害着热病。她脸上沾着泪痕，我接连划亮几根火柴，仔细端详，却看出已经不是先前那张聪明、温顺、疲乏的脸，换了一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的模样了。那张脸既没表现痛苦，也没表现不安，更没表现悲伤，跟她的话语和眼泪所表现的全不一样。……老实说，大概就因为我不了解，我才觉得那张脸显出一副呆相，像喝醉了酒似的。

“‘我再也受不住了……’基索琪卡用姑娘那样的哭声嘟哝说，‘我已经耗尽了力量，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请您原谅，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我要到城里找我的母亲去。……请您送我去。……请您看在上帝分上送我去吧！’

“我一见到别人哭，就说不出话来，同时又没法保持沉默。我惘然失措，为安慰她而含含糊糊地说了些废话。

“‘不，不，我要找我的母亲去！’基索琪卡坚决地说，站起来，使劲抓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和衣袖都给眼泪沾湿了）。‘请您原谅我，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我要去。……我再也受不住了。……’

“‘基索琪卡，这儿可是一辆马车也没有！……’我说，‘您怎么去呢？’

“‘没关系，我走着去。……那儿不算远。……我再也受不下去了。……’

“我很窘，然而并不感动。基索琪卡的眼泪，她的颤抖，她脸上的麻木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像在演一出法国的或者小俄罗斯的不严肃的传奇剧，在这种戏里为了表现一丁点儿无聊和廉价的痛苦总要流上一大把眼泪。我不理解她，而且也知道我不理解她，我本来应该沉默才对，可是不知怎么，大概因为害怕我的沉默会给理解成愚蠢吧，总之，我认为我得劝她不要去找母亲，还是留在家里好。哭泣的人是不喜欢外人看见自己流泪的。可是我划亮一根根火柴，一直到火柴盒空了才住手。我为什么需要这种不体谅的亮光，这道理我至今怎么也想不明白。一般说来，冷酷的人是常常会失态，甚至变得愚蠢的。

“最后，基琪索卡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就动身走了。我们走出大门，往右拐弯，不慌不忙地走上一条松软的土路。天色很黑，不过等到我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我就能看清长在道路两旁的又老又细的橡树和椴树的轮廓了。不久，右边模模糊糊地出现高低不平的黑色陡岸，有些地方被窄而深的峡谷和水沟割断。峡谷旁边，立着不高的灌木，像是一些坐着的人。这使人心惊肉跳。我斜起眼睛怀疑地瞧着那道岸坡，这时候海水的响声和旷野上的寂静不愉快地惊扰我的想象。基索琪卡没有讲话。她不住地发抖，还没有走完半俄里路就四肢无力，气喘吁吁了。我也沉默不语。

“离检疫所一俄里远，矗立着一座四层楼大厦，安着很高的烟囱，从前本是一家蒸气磨面厂，如今没有人住了。它孤零零地立在岸坡上，白天人们从海上，从旷野上远远就可以看到它。这所房子荒废了，里面没有人，只有回声清清楚楚地重复着过路行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因此它显得很神秘。请您想象一下我的处境吧，我深夜挽着一个从丈夫身边逃走的女人的胳膊，走近那个又长又高的庞然大物，它给我的每一下脚步声添上回声，它那成百扇黑窗子像眼睛般呆望着我。正常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形下就会生出浪漫主义的心情，我呢，瞧着那些黑暗的窗子，却暗自想道：‘这一切固然动人，可是总有一天，这座大厦也好，基索琪卡以及她的痛苦也好，我和我的思想也好，连一点儿痕迹也不剩。……一切都无谓而空虚。……’

“我们走到磨面厂跟前，基索琪卡忽然站住，放下胳膊，开口说话，然而那已经不是小姑娘的声调，却是她原来的声调了：

“‘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我知道您觉得这有点古怪。可是我不幸极了！您连想都想不出我有多么不幸！这没法想象！我没有对您讲，是因为根本没法讲。……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啊。……’

“基索琪卡没有把话讲完，却咬紧牙关，不住地呻吟，好像用尽气力，不让自己痛苦得嚷起来似的。

“‘这样的生活啊！’她心惊胆战地又说一遍，像是在唱歌，略略带点南方乌克兰口音，这种腔调特别是出自女人的口，总会给她兴奋的话语添上歌唱的味道。‘这样的生活啊！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

“她仿佛要解答她生活的秘密似的，困惑不解地耸耸肩膀，摇着头，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她说话如同唱歌，动作文雅优美，竟使我想起乌克兰一个有名的女演员。

“‘主啊，我简直像是掉在深渊里！’她绞着手，接着说，‘哪怕只有一分钟能够像别人那样畅快地生活一下也好啊！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居然落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深更半夜当着外人的面离开我的丈夫走掉，像个放荡的女人似的。既然我干得出这种事，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我欣赏她的动作和声调，同时转念想到她跟丈夫相处得不和睦，就突然暗暗高兴。‘要是能把她弄上手才好！’这个想法掠过我的心头。这个冷酷无情的想法就此在我的脑子里生下根，一路上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弄得我越来越着迷。……

“从磨面厂那儿走完一俄里半，就得往左拐弯，经过墓园，才能到达城里。在墓园拐角上，立着一个使用风磨的石砌磨坊，旁边有一个小屋，住着磨坊的主人。我们经过磨坊和小屋，往左拐弯，走到墓园大门口。基索琪卡在这儿站住，说：

“‘我要回去了，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您走您的吧，求上帝保佑您，我可以自己走回去。我不害怕。’

“‘这哪行！’我惊恐地说，‘既是要走，还是走吧。……’

“‘我不该使性子。……都是为了一些小事。您讲了那些话，使我想起了过去，不免感慨万端。……我心里难过，想哭一场，我的丈夫又当着军官的面对我说了些粗话，我就忍受不住了。……其实，我何必到城里去找我母亲？难道我会因此快活一点吗？应该回家去才是。……不过……我们姑且往前走吧！’基索琪卡说着，笑起来，‘反正一个样。’

“我记得墓园的大门上刻着一行字：‘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上帝的儿子的声音。’[15]我清楚地知道：或早或晚，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也好，基索琪卡也好，她的丈夫也好，穿白色军服的军官也好，都会躺在围墙里那些乌黑的树木底下。我也知道跟我并排走着的是一个不幸的和受了侮辱的人。所有这些我都清楚地意识到，然而同时我心里却有一种强烈的和不愉快的恐惧，使我激动不安，我生怕基索琪卡转身往回走，那我要对她说的话就不能说了。在我的脑子里，以前从来也没有一个时候像这天晚上那样，最高尚的思想和最卑下的兽性俗念竟那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真可怕呀！

“我们在离墓园不远的地方找到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马车，来到基索琪卡的母亲住着的那条大街，下了马车，沿人行道走去。基索琪卡始终沉默不语，我呢，瞧着她，暗暗生自己的气：‘你怎么还不动手干啊？到时候了！’基索琪卡在离我住的旅馆二十步远的地方，在街灯旁边站住，哭起来。

“‘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她说着，又是哭又是笑，她那湿润发亮的眼睛瞧着我的脸。‘您的同情，我再也忘不了。……您多么好啊！你们全是了不起的男子汉！正直，慷慨，诚恳，聪明。……啊，这多么好！’

“她认为我是个有知识的、在各方面都进步的人，她那泪湿的笑脸上除了我在她心中引起的温情和欢乐以外，还流露出哀伤，仿佛在说：她很少看见像我这样的人，上帝没有赐福给她，让她做这样一个人的妻子。她喃喃地说：‘啊，这多么好啊！’她脸上那稚气的欢乐、她的眼泪、她那温柔的笑容、她那从头巾里披下来的柔发、她那随随便便戴在头上的头巾本身，在路灯的亮光里，都使我想起先前的基索琪卡，那时候人们像见着猫那样总想摩挲她。……

“我忍不住，就动手摩挲她的头发、肩膀、胳膊。……

“‘基索琪卡，你要怎么样呢？’我喃喃地说，‘你要我跟你一块儿到天涯海角去吗？我会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给你幸福。我爱你。……我们走吧，亲爱的？行吗？好吗？’

“基索琪卡的脸上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她在路灯底下往后倒退，怔住了，睁大眼睛瞧着我。我抓紧她的胳膊，连连吻她的脸、脖子、肩膀，接连不断地发誓，许下种种诺言。在恋爱方面，盟誓和诺言几乎是日常必需品。缺了它们是不行的。有时候你知道自己在说谎，也知道不必许愿，可是你仍旧发誓和许愿。基索琪卡吓呆了，不住地往后退，睁大眼睛看着我。……

“‘别这样！别这样！’她喃喃地说着，伸手推开我。

“我紧紧地搂住她。她忽然急得哭起来，脸上又现出先前在亭子里我划亮火柴的时候看见的那种茫然的麻木神情。……我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也不容她说一句话，硬拉着她往我的旅馆走去。……她吓呆了，走不成路，我便挽住她的胳膊，几乎硬把她拖去了。……我记得我们上楼的时候，有一个帽子上镶着红帽圈的人惊讶地瞧着我，对基索琪卡点一下头。……”

阿纳尼耶夫涨红脸，不说话了。他在桌旁默默地走来走去，烦恼地搔着后脑壳，有一股冷气掠过他那宽阔的后背，搞得他好几次痉挛地耸动肩膀和肩胛骨。他回忆往事，只觉得害羞，难堪，就极力克制自己。……

“这真不好！”他喝下一杯葡萄酒，摇着头说：“据说大学里讲授妇女疾病之前，总要先讲一段引子，劝告医科大学生给女病人脱衣服、进行诊治以前，先得想到他们自己每个人都有母亲、姊妹、未婚妻。……这种劝告不仅适用于医科大学生，而且对那些在生活当中有各种机会跟女人接触的人也适用。如今我自己有了妻子和女儿，啊，我对这一劝告领会得多么深刻！多么深刻啊，我的上帝！不过，请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基索琪卡做了我的情妇以后，对这件事的看法却跟我不一样。首先，她热烈而深沉地爱上了我。这件事在我看来不过是普通的风流韵事，逢场作戏罢了，在她看来却成了生活中的大转折。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她仿佛神智失常了。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觉得年轻了五岁，脸上现出兴奋欢乐的神色，不知道幸福得怎么办才好，时而发笑，时而哭泣，不住地吐露她的幻想：明天我们动身到高加索去，到秋天从那儿前往彼得堡，我们以后又怎样一同生活。……

“‘至于我的丈夫，那你不用担心！’她安慰我说，‘他一定会答应跟我离婚。城里人都知道他跟柯斯托维奇家的大女儿私通。办完了离婚手续，我们就结婚。’

“女人在热爱的时候，会像猫那样很快地适应环境，跟人亲近起来。基索琪卡在我的旅馆房间里不过待了一个半钟头，却已经觉得自己像在家里，料理我的东西就跟料理自己的东西一样了。她把我的衣物放进我的皮箱，怪我没有把我那件贵重的新大衣挂在衣钩上，却胡乱丢在椅子上，等等。

“我瞧着她，听她讲话，感到又疲倦又烦恼。我想到一个正派的、诚实的、受苦的女人不出三四个钟头，居然这么轻易地做了她偶然遇见的一个人的情妇，不免有点厌恶。您明白，我是个正派的男人，不喜欢这种事。后来，我还想到，像基索琪卡这样的女人，未免浅薄和不严肃，过分热爱生活，例如对男人的爱情，这实际上不过是小事而已，她却把它抬高到幸福、痛苦、生活的转变上去，这就使我越发不愉快了。……况且，我现在已经得到满足，我就恼恨我自己不该这么糊涂，跟一个我无可奈何、只能欺骗的女人缠在一起。……应当说明一下，尽管我放荡不羁，却做不来假。

“我记得，基索琪卡坐在我的脚旁，把头枕着我的膝头，用充满热爱的、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我，问道：

“‘柯里亚[16]，你爱我吗？很爱我吗？很爱我吗？’

“她幸福得笑起来。……我却觉得这未免自作多情，肉麻，不聪明，而且当时我已经有一种心情：对一切事情首先要探索‘思想的深度’。

“‘基索琪卡，你还是回家的好，’我说，‘要不然你家的人说不定会以为你失踪了，跑遍全城找你。再者，你一大早到母亲家去也不合适。……’

“基索琪卡同意我的话。我们在分别之前，说定明天中午我到市立公园去跟她见面，后天我们一块儿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城去。我送她走到街上，我记得，一路上我一直温柔恳切地爱抚她。我想到她这么死心塌地相信我，一时间突然感到歉然，就决定带她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城去，可是我又想起我的皮箱里只有六百个卢布，而且到秋天跟她分手会比现在困难得多，就赶紧把我歉然的心情压下去了。

“我们走到基索琪卡母亲住着的那所房子跟前。我拉一下门铃。等到门里传来脚步声，基索琪卡就突然现出严肃的脸容，看一眼天空，把我当作孩子一样匆匆在我胸前画了几次十字，然后抓住我的手，送到她唇边。

“‘明天见！’她说完，走进门去，不见了。

“我穿过大街走到对面人行道上，在那儿瞧这所房子。起先窗子里是黑的，后来有一扇窗子里刚刚点燃一根蜡烛，闪着微弱的淡蓝色亮光。烛光渐渐变亮，射出光芒，我看见有些影子跟它一起在房间里活动。

“‘他们没料到她会来！’我暗想。

“我回到旅馆房间，脱掉衣服，喝了点桑托林酒，吃了点白天在市场里买来的新鲜的粒状鱼子，不慌不忙在床上躺下，像旅客那样酣畅安稳地睡了一觉。

“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头痛，心绪恶劣。有一件什么事使得我心神不安。

“‘到底是什么事呢？’我问自己，想找出我不安的原因，‘什么事弄得我心神不安呢？’

“我认为我不安的原因是：害怕基索琪卡也许会马上来找我，弄得我没法动身，那我就只得在她面前说谎，装腔作势了。我很快穿上衣服，收拾好我的东西，走出旅馆，吩咐看门人把我的行李送到火车站，赶傍晚七点钟那班火车。整个白天我在一个做医生的朋友家里度过，傍晚就离开了这座城。您看得明白，我的思想并没有妨碍我卑鄙而薄情地逃掉。……

“当初我坐在朋友家里，后来我坐马车到火车站去，那种不安一直折磨着我。我感到我怕遇见基索琪卡，怕闹出笑话来。在火车站上我故意躲在厕所里，直到第二遍铃声响才出来。我挤过人群，去上火车，却有一种感觉压在我心上，好像我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似的。我多么心焦而且害怕地等着第三遍铃声啊！

“后来总算响起那救命的第三遍铃声，火车开动了。我们经过监狱和兵营，到了旷野上，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种不安仍旧没有离开我，我仍旧觉得自己像是一心要逃跑的窃贼。这多么奇怪！我为了排遣这种心情，把心安定下来，就开始眺望窗外的景色。火车沿着海岸奔驰。海面平滑，天空呈现绿松石的颜色，几乎有一半涂抹着温柔的金红色晚霞，它欢乐而平静地映在水面上。水面上，这儿那儿，有些打鱼的小船和木筏，像是一块块黑斑。那干净漂亮像玩具般的城市立在高耸的岸坡上，已经盖上一层傍晚的薄雾。城里教堂的金色拱顶、窗子、树木，映着落日，正在燃烧和熔化，就跟熔解的金子一样。……旷野的气息同海上吹来的温和的潮气掺混在一起。

“火车开得很快。车里响起乘客和列车员的笑声。大家快乐而轻松，可是我那种不可理解的不安却越来越增长。……我瞧着覆盖全城的薄雾，想象在这团雾里，有个女人带着痴呆麻木的面容，在教堂和房屋附近跑来跑去，寻找我，用小姑娘般的声调或者唱歌的音调像乌克兰女演员那样呻吟着：‘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想起她昨天把我当作亲人，在我胸前画十字的时候她那严肃的脸容和操心的大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昨天经她吻过的我那只手。

“‘我落进情网了还是怎么的？’我问自己，搔搔自己的手。

“一直到夜晚来临，乘客们都睡熟，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我的良心，我才领悟了先前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事情。在车厢的微光里，基索琪卡的面影浮现在我的面前，不肯离开我，我这才清楚地体会到我犯了无异于谋杀的罪。我的良心在折磨我。为了消除这种使人不能忍受的心绪，我就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一切都是无聊和空虚，我和基索琪卡都会死掉，腐烂，她的痛苦跟死亡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我还说：归根结蒂自由意志是没有的，因而我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所有这些理由反而惹得我生气，而且不知怎么，特别迅速地淹没在别的思想里了。我那只被基索琪卡吻过的手使我烦恼。……我时而躺下去，时而坐起来，要不然就到火车站去喝白酒，勉强吃些火腿面包，然后又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这都无济于事。我的头脑里充满着一种古怪的，而且不瞒您说，可笑的骚动。许多极其不同的思想乱糟糟地接踵而来，纠缠在一起，互相妨碍，我这个思想家呢，却把前额朝着地，什么也弄不明白，无法将那一团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原来我这个思想家甚至没学会思考的技术，我还不会支配我自己的头脑就跟不会修表一样。我生平第一次热切、紧张地思考，这在我简直像是出了怪事，我暗自思忖：‘我发疯了！’凡是平素不动脑筋而只有在紧急关头才动脑筋的人是常常会想到疯狂的。

“我照这样苦恼了一夜，一个白天，又一夜以后，相信我的思考对我很少帮助，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这才明白我那些思想连一个小钱也不值，我遇见基索琪卡以前，还没开始思考过，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作严肃的思想。如今经历过许多苦恼以后，我才明白我并没有什么信念，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更谈不到心灵，也谈不到理性，我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全部财富只限于一些专门知识、不完整的认识、一些对往事的不必要的记忆、一些别人的思想，如此而已，我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简简单单，十分平常，如同雅库特人一样。……如果我不喜欢作假，不偷东西，不杀人，总之不犯明显的大错误，那也不是由于我的信念的力量（这种信念我是没有的），而纯粹是因为我整个身心浸透了奶妈的神话和劝善的格言。虽然我认为这些东西荒诞不经，可是它们已经深入我的肉和血，尽管我没有感觉到，却一直在生活中指导我的行动。……

“我这才明白我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玩弄思想的人罢了。上帝赐给我一副俄国人的健全有力的头脑，具有天赋的才能。可是您想想看，这个头脑生存了二十六年，却没受过训练，完全缺乏主见，十分空虚，只是微微洒上了一点工程方面的知识。它年轻，在生理上渴望活动，寻求活动，忽然间，那套漂亮而有味的思想，什么没有目标的生活啦，坟墓里的黑暗啦，完全偶然地从外界落到这个脑子里来了。这个脑子把这套思想贪婪地吸进去，让它占据整个头脑，开始用各种方式玩弄它，就跟猫玩弄老鼠一样。这个脑子里既没有什么学识，也没有什么体系，可是这不要紧。它用它原有的天然力量按照自学者的方式来对付广阔的思想，于是不出一个月这个头脑的主人单用土豆就能做出上百种可口的菜来，自以为是哲学家了。……

“我们这代人把玩世作风，玩弄严肃思想的态度带到了科学、文学、政治中去，带到一切只要他们不懒于去的地方去了。连同玩世作风，这代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冷酷、烦闷、偏颇，依我看来这已经在群众当中培养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对待严肃思想的新态度。

“多亏这一场灾难，我才了解而且认清我的反常和彻底无知。依我现在看来，我的正常思想是直到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我的良心把我赶回那个小城，我不再狡猾地卖弄聪明，而老老实实地在基索琪卡面前忏悔，像小孩一样恳求她原谅，跟她一块儿哭的时候起才开始有的。……”

阿纳尼耶夫简短地讲完他跟基索琪卡的最后一次会晤，就停住了嘴。

“哦……”大学生等到工程师讲完，从牙缝里漏出一个字。……“世界上有这样的事！”

他的脸跟先前一样表现出头脑的懈怠，看来阿纳尼耶夫讲的这个故事一点也没有打动他的心。直到工程师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讲他的思想，重述他先前说过的话，大学生才生气地皱起眉头，从桌旁站起来，走到他的床边去。他铺好床，开始脱衣服。

“看您现在这副神气，好像您真的说服了谁似的！”他气愤地说。

“我说服了谁？”工程师问道，“好老弟，难道我存着这种妄想吗？上帝保佑您！要说服您是不可能的！您只有凭个人的经验和痛苦，才能信服！……”

“再者，您的逻辑也真稀奇！”大学生穿上睡衣，嘟哝说，“照您的说法，您十分不喜欢的那种思想对年轻人极其有害，然而对老年人却是正常的。好像问题在于白头发似的。……这种老年的特权是从哪儿来的？它有什么根据呢？如果这种思想真是毒药，那它对一切人就都有毒。”

“哎，好老弟，不，您可别这么说！”工程师说，狡猾地一下眼睛，“您可别这么说！第一，老年人不是玩弄思想的人。他们的悲观思想不是偶然从外界得来，而是从自己头脑的深处生发出来，并且是在他们研究过各式各样的黑格尔和康德，受过许多苦，犯过无数错误，一句话，从最低一级升到最高一级，爬完整个梯子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他们的悲观思想有个人的经验和坚实的哲学发展成果作为背景。第二，老年的思想家不像您和我那样，他们的悲观主义不是高谈阔论的资料，而是世界性的痛苦和受难，他们的思想有基督教作基础，因为它来自对人类的爱，来自关怀人类的思想，完全没有在玩弄思想的人那里常常可以见到的利己主义。您藐视生活，恰恰是因为您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一无所知，您害怕的只是您自己的死亡罢了。真正的思想家之所以痛苦却是因为大家对真理一无所知，他为所有的人害怕。比方说，离这儿不远，住着一个公家的守林人伊凡·亚历山德雷奇。他是个很好的小老头。以前他曾在某地做过教员，写过一些文章，鬼才知道他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过他是个极聪明的人，精通哲学。他读过许多书，现在还经常读。喏，不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格鲁左夫区碰见他。……那儿正巧在铺枕木和铁轨。这活儿不复杂，然而伊凡·亚历山德雷奇是外行，觉得这近似魔术。一个有经验的工人不消一分钟就能铺好一块枕木，把一根铁轨钉在上面。工人们劲头很高，干得确实熟练而麻利，特别是有一个家伙，用锤子砸钉帽非常灵巧，一锤子就能砸紧，锤子的柄却几乎有一俄丈长，每根钉子也有一英尺[17]长。伊凡·亚历山德雷奇久久地瞧着这些工人，十分感动，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说：‘多么可惜啊，这些出色的人也要死！’这样的悲观主义我是理解的。……”

“这些话什么也没证实，什么也没有说明，”大学生说，盖上一条被单，“这都是白费工夫！人人都什么也不懂。什么事都不能靠话语来证明。”

他从被单底下伸出脑袋，抬起头来，生气地皱起眉峰，很快地说：

“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相信别人的话语和逻辑，认为它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话语可以随意证明什么，也可以随意否定什么，不久人们就会把说话的技术改进到这样一种地步，简直能够像数学那么精确地证明二乘二等于七呢。我喜欢听人讲话，也喜欢看书，可是讲到相信，那么多谢多谢，我办不到，也不想办到。我只相信上帝，至于您，哪怕您对我一直讲到基督二次降世，哪怕您再勾引五百个基索琪卡，我大概也只有到神智失常的时候才会相信。……晚安！”

大学生把头蒙在被单里，转过脸去对着墙，有意用这个动作来让人明白他既不愿意听人讲话，自己也不愿意谈话。这场争论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和工程师躺下来睡觉之前，走出这个小屋。我又看见了那些灯火。

“我们这些闲谈一定使您厌倦了！”阿纳尼耶夫说，打个哈欠，瞧着天空，“嗯，可不是，先生！在这个寂寞无聊的地方，唯一的乐趣也就是喝葡萄酒和高谈阔论了。……好一条路堤啊，主！”我们走到路堤那儿，他感动地说，“这不能算是路堤，简直是阿拉拉特火山[18]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些灯光使得那位男爵想起亚玛力人，可是我觉得它们倒像人的思想。……您知道，每个人的思想也像这样分散凌乱，在昏暗中顺着一条直线往一个什么目标伸展过去，什么也没有照亮，更没有照亮黑夜，临到过了老年，就远远地，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哲学也讲得够了！现在该睡觉了。……”

我们回到小屋里，工程师硬要我睡他的床。

“哎，您请！”他央求说，把两只手按在他的心上，“我求求您！至于我，您自管放心。……我哪儿都能睡，而且我还不会马上就睡。……请您赏个脸吧！”

我同意了，脱掉衣服，躺上床。他却靠着桌子坐下，画他的图。

“我们这班人，老兄，是没有工夫睡觉的，”他等到我躺下，闭上眼睛，就小声说，“谁有妻子，有两个儿女，谁就顾不上睡觉了。他就得供他们吃，供他们穿，还得存下一点钱留到将来用。我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个男孩子，是个小坏包，长着一副好相貌。……他还不满六岁，不过我得告诉您，他倒有很不平常的本领了。……我这儿本来有他们的照片，不知放在哪儿了。……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

他翻动纸张，找到照片，开始观赏。我睡着了。

我是被阿左尔卡的吠叫声和人们响亮的说话声惊醒的。冯·希千堡只穿着内衣，光着脚，蓬松着头发，站在门口，正在跟一个什么人高声说话。天亮了。……阴暗的蓝色曙光照进门口、窗口和小屋墙上的裂缝，微微照亮我的床、放着纸张的桌子和阿纳尼耶夫。工程师躺在地上，身子下面铺着一件毡斗篷，脑袋底下垫一个皮枕头，挺起肌肉饱满的、毛茸茸的胸膛，睡着了，鼾声很响，闹得我从心里怜惜那个大学生，因为他每天晚上不得不跟这位工程师在一处睡觉。

“我们凭什么要收下？”冯·希千堡叫道，“这不关我们的事！你去找察里索夫工程师！这些锅是从谁那儿运来的？”

“从尼基丁那儿……”一个男低音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好，那你就去找察里索夫吧。……这不归我们管。你呆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着车子走开！”

“老爷，我已经到察里索夫老爷那儿去过了！”男低音越发闷闷不乐地说，“昨天一整天顺着铁路线找他老人家，可是到了他老人家的小屋里，人家对我们说，他老人家已经到迪姆科夫区去了。您行行好，收下吧！要我们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沿着铁路线走啊走的，不知道要运到什么地方才算完事。……”

“什么事？”阿纳尼耶夫醒过来，很快地抬起头，用嘶哑的声音问。

“他们从尼基丁那儿运来一些锅子，”大学生说，“要求我们把那些锅子收下。可是我们凭什么收下？”

“叫他们滚蛋！”

“行行好，老爷，把这件事儿了结了吧！这些马有两天没吃东西，东家多半要生气了。要我们把锅子拉回去还是怎么的？既是铁路买下了锅子，就该收下才是。……”

“可是，笨蛋，你得明白这不关我们的事！去找察里索夫！”

“什么事？是谁啊？”阿纳尼耶夫又用嘶哑的声音问道，“见他们的鬼！”他骂着，站起身，往门口走去，“什么事？”

我穿上衣服，大约过了两分钟，也走出了小屋。阿纳尼耶夫和大学生，两人都只穿着内衣，光着脚，正在激烈地对那个乡下人解释着什么，显得很不耐烦；而乡下人站在他们面前，脱掉帽子，手里拿着鞭子，显然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两人脸上都露出正在办一件日常琐事的神情。

“我要你这些锅子有什么用处？”阿纳尼耶夫叫道，“我把它们扣在我脑袋上还是怎么的？要是你没找到察里索夫，那就找他的助手，别来打扰我们！”

大学生看到我，大概想起昨天晚上那一番谈话，于是操心的神情就从他的脸上消失，换上了头脑懈怠的神情。他对乡下人摆一下手，心里不知想着什么事，走到一旁去了。

早晨天色阴沉。沿着昨天晚上灯火照亮的铁路线，聚合了许多刚刚醒过来的工人。空中响起说话声和手推车的吱嘎声。工作日开始了。有一匹瘦小的马，套着绳索马具，已经拉着一车沙土慢腾腾地往路堤走去，用尽气力伸长脖子。……

我开始告辞。……昨天晚上我们说过许多话，可是临到我走时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如今，到了早晨，整个谈话如同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点点灯光和基索琪卡的形象了。我骑上马，最后看一眼大学生和阿纳尼耶夫，看一眼那条神经质的狗和它那双没有光彩仿佛喝醉酒的眼睛，看一眼在早晨的迷雾中显出身影的工人们，看一眼路堤，看一眼那匹伸长脖子的小马，暗自想道：

“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

等到我用鞭子抽我的马，顺铁路线奔去，等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前面只有一片没有尽头的、阴郁的平原和阴沉寒冷的天空，我就不由得想起昨天晚上谈论的种种问题。我暗自思忖着，而那片被阳光晒枯的平原、辽阔的天空、远处那黑乎乎的一片橡树林、那大雾迷漫的远方，却好像在对我说：“是的，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

太阳升上来了。……

[1] 《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两个民族。

[2] 《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两个民族。

[3] 《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两个军事领袖。

[4] 《旧约·撒母耳记》中的两个军事领袖。

[5] 都是俄国的内地小城。

[6] 都是俄国的内地小城。

[7] 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

[8]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

[9] 中国称为库页岛。

[10] 法国东南滨海的一个疗养胜地。

[11] 原文为德语。

[12] 这两句话引自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13] 在俄语中，“基索琪卡”是猫的爱称。

[14] 一种甜味的红葡萄酒。

[15] 这句话出自《圣经·约翰福音》。

[16] 尼古拉的小名。

[17] 英国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30.5厘米。

[18] 指土耳其东部的火山，位于亚美尼亚、伊朗交界处附近。

美人

一

我记得当初我还是中学五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回跟我爷爷一块儿坐车从顿河区的大克烈普科耶村到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城去。那是八月里一个炎热的白昼，叫人烦闷得难受。骄阳似火，干燥的热风把一股股尘土向我们迎面刮来，弄得我们的眼皮粘在一块儿，嘴里发干，既不想观赏风景，也不想谈话，更不想思考了。每逢睡意蒙眬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梢碰到我的制帽，我总是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昏睡中醒过来，无精打采而又温和地瞧着远方，隔着尘烟看一看有没有村子。为了喂马，我们在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名叫巴赫契-萨里的大村子里，在爷爷认识的一个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中停下来。我生平从没见过什么人比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滑稽。请您想象一个小小的、剃光的脑袋，脸上生着两道倒挂下来的浓眉、一个鸟鼻子、两撇又长又白的唇髭、一张宽阔的嘴，嘴里叼着一根樱桃木做的长烟管。那个小脑袋胡乱地粘在一个消瘦而伛偻的身体上，身上穿一套稀奇古怪的衣服：上身是一件短短的红褂子，下身是一条蓝得耀眼的肥裤子；走起路来叉开腿，脚上趿一双拖鞋。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取下嘴里的长烟管，一举一动带着纯粹亚美尼亚人的尊严：脸上没有笑容，瞪起眼睛，极力不去注意他的客人。

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既没有风，也没有尘土，不过仍旧像草原上和大道上那样使人感到不舒服，闷热，无聊。我记得我满身尘土，热得四肢无力，坐在墙角一口绿色的箱子上。没上油漆的木墙、家具、涂过赭石的地板，发出被太阳晒热的干木料的气味。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那个亚美尼亚人低声谈着放牧，谈着牧场，谈着绵羊。……我知道他们要花整整一个钟头才能烧好茶炊，爷爷喝茶也总得喝它一个钟头，然后再躺下来睡上两三个钟头，因此我得用这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来等他，这以后就又是炎热、尘土、颠簸的大板车。我听着那两个人嘟嘟哝哝的说话声，开始觉得那个亚美尼亚人、那个放着碗盏的食具柜、那些苍蝇、那些听任骄阳晒进来的窗子，我好像已经看了很久很久，而且一直要到很远的将来才能不看似的，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对草原，对太阳，对苍蝇的憎恨。……

一个戴着头巾的乌克兰女人端来一个放着茶具的托盘，然后又端来茶炊。亚美尼亚人不慌不忙地走进前堂，嚷道：

“玛西雅！来斟茶！你在哪儿啊？玛西雅！”

这时候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姑娘走进房间来，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连衣裙，戴一块白色的小头巾。她站在那儿洗茶具，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我只看得见她的腰很细，两只光光的小脚让长裤腿盖住了。

主人请我去喝茶。我就在桌旁坐下，瞧着递给我茶杯的姑娘的脸，突然间，我觉得仿佛有一股风吹过我的灵魂，吹掉灵魂里这一天的种种印象、烦闷和尘土。我看见了一张以前在现实生活里和在梦乡中从没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脸。原来我面前站着一个美人，如同一道闪电似的，我第一眼就瞧出来了。

我愿意起誓：玛霞，或者按她父亲的称呼，玛西雅，是个真正的美人，不过要证明这一点我却办不到。有的时候天边胡乱地挤集着许多云，藏在后面的太阳给那些云和天空染上各式各样的颜色：紫红、橙红、金黄、淡紫、暗红；这朵云像一个修士，那朵云像一条鱼，另一朵云又像缠头的土耳其人。晚霞布满天空的三分之一，照亮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地主房子上的窗玻璃，倒映在溪流和水塘里，在树木上颤抖；远远的，远远的，有一群野鸭，背衬着晚霞，飞到什么地方去过夜。……一个牧童赶着许多牛，一个土地测量师坐着马车走过水坝，几个老爷在散步，他们都瞧着落日，个个都认为这种景色美丽极了，然而究竟美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美丽。我爷爷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人和大自然的美素来漠不关心，这时候却也亲切地瞅了玛霞整整一分钟，问道：

“她是您的女儿吗，阿威特·纳扎雷奇？”

“是我女儿。她是我的女儿……”主人回答说。

“很漂亮的一位小姐。”爷爷称赞说。

画家会说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的美丽是古典的，严谨的。这恰好是这样的一种美：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缘故，您只要一看到它，就会很有把握地认定，您看见了端正的相貌，那头发、那眼睛、那鼻子、那嘴、那脖子、那胸脯、那年轻的身体的一切动作，合成一个完整而协调的和音，在这方面，大自然连一个最小的细节也没有做错。不知什么缘故，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恰好就应当有玛霞那样的鼻子，笔直，带一个不大的弯钩，也应当有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那样长长的睫毛，那样娇慵的眼神。您觉得她黑色的鬈发和黑眉毛正好跟她额头和脸颊的白嫩的颜色相配，就跟绿色的芦苇正好跟安静的小溪相配一样。玛霞白皙的脖子和她年轻的胸脯还没充分发育起来，然而您觉得要塑造它们却必须有巨大的创造才能才行。您看着她就会渐渐生出一种愿望，想对玛霞说一点异常愉快、诚恳而且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才好。

起初我不高兴，害臊，因为玛霞一点也不理睬我，始终低下眼睛瞧着地下。我觉得，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而骄傲的空气，把她和我隔开，严密地保护着她，不让我的眼光接触到她。

“这，”我想，“是因为我周身满是尘土，而且给太阳晒黑了，还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子罢了。”

不过后来我渐渐忘掉自己，把全身心都投进美的感觉里去了。我已经想不起草原的乏味，想不起尘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尝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桌子，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我的美的感受有点古怪。玛霞在我心里引起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痴迷，又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虽然愉快却又沉重的忧郁心情。这种忧郁模模糊糊，并不明确，像在梦里一样。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怜惜我自己，怜惜我爷爷，怜惜那个亚美尼亚人，甚至怜惜亚美尼亚姑娘本人了。我有一种心情，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一种人生中很重大而必要的东西，一种从此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我爷爷也有些忧郁。他不再谈牧场，谈绵羊，却沉默下来，呆呆地瞧着玛霞出神。

喝完茶后，我爷爷躺下来睡觉，我就走出房外，在门廊上坐下。这所房子跟巴赫契-萨里所有其他的房子一样，建在向阳的地方，没有树木，没有遮阳，没有阴影。亚美尼亚人的大院子里长满锦葵和滨藜，尽管天气炎热，却生气勃勃，充满欢乐。院子里东一道篱笆，西一道篱笆，在一道矮篱笆后面，人们正在打谷子。打谷场正中安着一根柱子，有十二匹马拴在一起，形成一个很长的半径，绕着那根柱子奔跑。旁边有一个乌克兰人走来走去，上身穿长坎肩，下身穿肥大的灯笼裤，扬起鞭子抽马，嘴里吆喝着，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好像他有意嘲笑那些马，对它们显显威风似的：

“啊——啊——啊，该死的！啊——啊——啊……没叫你们遭了瘟才好！你们害怕了？”

那些马有枣红色，有白色，有花斑色，它们不明白为什么逼着它们踩着小麦的麦秸，在一个地方团团转。它们不大乐意地跑着，仿佛很吃力，而且不高兴地摇着尾巴。风从它们的蹄子底下卷起一团团金黄色谷壳的烟雾，送到篱笆外面远远的地方去。在那些高高的新麦垛旁边，聚集着一些女人，手里拿着耙子，有几辆大车在走动。麦垛后面，在另一个院子里，也同样有那么十二匹马绕着一根柱子奔跑，也同样有那么一个乌克兰人抽着鞭子，嘲笑那些马。

我坐的那层台阶发烫；由于天气炎热，那些细栏杆和窗框子这儿那儿冒出树胶来。在台阶下面和百叶窗下面那些长条的阴影里，有些红色的小甲虫挤在一起。太阳既晒我的头，也晒我的胸脯，还晒我的后背，不过我没理会这些，只感到我身后有一双光脚在前厅、在房间里踩响木板地。玛霞收拾完茶具，顺着台阶跑下来，朝我这边带来一股风，像鸟似的飞进一个不大的、被烟熏黑的厢房里去了。那儿多半是厨房，从那里飘来烤羊肉的气味，传来亚美尼亚人气冲冲的说话声。她走进那个乌黑的门口就不见了，紧跟着门口出现一个红脸膛的亚美尼亚老太婆，驼着背，穿一条绿色的肥裤子。这个老太婆正在生气，责骂一个什么人。不久门口出现了玛霞，厨房的热气弄得她的脸发红，肩膀上扛着一个很大的黑面包。她在面包的重压下优美地弯下腰，穿过院子，往打谷场跑去，然后跳过矮篱笆，钻进金黄色谷壳的烟雾，转到一辆大车后面，不见了。那个赶马的乌克兰人放下鞭子，停住嘴，默默地往大车那边看了会儿，然后，等到亚美尼亚姑娘又在那些马身旁一闪而过，跳过篱笆，他就用眼睛跟踪她，用仿佛很伤心的语调对马吆喝一声：

“哎，巴不得你们死了才好哟，魔鬼！”

后来，我一直听见她的光脚不断走动的声音，看见她带着严肃而操心的脸色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时而跑下台阶，带给我一阵风，时而跑进厨房，时而跑到打谷场去，时而跑出大门以外。我为了看她，几乎来不及扭动我的脑袋。

她带着她的美越是常常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我的忧郁也就越沉重。我既怜惜自己，又怜惜她，还怜惜那个乌克兰人。每逢她穿过谷壳的烟雾往打谷场跑去，他总要用眼睛忧郁地跟踪她。莫非这是我对她的美丽的嫉妒？或者，莫非我惋惜这个姑娘不属于我，而且永远也不会属于我，我在她眼里是个陌生人？或者，这是因为我隐隐感到她那种少有的美是偶然的，不必要的，而且像人间万物一样，不会长久存在？或者，我这种忧郁也许是人见到真正的美的时候总会产生的那种特殊感触吧？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三个钟头的等候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把玛霞看够，卡尔波却已经赶着车子到河边，给马洗好澡，开始套车了。湿淋淋的马舒服得喷着鼻子，伸出蹄子踢车杆。卡尔波对它吆喝一声：“回——去！”我爷爷醒过来了。玛霞为我们推开吱吱嘎嘎响的大门，我们坐上车子，走出了院子，一路上都不开口讲话，好像互相生气似的。

过了两三个钟头，远远地出现了罗斯托夫和纳希切万，这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卡尔波却很快地回头看一眼，说：

“那个亚美尼亚人家的姑娘真可爱！”

然后他扬起鞭子抽一下马。

二

又一次，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坐着火车到南方去。那是五月间。在一个火车站上（那火车站大概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中间），我走出车厢，到月台上去散步。

黄昏的阴影已经投在车站的小花园里，月台上，旷野上。火车站遮住西下的夕阳，不过从火车头里冒出来一团团烟，那最上面的烟带着柔和的粉红色，这就可以看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我在月台上散步，发觉大多数散步的乘客老是在二等客车一个车厢附近走动和站定，从他们的神情看来，好像那个车厢里坐着一个有名的人物。我在这个车厢旁边遇见的好奇者当中，除了别人以外，还有一个跟我同车的旅客，他是个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可爱，就跟所有那些我们在旅途上偶然相识，不久又走散的人一样。

“您在这儿看什么？”我问。

他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往一个女人那边丢了个眼色。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年纪十七八岁，穿一身俄罗斯民族服装，头上没有戴帽子，肩膀上随随便便地搭一块小披肩。她不是车上的乘客，多半是站长的女儿或者妹妹。她站在那个车厢的窗子旁边，跟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乘客谈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我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里就突然生出先前在亚美尼亚人的村子里体验过的那种感情。

这个姑娘美极了，不管是我还是那些跟我一块儿瞧着她的人，对这一点都毫不怀疑。

如果照通常的方式把她的相貌一样一样拆开来描写，那么她真正漂亮的地方只有她那一头波浪般起伏的、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那些头发披散下来，用一根黑丝带扎住，至于那张脸的其余各部分，就或者是不端正，或者是十分平常了。她的眼睛总是眯得很细，这是由于她已经养成一种特殊的卖弄风情的习惯，或者由于近视。她的鼻子微微往上翘着，她的嘴很小，她那张脸的侧面轮廓软弱无力，她的肩膀窄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然而这个姑娘却给人留下真正的美人的印象。我瞧着她，就不能不相信：俄国人的脸要显得美丽并不需要具有严格端正的五官，不仅如此，如果这个姑娘没有她那个狮子鼻，而换上另一个端端正正、完美无缺的鼻子，像那个亚美尼亚姑娘一样，那么她的脸似乎还会因此失去它所有的妩媚呢。

姑娘正站在窗前谈话，由于黄昏的潮气而缩起身子，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眼，一会儿双手插着腰，一会儿把一只手举到头上，理一下头发。她又说又笑，脸上时而做出惊讶的神情，时而现出害怕的样子，我记得她的身体和脸一会儿也没安静过。她那美的秘密和魅力恰好完全在于这些琐碎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在于她脸容的变化，在于她对我们投来的迅速的一瞥，在于这些动作的细腻优雅正好跟她的年轻娇嫩相配，跟她在笑语声中透露出来的纯洁灵魂相配，跟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为我们十分喜爱的那种脆弱相配。

这是蝴蝶的那种美丽，跟圆舞曲、花园里的闲游、笑声、欢乐十分相称，而跟严肃的思想、悲伤、安宁就格格不入了。似乎，只要月台上刮过一股大风，或者下上一场雨，这个脆弱的身体就会突然萎缩，这种变幻莫测的美丽就会像花粉那样消散了。

“是啊……”在第二遍铃声响过以后我们向我们的车厢走去的时候，军官叹了口气，嘟哝道。

至于这个“是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打算来推敲了。

也许他感到忧郁，不想离开那个美人和春天的黄昏而走进闷热的车厢去吧，或者，他也许跟我一样无端地怜惜那个美人，怜惜自己，怜惜我，怜惜所有那些懒洋洋地勉强走回自己的车厢去的乘客吧。我们走过车站的一个窗口，看见里面有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色的电报员坐在电报机旁边，他的鬈发高高地蓬松着，颧骨突出的脸黯淡无光。军官叹了口气，说：

“我敢打赌，这个电报员爱上了那个漂亮的姑娘。生活在旷野上，又跟这么一个轻盈美妙的人儿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要想不爱上她，那可得有超人的力量才行。可是，自己是个背有点驼、蓬头散发、平淡乏味、品行端正而不愚蠢的人，却爱上一个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而且有点愚蠢的漂亮姑娘，我的朋友，这是什么样的不幸，什么样的嘲弄啊！或者，事情也许更糟，您不妨设想一下：这个电报员爱上了这个姑娘，同时他却已经结过婚，他的妻子跟他一样背有点驼、蓬头散发、为人正派。……那可真苦了！”

在我们车厢附近站着一个列车员，把胳膊肘倚在小广场的栅栏上，眼睛往美人站着的那边望。他那憔悴而肌肉松弛的脸浮肿而难看，由于夜间不得睡眠，又经受车厢的颠簸，一直显得疲乏不堪，这时候却表现出感动和十分忧郁的神情，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看见了自己的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在懊恼，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到这个姑娘不是他的，他已经过早地苍老，粗俗而臃肿，因此他跟普通的、人类的、乘客们的幸福的距离已经像他跟天空那样遥远了。

第三遍铃声敲过，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火车就懒洋洋地开动了。我们的窗外先是闪过验票员，站长，然后是花园，那个美人以及她那好看的、像孩子般调皮的笑靥。……

我伸出头去，往后看，瞧见她用眼睛跟踪这列火车，在月台上走着，经过里面坐着电报员的那个窗口，理一下头发，跑进花园里去了。火车站不再挡住西边的天空，旷野就袒露在眼前，然而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团团黑烟笼罩在绿油油、像丝绒般的冬麦地上。春天的空气也好，黑下来的天空也好，车厢里也好，都显得那么忧郁。

一个熟识的列车员走进车厢里来，动手点燃蜡烛。

命名日

一

在命名日宴会上，人们吃过八道菜，谈过无数的话以后，过命名日的人的妻子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起身走到花园里去了。必须不住地微笑和谈话的义务、餐具的叮当声、仆人的手忙脚乱、各道菜中间的长久间歇、她为了对客人遮盖自己怀孕而穿上的紧身衣，都已经使她感到筋疲力尽。她有心走开，离那所房子远些，在阴凉的地方坐一阵，定下心来想想过两个月就要生下来的孩子。她已经养成习惯，每逢从宽广的林荫道往左拐弯，踏上狭窄的小径，那些思想就会来到她的心头。在这儿，在李树和樱桃树的浓荫下面，干枯的树枝常常搔她的肩膀和脖子，蜘蛛网粘到她脸上来，她的脑子里就会升起一个性别未定、脸容不明的小宝宝的形象，于是她开始觉得，亲切地搔她的脸和脖子的，并不是蜘蛛网，而是那个小宝宝；等到小径的尽头出现一道稀疏的篱笆，篱笆的另一边立着那些用陶土做顶的矮而宽的蜂箱，停滞不动的空气里开始发散出干草和蜂蜜的气味，人可以听到蜜蜂的柔和的嗡嗡声的时候，那个小宝宝就完全占据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的心。她往往走到用细树枝编成的窝棚旁边，在一条小长凳上坐下，开始思索。

这一回她也走到小长凳那儿，坐下来，开始思索。然而在她的想象里涌现出来的却不是小宝宝，而是她刚刚离开的那些大人。她想到自己是女主人，竟丢下客人走开，不免心慌意乱；她还想起在宴会上她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她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为陪审制度，为出版问题，为妇女教育问题发生争论；她丈夫争论，照例是想在客人们面前炫耀他的保守思想，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他不喜欢她的叔叔，偏要跟他闹别扭。她的叔叔呢，反驳他，对他说的每句话都要挑毛病，为的是向出席这个宴会的人表明他尼古拉·尼古拉伊奇虽然已经五十九岁，却还保持着青春的朝气和自由思想。至于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自己，她在宴会到了尾声的时候终于忍耐不住，开始笨嘴笨舌地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问题辩护，倒不是因为妇女受高等教育需要加以辩护，只是因为依她看来她的丈夫不公平，她有意气一气他罢了。客人们对这种争论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又都认为有必要插嘴，说上很多话，其实他们全都根本不关心什么陪审制度，什么妇女教育。……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坐在篱笆的这一边，靠近窝棚的地方。太阳藏到云层里面去了，树木和空气现出下雨前那种阴郁的神态，不过天气仍然又热又闷。那些在圣彼得节前夕在各处树木下面割下的干草，还没有收集拢来，现出凄凉的样子，点缀着凋萎的花朵，冒出浓重的甜腻的气味。四下里静悄悄的。篱笆的那一边有些蜜蜂在单调地嗡嗡叫。……

突然间，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顺着小径走到养蜂场这边来了。

“天真闷热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您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下雨？”

“会下雨的，我的美人儿，不过要到夜里才会下，”一个很耳熟的男人声音懒洋洋地回答说，“会下一场大雨哩。”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思量，要是她赶紧躲到窝棚里去，人家就不会发现她，照直走过去，她也就不必讲话，不必勉强做出笑脸了。她提起连衣裙，弯下腰，钻进那个窝棚。可是马上就有一股又热又闷像蒸气般的空气直扑到她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要不是这儿闷热，要不是黑麦、茴香、细树枝的浓重气味弄得人透不出气来，那么这儿，在草顶底下，在黑暗里，倒很可以躲开客人，想一想她的小宝宝。这儿又舒服又安静。

“这个地方多好啊！”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们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彼得·德米特利奇。”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开始从两根干枝的缝隙里往外看。她瞧见她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客人柳包琪卡·谢列尔，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不久以前刚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彼得·德米特利奇把帽子推到后脑壳上，懒洋洋，没精神，因为他在宴席上喝了很多酒。他在篱笆旁边摇摇摆摆地走着，用脚把干草拨成一堆。柳包琪卡呢，热得脸色绯红，像往常那样漂亮，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瞅着他魁梧漂亮的身体的懒散动作。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知道女人们喜欢她的丈夫，她不喜欢看见他跟她们待在一块儿。彼得·德米特利奇用脚把干草拨在一块儿，好跟柳包琪卡坐在草堆上闲谈一阵，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至于漂亮的柳包琪卡温柔地瞧着他，那也不奇怪，然而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仍旧恼恨她的丈夫。她想到她马上可以偷听他们所说的话，不由得又怕又喜。

“您坐下，迷人的姑娘，”彼得·德米特利奇在干草上坐下，伸个懒腰说，“这样挺好。哦，您给我讲点什么吧。”

“谁高兴讲！我一讲不要紧，您可就睡着了。”

“我睡着？皇天在上！有这样一对俏眼睛瞧着我，我还睡得着吗？”

她丈夫的这些话，他在客人面前半躺半坐，把帽子推到脑后去的神态，也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他已经被女人们宠坏，知道她们喜欢他，所以每逢跟她们周旋，他惯于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讲话，而且据大家说，这种口气跟他倒很相配呢。他对待柳包琪卡也跟对待别的女人一样。然而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还是有醋意了。

“劳驾，您告诉我，”柳包琪卡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人家讲您被人控告，就要受审了，这是真的吗？”

“我吗？对，我就要受审了。……我的美人儿，我已经编进坏人的队伍里去了。”

“那么，为了什么事呢？”

“不为什么，只是……这主要是个政治问题，”彼得·德米特利奇打个哈欠说，“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我这个蒙昧主义者和墨守成规者在一份公文里斗胆用了一个字眼，而那个字眼在我们的区调解法官库兹玛·格利果利耶维奇·沃斯特里亚科夫和符拉季米尔·巴甫洛维奇·符拉季米罗夫这一类圣洁的格莱斯顿[1]看来却带有侮辱性。”

彼得·德米特利奇又打个哈欠，接着说：

“我们这儿有个规矩：您尽可以用不赞成的态度评论太阳，评论月亮，爱评论什么就评论什么，可是求上帝保佑，千万别碰自由主义者！求上帝保佑，这种事干不得！自由主义者好比那些糟透了的干菌子，要是您无意间用手指头碰它一下，它就往您身上撒下一股灰尘的烟雾。”

“您出了什么事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场风波完全是由一件小到无可再小的小事引起的。有那么一位教员，是个僧侣家庭出身的讨厌家伙，他向沃斯特里亚科夫递了一份状子，控告饭铺老板，说那老板在公共场合用话语和行动侮辱他。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当时教员和饭铺老板都醉得一塌糊涂，他们两人的举动都一样恶劣。如果有过侮辱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彼此都有份的。沃斯特里亚科夫应该判他们犯了破坏治安罪，叫他们两人各出一笔罚金，把他们赶出法庭了事。然而我们这儿是怎么办事的呢？在我们这儿，最重要的并不是人，也不是事实，而是招牌和头衔。一位教员，不管是什么样的坏蛋，总归是对的，因为他是教员。饭铺老板可就永远有罪了，因为他是饭铺老板和盘剥取利的人。沃斯特里亚科夫判处饭铺老板坐牢，饭铺老板就上诉到会审法庭去。会审法庭庄严地批准了沃斯特里亚科夫的判决。我呢，坚持我个人的见解。……我有点冒火。……就是这么回事。”

彼得·德米特利奇平心静气地讲着，显出满不在乎的讥诮态度。实际上，这件近在眼前就要受审的事害得他心里七上八下。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那回他从倒霉的会审法庭回来，一直竭力瞒住家里人，不让他们知道他心头沉重，不满意自己。他是聪明人，因而不能不感到他表白见解的时候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了对自己和别人掩饰这种心情，不得不说多少谎话啊！有过多少不必要的谈话，发过多少回牢骚，对那件并不可笑的事发出过多少不诚恳的笑声啊！后来他知道他要受审，就忽然泄了气，心灰意懒，睡不好觉，比平时更多地站在窗前，用手指叩击窗上的玻璃。他不好意思对他妻子承认他心头沉重，这反而惹得她不痛快。……

“听说您到波尔塔瓦省去了一趟？”柳包琪卡问。

“是的，我去过一趟，”彼得·德米特利奇回答说，“前天我才从那儿回来。”

“那儿大概挺好吧？”

“挺好。简直好得很。应当对您说明一下，我到那儿去，正赶上割草的季节。在乌克兰，割草的季节正是最富于诗意的时光。在这儿，我们有大房子，有大花园，有许多人和烦琐的事，所以您不会注意到割草。在此地，一切事情都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那边呢，我的农庄上有五十俄亩草场，平平坦坦，像我的手掌一样。无论您站在哪个窗口，到处都可以看见割草的人。他们在草场上割草，在花园里割草，一个客人也没有，什么杂事也没有，因此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所看见的，听见的，感觉到的，只有割草这件事。院子里和房间里弥漫着干草的气味，从日出到日落，镰刀的叮当声不住地响。总之，乌克兰是个可爱的地方。信不信由您，每逢我在安着吊杆的水井旁边喝水，在犹太人的小酒店里喝淡而无味的白酒，每逢在安静的黄昏听到乌克兰的提琴和铃鼓的乐声，就会有一种迷人的想法诱惑我：索性就在我的农庄上长住下去吧，爱住多久就住多久，远远地躲开会审法庭、聪明的谈话、爱发议论的女人、长时间的宴会。……”

彼得·德米特利奇没有说谎。他心头沉重，确实打算休息一下。他到波尔塔瓦省去纯粹是想避免看见自己的书房、仆人、熟人以及种种促使他想起他受伤的自尊心和他的错误的事物。

柳包琪卡忽然跳起来，害怕地摇晃胳膊。

“哎呀，蜜蜂，蜜蜂！”她尖叫道，“它蜇人！”

“得了，它不会蜇您！”彼得·德米特利奇说，“您的胆子多么小！”

“不，不，不！”柳包琪卡叫道，回过头去从肩膀上看一眼蜜蜂，赶快往回走。

彼得·德米特利奇跟着她走去，带着温情和忧郁的神态瞧她的后影。大概，他瞧着她，心里想着他的农庄，想着离群索居，而且，谁知道呢？也许他甚至想：如果他的妻子就是这个姑娘，年轻，纯洁，生气勃勃，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熏染，也没有怀孕，那么在农庄里生活下去会多么温暖而舒服啊。……

等到说话声和脚步声消失，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才从窝棚里走出来，往正房走去。她想哭。她已经由于嫉妒而十分恼恨她丈夫了。她心里明白，彼得·德米特利奇疲乏，不满意自己，羞愧，人在羞愧的时候总是首先躲着亲近的人，却对外人吐露衷曲，她也明白柳包琪卡不是一个危险的女人，所有那些在正房里喝咖啡的女人也都没有什么危险。然而总的说来，一切又都难于理解，可怕，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觉得彼得·德米特利奇好像已经有一半不属于她了。……

“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她喃喃地说，极力要了解她的嫉妒和对丈夫的恼恨，“他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我要马上把话都对他说穿！”

她决定马上去找她的丈夫，对他和盘托出，说别的女人们喜欢他，而且他自己也极力招引她们喜欢，把她们的倾心看成天赐的甘霖，这太卑鄙了，简直卑鄙之至。他把按权利来说应当属于他妻子的东西献给外人，他把自己的灵魂和良心瞒住妻子，却在随便哪个长着漂亮脸蛋的女人面前敞开胸怀，这是不公平和不正直的。他妻子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她有什么错处呢？最后，他那种做假早已惹得她厌烦：他经常装腔作势，卖弄聪明，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极力装得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跟他应有的面目不同。何必这样做假呢？莫非一个正派的人不妨做假？如果他做假，他就既侮辱了自己，又侮辱了对方，而且对他所说的那件事也不尊重。难道他不明白，如果他在法庭上卖弄聪明，装模作样，或者只是为了惹恼她的叔叔，在宴会上谈论政府的特权，他这样做无异于把法院，把自己，把那些听他讲话和瞧着他的人都看得一文也不值？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走到宽阔的林荫路上，极力装出一副神情，仿佛她刚才离席是为了要料理家务。男客们正在露台上喝蜜酒，吃草莓果，其中有个法院的侦讯官，是个上了岁数的胖子，好打趣，爱说俏皮话，这时候多半在讲有伤风化的故事，因为他一见女主人，就突然合拢两片肥嘴唇，瞪大眼睛，坐下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不喜欢本县的文官们，她也不喜欢他们那些笨拙而拘谨的妻子。他们喜欢造谣，常常到这儿来做客，虽然心里恨她的丈夫，见着他却又向他献媚。如今他们在喝酒，他们吃饱了肚子却不打算离去，她觉得他们这样待着不走，简直使人厌倦到了难受的地步。可是她为了避免显得没有礼貌，就向侦讯官殷勤地微微一笑，还对他摇一下手指头。她穿过大厅和客厅，做出笑脸，装着她是去交代一件事，安排一件事的样子。“求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有人拦住我才好！”她想。然而她不得不在客厅里站住，出于礼貌听一个年轻人坐在钢琴旁边弹琴。她站了一会儿，喝彩道：“太好了，太好了，乔治先生！”她又拍两下手，再往前走。

她在书房里找到了她的丈夫。他正坐在桌旁想心事。他的脸上现出严厉、沉思、惭愧的神色。这个人不再是在宴会上争论不已而且为客人们所熟悉的彼得·德米特利奇，却成了另外一个彼得·德米特利奇，疲乏，惭愧，不满意自己，这副模样只有他妻子才见得到。他到书房来多半是为了取纸烟。他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烟盒，里面装满纸烟。他的一只手伸在书桌的抽屉里。他拿纸烟的时候怔住了。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不由得怜惜他。事情很清楚：这个人在受苦，心情不安，也许在跟自己斗争吧。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默默地走到桌子跟前，她想表示她已经不记得宴会上的争论，不再生气，就关上他的烟盒，把它放在她丈夫上衣的侧面口袋里。

“该跟他说什么呢？”她想，“我要对他说，做假好比走进树林，越往里走就越难退出来。我要说，‘你热衷于扮演你那虚伪的角色，已经扮演得过火了；你侮辱了那些本来喜爱你、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坏事的人。你去给他们赔个罪，嘲笑自己一番吧，那样你才会觉得轻松一点。要是你希望清静，打算离群索居，那我们就一块儿离开此地吧。’”

彼得·德米特利奇一碰到他妻子的眼光，他的脸就突然现出方才在宴会上和在花园里的那种神情：满不在乎，微微带点讥讽。他打个哈欠，站起来。

“现在五点多了，”他看一眼钟说，“要是客人们大发慈悲，十一点钟告辞，那我们也还有六个钟头要等哩。不用说，这可是件快活事！”

他吹起口哨，迈开平素那种庄重的步子，慢腾腾地走出房外去了。她听见他庄重地走着，穿过大厅，然后穿过客厅，不知为什么事庄重地笑了几声，对弹钢琴的年轻人说：“好极了！好极了！”不久他的脚步声就沉寂，大概他走进花园去了。这时候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心里的感受已经不是嫉妒，也不是懊恼，而是真正痛恨他的脚步声、他那不诚恳的笑声、他的说话声了。她走到窗前，朝花园里望。彼得·德米特利奇正在林荫路上走动。他一只手放在衣袋里，另一只手打着榧子，脑袋微微往后仰着，庄重地往前走去，大摇大摆，看他的神态仿佛他很满意自己，满意这个宴会，满意他的消化能力，满意大自然似的。……

林荫路上出现了两个矮小的中学生，他们是女地主契热甫斯卡雅的孩子，刚刚来到此地，另外有一个大学生，是他们的家庭教师，陪他们一块儿来的。他穿着白色上衣和很瘦的裤子。两个孩子和大学生走到彼得·德米特利奇面前，就站定下来，大概在祝贺他的命名日。他呢，潇洒地耸动肩膀，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脸蛋，随随便便向大学生伸出一只手，眼睛却没看他。大学生多半在称赞这儿的天气，拿它跟彼得堡的天气相比较，因为彼得·德米特利奇大声说话，他的口气好像不是跟客人讲话，而是对民事执行吏或者证人发话似的：

“什么？你们彼得堡的天气冷？可是我们这儿，老弟，却有清爽的空气和成果丰硕的土地。啊？什么？”

然后，他一只手放进衣袋里，另一只手的手指打着榧子，举步往前走去。在他走进低矮的榛树林以前，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一直瞧着他的后脑壳，心里大惑不解。这个三十四岁的人是从哪儿学来这种将军般的庄重步态的？他从哪儿学来了这种严厉的优美风度？他从哪儿学来了用这种上司般的颤动音调讲话？这些“什么”啦，“嗯，是啊”啦，“老弟”啦，都是从哪儿来的？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新婚的头几个月她怕一个人待在家里闷得慌，常常坐车进城到会审法庭去。在会审法庭上，彼得·德米特利奇有时候代替她的教父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担任审判长。他一坐在审判长的圈椅上，穿着制服，胸前佩着链子，就完全变了样。威严的姿态，洪亮的嗓音，“什么”，“嗯，是啊”，满不在乎的口气……凡是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平时在家里常看到的他原有的那些合乎人情的特征，都化成了威严。在那把圈椅上坐着的已经不是彼得·德米特利奇，而是大家称之为审判长先生的另一个人了。大权在握的感觉，不容他平心静气地坐着，他总是找机会摇铃，严厉地瞅着旁听的人，大声叫嚷。……有的时候，他忽然变得看不清，听不明，威严地皱起眉头，要求人家说话大声些，往桌子这边靠近些，试问他这种近视和耳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站在威严的高处，变得看不清人的脸，听不明人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即使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本人走到他跟前，他大概也会对她吆喝一声：“您姓什么？”他对农民身份的证人讲起话来一律称呼“你”，对旁听者大嚷大叫，声音响得连街上都听得见，至于他对待律师的态度，那简直不像话。如果有个律师发言，彼得·德米特利奇就对他侧着身子坐定，眯细眼睛瞧天花板，借此表明这个律师根本是个多余的人，他不承认这个律师，也不想听他讲话。假如讲话的是一个装束寒酸的私人律师，彼得·德米特利奇就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用讥讽的、逼人的目光打量他，意思是说：嘿，现在居然有这样的律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往往打断那个律师的话说。如果有一个喜欢掉文的律师使用外来语，例如把“虚构”念成“喜构”，彼得·德米特利奇就会突然活跃起来，问道：“什么？怎么？喜构？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用教训的口气说：“不要讲那些您不理解的词。”临到律师发言完毕，离开桌子，满脸通红，一身是汗，彼得·德米特利奇却往圈椅背上一靠，得意洋洋地微笑，为胜利而高兴。在对待律师的态度方面，他有点模仿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不过，比方说，伯爵讲到“辩护人，请您少说几句吧”的时候，这话带着老年人的好意，显得自然，可是从彼得·德米特利奇嘴里说出来，就变得粗暴而且生硬了。

二

响起一阵鼓掌声。那个年轻人弹完钢琴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客人们，就赶紧走进客厅。

“您弹得真好，我都听得出神了，”她走到钢琴那儿说，“我都听得出神了。您有惊人的才能！不过，您觉得我们这架钢琴的声音有点不准吗？”

这时候，两个中学生和陪着他们来的大学生走进客厅来。

“我的上帝啊，是米嘉和柯里亚吗？”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迎着他们走过去，拖着长音高兴地说，“你们长得好大哟！简直认不出你们了！你们的妈妈呢？”

“我祝贺你们的命名日，”大学生随口说，“祝你们万事如意。叶卡捷琳娜·安德烈耶芙娜祝贺你们，并且向你们致歉。她身体不大好。”

“她多么不应该！我等她一整天了。那么您早就从彼得堡回来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问大学生，“现在那边天气怎样？”可是她没等回答，又亲热地朝两个中学生看了一眼，重说一遍：“他们长得好大哟！当初他们跟奶妈一块儿到这儿来好像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如今却做了中学生了！老的越来越老，年轻的都长大了。……你们吃过午饭没有？”

“哦，您别费心了，劳驾！”大学生说。

“你们一定没吃过午饭吧？”

“看在上帝分上，您别费心了！”

“不过你们一定饿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用粗鲁生硬的声调问，口气里带着焦躁和烦恼，这是她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她立刻咳嗽了一声，做出笑容，脸红了，“他们长得好大哟！”她温柔地说。

“您别费心了，劳驾！”大学生又说一遍。

大学生要求她不必费心，两个孩子却沉默着。显然，三个人都想吃东西。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就把他们领进饭厅，吩咐瓦西里开饭。

“你们的妈妈可不应该！”她让他们坐下，说道，“她把我完全忘了。她不好，不好，不好。……你们就这么对她说。那么您读的是哪一系？”她问大学生。

“医学系。”

“哦，您猜怎么样，我正好喜欢大夫。我很惋惜我的丈夫不是大夫。不过，比方说，要动手术或者解剖死尸，那得有多么大的勇气啊！太可怕了！您不怕？换了我，大概会吓死的。那么您一定喝白酒吧？”

“您别费心了，劳驾。”

“一路辛苦，应该喝一点，这是应该的。我是女人，不过有时候我也喝酒。米嘉和柯里亚也可以喝一点。这葡萄酒很淡，不用担心。说真的，他们长成多么漂亮的小伙子了！简直可以娶媳妇了。”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说个不停。她凭经验知道，在招待客人的时候，自己说话比听别人说话要省力得多，方便得多。自己讲话，就不必集中注意力考虑如何回答问题，变换脸上的表情了。然而她无意中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学生就开始冗长地回答，她只得听他讲下去。大学生知道她以前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对待她的态度极力显得严肃。

“您读哪一系？”她问，忘记这个问题她已经提过一次了。

“医学系。”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她已经很久没有去陪那些太太和小姐了。

“真的吗？这样说来，您日后要做大夫了？”她说，站起来，“这很好。我悔恨我自己没有学医。那么，诸位先生，你们在这儿吃饭，然后到花园里去走走。我给你们介绍几位小姐认识一下。”

她走出去，看一眼钟，刚到五点五十五分。她暗暗吃惊，时间竟走得这么慢。她心想，还要过六个钟头才会到午夜客人们走散的时候，不由得心里害怕。怎样打发这六个钟头呢？说些什么话呢？怎样对待她的丈夫呢？

客厅里和露台上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客人都分散在花园里了。

“我得邀他们在喝茶前到桦树林里去散散步，或者划划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暗想，匆匆地往玩槌球的场地走去，那儿正传来说话声和欢笑声，“我得邀老人们玩文特。……”

听差格利果利拿着空瓶子从槌球场那边向她迎面走来。

“太太们都在哪儿？”她问。

“在马林果树丛那边。老爷也在那儿。”

“哎，我的上帝啊！”槌球场上有人激烈地叫道，“这话我已经对您说过一千回了！要想了解保加利亚人，就得亲眼看见他们！不能凭报纸来判断！”

要么是由于这种嚷叫，要么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突然感到周身十分衰弱，特别是两条腿和两个肩膀。她忽然想不再说话，不再听声，不再动弹了。

“格利果利，”她懒洋洋地勉强说道，“等一会儿您伺候客人喝茶，或者干别的事的时候，请您务必不要来找我，也不要来问我什么，说什么。……样样事情您自己做主好了，而且……而且脚步声也不要太响。我求求您。……我受不了，因为……”

她没有讲完，就往槌球场走去，可是半路上想起那些太太，就又拐弯往马林果树丛走去。天空、空气、树木仍旧露出阴郁的样子，说明不久就要下雨了。天气又热又闷。大群的乌鸦预感到要变天，就在花园上空飞来飞去，呱呱地叫。林荫路越是接近菜园，就变得越是荒凉，幽暗，狭窄。有一条小径埋藏在野梨树、酢浆草、小橡树、忽布等茂密的丛林里，在这条路上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被一群小黑蚊子围住了。她用手蒙住脸，极力想象她的小宝宝。……在她的想象里，掠过格利果利、米嘉、柯里亚，今天早晨到此地来祝贺命名日的农民们的脸。……

这时候响起一个人的脚步声，她睁开眼睛。原来她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很快地向她迎面走来。

“是你吗，亲爱的？很高兴……”他喘吁吁地开口说，“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他用手绢擦着胡子剃光的红下巴，随后忽然倒退一步，把两只手一拍，瞪起眼睛，“亲爱的，这种局面要弄到什么时候为止？”他喘着气，很快地说，“我问你：到底有没有个限度？姑且不谈他那种杰席莫尔达[2]式的见解对他四周的人产生道德败坏的影响，也不谈他侮辱我心里以及每个正直而有思想的人心里的一切神圣优美的东西，这都不去谈它，可是他总该有点礼貌嘛！这是怎么回事？他叫嚷，咆哮，装腔作势，硬要装成波拿巴[3]的样子，不容人说一句话……鬼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他那样儿多么神气，笑声多么像将军，口气多么高傲！可是容我问您一声：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无非是个靠妻子过活的丈夫，只有几亩薄田的九等文官，多亏娶了个阔小姐才沾到了光！无非是暴发户，容克地主罢了，这种人多的是！简直是谢德林笔下的人物！我敢当着上帝发誓，事情不外乎下面两种情形：要么他害着自大狂，要么那只年老昏聩的耗子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说得对：如今的孩子和年轻人成熟得晚，他们时而扮演马车夫，时而扮演将军，照这样一直要扮演到四十岁才算完！”

“这是实在的，这是实在的……”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同意道，“您让我走过去。”

“现在你想想看，这会弄到什么下场？”她叔叔拦住她的去路，继续说，“这种扮演保守派和扮演将军的游戏会怎样结束？他已经被人告了一状！要受审了！我倒很高兴！他嚷来嚷去，闹来闹去，结果坐上被告席了事。并且不是地方法院或者别的什么法院，而是高等法院！看起来，比这再糟的事连想都没法想象！其次，他跟所有的人都闹翻了！今天是他的命名日，可是你看，沃斯特里亚利夫没来，亚洪托夫没来，符拉季米罗夫没来，谢伏德没来，伯爵没来。……论保守，看起来，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算是到顶了，可是就连他也没来！而且以后他再也不会来了！你瞧着就是，他不会来了！”

“哎，我的上帝啊，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问道。

“怎么会不相干？你是他妻子！你聪明，读过高等学校，你本来有力量使他成为一个诚实的工作者嘛！”

“在高等学校，人家并没教我怎样感化难于相处的人。看起来，我得为我念过高等学校而向你们大家道歉才是！”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尖刻地说，“你听我说，叔叔，要是有人成天价在你耳朵旁边老是弹一个调子，你就会坐不住，逃之夭夭。我呢，已经有整整一年成天价听这种老套头了。主啊，人总该有点怜悯心才对！”

她的叔叔做出很严肃的脸相，然后寻根究底地瞧着她，撇着嘴露出讥诮的笑容。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用老太婆的声调唱歌般地说，“对不起，太太！”他说着，彬彬有礼地一鞠躬，“既然你自己都已经受他的影响，背叛了信念，那就该早点说出来才是。对不起，太太！”

“对，我背叛了信念！”她嚷道，“你自管得意好了！”

“对不起，太太！”

她叔叔最后一次彬彬有礼地鞠躬，不过这一回他把身子偏向一边，然后缩起脖子，把两个鞋跟一碰，行了个礼，往回走去。

“蠢货，”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暗想，“他该回家才对。”

她在菜园的马林果树丛里找到太太们和青年男女们。有的人在吃马林果，有的人吃腻了，在草莓的苗床那边徘徊，或者在甜豌豆地里挖土。离马林果树丛旁边不远，有一棵枝叶茂密的苹果树，四周用木棍支撑着，木棍是从一道旧栅栏上拔下来的。彼得·德米特利奇正在这棵树附近割草。他的头发披在额头上，领结松开，表链从纽扣眼里掉出来。他每走一步路，每挥舞一下镰刀，都显出他擅长干活，而且气力很大。他身旁站着柳包琪卡和邻居布克烈耶夫上校的女儿娜达丽雅和瓦连契娜，或者照大家对她们的称呼，娜达和瓦达，这两个姑娘都贫血，身子很胖，带着病态，生着淡黄色头发，年纪十六七岁，穿着白色连衣裙，彼此非常相像。彼得·德米特利奇在教她们割草。

“这很简单……”他说，“只要会拿镰刀，别着急就成，那就是说不要过分用力。瞧，照这样。……您现在要试一下吗？”他说着，把镰刀递给柳包琪卡，“动手吧！”

柳包琪卡笨拙地用手握住镰刀，忽然脸红了，笑起来。

“您不要胆怯，柳包芙[4]·亚历山德罗芙娜！”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喊得很响，好让所有的太太小姐们都知道她跟她们在一块儿，“别胆怯！这得学！万一您嫁给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那他就要硬逼您割草了。”

柳包琪卡举起镰刀，可是又笑起来，而且笑得没了力气，立刻把镰刀放下了。她又害臊又愉快，因为人家对她说话的口气把她当作大人了。娜达却没有笑意，也不胆怯，带着严肃而冷静的面容拿起镰刀一挥，却把镰刀抡进草丛里去了。瓦达也不露笑意，跟她姐姐一样严肃而冷静，默默地拿起镰刀来，一刀砍进了土里。两姐妹做完这件事，就挽起胳膊，默默地往马林果树丛那边走去。

彼得·德米特利奇笑啊玩的，像是个小孩子。这种孩子般的淘气心情对他说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在这种时候往往变得非常和善。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喜欢他这样。不过他这种孩子气照例维持不久。这一次也一样，他拿镰刀玩了一阵，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有必要为他的游戏增添一点严肃的色彩了。

“您要知道，每逢我割草，我总是感到健康多了，也正常多了，”他说，“如果我只能过脑力劳动的生活，那我大概会发疯的。我总觉得我不是天生做文化人的！我应该割草，耕地，播种，赶马车才对。……”

于是彼得·德米特利奇开始跟那些女人谈体力劳动的优点，谈文化，然后谈金钱的害处，谈财产。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听她丈夫发议论，不知什么缘故想起了自己的陪嫁。

“总有一天，”她暗想，“他会不原谅我，因为我比他阔。他骄傲，爱面子。说不定他会恨我，因为他沾了我很多的光。”

她站在布克烈耶夫上校身旁，上校在吃马林果，也在参加谈话。

“请到这边来，”他说着，给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和彼得·德米特利奇让出路来，“这儿的果子最熟。……那么，照蒲鲁东[5]的看法，”他提高声音接着说，“财产是盗窃。不过我，老实说，不赞同蒲鲁东的见解，也不认为他是哲学家。法国人在我心目中可算不得权威，去他们的吧！”

“哎，关于蒲鲁东和各式各样的保克耳[6]，我是不懂行的，”彼得·德米特利奇说，“关于哲学您得找她谈，找我的妻子谈。她进过高等学校，对叔本华和蒲鲁东之流了解得很透彻。……”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又觉得乏味了。她又在花园小径上走来走去，两旁是苹果树和梨树。她脸上又现出仿佛要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的神情。后来她走到花匠的小屋那儿。……小屋门口坐着花匠的妻子瓦尔瓦拉和她的四个小孩，那些孩子都生着大脑袋，剃了光头。瓦尔瓦拉也怀着孕，依她计算，大概在先知以利亚节[7]之前就要分娩。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跟她打过招呼后，默默地打量她和她的孩子们，问道：

“哦，你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

紧跟着是沉默。两个女人似乎不用说话就已经互相了解了。

“头一回生孩子才可怕，”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了想，说，“我老是觉得我好像会过不了这一关，会死掉。”

“从前我也这么觉得，可是你瞧，我还是活下来了。……不要紧的！”

瓦尔瓦拉已经第五次怀孕，富有经验了，有点居高临下地看她的女主人，用教训的口气跟她说话，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她的权威。她想谈谈自己的恐惧，谈谈孩子，谈谈她的心情，然而她又担心这在瓦尔瓦拉看来会显得浅薄，幼稚。她就不开口，等着瓦尔瓦拉自己说话。

“奥丽雅[8]，我们回正房去吧！”彼得·德米特利奇在马林果树丛里叫道。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很想保持沉默，等着，瞧着瓦尔瓦拉。她情愿照这样一句话也不说，毫无必要地在这儿站下去，一直站到深夜也行。可是她又不得不走。她刚刚离开小屋，柳包琪卡、瓦达、娜达就向她迎面跑来。两姐妹并没跑到她跟前，相距还有一俄丈远就一下子停住脚，仿佛生了根似的。可是柳包琪卡却一直跑到她面前，搂住她的脖子。

“亲爱的！好人！宝贝！”她吻她的脸和脖子，不住地说，“我们一块儿到岛上去喝茶吧！”

“到岛上去！到岛上去！”长得一模一样的两姐妹瓦达和娜达异口同声地说，脸上不带笑容。

“不过天要下雨了，我亲爱的。”

“不会，不会！”柳包琪卡叫道，做出一脸的哭相，“大家都赞成去！亲爱的，好人！”

“那边的人都打算到岛上去喝茶，”彼得·德米特利奇走过来说，“你先去布置一下。……我们大家坐小船去，茶炊和别的东西得叫仆人坐着马车送去。”

他跟他的妻子并排走着，挽住她的胳膊。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很想对她丈夫说几句不中听的挖苦话，甚至想提一提她的陪嫁，总之越刻薄越好。她想了想，就说：

“为什么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没有来？多么可惜啊！”

“他不来，我倒很高兴，”彼得·德米特利奇说谎道，“这个疯子惹得我厌烦了，比辣萝卜还讨厌。”

“可是你吃饭前还一直着急地盼他来呢！”

三

过了半个钟头，所有的客人都拥到岸边系着几条小船的木桩旁边。大家纷纷讲话，发笑，由于过分忙乱而没法在小船上坐定。有三条小船已经装满乘客，还有两条小船空着停在那儿。这两条小船的钥匙却不知放在哪儿，他们不停地派人从河边回院子里去找钥匙。有人说钥匙在格利果利手里，有人说在管家那儿，还有人出主意，说把铁匠找来砸开这些锁算了。大家七嘴八舌，互相打岔，都想压过别人的说话声。彼得·德米特利奇在河岸上不耐烦地走来走去，嚷道：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钥匙应该永远放在前厅的窗台上才对！谁自说自话把它们拿走了？管家要用船的话，尽可以坐他自己那条船嘛！”

最后钥匙总算找到了。不料大家又发现缺少两副船桨。于是又惹起一场风波。彼得·德米特利奇已经走得厌烦了，索性跳上一条又窄又长的独木舟，那是用一棵杨树凿成的。他身子摇晃了一下，差点掉进水里，然后独木舟就离岸了。别的小船在小姐们响亮的欢笑声和尖叫声中，也相继随着独木舟漂走了。

洁白的云天，岸边的树木、芦苇，装满人和划动桨的小船，都倒映在镜子般的水面上；小船下面，远远地在河水深处，在无底的深渊里，又有一个天空和飞翔的鸟雀。庄园所在的河岸又高又陡，栽满树木；对面的河岸并不高陡，而是一片发绿的、浸水的宽广草地，有些水洼在发亮。小船游出五十俄丈以外去了，在旁边不陡的河岸上，从忧郁地低垂着枝条的柳树后面，露出来一些农舍和牛群，传来了歌声、醉醺醺的喊叫声、手风琴声。

河面上，这儿那儿，点缀着捕鱼者的小船，正在撒下夜间捕鱼的滚网。有一条小船上，坐着几个带点醉意的业余音乐家，在拉他们自己做的小提琴和大提琴。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坐在船舵旁边。她露出有礼貌的笑容，为应酬客人而说了许多话，同时斜起眼睛瞧着她的丈夫。他乘坐那条驶在所有的小船前面的独木舟，站在船上划着一根桨。这是一条尖头的、轻便的独木舟，所有的客人都叫它“划子”，唯独彼得·德米特利奇不知什么缘故却称之为“片杰拉克里亚”。它驶得很快，带着灵活而阴险的模样，仿佛痛恨难于相处的彼得·德米特利奇，盼望有个方便的机会好从他脚底下溜掉似的。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瞅着她的丈夫，心里厌恶他那招引大家喜爱的英俊相貌、他的后脑、他的姿态、他对女人的亲昵劲儿。她痛恨坐在小船上的一切女人，她嫉妒，同时又每分钟都在发抖，生怕那条不稳的小独木舟翻掉，惹出一场祸事来。

“慢一点，彼得！”她叫道，她害怕得心都停止跳动了。“坐到船上来！你不这样做，我们也会相信你胆子大的！”

那些跟她同船的人也搅得她心神不定。他们都是平时常见的那种不坏的人，像这样的人很多。可是现在依她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反常，恶劣。她在每个人身上只看见弄虚作假。“瞧，”她想，“划桨的这个生着栗色头发的青年男子戴着金边眼镜，留着一把漂亮的胡子，素来受他妈妈宠爱，生活幸福，家财豪富，吃得白白胖胖，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正直的、具有自由思想的、进步的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到这个县里来，还没住满一年，就已经这样说他自己：‘我们都是些地方自治活动家。’可是过不了一年，他就会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觉得无聊，动身到彼得堡去，为了替自己的逃跑辩白，到处宣扬地方自治会一无是处，他上当了。他那年轻的妻子呢，正在另一条船上目不转睛地瞧着他，真相信他是个‘地方自治活动家’，一年以后，她也会相信地方自治会一无是处。还有那个体态丰满、把胡子剪得很精细的先生，戴着草帽，上面镶着宽帽带，嘴里叼着一支贵重的雪茄烟。这个人喜欢说：‘现在我们应该丢掉幻想，动手工作了！’他养着约克郡的猪和布特列罗夫式的蜂，栽种油菜和菠萝，开办油坊和干酪制造厂，使用意大利的复式簿记。然而每到夏天，他总是卖掉自己的树林供人砍伐，把一部分土地抵押出去，为的是秋天好跟他的情妇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居住。还有我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他生彼得·德米特利奇的气，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没有回家去！”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看一下别的小船，她在那边也只看见些不招人喜欢的怪人、装腔作势的人或者狭隘浅薄的人。她回想她在县里认得的一切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哪个人有什么好处值得说一说，或者想一想。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平庸，苍白，闭塞，狭隘，虚伪，无情，大家嘴上说的并不是心里想的，他们做的也不是自己想做的事。烦闷和绝望使她透不过气来，她恨不得突然收起她的笑容，跳起来，喊一声：“我讨厌你们！”然后跳出船外，游着水回到岸上去。

“诸位先生，我们来拖住彼得·德米特利奇的船！”有人叫道。

“拖住他！拖住他！”别人响应道，“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您拖住您丈夫的船啊！”

坐在船舵旁边的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为了拖住她丈夫的船，就得看准时机，灵巧地拉住他那“片杰拉克里亚”船头上的链子。等到她弯下腰去抓那根链子，彼得·德米特利奇却皱起眉头，惊慌地瞧着她。

“你坐在那儿别着凉才好！”他说。

“要是你担心我和孩子，那你为什么折磨我？”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心里暗想。

彼得·德米特利奇承认自己败下来了，可是他不愿意坐在拖船上，就从“片杰拉克里亚”跳到本来就已经装满人的小船上，而且跳得那么随便，弄得小船猛的一歪，大家都吓得叫起来。

“他这样跳是要招那些女人喜欢他，”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暗想，“他知道他跳得挺漂亮。……”

她的胳膊和腿开始发抖，她认为这是因为她心烦，她苦恼，因为她勉强赔着笑脸，因为她周身感到不舒服。她为了对客人们掩盖颤抖，就极力大声说话，发笑，活动。……

“万一我突然哭出来，”她想，“我就推说牙痛。……”

不过那些小船终于在“好望岛”靠岸了。大家都把这个地方叫作“好望岛”，实际上它是河道上一个由大转弯造成的半岛，上面布满古老的树林，其中有桦树、橡树、柳树、杨树。树荫底下已经摆好一些桌子，茶炊在冒烟，瓦西里和格利果利穿着燕尾服，戴着线织的白手套，已经在茶具旁边忙碌不停。好望岛的对面河岸上停着运食品来的马车。一筐筐和一包包食品从马车上送到一条很像“片杰拉克里亚”的小独木舟上，渡过河，运到这边岛上来。听差啦，车夫啦，以至坐在小独木舟上的农民啦，脸上都带着过命名日那种喜气洋洋的神情，那样的神情是只有孩子们和仆人们才会有的。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动手沏茶，往头一批杯子里斟茶，这时候客人们正忙着喝酒，吃甜食。随后，野餐会上喝茶的时候照例会有的那种骚乱开始了，这使女主人感到十分乏味和厌烦。格利果利和瓦西里刚把一杯杯茶分别送到客人们手中，就有许多拿着空杯子的手伸到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面前来了。有的人要求茶里不要放糖，有的人要浓一点的茶，有的人又要淡一点的，有的人道谢，说是不想再喝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就得把这些要求都记住，然后叫道：“伊凡·彼得罗维奇，是您不要放糖吧？”或者：“诸位先生，是谁要淡一点的茶呀？”可是这时候，那个要喝淡茶或者不要放糖的人已经不记得自己的要求，把心思都放在愉快的谈话上，随手把他碰到的茶杯接下来了。离桌子不远，有些闷闷不乐的人像影子似的在散步，装出在草地里找菌子或者看盒子上的商标的样子，这是些没有拿到茶杯的人。“您喝过茶了吗？”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问道，那个被问的人却请她不必操心，说：“我等一会儿吧。”然而对女主人来说，客人不等，赶紧把茶喝完，反而省事得多了。

有的人忙于谈话，慢腾腾地喝茶，把茶杯留在手里有半个钟头之久。有的人，特别是在宴席上喝过很多酒的人，始终不离开桌子，一杯接一杯地喝个不停，弄得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连倒茶都来不及。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年轻人咬着糖块喝茶，嘴里不住地说着：“我这个有罪的人啊，就是喜欢让自己享受一下中国植物[9]的美味。”他不时长叹一声，要求道：“麻烦您再给我斟一丁点儿！”他喝下很多茶，把糖嚼得很响，以为这样做又逗笑又别致，把商人学得很像。谁都没有体会到这些小事在女主人却是苦事，而且这也确实很难体会到，因为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始终殷勤地微笑，嘴里说着敷衍的话。

可是她觉得身子不舒服。……那许多人、那笑声、那些问话、那开玩笑的青年、那些忙得头脑发昏和筋疲力尽的听差、那些绕着桌子跑来跑去的孩子，都惹得她不痛快，而且瓦达长得那么像娜达，柯里亚那么像米嘉，叫人分不清谁喝过了茶，谁还没喝，这也惹得她心烦。她觉得她勉强装出的殷勤笑容正在变成气愤的神情，她随时觉得自己会哭出声来。

“诸位先生，下雨了！”有人嚷道。

大家都抬头看天。

“是的，真下雨了……”彼得·德米特利奇肯定道，擦一下脸。

天空只掉下少数雨点，真正的雨还没来，可是客人们丢下茶杯，赶紧走了。大家先是想坐马车，可是又改变主意，往小船那边走去。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借口说她得赶快安排晚饭，要求大家容许她独自先走，就坐上马车回家去了。

她坐上马车，首先让她的脸收起笑容，休息一下。她带着气愤的脸色穿过村子，带着气愤的脸色对那些路上相遇而向她鞠躬的农民们还礼。她回到家，就从后门走进寝室，在她丈夫的床上睡下。

“主啊，我的上帝，”她小声说，“这种苦役般的劳累为的是什么呀？为什么这些人在这儿高谈阔论，装得挺快活的样子？为什么我赔着笑脸做假？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外面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这是客人们回来了。

“随他们去吧，”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暗想，“我还要再躺一会儿。”

可是有个女仆走进寝室，说：

“太太，玛丽雅·格利果烈芙娜要走了！”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跳下床，理一理头发，赶紧走出寝室去了。

“玛丽雅·格利果烈芙娜，这是怎么回事啊？”她迎着玛丽雅·格利果烈芙娜走过去，用委屈的声调说，“您急急忙忙要赶到哪儿去？”

“没法子，亲爱的，没法子呀。就是现在走，我也已经坐得过久了。我的孩子们在家里等我呢。”

“您太不应该了！为什么您不带着您的孩子一块儿来呢？”

“亲爱的，要是您容许的话，我往后就挑个平常的日子带他们来玩，不过今天……”

“哎，请您自管带来，”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插嘴说，“我会很高兴的！您那些孩子那么可爱！您替我一个个吻他们。……不过，说真的，您惹得我不高兴！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呢，我不明白！”

“没法子，没法子呀。……再见吧，亲爱的。您要保重身体。要知道，目前您怀着身孕……”

两人互相接吻。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把客人送上马车后，走进客厅去找那些太太们。那儿已经点起灯，男客们已经坐下来玩文特了。

四

吃过晚饭后，大约十二点一刻，客人们纷纷告辞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送客出去，站在门廊上，说：

“说真的，您该戴一块披巾走！天气有点凉下来。求上帝保佑，千万别受凉才好！”

“您放心吧，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客人们坐上马车，回答说，“好，再见！您要记住，我们盼着您来！可别骗我们啊！”

“唷，唷！”马车夫勒住马，吆喝道。

“赶车吧，丹尼斯！再见，奥尔迦·米海洛芙娜！”

“替我吻你们的孩子！”

马车走了，立时消失在黑暗里。在门口的灯射到大道上的一圈红光里，出现一辆新的双套马或者三套马的马车，马已经等得不耐烦，马车夫把两条胳膊向前平伸出去。宾主就又开始接吻，接着是责备，再就是要求以后再来或者戴一块披巾去。彼得·德米特利奇从前厅跑出来，扶着太太们坐上马车。

“你现在得赶着车往叶甫烈莫甫希纳那边走，”他指点马车夫说，“穿过曼基诺固然近一点，可是那儿路不好走。说不定会翻车。……再见，我的美人儿。替我向您的画家一千次致意[10]！”

“再见，亲爱的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您回屋里去吧，要不然会受凉的！外面潮湿！”

“唷！你这调皮的马！”

“您这几匹是什么马呀？”彼得·德米特利奇问道。

“这是大斋节[11]期间在哈依达罗夫买来的。”马车夫回答说。

“挺好的马儿……”

彼得·德米特利奇拍拍拉边套的马的背部。

“好，赶车吧！一路顺风！”

终于最后一个客人也走了。大道上那圈红光摇晃着，往四下里浮动，缩小，灭了，这是因为瓦西里把门廊上那盏灯取走了。从前每逢把客人送走以后，彼得·德米特利奇和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总要在大厅中面对面地跳跳蹦蹦，拍着手，唱道：“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可是现在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没有心思干这些事。她走进寝室，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下。

她以为马上就会睡着，而且会睡得酣畅。她的腿和肩膀却酸痛得反常，她讲多了话，脑袋发沉，周身仍旧感到不舒适。她拉过被子来蒙上头，躺了三分钟光景，然后从被子里伸出头来，瞧着神像前面的小灯，体验着宁静的氛围，微微地笑了。

“这样才好，这样才好……”她小声说着，蜷起腿来，她觉得两条腿好像走多了路，变得长了似的，“睡吧，睡吧。……”

她的腿放不舒服，周身也不好受，她就翻个身。寝室里，有只大苍蝇嗡嗡地飞，焦急不安地撞着天花板。还可以听见大厅里格利果利和瓦西里在小心地走动，收拾桌子。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觉得她一直要到这些声音静下来以后才会睡着，才会觉得舒服。她就又焦躁地翻个身。

她丈夫的说话声从客厅里传过来。大概有什么人留下来过夜了，因为彼得·德米特利奇正在对一个什么人讲话，声音很响：

“我不想说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是个虚伪的人。不过他不由自主地成了那么一个人，因为你们大家，诸位先生，极力要在他身上看到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的东西。他对宗教的狂热被人看作独特的智慧，他的狎昵态度被人看作好心肠，他完全缺乏见解被人看作保守主义。就算他是一八八四年牌子的保守主义者吧。可是，究其实，保守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彼得·德米特利奇生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伯爵的气，生他客人们的气，生自己的气，这当儿正在发牢骚。他骂伯爵，骂客人，恼恨自己，准备任性地发表意见，提出主张。他把客人送走后，在客厅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穿过饭厅，沿着过道，走进他的书房，然后又穿过客厅，走进寝室去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仰面朝天躺着，被子只盖到腰上（她已经觉得热了），带着气愤的脸色盯着撞天花板的苍蝇。

“莫非有人留下来过夜吗？”她问。

“是叶果罗夫。”

彼得·德米特利奇脱掉衣服，在自己的床上躺下。他默默地点上烟，也开始瞅那只苍蝇。他的眼光严厉而不安。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对着他英俊的侧影默默地看了大约五分钟。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如果她的丈夫突然扭过脸来对着她，说：“奥丽雅，我心里难受。”她就会哭起来，或者笑起来，于是她的心头就会轻松了。她认为她腿痛，周身不舒服，是因为她心里太紧张的缘故。

“彼得，你在想什么？”她问。

“哦，没想什么……”她丈夫回答说。

“近来你有些心事瞒着我。这不好。”

“为什么这就不好呢？”彼得·德米特利奇沉吟一下，冷淡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生活，所以也就不能不有自己的心事。”

“个人的生活，自己的心事……这都是空话！你要明白，你伤了我的心！”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说，翻身起来，坐在床上。“既然你心头沉重，为什么你瞒着我呢？为什么你觉得对不相干的女人说出心里话倒比对自己的妻子说合适一些呢？这不，你今天在养蜂场那边对柳包琪卡吐露你的心事，我全听见了。”

“哦，那我给你道喜。你听见了，我很高兴。”

这意思是说：你容我安静一下，别妨碍我思索！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生气了。这一天，她心头郁积的烦恼、憎恨、愤怒，仿佛突然翻腾起来了。她不肯推延到明天，一心想立刻把话都对她丈夫说穿，侮辱他，报复他。……她用力按捺自己，免得嚷起来，说道：

“你得明白，这种事可恶，可恶，可恶！今天我恨了你一整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彼得·德米特利奇也起身坐好。

“可恶，可恶，可恶！”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接着说，开始周身发抖，“用不着给我道喜！你最好给你自己道喜吧！可耻，丢脸！你虚伪到了不好意思跟你妻子同待在一个房间里的地步！你这虚伪的人！我看透了你，明白你走的每一步路！”

“奥丽雅，每逢你心绪不好，请你事先告诉我一声。那我就可以到书房里去睡觉了。”

说完这话，彼得·德米特利奇拿起枕头，走出寝室去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没有料到这一着。她眼望着她丈夫走出去的那道门，张着嘴，周身发抖，沉默了几分钟，极力要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究竟是虚伪的人在争论中自知理屈而使用的办法呢，还是处心积虑要挫伤她的自尊心？该怎样理解呢？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她的堂兄，他是个军官，是个快活人，常常笑着对她说，每逢晚上他的“妻子开始唠唠叨叨数落”他的时候，他总是拿起枕头，嘴里吹着口哨，走到自己书房里去，撇下他妻子处在一种愚蠢可笑的局面里。这个军官娶的是阔人家的女儿，是个任性而愚蠢的女人，他并不尊敬她，只是敷衍她罢了。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跳下床来。依她看来，现在她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赶快穿好衣服，走出这所房子，从此再也不回来。这所房子本是她自己的，这就会使彼得·德米特利奇越发感到难堪。她并没考虑该不该这样做，却很快地跑到书房去把自己的决定（“娘儿们的逻辑！”这个想法掠过她的心头）通知她的丈夫，并且在临别之际再说些侮辱他的刻薄话。……

彼得·德米特利奇躺在长沙发上，装出看报的样子。他旁边的椅子上点着一支蜡烛。他的脸给报纸挡住，她看不见。

“请您费神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您！”

“‘您’……”彼得·德米特利奇学着她的话说，没有露出他的脸，“这就惹人厌烦了，奥尔迦！说实在话，我累了，现在顾不上这些。……让我们明天再相骂吧。”

“不，我十分了解你！”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接着说，“你恨我！对了，对了！你恨我是因为我比你阔绰！就因为这一点，你永远也不会原谅我，永远要对我做假！（‘娘们儿的逻辑！’这想法又掠过她的心头。）现在，我知道，你在笑我。……我甚至相信，你跟我结婚也无非是贪图这财产权和那些可恶的马罢了。……哎，我真是不幸！”

彼得·德米特利奇的报纸掉在地下，他坐起来了。这种意外的侮辱使他呆住了。他像小孩那样狼狈地微笑着，茫然失措地瞧着他的妻子，向她伸出手去，仿佛要保护自己免得挨打似的，用恳求的声调说：

“奥丽雅！”

他料想她还会说出什么可怕的话，就紧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他整个魁梧的身体也开始变得像他的笑容那么孩子气和狼狈了。

“奥丽雅，你怎么能说这话？”他小声说。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清醒过来了。她突然体会到她对这个人一向疯狂般热爱着，想起他就是她的丈夫彼得·德米特利奇，她缺了他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他也疯狂般爱着她。她就放声大哭，连嗓音都变了。她抱住自己的头，跑回寝室里去了。

她扑在床上，短促的歇斯底里的哭声响彻这个寝室，使得她透不出气，胳膊和腿不住地抽搐。她想起隔着三四个房间有个客人在过夜，就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好盖没她的哭声，然而枕头却掉在地板上了。她弯下腰去拾它，不料差点摔下去。她把被子拉过来盖住脸，然而她的手不听使唤，无论抓到什么都痉挛地撕扯一通。

她觉得什么都完了，觉得她为侮辱她丈夫而说出的那些假话已经把她的生活打碎。她的丈夫不会原谅她了。她对他的侮辱是任什么温存，任什么誓言也无法抵消的。……她怎么能叫她丈夫相信她自己并不相信自己说过的话呢？

“完了，完了！”她喊着，没有注意到她的枕头又掉在地板上了，“看在上帝面上！看在上帝面上吧！”

那个客人和那些仆人多半已经被她的叫声惊醒，那么明天全县的人都会知道她发过一场歇斯底里，要为这件事纷纷责难彼得·德米特利奇不对了。她就用力抑制自己，然而哭声却变得越来越响。

“看在上帝面上吧！”她喊着，嗓音都变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喊这句话，“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觉得她身子底下的床正往下陷，她的腿给被子缠住了。彼得·德米特利奇走进寝室来，身上穿着长袍，手上举着蜡烛。

“奥丽雅，别哭了！”他说。

她翻身起来，跪在床上，被烛光照得眯细眼睛，一面哭一面说：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

她想说她受尽了那些客人、他的虚伪、她自己的虚伪的折磨，还想说她心里在翻腾，可是她能说出口的却只有这么几个字：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

“喏，你喝点水！”他递给她一杯水，说道。

她顺从地接过杯子，开始喝水，可是水泼翻了，洒在她手上，胸上，膝盖上。……“大概我现在非常不像样子！”她暗想。彼得·德米特利奇默默地扶着她躺下，给她盖上被子，然后拿着蜡烛走出去。

“看在上帝面上！”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又叫道，“彼得，你要明白，你要明白！”

突然，有个什么东西在她的下半身顶她的肚子和背部，用力那么猛，连她的哭声都中断了，她痛得直咬枕头。不过，这种疼痛立刻又放松她，她就又哭起来。

一个女仆走进来，给她理一理身上的被子，不安地问道：

“太太，好太太，您怎么了？”

“出去！”彼得·德米特利奇走到床前来，严厉地说。

“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开口说。

“奥丽雅，我求求你，安静一下！”他说，“我本来并没有打算惹你生气。要是我知道我离开寝室会对你产生这样的影响，我就不会走出寝室了。刚才我心里气闷。我是照一个诚实人那样对你说这句话。……”

“你要明白。……你虚伪，我虚伪。……”

“我明白。……得了，得了，别提了！我明白……”彼得·德米特利奇温柔地说，在她的床上坐下，“你是一时气愤才说出那种话来的，我明白。……我对着上帝赌咒，我爱你胜过爱世界上任什么东西。当初我跟你结婚，从来也没想到过你有钱。我无限地爱你，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了。……我向你担保。我从没缺过钱，也不知道钱的价值，所以不会感到你的财产和我的财产有什么区别。我素来认为我们两个人同样富裕。至于我在一些小事情上做假，那……当然，是实情。到现在为止我的生活一直过得这么不严肃，所以不知怎么，要没有这种琐细的做假可不行。现在我自己也不好受。看在上帝面上，我们不谈这些吧！……”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又感到剧烈的疼痛，就拉住她丈夫的衣袖。

“我痛，痛，痛……”她很快地说，“哎呀，好痛！”

“叫鬼抓了那些客人去才好！”彼得·德米特利奇嘟哝着，站起来，“你今天不该到那个岛上去！”他叫道，“我这个傻瓜怎么会没拦阻你呢？主啊，我的上帝！”

他懊恼地搔着头皮，摆一摆手，走出寝室去了。

后来他有好几次走进寝室来，在床边挨着她坐下，说很多话，时而讲得十分温柔，时而讲得生气，不过她已经听不大清了。她的哭声和可怕的疼痛轮流交替，她的疼痛一次比一次剧烈和长久。起初，她在疼痛的时候屏住呼吸，咬枕头，可是后来却用一种撒野的、撕裂人心的声音叫起来。有一次，她看见她丈夫坐在她身旁，想起她辱骂过他，就没有考虑这是在做梦还是彼得·德米特利奇真在这儿，伸出两只手去抓住他的手，不住地吻它。

“你做假，我做假……”她开始分辩说，“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我累坏了，失去了耐性。……”

“奥丽雅，我们房间里有外人！”彼得·德米特利奇说。

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微微抬起头来，看见瓦尔瓦拉跪在五屉柜那儿，拉出下面一层抽屉。上面几层抽屉已经拉出来。瓦尔瓦拉开完五屉柜以后，站起来，由于用力而涨红了脸，带着冷静庄严的脸色开一个小匣子。

“玛丽雅，我打不开！”她小声说，“你来开吧。”

女仆玛丽雅正用剪刀挖着烛台，好把一支新蜡烛放上去。她走到瓦尔瓦拉那儿，帮她开小匣子。

“一样东西都不许关紧……”瓦尔瓦拉小声说，“那个小盒，我的好人，也得打开。老爷，”她对彼得·德米特利奇说，“您得打发人到米哈依尔神父那儿去一趟，叫他把圣像壁中门打开！一定得打开！”

“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彼得·德米特利奇呼吸急促地说，“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去请大夫或者接生婆来！瓦西里去了没有？再派一个人去。就派你丈夫去好了！”

“我要生孩子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心里想，“瓦尔瓦拉，”她呻吟着说，“不过，这孩子一定不会活着生下来！”

“没什么，没什么，太太……”瓦尔瓦拉小声说，“上帝保佑，他会豁着的（她把‘活’念成‘豁’）！他会豁着的！”

等到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再一次阵痛后清醒过来，她就再也不能痛哭，再也不能翻身，只能不断呻吟了。即使在她不觉得疼痛的当口，她也不能不呻吟。蜡烛还点着，可是清晨的曙光已经射进窗帘来。这时候大概是早晨五点钟左右。寝室里小圆桌旁边坐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女人，系着白围裙，脸上现出低声下气的模样。从她的体态看得出来，她已经坐了很久。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猜出这个人是接生婆。

“快要生下来了吗？”她问道，同时在自己的说话声里听到一种不熟悉的特别音调，这在她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大概会难产死亡的。”她暗想。

彼得·德米特利奇小心地走进寝室来，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站在窗前，背对着他的妻子。他把窗帘撩起一点儿，看着窗外。

“好大的雨啊！”他说。

“几点钟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问，为的是再听一次她的说话声里那种不熟悉的音调。

“五点三刻。”接生婆回答说。

“要是我真死了，那会怎么样？”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暗想，看着她丈夫的头，看着被雨点敲打的窗玻璃，“他缺了我怎样生活下去呢？他跟谁一块儿喝茶，吃饭？到傍晚跟谁一块儿谈话，睡觉呢？”

依她看来，他显得那么弱小，孤苦伶仃，她不由得怜惜他，想对他说些好听的、温存的、安慰的话。她回想今年春天他原本打算买几条猎狗，可是她认为打猎是残忍而危险的娱乐，就没让他买。

“彼得，你买几条猎狗吧！”她呻吟道。

他放下窗帘，走到床跟前，想开口说话，然而这时候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觉得一阵疼痛，就用撒野的、撕裂人心的声音喊叫起来。

由于疼痛，不断的叫喊和呻吟，她终于变得麻木了。她听着，看着，有时候也说话，可是对什么都不大了解，只感到她在痛，或者马上就要痛了。她觉得命名日似乎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不是昨天，却仿佛是一年以前的事。她这种疼痛的新生活，仿佛比她的童年时代、她在中学和高等学校读书的时期、她的婚姻生活都要长久，而且还要长时期地延续下去，不会有尽头了。她看见仆人给接生婆端茶来，中午招呼她去吃早饭，后来又招呼她去吃午饭。她看见彼得·德米特利奇常常走进来，在窗前站上很久，又走出去，另外还有几个陌生的男人、女仆、瓦尔瓦拉也常常进出。……瓦尔瓦拉老是说：“会豁着的，会豁着的。”一看见有人关五屉柜的抽屉就生气。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看见房里和窗外的亮光常常变换，一会儿幽暗，一会儿迷迷蒙蒙，像是有雾，一会儿如同白昼，跟昨天午饭时候那样明亮，一会儿又幽暗了。……每次变化都要延续很久，就跟她的童年时代、她在中学和高等学校读书的时期一样长。……

傍晚有两位医生来给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动手术，一位很瘦，秃头，留一把很宽的红胡子，另一位生着犹太人的脸型，黑皮肤、黑头发，戴一副价钱便宜的眼镜。她眼看陌生的男人碰她的身体，却毫不在意。她已经没有羞耻的感觉，也没有意志，人人都可以随意摆布她。即使这时候有人拿着刀子向她扑过来，或者侮辱彼得·德米特利奇，或者夺去她生小宝宝的权利，她也不会说一句话的。

动手术的时候，她闻了哥罗芳[12]。等她事后清醒过来，疼痛却还是延续不断，而且痛得受不了。那时候是夜里。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想起仿佛以前有过这样一个夜晚，安安静静，神像前面点着小灯，接生婆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五屉柜的抽屉拉开来，彼得·德米特利奇站在窗前，然而，好像那是老早老早以前的事了。……

五

“我没有死……”等到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又了解周围的事，不再觉得疼痛以后，她暗自想道。

夏季明亮的白昼从寝室里两个敞开的窗口照进来。窗外，花园里，麻雀和喜鹊一秒钟也不停地叫着。

五屉柜的抽屉已经关上，她丈夫的床收拾整齐了。寝室里没有接生婆，没有瓦尔瓦拉，没有女仆，只有彼得·德米特利奇仍旧站在窗前，一动也不动，瞧着花园里。听不见婴孩的啼哭声，谁也没有来道喜，或者高兴，看来，小宝宝生下来却没有活着。

“彼得！”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叫她的丈夫。

彼得·德米特利奇回过头来看。大概从最后一个客人告辞，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侮辱她丈夫以后，已经过了很多时间，因为彼得·德米特利奇明显地变得消瘦憔悴了。

“你要什么？”他走到床前，问道。

他眼睛瞧着一旁，嘴唇努动着，像小孩那样狼狈地微笑。

“事情都完结了吗？”奥尔迦·米海洛芙娜问道。

彼得·德米特利奇想回答一句话，可是他的嘴唇发抖，嘴巴像老人似的撇着，就跟她那掉了牙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一个样。

“奥丽雅！”他说，绞着手，他的眼睛里忽然滴下几颗大泪珠。“奥丽雅！我不需要你的财产权，不需要会审法庭……”他哽咽一下，“……不需要特殊的见解，不需要那些客人，也不需要你的陪嫁……我什么都不需要！为什么我们没保住我们的孩子呢？唉，说这些也无益了！”

他摆一下手，走出寝室去了。

可是这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简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她的脑子由于哥罗芳的作用变得昏昏沉沉，心里一片空白。……她至今还处在刚才两位医生给她动手术的时候，她对生活麻木、冷漠的那种状态之中。

[1]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在此借喻政治家。

[2]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一个粗暴的警察。——俄文本编者注

[3] 指拿破仑。

[4] 上文柳包琪卡是柳包芙的小名。

[5]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评资本主义社会。

[6] 保克耳（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论社会学家。

[7] 以利亚节在旧俄历7月20日。

[8] 奥尔迦的爱称。

[9] 指茶叶。

[10] 原文为法语。

[11]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40天。

[12] 一种麻醉剂。

精神错乱

一

一天傍晚，医科学生迈尔和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专科学校学生雷布尼科夫，去看他们的朋友，法律系学生瓦西里耶夫，邀他跟他们一块儿去逛C街。瓦西里耶夫起初很久不肯答应，可是后来穿上大衣，随他们一起走了。

关于堕落的女人，瓦西里耶夫知道得很少，只听别人说起过或者从书本上看到过，至于她们居住的房子，他有生以来一次也没有去过。他知道人间有些不道德的女人，在不幸的景况，例如环境、不良的教育、贫穷等压力下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名誉去换钱。她们没有体验过纯洁的爱情，她们没有儿女，她们享受不到公民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和姐妹为她们痛哭，仿佛她们已经死了似的。科学鄙弃她们，把她们看成坏人，男人用“你”称呼她们。可是尽管这样，她们却没有丧失上帝的形象[1]。她们都体会到自己的罪恶，希望得救，凡是可以使她们得救的办法，她们总是尽心竭力去做。固然，社会不会原谅人们的过去，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埃及的圣徒马利亚[2]并不比别的圣徒低下。每逢瓦西里耶夫在街上凭装束或神态认出一个堕落的女人来，或者在幽默刊物上看到对那种女人的描写，他就总是想起以前在书上读过的一个故事：一个青年男子，心地纯洁，富于自我牺牲的热情，爱上一个堕落的女人，请求她做他的妻子，可是她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种幸福，就服毒自尽了。

瓦西里耶夫住在特威尔斯科依大街上一条小巷子里。他跟两个朋友一块儿走出家门的时候将近十一点钟。不久以前下过今年第一场雪，大自然的一切给这场新雪盖没了。空气里弥漫着雪的气味，脚底下的雪微微地咯吱咯吱响。地面、房顶、树木、大街两旁的长凳，都那么柔软、洁白、清新，这使得那些房屋看上去跟昨天不一样了。街灯照得更亮，空气也更清澈，马车的辘辘声更加响亮。在新鲜、轻松、冷冽的空气里，人的灵魂也不禁迸发出一种跟那洁白松软的新雪相近的感情。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医科学生用他那好听的男中音唱起来，“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3]

“看那磨坊呀……”艺术家接着他的歌声唱起来，“它已经坍塌……”

“看那磨坊呀……它已经坍塌……”医科学生重复唱道，拧起眉毛，悲凉地摇头。

他停住唱，用手擦了擦脑门子，想一想下面的歌词，然后又大声唱起来，声音那么好听，招得街上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他：

从前我自由自在，

在这儿有过自由的恋爱……

这三个人走进一家饭馆，没脱大衣，靠着柜台各自喝了两杯白酒。瓦西里耶夫喝第二杯以前，发现自己的酒杯里有一点软木塞的碎屑，就把杯子举到眼睛跟前，眯起他那近视的眼睛看了很久。医科学生不明白他这种表情，就说：

“喂，你瞧什么？劳驾，别想大道理。白酒是给我们喝的，鲟鱼是给我们吃的，女人是给我们玩的，雪是给我们踩的。至少让我们照普通人那样生活一个傍晚吧！”

“可是我什么话也没说啊……”瓦西里耶夫笑着说，“难道我不肯去吗？”

喝了白酒，他胸中发热。他带着温情看他的朋友，欣赏他们，羡慕他们。这两个健康、强壮、快活的人多么平静自若，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多么完整而又洒脱啊！他们爱唱歌，喜欢看戏，能画画儿，健谈，酒量大，而且喝完酒以后第二天不会头痛。他们又风雅又放荡，又温柔又大胆。他们能工作，也能愤慨，而且会无缘无故哈哈大笑，说荒唐话。他们热烈，诚实，能够自我牺牲，作为人来说，他们在各方面都不比他瓦西里耶夫差。他自己却每走一步路，每讲一句话都顾虑重重，多疑，慎重，随时把小事情看成大问题。他希望至少有一个晚上能够照他的朋友那样无拘无束、摆脱自己的羁绊才好。需要喝白酒吗？他要喝，即使第二天他会头痛得裂开也不管。他们拉他到女人身边去吗？那他就去。他会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快活地招呼过路的行人……

他笑着走出饭馆。他喜欢他的朋友戴一顶揉皱的宽边呢帽，做出艺术家不修边幅的神气；另外一个戴着一顶海狗皮的鸭舌帽，他并不穷，却故意装成有学问的名士派的模样。他喜欢雪，喜欢街灯的苍白亮光，喜欢行人的鞋底在新雪上留下的清楚而乌黑的脚印。他喜欢那种空气，特别是空气中那种清澄的、温柔的、纯朴的、仿佛处女样的情调，这种情调在大自然中一年只能见到两次，那是在大雪盖没万物的时候和春季晴朗的白昼或者月夜河中冰面崩裂的时候。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呀，”他低声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不知什么缘故，这几句歌词一路上没有离开他和他朋友的舌头，他们三个人信口唱着，彼此的歌声却又合不上拍子。

瓦西里耶夫的脑海里正在想象大约十分钟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们怎样敲门，怎样溜进小小的黑暗的过道和房间，悄然走到女人身边去，他自己怎样利用黑暗划一根火柴，于是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一张受苦的脸和一副惭愧的笑容。那个身世不明的女人也许生着金发，也许生着黑发，不过她的头发一定披散着，她多半穿一件白睡衣。她见了亮光吓一跳，窘得不得了，说：“我的天呐！您这是干什么呀？吹灭它！”那情形可怕得很，不过倒也新奇有趣。

二

几个朋友从特鲁勃诺依广场拐弯，走上格拉切夫卡大街，便很快走进一条巷子，那条巷子瓦西里耶夫只闻其名，却没有来过。他看见两长排房子，窗户里灯火辉煌，大门洞开，还听见钢琴和提琴的欢畅乐声从各个门口飘出来，混成一片奇怪的嘈杂声，仿佛在黑暗中有一个目力看不见的乐队正在房顶上调弦似的。瓦西里耶夫不由得吃了一惊，说：

“妓院好多呀！”

“这算得了什么！”医科学生说，“在伦敦比这儿多十倍呢。那儿总有十来万这种女人。”

马车夫安静而冷漠地坐在车座上，跟所有巷子里的车夫一样。两旁人行道上的行人也跟别的巷子里的行人一样。谁也不慌张，谁也不竖起衣领来遮挡自己的脸，谁也不带着责备的神情摇头……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钢琴和提琴的杂乱声、明亮的窗口、敞开的大门，使人感到一种毫不掩饰、无所顾忌、厚颜无耻、大胆放肆的味道。大概古代奴隶市场上也是这么欢畅嘈杂，人们的脸容和步态也这么淡漠吧。

“我们从开始的地方开始吧。”艺术家说。

几个朋友走进一个窄过道，过道里点着一盏反光灯，照得很亮。他们推开门，就有一个穿黑礼服的男子，懒洋洋地从前厅一张黄色长沙发那儿站起来，他睡眼惺忪，脸上的胡子没刮，像个仆役模样。这地方有洗衣房的气味，另外还有酸醋的气味。穿堂里有一扇门通向一个灯火明亮的房间。医科学生和艺术家在门口站住，伸出脖子一齐往房间里瞧。

“Buona sera，signori，rigolleto-hugenotti-traviata！”[4]艺术家开口了，还照戏台上的动作脱帽行礼。

“Havanna-tarakano-pistoleto！”[5]医科学生说，把帽子贴紧胸口，深深一鞠躬。

瓦西里耶夫站在他们后面。他原想也跟演戏那样脱帽行礼，说点胡闹的话，可是他只能笑一笑，而且感到一种跟害臊差不多的困窘，焦急地等着看这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门口出现一个十七八岁的金发小姑娘，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一件短短的淡蓝色连衣裙，胸前用白丝带打了个花结。

“你们干吗站在门口？”她说，“脱掉大衣，上客厅里来啊。”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一面仍旧讲着意大利语，一面走进客厅。瓦西里耶夫迟疑不决地随着他们走进去。

“诸位先生，脱掉大衣！”仆役厉声说，“不能穿着大衣进去。”

客厅里除了金发姑娘以外还有一个女人，长得又高又胖，裸露着手臂，生着不是俄罗斯人的脸相。她在钢琴旁边坐着，膝头上摊着纸牌，在摆牌阵。她理也不理那几位客人。

“别的姑娘在哪儿？”医科学生问。

“她们在喝茶，”金发姑娘说，“斯捷潘，”她喊了一声，“去告诉那些小姐，说有几位大学生来了！”

过了不大工夫，又有一个姑娘走进客厅里来。她穿一件有蓝条纹的鲜红色连衣裙，脸上不高明地涂着厚厚一层粉，额头给头发遮住，眼睛一也不地瞪着，带着惊恐的神情。她一进门，立刻用粗嗄而有劲的低声唱起一支歌来。随后，又来了一个姑娘，接着，又来了一个……

这一切，瓦西里耶夫看不出有什么新奇有趣的地方。他觉得这个客厅、这架钢琴、这镶了廉价镀金框子的镜子、这花结、这一身有蓝条子的连衣裙、这些麻木而淡漠的脸，他仿佛早已在什么地方见过，而且见过不止一次似的。至于那种黑暗、那种寂静、那种神秘、那种惭愧的笑容，他原先预料会在这儿看到并使他惊恐的种种东西却连影子也没有。

样样东西都平常、枯燥、无味。只有一件事微微挑动他的好奇心，那就是可以在檐板上、荒唐的画片上、衣服上、花结上看到的仿佛故意想出来的俗气。这种俗气自有它的特色，与众不同。

“这一切是多么贫乏和愚蠢啊！”瓦西里耶夫想，“我眼前所看见的这些无聊现象有什么力量能够诱惑一个正常的人，惹得他去犯那种可怕的罪，用一个卢布买一个活人呢？为了光彩、美、风雅、激情、爱好而犯罪，我倒能够了解，可是这儿到底有什么呢？人们在这儿究竟为了什么而犯罪呢？不过……我不必再想下去了！”

“大胡子，请我喝一杯黑啤酒！”金发姑娘对他说。

瓦西里耶夫立刻窘了。

“遵命……”他说，很有礼貌地一鞠躬，“不过，小姐，请原谅，我……我不能奉陪。我不喝酒。”

过了大约五分钟，几个朋友走出门，上别家去了。

“喂，为什么你刚才要黑啤酒？”医科学生气愤地说，“好一个财主！你无缘无故白白扔掉了六个卢布！”

“既然她要喝，那为什么不可以顺顺她的心呢？”瓦西里耶夫辩白说。

“你不是顺她的心，倒顺了老鸨的心。那是老鸨吩咐她们，叫她们要客人请客的，沾光的是老鸨。”

“看那磨坊啊……”艺术家唱起来，“它已经坍塌……”

走进第二家的门，几个朋友只在前堂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进客厅。这儿跟第一家一样，也有个穿黑礼服的男子，睡眼惺忪，像仆役的模样，从前堂里长沙发上站起来。瓦西里耶夫瞧着仆役，瞧着他的脸和他那身旧礼服，暗想：“一个普普通通的俄国老百姓，在命运把他扔到这儿来当仆役之前，他该尝到过多少辛酸呀！他原先住在哪儿，是干什么的？他以后会落到什么下场呢？他结过婚没有？他母亲在哪儿？她知道他在这儿做仆役吗？”瓦西里耶夫从此每到一家妓院就不由自主地首先注意仆役。在一家妓院里(算起来大概是第四家)，有一个矮小干瘪、身体衰弱的仆役，坎肩上挂着一串表链。他正在看一份“小报”，他们走进门，他也没理会。不知什么缘故，瓦西里耶夫看着他的脸，就觉得一个有着这种脸的人一定会偷东西，杀人，做假见证。那张脸也真是有趣：宽额头，灰眼睛，扁鼻子，闭紧的薄嘴唇，神情呆板而又蛮横，就跟一只在追野兔的小猎狗一样。瓦西里耶夫暗想：最好摸一摸这个仆役的头发，看看究竟是硬的，还是软的。它一定跟狗毛那么硬吧。

三

艺术家喝下两杯黑啤酒，忽然有点醉意，活泼得反常。

“我们再走一家！”他两手来回摆动，命令道，“我要带你们到顶上等的一家妓院去。”

他带着朋友走进在他心目中算是顶上等的一家妓院以后，就坚决表示要跳卡德里尔舞。医科学生嘟嘟哝哝，说是这样就得给乐师一个卢布，不过后来他总算答应一起跳了。他们就跳起舞来。

顶上等的妓院跟顶下等的妓院一样糟。这儿也有那种镜子和画片，也有那样的发式和连衣裙。看着房间里的布置和女人身上的衣裳，瓦西里耶夫这才明白过来：这并不是俗气，而是一种可以说是C街独有、别处绝找不到的趣味乃至风尚，一种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年养成、在丑恶方面十分完备的东西。走完八家以后，他看着衣服的花色、长衣裾、鲜艳的花结、水兵式的女装、脸上浓得发紫的胭脂，就再也不觉得奇怪了。他明白这儿的一切非这样不可，万一有个女人打扮得像个普通人，或者万一墙上挂着一幅雅致的画片，那么整条街的总情调反倒会给破坏了。

“她们多么不善于卖笑啊！”他想，“难道她们不明白坏事只有在显得很美、藏起本相的时候，在披着美德的外衣的时候，才能迷人吗？朴素的黑衣服、苍白的脸、凄凉的浅笑、黑暗的房间，比这种粗俗的浓艳强得多。愚蠢啊！就算她们自己不明白这层道理，她们的客人也总该教会她们才是……”

一个姑娘穿着波兰式的衣服，边上镶着白毛皮，走到他跟前来，在他身旁坐下。

“可爱的黑发男子，您为什么不跳舞啊？”她问，“您为什么这么烦闷呢？”

“是因为无聊。”

“请我喝点拉斐特酒[6]吧。那您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瓦西里耶夫没答话。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

“您几点睡觉？”

“早晨六点钟。”

“那么什么时候起床？”

“有时候两点钟，有时候三点钟。”

“你们起来以后，干些什么事呢？”

“喝咖啡，到六点多钟吃饭。”

“吃些什么呢？”

“平平常常……总是肉汤啦，白菜汤啦，煎牛排啦，甜点心啦。我们的老板娘待姑娘们挺好。可是您问这些事做什么？”

“哦，随便问问罢了……”

瓦西里耶夫很想跟这姑娘谈许多事情。他生出强烈的愿望，想弄明白她是哪儿人，她父母在不在世，他们是不是知道她在这儿，她怎样到这妓院里来的，她究竟是快活而满足呢，还是满脑子黯淡的思想而悲伤郁闷。她日后是不是打算跳出她目前的处境……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出该从什么地方讲起，也想不出该用怎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来才不致唐突她。他想了很久才问：

“您多大岁数？”

“八十了。”少女打趣说，瞧着艺术家跳舞时候手脚做出来的怪相笑起来。

忽然间，不知为了什么事，她哈哈大笑，说了一句很长的轻狂话，声音响得很，人人都听得见。瓦西里耶夫大吃一惊，不知道该让自己的脸做出什么表情来才好，勉强地笑一笑。只有他一个人微笑，别人呢，他的朋友也好，乐师也好，女人们也好，连看也没看坐在他旁边的姑娘一眼，仿佛根本没听见她的话似的。

“请我喝点拉斐特酒吧！”他的邻座又说。

瓦西里耶夫觉得她的白毛皮边和她的嗓音讨厌，就从她身边走开了。他感到又热又闷，他的心开始跳得挺慢，可是很猛，就跟锤子敲击似的：一！二！三！

“我们走吧！”他拉拉艺术家的袖子说。

“等一会儿，让我跳完舞再说。”

艺术家和医科学生快要跳完卡德里尔舞，瓦西里耶夫为了不再看那些女人，就观察乐师们。一个仪表优雅、戴着眼镜、面貌很像巴赞元帅[7]的老人正在弹钢琴。一个青年留着淡褐色的胡子，穿着顶时髦的衣服，在拉提琴。那青年的脸容并不愚蠢，也不枯瘦，而且正好相反，聪明，年轻，鲜嫩。他的装束讲究，而且风雅，他的提琴也拉得很有感情。这就来了一个问题：他和那位仪表优雅的老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他们坐在这地方怎么会不害臊呢？他们瞧着那些女人会有什么感想呢？

要是那架钢琴和那把提琴是由两个衣衫褴褛、饿得发慌、闷闷不乐、喝醉了酒、脸容愚蠢或枯瘦的人弹奏，那么他们在这儿出现也许还容易理解。照目前这种情形，瓦西里耶夫却没法理解了。他想起从前读过的关于堕落的女人的故事，他如今却发现那个带着惭愧的笑容的人的形象跟他眼前所看见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觉得自己看见的仿佛不是堕落的女人，却像是属于另一个完全独特的世界里的人，那世界对他来说既陌生又不易理解，要是以前他在戏院的舞台上看到这个世界，或者在书本里读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不会相信……

那个衣服上镶着白毛皮的女人又扬声大笑，高声说了一句难听的话。一种嫌恶的感觉抓住他。他脸红了，走出房间去。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走！”艺术家对他喊道。

四

“方才我们跳舞的时候，”医科学生说，这时候他们三个人已经走出来，到了街上，“我跟我的舞伴攀谈了一阵。我们谈的是她第一回恋爱。他，那位英雄，是斯摩棱斯克城的会计，家里有妻子和五个孩子。那时候她才十七岁，跟爹妈住在一块儿，她爹卖肥皂和蜡烛。”

“他是用什么来征服她的心的？”瓦西里耶夫问。

“他花了五十个卢布替她买了内衣。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样看来，他倒会从他舞伴那儿打听出她的恋爱史来，”瓦西里耶夫想到医科学生，“可是我却不会……”

“诸位先生，我要回家去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种地方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才好。而且我觉得无聊、厌恶。这儿有什么可以叫人快活的呢？要是她们是人，倒也罢了，可是她们是野人，是动物。我要走了。你们呢，随你们的便好了。”

“别这样，格里沙[8]，格里戈里，好人……”艺术家苦苦哀求道，缠住瓦西里耶夫，“来吧！我们再去逛一家，然后就滚它的！……求求你！格里沙！”

他们劝得瓦西里耶夫回心转意，领他走上楼梯。那地毯、镀金的栏杆、开门的守门人、装饰前堂的彩画墙面，处处都使人感到C街的风尚，不过更加完备，更加壮观罢了。

“真的，我要回家去！”瓦西里耶夫一面说，一面脱大衣。

“得了，得了，老兄……”艺术家说，吻他的脖子，“别耍脾气……格里戈里，做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来的，我们也一块儿走。你这个人也真不近人情。”

“我可以到街上去等你们。真的！我觉得这种地方讨厌！”

“得了，得了，格里沙……既是这种地方讨厌，那你就从旁观察一下吧！你明白吗？观察一下！”

“一个人总得客观地考察万物才行。”医科学生严肃地说。

瓦西里耶夫走进客厅，坐下来。房间里除了他和他的朋友以外，还有许多客人：两个步兵军官，一个秃顶、白发、戴金边眼镜的绅士，两个测量学院的未长须的青年学生，一个醉醺醺的、有着演员脸相的男子。所有的姑娘全跟那些客人作伴去了，理也不理瓦西里耶夫。只有一个穿着 la Aida[9]的衣服的姑娘斜起眼看了看他，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笑了笑，打着呵欠说：

“来了个黑发男子……”

瓦西里耶夫心跳起来，脸上发烧。他一方面在这些客人面前觉得害臊，一方面感到腻味和苦恼。他脑子里老是有一个念头煎熬着他：他，一个正派的、热情的人(他至今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却憎恨这些女人，对她们除了厌恶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他既不怜悯这些女人，也不怜悯那些乐师和那些仆役。

“这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去了解她们的缘故，”他想，“与其说她们像人，不如说像动物，不过话说回来，她们仍旧是人，她们有灵魂。先得了解她们，然后才能下判断……”

“格里沙，别走，等等我们！”艺术家朝他喊了这么一句，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医科学生不久也不见了。

“对了，得努力了解一下才行。这样是不行的……”瓦西里耶夫接着想下去。

他开始紧张地注意每个女人的脸，寻找惭愧的笑容。可是，要么他不善于考察她们的脸，要么这些女人没有一个觉得惭愧，总之，他在每张脸上看见的只有那呆板的表情：那种日常的庸俗的烦闷和满足。愚蠢的眼睛，愚蠢的笑容，愚蠢刺耳的语声，无耻的动作，此外就没有别的了。大概她们过去都有一段风流韵事，对象是个会计，起因是五十卢布的内衣，而目前呢，她们在生活里没有别的乐趣，只求有咖啡喝，有三道菜的午饭吃，有酒喝，有卡德里尔舞跳，能够睡到下午两点钟……就行了。

既然一点也看不到惭愧的笑容，瓦西里耶夫就寻找有没有一张清醒明白的脸。他的注意力落在一张苍白的、有点困倦的、无精打采的脸上……那是一个黑发女人，年纪不算很轻了，穿一身亮闪闪的衣服。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瞧着地板想心事。瓦西里耶夫从房间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仿佛无意中在她身旁坐下来。

“我得先说些俗套头，”他想，“然后再转到严肃的问题上……”

“您穿的这身衣服好漂亮！”他说，用手指头摸了摸她那三角头巾上的金线穗子。

“哦，真的吗……”黑发女人无精打采地说。

“您是哪儿人？”

“我？远得很……切尔尼戈夫省人。”

“好地方。那地方好得很。”

“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我们不在那儿，就会觉着它好。”

“可惜我不会形容大自然，”瓦西里耶夫想，“要是我会形容一下切尔尼戈夫的风景，就说不定会打动她的心。没问题，那地方既是她的家乡，她一定爱那地方。”

“您在这儿觉得烦闷吗？”

“当然，无聊得很。”

“您既然觉得无聊，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

“我上哪儿去呢？去要饭吗？”

“就是要饭也比在这儿过活轻松得多。”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您要过饭吗？”

“对了，从前我没钱交学费的时候，四处告帮来着。即使我没要过饭，这层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叫化子不管怎样总算是个自由人，您却是个奴隶。”

黑发女人伸了个懒腰，把困倦的眼睛转过去瞧着仆役，他正托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摆着玻璃杯和矿泉水。

“请我喝一杯黑啤酒吧。”她说，又打了个呵欠。

“黑啤酒……”瓦西里耶夫想，“万一你的弟兄或母亲这当儿走进来，你会怎样？那你会怎么说？他们又会怎么说？我看，那会儿才该要一杯黑啤酒呢……”

忽然传来了哭泣的声音。从仆役端着矿泉水走进去的那个隔壁房间里，很快地走出一个金发男子，满脸通红，瞪着气呼呼的眼睛。他身后跟着高大肥胖的鸨母，尖着嗓子嚷道：

“谁也不准许您打姑娘的嘴巴！我们招待过身份比你高得多的客人，他们都不动手打人！骗子！”

人声喧哗。瓦西里耶夫心里害怕，脸色发白。隔壁房间里有人号啕痛哭，哭得那么伤心，受了欺凌的人就是这样哭的。他这才领会到，在这儿生活的确实是人，真正的人，她们跟别处的人一样也会觉得受委屈，难过，哭泣，求救……原本那种沉重的憎恨和厌恶的感觉就变成深切的怜悯和对打人者的气愤。他跑进有哭声的房里去。隔着一张桌子，隔着大理石桌面上摆着的好几排酒瓶，他看见一张痛苦的、沾着泪痕的脸，他就朝那张脸伸过手去，还朝桌子迈进一步，可是立刻又害怕地退回来。原来那哭泣的女人喝醉了酒。

人们围着那个金发男子，瓦西里耶夫却从这闹嚷嚷的人群中挤出来，心灰意懒，战战兢兢，跟孩子似的，他觉得这个陌生的、他所不能理解的世界里的人仿佛要追他，打他，拿下流话骂他似的……他从挂衣钩上摘下他的大衣，一口气跑下楼去了。

五

他站在妓院附近，倚着一道围墙，等他的朋友们出来。钢琴和提琴的声音欢畅，放纵，撒野，悲伤，在空中合成一片杂音，这混乱的声音跟先前一样，好像是黑暗里房顶上有个肉眼看不见的乐队在调弦。要是抬头往黑暗里看一眼，那么整个漆黑的背景上布满活动着的白点：天在下雪。雪片落进灯光照到的地方，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飞，跟羽毛一样，而且更加懒洋洋地落到地下。在瓦西里耶夫的四周，细雪成团地旋转，落在他的胡子上，眉毛上，睫毛上……马车夫、马、行人全变白了。

“雪怎么会落到这条巷子里来！”瓦西里耶夫想，“这些该死的妓院！”

他的腿因为方才跑下楼梯而累得发软。他喘着气，仿佛在爬山似的。他的心跳得那么响，连他自己也听得见。他给一种欲望煎熬着，打算赶快走出这条巷子，回家去，可是另外还有一种欲望比这欲望更强烈，那就是一心要等着他的朋友出来，好把自己的沉重感觉向他们发泄一下。

这些妓院里有许多事情他弄不懂，那些沉沦的女人的灵魂对他来说仍旧跟从前一样神秘，不过他现在才明白这儿的情形比可能设想的还要糟得多。要是那个服毒自尽的、自觉有罪的女人叫做堕落的女人，那么要想给眼前这些随着杂乱的乐声跳舞、说出一长串下流话的女人起一个恰当的名字就难了。她们不是正在毁灭，而是已经毁灭了。

“这儿在干着坏事，”他想，“然而犯罪的感觉却没有，求救的希望也没有。人们卖她们，买她们，把她们泡在酒里，叫她们染上种种恶习，她们呢，跟绵羊似的糊里糊涂，满不在乎，什么也不懂，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

他也明白，凡是叫做人的尊严、人格、上帝的形象的一切，在这里都受到彻底的玷污，用醉汉的话来说，就是“整个儿垮了”，这是不能单单由这条巷子和麻木的女人负责的。

一群大学生走过他面前，周身沾满白雪，快活地说说笑笑。其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学生站定下来，瞧一眼瓦西里耶夫的脸，用醉醺醺的声音说：

“咱们是同行！喝醉了，老兄？对不对，老兄？没什么，去痛快一下！走！别垂头丧气，好小子！”

他抓住瓦西里耶夫的肩头，把自己的又冷又湿的小胡子凑到他脸上，然后脚下一滑，身子摇摇晃晃，摇着两只手说：

“站稳，别摔跟头！”

他笑起来，跑着追他的同伴去了。

从嘈杂的声音里，传来了艺术家的声音：

“不准你们打女人！我不准，真该死！你们这些流氓！”

门口出现了医科学生。他往四下里张望，一眼看见瓦西里耶夫，就用激动的声调说：

“原来你在这儿！听我说，真的，简直不能跟叶戈尔一块儿出来玩！他是什么玩意儿，我简直不懂！他又闹出乱子来了！你听见没有？叶戈尔！”他朝着门里喊叫，“叶戈尔！”

“我不准你们打女人！”艺术家的尖嗓音从上面传下来。

不知什么又笨又重的东西从楼梯上往下滚。原来是艺术家从楼上摔下来了。他分明是给人推下楼来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挥着帽子，现出恶狠狠的愤慨的脸相，伸出拳头朝楼上挥舞着，嚷道：

“流氓！狠心的家伙！吸血鬼！我不准你们打女人！居然打喝醉酒的弱女子！哼，你们……”

“叶戈尔，……得了，叶戈尔，……”医科学生开始央求他，“我拿人格向你担保，我下次再也不跟你一块儿出来玩了。我拿人格担保，一定！”

艺术家渐渐平静下来，几个朋友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啊，”医科学生唱着，“违背我的本心把我领到这凄凉的河岸……”

“‘看那磨坊啊……’”过一会儿艺术家接着唱起来，“‘现在它已经坍塌……’好大的雪啊，圣母！格里沙，刚才你为什么走了？你是个胆小鬼，娘们儿，就是这么的。”

瓦西里耶夫在朋友身后走着，瞧着他们的后背，心里暗想：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我们只是觉着卖淫是坏事，其实我们把它夸张了；要么卖淫真跟大家所认定的那样是件天大的坏事，那我这些好朋友就跟《田地》[10]上面所画的叙利亚和开罗的居民们那样，成了奴隶主、暴徒、杀人犯。眼下他们在唱歌，大笑，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方才他们岂不是利用别人的饥饿、无知、麻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吗？他们的确是那样，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他们的人道、他们的医学、他们的绘画，有什么用处？这些凶手的科学、艺术、高尚的感情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里的猪油。有两个土匪，在树林里杀死一个叫化子，开始瓜分他的衣服，却在他的讨饭袋里找到一块猪油。‘巧得很，’一个土匪说，‘让我们来吃掉它吧。’‘你这是什么话？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另一个惊慌地叫道，‘难道你忘了今天是星期三吗？’他们就都没有吃。他们杀了人，走出树林，同时相信自己是严格的持斋者。同样，这两个人花钱买了女人以后，扬长而去，现在还自以为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呢……”

“听着，你们！”他尖刻而气愤地说，“你们为什么上这种地方来？难道，难道你们就不明白这种事有多么可怕？你们的医学说：这些女人个个都会害肺痨病或者什么别的病而提早死亡。艺术说：在精神方面她们死得更早些。她们每个人都因为一生中平均要接五百个嫖客而死……姑且就算五百吧。她们每个人都是给五百个男人害死的。你们就在那五百个当中！那么，要是你们每个人一生当中在这儿或者别的同类地方逛过二百五十次，那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害死一个女人！难道你们不懂吗？难道这不可怕？你们两个、三个、五个，合起来害死一个愚蠢而饥饿的女人！啊，难道这不可怕？我的上帝啊！”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艺术家皱着眉说，“我们真不该同这傻瓜和蠢材一块儿来！你当是这会儿你的脑子里生出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观念吗？不对，鬼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而决不是思想！这会儿你带着仇恨和憎恶瞧着我，可是依我看来，你与其这么瞧着我，还不如多开二十家妓院的好。你眼光里包含的恶比整个这条巷子里的恶还要多！走，沃洛佳，去他的！他是个傻瓜，蠢材，就是这么的……”

“我们人类总是自相残杀，”医科学生说，“当然，这是不道德的，可是你唱高调也还是没用啊。再会！”

在特鲁勃诺依广场上，这几个朋友告别，分手了。只剩下瓦西里耶夫一个人了，他就迅速地顺着林荫道走去。他害怕黑暗，害怕那大片大片地落下来、好像要盖没全世界的雪，害怕在雪雾中闪烁着微光的街灯。他的灵魂给一种没来由的、战战兢兢的恐怖占据了。偶尔有行人迎面走过来，而他却惊恐地躲开他们。他觉得仿佛有许多女人，光是女人，从四面八方走拢来，瞧着他……

“现在开头儿了，”他想，“我马上就要精神错乱了……”

六

在家里，他躺在床上，周身打抖，说道：

“活人！活人！我的上帝，她们是活人啊！”

他千方百计刺激他的想象，一会儿幻想自己是堕落的女人的弟兄，一会儿是她的父亲，一会儿又成了涂脂抹粉的堕落女人本身。这一切都使他满心害怕。

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不管怎样，他得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才行，他觉得这问题似乎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费了不小的劲，克制绝望的情绪，在床上坐起来，双手捧着头，开始思索怎样才能拯救今天看到的那类女人。他是受过教育的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在他是很熟悉的。他虽然异常激动，却严格地遵守那种方法。他回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献，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走了这么一刻钟，极力回想现代为了拯救这类女人而进行过的种种实验。他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和熟人住在法尔茨费因公寓、加里亚希金公寓、涅恰耶夫公寓、叶奇金公寓里……他们当中有不少诚实、无私的人。其中有些人尝试过拯救这类女人的工作……

“这些为数不多的尝试，”瓦西里耶夫想，“可以分成三组。有些人从卖淫窟里把女人赎出来以后，替她租一个房间，给她买一架缝纫机，她便做起女裁缝来。而且，不管他有心还是无意，总之，他花钱赎出她以后，就使她成了他的情妇，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他就走了，把她转交给另一个上流男子，仿佛她是一件东西似的。于是那堕落的女人仍旧是堕落的女人。还有些人呢，替她赎身以后，也给她租一个单独的房间，少不得也买上一架缝纫机，极力教她念书，对她讲宗教教义，给她买书看。这女人就住下来，觉得这事儿挺新鲜，乘一时的兴致踏起缝纫机来，可是随后就厌倦了，瞒着那个宣教士偷偷地接客，或者索性跑回可以睡到下午三点钟、喝到咖啡、吃到饱饭的地方去了。最后还有一种顶热心肠、顶肯自我牺牲的人，他们采取勇敢而又坚决的步骤。他们跟那些女人正式结婚。等到那厚颜无耻、娇生惯养或者愚蠢而受尽痛苦的动物做了妻子，主妇，后来又成了母亲，她的生活和她的人生观就整个儿翻了一个身，到后来在这妻子和母亲身上就很难认出原先那个堕落的女人了。对，结婚是最好的办法，也许还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不行！”瓦西里耶夫大声说，倒在床上，“首先我没法跟这样的女人结婚！要做那种事，人得是圣徒，不会憎恨，不懂什么叫厌恶才行。不过，姑且假定我、医科学生、艺术家能够克制自己，娶了她们，假定她们都给人娶去了，可是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这样：一方面，在这儿，在莫斯科，她们给人娶去了，另一方面，在斯摩棱斯克，一个会计什么的又会糟踏另一个姑娘，于是那姑娘会同从萨拉托夫、下诺夫戈罗德、华沙……等地来的姑娘一齐涌到这儿来补那些空缺。而且你拿伦敦那些成千成万的女人怎么办呢？你拿汉堡那些女人怎么办呢？”

煤油灯开始冒烟。瓦西里耶夫却没注意到。他又走来走去，还是在想心事。现在他换了一个方式提出问题：必须怎么办才能使得堕落的女人不再被人需要？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使那些买她们、害死她们的男人充分感到他们所扮的奴隶主角色是多么不道德，使他们不由得害怕才行。先得救男人。

“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显然没有什么用处……”瓦西里耶夫想，“唯一的办法就是传播教义。”

他就开始想象明天晚上他站在那条巷子的拐角，对每一个行人说：

“您上哪儿去？您去干什么？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才行啊！”

他转过身去对那些冷漠的车夫说：

“你们为什么把车子停在这儿？你们怎么会不生气？你们怎么会不愤慨？你们总该信奉上帝，知道这种事有罪，人干了这种事会下地狱吧，那你们怎么一声不响呢？不错，你们跟她们无亲无故，不过要知道，她们也有父亲，有弟兄，跟你们一模一样啊……”

瓦西里耶夫的一个朋友曾经谈论瓦西里耶夫，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有的人有写作的才能、演戏的才能、绘画的才能，可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博爱的才能。他对一切痛苦有敏锐的感觉。如同好演员总是在自己身上演出别人的动作和声音一样，瓦西里耶夫也善于在自己的灵魂里体会别人的痛苦。他看见别人哭泣，自己就流泪。他在病人身旁，就觉得自己也有病，呻吟起来。要是看到暴力，他就觉得暴力正在摧残自己，害怕得跟小孩似的，而且等到害怕过后总要跑过去搭救。别人的痛苦刺激他，使他激动，弄得他放不下，摆不开，等等。

这个朋友的话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当他以为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的时候，他的感觉却有点近似着魔。他又哭又笑，嘴里念出明天他要说的话，对那些肯听他的话、跟他一块儿站在街角上说教的人生出热爱来。他坐下来写信，暗自立下种种誓言……

这一切所以很像着魔，是因为这情形没维持很久。瓦西里耶夫不久就疲乏了。伦敦、汉堡、华沙那儿的无数女人压在他身上，就跟一座大山压着土地似的。他面对那许多女人不由得胆怯，心慌。他想起自己不善于言谈，想起自己又胆怯又腼腆，想起那些冷漠的人不见得愿意听他的话，了解他的话，因为他不过是个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一个胆怯的小人物罢了，又想起真正的传教工作不仅在于用嘴说话，还在于动手实干……

天已经大亮，马车已经在街道上辘辘地响起来，瓦西里耶夫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直着眼睛发呆。他不再想到女人，也不再想到男人，不再想到传教工作。他整个注意力已经转到折磨他的那种精神痛苦上去了。那是一种麻木的、空洞的、说不清楚的痛苦，既像是哀伤，又像是极端的恐怖，又像是绝望。他指得出来哪儿发痛：就在胸口，他的心底下。可是他又没法拿别样的痛苦与之相比。过去，他害过很厉害的牙痛，害过胸膜炎和神经痛，可是拿那些来跟这种精神痛苦相比，简直算不得什么。有了这种痛苦，生活也好像可憎了。学位论文、他已经写好的那篇出色的文章、他所热爱的那些人、对堕落的女人的拯救，总之昨天他还热爱或对之冷淡的一切。现在一想起来却跟车声、仆役的匆忙脚步声、白昼的阳光……一样刺激他。要是这时候有谁在他眼前做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或者可恶的暴行，他会觉得那两种行为同样讨厌。在他的脑海里缓慢地游荡的种种思想里，只有两个思想不刺激他：一个是他随时有弄死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个是这痛苦不会超过三天，这后一个，他是凭经验知道的。

他躺了一会儿，站起来，绞着手，又在房间里走动，然而不是照往常那样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却是顺着墙边兜圈子。他走过镜子，偶尔在镜子里照一照。他的脸苍白而消瘦，他的两个鬓角凹下去，他的眼睛又大又黑，一动也不动，仿佛是别人的眼睛似的，流露出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的表情。

中午时分，艺术家来敲门。

“格里戈里，你在家吗？”他问。

他听不到答话，站了一会儿，沉吟一下，用乌克兰土话回答自己：

“不在。这个可恶的家伙必是上大学去了。”

他就走了。瓦西里耶夫在床上躺下来，把头塞在枕头底下，痛苦得哭起来，眼泪越流得畅，他的精神痛苦也变得越厉害。等到天黑下来，他想到在前面等着他的痛苦的夜晚，就满心是恐怖的绝望。他连忙穿好衣服，跑出房间，让房门敞开着，上街去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目的。他没有问一问自己要上哪儿去，就顺着萨多夫大街很快地走下去。

雪跟昨天那样下得紧，那是解冻的时令。他把手拢在袖管里，周身发抖，听见车轮声、公共马车的铃声、行人的脚步声就害怕。瓦西里耶夫顺着萨多夫大街一直走到苏哈列夫塔，然后又走到红门，从那儿拐弯走到巴斯曼大街。他走进一家小酒馆，喝下一大杯白酒，可是那也没使他觉得畅快些。他走到拉兹古里亚，往右拐弯，走进一条以前从没来过的小巷子。他走到一座古老的桥边，桥下是水声喧哗的雅乌扎河，他站在桥头。可以看见红营房一长排窗子里的灯光。瓦西里耶夫一心想用新的感觉或者别的痛苦来摆脱他眼前的精神痛苦，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哭泣着，颤抖着，解开大衣和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迎着潮湿的雪和风。可是这也没减轻他的痛苦。随后，他凑着桥上的栏杆弯下腰，低头瞧着雅乌扎河漆黑的、滚滚的流水，很想一头栽下去，倒不是因为厌恶生活，也不是想自杀，却是打算至少叫自己受点伤，用这种痛苦来摆脱那种痛苦。可是漆黑的河水、黑暗的空间、铺着白雪的荒凉河岸，都可怕得很。他打了个冷战，往前走去。他沿着红营房走了一个来回，然后下坡，进了一个矮林，又从矮林回到桥上……

“不行，回家，回家去！”他想，“在家里似乎会好过点……”

他就往回走。他回到家，脱掉湿大衣和帽子，在房间里沿着墙边兜圈子，就这么不知疲倦地一直走到天亮。

七

第二天早晨艺术家和医科学生来看他，他正痛苦地呻吟着，在房间里跑个不停，衬衫已经撕碎，手也咬破了。

“看在上帝面上！”他一看见他的朋友就哭着说，“随你们爱上哪儿就带我上哪儿，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救救我才好！我要弄死我自己了！”

艺术家脸色变白，慌了手脚。医科学生也差点哭起来，可是想到做医生的在生活里不论遇到什么事都应该冷静严肃，就冷冷地说：

“这是你神经出了毛病。可是不要紧。马上到大夫那儿去。”

“随你们怎么办好了，只是看在上帝面上，快点才好！”

“你不用发急，你得尽力控制自己才成。”

医科学生和艺术家伸出发抖的手替瓦西里耶夫穿好衣服，带他出去，到了街上。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早就想跟你认识了，”在路上医科学生说，“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医道也高明得很。他是一八八二年毕业的，可是经验已经很丰富。他对待大学生就像对待同学那样。”

“赶快，赶快……”瓦西里耶夫催促道。

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是一个胖胖的金发医师，他接待这几位朋友时，半边脸微笑着，态度又客气，又庄严，又冷静。

“艺术家和迈尔已经跟我讲到过您的病，”他说，“很愿意为您效劳。怎么样？请坐吧……”

他让瓦西里耶夫在书桌旁边一把大圈椅上坐下，把一个烟盒送到他跟前。

“怎么样？”他开口说，摸着他的膝头，“我们来谈正事吧……您多大岁数？”

他提问题，医科学生回答那些问题。他问瓦西里耶夫的父亲害过什么特别的病没有，是不是常喝醉酒，有没有什么残酷的行为或者古怪的脾气。他又用同样的问题问到他祖父、母亲、姐妹、弟兄。他听到瓦西里耶夫的母亲有很好听的歌喉，有时候还上台演戏，就忽然活泼起来，问：

“对不起，您可记得您母亲对舞台的兴趣浓不浓？”

大约二十分钟过去了。瓦西里耶夫讨厌那位医师一个劲儿摸他的膝头，老是讲那一套话。

“大夫，您那些问题，依我看来，”他说，“是想弄明白我的病有没有遗传性。”

医师又问瓦西里耶夫年轻时候干过什么秘密的坏事没有，脑袋受过伤没有，有没有什么爱好、怪癖、特别的嗜好。凡是勤恳的医师通常问到病人的种种问题，即使有一半不回答，也丝毫无损于病人的健康，可是米哈依尔·谢尔盖伊奇、医科学生、艺术家，全都现出一本正经的脸色，仿佛只要瓦西里耶夫有一个问题答不上来，就会前功尽弃似的。医师听到答话以后，不知为什么，总在一片纸上记下来。听说瓦西里耶夫学过自然科学，眼前在学法律，医师便深思起来……

“去年他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医科学生说。

“对不起，别搅扰我，您妨碍我集中思想，”医师说，用半边脸笑了笑，“是的，当然，这对病的形成也不无关系。紧张的脑力劳动，疲劳过度……对了，对了。您常喝酒吗？”他对瓦西里耶夫说。

“很少喝。”

又过了二十分钟。医科学生开始压低声音述说自己对这次犯病的直接原因的看法，说到前天艺术家、瓦西里耶夫和他怎样去逛C巷。

瓦西里耶夫听他的朋友们和那位医师讲到那些女人和那条悲惨的巷子的时候用那么淡漠的、镇静的、冷冰冰的口吻，觉得奇怪极了……

“大夫，请您只回答我一个问题，”他说，按捺自己的火气，免得说话粗鲁，“卖淫是不是坏事？”

“好朋友，这还有问题吗？”医师说，表现出这个问题他早已解决了的神情，“这还有问题吗？”

“您是精神病医师吧？”瓦西里耶夫粗鲁地问。

“对了，精神病医师。”

“也许你们大家都对！”瓦西里耶夫说着，站起来，开始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许吧！可是我却觉得奇怪！我学了两门学问，你们就看作了不起的成就，又因为我写过一篇论文，而那篇论文不出三年就会给人丢到一边，忘得精光，我却被你们捧上了天。可是由于我讲到那些堕落女人的时候不能像讲到这些椅子的时候那样冷冰冰，我却要受医师的诊治，被人叫做疯子，受到怜悯！”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瓦西里耶夫忽然心中充满难忍难熬的怜悯，他可怜自己，可怜他的同学，可怜前天见过的那些人，也可怜医师。他哭起来，倒在那把圈椅上。

他的朋友们探问地瞧着医师。那个医师现出完全了解这种眼泪和这种绝望的神情，现出自认为在这方面是专家的神情，走到瓦西里耶夫跟前，一句话也没说，给他喝下一种药水，然后，等到他平静点，就脱掉他的衣服，开始检查他皮肤的敏感程度、膝头的反射作用，等等。

瓦西里耶夫觉得舒畅一点了。等到他从医师家里走出来，他已经觉得难为情，马车的辘辘声不再刺激他，心脏底下那块重负也越来越轻，仿佛在溶化似的。他手上有两个方子：一个是溴化钾[11]，一个是吗啡[12]……这些药他从前也吃过！

在街上，他站定一会儿，想了想，就向两个朋友告辞，懒洋洋地往大学走去。

[1] 《旧约·创世记》载：“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她们仍旧是人。

[2] 指耶稣所宽恕的一个荡妇，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

[3] 达尔戈梅斯基的歌剧《美人鱼》中公爵的咏叹调。

[4] 意大利语：开头几个词的意思是：晚安，先生们。其余的词是含糊地摹仿歌剧台词开玩笑。

[5] 意大利语：是对歌剧台词的含糊的摹仿。

[6] 法国拉斐特地方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7] 巴赞(1811—1888)，法国元帅。——俄文本编者注

[8] 格里沙是格里戈里的小名。

[9] 法语：阿依达式。阿依达是歌剧《阿依达》的女主人公，原是埃塞俄比亚公主，后被埃及所俘。

[10] 旧俄时代一种风行的画报。

[11] 都是镇静剂。

[12] 都是镇静剂。

鞋匠和魔鬼

那是圣诞节前夕。玛丽雅早已在炉台上打鼾，神像前面小灯里的煤油已经点完，可是费多尔·尼洛夫仍旧坐在那里干活儿。他早就想丢下活儿，到街上去，然而科洛科尔尼巷里有个顾客，两星期前在他这儿定做一双靴子，昨天来过一趟，骂了他一顿，嘱咐他今天晨祷以前务必要赶完这双靴子。

“苦役般的生活！”费多尔一面干活，一面嘟哝，“有些人早就睡了，有些人在玩乐，你呢，却像该隐[1]似的，坐在这儿给鬼才知道的家伙做靴子。……”

为了避免一不小心睡着，他不时从桌子底下拿过一个瓶子来，对着瓶嘴喝几口，每次喝完总是把头摇晃一下，大声说道：

“请教，凭什么缘故那些顾客玩玩乐乐，我却不得不给他们干活？就因为他们有钱，我是叫花子吗？”

他痛恨所有的顾客，特别是住在科洛科尔尼巷里的那一个。这位先生相貌阴沉，头发很长，脸色发黄，戴着挺大的深蓝色眼镜，说话声音嘶哑。他姓日耳曼人的姓，很不容易念上口。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干什么工作，那是没法弄明白的。……两星期前费多尔到他家里去量尺寸，他，那个顾客，正坐在地板上，捣碎一个钵子里的东西。费多尔还没来得及打招呼，装在钵子里的东西就猛的燃烧起来，发出一片耀眼的红色光焰，腾起一股硫黄和烧焦的羽毛的臭气，房间里满是粉红色的浓烟，害得费多尔大约打了五次喷嚏。后来，他在回家的路上暗想：“凡是敬畏上帝的人，决不会干这种活儿。”

等到酒瓶空了，费多尔就把靴子放在桌子上，沉思起来。他用拳头支着沉甸甸的脑袋，开始思忖他的贫穷，思忖他的暗无天日的艰苦生活，后来他又想到财主，想到他们的大房子和马车，想到许多一百卢布的钞票。……他妈的，但愿那些财主的房子四分五裂，马匹死掉，皮大衣和貂皮帽子脱掉毛才好！叫那些财主渐渐变成没有东西吃的乞丐，贫穷的鞋匠却成了财主，可以在圣诞节前夜对别的穷鞋匠摆一摆威风，那才痛快。

费多尔照这样幻想着，突然记起了他的活儿，就睁开眼睛。

“这可是怪事！”他瞧着靴子，暗想，“这双靴子早就做好了，我却仍旧坐在这儿不动。应当把它送到顾客家去才对！”

他用一块红头巾把他做好的活包好，穿上衣服，走到街上去了。天下着又细又硬的雪，像针似的刺痛人的脸。天冷，路滑，夜色黑暗，煤气灯昏沉沉地燃着，不知什么缘故街上有一股煤油气味，费多尔喉咙发痒，咳嗽起来。财主们在大街上川流不息，每个财主手里都拿着一块火腿和一瓶白酒。有些阔绰的小姐坐在马车和雪橇上瞧着费多尔，对他吐舌头，笑着喊道：

“叫花子！叫花子！”

一些大学生、军官、商人、将军在费多尔身后走着，挖苦他说：

“酒鬼！酒鬼！不信上帝的鞋匠，皮靴筒的灵魂！叫花子！”

这些话是伤人的，然而费多尔一声不吭，光是吐几口唾沫。不过，后来他遇见鞋匠当中的能手华沙人库兹玛·列别德金，这人说：“我娶了一个阔女人，我手下有帮工干活，你呢，却是个叫花子，连吃的也没有，”费多尔就再也忍不住，拔腿去追他。他一直追到科洛科尔尼巷才罢休。他的顾客住在拐角上第四所房子的楼上。要到他那儿去，先得穿过一个很长很黑的院子，然后爬上一道又高又滑而且在脚底下摇晃的楼梯。费多尔走进他的房间，他像两星期前一样正坐在地板上捣碎钵子里的东西。

“老爷，我给您送靴子来了！”费多尔阴沉地说。

顾客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开始试靴子。费多尔有心帮他的忙，就弯下一条腿跪下去，脱掉他的旧皮靴，可是他立刻又跳起来，惊恐地退到门口去了。原来这个顾客没有生脚，却生着马一般的蹄子。

“嘿！”费多尔想，“这可真怪了！”

他照理应当先在胸前画个十字，然后丢开一切，跑下楼去，然而他立刻想到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遇见魔鬼，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不趁机利用它来为自己谋点好处，那未免太傻了。他就定一定神，决定试试他的运气。他把手倒背在身后，免得在胸前画十字，然后恭恭敬敬地咳嗽一声，开口讲话了：

“听人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魔鬼更可恶、更坏的了，不过，老爷，我却这样理解：魔鬼倒极有教养呢。魔鬼有蹄子，背后还有尾巴（请原谅我直说），可是另一方面，他脑子里的聪明才智却比随便哪个大学生还要多。”

“我喜欢听这样的话，”顾客听得很舒服，说道，“谢谢，鞋匠！你想要什么东西吗？”

鞋匠没有放过机会，立刻开口抱怨自己的命运。他说，他从小就嫉妒财主。他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律住在大房子里，一律坐着骏马拉的马车，总是觉得愤愤不平。试问，他为什么这样穷？华沙人库兹玛·列别德金有自己的房子，他的妻子也有帽子戴，可是他有什么地方不如这个华沙人？他的鼻子、手脚、脑袋、后背，都跟财主长得一模一样，那么别人能玩玩乐乐，为什么他就必得干活？为什么他娶的是玛丽雅，而不是浑身洒香水的贵妇人？他常常有机会在阔绰的顾客家中看见漂亮的小姐，可是她们理都不理他，有时候光是发笑，互相交头接耳地说：“这个鞋匠的鼻子好红啊！”不错，玛丽雅是个好心、厚道、做事勤快的女人，然而她没受过教育。她手重，打起人来很痛。每逢人家当她的面谈政治或者别的什么文绉绉的题目，她总要插嘴，说出些荒唐的废话。

“那么你想要什么东西呢？”他的顾客打断他的话。

“我请求您，老爷，魔鬼伊凡内奇，要是您肯开恩的话，就把我变成阔人吧！”

“行。不过这要你把你的灵魂交给我才能办到！趁现在公鸡还没叫，你走过来，在这张小纸上写下，你把你的灵魂交给我了。”

“老爷！”费多尔有礼貌地说，“当初您定做靴子的时候，我并没有先向您要钱啊。总得先把人家定的活做出来，才能要钱嘛。”

“好，也行！”顾客同意说。

钵子里忽然升起一股明亮的火焰，涌上一团粉红色的浓烟，冒出烧焦的羽毛和硫黄的臭气。等到烟雾消散，费多尔揉一揉眼睛，却看见自己不再是费多尔，也不再是鞋匠，却成了另外一个人，穿着坎肩，戴着表链，下身穿着新裤子，坐在圈椅上，靠近一张大桌子。有两个听差给他端来吃食，深深地鞠躬，说道：

“请您随意吃，老爷！”

多么阔绰呀！听差端上一大块烤羊肉和一钵子黄瓜，然后用平底锅端来烤鹅，过一会儿又端来辣根炖猪肉。这是多么高贵，多么体面啊！费多尔吃着，每吃一道菜都要先喝一大杯上等白酒，就像将军或者伯爵那样。吃完猪肉，听差给他端来鹅油粥，随后是猪油煎蛋和炸牛肝，他一股脑儿吃下去，津津有味。此外还有什么呢？他们又端上来加葱的馅饼和克瓦斯蒸芜菁。“那些老爷吃这么多东西怎么会没有胀破肚子？”他暗想。最后他们又送来一大罐蜂蜜。饭后，那个戴蓝色眼镜的魔鬼来了，深深一鞠躬，问道：

“您这顿饭吃得满意吗，费多尔·潘捷列伊奇？”

可是费多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吃完这顿饭，他肚子快要胀破了。这种胀饱的感觉并不愉快，却难受得很。他为了排遣这种心情，就开始观看他左脚上的靴子。

“要我做这样一双靴子至少也得七个半卢布。这是哪个鞋匠做的？”他问。

“是库兹玛·列别德金。”听差回答说。

“叫他来，这个蠢货！”

不一会儿，华沙人库兹玛·列别德金就来了。他在门口站住，做出恭恭敬敬的姿态，问道：

“您有什么吩咐，老爷？”

“闭嘴！”费多尔喊道，跺一下脚，“不准你强辩，你得明白你的鞋匠身份，明白你是个什么人！笨蛋！你不会做靴子！我要打得你鼻青眼肿！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取钱，老爷。”

“你取什么钱？滚蛋！星期六再来！来人啊，给他一个脖儿拐！”

可是他立刻想起当初顾客对他也作威作福过，心里就觉得不好受了。为了排遣这种心情，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大钱夹来，开始数钱。钱很多，可是费多尔还想多要。戴蓝色眼镜的魔鬼就给他送来一个更大的钱夹，然而他还想多要，他越数钱就越不满足了。

傍晚魔鬼给他领来一位太太，个子很高，胸脯耸起，穿一件红色连衣裙，说这是他的新妻子。他不住地吻她，吃蜜糖饼干，一直到深夜。晚上他躺在又软又松的羽毛褥子上，可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害怕。

“我们有很多的钱，”他对妻子说，“一不小心，贼就会钻进来。你顶好拿着蜡烛去照一照！”

他通宵没睡着，时不时地起床，看一下他的箱子给人动过没有。一清早，他得上教堂去做晨祷。教堂里，一切人，不论是富的还是穷的，都处在同等地位。当初费多尔穷的时候，他在教堂里这样祷告：“主啊，饶恕我这个罪人！”他现在成了财主，也仍旧念这句话。那么区别又在哪儿呢？发了财的费多尔，死后不会葬在黄金里，也不会葬在钻石里，而是跟最苦的穷人一样，葬在黑土里。将来费多尔跟鞋匠得在同一种火[2]里焚烧。这一切费多尔觉得很可气，此外那顿饭胀得他周身难过，他的脑子里容不下祷告辞，只有形形色色关于钱箱，关于盗贼，关于他那被出卖的和毁灭的灵魂的想法。

他气愤地走出教堂。为了赶走那些恼人的思想，他照以前常做的那样，放开喉咙大声唱歌。可是他刚唱开头，就有个警察跑到他跟前来，把手举到帽檐那儿，说：

“老爷，上流人不能在街上唱歌！您又不是鞋匠！”

费多尔把背靠在围墙上，心里暗想：该怎样排遣这种心境呢？

“老爷！”一个扫院子的仆人对他喊道，“别太靠近围墙，你会把皮大衣给弄脏的！”

费多尔走进一家商店，买了一只上好的手风琴，然后沿着大街拉起来。行人都伸出手指头对他指指点点，笑他。

“这还算是老爷！”马车夫嘲笑他说，“简直就像鞋匠。……”

“难道上流人可以胡闹吗？”警察对他说，“您还是到酒店里去的好！”

“老爷，看在基督分上，赏我们几个钱吧！”乞丐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费多尔团团围住，哀叫道，“您给几个钱吧！”

从前他做鞋匠的时候，乞丐们一点也不理睬他，可是现在他们不肯放过他了。

到了家里，他的新妻子，一个穿着绿上衣和红裙子的太太，来迎接他。他想对她亲热亲热，刚抡起胳膊来要在她背上打一下，她就气冲冲地说：

“乡下佬！土包子！你不会对待上流女人！要是你爱她，就该吻她的手，我不允许你打人。”

“哼，该诅咒的生活！”费多尔暗想，“这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不准你唱歌，不准你拉手风琴，不准你跟老婆闹着玩。……呸！”

他刚跟太太坐下来喝茶，戴蓝色眼镜的魔鬼就来了，说：

“好，费多尔·潘捷列伊奇，我的诺言都一一照办了。现在您在这张纸上签个名，跟我走吧。现在您已经知道什么叫阔绰的生活，别再过下去了！”

他就拉着费多尔走进地狱，照直跳进火炉，魔鬼们从四面八方跑拢来，叫道：

“傻瓜！蠢货！笨驴！”

地狱里有一股浓烈的煤油气味，简直能把人闷死。

突然这一切都消散了。费多尔睁开眼睛，看见了他的桌子、靴子、用白铁做的小灯。灯罩熏黑了，灯芯的小火苗冒出一股臭烘烘的烟子，像是烟囱里冒出来的。桌旁站着那个戴蓝色眼镜的顾客，气冲冲地嚷道：

“傻瓜！蠢货！笨驴！我要给你这个骗子一点教训看看！你两个星期以前接下这个活，直到如今还没把靴子做好！你以为我有的是闲工夫，一天能到你这儿来取五趟靴子？坏蛋！畜生！”

费多尔把头摇晃一下，动手做靴子。顾客接着又骂了很久，恐吓很久。后来他的气总算消了，费多尔就愁眉苦脸地问道：

“老爷，您是干什么活儿的？”

“我做五彩焰火和爆竹。我是制造花炮的师傅。”

教堂打钟，要做晨祷了。费多尔交出那双靴子，收下钱，就到教堂里去了。

街上，马车和铺着熊皮毯子的雪橇来来往往。人行道上有些商人、太太、军官跟普通人一块儿走动。……然而费多尔不再嫉妒，也不再抱怨自己的命运了。现在，他认为富人和穷人同样不好过。有的人能够坐马车，有的人能够提高喉咙唱歌，拉手风琴，可是有一样东西却在等着所有的人，那就是坟墓。生活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人甘心把自己的灵魂，哪怕是一小部分灵魂，交给魔鬼。

[1] 《圣经·创世记》里的人物，亚当的长子，他出于嫉妒，杀死了兄弟亚伯，遭到耶和华的惩罚。

[2] 指宗教传说中地狱里的大火。

一八八九年

打赌

一

那是秋天的一个黑夜。有个老银行家在书房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回忆十五年前秋天一个傍晚他举办过的一个晚会。晚会上有许多聪明人，谈了不少有趣的话。除了别的话题以外，他们还谈到死刑。客人们当中有不少学者和新闻记者，大多数都对死刑采取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惩罚已经过时，对基督教国家不相宜，而且不合乎道德。按照他们有些人的意见，死刑应当一概改为无期徒刑。

“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做主人的银行家说，“我既没尝试过死刑，也没领略过无期徒刑，不过如果可以臆断[1]来判断，那么依我看来，死刑比无期徒刑更合乎道德，也更人道。死刑把人一下子处死，无期徒刑却慢慢地磨死一个人。究竟是哪个刽子手比较人道些？是在几分钟当中杀死您的那一个呢，还是在许多年当中汲尽您的生命的那一个？”

“两种刑罚都同样不道德，”有个客人说，“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夺去人的生命。国家比不得上帝。国家没有权利夺去它即使有心也无法恢复原状的东西。”

客人当中有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人，是法学家。别人问起他的意见，他说：

“死刑也罢，无期徒刑也罢，同样是不道德的，不过如果有人要我在死刑和无期徒刑当中任选一种，那么当然，我会选择第二种。活着总比不活好。”

热闹的争论开始了。银行家当时还比较年轻，心浮气躁，一时性起，用拳头捶一下桌子，对年轻的法学家说：

“这话不实在！我敢打两百万的赌：您在囚室里连五年也坐不住。”

“如果这话是认真说的，”法学家回答他说，“那么我敢打赌：我不是坐五年，而是坐十五年。”

“十五年？好吧！”银行家叫道，“诸位先生，我下两百万的赌注！”

“行！您下两百万赌注，我拿我的自由做赌注！”法学家说。

这个荒唐而毫无意义的打赌就此成立了！银行家当时到底有几百万家财，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因而不免志得意满，满不在乎，打了这个赌感到很高兴。吃晚饭的时候，他取笑法学家说：

“趁时机还不迟，年轻人，醒悟过来吧。两百万在我不算一回事，可是您却有失去您一生中三四年最好岁月的危险。我说三四年，那是因为您不会坐得比这再久的。还有一点不要忘记，不幸的人，那就是自愿监禁比强制监禁难熬得多。既然您随时都有权利出去享受自由，那么这种想法就会毒害您在囚室里的全部生活。我怜惜您！”

现在银行家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回想这些事，就问自己：

“何必打这种赌呢？那个法学家失去十五年的生活，我丢掉两百万，这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这能向人们证明死刑比无期徒刑坏些或者好些？不能，不能。这是胡闹，毫无意义。在我这方面，这是吃饱肚子的人的任性，在他那方面呢，纯粹是贪财罢了。……”

随后他又想起在上述那个晚会后发生的事。双方决定，法学家得搬到银行家花园中一个小屋里去住，在最严格的监督下度完他的监禁岁月。他们约定，这十五年当中他得放弃跨出小屋门槛、看见活人、听见人声、收到信件和报纸的权利。有些事是准许做的：他可以有一件乐器，可以看书，可以写信，可以喝酒，可以吸烟。按照商妥的条件，他跟外界通消息只能通过一个特地为这个目的造的小窗，而且不准开口说话。凡是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书籍、乐谱、酒，等等，他可以写个条子，要多少就给多少，不过只能从窗口递进递出。他们的契约包括种种项目和细节，规定这种监禁必须做到严格的隔离，责成法学家务必要坐满整整十五年，从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间十二点钟起到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间十二点钟止。法学家只要有稍稍违反条约的举动，即使在规定期限之前早两分钟走出屋子，那就解除了银行家付给他两百万的义务。

监禁的头一年，凭法学家写出来的短短的字条判断，他又寂寞又烦闷，非常痛苦。从他的小屋里昼夜不断地传出钢琴声！他不要酒和烟。他写道，酒激起欲望，而欲望是囚徒的头号敌人；况且，再也没有比喝着美酒却什么人也看不见更乏味的了。烟损害他房间里的空气。头一年送到法学家那儿去的书多半是内容轻松的：恋爱情节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犯罪小说、幻想小说、喜剧等等。

第二年，小屋里的音乐声沉寂了，法学家在字条上只要古典作品了。到第五年，音乐声又响起来，囚徒要求送酒去。在小窗口外面监视他的人说，整整那一年，他光是吃饭喝酒，躺在床上，常打哈欠，愤愤地自言自语。他不看书。有时候，他夜间坐着写东西，写得很久，第二天早晨却又把写出来的东西统统撕得粉碎。他们不止一次听见他哭。

第六年的下半年，囚徒热心地着手研究外语、哲学、历史。他贪婪地研究这些学问，弄得银行家几乎来不及订购他所要的书。四年内经他的要求买来的书将近六百册。在这段入迷的时期，银行家还接到囚徒这样一封信：“我亲爱的狱官！我用六种语言写这封信。请您把它们送给那些精通这些语言的人过目。让他们读一读。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什么错误，那么我请求您吩咐人在花园里放一枪。这声枪响告诉我，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各国历代的天才说不同的语言，然而他们大家心里燃着同一种火焰。啊，但愿您知道，如今在我能够了解他们的时候，我的灵魂体验到什么样的幸福，真是人间少有啊！”囚徒的愿望照办了。银行家吩咐人在花园里放了两枪。

后来，十年以后，法学家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也不动，只读《福音书》。银行家觉得奇怪，心想一个在四年当中读过六百本深奥著作的人却用近一年的工夫去读一本容易理解的而且并不算厚的书。他看完《福音书》，接着就读宗教史和神学。

在监禁的最后两年，囚徒不加任何选择，读了非常多的书。他时而钻研自然科学，时而要拜伦或者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往往写字条要求给他同时送去化学书、医学教科书、长篇小说、哲学或者神学的论著。他看书就像在海洋里游泳，四周是一条破船的许多碎片，他想救自己的命，一会儿贪婪地抓住这块碎片，一会儿抓住那块！

二

老银行家回忆着这一切，想道：

“明天十二点钟他就要得到自由了。按照契约，我就得付给他两百万。如果我付出去，那就全完了，我彻底破产了。……”

十五年前他究竟有几百万财产连他自己也算不清，可是现在他不敢问自己到底是资产多还是债务多了。证券交易所里的狂热赌博、富于冒险性的投机生意、就是到老年也还是无法克制的偏激性格，渐渐使他的事业走上了下坡路。这个无所畏惧和刚愎自用的骄傲富翁如今变成一个平常的银行家，证券的一涨一落都能使他发抖了。

“该死的打赌！”老人嘟哝着，绝望地抱住头，“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死掉呢？他还只有四十岁。他现在拿走我的最后一笔钱，就会去结婚，享受生活，到交易所去赌博，我呢，却像乞丐似的带着嫉妒的心情瞧着，天天听他说那一套话：‘多亏您，我的生活才得到幸福，让我来帮您忙吧！’不，这太过分了！要解救破产和出丑，唯一的办法就是叫这个人死掉！”

时钟敲了三下。银行家仔细听了一下：家里的人都睡了，只能听见受冻的树木在窗外发出的飒飒声。他极力不弄出一点响声，从保险柜里拿出十五年来没开过的那个房门的钥匙，穿上大衣，走出房外。

花园里又黑又冷。天在下雨。潮湿而刺骨的风哀号着，刮过整个花园，不容那些树木安静。银行家尖起眼睛，可是既看不见土地，也看不见白色雕像，也看不见那个小屋，也看不见那些树木。他走近小屋所在的地方，叫了两次看守人。没有人应声。显然，看守人因为天气坏而溜走，到厨房或者花房里睡觉去了。

“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实现我的意图，”老人暗想，“那么嫌疑首先落在看守人身上。”

他摸黑走上台阶，摸到门，走进小屋的前堂，然后摸索着走进一个不大的过道，划亮火柴。这儿一个人也没有。有一张床，不知是什么人的，然而上面没有放被褥，墙角上放着一个乌黑的铁火炉。囚徒房门上的封条是完整的。

等到火柴熄掉，老人就兴奋得发抖，往小窗口里面看一眼。

囚徒的房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射出昏暗的光。他本人坐在桌子那儿。老人只看得见他的后背、头发、胳膊。桌子上，两把圈椅上，桌子旁边的地毯上，都放着翻开的书。

五分钟过去了，囚徒却一动也没动。十五年的监禁教会他静坐不动了。银行家用手指头敲窗子，囚徒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银行家小心地撕掉门上的封条，把钥匙塞进锁眼里。生锈的锁发出粗嘎的声响，房门嘎吱一声开了。银行家料着马上可以听见惊讶的叫声和脚步声，然而大约过了三分钟，门里却跟先前那样安静。他决定走进房间去。

靠近桌子，坐着一个人，一动也不动，没有普通人的样子了。这是蒙着一层皮的骷髅，生着女人样的长鬈发，留着乱蓬蓬的胡子。他脸色发黄，类似泥土的颜色，脸的两边凹进去，后背狭长，两条胳膊又细又瘦，支着他那头发蓬松的脑袋，看上去简直吓人。他的头发里已经夹着银丝。瞧着他那张苍老消瘦的脸，谁也不会相信他只有四十岁。他睡着了。……桌子上，在他垂下的脑袋前面，铺开一张纸，上面写着些细小的字。

“可怜的人啊！”银行家想，“他在睡觉，而且多半梦见了那两百万！我只要抓住这个半死的人，把他扔到床上，用枕头略微闷他一下，那么事后，就连最仔细的检验也不会发现横死的迹象。不过我先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

银行家从桌子上拿过那张纸来，读到下面这些话：

“明天十二点钟我就要得到自由，有权利跟人们来往了。不过，在我离开这个房间、看见太阳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您说几句话。我带着清白的良心，面对瞧见我的上帝，对您声明：我藐视自由，藐视生命，藐视健康，藐视你们书里称之为人间幸福的一切。

“十五年来我专心研究人间的生活。不错，我没看见人间，没看见人，然而在你们的书里我喝到过芬芳的葡萄酒，唱过歌，在树林里追逐过鹿群和野猪，爱过女人。……由你们那些天才诗人的魔力创造出来的像白云那么轻盈的美女，夜间常来找我，对我小声讲述美妙的神话，使我陶醉得头脑发昏。在你们的书里我攀登过厄尔布鲁士山[2]和勃朗峰[3]的顶巅，在那儿见过早晨太阳怎样升上来，傍晚怎样给天空、海洋、山顶抹上一层带紫红的金色。我在那儿见过电光在我头顶上空劈开乌云，闪闪发亮。我见过绿色的树林、原野、河流、湖泊、城市，听过塞壬[4]的歌唱和牧笛的吹奏，摸过美丽的魔鬼的翅膀，他们原是飞到我这儿来谈论上帝的。……在你们的书里，我跳进无底的深渊，创造奇迹，行凶杀人，烧毁城市，宣扬新宗教，征服整个王国。……

“你们的书给予我智慧。凡是历代不知疲倦的人类思想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压缩成一小块，藏在我的颅骨里了。我知道我比你们一切人都聪明。

“我藐视你们那些书，藐视各种人间的幸福和智慧。一切都渺不足道，昙花一现，虚无缥缈，不足凭信，有如海市蜃楼。尽管你们骄傲，聪明，美丽，可是死亡会把你们从地面上抹掉，就跟地板底下的耗子一样。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历史、你们的不朽天才，都会同地球一起冻结或者烧毁。

“你们失去理智，走上岔路。你们把谎话当作真理，把丑看成美。如果由于某种情况，苹果树和橙子树上没长出果实，却忽然长出蛤蟆和蜥蜴，或者玫瑰花发出冒汗的马的气味，你们就会觉得奇怪。我对你们这些情愿拿天堂去换人间的人也同样感到奇怪。我不想了解你们。

“为了用行动对你们表明我藐视你们借以生活的一切，我不要那两百万了。当初我想望它如同想望天堂一样，如今我却藐视它。为了剥夺自己得到这笔钱的权利，我要在规定期限前五小时走出这个地方，从而破坏契约。……”

银行家读完这些话，把纸放在桌子上，吻了一下这个怪人的头，流下眼泪，走出这个小屋。在这以前，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在交易所里大输一场以后，他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藐视过自己。他回到家里，在床上躺下，可是激动和眼泪久久没让他睡着。……

第二天早晨，脸色惨白的看守人跑来，通报他说，他们看见住在小屋里的人爬出窗口，钻进花园，往大门走去，随后就下落不明了。银行家立刻带领仆人赶到小屋，证实囚徒确实逃走了。为了避免引起多余的流言蜚语，他从桌上拿走那张申明放弃权利的纸，转身回屋，把它锁在保险柜里。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在高加索。

[3] 在欧洲中部。

[4] 希腊神话中人身鸟足的女妖，住在地中海小岛上，常以歌声引诱水手，然后将他杀死。

公爵夫人

由四头肥壮的骏马拉着的一辆四轮马车驶进某男修道院的平常称作“红门”的大门。修士司祭们和见习修士们成群地站在供贵族居住的那部分客房附近，远远地，凭着车夫和马匹，他们已经认出马车上坐着的太太就是他们熟识的、俊俏的公爵夫人薇拉·加甫里洛芙娜。

一个穿号衣的老人从车夫座位上跳下来，扶着公爵夫人下马车。她撩起黑面纱，不慌不忙地走到所有的修士司祭面前，领受他们的祝福，然后亲切地向见习修士们点点头，便走进一个房间里去了。

“怎么样，你们的公爵夫人不在，你们惦记吗？”她对那些搬运她的行李的修士说，“我有整整一个月没到你们这儿来了。不过，喏，我现在来了，那就瞧瞧你们的公爵夫人吧。可是修士大司祭神甫在哪儿？我的上帝啊，我急着要见他，心都等焦了！他真是个了不起的老人，了不起啊！你们有这样一位修士大司祭，应该觉得骄傲才对。”

临到修士大司祭走进来，公爵夫人就高兴地尖叫一声，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走到他跟前去领受祝福。

“不，不！让我吻您的手！”她说着，抓住他的手，热切地吻了三下，“我多么高兴呀，神圣的神甫，我终于见到您了！您大概忘了您的公爵夫人了吧，可是我的心却时时刻刻留在您这可爱的修道院里。您这儿多么好！这种生活远离浮华的尘世，专心供奉上帝，自有一种特别的魅力，神圣的神甫，我的整个灵魂都感觉到这一点，可是我没法用话语表达出来！”

公爵夫人的脸颊泛红，她流下了眼泪。她热烈地讲个不停。修士大司祭呢，却是个严肃的、难看的、拘谨的七十岁老人，一直沉默着，只是偶尔像个军人似的断断续续说：

“是，夫人。……我听见了。……我明白。……”

“您要在我们这儿住很久吗？”他问。

“今天我在你们这儿过夜，明天我坐车到克拉芙季雅·尼古拉耶芙娜家去，我有很久没跟她见面了，不过后天我再到你们这儿来，住上三四天。我想在你们这儿让我的灵魂休息一下，神圣的父亲。……”

公爵夫人喜欢在这个修道院里盘桓一阵。近两年来，她看中这个地方，一到夏天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儿来住两三天，有时候住上一个星期。那些羞怯的见习修士、那种宁静、那些低矮的天花板、那种柏树的香气、那种简单的素食、那些便宜的窗帘，都打动她的心，使她生出满腔的温情，而且不由得沉思默想，脑海中添了许多美好的思想。她只要在这个房间里待上半个钟头，就会觉得她自己也变得羞怯而谦逊，自己身上也有柏树的气味，往事就退到远处去，失去它的价值，于是公爵夫人就开始思忖，尽管她只有二十九岁，却很像苍老的修士大司祭，她跟他一样，生到人世间来并不是要过富裕的生活，也不是要享受尘世的荣华和爱情，却是为了过一种安静的、与世隔绝的、像修道室那种幽暗的生活。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斋戒者正在昏暗的修道室里专心祷告，忽然，有一道阳光意外地射进房间，或者有一只小鸟停在窗台上唱起歌来。这个严肃的斋戒者就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他的胸中，从罪恶积成的深重悲哀下面，就跟从石块下面那样，忽然涌出安宁的、无罪的欢乐，宛如一道溪流。公爵夫人觉得她自己从外界带到这儿来的，恰好就是阳光或者小鸟带来的那种安慰。她那亲切欢畅的笑容，她那温和的目光，她的说话声，她的笑谑，总之，她整个的人，她那穿着朴素的黑衣服的娇小苗条的身躯，一旦在这里出现，就一定会在那些纯朴严谨的人们心中引起一种温柔欢欣的感觉。每个看见她的人都一定会想：“上帝派一个天使到我们这儿来了。……”她觉得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一点，就笑得越发亲切，极力装得像小鸟似的。

她喝过茶，休息一阵，然后走出去散步。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在修道院的花圃里，刚浇过水的木樨草冒出一股芬芳的潮气，直扑到公爵夫人脸上来，教堂里响起男人低缓的歌唱声，远远听去显得很悦耳，很忧郁。那儿在做晚祷。那些幽暗的窗口温柔地闪着长明灯的微光，有些阴影闪动，有个老修士的身影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挨近神像，守着一个募款箱，这些都显出恬淡的安宁，使得公爵夫人不知什么缘故很想哭一场。……

大门外，在墙壁和桦树之间、两旁放着长凳的林荫道上，已经是暮色苍茫了，天空在很快地黑下来。……公爵夫人在林荫道上走了一阵，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始沉思。

她心想：这个修道院里的生活安静而平稳，像夏天的傍晚一样，索性搬到这儿来住一辈子倒挺好。要是能完全忘记薄情而放荡的公爵，忘记她那庞大的产业，忘记每天来搅扰她的债主，忘记她的不幸，忘记今天早晨露出顶撞的脸色的使女达霞，那多么好。最好是能够一辈子坐在此地这条长凳上，从许多桦树的树干望出去，瞧着傍晚的薄雾在山脚下一缕缕地盘旋浮动，瞧着远处树林上空的白嘴鸦多得像一片乌云，正飞回巢过夜，仿佛给树林罩上了一层面纱，瞧着两个见习修士赶着马群去夜牧，一个骑着花斑马，一个步行，两个人都因为自由自在而高兴，打打闹闹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年轻的说话声在停滞不动的空气里清脆地响着，每个字都可以听清。就是坐在这儿倾听这寂静也是好的：时而起风了，吹动桦树的树梢，时而有只青蛙把去年的枯叶弄得沙沙地响，时而墙外钟楼上的时钟由于过了一刻钟而敲响。……人不妨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思索，思索。……

有一个背着背囊的老太婆在她面前走过。公爵夫人暗想，要是拦住这个老太婆，对她说几句亲热恳切的话，周济她几个钱，倒也不坏。……可是老太婆一次也没回过头来看她，却转过墙角，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林荫道上出现一个高个子男人，生一把白胡子，戴一顶草帽。他走到公爵夫人身旁，就脱掉帽子，向她鞠躬。公爵夫人凭他头上那一大块秃顶和他那尖尖的钩鼻子认出他就是医生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五年以前在她的杜包甫基庄园上担任过医疗工作。她想起有人对她说过，这个医生的妻子去年死了，她想对他表示同情，安慰他几句。

“大夫，您大概不认得我了吧？”她问，亲切地微笑着。

“不，公爵夫人，我认得。”医生又脱掉帽子，说。

“哦，谢谢，说实在的，我以为您也忘了您的公爵夫人呢。人们是只记得自己的仇人而忘记自己的朋友的。您也是来祷告的吗？”

“我由于职务的关系每个星期六都在这儿过夜。我在这儿替人看病。”

“哦，您生活得怎么样？”公爵夫人问道，叹了口气，“我听说您的太太去世了！多么不幸啊！”

“是的，公爵夫人，这在我是很大的不幸。”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顺从地忍受种种不幸。没有上帝的意志，人是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掉下来的。”

“是的，公爵夫人。”

对于公爵夫人的亲切温和的笑容以及她的叹息声，医生光是冷冷地回答说：“是的，公爵夫人。”就连他脸上的神情也是冷冰冰的。

“我对他还有些什么可说的呢？”公爵夫人暗想。

“是啊，我跟您有多少时间没见过面了！”她说，“五年啊！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水流进了大海，人事发生过多少变化啊，就连想一想都觉得可怕呢！您知道，我出嫁了……我由伯爵小姐变成公爵夫人。我甚至已经跟我的丈夫分手了。”

“是的，我听说了。”

“上帝给我的考验好多啊！您大概也听说我几乎破产了。为了偿付我那不幸的丈夫的债务，我卖掉了我的杜包甫基庄园，卖掉了我的基利亚科沃庄园，卖掉了我的索费伊诺庄园，如今我的田产只剩下巴拉诺沃和米哈尔采沃了。回顾往事，真是可怕呀：那么多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不幸，多少错误！”

“是的，公爵夫人，很多的错误！”

公爵夫人有点心慌了。她知道自己的错误。所有那些错误都是个人的秘密，只有她一个人能够想起，说出来。她忍不住问道：

“您认为是哪些错误呢？”

“您自己提到错误，可见您是知道的……”医生回答说，冷冷一笑，“何必再提呢！”

“不，您说一说，大夫！我会十分感激您的！请您不必跟我客气。我喜欢听老实话。”

“我不能做您的审判官，公爵夫人。”

“不能做我的审判官？您在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呀，可见您一定知道一些事情。您说吧！”

“要是您愿意听，那我就遵命。只是可惜我不会讲话，我的话并不是永远可以听得明白的。”

医生沉吟一下，开口了：

“错误很多，不过，老实说，其中主要的错误，依我看来，就是那种普遍的风气，那种……那种在您各处庄园上都盛行的风气。您看，我不善于表达我的意思。那就是说，主要的是对人缺乏爱，对人厌恶，这是在一切事情上完全可以感觉到的。你们的全部生活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厌恶上的。厌恶人的说话声，厌恶人的脸，厌恶人的后脑壳，厌恶人的脚步……一句话，厌恶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东西。所有的门口和楼梯上都站着吃得饱饱的、粗鲁的、懒惰的、穿着号衣的仆从，为的是不让装束不体面的人走进屋里来。前厅里放着许多高背椅子，为的是临到有舞会和宴会的时候，听差们的后脑壳不致碰脏墙上的壁纸。所有的房间里都铺着绒头很密的地毯，免得听见人的脚步声。凡是走进来的人，一定会受到警告，说话务必要小声些，少说些，千万不能说那些对想象和神经起坏作用的话。在你们的私室里，你们不跟别人握手，也不请别人坐下，就像现在您不跟我握手，不请我坐下一样。……”

“既是您高兴，那就遵命！”公爵夫人微笑着说，向他伸出一只手来，“说真的，犯不上为这点小事生气。……”

“可是，难道我生气了吗？”医生笑着说，不过他立刻脸红了，脱掉帽子，摇着它，激烈地说道：“老实说，我早就在等机会好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您听，统统。……那就是说，我打算告诉您：您跟拿破仑一样，把所有的人都看成炮灰了。可是拿破仑好歹还有他的某种想法，而您却除了厌恶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厌恶人！”公爵夫人带笑说道，惊讶地耸动肩膀，“我！”

“对，您！您需要事实吗？遵命！在您的米哈尔采沃村，有三个您旧日的厨师，在您的厨房里被烟火熏瞎了眼睛，如今靠乞讨过日子。在您那几万俄亩的土地上，凡是健康强壮而又好看的人都让您和您的食客们抢去，做了跟班、听差、车夫。所有这些两条腿的活物都给培养成奴才，吃得过饱，变得粗鲁，一句话，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1]。……还有些年轻的医生、农艺师、教师、一般的脑力工作者，我的上帝啊，你们硬叫他们丢下正业，丢下诚实的劳动，逼得他们为了混口饭吃而参加每个正直的人都引以为耻的种种木偶滑稽戏！有的年轻人工作不满三年就变成了伪君子、马屁精、进谗言的小人了。……这样做对吗？您那些波兰籍的总管、那些下流的暗探、那些卡齐米尔和卡艾坦，一天到晚，在您那几万俄亩土地上跑来跑去，为要讨好您而极力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三层皮来。对不起，我说得前言不搭后语，可是那也没关系！在您眼里，普通人算不得人。就连登门拜访您的那些公爵、伯爵、主教，您也只把他们看作装饰品，而不是活人。不过，主要的……最使我愤慨的主要点，就是空有百万家财，却不为人们做一点事，一点事也不肯做！”

公爵夫人坐在那儿，又是惊讶，又是害怕，又是气恼，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样应付才好。以前从来也没有人用过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医生那令人不快的气愤声调和他那些笨拙而不连贯的话语在她耳朵和头脑里化成一片尖利的敲打声，后来她又觉得指手画脚的医生好像在用帽子打她的脑袋。

“这话不实在！”她用恳求的声调轻轻说，“我为人们做过许多好事，这您自己也知道！”

“算了吧！”医生叫道，“难道您仍旧认为您那种慈善活动是一种严肃有益的工作，而不是一种木偶滑稽戏？要知道，那种事是彻头彻尾的滑稽戏，那是拿对人的爱耍把戏，是最最露骨的耍把戏，就连孩子和愚蠢的村妇都看得透！就拿您那个——叫什么来着？——您那个为孤苦的老婆子开办的养老院来说吧，在那儿您叫我担任类似主任医师的工作，您自己当名誉院长。啊，主，我们的上帝呀，那可真是个可爱的机关！房子里铺着镶木地板，房顶上安着风信标，在农村里凑了十几个老太婆，硬逼着她们躺在荷兰麻布的床单上，盖上毛毯，吃水果糖。”

医生对着自己的帽子恶毒地扑哧笑了一声，接着结结巴巴地很快说下去：

“那是耍把戏！养老院的低级职员把毛毯和床单都收走，锁在柜子里，免得让老太婆用脏。叫她们这班老虔婆睡在地板上就是！老太婆们既不敢坐在床上，也不敢穿外衣，更不敢在光滑的镶木地板上行走。一切东西都是为摆排场用的，平时收藏好，不让老太婆动一下，把她们当作小贼一样。于是这些老太婆的吃穿只得暗地里靠别人施舍。她们白天黑夜向上帝祷告，只求赶快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躲开您派去看管她们的那些胀饱肚子的坏蛋，免得听他们那套劝人为善的教训。还有，高级职员做了些什么呢？那简直妙不可言！每星期总有这么两次，而且是在傍晚，一连有三万五千个使者骑着马跑来，通知说，公爵夫人，也就是您，明天要光临养老院。这就是说，明天我得丢下病人，穿好衣服，去受检阅。好，我去了。老太婆们穿着新衣服，周身干干净净，已经排成行，在候驾了。那个从卫戍部队退伍下来的老耗子，养老院主任，在她们身旁走来走去，脸上露出甜蜜蜜的谄笑。老太婆们不住地打哈欠，面面相觑，然而不敢抱怨。我们等着。一个小管家骑着马来了。这以后过了半个钟头，一个大管家来了，然后账房里的大总管来了，随后又有这个那个来了……源源不断！大家都带着神秘而庄严的脸色。我们等啊，等啊，调换两只脚站着，瞧着表，始终保持坟墓般的沉默，因为我们彼此憎恨，成了仇敌。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最后远远地出现一辆四轮马车，于是……于是……”

医生发出一连串尖细的笑声，然后逼尖喉咙说道：

“您下了马车。那些老巫婆呢，由那个卫戍部队的老耗子下了一道命令，齐声唱起来：‘我主在锡安山的光荣，不是人的言语所能形容。……’一出好戏，可不是吗？”

医生用男低音笑起来，摆一下手，仿佛想借此表示他笑得说不出话来了。他笑得有劲，尖刻，咬紧牙关，只有脾气不好的人才会这样发笑。凭他的声音、脸色、两只亮晶晶而且有点傲慢的眼神可以看出来，他深深地藐视公爵夫人，藐视养老院，藐视那些老太婆。他所有的话都讲得那么笨拙，粗鲁，一点也没有诙谐和快活的味道，可是他的笑声却畅快，甚至欢乐。

“还有那个学校又怎样呢？”他接着说，笑得直喘气，“您还记得您打算亲自教农民的子女念书吗？您多半教得很不坏，因为不久所有的男孩都跑光了，所以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打一顿，再送他们一些钱，他们才肯回到您这儿来。此外，您还记得您打算亲自替那些到田里干活的母亲用橡皮奶头喂她们的小孩吃奶吗？您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哭个不停，因为那些小孩不肯给您凑趣，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婴儿带到地里去了。后来村长下命令，硬叫那些做母亲的轮流把她们的小孩交给您管，好让您开心。真是怪事！所有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您的恩赐，一齐逃跑，就跟耗子见了猫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很简单嘛！并不是因为像您素来解释的那样，我们的老百姓愚昧，不知感恩戴德，而是因为（请您原谅我这么说）您玩的这种花样没有一丁点儿爱心和仁慈！除了用那些活玩偶来解闷的愿望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凡是在人和小狮子狗之间看不出区别的人，就不应该办慈善事业。我要向您保证：在人和小狮子狗中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公爵夫人心跳得厉害，耳朵里卜卜地响，仍旧觉得医生在用帽子打她的头。医生讲话很快，很激烈，急不择言，口齿不灵，而且加上过多的手势。她只明白一点，那就是有个粗鲁的、没有教养的、恶毒的、忘恩负义的人在对她讲话，至于他对她有什么要求，他在讲些什么，她就不明白了。

“走开！”她用含泪的声调说，抬起手来护住自己的头，免得挨到医生帽子的打，“走开！”

“而且，您在怎样对待您手下的职员啊！”医生继续愤慨地说，“您不把他们看作人。您根本看不起他们，仿佛他们是最下贱的骗子。比方说，容许我问您一句，为什么您把我辞掉？我在您父亲手下，后来在您手下，先后工作了十年，辛辛苦苦，没有节日，没有假期，周围一百俄里的人都爱戴我，不料有一天，我忽然得到通知，说是我以后不用再来工作了！这是为什么？我到现在都不懂！我是堂堂正正的医生，贵族，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一家之长，却变成这么一个卑微的人物，别人不用说明理由就可以随意把我撵走！何必跟我讲客气？后来我听说我的妻子瞒着我，悄悄到您那儿去过三趟，替我求情，您一次都没有接见她。据说她在您的前厅里哭了。虽然她已经去世，可是我为这件事一辈子也不会原谅她！一辈子也不会！”

医生不再作声，咬紧牙关，紧张地思索着，要想再说一些很不中听的泄愤的话。他想起来了，他那皱起眉头的冷冰冰的脸忽然放光了。

“就拿您对这个修道院的态度来说吧！”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不管什么人，您是从来也不肯放过的。越是神圣的地方，就越有机会遭到您的仁慈和天使般的温柔的折磨。为什么您到这儿来？容我问您一句，为什么您要来找这儿的修士？赫卡柏跟您有什么相干，您跟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2]这无非又是设法解闷，耍弄人，亵渎人的尊严罢了。要知道，您并不相信修士的上帝，您心里自有您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您在招魂术士的降神会上体会出来的。您对教堂里的种种宗教仪式看不上眼，不愿意去做弥撒和晚祷，每天总要睡到中午才醒……那您何必到这儿来呢？……您带着您的上帝来到这个跟您毫不相干的修道院，以为修道院会把这看作它的莫大光荣！亏您想得出！您不妨顺便问一声，您来一趟，给修士们惹来多少麻烦。承您赏脸，打算今天傍晚到这儿来，于是您庄园上的账房前天就派人骑着马来通知说，您准备来这儿。昨天他们整整一天忙着给您打扫房间，等您驾临。今天来了一位先行，是个蛮横的使女，她不时跑过院子，衣服沙沙地响，问这问那，发号施令……我简直受不了！今天修士们紧张地守候了一整天。是啊，要是不恭恭敬敬地迎接您，那可要出乱子！您准会到主教那儿去告状！‘主教，那些修士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惹得他们生气的。不错，我是个大罪人，可是要知道，我是那么不幸啊！’有一个修道院已经为您挨过一顿申斥了。修士大司祭是个很忙的、有学问的人，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可是您却老是要他到您的房间里去。对老人也罢，对教职也罢，一点敬意也没有！要是您捐给修道院很多钱倒也罢了，人家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气，可是偏偏这么多日子，修士们从您手里连一百个卢布也没拿到！”

每逢公爵夫人受到惊扰，不为人们理解，感到委屈，每逢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该怎么做好，那她照例会哭起来。这一回，她最后也是蒙上脸，用小孩子那种尖嗓音哭起来了。医生忽然停住嘴，瞧着她。他的脸色黯淡下来，变得严峻了。

“请您原谅我，公爵夫人，”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发了一通脾气，失去常态了。这是不好的。”

他发窘地咳嗽了一声，顾不上戴帽子，很快地从公爵夫人跟前走开了。

天空中已经繁星闪烁。想必月亮正从修道院后边升上来，因为天空明亮，清澈，柔和。蝙蝠沿着修道院的白墙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

时钟慢腾腾地敲着某一点钟的三刻钟，大概是八点三刻吧。公爵夫人站起来，慢慢地往大门口走去。她感到受了委屈，哭个不停，觉得树木也好，星星也好，蝙蝠也好，似乎都在怜惜她。时钟敲出悦耳的响声，也只是为了对她表示同情罢了。她哭着，心想索性进修道院，在那儿过一辈子倒好，在夏日安静的傍晚，她这个满腔委屈、受尽侮辱、不为人们理解的人，就会独自在林荫路上走动，只有上帝和布满繁星的天空才会看见这个受苦的女人的眼泪。这时候教堂里仍旧在做晚祷。公爵夫人站住，倾听歌声。在宁静的黑暗中，这种歌声听来多么悦耳！在这样的歌声下痛哭和受苦，又是多么甜美啊！

她回到居处，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她那泪痕斑斑的脸，扑上些粉，然后坐下来吃晚饭。修士们知道她喜欢吃醋渍鲟鱼、小菌子、马拉加葡萄酒、放在嘴里有柏树香味的普通蜜糖饼。每次她来，他们总给她送来这些吃食。公爵夫人吃着小菌子，喝着马拉加葡萄酒，幻想日后她怎样彻底破产，孤苦伶仃，所有她的总管、管家、账房先生、使女，尽管她为他们出过许多力，却都对她忘恩负义，讲出顶撞她的话，她幻想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攻击她，说她的坏话，讪笑她，她呢，就放弃公爵夫人的爵衔，摆脱奢华和交际，隐居到修道院里，对谁也不说一句责备的话，反而为她的仇人们祷告，到那时候大家就会忽然了解她，走到她跟前来请她原谅，然而到那时候却太晚了。……

吃过晚饭以后，她走到墙角，在神像面前跪下，念了两章《福音书》。然后使女给她铺床，她躺下睡觉。她在白布被套下面伸开四肢，舒服地、照哭过一场的人那样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渐渐入睡了。……

早晨她醒过来，看一眼她的表，已经是九点半钟了。阳光从窗子里射进来，床旁地毯上有一条狭长而明亮的光带，朦胧地照亮整个房间。窗上黑窗帘外面，有些苍蝇在嗡嗡地叫。

“时候还早！”公爵夫人暗想，闭上眼睛。

她在床上摊开四肢，躺着纳福，忆起昨天傍晚她跟医生的相逢以及昨天她临睡前生出的种种想法。她想起她的不幸。后来她又不由得想到她那住在彼得堡的丈夫、总管、医生、邻居、熟识的文官。……一长排熟识的男人的脸在她的想象中掠过。她微微一笑，心想：要是这些人能够深入她的灵魂，了解她，那么他们大家就会扑倒在她的脚边了。……

到十一点一刻，她叫她的使女进来。

“达霞，给我穿衣服，”她懒洋洋地说，“不过，先去关照一声，叫他们把车套好。我得动身到克拉芙季雅·尼古拉耶芙娜家去一趟。”

她走出居处去坐马车，迎着白昼明亮的阳光而眯细眼睛，愉快地笑起来。这个白昼美好得出奇！她眯细眼睛看一眼聚集在门廊那儿为她送行的修士们，亲切地点一点头，说：

“再见，我的朋友们！后天见。”

她发现医生也站在门廊那儿，夹在修士们当中，不由得又惊又喜。他的脸色苍白而严峻。

“公爵夫人，”他说，脱掉帽子，负疚地赔着笑脸，“我早就在这儿等您了。……请您看在上帝分上原谅我。……昨天我给一种不好的、报复的感情迷住了心窍，对您说出许多……蠢话。总之，我是来赔罪的。”

公爵夫人亲切地笑一笑，把一只手伸到他的嘴唇跟前。他吻着那只手，脸红了。

公爵夫人极力装得像是一只小鸟，一下子飞进了她的马车，向四面八方点头。她心里快活，明朗，温暖，连她自己都觉得她的笑容异常亲切而温柔。等到她的马车向大门口驶去，后来沿着扑满尘土的大道，驶过农舍和花园，驶过盐粮贩子的长串货车和络绎不绝赶到修道院去的香客，她仍旧眯细眼睛，温柔地微笑着。她心想，再也没有一种欢乐比不论走到哪儿都带去温暖、光明、快乐，宽恕侮辱，对仇人亲切地微笑更高尚的了。路上遇到的农民们纷纷对她行礼，马车轻柔地沙沙响，车轮底下涌起滚滚的烟尘，随风飘到金黄色的黑麦地里，公爵夫人觉得她的身体好像不是在马车的软垫上颠动，而是在云端里摇晃，而且她本人就像一朵轻盈透明的云。……

“我多么幸福啊！”她小声说着，闭上眼睛，“我多么幸福啊！”

[1] 典出《旧约·创世记》。

[2] 意谓“两不相干”，语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赫卡柏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安之妻，在特洛伊被围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题解

《问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月十九日《彼得堡报》第二八七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的《故事集》，在彼得堡出版，此后自一八八九年起至一八九九年止该集子印行第二版至第十三版时，该小说未再修改。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选的文集第四卷。

《阴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三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进行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后，收入他自选的文集第一卷。

契诃夫删削了小说中谢列斯托夫幻想当选主席的场面。原文在“我们要求推选谢列斯托夫！谢列斯托夫！”后面，还有以下一大段：

“谢列斯托夫就会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诸位先生，承蒙赏识，不胜感激，可是，你们要知道，我是个过惯书房生活的人，忙得很。再者，比我高明的同行有的是。……我不习惯做领导。我的任务是研究学问，心无杂念。……’

“‘不，您别推托！’人们会要求他说，‘请别伤我们的心，米哈依尔·伊凡诺维奇！’

“‘诸位先生，你们这儿即使没有我，配当主席的人也有的是！’他说着，往门口退去。‘真的，我简直难为情了。……我年纪不算老，又没有威望，在学术领域没有什么特别表现。……说真的，我哪能当主席呢？我只有一篇出色的著作，题目是《论夜莺的歌唱对某县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不过我写了这篇著作，也还是没有资格飞黄腾达。……’

“‘算了，同行！您的著作还嫌少吗？《晕船病在陆地上的病例》呢？您别推托了！’”

《旧房》

房东讲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彼得堡报》第二九四号《短文》栏内，副标题原是《一个迷信的人的故事》，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做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并更换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冷血》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新时报》第四一九三号《星期六附刊》栏内和十一月三日该报第四一九六号上。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由作者做文字上的修改和删削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此后自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九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十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该小说收入《闷闷不乐的人们》时，作者删去篇首的题词：

说马不是马，

倒像是蜈蚣在那条路上爬。……

小说原来的开端也被删掉：

“十一月间一个黑暗的夜晚。……火车的车皮、小火车站、树木、天空，统统被黑暗遮得严严实实，因此肉眼所能看见的，只有那些昏暗的灯火，它们射出朦胧的弧形亮光，在潮湿的月台上投下苍白的光影。四下里，一切都乌黑，纹丝不动，没有一点声音。

“对一个在旅途上不能入睡的人来说，秋天的俄国小车站有时候是吓人的。只要你走出车厢一会儿，寒冷刺骨的潮气就扑到你脸上和脖子上来。你只要看一下目光刺不透的黑暗，听一下死一般的寂静，就会有一种阴森的孤独感袭上你的心头，使你不由得思念人群聚居的所在。天气又冷又潮，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就连这是什么地点也闹不清。谁也不肯相信，这块乌黑的荒漠虽然目前被秋季盘踞着，不肯离去，以前却也有过夏天，人们也能在这儿居住呢。不知什么缘故，人会不禁怜惜那些孤零零的灯，它们东一盏西一盏地点缀在黑色背景上，不得不凝神望着黑暗，在这儿受冻。”

该小说的中部也有删节。例如查票员的话，在“‘您可再也想不到，’”之后，原有这样一段：“查票员讲起来，激烈地做着手势。‘铁路成了独立王国！真是要命！政府有它的一套章法，铁路却另有一套章法。……我跟您说，不管什么人，当官的也罢，大臣也罢，按照法律，谁也没有权利不经法院批准就没收我们的财产。要是旅馆老板由于顾客不付房租就扣留顾客的财物，那他就会按擅自越权罪受审，可是铁路呢，真是要命，只要您拿不出车票来，随便哪个乘务员都有充分的权利扣留您的行李。他们不受法律的管辖，成了独立王国！他们还干出种种怪事，气得您干瞪眼！换了别人，早就给流放出去做苦工了，他们却什么事也没有，逍遥自在！您再也想不到！老兄，我在铁路上已经干了二十年，对他们清楚得很！清楚得很！’

“查票员讲得入迷了。”

一八八七年春天契诃夫曾到俄国南方旅行一趟，这篇小说反映了他的旅行印象。他在一八八七年四月七日到十九日写给妹妹玛丽雅的日记式信函中说：“我一觉醒过来，火车已经到达斯拉维扬斯克站。……在这儿，有一批新旅伴上车了。……我们纷纷批评铁路。……查票员讲到洛左沃—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偷盗亚速铁路三百辆车皮，改漆成自己的颜色。”

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他所写的《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讲到这篇小说还反映了契诃夫在故乡的一个亲戚的旅途印象：这个亲戚有心做生意，就买下牛，运到莫斯科出售以供屠宰，不料一路上遭到铁路工作人员的讹诈和欺骗。他向契诃夫申诉这件事，并且提出相应的“文件”证实他的申诉。

契诃夫在撰写这篇小说期间，于一八八七年十月十日或十一日、十二日，写信给他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说：“我在赶一篇供《星期六附刊》刊登的东西，然而写得很勉强，那题材我并不喜欢。这篇作品写得不好，不过我仍旧会寄去。”契诃夫写完小说，在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他的大哥说：“……我现在寄去小品文式的小说一篇，写得很长，我不喜欢，因为那是用包包雷金[1]的潦草方式写成的，而且题材也过于专门。为了免得产生疑问，我要预先通知你这个编辑部成员：小说里所写的丑恶现象非常接近真实，就跟索包列夫巷十分近似戈洛文巷一样。”

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契诃夫的大哥写信通知契诃夫说：“动物保护协会在最近的会议上议决向你道谢，因为你在《冷血》一文中对牛表现了关切的态度。他们大约会寄给你书面通知的。”

俄国作家和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回忆录中讲到俄国老作家格利戈罗维奇对这篇小说的评价：“请把这篇小说跟果戈理的作品放在一起吧。……瞧，我的看法已经走得这么远了。”

[1] 俄国当时的一个作家。

《昂贵的课业》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九日《彼得堡报》第三〇八号《短文》栏内，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在原文中，作者多次描写沃罗托夫同法国女人会见的场面，在修改中都被删除了。作者还删掉原文中俚俗的文字，例如，“她对语法还‘摸得着’一丁半点，对句法和修辞却一窍不通，更不要说别的学问了”，又如，“他心想，要是他胆子大些，他有意，而且设法让她知道，那么说不定他倒也能把这个迷人的妞儿勾搭上手呢。”

《狮子和太阳》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五日《花絮》杂志第四十九期上，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契诃夫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除了文字上的修改外，小说里还删除了库曾和秘书的谈话，秘书通晓法语，能协助库曾和波斯人谈判。

小说的结尾由作者做了很大的改动。在原文中，库曾并没得到“狮子和太阳”勋章，也没巴望获得塞尔维亚的勋章。小说原文在四句诗后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至于漫画的作者是谁，却没有人知道，然而临到秘书要求加薪，市长就把他拉到一旁，幸灾乐祸地做了个侮辱他的手势”。小说到这儿就结束了。现在的结尾是作者重写的。

小说中所引的讽刺诗与原诗有出入，原诗登载在一八八七年《俄罗斯古代》杂志第四期上，被误认为是普希金之作。同年，该杂志第六期上报道说，讽刺诗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姓扎布德斯基的年轻军官和斯塔夫罗波尔的邮政局局长，他们意在讽刺斯塔夫罗波尔省的省长，因为省长在赴彼得堡途中遇见波斯大使，为他宰过一只羊，然而后来，波斯大使归来，省长没有再为他宰羊，为此省长向大使赔罪。这件事可能是促使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原因之一。

《灾祸》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七日《彼得堡报》第三三六号《短文》栏内，原题名是《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题名，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契诃夫改动了该小说中许多外来语和粗俗的文字。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一八八四年契诃夫担任记者，采访所谓“斯科平案”（莫斯科斯科平银行管理人员因舞弊而使银行破产），并在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彼得堡报》上发表通讯《雷科夫及其同伙的案件》。这篇小说与契诃夫的采访印象有关。

《吻》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新时报》第四二三八号上。

一八八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和删节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故事集》。

后来，该小说再由契诃夫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据俄国作家谢格洛夫在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说，他以前做过炮兵，因此契诃夫要求他读一下小说里对炮兵旅活动的描写，然后讲出他的看法。谢格洛夫写道：“我……不由得暗自赞叹他描写的真实，而且……他在描写军界人士的精神和气质上表现了惊人的敏感。人们简直不能相信写成这篇作品的人竟然是个刚刚离开大学课桌的大学生，而不是一个在炮兵营里至少服役过好几年的真正军人！”

谢格洛夫回忆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快，“几乎只用了两天工夫”。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关于契诃夫》一书中说，这篇小说反映了契诃夫居住在沃斯克先斯克时期所得的印象，当时那儿驻扎着一个炮兵连，连长是玛耶甫斯基上校。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谢格洛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俄国作家普列谢耶夫很喜欢《吻》。

据俄国革命活动家米茨凯维奇在《两个时代的交界》一书中说，一八九二年或一八九三年，他亲自听到高尔基批评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对契诃夫创作的见解（如谴责契诃夫的客观主义，抨击他对生活现象缺乏社会评价，等等）。同时，高尔基强调说，他尊崇契诃夫是个“细致而深刻地熟悉小人物心理的专家”，为此高尔基特别提到小说《吻》。

《男孩们》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彼得堡报》第三五〇号《短文》栏内，原有副标题《一场小戏》，署名“安·契洪捷”。

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作者修改时，删去副标题，并在文字上做了许多改动。

该小说的结尾是作者改写的。在“‘那么你不去了？’切切维曾又问”之后，原文是这样的：

“‘我……我去。’

“‘那就穿上衣服！’

“‘我舍不得……离开妈妈。’

“切切维曾就开始描摹美洲的美丽和旅行之乐。他学老虎咆哮，模仿轮船的击水声。他央告他，辱骂他，对他许下种种好处，最后他自己也失声痛哭了。沃洛嘉和那些小女孩就哭得越发响了。母亲被他们的哭声惊动，跑过来，可又问不出他们痛哭的原因，自己也哭了。

“过了两个钟头，到喝茶的时候，几个女孩谈话之中说漏了嘴，把秘密讲出来了。沃洛嘉和切切维曾交头接耳商量了一阵，就决定推迟逃往美洲的行期，等以后另有比较方便的机会再说了。”

托尔斯泰把这篇小说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卡希坦卡》

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时报》第四二四八号上，原题名是《在经过训练的伙伴中间》。

一八九二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题名并加以修改和增补后，在彼得堡出版单行本，到一八九九年止共出六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在标点符号方面稍加改动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一九〇三年，该小说出版单行本，附有卡尔多夫斯基的插图。

一八九二年，该小说出版单行本前，契诃夫作了文字上的修改，重新划分各章，并添写一章：《不安宁的一夜》。结果，该小说原来的第一章《神秘的陌生人》一分为二，成为《不乖》和《神秘的陌生人》两章。原来的第二章《很投缘的新朋友，或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也分为两章：《很投缘的新朋友》和《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原来的第三章《天才！天才！》改为第五章。第六章就是新写的《不安宁的一夜》。第七章则是原来的第四章《不顺利的初次演出》。

此外，该小说的单行本文字有少许改动。原文中“现在假定你有个你热恋着的妻子。你从俱乐部出来，回到家里，不料撞见了她的男朋友”，由作者改为“现在假定你是珠宝商人，卖金子和钻石。现在再假定你来到自己店里，碰见店里有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三日，契诃夫在写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的信上提到这个改动说：“在家里碰见男朋友和妻子不贞的情节，我已经全部删掉。”

一九〇〇年，俄国精神病理学家和教授罗索里莫遵照教育学会的决定编纂儿童模范丛书，特向契诃夫提出要求，请他推荐他所写的合乎这个目标的作品。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罗索里莫的回信上说：“看来，我的两篇故事适合儿童阅读，写的都是狗的生活[1]。现在挂号寄上。”

关于这篇小说的题材来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三日，俄国作家比里宾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口口声声说，这篇小说的题材是他提供的。俄国作家杜罗夫在《我的野兽》一书中说，他把他的红毛狗卡希坦卡的故事讲给契诃夫听，契诃夫就把它写在《卡希坦卡》里了。

小说发表后，一八八八年一月八日，俄国诗人波隆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新年前后，您给我们送来两篇小说：《卡希坦卡》和《东方童话》[2]。我要愉快地告诉您，这儿大家都喜欢您这两篇小说。两篇小说的结局不但出人意外，而且精彩之至，这是主要的。文字的调子完全适合地点、时间和您的人物。只有《卡希坦卡》的结尾，我觉得，带着疲乏和仓促的痕迹。最后那个场面似乎没有写足。”

俄国作家谢格洛夫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信上说，《卡希坦卡》“动人极了”，同时也指出小说结束得“过于匆忙”。

[1] 指《卡希坦卡》和《白额头》。——俄文本编者注

[2] 即契诃夫在1888年初发表的小说《无题》。——俄文本编者注

《某小姐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三五四号上《短文》栏内，原题名是《冬天的眼泪》，并有副标题《摘自某公爵小姐的笔记》，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题名，取消副标题，在文字上大加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呼吁》一书。

后来，该小说再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小说中的侦讯官原来写明姓“米海洛夫”，修改后取消他的姓，改用名字“彼得·谢尔盖伊奇”。

小说的开端已被删除：“圣诞节前夕，我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坐着，回忆往事，借此等候我那些可爱的客人光临。冰雪叩击黑暗的窗户，在这种叩击声中回想夏天，那是很愉快的。

“我想起大约六年前……”

小说中闲游和谈情的场面由作者大加改动，例如，他删去了男主人公在闲游时的一段话：“‘我们走进那个城堡，不料从城堡主人的墓穴里爬出一个老蠢货，身披铠甲，对我们吹来一股冷气，嗓音沙哑地说：“你们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您当然马上晕倒了。那蠢货却对您一见钟情，把您拉到墓穴去，这时候雷声隆隆，猫头鹰怪叫，蝎子爬上爬下。于是成了一个长篇小说：《死人之恋》。’

“‘然而这时候……’”

契诃夫从女主人公的回忆中删除了下面一段：“我瞧着壁炉里的火焰，听着冰雪叩击窗户，想起了米海洛夫，此外还想起许多现在我特别看重的人。我想起很多很多的人，特别是想起一个工程师，这人神情死板，浑身满是火车头的气味，仿佛他是用枕木、铁轨、股票做成的，不过他一爱上我，讲起话来可就妙语如珠了。他丢下枕木、铁轨、股票，像影子似的追随着我，用工人般粗鲁的男低音对我说，我身上放射出阳光，我靠花粉果腹，我那件浅蓝色衣衫正好跟我的淡黄色头发相配，就跟海水和沙滩相配一样。我还想起一个海军军官，他从新加坡和长崎给我写来许多情书。……”在小说原文中，年龄渐老的女主人公，当着客人们，她的“老朋友们”和米海洛夫的面，哭起来了。

《无题》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一月一日《新时报》第四二五三号上，原题名《东方童话》。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题名，并做文字上的修改后，刊印在由莫斯科《信使报》发行的文艺选集《赈济歉收灾民》一书中，一九〇〇年该书印行第二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一九〇一年，该小说未再修改，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契诃夫对该小说的修改，着眼于简练。例如小说前半部，有一处原文是：“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们生活单调，已经看厌碧绿的棕榈树和无花果树，听腻海水的哗哗声，连鸟雀的歌声也听不入耳，水果也懒得进口了，可是老修道院院长的才能，像粮食一样．却是每天都缺少不得的，那些听众从来也没有暗自思忖过：‘听够了！’”后来这段原文经作者删改如下：“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他们生活单调，已经看厌树木，不喜欢春季和秋天，听腻海水的哗哗声，连鸟雀的歌声也听不入耳了，可是老修道院院长的才能，却像粮食一样，是每天都缺少不得的。”

一八八八年一月八日，俄国作家波隆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谈到这篇小说的成功：“新年前后，您给我们送来两篇小说：《卡希坦卡》和《东方童话》。我要愉快地告诉您，这儿大家都喜欢您这两篇小说。两篇小说的结局不但出人意外，而且精彩之至，这是主要的。文字的调子完全适合地点、时间和您的人物。”

同一天，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写给他的信上说，他已经跟俄国作家列斯科夫相识，“他向你致意，认为你是天才。本月一日报上发表的你那篇童话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感。”

契诃夫自编的文集第四卷，由于印有《无题》、《打赌》、《贼》等三篇小说，俄国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下令禁止俄国各地民众图书馆收藏，并禁止民众阅读。

《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二十四号的《短文》栏上，署名“安·契洪捷”。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经作者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该书由作者题词献给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在修改时，作者添写了小说的结尾：从“她把他掐死后”起，到“跟死人一样了”止。

该小说是作者在撰写中篇小说《草原》期间抽空写成的。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契诃夫在写给向他约稿的《北方导报》主编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说：“由于下月一日就要来临，家中需要开支，我就心惊胆战，坐下来写了一篇匆匆赶出来的作品。不过这也不要紧。那个短篇小说只用了我半天的工夫，现在我又可以继续写我的《草原》了。”

据俄国作家戈尔坚威依节尔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五日的日记里说：这篇小说得到列·托尔斯泰的高度赞赏。托尔斯泰把它列为契诃夫的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草原》

游记

最初发表在文学月刊《北方导报》一八八八年第三期上。

同年，该小说由作者稍加改动后，收入他在彼得堡出版的《故事集》。

一九〇一年，该小说由作者大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在文集中，该小说第二章到第五章由作者大加删削。例如，第四章“在这欢乐的闹声中，人听见草原悲凉而无望地呼喊着：歌手啊！歌手啊！”后面，有一大段原文被删掉了：“在夜色影响下，叶果鲁希卡的心绪开始忧郁。他暗想，在这样的天气，最好不是坐车去上学读书，而是回到家里，吃晚饭，睡觉。他就想象他怎样坐车回家，然而不是坐眼前这辆颠簸的马车，而是坐不久以前他见过的伯爵小姐那辆马车。那辆马车座位软和，舒服，宽敞，不过要紧的是，有地方放胳膊肘，枕脑袋。他挨紧伯爵小姐坐着，打盹儿，后来索性把手和头都放在她的膝盖上，那么愉快，那么舒畅。……渐渐地，他睡熟了，那辆带弹簧的马车摇摇晃晃，奔驰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快得叫人没法相信，而且发出柔和的沙沙声。叶果鲁希卡在睡熟以前：抬起头来看一下月光普照的夜晚，听一下车轮的辘辘声，不由得微笑，然后又把头放在亲切而美丽的小姐膝上。多么美妙的旅行啊！莫伊塞·莫伊塞伊奇的客栈、风车，有小溪的山冈，早已落在后面。随后出现了立在小山上的那棵熟悉的杨树。它刚刚闪过去，人就马上看见那个造砖厂和它冒出的乌黑的烟云，看见埋着奶奶的墓园，看见打铁店，最后就看见家了。……

“嘿！

“妈妈和厨娘留德米拉都从家里跑出来了。欢天喜地的妈妈打了个招呼，然后小声问道：‘这位小姐是谁？’叶果鲁希卡回答说，她就是伯爵小姐，正是在她家的客厅里，摆着那么一只座钟，上面有个金骑士。他为了平安到家，想表一表谢意，就搂住伯爵小姐的脖子，吻她的眼睛、额头、两鬓。……‘他一路上淘气吗？’妈妈问道。‘不，’伯爵小姐回答说，‘他一路上总在睡觉。’伯爵小姐德兰尼茨卡雅谈了不久．就告辞，打算坐车走了。可是妈妈不让她上车，请求道：‘请您赏光在我们家里过夜吧！’伯爵小姐答应了，于是留德米拉跑进客厅，在长沙发上铺床。叶果鲁希卡呢，回到他的儿童室，连衣服也没脱就往床上一倒，睡着了，睡得很香，只是觉得有个尖尖的东西把他的右胯骨顶得很痛，原来他衣袋里放着犹太人的蜜糖饼干呢。叶果鲁希卡却顾不得这些，一心要睡觉，愉快得脸上露出笑容，可是忽然间，他的耳朵上边响起了洪亮刺耳的说话声。”

这个中篇小说反映了契诃夫儿时和青年时期乘车穿过草原去探望祖父的回忆，以及一八八七年春天契诃夫返回故乡的路上获得的印象。关于那次旅行，契诃夫在一八八七年二月十日写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的信上说：“为了避免文思枯竭，我要在三月底动身到南方去，到顿河地区和沃罗涅日省等地去度过春天，重温如今已经开始淡忘的往事。那时候，我想，我的工作会活跃些。”

这个中篇小说是在一八八七年底动笔的，一八八八年一月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上说：“我在写一篇草原小说。”小说写得很顺利，一八八八年二月三日就寄给《北方导报》月刊了。

这是契诃夫第一次为大杂志写稿。他在上述那封写给谢格洛夫的信里说：“我一想到我在为大杂志写稿，而且人们会过于认真地看待我这篇微不足道的作品，我就觉得好像有人在扯我的胳膊肘，犹如魔鬼扯修士的胳膊肘一样。”

契诃夫是在朋友们劝他对创作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的影响下写这篇小说的。一八八八年一月九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信中附去俄国作家格利戈罗维奇来信的抄件，他写道：“从这封信您也可以看出，并不只是您一个人真心诚意地要扶我走上正路，您明白我是多么羞愧。……我听从您友好的劝告，动手给《北方导报》写一个短短的中篇小说。”

契诃夫写这个作品费了不小的劲。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说：“将来您读完就会明白，我这个没经验的头脑吃过多少苦。”一八八八年一月九日和十二日，他在写给柯罗连科和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上都提到，他写惯了小作品，“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写出多余的东西”，因此他写得”过于紧凑”，等等。

不过另一方面，写作《草原》给契诃夫带来很大的乐趣。他在一八八八年一月九日写给柯罗连科的信上说：“我写得兴致勃勃。”他在一八八八年二月三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说：“我一边写，一边觉得我四周有夏季和草原的气息。”

契诃夫认为《草原》题材新颖，艺术手法别致。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写给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上说：“我初次为大杂志撰稿，写的是草原，这种题材已经很久没有人写了。我在描写平原，淡紫色的远方、牧羊人、犹太人、教士、夜间的雷雨、客栈、运货的大车队、草原上的飞禽，等等。每一章分别是一个短篇小说，各章紧密相连，就跟卡德里尔舞里的五个舞式一样。我极力使各章具有一种总的气氛和总的调子，为了能够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我就让一个人物把各章串连起来。我觉得有许多困难我已经克服，有些地方颇有干草的气息了，不过，总的说来，我这篇东西却变得有点奇特，而且过分别致。……总的说来，这不成其为画面，却成了枯燥而详细的印象记，像提纲之类的东西了。我没能完整而富于艺术性地描写草原，却给读者送去一本‘草原百科全书’。凡事开头难。然而我也不气馁。就算是百科全书，或许也不无用处吧。说不定这篇东西倒会打开我的同辈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还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宝藏没有经人触动过，因此俄罗斯艺术家的路子还不能算窄呢。如果我这个小故事能让我的同行们想起被人忘却的草原，如果我那些写得仓促而又枯燥的章节哪怕只有一段文字能给某个诗人提供一点引他深思的东西，那我也就谢天谢地了。”

一八八八年二月三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女作家基塞列娃的信上也讲到《草原》的别具一格，说：“大杂志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类小说了。我是以创新的面目在大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不过我会为创新挨骂，就跟为《伊凡诺夫》[1]挨过骂一样。这篇小说会引起很多的议论。”

契诃夫写完《草原》后，在一八八八年二月四日写给俄国作家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的信上说：“这篇东西会不会取得成功，我不知道，可是不管怎么说，它总是我的力作，我再也没法写得更好了。”契诃夫在一八八八年二月五日写给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上也说：“我知道果戈理正在另一个世界生我的气。在我们的文学中，他是草原的皇帝。我带着善意闯进他的国土，然而也写了不少荒唐话。这篇小说我有四分之三没有写好。”

契诃夫本来打算写《草原》的续篇。他在一八八八年二月五日写给格利戈罗维奇的信上说：“我故意把它写得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篇还没写完的作品。”这封信上还谈到《草原》主人公叶果鲁希卡未来的命运，说他“以后会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长住，肯定落到糟糕的下场”。一八八八年二月九日，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还谈到《草原》中其他人物的命运说：“有点傻气的赫利斯托佛尔神甫已经死了。德兰尼茨卡雅小姐……日子过得很糟。瓦尔拉莫夫仍旧转来转去。您在信上说，迪莫夫作为素材，您是很满意的。……像捣蛋鬼迪莫夫这样的性格，由生活创造出来，原不是为了做分裂派，也不是为了流浪，更不是为了过定居的生活，而干脆是为了干革命的。……在俄罗斯却永远也不会有革命，那么迪莫夫的下场不外乎酗酒，或者关进监狱了事。他是个多余的人。”

然而续写《草原》的意图并没有实现。

契诃夫的这个中篇小说获得当时许多人的热烈评价。《北方导报》主编普列谢耶夫收到契诃夫寄去的《草原》手稿后，在一八八八年二月八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如饥如渴地把它通读了一遍。我一读开了头，就再也放不下了。柯罗连科也是这样。……这篇东西太美，太富于诗意，弄得我简直找不出话来说了。而且，我也说不出我有什么意见，只能说我读得如醉如痴而已。这是个引人入胜的作品。我敢于预断，您的前程远大。那些景物描写多么精彩，那些人物多么生动可爱啊。……就算它缺乏为读者极其看重的外在的内容（指情节）吧，可是它内在的内容却无异于取之不尽的源泉。诗人们，充满诗情的艺术家们，一定会读得神魂颠倒。再者，通篇都可看到极其细致的心理描写。”一八八八年四月八日，普列谢耶夫的儿子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谈到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对《草原》的评论说：“我父亲到萨尔蒂科夫家里去过一趟，他很欣赏《草原》。‘这篇东西真精彩。’他对我父亲说。总之他对您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父亲说，他对新作家是难得称赞的，却唯独欣赏您。”

俄国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读完《草原》后，在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五日写信给契诃夫说：“我读着《草原》，心里一直在想：您同时赶写几个作品，把自己搞得四分五裂，这是很大的过错，如果您现在还是这样疲于奔命，那会是什么样可怕而又不可饶恕的过错啊。我一面读，一面好像看见一个大力士沿着大道行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随随便便地活动着筋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巨大力量，干脆就没往那儿想。他时而拔掉小树苗，时而把大树连根拔起，干这些事一律轻而易举，就连这些动作的差别也没感觉出来。上帝赐给您的东西多，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您的要求也高。……您不应当做文学的涉猎者，千万不要这样。您应当全心全意地从事文学工作。”

《草原》发表后，引起激烈的争论。该小说刚发表，俄国作家迦尔洵就在某画家寓所一连朗诵两遍，结果引起了争论，据俄国画家列宾回忆说，“当时契诃夫还是完全不知名的新人。大多数听众，连我也在内，都抨击契诃夫以及他那新的写作手法。他的作品缺乏题材，没有内容。……那时候人们还是以屠格涅夫作为衡量文学工作者的标准的。‘这算是什么东西？这作品既谈不上完整，又没有思想。’我们说。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2]呢，却用含着眼泪的可爱声调为契诃夫的美辩护，说俄罗斯文学还从未有过由这种语言、生活、率直合成的珍珠。他谈到俄罗斯文学中这颗初升的、当时还是全新的巨星表现了技巧、美，特别是诗意，简直赞不绝口！”

许多京城的报纸评论《草原》。批评家们并不否认作家的才华（所有的论文都提到这一点），可是另一方面，对待这个中篇小说的态度却是严厉的。他们要求篇幅大的作品突出基本思想并且清楚地展示，“这一基本思想是通过哪个人物极为生动地表现出来的。”（参阅俄国批评家加尔欣发表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一日《交易所新闻》上的文章）。照他们的看法，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不符合这种要求。批评家们指责这位作家“缺乏”编造小说结构的“能力”，违反公认的文学标准。

那些报纸上的论文硬说契诃夫无力应付篇幅巨大的叙述体裁的任务，因此他写出来的就不成其为中篇小说，却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速写和场景，只是外部用叶果鲁希卡这个形象串连起来而已。

契诃夫虽则力求简洁，然而又力求多方面地揭示生活，批评家们却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篇小说没有“情节”，人物描绘也过于潦草。批评家阿利斯达尔霍夫在一八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俄罗斯新闻》上写道，“这篇小说里有一个极其重大的人物，决定小说情节的方向及其动态，那就是富商瓦尔拉莫夫，可是他之所以出场，却仅仅是为了要他骑着马在读者面前走一趟就完事了。”《草原》中祖国的主题没有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批评家拉多日斯基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一日《圣彼得堡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中硬说契诃夫的这篇小说“与其说是文学作品，还不如说是民族学著作，带着纯粹记事的性质”。批评家季斯捷尔洛在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周报》上指责俄国当代作家忽视俄国长篇小说的传统；在《草原》里，他像别的批评家一样没看见别的，只看出契诃夫在景物描写方面的“叙事诗般的热情”，“风景画般的创作”。

各派批评家虽然盛赞这篇新作的诗意以及对草原的描写手法的高明，可是拒绝承认这个中篇小说是文学方面的革新现象。批评家阿尔塞尼耶夫在一八八八年《欧洲通报》第七期上说，这篇小说乃是小型艺术的行家契诃夫“在老路上”走出的“新的一步”。其他批评家的评价也差不多。他们都认为艺术家契诃夫的独特性其实是他对小型体裁的尚未克服的迷恋。

许多关于《草原》的评论，都带有故作宽容的赞许口吻。例如批评家拉多日斯基写道，契诃夫将来“会有所成就”。特别惹得契诃夫愤慨的是批评家阿利斯达尔霍夫的评论，因为他着重指出《草原》是由一个新进作家写成的。一八八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作家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说：“他一碰到有名望的人就变得多么奴颜婢膝，可是一提到新进作家却又摆出父辈的架势，变得老气横秋、喋喋不休了！所有这些批评家既是马屁精又是胆小鬼，既不敢称赞，也不敢责骂，只能在一个可怜的灰色中心点上转来转去。主要的是他们不相信自己。……我的《草原》他读得费力，可是既然别人都喊‘天才！天才！’，难道他还敢承认他读得吃力？”

这类批评家对《草原》某些段落提出了批评意见，可是后来契诃夫修改这篇小说的时候，根本没理睬那些意见。

后来，《草原》引来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评论。高尔基在《论散文》里谈到“用文字描绘事物”的著名作家，就援引这个中篇小说作为例证。高尔基摘抄了《草原》中的几段文字，写道：“这就是安·巴·契诃夫在他的小说《草原》里所写的，人们可以根据这个画面学习写作：个个词都清楚，个个词都朴素，每个词都妥帖。”高尔基在《米哈依尔·普列什文》一文中说：“契诃夫的《草原》好像是他用彩色的小珠子串成的。”

已故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加里宁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谈话中对契诃夫的作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依我看来，一本好书，在它的书皮下面总有生活在跳动，就跟血液在皮肤下面流动一样，这种作品即使不会叫人永远记住，也还是会叫人久久不能忘怀。……您记得契诃夫的《草原》吗？”

[1] 契诃夫的剧本。

[2] 迦尔洵的名字和父名。

《纠纷》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六月三日和七日《新时报》第四四〇四号和四四〇八号上，原题名是《生活琐事》。

该小说经作者更换题名并做过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一八九〇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

最后，该小说经作者再做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做了大量的删削。例如，医生打人以后，幻想“同行们怎样给他寄来同情的信”，后面本来还有下述一段文字：“他一面这样幻想，一面怜惜自己，甚至淌下了眼泪。”又如，在“‘决斗您是不会赞成的……’”后面，原文是“医生说，喘着气，浑身发抖，连声调都变了，声音很响而且刺耳，接着他暗自想道：‘我对他讲的话都不对头！’”又如，在“‘她这是找她的姨妈去了。去就去吧！’”后面，原文还有：“昨天折腾了一天，再加上通宵失眠，害得他的神经十分疲劳，他竟然没有注意到医士碰见他，连帽子也没脱下。

“‘要出什么事就随它去吧……’他想。‘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吧！我会丢开一切，吐口唾沫，一走了事的。……’

“走到哪儿去呢？平素心满意足的人一旦对自己和周围的人心怀不满，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难受的心情，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和全世界的人都有罪，那么他们寻求安慰的头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幼稚的和不能实现的幻想。医生心想，要是现在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好了，例如到高加索的黑海海滨去，买上一块地，亲手耕耘，他就见不到人，人家也见不到他了。……要是能隐姓埋名，在某修道院的修道室里过一辈子，倒也不错，既然他是大学毕业生，那么在修道院看来，他就是个不大寻常的人，他们就会乐于让他享受各种特权，例如叫他不必参加晨祷和弥撒，不必工作，允许他吃荤，等等，他就会一天到晚守在只有一扇小窗的塔楼里，倾听凄凉的钟声，撰写俄国医学史。……”

契诃夫的这篇小说获得俄国作家艾尔捷尔的好评，他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写给另一作家柯罗连科的信上说：“我记得，我去年春天曾在您面前尖锐地批评过契诃夫。可是去年夏天我偏巧读到他最近写的小说的集子，那么，我要对您说，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再者，那个集子还有严肃的内容，只是它并不总是符合‘思潮’的老一套尺度而已。比方说，在最近这个集子里，有许多篇小说极有力地揭示了‘小人小事’的悲剧性的力量（例如《邮车》，又如打医士耳光的医生），说真的，这同任何‘思潮’相比都是毫不逊色的。”

《灯光》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六月《北方导报》第六期上。

该小说反映了作者对他的故乡塔甘罗格的印象。

契诃夫写该小说时，在信中写道，他写得不顺手，必须把草稿大加删削和修改。后来，一八八八年四月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北方导报》主编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说：“我已经把这个中篇小说的整个架子重新搭过，剩下没动的只有基石了。我不满意的是整篇小说，而不是其中的细节。……这个中篇小说的优点是简练，有点新奇。……”

该小说发表后，在报刊上没有获得好评。例如，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新时报》批评家布列宁写道，契诃夫有意超越短小的小说的范围，《灯光》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不成功的新尝试。批评家们责难作者矫揉造作，进行道德说教，断言《灯光》里工程师所讲的故事过于浅薄，不足以证明悲观主义的危害。批评家阿利斯达尔霍夫在一八八八年七月一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写道：“工程师的故事跟悲观主义简直没有什么实际的关系。……在作者笔下，工程师缺乏个性，他的情妇更加如此，故事本身只是表现了极度的恣意放纵而已。”批评家季斯捷尔洛在一八八八年九月十一日《周报》上写道，小说的下半部乃是“忏悔的悲观主义者的劝诫性故事”。有些批评家断言，这篇小说的内容微不足道，有些批评家则说它的内容是严肃的，只是契诃夫应付不了这种题材，他不应该“讲他不理解的事”，批评家拉多日斯基于一八八八年七月十五日在《圣彼得堡新闻》上就是这样写的。

有些俄国作家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却表达了相反的评价。一八八八年五月十日，俄国作家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把这篇小说称为“美丽的精品”。俄国作家谢格洛夫在一八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却认为契诃夫光是造出一种思想作为小说的基础，那是不够的，作者没有权利声称“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新时报》主编苏沃陵对这篇小说显然也写了一点不满的意见。这类意见使契诃夫激动不安，他在一八八八年五月三十日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谈到他对艺术家使命的理解：“您写道，关于悲观主义的议论也罢，基索琪卡的故事也罢，都丝毫没有解决悲观主义问题，也没有动摇它。我觉得，像上帝、悲观主义之类的问题，不该由小说家来解决。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怎样谈论或者思考上帝或者悲观主义。艺术家不应当成为笔下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只应当做不偏不倚的见证人。我听见两个俄罗斯人讲了许多关于悲观主义的话，杂乱无章，什么也没解决，那我就应当把那些话按我听来的原样转达给读者。陪审员们，也就是读者，自会做出评价。我的事情仅仅在于应该有点才能，也就是善于分清人物的道白当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善于把人物写活，善于用他们的语言说话。谢格洛夫责怪我不该用‘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这句话来结束这篇小说。按他的看法，艺术家兼心理学家非把事情弄清楚不可，这样才称得上心理学家。可是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写作的人们，特别是艺术家，如今总该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事是没有一件弄得明白的，以前苏格拉底就这样承认过，伏尔泰也这样承认过。一般人自以为样样都知道，样样都懂，他们越愚蠢，他们的眼界倒仿佛越宽了。不过，要是一般人所信赖的艺术家敢于声明，他对他见到的事一点也不理解，那么单是这一点也就无异于给思想领域添了一宗大学问，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美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新时报》第四五一三号上。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经契诃夫修改后，收入莫斯科《艺术家》杂志出版的文集《顺便说说》。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再做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契诃夫的修改，主要是文字方面的润色和删削。例如，第一章中，在“他不再谈牧场，谈绵羊，却沉默下来，呆呆地瞧着玛霞出神”后面，原来还有下面一段：“我们的沉默并不显得尴尬，因为主人自己也沉默了。他知道他的女儿生得美。为了回答我们的沉默，他有点不自在地嗽喉咙，他的脸相仿佛在说：‘她很俊，很出众，可是我们装得没注意到好了。’”又如，第二章中，在“这种变幻莫测的美丽就会像花粉那样消散了”后面，原来还有下面一段：“所有的乘客都默默地瞧着这个美人，不过，我记得，我身后有个上流女人，她对一个什么人说：‘萨沙，我看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至多不过有几分姿色罢了。’有个男人的语声回答她说：‘可见你什么也不懂！’”

该小说的第一章反映了契诃夫中学时期的印象。契诃夫的堂兄盖奥尔吉·米特罗方诺维奇，在一八八八年十月十一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多谢你那篇小说《美人》，使我想起了你我的爷爷，想起了马车夫卡尔波，他也跟爷爷一起到我们这儿来过。我记得，我有时候跟卡尔波一块儿到马棚里度过一整天，跟他一块儿到小铺里去给父亲送饭。在你跟爷爷同去拜访的亚美尼亚人的形象里，我立刻想到纳扎尔·米纳伊奇·纳扎罗夫，他性情固执而不通情理，我想起每到傍晚他常到小铺去找我的父亲。”

《命名日》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北方导报》第十一期上。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经契诃夫修改后，由媒介出版社印成单行本出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契诃夫对该小说的修改主要是删削。

第一章中，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有关她丈夫的某些想法以及她对丈夫的态度被删掉了。例如，在“仿佛他很满意自己，满意这个宴会，满意他的消化能力，满意大自然似的”后面，原文还有如下一段：“每逢她痛恨这个饱足的、难缠的、固执的人（这样的时刻是常有的），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后脑壳就成了他身上最难看的地方。目前，奥尔迦·米海洛芙娜也正是在痛恨她丈夫那上流人气派的、头发剪得很好看的、油光光的后脑壳，她觉得以前好像没留意过她丈夫的这个后脑壳似的。”

又如，在“他从哪儿学来了用这种上司般的颤动音调讲话？这些‘什么’啦，‘嗯，是啊’啦，‘老弟’啦，都是从哪儿来的？”后面，原文还有下述一大段：“‘他这种威风凛凛的架势和过分的自负都是从哪儿来的？是的，既然他从我手里除了拿到土地以外，还拿到三十万卢布，那么现在他当然可以这样走路，这样装腔作势！’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暗想，‘要是没有我，他就只有他那个已经抵押出去的柯谢甫卡庄园，那我想得出他走路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她这种关于钱财的不纯洁想法，却是无意间不知从哪儿闯进她脑子里来的，把她吓坏了。‘我这是女人的逻辑！’她暗自想道，随后把这种想法赶走。

“‘他那种装出来的架势，装出来的腔调，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无非是演戏罢了。他照这样而不是照别的样子走路，是因为他知道人家在看他，他这样走路正好配得上他的身份。虚荣，浅薄，虚伪，虚伪，无穷无尽的虚伪。可是，我的上帝啊，他是在谁的面前做假，在谁的面前演戏，在谁的面前装腔作势？是在那些人面前，其中有一半人是糊涂而且无聊的，有一半人是不幸的。……’可是以前却有一个时期，只不过一年前，他那庄重的步态、装出来的架势、语声里那种上司般的颤音，都招她喜欢，以为是真的。临到彼得·德米特利奇爱上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向她献殷勤，她就觉得，从他那儿吹来一股年轻而且生气蓬勃的新鲜气息。他常到她的莫斯科寓所去，在那儿遇到的净是些大学生和高等女校学生，他的言行举止就跟今天宴会上一样。他总是不管有什么人在场，照直把他那些最保守的思想说出口，否定陪审法庭、地方自治局、市政自治条例，辱骂律师，讪笑妇女问题。……至于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周围的那群人，却按同一个方式思考问题，每天说同样的话，向同一个上帝祷告，因此连空气都似乎凝结起来，停滞不动了，于是他那种勇气不可能不获得成功。每逢年轻聪明而且大学毕业的彼得·德米特利奇，比方说，否定陪审制度，取笑高等女校学生，或者丢开报纸说：‘你们何苦读这种无聊的东西！’或者着手证明那群人所喜爱的这个或者那个偶像其实是骗子和庸才，那么他的这类话就显得尖刻，新奇，独出心裁，大胆，甚至泼辣！如同那些身体消瘦、常常吃不饱肚子，装束不阔气、胆子很小的大学生和高等女校学生觉得自由主义思想合胃口一样，他这个又高又壮、装束时新、肚子吃得饱饱的人便跟保守主义思想投缘了。自由派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起初对她的朋友们声明，她跟‘这个漂亮的警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是等到她爱上他，随后做了他的未婚妻，她却不无骄傲地改口称呼他‘我的怪物’或者‘我的萨伏那洛拉[1]’了。

“她嫁给他以后，不久就明白过来：凡是以前她认为是彼得·德米特利奇的见解和信念的东西，其实都是假装的，不必要的。他是个聪明、受过教育、心眼不坏、为人正派、相貌英俊、谈吐风趣的人，可是事实证明，他跟莫斯科那群人一样，天天讲的总是老一套，总是老一套。……要是能够把他用来表达他的保守思想的字眼记录下来，然后数一数，那就可以看出他的语汇极其平庸和贫乏。如同莫斯科那群人天天大谈科学、人民和正直的思想方式，然而从不为科学、人民、思想办一件事一样，彼得·德米特利奇也大谈各种自由主义设施的害处，不过同时又经地方自治局推选而任职，并且心安理得。他对本县的流言蜚语很感兴趣，他喜欢耍手段，就像那些十分冷落陪审制度、出版自由、妇女教育等问题的庸人一样。”

该小说第三章也有删节。例如，在“到处宣扬地方自治会一无是处，他上当了”后面，原文还有一段：“另外还有个划桨的男子，长着大胡子，神态严肃，老是皱起眉头。他很少开口讲话，从来也不露出笑容，总在思索，思索，思索。……他穿着以前乌克兰的统治者波卢博托克所穿的那种绣花衬衫，渴望小俄罗斯从俄国压制下解放出来。谁对他的绣花衬衫和渴望表示冷淡，他就鄙视谁，认定他是守旧派，俗不可耐。”

又如，在“……把一部分土地抵押出去，为的是秋天好跟他的情妇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居住”后面，原文还有如下一段：“他像强盗似的把他父亲遗下的土地劫掠一空，树林没有了，老果园没有了，土地呢，有一半已经抵押出去，而且荒芜了。还有一个人，上了年纪，然而头发还没银白，穿着斗篷，戴一顶红褐色草帽，脸色发黄，毫无神采。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小时候就见过他，他那模样到现在也没变，甚至他的秃顶也没扩大。他讲话总是冗长而单调，自以为这才合乎语言规范。不知什么缘故，他往往自称为六十年代的人（像这种打着六十年代旗号的灰色人物在每个大城和县城里都有）。不管他是在吃饭，在喝茶，在散步，还是坐在马车上，坐在船只上，他总是谈理想，谈妇女解放，谈进步，谈黑暗的势力，谈科学，谈文学，带着感情朗诵那些常常写到朝霞、夕照、火炬、雷声的诗篇，评论报纸和杂志，评论发行人和编辑，赞美某些人，揭发某些人变节，痛骂某些人下流。他凭六十年代人的权利为光辉的往日伤感，否定现在。他把彼得·德米特利奇看成危险的顽固派，然而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却推崇备至，因为她是自由派，读过高等女校。他讲话文绉绉，酸溜溜。比方，他把前途叫作未来，把年轻人叫作年轻的力量或者正在成长的一代，把农民叫作民族的土壤，等等。实际上，他从没说过什么不入耳的话，为人也素来诚恳，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他一开口，用阴沉的男高音讲起解放或者理想，他周身就开始冒出一股废弃的旧地窖里的气味。还有自由派叔叔尼古拉·尼古拉伊奇，闲得没事做，心里闷得慌，临到命运给他送来一个十分糟糕的保守派，他可就乐坏了，带着公鸡般的好斗心情抨击那个可怜虫，津津有味地把舌头转动不停！”

在小说的这一章里，还删掉了奥尔迦·米海洛芙娜关于未来的婴儿的想法以及她和地方自治局那些活动家的妻子们的谈话。

在小说第五章里，删掉了彼得·德米特利奇同医生告别的场面。在“他摆一下手，走出寝室去了”后面，原文还有如下的一段：“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回来，在桌上取走一个什么东西，一眼也没看他妻子，从一个门口走出去了。

“‘您要走吗，大夫？’他在门外问道，从他的口气听起来，好像他在对民事执行吏或者证人讲话似的。‘您忙完一件事又要去忙另一件吧？好，农夫个个都有自己的地要种。……人人都得劳动才成。……’

“大概，他付给医生一笔报酬，因为医生不好意思地说：

“‘您不用费心。……’

“‘那怎么行？各种劳动都该取得报酬。……多谢您，大夫！请您以后别忘了我们这些罪人。……’

“彼得·德米特利奇把‘多谢’说成‘都谢’。从他的语声也罢，从他的口吻也罢，从他沉重庄严的步态也罢，谁也猜不出来一分钟以前这个人刚哭过一场！彼得·德米特利奇把医生送走后，快步穿过卧室，走向他的书房。临到他走过妻子身旁，他只匆匆瞟她一眼，露出负疚和恳求的神情。他仿佛想对她说：‘我没法不做假！我没有力量克制自己。你帮帮我吧！’

“可是对奥尔迦·米海洛芙娜来说，他做假不做假，简直已经无所谓了。”

《命名日》这篇小说，契诃夫是从一八八八年九月十日开笔，到当年九月三十日写完的。九月三十日，契诃夫写信告诉普列谢耶夫说：“这篇小说写得略为冗长，有点枯燥，可是有生活气息，而且，您猜怎么着，还有‘倾向性’呢。”同年十月四日，契诃夫在另一封信上说：“我请求在我的小说里连一行也不要删削。我提出这个请求，倒不是因为固执，也不是因为逞强，而是担心删削会破坏我的小说的调子，这可是我素来害怕的。”

一八八八年十月六日，普列谢耶夫读完小说手稿后，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指出，该小说证明作者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深入的观察力”，然而他同时又认为该小说连一点“倾向性”也没有。普列谢耶夫写道：“在原则性的态度方面，这篇小说既没反对自由主义，也没反对保守主义。”他劝契诃夫取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六十年代人的形象，尽管作者嘲笑他们，可是依他看来，这并没有显示作者的立场，而删掉他们却不会妨害“小说的客观性”。普列谢耶夫认为该小说的中部略嫌沉闷；指出在小说结尾，彼得·德米特利奇这个形象的心理活动缺乏说服力。[2]他还指出，“奥尔迦·米海洛芙娜跟农妇们关于分娩问题的谈话以及她突然留意她丈夫的后脑壳这一细节，带有模仿《安娜·卡列尼娜》的味道，在那部小说里，杜丽也跟农妇们谈到怀孕，而且安娜突然发现她丈夫的耳朵很难看。”

一八八八年十月七日和九日，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详细回答他所提的意见，其中也有该小说的社会思想倾向问题。他问道：“难道在这篇小说里我不是从头至尾抗议虚伪？难道这不算是思想倾向？”契诃夫郑重说明，他并未掩盖他对小说女主人公的同情，也没隐瞒他对地方自治会和法庭陪审制的尊敬。他为了阐明他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类的人物的态度，写道：他所指的并不是乌克兰人“对本民族语言、对故乡的热爱”，而是“那些思想深刻的愚人，他们因为果戈理不使用乌克兰语写作便骂他，他们其实是些蠢材，平庸而苍白，头脑里和心灵里简直一无所有，却又极力装得高于一般水平，俨然很了不起，为此不惜在额头贴上标签。”契诃夫还阐明他对六十年代人物的态度说：“六十年代是神圣的年代，如果纵容愚蠢的黄鼠狼去糟蹋它，就无异于把它庸俗化。不行，我不删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不删掉那只惹我讨厌的蠢鹅！……我描写这种家伙，或者讲起他们的时候，我所想到的并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他们的愚蠢和自命不凡。”

关于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的某些地方有相似之处的问题，契诃夫答复道：“有关后脑壳的话，您说得对。我当初写到那儿，就已经感觉到了，可是要我丢开我观察到的那个后脑壳，我却缺乏勇气：有点舍不得。”

十月十日，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要求把小说的校样寄来，以便“稍加”修改和删削。可是普列谢耶夫在十月十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小说已经大部分印好，普列谢耶夫认为寄校样已经于事无补了。以后，契诃夫在修改该小说的时候，考虑了普列谢耶夫的大部分批评意见。

契诃夫对这篇小说并不满意。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他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他为了赶活儿，又担心把《命名日》写得过于冗长，就把好好的素材糟蹋掉了。“写小说时总是不由自主地首先想要把架子搭好：从一群人物和半人物当中，只取出一个人物：妻子或者丈夫，然后把这个人物放在背景上，一个劲儿描写他，突出他，至于其余的人物，就随便撒在背景上像小铜币一样，结果变成与天空中的情况相似：中间是一个大月亮，四周是一群很小的星星。然而月亮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在星星得到理解的时候，月亮也才能得到理解，现在星星却没写好。”

《命名日》促使俄国批评家更多地注意契诃夫的艺术手法。他们不得不承认，细致的心理分析、对细节的巧妙运用、语言的丰富、细心的艺术加工，已经成为这位青年作家的创作特点。然而同时，他们又继续责难他违背艺术表现生活的常规。

例如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莫斯科新闻》上，俄国批评家阿利斯达尔霍夫写道：《命名日》“照例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心理分析却非常生动深刻，成了整个作品的要害和意义。……我们觉得毫无疑义的是，契诃夫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按照艺术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写作。”

某些批评家指出，《命名日》中对人物的描绘才气横溢，但同时又责难作者热衷于细节描写。他们认为“这篇小说总的说来略嫌冗长乏味。……”（见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圣彼得堡新闻》）

批评家们结合《命名日》谈到契诃夫的世界观，谈到托尔斯泰对他的世界观的影响。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日《周报》上，俄国批评家季斯捷尔洛写道，在艺术手法和文笔的调子方面《命名日》都非常近似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这两篇小说同样“引起人们对其中所描写的生活的憎恶”。

俄国《交易所新闻》报的批评家加尔欣对这篇小说的评价跟季斯捷尔洛相近。他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六日《交易所新闻》上写道：“这位有才华的作者在生动的描绘中无情地揭露了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画出了一种精神空虚的状态，令人读后不由得像常言所说的那样为人类担忧。”

但是有些读者热烈欢迎这篇小说。契诃夫在十一月十三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上，以及在十一月十五日写给苏沃陵的信上，都谈到这篇小说在小剧院的演员们和女读者那儿取得了成功。“我那篇《命名日》中了女士们的意。不管我走到哪儿，总受到称赞。真的，作为医生而且懂得自己所写的病症，那倒挺不坏呢。女士们都说，分娩情形描写得真切。”

[1]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的传教士和宗教政治改革家。

[2] 即彼得·德米特利奇送别医生的场面，后来由作者删掉了。——俄文本编者注

《精神错乱》

最初发表于一八八九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纪念迦尔洵》文艺丛刊上，实际上这个短篇写于一八八八年。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加以删削并做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的选集《闷闷不乐的人们》。一八九五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莫斯科“媒介出版社”发行的丛刊《闪光》。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俄国作家迦尔洵于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自杀逝世，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于是《新闻报》和《北方导报》杂志的撰稿人决意出版两本丛刊，用以纪念去世的作家。俄国作家巴兰采维奇和普列谢耶夫都向契诃夫提出要求，请他写小说。契诃夫谢绝参加巴兰采维奇主编的丛刊，至于对普列谢耶夫的请求，契诃夫在一八八九年九月十五日写给他的信上回答说：“不给这个集子一篇小说，那是不合我的心意的。第一，像已故的迦尔洵这样的人，我是用整个心灵热爱的，我认为我有责任公开道出我对他的同情；第二，迦尔洵在他一生的最后那些天对我很关心，这是我不能忘却的；第三，拒绝参加这个集子，无异于缺乏同行的情谊，换句话说，十分卑鄙。所有这些都是我深切地感受到的，然而请您想一想我的荒谬处境吧！适合这个集子刊登的东西，我手头简直一点也没有。……不过，我总算还有一个题材：有个青年男子具有迦尔洵那样的气质，颇不寻常，为人正直，十分敏感，生平第一次走进了妓院。既然对严肃的事必须说严肃的话，那么在这篇小说里，一切都会写得真正符合现实的。说不定我会把这个作品写好，像我希望的那样给人留下一种郁闷的印象。说不定这篇小说倒会写得不错，适合集子刊登，不过，亲爱的，您能保证书报检查官或者你们的编辑部不会把这篇小说当中我认为重要的地方删掉吗？要知道，这个集子附有插图，因而是要送交书报检查官审批的。如果您保证一个字也不会删掉．那这篇小说我只消两个傍晚就能写成。要是您无法保证，那就请您再等一个星期，我会给您最后的回答：说不定我会想出一个题材来！”

这样的保证是普列谢耶夫无法提供的。他担心书报检查官会“百般挑剔”，就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劝告契诃夫写小说的时候务必加以小心。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契诃夫将《精神错乱》的手稿寄给普列谢耶夫，并在附去的信上对这篇小说做出了评价：“这篇小说完全不宜于在家庭读物上刊登，它不优雅，冒出排水管里的潮气。不过，至少我的良心算是安宁了：第一，我信守了我的诺言；第二，为了纪念已故的迦尔洵，我已经按照我的心意和能力做出了奉献。我作为医生，觉得我对精神病的描写是确切无误的，符合精神病学的一切规律。”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他“喜欢这篇小说的严肃和含蓄，也喜欢它的主题”。可是，他作为主编，仍然跟先前那样担心书报检查官作梗，“他们是不喜欢作家描写这种事的。”可是，这篇小说总算在丛刊上发表了，事先没有遭到书报检查官的删削。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俄国演员达维多夫在“文学协会”朗诵这篇小说，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次朗诵后不久，俄国著名老作家格利戈罗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某些人认为这篇小说的题材“下流”，因而愤慨得很，可是“这纯粹是胡说”。他还写到有人责难作者，说主人公的行为缺乏根据，然而格利戈罗维奇认为这种批评没有道理，证明批评者缺乏“真正的文学感觉”。他认为这篇小说和它的主人公“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这种精神在小说里自始至终照亮一切，说明一切……”。这位老作家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对雪的描写：“天色阴沉的傍晚、刚刚落下而且还在落下的湿雪，都选择得颇具匠心，仿佛成为配合小说里洋溢着的忧郁情绪的和音，自始至终烘托着那种情绪。……谁都没有重视三〇八页的第六行[1]，这真把我气坏了，可是我听说，文学协会当时竟然有诗人在座！……”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谈到人们对这篇小说的评价说：“文学协会、大学生们、叶甫列依诺娃[2]、普列谢耶夫、姑娘们等等，全都交口称赞我的《精神错乱》处处都好，然而，留意到小说里初雪的描写的，却只有格利戈罗维奇一个人。”

俄国作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三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称赞这篇小说，认为它“在道德方面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请求契诃夫准许他把这篇小说刊登在《为堕落的人》集子上。这个集子没有出版，可是这篇小说仍然在一八九五年的《闪光》集子上刊登出来了。

[1] 该行的原文是“雪落进这条巷子里来怎么会不害羞呢”，后来由作者改为“雪怎么会落到这条巷子里来”。——俄文本编者注

[2] 《北方导报》杂志的发行人。——俄文本编者注

《鞋匠和魔鬼》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彼得堡报》第三五五号上。

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一卷。

该小说是应《彼得堡报》主编胡杰科夫的请求，特为该报《圣诞节专号》撰写的。从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契诃夫写给苏沃陵的信来看，契诃夫对这个作品不满意，认为这篇小说的题材“没有价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要求他不要读这个作品，说“我为它感到害臊”。

契诃夫的同时代人觉得契诃夫的这个作品有点像托尔斯泰所写的那种民间故事。例如，俄国作家列依金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一方面对这篇小说做出肯定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说这个作品“不是用契诃夫的笔调而是用托尔斯泰的笔调写成的”。

《打赌》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日《新时报》第四六一三号上，题名是《童话》。

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作者修改时，改换题名，润色文字，删掉某些细节。例如，第一章结尾原来有如下的一段：“他所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倒数第二本却是托尔斯泰伯爵的《我信仰什么》。”后来，契诃夫在修改这篇小说时，把这一段删掉了。

这篇小说原有第三章，它在修改时被删掉了，现照抄如下：

“一年过去了。银行家举办晚会。这次晚会上有许多聪明人在座，谈了不少有趣的话。他们还随口谈到生活目标和人的使命。他们讲起富有的青年，讲起道德的完善、《福音书》所宣扬的爱，讲起人生的空虚，等等。客人大多家财豪富，却又几乎全都否定财富。其中有一个人说：

“‘在那些我们认为神圣的或者天才的人物当中，富翁是少见的，就跟在天空，彗星也少见一样。由此看来，要改进人种，财富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或者说得干脆点，根本就不需要财富。凡是不需要的东西，就一定起妨害作用。……’

“‘当然！’另一个人同意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的完善的最高表现是僧侣的禁欲主义，虽然这是比较粗糙的形式（至于比较细致的形式，那还没想出来），易言之，为了思想便彻底抛弃生活。为思想服务，同时又为交易所服务，那可是办不到的。’

“‘我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第三个人气愤地插嘴说，‘依我看来，抛弃生活跟最高度的完善毫不相干。你们要明白我的意思！否定图画就是否定画家，否定女人、贵重金属、葡萄酒、好天气，无异于背弃上帝，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禁欲主义者偏要说侍奉上帝！’

“‘完全对！’一个老财主说，他在交易所里是银行家的对手。‘您不妨补充一点：禁欲主义者只是存在于想象中罢了。世界上并没有这种人。不错，的确有些老头子不近女色，有些养尊处优的人不要钱财，有些看破红尘的人屏弃名望，可是我在世上活了六十六年，有生以来却一次也没见过健康茁壮而且头脑并不糊涂的人，比方说，会舍弃百万家财。’

“‘这样的人是有的。’身为银行家的主人说。

“‘您见过这种人？’

“‘说来我运气好，我真见过……’

“‘不可能。’那个财主不相信。

“‘我敢向您担保。我真见过这样一个穷人守住原则不放，硬是舍弃了两百万。’

“财主笑了，说道：

“‘您必是给人蒙骗了。我再说一遍，这样的人是没有的。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以我敢跟您打赌，赌注大小都由您，哪怕一百万也成。’

“‘我下三百万的赌注！’银行家嚷道。

“‘同意！诸位先生，我下三百万的赌注！’

“银行家头脑发晕。他相信他一定胜利，简直后悔刚才没下五百万的赌注。他有了这么一笔款子，就不愁不能在交易所里重整旗鼓！

“‘好，事情说定了！’财主叫道，‘不过，您什么时候给我拿出证据来？’

“‘马上就拿！’银行家得意地说。

“他本想回到书房去，从那儿的保险柜里取出放弃钱财的文件来，可是这当儿有个听差走进门来，说道：

“‘来了一位先生，要见您。’

“银行家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出门去。他刚举步走进前厅，就有个装束体面的人急忙向他走来，脸色苍白得叫人吃惊，眼眶里含着泪水，一把拉住他的手，用发抖的声音开口说：

“‘对不起……对不起。……’

“‘您有什么事？’银行家问，‘您是什么人？’

“‘我就是那个虚度十五年光阴而又不肯要那两百万的蠢人。……’

“‘那么您要怎么样？’银行家又问一遍，脸色发白了。

“‘那时候我全错了！凡是没有亲眼看见生活或者无力享用生活种种好处的人，就不能判断生活是好是坏！太阳那么光芒四射，女人那么妩媚迷人！葡萄酒的味道那么好！树木那么苍翠！书籍无非是生活的淡淡的阴影，可是这个阴影却把我的精力统统夺走了！我亲爱的，’法学家跪倒在地，接着说，‘我不是求您给我两百万，我已经没有权利要两百万了，我只求您给我十万或者二十万！要不然，我就得自杀！’

“‘好，’银行家声音低沉地说，‘您要的款子，明天会如数拿到。’

“然后他匆匆回到客人身边。他心血来潮，一心想立刻放开喉咙，对大家声明说，他这个银行家，深深地蔑视百万的财富、交易所、自由、女人的爱情、健康、人的话语，他还想声明说，他也要放弃生活，明天就把全部家业散给穷人，离开这个世界了事。……可是，临到他走进大厅，却想起眼下他的债务已经比他的钱财多，他已经没有力量爱慕女人，畅饮美酒，因此，在旁人眼里，他声明放弃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想到这儿，就周身无力，颓然在圈椅上坐下去，口中说道：

“‘您赢了！我破产了！’”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契诃夫把《打赌》寄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该小说的结局有点近似契诃夫另一篇小说《无题》的“值得注意”的结局。它所偏重描写的也不是脱离世界，而是脱离现实生活。一八八九年一月三日，俄国作家和《北方导报》杂志主编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俄国作家格利戈罗维奇和其他人都抱怨这篇童话“不好懂”，它给人留下“赞扬金钱”的印象。

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彼得堡女医生波波娃的信上讲到这篇小说的结尾已经有了改动，他说：“后来，我读校样的时候，对那个结尾很不满意（详细情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觉得它过于冷漠和严峻，我就把小说丢掉了。随后，我删掉结尾，添上两三行算是新的结尾，于是，您发现小说的思想内容跟以前截然不同了。”

《公爵夫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新时报》第四六九六号上。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经契诃夫删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选集《闷闷不乐的人们》（于圣彼得堡出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该小说是作者在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开笔的，拖延了几个月才写成。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我在描写一个糟糕透了的女人。”契诃夫在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写给苏沃陵的下一封信上说，他所写的小说带着“抗议的调子”，这在他却是新的。直到一八八九年三月五日，该小说才寄给苏沃陵。同时，契诃夫在信上写道：“叫它见鬼去吧，我已经写得腻味了，可是它老是赖在桌子上不走，一心要我把它写完。好，现在总算写完了，然而不大通畅。”契诃夫要求把校样寄给他，以便把小说“润色一下”，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

《北方导报》主编普列谢耶夫素来十分钦佩契诃夫的才华，这次却表示惋惜，因为这篇小说没有寄交《北方导报》发表。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这篇小说没有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我深感遗憾！”

一八八九年

文前彩插

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一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枢密顾问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许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低限度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是他所亲密交往的。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卡维林[1]、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热烈的友谊。他是俄罗斯一切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可以提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它。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是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的，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类名字，就会被人看做品格太差的征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天赋极厚、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勤恳耐劳跟骆驼一样，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半点的污点，它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个名字是幸运的。

起了这个名字的人，也就是说，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颜面痉挛症。我的名声十分辉煌美丽，我的模样却极其黯淡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角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发作颜面痉挛症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动人的思想：“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小块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性衰退，思想不大连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普通字眼我往往忘记，写信时候我总得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两样都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写德文或者英文比写俄文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像根本没睡着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随随便便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或者，为了使我的注意力有所寄托，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会儿，我的女儿丽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个屋子里匆忙地说梦话，一会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包管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会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地叫起来，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

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

“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那个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道，“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作客，饷银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已经教会妻子：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准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倒好像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像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很胖而笨重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小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娅？那时候我是因为她头脑聪明，灵魂纯洁，面貌美丽，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梦娜[2]那样还因为她“同情”我的学问才热烈爱上她的。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娅，可是从她的过去只剩下一个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的老太婆罢了。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我甚至一声也不响。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吗紧自在这儿坐着？”她说，站起来，“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

“我们欠下叶戈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卢布便当得多！”

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

“谁也不及我们的苦命的丽莎那样招得我可怜。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在上流社会来往，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个样子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枢密顾问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到底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并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相貌看起来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

“早，爸爸。你身体好吧？”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激凌，我常得带她上点心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激凌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规范。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激凌，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香榧冰激凌，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激凌，第三个叫做覆盆子冰激凌等等。往常她早晨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

“奶油冰激凌……香榧冰激凌……柠檬冰激凌……”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香榧冰激凌……奶油冰激凌……柠檬冰激凌……”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激凌一样，自己也觉着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倒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因为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绯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看见母亲和我要虚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乐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并不需要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清醒的人。可是这在我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羞，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败坏我的心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腔怨毒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亲爱的孩子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那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从前那儿本来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Historia morbi”[3]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小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妇人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那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健康印象的。一般的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样子，在造成这倾向的种种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坏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子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形中大学生的胸襟都是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么他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强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的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我的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的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研究室里，他就小心地脱掉我的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的新闻。所有的大学看门人和校工之间十分相好，因此全校四个系里，办公处里，校长室里，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遇到不吉利的日子，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指出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职务，然后离奇而详细地谈到办公处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校董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大体上差不多永远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热爱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短不等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殉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呆傻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着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所有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非常恍惚的奇谈以及关于格鲁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布欣[4]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受过教育的我们这班人说来，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这班人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写成文章的早就会有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学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能够听见尼古拉多么方便地说出许多学术名词，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的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不懂。

在我的研究室里，桌子旁边坐着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低下头凑着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没有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不止是人，而且要算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那种表明他缺乏才能的、拉车的马的特征，是这样的：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了。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研究室，说：

“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5]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

“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6]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

“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7]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倒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邱琶跟他是两不相干的[8]。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觉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更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留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咙说话。我们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还没习惯这种感觉，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烦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车的马，谦虚地耷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会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圆号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给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现象、法则，以及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许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检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说他们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轻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游戏，不管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丘力斯[9]在干完顶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见得会感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立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说：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领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跑出门口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呀。

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里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什么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见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

“我坐一坐就走，坐一坐就走！请坐，collegam[10]！只谈几句话就走！”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我俩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坐，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摸摸彼此的钮扣，好像我们在互相试探，深怕烫了手指头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对我的工作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互相摸索一阵，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前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推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戈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要着凉了，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前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戈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会儿，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走进来。有一年了，他跟我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考试时候，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不像话，我就给他打了个一分。每年我都有七个这样的学生。照大学生的切口说来，那就是我“掐住了”或者“刷下了”他们。凡是因为学力不够或者害病而考不及格的学生通常倒总是咬着牙忍下去，不来找我啰嗦。凡是找我啰嗦、到我家来的学生，都是些血气方刚、性格开阔的人，考试一“刷下来”，连胃口也倒了，害得他们没法准时去听戏。对第一种人我总是宽宏大量，可是对第二种人我就“掐住”整整一年。

“请坐，”我对客人说，“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对不起，教授，我来打搅您……”他开口了，吞吞吐吐，眼睛不看我的脸，“我本不敢来麻烦您，要不是因为……您的课我已经考过五次了，可是……可是全没及格。我求您行行好，让我及格吧，因为……”

凡是懒汉为自己辩护而提出来的理由总是一样的。别的功课他们都考得挺好，只有我的课却考坏了，尤其奇怪的是偏偏他们素来很看重我的课，温得很熟，由于一种没法理解的误会，他们才考坏的。

“对不起，我的朋友，”我对客人说，“我不能给您及格的分数。您回去好好温习功课，再来找我。到那时候我们再看吧。”

沉默。我有意叫那个学生稍稍受点罪，因为他爱啤酒和歌剧胜过爱科学。我就叹口气说：

“依我看来，您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索性脱离医学系。要是您凭自己的能力怎么也不能考及格，那您显然没有做医师的心，也没有做医师的才分。”

那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的脸拉长了。

“对不起，教授，”他冷笑着说，“可是这种话，依我想来，至少也得说是奇怪。学了五年医学，一下子……不学了！”

“嗯，不错！与其一辈子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还不如白白损失五年的好。”

可是我马上又觉着可怜他，就连忙说：

“不过这也随您。那么，把功课温一温再来吧。”

“什么时候来呢？”懒汉用闷闷的声音问。

“随您好了。明天也行。”

在他那对善良的眼睛里，我看出了这样的意思：

“我来是可以来，可是你这畜生还是会把我掐住的！”

“当然，”我说，“哪怕您再来考十五回，您也不见得就会增长多少学问，可是这样做可以锻炼您的性格。您一定会因此感激的。”

随后是沉默。我站起来，等这位客人走，可是他站在那儿，瞧着窗口，揪他的小胡子，想心事。这就惹人厌烦了。

那血气方刚的青年讲话声调清脆好听，眼睛灵活，带着讥诮的眼神，脸容和气，不过有点浮肿，因为常喝啤酒，而且在长沙发上躺得过久的缘故。看样子他本来可以对我讲许多有趣的关于歌剧的事，关于他猎艳的事，关于他所喜欢的同学的事，可是不幸，眼下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要不然我倒也愿意听一听呢。

“教授！我凭人格向您担保，要是您让我及格，那我……”

话一讲到“凭人格”，我就摇了摇手，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学生又沉吟一下，垂头丧气地说：

“既是这样，那就再见……请您原谅。”

“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疑不定地走进门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想出了一句针对我说的“老魔鬼”，然后他走进一家便宜的饭馆，喝啤酒，吃饭，以后就回家上床睡觉去了。愿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铃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轻的医师走进来，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当然打着白领结。他说了自己的姓名。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贵干。那献身于科学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诉我说：他的学位考试已经及格，现在只剩下写论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给他一个论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的。

“很愿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说，“不过，首先，关于论文是什么东西，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谓‘论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创造所产生出来的著作。不是这样吗？一个作品，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的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

这个考学位的没说话。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题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请求你们：全都躲开我！原谅我说话唐突，可是老实说，这种事我腻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颧骨四周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的脸容表现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识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眼睛里我却看出他藐视我的声调、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心浮气躁的手势。我一发脾气，他就觉得我像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没开店！”我生气地说，“真是怪事！为什么您不愿意独立自主？为什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响。临了我渐渐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不值一文钱的题目，预备在我的督促下写一篇对谁都没用处的论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去进行枯燥的答辩，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铃声可能连连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铃声就算了。铃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爱的说话声……

十八年前，我有一个同事，是眼科医生，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约六万卢布。他在遗嘱里指定我做监护人。卡嘉在我们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们家里来。我没有工夫过问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她小时候的情形我所能说的很少。

我所记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脸上老是闪着不同平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脸，总是注意地瞧着什么。不管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也不管她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皮，或者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现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好，都合理。”她好奇心重，很喜欢跟我谈天。有时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对着我，瞧我的动作，提出问题。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在大学里做什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花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吗？”她问。

“打架，亲爱的。”

“您罚他们跪吗？”

“罚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罚他们跪下，觉着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见她手里的东西给人夺去，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受罚，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时候，她脸上那常在的信任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该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见她难过，就有心把她拉到我怀里来，用老奶妈的疼爱口气说：“我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记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怎样发展下去。我说的是她对戏剧的热烈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们家里，谈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谈到戏剧和演员那么愉快和热烈。她老是谈戏剧，我们都听得腻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理她。只有我没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起意找人谈一谈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调说：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让我跟您谈谈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后来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再后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天生来就应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同情卡嘉对戏剧的爱好。依我想来，要是剧本很好，那就用不着再麻烦演员演出来，使它产生正确的印象，只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时候常去戏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戏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戏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怎样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是一点也不应该留难的事，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事情上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地方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稀里呼噜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极力要我信服恰茨基[11]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而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极力要我信服《聪明误》不是一个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在我心中勾起四十年前饱看古典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戏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于相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下也仍旧是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戏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这个国家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伪证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形式中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一种力量，演员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像舞台那样在人的灵魂上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像戏剧那样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发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惊人的。我看着那些信，简直奇怪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清白，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是出于优秀的男性智力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加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剃光胡须，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条方格毛毯。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个大戏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戏……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吧，可是我觉着这一类花样是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的。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像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最不吉利的征象。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恶狠狠地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懂自己的角色，看得出他们每个人在闹剧的表演中，在舞台动作上，对观众表现了极不恭敬的态度。为了增加票房收入（这是大家唯一的话题），正剧中的女演员竟不顾身份唱小调，悲剧演员唱杂曲来讪笑戴绿帽子的丈夫和不贞节而怀了胎的妻子等等。总之，这些现象怎么会至今还没使内地的戏院倒闭，那些戏院怎么会靠着这么腐败的细小血管维持下来，这倒是应该奇怪的了。

我写给卡嘉一封很长的回信，我得承认那是一封很沉闷的信。除了别的话以外，我对她说：“我过去不止一次跟愿意同我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老演员们谈过话，从他们的话里我才明白他们的活动并不尽是由他们个人的智慧和自由意志指导着，多半倒是由社会的风气和喜好控制着的。就连最好的演员，一生当中也不得不时而演悲剧，时而演歌剧，时而演巴黎闹剧，时而演神话剧，不过他们好像始终仍旧认为他们走的是正路，对社会有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种坏现象的根源不该在演员们身上去找，而该更深地到艺术本身中，到整个社会对它的态度中去找。”我这封信反而惹得卡嘉怄气了。她回信给我说：“您跟我在两个不同的歌剧里演戏。[12]我在信上跟您谈起的不是那些愿意跟您结交的、人品极其高尚的人，而是一帮谈不上一丁点高尚的坏蛋。他们是一伙野人，只因为别处没人愿意给他们工作才到舞台上来鬼混的，他们管自己叫做艺术家也只是因为他们老脸皮罢了。有才能的人一个也没有，可是庸才啦，醉汉啦，阴谋家啦，造谣家啦，倒有许多。我没法告诉您我是多么痛心：我所热爱的艺术却落在我所痛恨的人的手里。我痛心的是最优秀的人对这种坏现象只是站在远处冷眼旁观，却不愿意走近一点，非但不出头想办法，反而写些沉闷的老生常谈和对谁都没用处的教训……”此外还有些别的话，都是那么一种口气。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这样一封信：“我被人残忍地欺骗了。我活不下去了。我那些钱随您的意思处置好了。我爱您，把您看做我的父亲和我唯一的朋友。别了。”

原来她的他也该归在那“一伙野人”里面。后来，我凭某些迹象推测她有过自杀的企图。大概卡嘉服毒自尽过。大概后来她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我后来接到的信已经是从雅尔达寄来的，多半是医生把她送到那儿去了。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请求我赶快汇一千卢布到雅尔达去，结尾是这样的话：“请原谅这封信满纸辛酸。昨天我把我的孩子埋葬了。”她在克里米亚盘桓将近一年以后，回家来了。

她在外有四年光景。 在这四年当中，我得承认，在我跟她的关系上，我扮了一种简直不值得羡慕的古怪角色。先是她写信向我说明她要去做女演员，后来写信给我讲到她的恋爱，她每过一个时期总要起一回挥霍的心，我就不得不依照她的请求，时而汇去一千卢布，时而汇去两千。后来她写信向我提起她有意自杀，再后又说到她的孩子夭折，每一回我得到信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对她的遭际的满腔关切只表现在我想得很多，写去沉闷的长信，其实那样的信还是根本不写的好。可是话说回来，我还是以父亲的身份待她，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呢！

现在，卡嘉住的地方离我这儿不出半俄里远。她租了一所房子，有五个房间，把它布置得相当舒服，显出了她固有的美感。要是谁有心描写她的布置，那么这个画面最突出的情调就是懒散。为了懒惰的身体布置了软躺椅和软凳子，为了懒惰的脚铺好了地毯，为了懒惰的眼睛配好了淡淡的、昏暗的或者不透明的颜色，为了懒惰的灵魂，墙上挂着无数便宜的扇子和无聊的画片，讲到那种画片的新奇，惹人注意的却不是画题，而是画法。房间里摆着许多小桌子和小架子，上面放满一点也没用处、一点也没价值的摆设，不成形状的小毡毯代替了帷幔……这一切，再加上害怕鲜明的彩色，害怕匀称和空旷，不但证明了精神的懒惰，也证明了对自然的美感的歪曲。卡嘉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看书，主要是看长篇和中篇小说。她一天中间只在下午出门一回，来看我。

我做我的事，卡嘉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长沙发上，沉默着，戴着披巾，仿佛怕冷似的。要么因为我喜欢她，要么因为我从她还是小女孩子的时候起就习惯了她的常来常往，总之，她坐在我这儿，并不妨碍我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偶尔信口问她一句话，她也很短地回答一句，或者，我想歇一会儿，就扭转身去对着她，看她出神地瞧着一本医学杂志或者报纸。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已经没有旧日那种信任表情了。现在她的表情冰冷、淡漠、涣散，就跟不得不很久很久地等火车开来的旅客的表情一样。她的装束跟从前一样美丽而朴素，可是粗心大意。她往往一连好几天躺在躺椅上或者坐在摇椅上，看得出来她的衣服和头发因此揉得很乱。她也没有从前那份好奇心了。她不再问我什么问题，仿佛已经阅历过生活里的一切，不再等着听什么新鲜事了。

将近下午四点钟，前厅和客厅里开始有走动的声音。这是丽莎从音乐学院回来，带来几个女朋友。可以听见她们弹钢琴，试嗓音，哈哈笑。叶戈尔正在饭厅里摆饭桌，弄得盘盏丁当响。

“再见，”卡嘉说，“今天我不去看您家里的人了。请她们原谅我。我没工夫了。请您来看我。”

我送她到门口，她用严格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烦恼地说：

“您越来越瘦了！为什么您不找个医生看看？我要去请谢尔盖伊·费奥多罗维奇来。让他给您看看病吧。”

“用不着，卡嘉。”

“我不懂，您家里的人眼睛长到哪儿去了！不用说，这班人倒真不错！”

她猛一下子穿上皮大衣，这时候就一定有两三个别头发的针从她那凌乱的头发上掉下来，落在地板上。她懒得理一下她的头发，而且也没工夫了。她把披下来的发卷随便塞在帽子底下，走了。

我走进饭厅，我的妻子就问我说：

“刚才卡嘉在你那儿吗？为什么她不来看我们？这简直是怪事……”

“妈！”丽莎用责备的口气对她说，“她既不愿意来，就随她去吧。反正我们也不会跪下来求她。”

“不管你怎么说，这也未免眼中无人。在书房里坐了三个钟头，却没想起我们。不过呢，那也只好由她。”

瓦丽雅和丽莎都恨卡嘉。这种仇恨我是不懂的，大概也必须是女人才能懂得这种仇恨。我敢凭我的头颅保证，在我差不多每天在课堂里遇见的一百五十个青年男子当中，在我每个星期要碰见的百把个上了年纪的男子当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够了解她们为什么憎恨而且厌恶卡嘉的过去，那就是说憎恨而且厌恶她没有结婚就怀了孕，有过私生子。同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认识的女人和姑娘有谁不是有意无意地存着这样的反感。这倒不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贞节，纯洁。要知道美德和纯洁，如果不跟反感绝缘，那就跟恶德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了。我把这现象简单地解释做女人的落后。现代的男子看到不幸便感到哀伤的怜恤和良心的痛苦，依我看来，这比憎恨和厌恶更多地说明文化和道德的成长。现代的女人却跟中世纪的女人一样感伤和粗鲁。依我看来，凡是主张女人应该跟男人受同样教育的人，是十分有见识的。

我妻子所以不喜欢卡嘉，还因为她做过女演员，因为她忘恩负义，因为她骄傲，因为她怪僻，因为但凡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找到的无数坏处，卡嘉都有。

除了我、妻子、女儿以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常常还有两三个我女儿的女朋友和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格涅凯尔，这人是丽莎的追求者，有意向她求婚。他是个至多不过三十岁的金发青年，中等身材，长得很饱满，肩膀很宽，耳朵旁边留着火红色络腮胡子，嘴唇上有一点点染了色的唇髭，这就给他那丰满光滑的脸添上一种洋娃娃般的神情。他穿一件很短的上衣，一件花坎肩，一条上部很肥、裤腿很瘦的大花格裤子，一双平底的黄皮鞋。他生着龙虾样的爆眼睛，领结像龙虾的脖子，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冒出一股龙虾汤的气味。他天天上我们这儿来，可是我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出身，他在哪儿受过教育，他靠什么生活。他既不弹琴，也不唱歌，可是跟音乐和唱歌却不知有一种什么关系，在一个什么地方替一个什么人卖钢琴，常到音乐学院去，认识所有的名流，布置音乐会。他用很有权威的口气批评音乐，我发现人们都乐意附和他的话。

阔人的身旁永远少不了寄生者，艺术和科学也一样。似乎，世界上没有一种艺术或者科学躲得开像格涅凯尔这类的“异物”。我不是音乐家，或许我看错了格涅凯尔也未可知，再者，对他的情形我知道的很少。可是人家弹琴或唱歌时候他站在钢琴旁边摆出的那种权威的神态和尊严的气派却太使我起疑了。

您尽管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枢密顾问官，不过要是您有个女儿，那您就无从保证您能够避开那种常常由献殷勤、作媒、婚姻等带到您家里来和搅扰您心境的庸俗气氛。比方说，每逢格涅凯尔在座的时候我妻子脸上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情我就无论怎样也看不惯。我也看不惯那些瓶拉菲特、伯特维茵[13]、雪利[14]，这些酒都是为了他才摆出来的，好叫他凭了亲眼目睹相信我们的日子过得又奢华又大方。我受不了丽莎在音乐学院学来的那种音调发颤的笑声，以及她遇到我们家里有男人的时候总是眯细眼睛的那种神情。主要的是我无论怎样也不明白一个跟我的习惯、我的学问、我的生活气息毫不相干，跟我所喜欢的人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天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一块儿吃饭。我的妻子和仆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说：“他是一个求婚的人。”可是我仍旧不懂他为什么待在这儿。这种事在我心中引起的惶惑不下于他们在饭桌旁边把一个组鲁[15]人安置在我的身旁。还有一件事我也觉着奇怪，那就是我素来看做小娃娃的女儿居然会爱上那样的领结、那样的眼睛、那样的胖脸……

从前我吃饭时候总是很痛快，或者至多冷冷淡淡。现在吃饭在我心中引起的，除了烦闷和愤懑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情了。自从我成了“老爷”，做了系主任以后，我的家人不知什么缘故觉着我们的菜单和吃饭习惯得完全改变才成。我从做学生时候，做医生时候起就吃惯的那些简单的菜，现在都没有了，他们给我吃的却是什么法国浓肉汤，面上浮着像冰渣一样的白东西，另外还给我吃什么用玛第拉[16]烹的腰子。将军的品位和名望使我永远断绝了白菜汤、可口的馅饼、加苹果汁的鹅、鳊鱼粥。他们辞掉我的女仆阿加霞，一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婆，换了个叶戈尔来伺候吃饭，那是个呆笨而又傲慢的家伙，右手老是戴一只白手套。等菜的工夫很短，可是好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那种时候没有什么事可做。从前那种欢畅、那种随意谈话、那种戏谑、那种哄笑，现在一点也没有了。从前我们在饭厅里会齐，总有一种互相亲近，欢欢喜喜的感觉搅动孩子、妻子和我的心，现在却没有了。对我这忙人来说，吃饭正是休息和团聚的时间。对我妻子儿女来说这是节庆，时间固然短，可是快乐欢畅，他们知道在这半个钟头里我不属于科学，不属于学生，不属于别人，只属于他们。喝一小杯酒就醉了的本事再也没有了，阿加霞走了，鳊鱼粥没有了，旧日吃饭时候遇到出了什么小岔子，比方猫跟狗在桌子底下打架，或者卡嘉的绷带从脸上落到汤盘里，大家就哇哇地叫起来，现在也没有了。

现在我们的进餐，描写起来就跟吃起来一样乏味。我妻子的脸上现出得意和做作的尊严神情，还有平素那种操心神情。她不安地瞧着我们的碟子，说：“我看你们不喜欢吃烤肉吧……告诉我，是不喜欢吃吧？”我只好回答：“你别瞎耽心，亲爱的，烤肉很好吃。”她就说：“你老是向着我，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从来也不说实话。为什么亚历山大·阿朵尔佛维奇吃得这么少呢？”总之，饭桌上说的老是这一套话。丽莎声音发颤地笑一阵，眯细眼睛。直到现在吃饭时候，我瞧着她们母女俩，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很久没有注意这两个人的精神生活了。我有这样的感觉，从前我倒好像是跟真正的家人住在一个家里，现在我却在做客，跟一个不像是真正的妻子同桌吃饭，我瞧着丽莎，觉着她也不像是真正的丽莎了。她俩都起了惊人的变化，我错过了她们完成这种变化的漫长过程，怪不得我一点也不懂了。为什么会发生那种变化呢？我不知道。也许问题只在于上帝没把赐给我的力量照样赐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吧。我从小就习惯了抵制外来的影响，把自己锻炼得十分坚强，生活中的大变动，例如名望、将军的品位、从生活舒适过渡到窘困、跟名流的结交等，差不多对我不起影响，我始终原封不动，没受到伤害。可是这一切，对于没受过锻炼的、软弱的妻子和丽莎却像雪崩一样压下来，砸坏了她们。

格涅凯尔和那些姑娘谈赋格曲，谈对位法，谈歌唱家，谈钢琴家，谈巴哈[17]和勃拉姆斯[18]。我妻子深怕她们疑心她不懂音乐，就向她们做出同情的笑脸，含含糊糊地说：“这实在好……难道有这样的事！真没想到……”格涅凯尔尊严地吃着，尊严地说笑话，爱理不理地听那些小姐的批评。有时候他起意说几句糟糕的法国话，于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他觉着需要称呼我一声“Votre Excelence”[19]了。

可是我沉下脸。我分明碍他们的事，他们也碍我的事。我以前从来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阶级仇恨，可是现在正好有一种跟这差不多的感情在折磨我。我极力在格涅凯尔身上专找短处，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我想到坐在这儿当我女儿的求婚人的，不是我的同行，就生闷气。他在座，对我还有另一方面的坏影响。我单身一个人或者跟我喜欢的人作伴的时候，照例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成就，或者即使想起来，我也觉得那点成就平平常常，仿佛我昨天才成为学者似的。可是在格涅凯尔这样的人面前我却觉得我的成就像是一座最高的山，山顶耸进云霄，格涅凯尔那流人只配在山脚下跑来跑去，而且渺小得肉眼都几乎看不见。

饭后，我走进书房，在那儿点上我的烟斗，我一天只抽这么一回烟，这是旧日一天到晚抽烟的坏习惯留下来的一点残余。我抽烟的时候，我的妻子走进来，坐下，跟我谈话。跟早晨一样，我事先总能料到我们会谈些什么话。

“我得认真跟你谈一谈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开口了，“我的意思是指丽莎……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心上呢？”

“什么事不在心上？”

“你假装什么也没瞧见，可是这是不对的。漠不关心是不行的……格涅凯尔对丽莎有求婚的意思……你觉着怎么样？”

“我不能说他是坏人，因为我不了解他。不过我不喜欢他，这话我已经跟你说过一千回了。”

“可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

“你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严重的大事……”她说，“这问题牵涉到女儿的幸福，那就得把私人成见统统丢开才对。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好吧……假定我们现在拒绝他，把这件事闹翻，那你怎么能保证丽莎不会终生抱怨我们呢？现在，求婚的人可是不怎么多了，说不定将来没有人上门呢……他很爱丽莎，她也分明喜欢他……当然，他还没有固定的地位，不过那有什么办法呢？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总会有固定地位的。他出身好家庭，有钱。”

“这是你从哪儿听来的？”

“他自己说的。他父亲在哈尔科夫[20]有一所大房子，在城郊有田产。总之，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非到哈尔科夫去一趟不可了。”

“去干什么？”

“你上那儿去打听一下……那儿有许多你认得的教授，他们会帮你忙。我恨不得自己去一趟才好，可惜我是个女人。我不能去……”

“我不上哈尔科夫去。”我阴沉地说。

我妻子吓坏了，她脸上现出痛苦到极点的表情。

“看在上帝的面上，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我，哭了，“看在上帝的面上，了却我这件心事吧！我痛苦啊！”

我瞧着她，心里难过了。

“好吧，瓦丽雅，”我亲切地说，“既是你要这样办，那就放心，我到哈尔科夫去，把你要做的事办一下好了。”

她拿手绢蒙住眼睛，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哭了。这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过了一会儿，灯拿进来。圈椅和灯罩在墙上和地板上投下了熟悉的、我早已看腻的阴影。我一瞧见它们，就觉得夜晚来了，而且带着我那该诅咒的失眠一齐来了。我在床上躺下，然后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随后又躺下……照例在晚饭以后，黄昏到来以前，我的神经的兴奋要达到顶点。我无缘无故地哭起来，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这种时候我总怕有人走进来，又怕突然死掉，我为自己的眼泪害臊，总之，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变化。我觉着我再也看不得我的灯、我的书、地板上的阴影，再也听不得从客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了。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力量正粗鲁地把我推出卧房外面去。我就跳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小心在意，免得让家人发觉，溜出去，走到街上。我上哪儿去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在我的脑子里了：到卡嘉家去。

三

她照例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或者躺椅上看书。她看见我，就懒洋洋地抬起头，坐起来，把手伸给我。

“你老是躺着，”我停了一会儿，歇口气以后说，“这对身体是不好的。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什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干点什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结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找不着可以结婚的人啊。而且结婚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不好，卡嘉。”

“什么不好？”

“哪，你刚才说的那种话不好。”

卡嘉看出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说：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台，说：

“瞧……我已经给您预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以后就在这儿工作吗？您愿意来吗？”

我怕回绝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说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谈天。

现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又有这样一个招我喜欢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却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满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诉苦和发牢骚的强烈心意。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要是抱怨一阵，发一阵牢骚，心里就会畅快些。

“情形很糟啊，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糟啊……”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谅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觉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毫无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责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原谅。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愤慨，我总是劝一劝，说服一下。我这一辈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 仆人讨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围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成皇帝了。我心里发生一种只有奴隶才配有的情形：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满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没有领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给我说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话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现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逻辑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钱，现在我呢，却不是对钱，而是对阔人有恶感，好像他们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现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该怪他们不对，不该怪我们大家不善于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转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轻），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说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们惭愧，把它们看得没价值才对……”

“这跟病没有什么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话，“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睁开了而已，没别的缘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您不肯看，现在却看见了。依我想来，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说了。”

“您并不爱她们，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们也能叫做家人？简直是些废物！要是她们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们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谈到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的。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既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里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当是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一切，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什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什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诈无知无识的人而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走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变了题目。我发完牢骚以后，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骄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起从前我怎样在宗教学校里求学，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们那宗教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唱声，或者围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灌满我的胸膛，甚至灌满的我胃、腿和胳膊了……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到学生爱戴的教授，我有许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美丽的文章。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诉我说：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铃的声音，就说：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言学家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走进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年纪在五十上下的男人，脸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白发和黑眉毛。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见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见他的许多长处。

他走进我们屋里，慢慢地脱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说：

“你们好。你们在喝茶吗？这倒正合适。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下一杯茶，立刻谈起来。他讲话方式中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谈严肃的事，可是经他一讲，就绝不严肃了。他的评语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调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骂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

“唉，主啊！”他叹气，讥诮地活动黑眉毛，“世界上有好多的小丑哟！”

“怎么呢？”卡嘉问。

“今天早晨我从讲堂里出来，在楼梯上碰到咱们那个老傻瓜某某人……他照例翘起马那样的下巴，想要对人抱怨一下他的偏头痛，抱怨一下他的妻子，抱怨一下不肯来听他讲课的学生。‘啊呀，’我想，‘他看见我了，这一下子完蛋了，倒定了霉了……’”

诸如此类，总是这么一套。要不然，他就这样开始：

“昨天我听我们的朋友某某公开演讲。我不懂我们的almamater[21]怎么会打定主意搬出像某某这样的宝货，独一无二的蠢才（这种话在天黑以后可别说呀），拿给群众看。是啊，他是全欧罗巴的傻瓜！天呐，像他那样的家伙在全欧洲大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想想吧，他演讲就像吮冰糖：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他慌慌张张，差点看不清自己的底稿，他那些渺小的思想爬都爬不动，就跟修道院长骑自行车那么慢腾腾的，糟糕的是你简直闹不清他到底要说什么。枯燥得要命，连苍蝇都会闷得断了气。这份沉闷也许只有在礼堂里开年会，宣读例行报告时候的沉闷才比得上，真是见鬼。”

话题马上一变：

“三年前，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总还记得吧，我就做过那样的报告。天气又热又闷，我的制服勒着胳肢窝，紧得要命！我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两个钟头……‘好了。’我想；‘谢天谢地，剩下只有十页了。’我那报告的结尾有四页可以完全不念，我想把它删掉算了。‘那么只剩下六页了。’我想。可是，您猜怎么着，我偶然瞧一眼前面，看见第一排有一位披着宽绶带的将军和一位主教并肩坐着。这两个可怜虫烦闷得身子发僵，睁大了眼睛免得睡着，可是脸上又极力做出注意听讲的神情，装得听懂了我的话而且很爱听的样子。‘行，’我想，‘既然爱听，你们就听吧！我要叫你们受一受！’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页也都对他们念了。”

跟所有的爱讥诮的人一样，他讲起话来，只有眼睛和眉毛才含着笑意。在这种时候，他的眼睛里面并没有憎恨或者恶意，只有许多的尖刻以及人们仅仅在很善于观察的人的脸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狐狸样的狡猾。如果继续再谈他的眼睛，那我就要说我在他眼睛里还发现另外一种特色。每逢他接过卡嘉递给他的杯子，或者听她讲话，或者卡嘉有事出去一会儿，他瞧着她的背影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眼光里带点温柔、恳求、纯洁的眼神……

使女拿走茶炊，在桌上放了一大块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说起来，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大的灵敏和专心，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消遣。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永远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解决各种问题，大都是高级的问题。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活到头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抑扬顿挫地说，“它的歌已经唱完了。对了。人类已经开始感到需得用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的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去世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可不是，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中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料想的总还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坏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工作，能思索，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22]”

“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却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你们的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有趣味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自高自大……”

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像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毫无道理，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早已陈腐的滥调，吓人的大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面前说说的，也应当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不合正人君子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回答这问题不会很便当，可也不会说得太长，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找出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来搪塞。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就是昨天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很差，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可是他们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23]、埃披克梯托斯[24]，或者帕斯卡[25]。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在生活方面不切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含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这问题的论文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虽然这方法是他们完全做得到的，尤其是跟他们的职业很符合。他们情愿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化验室的医生，情愿把这种职业做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并不比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少需要一分。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为他们所感动，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

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点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邻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一个多么深的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化为讥诮和嘲骂，他俩怎样甚至开始养成了在人背后说坏话的习惯。

“人常会碰见些滑稽家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戈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26]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我读到一篇文章，’我说，‘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像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多大！’有一天我到戏院里去。我在位子上坐下。刚好我前面第二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也是‘我们这班人’之流的人物，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醉得跟皮匠一样。他根本没看台上的戏。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了喉咙，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拿手指头戳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高——尚吗？’‘高尚。’那位‘我们这班人’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起来，‘高尚啊！好哇！’你们瞧，这喝醉了酒的蠢才上戏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高尚的东西。他要的是高尚。”

卡嘉听着，笑了。她的笑法相当古怪，吸气很快，每一吸气和每一呼气中间的空当既有节奏，而又整齐，很像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

“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像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蛆，就准备回家去。实在，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会儿，”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基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Bene[27]！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说：

“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了？您病了？”

“对了，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照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人。托您向您家里的人致意，替我道歉，说我没去看她们。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因为大家谈起我的病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盘算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象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形，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的好……”那就夺去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质、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生过的全身浮肿，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治疗学的专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都很不像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跟天空那么深奥，灿烂，惊人……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28]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深深地生下根，可是我立刻又想：

“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蛤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得现在我已经没有家了，也没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地、暂时地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像加了几千普特的体重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来了……

四

夏天来了，生活改变了。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看左右两边的招牌。“特拉克季尔”[29]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字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走去，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它却没使我生出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穿过一片树林，又到田野上了。一点有趣味的东西也没有。坐了两个钟头的车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别墅的楼下，安置在一个不大的、很畅快的、糊着淡蓝色壁纸的房间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了。我没睡，可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半昏半醒，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我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富于爱国精神，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们的一切文学依我看来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别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愿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家庭手工业的成品当中就连顶好的也不能说有什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关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读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说：其中没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它们有隽永，有高尚，却缺乏才气；有才气，有高尚，却又缺乏隽永；或者最后，有才气，有隽永，却又缺乏高尚。

我不是说法国书又有才气、又有隽永、又有高尚。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像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者不是从第一页起就极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包紧。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有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心要在自己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那些书里有处心积虑，有步步小心，有四平八稳，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造。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的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戏院里的验票员，这种畏惧一直留存到今天。直到现在我也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戏院验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的、意义不明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家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到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作品我也一样读不下去。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30]，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严肃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实在，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一谈起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要就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就刚好相反，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的蔑视还要放肆得多。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居心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所喜欢说的那句话，ultima ratio[31]！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我也就一点也不觉着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眺望敞开的窗子外面。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瘦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地带。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要说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爱人的那种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Gaudeamus egitur juventus[32]！”

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一谈他的思想。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规矩，不敢跷起脚来，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的小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尖刻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绉绉的。那些消息彼此相像，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早在一八七〇年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发明过，另外有个第三者，也是德国人，比他俩都厉害，证明他俩都出了丑，在显微镜底下把气泡错看成黑色素了。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即使在有意逗我笑的时候，也还是讲得冗长详尽，好像宣读学位论文，详细地举出他是从哪一篇文章上看来的，极力不说错刊物的日期、号数、有关的人名，而且一提到人名绝不简单地说一声贝蒂，必得说让·惹克·贝蒂[33]。有时候他留在我们这儿吃饭，于是这一顿饭的工夫他不住地讲那种有趣的故事，弄得所有吃饭的人都烦闷无聊。要是格涅凯尔和丽莎在他面前谈起赋格曲和对位法，谈起布拉姆斯和巴哈，他就谦虚地垂下眼帘，窘得什么似的。他觉着难为情，因为在他和我这样严肃的人面前居然有人谈起这种无聊的东西。

照我眼前这样的心境，只要他在我面前待上五分钟就足能惹得我厌烦，倒好像我看他，听他，已经足足有了一万年似的。我讨厌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那轻柔平稳的嗓音和文绉绉的话语使得我无精打采，他的故事听得我发呆……他对我存着一片好心，跟我讲话纯粹是凑我的高兴。我对他的报答却只是呆瞪瞪地瞧着他，仿佛要对他使催眠术似的，同时心里想着：“走吧，走吧，走吧……”可是他对我的心愿不理不睬，紧自坐下去，坐下去，坐下去……

他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想法：“说不定我一死，他就奉派接替了我的位子。”于是我那可怜的讲堂在我的幻想中就成了一片泉水干涸的绿洲。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很不客气，一句话也不说，生气，倒好像我有这种思想不该怪我自己，却该怪他不对似的。每逢他照例开口称赞德国科学家，我却不再照往常那样好意地开一句玩笑，只没好气地嘟哝一句：

“您那些德国人都是些蠢驴……”

这很像去世的尼基塔·克雷洛夫[34]教授当初在雷瓦尔跟彼罗戈夫[35]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嫌水太凉，生气了，骂道：“这些混蛋的德国人！”我对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态度很不好，直到他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那顶灰色的帽子在花园栅栏外面一闪一闪，我才想叫住他，说：“原谅我，我的好人！”

现在我们吃饭比在冬天还要无聊。我现在痛恨而且看不起的格涅凯尔差不多天天跟我一块儿吃饭。我往常瞧见他在座，总还一声不响地忍着，现在我却对他说些挖苦的话，招得我妻子和丽莎脸都红了。我压不住满腔的恶意，常常说些简直很愚蠢的话，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来。比方，有一回，我带着轻蔑的心情对格涅凯尔凝神瞧了很久，忽然无缘无故地念起来：

有时候老鹰比公鸡飞得还低，

可是公鸡绝飞不上天去……[36]

顶气人的是公鸡格涅凯尔却显得比老鹰教授还要聪明。他知道我的妻子和女儿站在他那一边，就使出一种手段，用傲慢的沉默回答我的讥刺（仿佛在说：“这老家伙昏了头……何必跟他多费话呢？”），要不然他就好意地拿我开一句玩笑。真应该奇怪：人会无聊到这种程度！吃饭的时候我居然始终幻想着格涅凯尔会怎样露出冒险家的真面目，我妻子和丽莎会怎样看出自己的错误，我会怎样讪笑她们。到了我这种年纪，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还会有这么荒唐的幻想！

近来家里出了一种误会，这一类的误会我从前是只凭道听途说才有所体会的。不管我提起这种事会多么难为情，我还是要写出一次这类的争吵，那是在有一天吃过饭后发生的。

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正在抽烟斗。我妻子照例走进来，坐下，开口说道：趁现在天气暖和，我又空闲，要是我肯到哈尔科夫去走一趟，打听一下我们的格涅凯尔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倒挺好。

“好吧，我去就是……”我同意道。

我妻子对我很满意，站起来，往门口走去，可是立刻回转身来说：

“顺便提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请求。我知道你会生气，可是我有责任忠告你……对不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你上卡嘉家里去得太勤，我们所有的邻居和熟人已经在纷纷议论了。我不否认，她聪明，受过教育，跟她在一块儿也许挺痛快，不过你知道，依你这年纪，照你的社会地位，你跟她在一块儿会觉着愉快，那就未免奇怪了……再说，她那名声是那么……”

所有的血猛然从我的脑子里涌出来，我的眼睛里冒出火星。我跳起来，抱住头，顿着脚，用一种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嚷道：

“躲开我！躲开我！躲开！”

大概我的脸色可怕，嗓音奇怪，因为我妻子忽然脸色发白，用一种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绝望地高声尖叫起来。听见我们喊叫，丽莎、格涅凯尔，然后叶戈尔……都跑进来了。

“躲开我！”我叫道，“走开！躲开我！”

我的腿发麻，仿佛两条腿根本没有了似的。我觉着自己倒在一个什么人的怀里，随后还听得见哭声，不过只听见一会儿就晕过去了，有两三个钟头不省人事。

现在说一说卡嘉。每天将近傍晚她总来看我，当然邻居和熟人都难免注意到。她来一会儿，就带我出去坐上马车游逛。她自己有一匹马，有一辆新马车，都是今年夏天买下的。总之，她生活得很阔绰：租下一个华贵的大别墅，外带一个大花园，把城里的家具都搬来，用了两个女仆和一个车夫……我常问她：

“卡嘉，你把父亲的钱挥霍完了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到那时候再说吧。”她回答。

“那笔钱，我的朋友，应当受到比较严肃的对待才对。那是由一个好人靠了正直的劳动挣来的。”

“这话您先前已经跟我说过。我知道了。”

起初我们坐车走过原野，随后又走过从我的窗口可以看见的那一片针叶树林。在我的眼睛里，大自然显得跟往常一样美丽，只是有一个魔鬼凑在我的耳边悄悄说：这些松树、枞树、鸟雀、天空的白云，等我过三四个月死了以后，对我的去世却不会在意。卡嘉喜欢赶车。天气好，又有我坐在她身旁，她觉着很愉快。她兴致好，没说尖刻的话。

“您是个很好的人，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您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没有一个演员会演您的角色。比方拿我或者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来说，就连坏演员都演得来，可是谁也演不了您。我羡慕您，非常羡慕您！您看，我算是什么呢？什么呢？”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问我：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不是一种否定的现象吗？对吗？”

“对了。”我回答。

“嗯！……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拿什么话回答她呢？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那倒是容易的。惟其说起来容易，我倒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好了。

我的同事们，那些治疗学家，在教治疗学的时候，总是劝人“分别处理个别的病例”。人必得听从这种忠告，才能相信教科书里做为范例而推荐的最好的、最适宜的治疗法在个别病例中往往完全不适用。在精神的病症方面，情形也是一样。

可是总得回答一句话才成，我就说：

“你的空闲时候太多了，我的朋友。你总该干点什么才好。真的，如果演戏是你的本行，为什么你不去重做演员呢？”

“我办不到。”

“听你那口气，看你那态度，倒好像你是个遭了难的人似的。我不喜欢这样，我的朋友。这得怪你自己不好。记住，你开始恼恨一般的人和事了，可是你从没做过什么事来对人和事加以改进。你并没有向坏现象做斗争，你只是厌倦了，你并不是因为斗争而遭了难，却是因为软弱才遭的难。嗯，当然，那时候你还年轻，没有经验，可是现在一切都可能有所不同了。对了，干吧！你会工作，为神圣的艺术服务……”

“请您别装模做样，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卡嘉打断我的话，“我们来一言为定，我们尽可以谈男演员、女演员、作家，可是别谈艺术。您是个少有的好人，可是对于艺术，您了解得却不多，还不能诚心诚意地认为它神圣。您对艺术缺乏感觉，也没有领略它的耳朵。您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没有工夫培养那种感觉。总之……我不喜欢这样谈艺术！”她烦躁地接着说，“不喜欢！多谢多谢，艺术已经被人弄得十分庸俗了！”

“谁把它弄得庸俗了？”

“有些人用酗酒弄得它庸俗，报纸用过分轻视的态度弄得它庸俗，聪明人呢，用哲学弄得它庸俗。”

“哲学跟这不相干。”

“有关系。谁要是唱高调，就表示他并不懂。”

为了免得惹出尖酸刻薄的话来，我就连忙改变话题，随后沉默了很久。直到我们的车子出了树林，向卡嘉的别墅走去，我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说：

“你还是没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打算去做女演员。”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未免太狠心了！”她叫道，忽然满脸通红，“您要我大声说出真心话吗？既是您……您想知道，那就遵命！我没有才能！没有才能，只有……只有很大的虚荣心！就是这么的！”

照这样和盘托出以后，她就背过脸去不再看我，为要遮掩手在发抖，就使劲拉缰绳。

我们赶着车走近她的别墅，远远看见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在大门附近走来走去，心焦地等我们。

“那个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又来了！”卡嘉烦恼地说，“把他从我这儿带走吧，劳驾！我讨厌他了，他没意思……滚他的！”

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早就应当出国去了，可是他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始终没走成。近来他起了点变化。看上去他有点瘦了，喝酒会醉了，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的黑眉毛开始变白了。等到我们的马车在门口停住，他的快乐和心焦掩盖不住了。他慌忙搀扶卡嘉和我下车，匆忙地问这样问那样，笑着，搓手，往常我只在他眼睛里才看得到的那种温柔、恳求、纯洁的表情，现在洋溢到他的整个脸上了。他高兴，同时又为他的高兴不好意思，觉着自己养成习惯，天天傍晚上卡嘉这儿来盘桓一阵，也很不好意思。他觉着需得为他的来访找个明明很荒唐的借口，比方说，“我正巧有事坐车路过，我想那就进去坐一会儿吧。”

我们三个人走进房间。起初我们喝茶，后来桌子上出现了我早就熟悉的那两副纸牌、大块的干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我们的谈话内容并不新鲜，跟冬天谈的一样。我们痛骂大学、大学生、文学、戏院，空气装满这些恶意的话语，变得越发稠密闷人。现在已经不像冬天那样只有两个癞蛤蟆用呼吸来弄得空气充满毒素，而是一共有三个了。除了柔和的男中音的笑声和手风琴那样的笑声以外，那个伺候我们的女仆还听见另一个不愉快的、刺耳的笑声：“嘻嘻嘻！”就跟轻松喜剧里的将军的笑声一样……

五

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有过这样一个麻雀夜……

我半夜醒来，忽然跳下床。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给一种恐怖压住，好像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

我赶紧点上灯，拿起水瓶凑着瓶口喝了点水，然后匆忙地走到敞开的窗口。外面的天气真美。空中有一股干草的气息，另外还有一种更好闻的香气。我可以看见栅栏上的尖木桩、窗旁边睡意朦胧的瘦树、道路、一带黑树林。天空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没有一片云。四下里全是寂静，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

这真可怕。我关上窗子，跑回床上。我摸脉搏，可是在手腕上找不着，就到太阳穴上去找，然后到下巴上找，临了又在手腕上找。我的手碰到的地方都因为出汗而发凉和发黏。我的呼吸越来越快，身子打战，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脸上和秃顶上有一种像是粘着蜘蛛网的感觉。

怎么办呢？叫家里的人吗？不，没用处。我想不出我的妻子和丽莎走到我屋里来以后会怎么办。

我把头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等着，等着……我的背脊发凉，五脏六腑好像把背脊吸进去了，仿佛死亡果然从背后偷偷掩来了……

“叽维——叽维！”在夜晚的寂静中我忽然听见尖叫声，不知道这声音是打哪儿来的，是从我胸中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街上传来的。

“叽维！叽维！”

我的上帝，多么可怕呀！我想再喝点水，可是睁开眼睛太可怕，我不敢抬起头来。我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害怕：是因为我想活下去呢，还是因为有一种我还不知道的新痛苦在等着我？

楼上，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有个什么人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笑……我听着。不久以后，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匆匆忙忙地走下楼来，然后又走上去了。过一分钟，又有脚步声下楼来了，有人在我的门外站住，听着。

“谁？”我叫道。

门开了。我大起胆子睁开眼睛，看见了我的妻子。她脸色苍白，眼睛上沾着泪痕。

“你没睡着吗，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问。

“你有什么事？”

“看在上帝的面上，到丽莎那儿去看看她吧。她出了点毛病……”

“好吧……依你就是……”我喃喃地说，倒觉得很痛快，因为现在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好吧……就来。”

我跟着我的妻子走去，一路听她对我说话，可是我太激动，一个字也没听清。在楼梯上她的蜡烛洒下一朵朵明亮的光来，跳动着，我们的长影子发抖。我的腿被我的睡衣的前襟裹住，我喘得透不过气，觉着身后好像有个东西追来，极力要抓住我的后背似的。“我马上会死掉，就在这楼梯上，”我想，“我马上就会死……”可是我们走完楼梯，走过安着意大利式窗子的黑过道，走进了丽莎的房间。她坐在床上，只穿着睡衣，光脚耷拉下来，正在呻吟。

“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上帝！”她嘟嘟哝哝地说，给我们的烛光照得眯细了眼睛，“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丽莎，我的孩子，”我说，“你怎么了？”

看见我，她大叫一声，伸出胳膊来搂住我的脖子。

“我的亲爸爸……”她抽抽搭搭地说，“我的好爸爸……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我难过！”

她搂我，吻我，数落着她小时候我常听她说的那些亲热话。

“冷静一下，我的孩子，求上帝跟你同在，”我说，“不要哭了。我自己也难过。”

我极力给她盖上被子，我妻子给她水喝，我们俩在床旁边胡乱地忙一阵，我的肩膀碰着她的肩膀，这当儿我想起了从前我们怎样一块儿给我们的孩子洗澡。

“务必救救她吧！救救她！”我妻子恳求道，“想想办法吧！”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法办。那女孩心头沉重，可是我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嘟哝着说：

“没什么，没什么……这会过去的……睡吧，睡吧……”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们屋外忽然传来狗叫的声音，那是两只狗的叫声，先还轻轻的，犹疑不定，后来却响起来。狗吠啦，猫头鹰叫啦，这类兆头我素来不认为有什么意义，可是现在我的心却痛苦地缩紧了，我连忙暗自解释这种叫声。

“没道理……”我想，“这无非是一个有机体影响了另一个有机体罢了。我的神经的极度紧张感染了我的妻子、丽莎、狗，就是这么回事……预感和先见就是用这种感染来说明的……”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给丽莎开药方，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想着我马上就要死了，只是心头沉重，郁闷，使得我简直惋惜刚才没有一下子死掉。我在房中央一动也不动地站了很久，寻思该给丽莎开点什么药才好。可是楼上的呻吟声停了，我就决定索性不开药方，仍旧站在那儿……

四下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就跟有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沉静得甚至“耳朵里响起来了”。光阴慢慢过去，照在窗台上的一条条月光不移动位置，仿佛凝住了似的……一时天还不会亮。

可是这时候栅栏门吱吱吜吜地响，不知什么人偷偷地掩进来了，那个人在一棵瘦树上折断一根枝子，拿那根枝子轻轻地敲窗子。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听见低低的说话声，“尼古拉·斯捷潘内奇！”

我开了窗子，觉得自己像在做梦：窗外，紧贴着墙，站着一个女人，穿一身黑色连衣裙，被月光照亮，张开一双大眼睛瞧着我。她脸色苍白，严厉，给月光照得不像是一张真脸，倒像是大理石做的。她的下巴在发抖。

“是我……”她说，“是我……卡嘉！”

在月光底下，凡是女人的眼睛都显得又大又黑，所有的人都显得高大、苍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乍一看却没有认出她来。

“你有什么事？”

“对不起，”她说，“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觉着难过得受不了……我受不住，就上这儿来了……您的窗子里有灯亮，我……我就大胆敲了敲窗子……请您原谅……唉，您再也不知道我有多么难过！您刚才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我失眠。”

“我有一种预感。可是，那是胡思乱想。”

她的眉毛拧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水而发亮，整个脸上像添了一抹亮光似的忽然闪着我很久没看到的那种熟悉的信任神情。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恳求地说，向我伸出两只手，“珍贵的朋友，我求求您……我央求您……要是您不小看我对您的友情和尊重，那就请您答应我的要求！”

“什么事？”

“请您把我的钱拿去！”

“得了吧！你这是在胡想什么呀！我干吗要拿你的钱呢？”

“您到什么地方去治一治病吧……您应当医好您的病。您肯收下那笔钱吗？肯吗？亲爱的，肯吗？”

她热烈地瞧着我的脸，再说一遍：

“行吧？您肯收下吧？”

“不，我的朋友，我不要……”我说，“谢谢你。”

她背转身去，低下头。大概我用那样的口吻拒绝她，使得钱方面的话没法再讲下去了。

“你回家去睡吧，”我说，“我们明天见面好了。”

“这样说来，您不把我看做您的朋友吗？”她垂头丧气地问。

“我没说这种话。不过你的钱现在于我没有什么用处。”

“请您原谅……”她说，她的声调低了整整一个音阶，“我明白您的意思……领一个我这样的人的情……领一个退休的女演员的情……那是……不过，再见吧……”

她很快地走了，我都没来得及对她说再会。

六

我到了哈尔科夫城。

既然要扭转我目前的心境是白费劲，而且也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办到的，我就决心让我一生中最后这段日子至少在外表上不要有受人指摘的地方。要是我对家里人的态度不正确（这我是充分感到的），那就至少极力依她们的意思办事吧。既然要我到哈尔科夫来，来一趟就是。再说，近来我对一切事情都不大在意，因此，到哈尔科夫来也好，上巴黎去也好，到别尔季切夫去也好，对我来说简直都一样。

我是在中午十二点钟来到此地的，在一个离大教堂不远的旅馆里住下来。火车颠得我头晕，过堂风吹得我着了凉，现在我坐在床上，双手捧着头，等着颜面痉挛病发作。我今天本来应该去看几个我认识的教授，可是我既没那种兴致，也没那份力气了。

一个年老的旅馆仆役走进来问我带来床单没有。我留住他五分钟，问了好几个关于格涅凯尔的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才上这儿来的。原来这仆役正是哈尔科夫本地的人，对这个城就跟对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么熟悉，可是记不得有姓格涅凯尔的人家。我问起那庄园，回答也一样。

过道上的钟敲了一下，后来两下，再后三下……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后的等死的这几个月好像比我的一辈子还要长得多。时间过得这么慢，换了在从前，我绝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定心。从前坐在火车站等车，或者在试场里坐着，一刻钟就好比一万年。现在我却能通宵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完全淡漠地想着明天晚上也会这么长，也会这么没有光彩，后天也一样……

过道上，钟敲了五下，六下，七下……天黑下来了。

我的脸上起了一种酸麻的疼痛，这是颜面痉挛病发作了。为了叫我自己思索，我就用当初我还不淡漠时候的旧观点，暗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名人，一个枢密顾问官，来到这旅馆的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在铺着一条陌生的灰色被子的床上？为什么我眼睛瞧着这便宜的白铁脸盆，耳朵听着过道上那架破钟的刺耳的声音？难道这跟我的名望，我在众人当中的崇高地位相称吗？我用冷冷的一笑来回答这些问题。我想起我年轻时候那种天真实在好笑，那时候我夸大名望的意义，夸大名人大概会享受到的超出常人的地位。我有名，我的名字被人尊敬地念着，我的照片登在《田地》杂志和《世界画报》上。我甚至在一份德国杂志上看到过我的传记文章。这些究竟有什么道理呢？眼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待在一个陌生的城里，坐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用手掌揉我的酸痛的脸颊……家庭的口角啦，债主的铁石心肠啦，火车服务员的粗鲁啦，护照制度的不方便啦，食堂饭食的昂贵和不卫生啦，一般人的无知和相互间的粗鲁态度啦，所有这些，再加上此外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烦恼，对我的影响并不下于对声名不出自己所住的小巷的任何一个市民的影响。我的超出常人的地位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姑且承认我的名气大极了，我是我的祖国引以为荣的英雄，所有的报纸也确实都登载我的病况，邮局已经送来我的同事、学生、社会人士的慰问信，可是这一切并不能挽救我不孤身一人痛苦地死在异乡的床上……当然，这是不能责怪任何人的，可是我这个有罪的人却不喜欢我的遐迩皆知的名字。我觉得它好像骗了我似的。

到十点钟光景，我睡着了。尽管颜面痉挛病发作，我还是睡得挺香，要不是人家叫醒我，我会睡得很久。到一点多钟，忽然有人来敲门。

“谁？”

“电报！”

“你尽可以明天再送来，”我从旅馆仆役手里接过电报来，生气地说，“这样一来，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对不起。您的灯亮着，我当是您还没睡觉。”

我撕开电报的封口，先看一看下款：是我妻子打来的。她有什么事呢？

昨日格涅凯尔已与丽莎秘密举行婚礼。速归。

我看着电报，只吃惊了不大一会儿。使我吃惊的倒不是格涅凯尔和丽莎的行为，而是我听到他们结婚消息后的这种淡漠心情。据说哲学家和真正的圣贤都是淡漠的。这话不对，淡漠是灵魂的麻痹，提早的死亡。

我又在床上躺下，极力让我的脑子里有思想的活动。想点什么好呢？仿佛一切事情都已经想过，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思想了。

等到天亮， 我就在床上坐起来，用胳膊搂着膝盖。为了消磨光阴，我极力了解我自己。“了解你自己”是很好的、有益的忠告。只可惜古人从没想到指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实行这个忠告。

以前每逢我有心了解别人或者我自己，所考虑的总不是行动，行动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我考虑的是欲望。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可以说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我就考问自己：我要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学生不要着眼于我们的名望，不要着眼于招牌和商标而爱我们，要跟爱普通人一样地爱我们。另外还有什么呢？我希望有帮手和继承人。此外呢？我希望过上大约一百年以后醒过来，至少让我用一只眼睛瞧一下科学成了什么样子。我希望再活十年……还有什么呢？

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我想了又想，想了很久，什么也想不出来。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去，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里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我对科学的喜爱、我要生活下去的欲望、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的静坐、我想了解自己的心意，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来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对科学、戏剧、文学、学生所抱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

可是如果缺乏这个，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这样的贫乏下，只要害一场大病，只要有了对死亡的畏惧，只要受到环境和人们的影响，就足以把我从前认为是世界观的东西，我从中发现我的生活意义和生活乐趣的东西，一齐推翻，打得粉碎。因此也难怪我会用那些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思想和感情把我一生中最后这几个月弄得十分暗淡，到了现在，冷冷淡淡，连黎明的曙光也无心去看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一种比外界的一切影响更高超更坚强的东西，那么当然，只要害一回重伤风就足以使他失去常态，一看见鸟就认为是猫头鹰，一听见声音就以为是狗叫。在这种时候，所有他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以及他的伟大的和渺小的思想，就只有病征的意义，没有别的意义了。

我垮了。既是这样，那么多想也无益，多谈也没用了。那就坐着，默默地等着看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好了。

到早晨，仆役给我送茶来，带来一份当地的报纸。我随意看一看第一版的广告、社论、报纸和杂志的摘要、新闻……除了别的以外，在新闻中我找到这样一段消息：“我们的著名学者，著名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昨日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科夫，住在某某旅馆。”

显赫的名字分明是为了脱离具有这个姓名的本人而独立生活才存在的。现在，我的名字就正在哈尔科夫城里心平气和地散步。过上三个月光景，这名字会用金字刻在墓碑上，跟太阳那么亮，而到那时候，我自己却已经埋在青苔底下了……

门上有人轻轻地敲着。不知什么人要见我。

“是谁？请进！”

门开了，我惊奇得往后直退，赶紧把身上睡衣的前襟裹一裹紧。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卡嘉。

“您好，”她说，因为走上楼来而有点气喘，“您没料到吧？我……我也上这儿来了。”

她坐下来，眼睛没看我，结结巴巴地说下去：

“您为什么不理我？我也来了……今天到的……我打听出来您住在这家旅馆里，就来看您。”

“见着你，很高兴，”我说，耸一耸肩膀，“可是我觉着奇怪……你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到此地来干什么？”

“我吗？就是这么的……兴头一起，就来了。”

沉默。冷不妨她猛然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尼古拉·斯捷潘内奇！”她说，脸白了，把手按着胸口，“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我照这样再也活不下去了！不行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赶快告诉我，这分钟就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说得出呢？”我迷糊地说，“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求求您，请您告诉我！”她接着喘吁吁地说，周身打抖，“我向您赌咒：我照这样子再也活不下去了！我支持不住了！”

她往椅子上一坐，抽抽搭搭哭起来。她把头往后扬，绞着手，顿着脚。她的帽子从头上掉下来，吊在帽带上，头发散了。

“帮帮我！帮帮我吧！”她求我，“我活不下去啦！”

她从旅行袋里拿出一块手绢，随着手绢带出来好几封信，从她的膝头掉到地板上。我从地板上捡起那些信，在其中的一封信上认出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的笔迹，而且无意中读到两个字：“热烈……”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跟你说，卡嘉。”我说。

“帮帮我！”她抽抽搭搭地说，抓住我的手，吻我的手，“要知道，您是我的父亲，我的唯一的朋友！您本来就聪明，又受过教育，活了这么大岁数！您做过教师！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说真的，卡嘉，我不知道……”

我茫茫然，慌了手脚，给她哭得心乱了，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勉强笑一笑，“别哭了！”

立刻我又用有气没力的声音说：

“我不久就要死了，卡嘉……”

“只说一句，只说一句吧！”她哭着，向我伸出手来，“我该怎么办呢？”

“你也真是个怪姑娘……”我喃喃地说，“我不懂！这么明白的人，忽然间哇哇地哭了……”

随后是沉默。卡嘉理一理头发，戴上帽子，然后把信团起来，往旅行袋里一塞，这些事她做得从从容容，一声不响。她的脸、胸、手套，都沾着泪痕，湿了，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干巴巴的，冷峻了……我瞧着她，想到我比她快活，不由得觉着惭愧。我是直到临死以前不久，直到我一生中的残年，才发现我自己缺乏我那些朋友，哲学家，所说的中心思想的，可是这可怜的姑娘的灵魂却素来没安宁过，而且此后，一辈子，一辈子也休想安宁了！

“我们吃早饭去吧，卡嘉。”我说。

“不了，谢谢。”她冷冷地回答。

又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

“我不喜欢哈尔科夫，”我说，“这儿很灰色。这是一个相当灰色的城。”

“对了，也许吧……这儿丑恶。……我在这儿不会待得久……我是过路。我今天就走了。”

“上哪儿去？”

“到克里米亚去……那就是说到高加索去。”

“原来是这样。去很久吗？”

“我不知道。”

卡嘉站起来，冷冷地笑一笑，眼睛没看着我，向我伸出手来。

我想问她：“那么你不来参加我的葬礼了？”可是她的眼睛不看我，她的手冷冰冰，跟生人的手一样。我默默地送她到门口……于是她离开我，走出去，顺着长过道走了，头也不回。她知道我在瞧她的背影。多半走到转弯地方，她会回头看一眼的。

不，她没有回头看。她的黑色连衣裙最后闪了一下，脚步声就听不见了……再会，我亲爱的！

[1]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教授，外科医术专家。卡维林（1818—1885），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2] 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人物。

[3] 拉丁文：病历。

[4] 格鲁别尔（1814—1890），俄国教授，解剖学家。巴布欣（1835—1891），俄国教授，医科组织学家。

[5]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

[6] 彼罗夫（1833—1882），俄国画家。

[7] 巴蒂（1843—1919），意大利歌剧演员。

[8] 意谓“两不相干”，语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赫邱琶是希腊传说中特洛埃王普顿姆之后，在特洛埃被围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

[9] 希腊神话中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10] 拉丁文：同事。

[11] 俄罗斯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所著剧本《聪明误》中的一个人物。

[12] 意思是“我们谈的是两回事”。

[13] 葡萄牙所产的红葡萄酒。

[14] 西班牙所产的白葡萄酒。

[15] 非洲东南部的一个黑种民族。

[16] 西班牙属玛第拉岛所产的红葡萄酒。

[17] 巴哈（1658—1750），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家。

[18]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19] 法语：大人。

[20] 乌克兰的一个城名。

[21] 拉丁文：母校。

[22] 莱蒙托夫的诗《沉思》中的一句。

[23]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帝国皇帝兼哲学家。

[24] 埃披克梯托斯（60？—120？），罗马哲学家。

[25] 帕斯卡（1623—1662），法国哲学家。

[26]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27] 拉丁文：好。

[28]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手下最反动的专权佞臣。

[29] 俄语：酒馆。

[30] 拉丁文：原文如此。

[31] 拉丁文：最后的论据。

[32] 这是一首古老的大学生的歌的第一句歌词，被篡改了，原文为拉丁文，意思是“我们趁着年轻，快快活活吧”。

[33] 贝蒂（1674—1750），法国外科医学家。

[34] 克雷洛夫（1807—1879），俄国法律学家。

[35] 彼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医学家。

[36] 这两句诗出自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鹰与公鸡》。

一八九〇年

贼

医士叶尔古诺夫是一个浅薄无聊的人，在县里以吹牛大王和酒徒闻名。有一天，在圣诞周，他到列彼诺镇去为医院买东西，傍晚从那儿回来。医师怕他误了时间，希望他早些回来，就把自己的一匹最好的马交给他使用了。

起初天气倒还不坏，四下里安安静静，可是将近八点钟，来了一场大风雪，医士在离家大约只有七俄里路的地方完全迷路了。……

他驾不好马，又认不得路，便存着侥幸的心，随眼睛看到哪儿就把马赶到哪儿，希望那匹马自己会走回去。照这样过了大约两个钟头，那匹马走乏了，他自己也冻得发僵。他觉得他不是在往回家的路上走，却是退回列彼诺去。可是这当儿，在风雪的呼啸声中，总算传来了喑哑的狗叫声，前面出现一个朦胧的红色光点，渐渐显出一道很高的大门和一堵长围墙，围墙上钉着些钉子，尖端朝上。随后围墙里露出一截井上吊杆，是歪的。风吹散他眼睛前面的雪雾，于是原来的红色光点如今变成一所不大的、低矮的小房，上面耸起高高的芦苇房顶。在三个小窗口当中，有一个窗口挂着一块红布，点着灯。

这是谁家的院子呢？医士想起离医院六七俄里远的大路右边，有一家安德烈·奇里科夫的客栈。他还想起这个奇里科夫不久以前给一些马车夫打死了。他留下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女儿柳布卡，大约两年以前柳布卡还到医院里来治过病呢。这个客栈名声很坏，晚上到这个地方来，而且使用别人的马，是不无危险的。不过也没有办法了。医士从行囊里摸到手枪，严厉地嗽了嗽喉咙，用马鞭子敲几下窗框。

“喂，这儿有人吗？”他喊道，“心好的老太太，让我进去取个暖吧！”

一条黑狗发出粗嗄的吠声，像球似的滚到马蹄底下来。然后蹿出另一条白狗，又跑来一条黑狗，前后一共来了大约十条狗！医士看准一条最大的狗，扬起鞭子，用尽气力抽它一下。那条狗并不大，腿却高，它扬起尖尖的脸，发出尖细刺耳的哀叫声。

医士在窗旁站了很久，不住敲窗子。不过后来，围墙里面房子旁边那些树木上的白霜转成红色，大门吱吜一声开了，一个女人，浑身穿戴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提灯出来了。

“老奶奶，让我取个暖吧，”医士说，“我赶车到医院去，可是现在迷路了。天气真糟，求上帝保佑。你不要怕，我们要算是自己人，老奶奶。”

“我们的自己人都在家里，我们没有约外人来，”那个人厉声说道，“你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敲窗子？大门又没有上锁。”

医士把车赶进院子，在门廊上站住。

“请你吩咐工人，老大娘，把我的马牵走。”他说。

“我不是老大娘。”

她也的确不是老大娘。她熄掉提灯的时候，灯光照在她脸上，医士看到两道黑眉毛，认出这个人就是柳布卡。

“现在上哪儿去找工人？”她一面走进房里，一面说，“有的喝醉酒睡觉了，有的一清早就到列彼诺去了。今天是节日……”

叶尔古诺夫在披屋里拴上他的马，却听到另有马嘶声，这才看出黑地里还立着一匹别人的马，摸到马身上有哥萨克式的鞍子。可见房子里除了女主人以外还有外人。为了稳妥起见，医士把自己的马鞍子卸下来，带着它和他所买的东西走进房里。

他踏进头一个房间，看见那儿很宽绰，炉火烧得正旺，有一股新擦过地板的气味。神像下面那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瘦乡下人，年纪四十岁上下，留一把不大的、稀疏的淡褐色胡子，穿着蓝色的衬衫。这个人姓卡拉希尼科夫，是个坏透了的骗子和偷马贼，他的父亲和叔父在博加廖夫卡村开一家饭铺，把偷来的马想方设法卖出去。他也到医院来过不止一次，然而不是来看病，而是跟医师做马生意，问医师有没有马要卖，他老人家愿意不愿意把他的枣红色雌马换一匹浅黄色小骟马。现在他头发上擦了油，耳朵上闪着银耳环，总之，显出过节的样子。他皱起眉头，耷拉着下嘴唇，专心地瞧着一本翻卷了角的大画册。火炉旁边的地板上直挺挺地躺着另一个乡下人，他的脸上，肩膀上和胸脯上盖着一件短皮袄，大概他睡熟了。他身旁放着一双新靴子，近旁有两摊发黑的、溶化的雪水，靴底钉着亮晃晃的铁鞋掌。

卡拉希尼科夫看见医士，打了个招呼。

“是啊，天气很坏……”叶尔古诺夫说，用手心擦着冻僵的膝盖，“雪都灌进衣领里来了，我周身湿透，简直像只水鸡子。我的手枪大概也……”

他取出手枪来，翻来覆去看了一阵，又放回行囊里。然而手枪一点也没发生什么影响，那个乡下人仍旧看他的书。

“是啊，天气很坏……我迷了路，要不是这儿有狗叫，我大概活活冻死了。那可就麻烦了。可是女主人都到哪儿去了？”

“老太婆到列彼诺去了，闺女在烧晚饭……”卡拉希尼科夫回答说。

随后是沉默。医士发抖，哼哼唧唧，往手心里呵热气，缩起身子，做出很冷很累的样子。人可以听见那些余怒未息的狗在院子里吠叫。这使得人心里发闷。

“你是从博加廖夫卡来吗？”医士厉声问那个乡下人。

“是的，从博加廖夫卡来。”

医士闲着没有事做，就开始想那个博加廖夫卡。那是个大村子，坐落在幽深的峡谷里，因此人在月夜骑着马沿大路走，如果往下看黑暗的峡谷，再抬头看天空，就会觉得月亮正好挂在一个无底的深渊上面，这儿就是世界的尽头似的。那条通往下面的道路很陡，弯弯曲曲，而且十分窄，所以每逢为了医治流行病或者种牛痘而骑着马到博加廖夫卡去，一路上就得提高喉咙嚷叫，或者吹口哨，要不然如果对面遇上一辆大板车，就会卡住，彼此都走不过去。博加廖夫卡的村民以优秀的园艺家和偷马贼闻名。他们的果园很富饶，春天所有的树木都淹没在樱桃树的白花里，临到夏天卖樱桃，一桶只要价三个戈比。人只要付出三个戈比，就可以吃个够。那些村民的妻子生得俊俏，丰衣足食，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连工作日也什么活都不做，光是坐在土台上，捉彼此头发里的虱子。

可是后来，脚步声响起来了。柳布卡走进房来，这是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穿着红色连衣裙，光着脚……她斜着眼睛看了看医士，然后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两趟。她不是简简单单地走，而是挺起胸脯，迈着细碎的步子。看来，她喜欢光着脚在刚擦过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为此特意脱掉了鞋。

卡拉希尼科夫不知为什么笑起来，勾着几个手指头，招呼她走过去。她走到那张桌子跟前，他就把书上的先知以利亚的画片指给她看，那位先知赶着一辆三套马的马车，腾云上天去了。柳布卡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辫子横过肩膀往下耷拉着。那是一条深褐色的长辫子，辫梢上系着红色丝带，几乎碰到地板。她也笑了。

“真是一幅出色的画儿，妙极了！”卡拉希尼科夫说，“妙极了！”他又说一遍，两只手做出好像要替以利亚拉缰绳的样子。

风在炉子里怒号。有个什么东西咆哮起来，又吱吱地叫，仿佛一条大狗咬住一只老鼠的脖子似的。

“嘿，魔鬼发脾气了！”柳布卡说。

“这是风。”卡拉希尼科夫说。他沉默一会儿，抬起眼睛看着医士，问道：“奥西普·瓦西里伊奇，按你们念书人的看法，这该怎么说，世界上到底有鬼没有呢？”

“老兄，该怎么跟你说呢？”医士回答说，耸起一个肩膀，“要是按科学来说，那么当然，鬼是没有的，因为这是迷信。不过，要是照现在你和我这样简单地看问题，那么干脆说吧，鬼是有的……我这一辈子就见过许多……我念完书以后在龙骑兵团里担任军医士。当然，我上过战场，得过勋章和‘红十字’奖章，可是在圣斯忒法诺和约[1]后，我回到俄罗斯来，在地方自治局工作。就因为我周游过世界，我可以说，我见过的事情别人在梦里都没见过。就连鬼我也见过，那就是说，并不是长着犄角或者尾巴的鬼，那都是胡说。说实在的，我是见过跟鬼差不多的东西。”

“在哪儿见过？”卡拉希尼科夫问。

“在好些地方见过。不必到远处去找，就说去年吧，喏，在这儿，在这个客栈附近，我就遇到过一个鬼……只是晚上不要提他才好。我记得，那一次我是到戈雷希诺村去种牛痘。当然，我照往常那样坐着一辆双轮快车，嗯，赶着一匹马，带着一套用具，此外我身上还带着表和别的东西，所以我一面赶车，一面提防着可别出什么乱子……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多得很哟。我走到蛇谷，这个该死的地方，刚要下坡，忽然间，好家伙，走过来一个人。头发乌黑，眼睛乌黑，整个脸膛像是用烟熏过的……他走到马跟前来，一把拉住左边的缰绳，喊一声：站住！他打量一下马，然后又打量我，后来他松开缰绳，倒没有说什么坏话，只是说：‘你上哪儿去？’他的牙龇出来，眼睛凶得很……我心想：嘿，你可真是个鬼！我就说：‘我去种牛痘。这干你什么事？’他就说：‘既是这样，那就也给我种种痘。’他卷起胳膊上的袖子，把胳膊一直戳到我的鼻子跟前。我呢，当然不再跟他废话，干脆给他种上牛痘，好躲开他。这以后，我一看我那把柳叶刀，它完全生锈了。”

睡在炉子旁边的那个乡下人忽然翻个身，撩开盖在脸上的短皮袄。医士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他认出那个人就是先前在蛇谷遇见的陌生人。这个乡下人的头发、胡子和眼睛都像油烟那么黑，他的脸也黑黝黝的，而且右边脸颊上有一颗黑痣，像小扁豆那么大。他讥诮地瞧着医士，说：

“拉住左边缰绳的事，倒是有过的。至于牛痘什么的，那是你胡扯，先生。我压根儿没跟你谈起过牛痘。”

医士心慌了。

“我说的又不是你，”他说，“你既是躺着，就自管躺着好了。”

这个脸皮发黑的乡下人一次也没有去过医院，医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如今瞧着他，医士心里暗自断定这人一定是茨冈。这个乡下人站起来，伸个懒腰，大声打个呵欠，走到柳布卡和卡拉希尼科夫跟前，在旁边坐下，也开始看那本书。他那带着睡意的脸上现出动情和羡慕的神采。

“瞧，梅里克，”柳布卡对他说，“你给我弄几匹这样的马来，我要拿它们套上车子，坐着车到天上走一趟。”

“罪人可上不了天……”卡拉希尼科夫说，“那是圣徒的事。”

随后柳布卡摆饭，端来一大块腌猪油和几根腌黄瓜，还有一个大木盘盛着烤牛肉，已经切成碎块，然后又端来一个煎锅，里面盛着白菜煎腊肠，油花四溅。桌上还出现一个磨玻璃的白酒瓶，等到他们往杯子里斟酒，顿时有一股橙皮的香味弥漫整个房间。

医士心里懊恼，因为卡拉希尼科夫和面色发黑的梅里克只顾互相攀谈，一点儿也不理睬他，倒好像房间里没有他这个人似的。可是他很想跟他们谈谈话，吹吹牛皮，喝一通酒，吃一个饱，而且如果可能，就跟柳布卡调调情。吃晚饭的时候，她有五次在他身旁坐下，她那好看的肩膀仿佛出于无意似的碰着他，她不时伸出手摩挲她宽大的胯股。她是个健康、爱笑、好动的姑娘，一刻也不能消停，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即使坐着，也时而转过胸脯来对着人，时而扭过脸去背对着人，就跟闲不住的人一样，而且她这么转来转去，她的胳膊肘或者膝盖一定会碰到人。

还有一件事也惹得医士不高兴，那就是两个乡下人各自只喝下一杯酒就不再喝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喝酒却未免别扭。然而他又忍不住，喝了第二杯，随后又喝第三杯，把整根腊肠都吃光了。他希望那两个乡下人不见外，把他看成自家人，就决意恭维他们一番。

“你们博加廖夫卡村的人可都是好汉！”他说，把头摇晃一下。

“他们有哪点称得上是好汉呢？”卡拉希尼科夫问。

“喏，比方就拿马来说吧。偷马的本事可不小！”

“哼，这算什么好汉！不过是些酒鬼和小贼罢了。”

“从前倒是有过好年月，可是那已经过去了，”梅里克沉默一下，说，“他们那班人，如今也许只剩下菲里亚一个人还活在人世，可是就连他也成瞎子了。”

“是啊，只剩下菲里亚一个人了，”卡拉希尼科夫说着，叹口气，“现在他大概有七十岁了。他有一只眼睛给德国的侨民剜出来，另一只也眼力不济了。它生了白内障。从前，本区的警察局长一看见他就嚷道：‘嘿，你呀，沙米尔[2]！’所有的农民也都这样叫他，沙米尔，沙米尔，可是现在大家对他却不称呼别的，只称呼独眼菲里亚了。想当年，他真称得起是好汉！他跟去世的安德烈·格里戈里伊奇，也就是柳巴[3]的父亲一块儿，有一天晚上摸进罗日诺沃，当时那儿驻扎着一个骑兵团。他们一下子牵走了九匹军马，顶好的骏马，第二天早晨把那些马都卖给茨冈阿丰卡，只收了二十个卢布。是啊！眼下的人呢，专偷醉汉或者睡熟的人的马，而且一点也不敬畏上帝，连醉汉脚上的靴子也扯下来，然后提心吊胆，牵着那匹马跑出二百俄里以外，到市集上去卖，像犹太人那样斤斤较量地讲价钱，直到后来警官把他这个傻瓜抓住了事。这不是找乐子，简直是丢脸！不用说，这都是些没出息的小人物。”

“那么梅里克呢？”柳布卡问。

“梅里克不是我们这儿的人，”卡拉希尼科夫说，“他是哈尔科夫城人，从米日利奇来的。讲到他是条好汉，那倒是实在的。没话说，他是个好样儿的。”

柳布卡狡猾地、快活地瞧着梅里克，说道：

“是啊，怪不得他让那些好人塞进冰窟窿里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医士问。

“是这样的……”梅里克说，笑了，“菲里亚从萨莫伊洛夫卡的佃农那儿偷走三匹马，他们当是我干的。萨莫伊洛夫卡的佃农一共有十个，加上长工有三十个人，都是莫罗勘派[4]教徒……有一次，在市集上，他们派来一个人，对我说：‘上我们那儿去看一看，梅里克，我们从市上买回来几匹新马。’我呢，当然，就兴冲冲地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一伙三十个人，把我的胳膊反绑起来，拉到河边去。他们说：我们要叫你尝尝偷马的滋味。他们已经砸开一个冰窟窿，这时候又在旁边一俄丈开外的地方再凿开一个。然后，你知道，他们拿来一条绳子，穿过我的两个胳肢窝，系上扣子，绳子的另一头拴上一根弯曲的木棒。这根木棒，你知道，能从这个冰窟窿通到那一个。好，他们就把它塞进一个冰窟窿，一直伸到另一个冰窟窿。我呢，原来的衣服全没换，仍旧穿着皮袄，蹬着靴子，扑通一声掉进冰窟窿里！他们站在那儿，有的用脚踹我下水，有的用劈柴的斧子砸我，然后把我从冰底下拉过去，由另一个冰窟窿里揪出来。”

柳布卡打了个冷颤，全身缩成一团。

“起初我冻得发烧，”梅里克接着说，“等到他们把我拉出来，我躺在雪地上动都动不得，那些莫罗勘派教徒站在我身旁，还用棍子打我的膝盖和胳膊肘。我痛得要命！他们打了一阵就走了……我浑身上下都冻僵，衣服上结了冰，我想站起来，可是没有力气。谢天谢地，总算有个村妇赶着车子路过，才把我扶上车，拉走了。”

这中间医士喝了五六杯酒。他心情开朗，也想说点儿不平常的、美妙的事，表示他也是一条好汉，什么都不怕。

“喏，在我们平扎省……”他讲起来。

由于他喝了很多酒，醉得眼神歪斜，也许还由于他两次说谎都被他们揭穿，总之那两个乡下人根本不理睬他，甚至不再回答他问的话。而且，他们在他面前毫不避讳地谈他们那些事，他不由得战战兢兢，心里发凉。这表明他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卡拉希尼科夫的风度是庄严的，就跟沉稳而慎重的人一样。他讲话有头有尾，每次打呵欠都要在嘴上画十字[5]，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贼，是个抢劫穷人和毫无心肝的贼，他已经坐过两次牢，村社本来做出判决，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后来经他父亲和叔叔用钱赎免了，而他父亲和叔叔也是贼和坏蛋，跟他本人一样。梅里克摆出英雄好汉的架势。他看出柳布卡和卡拉希尼科夫佩服他，就认为自己是一条好汉，一会儿双手叉腰，一会儿挺起胸膛，一会儿伸个懒腰，弄得凳子吱吱嘎嘎响……

吃过晚饭以后，卡拉希尼科夫没有站起来，坐着对神像做祷告，然后他跟梅里克握一握手。梅里克也做了祷告，握一握卡拉希尼科夫的手。柳布卡把饭桌收拾干净，在桌上撒下些薄荷味的蜜糖饼干、干炒的榛子、南瓜子，另外还放了两瓶甜葡萄酒。

“祝安德烈·格里戈里伊奇升天堂，永久安息，”卡拉希尼科夫跟梅里克碰杯，说道，“当初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在他这儿聚会，或者在马丁大哥那儿聚会。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那都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谈话呀！谈得有意思极了！在座的有马丁，有菲里亚，有斯图科捷伊·费奥多尔……一切都有气派，像那么回事儿……大家玩玩乐乐，多么痛快啊！痛快极了，痛快极了！”

柳布卡走出去，过一会儿戴着一块绿色头巾和几串珠子回来了。

“梅里克，你看卡拉希尼科夫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东西！”她说。

她不住照镜子，摇了几次头，好让那几串珠子玎玲玎玲响。后来她打开一口箱子，从里面一会儿取出一件花布连衣裙，带红色和浅蓝色的小花点，一会儿取出另一件红色连衣裙，有绉边，像纸那样窸窸窣窣响，一会儿取出一块新头巾，蓝色的底子配上花花绿绿的彩色。她把这些东西抖搂出来，一面笑一面拍手，仿佛惊讶自己竟有这么多宝贝似的。

卡拉希尼科夫拿过三弦琴来，定好弦，弹起来。医士怎么也听不懂他弹的是哪种曲子，究竟是欢乐的还是悲愁的，因为曲调时而很悲凉，听得人简直想哭一场，时而又快活起来。梅里克忽然纵身一跳，落下地，就在落脚的地方不住跺他的靴后跟，随后张开胳膊，单用靴后跟从桌旁移到炉子那儿，再从炉子旁边移到箱子跟前，然后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往上一跳，把两个铁鞋掌在半空中一磕，接着就蹲下去跳跃不停。柳布卡抡起两条胳膊，发出死命的一声尖叫，跟着他跳动。起初她侧着身子阴险地走动，仿佛打算溜到谁的身后，给他一拳似的，同时她用脚后跟极快地跺地板就跟梅里克用靴后跟跺地板一样。随后她像陀螺似的团团转，略微把身子往下蹲，她那件红色连衣裙就胀起来，像是一口钟。梅里克恶狠狠地瞧着她，龇出牙，一路蹲着跳到她跟前，仿佛打算抬脚把她踩死似的，她呢，跳起来，头往后仰，挥动着两条胳膊，像是一只大鸟拍着翅膀，几乎脚不点地，飘过整个房间。……

“嘿，一团火似的姑娘！”医士坐在箱子上观赏他们跳舞，暗想道，“好一团烈火！哪怕为她牺牲一切也会嫌太少呢……”

他暗自惋惜：为什么他是个医士而不是个普通的乡下人呢？为什么他穿着上衣，戴着表链，坠着镀金的钥匙，而不穿一件蓝衬衫，腰上系一根绳子呢？要是那样的话，他倒可以放胆唱歌，跳舞，喝酒，像梅里克那样伸出两条胳膊去搂住柳布卡了……

由于剧烈的跺脚声、嚷叫声、喧闹声，食器柜里的盘盏就玎玲玎玲响起来，蜡烛上的火苗跳动不停。

线断了，珠串散开，珠子洒在地板上，绿色头巾从头上掉下来，柳布卡摇身一变，成了一朵红云和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睛，梅里克的胳膊和腿仿佛一转眼间就要散架似的。

可是忽然，梅里克最后跺一下脚，就此站稳，纹丝不动……柳布卡累得要命，气也透不过来，扑到他的胸脯上，偎紧他，就跟靠着一根柱子一样。他呢，搂住她，瞧着她的眼睛，温柔而亲切，仿佛开玩笑似的说：

“我一定会找出你家老太婆藏钱的地方。我会打死她，再用一把小刀把你的小喉咙割断，然后放一把火烧掉这家客栈……人家会以为你们是让火烧死的，我呢，拿着你们的钱到库班去。我会在那儿养上一大群马，再买许多羊……”

柳布卡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负疚地瞧着他，问道：

“梅里克，库班那地方好吗？”

他什么话也没说，走到箱子跟前，坐下，沉思不语。多半他在想库班吧。

“不过，我该走了，”卡拉希尼科夫说着，站起来，“大概菲里亚在等我。再见，柳巴！”

医士走到院子里看一看，深怕卡拉希尼科夫骑着他的马走掉。风雪仍旧在逞威。一团团白云飘过院子，那些白云的长尾巴钩住杂草和灌木。围墙外面，旷野上，有些身穿白色尸衣的巨人张开宽阔的衣袖，转动不停。他们倒下去又站起来，抡开胳膊互相厮打。好大的风，好大的风啊！光秃的桦树和樱桃树受不住狂风那种粗鲁的爱抚，深深地弯下腰去，凑近地面，哭道：

“上帝啊，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使得你硬要我们守着这块地，不放我们走？”

“唷！”卡拉希尼科夫厉声喝道，然后骑上他那匹马。大门原就拉开一半，门旁耸起一个高雪堆，“喂，你倒是快点儿走啊！”卡拉希尼科夫对马吆喝道。他那匹矮小而且腿短的马就走动起来，连肚子都陷在雪堆里了。卡拉希尼科夫在雪地里周身发白，不久就连人带马一齐走出大门以外，不见了。

医士回到房里，柳布卡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捡珠子。梅里克不在。

“好漂亮的姑娘！”医士暗想，在长凳上躺下，把皮袄垫在脑袋底下，“啊，要是梅里克不在这儿就好了！”

柳布卡在长凳附近的地板上爬来爬去，引得他不住兴奋。他心想：要是这儿没有梅里克，那他一定马上站起来，搂住她，至于以后会怎么样，那是自会有分晓的。不错，她还是姑娘，然而未必会是处女，再者即使是处女，在贼窝里又何必讲客气？这时候柳布卡捡齐珠子，走出去了。蜡烛点完，火苗已经烧到烛台上的纸了。医士把手枪和火柴放在自己身旁，把蜡烛吹灭。神像前面长明灯的灯光摇闪得厉害，刺痛他的眼睛，一个个光点儿在天花板上，地板上，食柜上跳动。在光影中间柳布卡隐约出现了，身子结实，胸脯丰满。她时而像陀螺似的团团转，时而让跳舞累坏了，呼呼地喘气……

“哎，要是魔鬼把梅里克抓走就好了！”他想。

长明灯的灯光最后闪摇一下，发出一点儿溅油的声音，灭了。有个人，大概是梅里克吧，走进房来，在长凳上坐下。他在吸烟斗，烟斗里的光一刹那间照亮了他黧黑的脸颊和脸颊上的黑痣。他喷出来的烟气难闻得很，医士的喉咙发痒了。

“你这烟太次，真该死！”医士说，“简直要惹人呕吐。”

“我把燕麦花搀在烟草里了，”梅里克沉默一会儿，说道，“这样，胸口好受点。”

他吸一阵烟，吐几口唾沫，又走出去。过了半个钟头，前堂里忽然灯光明亮。梅里克出现了，穿着皮袄，戴着帽子，随后出现了柳布卡，手里拿着蜡烛。

“你留下来吧，梅里克！”柳布卡用恳求的声调说。

“不了，柳巴。你别留我。”

“听我说，梅里克，”柳布卡说，她的声调温柔缠绵，“我知道你会找到妈妈的钱，杀死她和我，跑到库班去爱上别的姑娘，可是求主跟你同在[6]。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我的心肝：留下来吧！”

“不，我要去找乐子……”梅里克说，束上腰带。

“你没法去找乐子……要知道，你是走着来的，那你现在骑什么马走？”

梅里克向柳布卡那边低下头，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她朝门口看了看，含着眼泪笑起来。

“他睡着了，这个好说大话的魔鬼……”她说。

梅里克搂住她，使劲吻她一下，走出去了。医士把手枪放进衣袋，赶快跳起来，跟踪跑出去。

“让开路！”他对柳布卡说，因为她在前堂很快扣上门扣，堵住门口，“让开！你为什么站在这儿？”

“你出去干什么？”

“去看我的马。”

柳布卡又调皮又亲热地从下往上打量他。

“马有什么可看的？你看我得了……”她说，然后弯下腰去，用手指头碰了碰挂在他表链上的镀金小钥匙。

“让开，要不然他就骑着我的马走了！”医士说，“让开，魔鬼！”他叫道，生气地伸出拳头打她的肩膀，使劲用胸脯挤她，想把她从门旁挤开，可是她用力扣紧门，像一个铁打的人似的，“我跟你说，他要跑掉了！”

“哪儿会？他不会跑掉的。”

她喘着气，摩挲她发痛的肩膀，又从下往上地打量他，涨红脸，笑起来。

“你别走，我的心肝……”她说，“我一个人闷得慌。”

医士瞧着她的眼睛，沉吟一下，搂住她，她并没有反抗。

“得了，别胡闹，让开路！”他要求说。

她没有开口。

“我刚才听见了，”他说，“你对梅里克说你爱他。”

“哪儿的话……我爱谁，我心里有数哟。”

她又用手指头碰一下小钥匙，小声说：

“把这个给我……”

医士把小钥匙解下来，递给她。她忽然伸长脖子，仔细地听一下，现出严肃的脸色，医士觉得她的眼神又冷酷又狡猾。他想起了他的马，这时候很容易就把她推开，跑进院子里。披屋里有一头睡熟的猪发出均匀的、懒洋洋的鼾声，有一头奶牛在撞它的犄角……医士点上火柴，看见那头猪、那头奶牛以及许多看见火亮而从四面八方向他扑过来的狗，然而那匹马却已经不见踪影。他对那些狗不住吆喝，挥动胳膊，脚底下绊着雪堆，脚陷进雪里，跑到大门外面，向黑暗里张望。他尖起眼睛，却只看见雪在飘飞，雪花清楚地形成各种形状的东西，时而有一张死人的苍白的笑脸从黑暗里露出来，时而有一匹白马跑过去，一个女人骑在马上，穿着薄纱连衣裙，时而头顶上飞过一长串白色的天鹅……医士又气又冷，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拿出手枪对那些狗放了一枪，却一条也没有打中，他跑回房里去。

他走进前堂，清楚地听见有人从房间里溜出去，把房门碰响。房间里漆黑。医士推门，门却扣上了。于是他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跑回前堂，从那儿走进厨房，从厨房走进一个小房间，四壁挂着女人的衣服和裙子，有矢车菊和茴香的气味，墙角上火炉旁边放着一张什么人的床，床上的枕头堆得像山那么高，这儿大概是老太婆，柳布卡的母亲住的房间吧。从这儿他又走进另一个房间，也很小。他在这儿看见了柳布卡。她睡在一口箱子上，盖着一条花花绿绿的、用零碎布头缝成的棉被，假装睡熟了。她床头上方，点着一盏长明灯。

“我的马在哪儿？”医士厉声问道。

柳布卡一动不动。

“我的马在哪儿，我问你？”医士又问一遍，声调越发严厉，揭掉她身上的被子，“我在问你，母鬼！”他嚷道。

她跳起来，跪在箱子上，一只手抓住衬衫，另一只手极力拉住被子，身子缩到墙边去……她瞧着医士，现出憎恶和恐惧的神色，像是一头被捉住的野兽，眼睛狡猾地盯紧他的动作，连最小的动作也不放过。

“你说马在哪儿，要不然我就把你的魂灵打出窍！”医士嚷道。

“走开，讨厌的家伙！”她用嗄哑的声音说。

医士抓住她衬衫的领子，一下子就把衬衫扯破了。这时候他再也忍不住，就用尽气力搂抱那个姑娘。可是她气得喘吁吁的，溜出他的怀抱，腾出一只手来（另一只手缠在破碎的衬衫里），捏成拳头，照准他的头顶打下去。

他的脑袋痛得发昏，耳朵里嗡嗡地响，突突地跳。他往后退去，同时又挨一拳，这次是打在他太阳穴上。他踉踉跄跄，抓住门框免得跌倒，然后摸到放着他东西的那个房间里，在长凳上躺下。他躺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拿出火柴盒，毫无必要地一根连一根地划起火柴来，他把火柴划亮，吹灭，丢在桌子底下，又划亮一根，照这样一直把所有的火柴都划完才罢休。

这时候窗外的天光变成蓝色，公鸡啼起来了。他的脑袋却仍旧在痛，耳朵里一片响声，倒好像坐在铁路上一座桥梁底下，听着一列火车从头顶上开过去似的。他好歹穿上皮袄，戴上帽子，至于马鞍和他买来的一大包东西，他却没找到，他的行囊空了，怪不得先前他从院子里走进来，正好有个人从这个房间里溜出去呢。

他在厨房里拿起一根火钩子以防狗咬，然后走到外面，听任房门敞开着。风雪已经停了，外面静悄悄的……他走出大门，白色的旷野像是死了，清晨的天空连一只飞鸟也没有。道路两旁和远处有一片小树林，颜色发青。

医士开始思忖医师在医院里会怎样迎接他，会说些什么话。这件事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事先对各种问话准备好答复，可是他的思想变得模模糊糊，终于无影无踪了。他一面走，一面专心想着柳布卡，想着跟他一块儿度过这个夜晚的乡下人。他想起柳布卡打他第二下以后，怎样向地板弯下腰去拾起被子，她那根蓬松的辫子怎样落到地板上。他脑子里乱哄哄的，他不由得暗想：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医师，有医士，有商人，有文书员，有农民，而不光是有自由人呢？是啊，自由的鸟雀是有的，自由的野兽是有的，自由的梅里克也是有的，他们不怕谁，也不需要谁！那么，是什么人出的主意，是什么人硬说，早晨必须起床，中午应该吃饭，晚上定要睡觉，医师的职位比医士高，人得住在房间里，只准爱自己的老婆？为什么不恰恰相反，晚上吃饭，白天睡觉呢？啊，要是能不问谁的马骑上就走，要是能够像魔鬼似的策马狂奔，跟风赛跑，穿过旷野、树林、峡谷，要是能爱上一个姑娘，要是能嘲笑所有的人……那多好呀！

医士把火钩子丢在雪地里，伸出前额抵住一棵桦树的冰凉的白树干，沉思不语。他那灰色而单调的生活、他那点儿薪水、他那卑下的职位、那个药房、那种为药膏药罐忙碌不停的生活，依他看来，真叫人瞧不上眼，惹人恶心。

“谁说找乐子是犯罪？”他烦恼地问自己，“哼，凡是说这种话的人，从来也没像梅里克或者卡拉希尼科夫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过，也没爱过柳布卡。他们一辈子讨饭，生活得毫无乐趣，只爱自己的癞蛤蟆般的老婆。”

他现在这样想自己：如果他至今没做贼，做骗子，或者做强盗，那也只是因为他没有那种本领，或者还没遇到适当的机会罢了。

一年半过去了。春天，复活节后，有一天，早已被医院辞退而且至今没找到工作的医士，傍晚在列彼诺村一家饭铺里走出来，沿着街道，毫无目的地慢慢走着。

他走出村子，来到旷野上。那儿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刮着温暖亲切的和风。安静的星夜从天空俯览大地。我的上帝啊，天空是多么深邃，它多么广阔无垠地笼罩着这个世界呀！这个世界创造得挺好，只是，医士暗想，为了什么缘故，有什么理由，把人们分成清醒的和酗酒的，有职业的和被辞退的，等等？为什么清醒的和吃饱的人就安安稳稳坐在自己家里，酗酒的和挨饿的人却得在旷野上徘徊，寻不到安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工作而且领不到薪水的人就一定会挨饿，没有衣服穿，没有靴子穿呢？这是谁想出来的办法？为什么天上的飞禽和树林里的走兽并不工作，也不领薪水，却生活得逍遥自在呢？

远处，在笼罩着地平线的天边，有一片美丽的深红色火光在颤抖。医士站住，看了很久，心里仍旧在想：为什么昨天他拿走别人的一个茶炊，在酒店里换酒喝了，那就是犯罪呢？为什么呢？

大路上走过两辆大板车，一辆车上睡着一个女人，另一辆车上坐着一个老人，没有戴帽子……

“老大爷，这是什么地方起火？”医士问道。

“安德烈·奇里科夫客栈……”老人回答说。

于是医士想起一年半以前，在冬天，他在那家客栈遭到过一些什么事，想起梅里克怎样夸口。于是他想象老太婆和柳布卡让人割断喉咙，怎样被火焚化，他嫉妒梅里克了。他又往那家饭铺走去，一路上瞧着那些富足的酒店老板、牲口贩子、铁匠的房子，心里盘算：要是夜间能摸进一个比较富裕的人的家里，那该多好啊！

[1] 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后俄土两国于土耳其圣斯忒法诺城缔结的和约。

[2] 沙米尔（1798—1871），高加索山民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在高加索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特殊的伊斯兰国家，对俄国作战二十五年。

[3] 柳布卡的爱称。

[4] 十八世纪在俄国产生的否认一切宗教仪式的一个教派。

[5] 宗教迷信，为了驱邪。

[6] 意谓“那也由你”。

古塞夫

一

天色已经昏黑，不久夜晚就要来了。

古塞夫，一个无限期休假的士兵，在吊床上欠起身子，低声说：

“你在听我说话吗，巴威尔·伊凡内奇？在苏城[1]，有一个兵告诉我，说是他们的船在路上撞着一条大鱼，船底给撞破了一个窟窿。”

他讲话的对象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船上诊疗所里的人都叫他巴威尔·伊凡内奇，这时候他沉默不语，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寂静又来了。……风戏弄缆绳，螺旋桨轰轰地响，浪头哗哗地溅开，吊床吱吱作声，然而人们的耳朵早已听惯这些声音，似乎四下里一切都在沉睡，没有一点声音。这使人心里烦闷。那三个病人（两个兵和一个水手）打了一整天纸牌，这时候已经睡熟，在说梦话了。

船好像摇晃起来。古塞夫身子底下的吊床慢慢地升起，又落下，仿佛在叹气。它照这样起落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有一个什么东西碰在地板上，当的一响，多半是带把的杯子掉在地上了。

“这是风挣脱了链子……”古塞夫仔细听着，说。

这一回巴威尔·伊凡内奇咳嗽着，生气地回答说：

“你一会儿说船撞上一条鱼，一会儿又说风挣脱了链子。……难道风是野兽，能挣脱链子？”

“基督徒都是这么说的。”

“那些基督徒都跟你一样，是些无知无识的人。……他们说的废话还嫌少吗？人的肩膀上总得有个脑袋，遇事动一动脑筋才是。你简直是个糊涂虫。”

巴威尔·伊凡内奇患晕船病。每逢船身摇晃，他照例会生气，一丁点的小事也会惹得他动怒。可是依古塞夫看来，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事情。比方说，那条鱼或者挣脱链子的风，这有什么奇怪或者难懂的呢？我们不妨假定有的鱼确实跟山那么大，它的背跟鲟鱼的背一样硬。我们也不妨假定那边，在世界的尽头，立着很厚的石墙，凶恶的风给人用链子锁在墙上了。……如果它不是挣脱了链子，那为什么发疯似的在整个海面上东奔西跑，跟狗那样急着逃掉呢？要是平时它不是用链子锁着，那么风平浪静的时候，它在哪儿呢？

古塞夫久久地想着那条跟山一般大的鱼，想着那些生了铁锈的粗链子，随后他觉得心里闷得慌，就开始思念他的故乡：他在远东服役五年以后，如今正在回到故乡去。……他不由得想起一个巨大的池塘，只是被雪封没了。……池塘这一边有个红砖色的瓷器工厂，立着很高的烟囱，冒出一股股像浮云似的黑烟；另一边是个村子。……从村子尽头数起第五家院子，哥哥阿历克塞坐着雪橇出来了，他身后坐着他的小儿子万卡，穿一双大毡靴，另外，还有他的小女儿阿库尔卡，也穿着毡靴。阿历克塞带着酒意，万卡在笑，阿库尔卡的脸却看不见，她上上下下都裹严了。

“说不定孩子们会冻坏呢……”古塞夫想。“上帝啊，”他小声说，“赐给他们脑筋吧，叫他们尊重父母，不要比父母精明才好。……”

“这儿需要新鞋掌，”那个害病的水手用低音讲梦话，“对了！对了！”

古塞夫的思路断了。池塘消失，忽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一个没有眼睛的牛头，马和雪橇也不再往前走，却在黑烟中转来转去。不过他仍然高兴，因为总算见到亲人了。欢快使他透不过气来，身上像有蚂蚁在爬，手指头发颤了。

“上帝保佑，总算能够见面了！”他说着梦话，然而立刻睁开眼睛，在黑暗里找水喝。

他喝过水，躺下来，雪橇就又驶动起来，随后又出现那个没有眼睛的牛头、那烟、那云……照这样一直闹到天亮。

二

起初，黑暗里现出一个蓝色的圆圈，那是小圆窗口。随后古塞夫渐渐开始看清他旁边吊床上的人巴威尔·伊凡内奇了。这个人坐着睡觉，因为他躺下去就气喘。他脸色灰白，鼻子又长又尖，眼睛由于他瘦得厉害而显得很大，两鬓凹进去，胡子稀疏，头发很长。……人瞧着他的脸，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是什么身份：是老爷呢，商人呢，还是庄稼汉？凭他的神情和长头发来判断，他似乎是个持斋者，寺院里的见习修士，不过听他讲话，他又好像不是当修士的。他常常咳嗽，加上四周闷热，身上有病，因此筋疲力尽，呼吸急促，干焦的嘴唇微微颤动着。他看见古塞夫瞧他，就向他转过脸去，说：

“我渐渐看透了。……是的。……我现在全都明白了。……”

“您明白什么，巴威尔·伊凡内奇？”

“喏，是这么回事。……我一直觉得奇怪：你们这些重病人为什么非但不能安安静静养病，反而给送到轮船上来，让闷热、溽暑、颠簸，总之，让一切东西活活逼死？不过现在，我全明白了。……对了。……你们的医生把你们送到轮船上来，是要甩掉你们。他们为你们，为你们这班畜生，忙得厌烦了。……你们又不给他们钱，他们为你们空忙一阵，你们一死，可就把他们的统计表弄得不像样子了。可见，你们只能算是畜生！不过，要丢开你们也并不难。……要做到这一点，只要第一，昧着良心，不讲人道，第二，瞒过船上的管理人员。头一个条件简直不用操心，在这方面我们都是行家，至于第二个条件，只是略略做一点手脚，总可以办到。由四百个健康的兵和水手组成的一群人当中，夹带五个病人，那并不惹人注目。好，他们就把你们赶到轮船上来，叫你们夹在健康人当中，匆匆忙忙点一下数，在杂乱中什么马脚也没露出来。等到轮船开航，人们这才看见甲板上躺着一些瘫痪的人和肺痨病已经到了末期的人。……”

古塞夫没听明白巴威尔·伊凡内奇的话，以为在骂他，就替自己辩白说：

“先前我躺在甲板上，是因为我浑身没有力气。我们坐着驳船到这条轮船上来的时候，我身上冷得厉害。”

“真气人！”巴威尔·伊凡内奇接着说，“要知道，主要的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你们经不起这种遥远的行程，却仍旧把你们送上船来！好吧，我们姑且假定，你们到得了印度洋，可是以后会怎样呢？想一想都可怕。……你们的服役是忠诚的，没犯一点过失，竟然得到这样的报答！”

巴威尔·伊凡内奇瞪起气愤的眼睛，厌恶得皱起眉头，喘着气说：

“巴不得有个人在报纸上痛骂一顿，闹得天翻地覆才好！”

两个有病的兵和那个有病的水手已经醒来，在打纸牌。水手在吊床上半躺半坐，两个兵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姿势不舒服极了。有个兵右臂缠着绷带，手腕包得密密匝匝，他只好把牌塞在右面胳肢窝里，或者臂弯里，用左手出牌。船摇晃得厉害。谁都没法站起来，没法喝茶，也没法吃药。

“你是当勤务兵的吗？”巴威尔·伊凡内奇问古塞夫。

“对，当勤务兵。”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巴威尔·伊凡内奇说，伤心地摇头，“好端端的一个人从家里硬给拉出来，送到一万五千俄里以外，然后让他害上肺痨病完事，这……这都是为了什么，请问？就为了叫他给一个陆军上尉柯彼依金或者海军准尉迪尔卡当一名勤务兵。这究竟有什么道理！”

“这种活不难做，巴威尔·伊凡内奇。早晨起来后，把靴子擦亮，生好茶炊，收拾一下房间，然后就没有事情干了。那位中尉成天价画图纸，你要祷告上帝就管自祷告，你要看书就管自看书，你要上街就管自上街去走走。求上帝保佑人人都能过着这样的日子才好。”

“是啊，好得很呢！中尉绘图，你呢，成天价坐在厨房里，想念家乡。……图纸。……问题不在于图纸，而在于人的生命！生命是不能死了又活的，应该怜惜它才是。”

“这当然，巴威尔·伊凡内奇，一个坏人，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家里也好，在当兵的地方也好，总是不会有人怜惜的；不过，要是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服从命令，那么人家何必一定要给你气受呢？他们都是些受过教育的老爷，明白事理。……我在这五年当中没有关过一次禁闭。挨打呢，倒是挨过，让我想想，总共就这么一次。……”

“为什么事挨打呢？”

“因为我打了人。我出手重，巴威尔·伊凡内奇。有四个满洲人走进我们院子里来，他们送来柴禾什么的，我记不清了。喏，我心里正憋气，就动手狠狠地给了他们几下子。有个该死的家伙，让我打得鼻子出血了。……中尉在窗子里看见，生气了，就打了我一个耳光。”

“你是可怜的蠢人……”巴威尔·伊凡内奇小声说，“你什么也不懂。”

他给船身摇得筋疲力尽，就闭上了眼睛。他的头时而往后仰，时而耷拉在胸前。有好几回他想躺下去，可是白费劲，他喘得躺不住。

“你干吗打那四个满洲人？”他过一会儿问道。

“不为什么。他们走进院子，我就动手打他们。”

跟着是沉寂。……打牌的人玩了大约两个钟头，玩得挺上劲，互相叫骂着，然而颠簸却使得他们疲乏无力，他们就只得丢下纸牌，躺下了。古塞夫又幻想那个大池塘、工厂、村子。……雪橇又来了，万卡又笑，阿库尔卡那个傻丫头敞开皮袄，把脚伸出来，意思是说：您瞧，好人儿，我的毡靴可跟万卡的不一样呀，是新的。

“快满六岁了，还是这么没有脑筋！”古塞夫说梦话，“你别这么伸出脚来，还是给你这当兵的叔叔倒点水喝吧。我会送你一件礼物的。”

随后安德龙来了，肩膀上扛着一管火石枪，手里提着一只打死了的兔子，衰老的犹太人伊萨依契克跟在他的身后，打算用一块肥皂换他那只兔子。随后，有一头小黑牛闯进穿堂里来。过后，多木娜一边做衬衫，一边不知为什么在哭泣，然后又出现那个没有眼睛的牛头、黑烟……

上边，不知什么人在大声呼喊，有几个水手跑过去了，好像他们拖着一个笨重的东西走过甲板，或者有个什么东西发出咔嚓一响。于是又有些人跑过去。……莫非出了什么祸事？古塞夫抬起头来倾听，眼睛却看见那两个兵和那个水手又打起纸牌来了。巴威尔·伊凡内奇坐在那儿，嘴唇动个不停。天气闷热，没有力气呼吸，口渴，然而水是热的，又难于下咽。……船身依旧摇晃着。

忽然，有个打纸牌的兵出了一件怪事。……他把红桃叫成红方块，算不清账，把纸牌掉在地下，然后害怕地傻笑，眼睛环顾着众人。

“老兄，我马上要……”他说着，就倒在地上了。

大家都不明白。他们纷纷叫他，可是他没答话。

“斯捷潘，你大概觉得不舒服吧？啊？”另一个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兵问道，“也许该请神甫来吧？啊？”

“你，斯捷潘，喝点水吧……”水手说，“喏，老兄，喝吧。”

“喂，你干吗拿杯子去撞他的牙？”古塞夫生气地说，“难道你没看出来，笨蛋？”

“看出什么？”

“什么？”古塞夫讥诮地重复他的话说，“他已经断了气，死了！还说‘什么’！天下真有这么糊涂的人，上帝啊，我的天哪！……”

三

船身不摇了，巴威尔·伊凡内奇高兴起来。他不再生气了。他脸上现出夸耀、激昂、讥诮的神情。他仿佛想说：“是啊，我马上要对你们讲一件事，管保叫你们大家都笑破肚皮。”那个小圆窗子开了，温和的清风吹到巴威尔·伊凡内奇身上。外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和船桨划水的声音。靠近小窗口，有个人用尖细难听的声音哀叫，多半是一个中国人在唱戏吧。

“是啊，我们现在来到碇泊场了，”巴威尔·伊凡内奇说，讥诮地微笑着，“再过上一个月光景，我们就到俄国了。嗯，是啊，可敬的丘八先生。等我到了敖德萨城，我就从那儿一直到哈尔科夫城去。在哈尔科夫城我有个朋友，是文学工作者。我到了他那儿就对他说：老兄，暂时丢开你那些无聊题材，别写女人的恋爱和大自然的美丽了。你该揭露两条腿的败类……这才是你该写的题材。……”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古塞夫，你知道我怎么蒙骗了他们吗？”

“蒙骗谁，巴威尔·伊凡内奇？”

“就是那些人啊。……你知道，这条轮船上只有头等舱和三等舱，而且他们只准农民，也就是粗人，坐三等舱。要是你穿着整整齐齐的上衣，哪怕远远看去像是老爷或者有钱人，那也非坐头等舱不可。任凭你怎么说，你也得拿出五百卢布来。我就问：为什么你们要定下这个规章？莫非你们想借此提高俄国知识分子的威信吗？‘不对。我们不让您坐三等舱，只是因为上流人没法待在三等舱，那儿太糟，太不像样了。’是吗？多谢你们为上流人这么操心。可是，不管怎么说，糟也罢，好也罢，五百个卢布我可没有。我既没贪污过公家的钱，也没搜刮过异族人[2]，又不干偷运私货的事，更没把人活活打死，那么请您想想看：我还有权利高坐在头等舱里，尤其是把自己看作俄国知识分子吗？不过，跟他们讲道理是讲不通的。……那就只好想办法蒙混。我就穿上农民式的厚呢长外衣和大靴子，装出一副土头土脑的醉相，走到轮船售票员跟前，说：‘老爷，给咱一张票儿吧。……’”

“那么您是什么身份呢？”水手问。

“僧侣。我父亲是个正直的教士。他对达官贵人总是有话直说，为此吃过很多苦头。”

巴威尔·伊凡内奇讲得疲乏，喘气了，可是仍旧说下去：

“是啊，我总是对人有话直说。……我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在这方面我和你们有很大的区别。你们是些无知无识、瞎了眼睛、受尽压制的人，你们什么也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不明白。……人家对你们说，风挣脱了链子，你们是畜生，是佩彻涅格人[3]，你们就听信了。人家打你们的脖梗子，你们反倒吻他的手。一个穿着浣熊皮大衣的人抢去你们的钱，然后丢给你们一枚十五戈比的硬币算是赏钱，你们却说：‘让我吻您的手，老爷。’你们都是贱民，可怜虫。……我就不同。我活着，头脑清楚，什么都看得见，好比一只鹰或者雕在大地的上空飞翔。我什么都明白。我是抗议的化身。我一看见专横跋扈就抗议，一看见假仁假义和伪君子就抗议，一看见得意扬扬的卑鄙小人就抗议。任什么东西也不能压倒我，就是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堵不住我的嘴。对了。……就是割掉我的舌头，我也要比画着手势抗议，就是把我关进地窖，我也要在那儿大声喊叫，让一俄里以外的人都听得见；要不然，我就绝食而死，叫他们的黑良心多添点负担。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变成鬼来显灵。所有的熟人都对我说：‘您成了叫人受不了的人，巴威尔·伊凡内奇！’我为这样的名声自豪。我在远东工作过三年，可是我留下来的名声却会存在一百年。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架。我的朋友们从俄国写信来说：‘你不要回来。’我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偏要回去。……对了。……这就是生活，我明白。这才叫生活。”

古塞夫没有听他讲话，眼睛瞧着那个小窗口。在透明的、现出柔和的绿松石颜色的海面上，有一条木船摇摇晃晃，沉浸在耀眼的炎阳的亮光里。船上站着些赤身露体的中国人，举起装着金丝雀的鸟笼，喊道：

“它在唱，它在唱呢！”

另一条木船撞在这一条木船上。有一艘汽艇开过去了。随后又来了一条木船，上面坐着一个肥胖的中国人，拿着筷子吃米饭。海水懒洋洋地流动，白色的海鸥懒洋洋地在水上飘飞。

“要是能给这胖子一个脖儿拐才好……”古塞夫瞧着那个胖中国人暗想，打了个哈欠。

他昏昏睡去，觉得整个大自然也在昏睡。光阴跑得很快。白天不知不觉地过去，黑暗不知不觉地来临。……那条轮船不再停住不动，又往前朝某个地方驶去。

四

两天过去了。巴威尔·伊凡内奇不再坐着，已经躺下了。他的眼睛紧闭，鼻子好像更尖了。

“巴威尔·伊凡内奇！”古塞夫叫他，“喂，巴威尔·伊凡内奇！”

巴威尔·伊凡内奇睁开眼睛，动了动嘴唇。

“您不舒服吗？”

“没什么……”巴威尔·伊凡内奇回答说，不住地喘气，“没什么，甚至相反……好一点了。……你看，我已经能躺下来。……我感到轻松一点了。……”

“真要谢天谢地，巴威尔·伊凡内奇。”

“我拿自己跟你们比，我就怜惜你们……这些可怜虫。我的肺是健康的，咳嗽是因为肠胃出了毛病。……就连下地狱我也经得住，漫说去红海了！再说，我对我的病，对药品，都采取追根究底的态度。你们呢……你们却是些无知无识的人。……你们苦，很苦很苦哟！”

船身不摇了。风平浪静，然而船上又闷又热，跟澡堂里一样。不但说话困难，就连听人家讲话也不易。古塞夫抱住膝盖，把头枕在膝盖上，思念家乡。我的上帝啊，在这种闷热当中想念白雪和寒冷，那是多么畅快啊！人坐上一辆雪橇出门，忽然，不知什么缘故，那些马受了惊，狂奔起来。……它们不管大路，不管沟渠，不管峡谷，直冲过去，发疯般穿过村子，越过池塘，经过工厂，然后在旷野上奔驰。……“拉住马！”工厂里的人和路上相遇的人纷纷提高声音叫道。“拉住马！”可是何必拉住呢？让刺骨的寒风管自扑到脸上来，刺痛手，让马蹄扬起的一团团雪，管自掉到帽子上，顺着衣领落到脖子上、胸膛上，让雪橇的滑铁吱吱地尖叫，让马的套索和马轭都碎裂，叫它们见鬼去吧！等到雪橇翻了个儿，把你一下子扔进雪堆，脸陷进雪里，然后，你站起身来，周身发白，唇髭上挂着小冰柱，帽子不见了，手套没有了，腰带松开了，那是多么畅快啊。……人们哈哈大笑，狗汪汪地叫。……

巴威尔·伊凡内奇略微睁开一只眼睛，瞧着古塞夫，轻声问道：

“古塞夫，你的司令官贪污吗？”

“谁知道呢，巴威尔·伊凡内奇！我们可不知道，这事我们没法儿知道。”

然后，在沉默中过了许久。古塞夫沉思，说梦话，不时地起来喝水。他说话吃力，听话吃力，生怕人家找他说话。过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傍晚来了，然后夜晚来了，可是这些他都没注意，一直坐在那儿，思念严寒。

他听见仿佛有人走进诊疗所里来，人声嘈杂，可是过了五分钟，一切又归于沉寂了。

“祝他升天堂，永久安息，”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兵说，“他是个心神不宁的人。

“什么？”古塞夫问，“谁？”

“他死了。刚才人家把他抬到上边去了。”

“哦，”古塞夫打着哈欠，嘟哝说，“祝他升天堂。”

“你觉得怎么样，古塞夫？”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兵沉默一会儿，问道，“他会不会升天堂？”

“你说的是谁？”

“说的是巴威尔·伊凡内奇啊。”

“他会升天堂的……他吃过那么多的苦。还有一点，他出身教士家庭，教士的亲戚是很多的。经他们一祷告，他就升天堂了。”

那个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兵在古塞夫的吊床上坐下，低声说：

“你呢，古塞夫，在人世也活不长了。你到不了俄国。”

“莫非大夫或者医士说过这话？”古塞夫问。

“倒不是有谁说过，这是看得出来的。……人快要死了，那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你不吃东西，不喝水，瘦下去，瞧着真吓人。一句话，这是痨病。我说这话不是要惹得你心乱，而是因为你也许打算领圣餐，受涂油礼。要是你身边有钱，该把它交给长官才是。”

“我没写信回家……”古塞夫叹道，“我死了，家里人还不知道呢。”

“他们会知道的，”有病的水手用男低音说，“你死后，这儿的人就会在值班日记上写一笔，到了敖德萨城照抄一份交给军事长官，军事长官再通知乡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谈过这番话后，古塞夫害怕了，有一种什么渴望开始折磨他。他喝口水，觉得不对头。他凑到小小的圆窗口，吸点潮湿的热空气，也不行。他极力想念家乡，想念严寒，还是不行。……最后，他觉得要是他在这个诊疗所里哪怕再待上一分钟，他也一定会死掉了事。

“这儿闷得很，老兄……”他说，“我要到上边去。看在基督分上，扶我上去吧。”

“行，”缠着绷带的兵同意道，“你走不动，我背着你去。你抱住我的脖子。”

古塞夫就搂住兵的脖子，兵用他那条健康的胳膊托着他，把他背上去。甲板上并排躺着一些无限期休假的兵和水手。他们人数那么多，弄得人很难从他们中间穿过去。

“你下来，站在地上，”缠着绷带的兵小声说，“悄悄跟着我走，拉住我的衬衫。……”

天色黑暗。甲板上也好，桅杆上也好，四周的海面上也好，一点灯火也没有。船头上站着一个哨兵，一动也不动，好比一尊塑像，看上去像是也睡着了。仿佛这条轮船已经由自己做主，要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了。

“现在他们要把巴威尔·伊凡内奇丢进海里了……”缠着绷带的兵说，“先装进一个布袋子，再丢进水里。”

“是的。这是规矩。”

“不过，还是躺在家乡的地里好。至少母亲总会到坟地上来哭一场。”

“当然。”

这时候飘来畜粪和干草的气味。有几头牛立在船舷附近，耷拉着脑袋。一头，两头，三头……一共有八头！那儿还有一匹小马。古塞夫伸出一只手去想摩挲它，可是它摇一摇头，龇出牙来，要咬他的袖子。

“该死的……”古塞夫生气地说。

他和兵两个人悄悄往船头走去，然后靠着船舷停下，时而默默地往上看，时而往下看。上面是深邃的天空、明亮的繁星、安宁和寂静，就跟家乡的村子里一样。下面呢，却是黑暗和混乱。谁也不知道那些高高的浪头为什么吵闹不休。不管你看哪一个浪头，它总是极力要耸得比别的浪头都高，然后砸下去，淹没别的浪头，接着另一个同样凶猛丑陋的浪头又带着轰轰的响声，闪着白色的长鬃，向它扑过去。

海洋既没有理性，也没有怜悯。假定轮船小一点，而且不是用厚铁板做成的，海浪就会毫不顾惜地砸碎它，把船上的人，不管是圣徒还是罪人，一股脑儿吞下去。轮船也同样没有理性，带着凶狠的神情。这个生着大鼻子的庞然大物照直往前冲，一路上冲碎了几百万个浪头。它既不怕黑暗，也不怕风，又不怕空旷，更不怕孤独，什么都不在它眼里，要是海洋上住着人，它也会不管是圣徒还是罪人，一股脑儿碾死了事的。

“现在我们到哪儿了？”古塞夫问。

“不知道。多半是在海当中。”

“看不见陆地。……”

“那怎么看得见！他们说要过七天才看得见呢。”

两个兵瞧着像磷火那样发亮的白色泡沫，沉默着，想心事。古塞夫首先打破沉默。

“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说，“只是有点阴森，仿佛坐在黑树林里。假定说，他们眼下把一条舢板放到水面上，有个军官命令我到一百俄里以外的海面上去捉鱼，那我是会去的。或者，比方说，眼下有个基督徒失足落水，我就会跟着跳下水去。要叫我救德国人或者满洲人，我不干，可是救基督徒，我肯出力。”

“你怕死吗？”

“怕。我舍不得家里那些田。你知道，我哥哥在家，可是他不牢靠，爱喝酒，无缘无故打老婆，不孝敬爹娘。缺了我就什么都完了，说不定我父亲会带着老太婆去沿街讨饭。不过，老兄，我的腿支持不住了，而且这儿闷得透不过气来。……我们回去睡吧。”

五

古塞夫回到诊疗所里，在他的吊床上躺下。照旧又有一种模糊的欲望来折磨他，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需要什么。他的胸膛里像有个什么东西压着，脑袋里突突地跳，嘴里干得很，舌头都不容易活动了。他昏昏睡去，说梦话，然后给噩梦、咳嗽和闷热弄得疲乏不堪，直到早晨才睡熟。他梦见在营房里人们刚从烤炉里取出面包，他就钻进烤炉，在里面洗蒸汽浴，用桦树枝编成的长把笤帚拍打自己的身子。他睡了两天，到第三天中午，上边来了两个水手，把他从诊疗所里抬出去了。

人家用帆布把他包好，缝起来，为了要这个包沉一点，就把两根铁炉条塞进包里。他缝在帆布包里以后，看上去像是一根胡萝卜或者白萝卜，头部宽，脚部窄。……太阳落下去以前，他被人抬到甲板上，放在一块木板上，木板的一头放在船舷上，另一头放在用凳子垫高的一口箱子上。四周围站着一些脱掉帽子的无限期休假的兵和船员。

“赞美上帝！”教士开始念道，“永远，永远，世世代代赞美！”

“阿门！”三个水手唱道。

那些无限期休假的兵和船员在胸前画十字，瞧瞧一旁的海浪。说来奇怪，一个人居然缝在帆布包里，马上就要扔到海浪里。难道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事吗？

教士在古塞夫的包上撒下一把土，然后朝他鞠躬。大家唱《永恒的悼念》。

值班的水手抬起木板的一头，古塞夫就头朝下，从木板上滑下去，在空中翻了个身，扑通一声响！泡沫把他盖住，霎时间，他似乎穿上一件满是花边的衣服，不过这一刹那就过去，他立即消失在海浪里了。

他很快地往海底沉下去。他会沉到海底吗？据说，海面离海底有四俄里。他沉下去八九俄丈以后，就越沉越慢，有节奏地摇晃着，仿佛在犹豫不定似的。他给水流带动着，已经不是照直往下沉，而是比较快地往斜下里漂去了。

不过后来，他在沉下去的路上遇到一种名叫舟的鱼群。那些小鱼看见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就停下来，纹丝不动，后来忽然一齐掉转头游回去，不见了。没有过完一分钟，它们又像箭似的很快扑到古塞夫这边来，循着锯齿形的线路，在他四周的水里游动。……

这以后，另一个黑东西出现了。那是一条鲨鱼。它大模大样而且不大情愿地游到古塞夫的下面，仿佛没注意到他似的。他呢，沉到它背上去了，于是它翻个身，肚皮朝上，在温暖而透明的海水里纳一纳福，懒洋洋地张开嘴，露出两排牙齿。那些舟鱼高兴极了，它们停住，看看随后会发生什么事。鲨鱼把那个东西耍弄一阵，然后不乐意地把嘴凑上去，小心地用牙齿碰一碰它，帆布包就从头到脚整个裂开，一根炉条掉下来，把那些舟鱼吓了一跳，它打在鲨鱼的身子上，很快地沉到水底去了。

这当儿，海面上，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边，浮云正在堆叠起来，有的像是凯旋门，有的像是狮子，有的像是剪刀。……云层里射出一条宽阔的绿色亮光，一直伸展到天空中央。过了一会儿，它旁边出现一条紫色的，这旁边又出现一条金色的，然后又出现一条粉红色的。……天空呈现一片柔和的雪青色。海洋瞧着这个壮丽迷人的天空，先是皱起眉头，然而不久，它本身也现出一种亲切的、欢畅的、热烈的颜色，像这样的颜色是难以用人类的语言表达的。

[1] 苏联滨海边疆区城市游击队城的旧称。

[2] 19—20世纪初俄国对一些民族，尤其是对居住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的称谓。

[3] 8—12世纪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和萨尔马舒部落联盟，在此借喻野蛮人。

一八九一年

村妇

拉依布日村里，教堂的正对面，立着一所用石头奠基和铁皮盖顶的两层楼房子。绰号大舅的房主人菲里普·伊凡诺夫·卡欣，带着一家人住在楼下。楼上是过路的官吏、商人、地主下榻的地方，那儿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大舅租下一块地，在大道旁边开一家酒店，出售焦油、蜂蜜、牲口、喜鹊，他已经积下大约八千卢布，存在本城的银行里。

他的大儿子费多尔在工厂里担任机械工长，庄稼汉们一提起他就说，他已经爬上高枝儿，现在大家跟他高攀不上了。费多尔的妻子索菲雅是个难看而有病的村妇，住在她公公家里，老是哭泣，每逢星期日总到医院里去看病。大舅的第二个儿子，驼背的阿辽希卡，住在父亲家里。不久以前他娶了一个穷人家的姑娘，名叫瓦尔瓦拉。这个村妇年轻、俊俏、健康，打扮得花枝招展。每逢官吏们和商人们来住宿，他们总是要瓦尔瓦拉给他们烧茶炊和铺床。

六月里的一天傍晚，太阳已经下山，空气里满是干草、晒热的畜粪、新鲜的牛奶的气味，这时候有一辆普通的板车驶进大舅家的院子，车上坐着三个人：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身穿帆布衣服，旁边坐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穿一件黑色长上衣，配着骨制的大纽扣，车夫座位上坐着一个穿红色衬衫的年轻小伙子。

小伙子把马卸下来，拉到街上去遛一遛。那个过路的客人洗过脸，对着教堂祷告一番，然后在板车旁边铺好一块车毯，跟男孩一块儿坐下来吃晚饭。他吃得不慌不忙，规规矩矩。大舅这辈子见过很多旅客，现在从这人的举止看出，他是个认真严肃而且自视很高的人。

大舅坐在门廊上，只穿着坎肩，没戴帽子，等着旅客开口说话。他习惯于傍晚听旅客们在临睡前讲各式各样的事情，他喜欢听。他的老伴阿方纳西耶芙娜和儿媳妇索菲雅正在棚子里挤牛奶，另一个儿媳妇瓦尔瓦拉则坐在楼上敞开的窗口嗑葵花子。

“这个小家伙是你的儿子吧？”大舅问旅客说。

“不是的，他是我的养子，原是个孤儿。我是为了拯救我自己的灵魂才收养他的。”

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位旅客是个喜欢讲话、谈锋很健的人。大舅从谈话中知道他是城里的小市民，有房产，名字是玛特威·萨维奇，现在去查看他从德国侨民那儿租来的果树园；男孩名叫库兹卡。这天傍晚又闷又热，谁也不想睡觉。等到天黑下来，天空中这儿那儿闪着苍白的星星，玛特威·萨维奇就开始讲库兹卡的来历。阿方纳西耶芙娜和索菲雅站在稍远的地方听着，库兹卡往大门口走去。

“老大爷，这是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玛特威·萨维奇开口了，“要是我把这件事的经过一五一十讲给你听，那是一夜也讲不完的。大概十年以前，我们那条街上跟我家毗邻的那所小房子里，住着一个年老的寡妇玛尔法·西蒙诺芙娜·卡普龙采娃，如今那所小房子里开了蜡烛厂和油坊了。老寡妇有两个儿子，一个在铁路上做车长，另一个名叫瓦夏，跟我同岁，住在他妈妈家里。去世的老人卡普龙采夫养着五对马，打发赶大车的车夫到全城去做拉货的生意。寡妇没有丢下这个生意，而且指挥车夫也不比亡夫差，因此有些日子单靠这几匹马就能挣到足足五个卢布。那小伙子也有小小的进项。他养些良种的鸽子，卖给鸽子迷。有时候他一直站在房顶上，拿一把扫帚往上扔，吹口哨，那些筋斗鸽就飞上云霄，他还嫌不够，要它们飞得再高点。他常捉黄雀和椋鸟，做鸟笼子。……这是不值一提的工作，可是靠这种小营生一个月说不定倒也能挣来十个卢布呢。好，日月如梭，老太婆的两条腿瘫痪，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这么一来，家里可就缺了女主人，好比一个人缺了眼睛。老太婆心思不定，决意给他的瓦夏娶媳妇。她马上叫来媒婆，照女人家那样谈谈说说，一来二去，我们的瓦夏就出外相亲去了。他相中了寡妇萨莫赫瓦里哈的女儿玛宪卡。他们没多耽搁就把亲事讲定，不出一个星期事情全办妥了。这个姑娘年轻，十七岁左右，身材矮小，可是脸庞白净，好看，处处都像一位小姐。她带来的陪嫁也不错：五百卢布的现钱、一头奶牛、一张床。……那老太婆好像早就预感到似的，在儿子婚后第三天，她就归了天，到那个既没有疾病也没有叹息的地方去了。新婚夫妇把死者安葬后就开始一块儿过日子。他们头半年过得很顺心，不料，忽然来了新的灾难。俗语说得好，‘祸不单行’，瓦夏被征去当兵了。可怜的人，人家硬要他去当兵，甚至不准他出钱免服兵役。他们剃光他的头发，把他送到波兰帝国。这可是上帝的旨意，没法可想哟。他在院子里跟妻子告别的时候，倒还没什么，可是临到他最后看一眼住着鸽子的干草棚，他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了。瞧着都觉得可怜。起初玛宪卡怕一个人觉得寂寞，就把她母亲接过来住。她母亲一直住到这个库兹卡出世，随后就到奥博扬城去找她另一个也已出嫁的女儿去了，撇下玛宪卡跟娃娃孤零零地过活。那五个赶大车的庄稼汉都是酒鬼，终日胡闹。可是，那些马啦，大板车啦，都得有人照看，篱墙破了或者烟囱里的煤烟起了火，都不是娘们儿家管得了的，她遇上这些小事总央求我这个邻居帮忙。好，我就去了，料理一下，出个主意什么的。……当然，我也免不了走进屋里，喝一口茶，谈谈天。我是个年轻而聪明的人，喜欢谈各式各样的事。她呢，也受过教育，懂得礼数。她打扮得干净利索，夏天出门总打着阳伞。有时候我开导她，给她讲宗教或者政治，她认为我看得起她，就请我喝茶，吃果子酱。……总之，老大爷，不要把话说长，我对你直说了吧，不出一年，魔鬼，人类的仇敌，就迷住了我的心窍。我渐渐觉得我哪天没去找她，就好像不自在，闷得慌。我老是找个由头到她那儿去一趟。我说：‘您这儿该安上冬天的窗子了。’于是在她那儿待上一整天，一边给她安窗子，一边留下两个窗子好第二天再去安。‘应当把瓦夏的鸽子点点数，看有没有走失。’总之，我找出这一类的借口就是了。我老是隔着篱墙跟她讲话，后来我为了免得绕远路，就索性在篱墙上开一个便门。在这个世界上，女人总是惹出很多坏事和祸害。漫说我们这些罪人，就连圣徒也难免上钩哟。玛宪卡并没叫我别再到她那儿去。她非但不想念她的丈夫，守身如玉，反而爱上我了。我开始注意到，她也闷得慌，老是在篱墙旁边走来走去，隔着篱笆缝瞧我的院子。我的脑子里胡思乱想，闹得不可开交。在复活节周星期四那天，我一清早去赶集，天刚亮，我走过她家的门口，这时候魔鬼就来了。我往里一看（她那道门的上部有一排空格子），她已经醒了，正好站在院子当中喂鸭子吃食。我忍不住叫了她一声。她就走过来，隔着格子瞧我。她那脸蛋儿白白的，一双温存的眼睛带着睡意。……我很喜欢她，就开口对她说了些称赞的话，好像我们不是在门口而是在命名日宴会上讲话似的。她涨红脸，笑了，一直瞧着我的脸，连眼睛都不一下。我神魂颠倒，对她说穿了我爱她的情意。……她开了门，把我放进去，从那天早晨起我们就像一对夫妇那样过活了。”

驼背的阿辽希卡从街上走进院子，喘着气，对谁也没看一眼，跑进正房去了。过了一分钟，他拿着手风琴从房里跑出来，衣袋里的铜钱叮叮当当响，一面跑一面嗑着葵花子，冲出大门外边去了。

“这是你们家里的什么人？”玛特威·萨维奇问。

“他是我的儿子阿历克塞[1]，”大舅回答说，“他喝酒去了，这个坏包。上帝罚他驼背，所以我们管得也就不很严了。”

“他老是找伙伴们喝酒，老是喝酒，”阿方纳西耶芙娜叹口气说，“谢肉节[2]前，我们给他成了亲，心想他会好一点，可是反而更不行了。”

“真是没用。反而白白娶了人家的闺女。”大舅说。

教堂后面，有些人唱起一支动人的悲歌。歌词听不清，只能听清歌声：两个男高音和一个男低音。大家都在听歌，院子里就变得十分安静。……有两个歌声突然停住，哈哈大笑，第三个歌声，男高音，仍旧唱下去，而且调门那么高，大家不由自主地抬头往上看，好像那声音高得飞上了天空。瓦尔瓦拉从房里走出来，用手挡住眼睛，像遮住阳光似的，瞧了瞧教堂。

“那是教士的儿子跟教员在唱歌。”她说。

三个声音又一起唱起来。玛特威·萨维奇叹口气，接着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老大爷。过了两年光景，我们接到瓦夏从华沙寄来的信。信中说，长官打发他回家养病。他病了。这当儿我已经丢掉我脑子里的糊涂想法，有人给我说了个挺好的媳妇，只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跟我的情妇一刀两断。我每天都打算跟玛宪卡说穿，可又不知道用什么法子谈才不至于惹起一场女人的哭号。这封信正好帮上我的忙。我跟玛宪卡一块儿看完这封信，她脸白得跟雪一样，我就说：‘谢天谢地，现在你又要做一个有丈夫的妻子了。’然而她对我说：‘我不要跟他过下去。’‘咦，他不是你的丈夫吗？’我说。‘说得倒轻巧。……我从来也没有爱过他，我嫁给他并不是心甘情愿。是我母亲硬叫我嫁的。’我说：‘你可别推得一干二净，傻娘们儿。你说说看：你是不是在教堂里跟他行过婚礼的？’她说：‘是行过的，可是我爱你，我要跟你一块儿过，一直到死。随人家去笑吧。……我才不在乎。……’我说：‘你是信教的人，念过《圣经》，那上面是怎么写的？’”

“既是嫁了丈夫，就得跟丈夫过下去。”大舅说。

“夫妻是血肉相连的。我说：‘以前我跟你犯过罪，往后就别再犯了，人得有良心，敬畏上帝才行。我们给瓦夏赔个不是，他性格温和，老是怯生生的，他不会打死你的。再者，’我说，‘宁可在这个世界上受你那合法的丈夫的折磨，也别到最后审判的日子把牙咬得咯咯响。’这个娘们儿不听我的话，打定主意，任你说破了嘴也没用！‘我爱你。’她老是说这句话，别的话就没有了。瓦夏在圣三主日[3]前星期六那天一清早回来了。我隔着篱墙看得清清楚楚：他跑进房里，过一会儿抱着库兹卡走出来，又笑又哭，吻着库兹卡，观看干草棚，他既舍不得丢下库兹卡，又想去摆弄鸽子。他是个温柔多情的人。这一天过得顺顺当当，安静，没出什么事。教堂打钟做晚祷了，我心里想：明天是圣灵降临节，他们家大门和篱墙上怎么不装点些绿色的枝叶呢？我心想，事情不妙啊。我就到他们家里去了。我一看，他正坐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眼珠乱转，像喝醉了酒一样，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两只手发抖。他从一个包裹里拿出小面包圈啦，项链啦，蜜糖饼干啦，另外还有种种礼物，随手扔在地板上。库兹卡那时候才三岁，在他身旁爬来爬去，嚼着蜜糖饼干。玛宪卡呢，站在炉子旁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嘟哝说：‘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想跟你一块儿过。’她说出各式各样的蠢话。我却对瓦夏跪下去，说：‘我们对不起你，瓦西里[4]·玛克西梅奇，看在基督分上饶了我们！’然后我站起来，对玛宪卡说出这样一番话：‘您，玛丽雅[5]·谢敏诺芙娜，现在应当给瓦西里·玛克西梅奇洗脚，把洗脚水喝掉才是。您该做他百依百顺的妻子，而且替我祷告上帝，’我说，‘求上帝大慈大悲，饶恕我的罪过！’仿佛有个天使来指点我似的，我对她谆谆教诲一番，而且讲得那么动感情，甚至连我自己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样，大约过了两天，瓦夏来找我。他说：‘玛丘沙[6]，我原谅你，也原谅我妻子，求上帝保佑你们。她是个大兵的老婆，年纪轻，要守住贞节是很难的。干这种事，她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不过，我求你好好过下去，就像你们中间没有出过什么事似的，你要不露声色。我呢，’他说，‘要极力在各方面讨她的欢心，好让她再喜欢我。’他跟我握了握手，喝了一阵茶，就欢欢喜喜地走了。我心想：好，谢天谢地。事情这么顺利，我也高兴起来。可是瓦夏刚刚走出院子，玛宪卡就来了。简直是造孽啊！她搂住我的脖子，哭着哀求我说：‘看在上帝面上，不要丢开我，我缺了你就活不下去。’”

“真是下贱！”大舅叹口气，说。

“我对她嚷叫，顿脚，把她拉到穿堂，扣上我的房门。我嚷着说：‘到你丈夫那儿去！别叫我在大家面前丢脸，你得敬畏上帝才是！’天天都要闹这么一场。有一天早晨我站在院子里马棚旁边，修理马笼头。忽然，我一瞧，她穿过便门跑进我的院里来了，光着脚，只穿着裙子，照直跑到我跟前。她伸出两条胳膊抱住马笼头，弄得满身都是焦油。她身子发抖，哇哇地哭。……‘我不能跟这个讨厌的家伙过下去，我受不了！要是你不爱我，你干脆把我杀了。’我生气了，拿起笼头打她两下，这当儿瓦夏也穿过便门跑来，拼命叫道：‘别打她！别打她！’可是他自己却跑过来，像发了疯似的，抡起拳头，用尽力气打她，后来把她推倒在地，用脚踩她。我开始保护她，他却捞起缰绳来抽她。他一面抽，一面像马驹似的尖叫着：‘嘶，嘶，嘶！’”

“应该拿起缰绳来，叫你尝尝这种滋味才对……”瓦尔瓦拉嘟哝着，走出去，“该死的东西，欺侮我们的姐妹。……”

“你闭嘴！”大舅对她吆喝道，“母马！”

“他不住地叫着：‘嘶，嘶，嘶！’”玛特威·萨维奇接着说，“从他的院子里跑来一个赶车的，我叫来一个我的工人，我们三个人从他手里夺过玛宪卡来，把她搀回家去。丢脸啊！当天傍晚我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眼。她躺在床上，周身缠着绷带，只露出眼睛和鼻子，瞧着天花板。我说：‘您好，玛丽雅·谢敏诺芙娜！’她闷声不响。瓦夏坐在另一个房间里，抱着头，哭道：‘我真混！我毁了我的生活！主啊，叫我死吧！’我在玛宪卡身旁坐了半个钟头，对她开导一番。我略微吓唬她一下。我说：‘遵守教规的人到另一个世界会进天堂，你呢，却要跟你们那伙淫妇一同到烧着大火的地狱里去。……不要反抗你的丈夫，到他那儿去，对他跪下。’她却一句话也不说，连眼睛也没一下，倒好像我在对一根柱子说话似的。第二天瓦夏生病了，像是霍乱，将近傍晚，听人说，他死了。他下了葬。玛宪卡没到墓园去，她不愿意让人家看见她那张无耻的脸和她的伤痕。不久，小市民中间议论纷纷，说瓦夏不是病死的，而是被玛宪卡害死的。这话传到官府去了。他们就检验瓦夏的尸体，开膛破肚，在他肚子里发现有砒霜。事情这才水落石出。警察来了，把玛宪卡抓走，连带把没罪的库兹卡也抓去了。他们都下了狱。这个娘们儿自讨苦吃，上帝来惩罚她了。……大约过了八个月，这个案子举行公审。我记得，当时她坐在一条长凳上，戴着白色头巾，穿着灰色囚衣。她瘦了，脸色苍白，眼睛尖利，看上去真可怜。她身后站着一个兵，拿着枪。她不认罪。有些人在法庭上说，她毒死了她的丈夫，有些人则证明，她丈夫是因为伤心才服毒自尽的。我也去做证人。堂上问到我，我就本着良心，什么都说了。我说：‘她有罪，这用不着遮盖，她不爱她丈夫，性情又刚强。……’审问从早晨开始，将近夜晚才作出判决，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十三年苦工。这样判决以后玛宪卡在我们的监狱里又关了三个月。我去看她，而且出于善心，还给她带去茶叶和糖。可是她一见我就全身发抖，挥着手，嘟哝说：‘走开！走开！’她还把库兹卡搂在怀里，仿佛怕我把他夺走似的。我说：‘瞧你落到什么下场了！哎，玛霞[7]，玛霞，你这自寻死路的人啊！当初我开导你，你不听我的话，瞧，如今你只好叫苦了。你自己有罪，’我说，‘这得怪你自己。’我不住地开导她，她却说：‘走开！走开！’她拉着库兹卡缩到墙边，浑身发抖。等到人家把她从我们这儿押解到省城去，我就送她到火车站，而且为了拯救我的灵魂，还往她的行囊里塞进一个卢布。不过她没有走到西伯利亚。……她在省城得了热病，死在监狱里了。”

“狗只配狗的死法。”大舅说。

“他们把库兹卡送回家来了。……我左思右想，就把他收养下来。是啊，虽说他是囚犯的后代，到底也是个活人，基督徒。……我怜惜他。我会栽培他做一名伙计，要是日后我没有子女，那就提拔他做商人。现在，我不论到哪儿去，总是带着他，好让他学着点。”

玛特威·萨维奇讲话的时候，库兹卡一直坐在大门旁边一块小石头上，两只手托着头，眺望天空。远远看去，他在黑暗中像是一个小树桩。

“库兹卡，去睡觉！”玛特威·萨维奇对他喝道。

“对了，也该睡了。”大舅说着，站起来。他大声打个哈欠，补了一句：“一个人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不听别人家的话，到头来就会有这样的下场。”

月亮已经游到院子上面的天空中。它急匆匆地往一边奔跑，它下面的浮云却往另一边奔跑。浮云已经走得远了，月亮却仍然挂在院子的上空。玛特威·萨维奇对着教堂做了一阵祷告，道过晚安，就在大车旁边的地上躺下。库兹卡也祷告一阵，在大车上躺下，把自己的衣服盖在身上。为了睡得舒服点，他在干草上揉出一个小坑，蜷缩着身子，弄得胳膊肘碰到膝盖了。从院子里，可以看见大舅在楼下房间里点燃一支蜡烛，戴上眼镜，在墙角站住，手里捧着一本小书。他念了很久，不住地鞠躬。

旅客们睡着了。阿方纳西耶芙娜和索菲雅走到大车那儿，看着库兹卡。

“这个孤儿睡着了，”老太婆说，“他又细又瘦，只剩皮包骨了。亲娘不在，就再也没有人来照应他了。”

“我的格利舒特卡大概比他大两岁，”索菲雅说，“他待在工厂里像个奴隶，没有母亲在身旁。恐怕工头会打他吧。刚才我瞧着这个小家伙，就想起我的格利舒特卡，我心里的血都凝成块了。”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他记不得他的母亲了。”老太婆说。

“他怎么会记得！”

索菲雅的眼睛里淌下大颗的泪珠。

“他缩成一团了……”她说，她满腔温情和怜悯，又是哭又是笑，“可怜的小孤儿啊。”

库兹卡打了个哆嗦，睁开眼睛。他看见面前有一张难看的、满是皱纹的、泪痕斑斑的脸，旁边有一张苍老的、脱了牙的、长着尖下巴和钩鼻子的脸，上面是无底的天空、奔驰的浮云和月亮，他就吓得大叫一声。索菲雅也尖叫一声。两个叫声引起了回声，闷热的空气里掠过一阵不安。守夜人在附近什么地方敲响梆子，一条狗吠起来。玛特威·萨维奇在睡乡中嘟哝一句什么话，翻了个身。

夜深了，等到大舅、老太婆、附近的守夜人都睡熟了，索菲雅就走到大门外面，在一条长凳上坐下。她觉得闷热，又因为哭过一场而头痛。这条街又宽又长，往右走有两俄里长，往左走也差不多，两边的尽头都看不见。月亮已经离开院子，游到教堂后面去了。街道有半边浸在月光里，半边罩在黑影里。杨树和椋鸟巢的细长的影子伸展到街对面，教堂的影子又黑又可怕，宽阔地铺在街上，罩住大舅的大门和半所房子。街上没有人，静悄悄的。偶尔从街道的尽头传来隐约的音乐声，大概是阿辽希卡在拉他的手风琴吧。

教堂围墙旁边的阴影里，有个活的东西在走动，没法辨别这究竟是个人还是头奶牛，或者也许什么也没有，只是一只大鸟在树木当中沙沙作响。可是后来，从阴影里走出一个人影，站住，说了一句什么话，是男人的声音，然后，这人走进教堂附近的巷子里去了。过了一会儿，离大门大约两俄丈远，又出现一个人影。他从教堂那边照直往大门走来，看见坐在长凳上的索菲雅，就站住了。

“瓦尔瓦拉，莫非是你吗？”索菲雅问。

“是我又怎么样？”

果然是瓦尔瓦拉。她呆站了一分钟，然后走到长凳这边，坐下来。

“你到哪儿去了？”索菲雅问。

瓦尔瓦拉一句话也没回答。

“你可别玩得昏了头，闹出乱子来，你这小媳妇，”索菲雅说，“你刚才听见玛宪卡又挨脚踩，又挨缰绳抽吗？小心，你可别落到这个下场。”

“管他呢。”

瓦尔瓦拉嘴巴隐在头巾里笑起来，小声说：

“刚才我跟教士的儿子一块儿玩来着。”

“胡说！”

“真的！”

“罪过啊！”索菲雅小声说。

“管他呢。……有什么可懊悔的？造孽就造孽，像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索性让雷劈死的好。我年轻，健康，我那丈夫呢，却驼背，讨厌，粗鲁，比该死的大舅还不如。当初我做姑娘的年月，吃不饱肚子，光着脚没有鞋穿，一心想逃出这种穷困，贪图阿辽希卡有钱，这才落进陷阱，好比一条鱼钻进捕鱼的篓子了。依我看来，哪怕跟毒蛇一块儿睡觉也比跟讨厌的阿辽希卡同床轻松得多。再说，你的生活又怎样呢？我都不忍心看哟。你的费多尔把你从工厂里赶出来，送到他父亲家里来住，他自己却勾搭上另外一个女人。你的孩子给人夺走，当人家的奴仆。你像牛马那样干活，可是好话却一句也听不到。要是这样，还不如孤孤单单，一辈子做老姑娘，还不如找教士的儿子要半个卢布，还不如去讨饭，还不如跳井自尽。……”

“罪过啊！”索菲雅又小声说。

“管他呢。”

教堂后面刚才传来的那三个人的声音——两个男高音和一个男低音，现在又唱起一支悲歌。歌词也还是听不清。

“这些夜游神啊……”瓦尔瓦拉说着，笑起来。

她小声讲起她晚上怎样跟教士的儿子一块儿玩乐，他对她讲些什么话他有些什么样的朋友，她怎样跟过路的官吏和商人调笑。听着那支悲歌，人就不由得向往自由的生活，索菲雅笑起来。她听着那些话，觉得又是罪过，又是可怕，又是悦耳。她羡慕瓦尔瓦拉，暗暗懊悔自己年轻漂亮的时候没有造过这种孽。……

乡村墓地上那个老教堂里打起钟来，报了午夜的时辰。

“现在该睡了，”索菲雅站起身来说，“要不然就要挨大舅的骂了。”

两个人悄悄走进院子里。

“刚才我走了，没听见他后来还讲了玛宪卡一些什么话。”瓦尔瓦拉说着，在靠窗的地方铺好被褥。

“他说她死在监狱里了。她把丈夫毒死了。”

瓦尔瓦拉在索菲雅身边躺下，沉吟一下，小声说：

“我真想干掉我的阿辽希卡。我干了不会后悔的。”

“你胡说，愿上帝饶恕你。”

索菲雅正要昏昏睡去，瓦尔瓦拉却依偎到她身边来，凑近她耳朵说：

“我们来干掉大舅和阿辽希卡！”

索菲雅惊醒过来，什么话也没说，然后睁开眼睛，久久地瞧着天空，连眼皮也没眨一下。

“人家会查出来的。”她说。

“不会。大舅老了，也该死了，至于阿辽希卡，人家会说是醉死的。”

“我怕。……上帝会处死我们的。”

“管他呢。……”

两个人都睡不着，默默地思索。

“我冷，”索菲雅说，开始周身发抖，“大概快要天亮了。……你睡着了？”

“没有。……你别听信我的话，我的亲人，”瓦尔瓦拉小声说，“我恨透了他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了。……睡吧，要不然天就亮了。……睡吧。……”

两个人停住嘴，定下心，不久就睡着了。

醒得最早的是老太婆。她叫醒索菲雅，两个人到棚子里去挤牛奶。驼背的阿辽希卡回来了，喝得酩酊大醉，没有把手风琴带回来。他胸前和膝盖上满是尘土和干草，多半在路上跌过跤。他摇摇晃晃，走进棚子，没脱衣服就往干草上一躺，立刻打起鼾来。太阳东升，明亮的光芒照耀着教堂上的十字架，后来又照耀着窗子。树木和井上吊杆的阴影就伸过院子，铺在沾着露水的青草上。这时候玛特威·萨维奇一跃而起，开始忙碌起来。

“库兹卡，起来！”他叫道，“该套车了！快！”

早晨的忙乱开始了。有一个年轻的犹太女人穿一条带绉边的深棕色连衣裙，牵着一匹马走进院里来饮马。井上的吊杆悲凉地吱吱叫，水桶发出碰撞的声响。……库兹卡带着睡意，浑身无力，衣服上沾满露水，坐在大车上，懒洋洋地穿好衣服，冷得缩起身体，听木桶在井里溅出水的声音。

“大娘，”玛特威·萨维奇对索菲雅叫道，“你去催一下我那小伙子，叫他来套车！”

这当儿大舅在一个小窗子里叫道：

“索菲雅，跟犹太女人要一个戈比的饮马钱！她们老是来，这些讨厌的家伙。”

街上有些羊群来来往往，咩咩地叫。村妇们对牧人叫骂，牧人管自吹着芦笛，抽着鞭子，或者用低沉、嘶哑的男低音还骂。有三只羊跑进院里来了，它们找不到大门口，就挺着犄角撞围墙。在这片闹声中，瓦尔瓦拉醒过来，抱起被褥，往正房走去。

“你至少该把羊赶出去啊！”老太婆对她叫道，“太太！”

“想得倒好！我才不高兴给你们这些魔王干活呢。”瓦尔瓦拉嘟嘟哝哝，走进正房去了。

旅客们在大车的车轴上涂了点儿油，套好了马。大舅从正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账单，在门廊上坐下，开始计算应该向旅客要多少钱的宿费、燕麦费、饮马费。

“老大爷，你要的燕麦钱太贵了。”玛特威·萨维奇说。

“嫌贵就别要嘛。商人，我们可没硬逼你要。”

旅客们往那辆大车走去，想坐上车赶路，却有一件事害得他们耽搁了一阵。库兹卡的帽子丢了。

“你把它放在哪儿了，小猪猡？”玛特威·萨维奇对他生气地叫道，“它在哪儿？”

库兹卡的脸吓得变了样。他绕着大车走来走去，没有找到，就跑到大门口，后来又跑进棚子里。老太婆和索菲雅都帮着他找。

“我要拧掉你的耳朵！”玛特威·萨维奇叫道，“真是下流胚！”

帽子总算在车的底部找到了。库兹卡用衣袖拂掉帽子上的干草，把它戴在头上，胆怯地爬上大车，脸上仍旧带着恐惧的神情，仿佛生怕有人在身后打他似的。玛特威·萨维奇在胸前画个十字，小伙子拉一下缰绳，于是大车出发，驶出了院子。

[1] 上文阿辽希卡是阿历克塞的昵称。

[2] 基督教节日，在大斋前的一个星期，这时候可以吃荤食肉。

[3] 亦称三一主日。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在复活节后第五十天。

[4] 上文瓦夏是瓦西里的爱称。

[5] 上文玛宪卡是玛丽雅的爱称。

[6] 玛特威的爱称。

[7] 玛丽雅的另一个爱称。

决斗

一

那是早晨八点钟，军官们、文官们、旅客们已经熬过又热又闷的夜晚，照例要到海水里去游一游，然后到亭子里去喝咖啡或者喝茶。伊凡·安德烈伊奇·拉耶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左右、精瘦的金发青年，戴着财政部的制帽，穿着便鞋，也来游泳，在海岸上遇到许多熟人，其中有他的朋友，军医官萨莫依连科。

这个萨莫依连科长着一个大脑袋，头发剪短，脖子几乎看不见，红脸膛，大鼻子，浓密的黑眉毛，花白的连鬓胡子，身材矮胖而臃肿，再加上说起话来用的是军人粗哑的男低音，就给每个新来的旅客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就像他是个嗓音嘶哑的大老粗，不过，认识以后过不上两三天，人们就开始感到他那张脸异常善良可爱，甚至漂亮了。尽管他模样笨手笨脚，说话粗声粗气，但他却是个性子温顺、无限善良、心肠很软、善于体贴的人。他对城里所有的人都用“你”相称，把钱借给大家，为大家看病，做媒，调解争端，安排野餐。每到举行野餐，他总是做烤羊肉串，十分可口的鲻鱼汤；他老是为别人的事奔走请托，老是为什么事情高兴。按照大家的看法，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待人接物只有两个弱点：第一，他总为他的善良害臊，极力用严厉的目光和故意的粗暴来遮盖；第二，他喜欢医士和兵称呼他“大人”，其实他只是个五等文官罢了[1]。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拉耶甫斯基开口说，这时候他们两个人，他和萨莫依连科，已经走进海水，水没到他们的肩膀了，“假定说，你爱上一个女人，跟她同居了；又假定你跟她同居了两年多，后来，这是常有的事，你不再爱她，开始觉得跟她合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

“很简单。‘亲爱的，你走你的路吧’，事儿就了结了。”

“说得倒轻巧！可是万一她没有地方可去呢？她是个孤身的女人，没有亲戚，身边没有钱，又不会工作。……”

“那又怎么样呢？一次塞给她五百卢布或者按月给她二十五卢布，就完事了。很简单。”

“就算你既有五百卢布，也能按月给她二十五卢布，然而我说的这个女人却是知识分子，自尊心强。难道你敢给她钱？而且怎样给法呢？”

萨莫依连科本来打算答话，可是这当儿有个大浪头从他们头顶上冲过去，然后撞在岸上，接着顺着碎石地，哗哗响地滚回来。这两个朋友就走上岸去，开始穿衣服。

“当然，一个女人，要是你不爱她，却要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那是困难的，”萨莫依连科说着，抖掉靴子里的沙土，“不过，万尼亚[2]，人应当按人道的观点来考虑问题。要是我遇上这种事，我就不会对她露出我不再爱她的神色，我会跟她一块儿生活到死。”

他忽然为自己的话害臊了，他觉得不对头，就说：

“要按我的意思，一个娘们儿都没有才好。叫她们见鬼去吧！”

两个朋友穿好衣服，走进售货亭。在这儿，萨莫依连科是老主顾，这儿甚至为他预备下一套特殊的餐具。每天早晨他们用托盘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一杯白兰地，另外还有一只高高的、里面盛着清水和冰块的刻花玻璃杯。他先喝白兰地，后喝热咖啡，最后喝冰水，这样的喝法大概蛮有滋味，因为喝完以后，他的眼神就变得含情脉脉了。他两只手摩挲着连鬓胡子，瞧着海说：

“这风景美得出奇啊！”

拉耶甫斯基昨晚却是用种种郁闷无益的思想打发掉漫漫长夜的，他没有睡好觉，而且那些思想使得夜间的闷热和黑暗似乎更加浓重了。这时候他精神不振，有气无力。游泳和咖啡也没提起他的兴致。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我们来接着谈下去，”他说，“我不想瞒着你，我要把你当作朋友，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关系不好……很不好！原谅我，我把我的隐私告诉了您，不过我不得不说。”

萨莫依连科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谈什么事，就垂下眼帘，用手指头敲桌子。

“我跟她同居了两年，已经不爱她了……”拉耶甫斯基讲下去，“或者不如说，我们之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爱情。……这两年其实是互相欺骗罢了。”

拉耶甫斯基有个习惯，讲话的时候总是注意地瞅他的粉红色手心，咬手指甲，或者伸出手指头揉他的袖口。现在他就在这样做。

“我清楚地知道，你没法帮我的忙，”他说，“不过我所以要对你说这件事，是因为对我们这班失意的和多余的人来说，要想得救，全靠喋喋不休了。我得总结我每一个行动，我得在什么人的学说里，在文学的典型里，为我的荒唐生活找到说明和辩解，例如，我们这些贵族在退化，等等。……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就安慰自己，老是在想：啊，托尔斯泰多么正确，多么无情地正确啊！这么一来，我就觉得轻松点了。真的，老兄，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任凭你怎么说，反正他是个伟大的作家！”

萨莫依连科从来也没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天天都打算读一下，这时候发窘了，说道：

“是的，所有的作家都是凭幻想写东西，可是他写的却是实际生活。……”

“我的上帝，”拉耶甫斯基叹道，“我们受文明的害多么深啊！我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她呢，也爱我。……起初我们又是接吻，又是安静的黄昏，又是海誓山盟，又是斯宾塞[3]，又是理想，又是共同的志趣。……多么虚伪呀！实际上我们是从她丈夫家里私奔的，可是我们却欺骗自己说，我们逃脱了我们知识分子空虚的生活。我们这样描画我们的未来：先来到高加索，为了熟悉一下地方和人，我姑且穿上文官制服，到机关里工作，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买下一块地，劳动得脸上流汗，开辟一个葡萄园，垦出一片地，等等。假如不是我，而是你或者你那个动物学家冯·柯连，你们也许就会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块儿生活三十年，给你们的继承人留下一个富饶的葡萄园和一千俄亩[4]玉米田，我呢，却从头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像是个破产的人。在城里住着，热得受不了，闷得慌，缺人做伴，到田野上去，却又觉得每一丛灌木里，每一块石头底下，都好像有避日虫、蝎子、蛇藏着。田野之外就是高山和荒野。陌生的人、陌生的大自然、贫乏可怜的文化，所有这些，老兄，可不像穿着皮大衣，挽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胳膊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幻想温暖的地方那么轻松。这儿需要的是生死的搏斗，可是我哪里是个战士呢？我是个可怜的神经衰弱患者，干不了粗活的娇客。……从头一天起，我就体会到我那些关于劳动生活和葡萄园的想法简直是活见鬼。至于爱情，那么我得告诉你，跟一个读过斯宾塞著作而且愿意跟你走遍天涯海角的女人一块儿生活，就像跟安菲萨或者阿库里娜[5]之流一块儿生活那样乏味。照样有熨斗、脂粉、药品的气味，每天早晨也照样有卷发纸，也照样自己骗自己。……”

“家里缺了熨斗是不行的。”萨莫依连科说，听到拉耶甫斯基对他这么坦率地谈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不由得涨红了脸。“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我看出来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是受过教育的好女人，你呢，是个才智卓越的人。……当然，你们没有正式结婚，”萨莫依连科接着说，往邻近的几张桌子看一眼，“不过，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再者……应当抛弃成见，站在当代思想水平上才对。我自己就是赞成自由结合的，是啊。……可是依我看来，一旦共同生活，就该共同生活到死。”

“没有爱情也该这样？”

“我马上给你解释，”萨莫依连科说，“大约八年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年老的经纪人，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常这样说：家庭生活里最主要的是忍耐。你听到吗，万尼亚？不是爱情，而是忍耐。爱情不可能持续很久。你在爱情中已经生活了两年光景，而现在，你的家庭生活显然进入新的阶段，在这种时候，为了保持所谓平衡，你就必须运用你所有的忍耐力才成。……”

“你相信你那个年老的经纪人，可是对我来说，他出的主意却毫无道理。你那个老头子可以假仁假义，他可以锻炼他的耐性，把一个他不爱的人看作他的锻炼所不可缺少的对象。不过我还没有堕落得这么深。如果我想锻炼耐性，我就会买一对哑铃或者一匹倔强的马，却不会找一个活人。”

萨莫依连科要了加冰块的白葡萄酒。等到他们各自喝下一大杯，拉耶甫斯基忽然问道：

“劳驾，告诉我，什么叫作脑软化？”

“这个，我该怎样向你解释呢……这是这样一种病：脑子变得软了……仿佛变得稀薄了似的。”

“这种病治得好吗？”

“只要不耽误，那是治得好的。……凉水淋浴啦，斑蝥硬膏啦。……再吃一些内服药。”

“哦。……那么，你瞧瞧我的处境吧。跟她一同生活下去我办不到，我受不了啦。我跟你在一块儿，倒还能高谈阔论，脸上现出笑容，可是一回到家里，我就完全泄了气。我已经害怕极了，假定有个人对我说，我还得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哪怕只生活一个月，我好像就会往我的脑门里开一枪。同时，要跟她分手也不可能。她孤孤单单，又不会工作。她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她怎么办呢？叫她去找谁呢？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是啊，你说说看，该怎么办呢？”

“嗯，是啊……”萨莫依连科闷声闷气地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她爱你吗？”

“是的，她爱我，那是因为在她这种年纪，按她那种气质，她需要男人。对她说来，跟我分开如同丢开脂粉或者卷发纸那样困难。在她心目中，我已经成为她闺房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萨莫依连科窘了。

“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他说，“多半你没睡好。”

“是的，我睡得不好。……总之，老兄，我觉得很不舒服。脑子里空荡荡，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浑身没有力气。……应该跑掉才对！”

“跑到哪儿去？”

“跑到那边，北方。跑到有松树、有菌菇、有人群、有思想的地方去。……我宁愿缩短一半寿命，只求现在能够到莫斯科省或者图拉省一个什么地方去，在小河里洗个澡，挨一下冻，然后哪怕跟一个最差的大学生溜达三个钟头，聊一阵天也好。……那儿会有多么好闻的干草香气啊！你记得吗？到了傍晚就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听钢琴声从正房飘来，听一列火车开过去……”

拉耶甫斯基高兴得笑起来，随后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眶。他为了遮盖眼泪，并没有站起来，却探过身去，伸手在邻近的一张桌子上取火柴。

“我已经有十八年没去过俄罗斯，”萨莫依连科说，“我已经忘记那边是什么样子了。依我看来，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比高加索更美妙了。”

“韦列夏金[6]有这样一幅画：有几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一口深井底下受折磨。你这个美妙的高加索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一口井。如果有人要我在两条路当中选一条：要么在彼得堡做扫烟囱工人，要么到此地来做公爵，那我情愿做扫烟囱工人。”

拉耶甫斯基沉思了。萨莫依连科瞧着他那伛偻的身体，瞧着他那呆呆地出神的眼睛，瞧着他那苍白、冒汗的脸和凹下去的两鬓，瞧着他那咬坏的手指甲，瞧着他那双从脚后跟滑下来、露出缝补得很差的袜子的便鞋，不由得满腔怜悯；而且，多半因为拉耶甫斯基使他联想到孤苦伶仃的小孩，便问道：

“你母亲还活着吗？”

“活着，不过我跟她闹翻了。她为了我和一个女人的这种结合而不能原谅我。”

萨莫依连科喜欢他的朋友。他把拉耶甫斯基看作一个好人，一个大学生，一个直爽的人，跟这样的人可以喝喝酒，笑一阵，毫无顾忌地谈谈天，在拉耶甫斯基的行为举止中，凡是萨莫依连科了解的地方他都极不喜欢。拉耶甫斯基喝很多的酒，而且往往喝得不是时候，喜欢打纸牌，蔑视自己的工作，生活入不敷出，在谈话里常常使用不中听的字眼，穿着便鞋在街上走路，当着外人的面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吵架，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很不喜欢的。至于拉耶甫斯基以前在大学语文系里读过书，如今订阅两种厚杂志，谈吐常常十分深奥，只有少数人能听懂，跟一个有知识的女人一块儿生活，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不了解的，却反而使他喜欢，他认为拉耶甫斯基比自己高明，因而尊敬他。

“还有一件事，”拉耶甫斯基说，摇一下头，“不过这话不能宣扬出去。我眼前还瞒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你可别当着她的面说走了嘴。……前天我接到一封信，说是她的丈夫得了脑软化症死了。”

“祝他升天堂……”萨莫依连科叹道，“可是你为什么瞒着她呢？”

“给她看这封信就无异于说，我们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吧。可是，首先得把我们的关系弄弄清楚。等到她相信我们不能继续共同生活下去，我才把这封信拿给她看。那时候就不会有危险了。”

“你要知道，万尼亚，”萨莫依连科说，他的脸忽然现出忧郁的恳求神情，仿佛打算要求一件很美妙的事，生怕遭到拒绝似的，“你结婚吧，好朋友！”

“为什么呢？”

“尽你对这个好女人所应尽的责任啊！她丈夫死了，这是上帝亲自指点你该怎么办！”

“可是你要明白，怪人，这是不行的。没有爱情而结婚是卑鄙可耻的，就跟不信宗教而去做祷告一样。”

“可你有责任结婚！”

“为什么我有责任？”拉耶甫斯基生气地问道。

“因为你既然把她从她丈夫那儿带走，你就负有责任了。”

“可是我已经用俄国话对你说清楚了：我不爱她！”

“好，你不爱她，那就该尊重她，博得她的欢心。……”

“尊重她，博得她的欢心……”拉耶甫斯基讥诮说，“好像她是个女修道院长似的。……如果你认为单靠尊重和恭敬就能跟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那你就是个糟糕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卧室哟。”

“万尼亚，万尼亚……”萨莫依连科发窘了。

“你是个老孩子，理论家，我呢，是个小老头，实干家，我们永远也不会互相了解。我们还是不要再谈下去的好。穆斯达法！”拉耶甫斯基对堂倌叫道，“我们这儿多少钱？”

“不，不……”军医官惊慌地说，抓住拉耶甫斯基的胳膊，“钱该我付。是我要的酒。记在我的账上！”他对穆斯达法喊道。

两个朋友站起来，默默地顺着那条堤岸走去。在林荫道入口的地方，他们站住，互相握手告别。

“你们这种人都给惯坏了，先生！”萨莫依连科叹道，“命运赐给你一个年轻美丽而且受过教育的女人，你却不要，我呢，即使上帝赐给我一个歪歪扭扭的老太婆，只要她温存、心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会跟她一块儿住在葡萄园里，而且……”

萨莫依连科忽然觉得这话不对头，就说：

“而且叫她这个老巫婆给我烧茶炊。”

他跟拉耶甫斯基分手以后，沿着林荫道走去。每逢他这个体态笨重、神态庄重的人，脸上带着严厉的表情，身穿一件雪白的军服上装，脚蹬一双擦得很亮的靴子，挺起胸膛，胸前明晃晃地挂着一个系丝带的弗拉季米尔勋章，沿着林荫道走去，他总是自我欣赏，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高兴地瞧着他似的。他不转动脑袋，瞧着大路两旁，觉得这条林荫道修建得十分完美，那些小柏树、桉树、瘦弱难看的棕榈树都很美，日后会铺开很大的树荫，觉得切尔克斯人是诚实而好客的民族。“奇怪，拉耶甫斯基居然不喜欢高加索，”他暗想，“怪极了。”他在路上遇见五个扛着枪的兵，他们对他行礼。林荫道右边，人行道上有一个文官的妻子带着她的儿子（中学生）走着。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早上好！”萨莫依连科愉快地微笑着，对她叫道，“您去游泳？哈哈哈。……替我问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好！”

他又往前走去，仍旧愉快地微笑着，可是看见一个军医士迎面走来，他忽然皱起眉头，拦住他，问道：

“诊疗所里有人来看病吗？”

“没有，大人。”

“啊？”

“没有，大人。”

“好，你走吧。……”

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个卖柠檬水的棚子里，柜台里坐着一个胸脯丰满、冒充格鲁吉亚人的犹太老太婆。他对她大声说话，仿佛在对一团人下命令似的：

“劳驾，给我拿瓶苏打水来！”

二

拉耶甫斯基不爱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这主要表现在凡是她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在他看来都像是作假，或者近似作假。凡是他在书报上读到过的斥责女人和爱情的言论，在他看来都好像能够最恰当不过地应用到他身上、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身上以及她丈夫身上。等他回到家里，她已经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正坐在窗前，带着专心的神情喝咖啡，翻一本厚杂志。他心里就想：喝咖啡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犯不上因此做出专心的脸色，而且她也不必浪费时间梳出时髦的发型，因为这儿没有人喜欢这种发型，这是白费心思。在那本杂志上，他也看出了虚伪。他心想，她穿衣服和梳头发都是要显得漂亮，看杂志是要显得聪明。

“我今天去洗个澡，好吗？”她问。

“那有什么关系？你去也好，不去也好，我看总不会因此发生地震吧。……”

“不，我问这句话，是因为怕大夫会生气。”

“那就去问大夫好了。我又不是大夫。”

这一回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惹得拉耶甫斯基最不喜欢的，是她那裸露的白脖子和脑后卷起来的一绺头发。他想起，安娜·卡列尼娜[7]在不爱她丈夫的时候，最不喜欢他的耳朵，就暗自想道：“这是多么真实！多么真实啊！”他感到浑身乏力，脑子里空荡荡，就走到书房里，在长沙发上躺下，拿手绢盖上脸，免得苍蝇来打搅他。那些纠缠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思想，软弱无力，却源源不断在他的脑子里铺展开来，好比秋天阴雨的傍晚出现的一长串车队。于是他陷进一种睡意蒙眬的抑郁状态里去了。他觉得他对不起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也对不起她的丈夫，觉得她丈夫去世就是由他造成的。他觉得对不起他自己的生活，因为他把它毁掉了。他觉得也对不起那个充满崇高的思想、知识和劳动的世界，在他的心目中，那个美妙的世界是可能有的，存在的，然而不是在这儿，这儿只有饥饿的土耳其人和懒散的阿布哈兹人在海岸上徘徊，而是在那边，在北方，那儿有歌剧，有戏院，有报纸，有种种脑力劳动。要做正直、聪明、高尚、纯洁的人，就只能到那边去，而不能待在此地。他责难自己在生活里缺乏理想和指导思想，然而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现在却了解得模模糊糊。两年前他爱上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觉得只要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结合，跟她一起到高加索来，他就会摆脱生活的庸俗和空虚而得救；如今他却相信，只要他丢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动身到彼得堡去，他所需要的一切就会到手了。

“跑掉吧！”他嘟哝着，坐起来，咬着手指甲，“跑掉吧！”

他想象着他怎样坐上轮船，后来吃早饭，喝清凉的啤酒，在甲板上跟太太们谈天，然后在塞瓦斯托波尔坐上火车，再往前走。万岁啊，自由！火车站一个个地闪过去，空气越来越寒冷刺骨，然后出现了桦树和枞树，接着是库尔斯克、莫斯科。……火车站上的饮食部里有白菜汤，有羊肉粥，有鲟鱼肉，有啤酒，一句话，再也不会有亚细亚的不文明，全是俄罗斯气派，真正的俄罗斯气派。火车上的乘客们讲起生意和新的歌女，议论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亲善关系。到处都可以使人感到活跃的、文化的、智力的、蓬勃的生活。……快点吧，快点吧！最后总算出现了涅瓦大街、大莫尔斯卡亚街[8]，接着是以前他在大学生时代住过的柯温斯基巷，然后是可爱的灰色天空、毛毛细雨、淋湿的街头马车。……

“伊凡·安德烈伊奇！”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叫他，“您在家吗？”

“我在这儿！”拉耶甫斯基回答说，“您有什么事？”

“公文！”

拉耶甫斯基懒洋洋地站起来，觉得脑袋发晕。他打着哈欠，趿着便鞋，走进隔壁房间。那儿，在临街的敞开的窗口外面，站着他的年轻的同事，窗台上摊开一些政府的公文。

“我马上就来，亲爱的。”拉耶甫斯基温和地说，走出去找墨水瓶。等他回到窗口来，他没看公文就在上面签了字，说：“天真热啊！”

“是的。您今天来吗？”

“大概不去了。……我有点不舒服。亲爱的，请您告诉谢希科甫斯基，就说吃过饭我去找他。”

文官走了。拉耶甫斯基又在他房间里长沙发上躺下，开始思索：

“那么，我得估量一切情况，仔细考虑一下才对。我离开此地以前，先得还清债务。我欠下将近两千卢布。我身边却没有钱。……当然，这并不要紧。眼前我设法还掉一部分，另一部分以后我从彼得堡寄来就是。关键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问题。……首先得明确我们的关系。……是啊。”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是不是最好去找萨莫依连科商量一下呢？

“去倒也不妨去，”他想，“不过去一趟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又会对他讲闺房，讲女人，讲正直或者不正直，说出许多不得体的话。眼前，既然得赶快拯救我的生活，既然我在这种该死的不自由状态里透不过气来，会把自己活活折磨死；那么，见他的鬼，何必还要谈什么正直或者不正直呢？……现在总应该明白，再继续过我这样的生活，简直卑鄙和残酷，跟这件事情相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渺小而不足道了。跑掉吧！”他嘟哝说，坐起来，“跑掉吧！”

海岸一片荒凉，炎热无法消解，烟雾迷蒙的淡紫色山峦单调乏味，老是一个样子，静寂无声，冷冷清清，这些都使他满心苦闷，仿佛催他入睡，耗掉他的精力似的。也许他很聪明，有才气，非常正直；要不是大海和山脉四面八方把他圈住，或许他会成为出色的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国家要人，演说家，政论家，建功立业的人吧。谁知道呢？既是这样，那么，如果一个有才能而且有用处的人，例如音乐家或者画家，为了逃出牢笼而挖破墙壁和欺骗看守，外人大谈这样做正直不正直，这岂不是愚蠢吗？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做什么事都是正直的。

下午两点钟，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坐下来吃午饭。厨娘给他们端来大米番茄汤，拉耶甫斯基就说：

“每天老是这个汤。为什么不做白菜汤呢？”

“没有白菜。”

“奇怪。萨莫依连科家里做白菜汤，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家里做白菜汤，唯独我，却不知什么缘故得喝这种发甜的泔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亲爱的。”

如同大多数夫妇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起初，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之间没有一顿饭不发生一点小口角，闹一场，可是自从拉耶甫斯基断定已经不爱她以后，他倒极力在各方面向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让步，对她讲话又温和又客气，赔着笑脸，称呼她“亲爱的”。

“这种汤的味道跟甘草差不多，”他微笑着说，极力控制自己，装得挺和气，可是又忍不住说道，“我们家里没有人管家务。……既然你总是有病，或者忙着看书，那么，也罢，我自己下厨房就是。”

换了在先前，她就会回答他说：“你就下厨房好了”，或者“我看得出来，你是要叫我做厨娘”，然而现在她光是胆怯地瞧他一眼，涨红了脸。

“那么，你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他亲切地问。

“今天没什么。还好，只是有点虚弱罢了。”

“应当保重身体才是，亲爱的。我十分为你担心。”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得了一种什么病。萨莫依连科说她得的是间歇热，给她吃奎宁。可是另一个大夫乌斯契莫维奇却认为她得的是妇女病，吩咐她用热压布治疗，这个大夫是个又高又瘦、性情孤僻的人，白天坐在家里，傍晚在堤岸上慢腾腾地散步，倒背着手，手杖压在背脊上，常常咳嗽。从前拉耶甫斯基爱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时候，她的病总是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担忧；可是现在他觉得，连她害病也在作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发过间歇热后她那张睡意蒙眬的黄脸，那种没有精神的目光，那种不断的哈欠，她在发病的时候躺在方格毛毯底下与其说像女人不如说像男孩的那种样子，她房间里那种闷热难闻的气味，依他看来，都破坏幻想，成为爱情和婚姻的障碍。

第二道菜，他吃的是熟鸡蛋加菠菜，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是病人，吃的是牛奶果子羹。她带着专心的神情先用匙子搅一下果子羹，然后懒洋洋地吃果子，喝牛奶，他听着她的吞咽声，心里生出难以忍受的憎恶感，害得他的头皮都发痒了。他承认这种感情哪怕用来对待狗都要算是侮辱，然而他气恼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因为她居然在他心里引起了这样的感情。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男人会杀死情妇。他自己当然不会杀人，不过如果他现在有机会做陪审员，那他就会主张将凶手无罪开释。

“谢谢[9]，亲爱的。”他吃完饭后说，吻一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额头。

他回到自己的书房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来来回回走了五分钟光景，斜起眼睛看他那双靴子，然后在长沙发上坐下，嘟哝说：

“跑掉吧，跑掉吧！明确了关系就跑掉吧！”

他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又想起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丈夫去世也许真是由他造成的。

“责难某人爱上或者不再爱某个人，那是愚蠢的，”他躺在那儿说服自己，同时伸出脚去穿上靴子，“爱和恨不受我们的支配。讲到她的丈夫，我也许是造成他死亡的间接原因之一，不过话得说回来，我爱上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爱上我，这也该怪我吗？”

随后他站起来，找到他的制帽，就动身到他的同事谢希科甫斯基家去，文官们每天都聚在他的家里玩“文特”[10]，喝凉啤酒。

“我这种犹疑不决很像哈姆雷特，”拉耶甫斯基在路上暗想，“莎士比亚观察得多么真实！嘿，多么真实啊！”

三

为了排遣烦闷，也为了体谅新到此地却没带家眷的人由于城里没有旅馆而无处吃饭的困境，军医官萨莫依连科为他们办了一件事：在自己家里向他们供应包饭。在这段时期，只有两个人在他家里搭伙：一个是年轻的动物学家冯·柯连，他今年夏天来到此地，在黑海边研究海蜇的胚胎，另一个是助祭波别多夫，他不久以前在宗教学校毕业，奉派到这个城里来接替一个出外医病的老助祭的职务。他们两个人包午饭和晚饭，每个月各付十二卢布，萨莫依连科要他们保证准时两点钟来吃午饭。

头一个来的照例是冯·柯连。他不声不响，在客厅里坐下，从桌上拿来照相簿，开始专心地细看那些褪色的照片，照片上有些不相识的男人，穿着肥裤子，戴着高礼帽，也有些女人，穿着钟式裙，戴着包发帽。萨莫依连科只记得其中少数人的姓名，关于他已经忘掉姓名的人，他总是赞叹道：“那是个非常出色、有大才大智的人啊！”冯·柯连看完照相簿，就从格子柜里取出一把手枪，眯细左眼，长时间对着沃龙佐夫公爵的肖像瞄准，要不然他就在一面镜子跟前站住，端详他那张皮肤黝黑的脸，大额头，像黑人一样拳曲的头发，那颜色发暗、印着好像波斯地毯上那种大花的布衬衫和代替坎肩的宽皮带。对他来说，观察自己大概比看照片或者玩那装在贵重的柜子里的手枪更愉快。他的脸也好，他那剪得漂亮的胡子也好，他那显然可以证明健康良好和体质茁壮的肩膀也好，都使他觉得很满意。他也满意他那从配合衬衫颜色的领结到黄色皮鞋的时髦装束。

他端详照片，照镜子，而萨莫依连科却在厨房和它旁边的穿堂里忙碌，他没穿上衣和坎肩，袒露着胸脯，神情兴奋，大汗淋漓，在桌子旁边忙忙碌碌，他在拌生菜或者做一种调味的佐料，再不然就切牛肉、黄瓜、葱，以便做冷杂拌汤，同时恶狠狠地瞪起眼睛瞧着帮他烹调的勤务兵，时而对他挥舞菜刀，时而挥舞汤瓢。

“拿醋来！”他命令道。“这不是醋，这是橄榄油！”他嚷着，跺脚，“可是你上哪儿去，畜生？”

“去拿黄油，大人。”惊慌的勤务兵用发颤的高音说。

“快点！它在柜子里！你告诉达丽雅，叫她往黄瓜罐里添点茴香！茴香！把酸奶油盖上，你这个马马虎虎的家伙，要不然苍蝇就飞上去了！”

他一喊不要紧，仿佛整个房子都响起来了。离两点钟还差十分或者十五分钟，助祭也来了。他是个二十二岁左右的青年，长得精瘦，头发很长，没留胡子，唇髭也少得看不大出来。他走进客厅，就对着神像在胸前画个十字，微微笑着，向冯·柯连伸出一只手来。

“您好，”动物学家冷冷地说，“您到哪儿去了？”

“到码头上去捉虎鱼来着。”

“嗯，当然。……看来，助祭，您永远也不会忙着干工作的。”

“何必忙呢？工作又不是熊，不会跑进树林里去的。”助祭说，笑吟吟的，把手伸进他那穿在圣衣里面的白色长衣的很深的口袋里。

“可惜没有人来打您一顿！”动物学家说，叹了口气。

又过了十五到二十分钟，还没有人来叫他们去吃饭。仍旧可以听见勤务兵从穿堂跑进厨房，再跑回去，皮靴噔噔地响，萨莫依连科嚷道：

“把它放在桌子上！你往哪儿塞啊？先洗干净！”

挨饿的助祭和冯·柯连开始用鞋后跟跺地板，借此表示他们等得心焦了，就像剧院里高层楼座的看客一样。最后，房门总算开了，累得要命的勤务兵通报说：“开饭了！”在饭厅里，萨莫依连科脸色发紫，给厨房的热气弄得汗流浃背，带着气呼呼的神情正在等待他们；他凶恶地瞧着他们，脸上带着害怕的神情揭开汤钵的盖子，给他们两人各舀满一盘汤，直到相信他们喝得津津有味，喜欢喝这种汤，他这才轻松地舒一口气，在他那把深深的圈椅上坐下。他的脸上现出陶然心醉、甜蜜温柔的神情。……他不慌不忙地给自己斟上一杯白酒，说：

“为年青一代的健康干杯！”

自从跟拉耶甫斯基谈过话以后，萨莫依连科从早晨起一直到吃午饭，尽管心绪十分好，却总觉得心灵深处压着一块沉重的东西。他怜惜拉耶甫斯基，想帮助他。他在喝汤以前喝下一杯白酒，叹口气说：

“我今天看见万尼亚·拉耶甫斯基了。这个人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生活的物质方面不能令人满意，不过主要的是心理上很不好受。这个小伙子很可怜。”

“我才不会可怜这种人呢！”冯·柯连说，“要是这个可爱的男子失足落水，那我就会再用手杖推他一下：淹死吧，老兄，淹死吧。……”

“这是假话。你不会这么做的。”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动物学家耸耸肩膀说，“我跟你一样也会做好事的。”

“难道淹死人也算是好事？”助祭问，笑起来。

“淹死拉耶甫斯基？这是好事。”

“冷杂拌汤里好像缺点什么……”萨莫依连科说，打算改变话题。

“拉耶甫斯基是绝对有害的，对社会的危险性不下于霍乱细菌，”冯·柯连说，“淹死他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你照这样讲你的朋友，是不会给你添什么光彩的。你说说看：你为什么痛恨他？”

“不要说废话，大夫。痛恨和藐视细菌是愚蠢的，然而把自己所遇到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看作朋友，那么，多谢多谢，这是不辨是非，不肯对人采取公正的态度，一句话，这是不负责任。我认为你的拉耶甫斯基是个坏蛋，我并没掩盖这一点，而且完全本着良心，像对待坏蛋那样对待他。哼，你却把他看作你的朋友，那你就跟他接吻去吧。你把他看作你的朋友，这就是说，你对待他跟你对待我和助祭一样，或者说，大体一样。你对所有的人一概无所谓。”

“把人说成坏蛋！”萨莫依连科嘟哝说，厌恶地皱起眉头，“这简直糟透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了！”

“判断人要以人的行动为依据，”冯·柯连接着说，“现在请您判断吧，助祭。……我来跟您谈一下，助祭。拉耶甫斯基先生的活动明明白白地摊在您的面前，好比中国的长长的一行字，您可以从头读到尾。他在这儿住了两年，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可以扳着手指头一件件地来讲。第一，他教会本城的居民们玩‘文特’，两年以前此地人不懂这种赌博，可是现在，所有的人，连女人和少年也都一天到晚玩‘文特’了。第二，他教会市民们喝啤酒，这儿的人本来也没领略过这东西；承他的情，市民们才弄懂了各种不同的啤酒，所以现在即使用布把他们的眼睛蒙上，他们也还是能辨别哪种是柯谢列夫牌，哪种是斯米尔诺夫牌第二十一号。第三，从前此地的男人跟别人的妻子私通是在暗地里干的，原因就跟贼在暗地里偷东西而不明着干一样。通奸素来给人看作一种见不得人的事，然而拉耶甫斯基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先锋，他公开跟别人的老婆同居。第四……”

冯·柯连很快地喝完冷杂拌汤，把盘子递给勤务兵。

“我跟拉耶甫斯基相识以后，从头一个月起就看透他了，”他接着对助祭说，“我们是同时到达此地的。像他那样的人总很喜欢友谊啦，亲近啦，团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老是需要有同伴陪他们玩‘文特’，喝酒，吃饭，况且，他们喜欢闲谈，那就需要有人听他们讲话。我们交成朋友了，那就是说，他每天逛荡到我这儿来，妨碍我工作，毫无顾忌地讲他情妇的事。从一开头，他那不同寻常的谎话就使我暗暗吃惊，简直惹得我要呕。我以朋友的身份责备他，说他何苦喝这么多的酒，为什么生活得入不敷出，欠下了债，为什么一点事也不做，什么书也不看，为什么这么缺乏修养，知道得这么少。他回答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却苦笑着，叹口气，说，‘我是个失意的人，多余的人啊’，或者说，‘您要我们这些农奴制的残余怎么样呢？’或者说，‘我们退化了……’要不然，他就废话连篇，讲起奥涅金啦，毕巧林啦，拜伦的该隐啦，巴扎罗夫[11]啦。他讲到他们，总是说：‘他们就是我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父亲’。这就是说，你们得明白，政府的公文一连好几个星期丢在那儿不拆封并不是他的过错，他自己喝酒而且叫别人喝酒也不是他的过错，该对这类事负责的倒是奥涅金、毕巧林以及写过失意的人和多余的人的屠格涅夫。您看，他极度放荡和荒唐的原因并不在他本身，却在他外面的什么地方。再者，多么巧妙的想法！原来放荡、虚伪、肮脏的不单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们这些八十年代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和神经质的农奴制子孙’，‘我们受了文明的害’……一句话，我们得明白，像拉耶甫斯基这样伟大的人就是在堕落当中也还是伟大的。他的放荡、缺乏教养、卑鄙龌龊，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由于不可避免而变得神圣了，其中的原因是带有世界性和自发性的，为此，在拉耶甫斯基面前应当点上长明灯，因为他是时代、潮流、遗传等等的不幸的牺牲品。所有的文官和太太听他讲话，都止不住赞叹，可是我很久都弄不明白，跟我打交道的这个人究竟是个愤世嫉俗者呢，还是个灵巧的骗子。像他这种表面上是个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一知半解、竭力吹嘘自己高雅的人，是善于装得性格异常复杂的。”

“闭嘴！”萨莫依连科说，冒火了，“我不容许在我面前把一个极高尚的人说得这么坏！”

“你别打岔，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冯·柯连冷静地说，“我就要说完了。拉耶甫斯基是相当简单的有机体。他精神的骨架是这样：早晨，是便鞋、洗澡、咖啡，这以后直到午饭前，是便鞋、散步、谈话，下午两点钟，是便鞋、午饭、酒，五点钟，是洗澡、茶、酒，然后玩‘文特’、说谎，十点钟，是晚饭、酒，午夜以后，是睡眠、女人[12]。他的生活就包含在这个狭窄的框架里，好比鸡蛋包在蛋壳里。他走路也好，坐着也好，生气也好，写字也好，高兴也好，全都可以归结到酒、纸牌、便鞋、女人上。女人在他的生活里占决定性的和压倒一切的地位。他自己说过，他十三岁坠入情网，刚做一年级大学生就跟一位太太私通，那女人对他有过良好的影响，他在她那儿受到音乐教育。他读到大学二年级，花钱从妓院里赎出一个妓女，把她的地位提得跟他一般高，也就是说，叫她做他的情妇，可是她跟他同居了半年，就跑回鸨母那儿去了，这件事使他精神上受到不少痛苦。唉，他痛苦极了，只好离开大学，在家里住了两年，什么工作也没做。可是，这反而更好。在家里，他勾搭上一个寡妇，她劝他脱离法律系，转到语文系。他照这样做了。他毕业以后，热烈地爱上了现在这个……该怎么说呢？……有夫之妇，不得不跟她一同跑到高加索来，据说是为了理想才这样做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又会不再爱她，跑回彼得堡，而且那也是为了理想。”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萨莫依连科嘟哝说，气愤地瞧着动物学家，“你还是吃饭的好。”

这时候端上来炖鲻鱼加波兰调味汁。萨莫依连科给两个搭伙的客人每人一整条鲻鱼，亲自给他们倒上波兰调味汁。他们在沉默中过了两分钟。

“女人在每个男人的生活里都占重大的地位，”助祭说，“这是没法可想的。”

“不错，可是重大到什么程度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女人是母亲、姐妹、妻子、朋友；然而对拉耶甫斯基来说，女人成了一切，同时又仅仅是情妇。女人，也就是说跟女人姘居，成了他生活的幸福和目标；他快活、忧愁、烦闷、幻灭，那都是由于女人；生活使他厌烦，那也得怪女人不对。新生活的曙光亮起来，理想出现了，那就又要找女人。……作品也好，图画也好，其中必得有女人才能使他满意。我们这个时代，依他看来，其所以不好，比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差，也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在恋爱的缠绵和情欲里沉湎到忘我的地步罢了。在这些好色之徒的脑子里，多半有着近似肉瘤的赘生物，它压住脑子，指挥他们的全部心理活动。每逢拉耶甫斯基在一个社交场合坐着，你们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要是有人在他面前提出一般的问题，例如细胞或者本能问题，他就坐在一旁，闷声不响，也不听人家说话。他显得没精打采，失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觉得一切都庸俗，无聊；不过，只要你们谈到公的和母的，例如谈到雌蜘蛛在受精以后总是把雄蜘蛛吃掉，他的眼睛就会由于好奇心而发亮，他的脸色就会开朗，一句话，他活了。所有他的思想，不管多么高尚，多么崇高，多么冷静，永远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会合点。你跟他一块儿在街上走，比方说，遇见一头驴。……他就会问：‘劳驾，请您说说看，要是让一头母驴同一头骆驼交配，那会怎么样？’还有那些梦！他跟您讲过他那些梦吗？真是精彩！一会儿他梦见跟月亮结婚，一会儿又梦见被警察叫去，要他跟一把六弦琴结婚。……”

助祭扬声大笑。萨莫依连科皱起眉头，生气地虎着脸，免得笑出来，可是到底忍不住，也笑起来了。

“这全是胡扯！”他说，擦干眼泪，“真的，胡扯！”

四

助祭很爱笑，只要遇到一点小事就会笑得岔了气，前仰后合。看来，他之所以喜欢跟人们相处，好像只是因为他们有可笑的一面，他可以给他们起个可笑的绰号罢了。他给萨莫依连科起一个绰号叫“毒蜘蛛”，给他的勤务兵起一个绰号叫“公鸭”，有一回听见冯·柯连把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叫作“猕猴”，简直乐坏了。他直视着人家的脸，眼睛一也不地听着人家讲话，谁都可以看出，他眼睛充满笑意，脸上的肌肉绷紧，正在急切地等待，以便机会一到就可以放开喉咙，哈哈大笑一阵。

“他是个荒淫腐化的人，”动物学家接着说，同时助祭等着可笑的话，盯紧他的脸，“像这样的废物是很少遇到的。他身体虚弱，消瘦，苍老，智力呢，跟胖老板娘没有什么不同，她们光是吃喝，在绒毛褥子上睡觉，跟自己的马车夫通奸。”

助祭又大笑不止。

“你别笑，助祭，”冯·柯连说，“这简直成了蠢笑。要不是因为他那么有害和危险，”他等到助祭止住笑声，接着说，“我也不会去注意他的渺小无聊，放过他算了。他的危害性首先在于他在女人那儿总是得到成功，因而有留下后代的危险，也就是说他会献给世界十几个跟他同样虚弱、腐化的拉耶甫斯基。第二，他有很强的传染力。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文特’和啤酒。再过一两年，他就会征服整个高加索的海滨。你们知道群众，特别是中间阶层的群众，他们多么相信文化水平，相信大学教育，相信高贵的气派和文学语言。不管他做什么歹事，大家都相信那是好的，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个有学识、有自由主义思想、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再者，他又是个失意的人，多余的人，神经衰弱的人，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说，他什么事都可以干。他是个可爱的人，心好的人，他那么诚恳地宽容人的弱点；他遇事好商量，肯让步，随和，不骄傲，跟他在一块儿不妨喝喝酒，说说下流话，闲扯一通。……群众永远倾向于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神人同形观’，最喜爱那些跟他们自己有同样弱点的偶像。你们想想看吧，他有多么广阔的天地可以发挥他的传染力！此外，他还是个很不错的演员，精于此道的伪君子，老练得很。就拿他的诡辩和花招来说吧，例如他对文明的态度。他压根儿不懂得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说：‘我们多么受文明的害啊！啊，我多么羡慕野蛮人，那些大自然的儿女，那些没有领略过文明的人啊！’你们看，这就是要我们明白，老早以前，他曾经把全部心灵献给文明，为它工作过，透彻地了解它，然而它使他筋疲力尽，使他失望，使他受了骗。你们要明白，他是浮士德，是第二个托尔斯泰。……至于叔本华和斯宾塞，他是看不上眼的，他们只能算是些孩子，他老气横秋地拍拍他们的肩膀，说：‘嗯，怎么样，斯宾塞老兄？’当然，他没读过斯宾塞的著作，可他总是带着极其洒脱、满不在乎的讥诮口气谈到他的女人：‘她居然读过斯宾塞的著作！’每逢这种时候，他显得多么可爱啊！大家都听他讲话，谁也不想理解，这个骗子非但没有权利用这种口气谈论斯宾塞，就连吻斯宾塞的脚后跟的权利都没有！挖文明的墙脚，挖权威的墙脚，挖别人的圣坛的墙脚，朝它们泼污水，嬉皮笑脸地对它们眼睛，这完全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软弱和道德败坏，替自己辩护，只有酷爱虚荣、下贱、卑鄙的动物才干得出来。”

“柯里亚，我不知道你要他怎么样，”萨莫依连科瞧着动物学家说，他的目光不再显得气愤，而是带着负疚的神情了，“他跟所有的人一样，都是人。当然，他不是没有弱点，不过他站在当代思想的水平上，他在工作，为祖国带来益处。十年前有一个老经纪人在此地工作，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常常这样说……”

“得了，得了！”动物学家打断他的话，“你说他在工作。可是他在怎样工作呢？难道他一到此地来，秩序就变得好了，文官们按时办公了，也廉洁得多，有礼貌多了？正好相反，他凭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权威反倒给他们的腐化推波助澜。他只有每月二十日领薪水的时候才按时到机关去，至于其余的日子，他只是在家里趿着便鞋，极力装出一副神情，好像他在高加索住下来就是赏给俄国政府很大的面子。不，亚历山大·达维狄奇，你不用替他辩白。你从头到尾不诚恳。如果你真喜欢他，认为他是你的朋友，那你首先就不会对他的弱点漠不关心，不会纵容这些弱点，你会为他好而极力消除他的危害作用。……”

“这是什么意思？”

“消除他的危害作用。既然他已经无法挽救，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消除他的危害作用。……”

冯·柯连伸出一个手指头在自己脖子上戳了一下。

“或者把他淹死也行……”他补充说，“这样的人，为了人类的利益以及他们个人的利益，是必须消灭的。一定得这么办。”

“你说什么？！”萨莫依连科喃喃地说，站起来，惊愕地瞧着动物学家那张平静冷漠的脸，“助祭，他说什么？难道你神智正常吗？”

“我并不坚持一定要处死他，”冯·柯连说，“如果这样做证明有害，那就请您另外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既然消灭拉耶甫斯基不行，那不妨把他隔离，剥夺他的自由，送他去做苦工。……”

“你说什么？”萨莫依连科说，吓坏了。“加胡椒，加胡椒！”他发现助祭吃带馅的西葫芦而没有加胡椒，就嚷道。“你这个有大才大智的人，你在说什么呀？！居然把我们的朋友，一个高傲而有学识的人，送去做苦工！！”

“如果他高傲，打算反抗，那就给他套上镣铐！”

萨莫依连科给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活动手指头的份儿了。助祭看一眼他那副张口结舌确实滑稽的面相，就放声大笑。

“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动物学家说，“只是有一点要记住，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原始的人类是依靠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才消灭了像拉耶甫斯基那样的人而保存下来的。可是现在，我们的文化大大削弱了这种竞争和淘汰，我们就不得不自己来操心，动手消灭虚弱而不中用的人了，要不然，等到拉耶甫斯基之流繁殖起来，文明就会消亡，人类就会完全退化。我们就有罪了。”

“如果要把人淹死和绞死，”萨莫依连科说，“那就叫你的文明见鬼去吧，叫你的人类见鬼去吧！见鬼去吧！我告诉你：你是个有学问、有大才大智的人，是祖国的骄傲，可是德国人把你毁了。对，德国人！德国人！”

萨莫依连科自从在杰尔普特[13]学完医学，离开那儿以后，很少再见到德国人，也没有再读过德国书，不过按他的看法，政治上和科学上的坏事都是德国人搞出来的。他怎么会有这种看法的，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他坚定地抱着这种看法。

“是啊，德国人！”他又重复一遍，“我们去喝茶吧。”

三个人就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到屋子前面的小园子里，在那些不起眼的槭树、梨树、栗树的树荫下面坐下来。动物学家和助祭坐在一张小桌旁边的长凳上，萨莫依连科则坐在一张有着宽阔而且倾斜的靠背的藤椅里。勤务兵端来茶、果酱和一瓶甜果汁。

天气很热，树荫底下也有三十度。炎热的空气停滞不动，一个蜘蛛网从栗树上垂下来，粘在地上，无力地挂着，一动也不动。

助祭拿起一把经常放在桌旁地上的六弦琴，定好弦，用尖嗓音轻声唱起来：“宗教学校的后生，站在酒店附近……”可是他立刻热得停住唱，擦额头上的汗，抬头看一眼火烧般的蓝天。萨莫依连科睡意蒙眬，炎热、寂静、饭后很快布满他四肢的舒服的倦意，使他浑身无力，迷迷糊糊。他的胳膊就垂下来，眼睛变小，脑袋耷拉到胸前。他带着含泪的温情瞧着冯·柯连和助祭，喃喃地说：

“年轻的一代啊。……科学的明星，教会的荣耀。……瞧着吧，这个穿长袍的哈利路亚[14]会升成都主教，说不定我得吻他的手呢。……是啊……求上帝保佑吧。……”

不久就响起了鼾声。冯·柯连和助祭喝完茶，就动身到街上去了。

“您还要到码头上去捉虎鱼吗？”

“不了，天太热了。”

“那就到我那儿去。您可以把我要寄出去的东西打成包，再抄写点东西。顺便我们谈一谈您该干点什么事。应该工作，助祭。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您的话公正而合理，”助祭说，“不过我的懒散在我当前的生活状况下是情有可原的。您知道，地位不稳定，总是大大促进人们的淡漠心境。我究竟是暂时调到这儿来呢，还是永久住下，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在这儿糊里糊涂地生活着，我的妻子呢，正在她父亲家里混日子，惦记我。老实说，我热得脑子都快融化了。”

“这都是胡说，”动物学家说，“不但炎热可以习惯，太太不在也是可以习惯的。不应当到处逛荡。应当控制自己才对。”

五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早晨去洗澡，她的厨娘奥尔迦拿着一个水罐、一个铜盆、几条大毛巾、一块海绵，跟在她的后面。碇泊场上停着两条人们不熟悉的轮船，竖起肮脏的白烟囱，看来是外国的货轮。有些穿着白衣服和白皮鞋的男人在码头上走来走去，用法国话大声喊叫，轮船上有人对他们答话。本城的小教堂里，有人在起劲地敲钟。

“今天是星期日！”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快活地想起来。

她感到自己十分健康，带着假日的畅快心情。她穿一条肥大的新连衣裙，是用男人做衣服的粗茧绸缝的，头上戴一顶大草帽，她把宽帽边用力地向耳朵弯折，因此她的脸看上去仿佛装在小盒子里似的。她觉得自己很妩媚。她想到全城只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知识妇女，那就是她，而且只有她才会装束得又不费钱，又优美，又雅致。比方说，这条连衣裙只值二十二卢布，可是却多么可爱！全城只有她才能招男人们喜欢，而男人却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不管有意无意，一定都在嫉妒拉耶甫斯基。

她想到近来拉耶甫斯基对她冷淡，勉强装出殷勤的样子，有时候甚至蛮横、粗鲁，她就暗自高兴。从前，她一看到他使性子，看到他那轻蔑而冷酷或者古怪而不可理解的目光，总是用眼泪和责备来还报，威胁说，她要离开他，或者索性不吃饭，活活饿死。然而现在呢，她的回答却只是涨红脸，负疚地瞧着他，见到他对她不亲热，反而暗自高兴。假如他骂她或者恐吓她，那倒更好，更愉快，因为她感到十分对不起他。她觉得她有过错，第一，她没有支持他对劳动生活的想望，而他却是为这一点才离开彼得堡到高加索来的，她相信近来他生她的气，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初她到高加索来，以为头一天就会在这儿海岸旁边找到一个朴素的小窝，门前有个舒服的小花园，树木成荫，鸟雀飞翔，小溪流水，她可以在这儿种花种菜，养鸡养鸭，招待邻居，为贫困的农民医病，散给他们一些小册子。不料高加索只有光秃秃的山峦、树林、大山谷，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选择，奔忙，才算安顿下来。这儿一个邻居也没有，天气很热，说不定会有人来抢劫。拉耶甫斯基没有急着买一块地，她为此暗暗高兴，他们两个人仿佛心照不宣，从此再也不提劳动生活。她认为他所以不提是因为她没提，于是他生她的气了。

第二，这两年她没跟他说一声就在阿契米安诺夫商店里买了各种零星物品，一共欠下三百卢布的债。她零零碎碎，时而买一块料子，时而买一段绸子，时而买一把阳伞，不知不觉积下了这笔债。

“今天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她决定，不过又立刻想到，拉耶甫斯基眼前的心境不佳，对他提起债务不大合适。

第三，她已经有两次趁拉耶甫斯基不在家私自接待过警察分局长基利林：一次是在早晨，拉耶甫斯基出外洗澡去了，一次是在午夜，他出去玩“文特”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想起这些就满脸涨得通红，回头看一眼厨娘，好像生怕她会偷听到她的思想似的。白昼那么漫长，热得要命，弄得人心里烦闷，黄昏那么优美而又使人懒洋洋，夜晚总是闷热，她从早到晚简直不知道该怎样打发那些不必要的光阴才好，再加上她一个劲儿想着她是本城最漂亮和最年轻的女人，她的青春却在白白地过去，拉耶甫斯基固然诚实，有理想，然而单调，老是趿着一双便鞋走来走去，咬手指甲，乱发脾气惹得人厌烦，总之，这一切使她渐渐为情欲所控制，昼夜像发疯般地只想着这件事。她感到她的呼吸，眼光，声调，步态都充满情欲。海水的哗哗声对她诉说她应当谈恋爱，傍晚的幽暗也对她这样诉说，山峦也对她这样诉说。……等到基利林开始追求她，她就支持不住，不打算反抗，也没法反抗，索性委身于他了。……

现在那些外国的轮船和那些穿白衣服的人，不知什么缘故，使她联想到一座巨大的舞厅。随着那些法国话，圆舞曲的乐声也一同灌进她耳朵里来了。一种没来由的欢乐搅得她的胸脯颤抖起来。她巴不得跳舞，说法国话才好。

她快活地暗想，她这种失节行为没有什么可怕的。她的心并没有参与她的失节：她仍旧爱着拉耶甫斯基。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她唯恐他爱上了别人，怜惜他，他不在家的时候惦记他。基利林其实平平常常，虽然漂亮，却有点粗俗。她已经跟他一刀两断，以后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发生过的事已经过去，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相干，即使拉耶甫斯基知道了也不会相信的。

海岸上只有一个供女人使用的浴棚，男人在露天底下洗澡。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走进浴棚，在那儿碰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文官太太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比丘果娃和她那在中学里念书的十五岁女儿卡嘉。她们两人正坐在一条长凳上脱衣服。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是个善良、热情、殷勤的人，说起话来拖长音调，有声有色。她三十二岁以前一直做家庭教师，后来才嫁给文官比丘果夫，他是个矮小秃头的男子，头发梳到鬓角上，脾气很温顺。她至今爱着他，唯恐失去他的爱，一听到“爱情”两字就脸红，口口声声对所有的人说，她十分幸福。

“我亲爱的！”她看见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就热情地说，脸上露出一种凡是她的熟人都称之为“十分妩媚的”神情，“亲爱的，您来了，这叫人多么高兴啊！我们一块儿洗澡，这太好啦！”

奥尔迦很快地脱掉自己身上的外衣和内衣，开始给她的太太脱衣服。

“今天天气不像昨天那么热，是吧？”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赤身露体的厨娘粗手粗脚地碰她的身体，害得她缩起身子，“昨天我差点儿热死！”

“嗯，是啊，亲爱的！我也几乎透不出气来。信不信由您，我昨天洗了三次澡……您想想看，三次！就连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都觉得不安了。”

“嘿，难道会有这么丑的人？”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看一眼厨娘和那个文官太太，心里思忖。她瞧了瞧卡嘉，暗想：“这个姑娘的身段倒还不错。”“您的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可爱得很，可爱得很！”她说，“我简直爱上他了。”

“哈——哈——哈！”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勉强笑着，“这太好了！”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脱掉衣服，就生出愿望，想飞上天去，而且她觉得，只要她挥动两条胳膊，就一定飞得上去。脱完衣服以后，她发现奥尔迦带着嫌弃的神情瞧她雪白的身体。奥尔迦是兵士的年轻妻子，跟自己合法的丈夫一块儿生活，所以认为自己比她好，比她高一等。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还感到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和卡嘉不尊敬她，怕她。这叫人不愉快。为了在她们心目中抬高自己的地位，她就说：

“在我们彼得堡，现在别墅生活正好到了高潮！我和我的丈夫都有很多熟人！应当去看一看他们才对。”

“您的丈夫好像是工程师吧？”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胆怯地问道。

“我说的是拉耶甫斯基。他有很多熟人。不过可惜，他母亲是个骄傲的贵妇人，不大聪明……”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没有说完就跳到水里去了；随后，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和卡嘉也下水了。

“我们上流社会里有很多偏见，”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接着说，“生活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在贵族家庭里做过家庭教师，对上流社会很熟悉，就说：

“是啊！信不信由您，亲爱的，加拉青斯基家里要求吃早饭和午饭的时候一定得穿戴整齐，因此我像演员似的除了领薪水以外，还领到一笔服装费呢。”

她站在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和卡嘉中间，仿佛要挡住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洗过的水流到她女儿身上去似的。有一道门面对海洋敞开着，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有人在离浴棚一百步开外的地方游泳。

“妈妈，这是我们的柯斯嘉！”卡嘉说。

“哎呀，哎呀！”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惊慌地像母鸡般叫起来。“哎呀！柯斯嘉，”她叫道，“回来！柯斯嘉，回来啊！”

柯斯嘉是个十四岁的男孩，为了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显示他的勇敢，就钻进水里，往远处游去，可是他疲乏了，又连忙往回游，从他的严肃紧张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这些孩子可真叫人操心啊，亲爱的！”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说，放心了，“你一不小心，他就会把脖子摔断。啊，亲爱的，做个母亲，是多么愉快，同时又多么艰难啊！样样事情都要担惊受怕。”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戴上草帽，游到外面海上去了。她游出四俄丈远，平躺在水面上。她看见海洋伸展到天边，看见轮船，看见海岸上的人，看见城市，所有这些，再加上炎热以及清澈而温柔的海浪，都打动她的心，仿佛在对她小声说：她应该享受生活的乐趣，应该享受生活的乐趣。……一条帆船迅速有力地劈开海浪和空气，从她身旁漂过去。一个男人坐在船舵那儿，瞧着她。她呢，看见人家瞧她，觉得很愉快。……

洗完澡以后，几个女人穿好衣服，一块儿走出来。

“我每隔一天发一次烧，可是我并没瘦下来，”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舔着洗过澡而带咸味的嘴唇说，向那些点头的熟人们微笑，“我素来胖，现在似乎越发胖了。”

“亲爱的，这可是天生的。像我这样天生不会发胖的人，再怎么吃也没有用。不过，亲爱的，您把您的帽子全弄湿了。”

“不要紧，它会干的。”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又看见那些穿白衣服的人在堤岸上走来走去，说法国话。不知什么缘故，她的胸中又有一股欢乐在激荡，她模糊地想起一个大厅，从前她在那里面跳过舞，或者也许只是梦见在那里面跳过舞。然而，在她灵魂深处，有一个声音含混地、隐隐约约地小声告诉她说，她是个浅薄庸俗、微不足道的坏女人。……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在自己的家门口停住，邀她进去坐一坐。

“进去吧，我亲爱的！”她用恳求的声音说，同时带着忧虑和希望瞧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或许她会拒绝，不肯进去吧！

“遵命，”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同意说，“您知道我多么喜欢到您家里来！”

她就走进屋去。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请她坐下，给她咖啡喝，要她吃甜面包，把她从前教过的学生，加拉青斯基家的小姐们的照片拿给她看，她们如今都已经出嫁了。然后她又把卡嘉和柯斯嘉的考试成绩单拿给她看，他们的成绩很好，可是她要使这些成绩显得更好一点，就叹着气抱怨说：目前在中学里念书可真是困难呀。……她极力向客人讨好，可是同时又可怜她，而且想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待在这儿也许会对卡嘉和柯斯嘉在道德上发生不良影响，就不由得难过，她暗自庆幸她的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总算不在家。依她的看法，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女人”，因此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对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一面跟客人谈话，一面随时想起今天傍晚有野餐会，冯·柯连恳切地要求她不要对那些猕猴，也就是对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谈起这件事，可是她无意间说出了口，就涨红了脸，惊慌地说：

“我希望你们也去！”

六

大家约定坐车出城，沿着往南方去的大道走出七俄里远，在一家小饭馆附近，也就是在两条小溪——黑溪和黄溪合流的地方停下，烧鱼汤。五点多一点，他们就出发了。在带头的那辆轻便双轮马车里，坐着萨莫依连科和拉耶甫斯基。他们后面的一辆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着，上面坐着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卡嘉和柯斯嘉。他们身旁放着食品筐子和餐具。后面一辆轻便马车里坐着警察分局长基利林和年轻的阿奇米安诺夫，后者是商人阿奇米安诺夫的儿子，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三百卢布债务正是欠这个商人的；他们对面的座位上坐着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他身子缩成一团，两脚放到座位底下，这人身材矮小，衣服整齐，头发梳到鬓角那儿。最后一辆车上坐着冯·柯连和助祭。助祭的脚旁放着一筐子鱼。

“靠右走！”萨莫依连科每逢遇到大车或者骑驴的阿布哈兹人，就扯开嗓子大叫一声。

“过上两年，等我积下了钱，有了一批人，我就出外去做考察工作，”冯·柯连对助祭说，“我要沿着海岸从符拉迪沃斯托克[15]去到白令海峡，然后从白令海峡去到叶尼塞河河口。我们要绘制地图，研究动物和植物，仔细地进行地质学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您得决定究竟跟不跟我一块儿去。”

“这不行。”助祭说。

“为什么？”

“我是个有牵挂、有家眷的人。”

“您的太太会放您去的。我们来负担她的生活费。如果您能说服她顾全大家的利益，索性去做女修士，那就更好。这样一来，您也可以凭修士司祭的身份去进行考察了。我能为您办好这件事。”

助祭沉默不语。

“您很熟悉您的神学吗？”动物学家问。

“不大熟悉。”

“哦。……在这方面我不能给您什么指点，因为我自己就不熟悉神学。您把您需要的书开一个单子，交给我，今年冬天我可以从彼得堡寄给您。您也需要读一下宗教旅行家的笔记，他们当中有优秀的民族学者和东方语言的专家。您熟悉了他们的方法，做起工作来就容易了。不过，目前您即使没有书，也不要白白地耗费光阴。您到我那儿去，我们来研究罗盘，学好气象学。这都是缺少不得的。”

“话是不错的……”助祭支吾道，笑起来，“我已经要求把我调到俄国中部去，我的叔叔是大司祭，已经答应为我疏通了。如果我跟您走，我就白白麻烦他们了。”

“我不明白您的迟疑。如果您继续做一个普通的助祭，只在节日才做工作，平时闲着没事干，那么十年以后您仍旧会跟现在一模一样，也许只添了唇髭和胡子；然而您去做考察工作呢，那么，十年以后您回来的时候，却会成为另一个人，您想到您多少做了点事，就会觉得自己充实了。”

从女人坐的那辆轻便马车上传来惊恐和快活的喊叫声。那辆马车走上一条在十分陡峭的岩岸上开出来的道路，大家都觉得这条路像是固定在一堵高墙上的长木板，她们的马车就在这块长木板上疾驰，马上就会掉进深渊似的。右边展现出海洋，左边是一堵不平整的深棕色高墙，上面布满黑色的斑点、红色的脉络、匍匐的根茎。上边那些苍郁的针叶树仿佛害怕和好奇似的，弯着树干瞧着底下。过了一分钟又传来尖叫声和笑声：原来马车要从一块隆起的大岩石下驶过去。

“见鬼，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跟你们一块儿来，”拉耶甫斯基说，“多么愚蠢而庸俗！我应该去北方，跑掉，拯救我自己，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却坐车来参加这种愚蠢的野餐。”

“可是你看，多好的风景啊！”萨莫依连科对他说，这时候马车往左拐，黄溪流过的那道峡谷就在眼前展开了，溪水亮闪闪的，发黄，混浊，像发疯似的流动。……

“这种风景，萨沙[16]，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拉耶甫斯基回答说，“老是赞叹大自然，这表示想象的贫乏。这些小溪和岩石跟我的想象所能给我的东西相比，无非是一堆破烂罢了。”

四轮马车已经在沿着溪岸行驶。两岸的高山渐渐靠拢，谷地越来越窄，前面成了一条峡谷。马车挨近石头的大山走着，山是由巨大的石块天然堆成的，石块带着可怕的力量互相挤压，因此，每逢萨莫依连科瞧见它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哼哼声。阴沉而美丽的山有的地方让裂口和峡谷切断，从那儿往坐车的人们这边吹来一股潮气和神秘的气息。从峡谷望出去，可以看见另外一些山，有深棕色的，有粉红色的，有淡紫色的，有烟色的，有浸在明亮的阳光里的。旅客们路过那些峡谷，可以听见不知什么地方有水落下来、溅在石头上的声音。

“哎，该死的山，”拉耶甫斯基叹道，“我多么讨厌它们！”

在黑溪流进黄溪，像墨水那么黑的溪水染污黄水，跟黄水搏斗的地方，在大道旁边，有着一家鞑靼人凯尔巴莱开的小饭馆，房顶上飘着俄国的旗子，挂着一块用粉笔写的招牌：“快活饭馆”。饭馆附近有个小园子，围着一道篱墙，放着几张桌椅，独一无二的一棵柏树挺立在一个可怜巴巴的、带刺的灌木林里，显得又美又黑。

凯尔巴莱是一个矮小而灵活的鞑靼人，穿一件蓝色衬衫，系一条白色围裙，站在大道当中，迎着马车，捧着肚子，深深地鞠躬，微笑着，露出又白又亮的牙齿。

“你好，凯尔巴莱！”萨莫依连科对他叫道，“我们再往前走一点，你把茶炊和椅子送到那边去！快！”

凯尔巴莱点着头发剪短的脑袋，嘴里念念叨叨，只有坐在最后一辆马车上的人才听得清他的话：“我们有鲑鱼，大人。”

“送来，送来！”冯·柯连对他喊道。

马车驶到离小饭馆大约五百步远，停了下来。萨莫依连科选了一块不大的草地，上面有石头，坐着很方便，还有一棵被暴风雨掀倒的树，毛茸茸的树根已经拔出地来，树上有些枯黄的针叶。这儿的小溪上架着一道通到对岸的单薄的木桥。对岸有一个木板棚，用四个不高的木桩支着，供晾干玉米用，使人联想到童话里那个用鸡腿架着的小木房。板棚门口有一道小楼梯通到地面。

大家头一个印象是，仿佛再也走不出这个地方了。不管往哪儿望，四面八方都是重叠的大山，围得很紧。从小饭馆和黑色的柏树那边，黄昏的阴影溜过来了，很快很快。于是黑溪的狭长弯曲的山谷就越发狭窄，山也越发高陡。人们可以听见溪水潺潺地响，知了一刻也不停地叫。

“太好了！”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说，兴奋得不住地深深叹息，“孩子们，瞧，这多好！多么安静啊！”

“是啊，这儿真是好。”拉耶甫斯基同意说。他喜欢这一带的风景，他抬头看一眼天空，然后看一眼小饭馆烟囱里冒出来的蓝烟，不知什么缘故突然忧郁起来。“是的，很好！”他又说一遍。

“伊凡·安德烈伊奇，您把这儿的风景描写一下吧！”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含泪说道。

“何必呢？”拉耶甫斯基问，“印象比任什么描写都好。每个人通过印象得来大自然的色彩和声音的宝藏，一到作家的笔下，就变得不成样子，面目全非了。”

“是这样吗？”冯·柯连冷冷地问道。他已经在河边选好一块大石头，正在用力爬上去，想坐下来。“是这样吗？”他又问一遍，直勾勾地瞧着拉耶甫斯基，“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17]呢？比方说，普希金笔下的乌克兰夜晚[18]呢？大自然应当拜倒在它们的脚下才对。”

“也许吧……”拉耶甫斯基同意说，他懒得再思考和反驳了。“然而，”过了一会儿，他说，“实际上《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什么东西呢？那种美丽的、富于诗意的、神圣的爱情是人们打算用来掩盖腐败的东西的玫瑰花。罗密欧也是动物，跟一切人一样。”

“不管跟您谈什么，您总是把它归结到……”

冯·柯连回头看一眼卡嘉，没有再说下去。

“归结到哪儿去呢？”拉耶甫斯基问。

“比方人家对您说：‘这串葡萄多么美啊！’您却说：‘是的，不过等到它吃进嘴里，在人胃里消化以后，就不成样子了。’何必说这种话呢？这并不新奇，而且……这完全是怪脾气。”

拉耶甫斯基知道冯·柯连不喜欢他，因此他怕冯·柯连。有这个人在场，他总觉得大家都感到拘束，觉得身后好像站着个什么人似的。他什么话也没回答，走到一边去，后悔自己不该到这儿来。

“诸位先生，去拾些枯枝来生篝火！”萨莫依连科命令道。

大家就分头去拾，这儿只剩下基利林、阿奇米安诺夫、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没走。凯尔巴莱送来椅子，在地上铺一块地毯，放上几瓶葡萄酒。警察分局长基利林是个高大魁伟的男子，不管什么天气，总在制服外面穿一件军大衣，他那高傲的气派、威严的步态、有点嘶哑的低沉有力的嗓音，都使他很像内地年轻的警察局长。他表情忧郁，带着睡意，好像刚才有人违背他的意愿把他叫醒了似的。

“你为什么送这东西来，畜生？”他问凯尔巴莱说，慢腾腾地吐出每一个字，“我本来吩咐你把克瓦列利[19]送来，可是你送来的是什么，你这鞑靼丑八怪？啊？什么？”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葡萄酒，叶果尔·阿历克塞伊奇[20]。”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胆怯而客气地说。

“什么？不过我希望这儿也有我的酒。我既参加野餐，就认为我有充分的权利把我的酒也拿来。我认为是这样！你给我拿十瓶克瓦列利来！”

“何必要这么多呢？”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惊讶地说，他知道基利林没有钱。

“拿二十瓶来！拿三十瓶！”基利林喊道。

“没关系，随他去要，”阿奇米安诺夫小声对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说，“反正由我来付钱就是。”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怀着欢乐的、渴望嬉闹的心情。她想蹦蹦跳跳，哈哈大笑，大声嚷叫，耍弄别人，对人卖弄风情。她身上穿一条价钱便宜的、上面印着浅蓝色小花的布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红色小便鞋，头上仍然戴着草帽。她觉得自己娇小、朴素、灵活、轻盈，好比一只蝴蝶。她跑上那道单薄的木桥，对着河水看一分钟，为的是看得脑袋发晕，然后尖叫一声，笑着跑到对岸晾玉米的棚子那儿，她觉得所有的男人，连凯尔巴莱在内，都爱慕她。天色很快地黑下来，树木和山脉连成一片，马和马车混在一起分不清楚，小饭馆的窗子里闪着灯火，这时候她却顺着在乱石和荆棘丛中蜿蜒而上的一条小路爬到山顶上，在石头上坐下。下面已经燃起一堆篝火。在篝火旁边，助祭卷起袖子，走来走去，他那细长的黑影在篝火四周像一条半径似的移动。他往火里添枯枝，用一个拴着长木棍的汤瓢搅动锅里的东西。萨莫依连科脸孔带着红铜色，在火旁边忙忙碌碌，如同在自己家的厨房里一样。他气冲冲地喊道：

“诸位先生，盐在哪儿？别是忘记带来了？为什么你们像地主似的坐在那儿纳福，光让我一个人忙？”

拉耶甫斯基和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并排坐在一棵倒在地下的树干上，瞧着火光呆呆地出神。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卡嘉、柯斯嘉正从筐子里取出茶具和盘子。冯·柯连紧靠着河岸站着，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一只脚踩在石头上，正在思索。篝火的红光点和阴影一起在地面上黑黝黝的人身附近移动，在山上、树木上、桥上、玉米棚上颤抖，对岸陡峭而坎坷不平的岸坡全给照亮，映在河水里，闪闪摇摇，湍急而汹涌的河水却把映影撕成一块块碎片。

助祭走去取鱼，这时候凯尔巴莱正在岸边收拾和洗净那些鱼；可是助祭走到半路上却停住脚，看一眼周围。

“我的上帝，多么好啊！”他暗想，“人啦，石头啦，黑暗啦，奇形怪状的树啦，此外什么也没有，可是这多么好啊！”

对岸玉米棚旁边，出现一些陌生人。由于火光闪烁，篝火的浓烟飘到对岸，谁都不能一下子看清那些人，只能零零碎碎，一会儿看见一顶毛茸茸的帽子和一把白胡子，一会儿看见一件蓝色的衬衫，一会儿看见一件从肩膀到膝头破破烂烂的衣服和一把斜挂在肚子上的短刀，一会儿看见一张年轻而发黑的脸庞以及两道墨黑的眉毛，黑得那么刺目，好像是用黑炭画出来的。他们有五个人在地上坐着，围成圆圈，另外有五个人走进玉米棚里去了。有一个站在门口，背对着篝火，倒背着手，在讲一件什么事，而且一定是很有趣的事，因为等到萨莫依连科加上几根枯枝，篝火旺起来，爆出火星，明晃晃地照亮玉米棚，人就可以看见门里露出两张脸以及集中注意力的平静表情，还可以看见那些围成圆圈席地而坐的人回过头去，专心倾听那个故事。过了一会儿，那些坐成一圈的人轻声唱起一支声调悦耳的歌，拖着长音，类似大斋期间教堂里的歌。……助祭听着他们的歌声，想象十年以后他考察归来会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位修士司祭又是传教士，成为有名望和有光荣经历的著作家。他会升为修士大司祭，后来又升为主教。他会在大教堂里主持日祷，头上戴着金冠，胸前佩戴饰有宝石的圣母小像，举起双枝烛台和三枝烛台为民众祝福，高声念道：“上帝啊，从天上往下看吧，到你亲手栽培的葡萄园里来吧。”孩子们就用天使般的声音应和着唱道：“神圣的上帝啊……”

“助祭，鱼在哪儿啊？”传来萨莫依连科的声音。

助祭回到篝火那儿，想象七月里一个炎热的日子，一个宗教行列怎样顺着尘土飞扬的大道走着，前头有农民撑起神幡，有村妇和姑娘举着神像，后面是唱诗的男孩和包着脸颊、头发里夹着干草的诵经士，再后，依照顺序，就是他助祭，随后是戴着僧帽、拿着十字架的神甫，殿后的是一群农民、村妇、男孩，他们脚下扬起一片尘土。神甫和助祭的妻子戴着头巾，也夹在人群里。歌手们唱诗，小孩子啼哭，鹌鹑鸣叫，云雀歌唱。……后来他们站住，给一群牲口洒圣水。……他们又往前走，随后跪下来求雨。后来大家吃冷荤菜，谈话。……

“这样倒也挺好……”助祭暗想。

七

基利林和阿奇米安诺夫顺着一条小路爬上山。阿奇米安诺夫留在后面，站住了。基利林却一直走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跟前。

“傍晚好！”他说着，把手举到帽檐那儿。

“傍晚好。”

“是啊！”基利林说，瞧着天空，沉思着。

“什么‘是啊’？”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沉默片刻，问道，发现阿奇米安诺夫在监视他们两人。

“是这样的，”警官慢腾腾地说，“我们的爱情，可以说是，还没来得及开花就枯萎了。您要我怎样理解这件事呢？这究竟是您那方面与众不同的一种卖弄风情呢，还是您认为我是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蠢货？”

“过去的事本来就是个错误！别烦我！”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尖锐地说，在这个美妙的黄昏带着恐惧瞧着他，困惑不解地问自己：难道以前真的有过那么一段时期，这个人打动她的心，跟她亲近过吗？

“原来是这样！”基利林说。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想了想，说：“好吧。等日后您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谈吧，不过眼前我要对您提出保证，我是个正人君子，在这方面我不容许任何人加以怀疑。耍弄我可不行！再见[21]！”

他把手举到帽檐那儿行了个礼，就钻进一旁的灌木丛中去了。过了一会儿，阿奇米安诺夫迟疑不决地走过来。

“今天这个黄昏真好！”他说，微微带点亚美尼亚口音。

他长得挺好看，穿得很时髦，举止大方，就跟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样。可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不喜欢他，因为她欠他父亲三百卢布。她想到连商店老板也给约来参加野餐，就心里不痛快。他正好在这个黄昏，她心灵十分纯洁的时候到她身边来，她也觉得不痛快。

“大体说来，这次野餐办得很成功。”他沉默一会儿以后说。

“是的。”她同意说。然后，她仿佛刚刚想起她的债务似的，随随便便地说：“对了，请您对你们店里的人说，过几天伊凡·安德烈伊奇就会到你们店里去，还清那三百卢布或者……我记不清数目究竟是多少了。”

“我情愿再拿出三百卢布，只求您不再每天都提这笔债就行。何必谈这种无聊的事呢？”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笑起来。她的脑子里猛地生出一种可笑的想法：只要她不顾廉耻，只要她乐意，那么不出一分钟，她就能摆脱她的债务。比方说，只要把这个年轻漂亮的小傻瓜弄得昏头昏脑就行！说真的，那会多么可笑、荒唐、出奇啊！她忽然想要搞得他爱上她，要抢光他的钱，丢开他，然后再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请容许我给您进一个忠告，”阿奇米安诺夫胆怯地说，“我请求您要提防基利林。他到处说您的坏话，难听极了。”

“那种蠢货说我什么坏话，我才不高兴去理会呢。”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冷冷地说，心里感到不安，原先打算耍弄年轻漂亮的阿奇米安诺夫的可笑想法忽然失去了魅力。

“我们该下去了，”她说，“他们在叫我们。”

下面，鱼汤已经烧好。大家把鱼汤盛在盘子里喝着，现出只有野餐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情。大家都认为他们在家里从没喝过这样鲜美可口的鱼汤。如同野餐的时候常常出现的那种情形，在一堆餐巾、纸包、没有用处而被风吹动的油纸当中，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酒杯或者面包放在哪儿了。他们不小心把酒洒到毯子上、自己的膝头上，把盐撒得满地。这时候四周昏暗，篝火不再烧得那么旺，可是人人都懒得站起来，去添一把枯枝。大家都喝葡萄酒，也给柯斯嘉和卡嘉每人倒了半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喝下一杯酒，然后又喝一杯，有了醉意，忘掉基利林的事了。

“丰美的野餐啊，迷人的傍晚，”拉耶甫斯基说，由于喝了酒而快活起来，“不过我仍旧认为优美的冬天比这好。‘他的海狸皮衣领蒙着浓霜而变得银白’[22]。”

“各有所好。”冯·柯连说。

拉耶甫斯基觉得不自在了：虽然他的背上吹来篝火的热气，他的胸部和脸上却射来冯·柯连憎恨的目光。这个正派而聪明的人多半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拉耶甫斯基，这就使他感到委屈、气馁了。他没有力量抵抗这种憎恨，就用讨好的口吻说：

“我热爱大自然，我惋惜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我羡慕您。”

“不过，我却不羡慕，也不惋惜，”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我不明白：在人民受苦的时候，人怎么能认真地去研究小甲虫和小瓢虫。”

拉耶甫斯基跟她的意见相同。他完全不懂自然科学，因此永远也听不惯那些研究蚂蚁触角和蟑螂小爪子的人的权威口气，更看不惯他们那种学问渊博、思想高深的气派。他老是暗自气恼，因为这些人居然根据触角、小爪子和一种什么原生质（他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把它想象成牡蛎的样子）就来着手解决人类起源和人类生命之类的问题。然而他在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话里听出虚伪，于是纯粹为了反驳她而说道：

“问题不在于小瓢虫，而在于由此得出的结论！”

八

直到很晚，将近十一点钟，大家才开始坐上马车，预备回家。所有的人都已经坐好，只缺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和阿奇米安诺夫，他们两个人正在对岸一前一后地追逐，扬声大笑。

“诸位，快点吧！”萨莫依连科对他们喊道。

“你不应该给太太们喝酒。”冯·柯连轻声说。

拉耶甫斯基已经给野餐、冯·柯连的憎恨、自己的思想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迎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走去。等到她兴高采烈，欢欢喜喜，觉得自己像羽毛那么轻盈，喘吁吁，笑哈哈，抓住他的两条胳膊，把头贴到他的胸口上，他却退后一步，厉声说道：

“你这种样子活像……娼妇。”

这句话说得十分粗鲁，连他自己都觉得可怜她了。她在他气愤疲倦的脸上看出憎恨、怜悯、对他自己的气恼，就顿时泄了气。她明白她做得过火，举动过于放肆了，于是她心里难过，感到自己变得沉重、肥胖、粗野、醺醉了，一瞧见空马车就跟阿奇米安诺夫一块儿坐上去。拉耶甫斯基跟基利林同坐一辆马车，动物学家跟萨莫依连科同车，助祭跟女人们同车，这个马车队就动身了。

“瞧，他们，这些猕猴，就是这个样子……”冯·柯连开口说，把身上的外套裹一裹紧，闭上眼睛，“你刚才听见了：她不愿意研究小甲虫和小瓢虫，因为人民在受苦。所有的猕猴都这样批评我们这班人。他们是一个奴性十足的、狡猾的种族，足足有十代给鞭子和拳头吓坏了。他们战战兢兢，扭扭捏捏，只有见着暴力才磕头；可是，一旦把这种猕猴放到自由自在的地方，没有人来揪他们的脖领，他们就放肆起来，任性胡闹。你瞧吧，他们到了画展上，博物馆里，戏院中，或者评论科学的当口，变得多么勇敢呀，张牙舞爪，慷慨激昂，破口大骂，任意批评。……他们是非批评不可的，这就是奴性的特征！你听我说，干自由职业的人反而比骗子更常挨骂，这是因为社会上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奴隶，都是那样的猕猴。绝不会有一个奴隶对你伸出手来，由于你在工作而诚恳地向你道一声谢。”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萨莫依连科打着哈欠说，“那个可怜的女人性情直爽，想跟你谈一谈学问上的问题，你却从中得出了结论。你对他，不知怎的生了气，如今又生她的气，就因为她跟他一块儿过活。不过，她倒是个挺好的女人呢！”

“哎，得了吧！一个平平常常的姘妇罢了，又放荡又庸俗。你听我说，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如果你碰见一个普通的村妇，不跟丈夫住在一块儿，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嘻嘻哈哈，你就会对她说：去干活。那么在眼前这种情形下，为什么你就胆怯起来，不敢说实话呢？就因为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不是跟一个水手而是跟一个文官私姘吗？”

“那要我拿她怎么样呢？”萨莫依连科生气地说，“要我打她一顿还是怎么的？”

“不要姑息养奸。我们总是背地里咒骂恶事，这就像把手藏在口袋里朝恶人做轻蔑的手势。我是动物学家，或者是社会学家……反正这都是一样。你呢，是医生。社会信任我们。我们有责任对社会指出，像娜杰日达·伊凡诺芙娜之类的太太们的存在对社会以及下一代会有多么可怕的害处。”

“不是伊凡诺芙娜，而是费多罗芙娜，”萨莫依连科纠正道，“那么社会应该怎么办呢？”

“社会？那是它的事。依我看来最直截了当的正确办法就是强制。应当用军事力量[23]，把她送到她丈夫那儿去，要是她丈夫不肯收留，就把她送去做苦工，或者送到改造机关之类的地方去。”

“嘿！”萨莫依连科叹口气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小声问道：“前几天你说，对拉耶甫斯基那样的人，应该消灭。……那你告诉我：要是那个……假定说，政府或者社会委托你去消灭他，那你……你下得了手吗？”

“我的手不会发抖。”

九

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回到家，走进他们那些漆黑、闷热、乏味的房间。他们两人沉默不语。拉耶甫斯基点起蜡烛。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坐下来，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抬起悲伤、负疚的眼睛瞧着他。

他明白她在等他解释，然而解释是乏味、无益而且劳神的。他心头沉重，因为他忍不住气，对她说了难听的话。无意间他在口袋里摸到一封他每天都打算念给她听的信，心想要是现在把这封信拿给她看，那就可以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方面去了。

“现在到了明确关系的时候了，”他暗想，“给她看就是。要发生的事总归要发生的。”

他取出信来拿给她。

“你看一看吧。这封信跟你有关。”

说完这话，他就走回他的书房，摸着黑在长沙发上躺下，脑袋底下没有放枕头。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看完那封信，觉得好像天花板塌下地，四面墙壁向她挤拢来似的。房间里突然变得狭窄、黑暗、可怕了。她很快地在胸前画三回十字，嘴里说：

“让他安息吧，上帝。……让他安息吧，上帝。……”

她哭了。

“万尼亚！”她叫道，“伊凡·安德烈伊奇！”

回答的声音却没有。她以为拉耶甫斯基来了，正站在她椅子旁边，她就像孩子那样呜呜地哭着，说：

“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说他死了呢？那我就不会去参加野餐，也不会笑得那么响了。……有些男人对我说了些庸俗无聊的话。好大的罪恶，好大的罪恶呀！救救我，万尼亚，救救我吧。……我昏了头。……我完了。……”

拉耶甫斯基听着她的哭声。他憋得受不了，心猛烈地跳动。他满腔愁闷，站起身来，在房间中央站了一会儿，摸着黑，找到桌旁那把椅子，坐下来。

“这是监狱……”他暗想，“我得走。……我受不了。……”

出去打牌已经太迟。城里也没有饭馆可去。他就又坐下来，捂上耳朵，免得听见哭声。他忽然想起可以到萨莫依连科家去。他不想在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身边走过，就爬出窗子，钻进小花园，跨过栅栏，来到街上。天色很黑。有一条轮船刚刚到达此地，从船上的灯火来看，那是一条大客轮。……抛锚声轰轰地响起来。有个红色的灯火从海岸这边很快地往轮船那边移动，那是海关的木船。

“旅客都在客舱里睡熟了……”拉耶甫斯基暗想，不禁羡慕别人的安宁。

萨莫依连科那所房子里的几扇窗子敞开着。拉耶甫斯基在一个窗口往里看一眼，然后在另一个窗口看一眼，房间里黑魆魆、静悄悄的。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你睡了吗？”他招呼道，“亚历山大·达维狄奇！”

房间里响起咳嗽声和不安的喊叫声：

“是谁？捣什么乱？”

“是我，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对不起。”

过了一会儿，房门打开了，长明灯柔和的亮光闪了一下，魁伟的萨莫依连科就出现了，他穿一身白衣服，戴着白色尖顶帽。

“你有什么事？”他问，半睡半醒，一边搔痒，一边喘着粗气，“等一等，我马上去开大门。”

“不必费事，我从窗子里爬进来好了。……”

拉耶甫斯基钻进小小的窗口，走到萨莫依连科跟前，抓住他的手。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他用发抖的声音说，“救救我吧！我求求你，我央告你，你要了解我才好！我的处境苦极了。要是这种局面再延续哪怕一两天，我也要把自己勒死，像勒死……狗那样！”

“慢着。……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啊？”

“你点上蜡烛吧。”

“唉，唉……”萨莫依连科叹口气说，点上一支蜡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现在已经一点多钟了，老兄。”

“对不起，我在家里待不住了，”拉耶甫斯基说，他看到烛光，又有萨莫依连科在场，觉得轻松多了，“你，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是我唯一的好朋友。……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求你看在上帝分上救救我。无论如何我得离开此地。借点钱给我吧！”

“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萨莫依连科说，叹口气，搔搔自己的身子，“我刚要睡着，就听到汽笛声，一条轮船来了，然后你又来了。……你要很多钱吗？”

“至少三百卢布。我得给她留下一百，我拿两百上路。……我已经欠你四百左右，不过我都会给你汇来的……都会汇来的。……”

萨莫依连科用一只手抓住自己脸颊两边的络腮胡子，撇开两条腿，沉思起来。

“哦……”他沉思地喃喃说道，“三百。……唔……可是我没有那么多。这得向别人借才成。”

“去借吧，看在上帝分上！”拉耶甫斯基说，从萨莫依连科脸上看出他肯借给他钱，而且一定肯借，“去借吧，我一定会还的。我一到彼得堡就给你汇钱来。这你尽管放心。哎，萨沙，”他说，快活起来了，“我们来喝点酒吧！”

“好。……喝酒就喝酒。”

他们两人走进饭厅。

“可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怎么办呢？”萨莫依连科问，在桌上放下三瓶酒和一盘桃子，“莫非她留在这儿？”

“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拉耶甫斯基说着，感到心中突然涌上一股欢乐，“我以后会给她汇钱来，她可以去找我。……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为你的健康干一杯，朋友。”

“慢着！”萨莫依连科说，“你先喝这酒。……这是我的葡萄园里酿出来的。这一瓶是纳瓦利泽葡萄园的，这一瓶是阿哈图洛夫葡萄园的。……你尝一尝这三种酒，再老老实实对我说一下你的意见。……我那瓶好像带点酸味吧？啊？没尝出来？”

“是的。你给了我安慰，亚历山大·达维狄奇。谢谢你。……我又成活人了。”

“是有点酸味吗？”

“鬼才知道，我尝不出来。不过你真是个宽宏大量的大好人！”

萨莫依连科瞧着他那苍白、激动、善良的脸，想起冯·柯连的看法，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消灭；于是萨莫依连科就觉得，拉耶甫斯基好像成了人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无力自卫的小娃娃了。

“你回去以后，跟你母亲和解吧，”他说，“现在这样是不好的。”

“对，对，我一定要跟她和解。”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等到头一瓶酒喝完，萨莫依连科说：

“你跟冯·柯连也该讲和才是。你们俩都是极其优秀和聪明的人，可是你们俩却彼此敌视。”

“是的，他是个极优秀极聪明的人，”拉耶甫斯基同意道，眼前他愿意赞美和原谅一切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然而要我和他相好却办不到。不行！我们的性格差得太远了。我性格软弱，无力，随和。我到适当的时候，也许会对他伸出手去，不过他一定会抱着轻蔑的态度……背过脸去不理我。”

拉耶甫斯基喝下一口酒，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在房中央站住，接着说：

“我十分了解冯·柯连。这人性格坚定，有力，专横。你听见他不断提到远方考察，这并不是空话。他需要沙漠和月夜；在露天底下，在四周的帐篷里，睡着他那些挨饿的、有病的哥萨克、向导、搬运工人、医生、教士，由于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只有他一个人没睡觉，像斯坦利[24]那样坐在一把折椅上，感到自己是沙漠的皇帝，是这些人的主宰。他走啊，走啊，不住地往前走，他手下的人呻吟着，一个个死去，而他却仍旧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结果他自己也死了，不过仍旧是沙漠的暴君和皇帝，因为他坟墓上的十字架在三四十英里以外就能让运货的商队看见，统治着这片沙漠。我惋惜这个人没有到军队去服役。他会成为出色的、天才的统帅呢。他能使他的骑兵淹死在河里，用他们的尸首搭成桥，在战争中这样的勇敢比任何筑城工事和战术都更需要。啊，我十分了解他！你说，他为什么跑到这儿来闲住？他有什么必要待在此地呢？”

“他在研究海洋里的动物。”

“不对，不对，老兄，不对！”拉耶甫斯基说，叹一口气，“在轮船上有一个研究科学的旅客对我讲过，黑海里的动物是贫乏的，海水深处有大量硫化氢，因此有机体不能生存。一切严肃的动物学家都在那不勒斯[25]或者维勒弗朗什[26]的生物所里工作。可是冯·柯连有独立精神，为人固执，正因为没有人在黑海这儿工作，他才偏要在这儿工作。他跟大学决裂，不愿意跟学者和同事来往，因为他首先是暴君，其次才是动物学家。你瞧着就是，他日后会大有成就的。就连现在他也已经在幻想：日后等他考察归来，他要扫除我们大学里的倾轧风气和庸碌之辈，把那些学者管束得俯首帖耳。专制主义，在科学界也跟在战争中一样厉害。他住在这个臭烘烘的小城里，已经是第二个夏天了，因为他宁可在乡村里坐头一把交椅，也不愿意在城里坐第二把交椅。他在这儿是国王和山鹰。他降伏所有的居民，凭他的权威压倒他们。他把所有的人都抓在手心里，干预别人的事情，什么都管，人人都怕他。我正从他的爪子底下溜走，这他感觉到了，因此恨我。他对你说过应该消灭我，或者把我送去做苦工吧？”

“说过。”萨莫依连科说，笑起来。

拉耶甫斯基也笑起来，喝下一点酒。

“他的理想也是专横的，”他笑着说，吃起桃子来，“一般人如果为公共的利益工作，那他心里所想的就是他周围的人，就是你和我，一句话，普通人。可是对冯·柯连来说，人是小狗，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渺小得不配成为他的生活目标。他工作，出外考察，在那边送掉命，都不是出于他对人们的爱，而是出于抽象观念，例如人道主义、后代、理想的人种等。他致力于人种的改善，在这方面我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些奴隶、炮灰、驮载的牲口罢了。他要把一些人消灭，或者流放出去做苦工，把另一些人严加管束，像阿拉克切耶夫那样硬逼人们随着鼓声起床和睡觉，派太监来监督我们的贞节和道德，凡是超出我们狭隘而保守的道德范围的人，一概下令枪决，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人种的改善。……那么人种是什么东西呢？幻觉、海市蜃楼。……暴君永远是幻想家。我，老兄，十分了解他。我尊重他，不否定他的重要性。这个世界依靠他那样的人才能维持下来；如果把这个世界完全交托给我们，那么尽管我们心地善良，满腔善意，我们也还是会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好比苍蝇把那张画片弄得一团糟一样。事情就是如此。”

拉耶甫斯基挨着萨莫依连科坐下，带着真诚的热情说：

“我是个浅薄的、无聊的、堕落的人！我吸的空气、这葡萄酒、爱情，一句话，我的生活，到现在为止，是以虚伪、懒散、懦弱为代价换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欺骗别人和自己，我为此痛苦，然而我的痛苦却是廉价而庸俗的。我在冯·柯连的憎恨面前，胆怯地弯下了腰，因为有时候，我连自己也憎恨自己，看不起自己。”

拉耶甫斯基又激动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说道：

“我高兴，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缺点，意识到这些缺点了。这会帮助我复活，变成另一个人。我的好朋友，但愿你知道我多么热烈，多么如饥似渴地盼望我自己重新做人。我向你发誓，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会的！这究竟是葡萄酒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呢，还是事实真是这样，我不知道，然而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经历过像此刻跟你在一块儿这样清醒而纯洁的时光了。”

“老兄，现在该睡了……”萨莫依连科说。

“对，对。……对不起。我马上就走。”

拉耶甫斯基在家具和窗台那儿转来转去，找他的帽子。

“谢谢你……”他喃喃地说，叹一口气，“谢谢你。亲切的好心话比施舍强。你又使我活得有生气了。”

他找到帽子，站定下来，惭愧地瞧着萨莫依连科。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

“什么事？”

“好朋友，让我在你这儿过夜吧！”

“欢迎。……那又何尝不可？”

拉耶甫斯基就在长沙发上躺下，又跟医生谈了很久。

十

野餐以后过了大约三天，出人意料，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家里来了。她没打招呼，也没脱帽子，一把抓住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两只手，把它们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非常激动地说：

“我亲爱的，我又是兴奋，又是震动。昨天我们那可爱可亲的大夫告诉我的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说您的丈夫已经去世了。告诉我，亲爱的……这是真的吗？”

“对，这是真的，他死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回答说。

“这真可怕，可怕呀，亲爱的！不过，俗语说得好，因祸得福。您的丈夫多半是个很好的、出色的、神圣的人，这样的人在天上比在人间更需要哩。”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脸上的每条纹路和每个毛孔都在颤抖，好像皮肤底下有许多细小的针在跳动似的。她露出十分妩媚的笑容，喘着气，热情洋溢地说：

“这样一来，您自由了，亲爱的。您现在可以高高地昂起头，放心大胆地正眼看人了。从今以后，上帝和人都要为您和伊凡·安德烈伊奇的结合祝福。这太好了。我高兴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亲爱的，我来给你们办喜事。……我和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都十分喜欢你们，请允许我们为你们的合法的纯洁结合祝福。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们打算举行婚礼呢？”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缩回自己的手。

“这不可能，亲爱的。您想过了，想过了！”

“真的，我没想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笑起来，“我们何必举行婚礼呢？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我们原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好了。”

“您在说什么呀！”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大吃一惊地说，“上帝，您在说什么呀！”

“我们举行婚礼，事情不会变得更好一点。刚好相反，事情甚至会变糟。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自由了。”

“亲爱的！亲爱的，您在说什么呀！”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叫道，往后倒退，把两只手一拍，“您真古怪！您清醒一下吧！您该安分才是！”

“什么叫安分呢？我还没有好好生活过，您却要我安分！”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想起自己确实还没好好生活过。她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后，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后来跟拉耶甫斯基同居，一直跟他一块儿住在这个荒凉乏味的海岸上，巴望日子会好起来。难道这就是生活？

“不过举行婚礼也是应当的……”她暗想，然而她想起基利林和阿奇米安诺夫，就脸红了，说：

“不，这不行。哪怕伊凡·安德烈伊奇跪在我面前要求我举行婚礼，我也要拒绝。”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在长沙发上呆坐了一分钟，神情悲伤而严肃，瞧着一个地方出神，然后站起来，冷冷地说：

“再见，亲爱的！对不起，我打搅您了。但是有一句话我不便说，可是又不得不对您说：从今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刀两断，尽管我深深地尊敬伊凡·安德烈伊奇，我家里的门对你们来说却关上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气度庄严，连她自己也给她的庄严口吻镇住了，她的脸又颤抖起来，现出柔和的、妩媚的神情，她向惊骇而狼狈的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伸出两只手，用恳求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请允许我做您的母亲或者姐姐，哪怕只做一分钟也好！我要像母亲似的跟您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感到胸中激荡着温暖、欢乐、对自己的怜惜，好像她的母亲真的活过来，在她面前站着似的。她猛地搂住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把脸偎在她的肩膀上。两个人都哭起来。她们在长沙发上坐下，呜咽了几分钟，彼此谁也没看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亲爱的，我的孩子，”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开口说，“我不怕您难过，要对您说些不入耳的实话。”

“看在上帝分上，看在上帝分上，说吧！”

“您要信任我，亲爱的。您回想一下，在本地的太太们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跟你们来往。你们从头一天起就吓坏我了，可是我又不忍心像别人那样鄙视你们。我为善良可爱的伊凡·安德烈伊奇难过，就跟为我的儿子难过一样。一个年轻人，在异乡作客，缺乏经验，软弱，没有母亲，我好难过，好难过呀。……我丈夫不肯跟他来往，可是我劝他……把他说服了。……我们就开始接待伊凡·安德烈伊奇，既然接待他，当然也就接待您，要不然他就觉得丢了面子。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您明白，小孩子的头脑是幼稚的，心是纯洁的……‘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27]我接待你们，可是又为孩子们担惊受怕。啊，等您做了母亲，您就会明白我的忧虑。大家都暗暗吃惊，因为我接待您如同接待正派女人一样（请您原谅我这样说），他们向我暗示……嗯，当然，免不了背地里说坏话，胡乱揣测。……我在灵魂深处责难您，然而您那么不幸，可怜，反常，我动了怜悯心，为您感到难过。”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问道，周身发抖，“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呢？”

“您是大罪人啊。您违背了您在圣坛前对丈夫起过的誓。您引诱一个很好的年轻人，这个人如果不遇见您，也许就会从他自己圈子里的一个规矩人家娶一个合法的生活伴侣，那么他现在就跟别人一样了。您断送了他的青春。您不用强辩，不用说了，亲爱的！我不相信在我们的罪恶里男人有过错。这种事素来是女人的过错。男人在家庭生活方面总是随随便便的，他们凭理智而不是凭感情生活，有许多事情不懂，可是女人却全懂。一切都得由她做主。既然上苍给了她许多东西，也就对她有许多要求。啊，亲爱的，要是女人在这方面比男人愚蠢或者软弱，上帝就不会把教养儿女的事托付给女人了。其次，亲爱的，您干出这种放荡的把戏却一点廉耻也不顾；换了别人处在您的地位，就会躲着众人，守在家里不出门，人们只有在上帝的殿堂[28]里才能看见她，她应当脸色苍白，穿一身黑衣服，哭哭啼啼，每个人都会带着真诚的悲痛心情说：‘上帝啊，这个犯罪的天使又回到你的身边来了。……’可是您呢，亲爱的，您丢开一切顾忌，公开地、反常地生活着，倒好像为您的罪恶骄傲似的。您欢蹦乱跳，哈哈大笑，我一瞧见您，总是吓得发抖，每逢您在我们家里坐着，我就担心天上会响起一声雷，劈碎我们的房子。亲爱的，您不用说，不用说了！”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发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打算讲话，就叫道，“您相信我吧，我不会欺骗您，我也不会把真理瞒过您的灵魂。您听我的话吧，亲爱的。……上帝总是不会放过大罪人的，您就已经给注意到了。您想一想，您的装束素来可怕！”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素来认为自己的装束极好，这时候就停住哭，惊讶地瞧着她。

“是啊，真可怕！”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接着说，“人家单凭您装束的奇特和花哨就能判断您的品行。大家瞧见您，都忍不住讪笑、耸肩膀，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哟。……还有，请您原谅我，亲爱的，您不爱干净！每逢我们在浴棚里碰见，您害得我直发抖。您外面那条连衣裙倒还将就，可是那衬裙，那衬衫……亲爱的，我脸都红了！可怜的伊凡·安德烈伊奇，也没有一个人给他好好地系上领结，从他的内衣、他的靴子看得出来，家里没有人照应他。他在您那儿，我的好朋友，总是挨饿。真的，要是家里没有人为茶炊和咖啡操心，人就不得不在饮食店里花掉一半薪水了。而且您这个家呀，简直吓人，吓人！全城没有一个人家里有苍蝇，可是您家里的苍蝇多得没法办，所有的盘子和碟子都成了黑的。窗台上和桌子上，您瞧吧，满是灰尘、死苍蝇、玻璃杯。……玻璃杯何必放在这儿呢？亲爱的，直到现在，您这儿的桌子还没收拾过哩。至于您的卧室，人都不好意思走进去了，到处乱丢着衬衣短裤，墙上挂着您那些各式各样的橡胶用具，盘啊碗的胡乱放着。……亲爱的！可不能让丈夫瞧出什么来，妻子在丈夫面前应当干干净净，跟天使一样！每天早晨，我天一亮就醒来，用凉水把脸洗干净，免得叫我的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看出我带着睡意。”

“这全是小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哭着说，“要是我幸福倒也罢了，可是我这么苦恼！”

“是啊，是啊，您很苦恼！”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叹道，几乎忍不住也哭出来，“日后还有可怕的灾难等着您呢！孤独的老年啦，疾病啦，最后还得在末日审判时听候发落。……可怕呀，可怕！眼前，命运向您伸出了援救的手，可是您不识好歹，反倒躲开它。举行婚礼吧，赶快举行婚礼吧！”

“是的，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可是这不行！”

“为什么呢？”

“不行！唉，但愿您知道就好了！”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想要讲有关基利林的事，讲昨天晚上她在码头上遇见年轻漂亮的阿奇米安诺夫，她的脑子里怎样猛地产生一种疯狂可笑的主意，企图借此摆脱三百卢布的债务。她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玩，夜深回到家里，却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堕落得无法挽救而且出卖自己灵魂的人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来的。如今她很想在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面前起誓，说她一定要还清债务，然而痛哭和羞臊不容她开口说话。

“我要走掉，”她说，“让伊凡·安德烈伊奇留在这儿好了，可是我得走。”

“到哪儿去？”

“到俄罗斯去。”

“可是您在那儿怎么生活呢？要知道，您一个钱也没有。”

“我可以干翻译工作，或者……或者开办一个图书馆。……”

“别胡思乱想了，亲爱的。有了钱才能开办图书馆。好，现在我要跟您分手了，您定下心来想一想吧，明天再欢欢喜喜地来看我。那才好！好，再见，我的小天使。让我吻您一下。”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吻一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额头，在她胸前画个十字，就不出声地走出去了。天色已经黑下来，奥尔迦在厨房里点上了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仍旧在哭，她走进卧室，在床上躺下。她开始发高烧。她躺在那儿脱掉衣服，把她的连衣裙团起来，丢在脚旁，盖上被子，缩成一团。她想喝水，可是没有人来给她倒水。

“我要还清那笔债！”她自言自语，在昏迷中她觉得好像坐在一个病人身旁，而且认出这个病人就是她自己，“我要还清那笔债。以为我干这种事是图财，那是愚蠢的。……我要离开此地，在彼得堡汇钱给他。……先汇一百……再汇一百……然后又一百。……”

拉耶甫斯基夜深才回来。

“先汇一百……”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对他说，“再汇一百。……”

“你该吃点奎宁。”他说，然后他暗想：“明天是星期三，轮船要开走，我走不成了。那么只好在这儿住到星期六。”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坐起来，在床上跪着。

“我刚才说什么话了吗？”她问道，微微笑着，灯光照得她眯细了眼睛。

“没说什么。明天早上得打发人去请大夫来。睡吧。”

他拿着枕头，往门口走去。自从他打定主意离开此地，留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个人在这儿以后，她就开始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负疚的感觉。他在她面前觉得有点惭愧，仿佛站在一匹已经决定屠宰的病马或者老马面前似的。他在门口站住，回过头去看她一眼。

“那次野餐，我发脾气，对你说了粗鲁的话。看在上帝分上，请你原谅我。”

说完这话，他就走到书房里，躺了下来，很久没睡着。

第二天早晨萨莫依连科来了，由于这天是假日[29]，他穿着全副军装，佩戴着肩章和勋章。他给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摸过脉，看过舌头后，就走出她的卧室。拉耶甫斯基站在门口，不安地问道：

“哦，怎么样？怎么样？”

他脸上现出恐惧、极度的不安和希望。

“你放心吧，没有什么危险，”萨莫依连科说，“普通的热病。”

“我问的不是这个，”拉耶甫斯基说，不耐烦地皱起眉头，“钱借到了吗？”

“我的好人，请你原谅，”萨莫依连科小声说道，回头看一眼房门，觉得很窘，“看在上帝分上，原谅我吧！谁的手头都没有余钱。眼下我就东借五卢布，西借十卢布，一共凑齐一百一十个卢布。今天我要找一个人谈谈。你耐心一点吧。”

“可是最后期限是星期六！”拉耶甫斯基小声说，心里焦灼得发抖，“看在一切圣徒分上，星期六以前务必凑齐！要是星期六我走不了，我就一个钱也不需要……一个钱也不需要了！我不明白一个做大夫的怎么会没有钱！”

“求上帝发发慈悲吧，”萨莫依连科又迅速又紧张地说，甚至嗓音都有点发尖，“我的钱全叫别人拿走了，人家欠着我七千，我呢，到处都欠着债。难道这能怪我？”

“那么星期六以前能凑齐吗？行吗？”

“我尽力去凑就是。”

“求求你，好朋友！务必星期五早晨把钱交到我手里。”

萨莫依连科坐下来开药方，写下奎宁、溴化钾[30]、大黄浸剂、龙胆健胃剂[31]、茴香水[32]——所有这些药掺在一起，成为合剂，另加粉红色糖浆，免得药苦，然后他就走了。

十一

“看你这样子，好像是来逮捕我的。”冯·柯连看见萨莫依连科穿着全副军装走进房来，就说。

“我路过这儿，心里寻思：我就进去一趟，看望一下动物学家吧。”萨莫依连科说着，在动物学家本人亲手用普通木板钉成的大桌子旁边坐下。“你好，神甫！”他对助祭点一下头说，助祭正在窗子旁边坐着，抄写什么东西。“我坐一会儿就回家去吩咐预备午饭。是时候了。……我不碍你们的事吧？”

“一点也不碍事，”动物学家回答说，在桌上摆开一张张写满小字的纸片，“我们正忙着抄写呢。”

“是这样……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萨莫依连科叹道。他把桌上一本落满灰尘、上面放着一只已经死掉的干避日虫的书拉过来，说：“嘿！你想想看，有一只淡绿色小甲虫正爬着去办自己的事，忽然间在路上遇见这么一个该死的东西。我想得出来，它会多么害怕！”

“对，我想也是这样。”

“上帝给它毒液是要让它保护自己，防御敌人，是吗？”

“是的，要让它保护自己，而且也要让它用来进攻。”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自然界的万物，我的好朋友，都是合情合理，可以解释的，”萨莫依连科叹道，“不过有一件事我却不懂。你是个有大才大智的人，劳驾给我解释一下。你知道，有那么一种小动物，并不比耗子大，长得倒挺好看，可是，我跟你说，它非常恶劣，不道德。比方说，这个小动物在树林里走动，看见一只小鸟，就捉来吃了。它再往前走，看见草丛里有一窝卵；它不想吃，肚子已经饱了，可是它仍旧咬碎一个，用爪子把别的卵都弄到窝外去。后来它遇见一只青蛙，就一味耍弄它。它把青蛙折磨死，舔舔自己的身子，走了。后来它遇见一只甲虫，就用爪子把它弄死。……它一路上把样样东西都毁掉，都糟蹋掉。……它爬进别的动物的洞穴，毫无目的地刨开蚁冢，咬碎蜗牛的外壳。……它遇见一只耗子，就跟它斗起来；看到一条蛇或者一只幼鼠呢，它就活活掐死。它一整天就干这种事。嗯，你说说看，要这种动物有什么用处？何必把这种动物创造出来呢？”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动物，”冯·柯连说，“大概是一种食虫类动物吧。不过，那又怎么样呢？小鸟被它弄死，无非是因为这只小鸟自己不小心。它捣毁一窝卵，是因为鸟不高明，没把窝造好，又不善于隐蔽它的窝。青蛙呢，必是颜色有缺陷，要不然就不会被那动物发现，等等。你说的那个动物仅仅毁掉软弱的、不高明的、不小心的动物，一句话，仅仅毁掉本身有缺陷而且大自然认为不宜于传宗接代的动物。留存下来的，全是比较高明的、小心的、强壮的、发达的动物。因此，那个动物虽然自己没有感觉到，却在为改进这一伟大目标服务。”

“是的，是的，是的。……顺便说一句，老兄，”萨莫依连科随随便便地说，“借给我一百卢布吧。”

“好。在食虫类动物当中，有些很有趣的东西。例如鼹鼠就是。人们说它有益，因为它扑灭害虫。据说有个德国人把鼹鼠皮做成一件皮大衣，送给皇帝威廉一世，皇帝却下令将他申斥一顿，说他弄死了这么多有益的动物。可是鼹鼠在残忍方面一点也不比你说的那个动物差，而且很有害，因为它们常把草场毁坏得一塌糊涂。”

冯·柯连打开一个小匣子，从里面取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鼹鼠有着像蝙蝠那样强壮的胸廓，”他接着说，关上那个小匣子，“它有极其发达的骨骼和肌肉，嘴里的牙齿异常锋利。假如它长得有象那么大，它就会成为一种摧毁一切、不可征服的动物。有趣的是每逢两只鼹鼠在地底下相遇，它俩总是仿佛预先商量好似的，一齐挖出一个小平台来。它们要这个小平台，是为了便于打架。它们一干完这个工作，就凶猛地打起来，一直打到比较弱的一个倒下去才罢休。这一百卢布你拿去，”冯·柯连压低声音说，“但是有个条件，不准借给拉耶甫斯基。”

“就算是借给拉耶甫斯基的，那又怎么样！”萨莫依连科说，冒火了，“这干你什么事？”

“我不能让你把钱借给拉耶甫斯基。我知道你喜欢借钱给人家。哪怕强盗凯利姆向你借钱，你也会借，可是对不起，我不能在这方面帮助你。”

“不错，我就是替拉耶甫斯基借的！”萨莫依连科说着，站起身来，挥动着右手，“不错！就是替拉耶甫斯基借的！而且任什么恶魔，任什么鬼怪，也没有权利支使我该怎样处理我自己的钱财。您不肯借吗？不肯？”

助祭哈哈大笑。

“你别冒火，要讲道理，”动物学家说，“对拉耶甫斯基先生行善，依我看来，如同给杂草浇水或者喂养一群蝗虫那样不聪明。”

“可是依我看来，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的邻人！”萨莫依连科叫道。

“既是这样，你就帮帮那个饿得躺在围墙脚下的土耳其人吧！他是个工人，比你那个拉耶甫斯基有用得多，有益得多。把这一百卢布给他好了。要不然就把这一百卢布捐给我的考察队！”

“我问你：你到底借不借？”

“你老实告诉我：他要钱有什么用？”

“这不是秘密。他星期六要到彼得堡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冯·柯连拖着长音说，“啊，啊……我们懂了。那么，她跟他一块儿走还是怎么的？”

“她暂时留在此地。他去彼得堡安排停当，就给她汇钱来，到那时候她再走。”

“这真妙！……”动物学家说，发出一连串短促而高亢的笑声，“真妙！煞费苦心啊。”

冯·柯连很快地走到萨莫依连科面前，跟他面对面地站着，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

“你老实说：他不再爱她了，是吧？你说啊：他不再爱她了，对吗？”

“对。”萨莫依连科费力地说，冒出汗来了。

“这多么可恶！”冯·柯连说，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确实感到憎恶，“两者必居其一，亚历山大·达维狄奇：要么你跟他朋比为奸，要么，对不起，你是个糊涂虫。难道你不明白，他把你当小孩子，用最无耻的方式哄骗你？要知道，事情跟白昼一样明白，他打算摆脱她，把她丢在此地。她就会成为你的负担。事情跟白昼一样明白：你就得自己出钱把她送到彼得堡去。莫非你那个好朋友的品格是那么光彩照人，弄得你的眼睛也发花了，竟然连顶顶简单的事情也看不清楚？”

“这不过是揣测罢了。”萨莫依连科坐了下来，说。

“揣测？可是为什么他一个人走而不跟她一块儿走呢？你问问他：为什么不让她先走，然后他自己再走？无赖！”

萨莫依连科对他的朋友突然产生了疑窦，不由得心情沉重，忽然泄了气，声调低下来了。

“不过这不可能！”他想起拉耶甫斯基在他家里留宿的那个夜晚，说道，“他那么痛苦！”

“这又怎么样？盗贼和放火犯也痛苦哩！”

“我们甚至不妨假定你的话是对的……”萨莫依连科沉思着说，“就算是这样吧。……然而他是一个年轻人，在异乡做客……又是大学生，我们也是大学生，此地除了我们以外就没有人肯帮助他了。”

“只因为你和他在不同的时期都念过大学，而且你们两人在大学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你就得帮他去做坏事！真荒唐！”

“慢着，我们来冷静地考虑一下。我想，可以这样办……”萨莫依连科一面思忖着，一面活动着手指头，说，“你要知道，我把钱给他，可是要他许下诚实高尚的诺言，过一个星期务必给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汇路费来。”

“那他就会给你许下诚实的诺言，甚至还会掉下几滴眼泪，而且他自己也会相信自己，可是这种话有什么价值？他不会履行诺言。过上两三年你会在涅瓦大街遇见他，胳膊上挽着新的情人，他会为自己辩白说，他受了文明的害，他是罗亭一流的人。看在上帝分上，你丢开他吧！离开这堆垃圾，不要用你那两只手去搅动它了！”

萨莫依连科想了一分钟，坚决地说：

“可是我仍旧要给他钱。随你怎样，我也还是要给。我不能只根据揣测就拒绝一个人。”

“好得很。你去跟他亲嘴吧。”

“那么，给我一百卢布。”萨莫依连科怯生生地要求道。

“我不给。”

接着是沉默。萨莫依连科完全泄了气。他脸上现出负疚的、羞臊的、讨好的神情。一个身材魁伟、佩着肩章和勋章的人，脸上竟会现出这样一副孩子气的、发窘的可怜相，使人看了不免觉得奇怪。

“此地的主教巡查他的辖区的时候，不是坐马车，而是骑马，”助祭放下笔，说，“他骑在马上的那种气派，动人极了。他的朴实和谦虚充满《圣经》的庄严。”

“他是好人吗？”冯·柯连问，由于改换话题而暗自高兴。

“怎么能不是好人呢？如果他不好，难道会授予他主教的职位吗？”

“在高级僧侣当中，常常可以遇见很好和很有才能的人，”冯·柯连说，“只是可惜，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弱点，喜欢把自己看作大政治家。有的人竭力推行俄罗斯化，有的人批评科学。这不是他们的事。他们最好还是多管管正教辖区监督局的好。”

“俗人不能批评高级僧侣。”

“为什么呢，助祭？高级僧侣也跟我一样是人。”

“一样，可也不一样，”助祭生气地说，拿起钢笔，“要是您跟他一样，神恩就会落在您身上，您自己就会做主教了。既然您没做主教，可见您就不一样。”

“别胡说了，助祭！”萨莫依连科闷闷不乐地说。“你听我说，我想出这样一个办法，”他对冯·柯连说，“你不用借给我一百卢布。你今年冬天以前还要在我家里搭三个月伙食，那么你把三个月的伙食费先支给我吧。”

“我不给。”

萨莫依连科眨巴着眼睛，脸涨红了。他信手把上面放着避日虫的那本书拉过来，仔细观察一番，然后站起身来拿帽子。冯·柯连开始可怜起他来了。

“跟这班先生一块儿生活，打交道，真是要命！”动物学家说道，愤愤地把一张纸片踢到墙角上去。“你得明白，这不是仁慈，不是爱，而是懦弱，是姑息，是害人！凡是理智得出来的东西都被你们那种婆婆妈妈而一无用处的好心毁掉了！当初我做中学生的时候，得过一次伤寒，我的姑妈出于怜悯，给我饱吃了一顿醋渍的蘑菇，我差点送了命。你跟我的姑妈都应该明白：对人的爱不应当在心里，不应当在心口窝儿上，也不是在腰里，而应当在这儿！”

冯·柯连拍一下他的脑门子。

“拿去！”他把一张一百卢布钞票丢给他，说。

“你不该生气，柯里亚，”萨莫依连科温和地说，把那张钞票叠起来，“我十分了解你，不过……你也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

“你是老太婆，就是这么的！”

助祭扬声大笑。

“你听从我的最后一个要求吧，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冯·柯连激昂地说，“你把钱给那个坏蛋的时候，对他提一个条件：要他跟他的女人一块儿走，或者打发她先走，要不然，就不给他钱。用不着跟他讲客气。你就这样对他说。如果你不说，那我就向你保证，我要到他的机关里去找他，把他从楼上推下去，而且从此跟你断绝来往。你得心里放明白些！”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他跟她一块儿走，或者打发她先走，这在他倒方便些，”萨莫依连科说，“他甚至会高兴呢。好了，再见吧。”

他温和地告辞，走出去，可是在关上身后的门以前，回过头来看一眼冯·柯连，做出一副可怕的脸相，说道：

“你呀，老兄，活活叫德国人给毁了！是的！德国人！”

十二

第二天，星期四，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为她的柯斯嘉做生日。她请大家中午去吃馅饼，傍晚喝巧克力茶。傍晚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去了，这时候动物学家已经坐在客厅里喝巧克力茶了。他问萨莫依连科道：

“你跟他说过了吗？”

“还没有。”

“注意，用不着讲客气。这些先生这样厚脸皮，我真不懂！他们分明知道这家人对他们姘居的看法，可是偏要闯到这儿来。”

“要是各种偏见都得顾到，”萨莫依连科说，“人就没有地方可去了。”

“难道大家对婚外恋和道德败坏的憎恶是偏见？”

“当然。这是偏见，是嫉恨。兵士们看见一个姑娘举止轻佻，就哈哈大笑，嘴里打呼哨。可是你去问问他们：他们自己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不是平白无故地打呼哨的。姑娘们闷死自己的私生子，被流放出去做苦工，安娜·卡列尼娜跳到火车底下自尽，在乡村里，人们把大门涂上焦油，你和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喜欢卡嘉的纯洁，每个人都知道纯洁的爱情是没有的，却又模模糊糊地感到需要这样的爱情，——难道所有这些都是偏见？这个，老兄，是在自然淘汰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神秘的力量调节两性的关系，那么拉耶甫斯基先生之流就会由着性儿地胡搞，人类不出两年就会退化。”

拉耶甫斯基走进客厅里来。他跟所有的人打过招呼，握一握冯·柯连的手，露出讨好的笑容。他左等右等，抓住一个方便的机会，对萨莫依连科说：

“对不起，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我要跟你谈几句话。”

萨莫依连科就站起来，搂住他的腰。他们两人走到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的书房里去了。

“明天是星期五……”拉耶甫斯基说，咬着手指甲，“你答应的那笔钱凑齐了吗？”

“只到手二百一十个卢布。余下的今天或者明天可以凑齐。你放心吧。”

“谢天谢地！……”拉耶甫斯基说，叹一口气。他快活得两只手发抖，“你救了我，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我要当着上帝发誓，以我的幸福，以你认可的任什么东西担保：我一到那边，就把钱给你汇来。我把旧债也给你汇来。”

“你听我说，万尼亚……”萨莫依连科说道，摸着他的纽扣，涨红了脸，“请你原谅我干涉你的家庭私事，不过……为什么你不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块儿走呢？”

“怪人，难道这可能吗？我们两人总得有一个留下，要不然那些债主就会哇哇叫。要知道，我欠着商店七百个卢布，或者还不止这个数目。瞧着吧，我会给他们汇钱来，堵住他们的嘴，到那时候她就可以离开此地了。”

“哦。……可是为什么你不打发她先走呢？”

“唉，我的上帝，难道这可能吗？”拉耶甫斯基说，露出吓坏的样子，“要知道，她是女人，她一个人到那边能干什么呢？她懂得什么呢？这只会拖延时间，多破费些钱罢了。”

“这话倒也有道理……”萨莫依连科暗想，可是他想起他跟冯·柯连谈的话，就低下头，阴郁地说：

“我不能同意你的话。要么你跟她一块儿走，要么你打发她先走，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我就不借给你钱。这是我的最后决定。……”

他踉踉跄跄地往后退去，背脊撞在房门上，涨红了脸，心慌意乱地走进了客厅。

“星期五……星期五，”拉耶甫斯基想着，回到客厅，“星期五……”

仆人给他端来一杯巧克力茶。他被滚热的巧克力茶烫痛了嘴唇和舌头，暗自想着：

“星期五……星期五……”

不知什么缘故，“星期五”这几个字不肯离开他的脑子。除了星期五，他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件事在他是清楚的，然而不是脑子里想清楚，而是在心底里明白，那就是，星期六他走不成了。他面前站着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穿得整整齐齐，两鬓的头发也梳理过，他请求道：

“请吃点东西吧。……”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把卡嘉的记分册拿给客人们看，拖着长音说：

“现在念书难得很，难得很！学校的要求那么多哟。……”

“妈妈！”卡嘉哀叫道，她由于害羞，又受到称赞，不知道把自己藏到哪儿去才好。

拉耶甫斯基也看了看记分册，称赞几句。神学课啦，俄语啦，品行啦，五分啦，四分啦，不住地在他眼前跳动，再加上缠住他不放的星期五、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细心地梳过的鬓发、卡嘉红扑扑的脸颊，——这一切在他心里形成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法克制的烦闷，弄得他几乎绝望地大叫起来，问他自己：“难道，难道我走不成了吗？”

人们把两张呢面牌桌拼好，坐下来玩“邮递”。拉耶甫斯基也坐了下来。

“星期五……星期五……”他想，赔着笑脸，从衣袋里取出一支铅笔，“星期五……”

他打算考虑一下他的处境，可又怕去想它。他战战兢兢，不敢承认：许久以来他设下一个骗局，可是小心谨慎，瞒着自己，现在却被医生揭开了。他每次想到他的未来，总是不容他的思想尽情驰骋。他坐上火车，走掉，他的生活问题就此解决，至于后事如何，他就不容许自己再往下想了。偶尔也有一个想法，好比旷野中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灯光，在他脑子里闪过，那就是在遥远的将来，在彼得堡一个巷子里，他为了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分手，为了还债，不得不使用小小的作假手段。他只要作一次假，然后全新的生活就来了。这倒也挺好：作一次小小的假就可以换回巨大的真理。

现在，医生拒绝借钱，这就露骨地暗示他在骗人。他这才明白：不但在遥远的未来他需要作假，就是今天，明天，一个月后，也许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他也还是要作假。确实，为了离开此地，他就不得不对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债主和他的上司说谎。其次，在彼得堡要弄到钱，又不得不对他母亲撒谎，说他已经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脱离关系了。他母亲至多只会给他五百卢布，那么他已经在欺骗医生，因为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汇钱给他。再者，等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来到彼得堡，他就不得不运用一整套大大小小的欺骗手段来跟她分手，这就又会引来眼泪啦，苦闷啦，可憎的生活啦，懊悔啦，可见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新生活。只会有欺骗，别的什么也不会有。在拉耶甫斯基的想象里升起一座虚伪的大山。为了纵身一跃，跳过这座大山，不再点点滴滴地弄虚作假，那就得下定决心采取坚决的行动，例如一句话也不说，站起来，戴上帽子，不要钱，也不费口舌，立刻走掉。然而拉耶甫斯基觉得这在他是办不到的。

“星期五，星期五……”他想，“星期五……”

人们写好小字条，把它们折叠起来，放在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的一顶旧礼帽里，等到小字条积得足够多了，柯斯嘉就充当邮递员，绕着桌子走一圈，散发字条。助祭、卡嘉、柯斯嘉得到的是滑稽的字条，就极力写些更滑稽的字条，他们玩得兴高采烈。

“我们得谈一谈。”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念着一张小字条。她跟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互相看一眼，那位太太露出杏仁油般的笑容，频频对她点头。

“谈些什么呢？”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暗想，“要是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那么谈也没有用处。”

她出来做客以前，给拉耶甫斯基打好领结，这件简单的事使她心里充满温柔和忧伤。他脸上那种不安的神情，他那恍恍惚惚的眼神，他那苍白的面色，他近来发生的不可理解的变化，她瞒住他的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秘密，她的手打领结时候的颤抖，不知什么缘故，都在对她表明，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不会久了。她瞧着他如同瞧着神像，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后悔，暗自想着：“宽恕我吧，宽恕我吧。……”桌子对面坐着阿奇米安诺夫，他那对入迷的黑眼睛一刻也不放松她。她给情欲煎熬着，不由得为自己害臊，生怕就连愁闷和忧伤也无法阻止她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屈从于那种不纯洁的欲念。她好比害狂饮病的酒徒，没有力量管束自己了。

为了不再继续过这种叫她丢脸而又使拉耶甫斯基受尽侮辱的生活，她决定离开此地。她会哭着恳求他放她走，如果他不赞成，她就悄悄离开他。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她不会告诉他。让他保留着关于她的纯洁的回忆吧。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念着。“这是阿奇米安诺夫写的。”她想。

她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生活，工作，而且“匿名”汇钱给拉耶甫斯基，把绣花衬衫和烟草寄给他，一直到她年老，或者如果他害了重病，需要护士，才回到他身边去。等他到了老年，知道她当初由于什么缘故不肯做他的妻子而离开他，他就会珍惜她的牺牲，宽恕她了。

“您的鼻子很长。”这大概是助祭或者卡嘉写的。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幻想她跟拉耶甫斯基分手的时候，会紧紧地拥抱他，吻他的手，起誓说，要永生永世爱他，然后她就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在生人当中住下来，每天想着在某个地方她有一个朋友，一个她所热爱的人，那个人纯洁、高尚、崇高，保留着关于她的纯洁的回忆。

“如果您不跟我约定今天相会，我就要采取措施，我凭人格向您担保。对待正派人是不能这样的，您得放明白点。”这是基利林写的。

十三

拉耶甫斯基收到两张小字条。他打开其中的一张，上面写着：“不要走，我亲爱的。”

“这会是谁写的呢？”他暗想，“当然不会是萨莫依连科。……也不会是助祭，因为他不知道我要走。莫非是冯·柯连？”

动物学家低下头凑近桌子，正在画金字塔。拉耶甫斯基觉得他的眼睛似乎带着笑意。

“多半萨莫依连科传出风声去了……”拉耶甫斯基暗想。

另一张字条上同样是歪歪扭扭的笔迹，而且字母后面拖着长尾巴和小钩，那上面写着：“某人星期六走不成。”

“愚蠢的嘲弄，”拉耶甫斯基暗想，“星期五，星期五……”

有个什么东西涌到他的喉头。他拉拉衣领，咳嗽一声，然而喉咙里发出来的却不是咳嗽声，而是笑声。

“哈哈哈！”他笑起来，“哈哈哈！”

“我在笑什么呀？”他暗想。“哈哈哈！”

他极力控制自己，用手封住嘴，可是笑声压住他的胸膛和脖子，他的手封不住嘴了。

“哎，这多么愚蠢！”他想，同时不住地大笑，“我疯了还是怎么的？”

笑声越来越高，变成小狮子狗般的吠叫声了。拉耶甫斯基想从桌旁站起来，然而他的腿不听使唤，他的右手有点蹊跷，不由自主地在桌上跳动，乱抓纸片，把它们捏在手心里。他看见人们惊异的眼光、萨莫依连科严肃惊恐的面容、动物学家充满冷酷的讥诮和厌恶的目光，这才明白自己发了癔病。

“多么不像样子，多么丢脸啊，”他暗想，感到脸上淌下热泪……“唉，唉，多么坍台！我从没出过这种事。……”

这时候人们搀起他的胳膊，在后面托住他的脑袋，把他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随后一只玻璃杯在他眼前闪过，撞在他的牙齿上，水泼到他的胸口。这是一个小房间，房中央并排放着两张床，上面铺着干净、雪白的床单。他倒在一张床上，放声痛哭。

“不要紧，不要紧……”萨莫依连科说，“这种事是常有的。……这种事是常有的。……”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害怕得周身发凉，四肢打战，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就站在床边问道：

“你怎么了？怎么了？看在上帝分上，你说呀。……”

“莫非基利林给他写了些什么话？”她暗想。

“没什么……”拉耶甫斯基说，又是笑又是哭，“你走开吧……亲爱的。”

他脸上既没表现痛恨，也没表现憎恶，可见他什么也不知道。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略略放了心，走到客厅里去了。

“您不要激动，亲爱的！”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挨着她坐下，拉住她的手，对她说，“这会过去的。男人跟我们这些罪人一样软弱。你们两人目前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关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喏，亲爱的，我等着答复呢。我们来谈一谈。”

“不，我们不要谈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听着拉耶甫斯基的哭声，“我心里难过。……您让我走吧。”

“您说什么呀，亲爱的，您说什么呀！”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惊恐地说，“难道您以为我能让您不吃晚饭就走？等吃完饭再走吧。”

“我心里难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小声说，她怕跌倒，就两只手抓住圈椅的扶手。

“他得了惊厥！”冯·柯连快活地说，走进客厅来，可是一看见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就心里发慌，走出客厅去了。

等到癔病发完，拉耶甫斯基坐在别人的床上，心里想：

“丢脸，像小妞儿似的哇哇地哭！我那样儿想必很可笑，很讨厌。我从后门走掉吧。……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是把我的癔病看得过于认真了。应当拿它当笑话似的敷衍过去才是。……”

他照一照镜子，坐一会儿，就走到客厅去。

“我来了！”他笑吟吟地说。他羞得不得了，觉得别人见着他也觉得难为情。“这是常有的事，”他说，坐下来，“我本来坐在那儿，可是忽然间，您猜怎么着，我觉得胸口两边刺痛得厉害……难忍难熬，神经受不住，就……就出了这样的蠢事。我们眼下处在神经紧张的时代，这是没有办法的啊！”

晚饭席上，他喝葡萄酒，谈天，偶尔猛然叹口气，摩挲胸口两边，仿佛刺痛还没消退似的。除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以外，谁都不相信他，他自己也看出来了。

九点多钟，人们到林荫道上散步。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生怕基利林要找她谈话，一直极力待在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和孩子们身边。恐惧和愁闷弄得她四肢无力，又预感到热病要发作，浑身疲乏得很，勉强挪动两条腿。可是她没有回家去，因为她相信基利林或者阿奇米安诺夫会跟踪她，或者两个人一块儿来找她。现在基利林就在她后面，跟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并排走着，用唱歌的声调低声哼着：

“我不容许人家玩弄我！我不容许人家玩弄我！”

他们从林荫道上转了个弯，往售货亭那边走去。他们沿海岸走着，久久地观赏海面上发出的一片磷光。冯·柯连开始讲解海面上怎么会发出磷光。

十四

“可是现在我要去玩‘文特’了。……他们在等我，”拉耶甫斯基说，“再见吧，诸位先生。”

“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挽着他的胳膊。

他们就向大家告辞，走了。基利林也告辞，说他正好同路，就跟他们并排走去。

“要发生的事终归要发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暗想，“那就随它去。……”

她觉得好像所有那些糟糕的往事都从她的脑子里钻出来，在黑暗中跟她并排走着，粗声粗气地呼吸着。她自己呢，好比落在墨水瓶里的苍蝇，沿着马路费力地爬动，把拉耶甫斯基的肋部和胳膊都染黑了。她暗想：如果基利林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来，那么在这方面该负责的不是他，而是她自己。要知道，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没有一个男人会像基利林这样对她说话，她自己却把那段时期像一根线似的扯断，无可挽回地毁掉了，那么这该由谁负责呢？她给情欲弄得神魂飘荡，开始对一个全不相识的男人媚笑，大概只因为他体态端正，身材高大。经过两次幽会以后，他却惹得她厌倦，她就丢开他了。这时候她暗想：“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是就有权利可以随意摆布她吗？”

“在这儿，亲爱的，我要跟你分手了，”拉耶甫斯基站定下来，说，“伊里亚·米海雷奇会送你回家的。”

他向基利林点点头，很快地穿过林荫道，穿过大街，往谢希科甫斯基的房子走去，那儿的窗子里灯光明亮。随后他们可以听见他带上便门的声音。

“请容许我把话跟您说清楚，”基利林开口说，“我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什么阿奇卡索夫，或者拉奇卡索夫，扎奇卡索夫。……我要您认真地注意这一点！”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心怦怦地跳。她什么话也没回答。

“我起初把您态度的突然转变解释为卖弄风情，”基利林接着说，“现在我才看出来您根本不懂得该怎样对待正派人。您简直就是有意玩弄我，如同玩弄那个小孩子，那个亚美尼亚人一样。然而我是个正派人，我要求人家对待我像对待正派人那样。所以，我为您效劳。……”

“我心里难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哭起来，为了遮掩眼泪而扭转身去。

“我也难过，可是这又怎么样呢？”

基利林沉默一会儿，然后清清楚楚、一板一眼地说：

“我再说一遍，太太：如果您今天不跟我相会，那么今天我就要闹出一场乱子来。”

“今天就放过我吧。”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她都听不出自己的声音来了，那声音变得那么可怜，那么细声细气。

“我得给您一点教训。……原谅我的粗鲁口吻，我非给您一点教训不可。是的，很抱歉，我不得不给您一点教训。我要求两次约会：今天和明天。后天您就可以完全自由，您爱上哪儿，爱跟什么人要好，都由您。今天和明天。”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走到她的家门口，站住。

“放开我吧！”她小声说，周身打战，在黑暗里除了他那件白色制服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您是对的，我是坏透了的女人……我不对，可是您放了我吧。……我求求您……”她说，碰到他冰凉的手，打了个哆嗦，“我求求您了。……”

“唉！”基利林叹道。“唉！放走您却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只是打算给您一点教训，让您明白一下罢了。再说，夫人，我是不大相信女人的。”

“我心里难过。……”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听着海水平和的哗哗声，看着繁星密布的天空，恨不得赶快了结这一切，摆脱这种该诅咒的生活以及那海洋、繁星、男人、热病。……

“只是不要在我的家里……”她冷冷地说，“把我带到别处去。”

“那我们到缪利多夫家去。那儿再好不过了。”

“那是什么地方？”

“在旧围墙附近。”

她顺着大街快步走去，后来转个弯，走进一条通到山坡上去的巷子。天黑了。道路上这儿那儿横着些苍白的光带，那是由里面点着灯的窗子里射出来的。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苍蝇，时而落进墨水瓶，时而又爬出来，到亮光里。基利林跟着她走。他走到一个地方绊了一下，几乎摔倒，不由得笑起来。

“他醉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暗想，“没关系……没关系。……随它去吧。”

阿奇米安诺夫不久也向大家告辞，去追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打算请她去划一会儿船。他走到她家，隔着篱栅往里看：窗子都开着，没有点灯。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他叫她。

一分钟过去了。他又叫一声。

“谁啊？”奥尔迦的声音响起来。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在家吗？”

“不在。她还没回来。”

“奇怪……奇怪得很，”阿奇米安诺夫暗想，感到十分不安，“刚才她是回家来了。……”

他在林荫道上走着，然后顺着大街走去，往谢科甫斯基家的窗子里看一眼。拉耶甫斯基脱了上衣，坐在桌子旁边，专心地看着纸牌。

“奇怪，奇怪……”阿奇米安诺夫嘟哝着，想起拉耶甫斯基刚才发病，不由得觉着羞愧，“既然她不在家里，那她到哪儿去了呢？”

他又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家走去，看一眼乌黑的窗子。

“这是欺骗，欺骗……”他暗想，记起今天中午她在比丘果夫家里遇见他，答应今天傍晚跟他一块儿去划船。

基利林住着的那所房子里，窗子是黑的，大门口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警察，睡着了。阿奇米安诺夫看一眼窗子，瞧一下警察，心里全明白了。他决定回家，就往前走，可是又走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住所附近。在这儿，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脱掉帽子。他又嫉妒又委屈，脑袋发热了。

城里的教堂一天只有两次敲钟报时辰：中午和午夜。它敲钟报过午夜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匆忙的脚步声。

“那么明天傍晚再到缪利多夫家里去！”阿奇米安诺夫听到有人在说话，而且听出那是基利林的嗓音，“八点钟。再见！”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在篱栅附近出现了。她没注意到阿奇米安诺夫坐在长凳上，却像影子似的在他面前走过去，推开便门，也没关上，就走进正房去了。她走到自己房间里，点上蜡烛，很快地脱掉衣服，然而没有上床躺下，却在一把椅子面前跪下，伸出胳膊抱住它，把额头抵在椅子上。

拉耶甫斯基两点多钟回到家里。

十五

拉耶甫斯基决定不把谎话一下说完，而要点点滴滴地说下去，于是第二天下午一点多钟到萨莫依连科家去借钱，为的是星期六一定可以动身。自从他昨天发过癔病，给他的郁闷心境新添了一种尖锐的羞愧感觉以后，他觉得再在这个城里住下去就变成不堪设想的事了。如果萨莫依连科坚持他的条件，他想，那也不妨同意他的条件，把钱拿到手，到明天临动身，再推说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不肯走就行了。今天傍晚他总可以把她说服：这样做都是为她好。假如萨莫依连科受到冯·柯连的明显影响，根本不肯借钱，或者提出什么新的条件，那么他，拉耶甫斯基，今天就搭货轮动身，要不然，索性坐上一条帆船，到新阿丰或者新罗西斯克，在那儿住下，给他母亲发出一封低声下气的电报，等他母亲给他汇来路费再走。

他走进萨莫依连科家，正巧在客厅里碰见冯·柯连。动物学家刚到这儿，是来吃午饭的，他照例翻开照相簿，端详那些戴礼帽的男人和戴包发帽的女人。

“多么不凑巧，”拉耶甫斯基看见他，心里暗想，“他会碍事的。”

“您好！”他说。

“您好！”冯·柯连回答说，眼睛没有瞧他。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在家吗？”

“在家。他在厨房里。”

拉耶甫斯基就往厨房走去，可是在门口看见萨莫依连科正忙着做凉拌菜，就回到客厅里坐下来。有动物学家在座，他素来觉得别扭，现在他生怕讲起他的癔病。他们在沉默中过了一分多钟。冯·柯连忽然抬起眼睛来看着拉耶甫斯基，问道：

“您昨天发过病，现在觉得怎么样？”

“挺好，”拉耶甫斯基说，脸红了，“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昨天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发癔病，所以起初我认为您发了舞蹈病。”

拉耶甫斯基一面做出讨好的笑脸，一面暗想：

“他也未免太不体谅人了。他分明知道我心情沉重。……”

“是的，那是件可笑的事，”他说，仍旧赔着笑脸，“我今天笑了一个早晨呢。在癔病发作的当儿，你明知它荒谬，心里觉得可笑，可是同时你却又痛哭，这真是稀奇古怪。在我们这个神经紧张的时代，我们都成了神经的奴隶，神经变成我们的主人，由着性儿摆布我们。在这方面，文明给我们帮了倒忙。……”

拉耶甫斯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却觉得不自在，因为冯·柯连严肃而且专心地听他讲话，专心地瞧着他，眼睛都不，仿佛在研究他似的。他也恼恨自己，因为尽管他不喜欢冯·柯连，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收起他脸上那种讨好的笑容。

“话虽如此，”他继续说，“我也得承认，这次发病是有直接原因的，而且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近来我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此外还有烦闷，经常缺钱用……缺少朋友和共同的兴趣。……我的处境糟透了。”

“对，您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冯·柯连说。

这句平静而冷漠的话不知包含着讥诮还是唐突的预言，反正它弄得拉耶甫斯基感到受了侮辱。他回想昨天动物学家那种充满讥诮和厌恶的眼光，就沉默了一会儿，而且不再微笑，问道：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处境的？”

“您自己刚刚说过。再者，您的朋友们对您也那么热切地关心，弄得人成天价老是听到您的事。”

“什么朋友？您说的是萨莫依连科吧？”

“对，他也在内。”

“我要请亚历山大·达维狄奇和我所有的朋友少为我的事操心。”

“等萨莫依连科来了，您自己可以要求他少为您的事操心。”

“我不懂您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拉耶甫斯基嘟哝道。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直到此刻才明白动物学家痛恨他，看不起他，嘲弄他，动物学家是他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似的。“请您对别的什么人去用这种口气说话。”他轻声说道，满腔憎恨，没有力气大声说话了。这种憎恨如同昨天想笑的欲望那样充塞着他的胸膛和喉咙。

萨莫依连科走进来，没有穿上衣，由于厨房里闷热而大汗淋漓，涨红了脸。

“哦，你来了？”他说，“你好，老兄。你吃过饭了吗？别客气，你说吧：吃过饭没有？”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拉耶甫斯基站起来说，“假如我对你提出什么私人的请求，这并不等于说我容许你不承担说话慎重和尊重别人的秘密的义务。”

“怎么回事？”萨莫依连科惊讶地问。

“要是你没有钱，”拉耶甫斯基接着说，提高嗓门，激动得不住地调动两只脚，“那你就不要给我钱，回绝我，何必到大街小巷去宣扬，说我的处境没有出路之类的话呢？这样的行善，这样的给朋友帮忙，口惠而实不至，我受不了！你要吹嘘你的善行，管自去吹嘘就是，可是谁也没有给你权利去张扬我的秘密！”

“什么秘密？”萨莫依连科问道，摸不着头脑，开始生气了，“如果你是来骂人的，那你就给我走开。以后再来！”

他想起一个老办法：每逢自己对别人生气的时候，心里暗自从一数到一百，就会平静下来。他就很快地数着。

“我请求你们不要为我的事操心！”拉耶甫斯基接着说，“别管我的事。我做什么事，我怎样生活，这跟别人有什么相干？不错，我想离开此地！不错，我欠下债，我喝酒，我跟别人的妻子同居，我发过癔病。我庸俗，不像有些人那么思想深刻，可是这跟外人有什么相干？要尊重别人！”

“你，老兄，对不起，”萨莫依连科说，数到三十五了，“可是……”

“要尊重别人！”拉耶甫斯基打断他的话，“这样不断地议论别人的事情，大惊小怪，刺探隐私，偷听秘密，这种友好的关怀……都见鬼去吧！借给我钱，却要提什么条件，把我当小孩子看待！看不起我，不知把我当成什么东西！我什么也不要！”拉耶甫斯基叫道，激动得身子摇摇晃晃，生怕自己又发癔病。“那么，我星期六走不成了。”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闪过。他又说：“我什么也不要！只是我请求你们，劳驾，不要对我严加看管！我不是小孩子，也不是疯子，我请求取消对我的管束。”

助祭走进来了。他看见拉耶甫斯基脸色苍白，挥动胳膊，面对沃龙佐夫公爵的肖像发表古怪的演说，不由得在门口站住不动了。

“这种对我灵魂的经常窥探，”拉耶甫斯基接着说，“侮辱了我个人的尊严，我要求那些自告奋勇的暗探停止他们的刺探！够了！”

“你……您说什么？”萨莫依连科已经数完一百，涨红了脸，走到拉耶甫斯基跟前，问道。

“够了！”拉耶甫斯基又说一遍，上气不接下气，拿起帽子。

“我是俄国医生，我是贵族，我是五等文官！”萨莫依连科一板一眼地说。“我从来也没做过暗探，我不容许任何人侮辱我！”他声嘶力竭地嚷着，使劲念出最后两个字，“闭嘴！”

助祭从没见过大夫这样威风凛凛，神气活现，涨红了脸，神态吓人，就用手捂住嘴，跑到门厅去，放声大笑。仿佛隔着一层迷雾似的，拉耶甫斯基看见冯·柯连站起身来，把手插进裤袋里；从他站立的姿态看来，好像他在等着瞧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似的。拉耶甫斯基觉得这种镇静的姿态傲慢到了极点，具有很大的侮辱性。

“请您把您的话收回去！”萨莫依连科嚷道。

拉耶甫斯基这时候已经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了，回答说：

“躲开我！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求您和那些犹太种的德国人[33]躲开我！要不然我就要采取行动！我就要动手打人！”

“现在我们明白了，”冯·柯连说，从桌子的另一边走过来，“拉耶甫斯基先生打算在临行之前举行一次决斗来消遣一下。我可以奉陪。拉耶甫斯基先生，我接受您的挑战。”

“挑战？”拉耶甫斯基低声说道，走到动物学家面前，带着憎恨瞧着他那晒黑的额头和拳曲的头发，“挑战？挑战就挑战！我恨您！恨您！”

“遵命。明天一清早在凯尔巴莱小饭铺附近。一切细节全按您的意思安排。现在请您滚出去。”

“我恨您！”拉耶甫斯基气喘吁吁地低声说，“我早就恨您了！决斗！行！”

“把他赶出去，亚历山大·达维狄奇，要不然我走，”冯·柯连说，“他要咬我了。”

冯·柯连的沉着口气倒弄得医生冷静下来了。不知怎的，他忽然清醒过来，头脑清楚了，就伸出两条胳膊搂住拉耶甫斯基的腰，把他从动物学家面前拉开，用激动得发颤的亲热声调嘟哝着：

“我的朋友们……善良的好朋友们……大家发了一阵脾气，也就够了……够了。……我的朋友们……”

拉耶甫斯基听见这种柔和而且友好的声调，才感到刚才他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件从来也没有过的极可怕的事，仿佛差点被一列火车轧死似的，他几乎哭出来，就摆一摆手，跑出房间去了。

“你自己经受着别人对你的憎恨，却又在憎恨你的人面前露出一副极可怜、极可鄙的狼狈相，我的上帝啊，这多么叫人难受！”过了一会儿，他在卖饮食的亭子里坐着，暗自想道，觉得全身仿佛由于刚才受到别人的憎恨而长上锈似的，“这是多么粗俗啊，我的上帝！”

凉水和白兰地使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清楚地想象着冯·柯连镇静而傲慢的面容、他昨天的目光、他那件跟毯子差不多的衬衫、他的声调、他那双白净的手；于是有一种强烈的、难以忍受的刻骨仇恨在他胸膛里翻腾起来，急切地要求报复。他在想象中把冯·柯连打倒在地，用脚踩他。他把刚才发生的事，前前后后，一点一滴，统统想起来了，不禁暗自惊讶：他怎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做出讨好的笑脸，而且一般说来，怎么会重视那些住在可怜的小城里浅薄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见解，像这样的小城大概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彼得堡的上流人也一个都不会知道。即使这个小城忽然坍塌，或者被火焚毁，全俄国的读者看到这条电讯，也会觉得乏味，就跟看到售卖旧家具的广告一样。明天冯·柯连中弹毙命也好，活在人间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同样无益和乏味。顶好是一枪打中他的腿或者胳膊，叫他受点伤，然后讪笑他，让他像一只昆虫断了腿而消失在草丛中那样，带着他不敢明说的痛苦消失在一群跟他同样渺小的人当中。

拉耶甫斯基到谢希科甫斯基家去，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请他做证人。随后他们两人动身去找邮电局局长，请他也做证人，并且在他家里吃了饭。吃饭的时候，他们说了很多笑话，笑了很久。拉耶甫斯基还嘲笑自己，说他几乎完全不会开枪，可是却把他自己叫作皇家射击手和威廉·退尔[34]。

“应当给这位先生一点教训……”他说。

饭后，他们坐下来打牌。拉耶甫斯基打牌，喝葡萄酒，暗想：一般说来，决斗是愚蠢而毫无道理的，因为它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不过呢，有的时候缺了它倒也不行。例如在眼前这个事例中就是这样。你总不能拉着冯·柯连到调解法官那儿去告状啊！而且这次决斗也自有好处，因为这以后他就不能再在这个城里住下去了。他微微有点醉意，打牌兴致很高，觉得心情畅快。

可是等到太阳西下，天黑下来，他却心神不定了。他倒并不是怕死，因为他吃饭和打牌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心里一直相信这场决斗会无结果而散；他是害怕明天早晨他将生平第一次碰到的那件不熟悉的事，也害怕那即将到来的夜晚。……他知道今天晚上会过得很长，睡不着觉。他一定会不仅想到冯·柯连和他的憎恨，而且会想到那座他必须越过的虚伪的大山，他可没有力量和本领避开这座大山。他仿佛突然害了病，一时间对纸牌和人们失去了兴趣，坐立不安，开始要求大家让他回家去。他一心想赶快上床，然后一动也不动，准备好思考一夜。谢希科甫斯基和邮局官员就送他回去，然后到冯·柯连家里去商量决斗的事。

拉耶甫斯基在他的寓所附近遇见了阿奇米安诺夫。这个年轻人喘着气，神情激动。

“我正在找您，伊凡·安德烈伊奇！”他说，“我请您赶快去一趟。……”

“到哪儿去？”

“有一位您不认识的先生要见您，他有一件对您关系重大的事。他恳求您务必到他那儿去一会儿。他有话要跟您谈。……这件事对他来说无异于生死问题。……”

阿奇米安诺夫很兴奋，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浓重的亚美尼亚土音，把“生”念成“绳”了。

“他是什么人？”拉耶甫斯基问道。

“他要求我不要说出他的姓名。”

“请您对他说我很忙。要是他乐意，明天再谈吧。……”

“那怎么成！”阿奇米安诺夫惊恐地说，“他想跟您谈一件对您关系重大的事……很要紧的事！要是您不去，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了。”

“奇怪……”拉耶甫斯基嘟哝说，不明白阿奇米安诺夫为什么这么激动，不明白在这个谁都不需要和乏味的小城里会有什么秘密。“奇怪，”他在沉思中又说一遍，“不过，去就去吧。反正也没关系。”

阿奇米安诺夫很快地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他们走完大街，就拐进一条巷子。

“这多么乏味啊。”拉耶甫斯基说。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近得很。”

在旧围墙附近，他们穿过一条夹在两堵墙之间的窄巷子，墙外是空地。然后他们走进一个大院子，往一所不大的房子走去。……

“这是缪利多夫的家吧？”拉耶甫斯基问道。

“对了。”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们从后院走进来呢？我们本来可以走大街。那样近多了。……”

“没关系，没关系。……”

还有一件事也使拉耶甫斯基觉得蹊跷：阿奇米安诺夫把他领到那所房子后门口，对他摆摆手，好像要他放轻脚步走进去，不要开口说话。

“往这边走，往这边走……”阿奇米安诺夫说着，小心推开后门，踮起脚尖走进过道，“轻一点，轻一点，我求求您。……他们会听见的。”

他仔细听了听，费力地呼出一口气，小声说：

“喏，您推开房门，走进去。……不用害怕。”

拉耶甫斯基糊里糊涂，推开房门，走进一个房间，天花板低矮，窗子下了窗帘。桌上放着一支蜡烛。

“找谁？”有人在隔壁房间里问道，“缪利德卡，是你吗？”

拉耶甫斯基转向那个房间，走了进去，看见了基利林、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就在他的身旁。

他没听见人家对他说了些什么话，只是踉踉跄跄地往后退去，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走到街上来了。他对冯·柯连的憎恨以及他的不安，都从灵魂里消失了。他在走回家的路上，笨拙地摆动他的右胳膊，专心地瞧着脚底下，极力在平坦的地面上走路。他回到家里，走进书房，搓着手，笨拙地耸动肩膀和脖子，仿佛他的上衣和衬衫太紧似的。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点上一支蜡烛，挨着一张桌子坐下来。……

十六

“您所说的人文科学，只有在前进中遇到精密的科学，而且同它们携手并进的时候，才能满足人类的思想。至于它们究竟会在显微镜下面相遇，还是在一个新的哈姆雷特的独白中相遇，或者在一种新的宗教中相遇，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想，地球等不到这件事发生，就已经蒙上一层冰壳了。在所有的人文知识当中最稳定和最富于生命力的当然莫过于基督的教义；不过您注意看一下，就连对于这个教义，也有多么不同的理解啊！有的人教导说：我们应该爱一切人，同时却又把兵士、罪犯、精神病人除外。他们允许兵士在战争中被杀，允许罪犯被隔离，被处死，禁止精神病人结婚。另一些解释者又教导说：必须爱一切人，不分好坏，没有例外。按照他们的教导，那么，如果有一个结核病人，或者一个杀人犯，或者一个癫痫病患者到您这儿来，要求跟您的女儿结婚，您就得把女儿嫁给他。如果白痴殴打身心健康的人，那您也得把脑袋送上去。这种为爱而爱的说教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要是得了势，就会使得人类最后完全绝种，从而犯下古往今来人间犯过的罪行中最大的罪行。解释是很多的，既然多，严肃的思想也就不会对其中的任何一个解释感到满足，只会在那一大堆解释中匆匆忙忙添上它自己的解释罢了。所以绝不应该照您所说的那样，在哲学的或者所谓基督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要是照那样做，您反而没法解决问题了。”

助祭注意地听着动物学家的话，想了一想，问道：

“每个人所固有的道德准则究竟是由哲学家臆造的呢，还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连同肉体一并创造出来的？”

“我不知道。然而这种准则在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都普遍存在；因此我觉得，应当承认，它是跟人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臆造的，而是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下去的。我不会对您说，日后有一天可以在显微镜下看见它，可是这种有机的联系却有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据我所知，脑子的严重疾病以及一切所谓的精神病，首先表现在破坏道德准则上。”

“好。那么，如同胃要求吃东西一样，我们的道德感要求我们爱别人。是这样吧？然而我们天然的本性却爱自己，因而抵制良心和理智的呼声，于是产生许多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您不许在哲学基础上提出这些问题，那我们应当找谁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要到我们目前掌握不多的精密的科学知识那儿去找。要相信不容置疑的事实以及事实的逻辑。不错，这种知识还很少，然而它不像哲学那样不稳定，那样含混。我们姑且假定道德准则要求您爱别人。那又怎样呢？爱无非是消除现在和将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危害人们和以各种危险威胁人们的一切东西。我们的知识和明显的事实告诉您说，身心不正常的人所造成的危险威胁着人类。如果是这样，就该与这些不正常的人进行斗争。倘使您没有力量把他们提高到正常的水平上来，那么您总有足够的力量和本领使他们不产生危害作用，也就是说，消灭他们。”

“那么爱就是强者征服弱者？”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强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助祭激昂地说。

“问题就在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并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人类的文化削弱而且极力取消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因此弱者迅速繁殖，造成对强者的优势。您不妨设想一下，您把人道的思想按照它原来的基本形式成功地灌注到蜜蜂的脑子里，这会发生什么后果？本来应该被处死的雄蜂就会活下来，吃光蜂蜜，使蜜蜂腐化，而且摧残它们，结果就造成弱者对强者的优势以及强者的退化。现在人类发生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弱者压迫强者。在至今还没接触到文化的野蛮人那里，最强的、最聪明的、最有道德的总是走在前头，他总是领袖和统治者。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却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继续在钉他。可见我们缺少某种东西。……我们得在我们身上恢复这‘某种东西’才行，要不然，这类错误就没有完结的一天了。”

“可是您用什么标准来区别强者和弱者呢？”

“知识和不容置疑的事实。人们是根据病情来认出结核病人和瘰疬病人的；而不道德的人和疯子则要根据他们的行动认出来。”

“不过要知道，可能认错的！”

“对。可是，既然受着洪水的威胁，就不用怕沾湿脚。”

“这是哲学。”助祭说，笑起来了。

“一点也不是。您已经给您的宗教哲学教坏了，因此您在一切东西里都只想看见迷雾。您那年轻的头脑塞满了抽象的学问，这种学问之所以说是抽象的，就是因为它使您的头脑不顾明显的事实。您得直视魔鬼，如果他是魔鬼，您就说他是魔鬼，用不着跑到康德或者黑格尔那儿去寻求解释。”

动物学家沉吟一下，接着说：

“二乘二等于四，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明天我们要去决斗。您和我都会说，这愚蠢，荒谬，说决斗早已过时，说上流人的决斗和下等酒店里的醉后斗殴实际上没有什么分别，然而我们仍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会去厮杀。可见有着一种比我们的理性强大的力量。我们嚷着说战争是掠夺，是野蛮，是惨祸，是自相残杀，我们一看到鲜血就会昏厥；可是只要法国人或者德国人侮辱我们，我们就顿时感到精神奋发，真心诚意地喊着乌拉，冲上前去攻打敌人，您就会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勇敢就会激起普遍而又真诚的热忱。这又可以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量，它即使不比我们以及我们的哲学高明，至少也比它强大。我们拦不住它，就跟拦不住眼前从海那边拢过来的乌云一样。不要假仁假义，不要背地里对这种力量做鬼脸，也不要说什么：‘哎呀，愚蠢啊！哎呀，过时啦！哎呀，不符合《圣经》上的道理呀！’要面对面地瞧着它，承认它的合理合法性，而且，比方说，遇到它打算消灭一个虚弱的、多病的、腐败的民族，您也不要用您那些药丸以及从《福音书》上摘下来的那些理解得不对头的话来阻挠它。列斯科夫[35]写过一个有良心的达尼拉[36]，他在城外发现一个麻风病人，就用爱和基督的名义供他吃饭，给他穿暖。要是这个达尼拉真的爱人们，他就该把麻风病人拉走，越远越好，然后丢在一条沟里。他应该为健康的人服务。我想，基督教导我们的是一种合情合理而又有益的爱。”

“您这个人可真怪！”助祭笑着说，“您并不信仰基督，可是您为什么老是提到他呢？”

“不，我信仰的。不过当然，那是按我的方式而不是按你们的方式信仰的。啊，助祭呀，助祭！”动物学家说，笑起来。他搂住助祭的腰，快活地说：“嗯，怎么样？明天一块儿到决斗的地方去吗？”

“我的教职不允许我去，要不然，我倒是会去的。”

“‘教职’是什么意思？”

“我受了圣职。我已经受到神恩了。”

“啊，助祭呀，助祭，”冯·柯连又笑着说，“我喜欢跟您谈天。”

“您说您有信仰，”助祭说，“那是什么样的信仰呢？喏，我有个叔叔，是个神甫，他信得那么虔诚，每逢天旱，他就到旷野上去求雨，总是随身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件皮革的大衣，免得回来的路上让雨淋湿。这才不愧为信仰！他一讲起基督就神采焕发，村中的男男女女，都听得放声痛哭。他能够挡住这块乌云，能够把您所说的那种力量打得望风而逃。对了。……信仰能够移山倒海呀。”

助祭笑起来，拍了拍动物学家的肩膀。

“是啊……”他接着说，“瞧，您时时刻刻教导穷人，探索海洋的深处，区别弱者和强者，著书立说，要求决斗，可是人间万物并没有起什么变化。您瞧着吧，说不定会有一个衰弱的老头子由于圣灵附体而嘟哝出一个词儿，或者有个新的穆罕默德骑着马，手持马刀从阿拉伯奔驰而来，于是人间万物就会翻个身，在欧洲再也没有一块石头还能安安稳稳地压在另一块石头上。”

“喂，助祭，这可是越说越玄了！”

“光有信仰而缺乏行动，那种信仰是死的，可是，光有行动而缺乏信仰，那就更糟，无非是白费时间而已。”

医生在堤岸上露面了。他看见助祭和动物学家，就走到他们这边来。

“好像什么都准备好了，”他说，喘着气，“戈沃罗甫斯基和包依科做证人。他们明天早晨五点钟动身。乌云密布！”他看一眼天空说，“什么都看不见。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想，你会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冯·柯连问。

“不，求上帝保佑，我就是不去也已经够苦恼的了。乌斯契莫维奇会替我去的。我已经跟他谈过了。”

远处，海洋上空电光一闪，传来闷声闷气的隆隆雷声。

“在暴风雨之前，天气多么闷啊！”冯·柯连说，“我敢打赌，你已经到拉耶甫斯基家里去过，扑在他的怀里哭过一场了。”

“我何必到他那儿去呢？”医生回答说，心慌了，“什么话！”

在太阳落下去以前，他确实在林荫道上和大街上来来回回走过好几次，希望遇见拉耶甫斯基。他觉得难为情，因为他发了一阵脾气，而且刚发完脾气，忽然又心慈面软了。他想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拉耶甫斯基道歉，责备他几句，安慰他一下，对他说，决斗是中世纪野蛮风气的残余，不过现在上帝指使他们决斗，却是把决斗当作和解的手段：明天他们这两个极出色的、有大才大智的人各自放过一枪以后，就会尊重彼此的高尚品格，成为朋友。可是他一次也没遇见拉耶甫斯基。

“我何必到他那儿去呢？”萨莫依连科又说一遍，“又不是我侮辱了他，而是他侮辱了我。请你说说看：为什么他跟我过不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一走进客厅，他忽然无缘无故地骂我是暗探！这是怎么搞的！你告诉我：这事是怎么开头的？你都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对他说他的处境是没有出路的。我的话是对的。只有正人君子和坏蛋才能在任何处境中都找到出路，凡是又想做正人君子又想做坏蛋的人，就不会有出路。不过，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十一点钟，明天我们还得早起。”

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刮起堤岸上的灰尘，把它卷成旋涡；风的呼啸声盖过了海水的哗哗声。

“飓风！”助祭说，“我们得走了，要不然，眼睛就要给迷住了。”

他们就往回走，萨莫依连科拉住帽子，叹一口气，说：

“今天晚上我多半会睡不着觉。”

“你不要激动，”动物学家说，笑起来，“管自放心，这场决斗会无结果而散的。拉耶甫斯基会宽宏大量地朝天放枪，他不会不这样做的。至于我，多半会根本不开枪。为拉耶甫斯基去吃官司，浪费时间，是一点也划不来的。顺便问一句，决斗照规矩要受什么惩罚？”

“逮捕。如果决斗的对手身亡，就要在要塞里坐三年牢。”

“在彼得保罗要塞里？”

“不，大概在军事要塞里。”

“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家伙真应当受点教训才对！”

他们身后的海洋上空闪过一道电光，一时间照亮了房顶和山峦。三个朋友在林荫道附近分手了。医生消失在黑暗中，脚步声已经听不见，冯·柯连却对他叫道：

“希望明天的天气不会碍我们的事才好！”

“难说呀！求上帝保佑吧！”

“晚安！”

“晚什么？你说什么？”

在大风呼啸、海水咆哮和隆隆的雷声中，很难听清人家说的话。

“没什么！”动物学家嚷着，匆匆地走回家里去了。

十七

……在我那愁闷苦恼的心中，

涌现着许多沉痛的思想；

回忆在我的面前

默默地展开它那冗长的篇章。

我回顾我的生活而感到厌弃，

我诅咒，我战栗，

我伤心抱怨，流下辛酸的眼泪，

然而我不能抹掉这些悲哀的记忆。

——普希金[37]

不论明天早晨他中弹毙命，还是受人嘲笑（也就是保全性命），反正他是完了。那个丢脸的女人由于绝望和羞耻而自杀也好，悲悲惨惨地活下去也好，反正她也完了。……

夜深人静，拉耶甫斯基坐在桌子边这样想着，一边仍旧不住地搓手。窗子忽然开了，砰的一声响，一股大风刮进房间里来，桌上的纸片飞走了。拉耶甫斯基关上窗子，伛下腰去，拾起地板上的纸片。他觉得他身上似乎新添了一种东西，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别扭感觉，他觉得自己的动作变了样。他走动起来胆战心惊，胳膊肘往两边伸，肩膀耸动。等到他在桌子旁边坐下，他又开始搓手。他的身子不那么灵活了。

在死亡的前夜，人应当给亲人写信。拉耶甫斯基想起了这一点。他拿起钢笔，用颤抖的笔迹写道：

“亲爱的母亲！”

他想在信上对他母亲说，求她看在她所信仰的慈悲的上帝分上收留那个不幸的女人，用她的爱抚使那个女人得到温暖，那个女人给他害得名誉扫地，如今孤身一人，贫穷，孱弱；他求母亲忘掉而且宽恕一切，一切，一切，以她的牺牲多多少少弥补她儿子可怕的罪恶。可是他想起他母亲，一个肥胖笨重的老太婆，早晨怎样戴着花边包发帽，从正房里出来，走进花园，身后跟着食客们和小狮子狗；他想起母亲怎样用蛮横的声调对花匠和仆人嚷叫，想起她的神情如何傲慢，看不起人。他想到这儿，就把他写下来的几个字涂掉了。

天空中电光一闪，三个窗子一齐亮了，接着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雷声，起初还闷声闷气，后来却轰隆轰隆，接着是一声霹雳，力量那么猛，震得窗上的玻璃丁零丁零响。拉耶甫斯基站起来，走到窗前，把额头抵在玻璃上。外面，大雷雨雄壮而美丽。天边，闪电像一条条白色的长带，不住地从乌云里钻出来，投进海洋，照亮了远处广阔海面上那些高高的黑色波涛。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大概就连这所房子的上空，都有电光闪亮。

“大雷雨啊！”拉耶甫斯基小声嘟哝着，他生出一种愿望，想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祈祷，哪怕对闪电或者乌云祈祷也行，“可爱的大雷雨！”

他想起他小时候，遇到大雷雨，总是不戴帽子，跑进花园，身后追来两个长着淡黄色头发和淡蓝色眼睛的小姑娘。他们往往被雨淋得全身湿透，高兴得哈哈大笑。然而，每逢天上打一个很响的雷，两个小姑娘总是信赖地偎到这个小男孩身边来，他呢，就在胸前画十字，急忙念道：“神圣的，神圣的，神圣的……”啊，纯洁美好的生活的萌芽，你到哪儿去了？你淹没在什么海洋里了？如今他不再怕大雷雨，也不再喜欢大自然，心里也没有上帝了。他往日认识的那些轻易信赖旁人的小姑娘，如今也被他和他的同辈们给毁了。他这一辈子从来也没在他家花园里栽过一棵树，种过一株草。他生活在生物当中，却没拯救过一只苍蝇，光是破坏，毁灭，以及虚伪，虚伪……

“我过去所干的有哪一件不是坏事？”他问自己，极力要抓住一点点光明的回忆，就像一个落进深渊的人极力抓住草丛似的。

中学吗？大学吗？然而那都是骗局。他的学习成绩很差，学过的东西都忘掉了。为社会服务吗？那也是骗局，因为他在机关任职的时候，什么事也没做，白白地领薪水，他的所谓服务无异于盗窃公款的卑鄙罪行，只是他没有为此而受到法庭惩办罢了。

他素来不需要真理，他也没追求过真理。他的良心给恶习和虚伪蒙蔽，已经昏睡不醒，或者沉默无声了。他像一个局外人，或者一个从其他行星上雇来的人，根本没有参与过人们的共同生活，对人们的痛苦、思想、宗教、知识、探索、斗争等一概漠不关心。他没对人们说过一句善意的话，没写过一行有益的、不庸俗的文字，也没为人们出过一丁点儿力，光是吃他们的面包，喝他们的酒，拐走他们的妻子，靠他们的思想生活。为了在他们面前和自己面前替他这种可鄙的寄生生活辩护，他总是竭力装出一副样子，倒好像他比他们高尚、优越似的。虚伪啊，虚伪，虚伪……

他清楚地想起他在缪利多夫家里看见的那个场面，又是厌恶又是凄凉，心惊肉跳得受不了。基利林和阿奇米安诺夫是可憎的，然而他们只是继续做一件他已经做开头的事情罢了；他们是他的同谋犯和门徒。那个年轻而软弱的女人本来相信他胜过相信她的兄弟，他呢，却使她失去了丈夫、周围的熟人、故乡，把她带到此地来，经受酷暑、热病和烦闷。她每天不得不像镜子似的映出他的懒惰、堕落、虚伪，她用这些，仅仅这些，来填满她那软弱的、懈怠的、可怜的生活。后来他腻烦她，憎恨她了，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丢开她，他便极力用虚伪像蛛网似的把她缠起来，越缠越紧。……剩下来的事那些人就接着干了。

拉耶甫斯基时而在桌旁坐下，时而又走开，往窗前走去。他一会儿吹熄蜡烛，一会儿又点上。他嘴里念叨着诅咒自己的话，哭泣，抱怨，请求原谅。他有好几次绝望地跑到桌旁，写道：“亲爱的母亲！”

除了母亲以外，他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了。可是他母亲怎么能够帮助他呢？而且她在哪儿呢？他想跑到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扑在她的脚下，吻她的手和脚，请求她原谅他。然而她是受害于他的人，他怕见她，仿佛她已经死了似的。

“我的生活已经毁了！”他喃喃地说，搓着手，“可是为什么我还活着呀，我的上帝！……”

他已经把他那颗昏暗的星从天空摘掉，那颗星已经落下来，它的踪迹就此同夜晚的黑暗混合在一起了。它再也不会回到天上，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不会有第二回。假使过去的岁月能够重新回来，那他就会用真实来代替过去的虚伪，用劳动来代替过去的懒惰，用欢乐来代替过去的烦闷，他就会把他从别人那儿夺来的纯洁交还本人，就会找到上帝和正义。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就跟落下来的星不可能回到天上一样。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就灰心绝望了。

等到大雷雨过去，他就在敞开的窗口旁边坐下，平心静气地想着他眼前就要遇到的事。冯·柯连大概会开枪把他打死。这个人明确而冷酷的世界观容许他消灭虚弱而不中用的人。即使临到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的看法变了，那么平时拉耶甫斯基在他心里激起的痛恨和嫌恶也会来帮他的忙。不过，假如他没有打中，或者为了嘲弄他所痛恨的对手而只打伤他，或者对空中放枪，那又该怎么办呢？他该到哪儿去好呢？

“到彼得堡去吗？”拉耶甫斯基问自己，“可是这等于重新开始过我目前诅咒的旧生活。凡是希望像候鸟那样变换一下地点就能得救的人总是会一无所获，因为对他来说地球上到处都是一样。到人们当中去寻找救星吗？那么到什么人当中去找，怎样找法呢？萨莫依连科的善良和慷慨，就像助祭爱笑的脾气或者冯·柯连的憎恨一样，并没有挽救人的力量。人只应当在自身寻找救星，如果找不到，那就不必枉费时间，干脆自杀了事。……”

传来马车的辘辘声。天已经亮了。一辆四轮马车走过他家门前，然后转了个向，车轮吱吱嘎嘎在潮湿的沙地上响着，马车在他的房子附近停住了。四轮马车里坐着两个人。

“请你们等一等，我马上就来！”拉耶甫斯基在窗口对他们说，“我没睡觉。莫非已经到时候了？”

“是啊。四点钟了。等我们到那边……”

拉耶甫斯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把纸烟放在口袋里，站住，沉思起来。他觉得好像还有一件什么事需要做似的。街上，两个证人轻声谈话，马儿喷鼻子。在这潮湿的清晨，大家都在睡觉，天刚发亮的时候，这些声音使得拉耶甫斯基心里充满了愁绪，就像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沉思中呆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寝室走去。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平躺在床上，挺直身体，从头到脚盖着一条方格毛毯。她一动也不动，她那样儿，特别是她的头部，让人联想到埃及的木乃伊。拉耶甫斯基默默地瞧着她，心里暗暗求她原谅，同时思忖着：如果天上不是空的，那儿真有上帝，那么他就会保佑她；假如没有上帝，那就索性让她死了吧，她无须活下去了。

忽然，她跳起来，在床上坐定。她抬起苍白的脸，恐惧地瞧着拉耶甫斯基，问道：

“是你吗？大雷雨过去了？”

“过去了。”

她想起过去的事，就两只手抱住头，周身发颤。

“我多么难过呀！”她说。“要是你知道我多么难过就好了！我本来料着，”她眯细眼睛，接着说，“你会弄死我，或者把我赶出这所房子，叫我到雨里，到大雷雨里去，可是你一直没动静……一直没动静。……”

他猛然紧紧地搂住她，不住地吻她的膝盖和手。后来，她喃喃地对他说着什么，回想过去的事而发抖，他就摩挲她的头发，仔细看她的脸，心里明白过来：这个不幸的、不规矩的女人，对他来说，才是唯一贴近的、亲密的、无可代替的人。

等到他走出家门，坐上马车，他就希望活着回家来了。

十八

助祭起床，穿好衣服，拿起满是疤痕的粗手杖，悄悄走出家门。外面漆黑一片，助祭在街上走动，起初连他的白手杖都看不见。天上一颗星也没有，像是又要下雨了。空中弥漫着湿沙地和海水的气味。

“大概不会有车臣人来拦路抢劫吧。”助祭暗想，听他的手杖敲打路面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夜晚的寂静中显得响亮而孤单。

他走到城外，开始看见道路，也看见自己的手杖了。乌黑的天空东一处西一处现出昏暗的斑点，不久有一颗星露面了，胆怯地着它那只独眼。助祭在高高的石岸上走路，看不见海。海在下面睡着了，肉眼看不见的海浪懒洋洋地、沉甸甸地拍打着海岸，仿佛在叹气：唉！而且，多么慢呀！一个浪头打过来，助祭数着自己走完八步路，才有另一个浪头打过来，再数完六步，才来第三个浪头。这儿也是什么都看不见，黑暗中只能听见懒洋洋的、带着睡意的海水声，这就使人仿佛听见了无限遥远和难于想象的时代，也就是当初上帝在全世界的一片混沌中走来走去的时代。

助祭觉得毛骨悚然。他暗想，如今他跟不信教的人来往，甚至去观看他们的决斗，只求上帝不要因此惩罚他才好。这次决斗没什么了不起，不致流血，滑稽可笑，然而不管怎样，那类景象是邪魔歪道，宗教界的人在决斗的场面里出现总是完全不成体统的。他停下来，暗想：要不要回去呢？然而强烈的、不安的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游移，他往前走去。

“他们虽然不信教，却都是好人，会得救的。”他安慰自己。“他们一定会得救！”他说出声来，点上一支纸烟。

要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人们的品格才能公正地评断他们呢？助祭想起自己的仇人，宗教学校的学监，他既信仰上帝，又不跟人决斗，守身如玉，然而那时候他却常把掺进沙土的面包拿给助祭吃，有一次几乎拧掉助祭的耳朵。如果人类的生活变得莫名其妙，学校里的人竟然都尊敬这个残忍而不正直的、盗窃国家面粉的学监，为他的健康和得救祷告上帝，那么，只因为冯·柯连和拉耶甫斯基不信教就避开他们，难道是公正的吗？助祭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是这时候，不由得想起昨天萨莫依连科的样子多么可笑，这就把他的思路打断了。明天他们会开多么有趣的玩笑啊！助祭暗自想象，等一会儿他坐在一丛灌木后面偷看，然后，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冯·柯连开口夸耀决斗的事，他，助祭，就会带着笑声把这场决斗的经过详详细细讲给他听。

“这些您都是怎么知道的？”动物学家会问。

“就是啊。我坐在家里，可是我都知道了。”

要是能把这次决斗描写得滑稽逗笑就好了。他的岳父读到这样的描写就会笑起来。他岳父连饭都宁可不吃，只要你给他讲一件可笑的事，或者写信告诉他就行。

黄溪流过的那道峡谷在他面前展开了。下过雨后，小溪变得宽阔而湍急，溪水不像先前那样潺潺地流，而是哗哗地流了。天开始破晓。阴沉昏暗的清晨，往西边游去、追踪雨云的浮云，被迷雾环绕的山峦，潮湿的树木，——这一切在助祭看来都显得难看而可怕。他凑着溪水洗了一把脸，念过晨祷，很想喝一点每天早晨在岳父家里必定端上桌子的茶，吃一点他们家里那种加了酸奶油的热的油炸饼。他不由得想起他的妻子以及她经常在钢琴上弹奏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从助祭跟她相识起，一直到求婚和结婚，前后只有一个星期。他跟她共同生活不满一个月，他就被派到这儿来了，因此他至今还没弄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她不在，他不免闷得慌。

“应当给她好好写一封信才是……”他暗想。

小饭馆上头的一面旗淋了雨，耷拉下来。小饭馆本身以及潮湿的房顶也显得比以前黑，比以前矮了。小饭馆门前停着一辆大车。凯尔巴莱，另外两个阿布哈兹人，一个穿着灯笼裤的年轻的鞑靼女人（想必是凯尔巴莱的妻子或者女儿），从小饭馆里抬出一袋袋东西，放在大车的玉米秸上面。大车附近站着一对驴，耷拉着脑袋。两个阿布哈兹人和鞑靼女人放好那些口袋后，拿些玉米秸盖在上面，凯尔巴莱则匆匆忙忙地把那些驴套到大车上。

“大概是走私吧。”助祭暗想。

瞧，这就是一棵倒下来的树和它干枯的针叶。瞧，这就是篝火留下来的一块黑地。他不由得想起那次野餐以及当时的种种情形，想起那堆火、阿布哈兹人的歌声、希望做主教的美妙幻想、宗教行列。……黑溪添了雨水，变得更黑更宽了。助祭小心地走过一道单薄的小桥，溪里混浊的浪头已经碰到小桥了。他爬上小梯子，走进一个晾玉米的棚子。

“出色的头脑！”他在玉米秸上躺下来，想到冯·柯连，“真是很好的头脑，上帝保佑他吧。只是他未免残酷。……”

为什么他恨拉耶甫斯基，拉耶甫斯基也恨他呢？为什么他们要决斗呢？如果他们从小就经受过助祭遭到的那种贫困，如果他们是在愚昧、铁石心肠、一心想发财而抱怨家人白吃饭、态度粗暴野蛮、随地吐痰并且在吃饭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打嗝的人们当中长大，如果他们没有从小被安乐的生活环境和周围的上流人们惯坏；那么，他们会多么友好，多么乐于原谅对方的缺点，多么珍视彼此的优点啊。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就连外表正派的人都很少呢！不错，拉耶甫斯基轻浮，放荡，古怪；可是毕竟他不贪污，不朝地板大声吐痰，不抱怨妻子，说她“光吃饭不干活”，不拿缰绳抽打孩子，不给仆人吃臭烘烘的腌牛肉，难道这还不足以使人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吗？再者，要知道，他是由于他的缺点而首先遭受痛苦的人，就像病人由于伤口而痛苦一样。他们与其出于烦闷无聊，出于某种误会而在彼此身上寻找什么退化啦，绝种啦，遗传性啦，以及其他种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还不如到下面去，把痛恨和愤怒用到另外的地方去，用到由于粗野、愚昧、贪财、抱怨、污秽、詈骂、女人的尖叫而使许多街道充满呻吟声的地方去……

远处传来马车的辘辘声，打断了助祭的思路。他从门口向外张望，看见一辆四轮马车，车上坐着三个人：拉耶甫斯基、谢希科甫斯基和邮电局长。

“停住！”谢希科甫斯基说。

三个人都下了马车，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他们还没来，”谢希科甫斯基说着，抖掉身上的尘土，“怎么样？趁这出戏还没开锣，我们先去物色一个合适的地点。这儿转不开身。”

他们就顺着溪岸，往上游走去，不久就不见了。车夫是个鞑靼人，坐在四轮马车上，脑袋耷拉在肩膀上，睡着了。等了十分钟光景，助祭从棚子里走出来，生怕被人发现，就脱掉黑色帽子，伛下身去，往四下里看，开始沿着溪岸在灌木丛里和玉米田里钻来钻去。树上和灌木上的大水珠纷纷洒到他身上来，青草和玉米是湿的。

“丢脸！”他提起潮湿的、粘了泥的底襟，嘴里嘟哝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

不久他听见说话声，看见人了。拉耶甫斯基把手揣在袖子里，伛着腰，在一块不大的林中草地上很快地走来走去。他的证人们站在溪岸旁边卷纸烟。

“奇怪……”助祭暗想，认不出拉耶甫斯基的步态来了，“他像个老头子了。”

“他们也未免太不礼貌了！”邮务官员说，看了看他的怀表，“也许依学者看来，迟到是好事，不过依我看来，这却是胡闹。”

谢希科甫斯基是个胖子，留着一把黑胡子。他仔细听了听，说：

“他们来了！”

十九

“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多么出色！”冯·柯连说，来到林中草地，往东方伸出两只手，“请看，绿色的光！”

东方的山峦后面伸出两道绿色的光，这确实美。太阳升上来了。

“你们好！”动物学家对拉耶甫斯基的证人们点点头，接着说，“我没有来迟吧？”

他的身后跟着他的证人包依科和戈沃罗甫斯基。那是两个年纪很轻、同等身材的军官，穿着白色制服，另外还有消瘦而孤僻的大夫乌斯契莫维奇，他一只手提着一个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的包袱，另一只手放在背后，他那根手杖照例紧贴在背上。他把包袱放在地上，跟谁都没打招呼，把另一只手也放到背后，在林中草地上走动不停。

拉耶甫斯基感到疲劳和尴尬，那是一个也许不久就要死掉因而引起大家注意的人总会感到的。他巴不得快一点把他打死或者快一点把他送回家去。现在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日出。这个清晨，这两道绿光，这种潮湿的天气，这些穿着湿靴子的人，依他看来，都是他生活里多余而不必要的东西，惹得他不自在。这一切跟昨天夜晚，跟他的思想，跟他负疚的心情都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他恨不能一走了事，不想再等决斗了。

冯·柯连分明在激动，却极力掩饰，装出一副样子，仿佛最使他发生兴趣的是那两道绿光。证人们慌慌张张，互相瞧着，好像在问，他们为什么到这儿来，他们该干什么事似的。

“我想，诸位先生，我们不必再往远处走了，”谢希科甫斯基说，“这儿也行了。”

“是的，当然。”冯·柯连同意。

跟着是沉默。乌斯契莫维奇本来在走动，这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拉耶甫斯基，呼出的气一直喷到他的脸上，小声说：

“他们多半还没来得及把我的条件告诉您。决斗的每一方得付给我十五卢布，假如有一方死了，活着的那一方就得总共付给我三十卢布。”

拉耶甫斯基早先就认识这个人，可是直到现在才头一次看清他那对无神的眼睛，他那硬唇髭，他那细细的、痨病患者的脖子。他简直是个放高利贷的人，而不是大夫！他的呼吸有一种难闻的牛肉气味。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拉耶甫斯基思忖着，回答说：

“好吧。”

医生点一下头，又走动起来。看得出来，他根本不需要钱，他要钱纯粹是为了解恨。大家都感到现在应该开始了，或者应该把已经开始的事结束，然而他们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光是走动，站住，吸烟。两个青年军官生平第一次参加决斗，他们直到现在还不大相信这种依他们看来没有必要的平民之间的决斗会真的举行。他们只顾注意地查看他们的军服，摩挲他们的衣袖。谢希科甫斯基走到他们面前，小声说道：

“诸位先生，我们得运用所有的力量使这次决斗不要举行才成。应当让他们讲和。”

他涨红脸，接着说：

“昨天基利林到我家来诉苦，说是昨天拉耶甫斯基正好撞见他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在一起，诸如此类讲了不少。”

“是的，我们也听说了。”包依科说。

“喏，你们看。……拉耶甫斯基的手在发抖，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现在他就连枪也举不起来。跟他比武，就如同跟醉汉或者伤寒病人比武一样不人道。要是和解不成功，那么，诸位先生，至少把决斗的日期推延一下也好。……这样的鬼事情，真叫人看不下去。”

“您去跟冯·柯连谈一谈吧。”

“我不知道决斗的规则，叫那些规则见鬼去吧。我也不打算知道。说不定他会以为拉耶甫斯基胆怯，才打发我去找他。不过，他爱怎么想都由他，我还是要谈一下。”

谢希科甫斯基迟迟疑疑，往冯·柯连那边走过去，腿略微有点跛，仿佛两条腿坐得有点麻木了似的。他一面走一面嗽喉咙，周身都现出有气无力的样子。

“我有一件事要跟您说，先生，”他开口了，注意地瞧着动物学家衬衫上的花，“这事情我们私下里来谈一谈。……我不知道决斗的规则，叫这些规则去见鬼吧。我也不想知道。我不是凭证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资格来说话，而是凭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资格来说话的。”

“哦。怎么样？”

“证人们提议和解，人家照例置之不理，认为这只是例行公事，就是爱面子，如此而已。然而我恳求您注意一下伊凡·安德烈伊奇。今天他处在一种所谓不正常的状态中，神志不清，样子可怜。他遭到一件不幸的事。我讨厌流言蜚语，”谢希科甫斯基说，涨红了脸，回头看一眼，“可是既然要举行决斗，我就认为有必要告诉您。昨天晚上他在缪利多夫家里撞见他的太太跟……一位先生在一起。”

“多么叫人恶心！”动物学家嘟哝一句，他脸色发白，皱起眉头，大声吐一口唾沫，“呸！”

他的下嘴唇开始颤抖。他从谢希科甫斯基面前走开，不愿意再听下去，好像无意间尝到一种什么苦味的东西似的，又大声吐一口唾沫。而且，在这整个早晨，他带着憎恨的神情第一次看一眼拉耶甫斯基。他的激动和尴尬的感觉过去了，他摇一下头，大声说：

“诸位先生，我们到底在等什么，请问？为什么我们不开始呢？”

谢希科甫斯基跟军官们耸耸肩膀，面面相觑。

“诸位先生！”他大声说，但是他的脸没有对着什么人，“诸位先生！我们建议你们和解！”

“快一点结束这种例行公事吧，”冯·柯连说，“关于和解，我们已经讲过了。下面还有什么例行公事？快一点吧，诸位先生，时间不等人。”

“可是我们仍然坚持和解。”谢希科甫斯基像那种不得不干涉别人事情的人那样，用抱愧的声调说。他涨红脸，把手放在胸口上，接着说：“诸位先生，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意气冲突和决斗联系起来。在决斗和我们由于人类的弱点彼此冒犯而引起的意气冲突中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你们是读过大学和受过教育的人，当然你们自己就看得出来：决斗不过是一种过时的和无聊的官样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罢了。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这种事的，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来了；因为我们不能容许人们在我们面前互相开枪之类的。”谢希科甫斯基擦掉脸上的汗，接着说：“诸位先生，消除你们之间的误会，彼此握手吧，我们回家去喝讲和酒。一言为定，诸位先生！”

冯·柯连没开口。拉耶甫斯基发现人们在看他，就说：

“我自己并没有什么要跟尼古拉·瓦西里伊奇过不去的地方。要是他认为我有错，我准备向他道歉。”

冯·柯连生气了。

“诸位先生，”他说，“显然你们打算把拉耶甫斯基先生打扮成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和骑士而把他送回家去；不过我不能够让你们和他得到这种愉快。单单为了喝讲和酒，吃一顿饭，对我解释决斗是过时的官样文章，那是不必起这么早，坐车出城，赶十俄里路的。决斗就是决斗，不应该把它弄得比实际上愚蠢，虚假。我要决斗！”

跟着是沉默。军官包依科从匣子里取出两支手枪，一支递给冯·柯连，一支递给拉耶甫斯基。接着出了一件麻烦事，使得动物学家和证人们有一会儿感到好笑。原来所有在场的人当中有生以来谁也没参加过决斗，谁都不大清楚应当怎样站着，证人们必须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不过后来包依科想起来了，就带着微笑开始解释。

“诸位先生，谁记得莱蒙托夫的描写[38]？”冯·柯连笑着问道，“在屠格涅夫的作品[39]里巴扎罗夫也跟别人决斗过。……”

“何必去回想呢？”乌斯契莫维奇站住，不耐烦地说，“把距离量出来就完了。”

他就迈了三步，仿佛借此表明应该怎样量似的。包依科数着步数，他的同伴就拔出军刀，在两端地上各划了一下，算是标出界线。

决斗双方在大家的沉默中站到各自的位置上。

“这像是那些鼹鼠。”坐在灌木丛中的助祭回想起来。

谢希科甫斯基说了一句什么话，包依科又解释起来，可是拉耶甫斯基没有听见，或者说得准确些，听倒是听见了，可是没有听明白意思。后来时间到了，他就扳起枪机，举起那支沉甸甸的、冰凉的手枪，枪口向上。他忘记解开大衣纽扣，肩膀和胳肢窝给大衣箍得很紧，胳膊笨拙地抬起来，好像衣袖是用白铁做的。他想起昨天对这晒黑的额头和拳曲的头发的痛恨，心里暗想：他就连在昨天那种十分痛恨和激怒的心情下，也不可能开枪打死这个人。他生怕一不小心枪弹偏巧打在冯·柯连身上，就把手枪越举越高。他感到这种过于露骨的宽宏大量不大得体，不像宽宏大量了；可是他又不会也不能够换一种做法。冯·柯连显然从一开头就相信对方会对空中放枪，便露出讥诮的笑容；拉耶甫斯基瞧着冯·柯连那张苍白的脸，心里暗想：现在，谢天谢地，事情总算就要结束，只要他把枪机扣紧就行了。……

他的肩膀猛地一震，枪声一响，山里起了回声：啪——啪！

冯·柯连扳起枪机，往旁边瞧一眼乌斯契莫维奇，那人跟先前一样在来回走动，双手放在背后，对什么都不在意。

“大夫，”动物学家说，“劳驾，不要走来走去，像钟摆似的。您走得我眼花了。”

医生就停住脚。冯·柯连举起枪来瞄准拉耶甫斯基。

“完了！”拉耶甫斯基暗想。

枪口直对着他的脸。冯·柯连的姿态和全身也流露出痛恨和鄙夷，一个正派人在光天化日下，当着许多正派人的面，马上就要干出凶杀的罪行了。四下里肃静无声，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促使拉耶甫斯基站定脚跟，没有逃跑。所有这些都是多么神秘，多么不可理解，多么可怕呀！冯·柯连举枪瞄准的这段时间，对拉耶甫斯基来说，似乎比整整一夜还要长久。他用恳求的眼光瞧着证人们。他们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

“快点开枪吧！”拉耶甫斯基暗想，感到自己这张苍白的、颤抖的、可怜巴巴的脸一定在冯·柯连心里激起更大的憎恨。

“我马上就会打死他，”冯·柯连暗想，他瞄准对方的额头，手指头已经摸到枪机，“对，当然，我会打死他的。……”

“他要打死他啦！”突然有个气急败坏的叫喊声在很近一个地方响起来。

立刻枪声一响。大家看见拉耶甫斯基站在原地，没有倒下，就回转头，往传来喊叫声的方向瞧一眼，看见了助祭。他脸色苍白，湿漉漉的头发沾在前额上和脸颊上，周身湿透，沾着污泥，站在对岸的玉米田里，有点古怪地微笑着，摇动他那顶湿帽子。谢希科甫斯基高兴地微笑着，随后又哭了起来，走到一旁去了。……

二十

过了一会儿，冯·柯连和助祭在小桥旁边碰头了。助祭神情激动，呼吸费力，不肯正眼看人。他觉得难为情，因为刚才担惊受怕，而且身上的衣服又脏又湿。

“我觉得您想打死他……”他嘟哝说，“这多么违背人类的本性！这多么反常！”

“不过，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动物学家问道。

“您不要问了！”助祭说，摇一下手。“魔鬼迷住了我的心窍，说：去吧，去吧。……于是我来了，在玉米田里差点吓死。不过现在，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总算没事了。……我对您非常满意，”助祭嘟哝说，“我们的毒蜘蛛老大爷也会满意的。……真是可笑，可笑！不过我恳切地要求您，别对外人说我来过此地，要不然我的上司大概会收拾我。他们会说：助祭做人家决斗的证人了。”

“诸位先生！”冯·柯连说，“助祭要求你们不要对外人说你们在此地见到过他。这会闹出乱子来的。”

“这是多么违背人类的本性啊！”助祭叹口气说，“请您大度包涵，不过我还是要说，按当时您那张脸来看，我觉得您存心要打死他。”

“当时我确实很想干掉那个坏蛋，”冯·柯连说，“可是您那么一喊，害得我没有打中。不过，这整个过程由于我不习惯而惹得我厌恶，弄得我疲劳不堪，助祭。我累极了。我们坐车走吧。……”

“不，请您允许我步行。我得让衣服吹一吹干才成，要不然，我又湿又冷。”

“好，那也随您，”累极的动物学家用疲乏的声音说，坐上马车，闭住眼睛，“那也随您。……”

他们在马车旁边走着，后来坐上马车的时候，凯尔巴莱一直站在大路旁边，两只手捧着肚子，深深地鞠躬，露出他的牙齿假笑。他以为那几位先生是来欣赏风景、喝茶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坐上了马车。在大家默默无语的肃静中，这几辆马车驶动了，小饭馆附近只剩下助祭一个人。

“我要到，饭馆里，喝茶，”他对凯尔巴莱说，“我要，吃点，东西。”

凯尔巴莱讲一口很好的俄国话，然而助祭认为，如果对那个鞑靼人讲半通不通的俄国话，他会容易懂些。

“煎鸡蛋，拿奶酪。……”

“请进，请进，教士，”凯尔巴莱鞠着躬说，“样样东西都会给你预备好的。……奶酪也有，葡萄酒也有。……你爱吃什么尽管吩咐。”

“在鞑靼话里，‘上帝’叫什么？”助祭走进小饭馆，问道。

“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一样，”凯尔巴莱不明白他的意思，说道，“大家的上帝只有一个，可是人倒有各式各样。有的是俄国人，有的是土耳其人，有的是英国人。这样那样的人很多，可是上帝只有一个。”

“好。既然所有的民族都信奉一个上帝，那么你们这些穆斯林为什么把基督教徒看成永世的仇敌呢？”

“你怎么生气了？”凯尔巴莱说，两只手捧住肚子，“你是教士，我是穆斯林，你要吃东西，我拿给你。……只有阔人才分你的上帝和我的上帝，对穷人来说上帝都一样。好，请吃吧。”

小饭馆里正进行这场有关神学的谈话，拉耶甫斯基却已经坐着马车回家了。他想起方才黎明时分他坐车赶路，多么提心吊胆啊。当时大路、岩石、山峦又潮又黑，不可知的未来像看不见底的深渊那么吓人。现在呢，挂在青草和石头上的水滴在阳光里像钻石那么发亮，大自然欢畅地微笑，可怕的未来落在身后了。他瞧着谢希科甫斯基那张阴沉的、沾着泪痕的脸，又瞧着前面两辆坐着冯·柯连、他的证人、医生的马车，觉得他们大家仿佛刚从墓园回来，他们在墓园里刚刚埋葬了一个难以相处的、谁也受不了的、妨碍大家生活的人似的。

“一切都结束了。”他想着他的过去，伸出手指头小心地摩挲着他的脖子。

他脖子的右半边，靠近衣领的地方，肿起一个不大的包，有小手指头那么长，那么粗。他觉得挺痛，仿佛是用熨斗烫出来的。那是枪弹擦伤的。

后来，他回到家里，对他来说，漫长、古怪、美妙、朦朦胧胧，像是昏迷的一天开始了。他仿佛刚从监狱里或者医院里放出来，注意地瞅着那些他早已熟悉的东西，暗自惊讶，因为桌子啦，窗子啦，椅子啦，亮光啦，海洋啦，在他心里激起一种活泼而稚气的欢乐，这是他很久很久以来没有领略过的了。脸色苍白而极其憔悴的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不明白他温柔的声调和奇怪的步态。她急急忙忙把她干过的事对他和盘托出。……她觉得他大概没在听她讲话，也没听明白，如果他全听懂了，他会咒骂她，打死她的。然而他确实在听她讲话，同时摩挲着她的脸和头发，瞧着她的眼睛，说：

“除了你以外，我没有亲人了。……”

后来他们在屋前小花园里坐了很久，互相依偎着，没开口说话，或者用简短而不连贯的句子说出他们关于未来幸福生活的幻想。他觉得以前好像从来也没讲得这么长，这么美似的。

二十一

三个多月过去了。

冯·柯连预定动身的日子到了。这天从一清早起就下着寒冷的大雨，刮着东北风，海上掀起大股的浪头。据说，轮船在这样的天气未必能开进港口来。按时间表上的规定，轮船应该早晨九点多钟到达此地，可是冯·柯连中午到沿岸街去，吃过午饭后又去，都没有在望远镜里看见轮船，只看见灰色的浪头和遮没天边的大雨。

天近黄昏，雨才止住，风才明显地小了。冯·柯连已经死了心，以为他今天走不成了，就坐下来跟萨莫依连科下棋。可是等到天黑下来，勤务兵却来报告说，海上出现灯火，人们看见船上发射一枚照明弹。

冯·柯连着了忙。他背起一个小包袱，吻了吻萨莫依连科和助祭，毫无必要地走遍各个房间，跟勤务兵和厨娘告别。然后他走出房外，来到街上，露出一种样子，仿佛有什么东西忘在医生家里或者他自己的住所里了。在街上，他跟萨莫依连科并排走着，助祭手提箱子，在后面跟着，殿后的是勤务兵，提着两只大皮箱。只有萨莫依连科和勤务兵才看得清海上那些朦胧的亮光，其余两个人瞧着黑暗，什么也没看见。轮船停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

“快点，快点，”冯·柯连说，“我担心船要开了！”

冯·柯连走过一幢有三个窗子的小房，那是拉耶甫斯基在决斗后不久搬进去住的。冯·柯连忍不住往窗子里看一眼。拉耶甫斯基靠一张桌子坐着，背对着窗子，低下头，正在写东西。

“我觉得奇怪，”动物学家小声说，“他多么刻苦啊！”

“是啊，确实叫人觉得奇怪，”萨莫依连科说，叹一口气，“他照这样从早晨坐到晚上，老是工作。他打算还清债务。老兄，他生活得比乞丐都不如啊！”

在沉默中过了半分钟。动物学家、医生、助祭站在窗外，都瞧着拉耶甫斯基。

“他一直没离开此地，可怜的人，”萨莫依连科说，“你还记得当初他怎样急着要走吗？”

“是啊，他刻苦极了，”冯·柯连又说一遍，“他的婚礼，这种为糊口而整天工作的辛劳，他脸上那种新的表情，以至他的步态，都那么不平常，我简直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表达这一切才好了。”动物学家拉住萨莫依连科的袖子，声调里带着激动，继续说下去：“请你转告他和他的太太，就说我临走的时候，对他们感到吃惊，祝他们万事如意……而且请求他，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记住我的坏处。他了解我。他知道，假如那时候我能预先看到这种变化，那我就会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的。”

“你进去一趟，跟他辞行吧。”

“不，这不合适。”

“为什么呢？上帝知道，也许你从此再也不会跟他见面了。”

动物学家想了想，说：

“这倒是实在的。”

萨莫依连科就用手指头轻轻敲几下窗子。拉耶甫斯基吃一惊，回过头来看。

“万尼亚，尼古拉·瓦西里伊奇来向你辞行，”萨莫依连科说，“他马上就要走了。”

拉耶甫斯基从桌旁站起来，走进穿堂去开门。萨莫依连科、冯·柯连、助祭就走进屋里。

“我待一会儿就要走的。”动物学家开口说，在穿堂里脱掉雨鞋，已经后悔不该感情冲动，没有得到邀请就走进来了。“倒好像是我硬要闯进来似的，”他想，“这有多尴尬。”

“请您原谅我来打搅您，”他说，跟着拉耶甫斯基走进房间，“不过我马上就要走的，我只想跟您见见面。上帝才知道以后我们会不会再见面了。”

“我见着您很高兴。……请坐。”拉耶甫斯基说，笨手笨脚地给客人们搬椅子，仿佛想拦住他们的路似的，后来他在房间中央站定，搓着手。

“我应该把这伙见证人留在街上才是。”冯·柯连暗想。然后他沉稳地说：

“请您不要记着我的坏处，伊凡·安德烈伊奇。忘记过去的事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些事太叫人痛苦了。我到这儿不是来道歉，也不是来申明我没有错。当初我的行动是认真的，从那时候以来我的信念并没改变。……然而，使我十分高兴的是，现在我明白当初我错看了您，不过，真的，人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走也会跌跤的。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即使不在大处犯错误，也会在小处出错。真正的真理是谁也不知道的。”

“是的，谁也不知道真理……”拉耶甫斯基说。

“好，再见。……求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

冯·柯连向拉耶甫斯基伸出手去。拉耶甫斯基握一握手，鞠躬。

“请您不要记住我的坏处。”冯·柯连说，“请您代我问候您的太太，对她说我没有能够向她辞行，觉得很抱歉。”

“她在家。”

拉耶甫斯基就走到房门口，朝着另一个房间说：

“娜嘉，尼古拉·瓦西里伊奇想跟你告别。”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走进房来，她在房门旁边站住，羞怯地看一眼客人们。她的脸色惭愧而惊恐，两只手保持那样一种状态，她就像一个正在挨骂的中学生似的。

“我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冯·柯连说，“我是来辞行的。”

她犹豫不决地向他伸出一只手。拉耶甫斯基鞠躬。

“哎，他们俩多么可怜啊！”冯·柯连暗想，“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

“我就要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了，”他问道，“要我给你们从那边寄点什么东西来吗？”

“哦，”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说，不安地跟她丈夫对视了一眼，“好像不需要什么东西。……”

“是的，不需要什么东西……”拉耶甫斯基说，搓着手，“请您替我们向大家问好。”

冯·柯连不知道另外还可以说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可是先前他走进来的时候，却以为自己会说出许多很好的、热情的、有意义的话来。他默默地握一下拉耶甫斯基的手，再握一下他妻子的手，就怀着沉重的心情，从他们家里走了出来。

“什么样的人啊！”助祭在后面走着，低声说。“我的上帝，什么样的人啊！确实，上帝的手栽植了这棵葡萄树！主啊，主啊！有的人征服几千个人，有的人征服几万个人。尼古拉·瓦西里伊奇，”他热烈地说，“您知道，您今天征服了人类最大的敌人：骄傲！”

“得了吧，助祭！我和他哪能算是什么征服者！征服者看上去像鹰，然而他露出一副可怜相，畏畏缩缩，萎靡不振，像中国的泥娃那样不住地鞠躬，我……我心里难过。”

后面传来脚步声。这是拉耶甫斯基赶来送行。勤务兵提着两只皮箱，站在码头上。离他不远，站着四个划船人。

“可是，起风了……嘿！”萨莫依连科说，“现在海上多半有暴风，唉，唉！你走得不是时候，柯里亚。”

“我不怕晕船。”

“问题不在这儿。……我怕这些笨蛋会让你摔到水里去。你应当坐轮船公司的小艇上船才对。轮船公司的小艇在哪儿？”他对那些划船人嚷道。

“走了，大人。”

“那么海关的船呢？”

“也走了。”

“为什么不早来报告？”萨莫依连科生气地说，“混蛋！”

“没关系，你别着急……”冯·柯连说，“好，再见。求上帝保佑你们。”

萨莫依连科拥抱冯·柯连，在他胸前画了三次十字。

“你别忘记我们，柯里亚。……写信来。……明年春天我们等你来。”

“再见，助祭，”冯·柯连说着，握一握助祭的手，“多谢您给我做伴，多谢那些次愉快的谈话。关于考察队，您考虑一下吧。”

“行。主啊，哪怕到天涯海角去都成！”助祭说，笑起来，“难道我表示过反对吗？”

冯·柯连在黑地里认出拉耶甫斯基，就默默地对他伸出一只手。划船人已经下船，正在稳住那条木船，虽然有防波堤挡住大浪，然而那条船仍然在撞木桩。冯·柯连顺着一道梯子走下去，跳上那条木船，在船舵旁边坐下。

“写信来！”萨莫依连科对他叫道，“保重身体！”

“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理！”拉耶甫斯基心里暗想，翻起他大衣的领子，两只手揣到袖管里。

木船灵活地绕过码头，驶出去，来到广阔的海面上。它消失在海浪里，然而马上又从深渊里钻出来，滑到大浪的高峰上，因此他们倒可以看清船上的人，甚至看清船桨了。木船划出三俄丈去，然后又被海浪打回来，退后两俄丈。

“写信来！”萨莫依连科叫道，“是魔鬼支使你在这种天气动身的！”

“是的，真正的真理是谁也不知道的……”拉耶甫斯基暗想，愁闷地瞧着不安定的、乌黑的海洋。

“海浪把船打回来了，”他想，“它往前走两步，又往后退一步，可是划船人是固执的，他们不知疲劳地划动船桨，不怕高耸的海浪。木船不住地往前走，往前走，瞧，现在已经看不见它了。再过半个钟头，划船人就会清楚地看见轮船上的灯火。不出一个钟头，他们就会靠拢轮船的舷梯。生活里也是这样。……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总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错误、生活的烦闷把他们抛回来，然而渴求真理的心情和顽强的意志却又促使他们不断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找到真正的真理。……”

“再见！”萨莫依连科拖着长音嚷道。

“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助祭说，“一路顺风！”

天上开始掉下疏疏落落的雨点了。

[1] 在旧俄时代，三、四等文官才被称为“大人”。

[2] 伊凡的爱称。

[3]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4] 1俄亩等于1.09公顷。

[5] 旧俄时代农村妇女常起的名字。

[6] 韦列夏金（1842—1904），俄国现实主义画家。

[7]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

[8] 都在彼得堡。

[9] 原文为法语。

[10] 一种纸牌戏。

[11] 奥涅金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毕巧林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该隐是拜伦的诗体剧《该隐》中的主人公；巴扎罗夫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主人公。

[12] 原文为法语。

[13] 杰尔普特，爱沙尼亚的城市塔尔图的旧称。

[14] 基督教祷告中对上帝的赞美词，在此借指教士。

[15] 即海参崴。

[16] 亚历山大的爱称。

[17]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个悲剧。

[18] 指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的第二章。——俄文本编者注

[19] 一种葡萄酒。

[20] 基利林的名字和父名，但是这个中篇的另一处，基利林的名字和父名却为伊里亚·米海雷奇。

[21] 原文为法语。

[22] 引自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3] 原文为法语。

[24] 斯坦利（1841—1904），英国殖民者、探险家。

[25] 意大利地名。

[26] 原文为法语，法国地名。

[27]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6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俄文本编者注

[28] 指教堂。

[29] 指教会的和皇室的节庆日。

[30] 原文为拉丁语。

[31] 原文为拉丁语。

[32] 原文为拉丁语。

[33] 按冯·柯连这个姓氏来看，那位动物学家祖籍是德国。

[34] 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是个神箭手。

[35] 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达尼拉是他的短篇小说《有良心的达尼拉轶事》中的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36] 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达尼拉是他的短篇小说《有良心的达尼拉轶事》中的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37] 摘自普希金的诗《回忆》。——俄文本编者注

[38] 指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

[39] 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

一八九二年

妻子

一

我接到这样一封信：

巴威尔·安德烈耶维奇先生！离您不远，就在彼斯特罗沃村里，发生了一些可悲的事，我认为我有责任把这些事通知您。这个村子的全体农民本来已经卖掉他们的农舍和所有的家私，往托木斯克省[1]迁移，可是没有走到那儿就折回来了。此地的东西，当然，再也没有一件属于他们所有，统统归在别人名下了。他们三四家人合住一个农舍，因此每个农舍的人口，男男女女不下于十五口，小孩还不计算在内。最后要说的是他们没有东西吃，挨饿，普遍得了斑疹伤寒流行病，简直人人都病倒了。女医士说：人一走进农舍，看见的是些什么呢？大家都在生病，说胡话，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农舍里满是臭气，没有水供人喝，也没有人给他们水喝，食物只有坏土豆。女医士和索包尔（我们的地方自治局的医生）看出他们需要的首先是粮食，其次才是药物，可是他们偏偏缺粮食。那么医务人员又有什么办法？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拒绝赈济，因为那些农民的户口已经在地方自治局注销，归入托木斯克省了。再者，地方自治局也没有钱。我把这件事告诉您，知道您为人仁慈，因此，求您火速周济他们，请勿推辞是幸。

为您祝福的人

显然，这封信是女医士本人或者冠着野兽姓氏[2]的医生写来的。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和女医士之流，一连许多年，天天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可想，可是却仍旧靠那些只有坏土豆糊口的人领到薪水，而且不知什么缘故竟然自以为有权判断我仁慈不仁慈。

除了这封匿名信以外，每天早晨总有些农民跑到我家的仆人厨房里来，跪着不走，晚上又有人来捣毁防护墙，从我家谷仓里偷走二十大袋子黑麦。再者，平时的谈话、报纸、恶劣的天气也弄得我心情郁闷，总之所有这些都扰乱我的心境，因而我工作得无精打采，很不顺利。我在写《铁路史》，这需要读许多俄国的和外国的书籍、小册子、杂志论文，而且必须打算盘以计算数字，查对数表，思考，写作，然后再读书，再打算盘，再思考。可是我刚刚拿起书来或者开始思索，我的思想就乱成一团，我的眼睛眯缝起来。我就叹口气，离开书桌，在这个空荡荡的乡村住宅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我走得厌烦，在我书房的窗前站住，我的眼光就越过宽阔的院子，越过池塘和一棵光秃的小桦树，越过不久以前铺着白雪而如今正在融雪的广大田野，看见天边一个高冈上聚着一堆深褐色的农舍，有一条黑色的泥泞道路从那儿顺着高坡溜下来，不规则地蜿蜒着，像一条长带。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也就是匿名人写信告诉我的那个村子。要不是一群预告天要下雪或者下雨的乌鸦呱呱地叫唤，飞过池塘和田野上空，要不是木匠的小板棚里有敲打声，那么目前大家议论纷纷的那个小小世界看上去就像是死海了。那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停滞，缺乏生气，乏味！

我这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妨碍我工作，妨碍我聚精会神。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心相信这是幻想破灭。确实，我辞掉交通部的工作，回到村子里来，就是贪图这儿生活安静，可以从事有关社会问题的著述。这原是我由来已久的、心爱的梦想。可是现在却得跟安静告别，跟著述工作告别，丢下一切，专门去管农民的事了。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县里除我以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那些饥民什么帮助。我四周的人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思维不发达、漠不关心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正派，或者即使正派，却又任性而不认真，例如我的妻子就是这样。依靠这样的人是不行的，丢下那些农民不管，让他们去听天由命也不行，于是剩下来可做的就只有顺应需要，由我亲自动手把那些农民的生活纳入正轨。

我第一步决定，捐出五千银卢布赈济饥民。可是这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安。我在窗前站住，或者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老是有一个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来折磨我：怎样处理这笔钱呢？派人买粮食来，然后挨家散发，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办得成的，更不要说匆忙中还有危险，发给吃饱肚子或者领来粮食转手倒卖的人也许比发给饥民的粮食反而多一倍。行政机关我是不信任的。所有那些地方自治局长官啦，税务督察员啦，都是年轻人，我对他们就像对当代一切只重实利而没有理想的青年一样不能轻易信任。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乡公所以及本县一切机关也丝毫引不起我向他们求援的心意。我知道这些机关已经咬住地方自治局和国库的馅饼，而且每天张开嘴等着，准备一有机会再咬住另一个什么馅饼。

我灵机一动，想邀请附近的地主们到我家来，对他们提出建议，在我家里组织一个委员会或者中心之类的机构，由它把所有的捐款汇总起来，在全县散发赈款，发布指示。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使人们常常会商，可以进行广泛而得力的控制，这倒完全合我的意。可是我想象那些小吃啦、午饭啦、晚饭啦，还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本县人士必然会带到我家里来的嘈杂、闲散、饶舌、低级趣味，我就赶紧放弃这种想法了。

讲到我自己家里的人，我却最不能期望他们会给我什么帮助或者支持。我的头一个家庭，也就是我父亲的家庭，原本人口众多，十分热闹，现在却只留下一个完全不中用的人，就是家庭女教师玛丽[3]小姐，或者按照现在大家对她的称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她是个身材矮小、为人古板的七十岁的老太婆，穿一条浅灰色连衣裙，戴一顶镶着白丝绦的包发帽，活像个瓷娃娃。她老是坐在客厅里看书。每逢我走过她面前，她总是知道我沉思默想的原因，说：

“您要怎么样呢，巴沙[4]？我早就说过事情会弄到这个样子。您从我们家里这些用人身上就看得出来。”

我的第二个家庭包括我和我的妻子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她住在楼下，占据楼下所有的房间。她在楼下吃饭、睡觉、招待客人，完全不关心我怎样吃饭，怎样睡觉，招待一些什么客人。我们的关系平平常常，并不紧张，然而冷淡、空虚、乏味，如同那些早已彼此疏远因而即使一个住在楼上一个住在楼下也没法互相亲近的人一样。先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热烈而又不安宁的爱情，时而甜蜜，时而又像艾草那么苦，如今却不复存在，就连往日的口角、高声的谈话、责难、抱怨、突然发作的憎恨也已经不存在了（这类发作照例这样结束：我妻子出国旅行或者回娘家去了，我呢，给她稍稍汇一点钱去，不过汇钱的次数很多，为的是要常常刺痛我妻子的虚荣心）。我那骄傲的、爱面子的妻子和她的亲属是靠我的钱养活的，我妻子虽然心里不愿意，却没法拒绝我的钱，这使我心中暗暗痛快，成为排解我的愁闷的唯一安慰了。现在，每逢我们偶尔在楼下过道上或者院子里相遇，我总是点一点头，她也有礼貌地笑一笑。我们谈到天气，说眼下似乎该装双层窗子了，又说有人坐着马车，响着铃铛，顺着堤坝走过去；同时我在她的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我对您是忠实的，不会破坏您十分珍爱的您那好名声；您呢，也聪明，不来搅扰我，我们谁也没有对不起谁。”

我对自己反复说：爱情早已在我心里熄灭，我太专心干我的工作，没法认真考虑我对妻子的态度了。可是，唉，这只是我那么想罢了。每逢我的妻子在楼下大声说话，我却注意地听她的说话声，虽然连一个字也听不清。她在楼下弹钢琴，我老是站起来听。遇到她要坐马车出门或者骑马外出，我就走到窗前，等着她从正房走出来，看她怎样坐上马车或者骑上马，从院子里走出去。我觉得我的灵魂里起了一点变化，我生怕我的眼神和我脸上的神情会流露出来。我目送妻子外出，然后盼她回来，好在窗子里再看见她的脸、肩膀、皮大衣、帽子。我心里寂寞、凄凉，为某种事物无限地惋惜，有心趁她不在家到她那些房间里走一走，巴不得我和我的妻子由于性情不合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赶快靠自然法则来自动解决，也就是，这个美丽的二十七岁女人赶快变老，我的头发赶快变白变秃。

有一回正吃早饭，我的管家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报告我说，彼斯特罗沃村的农民们已经开始把铺在房顶上的干草揭下来喂牲口了。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瞧着我，现出惊骇和困惑的神情。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对她说，“势孤力单呀。我还从来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样孤单。我情愿付出昂贵的代价，只求在全县哪怕只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也行。”

“那您把伊凡·伊凡内奇请来吧。”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说。

“真是的！”我想起来，高兴了。“这倒是个办法！这话有道理[5]。”我像唱歌似的说着，一边走回书房去给伊凡·伊凡内奇写信。

“这话有道理，这话有道理……”

二

原先，在二十五年到三十五年以前，有许许多多熟人在这所房子里喝酒，吃饭，参加化装舞会，谈情说爱，结婚，絮絮叨叨讲自己所养的良种猎犬和骏马，如今这一大群人却只剩下伊凡·伊凡内奇·布拉京一个还活在人世了。原先他很好活动，谈锋健，嗓门高，易于堕入情网，以思想激烈，面部有一种不但使女人入迷而且也使男人入迷的特别表情而出名。可是现在他衰老、发胖了，等着寿终正寝，谈不到什么思想和表情了。他接到我的信，第二天傍晚就来了，那时候饭厅里的仆人刚刚端来茶炊，矮小的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正在切柠檬。

“我见到您很高兴，我的朋友，”我快活地说，迎着他走过去，“不过您越发胖了！”

“我这不是胖，而是肿，”他回答说，“我是让蜜蜂蜇了。”

这个自己嘲笑自己肥胖的人带着随随便便的态度伸出两条胳膊搂住我的腰，把他那柔软的、额头上像乌克兰人那样挂着一绺头发的大脑袋放在我的胸口上，发出一串尖细苍老的笑声。

“您倒越发年轻了！”他一面笑一面说，“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该给我一点才是。”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搂住我，吻我的脸。“应当给我一点才是……”他说，“不过，亲爱的，您四十岁了吧？”

“哎，我已经四十六了！”我笑起来。

伊凡·伊凡内奇身上有烛油和厨房里的气味，这气味正好跟他相称。他那肥大、臃肿、呆笨的身躯上紧绷着一件很长的礼服，类似马车夫的长袍，没有纽扣，只有钩子和钩眼，腰身很高；如果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气，那倒会叫人奇怪了。他的双层下巴上生着一丛类似牛蒡的胡子，很久没有刮过，肤色发青；他的双眼凸出，他的呼吸总是喘吁吁的，他全身笨拙而邋遢，他的嗓音、笑声和话语都不好听，总之，凭着这些，人们很难认出他就是当年本县的丈夫们担心妻子被他勾去魂的那个身材匀称、招人喜欢、谈吐不俗的人。

“我很需要您，我的朋友，”我说，这时候我们在饭厅里坐下来喝茶，“我有心组织一个赈济饥民的机构，不知道该怎么样着手做起。那么，您也许肯费神出个主意。”

“是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说，叹口气，“对，对，对。……”

“我本来不想惊动您，可是说真的，最亲爱的朋友，这儿除了您，我另外简直再也找不到人了。您知道这儿的人都是什么路数。”

“对，对，对。……是啊。……”

我心里暗想：目前要商量的是一件严肃的正事，每个人，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也不论私人关系怎样，都可以参加，那我何不把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请来呢？

“三个人就凑成一个会了！[6]”我快活地说。“我们把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请来，怎么样？您看如何？费尼雅，”我转过身去对女仆说，“请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到楼上我们这儿来一趟，如果可能的话，马上就来。就说有很要紧的事。”

过了一会儿，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来了。我站起来迎接她，说：

“原谅我们惊动您，纳塔莉[7]。我们正在这儿讨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高兴地想到我们可以借重您来出些好主意，您是不会拒绝我们这种要求的。请坐。”

伊凡·伊凡内奇吻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的手，她吻他的前额。然后大家在桌子边坐下，他含着眼泪愉快地瞧着她，向她那边探过身子，又吻她的手。她穿一条黑色连衣裙，头发梳得很仔细，身上带着新洒过的香水的气味，显然她正打算出外拜客或者等人来访。刚才她走进饭厅，毫不拘束，和蔼地对我伸出一只手，而且像对伊凡·伊凡内奇那样对我做出有礼貌的笑脸，这使我满意。然而她讲话的时候，不住地活动手指头，常常猛地往椅背上一靠，吐字很快，这种讲话和动作的浮躁姿态惹得我不痛快，使我想起她的故乡敖德萨，当初我跟那儿的男男女女交往，他们俗不可耐的风度就惹得我厌烦。

“我想为那些饥饿的人做点事，”我开口了，然后沉默一会儿，继续说，“不消说，钱是大事，然而只限于捐款，就此心满意足，那却无异于逃避最主要的麻烦事。帮助饥民应当表现在出钱上，可是主要的却应当表现在正确而认真的组织上。朋友们，让我们来想一想，出点力吧。”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用疑惑的眼光瞧着我，耸耸肩膀，意思好像是说：“这种事我哪儿懂呢？”

“是啊，是啊，饥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真的。……是啊。……”

“情况是严重的，”我说，“必须进行火速的赈济。我认为，在我们目前要制定的种种原则当中，头一条就应该是火速。要照军人那样，手疾眼快，猛打猛攻。”

“是啊，要快……”伊凡·伊凡内奇带着倦意，无精打采地说，仿佛快要睡着似的，“可是没有办法呀。庄稼没有收成，空话有什么用。……再怎么手疾眼快、猛打猛攻也还是不行。……这是天时不正。……人总拗不过上帝和命运啊。……”

“是的，然而要知道，人有头脑就是为了跟天时作斗争。”

“啊？是呀。……这话对，对。……是呀。”

伊凡·伊凡内奇拿出手绢蒙住鼻子，打了个喷嚏，精神振作起来，仿佛刚刚睡醒似的，瞧一瞧我和我的妻子。

“我那儿也是一点收成也没有，”他说，尖声笑起来，调皮地眼睛，好像这种事实际上很滑稽似的，“钱嘛，没有，粮食呢，也没有，可是院子里满是工人，就跟谢烈美契耶夫伯爵家里一样。我打算把他们赶出去，可又好像于心不忍。”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笑起来，开始问伊凡·伊凡内奇家里的事。有她在场，我感到愉快，这是很久以来都没有感到过的。我不敢看她，免得我的目光会泄露我心底的感情。我们的关系已经僵到这样的地步：这种感情反而会显得突兀而且可笑了。我妻子跟伊凡·伊凡内奇有说有笑。尽管她待在我的房间里，尽管我没笑，她却一点也不觉得拘束。

“那么，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我等到他们刚一停嘴就开口问道，“我认为，首先我们要赶快征集捐款的人。纳塔莉，我们写信给我们那些在京城和敖德萨的朋友们，要求他们捐款。等我们募到少数款项，我们就着手买粮食和牲口饲料。至于您，伊凡·伊凡内奇，请您费心着手分配赈款。我们指望您在各方面发挥您原有的精明强干的作风，我们只斗胆表示一点愿望，就是您在分发赈款以前，先要到当地仔细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要认真监督，使得粮食仅仅发给真正急需的人，绝不发给酒鬼、懒汉、倒卖粮食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对，对，对。……”

“哎，跟这种糟老头子什么事也谈不成。”我暗想，生气了。

“这些挨饿的人闹得我腻烦死了，滚他们的！他们老是愤愤不平，老是愤愤不平，”伊凡·伊凡内奇接着说，吮着柠檬皮，“挨饿的人对吃饱的人总是愤愤不平。有粮食的人呢，也对挨饿的人愤愤不平。是啊。……人一挨饿就昏了头，变得糊涂，变得野蛮了。饥饿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挨饿的人又说粗话，又偷东西，也许还要做出更糟的事。……人得理解这些才行。”

伊凡·伊凡内奇喝茶呛着了，咳嗽起来，随后发出像耗子叫那样尖锐的笑声，笑得他喘不过气来，浑身发颤。

“‘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8]”他吃力地说，他又笑又咳嗽，这就妨碍他说话，只有摆动两只手的份儿了，“‘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那是在农奴解放[9]以后大约过了三年，我们这儿两个县里都闹饥荒，如今已经去世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有一次坐车到我家来，约我到他那儿去。‘走吧，走吧。’他纠缠不休，就像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一样。‘行，走就走。’我说。好，我们就走了。这发生在傍晚，天正下雪。一直到夜里，我们的马车才走到离他庄园不远的地方，可是忽然间，树林里发出砰的一声枪响，随后又是一声。‘嘿，他娘的！’……我跳下雪橇，一看，黑地里有个人朝我跑过来，膝盖没在雪里。我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就像这个样子，一拳打掉他手上的武器，随后又来了一个，我照准他的后脑壳给一拳，那个人哼了一声，鼻子朝下扑在雪地里。那时候我身强力壮，手也重，我一个人抵挡他们两个，再一看，费嘉[10]正骑在第三个人身上。我们就把这三个坏蛋都抓住，把他们的手倒绑在背后，免得他们再对我们捣乱，然后把这几个蠢货带到厨房里。我们又恨他们，又不好意思看他们：这都是些熟识的农民，好人，谁都会觉得他们可怜。他们呢，简直吓呆了。一个哭着讨饶，一个看上去像头野兽，破口大骂，一个跪下祷告上帝。我就对费嘉说：别怨恨他们，放了他们这些混蛋吧！他就让他们吃饱，给他们每人一普特面粉，放了他们：‘走你们的路吧！’事情就是这样的。……祝他升到天堂，永久安息！他明白事理，并没有愤愤不平，可是有些人却愤愤不平，坑害了多少老百姓啊！是啊。……单是克洛奇科夫酒店一案就有十一个人给送去做苦工了。是啊。……现在呢，你看，也有这种事。……法院侦讯官阿尼西英上星期四在我家里过夜，给我讲起一个地主的事。……是啊。……这个地主家谷仓的墙夜里给人捣毁，有二十大袋黑麦被人偷走了。到早晨地主知道家里出了刑事案，就马上给省长打电报，然后又给检察官打电报，给县警察局长打电报，给法院侦讯官打电报。……当然，大家都怕这种惹是生非的人。……长官们紧张起来，闹得天下大乱。有两个村子受到了搜查。”

“容我插一句嘴，伊凡·伊凡内奇，”我说，“我就有二十大袋黑麦被人偷去了，是我给省长打了电报。我还往彼得堡打了电报。可是这完全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出于惹是生非，也不是因为我愤愤不平。我对任什么事情都是首先从原则上看问题的。盗窃，不论是吃饱的人还是挨饿的人干的，在法律上并没有区别。”

“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支吾道，发窘了，“当然。……对，是啊。……”

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脸红了。

“有这样一些人……”她说，可又住了口；她极力按捺自己，装得全不在意，可又忍耐不住，用一种我十分熟悉的憎恨神情直视着我。“有这样一些人，”她说，“饥饿和人间的痛苦之所以存在，对他们来说，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向这些受苦的人发泄一通自己那恶劣和无聊的脾气罢了。”

我心慌了，耸了耸肩膀。

“我是想一般地谈谈，”她接着说，“有些人十分冷漠，根本缺乏怜悯心，然而这种人偏不肯放过人间的痛苦，偏要插一杠子，生怕人家缺了他们也能办事。对他们的虚荣心来说，没有一种东西是神圣的。”

“有些人，”我轻声说，“他们固然具有天使般的性格，可是他们表白自己出色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式，却使人难于分清他们到底是天使还是敖德萨市场上的女小贩。”

我承认，这话说得并不中肯。

我妻子瞧了我一阵，看样子她好像费了不小的劲才没有还嘴。她先是无端地发脾气，随后又对我想帮助饥民的愿望发表一通不恰当的宏论，这至少是不得体的。先前我请她上楼来，原是期望她对我和我的意图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不能确切地说明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可是那种期望使我生出愉快的激动心情。不过现在我看得出，再谈那些饥民却显得困难，而且也许不识趣了。

“是啊……”伊凡·伊凡内奇不得当地喃喃道，“商人布罗夫有四十万家财，也许还不止此数。我就对他说：‘你拨出一二十万来周济挨饿的人吧，和我同名的先生。反正你要死的，你死了，那些钱是带不走的。’他生气了。可是话说回来，人人都要死的。死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紧跟着又是沉默。

“这样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只好独自一人动手干了，”我说，叹一口气，“这真是所谓势单力薄。哦，好吧！那我试一试孤军作战就是。也许对饥饿作战倒比对冷漠作战顺利得多呢。”

“有人在楼下等我。”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说。她从桌旁站起来，转过身对伊凡·伊凡内奇说：“那么过一会儿您到楼下我那边去坐坐吧。我还不想跟您告别呢。”

她就走了。

伊凡·伊凡内奇已经喝第七杯茶了，喘吁吁的，吧嗒着嘴唇，时而吮自己的唇髭，时而吮柠檬皮。他带着昏睡的样子，无精打采地唠唠叨叨。我没有听他讲话，只盼着他走。最后，他露出他到我这儿来似乎纯粹是为了饱喝一顿茶的神情，站起来，开始告辞。我送他出去，说：

“那么，您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

“啊？我是个糟老头子，头脑不中用了。”他回答说。“我能出什么主意呢？您呢，也不该操这份心。……真的，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操这份心。您别操心了，我亲爱的！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他亲热而诚恳地小声说，把我当作孩子似的安慰我，“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怎么会‘什么事也没有’呢？农民已经把房顶上的干草揭下来，而且据说有的地方闹伤寒了。”

“哦，那又怎么样呢？来年会有收成，会有新房顶的。即使我们害伤寒死了，我们死后也还会有另外的人活着。反正人人都得死，不是现在就是以后。您别操心了，我的美男子！”

“我不能不操心。”我生气地说。

我们在灯光微弱的门厅里站住。伊凡·伊凡内奇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肘，打算说一句分明很重要的话，默默地看了我半分钟。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他轻声说，他那张呆板的胖脸上和他那对深色的眼睛里，突然现出当初那种使他出过名的特别神情，这神情也确实动人。“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凭朋友的身份对您说：改一改您的脾气吧！跟您很难相处！好朋友，很难相处！”

他定睛瞧着我的脸。他那种优美的神情消失了，眼光昏沉了，他无精打采，喘着气，嘟哝说：

“是啊，是啊。……原谅我这个老头子。……我在胡说八道。……是啊。……”

他沉甸甸地走下楼梯，张开两条胳膊好稳住身子，把他那肥大的后背和通红的后脑壳直对着我，给我留下一个活像螃蟹的不愉快印象。

“您应该出外走一趟才是，阁下，”他唠叨说，“到彼得堡去，或者出国去。……您何必住在这儿，虚度黄金般的岁月呢？您是个年轻人，健康，有钱。……是啊。……哎，要是我年轻一点，我就会像兔子似的跑掉，逍遥自在一番！”

三

我的妻子突然发脾气，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的夫妇生活。以前，每次发过脾气以后，我们照例难忍难熬地要去找对方，等到我们见了面，就让我们心上日积月累的炸药统统爆发出来。现在，伊凡·伊凡内奇走后，我也还是一心想去找她。我打算下楼去对她说：她喝茶那当儿的举动侮辱了我，她心狠，她肤浅，她凭小市民的头脑永世也休想了解我说的话和我做的事。我在那些房间里走了很久，寻思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揣测她会回答我什么话。

我感到，在今天傍晚伊凡·伊凡内奇走后，近来使我腻烦的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以一种特别恼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个劲儿地走啊走的，同时专挑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走进走出，常常靠近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坐着的房间。我的心情很像当年坐船在德意志海上遇到风暴，人人害怕既没有载货又没有压舱物的轮船会翻掉的时候我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情。这天傍晚我才明白我的心神不宁的情绪并不是以前我所想的那种幻灭感，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我却不明白，这就使得我越发烦躁了。

“我要去找她，”我决定，“借口是可以编造的。我就说我要找伊凡·伊凡内奇就行了。”

我走下楼，不慌不忙地踩着地毯穿过门厅和大厅。伊凡·伊凡内奇坐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又在喝茶，唠叨。我的妻子站在他对面，扶着一把圈椅的椅背。她脸上有一种安静的、入迷的、依顺的神情，就跟人们倾听疯修士或傻子讲话，揣测他们那些无聊的话语和唠叨里隐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一样。我觉得我妻子的神情和姿态有点精神病人或者修女的味道，她那些不高的、半明半暗的、十分温暖的房间以及古老的家具、在笼子里睡熟的鸟、天竺葵的香气，总使我联想到女修道院长或者年老而笃信宗教的将军夫人的房间。

我走进客厅。我妻子既没有表现出惊奇，也没有表现出慌张，光是严厉而镇静地瞧着我，仿佛知道我会来似的。

“对不起，”我柔声说，“您还没走，我很高兴，伊凡·伊凡内奇。刚才在楼上我忘记问您：您知道我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本名和父名吗？”

“安德烈·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是啊。……”

“谢谢[11]。”我说，从衣袋里拿出小本子，记下来。

接着是沉默，在沉默当中我的妻子和伊凡·伊凡内奇大概在等我走。我的妻子不相信我要打听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的名字，这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了。

“那么我要走了，美人儿。”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这时候我已经在客厅里走了一两个来回，在壁炉旁边坐下了。

“不，”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很快地说，碰一碰他的手，“再坐一刻钟。……我求求您。”

她分明不愿意没有外人在座，单独跟我待在一块儿。

“好吧，我也等一刻钟就是，”我想。

“哦，下雪了！”我说，站起来，看着窗外。“好一场雪！伊凡·伊凡内奇，”我接着说，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很惋惜我自己不是猎人。我想象得出，在这种下雪天追逐兔子和野狼是多么痛快！”

我妻子站在原地不动，也没回过头来，光是斜起眼睛跟踪我的动作，从她的神情看来，好像我衣袋里藏着尖刀或者手枪似的。

“伊凡·伊凡内奇，您好歹带我去打一回猎吧，”我接着柔声说，“我会十分十分感激您的。”

这时候有客人走进客厅里来。他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年纪四十上下，又高又壮，头顶光秃，生一把淡黄色大胡子和一对小眼睛。凭他肥大而有皱褶的大衣，凭他的风度看来，我觉得他是个教堂里的诵经士或者教员，可是我妻子向我介绍说，他就是索包尔大夫。

“跟您相识很高兴，很高兴！”大夫用男高音大声说，紧紧握住我的手，天真地微笑着，“很高兴！”

他在桌旁坐下，拿起一杯茶，大声说：

“您这儿或许有朗姆酒[12]或者白兰地吧？劳驾，奥丽雅，”他对使女说，“到柜子里找一下。我冻坏了。”

我又在壁炉旁边坐下，看着，听着，偶尔在大家谈话当中插一句嘴。我妻子对客人们做出殷勤的笑脸，警惕地盯住我，如同盯住野兽似的。有我在场，她觉得苦恼，这在我心里引起嫉妒、烦恼和有意使她痛苦的顽强愿望。我暗想：我的妻子啦，这些舒适的房间啦，壁炉旁边那一小块暖和地方啦，本来都归我所有，而且很久以来一直是我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头脑昏聩的伊凡·伊凡内奇或者索包尔对这些东西倒比我有更大的权利。现在我不是站在窗口看到我的妻子，她就在我身边，在普通的家庭氛围中，而这种氛围是我眼前上了年纪的时候所需要的。尽管她恨我，我却恋着她，就跟从前我小时候恋我的母亲和奶妈一样。我觉得虽然如今我临近老年，可是我比以前更纯洁、更高尚地爱她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想走近她，用鞋后跟更加使劲地踩她的鞋尖，让她吃一下苦，同时我却微微地笑。

“叶诺特先生[13]，”我转过身去对大夫说，“我们县里有几个医院？”

“索包尔……”我妻子纠正说。

“有两个，先生。”索包尔回答说。

“那么每个医院里一年要死多少人？”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有话要跟您讲，”我妻子对我说。

她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出去。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说。

“您太无礼了。”我说。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又尖刻地说一遍，带着憎恨的神情瞧我的脸。

她站得那么近，要是我略微弯下一点腰，我的胡子就会碰着她的脸。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什么地方忽然出毛病了？”

她下巴开始发抖，匆匆忙忙擦一下眼睛，顺便照了照镜子，小声说：

“老一套又来了。您，当然，是不肯走的。好，那也随您的便。我自己走，您留在这儿好了。”

她带着果断的脸色回到客厅，我呢，耸动着肩膀，极力做出讥诮的笑容，也回到客厅。这儿已经来了新的客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我没有跟新客人打招呼，也没有向旧客人告辞，就走回我的房间去了。

自从喝茶的时候出了点事，后来在楼下又接连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心里才明白：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淡忘的我们那种“家庭幸福”，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原因，如今卷土重来了。不论我或者我的妻子，都没法制止自己。我依据往年的经验来下判断，这种憎恨一旦爆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一种可憎的局面，打乱我们生活的全部秩序。我开始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暗想：这样看来，这两年我们并没变得聪明点，冷静点，沉稳点。这样看来，又要有眼泪啦，嚷叫啦，咒骂啦，皮箱啦，出国啦，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病态的恐惧，生怕她在那边，在国外，跟意大利或者俄国的花花公子相好，玷辱我的名声，随后又是我拒绝给她身份证，又是信札往返，又是彻底的孤独，又是对她的想念，于是，五年之后，我衰老，头发灰白了。……我走来走去，暗自想象一种不可能的事：她又漂亮又丰满，搂着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我这才相信，这种事是势必要发生的，就抱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在长年的吵架当中，我没有一次对她提出过离婚呢？或者，为什么她当时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从此不回来？为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对她眷恋，不会有憎恨和不安，我就会平心静气，什么也不想，专心做我的工作，过完一辈子了。……

一辆挂着两盏灯的马车驶进院子，随后又来了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宽大的雪橇。显然我的妻子在举办晚会。

午夜以前，楼下一直安安静静，我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到了午夜，椅子纷纷挪动，餐具叮当乱响。这样看来，楼下开晚饭了。后来，椅子又纷纷挪动，我隔着地板听到一片喧哗声，他们似乎在欢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已经睡觉了，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些肖像画上，我的祖先们，那些渺小而残忍的人，瞪起眼睛瞧着我。我书房里那盏灯映在窗玻璃上，不愉快地着眼。我对楼下的种种情形生出又羡慕又嫉妒的心情，一面听一面想：“我是这儿的主人，只要我有心，我就能在一分钟里把这伙可敬的人统统赶走。”可是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我没法赶走任何人，“主人”这两个字毫无意义。人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认为自己是主人，结过婚，有钱，担任少年侍从，可是却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晚饭后，楼下有个男高音唱起歌来。

“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说服自己，“我何必这么激动呢？明天我不到楼底下去找她就行了，我们的争吵也就结束了。”

一点一刻，我走去睡觉。

“楼下客人都散了吗？”我问阿历克塞说，他在给我脱衣服。

“是的，老爷，散了。”

“刚才他们为什么欢呼？”

“阿历克塞·德米特利奇·玛霍诺夫捐给挨饿的人一千普特面粉和一千卢布现款。还有一位老太太，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姓名，答应在她的庄园上办一个食堂，供一百五十个人吃饭。谢天谢地。……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当下决定，要所有的老爷太太每星期五来聚会一次。”

“就在这儿楼底下聚会？”

“是的，老爷。晚饭以前，他们念过一张单子：从八月起到今天，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已经收齐八千卢布，粮食除外。谢天谢地。……我是这样想，大人，要是太太肯为拯救她的灵魂多费点心，那她还会收到许多钱。这儿阔人多的是。”

我把阿历克塞打发走，然后吹熄灯火，拉过被子来，蒙住头。

“其实，我又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我想，“是什么力量推动我，像飞蛾扑火似的，去为挨饿的人们奔忙？是啊，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也不喜欢他们。那么这种心神不宁是怎么来的呢？”

我忽然在被子底下抬起手来，在胸前画个十字。

“不过，她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到我的妻子，对自己说，“她瞒着我，在这所房子里办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委员会。何必瞒着我？为什么他们串通一气？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呢？”

伊凡·伊凡内奇说得对：我得离开此地才对！

第二天我醒过来，就下定决心：干脆走掉。昨天的种种情形，例如喝茶时候的谈话啦，我的妻子啦，索包尔啦，晚饭啦，我的恐惧啦，都使我十分苦恼。我暗自庆幸很快就可以脱离这个环境，不会再为那些事伤脑筋了。我喝咖啡的时候，总管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冗长地向我报告各种事务。他把最愉快的消息留到最后讲出来。

“那些偷我们黑麦的贼已经捉到了，”他报告说，微微笑着，“昨天法院侦讯官在彼斯特罗沃村抓走三个农民。”

“滚出去！”我勃然大怒，对他喊道。我无缘无故拿起装饼干的筐子，往地板上一摔。

四

早饭后，我搓着手暗想：我得上我妻子那儿去一趟，通知她说我要离开此地。不过，干吗要去通知？谁要知道这种事？接着，我又回答自己说，这种事固然谁也不想知道；但是为什么不去跟她说一声呢，更何况这个消息不会给她别的，只会使她愉快？再者，昨天吵过架，现在一句话也不说就走掉，未免不大妥当，她也许会以为我怕她，说不定她还以为这是她把我从我家里排挤出去的，心里会很不好受呢。我也不妨通知她，说我捐助五千，并且在组织工作方面给她提出一些意见，预先警告她说，她由于缺乏经验，干这样复杂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可能造成极其可悲的后果。一句话，我一心想去找我的妻子。我想出各种借口好去找她，这时候我心里已经打定主意，非去见她不可。

我走去找她的时候，天还亮着，没有点灯。她在她的工作室里坐着，那个房间是客厅和卧室之间的一个穿堂屋。她坐在桌旁，低着头，正在很快地写什么东西。她一看见我，就打了个哆嗦，从桌旁走过来，站住，从她的姿势看得出，她好像要拦住我，不许我去碰她的纸似的。

“对不起，我只耽搁您一会儿工夫，”我说，不知为什么发窘了，“我偶然听说您，纳塔莉，正在办理赈济饥民的事。”

“是的，我在办。不过这是我的事。”她回答说。

“对，这是您的事，”我柔声说，“我为这件事高兴，因为它完全合乎我的心意。我请求您允许我参加这个工作。”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您参加。”她回答说，眼睛看着一旁。

“这是为什么，纳塔莉？”我轻声问道，“为什么呢？我也穿得暖，吃得饱，也想帮助挨饿的人。”

“我不知道您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她说，冷冷地一笑，耸起一个肩膀，“谁也没有请您干这个工作。”

“也没有人来请您啊，可是您在我家里却办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委员会！”我说。

“有人来要求过我，不过您可以相信我的话：不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有人来要求您。请您到人家不认识您的地方去帮助人吧。”

“看在上帝分上，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

我极力表现得温和，用尽我心灵的全部力量要求我自己不要失去冷静。起初的几分钟，我在妻子身旁感到很愉快。有一种柔和的、家庭的、青春的、女人的、极其优雅的气息向我扑来，这些正是我在楼上以及一般说来我在生活里所十分缺乏的。我妻子穿一条粉红色法兰绒的宽大连衣裙，这使她显得分外年轻，而且给她那种急促而且有的时候显得突兀的动作添上了柔和的色彩。她那头好看的黑发，以前我一看见，心里就会生出热情，此刻却由于她坐在那儿低头写了很久，已经披散开来，显得很乱，不过这样一来我倒觉得越发蓬松漂亮了。可是话说回来，这一切都平平常常，甚至到了庸俗的地步。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许并不美丽，也不优雅，不过她是我的妻子，以前我跟她一块儿生活过，要不是她那种不幸的性格，也许直到今天还跟她生活在一块儿呢。她要算是全世界我所爱的唯一的人了。如今我在临动身以前，知道此后即使隔着窗子也看不到她了，因此哪怕她严峻而冷淡，带着骄傲而鄙夷的笑容回答我的话，我也还是觉得她迷人。我为她骄傲，暗自承认：离开她是可怕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沉默一会儿，说，“我们有两年谁也不管谁的事，平静地过下来了。为什么您现在突然想回到旧日去呢？昨天您来侮辱我，弄得我下不了台，”她接着说，提高声音，涨红了脸，眼睛里射出憎恨的光芒，“不过，您该克制自己，不要这样做，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明天我递一个呈文上去，他们会发给我身份证，那我就走，走，走！我要进修道院，进寡妇院，进养老院……”

“进疯人院！”我忍不住嚷道。

“哪怕进疯人院也成！那倒更好！那倒更好！”她继续叫道，两只眼睛闪闪发光，“今天我到彼斯特罗沃村去过一趟，我羡慕那些挨饿而有病的村妇，因为她们不是跟您这样的人一块儿过日子。她们诚实、自由，我呢，多承您厚爱，成了寄生虫，在闲散中沉沦。我吃您的面包，花您的钱，用我的自由和忠实来报答您，而那种忠实却是谁也不需要的。由于您不给我身份证，我就得保护您的好名声，其实您并没有什么好名声。”

我应该沉默才对。我就咬住牙关，快步走到客厅去，可是立刻又走回来，说：

“我恳切地要求您，以后不要再在我的家里聚合这么一帮人，串通一气捣鬼，搞什么秘密活动！我只准许我熟识的人到我家里来，至于您周围的那些混蛋们，如果他们愿意办慈善事业，那就让他们另找地方。我可不允许外人天天晚上在我家里由于能够利用像您这样的精神病人而高兴得大喊大叫！”

我妻子脸色惨白，绞着手，像害牙痛那样不住地呻吟，快步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我摆一下手，走进客厅。我满腔怒火，透不过气来，同时我又发抖，生怕我一时忍不住而做出什么事或者说出什么话来害得我抱恨终身。我用力握紧自己的手，想借此遏制自己。

我喝了点水，略略定下心来，又回到我妻子那边去。她照先前那种姿势站着，仿佛要拦住我，不让我去碰那张铺在桌子上的纸似的。眼泪顺着她那冷峻苍白的脸慢慢地流下来。我沉默一会儿，不再气愤了，沉痛地对她说：

“您多么不了解我！您对我多么不公平！我凭我的人格起誓：我原是带着纯正的动机，一心抱着做好事的愿望来找您的！”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把两只手放在胸前，脸上现出受苦的、恳求的神情，好像一个担惊受怕的、啼哭的孩子要求免除惩罚似的，“您会拒绝我，这我清楚地知道，不过我还是要请求您。请您强迫自己哪怕一辈子当中只做这一回好事。我请求您离开此地！这是您为挨饿的人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您真走开，我就会原谅您的一切，一切！”

“您不该侮辱我，纳塔莉，”我说，叹了口气，觉得心头突然涌起一股特别的温情，“我本来已经决定走了，不过，在我没有为饥民做一点事以前，我不能走。这是我的责任。”

“唉！”她轻声说，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您能造出一条出色的铁路或者一座出色的桥，可是为挨饿的人们，您却什么事也做不成。您要明白这一点！”

“真的吗？昨天您责备我冷漠，责备我缺乏怜悯心。您可真是了解我！”我冷笑说，“您信仰上帝，那么请上帝做证，我一天到晚心神不定。……”

“我看得出您心神不定，然而这跟饥荒和怜悯毫不相干。您心神不定，是因为那些挨饿的人没有您也能活下去，因为地方自治局以及一切赈灾的人并不需要您的指导。”

我沉默了一会儿，好压下我心里的怒火，然后我说：

“我来是为了跟您谈正事的。请坐。我请求您坐下。”

她没坐下。

“坐下吧，我请求您！”我向她指了指椅子，又说一遍。

她坐下了。我也坐下，想了想，说：

“请您认真地对待我说的话。您听着。……您出于对人们的爱心，承担了赈济饥民的组织工作。对这件事，当然，我一点也不反对，而且十分同情您。不管我们的关系怎样，我还是准备处处跟您合作。可是，尽管我尊重您的头脑和心灵……心灵，”我又说一遍，“我却不能容许赈灾的组织工作这种困难复杂而又责任重大的事情完全交给您一个人来承担。您是女人，您缺乏经验，不了解生活，过于信任别人，意气用事。您让自己被一些您完全不了解的助手们所包围。我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两种可悲的后果。第一，我们县里的人仍旧会丝毫得不到救济。第二，您不但要以您自己的钱袋，而且要以您的名誉来抵偿您的错误和您的助手们的错误。赈款的滥用和亏空就算由我来补偿，可是谁会把好名声偿还您呢？日后，由于不健全的监督和疏忽，有人散布谣言，说是您，因而还有我，在这个工作上中饱了二十万，难道您那些助手会来帮您的忙吗？”

她不说话。

“我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出于虚荣心，”我接着说，“我是纯粹出于利害上的考虑，免得饥民得不到赈济，免得您失掉好名声，才认为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干预您的工作。”

“请您说得简单一点。”我妻子说。

“请您费神，”我接着说，“给我看一看到今天为止您已经收到多少捐款，支出多少。此后您天天把每项新的进款或者实物，每项新的开支都告诉我。您，纳塔莉，再给我抄一份您的助手的名单。也许他们都是十足正派的人，这我不怀疑，然而仍旧需要进行调查。”

她不开口。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那么我们就动手工作吧。”我说，在她的桌旁坐下。

“您这些话都是当真的吗？”她问，带着困惑而惊恐的神情瞧着我。

“纳塔莉，请您仔细考虑一下！”我从她的脸色看出她要抗议，就用恳求的声调说，“我求求您，请您充分相信我的经验和正直！”

“我仍旧不懂您要怎么样！”

“请您给我看一下您已经收齐多少钱，支出多少钱。”

“我没有秘密。人人都可以看。您管自看吧。”

桌上放着大约五本学生用的练习簿、几张写满字的信纸、一张本县的地图、许多大小不等的纸片。天色黑下来了。我点上一支蜡烛。

“对不起，我此刻什么也看不明白，”我翻着练习簿说，“您收进的捐款统计表在哪儿？”

“这可以从认捐单上看出来。”

“不错，可是要知道，统计表也是必要的！”我说，对她的天真微微一笑，“您收到捐款和实物的时候，人家附来的信都放到哪儿去了？请原谅[14]，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切合实际的指示，纳塔莉，这些信必须保存起来。您得把每封来信编上号码，登记在一份单独的报表上。您自己寄出去的信也得这样办。不过这些都由我自己来做好了。”

“您做吧，您做吧……”她说。

我很满意自己。我喜欢这种有生气而又有趣味的工作、这张小桌子、这些朴素的练习簿以及跟我妻子同做这种工作的快乐；可是我又怕我的妻子忽然拦住我，怕她突然变卦而打乱一切，因此我忙着收拾那些东西，极力控制自己，不去理会她的嘴唇在发抖，她像被捉住的小野兽那样惊恐狼狈地往四下里看。

“听我说，纳塔莉，”我说道，眼睛没看着她，“请您容许我拿着这些纸张和练习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我在那儿检查一下，了解一下，明天再把我的意见告诉您。另外您还有别的文件吗？”我把那些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在一起，问道。

“您拿去，统统拿去吧！”我妻子说，帮我把文件叠好，大颗的眼泪顺着她的脸流下来，“统统拿去吧！生活留给我的只有这一点点了。……您就把这一点点也抢走吧。”

“唉，纳塔莉，纳塔莉！”我带着责备的口气叹道。

她有点手忙脚乱，她的胳膊肘碰着我的胸膛，她的头发擦着我的脸。她匆匆拉开书桌抽屉，从中取出一些纸张，对着我往桌子上一丢。这当儿有些零钱掉在我的膝头上，然后落到地下。

“统统都拿去吧……”她用沙哑的声音说。

她丢完了纸张，从我身边走开，两只手抱着头，倒在躺椅上。我拾起那些零钱，放回抽屉，然后关上抽屉，免得引诱仆人犯罪。随后，我把所有的纸张都抱在怀里，走回我的房间去了。我走过妻子身旁，停下来，瞧着她的后背和颤抖的肩膀，说：

“您简直还是个孩子啊，纳塔莉！哎哎！您听我说，纳塔莉：等到您明白这个工作多么严肃，责任多么重大，您首先就会感激我。我敢对您起誓。”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不慌不忙地整理那些文件。练习簿没有装订，纸页没有编号。登记是由不同的笔迹写成的，显然不论是谁，只要高兴，都可以使用这个练习簿。捐助实物项下，没有注明产品的价钱。可是，对不起，如今黑麦的价钱固然是一卢布十五戈比，可是过两个月却可能涨价，成为两卢布十五戈比了。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呢？其次，“付索包尔三十二卢布”，这是什么时候付的？为什么付的？证明文件在哪儿？什么也没有，怎么也弄不懂。万一日后打官司，这些纸张反而会弄得案情不明。

“她多么幼稚啊！”我惊讶地想，“她简直是个孩子啊！”

我又烦恼又好笑。

五

我的妻子已经收齐八千，再加上我的五千，一共是一万三。作为开端，这已经很好了。这个本来使我感兴趣，同时弄得我放心不下的工作现在总算落在我手里了。我在做一件别人不肯做而且也不会做的工作，我在尽我的责任，我在筹划正确严肃的赈济饥民的办法。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合乎我的意图和愿望，可是为什么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连四个钟头检查我妻子的文件，了解它们的意义，改正它们的错误，可是我非但没有感到安慰，反而觉得仿佛有人站在我的身后，用粗糙的手心摩挲我的后背似的。我还缺什么呢？赈济的组织工作已经落在可靠的人手里，饥民可以吃饱了，那还需要什么呢？

四个小时的轻松工作不知什么缘故弄得我很累，我没法再埋下头坐在这儿，没法再写下去了。楼下偶尔传来闷声闷气的呻吟，那是我的妻子在哭。那个老是脾气温顺、带着睡意、假仁假义的阿历克塞不时走到我的桌子跟前，把蜡烛摆好，有点古怪地瞧着我。

“不行，我得离开此地！”我终于暗自决定，这时候我已经累极了，“要躲开这些烦心的事，走得远远的。我明天就动身。”

我把纸张和练习簿收拾好，到我妻子那儿去。我带着十分疲劳和衰弱的感觉，用两只手把纸张和练习簿压在胸上，穿过我的卧室，看见我的皮箱，这时候那哭泣的声音隔着地板传到我这儿来。……

“您是少年侍从吗？”有人在我的耳朵旁边问道，“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

“这全是胡说，胡说，胡说……”我一面走下楼梯，一面嘟哝着，“胡说。……至于我爱面子，有虚荣心，那也是胡说。……这都是废话！难道我为饥民出了力，人家就会给我一个星章，或者提升我去做部长？胡说，胡说！而且在乡下，我向谁去夸耀这种虚名呢？”

我累了，累得很，有一句话老是在我的耳边轻轻响着：“久仰久仰。不过您仍旧是个坏蛋。”不知什么缘故，我想起以前小时候念过的一首古诗，里面有一行：“做一个好人是多么愉快啊！”

我的妻子照先前那种姿势伏在躺椅上，脸朝下，两只手抱住头。她在哭。她身旁站着一个使女，现出惊恐和迷惑的脸色。我把使女打发走，把纸张放在桌子上，沉吟一下，说：

“您的公文都在这儿，纳塔莉。一切都有条有理，一切都挺好，我很满意。明天我要走了。”

她仍旧哭个不停。我走进客厅，在那儿的黑暗里坐下来。我妻子的涕泣和她的叹息是对我的一种责难。我为了开脱自己，就回想我们这场争吵的经过，从我的头脑里出现倒霉的念头，要邀我妻子上楼共同商量起，直到这些练习簿和哭泣为止。这是我们夫妻间仇恨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既不像样子又毫无意义，此种情况在我们婚后的生活当中是屡见不鲜的。可是如今为什么把饥民也牵连进来呢？他们怎么会成了我们争执的原因呢？这倒像是我们互相追逐着，无意间跑到圣坛上，就在那儿吵起架来似的。

“纳塔莉，”我在客厅里轻声说，“别哭了，别哭了！”

为了止住她的哭声，结束这个痛苦的局面，我应当走到妻子跟前，安慰她、亲近她，或者对她赔罪才是。可是我该怎样做才能使她相信我呢？我怎样才能叫一个生活得不自由而且痛恨我的野小鸭相信我喜欢它，同情它的痛苦呢？我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妻子，所以从来也不知道该跟她谈些什么，该怎样谈才对。她的外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给予它正确的评价，可是她的内心活动或者精神世界、她的智慧、世界观、经常变化的情绪、充满憎恨的眼睛、高傲、有的时候使我惊讶的读书热情，或者比方说，像昨天那样的修女神态，在我都是不熟悉和不了解的。每逢我们发生冲突，我想确定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理学总是只限于确定她任性，不严肃，具有不幸的性格，按女人的逻辑办事，似乎这在我已经完全够了。可是目前她一哭，我却又生出满腔的热望，想多了解她一点才好。

哭声停了。我走到妻子那边去。她坐在躺椅上，两只手支着头，深思地、呆呆地瞧着烛火。

“我明天早晨要走了。”我说。

她沉默。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叹口气，说：

“纳塔莉，先前您要求我离开此地，您总是说，您会原谅我的一切，一切。……可见您认为我对不起您。我请求您冷静下来，用短短几句话概括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

“我累了。以后再谈吧……”我的妻子说。

“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接着说，“我做过些什么错事呢？如果说，您年轻、美丽，希望生活，我的年纪却差不多比您大一倍，您憎恨我；那么，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并没有强迫您跟我结婚啊。不过呢，也罢，如果您希望过自由的生活，想走，那么我给您自由就是。您尽管走，您要爱谁就爱谁。……我甚至可以跟您办离婚手续。”

“我并不需要这些，”她说，“您知道，以前我一直爱您，老是认为我的年纪比您小。这都不算一回事。……您的过错并不是您年纪大而我年纪小，也不是我一过上自由的生活就可以爱上别人，而在于您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内心充满憎恨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我说。

“您走吧，劳驾。您打算把我数落到明天早晨去，可是我预先声明，我很累，没有力气回答您的话了。您答应过，说要离开此地，我很感激您，此外我不需要什么了。”

我妻子叫我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却不容易。我感到浑身无力，害怕我那些不舒适的而且讨厌的大房间。从前我小时候，遇到我身上有什么地方疼痛，我总是偎到母亲或者奶妈身边，把脸藏在她们衣服暖和的皱褶里，觉得好像避开疼痛了。现在，不知什么缘故，我也有那样的感觉，我只有在这个小房间里，在我妻子身旁，才能摆脱我那种心神不宁的情绪。我坐下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遮住亮光。四下里静悄悄的。

“您有什么过错？”我妻子沉默很久，然后抬起闪着泪光的红眼睛瞧着我，问道。“您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教养，为人十分正直，公平，有原则，可是在您身上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后果：不管您走到哪儿，您总是带去憋闷和压抑，弄得人感到非常屈辱、难堪。您的思维方式是纯正的，因此您憎恨全世界。您憎恨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是不开化和无知的表现，同时您又憎恨缺乏信仰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您憎恨老人，因为他们落后和保守；您也憎恨青年，因为他们具有自由思想。人民的利益和俄国的利益在您是宝贵的，所以您憎恨人民，因为您怀疑每个人都是贼，都是强盗。您憎恨一切人。您公平，您站在合乎法律的立足点上，所以您经常跟农民和邻居们打官司。您给人偷去二十大袋黑麦，您由于热爱秩序而把农民们告到省长和一切长官那儿，又把当地的长官告到彼得堡去。好一个合乎法律的立足点！”我妻子说着，笑起来，“根据法律，而且为了维护道德的利益，您不给我身份证。居然有这样的道德，这样的法律，弄得一个年轻健康而有自尊心的女人在闲散中，在痛苦中，在经常的恐惧中消磨岁月，她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个她并不爱的人所供应的膳食和住所而已。您精通法律，很正直，很公平，尊重婚姻和家庭基础，可是这一切却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您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人人都恨您，您跟所有的人都处得不和睦。您结婚有七年了，跟您的妻子同居却连七个月也不到。您没有妻子，我也没有丈夫。跟您这样的人是没法共同生活的，谁都会受不了。起初那些年，我跟您在一块儿觉得害怕，如今却只觉得害臊。……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了。那些年我只顾跟您吵闹，却弄得自己的脾气很坏，变得尖刻、粗鲁、胆怯、不信任人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您真想了解这些？您走开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像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会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纳塔莉，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纳塔莉，”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作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纳塔莉，”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纳塔莉，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躺椅那儿，躺下来。

“思想啦，有思想原则啦，”她无精打采，勉强地说，“原则性啦，理想啦，生活目标啦，原则啦……每逢您要糟蹋人，侮辱人，说不中听的话，您总是用这些辞藻。您就是这么个人！如果容许您带着这种见解，带着这种对人的态度参加工作，那无异于头一天就把工作弄得一败涂地。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她叹口气，沉默一会儿。

“这是性情粗鲁，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15]！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憎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而且除了工程书以外，您什么书也不看。可是，好人有的是，好书有的是！是的。……不过我累了，说话吃力了。我得睡觉了。”

“那我走了，纳塔莉。”我说。

“好，好。……谢谢。……”

我呆站了一会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过了一个钟头，那是一点半钟，我举着蜡烛又走下楼，打算跟我的妻子谈话。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什么，可是觉得我有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要对她说。她不在工作室里。她卧室的房门关紧了。

“纳塔莉，您睡了吗？”我轻声问。

没有答话。我在门旁站了一会儿，叹一口气，走进客厅。在那儿，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吹熄蜡烛，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天亮。

六

早晨十点钟，我坐雪橇到火车站去。天气不算太冷，然而天上落下大片的湿雪，刮着不舒服的潮湿的风。

我们经过一个池塘，然后穿过一片小桦树林，开始顺着大路爬上我在窗子里看得见的高冈。我回过头去，想最后看一眼我的房子，可是大雪纷飞，什么也看不见。过一会儿，前面，像在雾里一样，现出一些乌黑的农舍。那就是彼斯特罗沃村。

“假如日后有一天我发了疯，那就都得怪这个彼斯特罗沃村，”我暗想，“它把我害苦了。”

我们走到村子的街上。那些农舍的所有屋顶都是完整的，没有一个屋顶拆毁，可见我的总管说谎。有一个男孩拉着一辆小雪橇，上面坐着一个小姑娘，手里抱着一个小娃娃。另一个男孩大约三岁，脑袋像女人似的包得严严实实，手上戴着大手套，伸出舌头去想接住飞下来的雪，一边在笑。这时候迎面驶来一辆载干柴的大车，旁边走着一个农民，谁也看不清他的胡子原是白的呢，还是因为沾着雪而发白。他认出我的车夫，对他微笑，说了一句什么话，见着我不由自主地脱掉帽子。有几条狗从院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瞧着我的马。一切都安静，平常，朴实。那些移民回来了，没有粮食，农舍里“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气得发疯”，可是眼前的种种情形却那么平淡，甚至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过那样的事。这儿没有惊慌失措的脸，没有哀求救济的声音，没有哭泣，没有咒骂。四下里一片静寂，有生活的秩序，有孩子，有小雪橇，有竖起尾巴的狗。那些孩子也好，方才遇见的那个农民也好，都没有心神不宁的样子，然而为什么我这样心神不宁呢？

我瞧着笑吟吟的农民，瞧着戴大手套的男孩，瞧着农舍，想起我的妻子，这才明白任什么灾难也打不倒这些人。我觉得空中已经弥漫着胜利的气息，我感到骄傲，准备对他们嚷叫：我也跟他们一伙。可是我那些马已经跑出村子，来到旷野上，雪在飘飞，风在怒号，我只能一个人守着我的思想。在成千上万为人民工作的人群当中，生活本身却把我一个人抛出来，像是抛弃一个不需要的、没有能耐的坏人。我成了障碍，成了人民灾难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于是人们把我打败，丢在一边了。我急急忙忙地赶到火车站，想离开此地，躲到彼得堡，躲到大莫尔斯卡亚街上的一家旅馆去。

过了一个钟头，我们到了火车站。一个胸前戴着号牌的铁路巡查员和车夫把我的皮箱抬进妇女候车室。车夫尼卡诺尔把衣襟塞在腰里，穿着毡靴，周身给雪弄湿，很高兴我出门，对我好意地微笑着，说：

“一路顺风，大人。上帝保佑您路上平安。”

顺便说一句：大家都称呼我大人，其实我不过是个六等文官，是个少年侍从罢了。铁路巡查员说火车还没有从上一站开出。我只好等着。我走到外面，由于一夜没睡而脑袋发沉，两条腿乏得几乎走不动。我毫无目的地往水塔那边走去。四下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为什么我要走呢？”我问自己，“那边有什么东西在等我？无非是我已经很久不来往的熟人啦，孤独啦，饭馆的膳食啦，嘈杂啦，伤我眼睛的电灯光啦。……我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我要去呢？”

再者，跟我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就扬长而去，也未免有点奇怪。我觉得我会弄得她莫名其妙。我临走应该对她说明，她讲得对，我确实是个坏人。

等到我从水塔那边走回来，站长已经从门里出来，以前我有两次把他告到他的上司那儿去。由于风雪很大，他竖起上衣的衣领，缩起脖子，走到我跟前，把两个手指头举到帽檐那儿，带着慌张的、勉强恭敬的、充满憎恨的脸色告诉我，说这班火车误了二十分钟，我是不是愿意此刻到暖和的地方去等车。

“谢谢您，”我回答说，“可是我多半不走了。请您吩咐我的车夫等一等。我还要考虑一下。”

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暗想：我走不走呢？等到火车到站，我却决定不走了。在家里等着我的将是我妻子大惑不解的神色，也许还有她讥诮的笑容，外加楼上那种阴郁的气氛和我本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不过在我这种年纪，这总比两天两夜跟许多陌生人一起坐火车到彼得堡去，随时意识到我的生活对任何人和任何事业都不需要，一天天临近结束，毕竟要使人觉得轻松点，也多少亲切点。是啊，不管怎样还是回家的好。……我走出火车站。可是，家里的人本来看到我外出，都挺高兴，如今我又回去，而且是白天回去，未免会扫兴。那么我不妨把这一天在邻居家里消磨过去，晚上再回家。可是到谁家去呢？有些邻居跟我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有些邻居我又根本不相识。我思忖了一阵，想起伊凡·伊凡内奇来了。

“我们到布拉京家去！”我在雪橇上坐下，对车夫说。

“很远呢，”尼卡诺尔说，叹了口气，“大概有二十八俄里，或者足足三十俄里哩。”

“麻烦你了，好朋友，”我说，从我的口气听起来，好像尼卡诺尔有权利不听我的命令似的，“走吧，劳驾！”

尼卡诺尔怀疑地摇头，慢腾腾地说，现在该换辕马才成，不是那种切尔克斯式的，而是“庄稼汉”式的，或者“黄雀”式的。他犹豫不决地伸出戴着手套的手，拿起缰绳来，仿佛等我改变主张似的。他略微欠起身子，想一想，然后才挥动鞭子。

“一连串虎头蛇尾的行动……”我暗想，把脸藏在衣领里，躲开飘来的雪，“我发疯了。得，随它去吧。……”

尼卡诺尔来到很高很陡的山坡上，先是小心地放马下坡，可是走到半山坡上，马忽然不听使唤，飞快地奔下坡去。他怔了一下，抬起胳膊肘，用我以前从没听他叫过的撒野的和发狂的声音喊道：

“嘿，咱们叫将军坐着快车兜风吧！要是你们跑坏了，将军会买新的，宝贝儿！喂，小心，把你们累死啦！”

直到这时候，雪橇已经跑得非常快，我都透不过气来了，才发觉原来他已经喝得大醉。大概他在火车站上喝过一通酒。到峡谷底下，冰碎裂了，有一小块裹着马粪的硬雪从大路上跳起来，打在我的脸上，打得很痛。狂奔的马一口气冲上山去，跟方才下山一样快，我还没来得及向尼卡诺尔喊叫一声，那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就已经在平地上飞驰，窜进一个古老的云杉林，两旁高大的云杉把毛茸茸的白爪子向我身边伸过来。

“我发了疯，车夫喝醉了酒……”我想，“这可真妙！”

我正碰上伊凡·伊凡内奇在家。他笑得直咳嗽，把头靠在我的胸口，说出他一遇见我就必定要说的话：

“您越来越年轻了。我不知道您是用什么颜料染您的头发和胡子的，应当给我一点才是。”

“我是来回拜您的，伊凡·伊凡内奇，”我撒谎说，“您别见怪，我是京城人，讲究礼尚往来，习惯成自然了。”

“很高兴，好朋友！我老糊涂了，喜欢面子。……是啊。”

从他的声调和他那快乐得微笑的脸上，我看得出我这次来访使他受宠若惊。在门厅，有两个村妇给我脱掉皮大衣，由一个穿红色衬衫的农民把它挂在衣钩上。我和伊凡·伊凡内奇一块儿走进他的小书房，有两个光脚的姑娘正坐在那儿地板上，看一本硬封面的画册。她们看见我们来了，就跳起来，跑出去，接着，立刻有个又高又瘦、戴着眼镜的老太婆走进来，向我规规矩矩一鞠躬，从长沙发上拿走一个枕头，从地板上拾起那本画册，走出去了。从隔壁房间里不断传来低语声和光脚走路声。

“我在等大夫来吃饭，”伊凡·伊凡内奇说，“他答应从诊疗所出来，就到我这儿来。是啊。他每个星期三都在我家里吃饭，求上帝赐给他健康。”他向我这边探过头来，吻我的脖子。“您来了，好朋友，那么可见您没有生气，”他喘吁吁地对我小声说，“别生气，亲爱的。是啊。也许心里不好受，可那也别生气。我在死以前，只求上帝一件事：让我同大家老老实实、和睦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是啊。”

“对不起，伊凡·伊凡内奇，我要把一只脚放在这把圈椅上。”我说，感到十分疲劳，不能正襟危坐了。我往长沙发的紧里面一坐，把一只脚放在圈椅上。我的脸遭过风吹雪打以后正在发烧，我的全身似乎都在吸进热气，因而变得瘫软了。“您这儿真好，”我接着说，“温暖，软和，舒服。……还有鹅毛笔，”我看一眼写字台，笑着说，“撒沙器[16]。……”

“啊？是啊，是啊。……这张写字台和那边一个红木柜子都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木匠格列勃·布狄加给我父亲做的，他是茹科夫将军的农奴。是啊。……他在这一行当中称得上是大艺术家了。”

他无精打采，用快要睡着的人的声调对我讲木匠布狄加的事。我听着。后来伊凡·伊凡内奇走到隔壁房间，叫我看一个红木衣柜，这柜子特别好看，也特别便宜。他用手指头敲一阵衣柜，然后叫我注意看一个现在已经见不到的带画的瓷砖火炉。他也用手指头敲了敲火炉。那个衣柜、那个瓷砖火炉、那些圈椅、那些用毛线和丝线在十字布上绣成并且镶在结实而难看的框子里的图画，都散发出好心和满足的气息。我回想当年我还是小孩子，常跟母亲到这儿来参加命名日宴会的时候，所有这些家具就已经按照同样的格局放在同样的地方，于是我简直不能相信它们有一天会不复存在。

我心想：布狄加和我有多么大的差别呀！布狄加制造东西首先注重结实牢固，认为这才是主要点。他对人类的长存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根本没有想到死亡，大概也不大相信有死亡的可能；可我呢，在我修建那些要存在一千年的铁路桥梁和石桥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这种东西不会永久存在。……这种东西没什么道理。”如果日后有一位精明的艺术史家凑巧看见布狄加的柜子和我的桥，他就会说：“这是两个人做的，各有特色：布狄加热爱人类，不允许自己想到他们会死亡，会消灭，因此做家具的时候所设想的是不死的人；而阿索陵工程师呢，既不爱人类，也不爱生命，甚至在快乐的创造时刻也不觉得死亡、消灭、止境之类的想法可憎，所以，您看，他这些线条多么渺小、局促、胆怯、可怜。……”

“我只给这些房间生上火，”伊凡·伊凡内奇领我看他那些房间，喃喃地说，“自从我妻子去世，我儿子在战场上阵亡以后，我就把客厅和大厅关起来不用了。是啊……瞧。……”

他推开一个房门，我看见一个大房间，里面立着四根柱子，放着一架旧钢琴，地板上有一堆豌豆。那儿有一股寒气和潮气。

“另一个房间里放着花园里用的长凳……”伊凡·伊凡内奇唠叨说，“现在再也没有人跳玛祖卡舞了。……我就把房间锁上了。”

传来一片嘈杂声。原来索包尔大夫来了。他冷得搓手，理顺他那潮湿的胡子，这当儿，我看出来：第一，他生活得很乏味，所以看见伊凡·伊凡内奇和我很高兴；第二，他是个头脑有点简单的天真汉。他瞧着我，从他的神情看来，好像我很高兴跟他见面，对他很感兴趣似的。

“我有两夜没睡了！”他说，天真地瞧着我，理顺他的胡子，“有一夜是忙着接生，另一夜让臭虫咬了个通宵，我是在农民家里过夜的。您知道，我困得要命。”

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进饭厅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这种事除了使我感到愉快以外不会有别的感觉。他那对天真的眼睛，他那件揉皱的上衣，他那个价钱便宜的领结，他那股碘酒的气味，给我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好像到了下层社会。我们围着桌子坐下，他给我斟上白酒，我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喝下去。他在我的碟子上放一小块火腿，我乖乖地吃下去。

“求学贵在温习[17]，”索包尔说，匆匆喝下第二杯酒，“信不信由您，我看见了好人，心里一高兴，连睡意都没有了。我成了乡下人，在穷乡僻壤变野了，变俗了，可是，诸位先生，我仍旧是知识分子，我要诚恳地对你们说：没有人做伴可真难过啊！”

仆人端来凉的白乳猪加洋姜和酸奶油，随后是油腻滚烫的白菜汤，外加猪肉和荞麦粥，粥里腾起一股热气。大夫仍旧说个不停，我马上就确信，他是个性格软弱、外表不整、遭际不幸的人了。他喝下三杯酒便醉了，不自然地活泼起来，吃很多东西，嗽喉咙，吧嗒着嘴唇，用意大利话称呼我“大人”。他天真地瞧着我，好像相信我很高兴看见他，听他讲话似的。他告诉我说，他早已跟他的妻子离婚，把四分之三的薪水拨给她用。她住在城里，带着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过活，他喜欢这些孩子。此外，他说他爱上一个寡妇，是个女地主，受过教育，可是他很少到她那儿去，因为他为工作一天忙到晚，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

“成天价不是守在医院里就是在赶路，”他说，“我可以向您起誓，大人，这是实情：不要说没有工夫去看我所爱的女人，就连读书也没有时间。十年以来我什么书也没读过！十年啊，大人！讲到我的经济方面，那么请您问一声伊凡·伊凡内奇就知道了：有的时候连买烟草的钱都没有。”

“不过您在精神方面是愉快的。”我说。

“什么？”他问，眯起一只眼睛，“不，我们还是喝酒的好。”

我一面听大夫讲话，一面按照我由来已久的习惯，用通常的尺度衡量他，看他是唯利是图者还是理想主义者，爱不爱卢布，是否有合群的天性等，可是没有一种尺度用得上，就连近似的也没有。说来奇怪，如果我光是听他说话，看着他，我倒十分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一旦用我的尺度衡量他，那么尽管他为人坦率而朴实，却变成一个异常复杂、分辨不清、不可理解的人了。我问我自己：这个人会挪用别人的钱，辜负别人的信任，喜欢白白得来的面包吗？这个以前显得严肃重大的问题，现在却显得幼稚、肤浅，不该提了。

仆人送来馅饼，然后，我记得，他们每上一道菜就要停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些空当喝果子露酒。他们前后送上来的菜有酱汁鸽子、杂碎、烤乳猪、鸭子、山鹑、花椰菜、甜馅饺子、乳渣加牛奶、果子羹，最后一道是果酱煎饼。起初，特别是白菜汤和粥，我吃得津津有味，到后来，却在随口吃东西，吞下去，苦笑，辨不出滋味了。由于那盘热汤和房间里的闷热，我脸上烧得厉害。伊凡·伊凡内奇和索包尔也脸红了。

“为您太太的健康干杯，”索包尔说，“她喜欢我。请您对她说：御医问候她。”

“说实在的，她真幸运！”伊凡·伊凡内奇说，叹口气，“她没有奔走，没有操心，没有忙乱，可是结果，她现在成了全县头一号人物了。几乎全部工作都掌握在她的手里，所有的人都聚在她的四周，有大夫，有地方自治局那些长官，有太太们。对那些真正的人来说，这种事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啊。……苹果树用不着操心就长出了苹果，那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冷漠的人才不操心。”我说。

“啊？是啊，是啊……”伊凡·伊凡内奇没有听清，喃喃地说，“这是实在的。……用不着操心。……对，对。……说的就是。……只要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保持公道，别的都不用管。”

“大人，”索包尔庄重地说，“您看一看四周围的大自然吧，您的鼻子或者耳朵从您的大衣领子里一露出来，它们马上就会冻得掉下来。在旷野上只要待一个钟头就会被雪盖没。乡村跟留里克时代[18]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农民仍旧是佩彻涅格人和波洛伏齐人[19]。他们只知道火灾、饥荒，用各种方法跟自然界作斗争。我要说什么来着？对了！您知道，如果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况好好想一想，看一看，分析一下，那么，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是生活，而是戏院起火！在这种地方，凡是跌倒的，吓得大叫、乱跑的人，都是秩序的头号敌人。应当站得笔直，睁大眼睛留神瞧，不能惊慌失措！在这种地方，根本没有工夫哭天抹泪，干无关紧要的小事。既然是跟自然界的力量打交道，那就得用同样的力量去对付它，要坚定，不让步，跟石头一样。不是这样吗，老爷爷？”他转过脸去对伊凡·伊凡内奇说，笑了起来。“我自己像个娘儿们，窝囊废，萎靡不振的人，所以我受不了软弱。我不喜欢那些无聊的感情！有的人发愁，有的人胆怯，有的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说：‘好家伙，你们一口气吃十道菜，居然还谈挨饿的人！’这是无聊、愚蠢！还有些人，大人，会责备您家财豪富。大人，对不起，”他接着大声说，把手放在胸口上，“您给我们的法院侦讯官找了些活儿干，要他黑夜白日为您捉拿窃贼，对不起，这从您那方面来说也是无聊。我喝醉了，所以现在才会说出这些话来，不过您要明白，这是无聊！”

“谁要他操这份心呢？我不明白。”他站起身来，说。我忽然羞愧得不得了，难过得不得了，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谁要他操这份心呢？我根本没有要求过他。……叫他见鬼去吧！”

“他拿住三个农民，又放了。原来他捉错了，眼前正在捉拿新的呢，”索包尔说，笑起来，“这是罪过呀！”

“我根本没有要求他操这份心，”我说，激动得要哭出来，“他这么干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嗯，好，就算我不对，我做错了，就算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极力给我多添点错处呢？”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索包尔安慰我说。“得了！我喝醉了酒，所以才会说出这些话来。我的舌头是我的仇人。得了，”他说，叹口气，“饭也吃了，酒也喝了，现在该睡一觉了。”

他从桌旁站起来，吻一下伊凡·伊凡内奇的头，由于酒足饭饱，一路歪斜地走出饭厅。我和伊凡·伊凡内奇默默地吸烟。

“我呢，亲爱的，饭后是不睡觉的，”伊凡·伊凡内奇说，“请您到休息室去歇一歇吧。”

我同意了。在被人称为休息室的、半明半暗的、生着旺火的房间里，沿墙放着几张又长又宽的长沙发，结实而沉重，都是木匠布狄加的产品，上面高高地放着柔软的白被褥，多半是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铺的。索包尔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脱了上衣和靴子，脸对着沙发背，睡着了；另一张沙发床在等我。我脱掉上衣和靴子。疲劳啦，弥漫在这个安静的休息室里的布狄加的阴魂啦，索包尔的轻微亲切的鼾声啦，降伏了我，我就乖乖地躺了下去。

立刻，我梦见妻子、她的房间、带着憎恨脸色的站长、一堆堆雪、戏院里的火灾。……我还梦见从我的谷仓里偷去二十大袋黑麦的农民。……

“侦讯官把他们放了，毕竟是件好事。”我说。

我被自己的说话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瞧了一会儿索包尔宽阔的后背、他的坎肩的扣子、他那圆滚滚的脚后跟，然后又躺下，睡着了。

等我第二次醒过来，天已经黑了。索包尔在沉睡。我心里平平静静，想赶快回家。我穿上衣服，走出休息室。伊凡·伊凡内奇坐在他书房里的一张圈椅里，一动也不动，瞧着一个地方出神，大概我睡觉的时候他一直照这样呆坐着。

“真好！”我说，打了个哈欠，“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是在复活节开斋以后醒过来似的。今后我要常到您这儿来。告诉我，我妻子以前到您这儿来吃过饭吗？”

“来……来……来……来过，”伊凡·伊凡内奇喃喃地说，极力让身子活动一下，“上个星期六她就来吃过饭。是啊。……她喜欢我。”

略略沉默一会儿，我说：

“伊凡·伊凡内奇，您说过我性情不好，跟我难于相处，您还记得吗？可是，应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种性情呢？”

“我不知道，好朋友。……我是个没用的人了，老得皮肉发松，不会给人出主意了。……是啊。……那一回我跟您说那些话，是因为我爱您，爱您的妻子，爱您的父亲。……是啊。我快要死了，我何必瞒着您不说，或者说谎呢？我爽快地说吧：我十分爱您，然而我不尊敬您。是啊，不尊敬您。”

他回转身来对着我，喘着气小声说：

“要尊敬您是不可能的，好朋友。从外表看来，您倒像是个真正的人。您的外貌和气派很像法国总统卡诺[20]呢，前几天我在画报上看见过他……是啊。……您谈吐不俗，人也聪明，官阶很高，高不可攀，不过，好朋友，您缺乏真正的灵魂。……您的灵魂没有力量。……是啊。”

“一句话，我是个西徐亚人，”我说，笑起来，“不过，我的妻子怎么样？您跟我谈一谈我妻子的事吧。您比较了解她。”

我打算谈一谈我的妻子，可是索包尔走进来，把话岔开了。

“我睡了个觉，洗了个脸，”他说，天真地瞧着我，“我再喝一杯加朗姆酒的茶，就要回家去了。”

七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七点多钟。把我们从门厅送到门外的，除了伊凡·伊凡内奇以外，还有几个农妇，那个戴眼镜的老太婆，几个姑娘和一个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了种种吉祥话。在那些马旁边，在黑地里，有些人提着灯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他们指点我们的车夫该怎么赶路，走哪条路最好，而且纷纷祝我们一路平安。那些马啦，雪橇啦，人啦，都是白的。

“他家里怎么会有这许多人？”我问，这时候我那辆三套马雪橇和大夫的双套马雪橇正缓缓地驶出院子。

“这都是他的农奴，”索包尔说，“新条例[21]还没有传到他这儿。有些老仆人要在他的家里一直待到死；还有各式各样没处安身、无依无靠的人；又有些人硬要住在这儿，赶也赶不走。古怪的老头儿！”

又是马的飞奔，醉醺醺的尼卡诺尔的反常的叫声，大风，纠缠不已、飞进人的眼睛和嘴里和皮大衣的各处皱褶里的白雪。……

“鬼支使我东奔西跑！”我想。我雪橇上的铃铛和大夫的铃铛互相呼应，大风怒号，车夫们呐喊，在这种疯狂般的闹声中我想起这稀奇古怪的一天的种种情形，这在我一生中要算是仅有的一次了。我觉得我真的疯了，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仿佛今天以前的我，如今在我看来已经成为陌生人了。

大夫的雪橇跟在后面跑，他一直跟他的车夫大声说话。有的时候他追上我了，跟我并排赶路，仍旧天真地相信这在我一定很愉快。他请我吸纸烟，向我要火柴。或者，他一追上我就忽然在雪橇上站起来，挺起身子，挥动他那几乎比胳膊长一倍的皮大衣袖子，嚷着说：

“快呀，瓦斯卡！赶过那个阔佬去！加油，小猫！”

大夫那些“小猫”就在索包尔和他的瓦斯卡的幸灾乐祸的响亮笑声中冲到前头去了。我的尼卡诺尔生了气，勒住那三匹马，可是等到大夫的铃声听不见了，他却抬起胳膊肘，大喝一声，我那三匹马就发疯般猛追上去。我们跑进一个什么村子。眼前闪过稀疏的灯火和农舍的轮廓，有人喊叫一声：“嘿，这些魔鬼！”雪橇似乎已经跑了两俄里光景，那条街却还在往前伸展，看不见尽头。等到我们追上大夫，两辆雪橇都慢下来，他就向我要火柴，说：

“您来供养这条街上的农民吧！要知道，此地这样的街有五条呢，先生。站住！站住！”他嚷道，“拐弯到小饭铺去！我们得取一下暖，马也得休息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饭铺旁边停下来。

“在我住的教区里，这样的村子不止一个，”大夫说着，推开一扇装着吱吱响的滑车的门，让我先走进去，“就是大白天来看一看，也还是看不到这条街的尽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小巷，弄得人只有搔头皮的份儿。要出力都很难呀。”

我们走进迎客的“正屋”，那儿有浓重的桌布气味。我们进门的时候，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从长凳上跳了起来。他穿着坎肩，衬衫没有塞进裤腰里。索包尔要啤酒，我要茶。

“想出力都很难啊，”索包尔说，“您的太太有信心，我佩服她，尊敬她，可是我自己的信心不大。只要我们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仍旧带有普通的慈善工作的性质，如同孤儿院或者残疾人收容所那样，那么，我们就只是在耍花招，蒙蔽人，欺骗自己而已。我们的态度应当实实在在，建立在计算、知识和公正上。我的瓦斯卡在我家做了一辈子工人，如今他那儿没有收成，他挨饿，得了病。如果我现在每天给他十五个戈比，那我是想借此恢复他原先的工人地位，也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维护我的利益；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把这十五个戈比叫作赈济、补助、做好事。现在我们就来照这样谈一谈这种赈济。按照最起码的计算，每家五口人，每口人七个戈比，那么要养活一千家人，每天就得散发三百五十卢布。这个数字是由我们对那一千家人实实在在、义不容辞的态度所规定的。可是，我们每天不是给三百五，却只给十个，还说这就是赈济、补助，为此您的太太和我们这些人都成了好得出奇的人，引得大家为我们的人道主义喝彩。事情就是这样，老兄！唉，要是我们少谈点人道主义，多算一算，想一想，而且本着良心对待我们的责任就好了！我们当中有多少这样富于感情的人道主义者呀，他们真心诚意拿着认捐单，挨家挨户地跑，可是他们的裁缝和厨娘的工钱，他们却扣着不给。我们的生活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可讲！”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暗自计算一下，说：

“我想养活一千家人二百天。您明天来我这儿谈谈吧。”

我这些话说得很朴实，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使我高兴的是，索包尔回答得更朴实：

“行。”

我们付过该付的账，走出这家小饭铺。

“我喜欢这样坐车赶路，”索包尔说，在雪橇上坐下，“大人，请您把火柴借给我用一用，我把我那盒忘在小饭铺里了。”

过了一刻钟，他那辆双套马雪橇落在后面了。在风雪的呼啸声里，听不到他的铃铛声了。我回到家，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仔细考虑，尽量想弄明白我的处境。至于我该对妻子说什么话，我脑子里却一句也想不出，一个字也想不出。我的头脑不灵了。

我什么也没想出来，却下楼去找我的妻子了。她在她的房间里站着，仍旧穿着那件粉红色长衫，仍旧保持着那种姿势，仿佛要拦住我，不准我去碰她那些文件似的。她脸上现出困惑和讥诮的神情。看得出来，她听说我已经回来，就准备好不像昨天那样哭出声来，也不提出要求，也不为自己辩护，而只是嘲笑我，带着轻蔑回答我的话，采取果断的行动。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既是这样，那我们就分手吧。

“纳塔莉，我没有走掉，”我说，“然而这不是欺骗。我神志失常，衰老，病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总之，您爱怎么想，都随您。……我总算战战兢兢，战战兢兢地把原来的我摆脱了，我看不起他，为他害臊。不过，从昨天起，在我心里出现的新人，却不容许我走掉。请您不要赶走我，纳塔莉！”

她定睛瞧着我的脸，相信了我的话，她的眼睛里闪着不安。有她在面前，我的心陶醉了，再加上她的房里温暖，我的身子也暖和过来了。我对她伸出手，像说梦话似的喃喃道：

“我要对您说：除了您以外，我连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从来没有一分钟不留恋您，只是顽强的虚荣心不容许我承认这一点。当初我们照夫妇那样生活过的日子，如今是无法挽回了，其实也不必挽回，您就叫我做您的仆人，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拿去，按您的心意散发出去吧。现在我心里踏踏实实，纳塔莉，我心满意足。……我心里踏实了。……”

我妻子带着好奇的神情凝视着我的脸，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哭起来，跑进隔壁房间去了。我回到楼上我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个钟头，我已经坐在我的桌子边，写《铁路史》，那些挨饿的人不再妨碍我做这个工作。现在我不再感到心神不宁了。这以后，不管是有一天我同我妻子和索包尔一块儿在彼斯特罗沃村巡查农舍的时候看到的混乱情形，也不管是凶险的谣传，周围的人的错误，我的老年的临近，都不能使我心神不宁了。如同战场上那些飞过的炮弹和枪弹不会妨碍士兵们谈自己的事、吃东西、修理皮靴一样，那些挨饿的人也不来妨碍我安静地睡觉，做我个人的工作了。我家里也罢，我院子里也罢，远处，四面八方也罢，都在沸腾着索包尔大夫称之为“慈善的狂欢”的工作。我的妻子常到我的房间里来，眼睛不安地打量我的房间，仿佛在搜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去送给那些挨饿的人，为的是要“找到自己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我看出来，由于她，不久我们的财产就会一点也不剩，我们就要穷了。然而这也没有使我激动，我对她快活地微笑。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1] 在西伯利亚。

[2] 在俄语中，索包尔（соболь）的意思是“黑貂”。

[3] 原文为法语。

[4] 巴威尔的爱称。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拉丁语。

[7] 原文为法语。

[8] 这是一首由不著名的俄国诗人莫尔恰诺夫（1809—1881）作词的歌曲的第一句。这首歌曲写的是在俄国和瑞典之间进行的北方战争（1700—1721）中俄军在波尔塔瓦获胜的事。此处借喻由广大群众参与的轰动一时的事件。——俄文本编者注

[9] 指1861年沙皇颁布农奴解放令。

[10] 费多尔的爱称。

[11] 原文为法语。

[12] 用甘蔗汁发酵和蒸馏酿成的烈性酒精饮料。

[13] 浣熊先生（叶诺特在俄语里的原意是“浣熊”）。

[14] 原文为法语。

[15]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16] 供吸干纸上的墨水用。

[17] 原文为拉丁语。

[18] 俄国古代封建王朝。

[19] 11—13世纪黑海沿岸草原上的突厥系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20] 卡诺（1837—1894），自1887年起任法国总统。

[21] 指1861年俄皇颁布的农奴解放令。

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在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婚礼上，她所有的朋友和相好的熟人都来参加了。

“瞧瞧他吧，真的，他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吗？”她往她丈夫那边点一点头，对朋友说，仿佛要解释她为了什么缘故才嫁给这个普通的、很平常的、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男人似的。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德莫夫是医师，论官品是九品文官。他在两个医院里做事，在一个医院里做编制外的主任医师，在另一个医院里做解剖师。每天早晨从九点钟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搭上公共马车到另一个医院去，解剖死去的病人。他私人也行医，可是收入很少，一年不过有五百卢布光景。如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另一方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相好的熟人，却不是十分平常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出众的地方，多多少少有点名气，有的已经成名，给人看做名流了；有的即使还没有成名，将来却有成名的灿烂希望。有一个剧院的演员，早已是公认的大天才，他是一个优雅、聪明、谦虚的男子，又是出色的朗诵家，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朗诵。有一个歌剧演员，是个性情温和的胖子，叹口气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郑重说明，她毁了自己，要是她不发懒，肯下决心，她就会成为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个画家，其中打头的一个是风俗画家、动物画家、风景画家里亚博夫斯基，他是很漂亮的金发青年，年纪在二十五岁左右，画展开得很成功，把最近画成的一张画卖了五百卢布，他修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画稿，说她将来很可能有所成就。此外，还有一个拉大提琴的音乐家，他的乐器总是发出呜咽的声音，他公开声明在他认识的一切女人当中，能够给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再其次，有一个文学家，年纪轻轻，可是已经出了名，写过中篇小说、剧本、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喏，还有瓦西里·瓦西里奇，是地主，乡绅，业余的插图家和饰图家，深深爱好古老的俄罗斯风格、民谣和史诗，在纸上，瓷器上，用烟熏黑的盘子上，他简直能够创造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艺术家已经给命运宠坏，尽管文雅而谦虚，可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天下还有医师这种人，德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起来就跟西多罗夫或者塔拉索夫差不多。在这伙人当中，德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其实他个子挺高，肩膀挺宽。看上去，他仿佛穿着别人的礼服，长着店员那样的胡子。不过如果他是作家或者画家，那人家就会说他凭他的胡子会叫人联想到左拉[1]了。

有一个演员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她配上她那亚麻色的头发和结婚礼服，很像是一棵到了春天开满娇嫩的白花、仪态万方的樱桃树。

“不，您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臂，“这件事怎样突然发生的呢？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爸爸跟德莫夫同在一个医院里做事。可怜的爸爸害了病，德莫夫就在他的床边一连守了几天几夜。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您听着，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听着。这事很有意思。您走过来一点儿。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好几夜没睡觉，坐在爸爸身旁。忽然间，了不得，公主赢得了英雄的心！我的德莫夫没头没脑地掉进了情网。真的，有时候命运就有这么离奇。嗯，爸爸死后，他有时候来看我，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有这么一个晴朗的傍晚，冷不防，他忽然向我求婚了……就跟晴天霹雳似的……我哭了一宵，我自个儿也没命地掉进了情网。现在呢，您瞧，我做他的妻子了。他结实，强壮，跟熊似的，不是吗？现在，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暗，看不清楚，不过，等到他把脸完全转过来，那您得瞧瞧他的脑门子。里亚博夫斯基，您说说看，那脑门子怎么样？德莫夫啊，我们正在讲你呐！”她向丈夫叫道，“上这儿来。把你那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交个朋友吧。”

德莫夫温和而纯朴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说：

“幸会幸会。当年有个姓里亚博夫斯基的跟我同班毕业。他是您的亲戚吗？”

二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二十二岁，德莫夫三十一岁。他们婚后过得挺好。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镜框，有的没配。靠近钢琴和放家具的地方，她用中国的阳伞、画架、花花绿绿的布片、短剑、半身像、照片……布置了一个热闹而好看的墙角……在饭厅里，她用民间版画裱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小镰刀，墙角立一把大镰刀和一把草耙，于是布置成了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饭厅。在寝室里，她用黑呢蒙上天花板和四壁，在两张床的上空挂一盏威尼斯式的灯，门边安一个假人，手拿一把戟，好让这房间看上去像是一个岩穴。人人都认为这对青年夫妇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窝。

每天上午十一点钟起床以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就弹钢琴，或者要是天气晴朗，就画点油画。然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坐上车子去找女裁缝。德莫夫和她只有很少一点钱，刚够过日子，因此她和她的裁缝不得不想尽花招，好让她常有新衣服穿，去引人注目。往往她用一件染过的旧衣服，用些不值钱的零头网边、花边、长毛绒、绸缎，简直就会创造奇迹，做出一种迷人的东西来，不是衣服，而是梦。从女裁缝那儿出来，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坐上车子到她认识的一个女演员那儿去，打听剧院的新闻，顺便弄几张初次上演的新戏或者福利演出站的戏票。从女演员家里一出来，她还得到一个什么画家的画室去，或者去看画展，然后去看一位名流，要么是约请他到自己家里去，要么是回拜，再不然就光是聊聊天儿。人人都快活而亲切地欢迎她，口口声声说她好，很可爱，很了不起……那些她叫做名人和伟人的人，都把她看做自己人，看做平等的人，异口同声地向她预言说，凭她的天才、趣味、智慧，她只要不分心，不愁没有大成就。她呢，唱歌啦，弹钢琴啦，画油画啦，雕刻啦，参加业余的演出啦，可是所有这些，她干起来并不是凑凑数，而是表现了才能。不管她扎彩灯也好，梳装打扮也好，给别人系领带也好，她做得都非常有艺术趣味、优雅、可爱。可是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比在别的方面更明显，那就是，她善于很快地认识名人，不久就跟他们混熟。只要有个人刚刚有点小名气，刚刚引得人们谈起他，她就马上认识他，当天跟他交成朋友，请他到她家里来了。每结交一个新人，在她都是一件十足的喜事。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天天晚上梦见他们。她如饥如渴地寻找他们，而且永远也不能满足她这种饥渴。旧名人过去了，忘掉了，新名人来代替了他们，可是对这些新人，她不久也就看惯，或者失望了，就开始热心地再找新人，新伟人，找到以后又找。这是为了什么呢？

到四点多钟，她在家里跟丈夫一块儿吃饭。他那种朴实、那种健全的思想、那种和蔼，引得她感动，高兴。她常常跳起来，使劲抱住他的头，不住嘴地吻它。

“你啊，德莫夫，是个聪明而高尚的人，”她说，“可是你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你对艺术一点兴趣也没有。你否定了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这一辈子专心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根本没有工夫对艺术发生兴趣。”

“可是，要知道，这可很糟呢，德莫夫！”

“怎么见得呢？你的朋友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责备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本行嘛。我不了解风景画和歌剧，不过我这样想：如果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献出毕生的精力，另外又有一批聪明的人为它们花大笔的钱，那它们一定有用处。我不了解它们，可是不了解并不等于否定。”

“来，让我握一下你那诚实的手！”

饭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车去看朋友，然后到剧院去，或者到音乐会去，过了午夜才回家。天天是这样。

每到星期三，她家里总要举行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打牌，不跳舞，借各种艺术来消遣。剧院的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类纪念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有很多），大提琴家拉大提琴，女主人自己呢，也画画，雕刻，唱歌，伴奏。遇到朗诵、奏乐、唱歌的休息时间，他们就谈文学、戏剧、绘画，争辩起来。在座的没有女人，因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认为所有的女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以外都乏味、庸俗。这类晚会没有一回不出这样的事：女主人一听到门铃声就吃一惊，脸上带着得意的神情说：“这是他！”这所谓“他”指的是一个应邀而来的新名流。德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谁也想不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过，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总是带着他那好心的温和笑容出现，搓着手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大家就走进饭厅，每一回看见饭桌上摆着的老是那些东西：一碟牡蛎、一块火腿或者一块小牛肉、沙丁鱼、奶酪、鱼子酱、菌子、白酒、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maître d'hôtel[2]！”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快活得合起掌来，“你简直迷人啊！诸位先生，瞧他的脑门子！德莫夫，把你的脸转过来。诸位先生，瞧，他的脸活像孟加拉的老虎，可是那神情却善良可爱跟鹿一样。啊，宝贝儿！”

客人们吃着，瞧着德莫夫，心想：“真的，他是个挺好的人。”可是不久就忘了他，只顾谈戏剧、音乐、绘画了。

这一对年轻夫妇挺幸福。他们的生活，水样地流着，没一点儿挂碍。不过，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十分美满，甚至凄凉。德莫夫在医院里传染到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不得不把他那漂亮的黑发剃光。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他身旁，哀哀地哭。可是等到他病好一点，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那剃掉头发的头包起来，开始把他画成沙漠地带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他俩都快活了。他病好以后又到医院去，可是大约三天以后，他又出了岔子。

“我真倒霉，奥莉卡！”有一天吃饭时候，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我一下子划破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吓慌了。他却笑着说，这没什么要紧，他做解剖的时候常常划破手。

“奥莉卡，我一专心工作，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担心他会害血中毒症，就天天晚上做祷告，可是结果总算没出事。生活又和平而幸福地流着，无忧无虑。眼前是幸福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就要来了，它已经在远处微微地笑，许下了一千种快活事。幸福不会有尽头的！四月、五月、六月，到城外远处一座别墅去，散步，素描，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直到秋天，画家们到伏尔加流域去旅行，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要以这团体不能缺少的一分子的身份参加这次旅行。她已经用麻布做了两身旅行服装，为了旅行还买下颜料、画笔、画布、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差不多每天都来找她，看她的绘画有了什么进步。每逢她把画儿拿给他看，他就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里，抿紧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是啊……您这朵云正在叫唤：它不是夕阳照着的那种云。前景有点儿嚼烂了，有点儿地方，您知道，不大对劲……您那个小木房有点儿透不过气来，悲惨惨地哀叫着……那个犄角儿应当画得暗一点儿。不过大体上还不错……我很欣赏。”

他越是讲得晦涩难解，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反倒越容易听懂。

三

降灵周[3]第二天，午饭后，德莫夫买了点凉菜和糖果，到别墅去看他的妻子。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看见她，十分惦记。他起先坐在火车车厢里，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找他的别墅，时时刻刻觉着又饿又累，巴望待一会儿他会多么逍遥自在地跟他妻子吃一顿晚饭，然后睡一大觉。他看着他带的一包东西，心里挺高兴，里面包着鱼子酱、奶酪、白鲑鱼。

等到他找着别墅，认出是它，太阳已经在下山了。一个老女仆说太太不在家，大概不久就回来。那别墅样子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字的纸，地板不平，尽是裂缝。那儿一共有三个房间。一个房间里摆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有画布啦，画笔啦，脏纸啦，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啦，随意丢在椅子上和窗台上。在第三个房间里，德莫夫看见三个不认得的男子。有两个长着黑头发，留着胡子，另一个刮光了脸，身材很胖，大概是演员。桌子上有一个茶炊，水已经烧开了。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不客气地瞧着德莫夫，“您要找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吗？等一等吧，她马上就要来了。”

德莫夫就坐下来，等着。有一个黑发的男子睡意蒙眬、无精打采地瞧着他，给自己斟了一杯茶，问道：

“您也许想喝茶吧？”

德莫夫又渴又饿，可是他谢绝了茶，怕的是把吃晚饭的胃口弄坏。不久，他就听到了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响，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跑进房间里来了，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一个盒子，她身后跟着里亚博夫斯基，脸蛋绯红，兴高采烈，拿着一把大阳伞和一个折凳。

“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快活得涨红了脸，“德莫夫！”她又叫一遍，把她的头和两只手都放到他的胸口上，“你来了！为什么你这么久没有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空儿，亲爱的？我老是忙，好容易有点空儿，不知怎么火车钟点又老是不对。”

“可是看见了你，我多么高兴啊！我整宵整宵地梦见你，我直担心你别害了病。啊，你再也不知道你有多么可爱，你来得多么凑巧！ 你要做我的救星了。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接着说，笑了，给她丈夫系好领带，“火车站上有一个年轻的电报员，姓契凯尔杰耶夫，要结婚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是啊，并不愚蠢。你要知道，他脸上有一种强有力的、熊样的表情……可以把他画成一个年轻的瓦利亚格人[4]呢。我们这班消夏的游客，对他发生了好感，答应他说我们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是个没有钱的、孤单单的、胆小的人。当然，不同情他是罪过的。想想吧，做完弥撒就举行婚礼，然后大家从教堂里出来，步行到新娘家里去……你知道，树木苍翠，鸟儿啼叫，一摊摊阳光照在青草上，我们这些人呢，被绿油油的背景衬托着，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可很别致，有法国印象派的味道呢。可是，德莫夫，我穿什么衣服到教堂去呢？”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做出要哭的脸相，“在这儿，我什么也没有，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衣服没有，花也没有，手套也没有……你务必要救救我才好。既然你来了，那就是命运吩咐你来救我了。拿着这个钥匙，我的好人儿，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拿来。你知道那件衣服，它就挂在前面……然后，到堆房里，在右边地板上你会瞧见两个硬纸盒。打开上面的盒子，那里面全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零头的料子，在那下面就是花了。把那些花统统小心地拿出来，可别压坏它们，亲爱的，回头我要在那些花里挑选一下……另外再给我买副手套。”

“好吧，”德莫夫说，“明天我去取了，派人给你送来。”

“明天怎么成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惊奇地瞧着他，“明天怎么来得及啊？明天头一班火车九点钟才开，可是十一点钟就举行婚礼了。不行，亲爱的，要今天去才成，务必要今天去！要是明天你来不了，那就打发一个人送来也成。是啊，去吧……那班客车马上就要开到了。别误了车，宝贝儿。”

“好吧。”

“唉，我多么舍不得放你走啊，”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眼泪涌到她的眼眶里，“我这个傻瓜呀，为什么应许了那个电报员呢？”

德莫夫赶紧喝下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到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白鲑鱼，都给那两位黑头发的先生和那个胖演员吃掉了。

四

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一会儿瞧着河水，一会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博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说，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说，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什么要活着呢？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会儿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说话声，一会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现出这样的蓝宝石色，还有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说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听见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色连衣裙，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绚烂起来，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张脸，凭他的说话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语，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驭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创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天凉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打了个冷战。

里亚博夫斯基拿自己的斗篷给她披上，凄凉地说：

“我觉着我落在您的掌心里了。我成了奴隶。为什么您今天这样迷人啊？”

他一直凝神瞧着她，动也不动。他的眼睛可怕，她不敢看他了。

“我发疯地爱您……”他凑着她的耳朵说，他的呼吸吹着她的脸蛋儿，“只要对我说一个字，我就不活下去，丢开艺术了……”他十分激动，嘟嘟哝哝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不要说这种话，”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闭上眼睛，“这真可怕。而且，拿德莫夫怎么办呢？”

“德莫夫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我什么相干？这儿只有伏尔加、月亮、美丽、我的爱、我的痴迷，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德莫夫不德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管过去，只求眼前给我一会儿……一会儿的快乐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心跳起来。她有心想一想她的丈夫，可是她觉得一切往事，以及她的婚姻、德莫夫、她的晚会，都显得渺小，琐碎，朦胧，不必要，远而又远了……真的，德莫夫是什么人？ 为什么跑出来一个德莫夫？德莫夫跟她什么相干？而且，他究竟是实有其人呢，还是只不过是个梦？

“对他那么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过去他享受到的幸福也就足够了，”她想，用手蒙上脸，“随他们批评我好了，随他们诅咒我好了。我呢，偏要这样，情愿灭亡。偏要这样，情愿灭亡！……生活里的一切都该体验一下才对。天呐，多么可怕，可又多么痛快啊！”

“啊，怎么着？怎么着？”画家喃喃地说，搂住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软绵绵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爱吗？爱吗？啊，什么样的夜晚！美妙的夜晚啊！”

“是啊，什么样的夜晚！”她小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眼泪而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往四下里看一眼，搂住他，使劲吻他的嘴唇。

“我们靠近基涅西莫了！”在甲板的那一头，有人说。

他们听到沉甸甸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间里的仆役走过他们身旁。

“听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那人说，幸福得又哭又笑，“给我们拿点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在凳子上，用爱慕而感激的眼睛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然后闭上眼睛，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脑袋倚在栏杆上。

五

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没有风，可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飘着薄雾，九点钟以后下起小雨来了。天色一点也没有晴朗的希望。喝早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画画儿是顶吃力不讨好、顶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有才能，说啊说的，忽然无缘无故拿起一把小刀，划破了他的一张最好的画稿。喝完茶以后，他满脸愁容，坐在窗口，眺望伏尔加。可是伏尔加没有一点光彩，混浊暗淡，看上去冷冰冰的。一切，一切，都使人想起凄凉萧索的秋天就要来了。两岸苍翠的绿毯、日光灿烂的反照、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一切华丽的盛装，现在仿佛统统从伏尔加那里搬走，收在箱子里，留到来春再拿出来似的。乌鸦在伏尔加附近飞翔，讥诮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聒噪，想到自己已经走下坡路，失去了才能，想到在人世间，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想到他不应该缠上这个女人……总之，他心绪不好，胸中郁闷。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隔板那一面的床上，用手指头梳理她那美丽的亚麻色头发，一会儿幻想自己在客厅里，一会儿在卧室里，一会儿在丈夫的书房里。她的想象带她到剧院里，到女裁缝家里，到出名的朋友家里。现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想念她吗？筹备晚会的时令已经开始了。还有德莫夫呢？亲爱的德莫夫！他在信上多么温存，多么稚气而哀伤地求她赶快回家呀！他每月给她汇来七十五卢布。她写信告诉他说，她欠那些画家一百卢布，他就把那一百卢布也汇来了。多么善良而慷慨的人！旅行使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厌倦了，她觉着无聊，恨不能赶快躲开这些乡下人，躲开河水的潮气，摆脱周身不干净的感觉才好，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这个村子迁移到那个村子，住在农民家里时时刻刻都感到的。要不是因为里亚博夫斯基已经对那些画家认真地答应过要跟他们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那他们今天就可以走了。要是今天能够走掉，那多好！

“我的上帝啊，”里亚博夫斯基唉声叹气，“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太阳呀？没有太阳，我简直没法接着画那幅阳光普照的风景画了！……”

“可是你有一张画稿画的是阴云的天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从隔板那一面走过来，“你记得吗，在右边的前景上是一片树林，左边是一群母牛和公鹅？现在你不妨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它！难道您当我有那么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好厉害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叹口气。

“哼，那才好。”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脸抖着。她走开，到火炉那边去，呜呜地哭了。

“对，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一千种理由要哭，可我就不哭。”

“一千种理由！”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哭道，“顶重要的理由是您已经嫌弃我了。对了！”她说，哭起来，“实话实说，您在为我们的恋爱害臊。您一个劲儿防着那些画家发现我们的关系，其实要瞒也瞒不住，他们早就全都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恳求道，把手按住心口，“只求一件事：别折磨我！此外，我也不求您别的了。”

“可是请您赌咒说您仍旧爱我！”

“这真是磨人！”画家咬着牙说，跳起来，“搞到最后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或者发疯了事！躲开我！”

“好，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叫道，“打死我吧！”

她又哭起来，走到隔板的那一面去了。雨哗哗地落在小屋的草顶上。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然后现出果断的脸色，仿佛要向谁证明什么似的，戴上帽子，把枪挂在肩上，走出小屋去了。

他走后，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床上躺了很久，哭着。起初，她心想索性服毒，让里亚博夫斯基一回来就发觉她死了才好。然后她的幻想把她带到客厅里，带到丈夫的书房里，她想象自己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德莫夫身旁，全身享受着安宁和洁净，到傍晚就坐在剧院里，听玛西尼[5]唱歌。她想念文明，想念城里的热闹和名人，把心都想痛了。一个农妇走进小屋来，不慌不忙地动手生炉子烧饭。屋里弥漫着木炭烧焦的气味，空中满是淡蓝的烟雾。画家们回来了，穿着泥泞的高筒靴，脸上沾着雨水，凝神瞧着画稿，用安慰的口气自言自语，说是哪怕遇到坏天气，伏尔加也自有它的妩媚。墙上，那个不值钱的钟滴答滴答响……受了冻的苍蝇聚在墙角里圣像四周，嗡嗡地叫。人可以听见蟑螂在凳子底下那些大皮包中间爬来爬去……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到家。他把帽子丢在桌子上，没脱他那泥泞的靴子，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倒在长凳上，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皱着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为要对他亲热，表示她没生气，就走到他面前，默默地吻他一下，把梳子放到他金色的头发里。她想给他梳一梳头。

“怎么回事？”他说，打个冷战，睁开了眼睛，仿佛有什么凉东西碰到他身上似的，“怎么回事？请您躲开我，我求求您。”

他推开她，走掉了。她觉着他脸上现出憎恶和厌烦的神情。这当儿，一个农妇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给他端来一盆白菜汤，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看见她那大手指头浸到汤里去了。腆起肚子的肮脏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白菜汤、那小屋、这整个生活（她起先由于这生活的简朴和艺术性的杂乱而深深喜爱过），现在都使她觉得可怕。她忽然觉得受了侮辱，就冷冷地说：

“我们得分开一个时期才成，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会大吵一架的。我可不愿意这样。我今天要走了。”

“怎么走法？骑着棍子走？”

“今天是星期四，因此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到这儿。”

“哦？不错，不错……嗯，好，走吧……”里亚博夫斯基轻声说，用毛巾代替食巾擦了擦嘴，“你在这儿闷得慌，没事可干。谁要留你，谁就一定是个大利己主义者。走吧，到本月二十号以后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行李。她的脸蛋儿甚至高兴得发红了。她问她自己：难道真的她不久就要在客厅里画画，在寝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桌上吃饭了？她心里轻松，她不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统统留给你，里亚博夫斯基，”她说，“凡是留下来的，你都带着就是……注意，我走以后，别犯懒，别闷闷不乐，要工作。你是个好样的，里亚博夫斯基！”

到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给了她临别的一吻，她心想这是为了免得在轮船上当着那些画家的面吻她。然后，他就送她到码头去。轮船不久就开来，把她装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回到家里。她兴奋得直喘，没脱掉帽子和雨衣就走进客厅，从那儿又走到饭厅。德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坎肩，敞着怀，靠饭桌坐着，正在用叉子磨快刀子。他面前的碟子上放着一只松鸡。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住宅的时候，相信她得把一切事情瞒住丈夫才成，她相信自己有那个力量，也有那个本事。可是现在，她一看见他那欢畅、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亮晶晶的、快活的眼睛，就觉得瞒住这个人跟毁谤、偷窃、杀人一样的卑鄙，可恶，不可能，而且她也没有力量这样做。一刹那间她决定把一切发生过的事向他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搂她，然后在他面前跪下来，蒙上脸。

“怎么了？怎么了，亲爱的？”他温存地问，“你想家了吧？”

她抬起臊得通红的脸，用惭愧的、恳求的眼光瞧他。可是恐惧和羞耻不容她说出实话来。

“没什么……”她说，“我没什么……”

“我们坐下来吧，”他说，搀起她来，扶她在桌子旁边坐下，“这就对了……你吃松鸡吧。你饿了，小可怜。”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的亲切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高兴地笑了。

六

大概直到冬季过了一半，德莫夫才开始怀疑自己受着欺骗。倒仿佛他自己良心不清白似的，他每回遇见妻子，再也不能够面对面地瞧她的眼睛，也不再快活地微笑了。为了少跟她单独待在一块儿，他常常带着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回家来吃饭，那是个身材矮小、头发剪短、满脸皱纹的男子，每逢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话，总是窘得把他那件上衣的所有纽扣一会儿解开，一会儿扣上，然后用右手捻左边的唇髭。吃饭时候，两个医生谈到横隔膜一升高，有时候就会使心脏发生不规则的跳动，或者谈到近来常常遇到很多神经炎病例，再不然就讲到前一天德莫夫在解剖一个经诊断害“恶性贫血”的病人尸体的时候却在胰腺里发现了癌。他们所以谈医学，仿佛只是为了给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一个沉默的机会，也就是不必撒谎的机会似的。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那儿坐下来，德莫夫就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对，可不是！弹个悲调的曲子吧。”

科罗斯捷列夫就耸起肩膀，伸开手指头，弹了几个音，用男高音唱起来：“指给我看啊，有什么地方俄罗斯农民不呻吟。”[6]德莫夫就又叹一口气，用拳头支着头，沉思起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近来的举动非常不检点。她每天早晨醒来，心绪总是很坏，心想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因此，谢谢上帝，事情就此了结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寻思：里亚博夫斯基使她失去了丈夫，现在呢，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然后她想起她那些熟人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在为画展准备一张惊人的画儿，是用波列诺夫[7]风格画成的、风俗和风景的混合画，凡是到过他画室的人，看见那种画儿，都看得入迷。不过她心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造出这张画儿来的，总之多亏有她的影响，他才大大地变得好起来。她的影响是那么有益，那么重要，要是她离开他，那他也许会完蛋。她又想起上回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色上衣，系一根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凭他那种潇洒的风度、长长的鬈发、蓝蓝的眼睛，他也真的很漂亮（或者，也许只是乍一看才显得漂亮吧），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起许多事情，盘算了一阵，就穿好衣服，十分激动地坐上马车，到里亚博夫斯基的画室去了。她发现他兴高采烈，为他那幅真正美丽的画儿得意。他蹦蹦跳跳，十分顽皮，不管人家提出多么严肃的问题，总是打个哈哈了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画出那张画儿，痛恨那张画儿，可是她出于礼貌，只好在那张画儿面前默默地站了五分钟光景，仿佛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似的叹一口气，轻轻地说：

“是啊，这样的画儿以前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要知道，简直叫人生出满腔敬畏的心情呢。”

然后，她开始要求他爱她，别丢开她，要求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吻他的手，逼他赌咒说他爱她，还对他说：缺了她的好影响，他就会走上岔路，完蛋。等到她扫了他的兴，觉着她自己有说不尽的委屈，就坐上车到女裁缝那儿去，或者到她认识的女演员那儿去要戏票。

要是她在他的画室里没找到他，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如果他当天不来看她，她准定服毒自尽。他害了怕，就去看她，留下来吃午饭。虽然她的丈夫在座，他却并不顾忌，用话顶撞她，她也照样还敬他。两个人都觉得彼此要拆也拆不开，都觉得对方是暴君和敌人，都气愤，在气愤中却没留意到他们两人的举动很不得体，连头发剪短的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上哪儿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前厅带着憎恨瞧着他，问道。

他皱起眉头，眯细眼睛，信口念出一个他俩都认得的女人的名字。他明明在讪笑她的醋意，有意惹她生气。她就回到她的寝室，倒在床上。她由于嫉妒、烦恼、又委屈又羞耻的感觉，咬着枕头，哇哇地哭起来。德莫夫在客厅里丢下科罗斯捷列夫，走进寝室来，又慌张又着急，低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这是何苦呢？……这种事千万不要声张出去……千万别让人看出来……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是不能挽救的了。”

沉重的嫉妒简直要弄得她的太阳穴炸开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这种嫉妒，同时她又觉着事情仍旧可以挽回，于是她把泪痕斑斑的脸洗一下，扑上粉，飞快地跑到刚才提到过的那个女人家里去了。她在那女人家里没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到另一个女人家里，然后又到第三个女人家里……起初，照这样乱跑，她还觉着难为情，可是后来她跑惯了，往往一个傍晚跑遍她认识的一切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讲起她的丈夫：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她遇到那些知道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关系的画家，一谈起她的丈夫，她就把胳膊用力地一挥，说道：

“这个人用宽宏大量压迫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去年一模一样。每到星期三，他们总是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绘画，大提琴家弹奏，歌唱家演唱。照例一到十一点半钟，通到饭厅去的门就开了，德莫夫带着笑容说：

“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吧。”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旧找名流，找到了又不满足，就再找。她每天晚上照旧很迟才回来。可是德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他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三点钟左右才上床睡觉，八点钟就起来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到剧院去，站在穿衣镜面前，忽然德莫夫走进她的寝室来，穿着礼服，打着白领结。他温和地微笑着，跟从前那样快活地瞧着他妻子的眼睛。他的脸放光。

“我刚才宣读了我的学位论文。”他说，坐下来，揉着他的膝头。

“宣读？”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嗬嗬！”他笑了，伸出脖子瞧镜子里他妻子的脸，因为她仍旧背对着他站在那儿，理她的头发，“嗬嗬！”他又笑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病理总论的讲师资格。看样子恐怕会的。”

从他那神采焕发的、幸福的脸容看得出来，只要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跟他一块儿高兴，一块儿得意，那他样样事情都会原谅她，不但现在原谅，将来也一样，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做“讲师资格”，或者“病理总论”，此外，她担心误了戏，就什么话也没说。

他在那儿坐了两分钟，然后，带着自觉有罪的笑容走出去了。

七

那是很不平静的一天。

德莫夫头痛得厉害。他早晨没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中午十二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照例出门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给他看她画的静物写生画，还要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来看她。她觉得这张画儿并没什么价值，她画它只不过要找一个不必要的借口到画家那儿去一趟罢了。

她没有拉铃就照直走进门去看他。她在门道脱雨鞋的时候，仿佛听见一个什么东西轻轻跑进画室去了，带着女人衣襟的沙沙声。她赶紧往里一看，只瞧见一段棕色的女裙闪了一闪，藏到一幅大画后面去了。有一块黑布蒙着那张画儿和画架，直盖到地板上。没有问题，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自己就常在那张画儿后面避难！里亚博夫斯基分明很窘，仿佛对她的光临觉着奇怪似的，向她伸出两只手，赔着笑脸说：

“啊啊！看见您很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又害羞又心酸。哪怕给她一百万卢布，她也绝不肯当着那个陌生的女人，那个情敌，那个虚伪的女人的面讲一句话，那女人现在正站在画儿背后，多半在恶毒地暗笑吧。

“我带给您一幅画稿……”她用细微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嘴唇发抖，“Nature morte.[8]”

“哦哦！……画稿吗？”

画家用手接过那幅素描，一边瞧着一边走，仿佛不经意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乖乖地跟着他走。

“Nature morte.……上等货，”他嘟嘟哝哝地说，渐渐押起韵来了，“罗……莫……祸……”

从画室里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和衣襟的沙沙声。这样看来，她已经走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恨不能大叫一声，拿起一个重东西照准画家的脑袋打过去，然后走掉，可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羞得什么似的，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也不是画家，只是个小小的甲虫了。

“我累了……”画家瞧着那幅画稿，懒洋洋地说，摇晃脑袋，好像要打退睡意似的，“当然，这幅画儿挺不错，不过今天一幅，去年一幅，过一个月又一幅……您怎么会画不腻呢？换了我是您，我就不画这劳什子，认真搞音乐什么的了。您本来就不能做画家，您是音乐家。可是您知道，我多累啊！我马上去叫他们拿点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听见他对他的听差交代几句话。为了避免告辞和解释，尤其是为了避免哭出来，她趁里亚博夫斯基还没回来，赶快跑到门道，穿上雨鞋，走到街上。这时候，她呼吸才算畅快，觉得她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方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上的沉重的羞辱感觉，从此一刀两断了。什么都完了！

她坐上车子到女裁缝那儿，然后去看昨天刚到此地的巴尔纳伊[9]，又从巴尔纳伊那儿到一家乐谱店，心里时时刻刻盘算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又冷又狠、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到开春或是夏天跟德莫夫一块儿到克里米亚去，在那儿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头过起新的生活。

傍晚很迟了，她才回到家。她没有脱掉外衣就走进客厅，坐下来写信。里亚博夫斯基对她说什么她做不了画家，现在为了报复，她就还敬他几句，写道，他年年画的老是那一套东西，天天讲的老是那一套话。她还写道，他已经站住不动，除了已有的成绩以外此后他休想有什么成绩了。她还想写下去，说他过去大大叨了她的好影响的光，如果他从此走下坡路，那只是因为她的影响被各式各样的暧昧人物，例如今天藏在画儿背后的那个家伙，抵消了。

“亲爱的！”德莫夫在书房里叫道，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不要上我屋里来，只在门口站住好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病了。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来。”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对丈夫素来称呼姓，她对她熟识的男人都是这样称呼的。她不喜欢他的教名奥西普，因为那名字总叫她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10]，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爱媳妇；阿西福，开席铺。”现在她却叫道：

“奥西普，不会的！”

“快去吧！我病了……”德莫夫在门里面说，她可以听见他走回去，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快去吧！”他的声音含糊地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万诺夫娜想，吓得周身发凉，“这病危险得很呐！”

她完全不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寝室。在那儿，她盘算着她该怎么办，无意中往穿衣镜里看自己一眼。她瞧见她那苍白的、惊骇的脸，高袖口的短上衣，胸前的黄褶子，裙子上特别的花条，觉着自己又可怕又难看。她忽然热辣辣地感到对不起德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种深厚无边的爱情，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好久没来睡过的那张空荡荡的小床。她想起他那常在的、温和的、依顺的笑容。她哀哀地哭了一场，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一封央求的信。那已经是夜里两点钟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由于没有睡足而脑袋发沉，头发没有梳，模样很不好看，脸上带着惭愧的神情，走出寝室来。这时候有一位先生，留着一把黑胡子，大概是医师，走过她面前，到前堂去了。屋里有药气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的门旁，用右手捻着左边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让您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人的。况且，实际上，您也不必进去。反正他在发高烧，说昏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小声问。

“老实说，他是自作孽，不可活，”科罗斯捷列夫嘟嘟哝哝地说，没有回答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的话，“您知道他怎样传染到这病的？星期二那天，他用吸管吸一个害白喉的男孩子的薄膜。这是为什么？这是愚蠢……是啊，胡闹……”

“他病得重吗？很重吗？”奥莉加·伊万诺夫娜问。

“对了，据说这是顶厉害的那种白喉。真的，应当把希列克请来才对。”

一个矮小的红发男子来了，鼻子很长，讲话带犹太人的口音。然后来了一个高大、伛偻、头发蓬松的人，看样子像是大助祭。随后又来了一个很胖的青年，生一张红脸，戴着眼镜。这是医师们到他们的同事身旁来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并不回家，却留在这儿，像阴影似的在各房间里穿来穿去。女仆忙着给值班的医师端茶，常跑到药房去，因此没有人收拾房间了。到处都安安静静，阴阴惨惨。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坐在自己的寝室里，心想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她的丈夫。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诉苦、使人不能理解的人，脾气温柔得失去了个性，又过分的忠厚，变得缺乏意志，为人软弱，这时候却独自待在一个地方，冷冷清清，躺在他那长沙发上受苦，一句抱怨的话也不说。要是他说出抱怨的话来，哪怕是在高热中，值班的医师也会知道毛病并不是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无怪他瞧着他朋友的妻子的时候，眼神好像在说：她才是真正的主犯，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罢了。现在她不再回想伏尔加河上的那个月夜，也不再回想那些爱情的剖白，更不回想他们在农舍里的诗意生活，而只回想：她，由于无聊的空想，由于娇生惯养，已经用一种又脏又黏的东西把自己从头到脚统统弄脏，从此休想洗得干净了……

“哎呀，我做假做得太厉害了！”她记起她跟里亚博夫斯基那段烦心的恋爱，不由得想道，“这种事真该死！……”

到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块儿吃午饭。他一点东西也不吃，光是喝红葡萄酒，皱着眉头。她也什么都没吃。她有时候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要是德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做他的忠实妻子。有时候她又暂时忘了自己，瞧着科罗斯捷列夫，暗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儿出众的地方，再加上生着那么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一点儿也不懂礼貌，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候她又觉着上帝一定会立刻来弄死她，因为她担心传染，一次也没到她丈夫的书房里去过。总之，她心绪麻木阴郁，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怎么样也没法挽救了……

饭后，天擦黑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走进客厅，科罗斯捷列夫正躺在睡椅上睡觉，把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枕在脑袋底下。“希——普——啊，”他在打鼾，“希——普——啊。”

医师们来值班，进进出出，却始终没有留意这种杂乱。一个陌生的人躺在客厅里睡觉和打鼾也好，墙上挂着那么多的画稿也好，房间布置得那么别致也好，这房子的女主人头发蓬松，衣冠不整也好，总之，现在，这一切全引不起一丁点儿兴趣了。有一位医师偶尔不知因为什么笑了一声，那笑声带一种古怪而胆怯的音调，听了甚至叫人害怕。

等到奥莉加·伊万诺夫娜第二回走进客厅里来，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在睡觉，而是坐着抽烟了。

“他得了鼻腔白喉症，”他低声说，“心脏已经跳得不正常了。真的，事情不妙。”

“那么您去请希列克吧。”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说。

“他已经来过了。发现白喉转到鼻子里去的，就是他。唉，希列克有什么用！真的，希列克一点用也没有。他是希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拖得长极了。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在一张从早上起就没收拾过的床上和衣躺下，迷迷糊糊睡着了。她梦见整个宅子里从地板到天花板，装满一大块铁，只要能够把那块铁搬出去，大家就会轻松快活了。等到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而是德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祸……”她想，又变得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罗……莫……希列克怎么样？西列克……东列克……南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啊？他们知道我们遭了难吗？主啊，救救我……怜恤我。西列克……东列克……”

那块铁又来了……时间拖得很长，可是楼下的钟常常敲响。门铃一个劲儿响，医师们陆陆续续进来……女仆走来，端着盘子，上面摆着一个空玻璃杯。她问道：

“要我把床收拾一下吗，太太？”

听不到答话，她就走了。下面的钟敲着。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雨。又有人走进寝室来，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跳起来，认出那人是科罗斯捷列夫。

“现在什么时候？”她问。

“将近三点钟。”

“哦，什么事？”

“还有什么好事！……我是来告诉您：他去世了……”

他呜呜地哭了，在床边挨着她坐下，用袖口擦眼泪。她一下子还明白不过来，可是紧跟着周身发凉，开始慢慢地在胸前画十字。

“他去世了……”他用细微的声音再说一遍，又哭了，“他死，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全体跟他比一下，他真称得起是伟大的人，不平凡的人！什么样的天才啊！他给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呀！”科罗斯捷列夫接着说，绞着手，“我的上帝啊，像这样的科学家现在我们就是打着火把也找不着了。奥西卡·德莫夫，奥西卡·德莫夫，你凭什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唉唉，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灰心得用两只手蒙上脸，摇头。

“而且他有那么大的道德力量！”他接着说，好像越来越气恼什么人似的，“这是一个善良、纯洁、仁慈的灵魂，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为科学而死。他一天到晚跟牛一样地工作，谁也不怜惜他。这个年轻的科学家，未来的教授，却不得不私人行医，晚上做翻译工作，好挣下钱来买这些……无聊的废物！”

科罗斯捷列夫带着憎恨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伸出两只手抓起被单，气冲冲地撕扯它，倒好像都怪被单不好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的，空谈一阵有什么用！”

“对，真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客厅里有人用男低音说。

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回想她跟他一块儿过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一个也不漏。她这才忽然明白：他果然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人，拿他跟她认识的任什么人相比，真要算是伟大的人。她想起去世的父亲以及所有跟他共事的医师怎样看待他，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一个未来的名人。墙啊，天花板啊，灯啊，地板上的地毯啊，好像一齐对她讥讽地眼，仿佛要说：“错过机会啰！错过机会啰！”她哭着冲出寝室，跑过客厅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身边，奔进丈夫的书房里去。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从腰部以下盖着一条被子。他的脸消瘦干瘪得可怕，脸色又黄又灰，活人脸上是看不见那种颜色的。只有凭了那个额头，凭了黑眉毛，凭了熟悉的微笑，才认得出他就是德莫夫。奥莉加·伊万诺夫娜赶快摸他的胸、他的额头、他的手。胸口还有余温，可是额头和那双手却凉得摸上去不舒服了。那对半睁半闭的眼睛没有瞧着奥莉加·伊万诺夫娜，却瞧着被子。

“德莫夫！”她大声喊叫，“德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过去的事都是错误，事情还不是完全没法挽救，生活仍旧可以又美丽又幸福。她还想对他说，他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会一生一世地尊崇他，向他膜拜，感到神圣的敬畏……

“德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从此不会再醒来了，“德莫夫！德莫夫啊！”

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在对女仆发话：

“干吗一个劲儿地死问？您上教堂看守人那儿去，问一声靠养老院养活的那些老太婆住在哪儿。她们自会擦洗尸身，装殓起来，该做的事都会做好。”

[1] 左拉（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留一把大胡子。

[2] 法语：管家。

[3] 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七周。

[4] 古代北欧的一个漂泊民族名，相传古俄罗斯最早的王公就是它的后裔。

[5] 当时在俄国演唱的一个意大利歌唱家。

[6]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7] 波列诺夫（1844—1927），俄罗斯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家。

[8] 法语：静物。

[9] 德国话剧演员。

[10] 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中的一个仆人。

散戏以后

娜嘉·节列宁娜跟她母亲一块儿，从刚演完《叶甫盖尼·奥涅金》[1]的戏院里回来，走进自己的房间，很快地脱掉连衣裙，拆散她的发辫，只穿着裙子和白色短上衣，赶紧靠着桌子坐下，想仿照达吉雅娜[2]的笔调写一封信。

“我爱您，”她写道，“可是您不爱我，不爱我！”

她写完这几句，笑起来。

她刚满十六岁，还没爱过什么人。她知道军官戈尔内依和大学生格鲁兹杰夫爱她，可是现在看过这个歌剧以后，她却打算怀疑他们的爱情。不为人所爱，落到不幸的境地，那是多么有趣啊！一个人爱得很深，另一个人却冷冷淡淡，这种事有一种美妙、动人、富于诗意的味道。奥涅金[3]有趣，就在于他完全不爱，而达吉雅娜迷人，就因为她爱得很深；假如他们同样相爱，双双幸福，也许倒显得乏味了。

“您不要再向我保证说，您爱我，”娜嘉想着军官戈尔内依，接着写下去，“我不能相信您。您很聪明，有教养，严肃，有巨大的才能，也许前途光明灿烂；而我却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和微不足道的姑娘，您知道得很清楚，我在您的生活里只会成为障碍。不错，您恋着我，您认为在我身上找到了您的理想，然而这是错误，您现在已经灰心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遇见这个姑娘呢？只是您的善良不容许您承认这一点罢了！……”

娜嘉开始可怜自己，哭起来，接着写道：

“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妈妈和哥哥，要不然我就会穿上修女的衣服，远走高飞了。那您就变得自由，可以另爱别人了。哎，但愿我死掉才好！”

她隔着眼泪看不清她所写的字。桌子上，地板上，天花板上，有些短短的彩虹在发抖，仿佛娜嘉隔着三棱镜看那些东西似的。她没法再写了，就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开始想戈尔内依。

我的上帝，男人们是多么有趣，多么吸引人啊！娜嘉回想人家为音乐问题跟这个军官发生争论，他往往现出多么谦让、惭愧、柔和的神情，同时他又竭力按捺自己的性子，免得他的说话声流露出激烈的音调。在社交场合，冷冰冰的高傲和淡漠总是给人看作教养良好和风度高尚的象征，为此，人就得掩盖自己热烈的情绪。他真就掩盖起来，不过没有成功，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热烈地喜爱音乐的。关于音乐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以及那些不懂音乐的人的大胆评断，老是使得他经常紧张。他惊吓、胆怯、沉默。他弹起钢琴来像真正的钢琴家那么精彩，如果他不做军官，他一定会成为有名的音乐家呢。

泪水在她的眼眶里干了。娜嘉想起有一次在交响乐演奏会上，后来又有一次在楼下挂衣架旁边，过堂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的地方，戈尔内依向她诉说过他的爱情。

“我很高兴，您终于跟大学生格鲁兹杰夫认识了，”她接着写道，“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您一定喜欢他。昨天他到我们家里来，一直坐到两点钟才走。我们家里的人都喜欢他，我暗自惋惜您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他说了许多出色的话。”

娜嘉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把头枕在胳膊上，她的头发盖没了那封信。她想起大学生格鲁兹杰夫也爱她，他跟戈尔内依一样也有权利得到她的信。真的，给格鲁兹杰夫写封信岂不更好？她的胸中无缘无故掀起一股欢乐。起初这股欢乐很小，在胸中像个皮球那样滚动，然后它变得广阔而巨大，像海浪那样汹涌澎湃。娜嘉已经忘掉戈尔内依和格鲁兹杰夫，她的思路乱了，可是她的欢乐不断增长，从她的胸中涌进她的胳膊，灌进她的腿，她觉得仿佛有一阵凉爽的微风刮过她的头顶，吹动她的头发似的。她不出声地笑，于是她的肩膀开始发抖，就连桌子和玻璃灯罩也颤抖起来，她眼睛里流下的泪水溅湿了那封信。她没有力量忍住笑，她为了对自己表明不是无端发笑，就赶紧回忆一件什么可笑的事情。

“多么可笑的狮子狗啊！”她说，觉得自己笑得透不过气来了，“多么可笑的狮子狗啊！”

她想起昨天格鲁兹杰夫喝完茶以后逗着狮子狗玛克辛玩，后来他讲了一条很机灵的狮子狗的故事，说它在院子里追一只乌鸦，可是乌鸦回过头来看它一眼，说：

“哼，你这个骗子！”

狮子狗不知道它在跟一只有学问的乌鸦打交道，慌张得很，狼狈地往后倒退，然后吠起来。

“不，还是爱格鲁兹杰夫的好。”娜嘉决定，她把信撕了。

她开始想大学生，想他的爱情，想她自己的爱情，然而想来想去，她脑子里的思想往四下里扩散开去，不由得想到一切，想到她妈妈，想到街道，想到铅笔，想到钢琴。……她带着欢乐的心情思索，发现一切都好，都美妙，她的欢乐告诉她说，这还没有完，过一阵子，还会有更美好的事。不久春天来了，夏天到了，她就要跟她妈妈一起到戈尔比吉去。戈尔内依会到那儿去休假，跟她一块儿在花园里散步，对她献殷勤。格鲁兹杰夫也会去的。他会跟她一块儿打槌球，玩地滚球，对她讲些可笑的或者惊人的故事。她热烈地向往花园、黑暗、万里无云的天空、繁星。她又忍不住笑，两个肩膀又颤抖起来。她觉得房间里弥漫着苦艾的气味，似乎有一根树枝在敲打她的窗子。

她走到她的床前，坐了下来。巨大的欢乐弄得她很不好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她就瞧着挂在床背上边的神像，不住地说：

“主啊！主啊！主啊！”

[1] 指根据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歌剧，达吉雅娜是女主人公，奥涅金是男主人公。

[2] 指根据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歌剧，达吉雅娜是女主人公，奥涅金是男主人公。

[3] 指根据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歌剧，达吉雅娜是女主人公，奥涅金是男主人公。

一鳞半爪

四等文官柯节罗果夫退休以后，买下一个不大的庄园，在那儿住下。他在那儿一半模仿辛辛纳图斯[1]，一半模仿卡依果罗多夫[2]教授，亲自辛勤耕地，把他对大自然的观察记录下来。他去世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笔记簿随同他的其他财物，一齐传给他的管家妇玛尔法·叶甫拉木皮耶芙娜。大家知道，那个可敬的老太婆把主人的庄园拆毁，在原地建造了一个出色的饭铺，带卖烈酒。这个饭铺专为过路的地主和文官预备下一个“清洁的”房间，房间里桌子上放着死者的那本笔记簿，供过往的行人需要纸张的时候使用。笔记簿上的一页落在我的手里了，这一页显然是死者在农业活动开始时期写的，内容如下：

“三月三日。春天飞回的候鸟已经出现：昨天我看见麻雀了。向你们致敬，南方的羽毛蓬松的儿女！我在你们那悦耳的啾啾声中仿佛听到了你们的祝愿：‘祝您幸福，大人！’

“三月十四日。今天我问玛尔法·叶甫拉木皮耶芙娜：‘为什么公鸡常啼鸣？’她回答我说：‘因为它有嗓子嘛。’我就对她说：‘我也有嗓子，可是我就不啼鸣！’自然界的神秘事情好多啊！当初我在彼得堡工作的时候，不止一次吃过雄火鸡，可是直到昨天我才头一次看见活的火鸡。那是一种非常出色的飞禽。

“三月二十二日。本区的警察局长来了。我们谈了很久有关美德的问题，我坐着，他站着。除了别的话以外，他问我：‘大人，您希望您再年轻一回吗？’关于这一点，我回答说：‘不，我不希望这样，因为如果我年轻，我就没有这样大的官品了。’他同意我的话，走了，而且显然深为感动。

“四月十六日。我亲手在菜园里掘松两畦地，播种一些碎麦粒。这件事我对谁都没有说起，为的是叫我的玛尔法·叶甫拉木皮耶芙娜日后吃一惊。多亏她，我生活里才会有许多幸福的时光。昨天喝茶的时候，她伤心地抱怨她的体格，说是她的身体过分丰满，走不进贮藏室的房门了。关于这一点，我对她说：‘正好相反，小亲亲，您形体的丰满增添了您的娇媚，促使我对您生出极大的好感。’她脸红了，我就站起来，伸出两条胳膊搂住她，因为一条胳膊是搂不住她的。

“五月二十八日。有一个老人看见我在妇女浴棚旁边，就问我：为什么我坐在那儿？我回答他说：‘我在放哨，不准年轻人走到这儿来坐着。’老人说：‘那就让咱们一块儿放哨吧。’说完，老人就挨着我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美德。”

[1] 辛辛纳图斯是公元前458年罗马执政官，传说他的生活简单朴素，有时还亲自种地。——俄文本编者注

[2] 卡依果罗多夫（1846—1924），俄国教授，著有关于物候学和林木工艺学的著作。——俄文本编者注

一家商号的历史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西多罗夫得到母亲留下的遗产四千卢布，决定用来开一家书店。这样一家商店是极端必要的。这个城市陷在愚昧和偏见中，停滞不前了。老人总是到澡堂去，文官打纸牌，灌白酒，太太们背后说人坏话，年轻人生活没有理想，姑娘天天巴望出嫁、吃荞麦粥，丈夫打老婆，猪满街跑。

“思想！要多一些思想才成！”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寻思道，“思想！”

他租下一所房子做商店用，然后坐车到莫斯科去，从那儿运回许多老的著作和新的著作以及许多教科书，把这些商品陈列在货架上。最初三个星期，买主一个也没登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坐在柜台里边，读米哈伊洛夫斯基[1]的书，努力按正直的方式思索。比方说，他偶然想到，现在吃点鳊鱼粥倒不错，他就立刻抓住自己这种思想说：“哎呀，多么庸俗！”每天早晨总有一个戴着头巾、光着脚穿一双皮靴子、冻得发僵的姑娘匆匆忙忙闯进商店来，说：

“给我两个戈比的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就带着鄙夷的口气回答她说：

“您走错门了，小姐！”

遇到有朋友来找他，他就做出意味深长的神秘脸色，从最远的一个货架上取下皮萨列夫[2]作品集第三卷，吹掉上面的灰尘，带着一种仿佛这个商店里还有些别的书而他不敢拿出来的神情说：

“是啊，老兄。……这本东西，不瞒您说，不大那个。……是啊。……老兄，我得声明，一句话，这本东西，您知道，叫人读完后只有摊开两只手的份儿。……是啊。”

“小心啊，老兄，你可别惹祸上身！”

过了三个星期，第一位顾客登门了。这是个身材很胖、头发花白的绅士，留着连鬓胡子，戴一顶镶着红帽圈的制帽，多半是地主。他要《祖国语言》[3]第二册。

“您这儿有石笔卖吗？”他问。

“没有。”

“不应该。……可惜了。为这么一点小东西真不高兴到市上去一趟。……”

“真的，我不该不卖石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等顾客走后暗想，“这儿，在内地，狭隘的专业化是不行的，凡是有关教育以及用各种方式促进教育的东西都得卖。”

他就写信到莫斯科去。不出一个月，他的商店橱窗里就陈列着钢笔尖、铅笔、钢笔杆、学生练习簿、石板以及其他学校用品了。间或有几个男孩和女孩到他这儿来，有一天他甚至收到了一个卢布四十戈比货款。有一次，那个穿着皮靴子的姑娘急匆匆地闯进他的商店来。他已经张开嘴，正要用鄙夷的口气对她说她走错了门，她却叫起来：

“给我一戈比的纸和七戈比的邮票！”

这以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就开始卖邮票和印花税票，顺便也卖票据的纸张。大约过了八个月（从商店开张算起），有位太太到他这儿来买钢笔尖。

“你们这儿卖中学生用的书包吗？”她问。

“哎呀，太太，我这儿没有！”

“唉，真可惜！既是这样，你们有些什么样的玩偶，拿出来给我看看，只要便宜一点的就行。”

“太太，玩偶也没有！”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悲哀地说。

他没有迟疑多久就写信到莫斯科去，不久他的商店里就摆出书包、玩偶、小鼓、军刀、手风琴、球和各种玩具了。

“这都算不了什么！”他对他的朋友们说，“您等着瞧就是，我要订购一批教学用具和合理化玩具！您要知道，一句话，在我的商店里，教育用品这一部门，要奠基在所谓科学的最精确的结论上。……”

他订购做体操用的哑铃、槌球、跳棋、儿童用的园艺用具和大约二十种很精巧的合理化玩具。后来，走过他的商店的市民们，极为愉快地看到两辆自行车，一辆大的，一辆小的。生意就此兴隆起来。圣诞节前的生意特别好，因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在橱窗里挂出一幅广告，说他的商店里出售圣诞树的装饰品。

“您要知道，我还要给他们办些卫生用品来，”他搓着手，对他的朋友们说，“只要让我到莫斯科去一趟就成！将来我这儿会有出色的过滤器和种种科学改良用具，一句话，准叫您看得头昏眼花。科学，老兄，可不能小看。不能小看呀！”

他卖货积下许多钱后，就到莫斯科去买下大约五千卢布的各色货物，有的是用现款买的，有的是赊账。这里面有过滤器，有摆在书桌上用的上等台灯，有六弦琴，有儿童穿的卫生衬裤，有橡皮奶头，有钱包，有动物标本。他顺便买来大约五百卢布的上等餐具，他为买下的这批货色高兴，因为美丽的东西培养优美的趣味，陶冶性情。他从莫斯科回到家里，着手把新货物陈列在搁板和架子上。这时候，出了一点小岔子：他爬上去收拾最上面一层货架，无意中使货架摇动了一下，不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十册著作就一本跟着一本从搁板上掉下来，有一本砸在他头上，另外那几本一直掉下去，砸在灯上，打碎了两个灯罩。

“嘿，这些书……写得好厚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搔了搔头皮，嘟哝说。

他就把所有的书收拾起来，用绳子捆紧，塞在柜台下面。这以后大约过了两天，有人来告诉他说，他的邻居，杂货铺老板，由于虐待侄子而由法院判决去做苦工，因此那家杂货铺出让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很高兴，叮嘱留下这个铺子，由他顶下来。不久墙上就凿开一道门，两家商店合成一家，装满了货物。可是到那半边商店去的顾客们，拗不过习惯，老是要买茶、糖、煤油，于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没有犹豫多久就办了些杂货来。

目前他已经成为我们城里一个最出名的商人。他卖餐具、烟草、焦油、肥皂、面包圈、呢绒布匹、服饰、蜡烛一类杂货、枪支、皮革、火腿。他在市集上盘进一家酒馆，据说，他还打算开一个带房间的家庭浴室。至于往日放在他货架上的那些书，包括皮萨列夫的三册著作在内，却早已按一卢布五戈比一普特的价钱统统卖掉了。

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如今讥诮地称之为“美国人”的旧日朋友们的命名日宴会和婚礼上，有人间或跟他谈起进步，谈起文学，谈起其他高尚的问题。

“您，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看过最近一期的《欧洲通报》[4]吗？”人家问他。

“不，我没看，先生……”他回答说，眯起眼睛，摆弄着胸前的粗表链，“这种东西跟我们不相干。我们是干比较实际的工作的。”

[1] 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民粹派理论家、文学批评家。

[2]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

[3] 当时俄国学生用的文选读本。

[4] 从1866年起在彼得堡发行的一份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

在流放中

外号叫“精明人”的老谢苗和一个谁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轻鞑靼人坐在河岸上一堆篝火旁边，另外三个渡船工人待在小木房里。谢苗是个六十岁光景的老人，瘦伶伶的，牙齿脱落了，可是肩膀挺宽，仍旧很健康的样子，他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他早就应该去睡觉，可是他衣袋里还有半瓶酒，他深怕屋里的年轻人问他要酒喝。那个鞑靼人有病，没精神，把身上的破衣服裹得紧紧的，正在讲辛比尔斯克省多么好，他撇在家里的妻子多么漂亮，多么聪明。他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不会超过这个岁数，现在衬着篝火的亮光，显得脸色苍白，露出哀伤的病容，看上去像是一个孩子。

“当然了，这儿不是天堂，”精明人说，“你自己也瞧得明白，这儿只有水啦，光秃秃的河岸啦，四下里的粘土啦，别的就没有了……复活节早就过去了，可是河面上还有冰，今天早晨还飘了雪呢。”

“坏！坏！”鞑靼人说，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

大约十步开外流着乌黑的、冰凉的河水，汩汩地响，拍打着凸凹不平的粘土河岸，很快地向遥远的海洋流去。贴近这边河岸，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那是一只大驳船，渡船船夫管它叫做“大木船”。对岸远远的有些火光，一会儿灭了，一会儿又亮起来，像是小蛇在爬，这是人家在烧去年的草。蛇样的火光后面又是一片黑暗。可以听见不大的冰块撞在船边上的声音。天气潮湿、阴冷……

鞑靼人举眼看天空。星星跟在家乡看见的一样多，四下里也是一片漆黑，可是总还缺着点儿什么。在家乡，在辛比尔斯克省，星星完全不同，天空也不一样。

“坏！坏！”他反复说着。

“你会过惯的！”精明人说，笑了，“现在你还年轻，傻气，你嘴唇上的奶还没干，你凭你那股傻劲儿觉着天下再没有比你不幸的人了，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说：‘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你瞧瞧我。过一个星期，大水退下去，我们就要在这儿摆下渡船。你们要到西伯利亚各处飘荡，我呢，却留在这儿，从这边河岸划到那边河岸。我白天晚上来来去去，照这样过了二十二年。梭鱼和鳟鱼在水底下，我在水上头。谢天谢地。我什么也不要。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

鞑靼人往篝火上添些干枝子，向火跟前凑近一点儿，躺下来说：

“我父亲是个多病的人。等他死了，我的母亲和妻子就要到这儿来了。她们答应过的。”

“你要母亲和妻子来干什么？”精明人问，“这简直是傻气，老弟。这是魔鬼迷了你的心窍。滚它的，魔鬼！你千万听不得他的话，那该死的东西。别让他得势。他拿那些女人来逗你，那你就顶他，说：‘我不稀罕！’他拿自由来逗你，那你就咬住牙，对他说：‘我不稀罕！’我什么也不要！不要爹娘，不要老婆，不要自由，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滚它妈的！”

精明人拿出酒瓶来，喝了一口酒，接着说：

“老弟，我不是普通的农民，不是粗人出身，而是教堂助祭的儿子。当初我没流放的时候住在库尔斯克，老是穿着礼服，现在呢，我却把自己磨练到这个地步，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人也不怕。照我瞧起来，谁也不及我阔绰，谁也不及我自由。他们把我从俄罗斯送到这儿来，我从头一天起就咬住了牙：我什么也不要！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我打定了主意，所以你瞧，我过得挺好，我不抱怨。谁要是对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话，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没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顶，休想爬出来了。不但像你们这样糊涂的庄稼汉会完蛋，就连老爷们，受过教育的人，也一样。大约十五年以前，他们从俄罗斯押来一位老爷。他没跟自己的兄弟平分家业，却把遗嘱假造了一下。据人家说，他是个公爵或者男爵，可是也许只不过是个当官儿的，谁知道呢？好，这位老爷到了这儿，头一件事就是在穆霍尔季斯科耶给自己买下一所房子和一块地。‘我要靠我自己的劳动来过活，’他说，‘我要劳累得满脸出汗，因为我现在不是老爷，’他说，‘而是移民了。’‘嗯，’我说，‘求上帝保佑您，那是好事。’当时他还是个青年，忙忙碌碌，十分操心，他往往亲手收割，打鱼，还能骑着马跑上六十俄里的路。不过，就是有一件事糟糕：打头一年起，他就骑马上格里诺邮局去取信。他总是站在我的渡船上叹气：‘唉，谢苗，不知什么缘故家里很久没有给我汇钱来了！’‘您用不着钱，瓦西里·谢尔盖伊奇，’我说，‘您要钱有什么用？您把过去丢开，忘掉，仿佛根本没有过，仿佛只是一场梦，您重新过活好了。别听魔鬼的话，’我说，‘他不会给您带什么好处来，他会把您拉到绝路上去。现在您想要钱，’我说，‘可是过不了多久，瞧着吧，您就想要别的了，随后越要越多。要是您打算要您自己幸福，’我说，‘顶要紧的是什么也不要。对了……要是，’我对他说，‘命运真要是狠心地欺负您跟我，那就不必跟它求情，对它叩头，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会笑您。’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大约两年以后，我把他渡到这边岸上来，他搓着手，尽笑。‘我现在到格里诺去接我的妻子，’他说，‘她可怜我，’他说，‘她就来了。我那个人儿啊，她心多好，多善。’他乐得气也透不出来了。过了一天，他带着他妻子一块儿来了。那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戴着帽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各式各样的行李，一大堆。我那个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在她身边忙个不停。他的眼睛一会儿也离不开她，把她夸来夸去总也夸不够。‘对了，谢苗老兄，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哼，好吧，’我想，‘用不了多久你就乐不下去了。’从那时候起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到格里诺去打听从俄罗斯汇钱来没有。他要花许许多多的钱。‘她为我留在西伯利亚，断送自己的青春和美丽，’他说，‘跟我一块儿共患难，所以，’他说，‘我应当让她过得尽量快活才对……’为了让那位太太高兴，他就跟当官的和各式各样的坏蛋来往。当然，他得供那伙人吃喝，还得有一架钢琴，长沙发上也总得有一条毛蓬蓬的叭儿狗才成，活见鬼！……总之，奢华，娇宠。那位太太却没跟他住多久。她怎么住得下去呢？粘土啦，河水啦，寒冷啦，要蔬菜没有蔬菜，要水果没有水果。周围全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和醉醺醺的人，没一点礼节，她呢，却是生长在大城里娇生惯养的太太……当然她闷得慌。再说她丈夫，不管你怎么说吧，现在可已经不是老爷，而是移民，不那么体面了。我记得，大概三年以后在圣母升天节前夜，有人在对岸叫喊。我划着渡船过去。我这一瞧不要紧，原来是那位太太，穿得严严实实，跟一位年轻的老爷，是个当官儿的，一块儿来了。还有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雪橇……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他们坐上雪橇，一阵风似的走了！一转眼他们就没影儿了。将近早晨，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赶着一辆双马雪橇，飞跑到渡口来。‘我妻子跟一位戴眼镜的老爷走过这儿没有，谢苗？’‘过去了，’我说，‘您上野地里追风去吧！’他飞跑着，追他们去了。他连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把他渡到对岸去，他往渡船上一扑，拿脑袋撞船板，哇哇地哭。‘本来就会闹成这个样子嘛。’我说。我笑了，还拿话点他：‘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哟！’他就越发使劲地撞脑袋了……随后，他就开始巴望自由。他妻子到俄罗斯去了，当然他一心要上那儿去看她，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他呀，老弟，差不多天天骑着马飞跑，要么上邮局去，要么进城去找长官。他老是把呈文递上去，求他们怜恤他，放他回家乡。他说光是给他们打电报，他就花了两百来个卢布。他卖掉他的土地，把房子押给一个犹太人了。他头发花白，背也驼了，脸色姜黄，跟痨病鬼一样……要是他跟你说话，他就发出‘唏哩——唏哩——唏哩’的声音……眼睛里一泡眼泪。他照这么递呈文，足足苦恼了八年，可是现在他又活了，又高兴了：他迷上了另外一样东西。你猜怎么着，他的女儿长大了。他瞧着她，他疼她。她呢，说实在的，也真不错：长得挺好看，眉毛黑黑的，性情活泼。每到星期日他总是跟她一块儿骑着马上格里诺的教堂去。他俩总是并排站在渡船上，她笑，他呢，眼睛一会儿也离不开她。‘对了，谢苗，’他说，‘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连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瞧，’他说，‘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女儿！大概周围一千俄里以内，你休想找着另外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您的女儿不错，’我说，‘的确，这是实话。……’可是我心里说：‘等着瞧吧……这妞儿正年轻，她的血流得正欢，她要生活，可是这儿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她果然苦恼了，老弟……她蔫下去，蔫下去，憔悴了，病了，现在她站都站不住了。她害了痨病。这就叫西伯利亚的幸福，见它的鬼！这就叫人在西伯利亚也活得下去……他老是骑上马去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把他们带回家去。他只要听说二三百俄里开外有个大夫或者巫师，马上就坐车去找。为了请大夫，他花了好多的钱哟！要依我说，他还不如把那些钱打酒喝了的好……她反正是要死了。她一定会死的，那他可就完了。他会伤心得上吊，要不然就逃回俄罗斯去，那是一定的。他跑掉，人家抓住他，于是他受审，罚苦役，他就要尝尝鞭子的味道了……”

“好，好。”鞑靼人嘟哝着，冷得缩起身子。

“什么事好？”精明人问。

“妻子，女儿……苦役算什么，伤心算什么，反正他看见妻子，看见女儿了……你说，什么也不要！可是什么也不要，坏！他妻子跟他一起住了三年，那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什么也不要，坏；可是三年，好。你怎么不懂呢？”

鞑靼人浑身发抖，费劲地挑选他知道得很少的俄国话，结结巴巴地说是求上帝别让人在外乡生病，死掉，埋在又冷又黑的土地里才好，又说只要他妻子上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那他也情愿为这种幸福受任什么样的苦，而且感谢上帝。一天的幸福总比什么也没有强啊。

后来他又说他把一个多么美丽聪明的妻子丢在家里了。然后他双手抱住头，哭起来，向谢苗担保说他什么罪也没犯过，他在冤枉地受苦。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叔叔抢走一个农民的几匹马，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村社审判不公，下了一个判决，把三弟兄一齐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叔叔是有钱的人，倒留在家里了。

“你会过惯的！”谢苗说。

鞑靼人一声不响，用沾着泪痕的眼睛呆望着火。他的脸上现出迷茫和恐惧，仿佛仍旧不懂他为什么跑到这儿来，生活在黑暗和潮湿里，在生人旁边，而不是在辛比尔斯克省。精明人在火旁边躺下去，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冷笑一声，低声哼起歌来。

“她跟她爸爸在一块儿有什么乐子呢？”过了不大的工夫，他说，“他爱她，他得到了安慰，这话不错，可是，老弟，对他可得小心，他是个严格的老头子，厉害的老头子。年轻的小妞儿却不要严格……她要温存，要哈哈哈，荷荷荷，要香水和头油。对了……唉，事情不妙哟！”谢苗叹口气，笨重地站起来，“酒全喝完了，所以到睡觉的时候了。怎么样？我要走了，老弟……”

剩下自己孤单单一个人，鞑靼人就再添点干枝子，躺下去，呆望着火，开始想他自己的故乡和他的妻子。要是他妻子能来住上一个月，哪怕住上一天，那多好。随后，要是她想回去，再让她回去好了！来住一个月，哪怕只住一天，也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可是万一他妻子真照她应许过的那样来了，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在这种地方，她住到哪儿去呢？

“要是没有东西吃，那怎么活得下去？”鞑靼人大声问。

他现在摇一昼夜的船，他们才给他十个戈比。不错，过路的人赏茶钱、酒钱，可是他那些同伙私下把收来的钱全分光了，一个也不给鞑靼人，反而笑他。他穷得挨饿，受冻，害怕……现在，他周身酸痛，发抖，本来应该到小木房里去躺下睡觉才对，可是他在那边没有被子盖，比在河岸上还要冷。这儿他也没有被子盖，可是他至少还可以烧起火来……

再过一个星期，大水完全退了，他们安排好摆渡的时候，除了谢苗以外，所有的渡船工人都用不着了。鞑靼人就得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哀求施舍，找活儿干。他妻子才十七岁；她好看，娇气，腼腆。难道她能不戴面纱，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去讨饭？不行，这种事就连想一想都是可怕的……

天已经亮起来，驳船、水上的河柳丛和浪花都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要是回头看，那边是粘土的高坡，坡底下有一个用深棕色麦秆铺成房顶的小屋，高一点的地方，村子里的农舍挤在一块儿。公鸡已经在村子里喔喔地啼起来了。

红褐色的粘土坡、驳船、河流、心眼不好的生人、饥饿、寒冷、疾病，也许这都不是真实的吧。鞑靼人暗想：这多半只是一场梦。他觉得自己在睡觉，还听见了自己的鼾声……当然，他是在辛比尔斯克省的家里，他只要叫一声他妻子的名字，包管她会答应。他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里……可是，天下有多么可怕的梦呀！为什么要有这种梦呢？鞑靼人微微笑着，睁开眼睛。这是什么河，伏尔加吗？

天在下雪。

“要渡船啊！”对岸有人叫喊，“船啊！”

鞑靼人醒来，去叫醒他的伙伴，把船划到对岸去。渡船工人走到河岸上来，一面走，一面穿上他们的破羊皮袄，用带着睡意的沙哑嗓音骂街，冻得缩起身子。他们刚从睡梦中醒过来，河面上飘来一股刺骨的寒气，他们分明觉着这条河又可恶又可怕。他们不慌不忙地跳上大木船……鞑靼人和那三个渡船工人拿起宽叶的长桨，在黑暗中看上去那些长桨像是螃蟹的螯。谢苗把肚子压着很长的船舵。对岸的喊声仍旧没停，还放了两枪，大概以为渡船工人睡熟了，或者到村子里的小酒馆去了。

“得了吧，忙什么！”精明人用深信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不必着急，反正到头来总是一场空的那种人的口气说。

粗笨沉重的驳船离开河岸，在河柳丛中飘浮过去，只有从那慢慢向后退去的河柳才看得出驳船不是停在原地方，而是在动。渡船工人们匀称地合着拍子划桨。精明人用肚子压着船舵，他的身子在空中画了一道圆弧，从这边翻到那边去了。在黑暗中看上去，倒好像那些人坐在一种生着长爪子的上古动物身上，骑着它走过人有时候在恶梦中才会看见的那种寒冷荒漠的地方似的。

他们出了河柳丛，飘到空旷的水面上。对岸已经可以听见船桨的嘎吱嘎吱声和匀称的溅水声，就叫道：“赶快！赶快！”又过了大约十分钟，驳船沉重地撞在登陆的渡口上。

“天老是下个没完，天老是下个没完！”谢苗嘟哝着，擦掉脸上的雪，“这些雪都是打哪儿来的，只有上帝才知道！”

河岸上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瘦老头子，穿一件短狐皮袄，戴一顶白羔皮帽子。他站在离马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他现出阴郁的、心事重重的神情，仿佛在极力回想什么事，对他自己的不中用的记性很生气似的。谢苗走到他面前，脱掉帽子，现出笑脸，那人就说：

“我要赶到阿纳斯塔西耶夫卡去。我女儿又病重了。据说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有一位新派来的医师。”

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划回去。谢苗称之为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始终站在那儿不动，抿紧厚嘴唇，瞪着眼睛发愣。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他也没答话，好像没听见似的。谢苗用肚子压住船舵，讥诮地瞧着他，说：

“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活得下去哟！”

精明人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情，好像他证实了一件事，好像由于事情的结局不出所料而高兴似的。那个穿短狐皮袄的男子的狼狈不幸的样子分明招得他十分快活。

“现在坐车，路上尽是烂泥，瓦西里·谢尔盖伊奇，”他说，这时候马在岸上又套好车子了，“您应该过两个星期再去，到那时候路就干一点儿了。要不然，索性不去也罢……要是您跑一趟路，真会有什么好处，倒也罢了，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坐上车子成年累月地跑，白天晚上地跑，到头来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是实实在在的！”

瓦西里·谢尔盖伊奇一句话也没说，赏了酒钱，坐上车子走了。

“瞧，他又跑去请医生了！”谢苗说，冷得缩起脖子，“可是要想请真正的好医生，那就跟到田野上去追风，要抓住魔鬼的尾巴一样，滚它妈的！好一个怪人，主啊，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鞑靼人走到精明人面前，带着痛恨和憎恶瞧着他，周身发抖，用不连贯的、夹着鞑靼话的俄国话说：“他好……好，你坏！你坏！老爷是好人，很好，你是畜生，你坏！老爷是活人，你，死尸……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石头才什么都不要，你也什么都不要……你是石头，上帝不爱你，爱老爷！”

大家都笑起来。鞑靼人轻蔑地皱起眉头，摇了摇手，把身上的破衣服裹一裹紧，走到篝火那儿去。渡船工人们跟谢苗慢步走回小屋里去。

“天真冷！”有一个渡船工人哑声哑气地说。潮湿的土地上铺着麦秆，他躺下去，伸直身体。

“对了，真不暖和！”另一个人同意道，“这日子真是活受罪！……”

大家躺下睡觉。门给风刮开了。雪飘进屋里来。谁也没心起来关门：他们怕冷，而且懒得爬起来。

“我挺好！”谢苗说，他快要睡着了，“只求上帝叫大家都过着这样的生活才好。”

“你是个结实的汉子，谁都知道。连魔鬼都不来抓你。”

外面传来狗嗥一样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是谁在那儿？”

“这是那个鞑靼人在哭。”

“嘿！……真是个怪人！”

“他早晚会过惯的！”谢苗说，立刻就睡着了。

另外几个人也很快就睡着了。门始终也没有关。

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人们议论说：家庭应当跟学校携手并进。不错，然而有一个条件：这个家庭必须是上流家庭，而不是商人或者小市民的家庭；因为学校如果跟低层次的家庭接近，就不可能有纯正的校风。可是，有的时候出于博爱，又不应当剥夺商人和富裕的小市民的快乐，例如邀请教师到他们家里去吃馅饼之类。”

“女学生一听到‘Предложение’[1]和‘союз’[2]就温文尔雅地低下眼睛，脸红了。男学生一听到‘Пpилагательное’[3]和‘Пpидаточное’[4]，就带着希望瞩望未来。”

“由于俄语中几乎不再使用字母‘ө’、‘v’以及语法中的呼格，那么，按公正的原则来说，应当减少俄语教师的薪水才对，因为，既然有的字母和格取消，他们的工作也就减轻了。”

“我们的教师劝说学生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阅读小说和报纸上，因为这妨碍人精神集中，害得人心思涣散。再者，小说和报纸没有什么益处。然而，如果教师们本人把许多时间花费在看报纸和杂志上，学生们怎么能相信他们的导师？医生先得治好自己的病！讲到我，那么在这方面，我是完全清白的：三十年来我连一本书和一份报纸也没读过。”

“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应当分外注意，要学生们把自己的书送去装订硬的封面；因为只有在书籍装订上硬封面以后，人才能用书脊打学生的额头。”

“孩子们！领到养老金是多大的福分啊！”

[1] 在俄语中这两个词均为语法用语，分别为“句子”和“连接词”的意思，但前者亦作“求婚”解，后者亦作“结婚”解。

[2] 在俄语中这两个词均为语法用语，分别为“句子”和“连接词”的意思，但前者亦作“求婚”解，后者亦作“结婚”解。

[3] 均为俄语中的语法用语，分别为“形容词”和“从句”的意思，但亦可作“陪送物”、“陪嫁”解。

[4] 均为俄语中的语法用语，分别为“形容词”和“从句”的意思，但亦可作“陪送物”、“陪嫁”解。

鱼的爱情

这事情说来离奇：潘达雷金将军别墅附近池塘里仅有的一条鲫鱼竟然没命地爱上了住在别墅里的女人索尼雅·玛莫奇金娜。不过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莱蒙托夫的恶魔就爱上了达玛拉[1]，天鹅也爱上了勒达[2]，难道事务员不是往往爱上他们上司的女儿吗？索尼雅·玛莫奇金娜每天早晨都跟她的姨母一块儿来沐浴。一往情深的鲫鱼就游到岸边来观看。附近开着一家克兰杰尔父子铸造厂，因此池塘里的水早就变成深褐色，不过话虽如此，那条鲫鱼还是什么都看得见。它看见白云和鸟雀在蔚蓝的天空飘飞，看见别墅里的女人们脱掉衣服，看见有些年轻人躲在岸边灌木丛里偷看，看见胖姨母下水以前先在石头上坐五分钟光景，得意地摩挲自己的身子，说：“我这头象，长成了一副什么样儿？简直看着都可怕哟。”索尼雅脱掉身上的单薄衣服，尖叫一声，跳进水里，游起来，冷得缩起脖子，那条鲫鱼就马上溜到她身边，开始贪婪地吻她的小脚、肩膀、脖子。……

这两个别墅里的女人洗完澡，回家喝茶，吃甜面包去了。那条鲫鱼呢，在广大的池塘里孤零零地游来游去，暗想：

“当然，我和她互相爱恋的可能性，是根本谈不到的。她这样一个美人儿能爱上我这样一条鲫鱼？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千万别用幻想诱惑自己，可鄙的鱼！只剩下一种命运等着你，就是死！可是怎么个死法呢？池塘里可没有手枪和带磷的火柴。对我们这些鲫鱼来说，只能有一种死法，就是落到狗鱼的嘴里。不过上哪儿去找狗鱼呢？从前这个池塘里倒有一条狗鱼，可是就连它也烦闷无聊得死掉了。哎，我真不幸啊！”

这个年轻的悲观主义者思考着死亡，钻进淤泥里，在那儿写日记。……

有一次，傍晚前，索尼雅和她的姨母坐在池塘的岸边钓鱼。那条鲫鱼在浮子旁边游来游去，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它心爱的姑娘。忽然，它脑子里像电光似的闪过一个念头。

“我索性死在她的手里好了！”它暗自想着，快活地摆动它的鳍，“啊，这倒是个绝妙的、舒心的死法！”

它充满决心，只是脸色微微发白，向索尼雅的鱼钩那边游过去，用嘴咬住鱼钩。

“索尼雅，你那儿有鱼上钩了！”她的姨母尖声叫道，“亲爱的，你那儿有鱼上钩了！”

“啊！啊！”

索尼雅跳起来，用尽力气一拉。有个金黄的东西在空中一闪，啪的一声掉进水里，在水面上留下许多圆圈。

“掉了！”两位别墅的女客大叫一声，脸发白了，“掉了！哎呀！亲爱的！”

大家看一下鱼钩，瞧见鱼钩上挂着一片鱼的嘴唇。

“唉，亲爱的，”姨母说，“你不应该使那么大的劲啊。现在那条可怜的鱼只好缺一片嘴唇活下去了。”

我的主人公从鱼钩上掉下来以后，吓呆了，很久都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它清醒过来，不住地呻吟道：

“我又活了！又活了！唉，命运的嘲弄哟！”

这条鲫鱼发现它的下巴没有了，就脸色惨白，发狂般地哈哈大笑。……它疯了。

不过，我居然打算用鲫鱼这样微不足道和没有趣味的生物的命运来吸引严肃的读者的注意力，这恐怕显得奇怪吧。其实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有些女士就在大杂志上尽情描写对谁都不需要的鱼[3]和蜗牛。我在模仿那些女士。甚至我自己就可能是女士，只不过用男人的假名掩盖自己罢了。

总之，这条鲫鱼疯了。这条不幸的鱼一直到现在还活着。一般说来，鲫鱼喜欢被人放在酸奶油里煎熟，然而我的主人公现在却喜欢任何一种死法。索尼雅·玛莫奇金娜已经嫁给一个药房老板，她的姨母到利佩茨克找她那已经结婚的姐姐去了。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那个已经结婚的姐姐有六个孩子，而所有的孩子都是喜欢姨母的。

现在，接着往下写吧。有一个工程师克雷辛在克兰杰尔父子铸造厂里当厂长。他有个侄子叫伊凡，大家知道，他写诗，而且兴冲冲地把那些诗发表在所有的杂志和报纸上。有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年轻的诗人走过这个池塘，灵机一动，想下去洗个澡。他就脱掉衣服，进入池塘。那条神志失常的鲫鱼错把他当作索尼雅·玛莫奇金娜，游到他身边来，温柔地吻一下他的后背。这一吻不要紧，却产生了最富于毁灭性的后果：鲫鱼把悲观主义传染给了诗人。诗人可是一点也没料到，他从水里出来，竟发狂般地哈哈大笑，回家去了。过了几天，他去到彼得堡。他到那边的编辑部，把悲观主义传染给了所有的诗人，于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的诗人们就都开始写郁郁寡欢的诗了。

[1] 见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

[2] 希腊神话中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宙斯醉心于她的容貌，化为天鹅与她相会。

[3] 一种中小型鱼类，凶猛鱼类的食饵。

邻居

彼得·米海雷奇·伊瓦欣心绪恶劣极了。他妹妹是个姑娘家，却搬到一个已婚的男子符拉西奇家里去住了。为了设法摆脱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野外老是不肯离开他的那种沉郁沮丧的心境，他就向他的正义感，向他的纯正美好的信念求援：他可是素来拥护自由恋爱的啊！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每次总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得出和愚蠢的奶妈同样的结论，那就是，他妹妹行为不端，符拉西奇把他的妹妹拐走了。这真是愁煞人。

他母亲整天都没走出她的房间。奶妈小声说话，长吁短叹；他的姑妈每天都准备动身，时而把她的皮箱搬到门厅去，时而又搬回她的房间。家里、院子里、花园里，都静悄悄的，仿佛这所房子里死了人似的。他的姑妈、仆人们，甚至那些农民，依彼得·米海雷奇看来，都像是带着捉摸不透的困惑神情瞧着他，仿佛想说：“人家勾引你的妹妹，你怎么没有动静呢？”他责备自己无所作为，可是他也不知道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是。

照这样过了大约六天。到第七天，那是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一个骑马的人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他所熟悉的女人的笔迹写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伊瓦欣娜夫人收。”不知什么缘故，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这个信封、这种笔迹、“夫人”这两个字，都有一种挑衅的、逞强的、自由主义的意味。而女人的自由主义总是顽强、不退让、残忍无情的。……

“她宁可死，也不肯对她不幸的母亲让步，向她赔罪。”彼得·米海雷奇一面想，一面拿着那封信向他母亲的房间走去。

他母亲和衣躺在床上。她看见儿子，就猛地坐起来，理一下从包发帽里滑下来的白头发，很快地问道：

“什么事？什么事？”

“写信来了……”儿子说，把信交给她。

在这所房子里，“齐娜”这个名字，以至“她”这个字，都没有人提起。碰到说起齐娜的时候，总是不提名道姓，只说“写信来了”或者“走了”。……母亲认出女儿的笔迹，她的脸色变得难看，不愉快，她的白头发又从包发帽里滑下来了。

“不！”她说，摆一下手，好像那封信烫了她的手指头似的，“不，不，拿走！我说什么也不看！”

母亲放声大哭，又是伤心又是羞愧。她显然想看这封信，可是她的自尊心不容许她这样做。彼得·米海雷奇明白他自己应当拆开这封信，大声读一遍；然而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以前从没体验过的怒火，他跑到院子里，对骑马的人嚷道：

“你回去说，没有回信！没有回信！你就这么说，畜生！”

他把那封信撕碎，然后眼泪涌上他的眼眶。他觉得自己残忍、有罪、不幸，就走到野外去了。

他只有二十七岁，可是已经发胖，按老年人的装束，衣服肥大，而且害上了气喘病。他身上已经有年老的独身地主的种种气质。他不谈恋爱，不想结婚，只爱他的母亲、妹妹、奶妈、花匠瓦西里奇。他喜欢吃好菜、睡午觉、谈政治、谈高尚的问题。……他早已大学毕业，不过现在他却把这件事看得像是服满了青年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得不服的兵役似的；至少，如今每天在他脑子里活动的思想已经跟大学以及他学过的那些科学毫不相干了。

旷野上炎热而安静，下雨以前总是这样。树林里蒸发着热气，松树和腐烂的叶子冒出一股浓重的气味。彼得·米海雷奇时不时地站住，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他查看他的秋播作物和春播作物，绕过三叶草地，有两次在树林边上赶走一只山鹑和它那些雏鸟。他一直在思忖：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不能永久拖下去，总得好歹把它了结才成。了结得愚蠢也罢，荒唐也罢，反正非了结不可了。

“可是该怎么了结呢？怎么着手呢？”他问自己，用恳求的眼光望望天空，再望望树木，仿佛央求它们来帮忙似的。

可是天空和树木沉默不语。纯正的信念帮不上他的忙；而常识告诉他，这个恼人的问题除了愚蠢的办法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今天对待骑马的人的那个场面绝不是这类场面的最后一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想一想都可怕！

当他回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这时候他才觉得这个问题无论怎样也没法解决。跟既成事实妥协是不行的，不妥协也不行，而中间的道路却没有。他脱下帽子，用手绢扇着脸，顺着大路走，离家大约还有两俄里路，身后响起了铃铛声。那是配合得很精巧、很成功的一串大大小小的铃铛，发出玻璃样的丁零丁零声。马车上装这种铃铛的，只有本县警察局长美多夫斯基一个人。他从前做过骠骑兵的军官，荡尽家财，身体虚弱，是彼得·米海雷奇的一个远亲。伊瓦欣家把他当作自己人，他对齐娜怀着父辈的温柔感情，很喜爱她。

“我正好要到您家去，”他追上彼得·米海雷奇，说，“您坐上车来吧，我带您走一程。”

他微微地笑，样子很快活。显然，他还不知道齐娜跑到符拉西奇家里去了。很可能他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可是不相信。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自己处境尴尬。

“欢迎您来。”他支吾道，脸红得快要流泪了，不知道该说什么谎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很高兴，”他接着说，极力做出笑脸，“不过……齐娜走了，我母亲病了。”

“真遗憾！”警察局长说，呆呆地瞧着彼得·米海雷奇出神，“我本来打算在您家里消磨一个傍晚呢。可是齐娜伊达[1]·米海洛芙娜到哪儿去了？”

“到西尼茨基那儿去了，从那儿好像要到修道院去。我不十分清楚。”

警察局长又谈了一阵，就拨转马头回去了。彼得·米海雷奇走回家，战战兢兢地思忖着警察局长知道真情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彼得·米海雷奇想象着这种心情，体会着这种心情，同时走进了正房。

“帮助我们吧，主啊，帮助我们吧……”他想。

临到喝晚茶，饭厅里只坐着他姑妈一个人，她的脸上照例表现出这样一种神情：她虽然弱小，无依无靠，可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她。彼得·米海雷奇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下（他不喜欢他的姑妈），开始默默地喝茶。

“你母亲今天又没吃午饭，”他的姑妈说，“你，彼得鲁希卡[2]，应该过问一下。挨饿光是苦了自己。这可解不了愁啊。”

彼得·米海雷奇觉得荒唐可笑，因为他姑妈居然出头管别人的事，而且她看到齐娜走了，自己也要走。他本想说几句话顶撞她，可是忍住了。他一面按捺自己，一面感到如今已经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力量忍耐下去了。要么马上采取行动，要么就往地上一扑，大嚷大叫，用脑袋撞地板。他想象符拉西奇和齐娜，这两个心满意足的自由思想者，目前正在不知什么地方一棵槭树底下亲嘴，于是这七天当中郁积在他心头的愤恨和怨毒就一齐落到了符拉西奇身上。

“一个人来勾引我的妹妹，把她拐走了，”他想，“另外就会有人来杀死我母亲，还会有人来放火烧房子，或者把这所房子抢劫一空。……所有这些都是打着个人的友谊、高尚的思想、不惜受苦的旗号干出来的！”

“不，这不行！”彼得·米海雷奇忽然大叫一声，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他跳起来，跑出饭厅。马厩里站着总管的一匹马，已经备好鞍子。他骑上去，疾驰到符拉西奇家去了。

他的灵魂里掀起了十足的风暴。他感到有必要做一件泼辣的、非同小可的事，哪怕事后懊悔一辈子也在所不惜。要不要索性骂符拉西奇一声坏蛋，打他一个耳光，然后挑战，跟他决斗？然而符拉西奇绝不是那种敢于站出来决斗的人，至于骂他坏蛋，打他耳光，他只会变得更加可怜，更加畏畏缩缩。这班不会反抗的可怜虫都是些最讨厌、最难缠的人。不管他们干出什么事来，都可以不受惩罚。这种可怜虫每逢受到罪有应得的责难，总是抬起深深地负疚的眼睛，露出一脸的苦笑，温顺地低下头去作为回答；看到这光景，就连正义本身都不忍心举起手来惩罚他了。

“那也不管。我要当着她的面用马鞭子抽他，对他狠狠地骂一顿。”彼得·米海雷奇决定。

他骑着马穿过他的树林和荒地，想象着齐娜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会讲到妇女的权利，讲到个人的自由，讲到在教堂里按规定的仪式结婚和自由结合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会像一般女人那样争论她不理解的事。临了，她多半会问：“这件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有什么权利管这件事？”

“是的，我没有权利，”彼得·米海雷奇嘟哝说，“不过这就更好。……越是粗暴，越是没有权利，那倒越好。”

天气闷热。下边，靠近地面，有一群群云雾般的蚊子低飞，凤头麦鸡在荒地上发出凄凉的悲鸣声。一切都预告天要下雨，可是天上一点云也没有。彼得·米海雷奇越过他的田界，在光滑平坦的旷野上奔驰。他常骑马走这条路，熟悉这条路上的每丛灌木和每块洼地。眼前，在暮色中，远远看去像一道黑色峭壁的东西，其实是一座红色教堂。他能完全想象它的模样，连一个细节也不漏，甚至想象大门上的灰泥，想象老是到围墙里面去吃草的牛犊。在教堂右边一俄里远的地方有个黑乎乎的小树林，那是柯尔托维奇伯爵的树林。树林后面就是符拉西奇的土地。

从教堂和伯爵的树林后面，有一大块乌云拢过来，乌云里不时现出苍白色的闪电。

“果然要下雨了！”彼得·米海雷奇暗想，“保佑我，主啊，保佑我。”

马跑得太快，不久就乏了，彼得·米海雷奇本人也累了。带来风暴的乌云愤愤地瞧着他，仿佛劝他回家去。他有点心惊胆战了。

“我要对他们证明他们做得不对！”他鼓励自己，“他们会说这是自由恋爱，这是个人自由。可是自由就是克制，不是听凭情欲摆布。他们这么干，是放荡，不是自由！”

这时候，他来到伯爵的大池塘边上。由于天空有乌云，池水变成了深蓝色，阴森森的，池子里冒出一股潮气和绿苔的气味。小径旁边有两棵柳树，一棵老的和一棵小的，彼此温柔地依偎着。大约两个星期以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彼得·米海雷奇和符拉西奇一块儿溜达过，低声唱过一首大学生的歌：“要是没有爱情，青春虚度，就等于断送年轻的生命。……”无聊的歌！

等到彼得·米海雷奇走出小树林，天上已经响起隆隆的雷声，树木发出飒飒声，给风刮得弯下腰去。应当快点走才对。从这片小树林到符拉西奇的庄园，只要穿过一个草场，至多走一俄里路。这儿，道路两旁立着些老桦树。它们，如同它们的主人符拉西奇一样，显得忧伤而可怜，也跟他一样消瘦而细长。大颗的雨点打得桦树和青草沙沙地响。风顿时停了，空中有潮湿的土地和杨树的气味。前边出现了符拉西奇的篱笆以及一棵也是又瘦又高的黄色金合欢。在栅栏坍塌的地方可以看见一个荒芜的果园。

彼得·米海雷奇不再想耳光，也不再想鞭子，他不知道他到了符拉西奇家里会有什么举动。他心虚了。他为自己，也为他妹妹害怕，想到他马上会跟她见面不由得战战兢兢。她会怎样对待她哥哥呢？他们两个人会说出些什么话来呢？要不要趁时机还不算迟，赶紧往回走？他一面这样想，一面策动马匹走上菩提树林荫道，往正房跑去。他绕过很大的丁香花丛，突然看见了符拉西奇。

符拉西奇没戴帽子，穿着花布衬衫和长筒皮靴，在大雨下躬着身子，从房角往门廊走去。他身后跟着一个工人，拿着锤子和钉子盒。大概他们刚修完一块给风刮坏的护窗板吧。符拉西奇看见彼得·米海雷奇，就站住了。

“是你？”他说，微微一笑，“啊，这真好。”

“是啊，你瞧，我来了……”彼得·米海雷奇轻声说着，两只手拂掉身上的雨。

“哦，这真好。很高兴。”符拉西奇说，可是没有伸出手来，显然他不敢先伸手而等着对方伸手。“这场雨对燕麦很好！”他说，看一下天空。

“是的。”

他们沉默地走进房子。从门厅往右走，穿过一道门，走进另一个前厅，然后走进大厅，再往左是一个小房间，总管在冬天就住在那儿。彼得·米海雷奇和符拉西奇走进这个房间。

“你是在什么地方遇上雨的？”符拉西奇问。

“不远。差不多就在这所房子附近。”

彼得·米海雷奇在床上坐下。他暗自高兴，因为雨声很响，房间里又黑。这样好一点，不那么可怕，也不必瞧着对方的脸了。他的怨恨已经过去，只剩下恐惧和对自己的气恼。他觉得自己一开头就做得不对头，觉得他这次跑来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两个人沉默一会儿，装出听雨声的样子。

“谢谢你，彼得鲁沙，”符拉西奇嗽一下喉咙，开口说，“你来了，我很感激。这足见你宽宏大量，品格高尚。我明白这一点。请你相信我，我对这一点看得很重。请你相信我。”

他看一眼窗外，在房间里站定，接着说：

“事情发生得有点神秘，好像我们要瞒着你似的。这些天来，我们想到你也许会觉得受了我们的侮辱，生我们的气，我们的幸福就显得不圆满。不过请你容许我辩白一下。我们保守秘密倒不是因为我们信不过你。第一，事情发生得突然，像是来了灵感似的，没有仔细考虑的余地。第二，这是一件私事，不好对外人讲……不便让第三者插手，哪怕像你这样亲近的人也不行。然而主要的是，在这件事上我们始终强烈地指望你会宽宏大量。你是一个极其宽宏大量，极其高尚的人。我对你感激不尽。日后如果你需要我的生命，你管自来，把它拿去就是。”

符拉西奇用平静而低沉的男低音讲话，老是那么个调门，仿佛在嗡嗡地叫。他分明很激动。彼得·米海雷奇觉得现在该由他讲话了，如果光是听人讲话而自己沉默，那在他就无异于真要扮演一个最宽宏大量和最高尚的忠厚人了，然而他到此地来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很快站起来，喘着气，低声说：

“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喜欢你，我不能希望我妹妹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丈夫了。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件事太吓人！连想一下都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符拉西奇用发颤的声调问道，“假如我们做了坏事，那才可怕，可是这并不是坏事啊！”

“你听我说，格利果利，你知道，我是没有成见的。可是原谅我说句老实话，依我看来，你们俩的行为太自私了。当然，这话我不会对齐娜说，那会伤她的心，不过你得知道，我母亲难过到了没法形容的地步。”

“是的，这事是叫人难受的，”符拉西奇说，叹了口气，“这一点我们事先已经料到了，彼得鲁沙，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的行为使得一个什么人伤心，那还不能说这种行为不好。有什么办法呢！你所采取的每个严肃步骤总难免要伤别人的心。假如你去为自由战斗，那也会惹得你母亲难过的。有什么办法呢！谁要是把亲人的安宁看得高于一切，谁就得全盘放弃思想生活。”

窗外闪过一道明亮的电光，这道闪光仿佛改变了符拉西奇的思路。他挨着彼得·米海雷奇坐下，讲出些完全不必要的话。

“我，彼得鲁沙，是崇拜你妹妹的。”他说。“往常我到你家去，每次我都有一种感觉，仿佛是去朝圣似的，而我也真的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我这种崇拜还在一天天增长。在我的心目中，她比妻子高得多！高得多！”符拉西奇把双手一挥，说，“她就是我的神。自从她在我这儿住下的那天起，我走进这所房子就像走进一座神殿。她是个天下少有的、不同寻常的、最最高尚的女人！”

“嘿，他胡扯起来了！”彼得·米海雷奇想。他不喜欢“女人”这两个字。

“为什么您不正式结婚呢？”他问，“你妻子要多少钱才肯离婚？”

“七万五。”

“数目不小。不过要是跟她讨价还价呢？”

“她连一文钱也不肯让。老兄，她是个糟透了的女人！”符拉西奇叹了口气，说，“我以前从没对你讲过她，我想起她来就讨厌，可是现在机会来了，我就说一说吧。当初我是在一种优美纯正的思想的影响下跟她结婚的。要是你想知道详情的话，那就要从头说起。我们团里有个营长，跟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同居，那就是说，随随便便把她弄上手，跟她同居两个月，又把她抛弃了。她的处境非常可怕，老兄。她不好意思回到父母那儿去，再者他们也不会收留她。她的情人又抛弃了她，她简直只好到营房里去卖淫了。团里的军官们都感到愤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圣徒，可是这种卑鄙的行为实在太刺眼了。再者，团里的军官们本来就受不了这个营长。你知道，为了跟他捣乱，气愤的准尉和少尉们就一齐开始为不幸的姑娘募捐。好，我们这些低级尉官坐在一起开了个会，这个人拿出五个卢布，那个人拿出十个，忽然间，我的头脑发热了。我感到这个局面正是干一番英雄事业的大好机会。我就赶紧到姑娘那儿去，用热烈的言辞对她表白我的同情。我一路去找她的时候以及后来我对她讲我热烈地爱她的时候，我一直把她看成一个被伤害与侮辱的女人。是啊。……结果，这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向她求婚了。我的长官和同事们认为我的婚姻同军官的尊严不相容。这反而给我火上加油。我，你知道，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上证明我的行为应该用金字写在团史上，等等。这封信寄到团长那儿去了，我还抄出许多份，分发给同事们。嗯，当然，我心情激动，难免写了些尖刻的话。团里就要求我退役。这封信的草稿我不知收藏在哪儿，将来我设法拿给你看一看。信写得很有感情。你会看出我经历过多么正直而光明的冲动。我退役后，带着我妻子到这儿来。我父亲死后只留下一些债务，我自己也没有钱，可是我妻子从头一天起就应酬朋友，喜好打扮，玩牌，我只好把田产抵押出去。你知道，她过一种很糟糕的生活，我所有的邻居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成为她的情夫。过了大约两年，我把我当时所有的钱都送给她，算是赔偿费，她就住到城里去了。是啊。……就连现在我也每年给她一千二百卢布。糟透了的女人！老兄，有的苍蝇把卵下在蜘蛛的背上，弄得蜘蛛无论如何也抖不掉它。卵就在蜘蛛身上生长，吸它心里的血。这个女人就是照这样在我身上生长，吸我心里的血。她憎恶我，看不起我，因为我做了蠢事，也就是娶了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她压根儿没有把我的宽宏大量看在眼里。她说：‘聪明人丢掉了我，而傻瓜捡起了我。’依她看来，只有可怜的白痴才会干出我这样的事。老兄，我痛心得不得了。总之，老兄，顺便说说，命运总是折磨我。它把我折磨得好苦啊。”

彼得·米海雷奇听符拉西奇讲话，大惑不解地问自己：这个人究竟在哪方面使齐娜如此钟情呢？他年纪不轻了，已经四十一岁，长得又瘦又干瘪，胸脯很窄，鼻子挺长，胡子花白。他说话好像在嗡嗡地叫，脸上现出病态的笑容，一面说话，一面难看地挥着手。他既谈不到健康，也没有漂亮的、男子汉的风度，更没有上流社会的气派，连欢欢喜喜的样子也没有，从外表来看，总显得没有光彩，不知道是个什么路数。他的装束不雅致，环境单调乏味。他不赞成诗歌和绘画，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当代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不理解它们。音乐不能打动他的心。他在务农方面能力很差。他的田产让他管理得乱七八糟，已经抵押出去，后来又被第二次抵押，按照第二次抵押契约，得付一分二的利息。此外，由于期票未曾清偿，还欠下一万卢布的债务。每逢到了付利息或者给他妻子汇钱的日子，他总是到处求人借钱，从他的神情看来，好像他的房子起了火似的；同时，他冒冒失失地把存着过冬用的全部干柴卖掉而只换来五个卢布，把一大垛干草卖掉而只换来三个卢布，到后来就吩咐人拆掉果园的篱栅或者旧的温床架子，用来生火炉。他的草场给猪踩坏，树林里的幼林地段任凭农民的牲口践踏，老树每过一冬就少一些，菜园里和果园里丢着养蜂的木箱和生锈的水桶。他既没有才能，也缺乏天赋，甚至没有普通的生活能力。他在实际生活中是个天真而软弱的人，容易上当和受气，无怪农民们称他为“傻大爷”了。

他是个自由思想者，在县里被人看作赤色分子，可是就连这一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枯燥乏味。他的自由思想缺乏独创精神和热情。不管愤慨也好，盛怒也好，高兴也好，他老是一个样子，毫不动人，显得疲疲沓沓。就连激昂慷慨的时候，他也不抬起头来，仍旧拱起后背。不过最乏味的是，他的优美纯正的思想，经他一讲，也显得平庸而落后了。每逢他慢腾腾，带着沉思的样子，讲起他纯正而高尚的时刻，讲起最好的岁月，或者每逢他称赞青年，说他们素来走在社会前面，现在也是如此，或者他斥责俄国人，说他们一到三十岁就穿上家常长袍，忘了他们的养我育我的母亲[3]的原则，他的话总是使人不由得想起早已读过的旧书。遇到有人在他家里过夜，他就在那人的床头小桌上放一本皮萨列夫或者达尔文的作品。如果那人说这些书已经读过，他就走出去，拿一本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来。

在这个县里，这就叫自由思想。许多人把这种自由思想看作一种没有害处的、无伤大雅的怪癖，然而这种思想却害得他深深地不幸。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无异于他刚才讲过的蝇卵：它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吸他心里的血。过去，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古怪婚姻，他那些笔迹很糟、叫人认不清楚可是感情丰富的长信和副本，那些无穷无尽的误会、解释、幻灭，还有他的债务、第二次抵押、给妻子的津贴、每月的借贷，所有这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总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就连现在，他也跟从前一样，仍旧忙这忙那，追求英雄事业，过问别人的事。一有适当的机会，他照旧写长信，抄副本，发表使人厌烦的陈词滥调，讲村社，讲加强家庭手工业，讲创办干酪制造业，这些话千篇一律，仿佛不是活的脑筋里想出来，而是用机械方法制造出来的。最后还有他跟齐娜闹出来的这件丑事，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结束！

然而，齐娜却年轻，刚二十二岁，长得好看，风度优雅，心绪欢畅。她喜欢笑，喜欢谈天，喜欢争吵，热烈地喜爱音乐。在装束、读书、布置美好的环境方面，她都在行。像这种有皮靴气味和廉价白酒气味的房间，她在自己家里就受不了。她也是自由思想者，然而在她的自由思想里人却可以感觉到充沛的力量，可以感觉到年轻、强健、胆大的姑娘的自尊心，可以感觉到她热切地巴望做一个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独创精神的人。……那她怎么会爱上符拉西奇的呢？

“他无异于堂吉诃德，固执的空想家，狂人，”彼得·米海雷奇暗想，“她却像我一样意志薄弱，没主心骨，随和。……我和她都容易很快就毫不抵抗地让步。她爱他，然而我自己岂不也喜欢他，尽管他……”

彼得·米海雷奇认为符拉西奇是个优秀、正直，然而狭隘、偏激的人。他在符拉西奇的激动和痛苦里，以至他的全部生活里，根本就看不见最近期的或者遥远的崇高目标，却只看见烦闷无聊和缺乏生活能力。他的自我牺牲以及凡是符拉西奇称之为英雄事业或者正直的激情的一切，依他看来都是毫无益处地浪费精力，就好比白白消耗很多的弹药，不必要地放一些空枪。符拉西奇狂热地相信自己的思想异常正直，绝对正确，他却觉得这种看法未免天真，甚至病态。至于符拉西奇这一辈子不知怎么竟能把琐屑无聊的事和高尚的事混在一起，他愚蠢地结了婚而又认为这是英勇行为，后来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却从中看到某种思想的胜利，那就简直叫人无法理解了。

可是彼得·米海雷奇仍旧喜爱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

符拉西奇找了个离他非常近的地方坐下，以便在黑暗里，在哗哗的雨声里讲话。他已经嗽过喉咙，准备讲述他的结婚经过这一类冗长的故事，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再也听不下去了。他一想到马上要跟他妹妹见面就感到苦恼。

“是的，你在生活里不走运，”他柔声说，“不过，对不起，我们的话离开正题了。我们谈的不是正事。”

“对了，对了，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符拉西奇说，站起来，“我对你说，彼得鲁沙，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们没有举行婚礼，可是我们的婚姻完全合法，这是用不着我来证明的，你也用不着再听我解释。谢天谢地，你跟我一样思想解放，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有什么分歧。讲到我们的将来，也不应该使你担惊受怕。我要让齐娜幸福，为此工作到筋疲力尽，连晚上也不睡觉，总之使出全部力量来。她的生活会过得很好。你要问：我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能，老兄！一个人时时刻刻只想着一个目标，那么他的愿望就不难达到。不过我们到齐娜那儿去吧。应当叫她高兴一下才对。”

彼得·米海雷奇的心开始急剧地跳动。他站起来，跟着符拉西奇走进门厅，从那儿走进大厅。在这个高大而阴森的房间里只有一架钢琴和一长排古老的、镶着铜饰的椅子，这些椅子从来也没有人坐过。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他们从这个大厅默默地走进饭厅。这儿也宽敞而不舒服。房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桌面由两块板镶成，下面有六条粗腿，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一架时钟装在红色的大框子里，像是神龛，时针指着两点半。

符拉西奇推开一扇通到隔壁房间的门，说：

“齐诺琪卡，彼得鲁沙到我们这儿来了！”

立刻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齐娜走进饭厅来了。她身量高，长得丰满，脸色十分苍白，就跟彼得·米海雷奇在家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一样。她穿黑色的裙子和红色的短上衣，腰带上有一个大扣环。她伸出一只手搂住哥哥，吻了一下他的鬓角。

“好大的暴风雨！”她说，“刚才格利果利一出去，整个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守着了。”

她并不慌张，瞧着哥哥，诚恳而爽朗，就跟在家里一样。彼得·米海雷奇瞧着她，也不再感到慌张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是素来不怕暴风雨的。”他说，在桌子旁边坐下来。

“不错，可是这儿都是大房间，房子又老，天一打雷就震动得乱响，好比一个装着餐具的柜子。一般说来，这是一所挺可爱的房子，”她接着说，在哥哥的对面坐下来，“这儿不论哪个房间都有一段生动的历史。你想想看，格利果利的祖父就是在我那个房间里开枪自杀的。”

“八月里我们就会有钱，我要修好果园里那间小屋。”符拉西奇说。

“不知什么缘故，打雷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他的祖父，”齐娜接着说，“在这个饭厅里，从前有个人给活活打死。”

“这是真正的事实，”符拉西奇肯定道，他那对大眼睛看着彼得·米海雷奇，“在四十年代，有个姓奥里威尔的法国人租下了这个庄园。他女儿的肖像如今还丢在我们的阁楼上。她长得很好看。据我的父亲告诉我说，这个奥里威尔看不起俄国人，嫌俄国人愚昧，而且残忍地耍弄他们。例如，他硬要教士走过庄园的时候，相距半俄里远就得脱掉帽子。又如，每逢奥里威尔一家人坐车穿过村子，教堂就得敲钟。他对待农奴，对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当然更不客气。有一次，一个俄国流浪汉的儿子路过此地，他心地善良，很像果戈理笔下的神学校学生霍玛·布鲁特[4]。他要求留宿一夜，管事们很喜欢这个人，就留下他在账房里工作。这件事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个神学校学生煽动农民，又有人说，似乎奥里威尔的女儿爱上了他。我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可靠，总之，有一天傍晚，奥里威尔把他叫到这儿来，盘问他，然后吩咐人打他。你知道，奥里威尔本人坐在这个桌子旁边，大口喝着波尔多葡萄酒[5]，瞧着那些养马的打神学校学生。他大概是在逼口供。神学校学生经不起酷刑，将近早晨给打死了，他们就把他的尸首藏起来。据说那尸首被丢在柯尔托维奇的池塘里。这引起一场官司，可是那个法国人塞给当局几千卢布，他自己离开此地，到阿尔萨斯去了。正巧租期已满，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好一个坏蛋！”齐娜说，打了个哆嗦。

“不管奥里威尔也好，他女儿也好，我父亲都记得很清楚。他说那个美人儿俊极了，同时又性情古怪。我猜想，神学校学生把两件事都做了，既煽动了农民，也打动了女儿的心。说不定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神学校学生，而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呢。”

齐娜沉思了。神学校学生和法国姑娘的故事显然把她的幻想引到远处去了。在彼得·米海雷奇看来，这个星期她的外貌一点也没改变，只是脸色显得更苍白了一点。她神态安详，平平稳稳，好像跟她哥哥一块儿到符拉西奇家来做客似的。可是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起了点变化。真的，以前她住在家里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敢跟她说，现在呢，他却连‘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这样简单的问题都问不出口了。这么问，似乎不妥当，也不必要。大概她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变化。她并不急着把话题转到她母亲，转到她家里，转到她跟符拉西奇的爱情上去。她并不为自己辩白，也不说自由结合比合法婚姻好，更不激动，而是平静地思考奥里威尔的事情。……可是他们为什么忽然谈起奥里威尔的事情来了？

“你们两个人的肩膀都给雨淋湿了。”齐娜说，快活地笑了笑。她哥哥和符拉西奇这种小小的相似，使得她感动了。

彼得·米海雷奇却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可悲，十分可怕。他想起他的空荡荡的家、那架关着的钢琴、齐娜那个如今再也没有人走进去的明亮的房间；他想起花园里林荫道上从此再也不会有那双小脚的足迹，喝晚茶以前再也不会有人大声笑着，跑出去游泳了。凡是他从小时候起就越来越留恋不舍的东西，凡是当初他坐在闷热的中学教室或者大学讲堂里喜欢想念的东西，例如明朗、纯洁、欢乐，一切使那所房子充满生命和亮光的东西，都已经悄然离去，一去不复返，跟一个什么营长、宽宏大量的准尉、淫荡的女人、开枪自杀的祖父等等粗鄙恶俗的故事混淆在一起了。……再要提起他的母亲，再要认为过去的事可以挽回，那就是不理解已经变得很清楚的事。

彼得·米海雷奇的眼睛里满含泪水，他那只放在桌上的手颤抖起来。齐娜猜出他在想什么，她的眼睛也发红，发亮了。

“格利果利，到这儿来！”她对符拉西奇说。

他们两人走到窗前，开始小声讲话。凭符拉西奇低下头凑近她的样子，凭她看着他的样子，彼得·米海雷奇再一次体会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定局，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齐娜走出去了。

“是啊，老兄，”符拉西奇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搓着手，微微地笑，“我刚才说我们的生活幸福，那只是顺应所谓文学的要求罢了。实际上幸福的感觉还没有。齐娜始终在想你，想她母亲，心里难过。我瞧着她，心里也难过。她生性爱好自由，勇敢，然而你知道，不习惯这局面，却是件苦事，再说，她年轻。仆人称呼她太太，这似乎是小事，可是惹得她不痛快。就是这样，老兄。”

齐娜端来满满的一盘草莓。她身后跟着一个矮小的使女，带着驯服、畏缩的神情。她把装着牛奶的高水罐放在桌子上，深深地一鞠躬。……她跟那些古老的家具倒有共同之处，也那么麻木而乏味。

雨声已经听不见了。彼得·米海雷奇吃着草莓，符拉西奇和齐娜默默地瞧着他。那种不必要而又无法回避的谈话就要开始了。三个人都感到它的沉重。彼得·米海雷奇的眼睛里又含满泪水，他推开面前的盘子，说他现在该回家，要不然就会太迟，说不定要下雨了。这就到了齐娜出于礼貌必须谈一谈家里人，谈一谈自己新生活的时候了。

“我们家里怎么样？”她很快地问，她那苍白的脸颤抖起来，“妈妈怎么样？”

“你知道妈妈的脾气……”彼得·米海雷奇说，眼睛没看她。

“彼得鲁沙，关于已经发生的事，你已经想得很多了，”她说，拉住她哥哥的衣袖，他明白，她讲话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受，“你想了很久，那么告诉我，是不是可以指望妈妈日后容得下格利果利……一般地说容得下这种局面？”

她站得离她哥哥很近，脸对着脸，他暗暗惊讶她长得美极了，以前他似乎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想到他妹妹长得像妈妈，娇柔、文雅，却住在符拉西奇家里，跟符拉西奇同居，身旁有一个神情麻木的使女，有一张六条腿的桌子，住在一所以前活活打死过人的房子里；想到她目前不会跟他一起回家，却留在这里过夜，他就觉得这简直荒唐极了。

“你知道妈妈的脾气……”他说，没有回答她的问话，“依我看来，应当遵守……应当做点什么事，请求她原谅什么的。……”

“然而请求原谅就等于装出我们做了坏事的样子。为了叫妈妈得到安慰，我倒也准备说谎，可是要知道，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知道妈妈的脾气。哎，听天由命吧！”齐娜说着，快活起来，因为最不愉快的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们等它五年或者十年，我们要有耐心，到那时候再看上帝的旨意吧。”

她挽起哥哥的胳膊，当她穿过幽暗的门厅时，她的身子紧贴他的肩膀。

他们走到台阶上。彼得·米海雷奇告辞，骑上马，缓步走去。齐娜和符拉西奇步行送他一程。四下里安静而温暖，弥漫着干草的美妙的香气；天上那些浮云中间，有些星星在明亮地放光。符拉西奇那个历年来目睹过许多惨事的老花园，笼罩在昏暗中，睡熟了；不知什么缘故，人骑着马穿过这个花园，心里就会觉得忧伤。

“我和齐娜今天吃过午饭以后度过一段真正愉快的时光！”符拉西奇说，“我给她朗诵一篇关于移民问题的精彩论文。你该看一遍，老兄！你务必要看一遍！这篇文章写得十分实在！我忍不住写了封信给编辑部，托他们转交作者。我只写了一行：‘我感激您，紧紧地握您诚实的手！’”

彼得·米海雷奇本来想说：“请你不要去管那种跟你不相干的事吧！”可是他没有说出口。

符拉西奇靠着他右边的马镫走，齐娜靠着他左边的马镫走，两人仿佛忘记应该回家去了。天气潮湿，他们离柯尔托维奇的小树林不远了。彼得·米海雷奇感到他们在等他说出一些话来，至于究竟是什么话，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于是他可怜起他们来了，替他们难过得不行。现在他们带着温顺的神情，沉思不语，在马旁边走着，他这才深深地相信他们并不幸福，也不可能幸福。他们的爱情，依他看来，是一种可悲的、无可挽救的错误。他满腔怜悯，又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于是生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了摆脱沉重的怜悯心情，他简直情愿作出任何牺牲。

“我将来要到你们家来住一夜。”他说。

不过，这像是他在作出让步似的，他心里感到不满意。可是，当他们在柯尔托维奇的小树林旁边停下来告别之际，他却向齐娜弯下腰去，碰到她的肩膀，说：

“你，齐娜，是对的。你做得好！”

为了避免多说话，避免哭出来，他就用鞭子抽马，跑进小树林里去了。他钻进幽暗的小树林，回过头来，看见符拉西奇和齐娜正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他迈开大步，她挨近他，踩着急促的、一颠一纵的步子，两个人正在活跃地谈着什么。

“我简直成了老婆婆，”彼得·米海雷奇想，“我原是来解决问题的，可是反而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哎，随它去吧！”

他心头沉重。等到小树林走完，他就让马的脚步放慢，然后在池塘旁边勒住马。他想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马上，想一想。月亮升上来，映在远处的水面上，像是一根红柱子。雷声在什么地方闷闷地响着。彼得·米海雷奇目不转睛地瞧着池水，想象他妹妹的绝望心情，她那痛苦、苍白的脸容，她那双为了把自己的委屈瞒住外人而不流泪的眼睛。他想象日后她会怀孕，想象他母亲会去世，想象葬礼，想象齐娜的凄惨。……那骄傲的、迷信的老太太临了一定会死掉。在他眼前，一幅幅未来的可怕画面在乌黑平滑的水面上升起来，他在那些脸色苍白的女人身影当中看见了他自己，战战兢兢，软弱无能，带着惭愧的脸色。……

池塘右岸，百步开外，立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动也不动：那是人呢，还是高树桩？彼得·米海雷奇想起那个神学校学生，他被人打死以后就是丢在这个池塘里的。

“奥里威尔做事惨无人道，可是话说回来，他好歹总算把问题解决了，我呢，却什么也没解决，反而把问题弄乱了，”他暗想，凝神看着那个幽灵般的黑影，“他按他自己的想法说话和办事，可是我所说和所做的都不是我自己所想的。再说，我所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他往黑影那边走过去，原来那是从前某个建筑物残存下来的一根朽烂的旧柱子。

从小树林里和柯尔托维奇的庄园上飘来铃兰和带蜜的花草的浓香。彼得·米海雷奇在池塘边上走来走去，悲怆地瞧着池水，想起自己的生活，暗自相信到目前为止他所说的和所做的都不是他所想的，别人对他也是如此；因此，如今在他眼里，全部生活就像映着夜晚的天空、纠结着许多水草的池水那样黑。而且他觉得，这是无法补救的。

[1] 上文的齐娜和下文的齐诺琪卡均为齐娜伊达的爱称。

[2] 彼得鲁希卡和下文的彼得鲁沙都是彼得的爱称。

[3] 原文为拉丁语，高等学校的古称。

[4] 果戈理的小说《地精》的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5] 法国所产的一种带水果香气的烈性葡萄酒。

第六病室

一

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幢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幢厢房的屋顶生了锈，烟囱半歪半斜，门前台阶已经朽坏，长满杂草，墙面的灰泥只剩下些斑驳的残迹。这幢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墙朝着田野，厢房和田野之间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隔开。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的房屋才会这样。

要是您不怕被荨麻扎伤，那您就顺着通到厢房的那条羊肠小道走过去，瞧瞧里面在干些什么吧。推开头一道门，我们就走进了前堂。在这儿，沿着墙，靠火炉的旁边，丢着一大堆医院里的破烂东西。褥垫啦，破旧的长袍啦，裤子啦，细蓝条子的衬衫啦，没有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破烂堆在一块儿，揉得很皱，混在一起，正在腐烂，冒出一股闷臭的气味。

看守人尼基达是个年老的退伍兵，衣服上的军章已经褪成棕色。他老是躺在那堆破烂东西上，两排牙齿中间衔着一只烟斗。他的脸相严厉而枯瘦，他的眉毛滋出来，给那张脸添上了草原的看羊狗的神情，他的鼻子发红，身材矮小，虽说长得清瘦，筋脉嶙嶙，可是气派威严，拳头粗大。他是那种心眼简单、说干就干、办事牢靠、脑筋迟钝的人。在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安分守己，因此相信对他们是非打不可的。他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胸，打他们的背，碰到哪儿就打哪儿，相信要是不打人，这地方就要乱了。

随后您就走进一个宽绰的大房间，要是不把前堂算在内的话，整个厢房里就只有这么一个房间。这儿的墙壁涂了一层混浊的淡蓝色灰粉，天花板熏得挺黑，就跟不装烟囱的农舍一样。事情很清楚，这儿到冬天，炉子经常冒烟，房间里净是煤气。窗子的里边钉着一排铁格子，很难看。地板颜色灰白，满是木刺。酸白菜、灯心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放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有些穿着医院的蓝色长袍、按照老派戴着睡帽的男子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这些人都是疯子。

这儿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一个人出身贵族，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顶靠近房门的那个人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唇髭棕红发亮，眼睛沾着泪痕，坐在那儿用手托着头，瞧着一个地方发呆。他一天到晚伤心，摇头，叹气，苦笑。人家讲话，他很少插嘴；人家问他什么话，他也总是不答话。人家给他吃食，他就随手拿起来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痛苦的、喀喀的咳嗽声，他那消瘦，他那脸颊上的红晕看来，他正在开始害肺痨病。

他旁边是一个矮小活泼、十分爱动的老头，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长着跟黑人那样鬈曲的黑头发。白天，他在病室里从这个窗口走到那个窗口，或者坐在床上照土耳其人那样盘着腿。他像灰雀那样不住地打唿哨，轻声唱歌，嘿嘿地笑。到了晚上他也显出孩子气的欢乐和活泼的性格。他从床上起来祷告上帝，那就是，拿拳头捶胸口，用手指头抓门。这是犹太籍傻子莫依谢依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焚毁的时候发了疯。

在第六病室的所有病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允许，可以走出屋子，甚至可以走出院子上街。他享受这个特权已经很久，这大概因为他是医院里的老病人，又是一个安分的、不伤人的傻子，本城的小丑。他在街上给小孩和狗包围着的情景，城里人早已看惯了。他穿着破旧的长袍，戴着可笑的睡帽，穿着拖鞋，有时候光着脚，甚至没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小店的门口站住讨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一点克瓦斯喝，有的给他一点面包吃，有的给他一个小钱，因此他总是吃得饱饱的，满载而归。凡是他带回来的东西，尼基达统统从他身上搜去归自己享用。这个兵干起这种事来很粗暴，怒气冲冲，把犹太人的口袋底都翻出来，而且要上帝做见证，赌咒说他绝不让这个犹太人再上街，说他认为这种不安分守己的事比世界上任何什么事都坏。

莫依谢依卡喜欢帮人的忙。他给同伴们端水，他们睡熟了，他就给他们盖被。他应许每个人说：他从街上回来，一定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小钱，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一把调羹喂他左边的邻居吃东西，那人是一个瘫子。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性质的考虑，而是摹仿他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举动，不知不觉地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大约三十三岁的男子，出身贵族家庭，做过法院的民事执行吏和十二品文官，害着被虐狂。他要么躺在床上，蜷着身子，要么就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仿佛在锻炼身体。他很少坐着。他老是怀着一种朦胧的、不明确的担心，因此总是激动，焦躁，紧张。只要前堂传来一丁点儿沙沙声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就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是不是有人来抓他了？是不是有人在找他？遇到这种时候，他脸上就现出极其不安和憎恶的神情。

我喜欢他这张颧骨很高的宽脸，脸色老是苍白而愁苦，像镜子那样映出一个被挣扎和长期的恐惧苦苦折磨着的灵魂。他这种愁眉苦脸是古怪而病态的，可是深刻纯真的痛苦在他脸上刻下来的细纹，却显出智慧和理性，他的眼睛射出热烈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这个人本身，他殷勤，乐于为人出力，除了对尼基达以外，对一切人都异常体贴。不管谁掉了一个扣子或者一把调羹，他总是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捡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向同伴们道早安，临睡也要向他们道晚安。

除了他经常保持紧张状态并且露出愁眉苦脸以外，他的疯病还有下面的表现。每到傍晚，有时候他把身上的短小的长袍裹一裹紧，周身发抖，牙齿打战，很快地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在床铺之间穿来穿去。看上去，他仿佛在发高烧。从他忽然站住，瞧一眼同伴的样子看来，他分明想说什么很重要的话，可是大概想到他们不会听他讲，也听不懂他的话，就烦躁地摇摇头，仍旧走来走去。然而不久，说话的欲望就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管不住自己，热烈奔放地讲起来。他的话又乱又急，像是梦呓，前言不搭后语，常常叫人听不懂，不过另一方面，不管在话语里也好，声调里也好，都可以使人听出一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一讲话，您就会在他身上看出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的人。他那些疯话是很难写到纸上来的。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讲到时时刻刻使他想起强暴者的麻木残忍的铁窗格。结果他的话就变成由许多古老的，然而还没过时的歌合成的一首凌乱而不连贯的杂曲了。

二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作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伊万的爱称。。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个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竖起大衣的领子，蹚着烂泥，穿过后街和小巷，带着一张执行票到一个小市民家里去收钱。他心绪郁闷，每天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小巷里，他遇见两个戴镣铐的犯人，有四个带枪的兵押着他们走。以前伊万·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见犯人，他们每一次都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别扭的感情，可是这回的相逢却在他心上留下一种特别的奇怪印象。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镣铐，像那样走过泥地，被人押送到监狱里去。他到那个小市民家里去过以后，在回到自己家里去的路上，在邮政局附近碰见一个他认识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并排顺着大街走了几步，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这很可疑。他回到家里，那一整天都没法把那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从脑子里赶出去，一种没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搅得他没法看书，也没法集中脑力思索什么事。到傍晚他没有在自己屋里点上灯，一晚上也睡不着觉，不住地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镣铐，送进监牢里去。他知道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犯法的事，而且能够担保将来也绝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不会偷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偶然在无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吗？而且受人诬陷，最后，还有审判方面的错误，不是也可能发生吗？难怪老百姓的年代久远的经验教导人们：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在眼下这种审判程序下，审判方面的错误很有可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凡是对别人的痛苦有职务上、业务上的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法官既然对人采取敷衍了事、冷酷无情的态度，那么为了剥夺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东西，那就是时间。只要有时间来完成一些法定手续（法官们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后，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线有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的、糟糕的小城里找到正义和保障！再者，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就连想到正义不也可笑吗？

到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起床，满心害怕，额头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的确，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

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这可不会没有来由。那儿，在房子附近，有两个人站着不动，也不言语。为什么他们沉默呢？

从此，伊万·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门口有人一拉铃，一敲门 ，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打唿哨，为了显得满不在乎。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呼气，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因为，要是他睡不着，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这就是了不起的罪证！事实和常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处看，那么被捕也好、监禁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条理地思考，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给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盛。到头来，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出这没有用处，就索性不再考虑，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

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躲开人们。他早先就讨厌他的职务，现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他深怕他会被人蒙骗，上了什么圈套，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类似伪造文书，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动，千变万化过，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名誉。可是另一方面，他对外界的兴趣，特别是对书的兴趣，却明显地淡薄，他的记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园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两个部分腐烂的尸体，一个是老太婆，一个是男孩，都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城里人不谈别的，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没有查明的凶手。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微微笑着，一遇见熟人，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做假的行为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略略想了一阵，就决定处在他的地位，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后来又坐上一夜，和一个白天，实在冷得厉害，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一动也不动地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工人的警察。他悄悄溜出住所，没穿外衣，没戴帽子，满腔害怕，沿着大街飞跑。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风在他耳朵里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正在追他。

人家拦住他，把他送回家，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忧虑地摇摇头，走了，临行对女房东说，他不再来了，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伊万·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也得不到医疗，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着觉，任性胡闹，搅扰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叶菲梅奇下命令，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过了一年，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万·德米特里奇，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

四

伊万·德米特里奇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依谢依卡。他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农民，胖得臃肿，身材差不多滚圆，脸容痴呆，完全缺乏思想的痕迹。这是一个不动的、贪吃的、不爱干净的动物，早就丧失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他那儿经常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达给他收拾脏东西的时候，总是狠命打他，使足力气，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拳头。可怕的还不是他挨打，这是谁都能习惯的；可怕的倒是这个呆钝的动物挨了拳头，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响，也不动一动，眼睛里没有一点表情，光是稍微摇晃几下身子，好比一只沉甸甸的大圆桶。

第六病室里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一个小市民，从前做过邮政局的检信员。这是一个矮小的、相当瘦的金发男子，脸容善良，可又带点调皮。根据他那对聪明镇静的眼睛闪着明亮快活的光芒来判断，他很有心计，心里有一桩很重大的、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和褥子底下藏着点东西，从来不拿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家抢去或者偷走，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对着同伴，把一个什么东西戴在胸口上，低下头看它。要是你在这样的时候走到他面前去，他就慌里慌张，赶紧从胸口扯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不过要猜破他的秘密，却也不难。

“请您跟我道喜吧，”他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由他们呈请授予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等勋章了。带星的二等勋章是只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微笑着说，迷惑的耸耸肩膀，“是啊，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类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声明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还会得着什么勋章吗？”原先的检信员接着说，调皮地眯细眼睛，“我一定会得着瑞典的‘北极星’。为了那样的勋章，真值得费点心思呢。那是一个白十字，有一条黑丝带。那是很漂亮的。”

大概别处任什么地方的生活都不及这所厢房里这样单调。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民以外，病人都到前堂去，在一个大木桶那儿洗脸，用长袍的底襟擦脸。这以后他们就用带把的白铁杯子喝茶，这茶是尼基达从医院主楼拿来的。每人只许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麦糊，晚上吃中午剩下来的麦糊。空闲的时候，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天天这样。甚至原先的检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第六病室里很难见到新人。医师早已不收疯人了。再者，世界上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总是很少的。每过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就到这个厢房里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达怎样帮他的忙，这个醉醺醺、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光临的时候病人怎样大乱，我就不愿意再描写了。

除了理发师以外，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一看这个厢房。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

不过近来，医院主楼里却在散布一种相当奇怪的流言。

风传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从某一点来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十分信神，准备干教士的行业。一八六三年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有心进一个宗教学院，可是他父亲，一个内外科的医师，似乎刻薄地挖苦他，干脆声明说，要是他去做教士，就不认他做儿子。这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回承认他对医学或者一般的专门科学素来不怎么爱好。

不管怎样，总之，他在医科毕业以后，并没出家做教士。他并不显得特别信教，他现在跟初作医师时候一样，不像是宗教界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跟农民一样。他的脸相、胡子、平顺的头发、又壮又笨的体格，都叫人联想到大道边上小饭铺里那种吃得挺胖、喝酒太多、脾气很凶的老板。他那严厉的脸上布满细小的青筋，他眼睛小，鼻子红。他身材高，肩膀宽，因而手脚也大，仿佛一拳打出去准能制人死命似的。可是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那讲话声音，出人意外，并不粗，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不大的瘤子，使他没法穿浆硬的衣领，因此他老是穿软麻布或者棉布的衬衫。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总是到犹太人的铺子这种铺子里的东西价钱便宜。里去买，经他穿在身上以后，就跟旧衣服一样又旧又皱。他看病也好，吃饭也好，拜客也好，总是穿着那套衣服，可是这倒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对自己的仪表全不在意。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这个城里来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形糟极了。病室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说这地方没法住，因为蟑螂、臭虫、耗子太多。外科病室里丹毒从没绝迹过。整个医院里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似乎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形，城里人是十分清楚的，甚至把它说得言过其实，可是大家对待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人还辩白说躺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拿松鸡来给他们吃啊！还有人辩白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单靠这个小城本身是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好医院的，谢天谢地，这个医院即使差一点，可是总算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在城里也好，在城郊也好，根本没有开办诊疗所，推托说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再说，人们既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就会化为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人世间没有一种好东西在起源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

等到安德烈·叶菲梅奇上任办事以后，他对那种乱七八糟的情形分明相当冷淡。他只要求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在病房里过夜，购置了装满两个柜子的外科器械。至于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外科的丹毒等，仍旧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心来维护自己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一句“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个拿来”是很困难的；他要吃东西的时候，总是迟疑地嗽一嗽喉咙，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至于吩咐总务处长别再偷东西，或者赶走他，再不然干脆取消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他是根本没有力量办到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每逢遭到欺骗或者受到奉承，或者看到一份他分明知道是假造的账单送来请他签署的时候，他就把脸涨得跟龙虾一样红，觉着于心有愧，不过还是签了字。每逢病人向他抱怨说他们在挨饿，或者责怪助理护士粗暴，他就发窘，惭愧地嘟哝道：

“好，好，以后我来调查一下……多半这是出了什么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得很勤快。他每天从早晨起到吃午饭的时候止一直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工作用心，诊断很灵，特别是妇科病和小儿科病。可是日子一长，因为这工作单调无味而且显然无益，他分明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瞧，加到三十五个了，后天又加到四十个，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城里的死亡率并没减低，病人仍旧不断地来。从早晨起到吃午饭为止要对四十个门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那是体力上办不到的，因此这就不能不成为骗局。一年接诊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如果简单地想一想，那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讲到把病重的人送进病房，照科学的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倒是有，科学却没有。要是他丢开哲学，照别的医生那样一板一眼地依规则办事，那么首先，顶要紧的事情就是消除肮脏，改成干净和通风，取消臭烘烘的酸白菜汤，改成有益健康的营养食品，取消盗贼，改用好的助手。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注定的结局，那又何必拦着他死呢？要是一个小商人或者文官多活个五年十载，那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认为医疗的目的在于借药品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第一，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精神完美的境界；第二，人类要是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来减轻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两种东西里，人们不但找到了逃避各种烦恼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受到极大的痛苦，可怜的海涅躺在床上瘫了好几年，那么其余的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玛特辽娜·萨维希娜也好，生点病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再要没有痛苦，就会完全空虚，跟阿米巴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给这类想法压垮，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到医院里去了。

六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是痛苦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脸蛋很肥，洗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医师精通医术，因为医师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诊室的墙角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歌。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手提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香烟，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间很少，因此诊病工作就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像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做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作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

七

安德烈·叶菲梅奇送走朋友以后，就在桌旁坐下，又开始看书。傍晚的宁静以及后来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响声来干扰。时间也仿佛停住，跟医师一块儿呆呆地看书，好像除了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以外什么也不存在似的。医师那粗俗的、农民样的脸渐渐放光，在人的智慧的活动面前现出感动而入迷的笑容。“啊，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呢？”他想。为什么人要有脑中枢和脑室，为什么人要有视力、说话能力、自觉能力、天才呢？这些不都是注定了要埋进土里，到头来跟地壳一同冷却，然后在几百万年中间随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吗？只为了叫人变凉，然后去旋转，那根本用不着把人以及人的高尚的、近似神的智慧从虚无中拉出来，然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再把他变成泥土。

这是新陈代谢！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自然界所发生的这种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要低劣，因为，不管怎样，愚蠢总还含得有知觉和意志，在那种过程里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在死亡面前恐惧多于尊严的懦夫才会安慰自己说：他的尸体迟早会长成青草，长成石头，长成癞蛤蟆的……在新陈代谢中见到不朽是奇怪的，就像一个宝贵的提琴砸碎，没用了以后却预言装提琴的盒子会有灿烂的前途一样。

每逢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身子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为的是思索一会儿。他在刚从书上读到的优美思想的影响下，不由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看一眼。过去是可憎的，还是不想为妙。可是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如今正当他的思想随同凉下去的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时候，在那跟医师住宅并排的大房子里，人们却在疾病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中受苦，有的人也许没睡觉，正在跟虫子打仗，有的人正在受着丹毒的传染，或者因为绷带扎得太紧而呻吟。也许病人在跟助理护士打牌，喝酒。每年有一万二千个人受到欺骗，全部医院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污秽、毁谤、徇私上面，建立在草率的庸医骗术上面。医院仍旧是个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他知道尼基达在那安着铁窗子的第六病室里殴打病人，也知道莫依谢依卡每天到城里走来走去讨饭。

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二十五年当中医学起了神话样的变化。当初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觉着医学不久就会遭到炼金术和玄学同样的命运。可是如今每逢他晚上看书，医学却感动他，引得他惊奇，甚至入迷。真的，多么意想不到的辉煌，什么样的革命啊！由于有了防腐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1]认为就连in spe[2]都不能做的手术，现在也能做了。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师都敢于做截除膝关节的手术。一百例腹腔切开术当中只有一例造成死亡。讲到结石病，那已经被人看做小事，甚至没人为它写文章了。梅毒已经能够根本治疗。另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术、巴斯德[3]与科赫[4]的发现、以统计做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局医师的工作！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和医疗法，跟过去相比，成了十足的厄尔布鲁士[5]。现在不再往疯子的头上泼冷水，也不再给他们穿紧身衣了，人们用人道态度对待疯子，据报纸上说甚至为他们开舞会，演剧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就现代的眼光和水平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糟糕的东西也许只有在离铁路线两百俄里远的小城中才会出现，在那样的小城里市长和所有的市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把医生看做术士，即使医生要把烧熔的锡灌进他们的嘴里去，也得相信他，不加一点批评，换了在别的地方，社会人士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6]捣得稀烂了。

“可是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有防腐方法也罢，有科赫也罢，有巴斯德也罢，可是事情的实质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患病率和死亡率仍旧一样。他们给疯子开舞会，演戏，可是仍旧不准疯子自由行动。可见这都是胡扯和瞎忙，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而悲哀和一种近似嫉妒的感觉却不容他漠不关心。这大概是由于疲劳的缘故吧。他那沉甸甸的头向书本垂下去，他就用两只手托住脸，使它舒服一点，暗想道：

“我在做有害的事。我从人们手里领了薪水，却欺骗他们。我不正直。不过，话要说回来，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一个人了。”

等到时钟敲了三下，他就吹熄灯，走进寝室。他并没有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表示慷慨，议决每年拨出三百卢布作为补助金，供城中医院作扩充医务人员用，直到将来地方自治局的医院开办为止。县医师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霍博托夫也应邀进城来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没到三十岁。他身量高，头发黑，颧骨高，眼睛小。他的祖先多半是异族人。他来到本城的时候，一个钱也没有，只有一个又小又破的手提箱，还带着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管她叫厨娘。这女人有个要喂奶的孩子。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平时脚穿高筒皮靴，戴一顶硬帽檐的大沿帽，冬天穿一件短羊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主任交成了好朋友，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却把别的职员叫做贵族，而且躲着他们。他的整个住宅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7]。他去看病人，总要随身带着这本小书。一到傍晚他就到俱乐部去打台球，他不喜欢打牌。他在谈话中很喜欢用这类字眼：“无聊之至”，“废话连篇”，“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个星期到医院里来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完全不用消毒方法，放血用拔血罐，这些都使他愤慨，可是他也没有运用新方法，怕的是这样会得罪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他的同行安德烈·叶菲梅奇看做老滑头，疑心他有很多的钱，私下里嫉妒他。他恨不得占据到他的职位才好。

九

那是春天，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积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啼叫了。一天黄昏，医师送他的朋友邮政局长走到大门口。正巧这当儿犹太人莫依谢依卡带着战利品回来，走进院子里。他没戴帽子，一双光脚上套着低腰雨鞋，手里拿着一小包人家施舍的东西。

“给我一个小钱！”他对医师说，微微笑着，冷得直哆嗦。

安德烈·叶菲梅奇素来不肯回绝别人的要求，就给他一个十戈比的银币。

“这多么糟，”他瞧着犹太人的光脚和又红又瘦的足踝，暗想，“瞧，脚都湿了。”

这在他心里激起一种又像是怜悯又像是厌恶的感情，他就跟在犹太人的身后，时而看一看他的秃顶，时而看一看他的足踝，走进了那幢厢房。医师一进去，尼基达就从那堆破烂东西上跳下来，立正行礼。

“你好，尼基达，”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发一双靴子给那个犹太人穿才好，不然他就要着凉了。”

“是，老爷。我去报告总务处长。”

“劳驾。你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好了。就说是我请他这么办的。”

从前堂通到病室的门敞开着。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惊慌地听着不熟悉的声音，忽然认出了来人是医师。他气得周身发抖，从床上跳下来，脸色气愤、发红，眼睛爆出来，跑到病室中央。

“大夫来了！”他喊一声，哈哈大笑，“到底来了！诸位先生，我给你们道喜。大夫赏光，到我们这儿来了！该死的败类！”他尖声叫着，带着以前病室里从没见过的暴怒，跺一下脚，“打死这个败类！不，打死还嫌便宜了他！把他淹死在粪坑里！”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见这话，就从前堂探进头去，向病室里看，温和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嚷道，带着威胁的神情走到他面前，急忙把身上的长袍裹紧一点，“为什么？你是贼！”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像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

“请您消一消气，”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抱愧地微笑着，“我跟您担保我从没偷过什么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大大地过火了。我看得出来您在生我的气。我求您，消一消气，要是可能的话，请您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那么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有病。”

“不错，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十成百的疯子都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因为您糊涂得分不清疯子跟健康的人。那么，为什么我跟这些不幸的人必得像替罪羊似的替大家关在这儿？您、医士、总务处长、所有你们这医院里的混蛋，在道德方面不知比我们每个人要低下多少，那为什么关在这儿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道理在哪儿？”

“这跟道德和道理全不相干。一切都要看机会。谁要是关在这儿，谁就只好待在这儿。谁要是没关起来，谁就可以走来走去，就是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人，这是既说不上道德，也讲不出道理来的，只不过是刚好机会凑巧罢了。”

“这种废话我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用闷闷的声调说，在自己床上坐下来。

尼基达不敢当着医师的面搜莫依谢依卡。莫依谢依卡就把一块块面包、纸片、小骨头摊在他自己的床上。他仍旧冻得打哆嗦，用犹太话讲起来，声音像唱歌，说得很急。他多半幻想自己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吧。”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嗓音发颤。

“我办不到。”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请您想想看，就算我放您出去了，那于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试试看。城里人或者警察会抓住您，送回来的。”

“不错，不错，这倒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用手心擦着脑门，“这真可怕！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调、他那年轻聪明的容貌和那种愁苦的脸相。他有心对这年轻人亲热点，安慰他一下。他就在床边挨着他坐下，想了一想，开口说：

“您问我该怎么办。处在您的地位，顶好是从这儿逃出去。然而可惜，这没用处。您会被人捉住。社会在防范罪人、神经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干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对任什么人都没有必要的。”

“只要有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关在里面才成。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您等着吧，到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绝迹的时候，也就不会再有窗上的铁格，不会再有这种长袍了。当然，那个时代是早晚要来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冷笑。

“您说起笑话来了，”他说，眯细了眼睛，“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达之流的老爷们跟未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不过您放心就是，先生，美好的时代总要来的！让我用俗话来表一表我的看法，您要笑就尽管笑好了：新生活的黎明会放光，真理会胜利，那时候节日会来到我们街上！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会死掉，不过总有别人的曾孙会等到的。我用我整个灵魂向他们欢呼，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啊！求主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站起来，向窗子那边伸出手去，继续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从这铁格窗里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要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举动像是演戏，不过他也还是很喜欢，“将来，监狱和疯人院都不会有，真理会像您所说的那样胜利，不过要知道，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自然界的规律也仍旧一样。人们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害病，衰老，死掉。不管将来会有多么壮丽的黎明照亮您的生活，可是您到头来还是会躺进棺材，钉上钉子，扔到墓穴里去。”

“那么，长生不死呢？”

“唉，算了吧！”

“您不相信，可是我呢，却相信。不知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法国作家伏尔泰（1694—1778）在《致关于三个冒充者的新书的作者》中说：“如果不存在上帝，就该臆造一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引用了上述的话，并且增补了一句：而且确实，人类臆造出上帝来了。——俄文本编者注的一本书里，有一个人物说：要是没有上帝，人就得臆造出一个来。我深深地相信：要是没有长生不死，伟大的人类智慧早晚也会把它发明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微笑着，“您有信心，这是好事。人有了这样的信心，哪怕幽禁在四堵墙当中，也能生活得很快乐。您以前大概在哪儿念过书吧？”

“对了，我在大学里念过书，可是没有毕业。”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随便什么环境里，您都能保持内心的平静。那种极力要理解生活的、自由而深刻的思索，那种对人间无谓纷扰的十足蔑视，这是两种幸福，比这更高的幸福人类还从来没有领略过。您哪怕生活在三道铁栅栏里，却仍旧能够享受这种幸福。第奥根尼第奥根尼（公元前约400—前约325），古希腊哲学家。关于他的生活，有很多传说保留下来。人们断言第奥根尼由于是禁欲主义的信徒而住在木桶里。据传说，这个哲学家大白天举着灯找有权利称为人的人。——俄文本编者注住在一个桶子里，可是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那个第奥根尼是傻瓜，”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跟我提什么第奥根尼，说什么理解生活？”他忽然生气了，跳起来叫道，“我爱生活，热烈地爱生活！我害被虐狂，心里经常有一种痛苦的恐惧。不过有时候我充满生活的渴望，一到那种时候我就害怕自己会发疯。我非常想生活，非常想！”

他激动得在病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压低了嗓音说：

“每逢我幻想起来，我脑子里就生出种种幻觉。有些人走到我跟前来了，我听见说话声和音乐声了，我觉得我好像在一个树林里漫步，或者沿海边走着，我那么热烈地渴望着纷扰，渴望着奔忙……那么，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外头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情形呢，还是一般的情形？”

“哦，先跟我讲一讲城里的情形，再讲一般的情形吧。”

“好吧。城里乏味得难受……你找不着一个人来谈天，也找不着一个人可以让你听他谈话。至于新人是没有的。不过最近倒是来了一个姓霍博托夫的年轻医师。”

“居然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粗俗吗？”

“对了，他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您知道，说来奇怪……凭各种征象看来，我们的大城里并没有智力停滞的情形，那儿挺活跃，可见那边一定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回他们派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些看不上眼的人。这真是个不幸的城！”

“是的，这是个不幸的城！”伊万·德米特里奇叹道，他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人家在报纸和杂志上写了些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暗下来了。医师站起来，立在那儿，开始叙述国内外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潮流。伊万·德米特里奇专心听着，提出些问题，可是忽然间，仿佛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师。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躲开我！”

“这是为什么？”

“我跟您说：躲开我！干吗一股劲儿地追问？”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一耸肩膀，叹口气，出去了。他走过前堂的时候说：

“把这儿打扫一下才好，尼基达……气味难闻得很！”

“是，老爷。”

“这个年轻人多么招人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一面走回自己的寓所，一面想，“从我在此地住下起，这些年来他好像还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个能够谈一谈的人。他善于思考，他所关心的也正是应该关心的事。”

这以后，他看书也好，后来上床睡觉也好，总是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晨他一醒，就想起昨天他认识了一个头脑聪明、很有趣味的人，决定一有机会就再去看他一趟。

十

伊万·德米特里奇仍旧照昨天那种姿势躺着，双手抱住头，腿缩起来。他的脸却看不见。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把嘴埋在枕头里说，“第二，您白忙了，您休想再听见我说一个字。”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狼狈地嘟哝着，“昨天我们谈得挺和气，可是忽然间不知什么缘故，您怄气了，一下子什么也不肯谈了……大概总是我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再不然也许说了些不合您的信念的想法……”

“是啊，居然要我来相信您的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欠起身来，带着讥讽和惊慌的神情瞧着医师。他的眼睛发红，“您尽可以上别处去侦察，探访，可是您在这儿没什么事可做。我昨天就已经明白您为什么上这儿来了。”

“古怪的想法！”医师笑着说，“那么您当我是密探吗？”

“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密探也好，大夫也好，反正是奉命来探访我的，这总归是一样。”

“唉，真的，原谅我说句实话，您可真是个……怪人啊！”

医师在床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不过，姑且假定您的话不错吧，”他说，“就算我在阴险地套出您的什么话来，好把您告到警察局去。于是您被捕，然后受审。可是您在法庭上和监狱里难道会比待在这儿更糟吗？就算您被判终身流放，甚至服苦役刑，难道这会比关在这个厢房里还要糟吗？我觉得那也不见得更糟……那么您有什么可怕的呢？”

这些话分明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这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这种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总是在自己家中各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希卡问他到了喝啤酒的时候没有。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吃完饭出来蹓跶蹓跶，顺便走进来看看您，正像您看到的那样，”医师说，“外面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万·德米特里奇问。

“是的，三月尾。”

“外面很烂吗？”

“不，不很烂。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眼下要是能坐上一辆四轮马车到城外什么地方去走一趟，倒挺不错，”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揉揉他的红眼睛，好像半睡半醒似的，“然后回到家里，走进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请一位好大夫来治一治头痛……我已经好久没有照普通人那样生活过了。这儿糟透了！糟得叫人受不了！”

经过昨天的兴奋以后，他累了，无精打采，讲话不大起劲。他的手指头发抖，从他的脸相看得出他头痛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什么差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恬静和满足并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普通人从身外之物，那就是说从马车和书房，寻求好的或者坏的东西，可是有思想的人却在自己内心寻找那些东西。”

“请您到希腊去宣传那种哲学吧。那边天气暖和，空中满是酸橙的香气，这儿的气候却跟这种哲学配不上。我跟谁谈起第奥根尼来着？大概就是跟您吧？”

“对了，昨天跟我谈过。”

“第奥根尼用不着书房或者温暖的住处，那边没有这些东西也已经够热了。只要睡在桶子里，吃吃橙子和橄榄就成了。可是如果他有机会到俄罗斯来生活，那他慢说在十二月，就是在五月里也会要求住到屋里去。他准会冻得缩成一团呢。”

“不然。寒冷如同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痛苦一样，人能够全不觉得。马可·奥勒留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帝国皇帝，是斯多葛派最后的一个大哲学家。说：‘痛苦是一种生动的痛苦概念：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个概念，丢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灭了。’在契诃夫故乡塔干罗格的契诃夫私人图书馆里保存着《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皇帝关于对自己重要的事物的思考》一书，上有契诃夫的很多批注。此处的一段话即引自该书。——俄文本编者注这话说得中肯。大圣大贤，或者只要是有思想、爱思索的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蔑视痛苦，他们永远心满意足，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

“那么我就是呆子了，因为我痛苦，不满足，对人的卑劣感到惊讶。”

“您这话说错了。只要您多想一想，您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渺小。人得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皱起眉头，“什么外在，内在的……对不起，我实在不懂。我只知道，”他说，站起来，怒冲冲地瞧着医师，“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把我创造出来的，对了，先生！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这个有机体越低下，它的敏感程度也越差，对刺激的反应也就越弱。机体越高级，也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也就越有力。这点道理您怎么会不懂？您是医师，却不懂这些小事！为要蔑视痛苦，永远知足，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人得先落到这种地步才成，”伊万·德米特里奇就指了指肥胖的、满身是脂肪的农民说，“要不然，人就得在苦难中把自己磨练得麻木不仁，对苦难失去一切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生活才成。对不起，我不是大圣大贤，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接着说，“那些道理我一点也不懂。我也不善于讲道理。”

“刚好相反，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

“您摹仿的斯多葛派自公元前四世纪起在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兴起的一个哲学派别，鼓吹人完全听从命运的宿命论观点。，是些了不起的人，可是他们的学说远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停滞不前，一步也没向前迈进，将来也不会前进，因为那种学说不切实际，不合生活。那种学说只在那些终生终世致力于研究和赏玩各种学说的少数人当中才会得到成功，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懂。任何鼓吹对富裕冷淡、对生活的舒适冷淡、对痛苦和死亡加以蔑视的学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是完全没法理解的，因为这大部分人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富裕，也从没享受过生活的舒适。对他们来说，蔑视痛苦就等于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损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不外乎这些感觉。人也许会觉得生活苦恼，也许会痛恨这种生活，可是绝不会蔑视它。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绝不会有前途。从开天辟地起一直到今天，您看得明白，不断进展着的是奋斗、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失去思路，停住口，烦躁地揉着额头。

“我本来想说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的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我想说的是这个：有一个斯多葛派为了给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那么，您看，这意思是说，就连斯多葛派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人要做出这种舍己救人的慷慨行为，就得有一个能够同情和愤慨的灵魂才成。眼下，我关在这个监狱里，已经把以前所学的东西忘光了，要不然我还能想起一点别的事情。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是哭泣，微笑，忧愁，生气，甚至难过。他并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痛苦，他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杯子离开他。”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六节。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去。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自己的内心，”他说，“就算人得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也不感到惊讶。可是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鼓吹这些呢？您是圣贤？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人人都应当鼓吹这道理，因为这是入情入理的。”

“不，我要知道您凭什么自以为有资格谈理解生活，谈蔑视痛苦等等？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懂得什么叫做痛苦？容我问一句，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厌恶体罚的。”

“我父亲却死命地打过我。我父亲是个很凶的、害痔疮的文官，鼻子挺长，脖子发黄。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您。您有生以来从没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过您，打过您，您结实得跟牛一样。您在您父亲的翅膀底下长大成人，用他的钱求学，后来一下子就谋到了这个俸禄很高而又清闲的差使。您有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不做一点事也不要紧。您本性是一个疲沓的懒汉，因此您把您的生活极力安排得不让任什么事来打搅您，不让任什么事来惊动您，免得您动一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跟别的坏蛋去办。您自己呢，找个温暖而又清静的地方坐着，攒钱，看书，为了消遣而思索各种高尚的无聊问题，而且，”说到这儿，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师的红鼻子，“喝酒。总之，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出头打抱不平呢？让他去打好了，反正他俩早晚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在打人这件事上所污辱的倒不是挨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而又不像样子的，可是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不喝酒的结果也是死。一个农妇来找您，她牙痛……哼，那有什么要紧？痛苦只不过是痛苦的概念罢了。再说，人生在世免不了灾病，大家都要死的，因此，娘儿们，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索和喝酒。一个青年来请教：他该怎样做，怎样生活才对。换了别人，在答话以前总要好好想一想，可是您的回答却是现成的：努力去理解啊，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啊。可是那个荒唐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当然，回答是没有的。在这儿，我们关在铁格子里面，长期幽禁，受尽折磨，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室跟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别。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着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托钵僧指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的被人目为圣者的沿街乞讨者。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对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用房门把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您恐怕就要扯着嗓门大叫起来了！”

“可是也许我并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温和地笑笑。

“对，当然！瞧着吧，要是您一下子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和蛮横的家伙利用他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场，而且您知道他侮辱了您仍旧可以逍遥法外，哼，到那时候您才会明白您叫别人去理解和寻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这话很有独到之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愉快地笑起来，搓着手，“您那种对于概括的爱好使我感到愉快的震动。多承您刚才把我的性格勾勒一番，简直精彩得很。我得承认，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好，我已经听完您的话，现在要请您费心听我说一说了……”

十一

这次谈话接下去又进行了一个多钟头，分明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天天到这个厢房里来。他早晨去，吃过午饭后也去，到了天近黄昏，他往往仍旧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交谈。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点拘束，疑惑他存心不良，就公开表示自己的敌意，可是后来他跟他处熟了，他那声色俱厉的态度就换成了鄙夷讥诮的态度。

不久医院里传遍一种流言，说是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开始常到第六病室去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好，尼基达也好，助理护士也好，谁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到那儿去，为什么在那儿一连坐上好几个钟头，到底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动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常常发现他不在家，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达留希卡也很心慌，因为现在医师不按一定的时候喝啤酒，有时候连吃饭都耽误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在六月末尾，霍博托夫医师去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商量点事。他发现医师没有在家，就到院子里去找他。在那儿有人告诉他，说老医师到精神病人那儿去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在前堂里站住，听见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拢，您休想叫我改信您那种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愤地说，“您完全不熟悉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反而像蚂蝗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着，我呢，从生下来那天起直到今天却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老实对您说，我认为在各方面我都比您高明，比您有资格。您不配教导我。”

“我根本没有存心叫您改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惋惜对方不肯了解他的心意，“问题不在这儿，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受过。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不谈这些，不去管它吧。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我的朋友，要是您知道我是多么厌恶那种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的时候是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有头脑的人，我觉得跟您相处很快活。”

霍博托夫推开一点门缝儿，往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跟安德烈·叶菲梅奇医师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愁眉苦脸，打哆嗦，颤巍巍地裹紧身上的长袍。医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低垂着，脸色发红，显得凄苦而悲伤。霍博托夫耸一耸肩膀，冷笑一声，跟尼基达互相看一眼。尼基达也耸一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块儿到厢房里来。两个人站在前堂里偷听。

“咱们的老大爷似乎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走出厢房时候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道，小心地绕过泥塘，免得弄脏他那双擦得很亮的靴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着会出这样的事了！”

十二

这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往常他总是喜欢在医院花园里碰见总务处长的女儿玛霞小姑娘，可是现在每逢他带着笑容向她跟前走过去，想摩挲一下她的小脑袋，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她却躲开他，跑掉了。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讲话，也不再说“完全对”，却莫名其妙地慌张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带着悲伤的、深思的神情瞧他。不知什么缘故，他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劝的时候并不直截了当地说，只是用了种种暗示，先对他讲起一个营长，那是一个极好的人，然后谈到团里的神甫，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俩怎样贪酒，害了病，可是戒掉酒以后，病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来看过他两三回，也劝他戒酒，而且无缘无故地劝他服用溴化钾一种医治神经的镇静剂。。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一封信，说是有很要紧的事请他去谈一谈。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市政厅，发现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胖胖的、头发金黄的先生，经过介绍，原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姓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上，现在凑巧路过这个城。

“这儿有一份申请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等到大家互相招呼过，围着桌子坐下来以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刚才在这儿对我们说起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当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问题，要搬也可以搬，可是主要问题在于厢房需要修理了。”

“对了，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比方说，要是把院子角上那个厢房布置出来，改作药房的话，我想至少要用五百卢布。这是一笔不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十年前我已经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下去，“照现在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个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种超过了它负担能力的奢侈品。这个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筑起来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跟现在不同。这个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方面花的钱太多了。我想，换一个办法就可以用同样多的钱来维持两个模范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吧！”市参议员活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地方自治局办理。”

“对，您要是把钱移交地方自治局，他们就会把它贪污了事。”头发金黄的医师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道，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暗淡无光的眼睛瞧着金黄头发的医师说：

“我们得公道才对。”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茶端上来了。不知什么缘故，军事长官很窘，就隔着桌子碰了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个修士：您既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班人来往一定觉着没意思。”

大家谈起一个正派人住在这个城里多么无聊。没有剧院，没有音乐，俱乐部最近开过一次跳舞晚会，女人倒来了二十个上下，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男子不跳舞，却一直聚在小卖部附近，或者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抬起眼睛瞧任何人，低声慢慢讲起来，说到城里人把他们生命的精力、他们的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造谣上，不善于，也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方面，不肯享受智慧所提供的快乐，这真是可惜，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有趣味，才值得注意，至于别的一切东西，那都是卑贱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专心地听他的同事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月几号？”

霍博托夫听到回答以后，就和金黄头发的医师用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盘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当中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他有病，不过他是一个有趣味的年轻人。”

此外他们没有再问他别的话。

他在前厅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肩膀上，叹口气说：

“现在我们这些老头子到退休的时候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才明白过来，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察他的智力的委员会。他回想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涨红了脸，而且现在，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生平第一回沉痛地为医学惋惜。

“我的上帝啊，”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生平第一回感到受了侮辱，生气了。

当天傍晚，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看他。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打招呼，径直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用激动的声调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真诚的好意，把我看做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讲话，仍旧激动地接着说下去，“我因为您有教养，您心灵高尚而喜爱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章的限制，不能对您说真话，可是我要像军人那样实话实说：您的身体不大好！请您原谅我，我亲爱的，不过这是实情，您四周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医师刚才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务必要休养一下，散散心才成。完全对！好极了！过几天我就要度假日，出外去换一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走！仍照往日那样，我们一块儿走。”

“我觉得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一想，说，“我不能走。请您容许我用别的办法来向您表明我的友情。”

丢开书本，丢开达留希卡，丢开啤酒，一下子打破已经建立了二十年的生活秩序，出外走一趟，既不知道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种想法一开头就使他觉着又荒唐又离奇。可是他想起了市政厅里的那番谈话，想起了他从市政厅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经历到的沉重心情，那么认为暂时离开这个城，躲开那些把他看做疯子的蠢人，倒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究竟打算到哪儿去呢？”他问。

“到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去……在华沙，我消磨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个年头。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城啊！去吧，我亲爱的！”

十三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建议，要他休养一下，也就是说要他提出辞呈，他满不在乎地照着做了。再过一个星期，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和他坐上一辆邮车，到就近的火车站去了。天气凉快，晴朗，天空蔚蓝，远处风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离火车站有两百俄里远，坐马车走了两天，在路上住了两夜。每逢在驿站上他们喝的茶用没有洗干净的杯子盛来，或者车夫套马车费的时间久了一点，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紫了脸，周身打抖，嚷道：“闭嘴！不准强辩！”一坐上马车，他就一会儿也不停地说话，讲起他当初在高加索和波兰帝国旅行的情形。他有过多少奇遇，有过什么样的遭际啊！他讲得很响，同时还惊奇地瞪起眼睛，弄得听的人以为他是在说谎。再者，他一面说话，一面对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喷气，对着他的耳朵哈哈大笑。这弄得医师很别扭，妨碍他思考，不容他聚精会神地思索。

为了省钱，他们在火车上乘三等车，坐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车厢里。有一半的乘客是上等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不久就跟所有的人认识了，从这个座位换到那个座位，大声地说他们大不该在这样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是骗人上当！如果骑一匹好马赶路，那就大不相同：一天走一百俄里的路，赶完了路还精神抖擞，身强力壮。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宾斯克沼泽地带排干了水。总之，什么事都乱七八糟。他兴奋起来，讲得很响，不容别人开口。这种夹杂大声哄笑和指手划脚的不停的扯淡，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疲劳。

“我们这两个人当中究竟谁是疯子呢？”他懊恼地想，“究竟是我这个极力不惊吵乘客的人呢，还是这个自以为比大家都聪明有趣，因此不容人消停的利己主义者？”

在莫斯科，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衣和镶着红丝绦的裤子。他一上街就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兵士们见着他都立正行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觉得这个人把原来所有的贵族气派中的一切优点都丢掉，只留下了劣点。他喜欢有人伺候他，哪怕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一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自己也看见了，却对仆役嚷叫，要他拿火柴来。有女仆在场，他却只穿着衬里衣裤走来走去，并不觉着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也一律称呼“你”意谓有礼貌的人对仆人应该称呼“您”。，遇到他生了气，就骂他们是傻瓜和蠢货。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是老爷派头，可是恶劣得很。

首先，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领他的朋友到伊文尔斯卡雅教堂去。他热心地祷告，叩头，流泪，完事以后，深深地叹口气说：

“即使人不信神，可是祷告一下，心里也好像踏实点。吻圣像吧，我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窘，吻了吻圣像，同时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努起嘴唇，摇头，小声祷告，眼泪又涌上了眼眶。随后，他们到克里姆林宫去，观看皇家的炮和皇家的钟，甚至伸出手指头去摸一摸。他们欣赏莫斯科河对面的风景，游览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把菜单看了很久，摩挲着络腮胡子，用一种素来觉得到了饭店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的美食家的口气对仆役说：

“我们倒要瞧瞧今天你们拿什么菜来给我们吃，天使！”

十四

医师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吃啊喝的，可是他只有一种感觉：恼恨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他一心想离开他的朋友休息一下，躲着他，藏起来，可是那位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不放医师离开身边一步，尽量为他想出种种消遣办法。到了没有东西可看的时候，他就用谈天来给他解闷儿。安德烈·叶菲梅奇一连隐忍了两天，可是到第三天他就向朋友声明他病了，想留在家里待一整天。他的朋友回答说，既是这样，那他也不出去。实在，也该休息一下了，要不然两条腿都要跑断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靠背，咬紧牙齿，听他朋友热烈地向他肯定说：法国早晚一定会打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骗子，单凭马的外貌绝看不出马的长处。医师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心卜卜地跳，可是出于客气，又不便请他的朋友走开或者住口。幸亏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觉着坐在旅馆房间里闷得慌，饭后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让自己沉湎于休息的感觉里。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知道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是多么痛快啊！没有孤独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弃上帝，大概就因为他一心想孤独吧，而天使们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打算想一想近几天来他看见了些什么，听见了些什么，可是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却不肯离开他的脑海。

“话说回来，他度假日，跟我一块儿出来旅行，还是出于友情，出于慷慨呢，”医师烦恼地想，“再也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事了。本来他倒好像是个好心的、慷慨的、快活的人，不料是个无聊的家伙。无聊得叫人受不了。有些人就是这样，平素说的都是聪明话，好话，可是人总觉得他们是愚蠢的人。”

这以后一连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声明他生病了，不肯走出旅馆的房间。他躺着，用脸对着长沙发的靠背，遇到他的朋友用谈话来给他解闷儿，他总是厌烦。遇到他的朋友不在，他就养神。他生自己的气，因为他跑出来旅行，他还生他朋友的气，因为他一天天地变得贫嘴，放肆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的思想提到严肃高尚的方面去。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所说的现实生活了，它把我折磨得好苦，”他想，气恼自己这样小题大做，“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将来我总要回家去，一切就会跟先前一样了……”

到了彼得堡，局面仍旧是那样。他一连好几天不走出旅馆的房间，老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为了喝啤酒才起来一下。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时时刻刻急着要到华沙去。

“我亲爱的，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您一个人去，让我回家好了！我求求您了！”

“那可无论如何也不成！”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个了不起的城。在那儿，我消磨过我一生中顶幸福的五个年头呢！”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勉强到华沙去了。到了那儿，他没有走出过旅馆的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仆役的气，这些仆役固执地不肯听懂俄国话。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呢，照常健康快活，精神抖擞，一天到晚在城里蹓跶，找他旧日的熟人。他有好几回没在旅馆里过夜。有一天晚上他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过了一夜，一清早回到旅馆里，神情激动极了，脸涨得绯红，头发乱蓬蓬。他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了很久，自言自语，不知在讲些什么，后来站住说：

“名誉第一啊！”

他又走了一阵，忽然双手捧住头，用悲惨的声调说：

“对了，名誉第一啊！不知我为什么起意来游历这个巴比伦借喻“乱糟糟的城”，典出基督教经书《旧约·创世记》。，真是该死！我亲爱的，”他接着对医师说，“请您看轻我吧，我打牌输了钱！请您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个卢布，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旧因为羞臊和气愤而涨红了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不必要的咒，戴上帽子，走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往一张圈椅上一坐，大声叹一口气说：

“我的名誉总算保住了！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里，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再待了。骗子！奥地利的间谍！”

等到两个朋友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那已经是十一月了，街上积了很深的雪。霍博托夫医师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仍旧住在原来的寓所，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腾出医院的寓所。那个被他称做“厨娘”的丑女人已经在一个厢房里住下了。

关于医院又有新的流言在城里传布。据说那丑女人跟总务处长吵过一架，总务处长就跪在她的面前告饶。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本城以后第一天就得出外去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一个唐突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句话也没有说，数一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慌张地说，没听懂他的意思，“我问的是您一共有多少家底？”

“我已经告诉您了，八十六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了。”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素来把医师看做正人君子，可是仍旧疑心他至少有两万存款。现在听说安德烈·叶菲梅奇成了乞丐，没有钱来维持生活，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流下眼泪，拥抱他的朋友。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一个女小市民别洛娃家一所有三个窗子的小房子里住下来。在这所小房子里，如果不算厨房，就只有三个房间。医师住在朝街的两个房间里，达留希卡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女小市民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房东的情人，一个醉醺醺的农民，上她这儿来过夜。他晚上吵吵闹闹，弄得达留希卡和孩子们十分害怕。他一来就在厨房里坐下，开始要酒喝，大家就都觉着很不自在。医师动了怜悯的心，把啼哭的孩子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们在地板上睡下。这样做，使他感到很大的快乐。

他跟先前一样，八点钟起床，喝完早茶以后坐下来看自己的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有钱买新的了。要就是因为那些书都是旧的，要就是或许因为环境变了，总之，书本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抓住他的注意力，他看书感到疲劳了。为了免得把时间白白度过，他就给他的书开一个详细书目，在书脊上粘贴小签条；这种机械而费事的工作，他倒觉着比看书还有趣味。这种单调费事的工作不知怎么弄得他的思想昏睡了。他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得很快。即使坐在厨房里跟达留希卡一块儿削土豆皮，或者挑出荞麦粒里的皮屑，他也觉着有趣味。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就到教堂去。他站在墙边，眯细眼睛，听着歌声，想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想起大学、想起各种宗教，他心里变得平静而忧郁。事后他走出教堂，总惋惜礼拜式结束得太快。

他有两次到医院里去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谈天。可是那两回伊万·德米特里奇都非常激动，气忿；他请医师不要来搅扰他，因为他早就讨厌空谈了。他说他为自己的一切苦难只向那些该死的坏蛋要求一种补偿：单人监禁。难道连这么一点儿要求他们也会拒绝他吗？那两回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辞，祝他晚安的时候，他没好气地哼一声，回答说：

“滚你的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该不该再去看望他。不过他心里还是想去。

从前，在吃完午饭以后的那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可是现在从吃完午饭起直到喝晚茶的时候止，他却一直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靠背，满脑子的浅薄思想，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他想到自己做了二十几年的事，既没有得到养老金，也没有得到一次发给的补助金，不由得愤愤不平。不错，他工作得不勤恳，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工作人员，不管勤恳也好，不勤恳也好，是一律都领养老金的。当代的正义恰好就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者才干，却是一般地根据服务，不论什么样的服务，而颁给的。那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一走过小杂货店，一看见女老板，就觉着害臊。到现在他已经欠了三十二个卢布的啤酒钱。他也欠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希卡悄悄地卖旧衣服和旧书，还对女房东撒谎，说是医师不久就要收到很多很多钱。

他恼恨自己，因为他在旅行中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那一千卢布留到现在会多么有用啊！他心里烦躁，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筒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给他解闷儿。每一回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保证说今天他气色大好。谢谢上帝，局面有了转机。从这样的话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觉着紧张，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说些滑稽的话。他的奇闻轶事现在好像讲不完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痛苦的。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回，他就觉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也罢，霍博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罢，反正早晚都会死亡，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灭，连一棵牛蒡也不会长出来。那么，在小店老板面前觉着害臊，有什么必要呢？那个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有什么道理呢？这一切都琐琐碎碎，毫无意义。

可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刚刚想到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穿着高筒靴的霍博托夫或者勉强大笑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从光秃的峭壁后面闪出来，甚至可以听见含羞带愧的低语声：“讲到华沙的债，好朋友，过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十六

有一天，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凑巧，霍博托夫同时带着溴化钾药水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力地爬起来，坐好，把两条胳膊支在长沙发上。

“今天您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我亲爱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对了，您显得挺有精神。真的，挺有精神！”

“您也真的到了该复原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个呵欠，“大概这种无聊的麻烦事您自己也腻烦了。”

“咱们会复原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咱们会再活一百年的！一定！”

“一百年倒活不了，再活二十年是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那种病只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哈哈大笑，拍一拍他朋友的膝头，“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咱们到高加索去玩一趟，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等到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瞧着吧，大概还要热热闹闹地办一回喜事呐。”讲到这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眨一眨眼，“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觉着那点儿水锈涌到喉头上来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子那边去，“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些庸俗的话吗？”

他本来想温和而有礼貌地讲下去，可是他违背本心，忽然攥紧拳头，高高地举到自己的头顶上。

“躲开我！”他嚷道，嗓音变了，脸胀得通红，浑身打抖，“出去，你们俩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站起来，瞧着他，先是愣住，后来害怕了。

“出去，你们俩！”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断地嚷道，“蠢材！愚人！我既不要你们的友情，也不要你的药品，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狼狈地互相看一眼，踉跄地退到门口，走进了前堂。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对他们背后扔过去。药水瓶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碎了。

“滚蛋！”他跑进前堂，用含泪的声音嚷道，“滚！”

等到客人走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像发烧一样地哆嗦，反反复复说了很久：

“蠢材！愚人！”

等到他的火气平下来，他首先想到可怜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在一定羞愧得不得了，心里难受，他想到这件事做得真可怕。以前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他的智慧和客气到哪儿去了？对人间万物的理解啦，哲学性质的淡漠啦，都到哪儿去了？

医师又是羞愧，又是生自己的气，一夜也没有能够睡着，第二天早晨大约十点钟就动身到邮局去，向邮政局长道歉。

“以前发生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十分感动，握紧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就叫谁的眼睛瞎掉。留巴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弄得所有的邮务人员和顾客都打了个哆嗦，“搬椅子来。你等着！”他对一个农妇嚷道，她正把手伸进铁栅栏，向他递过一封挂号信来，“难道你没看见我忙着吗？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提了，”他接着温和地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我恳求您，坐下吧，我亲爱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揉着自己的膝头，然后说：

“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生您的气。害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我明白。昨天您发了病，吓坏了医师跟我，事后关于您我们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肯认真地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照这样下去吗？原谅我出于友情直爽地说一句，”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极其不利的环境里：狭窄，肮脏，没有人照料您，也没有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师全心全意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忠告：到医院里去养病吧！在那儿有滋补的吃食，有照应，有人治病。咱们背地里说一句，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虽然举止粗俗，不过他精通医道，咱们倒可以完全信任他。他已经答应我说他要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种真诚的关心和忽然在邮政局长脸颊上闪光的眼泪感动了。

“我尊敬的朋友，不要听信那种话！”他小声说，把手按在胸口上，“不要听信那种话！那全是骗人的！我的病只不过是这么回事：二十年来我在全城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又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害病，只不过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出不来了。我觉得随便怎样都没关系，我准备承担一切。”

“进医院去养病吧，我亲爱的。”

“我是无所谓的，哪怕进深渊也没关系。”

“好朋友，答应我：您样样都听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的安排。”

“遵命，要我答应我就答应。可是我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落进了一个魔圈里。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就连朋友的真心同情在内，也只有一个结局：引我走到灭亡。我正在走向灭亡，我也有勇气承认这个事实。”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再说这种话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愤愤地说，“很少有人在一生的结尾不经历到我现在所经历到的情形。临到有人告诉您说您肾脏有病或者心房扩大之类的话，因此您开始看病的时候，或者有人告诉您说您是疯子或者罪犯，总之换句话说，临到人家忽然注意您，那您就得知道您已经落进魔圈里，再也出不来了。您极力想逃出来，可是反而陷得越发深了。那您就索性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力都已经不能挽救您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当儿窗洞那里挤满了人。为了免得妨碍人家的工作，安德烈·叶菲梅奇就站起来告辞。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又一次取得他的诺言，然后送他到外边门口。

当天，将近傍晚，出人意外，霍博托夫穿着短羊皮袄和高筒靴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家里来了，用一种仿佛昨天根本没出过什么事的口气说道：

“我是有事来找您的，同事。我来邀请您：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会诊？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大概要他出去散步解一解闷儿，或者真的要给他一个赚点儿钱的机会，就穿上衣服，跟他一块儿走到街上。他暗自高兴，总算有个机会可以把他昨天的过失弥补一下，就此和解了。他心里感激霍博托夫，因为昨天的事他绝口不提，分明原谅他了。这个没有教养的人会有这样细腻的感情，倒是很难料到的。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去看一看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向那住着疯人的厢房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们走这一路都没有说话。他们一走进厢房，尼基达照例跳起来，挺直了身子立正。

“这儿有一个病人两侧肺部忽然害了并发症，”霍博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一块儿走进病室，低声说，“您在这儿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只是为了去拿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就出去了。

十七

天渐渐黑下来。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那个瘫子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轻声地哭，努动嘴唇。胖农民和从前的检信员睡觉了。屋里寂静无声。

安德烈·叶菲梅奇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坐下，等着。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霍博托夫没有来，尼基达却抱着一件长袍、一身不知什么人的衬里衣裤、一双拖鞋，走进病室里来。

“请您换衣服，老爷，”他轻声说，“您的床在这边，请到这边来，”他又说，指一指一张空床，那分明是不久以前搬进来的，“不要紧，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里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依照尼基达的指点，走到那张床边坐下。他看见尼基达站在那儿等着，就脱光身上的衣服，觉着很害臊。然后他穿上医院的衣服，衬裤很短，衬衫却长，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求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尼基达又说一遍。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收捡起来，抱在怀里，走出去，随手关上了门。

“没关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害臊地把长袍的衣襟掩上，觉着穿了这身新换的衣服像是一个囚犯，“这也没关系……礼服也好，制服也好，这件长袍也好，反正是一样……”

可是他的怀表怎么样了？侧面衣袋里的笔记簿呢？他的纸烟呢？尼基达把他的衣服拿到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大概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他再也没有机会穿长裤、背心、高筒靴了。这种事，乍一想，不知怎的，有点古怪，甚至不能理解。安德烈·叶菲梅奇到现在还相信小市民别洛娃的房子跟第六病室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无聊、空虚。然而他的手发抖，脚发凉，一想到待一会儿伊万·德米特里奇起来，看见他穿着长袍，就不由得害怕。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个来回，又坐下。

在那儿，他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厌烦得要命。难道在这种地方人能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似的一连住好几年吗？是啊，他已经坐了一阵，走了一阵，又坐下了。他还可以再走一走，瞧一瞧窗外，再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可是这以后怎么样呢？就照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始终坐在这儿思考吗？不，这样总不行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去，可是立刻坐起来，用衣袖擦掉额头上的冷汗，于是觉着整个脸上都有熏鱼的气味了。他又走来走去。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他说，茫然摊开两只手，“这得解释一下才成，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支着腮帮子。他吐了口唾沫。然后他懒洋洋地瞧一眼医师，起初分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不久他那带着睡意的脸就现出了恶毒的讥讽神情。

“啊哈！好朋友，他们把您也关到这儿来了！”他眯细一只眼睛，用带着睡意而发哑的声音说，“我很高兴。您以前吸别人的血，现在人家要吸您的血了。好极了！”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话吓坏了，慌张地说。他耸一耸肩膀，再说一遍：“这一定是出了什么误会……”

伊万·德米特里奇又吐口唾沫，躺下去。

“该诅咒的生活！”他嘟哝说，“这种生活真叫人痛心，感到气忿，要知道它不是以我们的痛苦得到补偿来结束，不是像歌剧里那样庄严地结束，却是用死亡来结束。临了，来几个医院杂役，拉住死尸的胳膊和腿，拖到地下室去。呸！不过，那也没关系……到了另一个世界里，那就要轮着我们过好日子了……到那时候我要从那个世界到这里来显灵，吓一吓这些坏蛋。我要把他们吓得白了头。”

莫依谢依卡回来了，看见医师，就伸出手。

“给我一个小钱！”他说。

十八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口去，瞧着外面的田野。天已经黑下来，右面天边一个冷冷的、发红的月亮升上来了。离医院围墙不远，至多不出一百俄丈的地方，矗立着一所高大的白房子，由一道石墙围起来。那是监狱。

“这就是现实生活！”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他觉着害怕了。

月亮啦，监狱啦，围墙上的钉子啦，远处一个烧骨场上腾起来的火焰啦，全都可怕。他听见身后一声叹息。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人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和勋章，微微笑着，调皮地眼。这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力对自己说：月亮或者监狱并没有什么蹊跷的地方。勋章是就连神智健全的人也戴的，人间万物早晚会腐烂，化成粘土。可是他忽然满心绝望，双手抓住窗上的铁窗格，使足力气摇它。坚固的铁窗格却一动也不动。

随后，为了免得觉着可怕，他走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可是您不妨谈点儿哲学啊。”伊万·德米特里奇讥诮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回您说俄罗斯没有哲学，然而大家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其实，小人物谈谈哲学，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音仿佛要哭出来，引人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为什么您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小人物既然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受过教育的人，他有神那样的相貌，有自尊心，爱好自由，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师，把整整一辈子消磨在拔血罐、蚂蝗、芥子膏上面！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了。要是您不愿意做医师，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不行，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们软弱啊，亲爱的。……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从母亲的奶里吸取了美好的激情，可是刚刚走进生活就疲乏，害病了……我们软弱啊，软弱啊！”

随着黄昏来临，除了恐惧和屈辱的感觉以外，另外还有一种没法摆脱的感觉不断折磨安德烈·叶菲梅奇。临了，他明白了：他想喝啤酒，想抽烟。

“我要从这儿出去，我亲爱的，”他说，“我要叫他们在这儿点个灯……这样我可受不了……我不能忍受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开了门，可是尼基达立刻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上哪儿去？不行，不行！”他说，“到睡觉的时候了！”

“可是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散一散步！”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是不许可的。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达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用背抵住门。

“可是，就算我出去一趟，对别人又有什么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问，耸一耸肩膀，“我不明白！尼基达，我一定要出去！”他用发颤的嗓音说，“我要出去！”

“不许捣乱，这可要不得！”尼基达告诫说。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叫道，他跳下床，“他有什么权利不放我们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明说着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人的自由啊！这是暴力！这是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叫声，添了点儿勇气，说道，“我一定要出去，非出去不可！他没有权利！我跟你说：你放我出去！”

“听见没有，愚蠢的畜生？”伊万·德米特里奇叫道，用拳头砰砰地敲门，“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残暴的家伙！”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叫道，浑身发抖，“我要你开门！”

“你尽管说吧！”尼基达隔着门回答道，“随你去说吧！”

“至少去把叶夫根尼·费奥多雷奇叫到这儿来！就说我请他来……来一会儿！”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

“他们绝不会放我们出去！”这当儿伊万·德米特里奇接着说，“他们要把我们在这儿折磨死！啊，主，难道下一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得到宽恕？正义在哪儿？开门，坏蛋，我透不出气来啦！”他用嗄哑的声调喊着，用尽全身力量撞门，“我要把我的脑袋碰碎！杀人犯！”

尼基达很快地开了门，用双手和膝盖粗暴地推开安德烈·叶菲梅奇，然后抡起胳膊，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觉着有一股咸味的大浪兜头盖上来，把他拖到床边去。他嘴里真的有一股咸味：多半他的牙出血了。他好像要游出这股大浪似的挥舞胳膊，抓住什么人的床架，同时觉得尼基达在他背上打了两拳。

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叫一声。大概他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从铁格子里照进来，地板上铺着一个像网子那样的阴影。这是可怕的。安德烈·叶菲梅奇躺在那儿，屏住呼吸：他战兢兢地等着再挨打。他觉着好像有人拿一把镰刀，刺进他的身子，在他胸中和肠子里搅了几下似的。他痛得咬枕头，磨牙，忽然在他那乱糟糟的脑子里清楚地闪过一个可怕的、叫人受不了的思想：这些如今在月光里像黑影一样的人，若干年来一定天天都在经受这样的痛苦。这种事他二十多年以来怎么会一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不懂痛苦，根本没有痛苦的概念，可见这不能怪他，不过他那跟尼基达同样无情而粗暴的良心却使得他从后脑勺直到脚后跟都变得冰凉了。他跳起来，想用尽气力大叫一声，赶快跑去打死尼基达，然后打死霍博托夫、总务处长、医士，再打死他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也不听他使唤了。他喘不过气来，拉扯胸前的长袍和衬衫，撕得粉碎，然后倒在床上，不省人事了。

十九

第二天早晨他头痛，耳朵里嗡嗡地响，觉得周身不舒服。他想起昨天他的软弱，并不害臊。昨天他胆怯，甚至怕月亮，而且真诚地说出了这以前他万没料到自己会有的感情和思想。比方说，想到小人物爱谈哲学是由于不满足。可是现在，他什么也不在意了。

他不吃不喝，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也不说话。

“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他们问他话的时候，他想，“我不想回答了……对我说来，什么都一样了。”

午饭后，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送给他四分之一磅的茶叶和一磅果冻。达留希卡也来了，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脸上现出茫然的悲伤神情。霍博托夫医师也来看他。他拿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吩咐尼基达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

将近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中风而死了。起初他感到猛烈的寒颤和恶心；仿佛有一种使人恶心的东西浸透他的全身，甚至钻进他的手指头，从肚子里往上冒，涌到他的脑袋里，淹没他的眼睛和耳朵。一切东西在他眼前都变成绿色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的末日已经到了，想起伊万·德米特里奇、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成百万的人，都相信长生不死。万一真会不死呢？可是他并不希望不死，他只想了一想就算了。他昨天在书上读到过一群非常美丽优雅的鹿，如今在他的面前跑过去。随后有一个农妇向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说了句什么话。后来一切都消散，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昏过去了。

杂役们走来，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里去了。在那儿他躺在桌子上，睁着眼睛，晚上月光照着他。到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对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雕像虔诚地祷告一番，把他前任长官的眼睛阖上了。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了葬。送葬的只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希卡。

[1]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学家和解剖学家。

[2] 拉丁文：在将来。

[3] 巴斯德（1822—1895），法国生物学家。

[4] 科赫（1843—1910），德国微生物学家。

[5] 高加索地区的高山。

[6]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巴黎民众所捣毁的黑暗监狱。

[7] 《第六病室》发表在一八九二年，那本书相当旧了。

题解

《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最初发表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北方通报》杂志第十一期上，篇末注明写作地点和时间：“苏梅县卢卡村，一八八九年。”

一八九〇年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作者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该书从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九年共印行十版，这篇小说未再改动。

后来，该小说又由作者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一八九〇年，作者对该小说作了一些删削。例如，第三章，在“‘简直是废物！’她又说”之后，删去如下一段：“然后她眼睛里含满泪水，带着温情和兴奋瞧着我，说道：

“‘她们应当对您膜拜，为您昼夜祈祷才对。您是人，您是英雄！啊，如果我是您的女儿，该多好！我决不允许有一小粒尘屑落在您身上。凡是敢于向您投下阴影的树木，我一概无情地砍倒。我会时时刻刻保卫您的安宁。我要强逼自己信仰上帝，以便为您的幸福祈祷。可是她们呢？’”

在同一章中，在“于是我索性把那四页也都对他们念了”之后，作者还删去如下两段：

“每逢我打算替一个什么人说句好话，他总是讪笑我。

“‘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根本缺点，’他说。‘您那平常人的胸膛里，却跳动着鸽子的心。由于您为人真诚善良，您甚至乐意为毒蜘蛛说好话，证明它是很美的动物。’”

一八八九年九月底，契诃夫写完《没意思的故事》。九月三日，他在写给俄国作家普列谢耶夫的信上说，“这篇小说”已经写好，不过他还想“润色一下，修饰一下，主要是对它认真思考一番。我有生以来没写过这类东西，小说内容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我担心我会写坏，因为我没有经验。说得确切点，我怕写出蠢东西。”

同年九月七日，契诃夫在写给《北方通报》女发行人叶甫烈诺娃的信上说，他“正忙于修改这篇作品，把稿纸改得一塌糊涂，删掉中间一部分和结尾，决定把它们重新写过”。同年九月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北方通报》编辑普列谢耶夫的信上也提到这篇小说的修改工作。契诃夫一面说明他的不满，一面也指出他创造了“两三个新型的人物，凡是知识界的读者都会发生兴趣的……另外还有一两个新的场面”。同年九月十三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季洪诺夫的信上，也讲到这篇小说的新颖之处。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契诃夫将小说原稿寄给《北方通报》杂志编辑普列谢耶夫，并且在附去的信上说，小说中的冗长议论，“可惜，是不能删掉的，因为我那个写札记的男主人公少了它就不行。这些议论是注定要有，不能缺少的，就跟大炮离不了沉重的炮架子一样。它们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阐明了他的心情以及他在自己面前摇摆不定的特征”。

同年九月二十七日，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回信上说：“您还没有写过这么深刻和强烈的作品。老学者保持着非常出色的格调，就连那些带着主观的调子，也就是您自己的调子的议论也没什么妨害。这个人物活生生地立在读者面前。卡嘉也写得精彩。……所有的次要人物也很生动。……”普列谢耶夫劝契诃夫更换小说的题名，因为它可能引得批评家发出廉价的揶揄声。他请契诃夫注意小说中某些依他看来写得不清楚的地方以及为数不多的修辞方面的失误。普列谢耶夫表示，他深信这篇小说会引起激烈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小说中发表了“针对俄国文学的尖刻议论，尤其是有关学术论文的议论”。

同年九月三十日，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回信上拒绝更换小说题名，反驳普列谢耶夫的某些意见。例如，关于小说结尾处提到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的信，契诃夫写道：“我的感觉告诉我说，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结尾，我必须艺术地加强整篇小说在读者心中的印象，为此就得把前面叙过的事略略提一下，哪怕轻轻带过一笔也成。”契诃夫解释男主人公的性格说：“我的男主人公对周围人们的内心生活漠不关心，而这正是他的一个主要特征。每逢有人在他身旁哭泣，犯错误，撒谎，他总是心平气和，大谈戏剧、文学。如果他是另一种气质的人，丽扎和卡嘉也许就不会堕落了。”

根据一八八八年十月六日契诃夫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来判断，契诃夫仍然在小说的校样上作了新的修改。他写道：“您的指教具有相当的力量。”

《没意思的故事》引起许多报刊的评论。

那些反动批评家不但有意贬低《没意思的故事》在揭露方面的热情，而且有意推翻当时人们对契诃夫的积极评价，不承认他是个极其伟大的天才。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新闻》上刊载的尼古拉耶夫的长篇论文就抱有这样的目的。与此相呼应，批评家布列宁在同年十一月十日《新时报》上发表评论，也存心贬低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要求读者把《没意思的故事》只看作“文学的病理学专著”，看作一个学医的作者研究老人灵魂的死亡过程的一种尝试。

自由派批评家“旁观者”（奥鲍连斯基的笔名）在一八九〇年《俄罗斯财富》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论文《我们文学思想的新转变》，评论这篇小说。他赞成契诃夫的主张，认为缺了“所谓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是没法生活下去的，可是他又把这解释成探索生活的伦理学意义。

密切注视契诃夫才能发展的民粹派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十八日《俄罗斯新闻》上发表长篇论文评论契诃夫，特别是他的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他埋怨艺术家契诃夫的冷漠态度。批评家认为，这表现在契诃夫以同样的注意力对待人类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对契诃夫来说，似乎“不管是人也罢，人的阴影也罢，铃铛也罢，自杀者也罢，反正都是一样”）。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契诃夫的这种态度在《没意思的故事》里有某种转变。他赞扬这篇小说描写了对中心思想的“向往”，也就是领悟到人必须树立有目标的世界观。米哈伊洛夫斯基把《没意思的故事》评定为“契诃夫先生至今所写的一切作品当中最优秀出色的一篇”。米哈伊洛夫斯基惋惜年轻的作家，认为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理想是不应接受的。批评家要求他形成“他自己的中心思想”，或者至少成为“向往中心思想而且痛苦地感到缺了它就不行的诗人”。

批评家们总是把一八八八年和一八八九年契诃夫作品中有关人生意义问题的提法同托尔斯泰作品中有关这类问题的提法相提并论。许多批评家认为这两个作家作品中的艺术表现方法是相近的，便企图说服读者：契诃夫的作品具有模仿的性质。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没意思的故事》无非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异文而已。批评家阿利斯达尔霍夫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俄罗斯新闻》上发表文章，写道：“说来奇怪，这位似乎独立自主的作家竟然做了一次失败的模仿。”

批评家斯特鲁宁在一八九〇年《俄罗斯财富》杂志第四期上驳斥了这类评价。他在《杰出的文学典型》一文中写道，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主人公的近似，并不是托尔斯泰的文学影响促成的，而是由于两位艺术家真实地描写同类社会现象形成的。据这位批评家说，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精彩地揭示一个缺乏内心热情的人如何片面地发展，伊凡·伊里奇是一个带有惰性的人，在小说里“被提高为典型”了。《没意思的故事》里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虽然有高深的学识，却也是伊凡·伊里奇之流，只是在科学领域里活动而已。这位批评家认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在创造这类典型方面都立了大功。这位批评家把《没意思的故事》看成是对当代生活的天才揭示，他指出契诃夫没有在这篇小说里说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达到人和学者的和谐统一，可是契诃夫正确地提出了这种统一的必要性问题。当时许多批评家还在纷纷责难契诃夫缺乏思想原则，斯特鲁宁却宣称，《没意思的故事》的作者有力地证明，“艺术是武器，是感情和思想的苗圃，换句话说，艺术是明确的情绪的向导”。

批评家“读者”（库兹明的笔名）也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每日新闻》上，著文称契诃夫为文学典型的创造者。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五日，作家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讲到这篇小说在读者当中获得的成功说：“我从四面八方（从不同见解、不同群体、不同阵营的人们当中）听到对您这篇小说的热烈赞扬。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您到现在为止所写的一切作品当中最好的一篇。有的人说，这篇小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人说，这篇作品是全新的。还有人说，这是《北方通报》杂志上全年当中最出色的一篇。”

《贼》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〇年四月一日《新时报》第五〇六一号上，原题名《魔鬼》。

同年，该小说未经改动，转载在《奥尔洛夫通报》第三一七号至三一九号上。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题名，并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四卷。

作者的修改主要在于文学上的润色和删削。关于删削，举例如下。

在小说中部，饭铺里的谈话中，卡拉希尼科夫有一段话是以“痛快极了，痛快极了！”结束的，但在原文中则未结束，而且结束后还有一段描写：

“‘……痛快极了，痛快极了！眼下回想起来，只好挥一挥手算了。’

“柳勃卡从立柜里取出一把三弦琴，往美利克手里一塞。美利克对那琴啐了一口唾沫，定好弦，弹起来。医士从前认为，像三弦琴这样不值钱的土乐器，只能用来弹个不太难的简单曲子，类似黄雀啼鸣，或者至多弹个特列帕克舞[1]曲罢了。可是现在他听一听乐声，倒好像美利克的手指在拨弄二十根琴弦似的，那曲子又复杂又繁乱，调门千变万化，谁也听不清那是喜调还是悲调，多半是又喜又悲吧。医士听着乐声，不由得心头郁闷，可是又恨不得跺着脚，扯开喉咙大叫一声：‘哎呀，你们，可爱的朋友啊！’美利克正弹得欢，柳勃卡却走出去了。”

又如下文，在“多半他在想库班吧”后面，作者删去如下一些文字：

“卡拉希尼科夫走到房间中央，摩挲自己的肋部，瞧一下众人，然后用尖细的男高音唱起来。他凄凉地唱道：顿河流域的草原上有一个荒废的农庄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农庄的主人早已不在，只有在乌黑的秋夜，农庄才跟狂风大雪倾心交谈。夏天，只有风滚草滚过庄前，粘在物体上，至于后来怎样，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男高音忽然开始颤抖，卡拉希尼科夫呜咽起来，唱不下去了。

“显然，他为哭泣感到难为情，一句话也没说，也没瞧一眼任何人，穿上羊皮袄，把马鞭拿在手里，阴沉地说：

“‘我该走了。……’”

小说的结尾在初稿中是这样的：

“医士想起那年冬天他遇到过什么事，美利克讲过什么话，觉得天边发亮的不是火光，而是柳勃卡鲜红的血。他羡慕美利克了！”

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的信上，要求他把校样寄来，因为“这篇小说是用鞋刷子写成的，需要润色。这得大加删削和作些修改才成”。

苏沃陵责备契诃夫的这篇小说表现出“客观主义”态度。一八九〇年四月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信上回答道：“您责备我过于客观，说这是对善恶漠不关心，缺乏理想和思想，等等。您希望我描写偷马贼的时候，应该说明偷马是坏事。不过要知道，这个道理即使我不说，大家也早已知道了。让陪审员去审判他们吧，我的工作只在于表明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写道，您要跟偷马贼打交道了，那么，您得知道，他们并不是叫花子，而是衣食温饱的人，这些人无异于狂热的信徒，偷马不单纯是盗窃，而且是癖好。当然，把艺术和说教结合在一起是愉快的事，不过，就我个人来说，这却非常困难，并且由于技巧的缘故而几乎不可能。是啊，为了用七百行文字描绘偷马贼，我就得始终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去感觉；否则，如果我把主观成分加进去，形象就会模糊，这篇小说也就不会像一切篇幅短小的小说所必需的那样紧凑了。我写作的时候，总是充分信赖读者，认为小说中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是自会加进去的。”

同年四月四日，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写给他的信上说：“你的《魔鬼》妙不可言。”

[1] 一种快速的古俄罗斯民间舞。

《古塞夫》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时报》第五三二六号上，注明写作地点和日期：科伦坡[1]，十一月十二日。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由作者重新分章，并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第六病室》。在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间，该书印行第二版至第七版时，该小说未再改动。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六卷。

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九日契诃夫写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的信来看，这篇小说多多少少反映了契诃夫从萨哈林岛[2]归途中目睹海葬场面的印象。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俄国作家谢格洛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多么动人啊！或者说得确切点，多么真实啊！以前您的一些作品在塑造人物上有过模糊的毛病，这次却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古塞夫和巴威尔·伊凡诺维奇都是完美的艺术典型。”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写给他的信上说：“你的《古塞夫》引得全彼得堡入了迷！”

一八九一年一月十二日，俄国作家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发表在《新时报》圣诞节专刊上的那篇小说，在这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那个‘抗议者’的形象写得真出色。”

一八九一年一月一日，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在写给弟弟的信上说：“《新时报》圣诞节专刊上登载的契诃夫的短篇多么动人啊。”

[1] 锡兰（今斯里兰卡）的首都。

[2] 即库页岛，旧俄时代苦役犯服刑的地方。

《村妇》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新时报》第五五〇二号上。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由作者稍作删削，并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第六病室》，在彼得堡出版。该书在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印行第二版至第七版时这篇小说未再改动。

一八九四年，俄国“媒介”出版社根据《新时报》原文，删去索菲雅和瓦尔瓦拉夜间谈话的场面，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前后共印三版。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六卷。

一八九一年，“媒介”出版社编辑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写信给契诃夫，要求他允许该社出版这篇小说的单行本，认为“这篇小说极其精彩地描绘了民间的达尔杜弗[1]、荡子、伪善者、笃信神者的典型”。同年七月十八日，契诃夫回信表示同意。

一八九七年，俄国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成员阿威尔基耶夫发表他对“媒介”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村妇》的评价说：“该小说写得不坏，然而其道德基础毫不稳固，因而未必适宜于民众阅读。”于是政府下令，禁止学校图书馆和民众阅览室收藏这篇小说。

列夫·托尔斯泰把小说《村妇》列为契诃夫最佳作品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

[1]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同名剧本中的主人公，是个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外衣的骗子。

《决斗》

最初发表在《新时报》上（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以及十一月五日、十二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即该报第五六二一、五六二二、五六二四、五六二八、五六二九、五六三五、五六四二、五六四三、五六四九、五六五六、五六五七号）。小说结尾处注明写作地点和日期：“包吉莫沃村，一八九一年。”

一八九二年，该小说由作者重新分章，并加修改后，出版单行本，到一八九九年止共印行九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删削及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六卷。

该小说结尾由作者略加改动，主要是冯·科连的话语。原文“请你转告他和他的太太，说我深深地尊敬他们两人。你就说，我临走的时候，对他们感到吃惊，祝他们万事如意……”后来改成“请你转告他和他的太太，就说我临走的时候，对他们感到吃惊，祝他们万事如意……”又如，原文“请您代我问候您的太太，对她说我没有能够对她表示敬意，觉得很抱歉”，后来改成“请您代我问候您的太太，对她说我没有能够向她辞行，觉得很抱歉”。

契诃夫开始写《决斗》，大概是在一八九一年一月。他对自己的这个作品不满意，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写给《新时报》发行人苏沃陵的信上说，这篇小说“缺乏生动的情节”，一八九一年八月六日他在信上说：“它的结构有点复杂，我思想混乱，常常把写下来的撕掉。”

据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里说，契诃夫在撰写《决斗》期间，常跟动物学家瓦格涅尔发生争论，题目是当时流行的退化问题、强者的权力问题、自然淘汰问题等，后来这些都成为冯·科连的哲学基础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类谈话中总是抱定主张，认为人的精神力量永远能够克服由遗传产生的缺陷。

一八九一年八月十八日，《决斗》原稿写完，并且寄给苏沃陵。

同年八月三十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答复他有关小说人物姓名提出的意见说：“如果拉德济耶夫斯基这个姓真的不好，可另取一个姓，就改成姓拉吉耶甫斯基好了。冯·科连这个姓还是不改为好。动物学界姓瓦格涅尔、勃兰特、法乌塞克等等有的是，人们却不承认有俄国人，其实他们都是俄国人。不过，还算有一个柯瓦列夫斯基。顺便说一句，俄国的生活现在十分混乱，因此什么姓都能用。”

苏沃陵主张改换小说的题名，契诃夫在同年九月八日的回信上拒绝了这个建议：“您推荐的题名《虚伪》对我这篇小说来说不合适。只有在描写自觉的虚伪的小说里，您的题名才合用。不自觉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错误。”

该小说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小说发表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三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我从彼得堡，从维尔诺，从俄罗斯各个城市，收到许多有关《决斗》的信。都是些不相识的人写来的。那些信极其诚挚，流露出善意。”

报刊上对《决斗》的评论却极不相同。

批评家们承认，小说中的两个人物都是“多余的人”（一个是拉耶甫斯基，一个是新型的“强者”冯·科连），都是从生活里取来的；另一方面却又责难作者，说他的一切作品里都有的一些缺陷，这篇小说里也有。批评家斯卡比切甫斯基在一八九二年二月十三日《新闻与交易所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承认小说中个别人物刻画得“尽善尽美”，却又断定作者在理解生活方面全然无能。

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俄罗斯新闻》上，批评家伊凡诺夫写道：“局部和细节在作者笔下总是写得很成功。整体却含混不清，缺乏心理上和艺术上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有的批评家认为《决斗》是对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的论战性答复，在一八九二年《作品》杂志第二期上，批评家别林斯基（亚辛斯基的笔名）就是这样认为的。

有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不满意该小说的结局。例如，一八九二年一月间，作家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如果您能对我解释清楚，说明所有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会发生突如其来的转变，那我会十分感激您的。冯·科连本来痛骂而且看不起拉耶甫斯基，这种敌意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尊敬呢……拉耶甫斯基本来痛恨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这种痛恨怎么会突然变成热爱呢，况且她干的事他都知道了。……依我看来，小说结束得过于武断。”有些报纸上的评论，也有这类看法。显然，契诃夫修改小说结尾的时候，参考了这种意见。

《决斗》出版单行本后，引起某些评论。对于这个问题，俄国作家兼导演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一八九二年二月间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在新鲜的印象下写几句话。请您不要相信那些虚伪的、部分地赞同的评论。《决斗》乃是您至今所写的一切作品中最好的一篇。”

高尔基亲耳听见托尔斯泰对这篇小说的积极评价，说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那些精彩而深刻的作品，如《伤寒》、《宝贝儿》、《神经错乱》、《凶犯》、《决斗》以及其他许多作品，都是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范例”。

《妻子》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一月《北方通报》杂志第一期上。

一八九二年，该小说经作者同意重新刊载在《奥尔洛夫通报》三月八日、十日及十八日第六十四、六十六、七十四号上。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由莫斯科“媒介”出版社收入《知识分子读物》。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作者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曾大加压缩，并在文字上作过大量修改。若干表明男主人公及其妻子相互关系的场面、男主人公述说个人经历的话语以及伊凡·伊凡诺维奇和索包尔大夫的谈话，都作过删削。

例如，第六章，在“我就乖乖地躺了下去”后，被删掉如下一段：“‘我发疯了，我是个渺小而且糟糕的人，’我暗想，把脸藏在暖和的枕头底下，‘可是这话，我是不会对外人说的。去它的。……’

“随后，我立刻梦见妻子、她的房间、带着憎恨脸色的站长、一堆堆雪、戏院里的火灾。这家戏院内部起火了，我呢，却漠然置之，若无其事地把倒下的人扶起来，向人们说明出口在哪儿，随后就走出戏院，回家去了，毫不愤慨，也不问一下自己，火灾是谁引起的……这样好些。”

又如，第七章，“使我高兴的是，索包尔回答得更朴实：‘行。’”后面，被删去如下一段：“‘您吃饭的时候谈起气候，’我说，‘这样的气候，这样的地区，这种无可避免的、可怜的文化，这种在我一生中，尤其是在任职期间看惯了的惊人的残忍（我记得我至今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朴实关系，容许彼此说真话，另一方面则是十足的冷漠。恐惧啦，绝望啦，经常关心保全自己啦，所有这些，只能使危险性复杂化。不过，我们走吧。是时候了。’”

该小说结尾，“我对她快活地微笑”后面，被删掉如下一段：“自从我与这冷漠的一群人为伍以后，我自己也变得冷漠了，我倒觉得很好。以后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契诃夫积极参加下诺夫哥罗德和沃罗涅日等省的饥民赈济工作。小说《妻子》的题材反映了“饥馑的岁月”。

一八九一年秋天，契诃夫允诺向《北方通报》提供新的作品。契诃夫原定将《匿名氏的故事》写出寄去，可是作者不久就想到这篇作品送交受书报检查机关审查的杂志刊登，是不妥当的。

当年十月二十二日，契诃夫写信通知该杂志主编阿尔包夫说，他正在为该杂志写一篇新作品，不久又向他说明新作品的题目是《妻子》。

当年十一月二十日，契诃夫将允诺的小说寄去，然而改题名为《在乡间》，据作者说，“这个题名虽然乏味，却比较普通”。契诃夫在同一封信中要求阿尔包夫尽快将小说校样寄去，说：“我在收到校样的当天就会把它读完，我不会耽搁日子的。我的小说，各种败笔大概很多，因为流行性感冒仍然抓住我不放，我的头脑完全不听使唤了。我软弱无力，心灰意懒。那些败笔在校样上是必须改正的。”

阿尔包夫却认为第一个题名比较妥当。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这个题名比较吸引人，而这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不是多余的。”该小说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后顺利通过，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北方通报》杂志发行人古烈维奇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书报检查机关“连一个字也没删掉。我却一直担惊受怕，因为我们的书报检查官是不太喜欢作者提出饥饿问题的”。

该小说引起宣传托尔斯泰道德与哲学观点的“媒介”出版社领导人的注意。该出版社领导人切尔特科夫一八九二年五月三十日和六月六日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请求作者允许刊印他的小说《妻子》和《命名日》。一八九二年八月一日，契诃夫在写给切尔特科夫的信上说明，他并不反对这两个作品重新发表，然而他要求这两篇小说不要收在同一本书里。

“媒介”出版社没有把《妻子》的校样送交作者审阅，径自将该小说付印出版，这引起契诃夫的抗议，他要求销毁这本书。直到一八九三年一月间“媒介”出版社编辑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与契诃夫私人会晤，这场冲突才算平息。

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于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六日给契诃夫的信中谈到这本书在读者当中获得的成功，他写道：“……在我们第一套丛书的所有小说当中，读者最喜欢的是《妻子》。”

俄国批评家们指出作者最近几年有心研究道德问题。在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十日《俄罗斯新闻》上，批评家伊凡诺夫指出，这篇小说的任务在于揭示“利己主义和心灵的粗暴被朴实而宽厚的心灵所征服”。同时，所有的批评家都对小说中有关男主人公精神复活的描写持保留态度，感到不十分满意。

最尖刻的批评是发表在俄罗斯反动报纸《公民》上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联系小说《妻子》的发表，批评家对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进行了评价。批评家认为这个新作品的题材和作者的艺术手法不当。批评家指责作家在创作上过于“大胆”，这表现在他背弃文学方面惯用的准则（批评家们早已认为，契诃夫不直截了当地表达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的态度，极力注意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深入地进行心理分析，创作素材“不够完善”等，都与他偏离上述准则有关）。论文中写道：“……他（契诃夫）藐视文学经验和权威们的文学范例，藐视读者大众的艺术鉴赏力（这种鉴赏力也许不佳，可是毕竟占统治地位），一味依靠他的头脑（而不是才华），打算跳两三步就越过荆棘丛生的艺术发展的广阔原野，而从他那时代优秀作家们停滞不前的地方开始举步。”

《跳来跳去的女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一月五日和十二日《北方》杂志第一期和第二期上。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的作品集《中篇和短篇小说集》，在莫斯科出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稍加改动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以《伟大的人》为篇名的小说原稿如今还保存在苏联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

契诃夫对杂志上的原文作过文字上的修改，取消了几个细节，并在第二章中删掉一段话：“她觉得，要是她见过真正的伟人，如普希金或者格林卡，那她就会乐死，她希望迟早会遇到这样的人。”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二日，《北方》杂志主编季洪诺夫写信给契诃夫，要求寄一个短篇小说给他。契诃夫回信表示同意撰稿，可是作者拒绝为该杂志的征订广告确定他未来作品的名称。

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季洪诺夫的信上说：“小说我会寄上……可是小说的名字，我却说不上来。现在要我来取名，那是困难的，就像鸡蛋还没生出来，就要先确定鸡蛋里孵出的小鸡是什么毛色一样。”在当年十月十一日的下一封信中，契诃夫说，他“还什么都没想出来”，在征订广告上，不妨“干脆叫《故事》或者《市民》。这两个名字都行”。

契诃夫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写这篇小说，到十一月三十日已经把小说寄出，取名《伟大的人》。他在信上说：“兹寄上短小而富于感情的小说一篇，以供家庭阅读。这就是《市民》，不过您知道，我写完小说后给了它另一个更加合适的名称。”

可是，就连这个新名称也没让契诃夫满意。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读完小说校样后，他在写给季洪诺夫的信上说：“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把我小说的题名怎么办才好！《伟大的人》我很不喜欢。应当另起一个名称，这非办不可。那就叫它《跳来跳去的女人》吧。对，就用《跳来跳去的女人》好了，请您不要忘记更改题名。”

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女作家阿维洛娃的信上说：“昨天我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可是在那儿又无聊，又碰上种种倒霉的事，差点憋死。您猜怎么着，我认识一个四十二岁的太太（库甫兴尼科娃），她认为我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北方》杂志，第一期和第二期）中的二十岁的女主人公就是指她，于是整个莫斯科的人都指责我诽谤中伤。主要的罪证就是外部的相似：那个太太画画，她的丈夫是医生，她跟画家同居。”

这篇小说成为契诃夫和俄国画家列维丹之间友谊中断的缘由，因为列维丹认为《跳来跳去的女人》暗示他同库甫兴尼科娃的关系。

《跳来跳去的女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俄国诗人和批评家安德烈耶夫斯基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的《新时报》上著文评论契诃夫的《中篇和短篇小说集》，他写道：“毫无疑义，《跳来跳去的女人》乃是我国短篇小说中的瑰宝。您再也找不到另一篇小说把一个高尚而真正伟大的人物的朴素和忍让写得那么动人，那么光彩照人，而他那好看的、妩媚的、为他所热爱的妻子却那么神经质而且渺小卑微，两人对比之下，他显得无比崇高。”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托尔斯泰的家庭医生玛科维茨基在日记本上写到他大声朗诵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时，托尔斯泰发表意见说：“真精彩啊，真精彩啊！先是有点幽默，然后就严肃起来了。……它使人们感到，在他死后她仍然会再干那一套的。”

俄国作家蒲宁认为，《跳来跳去的女人》是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然而有一点保留：“小说挺好，可是题名太糟了。”

《散戏以后》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四月七日《彼得堡报》上，题名《喜悦》。

该小说由作者更改题名并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卷。

契诃夫修改该小说时，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并压缩娜嘉的信以及有关她对大学生格鲁兹杰夫的回忆。

《一鳞半爪》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四月十八日《花絮》杂志第十六期上，署名“无脾人”。

契诃夫在一八八八年到一八八九年间所写的信中屡次表示希望回到小小说的写作上去，而且答应《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他将给《花絮》杂志写些“小东西”（例如：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以及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信）。可是契诃夫的这个愿望直到一八九二年才实现。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写给列依金的信上说，他写好“一个短篇和两篇小东西，都是按《花絮》风格写成的。我写完就把它们丢在桌子抽屉里了。将来我总会打起精神，再写几篇小东西，然后一起寄上”。当年四月七日，契诃夫寄出他的作品，署名“无脾人”和“白嘴鸦”。契诃夫在信上说：“因为契洪捷已经被我废弃不用了，至于契诃夫这个名字，请允许我留给另一类小说用吧。”

他寄出的几个短篇刊登在一八九二年《花絮》杂志第十六期、十八期、二十一期上。

《一家商号的历史》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花絮》杂志第十八期上，署名白嘴鸦。

《在流放中》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五月九日《全球插图作品》第二十期上，并有副标题《安·巴·契诃夫的特写》。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经过修改后，收入契诃夫的《中篇和短篇小说集》，在莫斯科出版。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五卷。

小说集出版前，契诃夫对这个短篇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主要是对“精明人”的话语作了删节。登在杂志上的本文中，那个被流放的移民先是被妻子，后来被女儿抛弃；在重新发表时，契诃夫将“精明人”所讲的女儿逃跑的故事改为女儿生病的故事，从而稍稍改变了作品的结构。

契诃夫删去了一些段落。在“又过了大约十分钟，驳船沉重地撞在登陆的渡口上”后面，原来是这样写的：

“岸上停着一辆车篷放下的四轮马车，由三匹马拉着，车上系着小铃铛。马车上坐着一个身子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车夫和另一个人在马旁边走来走去。那个人生一把宽而密的黑胡子，穿着羊皮袄，戴着海龙皮帽，看来是个文官或者是过路的老爷。

“‘快点，快点！’他催促道，帮他们把马卸下来，‘手脚麻利点！’

“那些马卸下来了，由人顺着木板牵上驳船，然后他们又把里面坐着女人的马车也拖上船来。几个船夫在船桨旁边坐下。‘精明人’把肚子压在船舵上，这条船就离岸而去。戴海龙皮帽的男人点上纸烟吸起来，讲了几句法国话。马车上的人也回答他几句法国话。

“‘快点，谢敏！我们会赏给你们酒钱的！’那个女人说。

“‘我不认识您，小姐，’‘精明人’笑着说，‘您真阔气。是要出远门吗？’

“‘是要出远门，老大爷。……远极了，远极了，简直吓人。……’

“‘哦。……祝您一路顺风。那么您的爸爸呢？’

“‘没关系，他身体挺硬朗。’小姐说着，打了个哆嗦。‘我还是要说，’她忽然转过身去对男人说，‘我们不该不给他留封信。’

“‘这是废话，亲爱的……’男人回答说，然后用法语热烈地讲起来。

“等到人们在岸上把马套上车，那个男人就在小姐身旁坐下，搂住她的腰。车夫在车轭下边解开皮带，让小铃铛自由摇动，这辆车就响着铃声离开河岸。小姐回过头来，喊道：

“‘再见，老大爷。往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老大爷笑起来，摇摇头。

“‘刚提到她，她就来了，’等到铃声消失，他就对鞑靼人说，‘她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过的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女儿。你瞧，事儿就是照我说的那样发生了。就像预料的那样。……是啊。……我活像猫头鹰，一说不吉利的话就有灾祸来。……’

“船夫们走进小屋去睡觉，‘精明人’和鞑靼人又在篝火旁坐下。

“‘她走了……’老人沉默一阵，说道，摇摇头。‘妞儿长大，明白自己的身价了。你瞧她，勾搭上一个什么样的大胡子！这妞儿真行。……说来也是：她凭什么要在这儿过日子？父亲是父亲，可她总得想想她自己。她跟父亲一块儿过，有什么乐子？他疼她，疼得不得了，这是真的，但是，老弟，在他面前可得小心：他是个严厉且固执的老头子。年轻的妞儿却不需要什么严厉。……是啊。……哎，事情不妙，事情不妙啊！’谢敏叹口气，费力地站起来，‘白酒全喝光了，那就该睡觉了。……不是吗？我走了，老弟。……’”

又如，在“谢敏走到他面前，脱掉帽子，现出笑脸”后面，被删掉如下一段：“他就问道：

“‘我女儿夜里一定经过这儿。……她是几点钟到这儿的？’

“‘大概是两点钟，或许还要早一点。我们没有怀表，瓦西里·谢尔盖伊奇。……’

“马车被拖上船了。”

又如，在“……坐上车子走了”后面被删去如下一段：

“‘事情的发展就像预料的那样！’谢敏说，快活地笑起来，‘怎么说的就怎么发生了，该死的！现在他跑着去追人了，蠢人。……哼，到野地里吹风去吧，揪魔鬼的尾巴去吧！’

“鞑靼人走到‘精明人’跟前来。”

这篇意在反对对待生活的消极态度的短篇小说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引起反响。可是后来，该小说在俄国国内和国外的批评家当中获得了高度评价。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写道：“……我得说，在我心目中，契诃夫真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我相信，像《在流放中》和《逃亡者》这样的小说，简直是无与伦比的。”

《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二十一期上，题名是《摘自退休的老教师的札记簿》，署名“无脾人”。这个题名是《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提供的，他在一八九二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书报检查官不喜欢我们写教师，哪怕是老教师也一样；因此这篇小作品我在送审以前将‘老’字改成‘退休的’。内容并没改动，而书报检查官却不必惊恐了。……”可是在杂志上发表时，题名并没改换，而是加了一个形容词。

《鱼的爱情》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六月十三日《花絮》杂志第二十四期上，署名“无脾人”。

一八九二年六月七日，《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上帝啊！书报检查官都干了些什么呀！您的小说《鱼的爱情》似乎再也挑不出什么岔子了，可是就连它也在书报检查官那儿被扣留了两星期之久，全体书报检查官开会仔细审查这篇小说，虽然批准发表，然而仍旧涂改了几个字。”

《邻居》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七月《书籍周刊》第七期上。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经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契诃夫的《中篇和短篇小说集》。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再加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一八九四年，作者修改该小说时，姓氏“卡欣采夫”改为“伊瓦欣”，原文压缩，文字上作过修改。

小说的结尾删掉了彼得·米海洛维奇的沉思，在“奥里威尔做事惨无人道”后面，原有如下几段：

“‘然而他比我更像人，更像一千倍，’他暗想，瞟一眼类似幽灵的黑影，‘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

“彼得·米海洛维奇问自己：为什么他今天像个顽皮的孩子似的对警察局长说谎，总之，为什么说的老是跟想的不一样？要是先前他有大胆表达自己思想的习惯，那么，齐娜就不会到符拉西奇家里去，未来的画面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阴暗了。他不是每天都向大家一本正经地说，他跟符拉西奇的信念是一样的吗？他不是羞羞答答地放弃自己的思想吗？而今天，他又为什么对齐娜说，她是对的，她做得好，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是的，我让他们幸福了一个傍晚，可是以后又怎样呢？’他想着，骑马走到黑影跟前：原来那是当初一所房子残留下来的旧柱子，已经朽坏了，‘那么以后又会怎样呢？我原是来解决问题的，可是，说真的，没有一个日常生活上的问题有专门的解决办法。对于每一件事都应当怎么想就怎么做，这就是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

“从小树林和柯尔托维奇的庄园那儿飘来浓烈的铃兰和带蜜味的青草的香气。”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契诃夫又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将彼得·米海洛维奇有关他的无所作为和犹豫不决的沉思重新加以压缩。例如，在作品集中，在“不知什么缘故，他从来也没有勇气反驳他的话”后面，本来还有如下一段话：

“他担心他的思想显得粗鲁而可怕，也担心人们认为他是落后的、顽固的、难以相处的人。有的时候，他热烈希望吐露衷曲，大声说出心中所有的思想；可是他担心符拉西奇会忽然生气，失望，痛苦，而且齐娜和所有的朋友也会像他那样失望。他喜爱自己的思想，希望能够自由和大胆地行事，可是谁能向他担保说，他的思想是正确的呢？这样的疑虑是经常有的。……还有，伊瓦欣家的人都有一种不幸的世代相传的特点：他们都有一颗脆弱的、柔和的、懒散的心，——这不能叫作心，而是鼻涕虫。看来，要是有个什么人现在走来，骑在彼得·米海洛维奇的脖子上，他是连一句话也不会说的，也许还要道歉，说是他的肩膀不好，没能叫他坐得舒服。”

以前，在发表在杂志上的原文中，这一段文字的后面还有下文，然而一八九四年作者修改小说时删掉了，删掉的原文如下：

“‘要知道，他害我，破坏我的生活，就跟我最凶恶的敌人一样，’彼得·米海洛维奇心里想，‘实际上，我应当把我的妹妹从他那儿硬拖出来，甚至断送他的性命；可我却乖乖地坐着，像没事人似的。齐娜也罢，全县的人也罢，都认为我跟符拉西奇思想方式相同，俩人一鼻孔出气。他们会认为我祝福他们的结合。……这多么糟糕啊！’”

契诃夫在其剧本《海鸥》（第三幕）中，把符拉西奇的话：“要是有一天你需要我的生命，那你来，把它拿去就是”，作为特利果陵[1]所写的书中的一句话，加以引用。

该小说写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到六月间。当年六月四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谈到他在写《邻居》时，说：“我在写一个中篇小说，一个小小的恋爱故事。我写得很畅快，在写作过程中感到愉快，这是个耐心细致和缓慢的过程。”该小说并没有使作者感到满意。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写给俄国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上说：“……这篇小说写得不怎么样，不应该发表：没头没尾，只有个去头斩尾的中段。”但是，在早些时候（十月十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这篇小说“写得还可以”。

这篇小说揭示作者对自由民粹派的教条主义者——符拉西奇这个典型的否定态度，它没有在报刊上引起广泛的评价。对该小说的积极评论却是由读者在信中写出的。

俄国画家列宾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三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谈起《中篇和短篇小说集》说：“……我翻开您那本可爱的书后，就再也放不下了：我一直带着忧郁的心情读完最后一个中篇小说，最后一页。读完那些充满生活、充满深刻思想的小说之后，其中的人物像活的一样，掠过我的想象，我生怕放走他们，我恨不得紧跟在他们后面，了解他们以后在这种普通的日常现实生活中遇见些什么事。安娜·阿基莫芙娜[2]做出什么聪明的事没有？奥尔迦·伊凡诺芙娜[3]的世界观改变了吗？黑修士[4]的幽灵另外还诱惑过许多有趣的受害者吗？……《邻居》却引人怜惜。是的，不知什么缘故，这些人变得跟我贴近了，我很想再听一听他们的事。”

[1] 契诃夫的剧本《海鸥》中的人物，一个作家。

[2] 中篇小说《女人的王国》中的女主人公。

[3] 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

[4] 中篇小说《黑修士》中的主人公。

《第六病室》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十一期上。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重分章节后，收入在彼得堡出版的契诃夫作品集《第六病室》，前后共出七版。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经书报检查官删削后，收入“媒介”出版社出版的《知识分子读物丛书》，在莫斯科出版。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六卷。

契诃夫在一八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致苏沃陵的信上初次提到他在写《第六病室》：“我在写一个中篇小说。在发表以前，我打算把它寄给您送审。……小说里有许多议论，却缺乏恋爱的成分。小说有含义，有开头，有结局。思想倾向是自由主义。篇幅是两个印张。”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女作家阿维洛娃的信上也谈起这个作品，说：“我正在结束一个中篇小说。它很乏味，因为其中根本没写女人和恋爱。我受不了这样的小说，我好像是偶然地心血来潮写出来的。”

《第六病室》原是寄给《俄罗斯评论》杂志的，契诃夫五月间已经在读校样了。可是该杂志编辑部扣留稿费长期不付，这就迫使契诃夫索回小说原稿。

一八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契诃夫收到《俄罗斯思想》杂志负责人拉符罗夫的信，约他为《俄罗斯思想》杂志撰稿。当年十月，契诃夫把他的中篇小说《匿名氏故事》和《第六病室》交给这家杂志，主张把《第六病室》推迟到一八九三年发表。可是拉符罗夫担心书报检查官会刁难《匿名氏故事》，因此在十月二十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要求契诃夫允许他提前刊登《第六病室》。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回信说：“就按您的意思办！请您先发表《第六病室》，不过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对包包雷金[1]说过，我从他那儿收回这个中篇小说，只是为了要把它在我那儿多放一阵子，修改一下。我对他说的不是假话，可是现在这样一来，就变成我说假话了。”

该小说发表后不久，“媒介”出版社负责人切尔特科夫在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契诃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后来，在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五日给契诃夫的信上，请求他允许“媒介”出版社把这篇小说收在《知识分子读物丛书》中发表。在下一封信，即一月二十日的信中，他又提到《第六病室》，说：“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向我们提到这篇作品。前不久我们还看到托尔斯泰激赏它的评论。”

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日，契诃夫回信说，他的作品已经收在苏沃陵出版的作品集内。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切尔特科夫的决心，他还是要帮助这个作品广泛流传。

在“媒介”出版社印行的这个作品中，书报检查官在第十五章中删略一段：从“不错，他工作不勤恳”起，到“那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止。一八九三年三月十三日，“媒介”出版社编辑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把小说校样寄给契诃夫，通知他说：“书报检查官对小说作了小小的删削。那一段写得很细致，很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他们对《第六病室》（为了预先审查）比对其他的文稿要客气得多呢。”当年三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在回信中提到，《第六病室》被收入作品集的时候，曾作过一些修改，请出版社读一读，他写道：“我没想到莫斯科的书报检查官对待我的《第六病室》竟然这样仁慈。”

该小说引起进步知识分子的热情评价。在《第六病室》中，契诃夫愤怒地抨击当时的俄罗斯现实生活，揭露无所作为和容忍当前邪恶的哲学。

年轻的列宁对该小说的评价由他的妹妹作了叙述。安·伊·乌里扬诺娃-叶里扎罗娃回忆道：“沃洛佳本来喜欢契诃夫，他谈到这篇小说的精湛，谈到小说给他留下强烈的印象，他用下面几句话极好地说明了这种印象：‘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没法再待在我的房间里了，我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

契诃夫的许多同时代人，其中包括柯罗连科在内，都认为这个作品标志着契诃夫的创作活动进入了新时期。他们既看出契诃夫的“新倾向”（这表现在他极力提出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抨击对社会的冷漠态度），又看出他的民主主义观点加强了。

读者们注意到这个新作品的特殊的艺术上的朴素和表达力。俄国画家列宾在一八九三年四月间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多么感激您……感激您的《第六病室》啊。这个作品产生多么强大的影响啊！简直叫人弄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不复杂的、内容甚至十分贫乏的小说，最后怎么会产生这么令人倾倒的、深刻的、了不起的人类思想！！可是不，我哪能评价这个绝妙的作品。……我震动，着迷，暗自庆幸我总算还没有处在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困境里。……多谢，多谢，多谢！您是什么样的大力士啊！……您竟写出了这样的作品！”

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俄国作家艾尔捷尔在给拉符罗夫的信上评价《第六病室》说：“《第六病室》是个十分精彩、深刻的作品，然而还缺少点儿普希金式的明晰和冷静。这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关于生活的文学思考；然而这种才能类似‘一代杰出人物的才能’”，也就是说，类似普希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们的才能。

俄国作家列斯科夫评论说：“《第六病室》是描写我们的总秩序和典型人物的缩图。到处都是第六病室。这就是俄罗斯。……契诃夫自己并没想到他写了些什么（这是他自己对我说的），可是事情就是这样。他的病室就是俄国！”

然而大多数批评家仍然不顾事实，议论契诃夫的世界观和思想立场含混不清。这些批评家固然承认《第六病室》是杰作，却又认为该小说的社会含义暧昧不明，对契诃夫的艺术手法采取不赞同的态度。

俄国民粹派进步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写道，那些承认契诃夫才华的人可以截然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把契诃夫独特的写作手法誉为原则”，也就是说，一切都值得描写；另一种人则“哀叹这种巨大的才能就这样随便糟蹋掉了！”米哈伊洛夫斯基在《第六病室》里，如同在契诃夫其他作品里一样，仅仅看见一系列的素描，虽然才气横溢，却缺乏中心思想。

《第六病室》引起反动报刊的愤怒。它们否定该小说所反映的现象具有典型性。反动报纸《公民》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批评家尤日内依的文章，他写道：“作者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一个死城的？说它是死城，倒不是因为这个城里人少，生活少，活动少；而是因为在这个城里根本不可能有生活，人的生活。”可是，他们一方面硬说契诃夫描写的俄罗斯帝国的城市不典型，一方面又违背这些批评家的本意，不得不承认《第六病室》给人十分强烈的印象。

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和十日的《新闻和交易所报》上，俄国批评家斯卡比切甫斯基为契诃夫辩护道：“《第六病室》之所以产生震动人心的印象不仅是由于契诃夫的作品所固有的细致和‘深刻的分析’，而且还由于作者描绘了偏僻小城的普通社会画面，这种小城的生活已经变得全盘荒谬，使您根本闹不清，在那伙人里，谁可以算是健康人，谁是精神病人，而且第六病室是在哪儿结束，所谓健康的领域又是从哪儿开始……”批评家们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回到评价这个作品上来。

一八九五年，斯卡比切甫斯基写了一篇评价《第六病室》和《匿名氏故事》的文章，题名为《契诃夫有理想吗？》。他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肯定的答案，这引起了俄国反动文人布列宁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新时报》上的尖锐反驳。契诃夫创作的民主主义倾向遭到俄国反动报刊的猛烈抨击。

[1] 包包雷金（1836—1921），俄国作家、《俄罗斯评论》出版人。

一八九二年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

（1899 年）

恐惧

我的朋友的故事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西林大学毕业以后，在彼得堡政府机关里工作，可是到三十岁那年，他辞掉工作，去经营农业了。他经营得不坏，然而我仍旧觉得，他干这种工作不合适，还是回彼得堡的好。每逢他给太阳晒黑，周身扑满灰白的尘土，劳累得筋疲力尽，在大门外或者门道里迎接我，后来在晚饭桌上睡意蒙眬，他妻子把他当作小孩那样领去睡觉的时候，或者每逢他压下睡意，用他那柔和、热诚而且似乎在恳求什么的声调说出他那些优美的思想的时候，我总认为他不能算是个经营农业的人，也不能算是个农学家，只不过是个劳乏的人罢了。我清楚地看出，他并不需要经营什么农业，他所需要的是把日子打发过去，就此而已。

我喜欢到他家里去，有时候在他的庄园上盘桓两三天。我喜欢他的房子、花园、大果园、小河，以及他那种有点沉闷，有点浮夸，然而条理清楚的哲学议论。大概我也喜欢他本人，不过在这方面我说不准，因为我至今还不能理清我当时的感情。他是一个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不讨人厌，而且态度诚恳的人，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每逢他把藏在心里的秘密告诉我，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友谊，那总会惹得我不痛快，使我觉得别扭。他对我的友情有点叫人不舒服，不好受，我倒情愿只跟他维持普通朋友的关系。

问题在于我非常喜欢他的妻子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并没爱上她，不过我喜欢她的脸、眼睛、声调、步态，如果很久没有跟她见面，就会惦记她，在那种时候我的想象力最乐于描绘的，就莫过于这个年轻美丽而又优雅的女人了。我对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企图，也没想望什么，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次临到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我想起她的丈夫把我看作朋友，我就觉得不自在了。遇到她在钢琴上弹我喜爱的曲子，或者对我讲起一件什么有趣的事，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同时，不知什么缘故，就会有一种想法溜进我的脑子，我想到她爱她的丈夫，他是我的朋友，连她自己也认为我是他的朋友，于是我就败了兴，变得无精打采，不自在，心里烦闷了。她看出这种变化，照例说：

“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我得派人到田里去找他回来。”

等到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回来，她就说：

“喏，现在您的朋友来了。您就高兴起来吧。”

照这样过了一年半光景。

有一回，那是七月里一个星期日，我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闲得没有事做，就坐着马车到一个大村子克路希诺去买吃晚饭用的凉菜。我们只顾在那些小铺里穿来穿去，太阳却已经下山，黄昏来了，而这个黄昏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买了一些像肥皂的干酪和气味像煤焦油而硬得像石头的腊肠以后，就到小饭铺里去问一下有没有啤酒。我们的马车夫到铁匠铺去给马钉马掌，我们就对他说，我们在教堂附近等他。我们一面走路一面谈话，笑我们买下的吃食，这时候却有一个人跟在我们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神情鬼鬼祟祟，就像暗探似的。此人在我们县里有个相当古怪的绰号：四十个殉教徒。这个四十个殉教徒就是加甫利拉·谢威罗夫，或者简单地叫作加甫留希卡，他曾在我家里做过听差，不久就因为酗酒而被我辞掉了。他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家里也做过事，后来也因为同样的过错给辞掉了。他是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而且总的说来，他的整个命运就是醉醺醺的，像他本人一样昏天黑地。他父亲是个神甫，他母亲是个贵族，按出身他属于特权阶层，可是不管我怎样细看他那张憔悴的、恭顺的、永远冒汗的脸，他那把已经变白的红胡子，他那件可怜样的破上衣和底襟不塞进裤腰里的红衬衫，我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丁点儿在我们社会生活里可以称之为特权阶层的痕迹。他自称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在神学校里读过书，可是没有毕业，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后来在主教的唱诗班里唱歌，在一个修道院里待过两年左右，又被开除了，然而这回不是由于吸烟，而是由于“嗜好”了。他徒步走遍两个省，不知什么缘故向宗教法庭和各衙门递过状子，受过四次审判。最后他流落到我们县里来，做听差，做守林人，做照料猎犬的人，做教堂的看守人，跟一个寡妇——一个放荡的厨娘结了婚，从此陷入奴仆的生活，习惯于肮脏和下流，结果连他自己讲到自己的特权阶层出身，都不免带点迟疑的口气，仿佛在讲一个什么神话似的。在目前这个时期，他没有工作而在逛荡，自称是个马医和猎人。他的妻子走掉了，下落不明。

我们从小饭铺里出来往教堂走去，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等马车夫。四十个殉教徒站得稍稍远一点，把一只手放到嘴边，为的是到必要的时候可以恭恭敬敬地对着手心咳嗽。天色已经黑下来，空中弥漫着傍晚强烈的潮气，月亮快升上来了。天空明净，布满繁星，只有两朵浮云，正巧悬在我们头顶上方，一朵大一点，一朵小一点，这两朵浮云孤孤单单，好比母亲带着一个孩子在互相追逐，往晚霞正在黯淡的那边奔去。

“今天天气好得很。”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到了极点……”四十个殉教徒同意说，恭恭敬敬地对着手心咳嗽一声，“您，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怎么会想起到这个地方来走一趟？”他用巴结的口气问，显然想搭讪。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什么话也没回答。四十个殉教徒深深叹一口气，眼睛没看着我们，小声说：

“我受苦纯粹是由于一个原因，我得为这对万能的上帝负责。嗯，当然，我是个堕落的、没出息的人，不过请您相信我的良心话，我目前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比狗都不如。……请您原谅我这么说，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

西林没有听他讲话，用拳头支着自己的脑袋，想什么心事。教堂坐落在村街的尽头，高高的河岸上。我们隔着篱笆墙望去，可以看见那条河，看见对岸一片水淹的草地，看见一堆篝火冒出紫红色火光，有些黑色的人和马在篝火旁边活动。在篝火后面，再远一点，还有些灯火，那是个小村子。……那儿有人在唱歌。

河面上升起雾，草地上有些地方也有雾。一缕缕雾又高又细，像牛奶那么浓和白，在河面上徘徊，遮住星光，挂在柳树梢上。这一缕缕雾每分钟都变换花样，看上去好像有的互相拥抱，有的鞠躬，还有的举起胳膊来直对天空，就像教士穿着袖口肥大的法衣在祷告。……这一缕缕雾大概引得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想起鬼魂和已经死亡的人，因为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带着忧郁的笑容问道：

“告诉我，我亲爱的，为什么每逢我们想讲什么可怕的、神秘的、离奇的事，我们不从生活里找素材，却一定要到幽灵和鬼影的世界里去找呢？”

“可怕的东西就是不能理解的东西。”

“那么难道您理解生活？您说说看，莫非您对生活比对坟墓中的世界理解得清楚些？”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坐得离我十分近，我的脸颊都能感到他在呼吸。在苍茫的暮色中，他那张又白又瘦的脸显得越发苍白，那把黑胡子显得比煤烟还黑。他的眼睛忧郁而坦诚，带点惊恐的神情，仿佛他要跟我讲一件什么可怕的事似的。他瞧着我的眼睛，用他那种照例带着恳求的声调接着说：

“我们的生活和坟墓里的世界同样没法理解，同样可怕。凡是怕鬼魂的人，就一定也怕我，怕那些灯火，怕天空，因为这一切，如果仔细想一下，就都不可理解，离奇，不下于从那个世界里来的阴魂。哈姆雷特王子没有自杀是因为他怕那些在他长眠时可能显现的幽灵。我喜欢他那段著名的独白，不过老实说，它从没触动过我的灵魂。我把您看作朋友，那就要对您老实承认：有的时候，我心里愁闷，幻想我死后的情景，我的幻想描绘过成千种极其阴暗的景象，把我自己弄得又痛苦又兴奋，像是梦魇，不过请您相信，在我看来，就连那情景，也并不比现实可怕。不消说，那些幻象是可怕的，可是生活也可怕。我呢，好朋友，不了解生活，怕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我是个病态的、发了疯的人吧。在正常而健康的人看来，凡是他耳闻目睹的事情似乎他都了解，我呢，正好失去了这个‘似乎’，天天让恐惧毒害我自己。世界上有一种害怕旷野的病，我得的是一种害怕生活的病。每逢我躺在草地上，久久地看着一只昨天才出生、对什么都不了解的小甲虫，我就觉得它的生活充满恐惧，而且在它身上我看见了自己。”

“不过您觉得可怕的究竟是什么呢？”我问。

“我觉得什么都可怕。我天生是个思想不深刻的人，不大关心死后的世界和人类命运之类的问题，向来很少想到那些深奥的事。我觉得可怕的，主要是我们谁也躲不开的日常琐事。我没法分清我的行动当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作假，这总使得我心慌。我体会到生活条件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狭小、虚伪的圈子里，我的全部生活无非是天天费尽心机欺骗自己和别人，而且自己并不觉得。我想到我一直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种虚伪，就心里害怕。今天我做一件什么事，可是到明天，我就会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原在彼得堡担任公职，后来害怕了。我到这儿来，为的是经营农业，可又害怕了。……我看出我们了解的事情很少，因此天天犯错误。我们往往不公道，对人造谣中伤，破坏彼此的生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浪费在我们不需要的而且妨碍我们生活的无聊事情上。我觉得这种现象可怕，因为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有谁需要这样做。我，好朋友，不了解人们，怕他们。我瞧着农民就害怕，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崇高的目标在受苦，为了什么缘故生活下去。如果生活是快乐，那他们就是多余的和不需要的人。如果他们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就在于贫困，就在于昏天黑地和无可救药的愚昧，那我就不明白这样活受罪有谁需要，为了什么缘故需要。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事，我都不明白。比方说，您就费神了解一下这个人吧！”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指着四十个殉教徒说，“您仔细想想他吧！”

四十个殉教徒发现我们两个人都瞧着他，就恭恭敬敬地对着他的空拳头咳嗽一声，说：

“在好主人家里，我素来是忠心的仆人，而毛病全出在烧酒上。要是现在有人看得起我这个不幸的人，给我找个差事，那我就会吻神像戒酒。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教堂看守人走过我们旁边，大惑不解地瞧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去拉钟绳。钟响了十下，猛地打破了夜晚的沉寂，声音缓慢而悠长。

“想不到已经十点钟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说，“我们也该走了。对了，我的好朋友，”他说，叹口气，“要是您知道我多么害怕我那些平淡的、日常的想法就好了，而这些想法本来似乎不应当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我为了避免思考，就专心劳动来分我的心，干得筋疲力尽，夜里好睡得酣畅。对别人来说，儿女和妻子显得稀松平常，可是他们对我来说却是沉重的压力，好朋友！”

他用手抹一抹脸，干咳一声，笑起来。

“要是我能对您说一说我在生活里扮着一种什么样的傻瓜角色，那才有意思呢！”他说，“大家都对我说：您有可爱的妻子，有可爱的孩子，您自己也是个挺好的家长。他们都以为我十分幸福，羡慕我。既然讲到这里，那我索性私下里对您说了吧：我那幸福的家庭生活纯粹是可悲的误会，我怕它。”

他那张苍白的脸由于苦笑而变得难看了。他搂住我的腰，小声说下去：

“您是我真诚的朋友，我信任您，深深地尊敬您。天赐给我们友谊，是要我们开诚相见，让我们摆脱那些压在我们心头的秘密。请允许我利用您对我的友好感情来把事情的真相统统告诉您。我这种家庭生活依您看来十分美满，其实它却是我主要的不幸，使我恐惧的主要方面。我的婚姻是古怪而愚蠢的。应当告诉您，婚前有两年光景，我一直着魔似的爱着玛霞[1]，追求她。我向她求过五次婚，她都拒绝了，因为她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到第六次，我被爱情折磨得晕头转向，就在她面前跪下，像乞讨似的向她求婚，她就同意了。……她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我欢天喜地接受了这样的条件。那时候我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我当着上帝起誓，我不懂了。‘我不爱您，可是我会对您忠实’，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团雾，一片黑。……我现在仍旧跟婚后第一天那样热烈地爱她，可是我觉得她仍旧对我冷淡，每逢我走出家门，她大概暗暗高兴。她究竟爱不爱我，我拿不准，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可是事实上，我们却住在一个房顶底下，彼此用‘你’相称，睡在一块儿，有儿有女，我们的财产归两个人共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缘故要这样？您能理解吗，好朋友？残忍的考验啊！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时而恨她，时而恨自己，时而恨我们两人，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我折磨自己，弄得自己头昏脑涨，她呢，仿佛故意跟我捣乱似的，反而一天天漂亮起来，变得叫人暗暗称奇。……我觉得她的头发美极了，她那笑靥任什么女人也比不上。我爱她，可又知道这种爱是没有希望的。对一个跟你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你的爱情居然没有希望！难道这种事可以理解？不可怕？难道这不比幽灵更可怕？”

按他这时候的心境，他会再讲下去，讲上很久，不过，幸好，传来马车夫的说话声。我们的马车来了。我们就坐上马车，四十个殉教徒脱掉帽子，扶着我们两人上车，从他脸上的神情看来，仿佛他早已在等个机会，好接触一下我们尊贵的身体似的。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请您允许我到您那儿去吧，”他说，歪着脑袋，使劲巴眼睛，“求您发发上帝那样的慈悲吧！我快要饿死了！”

“哦，行，”西林说，“你来吧，你先干三天活再说。”

“是，老爷！”四十个殉教徒高兴地说，“我今天就去。”

这儿离家有六俄里[2]远。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心满意足，因为他终于把心里的话都对朋友倾吐了。他一路上始终搂着我的腰，不再伤心，也不再害怕，快活地对我说，如果他的家里平安无事，他就打算回彼得堡，在那儿研究学问。他说，那种把许多有才具的年轻人赶下乡去的潮流是一种可悲的潮流。在俄国，黑麦和小麦有很多，然而文化水平高的人却十分缺乏。应当让有才具的、健康的青年致力于科学、艺术、政治，不这样做而去干别的，那是不合算的。他愉快地大发议论，随后表示惋惜说，明天一清早他就要跟我分手了，因为他得出外去做一笔木材生意。

可是我心里不自在，愁闷，觉得我在欺骗这个人。同时我又暗暗高兴。我瞧着又大又红的月亮升起来，想象那个高高的、苗条的金发女人，白白的脸儿，老是穿得很考究，身上洒一种特别的香水，类似麝香的气味，我想到她不爱她的丈夫，不知什么缘故，心里挺高兴。

我们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饭。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笑着拿我们买来的吃食款待我们。我发现她的头发确实美极了，她的笑靥任何女人也比不上。我留神看她，希望在她的每个动作和眼光里看出她不爱她的丈夫，我觉得真好像看出来了。

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不久就困得要命，努力克制着睡意。晚饭后，他跟我们一块儿坐了十分钟光景，就说：

“你们随便谈谈吧，而我明天得三点钟起床。请允许我向你们告辞。”

他温柔而热烈地吻他的妻子，带着感激的心情握一握我的手，要我答应下个星期一定来。他怕明天睡过头，就到厢房里去过夜。

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保持着彼得堡人的习惯，夜间很晚才上床。不知什么缘故，这使我暗暗高兴。

“怎么样？”我开口说，这时候只剩下我们两人了，“那么，请您费心弹个什么曲子吧。”

我并不想听音乐，可是要谈话，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谈起。她在钢琴边坐下，弹奏起来，我记不得她弹了个什么曲子。我坐在一旁，瞧着她胖胖的白手，极力想在她冰冷而淡漠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来。可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她微微一笑，看了我一眼。

“您的朋友不在，您闷得慌了。”她说。

我笑起来。

“要说为了友谊，我一个月到这儿来一次也就够了，可是我一个星期不止来一次呢。”

说完这话我就站起来，兴奋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她也站起来，往壁炉那边走去。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她问，抬起她那对又大又亮的眼睛瞧着我。

我一句话也没回答。

“您说的话不实在，”她想一想，接着说，“您纯粹是要看望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才到这儿来的。就是这样，我也很高兴。在我们这个时代像这样的友谊是不多见的。”

“得！”我暗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问道，“您想到花园里去走走吗？”

“不想去。”

我走出去，来到露台上。我的脑子里好像有些小蚂蚁在爬来爬去，我兴奋得浑身发冷。我已经相信我们再谈下去也无非是些最平淡无味的话，我们彼此是不会说出什么特别的话的；不过我又相信，有一件我本来都不敢梦想的事，今天晚上却肯定会发生。今天晚上肯定会发生，要不然就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多么好的天气啊！”我大声说。

“对我来说，天气好不好都一样。”她回答。

我走进客厅。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照原先那样站在壁炉旁边，双手放在背后，眼睛瞧着一旁，在想什么心事。

“为什么天气好不好在您都一样呢？”我问。

“因为我闷得慌。您只有在您朋友不在的时候才闷得慌，我却老是闷得慌。不过……您对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兴趣的。”

我在钢琴前面坐下，弹响几个音，等着她再说下去。

“劳驾，请您不必拘礼。”她说，生气地瞧着我，仿佛烦恼得要哭出来似的，“要是您想睡觉，那就请便。您不要认为您既然是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朋友，就不得不陪着他的妻子一起烦闷。我并不要人家为我做出牺牲。请吧，您去睡觉好了。”

当然，我没有走。她走出去，站在露台上，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把乐谱翻了五分钟光景。后来我也走出去。我们并排站在帘子的阴影里，下面是浸在月光里的台阶。树木的黑影盖住花坛，伸展到林荫路的黄色沙地上。

“明天我也得走了。”我说。

“当然，既是我的丈夫不在家，您就不可能留在此地，”她讥诮地说，“我可以想象，要是您爱上我，您会觉得多么倒霉！您等着就是，早晚有一天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到您身上，搂住您的脖子。……我倒要看看您会多么恐慌地从我身边跑开。那才有意思呢。”

她的话和她苍白的脸是气愤的，不过她那对眼睛却充满极其温柔而热烈的爱情。我已经把这个美丽的女人看作我自己的人，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出她生着金黄色眉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秀丽的眉毛。我想到我马上可以把她搂在我怀里，爱抚她，摸她美丽的头发，就忽然觉得这太离奇，不由得闭上眼睛笑了起来。

“不过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晚安。”她说。

“我可不希望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我说，一面笑着一面跟她走进客厅。“要是这个夜晚安静，我倒要诅咒它了。”

我握了一会儿她的手，把她送到房门口。我在她脸上看出她明白我的意思，而且因为我也明白她的意思而暗自高兴。

我回到我的房间。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一顶便帽放在我桌子上一堆书旁边，这使我想起他的友谊。我拿起手杖，走出门外，到花园去。花园里已经升起白雾，不久以前我在河面上见过的那些又高又细的幽灵，如今正在大树和灌木旁边徘徊，拥抱它们。我却不能跟它们谈话，多么可惜！

在异常清澈的空气里，每片树叶和每颗露珠都清楚地现出它们的轮廓，似乎半睡半醒，在沉静中向我微笑。我走过那些绿色长椅，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出戏里的话：月光在这儿的长椅上睡得多么酣畅！

花园里有一座小山。我爬上小山，坐了下来。一种陶醉的感觉煎熬着我。我拿得准，不久我就会搂住她娇美的肉体，贴紧她，吻她的金黄色眉毛。不过我又想不相信这件事，想嘲笑自己。我想到她没让我费多大的力，这么快就委身于我，反而觉得不自在。

可是这时候，出人意外地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林荫路上出现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我立刻就认出他是四十个殉教徒。他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在胸前画三次十字，躺下去。过了一分钟，他坐起来，翻个身又躺下去。蚊子和夜晚的潮气不让他睡着。

“哎，生活啊！”他说，“不幸的、辛酸的生活啊！”

我瞧着他消瘦伛偻的身体，听着他沉重沙哑的叹息声，想起今天有人在我面前吐露的另一种不幸而辛酸的生活，我就不由得心惊胆战，为我的欢乐心境感到害怕。我从小山上下来，往正房走去。

“在他看来，生活是可怕的，”我暗想，“那也就不必跟生活讲客气，索性打碎它，趁它还没碾碎你，凡是可以从它那儿捞到手的，你统统拿过来就是。”

露台上站着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默默地抱住她，开始贪婪地吻她的眉毛、鬓角、脖子。……

到了我的房间里，她对我说她爱我已经很久，有一年多了。她为她的爱情对我起誓，她哭着要求我带她一块儿走。我不止一次地把她拉到窗前，好在月光下细看她的脸。我觉得她像是一个美丽的梦，我就赶快抱紧她，好让我相信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这种狂热的时光了。……可是，在我心底里，在灵魂深处，我仍旧感到有点别扭，我心神不定。她对我的爱情让人不好受，有点沉重，如同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友谊一样。这是一种强烈而严肃的爱情，带着眼泪，带着海誓山盟，可是我希望不要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不要有眼泪，不要有海誓山盟，不要谈将来才好。让这个月夜像一颗明亮的流星那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闪过去，就此完事。

三点钟整，她离开我，走了。我站在门口，瞧着她的背影，走廊的尽头却忽然出现了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她碰见他，打了个哆嗦，给他让路，周身表现出厌恶的样子。他有点古怪地微笑着，嗽一下喉咙，走进我的房间。

“昨天我把我的便帽忘在这儿了……”他说，眼睛没有朝我望。

他找到便帽，两只手拿起它戴在头上，然后瞧一下我那慌张的脸色，瞧一下我的拖鞋，用一种不像他嗓音的、古怪而嘶哑的声音说：

“我大概命中注定什么事也不会弄明白。如果您明白了什么，那……我就向您道喜。我的眼睛前面是一团漆黑。”

他咳嗽着，走出去。后来我站在窗前，看见他自己在马棚旁边套车。他的手发抖。他匆匆忙忙地干着，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正房，大概他觉得害怕。后来他坐上马车，带着仿佛怕人追来的古怪神情扬起鞭子抽马。

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走了。太阳已经升上来，昨天的雾胆怯地退缩到灌木和小山那儿去了。四十个殉教徒坐在车夫座位上，他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灌饱了酒，醉醺醺地胡扯起来。

“我是自由人！”他对马叫道，“喂，你们这些枣红马！不瞒你们说，我可是个世袭荣誉公民！”

我的脑子里老是想着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的恐惧，这时候，那种恐惧也传染给我了。我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我瞧着那些白嘴鸦，看见它们在飞，不由得觉着奇怪，害怕。

“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茫然而绝望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件事要落到这样的结局而不是别样的结局？她严肃地爱我，他到我的房间里来取帽子——这种事符合谁的需要，为什么需要呢？帽子跟这有什么相干？”

就在这一天，我动身到彼得堡去了，从此再也没跟德米特利·彼得罗维奇和他的妻子见过面。据说现在他们仍旧在一起生活。

[1] 玛丽雅的爱称。

[2] 1俄里等于1.06公里。

一八九三年

匿名氏故事

一

由于目前不宜细说的种种原因，我必须到彼得堡一个姓奥尔洛夫的文官家去当一名听差。他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名叫盖奥尔季·伊凡内奇。

我到这个奥尔洛夫家去当差，其实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他父亲是个声名显赫的政府要员，我认为他是我的事业的大敌。我指望在他儿子那儿住下后，可以从我听到的谈话里，从我在书桌上找到的文件和札记里，详细了解他父亲的计划和意图。

照例，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下房里的电铃响起来，这是要我知道：老爷醒来了。等到我拿着刷干净的衣服和擦亮的皮靴走进寝室，盖奥尔季·伊凡内奇总是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看上去倒没有睡眼惺忪的样子，却像是睡了一觉反而疲乏了似的，呆呆地瞧着一个地方出神，一点也没有因为睡醒而显得愉快。我就帮他穿衣服，他不乐意地听凭我摆布，一句话也不说，根本不觉得我站在他面前。接着，漱洗一番之后，他便头发湿漉漉，带着新洒过的香水气味走进饭厅去喝咖啡。他在饭桌旁边坐下，一面喝咖啡一面翻报纸，我和使女波丽雅恭恭敬敬地站在房门旁边，看着他。一个人在那里喝咖啡，啃面包干，两个成年人却得带着极其严肃的注意神情瞧着他。这种事想必荒唐可笑，可是，我虽然跟奥尔洛夫同样出身于贵族，同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如今我不得不在房门旁边站着，我却看不出这有什么使我丢脸的地方。

那时候我刚开始害肺痨病，此外也许还害着一种更严重的病。我不知道究竟是由于疾病的影响，还是由于我当时还没留意到的自己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总之，我心里有一种热切恼人的欲望一天天在滋长，我渴求过一种平凡的市民生活。我一心想望心神安宁，身体健康，空气良好，衣食饱暖。我变成了一个梦想家，而且如同梦想家那样，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有的时候，我想进修道院，在那儿成天价坐在小窗口眺望树木和旷野，有的时候我又幻想买下五俄亩[1]地，做个地主，有的时候我暗暗对自己许下心愿，要研究科学，一定要到内地一所大学去做教授。我原是我们舰队的一个退伍的海军中尉。我常想念海洋，想念我们的分舰队和轻巡航舰，当初我曾坐着那条军舰作过环球航行呢。我想再体验一下每逢在热带树林里闲步或者在孟加拉湾观赏日落，兴奋得神魂飘荡而同时又怀念故乡的那种难于形容的感情。我梦想山峦、女人、音乐，我像小孩子那样好奇地打量人们的脸，听人们的说话声。每逢我站在房门旁边看奥尔洛夫喝咖啡，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听差，而是对人间万物都感兴趣，甚至对奥尔洛夫也感兴趣的人。

奥尔洛夫长着一副彼得堡人常有的相貌：窄肩膀，长腰身，塌陷的两鬓，颜色不分明的眼睛，染得失去光泽的稀疏的头发、胡子、唇髭。他的脸虽然保养得很好，但是面容萎靡不振，不招人喜欢。在他沉思或者睡觉的时候，这张脸尤其不好看。这种平常的外貌恐怕是不必加以描写的，再者，彼得堡不比西班牙，这里男人的相貌就连在情场中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只对气度庄严的听差和马车夫才有用。我所以讲起奥尔洛夫的脸和头发，也只是因为他的相貌有点值得提一下的地方，也就是：每逢他拿起报纸或者书，不管是什么报纸或者什么书，或者，每逢他遇见人，也不管是什么人，他的眼睛总要现出讥讽的笑意，而他的整个脸就露出轻微的、不带恶意的讥诮神情。他读书报或者听人讲话以前，每次都准备好讥诮的表情，就跟野人准备好盾牌一样。这是一种多年养成、习以为常的表情，近来这种表情大概无需按他自己的意愿就会在他脸上出现，如同反射作用一样。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吧。

十二点多钟，他带着讥诮的神情拿起他那装满文件的皮包，出门上班去了。他不在家里吃午饭，直到八点钟以后才回来。我在书房里点上灯和蜡烛，他就在圈椅上坐下来，把两条腿伸到一把椅子上，照这样懒洋洋地坐好，然后开始看书。几乎每天他都要带着新书回来，要不然，由书店给他送来。在我的下房墙角上和我的床底下堆着许多他读完了丢掉的书，其中除俄文书外还有三种外文书。他读得非常快。俗语说：只要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这话也许是真理，然而要凭奥尔洛夫读过的书来判断他的为人，那却根本办不到。他读的书简直是大杂烩。有哲学，有法国长篇小说，有政治经济学，有财政学，又有新诗人的诗歌，还有“媒介”出版社[2]的读物，——所有的书他一概读得很快，而且读的时候，眼睛里含着讥诮的神情。

十点钟以后，他仔细地穿戴好，常常穿上燕尾服，很少穿他那身宫中低级侍从的制服，出外去了。要到第二天早晨，他才回来。

我在他那儿生活得安宁而平静，我们从没发生过什么误会。他照例对我这个人视而不见，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脸上也没有带讥诮的神情，显然他没有把我当人看。

我只有一次看见他生气。有一天，那是我到他家当差一个星期以后，大约九点钟光景，他吃罢饭回来，脸容显得不痛快而且疲乏。我跟着他走进书房，去给他点蜡烛，这时候，他对我说：

“我们的房间里有股臭味儿。”

“不，空气挺干净。”我回答说。

“我跟你说有臭味儿。”他生气地又说一遍。

“我每天都把通风小窗打开的。”

“不准强辩，笨蛋！”他嚷道。

我生气了，正打算反驳他，要不是那个比我更了解主人的波丽雅出来讲话，上帝才知道这件事会怎样收场。

“真的，气味多么难闻啊！”她说，扬起眉毛，“这气味从哪儿来的呢？斯捷潘，打开客厅里的通风小窗，生上壁炉。”

她哎呀哎呀地大呼小喊，忙忙碌碌，走遍各个房间，裙子沙沙响，把喷子打得咝咝叫。奥尔洛夫仍旧心情恶劣，显然在克制自己，免得大发脾气。他靠着桌子坐下，很快地写一封信。他写了几行，生气地哼了一声，撕掉信纸，然后又从头写起。

“真见鬼！”他嘟哝说，“他们巴望我有惊人的记性！”

最后，这封信总算写完了。他从桌旁站起来，掉过脸来对我说：

“你到兹纳敏街去一趟，把这封信面交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克拉斯诺甫斯卡雅本人。不过你要先问一下看门人，她的丈夫，也就是克拉斯诺甫斯基先生，回来没有。要是他回来了，你就不必交这封信，坐车回来就是。等一等！……万一她问起我家里有客没有，你就对她说，从八点钟起我这儿就坐着两位先生，在写什么东西。”

我坐车到兹纳敏街去了。看门人告诉我克拉斯诺甫斯基先生还没回来，我就走上三层楼。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皮肤棕褐色、留着黑色连鬓胡子的听差。他用只有听差对听差讲话才会用的那种带点睡意、无精打采、随随便便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一位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太太从大厅里很快地走到前厅来。她眯细眼睛瞧着我。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家吗？”我问。

“我就是。”那位太太说。

“这是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写给您的一封信。”

她急忙拆开信，用两只手捧着读了起来，我就此看到了她的钻石戒指。我看清她那白皙的脸上有着柔和的细纹，下巴翘起，睫毛长而且黑。从外貌来看，我估计这位太太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替我问他好，谢谢他。”她看完信后说，“盖奥尔季·伊凡内奇那儿有客人吗？”她轻柔而快活地问道，仿佛为自己的怀疑感到害臊似的。

“有两位先生，”我回答说，“他们在写什么东西。”

“替我问他好，谢谢他。”她又说一遍，歪着头，一面看信一面走，没一点响声地走出去了。

那时候我很少遇到女人，这位我偶尔见到的太太在我心上留下了印象。我步行走回去，想起她的脸和清幽的香水气味，想得出了神。等我回到家里，奥尔洛夫已经出去了。

二

就这样，我在主人那儿生活得安宁而平静，然而，当初我来做听差的时候很担心的那种不干不净而且令人感到屈辱的气氛却始终存在，每天都使我感觉到。我跟波丽雅相处得不好。她是一个养得白白胖胖、被惯坏的淫荡女人，由于奥尔洛夫是主人而崇拜他，由于我是听差而看不起我。大概在真正的听差或者厨师看来，她是迷人的，她脸蛋儿红喷喷，鼻子微微翘起，眼睛总是眯细，身材正在从丰满过渡到肥胖。她涂脂抹粉，画眉毛，涂口红，穿着紧身胸衣，裙子里衬着腰垫，手上戴着用钱币串成的镯子。她脚步细碎，有点跳动，走起路来扭扭捏捏，或者照俗话所说的，又扭肩膀又摆屁股。每天早晨我跟她一块儿收拾房间，她那裙子的沙沙声，紧身胸衣的窸窣声，镯子的叮当声，从主人那儿偷来的唇膏、香醋[3]、香水的粗俗气味，总要在我心里引起一种感觉，仿佛我在跟她一块儿做什么坏事似的。

要么因为我没跟她合伙偷东西，要么因为我没有表示过一点点愿意做她的情人的意思，这大概伤了她的心；也可能因为她觉得我跟她不是一流人，总之，她从头一天起就恨上我了。我做事笨手笨脚，外貌不像听差，又生着病，这都使她觉得可怜又可笑，惹得她满心嫌恶。那时候，我咳嗽得厉害，往往一连几夜吵得她睡不好，因为她的房间和我的房间只隔着一块板壁。每天早晨她都对我说：

“你又没让我睡好。你该到医院里去躺着，不该到主人这儿来干活。”

她从心底里相信，我算不得是个人，而是一件比她价值不知低多少倍的东西；因此，如同罗马贵妇在奴隶面前洗澡不觉得害臊一样，她有时候居然只穿着衬衣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有一回吃午饭的时候（有一家饭铺每天给我们送来菜汤和烤肉），正巧我心绪很好，幻想很多，就问道：

“波丽雅，您相信上帝吗？”

“那还用说！”

“那么，”我接着说，“您相信，将来到了世界末日，人会受到最后审判，我们要为我们做过的每件坏事得到报应吗？”

她一句话也没回答，光是做出轻蔑的脸相。这一回我瞧着她那对满足而冷酷的眼睛，我才明白，对这个恶劣透顶、坏到骨子里的人来说，既谈不到上帝，也谈不到良心，更谈不到法律，假如我要杀人，放火，或者盗窃，那么我就是花钱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同谋犯了。

我在奥尔洛夫家住下的头一个星期，由于新换环境，而且不习惯别人用“你”称呼我，也不习惯经常撒谎（明明主人在家，却要说他“不在家”），我感到很不自在。我穿上听差的燕尾服觉得像是披上了铠甲。不过后来我习惯了。我像真正的听差一样伺候主人，打扫房间，跑路或者坐车去执行主人的种种吩咐。每逢奥尔洛夫不愿意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家去赴约会，或者他忘了答应过要到她家去，我就得坐车到兹纳敏街，把一封信面交她本人，撒一个谎。结果，事情根本不符合我当初来做听差时所抱的期望，我那新生活的每一天，无论是对我来说或者是对我的事业来说，都虚度了，因为奥尔洛夫从来也不讲起他的父亲，他的客人们也没有提到，关于那位显赫的政府大员的活动我所能知道的仍旧跟从前一样，只是从报纸上和朋友们的来信上得到一点点消息而已。我在书房里找到和读到的几百张字条和文件，跟我所追求的目的连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奥尔洛夫对他父亲的耸人听闻的活动完全漠不关心，仿佛根本没有听说过，或者仿佛他父亲早已死了似的。

三

每到星期四，我们这儿总有客人。

我上饭馆去订好一大块烤牛肉，打电话要叶里塞耶夫商店给我们送来鱼子、干酪、牡蛎等。我还买下几副纸牌。波丽雅从早晨起就准备茶具和餐具供晚饭用。说老实话，这种小小的活动多少使我们的闲散生活有点变化，星期四在我们这儿成了最有趣的日子。

常来的客人只有三位。最体面的而且也许最有趣的客人姓彼卡尔斯基，他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生着长长的鹰钩鼻，留着黑色的大胡子，头顶光秃。他有一双挺大的凸眼，脸上露出严肃而沉思的神情，像是一个希腊哲学家。他在铁路管理局和一家银行里工作，还在一个重要的政府机关里担任法律顾问，并且跟许多私人有业务关系，例如担任法律监护人、债权人会议主席等。他的官品小得很，他谦卑地自称为律师，然而他的势力很大。您只要有他的一张名片或者一封短信，就足以使得著名的医生、铁路局长或者重要的大官不用您按次序等候，优先接见您。据说由他从中说项，甚至可以谋到四等文官的职位，任什么样的纠纷得以了结。人们认为他是个智力很强的人，不过那是一种特别的、古怪的智力。他能够在转瞬间用心算得出二百一十三乘以三百七十三的积，或者不用铅笔和换算表就把英镑折合成马克。他精通铁路业务和财务管理，凡是有关行政当局的事情在他都不成其为秘密。众口流传，他在民事诉讼方面是最神通广大的律师，要跟他较量可不容易。然而，许多就连笨人都懂得的事，他的非凡的智力却没法理解。例如，他根本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会烦闷，哭泣，自杀，甚至杀人，为什么会为跟他们个人毫不相干的东西和事情激动，为什么读果戈理或者谢德林的作品会发笑。……凡是抽象的、属于思想和感情范围的事，在他都是不可理解的，乏味的，就跟没有辨音力的人不懂音乐一样。他对人只从办事的角度来考察，把人分为有本领和没本领的两种。别的分法在他都不存在。诚实和正派无非是有本领的标记。吃喝、打牌、放荡未尝不可，只要不妨碍正事就行。信仰上帝固然不聪明，然而宗教却必须保护，因为对老百姓来说，约束人的原则是不能缺少的，要不然他们就不肯工作。惩罚之所以需要，仅仅是要让人有所畏惧。搬到别墅里去住大可不必，因为待在城里就挺好。诸如此类。他的妻子已经死去，他没有子女，然而他按照阔绰的家庭排场过日子，每年付出房租三千卢布。

第二个客人库库希金是个年轻的四等文官，个子不高，他那矮胖的身材和瘦小的脸不成比例，因此他那模样显得非常不顺眼。他的嘴唇老是缩成心形，他那剪齐的唇髭看上去像是用油漆贴上去的。这个人神态活像壁虎。他不是走进来，却像是爬进来的。他脚步细碎，摇摇晃晃，嘻嘻地笑，而且一笑就露出牙齿来。他是某人手下办理特殊事务的文官，其实什么事也不做，薪俸却很高，特别是在夏天，人家总要为他创造各种各样出差的机会。他是个利欲熏心的人，他的这种欲望不但浸透他的骨髓，而且更进一步，渗进了他的每一滴血；不过同时，他这个利欲熏心的人渺小得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事业完全建立在大人物的恩赐上。他为了获得一枚外国的什么十字勋章，或者为了要报纸登载他跟其他地位很高的人物一块儿出席某人的安魂祭或者参加祈祷式，他不惜做出种种低声下气的举动，一味苦求，谄媚，许愿。他由于怯懦而巴结奥尔洛夫和彼卡尔斯基，因为他把他们看成有势力的人。他也讨好波丽雅和我，因为我们在有势力的人家当差。每一次我替他脱掉皮大衣，他总是笑嘻嘻的，问我说：“斯捷潘，你结婚了没有？”随后又说几句猥亵的、俗不可耐的话，算是表示对我特别关心。库库希金迎合奥尔洛夫的弱点，迎合他那堕落和餍足的生活。为了讨奥尔洛夫的欢心，他还假意说些恶毒的讽刺话和不敬上帝的话，跟奥尔洛夫一块儿批评某些人；可是如果换一个场合，他就会在那些人面前低三下四，服服帖帖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起女人和爱情，他就装成风流才子和精通此道的色鬼。总之，必须指出，彼得堡的浪子们喜欢谈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口味。一个年轻的四等文官十分满足于他家里的厨娘或者涅瓦大街上不幸的街头女人的爱抚，可是听他讲起来，你却会觉得他好像沾染过东方和西方的一切恶习，他本人是十来个不道德的秘密协会的名誉会员，已经受到警察的注意。库库希金昧着良心给自己编出一套谎话，在座的人倒也不是不相信他的话，只是把他那些假话当作耳旁风罢了。

第三个客人格鲁津是一个可敬的有学问的将军之子，跟奥尔洛夫同岁，生着淡黄色的长发，眼睛近视，戴着金边眼镜。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些又白又长的手指头，跟钢琴家的手指头一样。他周身也有技艺高超的音乐家的那种气派。这样的人在乐队里往往担任第一提琴手。他咳嗽，患偏头痛，总之显得有病，孱弱。大概他在家里总是由别人给他脱衣服和穿衣服，像小孩子一样。他原在法律专科学校毕业，起初在司法部任职，后来调到枢密院，接着辞了职，经人说项，他又在国有产业部找到工作，不久又辞职了。在我做听差的那段时期，他在奥尔洛夫的部门里担任科长，可是他说不久又要调到司法部去了。他对他的官职，对他从这个机关到那个机关的调动，抱着一种少有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每逢有人在他面前严肃地谈到官员、勋章、薪俸，他就温和地微笑，背一句普鲁特科夫[4]的箴言：“只有在国家机关里任职，你才会知道真情！”他有个身材矮小的妻子，脸上已经起了皱纹，醋劲儿却很大。他还有五个瘦弱的孩子。他对妻子不忠实，他只有见到孩子的时候才爱他们，一般说来，他对自己的家庭简直漠不关心，常拿家里的人取笑。他一家人靠借债过活。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不管走到哪儿，也不管遇到什么人，他总要借钱，就连他的上司和那些看门人，他也不放过。他天性懒散，懒到了对自己也不关心的地步，随波逐流,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飘到哪儿去，为什么要飘去。人家领他到哪儿，他就到哪儿。要是人家带他去下流的地方，他就去。人家在他面前放一杯啤酒，他就喝，要是不放呢，他就不喝。如果有人在他面前骂自己的妻子，他就也骂自己的妻子，硬说她破坏了他的生活。遇到人家夸自己的妻子好，他就也夸自己的妻子好，诚恳地说：“我十分爱她，这个可怜的女人。”他没有皮大衣，老是披一件冒出儿童室气味的方格呢大衣。在吃晚饭的当儿，他常常在沉思，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圆球，喝很多红葡萄酒，每逢这种时候，说来奇怪，我几乎确信，他有什么心事，他自己大概也隐约感到了，可是由于生活的纷扰和俗事太多，没有工夫去了解它，重视它。他有时候稍微弹一阵钢琴。往往，他靠着钢琴坐下来，弹两三个音，轻声唱道：

未来的日子给我准备了什么？[5]

可是立刻，他好像吓坏了似的，站起来，走到离钢琴远远的地方去了。

这些客人照例要到十点钟光景才到齐。他们在奥尔洛夫的书房里打牌，我和波丽雅给他们端茶。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能够深切地领略到做听差的种种苦味。我得一连在房门旁边站上四五个钟头，注意不要有茶杯空着，掉换烟灰缸，跑到桌子跟前去拾起一支掉在地下的粉笔或者一张纸牌，要紧的是我得站着，等着，小心在意，不能说话、咳嗽、微笑。我敢断定，这种工作比最重的农活还要苦。从前我在军舰上，遇到起风暴的冬天夜晚，一连站过四个钟头的岗，可是我认为那种值班要轻松得多了。

他们打牌一直要打到两点钟，有时候打到三点钟，然后伸着懒腰，走进饭厅吃晚饭，或者像奥尔洛夫所说的，垫补一下肚子。吃饭的时候，谈话开始了。领头的照例是奥尔洛夫，他带着嘲笑的眼神谈起一个熟人，谈起不久以前读过的一本书，谈起新的任命或者新的计划。善于逢迎的库库希金就给他帮腔，于是，依我当时的心情听来，一种极可憎的谈话开场了。奥尔洛夫和他的朋友们的讥诮是漫无边际的，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他们谈到宗教，总讥诮一阵，谈到哲学，谈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又是一阵讥诮。要是有人提起老百姓，也还是讥诮一阵。彼得堡有一批特殊人物，专门嘲笑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他们连挨饿的人或者自杀的人也不肯放过，总要说上几句庸俗的话。可是奥尔洛夫和他的朋友们并不只是说说笑话或者开开玩笑，而是冷嘲热讽。他们说上帝是没有的，人一死就全完了，说不朽的人只有法国科学院里才有[6]。真正的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因为它的存在以人的完善为前提，而人的完善乃是逻辑的荒谬。俄国是乏味而贫困的国家，不亚于波斯。知识分子毫无希望，按照彼卡尔斯基的看法，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本领和一无用处的人。老百姓呢，只会灌酒，偷懒，窃盗，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没有科学，文学也一塌糊涂，商业立足于欺诈：“不骗人就卖不出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切都是可笑的。

临到晚饭将近结束，大家喝过酒而兴致好起来，闲谈就转到逗笑的话题上去。他们取笑格鲁津的家庭生活，取笑库库希金的得手，取笑彼卡尔斯基，据说他的支出账簿的某一页上标着“慈善事务”，另一页上标着“生理需要”。他们说忠实的妻子是没有的，尽管丈夫正坐在隔壁的书房里，客人也可以想出巧招，不用等走出客厅就能得到那人妻子的爱抚。少女们已经有一肚子邪心思，什么事都懂。奥尔洛夫保存着一个十四岁女学生所写的信：她在下学回家的路上，“在涅瓦大街勾搭上一个军官”，据说他把她带回自己家里，直到夜深才放她走，她就赶紧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她的女朋友，让她的女朋友也分享这种快乐。他们说，纯洁的道德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显然这种东西是不必要的，没有它，人类至今也过得挺好。至于一般所谓的放荡，它的害处无疑被人夸大了。在我们的惩罚条例里所规定的反常行为并没有妨碍第奥根尼[7]成为哲学家和导师，恺撒[8]和西塞罗[9]都是贪淫好色的人，同时又是伟人。加图[10]老人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可是人家仍旧认为他是一个严格持斋和维护道德的人。

到三四点钟，客人们走散，要不然，就一同到城外或者到军官街去找一个名叫瓦尔瓦拉·奥西波芙娜的女人。我就回到我的下房去，由于头痛和咳嗽而很久睡不着觉。

四

我记得，自从我在奥尔洛夫家住了大约三个星期以后，在一个星期日早晨，有人来拉门铃。那是十点多钟，奥尔洛夫还在睡觉。我走出去开门。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惊讶，原来在门外的梯台上站着一个罩着面纱的女人。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起床了吗？”她问。

我从说话声听出她是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我常到兹纳敏街去给她送信。我记不得当时我是否来得及回答她的话，也记不得我能不能定下心来回话，总之，她的来临使得我怔住了。再者她也用不着我答话。转瞬间，她就从我身旁溜进去，前厅里立即弥漫着她身上的香水气味，这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然后她走进房间，脚步声听不见了。至少，这以后有半个钟头，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可是又有人来拉铃了。这回是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姑娘，大概是阔人家的使女，她和我们的看门人喘吁吁地把两只皮箱和一只柳条箱抬进来。

“这是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送来的。”姑娘说。

她走了，没再说别的话。这一切都很神秘，使波丽雅脸上现出狡黠的微笑，她对老爷们的胡搞一向极感兴趣。她仿佛想说：“瞧，我们这儿出事啦！”从此她一直踮起脚尖走路。最后脚步声响起来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很快地走进前厅来，看见我站在我的下房门口，就说：

“斯捷潘，去帮盖奥尔季·伊凡内奇穿衣服。”

我拿着衣服和皮靴走进奥尔洛夫的房间。他正坐在床沿上，耷拉着两条腿，脚碰到熊皮地毯。他现出心慌意乱的样子。他没注意我，也不关心我这个仆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显然他心不定，他在自己面前，在自己的“心眼”面前发窘。他一句话也不说，慢腾腾地穿衣服，洗脸，然后梳头，刷衣服，仿佛容自己有点时间仔细想想自己的处境，考虑一下似的，甚至从他的背部都可以看出他心慌，不满意自己。

他们两人一块儿喝咖啡。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拿起咖啡壶来给自己和奥尔洛夫斟上咖啡，然后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笑起来。

“我至今还难以相信，”她说，“一个人在外面旅行很久，末了回到旅馆里，他就一时难以相信，自己不必再往前走了。轻松地喘一口气是愉快的。”

她带着很想淘气的小姑娘的神情轻松地喘一口气，又笑起来。

“您得原谅我，”奥尔洛夫说，朝报纸点了一下头，“喝咖啡的时候看报，已经成了我改不掉的习惯。不过我能同时做两件事：一边看报，一边听人说话。”

“看吧，看吧。……您的习惯和您的自由仍旧属于您。不过为什么您拉长了脸？您早晨总是这样吗？还是只有今天才如此呢？您不高兴吗？”

“正好相反。不过，老实说，我有点吃惊。”

“为什么呢？您早就知道我会突然到你这儿来，你该做好准备呀。我天天对您说我要来。”

“不错，可是我没料到您正好今天实现您的话。”

“我自己也没料到，不过这倒更好。这样更好，我的朋友。把病牙一下子拔掉，就完事了。”

“是啊，当然。”

“啊，我亲爱的！”她说，眯细了眼睛，“凡是结局好的，才能算好事。不过，在好结局来临以前，先要受多少苦呀！您别看我在笑。我高兴，我幸福，可是我倒想哭，并不想笑。昨天我经受了一场战斗，”她用法国话接着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多么难受。可是我在笑，因为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我跟您一块儿喝咖啡不是真事，而是一场梦。”

随后她用法国话接着讲起昨天她怎样跟她的丈夫决裂，她的眼睛时而满是泪水，时而带着笑意，痴迷地瞧着奥尔洛夫。她说她的丈夫早已怀疑她，可是不肯说穿。他们常常吵架，往往在吵得最激烈的时候，他就突然闭口，走回他的书房，免得气头上一下子说出他的怀疑，也免得她自己公然道破。其实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心里抱愧，觉得自己渺小，不敢跨出大胆而严肃的一步，因此一天天越来越恨自己，恨她的丈夫，像在地狱里那样痛苦。昨天吵架的时候，他用含泪的声调叫道：“这种局面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啊，我的上帝？”说完，他又走回书房去了，可是她像猫追老鼠似的跟踪跑去，不容他关上房门就对他喊道：她恨透了他。当时他把她放进书房，她就索性把事情讲穿，承认她爱上了另一个人，那个人才是她真正的、最合法的丈夫；她认为她在良心上负有义务，今天无论如何得搬到他那儿去，哪怕有大炮轰她也不管。

“您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气质。”奥尔洛夫打断她的话说，可是他的眼睛没有离开报纸。

她笑起来，接着讲下去，根本没有碰她的咖啡。她的脸烧得绯红，这使她有点心慌，她难为情地看看我和波丽雅。根据她后来的叙述，我知道她的丈夫先是责备她，威胁她，最后淌下了眼泪，这就是他的回答。说得确切点，经受了一场战斗的不是她，而是他。

“是啊，我的朋友，我的神经兴奋的时候，一切倒还顺当，”她说，“不过一到夜里，我就泄气了。您，若尔日[11]，不相信上帝，可是我有点相信，我怕报应。上帝要求我们隐忍，宽宏大量，自我牺牲，我却不肯隐忍，想按我自己的心意安排生活。这对吗？如果上帝认为这样做不对呢？夜里两点钟，我丈夫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我不许您走。我要找警察把您抓回来，闹他个满城风雨。’过一会儿，我一看，他又像个影子似的站在门口了。‘您得顾到我。您私奔，可能会损害我的前程。’这些话狠狠地敲打我的心，弄得我仿佛全身生了锈似的。我心想，报应已经开头了，就害怕得发抖，痛哭。我觉得好像天花板朝着我塌下来，我马上就会给押到警察局去，您会不再爱我，一句话，上帝才知道我想了些什么！我暗想，我索性抛开幸福，到修道院去，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做护士。可是这时候，我猛地想起您爱我，我没有权利不告诉您就处置我自己。我的脑子就乱了，我灰心绝望，不知道该怎样想，怎样做才好。可是太阳一升上来，我又高兴起来了。我等到早晨，就坐上车子来找您。啊，我多么痛苦啊，我亲爱的。我一连两夜没有睡觉了！”

她疲乏，兴奋。她恨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又睡觉，又不住地谈下去，又笑，又哭，还想到饭馆去吃早饭，为的是感到自己自由了。

“你这个住宅挺舒服，不过我担心两个人住会嫌小。”她喝过咖啡后很快地走遍各个房间，说，“你给我哪个房间呢？瞧，我看中了这一间，因为它在你的书房隔壁。”

从此以后她就把这个房间叫作她的房间。一点多钟，她在书房隔壁的这个房间里换了一身衣服，跟奥尔洛夫一块儿出去吃早饭。午饭他们也是在饭馆里吃的。在早饭和午饭之间那段很长的时间里，他们跑商店。我直到夜深还给商店的店员和送货员开门，从他们手里收下各种各样买来的物品。他们送来的东西中有一面上等的穿衣镜、一个梳妆台、一张床、一套我们不需要的豪华茶具。他们还送来一整套铜锅，我们就把它们陈列在我们空荡荡的、阴冷的厨房里的架子上。我们拆开茶具的包装，波丽雅的眼睛就发亮了。她带着憎恨的神情看了我两三次，生怕我抢在她前面，偷走这些漂亮茶杯中的一个。他们还送来一张女用写字台，很贵重，然而用起来不方便。显然，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存心在我们这儿长住下来，做这个宅子的女主人了。

九点多钟，她和奥尔洛夫回来了。她由于做了一件大胆的、不平凡的事而感到十分自豪。她心里充满热爱，同时觉得自己也被人热爱着。她筋疲力尽，指望酣畅、甜蜜地睡一觉，总之，她陶醉在新生活里了。她心里洋溢着幸福，双手紧紧地互握着，反复说，一切都美满，起誓说她会永远爱他。她相信自己也被人深深地爱着，而且会永远爱下去。这种誓言和这种天真的、几乎可以说是幼稚的信心使她年轻了五岁。她说出许多可爱的废话，又嘲笑自己。

“再也没有比自由更高的幸福了！”她说，逼自己讲些严肃而有意义的话，“真的，你想想看，那是多么荒谬啊！哪怕我们自己的意见颇有道理，我们也会觉得没一点价值。我们反而在各式各样糊涂虫的意见面前发抖。这次，我一直到最后关头都在害怕别人的意见，可是等到我听从我自己的意见，决定按自己的心意生活，我的眼睛就睁开了，我才克服了我那种愚蠢的恐惧。现在呢，我幸福了，希望大家都能享受这种幸福才好。”

然而她的思路立刻断了，她讲起新住宅，讲起壁纸和马车，讲起到瑞士和意大利去旅游。可是奥尔洛夫跑饭馆，去商店，已经累得要命。他仍旧像我今天早晨发现的那样心神不定。他微笑着，可是与其说是由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礼貌。每逢她严肃地讲到什么，他总是讥诮地同意道：“嗯，是啊！”

“斯捷潘，赶快找个好厨师吧。”她转过脸来对我说。

“不应该先张罗厨房的事，”奥尔洛夫说，冷冷地瞧着我，“应当先搬家才对。”

他从来也不用厨房，不养马，因为，照他的话来说，他不喜欢“弄得家里不干不净”。他容许我和波丽雅住在他的住宅里只是出于不得已。所谓家庭以及它那些平凡的欢乐和争吵都败坏他的口味，成了庸俗的事。至于怀孕，生儿养女，谈论子女，那更是低级趣味，小市民习气。现在我不由得生出极其强烈的好奇心，要看一看这两个人怎样在同一所房子里相处下去，她是喜欢家庭生活和操持家务的，买下了铜锅，希望雇个好厨师，养一些马。他呢，常常对朋友们说，一个正派而喜爱洁净的人的家里如同军舰上一样不应当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不要有什么女人，子女，抹布，厨房用具。……

五

现在我要讲一讲本星期四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天，奥尔洛夫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是在康坦饭店或者多侬饭店[12]吃的午饭。饭后，回家来的却只有奥尔洛夫一个人。我后来才知道，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到彼得堡城郊她原先的一个家庭女教师家里去了，以便在她那儿度过我们家里有客人的那段时间。奥尔洛夫不愿意让他的朋友们看见她。这是早晨他们喝咖啡的时候我知道的，当时他一再对她说，为了让她心情平静起见，她不能参加星期四的晚会。

照例，客人们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到来的。

“女主人在家吗？”库库希金小声问我。

“没在家，先生。”我回答说。

他走进去，眼睛里闪出狡猾的、淫荡的目光，他神秘地微笑着，一边搓着冻得冰凉的手。

“恭喜恭喜，”他对奥尔洛夫说，发出谄媚阿谀的笑声，笑得周身发抖，“祝您多子多孙，像黎巴嫩雪松那样繁殖得快。”

客人们朝寝室走去，在那儿瞧见一双女人的便鞋、两张床之间的一块地毯、挂在床框上的一件灰色女上衣，就开了一阵玩笑。他们眉飞色舞，因为这个固执的人平时看不起恋爱中一切平凡的俗套，如今却突然这样简单而平凡地落在女人的罗网里了。

“嘲笑归嘲笑，到服帖的时候还是得服帖。”库库希金反复说了好几次。顺便提一下，他有一种讨厌的习惯，喜欢炫耀教会斯拉夫语。“轻一点！”他们从寝室出来，走到书房隔壁的房间去的时候，他把一根手指头举到嘴唇边，小声说，“嘘！玛加丽特[13]在这儿想念浮士德呢！”

他哈哈大笑，仿佛说了什么非常滑稽的话似的。我冷眼看着格鲁津，料想他那音乐的灵魂一定受不了这种笑声，可是我错了。他那一团和气的瘦脸快活得眉开眼笑。他们坐下来打牌的时候，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吐字不清地说，现在若尔日只差添置一根樱桃木的烟袋杆和一个六弦琴就可以使他的家庭幸福完美无缺了。彼卡尔斯基庄重地笑着，然而从他那聚精会神的脸色看得出来，他感到奥尔洛夫的新恋爱事件不是滋味儿。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么她的丈夫怎么样了？”他打过三圈牌后茫然问道。

“我不知道。”奥尔洛夫回答说。

彼卡尔斯基伸出手指头理着他那把大胡子，就此沉思不语，一直到吃晚饭。等到他们坐下来吃晚饭，他才拖长每个字的字音慢腾腾地说道：

“总之，对不起，我不了解你们两个人。你们可以按你们的心意相亲相爱，违犯第七诫[14]，这我倒能够理解。是啊，这在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何必要让她的丈夫知道你们的秘密呢？难道这有必要吗？”

“可是，知道不知道，还不是一样？”

“嗯……”彼卡尔斯基沉思地说，“那么我要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他接着说，显然在紧张地思考，“要是日后我续弦，而你有心给我戴绿帽子，那么你务必要做得别让我看出来。欺骗一个人，总比破坏这个人的生活秩序和名誉正直得多。我明白。你们俩以为公开同居是异常正直的、自由派的行为，可是我不能同意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浪漫主义。”

奥尔洛夫一句话也没回答。他心绪不好，不想说话。彼卡尔斯基仍旧想不通，用手指头敲着桌子，想了一阵，说：

“我仍旧不理解你们两个人。你不是大学生，她也不是女裁缝。你们俩都是有财产的人。我认为你尽可以给她另外安排一个家。”

“不，办不到。你读一读屠格涅夫的作品吧。”

“我何必去读他的作品呢？我已经读过了。”

“屠格涅夫在他的作品里教导我们说，任何一个高尚的、思想正直的姑娘都应当跟着她所爱的男人走遍天涯海角，去为他的思想工作，”奥尔洛夫说，讥诮地眯细眼睛，“天涯海角，这是诗的破格[15]，所谓天涯海角其实就在她所爱的男人的住宅里。因此，不跟爱你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住宅里，这无异于不准她完成她的崇高使命，不赞同她的理想。是啊，老兄，屠格涅夫这样一写不要紧，现在我可得吃苦头了。”

“我不懂这跟屠格涅夫有什么相干。”格鲁津耸耸肩膀，轻声说，“您，若尔日，总还记得《三次相会》里讲到有一天，那个男的很晚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走着，忽然听见：你偷偷地想着我，到我这儿来吧！[16]”格鲁津唱起来，“真好啊！”

“不过，她总不是硬要搬到你这儿来的吧，”彼卡尔斯基说，“是你自己希望这样的。”

“哎，哪儿会呢！我不但没有希望过，甚至不能想象有一天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当初她对我说她要搬到我这儿来，我还以为她是撒娇，说着玩的呢。”

大家都笑起来。

“我绝不会希望有这种事。”奥尔洛夫接着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好像他被迫为自己辩白似的，“我不是屠格涅夫笔下的英雄[17]，如果哪一天我需要解放保加利亚，我也不会拉一个女人陪着我去。讲到恋爱，我首先把它看作我的卑下的、跟我的精神敌对的肉体的需要。这种肉体的需要必须审慎地加以满足，或者索性不去满足；要不然它就会把一些跟它本身同样肮脏的因素带到你生活里来。为了使这种需要成为快乐而不致成为痛苦，我总是极力把它美化，用许许多多幻象装点它。要是我事先不能肯定那个女人漂亮迷人，我就不到她那儿去。要是我兴致不佳，我也不去找她。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做到互相蒙哄，我们才能觉得我们被人爱着，我们才能幸福。那我怎么会希望买什么铜锅，看见没有梳过的头发，在我没有洗脸、心绪不好的时候被人看见呢？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心地单纯，要我喜欢那些我生平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她希望我的住宅里有厨房和抹布的气味。她要热热闹闹地搬到一个新住处去，坐着自己的马车出去兜风。她要照管我的内衣，为我的健康操心。她要每一分钟都干预我的私生活，注意我走的每一步路，同时又向我诚心诚意地担保，我仍然保留着我的习惯和自由。她打定主意，我们应当马上照年轻的新婚夫妇那样出去旅行一趟，那就是说，不管在火车的包房里也好，在旅馆里也好，她都要守着我，寸步不离。可是我却喜欢在旅途上看书，要我谈话我可受不了。”

“那你就对她讲明白好了。”彼卡尔斯基说。

“那怎么行？你以为她会明白我的意思？哪能啊，我和她的思想相差太远了！依她的看法，离开父母或者丈夫，投奔她所心爱的男人，那是崇高的勇敢精神的顶峰，可是依我的看法，这却是幼稚。爱上一个男人，跟他同居，这在她就是新生活的开始，可是依我的看法，这毫无意义。爱情和男人是她生活的核心，在这方面也许是下意识哲学在她心里作怪吧。你就是费尽唇舌也没法叫她相信爱情如同食物和衣服一样，无非是一种简单的需要罢了。世界根本不会因为夫妇不和而毁灭。一个好色的人和猎艳家可能同时又是个有天才和高尚的人。另一方面，弃绝爱情乐趣的人同时也可能是头愚蠢而恶毒的畜生。当代的文明人，甚至那些下层人，比方说，法国工人，一天也总是为吃饭花掉十个苏[18]，为饭前的葡萄酒花掉五个苏，为女人花掉五个到十个苏，而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统统用在工作上。可是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为爱情付出去的却不是几个苏，而是她的整个灵魂。我固然可以讲明白这层道理，可是她的回答就会是真诚的喊叫，说我毁了她，说她的生活里就此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

“那你就什么也不用说，”彼卡尔斯基说，“光是给她另找一个单独的住宅。那就行了。”

“这办法说说容易。……”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她挺可爱，”库库希金说，“她美极了。这样的女人总以为自己会永远爱下去，热烈地献出自己。”

“可是人的肩膀上总得有个脑袋才成，”奥尔洛夫说，“人得用头脑思考。我们从日常生活以及流传不朽的无数小说和剧本中获得的全部经验都一致肯定，在上流人中间，私通和同居，不管起初的爱情是什么样儿，总不能维持到两年以上，至多不过三年。这一点她应当知道才对。因此，什么搬家啦，锅子啦，希望永久相爱、亲密无间啦，这一切无非是她对自己和对我的愚弄罢了。她又可爱又娇媚，这一点有谁否认？可是她把我的生活秩序打乱了，她硬逼着我把我以前一直认为是琐碎无聊的事提高到严肃问题的水平。我在对偶像顶礼膜拜，可我从来不认为它是神。她又可爱又娇媚，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现在我下班回家，心绪总是不好，仿佛我预料会在家里遇到什么不方便的事，例如砌炉工人拆掉炉子，把砖头堆成了山。一句话，我为爱情付出去的代价不是一个苏，而是我的一部分安宁和平静。这真糟透了。”

“可惜她没听见这个无赖的话！”库库希金叹口气说，“先生，”他像演戏似的说，“我来帮您卸掉爱这个美人儿的沉重义务吧！我要把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从您手里夺过来！”

“您管自夺去好了……”奥尔洛夫满不在乎地说。

库库希金用尖细的嗓音笑了半分钟，周身发抖，然后说：

“当心，我不是开玩笑！事后您可千万别演奥赛罗那个角色！”

大家就谈起库库希金在情场中那种永不衰竭的精力，谈起女人对他怎样倾倒，谈起他对那些做丈夫的来说多么危险，谈起他那么贪色，日后到另一个世界，会被魔鬼放在火上烤。他眯细眼睛，一句话也不说，每逢人家说到他所认识的太太，他就伸出小指来警告——千万不能揭发别人的隐私啊。奥尔洛夫忽然看一下怀表。

客人们明白了，纷纷起身告辞。我还记得格鲁津这一回带着几分醉意，懒洋洋地穿了半天上衣，他那件上衣就像不富裕的家庭里给孩子们做的宽大长衣。他竖起衣领，开始冗长地讲一件什么事，后来看出别人没有听他讲话，就把那件有儿童室气味的方格呢大衣披在肩膀上，带着惭愧和恳求的脸色要我去找他的帽子。

“若尔日，我的天使！”他温柔地说，“好朋友，您听我说，我们现在到城外[19]去吧！”

“你们去吧！我不行。如今我是处在有妇之夫的地位了。”

“她是个极好的女人，不会生气的。我的好上司，我们一块儿去吧！天气挺好，大风雪，严寒。……说实在的，您得散散心才行。您心绪不好，鬼才知道您是怎么回事。……”

奥尔洛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瞧着彼卡尔斯基。

“你去吗？”他犹豫地问。

“我不知道。去就去。”

“我会不会喝醉呢，啊？嗯，好吧，我去就是了，”奥尔洛夫迟疑一下，决定下来，“你们等一等，我去取钱。”

他走进书房，格鲁津懒洋洋地跟在他后面，身后拖着那件方格呢大衣。过了一分钟，他们俩回到前厅来。带着醉意、十分满足的格鲁津，手里捏着一张十卢布钞票。

“我们明天再算账吧，”他说，“她呢，心眼好，不会生气的。……她是我的丽左琪卡的教母，我喜欢她，可怜的人。哎，好老兄！”他说，忽然笑起来，把额头抵在彼卡尔斯基的后背上，“哎，彼卡尔斯基，我的亲人，你虽是个大律师，铁面无情，不过想必还是喜欢女人的。……”

“您得补充一句，他喜欢胖女人，”奥尔洛夫说，穿上皮大衣，“不过，我们走吧，要不然，我们说不定就会在门口遇上她。”

“你偷偷地想着我，到我这儿来吧！”格鲁津唱起来。

最后，他们走了。奥尔洛夫没有在家里过夜，第二天将近吃午饭的时候才回来。

六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丢失了一个小金表，那是以前她父亲送给她的。这次金表的丢失使她又惊讶又害怕。她花了半天工夫走遍各个房间，心神恍惚地查看所有的桌子和窗台，可是那个表却好比石沉大海，影踪全无了。

这以后不久，过了两三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从外面回来，把她的钱包忘在前厅里了。说来也是我的运气好，这一次不是我帮她脱大衣，而是波丽雅。等到她发现钱包不在，寻找起来，前厅里的钱包已经不见了。

“奇怪！”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大惑不解地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把它从衣袋里拿出来，为了付马车钱……后来就把它放在镜子旁边这个地方。怪事！”

我没有偷，可是我却有一种感觉，仿佛我偷了东西被人抓住了似的。我甚至流出眼泪来了。他们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用法国话对奥尔洛夫说：

“我们这儿闹鬼。今天我把钱包丢在前厅里，可是刚才一看，它却在我的桌子上。不过那些鬼玩这个花招可不是没有私心的。他们取走一个金币和二十卢布作为报酬呢。”

“您一会儿丢表，一会儿又丢钱……”奥尔洛夫说，“为什么我就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事呢？”

过了一会儿，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已经忘记鬼玩的花招，笑着讲起上个星期她订购过一些信纸，可是忘了说明她的新住址，商店就把信纸送到旧住处去交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不得不照单付了十二卢布。忽然她把眼光停在波丽雅身上，定睛瞧着她。这时候她脸红起来，心慌意乱，赶紧说别的事了。

我把咖啡送到书房里去，奥尔洛夫正站在壁炉旁边，背对着火，她坐在一把圈椅里，脸对着他。

“我根本不是心情恶劣，”她用法国话说，“不过我刚才细细一想，事情就全明白了。我说得出她是在哪天，甚至哪个钟头偷走我的表的。钱包呢？那更是毫无疑义。哦！”她笑着说，从我手里接过咖啡去，“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常常丢掉手绢和手套。不管你怎样想，反正明天我要辞掉这只喜鹊，打发斯捷潘去把我的索菲雅找来。索菲雅不是贼，而且她长得也不是那副……讨厌相。”

“您心绪不好。明天您的心绪就会不同，那就会明白不能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人如何如何就把这个人撵走。”

“我不是怀疑，而是确信这是事实，”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先前我怀疑过那个一脸倒霉相的无产者，您的听差，可是我什么话也没说。真糟糕，若尔日，您都不信我的话了。”

“如果我在一件事情上跟您的看法不同，那并不等于说我不信任您。就算您说得对吧，”奥尔洛夫说，回过身去对着炉火，把他的烟头丢进火里，“可是也仍旧不应该这么激动。总之，老实说，我没有料到我这个小小的家会惹得您这么烦恼和激动。您丢了一枚金币，哦，那也没什么，您管自在我这儿拿哪怕一百枚去也成，至于改变生活秩序，从街上另找个使女来，等她习惯这个地方的活儿，那得很长时间，简直太乏味了，我可不喜欢这样。我们现在这个使女虽然长得胖，也许喜欢手绢和手套什么的，不过另一方面，她做事倒很得体，懂规矩，库库希金捏她一下，她也不尖声叫喊。”

“一句话，您舍不得跟她分手。……您就照实说吧。”

“您吃醋了？”

“对，我吃醋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斩钉截铁地说。

“多谢多谢。”

“对，我吃醋了！”她又说一遍，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不，这不是吃醋，而是比这更糟……我都难于找出一个词儿来称呼这种感觉。”她用两只手按住鬓角，继续激动地说下去，“你们这些男人都这么卑鄙可恶！这真可怕！”

“我看不出这件事有什么可怕的。”

“我没亲眼看见过，我不知道，可是据说你们男人还在小时候就跟使女勾勾搭搭，后来养成习惯，一点也不觉得恶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而我甚至在书上都读到过。……若尔日，当然，你说得对，”她走到奥尔洛夫跟前，转而用亲热和恳求的口气说，“真的，我今天心绪不好。不过你明白，我不可能不生气。我讨厌她，怕她。我一看见她就受不了。”

“难道您就不能站得比这些琐碎的事高一点？”奥尔洛夫说，困惑不解地耸耸肩膀，从壁炉那儿走开，“要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您别把她放在眼里，她就不会惹得您讨厌，您也就不用为一点小事演整整一出戏了。”

我走出书房，不知道奥尔洛夫听到了什么样的回答。不管怎样，波丽雅在我们这儿留下来了。这以后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再也不支使她做什么事，显然极力不要她来服侍她。每逢波丽雅给她端来什么东西，或者甚至只是在她身旁走过，镯子玎玲玎玲响，裙子沙沙作声，她就会浑身打战。

我想，如果格鲁津或者彼卡尔斯基要求奥尔洛夫辞退波丽雅，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照办，不用人家费什么口舌。他为人随和，就跟一切冷漠无情的人一样。然而不知什么缘故，在他跟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关系中，他哪怕在小事上也寸步不让，有时候竟到了任性的地步。我事先就能知道，如果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喜欢什么，他就一定不会喜欢。她从商店回来，匆匆忙忙把新买的东西摊在他的面前，他总是随便看上一眼，冷淡地说家里多余的东西越多，空地方就越少。有时候他已经穿好燕尾服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已经跟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告别，却忽然发了犟脾气，偏偏留在家里不走。在这种时候，依我看来，他留在家里纯粹是为了要叫自己感到不幸罢了。

“为什么您又留下来不走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假装烦恼地说，而事实上却高兴得满脸放光，“为什么呢？您习惯了傍晚不待在家里，我可不希望您为我改变您的习惯。要是您不希望叫我心里负疚，您就管自去吧，去吧。”

“难道有谁怪罪您了？”奥尔洛夫说。

他带着受害者的神情在书房里的圈椅上坐下，用手遮住眼睛，拿起一本书来。然而不久这本书就从他手里掉下来，他笨重地在圈椅上扭动身子，又用手遮住眼睛，仿佛要挡住阳光似的。这时候他已经因为没有出去而懊恼了。

“可以进来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迟疑不定地走进书房来，“您在看书？我闷得慌，就来看看您……一会儿就走。”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她就是这样迟迟疑疑、不合时宜地走进来，在奥尔洛夫脚旁的地毯上坐下来。从她那种胆怯和轻手轻脚的动作可以看出来，她不了解他的心情，暗自害怕。

“您老是看书……”她讨好地说，显然想博得他的欢心，“若尔日，您知道您的成功秘诀里有一条是什么？那就是您有学问、有头脑。您在看什么书啊？”

奥尔洛夫回答了一句话，接着沉默了几分钟，而这几分钟我觉得很长。我在客厅里站着，在那儿观察他们两个人，生怕自己咳嗽起来。

“我有话想跟您说……”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小声说，笑了起来，“可以说吗？您听了也许会发笑，说这话是自我陶醉。您猜怎么着，我一心想，一心想您今天是为了我才留在家里的……好跟我一块儿消磨这个傍晚。对吗？可以这样想吗？”

“您管自这么想吧，”奥尔洛夫说，用手遮住眼睛，“真正幸福的人不但想实际存在的东西，甚至还想实际不存在的东西。”

“您这句话太长了，我没有完全听明白。那么，您是想说幸福的人生活在幻想中？对，这是实话。我每到傍晚就喜欢坐在您的书房里，让我的思想把我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幻想往往是愉快的。来，若尔日，我们索性来谈谈我们的幻想吧！”

“我没有读过贵族女子中学，不精通这门学问。”

“您心绪不好？”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问，抓住奥尔洛夫的手，“您说说：这是为什么？每逢您这样，我总是感到害怕。我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您头痛，还是因为生我的气。……”

又在沉默中过了漫长的几分钟。

“为什么您的态度变了？”她轻声说，“为什么您不像往常在兹纳敏街那么温柔、快活了？我在您这儿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没有开始生活似的，什么事都还没有好好地谈过。您老是拿玩笑来回答我的话，要不然，就说得又冷淡又长，像是老师在讲课。就连您的玩笑话也有一种冷冰冰的味道。……为什么您不再跟我正正经经地谈话了？”

“我说话素来是正正经经的。”

“好，那我们就来谈谈吧。看在上帝面上，若尔日。……谈谈好吗？”

“谈吧。可是谈什么呢？”

“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沉思地说，“我一直在计划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计划，我心里愉快极了！若尔日，我从提问题开始吧：您什么时候辞掉您的职务？”

“这是为什么？”奥尔洛夫问，把放在额头上的手放下来。

“有您那种见解的人不能担任公职。这对您不合适。”

“我的见解？”奥尔洛夫问，“我的见解？按信念和性情来说，我是个普通的文官，谢德林笔下的人物。我看，您一定把我错看成另外一种人了。”

“您又在开玩笑，若尔日！”

“一点也没有。这种职务也许并不使我满意，不过，对我来说，它毕竟比别的工作好。我在那儿已经习惯了，那儿的人都跟我一样。无论如何，我在那儿不能算是个多余的人，我觉得在那儿还过得不错。”

“您痛恨官场，您讨厌做官。”

“是吗？要是我递上辞呈，述说我的幻想，飞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那您以为，对我来说，那个世界就会比官场少可恨些吗？”

“您为了反驳我，甚至甘愿毁谤自己，”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不痛快地说，站起身来，“我后悔不该开始这场谈话。”

“您何必生气呢？我并没有因为您不做官而生气啊。各人总是按各人的心意生活的。”

“那么，难道您是按您的心意生活？难道您感到自由？您一辈子写那些违背您信念的公文，”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接着说，绝望地把两只手合起来一拍，“在上司面前低声下气，给上司拜年，再就是打牌，打牌，打牌，而且主要的是您得为您所不可能喜爱的那种制度服务。不，若尔日，不！您不该开这种玩笑。这太可怕了。您是个有思想的人，只应当为思想工作。”

“真的，您把我错看成另一种人了。”奥尔洛夫叹口气，说。

“您干脆说您不想跟我谈话好了。您讨厌我，就是这么回事。”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含着眼泪说。

“您听着，我亲爱的，”奥尔洛夫在圈椅上坐正，带着教训的口气说，“刚才承您的情，说我是个有学问、有头脑的人，那么，教导一个有学问的人就只会弄巧成拙。您刚才称呼我是有思想的人，您心目中所指的那些渺小的和伟大的思想，我都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如果我宁可做官和打牌而不要那些思想，那我总有我的道理。这是一。第二，据我所知，您从来也没有做过官，您对政府官职的判断只可能是从传闻和坏小说里得来的。所以我们不妨就此说定：不谈那些我们早已知道的事情，也不谈那些我们没有资格评论的事情。”

“为什么您对我说这种话？”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退后一步，仿佛吓坏了似的，“为什么？若尔日，看在上帝面上，您该清醒一下！”

她的说话声颤动一下，断了。她分明想忍住眼泪，可是忽然大哭起来。

“若尔日，我亲爱的，我完了！”她用法国话说，很快地在奥尔洛夫面前跪下，把头枕在他的膝盖上，“我痛苦极了，我筋疲力尽，我再也受不住了，再也受不住了。……我小时候，折磨我的是我那可恨的、淫荡的后娘，后来是我的丈夫，现在呢，是您，您。……我发疯般地爱您，而您却用讥诮和冷淡来报答我。……还有那个可怕的、老脸皮的使女！”她哭着说下去，“是啊，是啊，我明白，我不是您的妻子，也不是您的朋友，而是一个因为做您的情妇而得不到您尊敬的女人。……那我自杀就是！”

我没有料到这些话和这场痛哭会对奥尔洛夫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他脸红了，身子不安地在圈椅上扭动，脸上的讥诮神情消失，现出茫然的和孩子般的恐慌模样。

“我亲爱的，我对您赌咒，您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他慌里慌张地嘟哝着，摩挲她的头发和肩膀，“请您原谅我，我求求您。我不对，而且……我恨我自己。”

“我刚才的诉苦和牢骚侮辱了您。……您是个正直的、宽宏大量的……天下少有的人，这一点我随时都能体会到。可是这些天来我苦恼透了。……”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猛地搂住奥尔洛夫，吻他的脸。

“只是您别哭，千万别哭了。”他说。

“不哭，不哭了。……我已经哭够，心里轻松了。”

“至于那个使女，明天一定不要她再留在这儿。”他说，身子仍旧不安地在圈椅上扭动。

“不，让她留下，若尔日！您听见吗？我再也不怕她了。……小事不应当放在心上，不应当胡思乱想。您说得对。您真是个天下少有的……了不起的人！”

她很快就止住了哭。她在奥尔洛夫的膝盖上坐下，睫毛上闪着还没有干的泪花，低声细语地对他讲了些动人的话，像在回忆童年和青年时代。她伸出手来抚摸他的脸，吻他，细细地看他那只戴着戒指的手和他表链上的表坠。她讲得入了迷，由于挨近她所爱的人而陶醉了。大概刚才的眼泪洗净了她的灵魂，使她的灵魂充满了生气，总之她的说话声显得异常纯洁诚恳。奥尔洛夫抚弄她那栗色的头发，无言地把她的手送到他的唇边吻着。

后来他们在书房里喝茶，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大声念一些信。到十二点多钟，他们就去睡了。

这天晚上我胸口痛得厉害，直到凌晨还没睡暖和，睡不着。我听见奥尔洛夫从寝室里走出来，到他的书房去。他在那儿大约坐了一个钟头之后，摇了摇铃。我身上痛，而且疲乏得很，忘了一切规矩和礼貌，只穿着内衣，光着脚往书房走去。奥尔洛夫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站在门口等我。

“叫你的时候，你得穿整齐了再来，”他厉声说道，“再拿几根蜡烛来。”

我刚要道歉，可是忽然很厉害地咳嗽起来。为了免得跌倒，我就伸出一只手去抓住门框。

“您有病？”奥尔洛夫问。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这好像还是第一次他对我称呼“您”。上帝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大概我只穿着内衣，咳嗽得脸色大变，因而没有把我的角色演好，不大像听差吧。

“既然您有病，为什么还来干活？”他说。

“免得饿死啊。”我回答说。

“这种事，说真的，糟透了！”他轻声说着，往他的桌子那儿走去。

我穿好衣服，放好新蜡烛，点上，这时候他已经在桌子旁边坐下，把两只脚伸到一把圈椅上，用刀子裁开一本书的书页了。

我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专心看书，那本书不再像平时晚上那样从他手里掉下来了。

七

我写到这里，有一种从小就在我心里养成的恐惧感牵制着我的手：我害怕自己再写下去会显得肉麻可笑。每逢我想对人亲热一下，说几句温柔的话，我总是不善于表现得自然而诚恳。就因为这种恐惧感，再加上缺乏经验，使我说不大清楚究竟那时候在我的灵魂里起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并没有爱上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不过我对她怀着的那种普普通通的人类感情却比奥尔洛夫的爱情包含着多得多的青春活力、朝气和欢乐。

每天早晨，当我拿着鞋刷或者扫帚干活的当儿，我屏住气息，总是盼着最后听到她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她先是喝咖啡，后来吃早饭，我都站在一旁瞧着她。她走到前厅，我就把皮大衣递给她。我把套鞋穿到她那双小小的脚上，她就伸出手来扶住我的肩膀。过后，我总是盼着楼下的看门人拉铃叫我，我好跑到门口去迎接她，看见她冻得脸蛋儿发红，身上带着寒气，沾满雪花，听她发出短促的惊叫声，说到天冷，说到马车夫。但愿您能知道这一切在我是多么重要！我一心巴望落入情网，有一个我自己的家庭，一心巴望我未来的妻子正好有这样的脸，这样的说话声。我吃饭也好，受主人差遣在街上走动也好，晚上失眠的时候也好，我总是在幻想。奥尔洛夫厌恶地抛掉女人的衣服、子女、厨房、铜锅，我却拾起这一切，把它们珍藏在幻想里，爱它们，要求命运把它们赐给我。我常常梦想妻子、婴儿室、花园里的小径、小屋。……

我知道，即使我爱上她，我也不敢指望会发生她同样爱我的奇迹；不过这种想法却没有使我感到不安。我那朴实、平和的感情类似普通的好感，其中并不包含对奥尔洛夫的嫉妒，连羡慕都说不上；因为我明白，对我这样病弱的人来说，个人幸福只有在梦中才可能找到。

每逢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夜间等她的若尔日回来，呆望着一本书，书页也不翻；每逢她看见波丽雅穿过房间，不由得全身打战，脸色发白，——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跟她一块儿痛苦，脑子里生出一个想法：索性快点挑破这个恼人的脓疮，快点让她知道星期四他们在这儿吃晚饭的当儿所说的那些话吧。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越来越经常地看到她流泪。开头几个星期，即使奥尔洛夫不在家，她也笑嘻嘻的，唱她的曲子，可是到了第二个月，我们这个寓所就充满郁闷、沉静的气氛，只有星期四才热闹一下。

她向奥尔洛夫讨好。为了从他那儿得到假意的一笑和亲吻，她老是跪在他面前，跟他亲热，好比一条可怜的小狗。她走过一面镜子，哪怕心里很难过，也会忍不住照一照，理一下头发。她仍旧关心打扮，仍旧为买回来的东西高兴，我暗暗觉得奇怪。这跟她那真诚的悲伤有点不相称。她注意时髦的衣服式样，定做贵重的衣服。这是为什么，穿给谁看？我特别记得一件新衣服，价值四百卢布。为一件多余的、不必要的衣服竟然肯花四百卢布，而我们那些女工却靠着苦役般的劳动每天只挣到二十戈比，伙食还要自理，至于那些威尼斯的和布鲁塞尔的花边女工，每天也只得到半个法郎，老板们指望她们靠卖笑来补贴家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竟没理会这一点，我暗自觉得奇怪，心里很气恼。不过只要她一走出家门，我就又原谅这一切，为这一切找出解释，盼着看门人在楼下拉铃叫我了。

她对待我的态度就是对待听差，对待下等人的态度。人可以摩挲一条狗而同时又不觉得有这么一条狗存在。人们差遣我，问我话，可是没理会到有我这样一个人在场。这两个主人都认为，跟我讲话超出通常主人对仆人说话的范围，那就有失体统。如果我伺候他们吃饭，在他们的谈话里插一句嘴，或者笑起来，他们就一定会认为我发了疯，打发我卷铺盖。不过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对我总算另眼相看。每逢她派我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对我解释怎样使用新式灯盏这一类的事情，她的脸容总是异常开朗，和善，亲切，她的眼睛直视着我的脸。在这种时候，我每回都觉得她带着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以前常常送信到兹纳敏街去。她一摇铃，那个认为我是她的亲信，因此恨我的波丽雅就会冷笑说：

“去，你的女主人在叫你呢。”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我看作下等人，却没有料到这所房子里如果有谁处在卑下的地位，那就是她。她不知道我这个听差在为她难过，我一天总要问自己二十次，在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这局面会怎样了结。事情分明一天天坏下去。自从那天傍晚他俩谈论官职以后，不喜欢看到眼泪的奥尔洛夫显然害怕和回避和她谈话了。每逢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开始跟他争执，或者恳求他，或者准备哭出来，他总是找个适当的借口退到书房里去，或者索性走出家门。他越来越少在家里过夜，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就更少了。每到星期四，他总是要求他那些朋友带他到城外去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照先前那样梦想她的厨房，梦想着新的住宅和国外旅行，然而梦想始终是梦想。她的饭食仍旧由饭馆送来，而搬家问题，奥尔洛夫要求她在出国旅行归来以后再提，至于旅行，他则说要等他的头发留长以后才能动身，因为没有长头发，那可不能从这家旅馆跑到那家旅馆，也不能为理想工作呀。

除此以外，傍晚奥尔洛夫不在家的时候，库库希金倒常来拜访。他的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我仍旧怎么也忘不了他在那次谈话中说过要从奥尔洛夫手里把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夺过去的话。她请他喝茶，喝红葡萄酒，他呢，嘻嘻地笑着，想讲点讨好的话，就一再说，自由结合在各方面都比在教堂里结婚强，实际上所有的正派人都应当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这儿来，拜倒在她的脚跟前才对。

八

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隐约透露了不祥的兆头。除夕早晨，喝咖啡的时候，奥尔洛夫出人意外地宣布，说上司派他带着特殊的使命去找一位枢密官，那人正在某省视察工作。

“我不愿意去，可是又想不出借口来！”他烦恼地说，“只好去一趟，没法子呀。”

听到这样的消息，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顿时眼圈红了。

“要去很久吗？”她问。

“五天左右。”

“老实说，你出去一趟，我倒为你高兴，”她沉吟一下，说，“你可以散散心。你兴许会在路上爱上什么人，那么事后也不妨对我讲讲。”

她一有机会，总要极力让奥尔洛夫明白，她一点也不会妨碍他，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这种并不巧妙、一眼就能给人看穿的手段丝毫也不能欺骗任何人，反而又一次使得奥尔洛夫感到他并不自由。

“我今天傍晚动身。”他说，开始看报。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打算送他到火车站去，可是他劝住她，说他又不是到美洲去，也不是去五年，总共只出去五天，甚至不到五天也未可知。

七点多钟，他们告别了。他伸出一条胳膊搂住她，吻她的额头和嘴唇。

“你乖乖地待在家里。我不在，你别心烦。”他用亲切热诚的口气说，连我都听得感动了，“求主保佑你。”

她凝神瞧着他的脸，好把他那亲切的脸容更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然后她优美地伸出两条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头枕在他的胸前。

“你要为我们那些误会原谅我，”她用法国话说，“夫妇如果相爱，就不可能不拌嘴。我爱你爱得发疯。别忘记我。……常打电报回来，写得详细点。”

奥尔洛夫又吻她一下，然后什么话也没说，慌张地走了出去。等到房门关上，门锁咔嗒响了一声，他就在楼梯半中腰迟疑地站住，往上看一眼。我觉得，这时候楼上如果传来一点响声，他好像就会往回走似的。可是楼上静悄悄。他理一下大衣，犹豫不定地走下楼去。

雇来的雪橇早已在大门口等着了。奥尔洛夫坐上一辆，我带着两口皮箱坐上另一辆。天气严寒，十字路口的火堆正在冒烟。雪橇跑得快，冷风刺痛我的脸和手，弄得我透不出气来。我闭上眼睛暗想：她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她爱得多么深！现在，就连各个人家的废品都有人来收去，带着行善的目的卖掉，碎玻璃都被认为是好货，可是这样一个年轻、优雅、相当聪明的正派女人的爱情，这么宝贵、这么珍奇的东西，却没有一点用处而被白白丢掉了。一个古代的社会学家认为，各种各样粗俗的激情，只要善于疏导，就可以变为有益的力量；可是在我们这儿，即使有高尚而优美的激情迸发，过后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不被人们理解，或者给弄成庸俗低级了。这是为什么呢？

雪橇出人意外地停住了。我睁开眼睛，看见我们停在谢尔吉耶夫街上彼卡尔斯基住着的那所大房子旁边。奥尔洛夫下了雪橇，走进大门，不见了。过了五分钟，门口出现彼卡尔斯基的听差，他没戴帽子，因为天冷而生气，对我吆喝道：

“你耳朵聋了还是怎么的？打发车夫走掉，上楼去。老爷叫你！”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上二楼。我从前就来过彼卡尔斯基的这个住宅，站在前厅里，瞧着大厅。每次我从潮湿阴沉的街上走进来，这所房子里擦得雪亮、放光的画片镜框、青铜器、贵重的家具就弄得我眼花缭乱。现在，我在这熠熠生辉的屋子里看见了格鲁津和库库希金，过一会儿又看见了奥尔洛夫。

“你听着，斯捷潘，”他走到我跟前说，“我在这儿住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如果有信和电报，就每天给我送到这儿来。当然，你回到家里，就说我走了，吩咐你问她好。你现在回去吧。”

我回到家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躺着吃梨。这儿只点着一支蜡烛，插在枝形烛台里。

“没有误了火车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问。

“没有，太太。老爷吩咐我问您好。”

我回到下房，也躺了下来。我没有事情可做，也不想看书。我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感到愤慨，只是绞着脑汁，暗自思索：何苦要搞这种骗局？只有十几岁的少年才会这样欺骗情人。像他这样一个博览群书、很有头脑的人难道就想不出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老实说，我倒并不低估他的聪明才智。我想，假使他需要欺骗大臣或者其他有势力的人，他就会为此花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机；可是眼前是要欺骗一个女人，显然，那就随便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都行。骗局能够成功固然很好，不成功也没有多大关系，不妨再照这样简单快当地撒一次谎，用不着费多大的心思。

午夜，那些住在我们楼上的人迎接新年，挪动椅子，发出欢呼声，这时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在书房隔壁的房间里拉铃叫我。她因为躺了很久而变得懒洋洋，此刻正靠桌子坐着，在写一张字条。

“我得打个电报才成，”她说，微微一笑，“您赶快坐车到火车站去，请他们把这个电报发出去。”

后来我走到街上，看到字条上写着：“祝你新年好，得到新的幸福。赶快回电，我寂寞极了。度日如年。可惜电报不能带给你一千个吻和我的心。祝你快乐，我亲爱的。齐娜。”

我发了这个电报，第二天早晨把收据交给她。

九

最糟的是奥尔洛夫不加考虑就把他的骗局的秘密也让波丽雅知道了，他吩咐她把他的衬衫送到谢尔吉耶夫街去。这以后她就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带着我不能理解的仇恨眼光瞧着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老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和前厅里暗自得意，抿着嘴轻声地笑。

“她在这儿住得太久了，应该知趣才是！”她兴高采烈地说，“她应该放明白点。……”

她已经敏感地预感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我们这儿不会住太久了。她为了不错过时机，就见什么拿什么。香水啦，玳瑁发簪啦，手绢啦，皮鞋啦，她统统偷走。新年第二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低声告诉我说，她的一件黑色连衣裙不见了。后来她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脸色苍白，又惊恐又气愤，自言自语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嘿，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太不像话！”

吃午饭的时候，她想给自己舀汤，可是不行，她的手发抖。她的嘴唇也发抖。她狼狈地瞧着汤和馅饼，等她的颤抖平静下去。忽然，她忍不住瞧一眼波丽雅。

“波丽雅，您可以走开，”她说，“有斯捷潘一个人在就行了。”

“不要紧，太太，我站一会儿。”波丽雅回答说。

“用不着您在这儿站着。您干脆走掉……干脆走掉！”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接着说，“您可以另找工作。您现在就走！”

“没有老爷的吩咐，我不能走。我是他雇来的。他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办。”

“我也能吩咐您！我是这儿的女主人！”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脸涨得通红，说。

“也许您是女主人，不过只有老爷才能辞退我。我是他雇来的。”

“不准您在这儿多待一分钟！”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叫道，用刀子敲了一下碟子，“您是贼！听见了吗？”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食巾往桌上一丢，脸色可怜而痛苦，很快地走出饭厅去了。波丽雅放声大哭，嘴里嘟嘟哝哝，也走了出去。汤和松鸡都凉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份由饭馆送来放在桌子上的精美菜肴在我的眼睛里显得缺斤短两，贼头贼脑，跟波丽雅一样。碟子上的两个馅饼现出极可怜的、有罪的样子。“今天我们就要给送回饭馆里去，”它们似乎在说，“可是明天又会给端到一个文官或者名伶的午饭桌上。”

“好神气的一位太太，真了不起！”波丽雅的说话声从她的房间里传到我的耳朵里来，“要是我有心，这样的太太我早就当上了，可是我还知道什么叫羞耻！咱们走着瞧吧，看我们谁先走！对！”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拉铃。她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从她的神情看来，好像她坐在角落里是在挨罚似的。

“有电报来吗？”

“没有，太太。”

“去问一声看门人，说不定已经有电报来。不过您别离开这所房子，”她对我的背影说，“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害怕。”

后来我几乎每个钟头都得跑下楼去找看门人，问他有没有电报送来。必须承认，这是一段多么可怕的时光！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为了避免看见波丽雅，索性就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喝茶，而且就在一张短短的月牙形长沙发上睡觉，自己动手铺床叠被。头些日子，我常出外去送电报，可是总也收不到回电，她就不再信任我，亲自出门去打电报了。我瞧着她那样子，就也焦急地盼电报快来。我希望他会想出一个作假的办法，比方说，托人从外地某火车站上打个电报来。我想，要是他沉溺于打牌，或者已经迷上了另一个女人，那么当然，格鲁津也好，库库希金也好，都会提醒他，叫他想到我们。可是我们空等了一场。我一天总要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房间去四五次，想对她说穿真相，可是她那模样像是一头山羊，肩膀耷拉着，嘴唇颤动，我就一言不发，退出门外。同情和怜悯夺去了我的勇气。波丽雅呢，却像没事儿似的，又高兴又得意，收拾老爷的书房和寝室，翻动柜子里的东西，弄得碗盏叮当响。当她走过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房门的时候，总要哼着曲子，或者咳嗽。她看出女主人躲着她，反而觉得痛快。晚上她常常出门，去向不明，直到两三点钟才拉门铃，我就得去给她开门，听她数落我的咳嗽。随后另一处又马上响起了铃声，我就往书房隔壁的房间跑去，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把头探出门外，问道：“是谁拉门铃？”她瞧着我的两只手，看有电报没有。

最后，到星期六，楼下响起了门铃声，从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她高兴得不得了，竟大哭起来。她迎着他跑过去，搂住他，吻他的胸脯和袖子，说了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话。看门人拿进皮箱来，波丽雅的快活的说话声也响了起来。这情景好像有谁回来度假似的！

“为什么你没打电报来呀？”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快活得喘吁吁的，“为什么？我苦极了，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时间。……啊，我的上帝！”

“这很简单！头一天我就跟枢密官到莫斯科去了，所以没接到你的电报，”奥尔洛夫说，“等我吃过饭后，亲爱的，再详详细细给你说说。现在我得睡觉，睡觉，睡觉。……我在火车上累坏了。”

看得出来他一夜没睡，大概他在打牌，喝了很多酒。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服侍他上床睡下，过后，一直到傍晚，我们都踮起脚尖走路。吃午饭的时候太平无事，可是等到他们吃完饭，走进书房，喝起咖啡来，谈话就开始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很快地小声讲着什么，她讲的是法国话，那些话像小溪一样潺潺地流着，随后传来奥尔洛夫的很响的叹息声和说话声。

“我的上帝啊！”他用法国话说，“难道您除了说使女的坏话以外，就没有别的新鲜事可讲？”

“可是，亲爱的，她老是偷我的东西，说话顶撞我。”

“可是为什么她就不偷我的东西，不说顶撞我的话呢？为什么我就从来也不去理会什么使女，什么扫院人，什么听差呢？我亲爱的，您也实在太任性，反复无常了。……我甚至怀疑您怀孕了。那回我对您提议说，辞掉她算了，可是您却要求把她留下，现在呢，您又打算叫我撵走她。既是这样，我倒也要做个固执己见的人。我要用任性来回报任性。您要她走，我就偏要她留下。这是治好您神经的唯一办法。”

“哦，算了，算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惊慌地说，“我们不谈这个。……明天再谈好了。现在你给我讲讲莫斯科吧。……莫斯科怎么样？”

十

第二天，一月七日，是施洗者约翰的节日。奥尔洛夫吃过早饭以后，穿上黑礼服，戴上勋章，准备到他父亲那儿去庆贺他的命名日。他得在两点钟左右出门，可是等他穿好衣服，才一点半钟。怎样利用余下的半个钟头呢？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朗诵一首他小时候对父母念过的贺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也在那儿坐着，打算到女裁缝家或者商店去一趟。她带着笑容听他念。我不知道他们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不过我给奥尔洛夫送手套去的时候，他正站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面前，带着执拗、恳求的神情对她说：

“看在上帝分上，看在一切神圣的事物分上，您不要再讲那套人人都知道的话！我们这些聪明的、有思想的女人怎么会不幸而有这种才能，总是喜欢带着一本正经的样子，狂热地讲那套连中学生都早已听得厌烦的话。哎，只求您把所有这些严肃的问题统统从我们的夫妇生活里排除出去！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我们女人就不能有自己的见解。”

“我给您充分的自由，您管自保持您的自由思想，您爱引用哪个作家的话也听便，可是请您对我做出一个让步，在我面前有两件事不要提：上流社会的危害和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您总该明白过来才是。人们骂上流社会，总是拿它跟商人、教士、小市民、农民、各式各样的西多尔和尼基达在其中生活的那个社会相对比。这两个社会我都厌恶，不过，如果叫我凭良心在这两个社会当中选一个，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上流社会，这可不是作假或者装腔作势，因为我的全部生活趣味都跟他们一致。我们的社会又庸俗又空虚，不过我们至少会说一口流畅的法国话，会看书，就是争吵得厉害了也不会举起拳头捶彼此的肋骨，可是那些西多尔啦，尼基达啦，还有商店的老板啦，却满口粗俗的土话，什么‘包管可您的心’啦，什么‘现如今’啦，什么‘叫你瞎了眼’啦，还有十分放肆的酒馆习气和偶像崇拜。”

“是农民和商人在养活您啊。”

“不错，可是那又怎么样？这不仅仅是对我不光彩，对他们也不光彩。他们养活我，见着我却脱帽鞠躬，可见他们缺乏智慧和尊严，只好这样做。我不想骂谁，也不想捧谁，我只想说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同样糟糕。这两种社会我在思想上、感情上都厌恶，可是我的生活趣味却跟上流社会相同。好，现在再来讲一讲婚姻的不合理，”奥尔洛夫看一眼怀表，接着说，“其实您应该明白，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只是人们对婚姻提出了一些不明确的要求罢了。您希望从婚姻里得到什么呢？不论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共同生活，不论是什么样的结合和同居，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实质都一样。你们这些女人只为这个实质活着，这个实质在你们就是一切。对你们来说，缺了它，你们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你们除了这个实质以外什么也不需要，你们真也得到了它。不过，自从你们读过许多小说以后，你们不好意思要它了，于是你们便从这边跑到那边，随随便便地调换男人，而且为了证明这种胡闹是正当的，你们就谈起什么婚姻的不合理来了。既然你们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丢开那个实质，丢开你们最主要的敌人，丢开你们的魔鬼，既然你们仍旧服服帖帖地侍奉它，那怎么可能谈出严肃的话来？不管您对我说什么，您所有的话都无非是废话，是装腔作势。我不相信您。”

我到看门人那儿去看雪橇雇来没有。等到我回来，他们已经吵起来了。正如水手常说的那样，风越刮越猛了。

“我明白，您今天想拿冷嘲热讽来吓唬我，”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十分激动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听您讲话，觉得恶心。不论是在上帝面前，还是在人们面前，我都是纯洁的，我也没有什么可懊悔的。至于我离开我的丈夫到您这儿来，那我为这件事自豪。我凭我的人格向您起誓，我自豪！”

“哦，那太好了。”

“如果您是个诚实的正派人，那您也应当为我的行动感到骄傲才是。这件事把我和您提高，超出了成千上万的人的水平。那些人纵然也想照我这样做，却由于胆小怕事或者种种浅薄的顾虑而下不了决心。然而您不正派。您怕自由，嘲笑纯正的热情，因为您怕无知之徒怀疑您不是正人君子。您不敢把我介绍给您的朋友，您觉得再也没有比陪我一块儿上街更苦的事了。……怎么样？难道这不是实情？为什么您至今没把我介绍给您的父亲和您的表亲？为什么？不，我真受够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叫道，顿一下脚，“我要求我应得的权利。请您带我去见您的父亲！”

“如果您要见他，那您尽管自己去。他每天早晨十点钟到十点半钟接待客人。”

“您多么卑鄙！”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绝望地绞着手，“即使您说这话不是出于真心，您心里并不这样想，我也要为了您的这种残忍而痛恨您。啊，您多么卑鄙！”

“我们总是兜圈子，怎么也谈不到问题的症结上去。全部症结就在于您做错了事却又不愿意承认错误。您以为我是英雄，以为我有某些不平凡的思想和理想，而事实上我是个最普通的文官，是个牌迷，压根儿就没热衷于什么思想。那个腐朽的上流社会由于空虚和庸俗而惹得您愤慨，您从中逃出来了，我呢，却正好是那个社会名副其实的后代。请您务必承认这一点，而且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您不该生我的气，而应该生您自己的气，因为犯错误的是您，而不是我。”

“对，我承认：我是犯了错误！”

“那就太好了。我们总算谈到了正题，谢天谢地。现在，要是您高兴的话，请您再听下去。要把我提高到您的水平，我做不到，因为我太坏。要您降低到我的水平，您也做不到，因为您太高尚。那么剩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很快地问道，屏住呼吸，脸色突然白得像一张纸。

“只有让逻辑来帮忙了。……”

“盖奥尔季，您为什么折磨我？”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忽然改用俄国话说，声音发颤，“这是何苦？您应该了解我的痛苦呀。……”

奥尔洛夫害怕眼泪，连忙走回书房，而且不知为什么，是打算给她再添点痛苦呢，还是想起人们在同类情形下惯常的做法，总之，他随手锁上了门。她大叫一声，往他那边跑过去，她的连衣裙沙沙地响。

“这是什么意思？”她敲着门问道，“这……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又说一遍，她的声音由于气愤而变得尖细，断断续续，“啊，原来您是这样的人？那么您要知道：我恨您，看不起您！我们之间什么都完了！全完了！”

这时候响起了歇斯底里的哭声，还夹杂着哈哈大笑声。客厅里有个小东西从桌子上掉下地，打碎了。奥尔洛夫从书房里穿过另一道门溜进前厅，胆怯地回头看一下，赶快穿上大衣，戴上礼帽，走出去了。

过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她还在哭。我想起她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她在这儿生活在一个恨她的男人和偷她东西的波丽雅中间，——在我看来，她的生活多么凄凉啊！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客厅去看她。她衰弱无力，再加上一头美发，在我心目中宛如温柔优雅的典范。她痛苦极了，像是害了病。她躺在一张长沙发上，藏起脸，周身颤抖。

“太太，要不要去请大夫来？”我轻声问道。

“不，不必……没什么，”她说，瞧着我，眼睛上泪痕斑斑，“我有点头痛。……谢谢。”

我走出去。傍晚她写信，一封接一封，时而派我去彼卡尔斯基家，时而派我去库库希金家，时而派我去格鲁津家，最后索性随我爱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只求能够赶快找到奥尔洛夫，把信交给他就行。每逢我拿着原信回来，她总是骂我，求我，往我手里塞钱，仿佛害了热病似的。晚上她睡不着，坐在客厅里自言自语。

第二天将近吃午饭的时候，奥尔洛夫才回来，他们和解了。

这以后，又到了星期四，奥尔洛夫对他的朋友们抱怨他那不堪忍受的沉重生活。他吸很多烟，愤愤不平地说：

“这不是生活，是活受罪。眼泪啦，哭号啦，文绉绉的谈话啦，要求原谅啦，随后又是眼泪，又是哭号，总之，现在我没有自己的家了。我苦恼不堪，也弄得她苦恼不堪。难道还要照这样再生活一两个月吗？难道真要这样？可不是，这大有可能呢！”

“那你就找她谈一谈。”彼卡尔斯基说。

“我试过，可是谈不下去。对一个独立自主和通情达理的人，那是随便什么实话都可以大胆地直说的，可是，眼前跟我打交道的却是一个缺乏意志、没有个性、不明事理的人。我受不了眼泪，眼泪一来，我就没办法招架。她一哭，我就甘愿赌咒，说我永远爱她，我自己也会哭起来。”

彼卡尔斯基不明白，沉思地搔着他那宽阔的前额，说：

“真的，你该给她另租一所房子才是。这很简单嘛！”

“她需要的是我，而不是房子。不过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奥尔洛夫叹了口气，说，“我只听到无穷无尽的谈话，却看不见我这种处境有什么出路。这才叫无辜受罪！我不是菌子，却硬叫我钻进筐子里去[20]。我生平对英雄这种角色避之唯恐不及，素来受不了屠格涅夫的小说，不料忽然间，仿佛开我的玩笑似的，我给看成真正的英雄了。我凭人格对她担保说，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举出种种不容反驳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可是她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不相信呢？大概我这副相貌确实有点英雄的味道吧。”

“那您就去外省视察工作吧。”库库希金笑着说。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这次谈话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奥尔洛夫宣布说，他又奉命陪一个枢密官出差，当天傍晚带着皮箱到彼卡尔斯基家去了。

十一

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穿一件长到拖地的皮大衣，戴一顶海龙皮帽，站在门口。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家吗？”他问。

起初我以为他是放高利贷的，是格鲁津的债主，这种人有时候到奥尔洛夫家里来讨一点零星的债款。可是等到他走进前厅，解开皮大衣，我才见到我在照片上已经看熟的那两道浓眉和那两片很有特色的闭紧的嘴唇，以及他制服上挂着的两排星章。我认出他来了，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政府要人，奥尔洛夫的父亲。

我回答他说，盖奥尔季·伊凡内奇不在家。老人使劲闭紧嘴唇，沉思地瞧着一旁，让我看到他那干瘦而没牙的侧面像。

“我留个字条吧，”他说，“你领我进去。”

他把套鞋留在前厅，却没脱掉沉重的长皮大衣，往书房走去。到了书房，他在书桌前面一把圈椅上坐下，拿起钢笔以前先沉思三分钟光景，而且用手遮住眼睛，像挡开阳光似的，简直跟他儿子心绪不好时的神态一模一样。他脸容忧郁，沉静，现出只有在老人和笃信宗教的人的脸上才会见到的那种温顺的神情。我站在他身后，瞧着他的秃顶和后脑勺上的一个小窝。对我来说，有一件事像白昼那么明白，那就是这个衰弱多病的老人如今落在我的手中了。是啊，整个住所里除了我和我的敌人以外，一个人也没有。只要我稍稍用一点力就能大功告成，然后我可以拿走他的怀表来掩盖我的目的，从后门溜掉，那我的收获就比我来当听差的时候所能指望的大得没法比了。我暗想，我未必会找到比这再幸运的机会了。然而我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十分冷淡地看一眼他的秃顶，又看一眼他的皮大衣，心平气和地思考这个人跟他的独生子的关系，想到这种享尽荣华富贵的人多半不愿意死吧。……

“你在我儿子这儿干活有多久了？”他在纸上写着很大的字，问道。

“两个多月了，大人。”

他写完字，站起来。我还有下手的时间。我催促自己，捏紧拳头，极力从我的灵魂里挤出哪怕一点点旧日的仇恨。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是一个多么激烈、顽强、不屈不挠的敌人啊。……可是要在一块易碎的石头上擦燃火柴，却是困难的。那张苍老而忧郁的脸和那些星章的冷光在我心里只引起一些庸俗的、没有价值的、不必要的思想，例如尘世万物的短暂，死亡的迫近。……

“再见，老弟！”老人说着，戴上帽子，走出去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我变成另一个人了。为了考察自己，我就开始回想往事，可是我立刻毛骨悚然，仿佛无意间看到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我想起我的同志和熟人，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现在我遇见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的脸会涨得多么红，我会多么慌张。现在我成了什么人？我该怎样想，该怎么办？我到哪儿去才好？我为了什么目的再活下去呢？

我什么也弄不明白，只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应该赶快收拾行李，离开此地。在老人来访以前，我的听差生活还有意义，现在却变得荒唐可笑了。眼泪滴在我打开的皮箱里，我难过得不得了，可是我多么想生活啊！我乐于在我短促的一生中拥抱和容纳人们所能经历的一切。我想谈话，想看书，想到大工厂里去抡大锤，想在兵舰上站岗，想耕田。我想望涅瓦大街，想望原野，想望海洋，总之，凡是我的幻想驰骋到的地方，我都想去。临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回来，我就跑过去给她开门，带着特别的温情给她脱掉皮大衣。这是最后一回了！

这一天，除了老人以外，还有两个人到我们这儿来过。傍晚，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格鲁津却出人意料地来了，是来替奥尔洛夫取文件的。他拉开书桌抽屉，拿到他需要的文件，把它们卷起来，叫我放到前厅里他的帽子旁边，他自己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了。她在客厅里一张沙发上躺着，手枕在脑后。自从奥尔洛夫出外视察以后，已经过去五六天，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可是她不再派人出去打电报，也不再等电报了。虽然波丽雅仍旧住在我们这里，她也似乎不理会这个使女了。“随她去吧！”我在她那张缺乏热情而且十分苍白的脸上看出这样的意思。她像奥尔洛夫一样，使出犟脾气，一心想做个不幸的人。她故意跟自己，跟人间万物闹别扭，一连几天躺在沙发上，动也不动，心里只巴望着、等候着她的灾难。大概她暗想奥尔洛夫回来以后，免不了要跟她吵起来，然后他就会对她冷淡，变心，然后他们就分手。这些痛苦的想法也许反而使她感到痛快。可是，万一她忽然知道了真相，她会怎么说呢？

“我喜欢您，干亲家，”格鲁津说，向她问好，吻她的手，“您这么好！可是若尔日走掉了，”他撒谎说，“他走掉了，这个坏包！”

他叹口气，坐下来，温柔地摩挲她的手。

“亲爱的，请您允许我在您这儿坐个把钟头，”他说，“我不想回家，至于到比尔肖夫家去，又嫌太早。今天比尔肖夫家给他们的卡嘉做生日。一个挺好的小姑娘！”

我给他端来一杯茶和一瓶白兰地。他慢腾腾，而且显然很勉强地喝着茶。他把杯子还给我，胆怯地问道：

“朋友，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还没吃午饭呢。”

我们这儿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就到饭馆去，给他买来一卢布一客的便餐。

“祝您健康，亲爱的！”他对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喝下一杯酒，“我的小女儿，也就是您那教女，问您好。可怜的孩子，她得了瘰疬病！唉，孩子呀，孩子！”他叹道，“不管您怎么说，干亲家，做父亲总是愉快的。若尔日不了解这种感情。”

他又喝了一杯。他长得消瘦，脸色苍白，胸前挂一块食巾，像是挂着一个围嘴儿。他狼吞虎咽地吃着，扬起眉毛，时而惭愧地望望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时而望望我，像是小孩子。看样子，如果我不给他端松鸡或者肉冻来，他就会哭一场似的。他吃饱以后，兴致好起来，笑着讲起比尔肖夫家一件什么事，可是他发觉这件事乏味，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没有笑，就停住了。不知怎的，屋里忽然变得冷清了。吃过饭后，他们俩坐在只点着一盏灯的客厅里，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说谎，她想问他一件什么事，却下不了决心。照这样过了半个钟头。格鲁津看一眼钟。

“我看，我该走了。”

“不，您再坐一会儿。……我们得谈一谈。”

他们又沉默了。他在钢琴旁边坐下，按一下琴键，然后弹起来，轻声唱道：“未来的日子给我准备了什么？”不过他照例立刻站起来，摇一下头。

“干亲家，您弹点什么吧。”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要求说。

“弹什么好呢？”他说，耸一下肩膀，“我全忘光了。我早就不弹琴了。”

他瞧着天花板，仿佛在回想似的，然后脸上带着美妙的神情，弹了柴可夫斯基的两个曲子，弹得那么热情，那么传神！他的脸容像往常那样，既不聪明也不愚蠢。这样一个人，我习常看见他处在最卑下、最肮脏的环境里，却能够迸发这样一种纯洁、高尚、我所达不到的感情，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奇迹。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脸红起来，开始兴奋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您等一等，干亲家，要是我想得起来，我还能再给您弹个曲子，”他说，“我听见人家用大提琴演奏过这个曲子。”

他起初胆怯地试着弹，后来却有了信心，就把圣-桑的《天鹅曲》弹下去。他弹完以后又弹一遍。

“挺好听吧？”他说。

激动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在他的身旁站住，问道：

“干亲家，请您像朋友那样诚恳地告诉我：您对我有什么看法？”

“怎么说好呢？”他说，扬起眉毛，“我喜欢您，只觉得您好。不过，假如您要我一般地谈谈您发生兴趣的问题，”他接着说，擦了擦胳膊肘那儿的衣袖，皱起眉头，“那么亲爱的，您要知道……自由自在，完全按自己的心意办事，不见得会永远使好人幸福。为了要使自己感到自由，同时又感到幸福，我觉得，千万不能对自己隐瞒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为了坚持它的保守性，是残忍、粗暴、无情的，那就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人追求自由，也应当跟生活同样地粗暴无情。我是这样想的。”

“我哪儿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苦笑着，说，“我已经筋疲力尽，干亲家。我是那么疲乏，连为拯救自己而动一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就去进修道院吧，干亲家。”

这话他原是当作玩笑来说的，然而等他说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眼睛里闪现出泪光，随后他自己也眼泪汪汪了。

“好，”他说，“坐了老半天，也该走了。再见，亲爱的干亲家。求上帝赐给您健康。”

他吻她的两只手，温柔地抚摸那两只手，说是过几天一定再来。他在前厅穿上他那件好像儿童外套的大衣，在口袋里摸了很久，想赏给我几个茶钱，却一个钱也没找到。

“再见，好朋友！”他忧郁地说着，走出去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人留下的印象。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仍旧心情激动，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不躺下来，一个劲儿地走来走去，这倒是个好机会。我想利用眼前这种情绪，跟她开诚布公地谈一下，然后立刻走掉；可是我刚把格鲁津送走，又响起了门铃声。这是库库希金来了。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家吗？”他问，“回来没有？你说他没回来？真遗憾！既是这样，我进去吻一下女主人的手再走吧。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我可以进来吗？”他叫了一声，“我想吻一下您的手。对不起，我来得这样晚。”

他在客厅里没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坐了很久，再也不走似的。我又生气又烦恼，不住地咬嘴唇，简直憎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了。“为什么她不把他赶走？”我愤慨地想，其实她跟他周旋显然也觉得乏味。

我递给他皮大衣的时候，他为了对我表示特殊的好意，就问我，没有妻子怎么过得下去。

“不过，我想，你也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笑着说，“你跟波丽雅必是偷偷摸摸吧。……调皮鬼！”

尽管我有生活经验，那时候我却不大了解人，很可能我常常夸大小事而完全没有注意大事。我觉得库库希金所以会对我嘻嘻地笑，向我讨好，不是无缘无故的：恐怕他指望我这个听差会跑遍人家的下房和厨房，宣扬他晚上趁奥尔洛夫不在家，常到我们这里来，跟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一块儿坐到夜深吧？等到我的流言传到他那些熟人的耳朵里，他就会发窘地低下眼睛，威胁地摇他的小手指头了。我看着他那张甜蜜蜜的小脸，心里暗想：恐怕今天晚上打牌的时候，他就会装出他已经从奥尔洛夫手里把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夺过去的样子，或者索性说出口吧？

今天中午老人来的时候没在我心里引起仇恨，可是此刻我却义愤填膺了。库库希金终于走了，我听着他那双皮套鞋发出的响声，一心想对着他的后影粗野地骂几句，可是我忍住了。等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消失，我回到前厅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拿起那卷格鲁津忘在这儿的文件，一口气跑下楼去。我没穿大衣，也没戴帽子，跑到大街上。天气不冷，可是大雪纷飞，风呼呼地刮着。

“先生！”我追上库库希金，叫道，“先生！”

他在路灯的柱子旁边站住，回头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生！”我说，上气不接下气，“先生！”

我想不出该说什么话才好，就举起那个纸卷，朝他脸上打了两三下。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甚至没有感到惊讶，我简直把他打昏了。他背靠着灯柱，抬起手来遮住脸。这时候有个军医走过，看见我在打人，但他光是大惑不解地朝我们望了望，然后继续走他的路。

我觉得难为情，就跑回房子去了。

十二

我头上沾着湿雪，喘吁吁地跑回下房，立刻脱下燕尾服，穿上便服和大衣，拿起我的皮箱走进前厅。逃走吧！可是临走以前，我赶紧坐下来，开始给奥尔洛夫写信：

“我把我的假身份证留给您，”我开头写道，“我请求您留下它做个纪念，您这虚伪的人，彼得堡的文官老爷！

“我用别人的姓名混进这所房子，扮成听差模样，观察人家的私生活，样样都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以便日后出其不意地揭露人家的虚伪；您会说，这种行为跟做贼一个样。不错。然而我现在顾不上高尚的品德了。我伺候您吃过几十顿午饭和晚饭，在那种时候，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呢，只得听着，看着，一声不响；可是现在我不打算把沉默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您了。再者，要是您旁边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奉承您，对您说实话，那就让听差斯捷潘来给您洗一下您那张漂亮的脸吧。”

我不喜欢这样开头，可是我不想再改了。况且，改不改岂不都是一样？

那些挂着黑窗帘的大窗子、那张床、那件揉成一团丢在地板上的燕尾服、我那些湿脚印，都显得严峻而哀伤。四下里特别寂静。

大概因为我没戴帽子，没穿套鞋就跑到大街上去的缘故，我发起高烧来了。我脸上发热，两条腿酸痛。……沉甸甸的脑袋向桌面上弯下去，脑子里的种种思想都分裂为二，似乎每个思想后面都跟着一个影子。

“我有病，衰弱，精神抑郁，”我接着写道，“我不能按我本来的心意给您写好这封信。先前我有心羞辱您，出您的丑，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您和我都已经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即使我的信写得振振有辞，有力量，可怕，可是它仍旧像是在敲棺材盖：再怎么敲也惊不醒死者了！任凭外人怎样努力，都不能使您那该诅咒的冷血沸腾起来，这一点您知道得比我清楚。那我何苦再写呢？可是我的头和心在燃烧，我不由得继续写下去，不知什么缘故心情很激动，仿佛这封信还能够拯救您和我似的。由于发烧，我头脑里的思想不那么连贯，我的钢笔好像糊里糊涂地在纸上发出咝咝的声响，然而我想向您提出的问题却清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像火光那么亮。

“为什么我会未老先衰，会倒下，这是不难解释的。我好比《圣经》里那个大力士，扛起迦萨的城门，要送到山顶上去[21]；可是一直到我筋疲力尽，一直到我的青春和健康在我身上永远消失，我才发觉我的两个肩膀扛不动城门，我欺骗了自己。再者，我经历过连绵不断而且残酷的痛苦。我挨冻受饿，得病，失去自由。至于个人幸福，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未领略过。我没有安身的地方。我回忆往事总是十分沉痛，我的良心常常害怕这种回忆。可是您，您为什么倒下呢？究竟有什么可怕的、致命的原因妨碍您的生活像春天的花朵那样绚烂地盛开呢？为什么您刚开始生活，就赶紧从自己身上丢掉神按着自己的样式所造的形象[22]，变成卑怯的畜生，由于自己害怕而狂吠，并且用这种狂吠去吓唬别人呢？您怕生活，怕得像那些成天价坐在羽毛褥子上吸水烟袋的亚洲人一样。不错，您看过很多书，穿着合身的欧洲服装，不过您却多么细致地，像纯粹的亚洲人、像可汗那样精心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挨饿、受冻、劳累，免于痛苦和不安！您的灵魂那么早就披上了长袍！在一切健康正常的人都与之奋斗的现实生活和大自然面前，您扮演了多么卑怯的角色啊！您生活得多么轻巧，舒适，温暖，方便，却又多么苦闷啊！是啊，苦闷得要命，眼前一片漆黑，如同待在单人牢房一样；可是您又极力躲避这个敌人，于是您就每天打八小时的牌。

“而您的讥诮态度呢？啊，我对这种讥诮态度了解得多么透彻！那是活泼的、自由的、勇敢的思想在寻求出路，显示威力；对懒惰闲散的头脑来说，这种思想是无法容忍的。您不要它来搅扰您的平静心境，于是您就像您那些成千上万的同辈一样，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把它禁锢起来了。您用对生活的讥诮态度（或者随便您给它起个什么名字都行）把自己武装起来，那种受到遏制和惊吓的思想就不敢越出您给它布置下的篱墙了。每逢您嘲弄那些您自以为完全熟悉的思想，您就像一个可耻地从战场上跑掉的逃兵，为了扑灭羞耻心而嘲笑战争，嘲笑勇敢。厚颜无耻压倒了痛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小说[23]里，有一个老人因为待他心爱的女儿不公平就用脚踩她的照片；您呢，卑鄙而且庸俗地讪笑善良的思想和真理，那是因为您已经没有力量支持它们了。不管谁诚恳而正确地指出您堕落，您都觉得害怕，您故意在您的四周布满只会迎合您弱点的人。怪不得，怪不得您这样害怕眼泪！

“顺便要提一下您对女人的态度。无耻是我们从祖先那儿连同血肉一齐继承下来的，我们受过无耻的教育，不过，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是人，就在于我们要克服身上的兽性。自从您长大成人，开始知道一切思想的时候起，您不可能不明白这个真理。您知道真理，可是您不照着做，您怕它，为了蒙蔽自己的良知而大声对自己保证：这不该怪您不对，却该怪女人本身不对，女人本来就下流，因而您才用下流的态度对待她们。您那些毫无热情的淫秽故事，您那种马嘶般的笑声，您那些数不尽的理论，例如男女关系的实质啦，对婚姻的不明确的要求啦，法国工人为女人花十个苏啦，还有，您不断地指摘女人的逻辑、虚伪、软弱等等——这一切岂不像是硬要把女人按到污泥里去，好使女人的水平显得和您对她们的态度相称？您实在是个软弱、不幸而且讨嫌的人。”

在客厅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动手弹钢琴。她极力回想格鲁津弹过的圣-桑的曲子。我走到床跟前，躺下去，可是想起我该走了，就勉强爬起来，抬起沉甸甸的、发烧的脑袋，又向桌子那边走去。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继续写道，“为什么我们感到这么厌倦？为什么我们原先那么热烈，大胆，高尚，有信仰，到了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却完全泄气了？为什么这一个害肺痨病死掉，那一个往脑门开一枪，第三个在酒和纸牌里把一切遗忘，第四个为了扑灭恐惧和痛苦就无耻地践踏自己纯洁美好的青春时代的形象？为什么我们一倒下去，就再也不努力爬起来，失去一件东西就不再追求另一件东西？为什么？

“一个被绑上十字架的强盗，哪怕活命的时间或许只有一个钟头，也能够重新唤起生活的乐趣和大胆的、可以实现的希望[24]。您前面还有漫长的岁月，我大概也不会像表面看来那样很快死掉。万一出现了什么奇迹，使得现在的一切变成一场梦，一场可怕的噩梦，等到我们醒来，变得面目一新，纯洁，强壮，由于正确而自豪，那该多好？……美妙的幻想燃烧我的心，我激动得透不出气来。我满心渴望生活，渴望我们的生活神圣，崇高，庄严，像天空一样。让我们好好生活吧！太阳一天不会升起两回，生命也不会有第二次。您紧紧抓住您下半世的生活，把它挽救过来吧。……”

别的话我没有再写。我脑子里的思想很多，然而不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形之于笔墨。我没有写完信就签上我的姓名，说明我的身份，然后走进书房。那儿漆黑一片。我摸到书桌，放下那封信。大概我在黑地里撞在一件家具上，发出了响声。

“是谁？”一个不安的声音从客厅里传过来。

这当儿桌上的座钟轻轻敲了一下，这是夜里一点钟。

十三

我在黑暗中至少摸了半分钟，才摸到房门，然后慢慢地把它推开，走进客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躺在一张沙发床上，用胳膊肘撑起身子，迎面瞧着我。我下不了决心把实情说出口，就慢腾腾地走过她面前，她两只眼睛紧盯着我。我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又走过她面前。她注意地瞧着我，心里纳闷，甚至害怕。我终于站住，费力地说出口：

“他不会回来了！”

她很快地站起来，瞧着我，不明白我的意思。

“他不会回来了！”我又说一遍，心跳得厉害，“他不会回来，是因为他并没有离开彼得堡。他住在彼卡尔斯基家里。”

她明白了，也相信了我的话，这是我从她脸色突然惨白，蓦地带着恐惧和恳求的神情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的样子看出来的。刹那间，她近来的遭际闪过她的脑海，她寻思一阵，就大彻大悟地看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不过这时候，她想起我是个听差，是个下等人。……一个流浪汉，头发蓬乱，由于发烧或者也许由于酗酒而脸孔发红，穿一件粗俗的大衣，竟然来粗鲁地干预她的私生活，这使她感到屈辱。她对我厉声说道：

“我没有问您这些事。请走开。”

“哎，请您相信我的话吧！”我热烈地说着，向她伸出手去，“我不是听差，我跟您一样的自由！”

我道出我的姓名，说明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儿来当差，我讲得很快，免得她打断我的话或者走回她的房间去。这个新发现比头一个还要使她震动。她本来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听差在说谎，或者弄错了，或者说的是蠢话，现在经我一说穿我的身世，她就再也不存半点怀疑了。从她那对眼睛的悲哀神情，从她那忽然苍老、失去柔和色彩因而变得难看的脸色，我看出她难过得不得了，我说下去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是我仍旧热衷地讲下去：

“什么枢密官啦，视察工作啦，都是胡诌出来骗您的。一月里那次也跟现在一样，他哪儿都没去，而是住在彼卡尔斯基家里，我每天都跟他见面，参加了骗局。他讨厌您，痛恨您住在这儿，嘲笑您。……要是您能听见他和他的朋友们在这儿怎样嘲笑您和您的爱情，那您在这儿就会一分钟也待不下去！您逃出这儿！逃出去吧！”

“哦，那有什么关系？”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举起一只手来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哦，那有什么关系？让他们去说好了。”

她眼睛里含满泪水，嘴唇发抖，脸色煞白，现出怒容。她觉得奥尔洛夫浅薄的欺骗行径又可鄙又可笑。她微笑着，而我却不喜欢这种笑容。

“哦，那有什么关系？”她重复说一遍，又举起手来抚摸了一下头发，“随他去好了。他以为我会委屈得活活气死，可是我倒……觉得可笑。他不应该躲起来。”她从钢琴那儿走开，耸耸肩膀说，“真不应该。……与其躲开，跑到别人家里去住，还不如说穿了简单些。我是长着眼睛的，我自己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过在等他回来索性把事情说穿罢了。”

随后，她在桌子旁边一张圈椅上坐下，头抵着长沙发的扶手，哀哀地哭起来。客厅里大烛台上只点着一支蜡烛，她坐着的那把圈椅四周黑沉沉的，可是我看见她的头和肩膀在颤抖，她那本来梳好的头发散开来，披在脖子、脸和胳膊上。……她的哭声轻而平匀，不是歇斯底里般地叫喊，从这种普通的女人的哭声中可以听出，她受到了侮辱，她的自尊心遭到打击，她气愤，她明知无可挽回却又不甘心，因而苦闷绝望。她的哭声在我激动而痛苦的灵魂里引起了反响。我已经忘掉我的病，忘掉人间万物，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心神不定地喃喃道：

“这算是什么样的生活呀？……啊，谁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是疯狂，是犯罪，这不是生活呀！”

“多么侮辱人！”她哭着说，“明明他嫌弃我，觉得我可笑……却又跟我在一起生活，对我微笑。……啊，多么侮辱人！”

她略微抬起头来，她那对泪眼隔着被泪水沾湿的头发瞧着我；然后她撩开那些妨碍她看我的头发，问道：

“他们都笑我？”

“在那些人看来，不管您也好，您的爱情也好，您读过很多的屠格涅夫作品也好，都是可笑的。假如我们两人此刻都绝望得死掉，他们也会觉得可笑。他们会编一个可笑的故事，在为您举行安魂祭的时候讲出来。不过何必去讲他们呢？”我不耐烦地说，“必须逃离这儿才是。我连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她又哭起来，我就走到钢琴前面坐下来。

“我们在等什么呢？”我无精打采地问道，“已经两点多钟了。”

“我什么也不等，”她说，“我完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让我们一块儿想一想该怎么办的好。不论是您和我，都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您离开这儿打算到哪儿去？”

前厅里忽然响起门铃声。我的心发紧了。莫非奥尔洛夫回来了？库库希金到他那儿去告了我的状吧？我跟他见面该说些什么好？我走去开门。原来是波丽雅回来了。她走进来，在前厅里抖掉她斗篷上的雪，一句话也没对我说就回到她的屋里去了。等我回到客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站在房间中央，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睁大眼睛直视着我。

“是谁来了？”她小声问道。

“波丽雅。”我回答说。

她举起手来抚摸了一下头发，疲乏地闭上眼睛。

“我马上就走，”她说，“劳驾，把我送到彼得堡城郊去。现在几点钟了？”

“两点三刻。”

十四

过了一会儿，我们走出了这所房子。街上漆黑，没有行人。天下着湿雪，潮湿的风抽打着我们的脸。我记得那是三月初，正交解冻的时令，街上已经有好几天不见雪橇而换成马车了。后门的楼梯啦，寒冷啦，夜间的昏暗啦，那个放我们走出大门以前盘问过我们的穿皮袄的门房啦，这些东西留下的印象弄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垂头丧气，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支起车篷以后，她周身发抖，急忙对我说，她多么感激我。

“我不怀疑您的好意，不过想到您为我费心，我还是过意不去……”她喃喃地说，“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今天格鲁津来，我已经觉得他在说谎，有件事瞒着我。嗯，那有什么关系？随他去吧。不过让您这样操心，我还是过意不去。”

她还感到疑惑。为了彻底消除她的怀疑，我就吩咐车夫赶车到谢尔吉耶夫街去。马车在彼卡尔斯基的门前停住，我下了马车，去拉门铃。等到看门人走出来，我为了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听见，就大声问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不在家。

“在家，”他回答说，“他回来半个钟头了。大概他睡了。你有什么事？”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忍不住从马车里探出头来。

“盖奥尔季·伊凡诺维奇在这儿住很久了吗？”她问。

“两个多星期了。”

“他一直没有到外地去过？”

“没有。”看门人回答说，惊讶地看着我。

“明天一早告诉他，”我说，“就说他妹妹从华沙来找他了。再见。”

然后我们又坐上马车往前走。马车上没有车帘，大片的雪飘落在我们身上。风，特别是从涅瓦河上吹来的风，寒冷刺骨。我渐渐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坐了很久的马车，痛苦了很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颤抖的呼吸声我也听了很久似的。我仿佛睡着了，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偶尔回顾一下我的古怪而杂乱的一生，不知什么缘故，想起了我小时候看过两次的情节剧《巴黎的乞丐》。当我为了摆脱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从车篷里探出头去，看见曙光的时候，所有那些过去的形象，所有那些模糊的思想，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在我脑子里融合成一个鲜明坚定的思想：我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已经无可挽回地完蛋了。这是一个信念，好像寒冷的蓝天包藏着这个预言似的；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却又想到别的事情，相信别的了。

“我现在成了什么啦？”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她的喉咙由于天气寒冷和潮湿而变得嗄哑，“我该到哪儿去，我该怎么办呢？格鲁津说：到修道院去。啊，我倒愿意去！我愿意换掉我的衣服、我的模样、我的名字、我的思想……我愿意换掉一切，一切，永远隐遁起来。可是人家不会允许我进修道院的。我怀孕了。”

“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出国去。”我说。

“这办不到。我丈夫不会给我护照。”

“没有护照我也可以送您去。”

马车停在一幢涂了深色油漆的两层楼木头房子前面。我去拉门铃。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从我手里接过一个不大的、很轻的柳条筐，这是我们带出来的唯一的行李，她苦笑着说：

“这算是我的珍贵物品[25]了。……”

可是她那么衰弱，拿不动这个珍贵物品。我们等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拉过第三次或者第四次门铃以后，窗子里才闪出亮光，传来脚步声、咳嗽声、低语声。最后门锁咔嗒响了一声，门口出现一个胖女人，神色惊慌，涨红了脸。她身后，离她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又小又瘦的老太婆，留着短短的白发，穿一件白色上衣，手里举着一支蜡烛。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跑进前堂，搂住这个老太婆的脖子。

“尼娜，我受骗了！”她说着，放声痛哭，“我给人家粗暴而卑鄙地欺骗了！尼娜！尼娜！”

我把柳条筐交给那个女人。门关上了，可是仍旧可以听见哭声和叫声：“尼娜！”我坐上马车，吩咐车夫让马车慢慢地驶往涅瓦大街。我也得想一想我该到哪儿去过夜。

第二天将近傍晚我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她大变了。她那张苍白的、十分消瘦的脸上已经没有泪痕，脸上的神情也两样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如今在另一种根本说不上奢华的环境里看见她，而且我们的关系也跟过去截然不同，或者，也许因为强烈的悲伤在她身上留下了烙印，总之，现在她在我心目中不像往常那么优雅和美丽了。她的身材似乎矮了一点，我在她的动作里，在她的步态上，在她的脸上都发现焦躁、冲动的意味，好像她有什么事急着要办似的，就连她的笑容也不像过去那样柔和了。此刻我穿着一身当天买来的价钱很贵的衣服。她首先瞟一眼我的衣服和我手里拿着的帽子，然后用急躁和探究的目光打量我的脸，好像要研究我的面貌似的。

“您这种变化，依我看来，仍然像是奇迹，”她说，“请原谅我这么好奇地看您。要知道，您是个不平常的人啊。”

我又对她讲起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奥尔洛夫家里去当差，我讲得比昨天更长久，更详细。她十分注意地听着，没容我讲完就说道：

“我跟那儿已经一刀两断了。您要知道，我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瞧，这就是回信。”

她递给我一张纸片，那上面有奥尔洛夫的字迹：“我不打算为自己辩白。不过您得承认：错的是您而不是我。祝您幸福，请您赶快忘掉尊敬您的盖·奥。

“附白：送上您的物件。”

奥尔洛夫派人送来的箱子和筐子就放在这儿客堂里，我那只寒伧的手提箱也夹在里面。

“这是说……”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却没有讲完。

我们沉默了一阵。她接过那封信去，把它举到自己的眼睛前面，看了两分钟光景。这当儿她脸上现出高傲、轻蔑、骄矜、冷酷的神情，如同昨天我们开始说穿的时候一样。她眼睛里噙着泪水，然而不是胆怯而辛酸的泪水，却是骄傲而气愤的泪水。

“您听我说。”她说，猛地站起来，往窗口走去，不让我看见她的脸，“我已经做出决定，明天就跟您一块儿出国去。”

“那好极了。哪怕今天走也行。”

“您就收容我这个小兵吧。您看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您看过吗？他的长篇小说《高老头》[26]是这样结束的：主人公从一个山冈的顶上瞧着巴黎，威胁这个城说：‘现在我们要清账了！’这以后他就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我也是这样，等我在火车里最后一次看彼得堡的时候，我就要对它说：‘现在我们要清账了！’”

说完以后，她为她这句玩笑话微微一笑，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周身打了个冷战。

十五

在威尼斯，我害了肋膜炎。大概傍晚我们从火车站坐船到保尔旅馆的路上，我着了凉。我只好从头一天起就躺在床上，而且一连躺了两个星期光景。在我病中，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每天早晨都从她的房间到我这儿来，陪我一块儿喝咖啡，然后为我念法文书和俄文书，这类书我们在维也纳买了很多。这些书有的我早已看过，有的我不感兴趣，不过我的身旁响着一个可爱的、和善的声音，于是对我说来，所有这些书的内容实际上汇合成为一点：我不是孤身一个人。她常出去散步，然后走回来，穿着淡灰色的连衣裙，戴着轻便的草帽，高高兴兴，给春天的太阳晒得周身暖和，在我床边坐下，低下头凑近我的脸，讲些关于威尼斯的事，或者念那些书，于是我的心情就舒畅了。

夜里我觉得冷，胸口痛，闷得慌，可是白天我陶醉在生活里，——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说法了。射进敞开的窗口和阳台门的明亮、暖烘烘的阳光、下边的呼喊声、船桨的拍水声、铜钟的叮当声、午间火炮的隆隆声、十足的自由感觉，都在我身上造成了奇迹。我仿佛觉得两肋生出宽阔有力的翅膀，把我带到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想到如今有另一个人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并行前进，想到我是一个年轻、美丽、富足而又脆弱孤单、受尽委屈的人的仆从、保护人、朋友，不可缺少的旅伴，这是多么美妙，有时候又是多么令人高兴！就连生病也是愉快的，因为你知道有人如同盼着节日那样盼着你痊愈。有一回我听见她在门外跟我的医生小声谈话，后来又眼泪汪汪地进来看我，这是不吉利的兆头，不过我还是受到感动，心里异常轻松。

可是后来医生容许我到阳台上走动。太阳和海上吹来的微风温存轻柔地抚摩着我的病体。我瞧着下面那些我早已熟悉的游艇带着女性那样优雅的姿态平稳庄重地漂荡着，仿佛是些活的东西，正在领略这种独特迷人的文化的种种华美。空中弥漫着海水的气味。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弹着琴弦，两个人在唱歌。这多么好啊！跟那个湿雪纷飞、粗野地抽打人脸的彼得堡夜晚是多么不同！要是人笔直地望到运河对面，就可以看见海滨，看见水天相连的广大海面上，阳光洒下万点金星，明晃晃的，照得人的眼睛刺痛。我的心向往着那边，向往着亲切美好的大海，我就是在海上献出了我的青春。我一心想生活！只要能生活，别的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过了两个星期，我已经自由，想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了。我喜欢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听船夫讲话，却又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一连几个钟头瞧着一所小房子，据说苔丝德蒙娜[27]在那儿住过。那是一所朴素、凄凉、带着处女模样的小房子，轻巧得像钩花织物似的，仿佛一只手就能把它托起来。我在卡诺瓦[28]的坟墓旁边站立很久，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头悲哀的狮子。在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首领的宫殿里，我老是往墙角走去，看那张用黑色油墨画成的不幸的马里诺·法里叶罗[29]的肖像。我想，做个画家，诗人，剧作家，那多么好啊；如果我做不到，那么，就是沉溺于神秘主义也好啊！除了充塞着我灵魂的恬淡的平静和满足以外，只求再有一丁点儿信仰就好了。

每到傍晚我们吃牡蛎，喝葡萄酒，坐船游逛。我记得我们那条黑色的游艇停在一个地方不动，轻轻摇晃，隐约可以听见游艇下面流水汩汩地响。星光和岸上的灯光在水面上各处闪烁，颤动。离我们不远，有一条游艇挂满彩灯，灯光映在水里，游艇上坐着一些人，正在唱歌。吉他、提琴、曼陀林的乐声和男男女女的说话声在黑暗里飘荡，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脸色苍白地坐在我旁边，面容严肃，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严厉，她抿紧嘴唇，握紧自己的手。她在想心事，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也没有听我讲话。她的脸，她的姿态，她那呆呆的、什么表情也没有的目光，她那极其黯淡的、可怕的、像雪那么冰冷的回忆，配上四周的游艇、灯火、音乐、夹在歌声中的有力而热烈的呼喊声：“贾-莫！……贾-莫！……”形成多么鲜明的生活对照啊！每逢她照这样坐着，握紧双手，一动也不动，神情哀伤，我总觉得我们两人都像是旧式长篇小说里的人物，那种小说往往起《不幸的女人》、《遭遗弃的女人》之类的名字。我们两人当中，她是不幸的弃妇，我是忠实热诚的朋友，梦想家，也可以说是多余的人，失意的人，什么事也不会做，只会咳嗽和梦想，此外，也许还会牺牲自己……可是如今谁还需要我牺牲，什么事还需要我去牺牲呢？而且，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

傍晚闲游以后，我们每次都在她的房间里喝茶，谈天。我们不怕触到旧有的、还没有痊愈的创伤，正好相反，我常对她讲起我在奥尔洛夫家里的生活，或者公然提到我所了解而且也瞒不过我的他们那种关系，遇到这种时候，不知什么缘故，我甚至觉得挺痛快。

“有些时候我恨您，”我说，“他耍脾气，瞧不起您，说谎，事情这么明显，您却看不出来，不懂，这真叫我暗暗吃惊。您吻他的手，跪在他面前，巴结他。……”

“那时候我……吻他的手，对他跪着，是因为我爱他……”她说道，脸红了。

“难道要识破他就这么困难？好一个斯芬克司[30]！这个斯芬克司不过是宫中的一个低级侍从罢了！我一点也不想责备您，上帝保佑，”我接着说，觉得我有点粗暴，在触到别人灵魂的时候缺乏那种十分必要的委婉和体贴的态度。以前，在跟她相识以前，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有这种缺点。“可是您怎么会没看出来呢？”我又说一遍，不过声音轻多了，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您是想说您藐视我的过去，您是对的，”她十分激动地说，“您是属于特殊类型的人，像这样的人是不能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的。您在道德上的要求分外严格，超出常人，而且我明白您不可能宽恕人。我了解您，要是有时候我说出反驳您的话，那也不等于我对事情的看法跟您不同。我所以说旧日的废话，那纯粹是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穿破我的旧衣服，摆脱我的旧偏见罢了。我自己也痛恨和藐视我的过去，藐视奥尔洛夫和我的爱情。……那算是什么爱情？现在看来简直可笑，”她说着，走到窗前，看下面的运河，“那种爱情只能蒙蔽良心，弄得人糊里糊涂。生活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用鞋后跟踩着可恶的蛇头，咔嚓一声把它踩碎！意义就在这儿。只有这么一个意义，别无其他意义了。”

我对她讲起我过去的冗长历史，叙述我那些确实惊人的经历。不过，关于我内心所起的变化，我却一个字也没提。她每次都十分注意地听我讲，听到有趣的地方就搓手，仿佛暗自懊恼她还没有机会经历到这样的惊险、恐惧、快乐似的。可是忽然间，她沉思不语，想起自己的心事来了。我从她的脸上看出来，她没有听我讲下去。

我关上朝着运河的窗子，问她要不要生壁炉。

“不，别生了。我不冷，”她说，淡淡一笑，“我只觉得浑身没有力气罢了。您要知道，我觉得近来我变得聪明多了。我现在有些不平常的、独特的想法。比方说，我一想到过去，想到我那时候的生活……想到一般的人，这一切就在我的心里汇合成一个东西，那就是我继母的形象。她是一个粗暴无耻的女人，没有心肝，假仁假义，淫荡，并且有吗啡瘾。我父亲软弱，没有骨气，由于贪财而娶了我的母亲，弄得她害上了痨病，可是对第二个妻子，我的继母，却爱得热烈，爱得发疯。……我受够了罪！哎，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喏，我是说，一切都汇合成一个形象。……我心里真是恼火：为什么我的继母死掉了？我现在倒真想见到她呢！……”

“为什么？”

“哦，我也不知道……”她说，笑起来，妩媚地摇一下头，“晚安。祝您身体好起来。等您恢复了健康，我们就着手做我们的工作。……现在该开始了。”

等到我告辞，握住门把手，她却问道：

“您认为怎么样？波丽雅还住在他那儿吗？”

“有可能。”

我回到我的房间去了。我们照这样生活了一个月。有一天中午，天色阴沉，我们两人站在我房间里的窗前，沉默地瞧着从海上移过来的乌云，瞧着颜色发青的运河，料到马上就会来一场大雨。等到又细又密的雨丝像纱布那样遮住海滨，我们两人忽然觉得烦闷乏味。当天我们就动身到佛罗伦萨去了。

十六

事情发生在尼斯，那已经是秋天了。有一天早晨，我走到她的房间去，她坐在一把圈椅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伛着腰，容貌消瘦，用手蒙住脸，正在伤心地痛哭，她那没梳好的长发一直披到膝头上。我刚刚看过美妙动人的海景，正想把我的印象讲给她听，这时候那些印象忽然离开我，我的心痛苦得缩紧了。

“您怎么了？”我问。她的一只手从脸上移开，对我挥一挥，要我走出去。“咦，您怎么了？”我又说一遍，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期，我头一次吻了她的手。

“不，不，没什么，”她很快地说，“哎，没什么，没什么。……您走吧。您看，我还没梳洗好呢。”

我十分紧张地走出去。很久以来，我的心境一直平静，无忧无虑，如今却让同情心搅乱了。我一心想扑到她的脚边去，求她别独自哀哭，把她的痛苦分一部分给我。海水平稳的哗哗声在我耳朵里响着，像是不吉利的预言，我看出日后还会有眼泪、悲愁、损失。她为什么哭，为什么呢？我问自己，想起她的脸和痛苦的目光。我想起她怀着孕。她极力掩盖她怀孕，既要瞒住外人，又要瞒住自己。在家里，她穿肥大的罩衫，或者胸前有很多皱褶的上衣。她到外面去走动，总是把腰身勒得很紧，有两次我跟她一块儿散步，她竟晕倒了。她对我从不谈起她怀孕，有一回我略微提到她不妨去找一位大夫看看，她却涨红了脸，一句话也没说。

后来我又到她房间去看她，她已经穿好衣服，梳过头了。

“得了，得了！”我看见她又要哭出来，就说，“我们最好到海边去走走，谈谈天吧。”

“我不能谈话。对不起，按我现在的心情，我只想一个人待着。符拉季米尔·伊凡诺维奇，下一次您来找我，请您预先敲一下房门。”

“预先”这两个字听起来有点特别，不像女人的口气。我走出去。那该诅咒的彼得堡时期的心境回来了，所有我的梦想都像炎阳下的树叶那样萎缩、收拢了。我感到自己又孤孤单单，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不存在了。我跟她的关系无异于蜘蛛网跟棕榈树的关系，蜘蛛网偶尔挂到树上，经风一吹，它就扯碎，飘走了。我在奏着音乐的小公园里散步，后来走进娱乐场，瞧着那些穿得花花绿绿、周身发出浓香的女人，她们每人都瞟我一眼，好像想说：“你孤孤单单，那好极了……”后来我走到露台上，久久地瞧着海洋。远处水天相连的地方，一条船也没有，左边海岸上，淡紫色的雾霭笼罩着山峦、花园、塔楼、房屋。太阳照着这一切，然而这些东西都显得陌生，冷漠，一团糟。……

十七

她每天早晨仍旧到我的房间里来喝咖啡，可是我们不再在一块儿吃饭了。照她的说法，她不想吃饭，只喝点咖啡，喝点茶，吃点零食，例如橙子和夹心糖果，就够了。

我们傍晚也不再闲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弄成这样的。自从我撞见她流泪的那天起，她对待我就有点冷淡，有时候爱理不理，甚至带点讥诮的态度，不知什么缘故竟称呼我“我的先生”了。那些她以前觉得可怕、惊人、富有英雄气概的事，那些曾使她羡慕和兴奋的事，现在却一点也不能感动她，她听我讲完以后照例伸个懒腰，说：

“是啊，波尔塔瓦近郊发生过战役[31]，我的先生，发生过的。”

有时候我甚至一连几天都碰不到她。我往往胆怯地、负疚地敲她的房门，却得不到回答，我再敲一次，还是沉默。……我只能站在门外听动静。后来有一个女仆走过我的身旁，冷冷地说：“太太出去了。”[32]后来我就在旅馆的过道上来回地走着，走着。……那儿可以看到一些英国人、胸部丰满的太太、穿燕尾服的侍役……我久久地瞧着铺满整个过道的长条地毯，突然想起我在这个女人的生活里扮演着一个古怪的、大概虚伪的角色，而我已经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角色了。我就跑回我的房间，扑在我的床上，想了又想，可是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有一件事我是清楚的：我要生活，她的脸色越难看，越干巴巴、越冷冰冰，我就越想亲近她，越强烈而痛苦地感到我们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她去叫“我的先生”，随她去用那种随便的、轻慢的口吻讲话，她要怎么样都随她，可就是千万别丢开我，我的宝贝。我现在就怕孤单。

然后我又走到过道里，心神不定地听着。……我没吃午饭，也没留意傍晚是怎样来临的。最后到十点多钟，那熟悉的脚步声才响起来，楼梯的拐角上出现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

“您是在散步吗？”她走过我的身旁，问道，“您还是到外面去走一走的好。……晚安！”

“难道我们今天不再见面了？”

“看来时候已经晚了。不过，也随您。”

“告诉我，您到哪儿去了？”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问道。

“哪儿吗？到蒙特卡洛[33]去了，”她从衣袋里取出十枚金币说，“瞧，我的先生。我赢了。我玩轮盘赌来着。”

“哎，您不会去赌钱的。”

“为什么不会？明天我还要去呢。”

我想象她怎样带着难看的病容，由于怀孕而用力勒紧腰身，站在赌桌旁边，夹在妓女和那些见着黄金如同苍蝇见着蜜糖一样的昏聩的老太婆中间。我想起，不知什么缘故，她是瞒着我到蒙特卡洛去的。……

“我不相信您的话，”有一天我说，“您不会到那儿去的。”

“不必担心。我不会输很多钱。”

“问题不在输钱上，”我烦恼地说，“难道您在那儿赌钱，就没有想到黄金的亮光、所有那些老老少少的女人、赌场的庄家、那种排场，统统是对工人的劳动，对辛苦的血汗的卑鄙可恶的嘲弄吗？”

“要是不赌钱的话，那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干呢？”她问，“至于工人的劳动啦，辛苦的血汗啦，这些漂亮话您不妨留到别的时候再讲。不过现在，既然您讲开了头，那就请您容许我继续谈下去。请您容许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干，我该干什么呢？”

“该干什么？”我耸耸肩膀，说，“这个问题一下子是答不出来的。”

“我请求您凭良心回答我，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说，面有愠色，“既然我决心对您提出这个问题，那就不是为了听您说些陈词滥调。我问您，”她接着说，用手心拍着桌面，仿佛在打拍子似的，“我在这儿应该干些什么？不仅是在这儿，在尼斯，而是在任何地方。”

我没说话，从窗口望着海洋。我的心跳得厉害。

“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轻声说，上气不接下气，说话很费力，“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如果您自己不相信那个事业，如果您不再想干那个事业，那为什么……为什么您把我从彼得堡拉出来？为什么您对我做出诺言？为什么您在我的心里挑起疯魔般的希望？您的信念已经改变，您变成另一个人了，谁也不会因此来责难您，信念不是永远能够由我们自己做主的，可是……可是，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您为什么要作假？”她走到我跟前，轻声说下去，“这些月以来我一直诉说我的梦想，讲了许多昏话，热衷于我的计划，按照新的方式改造我的生活，可是为什么您不把真情告诉我，却沉默不语，或者讲些故事来鼓励我，装出支持我的样儿？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

“要我承认自己的信念崩溃，那是困难的，”我说，转过身来，可是眼睛没有瞧她，“是的，我没有信念，厌倦，灰心了。……要说实话是困难的，困难得很，我就沉默了。求上帝不要让别人经历我经历过的事才好。”

我觉得马上要哭出来了，就停住嘴。

“符拉季米尔·伊凡内奇，”她说，抓住我的两只手，“您经历过很多事，受过很多苦，您知道的比我多。请您认真地想一下，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请您教导我。如果您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往前走，也没有力量带着别人一块儿走，那么请您至少向我指出，我该到哪儿去。您会同意，我毕竟是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活人。处在糊里糊涂的局面里……扮演一种荒唐的角色……在我是痛苦的。我不想责备您，也不想怪罪您，而只是要求您。”

茶端来了。

“嗯，怎么样？”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递给我一杯茶，问道，“您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亮光可不止从这个窗子里望到的那么一点点，”我回答说，“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人呢，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

“那就请您对我指点一下他们在哪儿，”她急忙说，“我要求您的也就是这一点。”

“我还有话要说，”我接着说，“为思想服务可以不止通过一种途径。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对某种思想丧失了信心，那他可以另找一种。思想的世界是广阔无垠的。”

“思想的世界！”她拖长声音说，讥诮地瞧着我的脸，“那我们还是不谈的好。……谈这些有什么用？……”

她脸红了。

“思想的世界！”她又说一遍，把食巾往旁边一丢，脸上现出愤慨和厌弃的神情，“我明白，所有您那些美妙的思想都归结到不可避免而且不可缺少的一点：我得做您的情妇。您所需要的无非就是这一点。光有思想而不做最正直而且最有思想的人的情妇，那就等于不了解思想。必须从这儿开始……那就是说，从做情妇开始，别的也就迎刃而解了。”

“您发脾气了，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我说。

“不，我是诚恳的！”她喘吁吁地嚷道，“我是诚恳的。”

“也许您是诚恳的，不过您错了，我听着您的话，心里很难过。”

“我错了！”她讥笑道，“这话谁都可以说，就是您不能说，我的先生。就让您觉得我不体恤人，我残忍吧，我也顾不上这许多了。我只问您：您爱我吧？您不爱我？”

我耸了耸肩膀。

“是啊，您耸肩膀了！”她继续讥诮地说下去，“先前您生病的时候，我听见您在昏迷中说了些胡话，后来又老是那种含情脉脉的目光，那种唉声叹气的腔调！那种关于亲密无间、精神相通的宏论。……不过主要的是，为什么您一直不诚恳呢？为什么您瞒住事情的真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要是您从一开头就说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促使您把我从彼得堡拉出来，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就会按我的心意服毒自尽，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一出无聊的滑稽戏了。……唉，谈这些有什么用！”她对我摆一摆手，坐下去。

“听您的口气，似乎您怀疑我有什么卑劣的打算。”我说，生气了。

“哎，得了吧。谈这些有什么用。我倒不是怀疑您的打算，而是怀疑您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打算。要是您有打算，我就会知道了。除了思想和爱情以外，您什么也没有。现在是思想和爱情，将来呢，我做您的情妇。在生活里也好，在小说里也好，都是这一套。……是啊，您常骂他，”她说，用手心往桌上一拍，“可是，人倒不得不同意他的话。难怪他藐视所有这些思想。”

“他不是藐视这些思想，而是怕它们，”我叫道，“他是胆小鬼，虚伪的家伙。”

“哼，算了吧！他是胆小鬼，虚伪的家伙，欺骗了我，那么您呢？原谅我直说：您是什么人呢？他骗了我，把我丢在彼得堡，听任我自生自灭；而您呢，骗了我，把我丢在这儿。不过他骗人至少还没拉扯上什么思想，而您……”

“看在上帝分上，您怎么能说这种话呢？”我说，吓坏了，绞着手，急忙走到她跟前，“不，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不，这是愤世嫉俗，您不能这样绝望。您听我说，”我接着说，灵机一动，抓住一个突然在我脑子里模糊地闪现的思想，我好像觉得这个思想还能拯救我们两个人，“您听我说。我这一辈子经历过许多事，多得现在回想起来就会头昏；可是现在我已经凭我的头脑，凭我的苦恼的心灵深深地体会到，人类的使命只在于无私地热爱他人，此外没有别的使命了。这就是我们该走的路，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信念！”

紧接着我想讲仁慈，讲宽恕一切，可是我的声调忽然显得不诚恳，我心慌了。

“我要生活！”我诚恳地说，“生活，生活！我要和平，要安静；我要温暖，要这个海，要您在我身边。啊，我多么希望在您的心里也激起这种对生活的热烈渴望啊！刚才您说到爱情，可是在我，只要挨近您，听到您的说话声，看到您脸上的表情，就心满意足了。……”

她脸红了，为了阻止我说话而急忙说：

“您热爱生活，可是我痛恨生活。可见我们的道路不同。”

她给自己斟好一杯茶，可是没有碰它，却走进卧室，躺了下来。

“我看我们还是不谈这些的好，”她从卧室里对我说，“对我来说，什么都完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何必再谈呢！”

“不，不是什么都完了！”

“唉，算了吧！……我明白！我厌烦了。……够了。”

我站了一会儿，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然后走出房间，到了过道上。夜深的时候我走到她的房门口去听，清楚地听见她在哭泣。

第二天早晨，一个仆役给我送衣服来的当儿含笑通知我说，十三号房间里的太太临盆了。我匆忙穿上衣服，吓得心慌意乱，赶紧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了。她的房间里有一个医生，一个助产士，一个从哈尔科夫来的、上了年纪的俄国女人，名叫达丽雅·米海洛芙娜。这儿有乙醚的气味。我刚跨进门槛，就听见从她躺着的房间里发出来的轻微而凄凉的呻吟声。这声音仿佛是一阵风从俄国刮到我这儿来的，我想起了奥尔洛夫、他的讥诮神情、波丽雅、涅瓦河、大片的飞雪，然后是没有车帘的马车、那天早晨我在寒冷的天空中看到的预兆和绝望的喊叫声：“尼娜！尼娜！”

“您进来看看她吧。”那位太太说。

我走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床边，觉得自己仿佛就是孩子的父亲。她躺在那儿闭着眼睛，脸容消瘦苍白，戴一顶镶花边的白色睡帽。我记得她脸上有两种表情，一种是冷漠，衰弱，另一种是稚气，孤苦无依，这后一种表情是那顶白色睡帽赋予她的。她没听见我走进来，或者也许听见了，却不理我。我站在那儿瞧着她，等着。

可是后来她痛得脸容大变，睁开眼睛，瞧着天花板，仿佛在思忖她出了什么事似的。……她脸上现出嫌恶的神情。

“真讨厌。”她小声说。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我轻轻叫她的名字。

她冷漠而衰弱地看我一眼，就闭上眼睛。我站了一会儿，就走出去了。

夜里达丽雅·米海洛芙娜通知我说，一个女孩出世了，可是产妇情况危险。随后过道里不断有人跑过，声音嘈杂。达丽雅·米海洛芙娜又来找我，现出绝望的脸色，绞着手，说：

“哎，这真可怕！大夫怀疑她服了毒！唉，俄国人在这儿的行动多么糟糕！”

第二天中午，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去世了。

十八

两年过去了。情况改变，我又来到彼得堡，可以在这儿住下，已经不再东躲西藏了。我不再担心自己会感伤，或者显得感伤，我全身心都沉浸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女儿索尼雅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父爱之中，或者确切些说，沉浸在偶像崇拜的感情里了。我亲自喂她吃东西，给她洗澡，安排她睡下，我的眼睛整夜不离开她。每逢我觉得她好像快要从奶妈手中掉下地的时候，我总是尖声叫起来。随着光阴的流逝，我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恼人；可是那些海阔天空的梦想都在索尼雅身旁停住，仿佛我在她身上终于找到了我恰好需要的东西似的。我发疯般地爱这个小姑娘。我在她身上看到我的生命的延续。我不是出于想象，而是切身感觉到，并且几乎相信：我日后丢掉我这个瘦长、皮包骨、生着一把大胡子的躯壳的时候，我就会在这对淡蓝色的小眼睛里，在这些光滑的淡黄色头发里，在这两只那么亲热地摸着我的脸、搂住我的脖子的、胖胖的粉红色小手里继续生存下去。

索尼雅的命运使我担心。她的父亲是奥尔洛夫，在出生证上她的姓却是克拉斯诺甫斯卡雅，唯一知道她的存在而且对此感兴趣的人就是我；不过我自知生命已快结束，必须认真地为她打算一下才好。

我到彼得堡的第二天就去找奥尔洛夫。给我开门的是一个胖老头，留着红褐色的络腮胡子，没有唇髭，看来是个日耳曼人。波丽雅正在打扫客厅，没有认出我来，可是奥尔洛夫倒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啊，造反的先生！”他说，笑起来，好奇地打量我，“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他一点也没变样，仍旧是那张保养得很好、令人不快的脸，仍旧是那么一副讥诮的神情。桌子上也像以前那样放着一本新书，书里夹着一把象牙柄的小刀。显然，我来以前他在看书。他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带着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有的殷勤神情遮掩我的脸和我的瘦身材在他心里引起的不愉快感觉，随随便便地说到我一点也没变，尽管我留着一把大胡子，也还是很容易认出来。我们谈起天气，谈起巴黎。为了快一点摆脱那个压在他和我的心头而又不得不谈的苦恼问题，他就问道：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去世了？”

“是的，她去世了。”我回答说。

“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是的，因为难产。大夫怀疑她的死另有原因，不过……为了使您和我都心安一些，就姑且认为她是死于难产吧。”

他出于礼貌叹一口气，沉默了，仿佛安静的天使飞过我们的头顶。

“是啊。我这儿一切照旧，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发现我打量这个书房，就赶忙说，“我父亲，您知道，已经辞去官职，退休了。我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您记得彼卡尔斯基吗？他还是老样子。格鲁津去年得白喉症去世了。……哦，库库希金还活着，常常想起您。顺便提一下，”奥尔洛夫接着说，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库库希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以后，就到处说您袭击他，有意弄死他……他好不容易才保全了性命。”

我没有说话。

“老仆不忘旧主啊。……您太好了，”奥尔洛夫打趣说，“不过，您要喝点葡萄酒或者咖啡吗？我吩咐他们去煮。”

“不，谢谢了。我来找您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盖奥尔季·伊凡内奇。”

“我是不大喜欢重要的事的，不过我愿意为您效劳。请问什么事呢？”

“您要知道，”我开口了，很激动，“去世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女儿现在跟我一块儿住在此地。……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带领她，可是，您看得出来，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要从世上消失了。我希望在我临死前能够知道她有了归宿。”

奥尔洛夫有点脸红了，他皱起眉头，严峻地瞥了我一眼。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与其说是这件“重要的事”，不如说是我那句“从世上消失”的话，那句关于死亡的话。

“是的，关于这一点应该考虑一下，”他说，用手遮住眼睛，像要挡住阳光似的，“谢谢您。您是说，是个女孩儿？”

“是的，女孩儿。一个很好的女孩儿！”

“哦，当然不是一条哈巴狗，而是一个人……当然得认真考虑一下。我准备尽力，而且……很感激您。”

他站起来，走来走去，咬着手指甲，在一幅画前面站住。

“这件事得考虑一下，”他声音低沉地说，背对着我，“今天我就到彼卡尔斯基家去，请他到克拉斯诺甫斯基那儿走一趟。我想克拉斯诺甫斯基不会推三阻四，他会同意收留这个女孩儿的。”

“可是，对不起，我不明白克拉斯诺甫斯基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我说，也站起来，往书房另一头的一幅画走去。

“不过我想，她总是姓他那个姓吧！”奥尔洛夫说。

“是的，也许按照法律他有责任收留这个孩子，这我不知道；不过，盖奥尔季·伊凡内奇，我来找您不是为了讨论法律问题的。”

“对，对，您说得对，”他急忙同意说，“我似乎在胡说八道了。可是您也不要激动。我们会把这件事商量得双方都满意的。一个办法不行，就换另一个！另一个不行就再换第三个，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正会得到解决。彼卡尔斯基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请您费神，把您的地址留在我这儿，我们一做出决定就马上通知您。您住在哪儿？”

奥尔洛夫记下我的地址，叹了口气，带着笑容说：

“上帝啊，做一个小女儿的父亲是多么麻烦的事啊！[34]不过彼卡尔斯基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他是一个所谓精明人。那么，您在巴黎住了很久吗？”

“两个月。”

我们沉默了一阵。奥尔洛夫显然担心我再谈起那个小姑娘，为了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方面去，就说：

“您大概已经忘了您那封信。可是我倒一直保存着呢。我明白您那时候的心情，说老实话，我是尊重那封信的。‘该诅咒的冷血’啦，‘亚洲人’啦，‘马嘶般的笑声’啦，这都写得动人而有特色，”他接着说，讥诮地微笑着，“基本思想也许接近真实，不过这也可以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我的意思是，”他踌躇地说，“不是为思想本身争论，而是为您对问题的态度争论，为您那容易冲动的气质争论。不错，我的生活不正常，腐败，一无是处，怯懦又妨碍我开始过新的生活，在这方面您说得完全对。可是，您把这种事看得过于认真，您激动，而且弄得自己灰心绝望，这却没有道理，在这方面您就完全不对了。”

“一个活人看见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在走向灭亡，就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绝望。”

“谁说不呢！我根本不是宣传漠不关心，我只是希望对生活采取客观的态度。越是客观，犯错误的危险就越少。应当找到问题的根子，在每个现象里寻求一切原因中的原因。我们软弱，堕落，终于倒下去。我们这一代统统是神经衰弱的人和无病呻吟的人，我们一个劲儿地讨论什么厌倦啦，疲劳过度啦，然而该对这一点负责的不是您，也不是我，我们太渺小，不可能左右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必须认为这儿有一些重大的和普遍的原因，一些从生物学观点看来自有其实在意义[35]的原因。我们都是神经衰弱的人，精神萎靡的人，改变信念的人；不过这也许对那些在我们以后生活的许多代人是必要和有益的。没有上帝的旨意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脑袋上掉下来，换句话说，在自然界和人类中间，什么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一切都自有根据，出乎必然。既是这样，那我们又何必特别担心，写些绝望的信呢？”

“话是不错的，”我想了一想，说，“我相信后代人会轻松点，看得清楚点。我们的经验会对他们有用。可是说真的，人们也要过眼前的生活，而不仅仅为他们着想。人只能活一次，人都想活得有劲，明智，美好。人都想扮演出色的、独立的、高尚的角色，都想把历史创造得使后代子孙没有权利说我们任何人是废物，或者比废物都不如。……我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那种必然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就应该丧失我的‘我’呢？”

“唉，那有什么办法呢！”奥尔洛夫叹道，站起身来，仿佛要我明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

我拿起我的帽子。

“我们只坐了半个钟头，可是，想想看，解决了多少问题啊！”奥尔洛夫说，送我走进前厅，“那么我来把那件事办一下。……今天我就去找彼卡尔斯基。请您不必担心。”

他站住，等我穿好衣服，显然因为我马上就要走掉而暗自高兴。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请您把我的信还给我。”我说。

“遵命。”

他走到书房去，过一会儿拿着那封信回来。我道过谢，就走了。

第二天我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他庆贺我，说是问题已经顺利地解决。他写道，彼卡尔斯基认识一位太太，这人开着一所近似幼儿园的寄宿学校，就连很小的孩子都收养。那位太太是完全可靠的，不过在跟她接洽以前不妨去找克拉斯诺甫斯基谈一谈，这是手续上的需要。他劝我马上去找彼卡尔斯基，要是有孩子的出生证，就随身带去。这封信的结尾是“请您相信您恭顺的仆人的真诚的敬意和忠诚。……”

我看着这封信，索尼雅正坐在桌子上，注意地瞧着我，眼也不，仿佛知道她的命运正在被人决定似的。

[1] 1俄亩等于1.09公顷，约合我国16亩。

[2] 根据列·托尔斯泰的倡议创办的俄国通俗读物出版社。

[3] 一种放在洗脸水里的化妆品。

[4] 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是俄国作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和热姆楚日尼科夫兄弟合署的笔名。——俄文本编者注

[5] 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连斯基的咏叹调。——俄文本编者注

[6] 法国人称法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成员为不朽的人。——俄文本编者注

[7] 第奥根尼（约前404—约前323），古希腊哲学家。

[8]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

[9]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演说家、作家、政治家。

[10] 加图（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

[11] 盖奥尔季的小名。

[12] 彼得堡的两家饭店，康坦和多侬是饭店老板的名字。——俄文本编者注

[13] 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所著《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14] 指《旧约·出埃及记》中所载的十诫之一：不可奸淫。

[15] 原文为拉丁语，此处有“诗人的高调”之意。

[16] 原文为意大利语。

[17] 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中的男主人公英萨罗夫。

[18] 法国旧辅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19] 指到游乐园去。

[20] 俄国有一句谚语：“你既叫作菌子，就该钻进筐子里去。”意思是：“你既然着手干一件事，就得承担责任。”

[21] 参阅《旧约·士师记》。大力士名叫参孙。

[22] 指人性，典出《旧约·创世记》。

[23] 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24] 据基督教传说，有两个强盗与耶稣同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有一个讥笑耶稣，另一个则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求耶稣纪念他。见《新约·路加福音》。

[25] 原文为法语。

[26] 原文为法语。

[27] 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的女主人公。

[28] 18世纪末19世纪初意大利雕塑家。——俄文本编者注

[29] 14世纪威尼斯总督，因密谋在威尼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被处死刑。——俄文本编者注

[30] 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怪，专叫过路人猜谜，猜不中就被她杀死。

[31] 俄国诗人莫尔恰诺夫（1809—1881）所作的一首诗的第一行，这首诗经人编成歌曲，在当时极为流行。这句诗在此用来讥诮，含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意思。

[32] 原文为法语。

[33] 欧洲一个著名的赌城，在摩纳哥。

[34]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个别词有改动。——俄文本编者注

[35] 原文为法语。

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1]

“放开我，我要自己赶车！我要坐到车夫旁边去！”索菲雅·利沃芙娜大声说，“车夫，你等一等，我要跟你一块儿坐在赶车座位上。”

她在雪橇上站着，她的丈夫符拉季米尔·尼基狄奇和她小时候的朋友符拉季米尔·米海雷奇抓住她的胳膊，免得她跌倒。那辆三套马的雪橇跑得飞快。

“我早就说不该给她喝白兰地，”符拉季米尔·尼基狄奇烦恼地小声对他的旅伴说，“你这个人啊，真是的！”

上校凭经验知道，像他的妻子索菲雅·利沃芙娜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带点醉意的、疯疯癫癫的快乐过去以后，紧跟着照例就是歇斯底里的大笑，接着是痛哭。他担心过一会儿他们回到家里以后，他没法睡觉，而不得不忙着张罗压布和药水。

“吁！”索菲雅·利沃芙娜叫道，“我要赶车。”

她心里真是快活和得意。自从举行婚礼那天起，最近两个月来，总有一个想法煎熬着她，她觉得她嫁给亚吉奇上校是因为贪图富贵，而且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因为赌气[2]；可是今天在城郊那家饭店里，她终于相信自己热烈地爱着他。尽管他已经五十四岁，却身材匀称，头脑机敏，动作灵活，擅长说俏皮话，给茨冈姑娘们伴唱。真的，如今老头倒比青年可爱一千倍，仿佛老人和青年掉换了位置似的。尽管上校比她父亲还要大两岁，而她只有二十三岁，然而凭良心说，论精力和朝气，他却比她不知超出多少，那么，年纪大又有什么关系呢？

“啊，我亲爱的！”她暗想，“了不起的人！”

在那家饭店里，她还相信，她那旧日的感情已经连影子也没有了。对她小时候的朋友符拉季米尔·米海雷奇，或者简称沃洛嘉，她昨天还爱得发疯，爱得要命，现在却完全淡漠了。今天整个傍晚，她觉得他无精打采，带着睡意，不招人喜欢，一无可取。他在饭店里照例厚着脸皮避免付账，这一回他的这种态度使她暗暗生气，好容易才忍住没对他说：“要是您没钱，就该坐在家里才对。”每次都是由上校一个人付钱。

也许由于她眼前不断地闪过树木、电线杆和雪堆吧，总之，各式各样的思想涌上了她的心头。她想起饭店的账单是一百二十卢布，另外还付给茨冈人一百卢布。明天，只要她乐意，她可以随便挥霍上千的卢布，可是两个月以前，在她结婚以前，她自己连三个卢布都没有，随便买一点小东西都得向她父亲要钱。生活的变化是多么大呀！

她的思路千头万绪，她想起当初她十岁的时候，她现在的丈夫亚吉奇上校追求过她的姑母，全家人都说他把她害苦了，事实上，她姑母走出房来吃饭的时候确实常常脸上带着泪痕，而且老是坐上马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大家讲起她来总是说：这个可怜的人休想得到安宁了。那时候他很漂亮，大受女人们的垂青；因此全城的人都知道他，大家说他似乎每天都要分头到那些爱慕他的女人的家里去一趟，就跟医生去给病人看病一样。现在呢，尽管他头发白了，脸上起了皱纹，戴了眼镜，可是他那张瘦脸，特别是从侧面看过去，有时候还是显得挺漂亮的。

索菲雅·利沃芙娜的父亲是个军医官，从前跟亚吉奇在同一个部队里共过事。沃洛嘉的父亲也是军医官，从前也跟亚吉奇上校和她父亲在同一个部队里共过事。沃洛嘉虽然常常闹出很复杂、很烦心的恋爱纠纷，可是学业优良，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极好，现在选定外国文学作为他的专业，据说正在写论文。他住在他那做军医的父亲的营房里，虽然三十岁了，自己却没有钱。索菲雅·利沃芙娜小时候和他同住在一栋房子里，虽然两家各有自己的一套住宅。他常来找她一块儿游玩，一块儿学跳舞，一块儿学说法国话；可是等到他长大，变成一个身材匀称、十分漂亮的青年，她见着他就怕羞了，后来暗自发疯样地爱上他，直到最近嫁给亚吉奇为止。他也很受女人们的垂青，差不多从十四岁起，他就善于博得她们的欢心，那些为他而对丈夫不忠实的太太，总是借口沃洛嘉年纪还小而为自己辩白。不久以前有人讲起他，说他做大学生的时候，住在大学附近的公寓房间里，每次有人去找他，敲他的房门，就会听见门里面响起他的脚步声，然后是低声的道歉：“对不起，我不是一个人在屋里。”[3]亚吉奇很欣赏他，夸奖他前途无量，就像杰尔查文[4]对待普希金一样，显然，亚吉奇喜欢他。他们两人往往一连几个钟头沉默地打台球或者玩“辟开”[5]。如果亚吉奇坐上三套马的马车到什么地方去，总是把沃洛嘉带在身边，沃洛嘉也把他的论文的秘密只讲给亚吉奇一个人听。当初上校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常常处于情敌的地位，可是彼此从来也不争风吃醋。在他们常常同去的社交场所，大家总是管亚吉奇叫作大沃洛嘉，管他的朋友叫作小沃洛嘉。

在雪橇上，除了大沃洛嘉、小沃洛嘉和索菲雅·利沃芙娜以外，还有一个女人，就是玛尔迦莉达·亚历山德罗芙娜，大家称呼她莉达。她是亚吉奇太太的表姐，一个三十岁开外的姑娘，脸色十分苍白，眉毛漆黑，戴着夹鼻眼镜，不停地吸纸烟，哪怕在天气严寒的时候也一样。她的胸前和膝盖上老是有烟灰。她说话带着鼻音，拖长每个字的字音，性情冷僻，随便喝多少蜜酒和白兰地总也不会醉，时常懒洋洋而又乏味地讲些含意暧昧的掌故。她在家里从早到晚翻看厚本的杂志，弄得杂志上撒满烟灰，或者吃冰冻的苹果。

“索尼雅[6]，别发疯了，”她用唱歌般的声调说，“真的，这简直是愚蠢。”

在临近城门的地方，那三套马的雪橇跑得慢了点，房屋和行人不断闪过去。索菲雅·利沃芙娜平静下来，偎紧她的丈夫，专心想心事。小沃洛嘉坐在她对面。这时候，除了轻松快活的思想以外，又添上些阴郁的思想。她暗想，坐在对面的这个人知道她爱他，他当然相信她是因为赌气嫁给上校的说法。她一次也没有向他表白过爱情，而且不希望他知道，总是隐瞒着她自己的感情，可是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十分了解她，这就伤了她的自尊心。不过在她的处境里最使她痛心的是，自从举行婚礼以后，这个小沃洛嘉倒忽然开始对她献起殷勤来，而这是以前从来也没有过的。他往往一连几个钟头默默地陪她坐着，或者谈些闲话，此刻在雪橇里他没有跟她谈话，却微微地踩着她的脚，握握她的手。显然，他一心巴望她出嫁。他分明看不起她，她就像那种不规矩的坏女人那样在他心里只能引起某种性质的兴趣。当那种得意的感情和对丈夫的爱情跟屈辱的感情和受伤的自尊心在她心里混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禁生出逞强的心，只想坐到赶车座位上去，嚷一阵，吹一阵口哨。……

在他们的马车经过一个女修道院的当儿，院里那口一千普特[7]重的大钟敲响了。莉达在胸前画十字。

“我们的奥丽雅在这个修道院里。”索菲雅·利沃芙娜说，也在胸前画十字，身子哆嗦了一下。

“为什么她进了修道院？”上校问道。

“因为赌气，”莉达生气地回答说，显然暗指索菲雅·利沃芙娜和亚吉奇的婚姻，“现在这种因为赌气挺时行。它正向全世界挑战。她原是个爱说爱笑、极爱卖弄风情的女人，只喜欢舞会和舞伴，可是忽然间，她走了！弄得人人都吃一惊！”

“这不是实情，”小沃洛嘉放下皮大衣的衣领，露出他那张漂亮的脸，说，“这跟因为赌气不相干，不瞒您说，这完全是由于遭了灾祸。她哥哥德米特利被流放去服苦役，如今下落不明。她母亲伤心而死。”

他又竖起他的衣领。

“奥丽雅做得好，”他声音低沉地接着说，“她处在养女的地位，况且又跟索菲雅·利沃芙娜那样的好人住在一起，这一点也得考虑到才是！”

索菲雅·利沃芙娜从他的声调里听出轻蔑的口气，就想说几句话顶撞他，可是她没说出口。她又生出那种逞强的心情。她站起来，用含泪的声调叫道：

“我要去做晨祷！车夫，往回走！我要去见见奥丽雅！”

雪橇往回驶去。修道院的钟声低沉，索菲雅·利沃芙娜感到这声音使人联想到奥丽雅和她的生活。别的教堂也在敲钟。等到车夫勒住那三匹马，索菲雅·利沃芙娜就跳下雪橇，独自一个人，也不要人陪伴，很快地往大门走去。

“劳驾，快一点！”她丈夫对她叫道，“时候已经不早了！”

她走进乌黑的大门口，然后顺着一条从大门通到大教堂的林荫路走去，积雪在她脚底下沙沙地响，钟声就在她的上空轰鸣，仿佛使她的全身震颤。她来到教堂门口，走下三层台阶，然后穿过一道门廊，两旁都是圣徒的画像，弥漫着刺柏和神香的气味。随后又是一道门，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给她开门，对她深深地鞠躬。……教堂里，晨祷还没开始。有一个修女在圣像壁旁边走动，点燃高烛台上的蜡烛，另一个修女点燃枝形烛台上的蜡烛。这儿那儿，圆柱附近和侧祭坛附近，有些黑色人影站着不动。“大概，他们现在这样站着，一直不离开，要到明天早晨才走吧。”索菲雅·利沃芙娜暗想。她觉得这儿又黑又冷，枯燥乏味，比墓园里还要乏味。她带着烦闷的感觉瞧着那些一动不动、呆若木鸡的人影，忽然她的心收紧了。不知怎的，她认出一个身量不高、肩膀窄小、头戴黑色三角头巾的修女就是奥丽雅，其实奥丽雅进修道院的时候长得挺胖，身量也似乎高一些。索菲雅·利沃芙娜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十分激动，犹豫不决地走到那个见习修女跟前，从她肩膀上望过去，看清了她的脸，果然她就是奥丽雅。

“奥丽雅！”她说，举起两只手轻轻一拍，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奥丽雅！”

那个修女立刻认出她来，惊讶地扬起眉毛。她那张刚洗过的、干净而苍白的脸高兴得放光，就连她那三角头巾下露出的白色包头布也似乎高兴得放光了。

“瞧，主赐的奇迹。”她说着，也举起她那两只干瘦的白手拍了一下。

索菲雅·利沃芙娜紧紧地抱住她，吻她，同时又担心别冒出酒气来。

“刚才我们路过这儿，想起了你。”她说，喘不过气来，好像刚才很快地跑过一段路似的，“你的脸色多么苍白啊，上帝！我……我见着你高兴极了。哦，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寂寞吗？”

索菲雅·利沃芙娜往四下里看一眼别的修女们，接着低声说：

“我们那儿发生了好多变化。……你知道，我嫁给亚吉奇，符拉季米尔·尼基狄奇了。你一定记得他。……我跟他在一块儿，很幸福。”

“好，感谢上帝。你父亲身体好吗？”

“好。他常想起你。你，奥丽雅，到了假日务必来看我们。听见了吗？”

“我会去的，”奥丽雅说，微微一笑，“我明天就去。”

索菲雅·利沃芙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起来了。她不出声地哭了一会儿，然后擦干眼睛说：

“莉达没有见到你，会觉得十分惋惜。她跟我们一块儿出来的。沃洛嘉也在。他们就在大门口。要是你能跟他们见面，他们会多么高兴啊！我们去找他们吧，反正祈祷还没开始。”

“那我们就去吧。”奥丽雅同意说。

她在胸前画了三次十字，然后跟索菲雅·利沃芙娜一块儿往门口走去。

“那么，索涅琪卡，你说你挺幸福？”她走出大门的时候问道。

“很幸福。”

“好，感谢上帝。”

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看见这个修女走出来，就跳下雪橇，恭恭敬敬向她问好。他们看见她那苍白的脸和黑色的修女服显然都感动了；而且，她还记得他们，出来向他们问候，两人心里暗暗高兴。索菲雅·利沃芙娜怕她冻着，就拿过一条车毯披在她身上，同时用她皮大衣的一块前襟把她裹住。方才的眼泪使她的心头轻松了一些，灵魂变得纯净了。她暗自欣喜，这个热闹的、不安宁的、实际上不纯洁的夜晚竟然出人意外，这样纯洁而温柔地结束了。为了要奥丽雅在她身边多留一会儿，她提议说：

“让她坐上雪橇兜一阵吧！奥丽雅，你坐上去，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两个男人预料修女会拒绝，圣徒是不坐三套马的雪橇兜风的；可是使他们吃惊的是，她居然同意，坐上雪橇了。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往城门那边跑去，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是极力让她坐得舒服点，暖和点，每个人都暗想她从前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现在她的脸缺乏热情，很少表情，冷淡而苍白，而且透明，好像她的血管里流着的是水而不是血。不过两三年前，她却长得丰满，脸颊绯红，常常谈论那些追求她的男人，为一丁点儿小事而扬声大笑。……

在城门附近，雪橇掉转头往回跑，过了大约十分钟，在修道院门前停住，奥丽雅走下雪橇。钟楼上，钟声响得更急了。

“求主保佑你们。”奥丽雅说，照修女那样深深一鞠躬。

“那么你一定要来，奥丽雅。”

“我会去的，会去的。”

她很快地走了，不久就消失在乌黑的大门里。这以后，雪橇往回跑，不知什么缘故，大家心里都感到十分愁闷。人人都沉默不语。索菲雅·利沃芙娜觉得浑身发软，心情沮丧。她觉得刚才逼着修女坐上雪橇，夹在一伙喝过酒的人当中，乘着三套马的雪橇兜风，未免荒唐，鲁莽，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不敬。她的酒意过去了，欺骗自己的愿望就也随之而消失，她已经清楚地感到她不爱她的丈夫，而且也不可能爱他，这件事简直是胡闹，愚蠢。她嫁给他是由于贪图富贵，因为他，按她中学里的女同学的说法，“阔绰得不得了”；又由于她生怕自己像莉达似的做老处女；还由于她厌烦她那做军医的父亲，而且想气气小沃洛嘉。要是她出嫁前能够预料到生活会这样沉重，可怕，讨厌，那么，就是拿全世界的财富都送给她，她也不会同意结婚。然而现在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听天由命了。

他们回到家里。索菲雅·利沃芙娜在暖和而柔软的床上躺下，盖好被子，于是想起那道幽暗的门廊、那种神香的气味、那些圆柱旁边的人影。她想到在她睡着以后，那些人将会始终站着不动，就不由得害怕。晨祷的时间很长，然后是念经，然后是弥撒，祈祷。……

“可是要知道，上帝是有的，一定是有的，而我总会死的，那就是说，我早晚得考虑灵魂，考虑永恒的生活，像奥丽雅一样。奥丽雅现在得救了，她给自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是万一没有上帝呢？那她的一生就白白糟蹋了。可是怎么会是白白糟蹋呢？为什么就是白白糟蹋呢？”

过了一会儿又有些思想萦回在她的脑际：

“上帝是有的，死亡一定会来临，应当想到灵魂才对。如果奥丽雅此刻知道她马上会死掉，她也不会害怕。她准备好了。主要的是她已经为自己解决了人生的问题。上帝是有的……是啊……可是除了进修道院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出路了？要知道，进修道院无非是放弃生活，毁掉生活罢了。……”

索菲雅·利沃芙娜有点害怕。她把脑袋埋在枕头底下。

“不应当想这些，”她小声说，“不应当。……”

亚吉奇在隔壁房间里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他的马刺轻轻地响着，他在想心事。索菲雅·利沃芙娜猛地想到这个人只在一点上使她感到亲切和可爱：他的名字也叫符拉季米尔。她从床上坐起来，柔声叫道：

“沃洛嘉！”

“什么事？”她丈夫应声说。

“没什么。”

她又躺下去。钟声响起来，也许就是修道院里的钟声吧。她又不由得想起那道门廊和那些乌黑的人影。那些关于上帝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想法在她头脑里盘旋，她就用被子蒙住头，免得听见钟声。她暗想，在衰老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临以前，还有很长很长一段生活要过，她得每天忍受这个她所不爱的、此刻走进寝室里来睡觉的男子的亲近，她得扑灭她心里对另一个年轻迷人，而且在她看来不平凡的男子的无望的爱情。她看一眼丈夫，想对他道一声晚安，可是没有说出口，却忽然哭起来。她恼恨自己。

“得，音乐开始了！”亚吉奇说，把“乐”字说得很重。

她哭了很久，一直到早晨九点多钟才平静下来。她停了哭，全身不再发抖，可是头痛欲裂。亚吉奇匆匆地赶着去做晚弥撒，在隔壁房间里抱怨帮他穿衣服的勤务兵。他到卧室里来取东西，马刺发出轻微的响声，后来又进来一趟，这一回已经戴上带穗的肩章和勋章了。他两条腿由于害风湿病而有点瘸。不知什么缘故，索菲雅·利沃芙娜觉得他的模样和步法像一头猛兽。

她听见亚吉奇在打电话。

“费心，请您接瓦西里耶夫营房！”他说，过一会儿他又说：“瓦西里耶夫营房吗？劳驾，请萨里莫维奇医生接电话……”又过了一会儿：“是哪一位啊？是你吗，沃洛嘉？很高兴。亲爱的，请你父亲马上到我们家里来一趟，因为我的妻子昨天回来以后，觉得很不舒服。你是说他不在家？哦。……谢谢。太好啦……非常感谢。……谢谢[8]。”

亚吉奇第三次走进寝室来，弯下腰凑近他妻子，在她胸前画个十字，伸出手去让她吻（凡是爱他的女人都吻他的手，他已经养成习惯了），说他吃午饭的时候回来。他说完就走了。

十一点多钟，使女通报说，符拉季米尔·米海雷奇来了。索菲雅·利沃芙娜又疲乏又头痛，身子摇摇晃晃，很快地穿上她那件用毛皮镶边、又新又漂亮的淡紫色家常便服，赶紧把头发好歹梳理一下。她觉得她的灵魂里生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温柔感情，高兴得周身发抖，生怕他会走掉。她只巴望看他一眼。

小沃洛嘉这次来访，装束整齐，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索菲雅·利沃芙娜走进客厅里，他吻她的手，为她身体不爽而真诚地表示难过。后来他们坐下来，他就称赞她那件便服。

“昨天跟奥丽雅见过面以后，我心里很乱，”她说，“起初我感到害怕，而现在却羡慕她了。她好比牢不可破的山岩，谁都休想搬得动它。可是，沃洛嘉，难道她就没有别的出路了？难道活生生地埋葬自己才算是解决了人生问题？要知道，那是死而不是生啊。”

一提起奥丽雅，小沃洛嘉的脸上就现出感动的神情。

“您，沃洛嘉，是个聪明人，”索菲雅·利沃芙娜说，“请您指点我，好让我也能像她那样行事。当然，我不是个信徒，不会进修道院，不过我还是可以做些性质相似的事。我生活得不轻松啊，”她沉默一阵以后，接着说，“您指点我吧。……告诉我一种可以使我信服的办法。您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好。”

“一句话？好吧：砰的一声响！”

“沃洛嘉，为什么您看不起我？”她痛心地问道，“您跟我讲起话来，原谅我这样说，总是用一种纨袴子弟的特别口气，不像是对朋友，对正派的女人讲话。您很有成就，您喜欢科学，可是为什么您从来也不对我谈科学呢？为什么？我不配吗？”

小沃洛嘉烦恼地皱起眉头，说：

“为什么您忽然需要起科学来了？也许您还需要宪法吧？或者需要鲟鱼肉烧辣根？”

“哦，好吧，我是个一无可取、渺小庸俗、品行不端、浅薄愚蠢的女人。……我干过许许多多错事，我心理变态，道德败坏，我活该受到轻视。可是话得说回来，您，沃洛嘉，年纪比我大十岁，我的丈夫比我大三十岁。我是在你们眼前长大的，要是你们乐意，你们就可以随意把我培养成任什么样的人，哪怕培养成天使也未尝办不到。可是你们……”她的嗓音颤抖了，“这么可怕地对待我。亚吉奇年纪老了却跟我结婚，您呢……”

“哎，得了，得了，”沃洛嘉说，坐近一点，吻她的双手，“让叔本华[9]去谈哲学，去证明他要证明的事吧，我们呢，还是来吻这两只小手的好。”

“您看不起我，但愿您能知道我为这种态度多么难过才好！”她迟疑地说，事先就知道他不会相信她的话，“但愿您知道我多么希望变个样子，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我一想到这里就十分兴奋，”她说，果然兴奋得流下泪来，“我想做一个诚实纯洁的好人，不作假，有生活目标。”

“行了，行了，行了，劳驾，别装腔作势了！我不喜欢这样！”沃洛嘉说，脸上现出不痛快的神情，“说真的，这简直像是演戏了。我们还是做普通人的好。”

她怕他生气走掉，就赶紧辩白，而且做出勉强的笑容来向他讨好，又讲起奥丽雅，讲到她一心想解决她的人生问题，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砰的……一声……响……”他低声唱起来，“砰的……一声……响……”

猛然间，他搂住她的腰。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把两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一时间痴迷地，仿佛在雾里似的，瞧着他那张聪明而讥诮的脸、额头、眼睛、漂亮的胡子。……

“你自己早就知道我爱你，”她对他承认道，痛苦地脸红了，甚至感到她的嘴唇由于羞耻而抽搐起来，“我爱你。可是你为什么折磨我呢？”

她闭上眼睛，热烈地吻他的嘴唇，吻了大约有一分钟之久。虽然她知道这不正派，连他都会指责她，而且可能有使女走进来，不过她无论如何也没法结束这一吻。……

“啊，你在怎样折磨我呀！”她又说一遍。

过了半个钟头，他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以后，在饭厅里坐下来吃东西。她跪在他面前，贪婪地瞧着他的脸。他就对她说，她活像一条小狗，等着人家丢给它一小块火腿吃。后来他叫她坐在他的膝头上，拿她当小娃娃似的摇来摇去，嘴里唱着：

“砰的……一声……响！”

临到他准备告辞，她就用热烈的口气问他：

“什么时候？今天吗？在什么地方？”

她伸出两只手凑到他的嘴边，好像要用手去抓住他的答话似的。

“今天恐怕不方便了，”他沉吟一下说，“明天也许行。”

他们就分手了。午饭前，索菲雅·利沃芙娜坐上雪橇到修道院里去找奥丽雅，可是到了那边，人家告诉她说奥丽雅外出为死人念赞美诗去了。她从修道院里出来，又坐上雪橇去找她父亲，也没在他家里碰到他，然后她就换一辆雪橇，毫无目的地串大街，走小巷，照这样坐车一直游逛到傍晚。不知什么缘故，她老是想起她那脸上带着泪痕、坐立不安的姑母。

到晚上，他们又坐上三套马的雪橇，到城郊饭店里去听茨冈人唱歌。当他们再次路过修道院的时候，索菲雅·利沃芙娜想起奥丽雅，不由得心惊肉跳，因为她思忖，对她这个圈子里的姑娘和女人来说，除了坐着三套马的车子不停地逛荡，说谎，或者索性进修道院去扑灭生机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第二天索菲雅·利沃芙娜去赴幽会，然后又孤身一人坐在街头的雪橇上跑遍全城，心里想着她的姑母。

过了一个星期，小沃洛嘉把她丢开了。这以后生活又照原样进行，仍旧那么没趣味，无聊，有时候甚至痛苦。上校和小沃洛嘉打很久的台球和“辟开”，莉达懒洋洋地、乏味地讲那些掌故，索菲雅·利沃芙娜老是坐着街头的雪橇游逛，或者要求她丈夫带她坐着三套马的雪橇去兜风。

她几乎每天都到修道院去，惹得奥丽雅厌烦了。她对奥丽雅诉说自己难以忍受的痛苦，哭哭啼啼，同时又感到她一走进修道院，就随身带进一种不洁、可怜、陈腐的东西。奥丽雅呢，老是用背书的腔调不动感情地对她说：这些都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上帝会宽恕她的。

[1] 沃洛嘉是符拉季米尔的小名。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

[4] 杰尔查文（1743—1816），俄罗斯诗人。1815年1月8日，年轻的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参加考试时，当众朗诵他的诗篇，受到杰尔查文的赞赏。

[5] 一种纸牌戏。

[6] 索尼雅和下文的索涅琪卡均为索菲雅的爱称。

[7] 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8] 原文为法语。

[9]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一八九四年

黑修士

一

硕士安德烈·瓦西里伊奇·柯甫陵十分疲劳，神经出了毛病。他没有去找医生看病，不过有一次跟一个做医生的朋友喝酒，顺带谈起这件事，那个朋友就劝他到乡间去消磨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恰好达尼雅·彼索茨卡雅写来一封长信，邀他到包利索甫卡去做客。他就决定，真的非旅行一趟不可了。

起初，那是四月间，他到自己的家乡柯甫陵卡，在那儿独自一人住了三个星期，然后，等到道路好走了，就坐上马车动身到他旧日的监护人和教养人，俄国著名的园艺学家彼索茨基家里去。从柯甫陵卡到彼索茨基一家人的住地包利索甫卡，算起来不过七十俄里的路程，在春天柔软的大道上，坐着一辆有弹簧的安稳马车赶路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彼索茨基家的房子很大，有圆柱，有雕狮，墙上的灰泥已经剥落，门口站着一个穿燕尾服的听差。古老的花园阴森严峻，是按英国格式布置的，从正房一直伸展到河边，几乎有整整一俄里长，花园的尽头是一道急转直下的陡峭的土坡，坡上生着松树，露出树根，像是毛茸茸的爪子。坡下的河水阴冷地闪闪发光，鹬鸟飞来飞去，发出悲凉的鸣声。在这种地方，人总会生出一种恨不得坐下来，写一篇叙事诗的情绪。可是在这所房子附近，在院子里，在那个连同苗场一共占地三十俄亩的果园里，一切都欣欣向荣，哪怕遇上坏天气也充满生趣。像这样好看的蔷薇、百合、茶花，像这样五颜六色的郁金香，从亮晃晃的白色到煤烟般的黑色，总之，像彼索茨基家里这样丰富的花卉，柯甫陵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见识过。春天还刚刚开始，真正艳丽的花坛还藏在温室里，可是林荫路两旁和这儿那儿的花坛上盛开着的花朵，已经足以使人在花园里散步，特别是一清早每个花瓣上都闪着露珠的时候，感到走进了柔和的彩色王国。

花园里专供观赏的那一部分，彼索茨基本人轻蔑地称之为不足挂齿的那一部分，当初在柯甫陵小时候却给他留下了仙境般的印象。在这儿，巧妙别致的花样，奇形怪状的精心设计可谓应有尽有，简直是对大自然的嘲弄！这儿有用果树编成的篱形支架，有的梨树像是金字塔形的杨树，有些橡树和椴树生成圆球的形状，还有苹果树形成的遮阳伞，李树编成的拱门、花字、枝形烛台，乃至“一八六二”这几个字——这个数字标志着彼索茨基最初研究园艺学的年份。这儿还可以看到美丽匀称的小树，树干像棕榈树那样又挺直又结实，只有仔细观察才可以认出那些小树其实是醋栗或者茶藨子。可是花园里最使人高兴而且给它添了生气的，却是人们那种经常不断的活动。从清早到傍晚，那些树木和灌木旁边，林荫道旁和花坛上面，总有许多人像蚂蚁似的忙忙碌碌，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挥着锄头，有的提着喷壶。……

柯甫陵晚上九点多钟来到彼索茨基家。他正好碰上达尼雅和她的父亲叶果尔·谢敏内奇心神不安的时候。布满繁星的晴朗天空和气温表都预告明天凌晨有霜冻，不料花匠伊凡·卡尔雷奇进城去了，眼前没有一个指靠的人。吃晚饭的当儿，他们一味谈明天的朝寒，而且做出决定：达尼雅不上床睡觉，十二点多钟到花园里去走一趟，检查一切安排妥当没有，叶果尔·谢敏内奇呢，三点钟起床，或者甚至更早一点。

柯甫陵陪着达尼雅坐了一个夜晚，午夜以后又跟她一块儿往花园里走去。天气寒冷。院子里已经有浓重的焦味儿。他们的大果园名叫“商务园”，每年给叶果尔·谢敏内奇带来几千卢布的纯利，此刻那儿地面上铺开一层乌黑而刺鼻的浓烟，它包住树木，以便从霜冻里挽救那几千卢布。这儿的树木排成跳棋的格局，每一行都笔直而整齐，俨然成了一队队士兵。这儿显出严格而带书卷气的整齐，再加上所有的树木一般高，树冠和树干完全是一个样子，这就使得画面单调，甚至乏味了。柯甫陵和达尼雅走过一排排的树木。由畜粪、麦秸和各种垃圾烧起来的篝火正在阴燃。有时候他们遇见一些工人在烟子里漫游，像阴影一般。只有樱桃树、李树和几种苹果树在开花，可是整个园子沉浸在浓烟里，柯甫陵一直走到苗场附近，才能畅快地呼吸一下。

“还在我小时候，我一闻到这种烟子就会打喷嚏，”他耸耸肩膀说，“可是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种烟子怎么能挡住霜冻。”

“在没有云的时候，烟就代替云……”达尼雅回答说。

“要云干什么用？”

“遇到多云的阴天，就不会有朝寒了。”

“原来这样！”

她那宽阔、十分严肃、冻得冰凉的脸，她那两道细而黑的眉毛，她那竖起的、使她的头不能自由活动的大衣领子，她那又瘦又苗条的身材以及由于怕沾露水而撩起的衣裙，——看到这一切，他不由得动了感情。

“主啊，她已经长大了！”他说，“上一次，五年以前，我离开此地的时候，您还完全是个孩子呢。那时候您挺瘦，腿细长，不戴头巾，穿着短短的连衣裙，我就开玩笑，说您像一只鹭鸟。……光阴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是啊，五年了！”达尼雅叹了口气，说，“从那时候起过了多少时间啊。您凭良心说，安德留沙[1]，”她活泼地讲起来，瞧着他的脸，“您跟我们生疏了吧？不过，我又何必问呢？您是男人，过着自己的有趣的生活，您成了有名望的人物。……疏远是很自然的！可是不管怎样，安德留沙，我希望您把我们看作自家人。我们有权利这样希望。”

“我是把你们看作自家人的，达尼雅。”

“是真心话？”

“对，是真心话。”

“您今天看见我们家里有那么多您的照片，感到吃惊。不过您要知道，我父亲十分喜爱您。有时候，我觉得他爱您胜过爱我。他为您而骄傲。您是学者，是个不平凡的人，您为自己创造了光辉的前程。他相信，您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培养了您。我没有拦阻他这样想。随他去吧。”

天色渐渐破晓，这是特别容易看出来的：一缕缕烟子和一个个树顶在空中清楚地现出轮廓来了。夜莺在歌唱，田野里传来鹌鹑的叫声。

“可是现在应该去睡觉了，”达尼雅说，“而且天气很冷。”她挽住他的胳膊，“多谢您到我家来，安德留沙。我们的熟人都挺乏味，而且连这样的熟人也没几个。我们只有园子，园子，园子，别的什么都没有。什么主干啦，支干啦，”她说着，笑起来，“阿波尔特苹果啦，莱因特苹果啦，波罗文卡苹果啦，芽接啦，枝接啦。……我们整个生命都用在园子里了，我甚至连做梦也只看到苹果和梨。当然，这样很好，有益处，不过有时候人也希望换换花样。我记得当初您到我们家来度假，或者只是来玩一趟，不知怎么，房子里就变得有生气多了，明亮多了，仿佛把烛架上和家具上的套子都摘掉了似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不过我已经懂事了。”

她讲了很久，很动感情。不知什么缘故，他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今年夏天说不定他会爱上这个娇小、孱弱、谈锋很健的人，会迷上她，热恋她。处在他们两人的地位，这种事是十分可能而且自然的！这个想法打动他的心，使他发笑，他低下头去凑近那张可爱的、忧虑的脸，轻声唱道：

奥涅金，我不打算隐瞒，

我疯狂地爱着塔吉雅娜。……[2]

等到他们走回家里，叶果尔·谢敏内奇已经起床了。柯甫陵不想睡觉，就跟老人闲谈，跟他一块儿回到园子去。叶果尔·谢敏内奇身量高，肩膀宽，肚子很大，害着气喘病；然而他走路总是那么快，叫人很难跟得上。他带着极其操心的神情，老是匆匆忙忙要赶到什么地方去，从他脸上的神情看来，好像他哪怕只迟误一分钟，一切就都会完蛋似的！

“瞧，老弟，有这么件事……”他站住，喘一口气，开口说，“你看，大地的表面上有霜冻，可是你把温度计绑在木棒上，把它举到离地两俄丈[3]高的地方，那儿却挺温暖。……这是为什么？”

“说真的，我不知道。”柯甫陵说，笑起来。

“嗯……什么都知道是不可能的，当然。……不管人有多么聪明，脑子里总不能把什么都装进去。你大概仍旧在搞哲学吧？”

“对。我讲的课是心理学，总的说来，我在研究哲学。”

“你不嫌枯燥吗？”

“正好相反，我把全部兴趣都放在这上面了。”

“好，求上帝保佑你……”叶果尔·谢敏内奇说，一面沉思，一面摩挲他那花白的络腮胡子，“求上帝保佑你。……我很为你高兴……高兴，老弟。……”

可是突然，他仔细地听一下，然后做出可怕的脸相，往一旁跑去，不久就消失在树林的烟雾里了。

“是谁把马拴在苹果树上的？”传来他那绝望的、撕裂人心的叫声，“是哪个混蛋和无赖胆敢把马拴在苹果树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他们把什么都糟蹋了，把什么都毁掉了，把什么都弄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这个园子完了，这个园子毁了！我的上帝啊！”

后来他回到柯甫陵身边，脸色又疲乏又委屈。

“哎，你拿这些该死的家伙有什么办法？”他两手一摊，带着哭音说，“夜里斯捷普卡运粪，把马拴在苹果树上了！他呀，这混蛋，把缰绳缠在树上，缠得要多紧就有多紧，弄得树皮竟有三处磨破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我对他讲话，他却呆站在那儿，一个劲儿地眨巴眼睛！哪怕绞死他都嫌便宜了他！”

他平静下来，搂住柯甫陵，吻他的脸。

“好，求上帝保佑你……求上帝保佑你……”他喃喃地说，“你来了，我高兴得很。说不出的高兴。……谢谢你。”

然后他仍旧迈着很快的步子，带着操心的脸相，巡查整个园子，领着这个旧日受他培养的人观看所有的花房、温室、室内种植场以及两个被他称为“我们这个世纪的奇迹”的养蜂场。

他们走啊走的，太阳却已经升起来，光芒四射，照亮了园子。天气暖和了。柯甫陵预感到这一天会晴朗，欢畅，漫长，他记起现在还刚值五月初，前面还有整个夏季，也是这样晴朗，欢畅，漫长，于是他的胸中突然产生他童年时代在园子里跑来跑去的时候体验过的那种欢欣而清新的感觉。他自己就也拥抱老人，温情脉脉地吻他。两个深深感动的人走回正房，开始用古老的瓷杯喝茶，加上鲜奶油，吃着滋养人的奶油鸡蛋面包，这些小事又使得柯甫陵记起他的儿童时代和青年时代。美好的现在同在他心头重现的过去的印象掺混在一起。他的心被这些东西挤得满登登的，可是他很痛快。

他等着达尼雅醒来，然后跟她一块儿喝咖啡，散步，后来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坐下来工作。他专心看书，写笔记，有的时候抬起眼睛来，朝敞开的窗子外面，或者朝桌子上花瓶里还挂着露珠的鲜花瞧一眼，就又埋下头去看书，觉得他每一根小血管都由于愉快而在颤抖和跳动似的。

二

在乡间，他继续过城里那种神经紧张的、不安宁的生活。他看很多书，写很多字，学习意大利文，每逢散步，总是愉快地暗想，不久就又可以坐下来工作了。他睡得很少，使得大家不由得吃惊。如果他白天偶尔睡半个小时，晚上就会通宵失眠，而且，即使一夜没睡，事后也仿佛没有那么回事似的，反而觉得精力旺盛，兴高采烈。

他说很多话，喝很多葡萄酒，吸很多贵重的雪茄烟。住在邻近的小姐们常常到彼索茨基家来，几乎每天来，跟达尼雅一块儿弹钢琴和唱歌。有的时候，邻家的一个青年男子也到这儿来，他善于拉小提琴。柯甫陵贪婪地听音乐和歌唱，后来就累了，这种疲乏在身体上表现出来：他的眼睛闭上，脑袋歪向一边了。

有一天傍晚，喝过茶后，他坐在露台上看书。这时候，在客厅里，达尼雅唱女高音，另一位小姐唱女低音，青年男子拉小提琴，三个人正在练习勃拉加的著名的小夜曲[4]。柯甫陵听着歌词，那是俄文歌词，他却无论如何也听不懂歌词的意思。最后他放下书，专心听，才听懂了：原来有个姑娘凭着病态的想象，一天晚上在花园里听到某种神秘的声音，它非常美妙，奇特，使人只能认为这是神圣的和声，总之，我们凡人听不懂，因此它飞回天上去了。柯甫陵的眼睛开始合上。他站起身来，疲乏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后来又到大厅里走动。等到歌声停止，他便挽住达尼雅的胳膊，跟她一块儿走到露台上。

“今天从一清早起，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传说，”他说，“我不记得这个传说是我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呢，还是听来的，总之这个传说有点离奇，荒诞不经。一开头，这个传说含糊不清。一千年前，有个穿着黑衣的修士在叙利亚或者阿拉伯的荒漠上行走。……渔民们在离这个修士走动的荒漠几英里[5]远的地方看见另一个黑修士在湖面上慢慢地走动。第二个修士是幻影。现在请您忘掉光学上的一切定律，这个传说似乎不承认那些定律。请您听下去。这个幻影化出另一个幻影，随后又化出一个幻影，因此黑修士的形象从这个大气层传到那个大气层，没完没了。人们时而在非洲，时而在西班牙，时而在印度，时而在北极看见他。……最后他走出地球的大气层，如今正在整个宇宙漫游，一直没有遇到一种可能使他消失的环境。说不定如今可以在火星上或者在南十字星座的一个星星上看见他。不过，我亲爱的，这个传说的要点在于，从那个修士在荒漠上走动以后，过上整整一千年，幻影又会落到地球的大气层来，人们又会看见他。这一千年似乎已经满期了。……按那个传说的意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黑修士。”

“奇怪的幻影。”达尼雅说，她不喜欢这个传说。

“不过，最奇怪的是，”柯甫陵说，笑起来，“我再也想不起来这个传说是怎样来到我脑子里的。是我在哪本书上看到的？是听人说的？或者，也许是我梦见了这个黑修士？我对上帝起誓：我记不得了。可是这个传说却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我今天想了它一整天了。”

他让达尼雅回到她的客人那儿去，然后独自走出正房，陷入沉思，在一个花坛旁边走来走去。太阳已经落下去。花刚刚浇过水，冒出湿润而刺鼻的香气。正房里那些人又唱起歌来。远远听去，小提琴的声音仿佛是人的歌声。柯甫陵紧张地思索着，竭力回忆他是在什么地方听到或者读到这个传说的。他一面想，一面从容不迫地往花园走去，不知不觉地来到岸坡上。

他沿着陡峭的岸坡上一条夹在裸露的树根中间的小径向下走去。他走到水边，惊动了那儿的鹬鸟，吓飞了两只鸭子。在那些阴沉的松树上，这儿那儿还闪着落日的残晖，然而河面上已经是一片苍茫的暮色。柯甫陵顺着一道小桥走到河对岸。在他面前展现一片广阔的田野，上面长满还没开花的嫩黑麦。远处不见人家，也没有一个人影。如果顺着小径走去，仿佛就会走到一个没人知道的、神秘的地方，一个太阳正在朝那儿落下去、晚霞正在辉煌地燃烧的地方。

“这儿多么宽广，自由，安静啊！”柯甫陵顺着小径走去，心里想，“似乎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躲在那边等我去了解。……”

可是这时候，黑麦地里掀起一个个的波浪，清新的晚风温柔地吹拂他那没戴帽子的脑袋。过了一分钟又来一阵风，不过这次风势猛得多，黑麦开始沙沙地响，他身后传来松林低沉的抱怨声。柯甫陵惊讶地站住。地平线上仿佛起了一阵旋风或者龙卷风，从地面到天空竖起一根又高又黑的立柱。它的轮廓不清楚，不过头一眼就可以看清它不是在原地站定，而是非常迅速地移动着，正好往这边，直朝着柯甫陵这边移来。它离得越近，反而变得越小，越清楚。柯甫陵赶紧往旁边黑麦地里闪避，好让它过去，差一点他就来不及了。……

一个修士，穿着黑衣服，满头白发，两道黑眉毛，胳膊交叉在胸前，飞也似的闪过去了。……他的光脚没碰到地面。他已经飞出两三俄丈远，却回过头来看柯甫陵一眼，对他点头，向他亲切而又狡猾地微微一笑。可是那张瘦脸多么苍白，苍白得可怕！他又渐渐变得越来越大，飞过河去，不出声地撞在黏土岸坡和松树上，钻进去，像烟子般消失了。

“嘿，瞧……”柯甫陵嘟哝说，“可见，那传说是真的。”

他没有费力去弄清楚这种古怪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光是暗自庆幸，他竟然这么近、这么清楚地看见了这个修士，不仅看见他的黑衣服，而且看见他的脸和眼睛，他愉快而又激动地走回正房去了。

花园里和果园里，人们平静地走来走去，房子里的人正在玩乐，这样看来，只有他一个人瞧见了修士。他本来很想把这件事告诉达尼雅和叶果尔·谢敏内奇，然而他转念一想，他们一定会把他的话当作梦呓，这会使他们害怕，那还是不提为好。他放声大笑，唱歌，跳玛祖卡舞，心里高兴。所有的人，包括客人和达尼雅，都发现他今天的脸容有点特别，神采焕发，充满灵感，很招人喜欢。

三

晚饭后，客人们走了，他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下来：准备想一想那个修士。可是过了一会儿，达尼雅走进来了。

“喏，安德留沙，您看看我父亲的论文吧，”她递给他一叠小册子和校样，说，“出色的论文。他写得好极了。”

“得了吧，说什么‘好极了’！”叶果尔·谢敏内奇跟着她走进来，勉强笑着说。他觉得不好意思了。“劳驾，你别听她的，别看这些东西！不过呢，要是你想睡觉，那不妨读一读，这倒是挺好的安眠药呢。”

“依我看来，这是些精彩的论文，”达尼雅深信不疑地说，“您看一看吧，安德留沙，而且劝爸爸多写点。他满可以写一本园艺学大全哩。”

叶果尔·谢敏内奇不自然地笑起来，涨红了脸，开始讲些凡是受窘的著作家照例会说的话。最后，他让步了。

“既是这样，那你就先看果谢的论文和这些俄国文章吧，”他喃喃地说，伸出发抖的手，翻动那些小册子，“要不然你会看不懂的。在看我的反驳以前，先得知道我反驳的是什么意见。不过，这都是胡说八道……乏味得很。而且，现在好像也该睡觉了。”

达尼雅走了出去。叶果尔·谢敏内奇挨着柯甫陵在长沙发上坐下，深深叹一口气。

“是啊，孩子……”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事情就是这样，我亲爱的硕士。你瞧，我写论文，参加展览，接受奖章。……人家说，彼索茨基的苹果有人的脑袋那么大，又说彼索茨基靠果园挣下一份家业。一句话，柯楚别依又有钱又有名[6]。可是请问：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好园子，模范的园子。……这简直不是园子，而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机构，因为这个园子可以说是向俄国农业和俄国工业的新纪元跨出了一步。可这为的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

“事业本身自会说明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我死后这个园子会怎么样？你眼前看见的这个园子的面貌，缺了我，就连一个月也维持不了。成功的秘诀不在于园子大，工人多，而在于我爱这个事业，你明白吗？也许比爱我自己还要深得多。你看我，什么事都亲自动手做。我从早干到晚。我亲自嫁接，亲自剪枝，亲自栽种，样样工作都是我亲自干。有人来帮我，我就嫉妒，而且气愤，甚至说出粗鲁的话来。关键在于爱，那就是说，在于主人的一双敏锐的眼睛，在于主人的两只手，在于主人的那种感觉：不论到哪儿做客，只要坐上个把钟头，就会心神不定，浑身不自在，生怕园子里会出事。可是我一死，谁来照管它呢？谁来工作？花匠？工人？是吗？我干脆对你说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事业的头号敌人不是兔子，不是五月金龟子，也不是霜冻，而是不相干的外人。”

“那么达尼雅呢？”柯甫陵笑着问道，“她总不可能比兔子还有害。她爱这个事业，也了解它。”

“不错，她爱它，了解它。如果我死后，由她掌管这个园子，做主人，那当然再好也没有了。不过，求主别让这种事发生才好，要是她出嫁了呢？”叶果尔·谢敏内奇小声说着，惊恐地瞧着柯甫陵。“问题就在这儿！她嫁了人，生儿养女，就没有工夫顾到这个园子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她跟一个小伙子结了婚，而那个人贪心，把园子租给女商人，那么不出一年，就全完蛋了！在我们的事业里，女人总是上帝降下的大祸害！”

叶果尔·谢敏内奇叹口气，沉默一会儿。

“也许这是利己主义吧，不过我要说老实话，我可不希望达尼雅出嫁。我担心！现在有位大少爷，常带着小提琴到我们这儿来，吱吱哇哇地拉一阵。我知道达尼雅不会嫁给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一见到他，还是受不了！总之，老弟，我实在是个大怪人。这我承认。”

叶果尔·谢敏内奇站起来，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有很重要的话要说，却又下不了决心。

“我十分喜欢你，我要开诚布公地跟你谈谈，”他说，终于下定决心，把两只手插进衣袋，“我总是老老实实地对待某些微妙的问题，把我想的照直说出来，所谓秘而不宣的思想我是受不了的。我要照直说出来：只有把女儿嫁给你，我才放心。你是有才学的人，心肠好，不会让我心爱的事业白白毁掉。主要的原因是我像爱儿子那样爱你……而且为你骄傲。要是你和达尼雅情投意合，那才好，我会很高兴，甚至感到幸福。这些话我照诚实的人那样，没有装腔作势，照直说出口了。”

柯甫陵笑起来。叶果尔·谢敏内奇推开门，要走出去，却在门口站住了。

“要是你和达尼雅生下儿子，我就把他培养成园艺家，”他沉吟一下，说，“不过，这都是空想。……晚安。”

剩下柯甫陵一个人，他就躺得舒服点，拿起那些论文。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论间作》，另一篇是《略谈某君关于新果园中翻掘土地的意见》，再一篇是《再论休眠幼芽之芽接》，其他各篇也全是这一类内容。然而，那口气多么烦躁不安，多么神经质，几乎是病态的冲动！例如有一篇文章，题目根本不是论战性的，内容也极平淡，讲的是俄国安东诺夫卡苹果。可是叶果尔·谢敏内奇的文章一开头就说：“请听另一方申诉”[7]，结尾是：“此于智者何待多言”②，在这两句名言中间夹着各式各样的恶毒字眼，滔滔不绝地痛骂那些“貌似博学的无知之徒，我们那些从讲台高处观察自然的园艺大师先生们”，或者痛骂果谢先生，“他之成名是由外行和一知半解之徒造成的”，接着还不恰当地添了一句生硬而不诚恳的慨叹，说是可惜如今不能用树条抽打那些偷盗水果、折断树枝的农民了。

“这是美好、可爱、有益的事业，可是就连在这项事业里，人们也会意气用事，吵架，”柯甫陵暗想，“大概各处，在各个领域里，有思想的人都具有神经质和高度敏感的特点。恐怕一定是这样的。”

他想起达尼雅，她很喜欢叶果尔·谢敏内奇的论文。她身量不高，脸色苍白，身材挺瘦，连锁骨都露出来了。她那两只聪明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老是凝望着什么地方，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她的步子跟她父亲一样，细碎而匆忙。她谈锋很健，喜欢争论，而且每说一句话，甚至不重要的话，脸上总是带着丰富的表情，同时，做着生动的手势。大概她是个高度神经质的人。

柯甫陵接着看那些论文，然而一点也看不懂，就丢下了。刚才他跳玛祖卡舞、听音乐时那种愉快的兴奋心情现在又抓紧他，在他脑子里引出许许多多思想。他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着黑修士。他猛地想到，如果这个古怪而神秘的修士只有他一个人看见，那就说明，他有病，而且已经发展到生出幻觉的地步。这个想法把他吓坏了，然而不久就过去了。

“不过说真的，我挺好，没有干什么有害于人的事，可见我的幻觉也没有什么坏处。”他暗想，又觉得心头舒畅了。

他在长沙发上坐下，两只手抱住头，克制着那种充满他全身心的、不可理解的欢乐，然后又走来走去，最后坐下来工作。可是他在书上读到的思想已经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了。他渴望一种巨大的、辽阔的、惊人的境界。将近早晨，他脱掉衣服，勉强在床上躺下：应该睡觉了！

等到叶果尔·谢敏内奇走向园子的脚步声响起来，柯甫陵就摇摇铃，吩咐听差拿酒来。他津津有味地喝了几杯拉斐特[8]，然后拉过被子来蒙上头，他的知觉渐渐模糊，他睡着了。

四

叶果尔·谢敏内奇和达尼雅常常拌嘴，互相讲些不中听的话。

有一天早晨，他们又为一件什么事争吵起来。达尼雅哭了，跑回自己的房间。她没有出来吃午饭，也没有出来喝茶。起初，叶果尔·谢敏内奇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地走来走去，仿佛想叫人知道，对他来说，维护公正和秩序高于一切；可是不久他就端不住架子，泄气了。他伤心地在花园里走来走去，不住地叹气：“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午饭时候，他一口东西也没吃。最后他被良心折磨着，感到愧悔，就敲那关紧的房门，胆怯地唤道：

“达尼雅！达尼雅！”

门里响起一个衰弱的、哭累的，同时又坚决的声音，回答他的呼唤道：

“别理我，我求求您。”

主人们的苦恼影响整所房子里的人，甚至还影响在园子里干活的人。柯甫陵埋头做他有趣的工作，可是最后连他也觉得烦闷，不自在了。为了设法消除普遍的恶劣心情，他决定出头调停。快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去敲达尼雅的房门。她把他让进自己的房间。

“哎呀，多么丢人啊！”他吃惊地瞧着达尼雅那张带着泪痕、有好几处发红、神情悲伤的脸，打趣地说，“难道有这么严重吗？哎呀—呀！”

“您要是知道他怎样折磨我就好了！”她说着，热泪从她的大眼睛里涌出来，“他尽自折磨我！”她接着说，绞着手，“我没对他说什么……没说什么……我只是说，不必留用……多余的工人，如果……如果以后需要的话，雇些短工也就行了。要知道……要知道，工人们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我只说了这么几句，他就哇啦哇啦地嚷起来，对我说了许多……十分气人的、使人深感屈辱的话。这是为什么？”

“得了，得了，”柯甫陵说，理着她的头发，“你们吵了一阵，你哭了一阵，也就够了。不能老是气呼呼的，这不好……况且他又无限地疼爱你。”

“他……他毁了我的一生，”达尼雅啜泣着说下去，“我光是听到伤人的话和……气人的话。他认为我在他家里是多余的人。可不是！他说得对。明天我就离开这儿，去当个电报员。……就这么办。……”

“算了，算了，算了。……别哭了，达尼雅。别哭了，亲爱的。……你们俩都是急脾气，容易激动，两个人都有错。走吧，我来给你们讲和。”

柯甫陵讲得又亲热又有理，可是她继续哭泣，抽动肩膀，双手握拳，仿佛她真的遭到什么灾难似的。她的痛苦不算大，她却难过得这么厉害，他就越发怜惜她了。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小事，就足以使得这个人一整天感到不幸，而且也许一辈子都会感到不幸！柯甫陵一面安慰达尼雅，一面暗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姑娘和她的父亲以外，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有谁会像爱自家人和亲人那样爱他。要不是有这两个人，那么他这个在幼年就失去父母的人，也许一直到死都不会体验到什么叫作真诚的温存，什么叫作纯朴的、不经思考的、只有对骨肉至亲才会产生的热爱。他感到这个哭泣着、浑身发颤的姑娘的神经如同铁适应磁石一样，恰好适应他那有点病态的、过分紧张的神经。他从来也没能爱上一个健康结实、脸颊绯红的女人，而苍白、孱弱、不幸的达尼雅倒正中他的意。

他欣喜地摩挲她的头发和肩膀，握紧她的双手，擦掉她的眼泪。……最后，她总算不再哭了。她又久久地抱怨她的父亲，抱怨她在这所房子里的沉重而难于忍受的生活，要求柯甫陵替她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后来，她渐渐露出笑脸，叹着气说，上帝给了她这么坏的脾气，最后她扬声大笑，骂自己是个傻瓜，就跑出房外去了。

过了一会儿，柯甫陵走进花园，看见叶果尔·谢敏内奇和达尼雅并排在林荫路上散步，就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他们俩正在吃加盐的黑面包，因为两个人都饿了。

五

柯甫陵想到自己十分成功地做了一次和事佬，暗暗觉得满意，信步走进花园。他坐在一条长凳上沉思，后来听见马车的辘辘声和女人的笑声，这是客人们来了。黄昏的阴影在园子里铺开，小提琴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隐约传来，这使他想起了那个黑修士。现在，这个在光学上不合理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国家，或者在什么行星上飞翔呢？

他刚刚回想那个传说，在想象中描绘他在黑麦田里见过的那个黑色幽灵，不料从正对面一棵松树后面，无声无息，不带一丁点响声地走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满头白发，没戴帽子，一身黑衣服，光着脚，像是个乞丐。在他那苍白得像死人一般的脸上，两道黑眉毛特别显眼。这个乞丐或者香客，不出声地走到长凳这边来，客气地点点头，坐下来，柯甫陵认出他就是黑修士。两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儿，柯甫陵感到惊愕，修士却显得亲切，而且跟上次一样带点狡猾的样子，现出胸有成竹的神情。

“你是个幻影，”柯甫陵说，“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坐着不动呢？这跟那个传说不相符。”

“那也没关系，”修士沉吟一下，用低抑的声音回答说，掉转脸来对着柯甫陵，“传说、幻影、我，都是你的兴奋的想象的产物。我是个幽灵。”

“那么你并不存在？”柯甫陵问。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修士说，淡淡一笑，“我生存在你的想象里，而你的想象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见我也生存在大自然里。”

“你有一张十分苍老，聪明，极富于表情的脸，仿佛你真的活了一千多年，”柯甫陵说，“我想不到自己的想象竟能创造出这样的容貌。不过你为什么这么着迷地瞧着我？你喜欢我吗？”

“是的。有少数人被公正地称为上帝的选民，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你为永恒的真理服务。你的思想，愿望，你的惊人的学识，你的全部生活，都带着神的、天堂的烙印，因为你把它们献给合理而美好的事业，也就是说，献给永恒的事业。”

“你先前说到‘永恒的真理’。……可是，如果没有永生，人类能够理解而且需要永恒的真理吗？”

“永生是有的。”修士说。

“你相信人类永存不朽？”

“是的，当然。伟大而灿烂的未来正在等待你们人类。人世间像你这样的人越多，这个未来就实现得越快。缺了你们这种为最高原则服务、自觉而且自由地生活着的人，人类就会变得渺不足道。人类按自然法则去发展，那就还得等待很久才能结束它俗世的历史。你们却能够提前几千年把人类引导到永恒的真理的王国中去，你们崇高的功绩也就在这里。你们体现了上帝赐给人类的幸福。”

“那么永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柯甫陵问。

“如同一切生活的目的一样，是快乐。真正的快乐在于知识，永生为知识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无数源泉。《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9]。”

“但愿你能知道，听你讲话是多么愉快！”柯甫陵满意地搓着手，说。

“我很高兴。”

“可是我知道，你一走，我就会为你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感到烦恼。你是幻影，幻觉。这样看来，我恐怕神经有病，不正常？”

“就算是这样吧。这有什么可慌张的？你有病，这是因为你工作过度，疲乏了。这就是说，你为思想而牺牲了健康；而且，你为思想而献出生命的时候也不远了。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这正是一切由上帝赐予才能的高尚人物所追求的目标。”

“要是我知道我神经有病，那我还能相信自己吗？”

“你怎么知道，为全人类所信仰的那些天才就没有见过幻影？现在科学家都说，天才和疯狂是沾亲的。我的朋友，只有那些平庸的芸芸众生才是健康、正常的。凡是想到令人神经紧张的时代、过度的疲劳、退化等等就焦急不安的人，只能是那些认为生活目标就在现世的人，也就是芸芸众生。”

“罗马人说过：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10]”

“罗马人或者希腊人所说的不一定都对。情绪的高扬、心情的激越、如醉如痴的状态等，所有这些把先知、诗人、为思想而蒙难的人同普通人区别开来的特点，都是与人的兽性的一面不相容，也就是与人的生理上的健康不相容的。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希望健康和正常，那就去做凡夫俗子吧。”

“奇怪，你在重述我自己常常想到的话，”柯甫陵说，“你好像窥探到、偷听到我隐秘的思想似的。可是，不要老是谈我吧。你所说的永恒的真理是什么意思？”

修士没有回答。柯甫陵凝神看着他，却瞧不清他的脸：他的脸变得模模糊糊。随后修士的脑袋和手消失了，他的身体同长凳和苍茫的暮色混在一起，随后他完全不见了。

“幻觉结束了！”柯甫陵说，笑起来，“可惜啊。”

他高兴而幸福，走回正房去。黑修士对他所说的那几句话不仅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且使他的整个灵魂，他的全身心都感到舒畅。做一个选民，为永恒的真理服务，站在那些提前几千年使人类进入上帝之国的人们中间，也就是站在使人类避免几千年斗争、犯罪、痛苦的人们中间，为思想献出一切，包括青春、精力、健康等，为公众的幸福不惜一死，这是多么崇高、多么幸福的命运啊！他的记忆里闪过他纯净清白而又充满辛劳的过去，他想起他自己学过，如今用来教导别人的学问，断定修士的话不算夸大。

达尼雅来到花园里，向他迎面走过来。她换了一身衣服。

“您在这儿？”她说，“我们在找您，找了很久。……可是您怎么了？”她惊讶地说，瞧着他那得意扬扬、容光焕发的脸，瞧着他那对含满泪水的眼睛，“您多么奇怪呀，安德留沙。”

“我心满意足了，达尼雅，”柯甫陵说，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还不止是满意，我感到幸福！达尼雅，亲爱的达尼雅，您是个非常惹人喜爱的人。亲爱的达尼雅，我高兴极了，高兴极了！”

他热烈地吻她的双手，接着说：

“我刚才经历了一段光明美妙、人间少有的时光。可是我不能原原本本讲给您听，因为您会把我叫作疯子，或者不信我的话。我们来谈谈您吧。亲爱的、好心的达尼雅！我爱您，依恋您，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跟您接近，每天跟您见十次面，成了我灵魂的需要。我不知道日后我走了，回到我家里，没有了您，我怎么过得下去。”

“得了吧！”达尼雅说着，笑了起来，“您过两天就会把我们忘掉的。我们是小人物，而您是大人物。”

“不，我们要认真地谈一谈！”他说，“我要带您一块儿走，达尼雅。行吗？您肯跟我一块儿走吗？您愿意属于我吗？”

“得了吧！”达尼雅说，想再笑一笑，可是笑不出来，脸上却现出一块块红晕。

她呼吸急促起来，越走越快，然而不是往正房走，却是往花园深处走去。

“我没想过这种事……没想过！”她说，仿佛绝望似的绞着手。

柯甫陵跟在她身后，仍旧带着容光焕发、得意扬扬的神情说：

“我需要一种能够把我整个儿抓住的爱情，这种爱情只有您，达尼雅，才能够给我。我幸福！我幸福啊！”

她怔住了，弯下腰，缩起身子，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他呢，觉得她美丽，大声说出他的痴迷：

“她多么漂亮啊！”

六

叶果尔·谢敏内奇从柯甫陵口中得知，不但恋爱已经成功，甚至就要举行婚礼，便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走了很久，极力要遮盖他的兴奋。他的手开始发抖，脖子发粗，脸孔涨得通红。他吩咐人把那辆赛马用的车子准备好，然后坐上车不知上哪儿去了。达尼雅看见他用鞭子抽马，把帽子使劲往下拉，几乎遮住耳朵，就明白他的心境，关在自己房间里哭了一整天。

温室里的桃子和李子已经熟了。把这种娇嫩精巧的货物打包，运到莫斯科去，这需要费很多的精神、劳力和心血。由于这年夏天十分炎热干燥，每一棵树都要浇水，这又得花去不少的时间和劳力。出现了许多毛毛虫，工人们干脆用手指头把它们捻死，连叶果尔·谢敏内奇和达尼雅也照这样做，弄得柯甫陵直恶心。尽管这样忙，他们还得接受水果和树木的秋季订货，写很多信。正在这紧张万分、似乎谁也没有一刻空闲的当儿，偏偏碰上农忙时节有一大半工人从果园里给弄到田里去干农活了。叶果尔·谢敏内奇被太阳晒得很黑，累得筋疲力尽，净发脾气，骑着马时而跑进果园里，时而跑到田野上，嚷着说，他已经忙得浑身散了架，要朝脑门子放一枪了。

此外，还得忙着准备嫁妆，彼索茨基一家人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剪刀的铿锵声、缝纫机的嗒嗒声、熨斗里的煤烟、女裁缝（一个性情急躁而爱生气的女人）的任性，弄得家里所有的人都头昏脑涨。而且，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每天都有客人来，那就得陪他们玩乐，供他们吃喝，甚至留他们过夜。然而，所有这些苦事都不知不觉过去了，像在雾里一样。达尼雅虽然从十四岁起，不知什么缘故，就相信柯甫陵一定会跟她结婚，现在却又觉得爱情和幸福仿佛突如其来地抓住了她。她惊讶，困惑，不相信自己。……有的时候，她心头忽然涌起那么巨大的欢乐，她恨不得飞到云端，对上帝祷告；有的时候，她忽然想起八月间就得离开这个亲人的家，撇下她父亲一个人没人照料；再不然，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想到自己浅薄，渺小，配不上柯甫陵这样的大人物，于是她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锁紧门，哀哀地一连哭上几个钟头。遇到有客人在座，她会忽然觉得柯甫陵异常漂亮，所有的女人都爱他，嫉妒她，她的灵魂就充满快乐和骄傲，仿佛她征服了全世界似的。可是只要他对某位小姐客气地笑一笑，她就嫉妒得周身发抖，走回自己的房间，又痛哭一场。这些新的感觉完全控制了她，她心不在焉地帮着父亲干活，心里却没有去想桃子、毛毛虫、工人们，也没有想到，光阴过得有多么快。

叶果尔·谢敏内奇也几乎一样。他从早做到晚，老是忙着赶到什么地方去，常发脾气，冒火，然而这一切都像是在半睡半醒的着魔状态中发生的。他身子里似乎有两个人：一个是真的叶果尔·谢敏内奇，听到花匠伊凡·卡尔雷奇对他报告说出了什么麻烦，就生起气来，绝望地抱住头；另一个是假的，仿佛半醉半醒，往往谈着正事，忽然半中腰打住，碰一碰花匠的肩膀，嘟哝起来：

“不管你怎么说，血统总是有很大关系的。他母亲是个极好、极高尚、极聪明的女人。瞧着她那张善良、开朗、纯洁、像天使般的脸，就是一种享受。她擅长绘画，写诗，说五种外国话，唱歌。……这个可怜的女人得肺痨病死了，祝她升天堂。”

假的叶果尔·谢敏内奇叹口气，沉吟一下，接着说：

“当初他年纪还小，在我家里长大的时候，他那张脸也像天使一样，开朗而善良。他的目光也好，他的动作也好，他的谈吐也好，都像他的母亲那样温柔文雅。至于他的头脑，他那种聪明才智素来使得我们暗暗吃惊。当然，他不是平白无故当上硕士的！不是平白无故的！你等着瞧吧，伊凡·卡尔雷奇，十年以后你再看他是什么样儿！那时候他会升得更高，你伸出手去都摸不着了！”

可是这当儿，真的叶果尔·谢敏内奇醒过来了，做出可怕的脸色，抱住头，嚷道：

“真要命！全给糟蹋了，全给弄坏了，一团糟！这个园子完蛋了！这个园子完蛋了！”

可是柯甫陵跟先前一样专心致志地工作，没留意到这种杂乱的情况。爱情使他对工作更加入迷了。每次他跟达尼雅相会以后，他总是幸福而得意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怀着刚才吻达尼雅并且对她表白爱情的那种热情拿过书本或者他的手稿来。黑修士所说的那些关于上帝的选民和永恒的真理的话，关于人类的灿烂的未来的话，给他的工作增添了特殊的、不平凡的意义，使得他的灵魂充满自豪感，意识到自身的崇高。每个星期总有一两次，他在花园里或者在正房里遇见那个黑修士，跟他谈很久的话，不过这没有使他害怕，反而使他高兴，因为他已经坚定地相信，这类幻影只会访问那些出类拔萃、为思想而工作的上帝的选民。

有一回，修士在吃午饭的时候出现，坐在饭厅里的窗子边。柯甫陵暗自高兴，就很巧妙地对叶果尔·谢敏内奇和达尼雅谈一些可能使修士感兴趣的话。那个穿黑衣的来客听着，亲切地点点头。叶果尔·谢敏内奇和达尼雅也听着，快活地微笑，没料到柯甫陵不是在跟他们谈话，而是在跟他的幻影说话。

不知不觉到了圣母升天节[11]的斋期，随后不久，就举行了婚礼。依照叶果尔·谢敏内奇的固执的愿望，婚礼办得“十分体面”，那就是说，毫无意义的酒宴足足延续了两天两夜。食品和酒类用掉三千卢布，可是由于那雇来的、不高明的乐队，由于吵吵闹闹的敬酒和听差的奔跑，由于喧哗和拥挤，大家都没有仔细品尝贵重的葡萄酒以及从莫斯科定购来的冷荤菜的美味。

七

有一回，在一个漫长的冬夜，柯甫陵躺在床上，看一本法国小说。可怜的达尼雅在城里住不惯，每到傍晚就头痛，这时候早已睡着，偶尔在梦乡中说出几句不连贯的话。

时钟敲了三下。柯甫陵吹熄蜡烛，躺了下去。他闭着眼睛躺了很久，可是睡不着。他觉得卧室里很热，而且达尼雅在说梦话。到四点半钟，他又点亮蜡烛，这时候，他看见黑修士坐在床旁边一张圈椅上。

“你好，”修士说，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道，“现在你在想什么？”

“想名望，”柯甫陵回答说，“在我刚才读的一本法国小说里描写一个人，是个年轻的学者，他做了些蠢事，因为渴求名望而憔悴。这种渴求在我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你聪明。你对名望很冷淡，就跟对待你不感兴趣的玩具一样。”

“对，这是实话。”

“名望吸引不了你。人家把你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可是时间却会抹掉你的名字以及字上的金粉；像这样的事又有什么使人觉得荣耀、有趣、有益的地方呢？再者，你们人数太多，人类薄弱的记忆力不可能保存你们的姓名，这倒是件幸事。”

“当然，”柯甫陵同意说，“而且何必记住它们呢？不过我们谈点别的吧。例如，谈谈幸福。幸福是什么呢？”

时钟敲了五下，柯甫陵却坐在床沿上，两只脚耷拉到地毯上，对修士说：

“古时候有个幸福的人，后来却被他的幸福吓坏了，他的幸福太大了。他为了求天神大发慈悲，就把他心爱的戒指献给天神，作为祭品。你知道吗，我也像波利克拉特斯[12]那样，开始为我的幸福感到有点不安了。我觉得奇怪：我一天到晚光是感到快乐，它充满我的整个灵魂，压倒其他一切感觉。我没有体会到什么叫作忧郁、悲伤或者烦闷。现在我睡不着觉，我害了失眠症，可是我却不觉得烦闷无聊。说真的，我开始觉得纳闷了。”

“这是为什么呢？”修士惊讶地说，“难道快乐是超自然的感觉？难道它不应当是人的正常状态？一个人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发展的水平越高，他越自由，那么，生活给他提供的乐趣就越大。苏格拉底、第奥根尼、马可·奥勒留[13]都感到快乐，而不是感到悲哀。而且《使徒行传》里说：要经常快活。你快活，就幸福了。”

“可是万一天神生气了呢？”柯甫陵打趣地说，笑起来，“要是他们使我失去安乐的环境，逼得我受冻挨饿，那可就不是滋味了。”

这当儿，达尼雅醒了过来，带着惊讶和恐惧的神情瞧着她的丈夫。他正对着圈椅说话，比手势，发笑。他的眼睛炯炯发光，笑声有点古怪。

“安德留沙，你在跟谁说话呀？”她问，抓住他向修士伸过去的手，“安德留沙！跟谁呀？”

“啊？跟谁？”柯甫陵说，慌了，“喏，跟他。……他就在那儿坐着。”他指着黑修士说。

“这儿没有人……没有人啊！安德留沙，你病了！”

达尼雅抱住她的丈夫，偎紧他，仿佛要保护他，不让幻影危害他似的。她伸手蒙住他的眼睛。

“你病了！”她说，哭起来，周身发抖，“原谅我，亲爱的，我早就看出你有点精神恍惚。……你的神经出了毛病，安德留沙。……”

她的颤抖也感染了他。他再看一眼那把圈椅，圈椅上已经没有人了。他忽然觉得胳膊和腿发软，害怕了，着手穿衣服。

“这没什么，达尼雅，没什么……”他喃喃地说，身子发抖，“我真的有点不舒服……现在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我早就看出来了……爸爸也看出来了，”她说，极力要止住哭泣，“你常常自言自语，而且笑得有点古怪……你睡不着觉。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拯救我们吧！”她惊慌地说，“可是你别害怕，安德留沙，别害怕，看在上帝分上，别害怕。……”

她也开始穿衣服。直到现在，柯甫陵看着她，才明白他的情况有多么危险，也才明白黑修士以及跟黑修士谈话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才明白他疯了。

两个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都穿上衣服，走进客厅。她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在他们家里做客的叶果尔·谢敏内奇被哭声惊醒，穿着长袍，手里举着蜡烛，站在客厅里。

“你别害怕，安德留沙，”达尼雅说，像得了热病似的浑身发抖，“别害怕。……爸爸，这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柯甫陵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原想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的岳父说：“您给我道喜吧，我好像疯了。”可是他只动了动嘴唇，现出一脸的苦笑。

早晨九点钟，他们给他穿上外衣和皮大衣，系上围巾，用马车把他送到医生那儿去。他开始治病。

八

夏天又来了，医生嘱咐他们下乡。柯甫陵已经复原，不再看见黑修士，现在只需加强体力就行了。在乡下，他住在岳父家里，喝很多牛奶，每天只工作两小时，不喝酒，不吸烟。

伊里亚节[14]前夕，家里举行彻夜祈祷。教堂执事把手提香炉拿给司祭，于是在古老而宽敞的大厅里，使人顿时感到有一种类似墓园的气氛。柯甫陵觉得乏味。他就走进园子。他没留意那些艳丽的花朵，只顾在园子里散步。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到花园里去散步。他来到河边，走下坡，然后在那儿站住，望着河水出神。那些阴郁的松树以及它们的毛茸茸的树根去年曾看到过他，那时候，他是那么年轻，快乐，朝气蓬勃，如今呢，那些松树不再低声细语，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默默无言，仿佛认不出他来了。确实，他把头发剪短，漂亮的长发没有了，步子无精打采，他的脸跟去年夏天相比，胖得多，也白得多了。

他走过小桥，来到对岸。那儿，去年生长黑麦的地方，现在放着一排排收割下来的燕麦。太阳已经落下去，天边燃着宽阔的红霞，预告明天要起风。四下里静悄悄的。柯甫陵朝着去年黑修士初次出现的方向注视，站了大约二十分钟，一直到晚霞开始暗淡下来为止。

等到他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地走回正房，晚祷已经结束了。叶果尔·谢敏内奇和达尼雅坐在露台的台阶上喝茶。他们正在谈什么事，可是一看见柯甫陵，就突然住口了。他从他们的脸色断定，他们谈的就是他。

“你好像该喝牛奶了。”达尼雅对她丈夫说。

“不，还没到时候……”他回答，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坐下，“你自己喝吧。我不想喝。”

达尼雅不安地跟她父亲面面相觑，用负疚的声调说：

“你自己也看得出牛奶对你有益。”

“是啊，很有益！”柯甫陵冷笑着说，“我要向你们报喜：从上星期五到现在，我的体重又增加了一磅[15]。”他伸手抱紧头，愁闷地说，“你们何苦给我治病，何苦呢？服溴化剂[16]啦，洗热水澡啦，接受大家监督啦，吃一口东西、走一步路都要大惊小怪啦，这一切到头来会弄得我变成个白痴。当初我发疯，得了自大狂，可是那一阵子，我倒高高兴兴，朝气蓬勃，甚至感到幸福，我有风趣，有才气。现在呢，我清醒了，稳重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也就跟所有的人一样，庸庸碌碌，活着都没有意思了。……啊，你们对待我多么残忍！我看见幻影，可是这碍了谁的事？我要问：这碍了谁的事？”

“上帝才知道你在说什么！”叶果尔·谢敏内奇叹口气说，“这种话听着都乏味。”

“那您就别听。”

现在，有别人在场，特别是叶果尔·谢敏内奇在场，柯甫陵总是容易生气。他回答叶果尔·谢敏内奇的话老是干巴巴、冷冰冰，甚至粗鲁，而且带着讥诮和仇恨的神情瞧着他的岳父；这当儿，叶果尔·谢敏内奇就心里发慌，负疚地嗽喉咙，虽然他并没感到自己有什么错处。达尼雅不明白，他们之间亲密和睦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就偎依到她父亲身边，愁闷地瞧他的眼睛。她想把事情弄明白，却又弄不明白，只是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关系一天天坏下去，近来她父亲苍老多了，而她的丈夫则变得爱发脾气，使性子，喜欢挑剔，不招人喜欢。她再也不能欢笑和唱歌，吃饭的时候什么也吃不下，夜里睡不着觉，料着会出什么可怕的事，心中十分焦虑，有一次竟处于昏迷状态，从吃午饭的时候起一直躺到傍晚。做晚祷的时候，她觉得她父亲好像在哭，如今他们三人坐在露台上，她就极力按捺自己不去想它。

“释迦、穆罕默德、莎士比亚是多么幸运啊，他们那些好心的亲戚和医生就不去医治他们那种心醉神迷、充满灵感的精神状态！”柯甫陵说，“要是穆罕默德为了医治神经而服用溴化钾，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喝牛奶；那么这个了不起的人死后就会什么也没留下，跟他的狗一样。医生和好心的亲戚们归根到底只能使人类变傻，把庸人看作天才，使文明趋于毁灭。要是你们知道，”柯甫陵懊恼地说，“我多么感激你们就好了！”

他憋着一肚子气，怕说出多余的话，就赶快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房子里静悄悄的。从敞开的窗口飘来园子里烟草和球根牵牛的香气。在大而暗的大厅里的地板上和钢琴上印着月光的绿色斑点。柯甫陵不由得想起去年的欢乐，那时候也有球根牵牛的香气，月光也照进窗子里来。为了恢复去年的心境，他就赶快走到自己的书房里，点上一支烟味很凶的雪茄，吩咐听差拿葡萄酒来。然而雪茄在他嘴里留下一种讨厌的苦味，葡萄酒也没有去年那种香气了。他已经不习惯吸烟喝酒了！一支雪茄和两口葡萄酒弄得他头昏脑涨，心跳起来，他就不得不服用一点溴化钾。

达尼雅在上床睡觉以前对他说：

“我父亲疼爱你。你却不知什么缘故生他的气，弄得他伤心极了。你看，他不是在一天天老下去，而是在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老下去。我求求你，安德留沙，看在上帝分上，看在你死去的父亲分上，为了让我安心，你就待他亲热一点吧！”

“我办不到，也不想办到。”

“这是为什么呢？”达尼雅问，开始周身发抖，“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不顺眼，就是这么的，”柯甫陵耸耸肩膀，满不在乎地说，“可是我们不要谈他吧，他是你的父亲。”

“我不明白，不明白！”达尼雅说，两手按住鬓角，呆呆地瞧着一个地方出神，“一种不能理解的、可怕的事在我们家里发生了。你变了，不像你原来那样了。……你是个聪明的、不平凡的人，却为一些小事发脾气，吵吵嚷嚷。……一点点小事就会使你激动起来，有的时候简直叫人奇怪，不能相信：莫非这人就是你？得了，得了，别生气，别生气，”她为自己的话害怕，就接着说，吻他的手，“你聪明，善良，高尚。你会公平地对待我父亲。他多么善良啊！”

“他不是善良，而是和气罢了。像你父亲那样的滑稽老伯伯，长着一张胖胖的、和和气气的脸，十分好客而又有点古怪，从前在小说里，在轻松喜剧里，在生活里，倒是使我感动过，逗得我发笑，可是现在我讨厌他们了。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我最讨厌的是他们那种脑满肠肥的模样以及那种酒足饭饱后纯粹公牛式或者公猪式的乐观精神。”

达尼雅在床上坐下，一头倒在枕头上。

“这真是要命，”她说，从她的声调可以听出她苦恼极了，说话很吃力，“自从冬天开了头，不曾有过一分钟的安宁。……这太可怕了，我的上帝！我苦极了。……”

“是啊，当然，我是希律，而你和你爸爸是埃及的婴儿。[17]当然了！”

达尼雅觉得他的脸变得难看，不招人喜欢了。仇恨和讥诮的神情跟他不相称。再者，她先前就看出他的脸上缺了点什么，仿佛从他剪短头发的时候起他的脸容也变了。她想说几句使他伤心的话，可是她立刻发觉自己有怀恨的情绪，就暗暗害怕，走出寝室去了。

九

柯甫陵接受了单独讲课的职务。头一次讲课预定在十二月二日举行，大学的走廊上已经贴出有关这件事的布告。可是到了约定的日子，他却打电报给大学校长，说他因病不能去讲课了。

他害了咯血症。他常常吐血痰，而且一个月有两三次大吐血，在那种时候他非常衰弱，陷入昏睡的状态。这种病没有使他特别害怕，因为他知道他已故的母亲得过同样的病，带着这种病活了十年，甚至还不止十年，医生保证说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叮嘱他，只要不激动，过正规的生活，少说话就行了。

一月间，他的讲课由于同一个原因又没有举行，二月间再开讲已经太迟。只好推延到下一年去。

这时候他已经不是跟达尼雅，而是跟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了，这个女人比他大两岁，把他当作孩子似的照料他。他心境平和而宁静，愿意听她摆布。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这是他女朋友的名字）打算带他到克里米亚[18]去，他答应了，虽然预感到这次旅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们傍晚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在旅馆里歇脚，想休息一下，明天动身到雅尔塔去。他们两人都感到旅途劳顿。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喝了茶，就躺下来，很快睡着了。可是柯甫陵没有睡。先前在家里，在动身到火车站去的一个钟头以前，他接到达尼雅写来的一封信，不敢拆开来看，现在这封信放在他的衣袋里，他一想到这封信就感到不痛快，心里乱糟糟的。如今，在他的灵魂深处，他真诚地认为，他跟达尼雅结婚是做了一件错事，想到终于跟她分手便感到满意。这个女人最后竟然变成一具活尸，在她身上，除了两只凝神望着的、聪明的大眼睛，似乎全都失去了生机，他一想起她，心里就生出怜悯和恼恨自己的感情。信封上的笔迹使他想起两年前他不公平，残忍，由于心灵空虚、烦闷、孤独、对生活不满而拿那些一点错处也没有的人出气。他还想起有一回他把他的论文和他在病中所写的文章统统撕得粉碎，丢出窗外，那些纸片迎风飞舞，粘到树上和花上。他在每一行文字中都看到古怪的、任什么根据也没有的自负，轻浮的寻衅口吻，出言不逊，夸大狂；这些文章使他觉得，他好像在读对他的恶习的描写。然而等到最后一个笔记本撕碎，飞出窗外，不知什么缘故，他忽然觉得烦恼而伤心，就走到他妻子那儿，对她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我的上帝，他把她折磨得好苦！有一回，他有意惹得她难过，就对她说，她父亲在他们的恋爱中扮演了不大体面的角色，因为他要求柯甫陵跟她结婚。偏巧叶果尔·谢敏内奇听见了这句话，就跑进房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是站在一个地方打转，而且不知怎的，发出古怪的、像牛叫样的声音，仿佛他的舌头没有了。达尼雅瞧着她父亲，发出一声撕裂人心的喊叫，接着就晕倒了。这真不像话。

他瞧着熟悉的笔迹，那些事就纷纷来到他的心头。柯甫陵走到阳台上；天气暖和，没有风，空气中有海水的气味。美妙的海湾映着月光和灯火，现出一种很难确定名称的颜色。那是由蓝色和绿色合成的一种又娇嫩又柔和的颜色，有些地方，海水的颜色像蓝矾，有些地方似乎月光化成浓液，代替海水，充塞了海湾。总之，多么调和的色彩，多么和平、恬静、高尚的气氛啊！

阳台下面那层楼里，窗子大概开着，因为清楚地传来女人的说话声和笑声。看来，那儿正在开晚会。

柯甫陵竭力控制自己，拆开信，走进自己的房间，开始读信：

“我父亲刚刚去世。我把这件事的责任归于你，因为是你把他害死的。我们的园子正在毁掉，已经由外人来经管，那就是说，我那可怜的父亲十分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我把这件事的责任也归于你。我用我的全部灵魂痛恨你，巴望你快点死掉。啊，我多么痛苦！一种难忍难熬的痛苦燃烧着我的灵魂。……你该遭到诅咒才是。我把你当作不平凡的人，当作天才，才爱上你，而你却原来是个疯子。……”

柯甫陵读不下去，他撕碎信，把它丢掉了。一种类似恐怖的不安情绪抓紧他的心。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已经在屏风后面熟睡，他可以听见她的呼吸声。楼下传来女人的说话声和欢笑声，可是他有一种感觉，仿佛整个旅馆里，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一个活人了。由于不幸的、悲痛万分的达尼雅在信里诅咒他，巴望他死掉，他就心惊肉跳，时不时地朝门口瞧一眼，好像生怕两年前在他的生活和他的亲人的生活里产生过巨大破坏作用的那种不可知的力量，又闯进房里来，抓住他不放。

他凭经验知道，每逢他的神经不大对头的时候，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工作。必须在桌子边坐下，逼着自己无论如何把精神集中在一个什么思想上。于是，他就从他那红色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那上面草拟了一个不大的编纂工作的提纲，他原想把这项工作留到他在克里米亚闲得无聊的时候再做的。他在桌子边坐下，开始研究这份提纲，觉得他那平和、宁静、淡漠的心境又回来了。这个上面写着提纲的笔记本甚至使他想到人世的空虚。他心想，生活给予人们的无非是它所能给的一点点渺不足道的、十分普通的幸福，然而却向人们勒索了那么多。例如，为了在四十岁以前能在大学里讲课，做一名普通的教授，用呆板、乏味、沉闷的语言讲述一些普通的而且是别人的思想，一句话，为了取得一个平常的学者的地位，他，柯甫陵，就得钻研十五年，日以继夜地工作，害上严重的精神病，经历一次不顺心的婚姻，做出各式各样他不乐意去回想的诸多蠢事和不公平的事。现在柯甫陵才清楚地意识到，他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而且心甘情愿地认命了，因为依他看来，每个人都应当满足于他本来所处的地位。

这份提纲完全使他安静下来，可是撕碎的信纸在地板上呈现出白的颜色，妨碍他集中注意力。他从桌旁站起来，拾起那封信的碎片，丢到窗外，可是海上吹来一股清风，碎纸片就纷纷落在窗台上了。他又被那种类似恐怖的不安情绪抓住，觉得整个旅馆里除他以外好像连一个活人也没有似的。……他走出去，站在阳台上。海湾像是活了，张大许多淡蓝色、深蓝色、碧绿色、火红色的眼睛瞧着他，召唤他。确实，天气又热又闷，倒真不妨去洗个澡呢。

忽然，阳台下面那层楼里，有人开始拉小提琴，两个女人的柔和声调唱起来。那是一首他熟悉的歌。楼下所唱的那首抒情歌曲讲到一个姑娘带着病态的幻想，夜间在花园里听到一些神秘的声音，就断定那是天神的和声，我们凡人是听不懂的。……柯甫陵屏住呼吸，他的心忧郁地收紧，胸膛里激荡着一种他早已忘却的美妙甜蜜的欢乐。

海湾的对岸，出现了一根又黑又高的柱子，像是一股旋风或者龙卷风。它飞快地越过海湾往旅馆这边移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黑，柯甫陵几乎来不及给它让开路。……那个满头白发，没戴帽子，长着两道黑眉毛，光着脚的修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飞过他身旁，在房间中央站住。

“为什么你不信我的话？”他带着责备的口气问道，亲切地瞧着柯甫陵，“如果那时候你相信我说的话，相信你是个天才，那么，这两年你就不会过得这么可悲，这么乏味了。”

柯甫陵已经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天才。他清楚地想起以前他跟黑修士所谈的那些话。他想说话，可是血从喉咙里直往上涌，流到胸口上。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是伸出手摩挲胸脯，于是他的袖口也浸透了血。他想叫一声在屏风后面睡熟的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就使一把劲，呼唤道：

“达尼雅！”

他倒在地板上了。他用胳膊撑起身子，又呼唤道：

“达尼雅！”

他呼唤达尼雅，呼唤那个有着沾满露水的艳丽花朵的大园子，呼唤那个花园和露出毛茸茸的树根的松树、黑麦田，呼唤他那了不起的学问，他的青春、勇气、欢乐，呼唤那原先十分美好的生活。他看见地板上，在他的脸旁边，有一大摊血，他衰弱极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然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无穷无尽的幸福充塞了他的全身心。阳台下面，有人在拉小夜曲。黑修士对他小声说，他是天才，他死，只是因为他那衰弱的人的肉体已经失去平衡，不能再充当天才的外壳了。

等到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睡醒，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柯甫陵却已经死了，他的脸上还保留着幸福的笑容。

[1] 安德烈的爱称。

[2] 引自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3] 俄国旧长度单位，1俄丈等于2.134米。

[4] 指《瓦拉几亚传说》，系葡萄牙作曲家勃拉加（1843—1924）所作。据米哈依尔·契诃夫在《在契诃夫周围》中回忆说，契诃夫认为“这首歌有点神秘，充满优美的浪漫主义色彩”。——俄文本编者注

[5] 1英里等于1.609公里。

[6] 普希金的《波尔塔瓦》中的诗句。——俄文本编者注

[7] 原文为拉丁语。

[8] 法国拉斐特地方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9]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基督教节日，在8月15日。

[12] 波利克拉特斯，公元前6世纪萨摩斯岛上的僭主。

[13]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斯多葛派最后一个大哲学家。

[14] 俄国东正教的节日，在8月1日。

[15] 指俄磅，1俄磅等于409.5克。

[16] 一种镇静剂。

[17] 按《新约·马太福音》的说法，暴君希律为了除灭刚诞生的耶稣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18] 俄国南方的一个疗养地。

女人的王国

一 前夜

这儿有一大叠钞票。这是森林中那个别墅的总管汇来的。他在信上写道：他汇去一千五百卢布，这笔钱是他在法院二审中胜诉，依照判决，从某某人那里取得的。安娜·阿基莫芙娜不喜欢而且害怕像“依照判决取得”和“胜诉”这类字眼。她知道没有司法制度不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逢常常跟人家打官司的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或者别墅总管替她打赢一场官司，她总是心惊肉跳，好像问心有愧似的。现在她也心惊胆战，觉得不自在，一心想把这一千五放到远处去，免得看见它。

她烦恼地暗想：她今年二十六岁，那些跟她同年龄的女人如今正操持家务，做得累了，就香甜地睡一觉，到明天早晨醒来，心情愉快，像过节似的。她们有许多人早已结婚，有子女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得像老太婆似的，坐着看这些信，在信上加批语，写回信，然后整个傍晚什么事也不做，一直熬到午夜，光是等着困倦了好去睡觉；而明天呢，一整天会有许多人来拜节，向她请托种种事情；到后天，工厂里一定会出事，例如某人挨了打，或者某人酗酒死了，她就会由于某种缘故感到良心痛苦；等到节期过完，纳扎雷奇会因为工人旷工而开除二十来个人，那二十来个人就会脱下帽子，一起来到她家门口，站着不走，她却不好意思出去见他们，临了，他们像狗似的让人赶走。于是所有的熟人都会背着她纷纷议论，给她写匿名信，说她是大财主，剥削者，说她吞吃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

桌上靠边的地方放着一叠信，她已经看过，放在一边了。那都是告帮的信。写信的人中有挨饿的，有酗酒的，有家里人口众多、负担很重的，有患病的，有受屈辱的，有怀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芙娜已经在每封信上加了批语，有的给三个卢布，有的给五个，这些信今天就要送到账房去，明天账房会分发救济金，或者用那些职员的话来说，就是“喂野兽”。

此外还有四百七十个卢布要零星散发出去，那是一笔存款的利息，这笔存款是由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内奇立下遗嘱专供周济穷苦人用的。明天将会挤得不像样子。从大门口到账房门口会排上一长行陌生人，他们面目狰狞，衣服褴褛，挨冻受饿，已经喝醉酒，用沙哑的声音把恩人安娜·阿基莫芙娜和她的父母歌颂一番。后面的人挤前面的人，前面的人就用难听的话叫骂。账房里的职员被喧哗声、相骂声和哭诉声吵得心烦，就跳出来，照准什么人的脸打一个嘴巴，招得大家直乐。她自己的人，那些工人，却在节日前除了工资以外什么也得不到，这时候已经把工资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站在院子里瞧着发笑，有的看得眼热，有的冷嘲热讽。

“商人，特别是商人的女眷，往往喜欢叫花子胜过喜欢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想，“事情永远是这样的。”

她的眼光落在那叠钞票上。明天把这些不需用的、讨厌的钱分发给工人倒挺好，可是白白给工人钱也不行，如果这样做，他们下一次会再来要。况且工厂里总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还没算在内，那么这一千五顶得了什么事？要不，就这么办：从这些写信来告帮的人们当中，挑出一个不幸的、对美好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的人来，把这一千五送给他。这笔钱会像晴天霹雳似的把那个可怜人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定他会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新奇有趣，使她着迷。她就从那叠信里随意抽出一封，看了一遍。有一个姓恰里科夫的十二等文官早已失业，害着病，住在古兴家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得了痨病，有五个年纪很小的女儿。安娜·阿基莫芙娜对恰里科夫住着的那所古兴家的四层楼房子是很熟悉的。啊，那是一所难看的、朽坏的、于健康有害的房子！

“我就把这笔钱送给恰里科夫好了，”她决定，“我不打算派人送去，还是我自己走一趟，免得多费口舌。对，”她想着，把那一千五放进衣袋里，“我去看一看，也许可以给那些小姑娘想点办法呢。”

她高兴起来，就拉了拉铃，吩咐套车。

等到她坐上雪橇，已经傍晚六点多钟了。各幢厂房的窗子里灯光明亮，因此这个大院子显得很黑。大门旁边，院子深处，靠近仓库和工人宿舍的地方，都点了电灯。

这些幽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工人所住的宿舍，安娜·阿基莫芙娜都不喜欢，看着害怕。那幢主要的厂房，她在父亲去世以后只去过一次。那些架着铁梁的高天花板，那许多转得很快的大轮子，传送带，杠杆，那种尖厉刺耳的嘶嘶声，钢板的磕碰声，斗车的吱吱嘎嘎声，蒸气粗嗄的声响，那些苍白的或者通红的，再不就是扑满煤灰而乌黑的脸膛，那些汗湿的衬衫，那些由钢、铜、火焰放出的亮光，那种油脂和煤炭的气味，那种时而火热、时而冷飕飕的风，在她心上留下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那些轮子、杠杆、炽热而嘶嘶响的汽缸似乎极力要从它们的羁绊里挣脱出来，打死那些工人；而工人们呢，带着操劳的脸色，听不见彼此所说的话，跑来跑去，在机器旁边忙忙碌碌，仿佛极力要阻止它们可怕的活动似的。他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指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看，恭恭敬敬地对她解说一番。她记得在锻铁车间里，人们从火炉里拉出一块烧红的铁来，有一个头上扎着小皮带的老人和另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胸前挂着表链、带着气愤的脸容、多半是个工头的年轻人抡起锤子砸那块铁，砸得金黄色的火花往四下里飞溅，过一会儿，她面前就哗啷一响，摊开一大块铁板。老人笔直地站在那儿，面带笑容，年轻人用衣袖擦着汗湿的脸，对她解说着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里有个独眼的老人在锯一块铁，铁屑纷纷撒下来；有一个头发棕红色的工人戴着黑色眼镜，穿着满是窟窿的衬衫，在旋床旁边干活，用一块钢制造什么东西，那旋床在轰响，尖叫，呼啸，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直恶心，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正在钻她的耳朵。她瞧着，听着，什么也不懂，好意地微笑着，觉得难为情。你靠这个企业吃饭，从它那儿拿到几十万卢布，可是你却不了解它，也会喜欢它，这是多么奇怪啊！

至于工人宿舍，她一次也没去过。听说那边潮湿，有臭虫，人们生活放荡，乱七八糟。事情很奇怪：为了整顿宿舍，每年花掉成千的卢布，可是工人的状况，如果相信匿名信上的话，却一年比一年糟。……

“父亲在世时，事情倒还有点条理，”安娜·阿基莫芙娜坐着雪橇走出院子，心里暗想，“因为他自己做过工人，知道该怎么办。我却什么也不懂，光干些蠢事。”

她又感到烦闷，不再因为出门而高兴了。她想到那个幸运者将眼见一千五百个卢布像从天而降般地落在他手里，她就不再觉得新奇有趣了。家里那个价值百万的企业正在逐渐瓦解、垮台，宿舍里的工人生活得连囚犯都不如，而自己却坐着雪橇去找什么恰里科夫，这实在是在做蠢事，欺骗自己的良心。附近那些布厂和纸厂的工人们成群地沿着大道走着，或者在大道附近穿过田野，往城里有灯火的地方走去。寒冷的空气里响起笑声和畅快的谈话声。安娜·阿基莫芙娜打量着那些女人和小孩，忽然想去过一过他们那种简单、粗陋、艰难的生活。她清楚地想起很久以前，人们还管她叫阿纽特卡[1]，她还是个小姑娘，跟她母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住在隔壁房间里的洗衣女工在洗衣服，从附近那些人家，隔着薄薄的板壁，传来哄笑声、叫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手风琴声、旋床和缝纫机的嗡嗡声。她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差不多什么手艺都会，一点也不在乎这种拥挤和吵闹，只顾在火炉旁边焊接什么东西，或者画什么草图，刨什么东西。她恨不得按从前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所做的那样，洗衣服，烫衣服，跑商店，跑酒铺才好。她应该做工人，不应该做老板！她那幢吊着枝形灯架和挂着画片的大房子，她那个穿着燕尾服、留着像丝绒般柔软的唇髭的听差米宪卡，尊严的瓦尔瓦鲁希卡，善于逢迎的阿加芙尤希卡，那些几乎每天来向她要钱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她心中惭愧的青年男女，还有那些文官，医生，那些用她的钱办慈善事业、当面恭维她、背地里却因为她出身低微而看不起她的太太们——对她来说，所有这一切是多么乏味，多么格格不入啊！

这时候雪橇驶过铁路的道口和城门。随后是房屋和菜园轮流出现，最后，雪橇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著名的古兴家的房子就在那儿。平时这条街上安安静静，而现在正是节日的前夕，因而热闹得很。小饭铺和酒馆里人声嘈杂。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不是住在本地区而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坐车路过这条街道，他所看到的就全是些肮脏的人、喝醉的人、骂街的人，然而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小就住在这一带，因此眼下在人群中不断地认出她去世的父亲，她母亲，她伯父。她的父亲是个性子温和、随随便便的人，有点喜欢幻想，无忧无虑，满不在乎，他既不喜爱钱财，也不喜爱荣誉，更不喜欢权势。他常说，做工的人没有工夫考虑过节，到教堂去。要不是因为妻子，他大概永世也不会斋戒，到了斋期照样吃荤食。可是她的伯父伊凡·伊凡内奇正好相反，他性格执拗，对待一切与宗教、政治和道德有关的事，他总是十分古板，不留情面，非但督促他自己，而且督促他所有的职员和熟人。走进他的房间而不在胸前画十字，那可万万使不得！如今安娜·阿基莫芙娜所住的那个富丽堂皇的住宅，他平日总是关门上锁，只有在大节期，来了重要的客人，才开门，他本人呢，住在账房里，占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圣像。他热衷于旧教派，经常在自己家里招待旧教派的主教和神甫，其实他是按照东方正教的仪式受洗，举行婚礼，埋葬妻子的。他的弟弟阿基木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弟弟，因为弟弟为人随随便便，他把这种随随便便叫作头脑简单，傻里傻气。他还嫌他弟弟对宗教太冷淡。他亏待这个弟弟，把他当作工人，每月发给他十六个卢布。阿基木对哥哥尊称“您”，遇到请求宽恕的节日就带着全家人跪在他面前。不过伊凡·伊凡内奇在去世前三年跟弟弟亲近起来，原谅了他，而且吩咐人给阿纽特卡请来一个女家庭教师。

古兴那所房子的门道又黑又深，臭烘烘的，贴着墙壁可以听见男人的咳嗽声。安娜·阿基莫芙娜在街上下了雪橇，走进院子，向人打听第四十六号住所文官恰里科夫家该怎样走。人家就指引她走向右边最远的一扇门，从那儿登上三层楼。院子里也好，最远的那道门边也好，甚至在楼梯上，都有一种跟门道里同样难闻的气味。在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童年时代，她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后来环境改变了，她还是以慈善家的身份常来走走。狭窄、肮脏的石头楼梯，高高的梯级，把每层楼隔开的梯台，吊在楼道上的油污的挂灯，空气中弥漫着的臭气，楼梯口房门边放着的洗衣盆、瓦罐、破旧衣服——这一切她早已十分熟悉了。……有一扇房门开着，可以看见房内有些戴着软帽的犹太裁缝正坐在台子上缝衣服。安娜·阿基莫芙娜在楼梯上遇见许多人，然而她根本没想过这些人可能得罪她。工人和农民，没喝酒的也罢，喝醉酒的也罢，她都不怕，就像她不怕她那些有知识的熟人一样。

第四十六号住所里没有前堂，推门进去就是厨房。工厂工人和手工工匠们的住处照例有油漆、焦油、皮革、煤烟之类的气味，这要看主人干的是哪一行手艺。落魄的贵族和文官的住处却可以凭一种酸溜溜的恶劣气味分辨出来。此刻，安娜·阿基莫芙娜刚刚跨进门槛，这种难闻的气味就向她扑来。在墙角上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穿黑色上衣的男人，背对着房门，这大概就是恰里科夫本人。他身旁有五个姑娘。年纪最大的是个宽脸盘的瘦姑娘，头发里插一把梳子，看样子十五岁上下。年纪最小的是个小胖子，头发长得跟刺猬一样，至多不过三岁。这六个人正在吃饭。炉子旁边站着一个矮小、很瘦、脸色发黄的女人，穿着裙子和白上衣，手里拿着一根炉叉子。她怀着孕。

“我没料到你这么不听话，丽左琪卡，”男人用责备的口气说，“哎，哎，真不害臊！看样子你是要爸爸揍你一顿，是吗？”

瘦女人看见门口出现一个不认得的女人，打了个冷战，放下炉叉子。

“瓦西里·尼基狄奇！”她过了一会儿才用低沉的声音叫起来，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

男人回头一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肩膀很窄的人，两鬓凹陷，胸部扁平。他的眼睛又小又深，眼睛周围有着黑眼圈，鼻子挺长，像鸟嘴，微微向右歪，嘴巴很大。他的胡子分成两半，唇髭剃掉了，因此他那模样与其说像个文官，不如说像个穿号衣的跟班。

“恰里科夫先生住在这儿吗？”安娜·阿基莫芙娜问。

“对，小姐，”恰里科夫严厉地回答说，可是立刻认出她是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叫了起来，“格拉戈列娃小姐！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忽然喘不上气来，把两只手一拍，仿佛吓坏了似的，“恩人啊！”

他呻吟一声，往她那边跑过去，嘴里呜呜地叫，像个瘫痪病人似的。他胡子上沾着白菜，嘴里冒出酒气，把脑门子贴在她的皮手笼上，仿佛失去了知觉。

“请您伸出您的手！您的神圣的手！”他气喘吁吁地说，“一场梦！一场美梦啊！孩子们，快叫醒我！”

他回转身来对着桌子，挥着拳头，用带哭声的嗓音说：

“上帝听见我们的呼声了！我们的救星，我们的天使来了！我们得救啦！孩子们，跪下来！跪下来！”

恰里科娃太太和几个姑娘，除了最小的一个以外，不知什么缘故，赶紧收拾桌子。

“您信上说，您的妻子病得很重。”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觉得羞愧，心里厌烦了。

“我不给他一千五。”她暗想。

“这就是她，我的妻子！”恰里科夫用尖细的女人声调说，仿佛眼泪涌进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她，不幸的女人！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可是我们，小姐，并不抱怨。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死吧，不幸的女人！”

“他何必装腔作势？”安娜·阿基莫芙娜气恼地想，“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惯于跟商人打交道。”

“请您像对待普通人那样跟我说话，”她说，“我不喜欢看滑稽戏。”

“是，小姐。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葬礼的烛光下守着母亲的棺材，这居然是滑稽戏！唉！”恰里科夫转过脸去，伤心地说。

“别说了！”他妻子小声说着，拉拉他的衣袖，“我们这儿没有收拾干净，小姐，”她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请原谅。……您明白，家里人口多，住得很挤，不过一家人过得和和气气的。”

“我不给他一千五了。”安娜·阿基莫芙娜又想。

为了赶快躲开这些人，躲开这种酸溜溜的气味，她已经拿出钱夹，决定取出二十五个卢布，不再多给，可是她想到她为这一点点钱走这么远的路，打搅这些人，忽然觉得害臊了。

“如果您给我纸张和墨水，我就马上给一位跟我很熟的大夫写封信，要他到您这儿来一趟，”她说，脸红了，“那位大夫很好。我要给您留点钱支付医药费。”

恰里科娃太太连忙跑过去擦桌子。

“这儿不干净！你怎么了？”恰里科夫小声说，气冲冲地瞧着她，“领她到房客的屋里去！请，小姐，我斗胆要求您到我们房客的屋里去！”他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那边干净。”

“奥西普·伊里奇不准外人走进他的房间！”有一个姑娘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已经领着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厨房里穿过狭窄的过道房间，在两张床中间走过去。从床上的布置可以看出，有一张床上直着睡两个人，另一张床上横着睡三个人。前面那个住着房客的房间果然干干净净。那儿有一张整洁的床，上面铺着一块红色的毛毯，枕头上蒙着白套子，床上甚至有一个放表的盒子。桌上铺一块麻布的桌布，上面放着一个乳白色的墨水瓶、一支钢笔、一些纸张、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摆得很妥帖。另一张干活用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修表用的工具和一些拆开的怀表。墙上挂着小锤子、钳子、小钻子、凿子、镊子等，还挂着三只挂钟，滴滴答答响。有一只挂钟很大，钟摆挺粗，小饭铺里常挂这样的钟。

安娜·阿基莫芙娜动手写信的时候，看见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和一张她自己的照片。这使她暗暗吃惊。

“你们这儿住着个什么人？”她问。

“房客彼梅诺夫，小姐。他就在您的厂里做工。”

“是吗？我还以为他是个钟表匠呢。”

“他是下班以后业余修理钟表的。他喜欢干这种活，小姐。”

大家沉默了一阵，人只听得见钟表的滴答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后来恰里科夫叹了一口气，带着愤懑的心情讥诮地说：

“人家说的是实话：光有贵族出身和文官官品是做不成皮大衣的。帽子上倒是有帽徽，贵族的头衔也不缺，可是却没有吃的。依我看来，如果出身低贱的人肯帮助穷人，他就比一个陷入贫困而又染上恶习的恰里科夫高贵得多。”

他为了讨好安娜·阿基莫芙娜就又说了几句糟蹋自己的贵族身份的话。事情很清楚：他压低自己是因为他认为他比她高。这当儿她已经写完信，封上信口。这封信会被他们丢掉，钱也不会用在医药上，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可是她仍旧在桌上放了二十五个卢布，后来想一想，又加上两张红钞票[2]。恰里科娃太太那只又瘦又黄、像鸡爪子似的手在她的眼前闪现了一下，一把抓住了那些钱。

“承您开恩，给了这些医药费，”恰里科夫用发抖的声音说，“可是请您把援助的手也伸给我……和我的孩子们吧，”他补充说，呜咽起来，“这些不幸的孩子啊！我倒不替自己担心，却替女儿们担心！我害怕淫荡的多头蛇[3]！”

安娜·阿基莫芙娜极力要打开钱夹，可是钱夹的开关坏了，她心慌意乱，脸红了。她害臊，因为人们站在她面前，瞧着她的手，等着，大概心底里在嘲笑她吧。这时候，不知什么人走进厨房，顿着脚，抖掉鞋上的雪。

“房客来了。”恰里科娃太太说。

安娜·阿基莫芙娜越发慌了。她不愿意让工厂里的人碰见她处在这种可笑的局面里；可是房客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走进房里来了，就在这当儿，她终于拧坏开关，递给恰里科夫几张钞票，而恰里科夫像瘫痪病人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撮着嘴唇寻找一个可以吻她的地方。她认出这个房客就是先前在锻铁车间里当她的面把一块铁板弄得轰轰响而且对她做了说明的那个工人。此刻他分明直接从工厂里来，他的脸被烟子熏得发黑，在半边脸上，靠近鼻子的地方，沾着黑烟。他的手完全是黑的，他那没系腰带的工作服由于满是油污而发亮。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肩膀很宽，显然十分强壮。安娜·阿基莫芙娜第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每月工钱不会少于三十五个卢布、十分严厉、喜欢喊叫、常打工人耳光的工头，这可以从他的站相，从他看见自己房间里有女人而突然不知不觉做出来的那种姿势看出来，特别因为他的裤腿不塞在靴筒里，胸前缝着衣袋，他那把尖胡子剪得挺漂亮。她那去世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虽是厂主的弟弟，可还是怕像房客这样的工头，总是讨好他们。

“对不起，您不在，我们擅自到这儿来了。”安娜·阿基莫芙娜说。

工人惊奇地瞧着她，发窘地微笑，没有说话。

“您，小姐，大点声说话……”恰里科夫轻声说，“彼梅诺夫先生每天傍晚从工厂里回来，耳朵总是发聋。”

可是安娜·阿基莫芙娜想到在这儿已经没有事可做，不由得暗自高兴，就点一下头，赶快走出去了。彼梅诺夫走出来送她。

“您在我们这儿工作很久了吗？”她大声问道，没有转过头去看他。

“从九岁一直到现在。您伯父在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厂干活了。”

“嘿，年数不少！我伯父和我父亲认得所有的职工，我却几乎一个也不认得。我以前见过您，可是不知道您姓彼梅诺夫。”

安娜·阿基莫芙娜有心在他面前为自己辩解，就装出一副姿态，要他知道刚才她给钱不是认真给，而是闹着玩的。

“哎，真是穷啊！”她叹道，“平日也好，节日也好，我们总在做善事，可是没有什么成效。我觉得接济恰里科夫这样的人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是没有益处，”彼梅诺夫同意，“不管您给多少，他统统拿去喝酒了事。现在，夫妇俩就要你争我夺，打一夜的架了。”他补充道，笑了起来。

“是的，必须承认，我们的慈善事业是毫无益处，无聊可笑的。可是话说回来，您会同意，揣着手坐着也不行，总得干点什么才是。比方说，应该拿恰里科夫夫妇怎么办呢？”

她回转身来对着彼梅诺夫，站住，等他回答。他也站住，慢慢地耸了耸肩膀，没有说话。他分明知道该拿恰里科夫夫妇怎么办，可是那种办法太粗暴，不人道，他甚至不敢说出口。对他来说，恰里科夫夫妇是如此乏味，如此卑微，以致过了一会儿他就把他们给忘掉了。他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眼睛，愉快地微笑着，从他的表情看来，他像是正在做着好梦似的。直到现在，站在他的身边，安娜·阿基莫芙娜才从他的脸相，特别是从他的眼神看出来，他是多么疲劳，多么困倦。

“是啊，那一千五倒应该给他！”她暗想，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这个想法不妥当，会侮辱彼梅诺夫。

“您大概已经工作得周身酸痛了，可是您还送我出来，”她一面走下楼梯一面说，“您回家去吧。”

可是他没听清楚。到了街上，他跑到前面去，撩开雪橇上的车毯，扶着安娜·阿基莫芙娜坐上雪橇，说：

“祝您过节万事如意！”

二 早晨

“教堂里早就敲过钟了！真糟糕，等您赶去，人早都走散了！快起来吧！”

“两匹马跑呀，跑呀……”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着，醒过来了。她的使女，红头发的玛霞，手里举着蜡烛，站在她面前。“什么事？你有什么事？”

“弥撒已经做完了！”玛霞说，急坏了，“我这是第三次来叫您！要按我的意思，您就是睡到傍晚也不碍事，可是要知道，是您自己吩咐我来叫醒您的啊！”

安娜·阿基莫芙娜用胳膊肘撑起身子，往窗外看一眼。外面还一片漆黑，只有窗框的底边粘着雪而发白。传来低沉的钟声，然而这不是本教区在打钟，而是远处什么地方传来的钟声。小桌上的座钟指明现在是六点零三分。

“好，玛霞。……过三分钟就起来……”安娜·阿基莫芙娜用恳求的声调说，拉过被子蒙上头。

她想象门廊上的雪、雪橇、乌黑的天空、教堂里的人群、刺柏的气味，不由得心里害怕，可是她仍旧决定过一会儿就起来，做早弥撒去。她在床上享受温暖，跟睡意挣扎着。睡意却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偏偏在不该睡的时候显得特别香甜。在她蒙蒙眬眬地看见山上一座大花园，又看见古兴的那所房子的时候，却又时时刻刻不放心，想着她得马上起床到教堂去。

然而等到她起床，天却已经大亮，时钟指着九点半了。夜里新下了一场大雪，树木披上银装，空气异常明净、清澈、柔和，因此安娜·阿基莫芙娜一看窗外，首先就想深深地呼吸一下。她洗脸的时候，早先儿童时代的感情的残余，那种过圣诞节的欢乐，突然在她胸中颤动了一下，这以后，她的心灵就变得轻松，自由，纯净，仿佛连她的心灵都洗干净，或者浸在白雪里了。玛霞穿着节日的盛装，腰部勒得很紧，走进来拜节；然后她花很长的工夫给女主人梳头，帮她穿好连衣裙。这件精致华丽的新连衣裙的气味和穿在身上的感觉，它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和新洒的香水的气味，使得安娜·阿基莫芙娜兴奋起来。

“今天是圣诞节，”她快活地对玛霞说，“现在我们要算命了。”

“去年我算过命，说是我要嫁给一个老头子。算了三次都是这样。”

“得了吧，上帝是仁慈的。”

“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安娜·阿基莫芙娜？我是这样想的，像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还不如索性嫁给老头子好，”玛霞悲伤地说，叹一口气，“我已经二十一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这所房子里，人人都知道红头发的玛霞爱上了听差米宪卡，这种深沉热烈而又无望的爱情已经持续三年了。

“得了，别说废话，”安娜·阿基莫芙娜安慰道，“我都快要三十岁了，可是我仍旧准备嫁个青年人。”

女主人换衣服的时候，米宪卡穿一件新燕尾服和一双漆皮鞋，在大厅里和客厅里走来走去，等着她出来，好给她拜节。他走路素来有点特别，脚步又软又轻，谁要是在这当儿瞧着他的腿和胳膊，瞧着他低下的头，也许会以为他不是在简单地走路，而是学着跳卡德里尔舞的第一段舞步呢。尽管他留着精致的、像丝绒般柔软的唇髭，外貌漂亮，甚至带点滑头的味道，可是他为人稳重，小心，笃信宗教，像老人一样。他祈祷上帝的时候老是叩头，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摇动香炉，散出香气。他对有钱有势的人总是恭恭敬敬，十分崇拜，可是见了穷人和各种告帮的人，他却以他那纯粹听差的灵魂蔑视他们。他那浆硬的衬衫里还有一件法兰绒内衣，那是他冬夏常穿，对他的健康十分宝贵的。他的耳朵里塞着棉花。

等到安娜·阿基莫芙娜同玛霞穿过大厅，他就低下头，略微歪着脑袋，用他那好听的、蜜糖样的声调说：

“我荣幸地庆贺您，安娜·阿基莫芙娜，愉快地度过基督诞生的极隆重的节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赏给他五个卢布，可怜的玛霞简直呆住了。他那节日的装束、他的姿态、他的声调、他所说的话，都优美文雅得使她吃惊。她跟着她的小姐往前走去，可是她已经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看不见，光是微笑着，时而笑得快乐，时而笑得辛酸。

这所房子的上面一层叫作上房，或者迎客的正屋，下面一层由姑母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掌管，叫作生意房，老人房，或者干脆叫女人房。楼上照例招待贵族和受过教育的客人，楼下招待普通的客人和姑母自己的朋友。漂亮而丰满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走下楼去，她身体健康，依旧年轻、鲜艳，感到自己身上穿的那件华丽的连衣裙似乎光芒四射。她在楼下遭到了责难，大家怪她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却忘了上帝，睡过了头，错过了弥撒，而且没有下楼来开斋；同时大家又把手一拍，诚恳地说，她非凡漂亮，与众不同。她相信这些话，笑起来，吻她们，给她们钱，有的一个卢布，有的三个卢布，有的五个卢布，要看各人的身份而定。她喜欢楼下。不管你往哪儿看，那些神龛啦，圣像啦，长明灯啦，教士的肖像啦，都有修道院的味道。厨房里刀子叮当响，所有的房间里已经弥漫着一股荤菜的很香的气味。涂过油漆的黄色地板发亮，从房门口到挂圣像的墙角铺着带鲜蓝色花条的窄地毯，像是一条小径。刺目的阳光直射进窗里来。

饭厅里坐着几个陌生的老太婆。瓦尔瓦鲁希卡的房间里也有几个老太婆，另外有个聋哑的少女，老是为了什么事害臊，嘴里嘟哝着：“卜勒，卜勒……”有两个精瘦的小姑娘是为了过节而从孤儿院里被领出来的，她们走到安娜·阿基莫芙娜跟前想吻她的手，可是被她那件华丽的连衣裙吓呆，在她面前站住不动了。她发现有个小姑娘眼睛有点斜视，想到这个小姑娘会遭到年轻小伙子们的轻慢，永远也嫁不出去，于是她那轻松欢快的心情起了变化，她的心突然痛苦地缩紧了。厨娘阿加芙尤希卡的房间里，在茶炊旁边坐着五个身材魁伟的乡下人，穿着新衬衫。他们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厨娘的亲戚。这些乡下人看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就从座位上跳起来，为了顾到礼貌而停止咀嚼，可是嘴里都装满了东西。厨师斯捷潘从厨房出来，走进这个房间，头上戴着白色厨师帽，手里拿着切菜刀，给她拜节来了；穿着毡靴的扫院人也走进来给她拜节。运水的工人胡子上挂着小冰柱，站在外面往里看，却不敢走进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走遍所有的房间，身后跟着她的全班人马：姑母、瓦尔瓦鲁希卡、尼康德罗芙娜、女缝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楼下的玛霞。瓦尔瓦鲁希卡又瘦又单薄，身量却高，高过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人。她穿一身黑色衣服，冒出柏树和咖啡的气味，在每个房间里见到圣像都要在胸前画十字，弯下腰深深地鞠躬。人们一看见她，不知什么缘故，总会想起，她已经为自己缝制好白色的寿衣，而且在她放寿衣的箱子里还藏着她的彩票。

“你，阿纽特卡，看在过节的分上发发慈悲吧！”她说着，打开通往厨房的门，“饶了他吧，求主拯救他！去他的吧！”

车夫潘捷列跪在厨房中央，他还在十一月就因为酗酒而被辞退了。他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一喝醉就发酒疯，怎么也睡不着觉，老是在厂房里走来走去，在那儿用威胁的口气说：“我什么事儿都知道！”现在，从他肥厚下垂的嘴唇、浮肿的脸，从他充血的眼睛，可以看出，从十一月起直到眼前这个节期，他一直在喝酒，没有中断过。

“饶了我吧，安娜·阿基莫芙娜！”他用嘶哑的声音说，脑门子砰的一声撞在地板上，露出他那牛样的后脑壳。

“你是由姑母辞退的，那你向她去讨饶吧。”

“姑母怎么了？”她的姑母走进厨房，喘吁吁地说。她很胖，胸脯上满可以放下一个茶炊和一个放茶杯的托盘。“姑母又怎么样？你才是这儿的女主人，该由你管。要按我的意思，他们这些混蛋，死绝了才好。得了，起来吧，猪猡！”她忍不住对潘捷列嚷道，“躲开我远远的！这是最后一次饶了你，要是再出什么事，你就别求人怜恤！”

然后她们走到饭厅去喝咖啡。可是她们刚刚围着桌子坐好，楼下的玛霞就一口气跑进来，大惊小怪地说：“歌手来了！”说完，她又跑出去了。随后就传来擤鼻子的声音，低沉的咳嗽声，嘈杂的脚步声，仿佛大厅旁边的前厅里，有人牵着钉了马掌的马走进来了。有半分钟光景，一切归于沉寂。……猛然间，那些歌手放声歌唱，声音那么响，吓得大家打了个哆嗦。他们歌唱的时候，养老院的神甫来了，他还带来一个助祭和一个诵经士。神甫一面披上长巾，一面慢腾腾地说，夜里教堂打钟做晨祷的当儿，天下雪了，可是并不冷，将近天明时，却冷起来了，求主保佑，如今大概有零下二十度了。

“不过有许多人认定，冬天比夏天有益于人的健康。”助祭说，可是立刻做出严肃的脸相，随着教士唱起来，“你的诞生啊，基督，我们的主……”

不久，工人医院里的神甫带着一个诵经士来了，随后村社里的护士，孤儿院的儿童也来了，歌唱声几乎不断地响着。他们唱完，吃了东西，就走了。

工厂里的职工来拜节，约莫有二十个人。他们都是厂里的一流人物，例如机械师和他们的助手、翻砂工匠、会计等。大家都打扮得很体面，穿着新的黑礼服。这些人都精明强干，仿佛是精选出来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知道今天如果丢掉工作，明天别的工厂就会高高兴兴地把他们请去。他们显然喜欢姑母，因为他们在她面前都自由自在，甚至吸烟。当这群人一起去喝酒、吃凉菜的时候，会计甚至搂住她宽阔的腰。他们所以这样随便，部分地也许是因为瓦尔瓦鲁希卡虽然在那几个老人活着的时候掌握过大权，监督过职工的品行，如今在这所房子里却一点威风也没有了；也许还因为他们许多人都记得从前姑母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被哥哥们严加管束，穿戴得如同普通的村妇，跟阿加芙尤希卡一样，那时候安娜·阿基莫芙娜总是在厂房附近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大家都叫她阿纽特卡。

那些职工吃菜，谈话，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暗纳闷：她长得多么快，出落得多么好看啊！可是这个文雅的、由女家庭教师和学校教师教育出来的姑娘对他们来说却已经变得生疏，不可理解，他们不由自主地与她的姑母比较亲近；而姑母呢，对他们用“你”称呼，不住地劝他们喝酒吃菜，跟他们碰杯，已经喝下两杯花楸露酒。安娜·阿基莫芙娜老是担心他们认为她骄傲，把她看作暴发户，看作装成孔雀的乌鸦。此刻这些职工正围拢来吃凉菜，她就没有走出饭厅而跟他们攀谈起来。她看到昨天才认识的彼梅诺夫，问道：

“您的房间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钟表？”

“我干修理钟表的活儿，”他回答说，“我干这活儿是在下班以后，或者在假日，或者睡不着觉的时候。”

“那么，要是我的表坏了，我可以拿给您修理吗？”安娜·阿基莫芙娜笑着问。

“怎么不可以呢？我愿意效劳。”彼梅诺夫说。她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腰带上解下她那个漂亮的怀表来，交给他，他脸上现出感动的神情，默默地瞧了一会儿，把表还给她。“怎么不可以呢？我愿意效劳，”他又说一遍，“现在我已经不修理怀表了。我的视力差，大夫不准我干细活。不过为了您，我可以破例。”

“大夫们总是胡扯。”会计说。大家都笑起来。“你别信他们的话，”他听到笑声而得意起来，就接着说，“去年大斋期间有一个轮齿从鼓轮上蹦出来，正打在老人卡尔梅科夫脑袋上，打得脑浆都看得见，大夫说他就要死了，可是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在干活，只是经过这场祸事以后，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了。”

“大夫固然爱胡说，但倒也不总是胡说，”姑母叹了口气，“彼得·安德烈伊奇瞎了眼睛，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喏，他跟你一样，整天价在工厂里守着很热的炉子干活，眼睛就瞎了。眼睛可不喜欢热。不过，哎，何必谈这些呢？”她振作起来，说，“咱们来喝酒！我祝你们过节好，我的好朋友。我从没跟谁一块儿喝过酒，可是现在却跟你们喝起来了，我这有罪的女人。求上帝保佑吧！”

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自从昨天晚上相会以后，彼梅诺夫看不起慈善家的她，却好像被女人的她迷住了。她望着他，发现他举止很可爱，穿得也体面。不错，他的礼服的衣袖短了点，腰身似乎高了点，裤子也不时髦，不宽大；不过另一方面，他的领结却打得大方，飘洒，而且领带的颜色也不像别人的那么鲜艳。看来他是一个性子随和的人，因为凡是姑母放在他碟子里的菜，他统统顺从地吃下去了。她想起昨天他多么黑，多么困倦；不知什么缘故，这回忆使她深深感动。

那些职工临走的时候，安娜·阿基莫芙娜向彼梅诺夫伸出手去，想对他说，不必拘束，常来坐坐，可是她又说不出口，不知怎么，她的舌头不听使唤了。她怕别人认为她喜欢彼梅诺夫，就也对他的同事们伸出手去。

后来，由她主办的那个学校的学生们来了。他们全都剪短头发，穿着一色的灰色上衣。教师是个高身量的青年人，还没留唇髭，脸上有一些红斑点，神情显然很激动。他让学生们排好队伍，那些男孩就齐声唱起来，可是嗓音很尖，不悦耳。工厂经理纳扎雷奇是个头顶光秃、目光锐利的旧教派信徒，素来跟教师们处不好，对眼前这个忙忙乱乱地挥着手的教师尤其看不起，而且憎恨，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对待这个教师又傲慢又粗鲁，克扣他的薪金，干涉他的教课，为了干脆挤走他，便在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派他妻子的一个远亲到学校去做看守人，这人是个爱喝酒的农民，不听教师的话，当着学生的面顶撞他。

这些事安娜·阿基莫芙娜都知道，可是她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就怕纳扎雷奇。眼下她很想至少对这个教师表示一点好感，对他说一句她很满意他的话，可是唱完歌以后，他显得十分慌张，为一件什么事道歉，姑母呢，对他用“你”称呼，毫不拘礼地拉着他走到饭桌那边去，这时候她就觉得心里烦闷，不自在，吩咐人拿些糖果、点心给孩子们，然后独自走回楼上房间去了。

“这些节日的规矩，实际上，有许多残忍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她瞧着窗外的孩子们，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这时候，他们正成群地从房子里出来，往大门口走去，一路上冻得身子瑟缩着，穿上皮袄和大衣。“在节日，人都想休息一下，跟亲人一块儿待在家里，而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位教师和那些职工却不知什么缘故，必得冒着严寒走来走去，然后拜节，表示自己的敬意，弄得自己心慌意乱。……”

这当儿米宪卡正好站在大厅门口，听见这话，就说：

“这种规矩不是由我们开的头，也不会由我们结束。当然，我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安娜·阿基莫芙娜，不过我是这样理解的：穷人应该永远尊敬阔人。俗语说得好：上帝给坏蛋打上了记号。监狱里也罢，夜店里也罢，小酒店里也罢，总是只有穷人。正派人呢，您看得明白，永远都是阔人。关于阔人有这么一句俗话：深渊召唤深渊。”

“您，米宪卡，老是说些乏味而难懂的话。”安娜·阿基莫芙娜说，走到大厅另一头去了。

时钟刚刚敲过十一点。这个大房间的寂静使得她不住地打哈欠，只有楼下偶尔传来的歌声才打破这种寂静。这儿的铜器，照片簿，墙上那些画着海洋和大船、草场和牛群、莱茵河风光的图片，都已经一点也不新奇，她的眼光只在上面滑过而没有注意它们。过节的心情变成了厌烦无聊。安娜·阿基莫芙娜仍旧觉得自己漂亮，善良，与众不同，可是她已经觉得这对谁都不需要，她觉得就连自己身上那件贵重的连衣裙也不知道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缘故穿的。跟节日里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她开始寂寞得难受，有一种赶也赶不掉的想法折磨着她，她觉得她的美丽、健康、富足纯粹是骗局，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的人，谁也不需要她，谁也不爱她。她走遍所有的房间，嘴里哼着歌，不时瞧一眼窗外。她在大厅里站住，忍不住跟米宪卡攀谈起来。

“米沙，我不知道您对自己是怎么个看法，”她说，叹一口气，“真的，连上帝都要为这件事惩罚您。”

“您说的是什么事，小姐？”

“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对不起，我干涉您的私事了，不过我觉得您的固执正在毁坏您自己的生活。您会同意，您现在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她又是个蛮好的、有出息的姑娘。比她更好的姑娘您再也找不到了。她是个美人儿，聪明，温柔，热诚。……瞧瞧她的相貌吧！……要是她出身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或者更高的阶层，人家单看她那一头漂亮的火红色头发，就会爱上她。您瞧，她那头发跟她脸上的肤色多么相称啊。哎，我的上帝，您什么也不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安娜·阿基莫芙娜伤心地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可怜的姑娘，我多么替她难过！我知道您想娶个有钱的女人，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会给玛霞一笔陪嫁钱的。”

米宪卡暗地里总是把他的未来的配偶想象成又高又胖、气派庄重、笃信宗教的女人，走起路来好似一只骄傲的孔雀，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肩膀上必得披着一条长披巾，玛霞却又瘦又娇，腰身扎得很细，走起路来脚步细碎；而主要的是她过于迷人，有时候惹得米宪卡十分喜欢，可是依他看来，这样的女人不宜于结婚，只宜于私姘。当初安娜·阿基莫芙娜答应给陪嫁钱，他曾动摇过一阵，可是有一天，一个贫穷的大学生，制服外面套一件棕色的大衣，拿着一封信来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却给玛霞迷住，忍不住在楼下衣帽架旁边搂住她，她轻轻地惊叫一声，米宪卡正好站在楼梯上边，看见了这件事，从那时候起，他就对玛霞抱着嫌恶的感情。穷大学生！谁知道呢，如果搂住她的是个有钱的大学生或者军官，结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为什么您不愿意？”安娜·阿基莫芙娜问，“您另外还有什么要求呢？”

米宪卡没有开口，扬起眉毛，呆呆地瞧着一把圈椅。

“您爱着另外的女人吗？”

沉默。红头发的玛霞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来信和名片。她猜出他们在讲她，脸孔涨得通红，窘得快要流出眼泪来了。

“邮差来过了，”她嘟嘟哝哝说，“有个叫恰里科夫的文官来了，在楼下等着。他说您曾吩咐他今天为一件什么事来一趟。”

“多么厚颜无耻！”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生气了，“我什么也没有吩咐过他。您去叫他滚，就说我不在家！”

响起了门铃声。这是本教区的教士们来了，他们素来是在迎客的正屋，也就是在楼上，受到接待的。教士们走后，工厂经理纳扎雷奇和厂医前来拜访，随后米宪卡通报，国民学校的督学官光临。接见客人们的工作开始了。

每逢有一点点空闲时间，安娜·阿基莫芙娜总是在客厅里一张很深的圈椅里坐下，闭起眼睛，心里想：她感到寂寞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她没有出嫁，而且永远也不会出嫁。然而这不能怪她，这是命运的播弄。如果她能相信自己的记忆的话，那么，当初在普通工人的生活环境里，她觉得倒挺舒服，挺自在，后来命运却硬把她抛到这些大房间里来，弄得她怎么也想不出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了什么缘故有那么多的人在她面前晃来晃去；在她看来，当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因为这并没有给她一分钟的幸福，也不可能给她什么幸福。

“是啊，要能爱上一个什么人才好。”她伸着懒腰，心里想。单是这个想法就弄得她心里热乎乎的。“要能丢开这个工厂才好。”她思忖着，想象那些沉重的厂房、工人宿舍、学校怎样从她的心头落下去。……随后她想起她的父亲，想到如果他多活几年，他大概就会把她嫁给一个普通人，例如嫁给彼梅诺夫。他会命令她嫁给他，事情就办成了。那样倒好，工厂就会落在一个能干的人的手里了。

她想起他那卷曲的头发，浓眉大眼的侧影，带几分嘲笑的薄嘴唇，还想起他的体力，他肩膀上、胳膊上、胸脯上显示出来的惊人的体力，还想起他今天看她怀表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感动神情。

“可不是！”她说，“那倒也不错。……我愿意嫁给他。”

“安娜·阿基莫芙娜！”米宪卡悄没声儿地走进客厅，叫她一声。

“您把我吓了一跳！”她周身打了个哆嗦，说，“您有什么事？”

“安娜·阿基莫芙娜！”他又说一遍，把手按在心上，扬起眉毛，“您是我的女主人和恩人，只有您才能够在婚姻方面指教我，因为您在我的心里完全跟我的亲娘一样。……可是求您吩咐一下，叫楼下的人别笑我，别挖苦我。他们简直不容我消停！”

“他们怎样挖苦您呢？”

“他们说我是玛宪卡[4]的米宪卡。”

“呸，简直是胡说！”安娜·阿基莫芙娜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多么愚蠢！您多么愚蠢啊，米沙！您惹得我厌烦透了！我都不想看见您了！”

三 中饭

如同去年一样，最后来访的客人是四等文官克雷林和著名的律师雷塞维奇。他们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克雷林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生一张大嘴，花白的络腮胡子一直长到耳朵边，他的脸活像一只大山猫。他上身穿着文官制服，佩戴安娜勋章的绶带，下面穿一条白裤子。他伸出两只手，把安娜·阿基莫芙娜的手握了很久，定睛瞅着她的脸，努动嘴唇，终于用单一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开口说：

“我尊敬您的伯父……和您的父亲，而且得到他们的好感。现在，您看得明白，我认为来给他们的可敬的继承人拜节是一种愉快的义务……虽然我有病，路程也很远。看见您身体很好，我十分高兴。”

律师雷塞维奇是个高身量的金发男子，相貌英俊，两鬓和胡子有点花白，以风度异常潇洒出名。他摇摇摆摆地走进来，仿佛挺勉强地鞠躬，说话常常耸肩膀，这一切都流露出懒散的风雅，好像一匹为主人所宠爱而闲得过久的马。他吃得极好，非常健康，家财豪富，有一次他打牌甚至赢来四万卢布，可是他把这件事瞒着他的朋友。他喜欢吃好菜，特别是干酪、地菇、大麻油拌萝卜末，据他说，他在巴黎吃过一种炸肥肠，而那肥肠却没洗过。他说话有条有理，从容不迫，十分流畅，只是为了故作姿态、惹人注目，才偶尔容许自己顿一顿，打个榧子，仿佛在选择字眼。所有他在法庭上必得说的那些话，他早就不再相信，或者也许还相信，可是认为毫无价值可言。那些话早已是人人皆知，陈腔滥调，平淡无奇了。……他只相信新奇而不同寻常的话。老生常谈，如果是用新奇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会引得他流泪。他有两个笔记本，上面抄满了他在形形色色的作家的书本中读到的警句，每逢他要找一个这样的警句，他总是急忙翻那两个笔记本，而且照例找不到。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内奇一时高兴，为了摆排场而请他担任工厂业务方面的律师，给他定下一万二千的薪金。雷塞维奇在工厂里的全部工作只限于两三件无关紧要的诉请追偿案，这些案子他都交给他的助手去办了。

安娜·阿基莫芙娜知道他在工厂里无事可做，可是又没法辞掉他：她缺乏那种勇气，再说，也跟他混熟了。他自称是她的法律顾问，把每月一号他按时领去的薪金叫作“严峻的散文”。安娜·阿基莫芙娜知道，在她父亲死后，她的树林卖掉做枕木用的那笔交易中，雷塞维奇捞到一万五千卢布以上的好处，跟纳扎雷奇平分了。安娜·阿基莫芙娜知道这个骗局以后，伤心地哭起来，不过后来也就淡忘了。

他拜过节，吻过她的手以后，双目上上下下打量着她，皱起眉头。

“不行啊！”他带着真诚的难过神情说，“我说过，亲爱的，不行啊！”

“您在说什么啊，维克托尔·尼古拉伊奇？”

“我说过您不能发胖。你们一家人都有这种发胖的不幸倾向。不行啊，”他又用恳求的声调说一遍，吻她的手，“您这么好看！您这么俊俏！是啊，阁下，”他对克雷林说，“我给您介绍一下：她是这世界上我认真爱过的唯一的女人。”

“这不奇怪。在您这种年纪，跟安娜·阿基莫芙娜相识而能不爱上她，那是不可能的。”

“我热烈地崇拜她！”律师十分诚恳地接着说，然而仍旧带着他平素那种懒散的风雅神态，“我爱她，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她是女人；我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总觉得她属于第三种性别，而我属于第四种性别，我们一块儿飞到一个色彩缤纷的国土里，在那儿融化在光谱里了。勒孔特·德·李勒[5]把这种关系描写得比什么人都美妙。他有一段写得真精彩，真惊人。”

雷塞维奇就翻一个笔记本，然后又翻另一本，却没找到那段名言，只好算了。他们开始谈天气，谈歌剧，说是杜塞[6]快要来了。安娜·阿基莫芙娜想起雷塞维奇去年在她这儿吃过中饭，好像克雷林也吃过；因此在他们起身告辞的时候，她就用恳求的声调真诚地对他们说：既然他们不再去别人家拜节，那他们就应该留在她这儿吃中饭。客人们略略迟疑一下就同意了。

每逢大节日，除了做好白菜汤、乳猪、苹果烧鹅等中饭菜以外，厨房里还准备了所谓的法国式的或者高档的菜肴，以备楼上有客人要留下来吃饭。等到饭厅里响起碗碟声，雷塞维奇就现出明显的激动神情；他搓手，耸动肩膀，眯细眼睛，动情地讲起从前那两位老人请他吃过什么菜，这儿的厨师善于烧一种十分鲜美的酱汁鳕鱼块，那简直不是酱汁鱼块，而是天赐的佳肴！他预先体味着这顿美餐，已经在想象中吃起来，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了。等到安娜·阿基莫芙娜挽着他的胳膊，领他走进饭厅，他就喝下一杯白酒，把一块鲑鱼放进嘴里，他简直痛快得像猫那样呜呜地叫起来。他嚼得很响，样子很难看，鼻子里发出一种什么声音，同时眼睛变得油亮，露出贪婪的神色。

凉菜十分丰美，花色很多，其中有酸奶油拌新鲜白蘑菇，有煎牡蛎和炸虾段制成的蛋黄油调汁，其中加了很多有苦味的酸辣菜。正菜又丰盛又精致，酒是上品。米宪卡在饭桌旁边伺候他们，心里乐滋滋的。每逢他在桌上放下一道新菜，揭开明晃晃的锅盖，或者给客人斟酒，他总是现出魔法师那种庄严的神态。律师瞧着他的脸，瞧着他那像卡德里尔舞第一段舞姿那样的步法，有好几次不由得暗想：“好一个蠢货！”

吃完第三道菜后，雷塞维奇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

“世纪末[7]的女人，我是说年纪很轻而且当然有钱的这类女人，应该独立自主，聪明，优雅，有知识，胆大，稍稍有点放荡。放荡呢，要适可而止，只能稍稍有那么一点儿；因为，您会同意，尽兴而为是要使人厌倦的。您，我亲爱的，不应当跟大家一样过呆板单调的生活，而应当兴致勃勃地享受生活，而轻微的放荡正是生活的一种调味料。您应该沉浸在花卉的醉人香气里，闻麝香的香味，吃印度大麻膏[8]，不过主要的是应当恋爱，恋爱，恋爱。……换了我是您，那我头一件事就是弄七个男人来，一个星期之中每天换他一个，而且给他们取好名字，一个叫星期一，一个叫星期二，一个叫星期三，等等，好让他们各人知道各人的日子。”

这一番话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激动起来。她什么菜也没吃，光是喝下一杯葡萄酒。

“最后也让我来讲几句！”她说，“对我个人来说，我不理解没有家庭生活的爱情。我孤单，像天空中的月亮那么孤单，而且这月亮还亏缺了半截。不管您怎么说，我相信，我体会到，这种亏缺只有靠了平常意义上的爱情才能弥补。我认为这种爱情能确定我的责任，确定我的劳动的意义，照亮我的世界观。我要求于爱情的是我心灵的和平，我的安宁，我要远远地躲开麝香和所有那些招魂术，还有世纪末等等。……一句话，”说到这儿，她发窘了，“我要的是丈夫和孩子。”

“您想出嫁？嗯，这也未尝不可，”雷塞维奇同意说，“您需要经历一切，什么出嫁啦，吃醋啦，初次私通的甜头啦，甚至生儿养女。……不过您得赶紧生活，赶紧，亲爱的，日月如梭，光阴可是不等人呀。”

“是啊，我干脆出嫁就是！”她说，生气地瞧着他那肥胖、满足的脸，“我会按顶平常、顶世俗的方式嫁出去，我会满心幸福。您再也猜不到，我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会嫁给一个机械工或者一个绘图员。”

“这也不坏嘛。约瑟安娜公爵小姐爱上了格温普兰[9]，这种事在她是可以做的，因为她是一位公爵小姐；在您呢，也是样样事都可以做，因为您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亲爱的，如果您打算爱一个黑人或者阿拉伯人，那您就别拘束，您管自去弄一个黑人来。您别在任什么事上亏待自己。您应当跟您的愿望一样大胆。您别怠慢您的愿望。”

“难道我的话就这样难懂吗？”安娜·阿基莫芙娜诧异地问道，眼睛里闪着泪光，“您要明白，我掌管着一个巨大的企业，有两千工人，我要在上帝面前对他们负责。那些为我干活的人正在变瞎，变聋。我害怕生活，害怕！我难过，可是您却这么狠心，对我说什么黑人，而且……还发笑。”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用拳头捶桌子，“继续过我眼前所过的这种生活，或者嫁给一个像我这样闲散的、没有能力的人，那简直是罪过。我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她激昂地说，“再也不能！”

“她多么漂亮啊！”雷塞维奇说，他在欣赏她，“我的上帝，她多么漂亮啊！可是您为什么生气呢，亲爱的？就算我说得不对，可您难道以为：如果您由于那种我也深深尊敬的思想而过沉闷无聊的日子，抛弃生活的乐趣，工人就会因此轻松一点吗？丝毫也不会！不，还是应该放荡一下，放荡一下！”他坚决地说，“您务必要放荡一下，非放荡一下不可！您得仔细想想，亲爱的，仔细想想！”

安娜·阿基莫芙娜终于把心里的话说出口，暗暗高兴，心情畅快了。她很满意，因为她讲得那样好，她的思想那样正直优美。她已经相信，比方说，如果彼梅诺夫爱上她，她就会高高兴兴地嫁给他。

米宪卡开始斟香槟酒。

“您惹得我生气了，维克托尔·尼古拉伊奇，”她说，跟律师碰杯，“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您虽然出了主意，可是您自己却完全不了解生活。照您的看法，如果谁是机械工或者绘图员，谁就一定是乡巴佬，无知无识的粗人。其实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不平凡的人！”

“您的父亲和伯父……我认识他们，尊敬他们，”克雷林慢条斯理地说，他坐在那儿挺直腰板，像是一尊偶像，他始终在吃菜，一刻也没停过，“他们两人都具有出色的智慧和……和高尚的精神品质。”

“得了，这种品质我们可是清楚的！”律师嘟哝说，然后要求允许他吸烟。

吃完了饭，克雷林由人领去歇息。雷塞维奇吸完一支雪茄烟，跟着安娜·阿基莫芙娜走到她的书房去，他吃得过饱，走路摇摇晃晃。那种墙上挂着照片和扇子，天花板中央经常吊着粉红色或者淡蓝色挂灯的幽静角落，他是不喜欢的，认为这是缺乏创造力的软弱性格的表现；再者，使他现在想起就感到羞愧的那些风流韵事都跟这类灯有关系。不过，安娜·阿基莫芙娜的那个四壁光秃秃、里面放着一些不起眼的家具的书房，他看了倒十分中意。他坐在土耳其式长沙发上，瞧着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又软和又舒服；她呢，照例坐在壁炉前面的地毯上，两条胳膊搂住自己的膝头，眼望着火苗，不知在想什么，这时候他觉得她身上流着农民的、旧教派信徒的血。

每一次吃过饭以后，仆人端来咖啡和蜜酒，他总是兴奋起来，给她讲文学界的各种新闻。他讲得辞藻华丽，有声有色，自己也给自己的话迷住了。她听着他讲，每一次总是暗想：为了这种享受，不但可以给他一万二，哪怕多两倍也未尝不可，而且，凡是他招她不喜欢的一切，她统统原谅他了。有的时候他对她讲一个中篇小说，甚至一个长篇小说的内容，于是两三个钟头不知不觉地过去，像几分钟一样。可是现在他却闭上眼睛，用一种郁闷的声调无精打采地开口讲话。

“我啊，亲爱的，已经很久没有读什么作品了，”在她请求他讲点什么以后，他说，“不过，有的时候读一读儒勒·凡尔纳[10]的东西。”

“我却希望您给我讲点什么新的东西。”

“嗯……新的，”雷塞维奇睡意蒙眬地嘟哝道，越发把身子往长沙发的角落里缩，“所有的新文学，亲爱的，对您和我来说都不适宜了。当然，这种新文学不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不承认这种新文学就无异于不承认人间事物的自然法则，我呢，是承认这种新文学的，可是……”

雷塞维奇似乎睡着了。然而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又响起来：

“全部新文学好比秋天烟囱里的风，不住地呻吟和呼号：‘哎呀，不幸的人！哎呀，你的生活简直可以跟监狱相比！哎呀，你的监狱里多么黑暗和潮湿呀！哎呀，你一定会灭亡，你没有指望了！’这些都挺好，不过我情愿读一种能够教导我们怎样从这种监狱里逃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所有作家当中，我有时候只读莫泊桑的作品，”雷塞维奇说着，睁开眼睛，“好作家，出色的作家呀！”雷塞维奇说，身子在长沙发上活动起来，“惊人的艺术家！可怕的、了不得的、神奇的艺术家！”雷塞维奇说，从长沙发上站起来，举起右胳膊。“莫泊桑！”他热烈地说，“亲爱的，您读一读莫泊桑吧！他的一页书比人间全部财富所能给您的还要多！不管哪一行都是一个新天地。最柔和细腻的心灵活动一下子变成强烈狂暴的感情，您的灵魂仿佛在四万个大气压的压榨下变成一块极小极小的东西，带点模模糊糊的粉红色，如果可以把它放在舌头上的话，我想就会尝到一种酸涩的色情味道。那些转变，那些情节，那些旋律是多么强烈啊！您心平气和地躺在铃兰和玫瑰花丛里，忽然有一种可怕的、美妙的、无法抗拒的思想像火车头似的扑到您身上来，那滚热的蒸气笼罩您，那汽笛声震聋您的耳朵。您读一读，读一读莫泊桑吧！亲爱的，我要求您读一读！”

雷塞维奇挥动两条胳膊，十分激动地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

“是啊，这简直不能想象！”他说，仿佛陷于绝望似的，“就连他最差的作品也会使我入迷，陶醉！不过我担心您会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为了让它吸引您，就得细细地品尝，慢慢地从每一行字里挤出汁水来，喝下去。……得把它喝下去才成！”

他说了很长的开场白，其中夹杂着许多像恶魔般的色情、最敏感的神经网、西蒙风[11]、结晶等等词儿，到最后，才开始讲一个长篇小说的情节。他讲得不再像刚才那样矫揉造作，然而十分详细，背出整段的描写和对话。长篇小说里的人物把他迷住了，他为了说明他们的特征而做出种种姿势，变换脸相和嗓音，活像真正的演员。他兴奋得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很尖的声调哈哈大笑，把两只手一拍，或者抱住头，那样子像是他的头就要炸开似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虽然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可是仍旧听得入迷，觉得在律师的转述中，这篇小说似乎比原书美妙而且复杂许多倍。他引她注意小说里各种细腻的描写，强调那些精辟的句子和深刻的思想；可是她只看见生活，生活，生活和她自己，仿佛她自己就是小说里一个人物似的。她的精神振作起来，于是她自己也哈哈大笑，把两只手一拍，心中暗想：她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既然可以生活得挺好，那就没有必要这么糟糕地生活下去。她想起吃饭时候她那些话语和思想，感到自豪。等到她的脑海中突然出现彼梅诺夫的影子，她就不由得暗自高兴，巴望他爱上她。

雷塞维奇讲完以后，筋疲力尽地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您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啊！”过了一会儿，他用有气无力的声调开口说，仿佛得了病似的，“亲爱的，我待在您身旁就感到幸福，可是为什么我是四十二岁而不是三十岁呢？我的趣味和您的趣味已经不相合了：您应该放荡一下，我呢，却早已活过那个阶段，只巴望那种极细腻的、非物质的、像阳光般的爱情，也就是说，按您这种年纪的女人的观点看来，我已经毫无用处了。”

据他说，他喜爱屠格涅夫这个歌颂处女的爱情、纯洁，歌颂青春，歌颂忧郁的俄国风景的歌手；然而他本人喜爱处女的爱情却不是凭他在生活中的体验，而是凭别人的传说，把它看作是一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东西。现在他认定自己就是在用柏拉图式的、理想的爱情[12]爱着安娜·阿基莫芙娜，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爱情是怎么回事。他觉得畅快，舒服，温暖，安娜·阿基莫芙娜显得迷人，与众不同；于是他以为由这种气氛在他心中引起的那种愉快的感觉就是人们称之为柏拉图式的爱情了。

他把他的脸颊贴在她的手上，用一种人们通常用来哄小孩的口气说：

“我亲爱的，您为什么惩罚我呀？”

“怎么惩罚？什么时候？”

“这个节日我还没收到您的节礼呢。”

这以前安娜·阿基莫芙娜一次也没听说过到节日就得送给律师一笔节礼，现在她觉得为难了：应该送给他多少呢？这是非送不可的，因为他在等节礼，虽然他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瞧着她。

“大概是纳扎雷奇忘了，”她说，“然而现在补救还不算迟。”

她忽然想起昨天那一千五百个卢布如今放在她卧室里梳妆台的抽屉里。她就把那笔讨厌的钱拿来，送给律师，他带着懒洋洋的风雅姿态把钱塞进上衣口袋里，于是这件事就过去了，显得挺美满，挺自然。像这样突然提起节礼，而且收下一千五，那是与律师的身份相称的。

“谢谢[13]。”他说着，吻她的手指头。

克雷林走进来，脸上带着睡意，显得挺舒服，然而勋章不再戴在胸前了。

他和雷塞维奇又坐了一会儿，各自喝下一杯茶，就起身告辞。安娜·阿基莫芙娜有点心慌。……她完全忘了克雷林在哪儿工作，该不该给他钱，如果该给的话，那么是应该现在给呢，还是装在信封里，派人送去。

“他在哪儿工作？”她小声问雷塞维奇。

“鬼才知道。”律师嘟哝一句，打了个哈欠。

她寻思：克雷林以前常到她伯父和她父亲家里来，而且尊敬他们，那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大概他在用他们的钱做好事，在一个什么慈善机关里工作吧。她到分别的时候，就往他手里塞了三百个卢布，他呢，仿佛大吃一惊，睁着死鱼般的眼睛瞧了她一会儿，不过后来好像明白过来了，就说：

“可是，尊敬的安娜·阿基莫芙娜，至于收条，您最早也要到新年才能收到了。”

雷塞维奇在米宪卡给他穿皮大衣的时候已经浑身发软，懒得动弹，身子摇摇晃晃了。他走下楼去，样子十分衰弱；看来，只要他一坐上雪橇，马上就会睡熟。

“阁下，”他在楼梯上站住，懒洋洋地对克雷林说，“不知您体验过这样一种感觉没有？好像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力量把您往长里拉，您就给拉得越来越长，最后变成一根极细的游丝。这种变化主观上表现为一种特别的、没法跟任何东西相比的色情感觉。”

安娜站在楼上，看见他们两人各自给米宪卡一张钞票。

“不要忘了我！再见！”她对他们叫道，跑回自己的寝室去了。

她赶快脱掉那件已经惹得她讨厌的连衣裙，穿上宽大的长袍，跑下楼去。她一面跑，一面笑，还顿着脚，像个顽皮的孩子。她渴望顽皮地闹一阵。

四 傍晚

穿着肥大的印花布罩衫的姑母、瓦尔瓦鲁希卡和另外两个老太婆，正坐在饭厅里吃晚饭。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大块腌牛肉、一块火腿和各种腌小菜。那块腌牛肉很肥，看样子很好吃，冒出一股热气，升腾到天花板上。楼下是不喝葡萄酒的，可是另一方面却有很多种白酒和果子露酒。厨娘阿加芙尤希卡又白又胖，吃得饱饱的，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着，正在跟那两个老太婆讲话。端茶和收盘子的是楼下的玛霞，一个黑发的姑娘，头发上系着大红的丝带。两个老太婆从早晨起就吃饱了，临吃晚饭的一个钟头以前还喝过茶，吃过加奶油的甜馅饼，因此现在吃得很勉强，仿佛在尽义务似的。

“哎呀，可不得了！”姑母看见安娜·阿基莫芙娜忽然跑进饭厅，挨着桌子，在她身旁一把椅子上坐下，就惊叫道，“你把我吓坏了！”

每逢安娜·阿基莫芙娜心绪好，玩玩闹闹，家里的人就都高兴，这种情况每次都使人想到老头子已经死掉，老太婆在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权柄，人人都可以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用不着害怕受到严厉处罚了。只有那两个陌生老太婆斜眼看着安娜·阿基莫芙娜，现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因为她唱起歌来了，而在饭桌旁边唱歌是罪过。

“我们的女主人，美人儿，五彩画！”阿加芙尤希卡肉麻地数落起来，“我们的珍贵的钻石！……那么多人，今天来参拜我们公主的人那么多，主啊，真了不得！又有将军，又有军官，又有老爷。……我一直瞧着窗外，数那些客人，数啊数的，到后来数不清楚，只好算了。”

“按我的看法，这些混蛋，他们还是根本不来的好！”姑母说，她忧虑地瞧着她的侄女，补了一句，“他们光是糟蹋我这可怜的孤女的光阴罢了。”

安娜·阿基莫芙娜饿了，因为她从早晨到现在，什么东西也没吃过。她们给她斟了一点很苦的露酒，她喝下去，吃了块加芥末的腌牛肉，觉得非常可口。随后楼下的玛霞端来火鸡、渍苹果和醋栗。这也好吃。只有一件事不愉快：瓷砖面的火炉不住地冒着热气，弄得空气发闷，大家的脸热得发烧。……晚饭后，仆人拿掉桌布，端来几碟薄荷蜜糖饼干、核桃、葡萄干。

“你也坐下……干吗站在那儿？”姑母对厨娘说。

阿加芙尤希卡叹了口气，在桌旁坐下。玛霞也在她面前放一个酒杯，于是，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阿加芙尤希卡的白脖子像那个火炉似的，也在冒热气。大家纷纷议论：如今出嫁变得困难了，从前男人即使不贪图美色，至少也贪图钱财，可是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从前，只有驼背和瘸腿的姑娘才嫁不出去，现在呢，连相貌俊俏的和家里有钱的也没有人要。姑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道德败坏，说人们不敬畏上帝了；不过她忽然想起她的哥哥伊凡·伊凡内奇和瓦尔瓦鲁希卡，这两个人都过着信神的生活，敬畏上帝，可是他俩仍旧私下里生下孩子，送到育婴堂去。她发觉不对头，就改换话题，讲起以前她有过一个求婚者，是个工人，她很爱他，可是她的哥哥硬逼她嫁给一个丧偶的画圣像的匠人，谢天谢地，过了两年这个人总算死了。楼下的玛霞也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带着鬼鬼祟祟的神情说，这个星期每天早晨都有个来历不明的男人在院子里出现，这人留着黑唇髭，穿一件镶着羔皮领子的大衣，他一走进院子，就对着这所大房子的窗户看一阵，然后往前走，到厂房那边去了；这个男人挺不错，身材魁梧……

听了这些话，安娜·阿基莫芙娜不知什么缘故忽然想要出嫁了，这种愿望十分强烈，到了难忍难熬的地步，她觉得她情愿减少一半寿命，交出全部财产，只求她心里知道，楼上有一个人对她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亲近，知道他热烈地爱她，依恋她。她一想到这种美妙的、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亲密，她的心灵就波动起来，而健康和青春的本能就来诱惑她，诳骗她说，真正富有诗意的生活还没有来临，还在前面；她呢，听信了，就往椅背上一靠（这样一来她的头发就披散了），笑了起来，别人看见她笑，就也笑起来。这种无端的笑声在这个饭厅里久久不散。

仆人来通报，说“步行虫”到此地来过夜。她是个朝山拜神的女人，名叫巴霞，或者斯皮利多诺芙娜，生得又小又瘦，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穿一身黑衣服，头上戴着白头巾，目光锐利，鼻子尖尖的，下巴也尖，她的眼睛狡猾阴险，看起人来现出什么都能看透的神情。她的嘴唇缩成心的形状。由于她阴险和对人的敌意，在商人家庭里，人们就管她叫“步行虫”[14]。

她走进饭厅，对谁也不看一眼，径直往圣像走去，用女中音唱起《你的圣诞节》，然后唱《今天圣母》，又唱《基督降生》，过后才回转身来，用她那锐利的目光向大家望了一下。

“过节好！”她说着，吻安娜·阿基莫芙娜的肩膀，“我费了很大的劲，费了很大的劲，才算走到你们这儿，我的恩人。”然后她吻姑母的肩膀，说，“我今天早晨就动身上你们这儿来了，可是半路上我到几个好心人家去歇了歇。‘再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吧，斯皮利多诺芙娜。’我呢，糊里糊涂，没有留意天色已经黑下来了。”

由于她不吃肉食，仆人就给她端来鱼子和鲑鱼。她一面吃，一面皱起眉头打量大家，喝下三杯白酒。她吃饱了以后祷告上帝，然后在安娜·阿基莫芙娜跟前跪下。

如同去年和前年一样，她们开始玩“国王”[15]。所有的仆人，楼上楼下的都在内，围在房门口，看她们玩牌。安娜·阿基莫芙娜好像看见在男男女女的一群人当中有两次闪过米宪卡的身影，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头一个做国王的是“步行虫”，安娜·阿基莫芙娜却当了兵，向她进贡，后来姑母做了国王，而安娜·阿基莫芙娜当农民或者“狗崽子”，招得大家直乐；阿加芙尤希卡却做了王子，高兴得脸都臊红了。桌子的另一头也搞起一个牌局，打牌的有两个玛霞，有瓦尔瓦鲁希卡，还有女缝工玛尔法·彼得罗芙娜，她是特意为玩“国王”而被人叫醒的，因而脸上带着睡意，老大的不高兴。

玩牌的时候大家谈起男人，讲到如今要嫁给一个好人是多么困难，又谈起哪种人的日子好过些，老姑娘呢，还是寡妇？

“你是个漂亮、健壮的姑娘，”步行虫对安娜·阿基莫芙娜说，“可是，小姐，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为了谁守着不出嫁。”

“如果没有人要我，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也许你起誓要永远做姑娘吧？”步行虫接着说，仿佛没听见答话，“嗯，这也是好事，就做一辈子姑娘吧。……做一辈子姑娘吧，”她反复说，专心地、狡猾地瞧着自己的牌，“嗯，亲爱的，要做就做吧……是啊。……不过处女，那些圣处女，也是各不相同的，”她说，叹了口气，把国王打出去了，“嗯，各不相同，小姐！有的人确实保持贞洁，跟修女一样，规规矩矩，要是这样的人偶尔犯了罪，她呀，这个可怜的人儿，就会难过得要命，责备这样的人是罪过的。不过另外还有一种处女，成天价穿着黑衣服，而且悄悄给自己缝好了寿衣，而背地里却跟有钱的老头子勾搭。真的，我的小金丝雀儿。有的坏女人使出妖法，把老头子降伏住，我亲爱的，把老头子降伏住，弄得他晕头转向，晕头转向，等到她拿足他的钱财和彩票，她就索性使出妖法来把他弄死完事。”

对这些暗讽，瓦尔瓦鲁希卡光是叹口气，看一下圣像，算是回答。她的脸上现出基督徒的温顺神情。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老姑娘，她是我的死对头，”步行虫接着说，得意扬扬地扫大家一眼，“她呀，这个女魔鬼，也老是叹气，瞧圣像。后来她把一个老头子降伏住了，要是你去找她，她就给你一块面包，吩咐你跪在地下，她自己唱起来：‘你生了孩子，可是仍旧保持着童贞[16]……’到了节日，她才给你一块面包吃，至于平时，她会骂你一顿。好，现在啊，我却要拿她开心了！由着我的性儿拿她开心了，我的小钻石！”

瓦尔瓦鲁希卡又看一眼圣像，在胸前画个十字。

“是啊，谁也不要我，斯皮利多诺芙娜，”安娜·阿基莫芙娜说，想换一下话题，“这有什么办法呢？”

“这怪你自己，小姐。你老是等待那种贵族出身、受过教育的，其实你该嫁给一个跟你同样身份的商人才是。”

“商人可不要！”姑母说，着急起来，“保佑吧，圣母！贵族固然会把你的钱一股脑儿花光，不过另一方面，他总还会疼你，我的小傻瓜。商人却立下很严的家规，弄得你就是在自己家里也休想安生。你有心跟他亲热一下，他却只顾剪他的息票，数他的钱。你坐下来跟他一块儿吃饭，他就数落你吃了他的面包，其实你吃的是你自己的，这乡巴佬！……你还是嫁给贵族吧。”

大家一齐讲起来，嘁嘁喳喳，互相打岔。姑母用一把夹核桃的钳子敲着桌子，涨红了脸，气呼呼地说：

“商人可不行！不行！你要是把个商人弄到家里来，那我就去养老院！”

“嘘……安静点！”步行虫叫道。等到大家静下来，她就眯细一只眼睛，说：“你猜怎么着，安努希卡[17]，我的燕子？你用不着像大家那样真正嫁人。你是个有钱的、自由自在的人，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孩子，做个老姑娘也还是显得不合适。你要知道，我可以给你找个不中用的、傻头傻脑的男人，你呢，装个样子跟他成亲，然后你就管自去找乐子，俊姑娘！嗯，你不妨塞给你丈夫五千或者一万，叫他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你呢，待在家里当家做主，想爱谁就爱谁，谁也管不着你。到那时候你管自去爱你那些贵族出身、受过教育的好了。嘿，那简直不是生活，而是成仙哩！”步行虫用手指头打了个榧子，吹一声口哨，说，“你就管自去找乐子吧，俊姑娘！”

“那可是罪过啊！”姑母说。

“哼，罪过，”步行虫说，冷笑一声，“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姑娘，她明白。拿刀子杀人或者用妖法降伏老头子是罪过，这没话说；可是爱上一个风流倜傥的朋友，压根儿就说不上有罪。真的，那算得了什么呢？真是什么罪也说不上！那些话全是朝山拜神的人胡想出来，哄骗老百姓的。是啊，我也到处说什么有罪啊有罪，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罪。”步行虫说完，喝下点果子露酒，清了清嗓子。“你管自找乐子吧，俊姑娘！”她说，这一回大概是在说她自己了。“妞儿们，我这三十年来一直念叨有罪，而且害怕，现在我才看出来我错过时机，我白活了！哎，我是个傻瓜，我是傻瓜呀！”她说，叹了口气，“娘们儿家的一生是短暂的，每一天都该爱惜才是。你，安努希卡，长得漂亮，又很有钱，可是你一到三十五岁或者四十岁，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啦。孩子，你别听那些人的话，管自过你的日子，玩玩乐乐活到四十岁，然后你祷告上帝，祈求恕罪，什么叩头啦，缝寿衣啦，反正有的是工夫。你给上帝敬上一支蜡烛，给魔鬼送去一根火钩子！你不妨两件事一块儿办！嗯，怎么样？你愿意让一个小人物沾一下你的光吗？”

“我愿意，”安娜·阿基莫芙娜说，笑起来，“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我情愿嫁给一个普通人。”

“哦，那才好！嘿，那你会挑中一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啊！”步行虫说，眯细眼睛，摇头晃脑，“嘿！”

“我也对她说过，要是她找不到贵族，那也别嫁给商人，索性嫁给一个普通人吧，”姑母说，“至少我们家里也该有个男当家才行。好人还嫌少吗？就是嫁给我们厂里的工人也成啊。那些工人都不喝酒，挺老成嘛。……”

“可不是！”步行虫同意，“那些小伙子挺好。姑姑，你愿不愿意我来做媒，把安努希卡嫁给瓦西里·列别金斯基？”

“哦，瓦夏[18]的腿可是太长了，”姑母认真地说，“他瘦得很，相貌也不中看。”

房门口的人群笑起来。

“那么，嫁给彼梅诺夫吧。你愿意嫁给彼梅诺夫吗？”步行虫问安娜·阿基莫芙娜。

“好。你上彼梅诺夫那儿去提亲吧。”

“真的？”

“你去提亲吧！”安娜·阿基莫芙娜坚决地说，用拳头捶一下桌子，“我说话算数，我一准嫁！”

“真的？”

安娜·阿基莫芙娜发觉自己的脸颊发烧，大家都瞧着她，她忽然感到害羞起来，把桌上的牌搅乱，就跑出房外去了。她跑上楼梯，到了楼上，在客厅里钢琴旁边坐下。她听见楼下传来嗡嗡声，仿佛大海在喧嚣。大概她们在谈她，谈彼梅诺夫，说不定步行虫趁她不在，正在奚落瓦尔瓦鲁希卡，而且，她的话肯定说得更露骨。

整个楼上，只有大厅里点着一盏灯，微弱的灯光从房门口射进漆黑的客厅。这时候还不到十点钟。安娜·阿基莫芙娜弹一个圆舞曲，接着又弹一个，随后再弹一个，接连不断地弹下去。她瞅着钢琴后面的幽暗墙角，微微地笑，心里呼唤着它，不由得暗自想道：要不要现在就进城去找人，比方说去找雷塞维奇，对他谈谈她此刻灵魂里发生的一切？她想滔滔不绝地讲话，欢笑，胡闹，然而钢琴后面的幽暗墙角却保持阴郁的沉默。四下里，楼上所有的房间里，到处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

她喜欢动人的抒情歌曲，可是她的嗓音不悦耳，没受过训练，因此她光是弹伴奏曲，虽则也唱，声音却低得勉强听得见，只发出一点儿鼻音。她小声唱着一个个抒情歌曲，那些歌所唱的大多是爱情、离别、破灭的希望。她幻想她怎样对他伸出手去，含着眼泪恳求说：“彼梅诺夫，搬掉我心头的重负吧！”到那时候，仿佛她的罪过就得到了宽恕，她的灵魂会变得轻松愉快，而自由的，也许幸福的生活也就此开始了。她忧伤地期望着，向琴键低下头去，心里热切地希望这种生活的变化马上就会发生；一想到原来的生活还要继续一段时期，就不由得感到害怕。随后她又弹琴，轻声唱歌，四下里静悄悄的。楼下不再传来嗡嗡声，大概她们都上床睡觉了。十点钟早就敲过。寂寞乏味的长夜正在逼近过来。

安娜·阿基莫芙娜走遍所有的房间，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她的书房里去看今天傍晚收到的信。有十二封拜节的信和三封没有署名的匿名信。其中有一封是一个普通工人用极其潦草而且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的，他抱怨工厂商店里卖给工人的素油味道发苦，有煤油的气味；在另一封信上，有人恭恭敬敬地报告，说纳扎雷奇在最近几次买铁的生意中收下某人的贿赂一千卢布；第三封信骂她残忍。

节日的兴奋正在慢慢地消失，安娜·阿基莫芙娜为了保持这种心境就又在钢琴边坐下，开始轻声弹奏一个新的圆舞曲，然后她又想起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她的思想和话语是多么聪明、正直。她看一眼四周乌黑的窗子和挂着画片的墙壁，看一眼从大厅里射进来的微弱灯光，忽然没来由地哭起来。她想到自己这么孤单，没有一个人可以谈一谈话，商量一下事情，不由得心中气恼。她为了打起精神来，就极力想象彼梅诺夫的模样，可是这也无济于事。

时钟敲了十二点。米宪卡走进来，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穿燕尾服，而是改穿上衣了。他默默地点燃两支蜡烛，然后走出去，过一会儿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托盘上放着一杯茶。

“您笑什么？”她看出他脸上有笑意，就问道。

“方才我在楼下听见您拿彼梅诺夫说了一阵笑话……”他说着，伸手遮住他那笑着的嘴，“刚才要是叫他跟维克托尔·尼古拉耶维奇和那位将军一块儿吃饭，他会活活吓死的，”米宪卡说，笑得两个肩膀颤抖起来，“恐怕他连怎样拿叉子都不会。”

这个听差的笑声、他的话语、他的上衣、他的唇髭，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留下一种不干不净的印象。她闭上眼睛，不愿意再看见他。她不由自主地想象彼梅诺夫跟雷塞维奇和克雷林同桌吃饭的样子，她觉得他那胆怯而缺乏文化修养的模样又可怜又狼狈，惹得她厌恶。一直到这时候，她才在这一天当中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她所想和所说的关于彼梅诺夫，关于跟普通工人结婚的话，都是废话、蠢话、胡闹。她要叫自己相信事情不是这样，要克服那种厌恶的心情，就特意回想她在吃中饭的时候说过些什么话，可是她不能冷静地思考了。她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害臊，担心这一天她也许说了什么多余的话，厌恶自己的懦弱，所有这些使得她心慌意乱。她举起蜡烛，仿佛有什么人在追她似的，赶快走下楼去，叫醒斯皮利多诺芙娜，极力对她表白她刚才是说笑话。后来她回到自己的卧室。红头发的玛霞本来坐在床边一张圈椅上打盹，这时候跳起来，动手整理床上的枕头。她脸容疲倦，带着睡意，她那漂亮的头发有半边披散下来。

“文官恰里科夫傍晚又来了，”她打着哈欠说，“可是我没敢来通报。他喝得烂醉。他说明天再来。”

“他找我干什么？”安娜·阿基莫芙娜生气地说，把梳子往地板上一丢，“我不要见他！不要见他！”

她断定她的生活里除了这个恰里科夫以外什么人也不会留下，这个人会不断地纠缠她，让她每天都想到她的生活多么没趣味，多么荒谬。要知道，她只能够干一件事，那就是接济穷人。啊，这是多么愚蠢！

她没脱掉衣服就躺下去，又是羞臊又是烦闷，呜呜地哭起来。在她看来，最恼人、最愚蠢的是，今天她那些关于彼梅诺夫的幻想都是正直、高尚、可贵的，然而同时她却感到雷塞维奇，以至克雷林，对她来说却比彼梅诺夫以及所有的工人加在一起还要亲近些。这时候她暗想，如果刚刚过去的漫长的一天可以画在一幅画上，那么，凡是恶劣庸俗的东西，例如那顿中饭、律师的话、“国王”牌戏，倒都是真实的，她那些关于彼梅诺夫的幻想和话语反而跟整个画面不协调，成了虚假的东西，成了牵强的东西。她还想到如今盼望幸福已经太迟，她已经什么都完了，要想重过当初跟她母亲同睡一条被子的那种生活，或者想出一种新的、特别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红头发的玛霞跪在床前，带着凄凉和迷惘的神情瞧着她，然后她自己也哭起来，把她的脸贴到女主人的手上，至于她为什么这样伤心，那是不用细说就可以明白的。

“我和你都是傻瓜，”安娜·阿基莫芙娜说，又是哭又是笑，“我们都是傻瓜！哎，我们是什么样的傻瓜呀！”

[1] 安娜的昵称。

[2] 10卢布的纸币。

[3] 希腊神话中的九头巨蛇，九头中的一头被砍下来还会再生。

[4] 玛宪卡和玛霞都是玛丽亚的爱称。

[5] 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诗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帕尔纳斯派的领袖。

[6] 当时意大利的一个女演员。

[7] 原文为法语。

[8] 一种麻醉剂，服用此剂能导致嗜毒成瘾。

[9] 法国作家雨果所著的小说《笑面人》中的两个人物，女的是一位美丽的公爵小姐，男的却是个脸面畸形的丑角。

[10]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家。

[11] 北非等地沙漠区的干热风，常伴随着沙暴。

[12] 柏拉图式的爱情指精神恋爱。

[13] 原文为法语。

[14] “步行虫”是一种昆虫，成虫与幼虫多为肉食性，食量大，有人称之为昆虫中间的猛虎。

[15] 一种纸牌戏。

[16] 指基督教的圣母。

[17] 安娜的小名。

[18] 瓦西里的爱称。

洛希尔的提琴

这个城镇小得很，还不如一个乡村。住在这个小城里的几乎只有老头子，这些老头子却难得死掉，简直惹人气恼。医院里和监牢里需要的棺材也很少。一句话，生意坏透了。假如亚科甫·伊凡诺夫是省城里的棺材匠，那他一定已经有自己的房产，大家要称呼他亚科甫·玛特威伊奇[1]了，可是在此地这个小城里，大家却简单地叫他一声亚科甫，不知什么缘故，还送他一个外号，叫“青铜”。他生活贫苦，跟普通庄稼汉一样，住在一所不大的旧木房里。小木房总共只有一个房间，他、玛尔法、一个火炉、一张双人床、几口棺材、一个工作台、所有的生活用品，就统统挤在这个房间里了。

亚科甫做的棺材又好又结实。他给农民和小市民做棺材，总是按自己的身材来做，从来也没出过一次错，因为比他再高再强壮的人就连监牢里也没有，虽然他已经七十岁了。他给贵族和女人做棺材，总要先量尺寸，量的时候用一管铁尺。有人来定做儿童的棺材，他总是很不乐意应承，做的时候尺寸也不量，直截了当就动手，抱着轻视的态度，人家给他工钱的时候，他总要说：

“讲老实话，我不爱干这种七零八碎的活儿。”

除了这种手艺以外，拉提琴也给他带来一笔不大的收入。这个小城里的人们举行婚礼，通常有一个犹太乐队奏乐。这个乐队由镀锡匠莫依塞·伊里奇·沙赫凯斯掌管，一半以上的收入被他拿走。亚科甫提琴拉得很好，特别擅长拉俄罗斯的曲子，因此沙赫凯斯有时候请他参加乐队，报酬是一天五十个戈比，客人的赏钱除外。每逢“青铜”在乐队里坐下，他总是首先脸上冒汗，面孔涨得通红。这种地方很热，大蒜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提琴尖声叫着，右耳朵旁边有低音大提琴的嘶哑声，左耳朵旁边响起长笛的哀哭声。吹长笛的是一个消瘦的、头发棕红色的犹太人，满脸现出青筋和血管，像是织成一面密网，他有着跟那位著名的富翁[2]同一个姓：洛希尔。这个该诅咒的犹太人甚至能够把最快活的曲子也吹得悲悲戚戚。亚科甫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对犹太人，特别是对洛希尔，渐渐形成憎恨和轻蔑的心理。他开始挑他的毛病，恶言恶语地骂他，有一次甚至打算动手打他，洛希尔生气了，恶狠狠地瞧着他说：

“要不是我尊敬您的才能，我早就把您扔出窗外去了。”

接着他就哭了。因此乐队不常约请“青铜”加入，除非遇到非常必要的时候，例如那些犹太人当中缺了一个。

亚科甫从来也没有心情舒畅过，因为他经常遭到可怕的损失。比方说，星期日和节日干活是有罪的，而星期一又是不吉利的日子，这样一年当中总有两百天光景不得不闲坐着，无所事事。这损失可真不小！如果这个小城里有人举行婚礼而不要奏乐，或者沙赫凯斯没有请他，那也是损失。警官害痨病，病了两年，亚科甫焦急地盼着他死，可是警官动身到省城去就医，不料就死在那儿了。这又是损失，至少也有十个卢布，因为那口棺材一定很贵，而且盖上锦缎。一想到种种损失，亚科甫总是心神不安，特别是在夜间。他老是把他的提琴放在床上他的身旁，遇到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思想钻进他的脑子，他就触动琴弦，提琴就在黑暗里发出声音，他心里才觉得轻松一点。

去年五月六日玛尔法忽然病了。这个老太婆呼呼地喘气，喝很多的水，走路摇摇晃晃。可是那天早晨她仍旧亲自生炉子，甚至去取水。不过，到傍晚，她就躺下了。亚科甫拉了一整天提琴，等到天色大黑，他就拿出那本每天用来记录损失的笔记簿，反正闲着闷得慌，就动手把一年来的损失结一下账。结果，总数竟在一千卢布以上。这使他大为震动，他把算盘往地下一扔，用脚去踩。随后他拿起算盘，又噼噼啪啪地打了很久，同时紧张地、深深地叹气。他的脸涨得通红，汗水淋漓。他暗自寻思，要是把亏损的一千卢布存在银行里，那么一年的利息至少也有四十卢布。可见这四十卢布也是一笔损失。一句话，不管你往哪儿转，到处都只有损失，别的什么也没有。

“亚科甫！”玛尔法出乎意外地叫了一声，“我要死了！”

他回过头来看他的妻子。她的脸烧得绯红，神情异常开朗和喜悦。“青铜”平素看惯她那张苍白、胆怯、悲戚的脸，这时候心慌了。看样子，她好像真要死了，而且似乎在暗自高兴，她终于要永远离开这个小木房，离开这些棺材，离开亚科甫了。……她眼望着天花板，努动嘴唇，脸上的表情是幸福的，仿佛她看见了死亡，她的救星，正在跟它小声交谈似的。

天已经亮了，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朝霞像火烧一样红。亚科甫瞧着老太婆，不知怎的，想起他这一辈子似乎从没跟她亲热过一次，从没疼过她，也没有一回想到给她买一块头巾，或者从人家喜宴上给她带回一点什么甜食，却光是对她叫嚷，为了损失而骂她，捏着拳头对她扑过去；固然，他从来也没有真正打过她，不过毕竟吓唬过她，每一次她都吓得发呆。是的，他不准她喝茶，因为就是不买茶叶，开销也够大的了；她只好喝白开水。他明白她的脸相现在为什么这么古怪，高兴，他心里害怕了。

熬到早晨，他到邻居那儿借来一匹马，把玛尔法送到医院去。那儿病人不多，所以他等了没有多久，约莫三个钟头。使他大为满意的是，这一回看病的不是医生，医生本人也病了，而是医士玛克辛·尼古拉伊奇，一个老头儿。城里人都说，这个老头儿虽然爱喝酒、骂人，不过医道却比医生高明。

“您老人家好！”亚科甫把老太婆领进诊疗室，说，“对不起，玛克辛·尼古拉伊奇，我们老是为一些小毛病来麻烦您。喏，您瞧，我那口子病了。也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生活的伴侣，请您原谅我的这种说法。……”

医士拧起白眉毛，摩挲着络腮胡子，开始打量老太婆。她坐在凳子上，驼着背，精瘦，尖尖的鼻子，张着嘴，从侧面看上去，像是一只口渴的鸟。

“嗯……是啊……”医士慢慢地说，叹了口气，“这是流行性感冒，不过也可能是热病。现在城里正在闹伤寒。好，老太婆总算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谢天谢地。……她多大岁数？”

“差一年就满七十了，玛克辛·尼古拉伊奇。”

“哦，老太婆总算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也该知足了。”

“当然，您的话说得圣明，玛克辛·尼古拉伊奇，”亚科甫说，客气地赔着笑脸，“您这些美言，我们感激在心，不过请您容许我说一句，任什么虫子都想活下去。”

“那还用说！”医士说，听他那口气倒好像老太婆的生死都操纵在他手里似的，“嗯，这么办吧，朋友，在她头上放一块浸过凉水的布，把这药粉给她一天吃两次。好，再见，再见[3]。”

亚科甫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事情不妙，任什么药粉也无济于事了。这时候他才明白：玛尔法很快就要死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轻轻地碰一下医士的胳膊肘，一下眼睛，低声说：

“玛克辛·尼古拉伊奇，该给她放血才对。”

“没有工夫，没有工夫，朋友。带着你的老太婆走吧，求上帝保佑。再见。”

“求您大发慈悲吧，”亚科甫恳求道，“您自己明白，要是她，比方说，肚子痛，或者内脏出了毛病，那才吃药粉，喝药水，可如今她是着了凉啊！一着凉，头一件事就是放血，玛克辛·尼古拉伊奇。”

可是医士已经叫下一个病人，于是一个村妇带着个孩子走进诊疗室来了。

“走吧，走吧……”他对亚科甫说，皱起眉头，“不要胡搅蛮缠。”

“既是这样，至少给她放上蚂蟥[4]也好！看在上帝面上，行行好吧！”

医士冒火了，叫道：

“还要跟我啰唆！笨蛋。……”

亚科甫也冒火了，脸孔涨得通红，可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搀扶着玛尔法，领她走出诊疗室。直到他们坐上大车，他才严厉而讥诮地看一眼医院，说：

“安插在这儿的全是你们这号好手！见了阔佬恐怕就肯用吸杯放血了，见了穷人却连蚂蟥也舍不得用。这些希律！”

他们回到家里，玛尔法走进家门，手扶着炉子，呆站了十几分钟。她觉得要是她躺下去，亚科甫就会讲起种种损失，骂她老是躺着，不想干活。可是亚科甫郁闷地瞧着她，想起明天是圣约翰节，后天是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节，过后就是星期日，再后又是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这四天是不能干活的，而玛尔法却一定会在这几天里死掉，可见今天就得动手做棺材。他拿起他那管铁尺，走到老太婆跟前，给她量尺寸。后来她就躺下了。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动手做棺材。

等到工作结束，“青铜”就戴上眼镜，在他的簿子上记一笔：

“为玛尔法·伊凡诺芙娜做棺木一口，计两个卢布四十个戈比。”

他叹了口气。老太婆始终沉默地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可是到傍晚，天黑了，她忽然叫一声老头儿。

“你记得吗，亚科甫？”她问道，快活地瞧着他，“你记得五十年前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头发金黄的小娃娃吗？那时候我和你老是坐在河边……柳树底下……唱歌。”她说完，苦笑一下，补充一句，“那个小女儿死了。”

亚科甫极力回想，可是怎么也想不起那个小娃娃，那棵柳树。

“这是你在胡思乱想。”他说。

神甫来了，给玛尔法授了圣餐，行了临终涂油礼。后来她开始嘟嘟哝哝，吐字不清，将近早晨，她去世了。

邻家的老太婆给她擦洗干净，穿好衣服，放进棺材。为了省下给教堂诵经士一笔钱，亚科甫亲自唱赞美诗。至于坟墓，他也没有出钱，因为墓园看守人是他的干亲家。有四个农民把棺材抬到墓园，可是他们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出于敬意。跟在棺材后面的，是几个老太婆、叫花子、两个疯修士，路上遇到的人都虔诚地在胸前画十字。……亚科甫十分满意，因为这件事办得合乎规矩，体面，便宜，没有惹得谁不痛快。他最后一次跟玛尔法告别的当儿，用手碰了碰棺材，心里想：“这活儿干得挺不错！”

可是他从墓园往回走的时候，心里却非常难受。他有点不舒服：呼出的气发热而且急促，两条腿发软，老是想喝水。此外，种种思想钻进他的脑子里来。他又想起他这一辈子没有对玛尔法亲热过一次，疼爱过一次。他们在小木房里同住了五十二年，这五十二年很长很长，可是不知怎的，事情竟会弄到这样：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回也没想到过她，关心过她，好像她是一只猫或者一条狗似的；而她却每天都在生炉子，烧菜，烤面包，出外取水，劈柴，跟他同睡在一张床上。每逢他从婚宴上喝醉酒回来，她总是恭恭敬敬地把他的提琴挂在墙上，扶着他上床睡下，她做这些事总是一声不响，脸上现出胆怯和操心的神情。

洛希尔朝着亚科甫走来，笑吟吟的，对他点头。

“我正在找您，大叔！”他说，“莫伊塞·伊里奇问您好，叫您马上到他那儿去一趟。”

亚科甫没有心思顾到这些。他很想哭一场。

“躲开！”他说，往前走去。

“这怎么行呢？”洛希尔着急地说，跑到前头去，“莫伊塞·伊里奇要生气的！他叫您马上去！”

亚科甫瞧见犹太人气喘吁吁，不住地眼，脸上长着那么多棕红色的斑点，不由得心里讨厌。他那件带黑补丁的绿色上衣，他那瘦弱单薄的身子也叫人看不入眼。

“你干什么缠住我不放，大蒜头？”亚科甫吆喝道，“别这么死皮赖脸的！”

犹太人生气了，也叫嚷起来：

“可是请您小点声，要不，我就把您扔过篱墙去！”

“躲开我！”亚科甫大吼一声，捏着拳头向他扑过去，“这些癞皮狗闹得人日子都过不成！”

洛希尔吓坏了，蹲下去，两手在头顶上面晃来晃去，好像要挡住拳头，保护自己似的。随后他跳起来，使出平生的力气跑掉了。他一面跑一面蹦蹦跳跳，举起两手轻轻地拍着，谁都可以看出他那又瘦又长的背脊在颤抖。男孩们看见这情景而高兴起来，追着他跑，嚷道：“犹太佬！犹太佬！”狗也追他，汪汪地吠。有人哈哈大笑，随后打了个呼哨，那些狗就吠得更响、更欢了。……后来大概有一条狗咬了洛希尔，因为远处传来一声凄厉的绝叫。

亚科甫在牧场上溜达一阵，然后在城郊一带随意走动。男孩们喊道：“青铜来了！青铜来了！”他走到了河边。鹬鸟飞来飞去，鸣声啾啾，鸭子也嘎嘎地叫。太阳晒得很热，水面上金光闪闪，眼睛一看河水就会感到刺痛。亚科甫沿着河边一条小路走去，看见浴棚里走出一个身体丰满、脸色绯红的太太，心里就想：“嘿，好一只水獭！”离浴棚不远，有些男孩正在用肉做饵捉虾，一看到他，就带着恶意喊道：“青铜！青铜！”那儿有一棵老柳树，树顶宽阔，树干上有一个极大的洞，树梢上有一个乌鸦窝。……突然，亚科甫的记忆里活生生地浮现出一个金黄头发的小娃娃和玛尔法讲到的那棵柳树。是啊，这就是那棵柳树，碧绿，安静，忧郁。……它衰老得多了，这可怜的树！

他就在这棵柳树底下坐下来，开始回想。对岸如今是一片水淹的草地，那时候却是一片大桦树林，远处地平线上耸起的那座秃山，当初长着一片很老很老的青色松林。当初河里驶着帆船。现在一切都平坦光滑，对岸只长着一棵幼小而挺秀的小桦树，像是一位小姐。河上只有鸭子和鹅，不像过去曾经行驶过帆船的样子。鹅也似乎比从前少了。亚科甫闭上眼睛，他的脑海里就出现一大群白鹅，这一只迎着另一只飞快地游去。

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在他的一生中，最近四五十年以来，他一次也没到这条河边来过，或者，即使来过，却没注意过它。要知道，这是一条相当大的河，并非不值一提的小河，在这条河上原可以捕鱼，再把鱼卖给商人、文官、车站小吃店的老板，然后把钱存进银行；也可以驾一条小船从这个庄园赶到那个庄园，拉一拉提琴，各种身份的人都会给他钱；还可以试一试用船运货的生意，这比做棺材强得多；最后还可以养鹅，冬天把鹅宰掉，运到莫斯科去，单是鹅毛一项恐怕每年就可以挣十个卢布。可是他白白错过时机，什么事也没做，多大的损失！哎，多大的损失啊！如果把这些事一齐干起来，又是捕鱼，又是拉提琴，又是用船运货，又是杀鹅，那会挣下多大的一笔钱！可是这种事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生活白白过去，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一点欢乐，完全落空了。前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指望，往后看呢，什么也没有，只有种种损失，而且是可怕的损失，简直叫人浑身发凉。为什么人们就不能好好生活，避免这些损失呢？请问，为什么人们把桦树林和松林砍掉？为什么牧场白白荒芜？为什么人们老是做些恰恰不该做的事？为什么亚科甫这一辈子老是骂人，发脾气，捏着拳头要打人，欺侮自己的妻子呢？请问，刚才有什么必要吓唬那个犹太人，侮辱他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妨碍彼此的生活呢？要知道，这造成多大的损失！多么可怕的损失呀！要是没有憎恨和恶意，人们彼此之间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了。

傍晚和夜间，他一直恍惚看见小娃娃，柳树，鱼，宰掉的鹅，从侧面看去活像口渴的鸟儿的玛尔法，洛希尔的苍白可怜的脸。有许多脸从四面八方凑过来，低声数说损失。他翻来覆去，有四五次从床上爬起来拉提琴。

早晨他勉强起床，到医院去了。看病的仍旧是玛克辛·尼古拉伊奇，他吩咐亚科甫在头上放一块用凉水浸过的布，同时给了他一些药粉。亚科甫从他的脸色和口气看出事情不妙，任什么药粉也无济于事了。后来，他在回家去的路上，心里想：死了倒好，不必再吃东西，喝水，纳税，得罪人了；而且由于人在坟墓里不是睡一年，而是睡好几百年，一千年，那么，要是细算一下，好处就大极了。人从生活里得到的是损失，从死亡里得到的反而是好处。这种想法当然正确，然而未免使人气恼，叫人痛心：人世间为什么有这么一种古怪的章法，人只能过一次生活，而这生活却没有带来一点好处就过去了？

死掉倒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可是他回到家里，一看见提琴，他的心就揪紧，他舍不得死了。这把提琴是不能由他带进坟墓去的，今后它就要变得孤零零，落到跟那片桦树林和那片松林同样的下场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过去是白白糟蹋掉，将来也仍旧会白白糟蹋掉！亚科甫从小木房里走出来，在门外坐下，把提琴搂在怀里。他一面想他那白白糟蹋掉、充满损失的一生，一面拉那把提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拉什么曲子，可是音调悲凉而动人，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想得越深，提琴的音调也就越悲凉。

门闩响了一两声，洛希尔在门口出现了。他大着胆子走过半个院子，可是一看见亚科甫，却忽然停住脚，缩起脖子，大概害怕了。他开始用手比画，好像要用手指头表明现在是几点钟似的。

“过来吧，不要紧的，”亚科甫亲热地说，招手要他走过来，“过来吧！”

洛希尔狐疑而害怕地瞧着他，往他那边走过去，在离他一俄丈远的地方站住。

“求您发发慈悲，别打我！”他说，蹲下去，“莫伊塞·伊里奇又打发我来了。他说：你不用怕，再到亚科甫那儿去一趟，就说缺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行。星期三有人办喜事。……是啊！沙波瓦洛夫老爷嫁女儿，那姑爷是个挺好的人。婚礼可阔气啦，嘿嘿！”犹太人又说，眯细一只眼睛。

“我不能去……”亚科甫说，呼呼地喘气，“我病了，老弟。”

他又拉提琴，眼泪从他眼眶里迸出来，滴在提琴上。洛希尔注意地听着，侧着身子对着他，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他脸上那种惊恐困惑的表情渐渐转为悲怆痛苦的神色。他转动眼珠，仿佛心里感到难以承受的狂喜似的，嘴里说：“啊啊啊！……”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慢慢流下来，滴在他那件绿色上衣上。

后来，亚科甫躺了一整天，心里愁闷。傍晚神甫来听取他的忏悔，问他记不记得犯过什么特别的罪。他极力运用他那很差的记性，又想起玛尔法的不幸的脸色和犹太人被狗咬后的绝叫，就声音微弱地说：

“请您把提琴送给洛希尔吧。”

“好。”神甫回答说。

如今，城里的人都问：洛希尔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一把提琴？是他买来的呢，还是偷来的，或者也许是人家押给他的？他早已丢开长笛，现在专拉提琴了。他的弓子也像他从前的长笛那样发出悲凉的音调，可是每逢他极力模仿亚科甫坐在门口拉过的那个曲调，他就会拉出一种极其悲苦哀伤的调子，弄得听众纷纷落泪，最后他自己也转动眼珠，叫出“啊啊啊！……”的声音。城里人都喜欢这个新曲子，商人和文官争先恐后地请他到家里去，每次叫他把这个曲子拉十回。

[1] 对人连称本名和父名，含有尊敬意味。

[2] 指德国籍的犹太富翁洛希尔。

[3] 原文为法语。

[4] 这种动物吸食人畜血液，古时医学上利用它吸取脓血。

大学生

起初天气很好，没有风。鸫鸟噪鸣，附近沼泽里有个什么活东西在发出悲凉的声音，像是往一个空瓶子里吹气。有一只山鹬飞过，向它打过去的那一枪，在春天的空气里，发出轰隆一声欢畅的音响。然而临到树林里黑下来，却大煞风景，有一股冷冽刺骨的风从东方刮来，一切声音就都停息了。水洼的浮面上铺开一层冰针，树林里变得不舒服、荒凉、阴森了。这就有了冬天的意味。

教堂诵经士的儿子，神学院的大学生伊凡·韦里科波尔斯基打完山鹬，步行回家，一直沿着水淹的草地上一条小径走着。他手指头冻僵，脸给风刮得发烧。他觉得这种突如其来的寒冷破坏了万物的秩序与和谐，就连大自然本身也似乎觉得害怕，因此傍晚的昏暗比往常来得快。四下里冷清清的，不知怎的，显得特别阴森。只有河边的寡妇菜园里有亮光，远方以及大约四俄里外的村子都沉浸在傍晚寒冷的幽暗里。大学生想起，先前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母亲正光着脚，坐在前堂里的地板上擦茶炊，他父亲躺在灶台上咳嗽。这天是受难节[1]，他家里没烧饭，他饿得难受。现在，大学生冷得缩起身子，心里暗想：不论在留里克[2]的时代也好，在伊凡雷帝[3]的时代也好，在彼得[4]的时代也好，都刮过这样的风，在那些时代也有这种严酷的贫穷和饥饿，也有这种破了窟窿的草房顶，也有愚昧、苦恼，也有这种满目荒凉、黑暗、抑郁的心情，这一切可怕的现象从前有过，现在还有，以后也会有，因此再过一千年，生活也不会变好。想到这些，他都不想回家了。

那菜园所以叫作寡妇菜园，是因为它归母女两个寡妇所有。一堆篝火烧得很旺，噼噼啪啪地响，火光照亮了周围远处的耕地。寡妇瓦西里萨是个又高又胖的老太婆，穿一件男人的短皮袄，站在一旁，瞧着火光想心事；她的女儿路凯利雅身材矮小，脸上有麻斑，样子有点蠢，她坐在地上，正在洗一口锅和几把汤勺。显然她们刚刚吃过晚饭。旁边传来男人的说话声，那是此地的工人在河边饮马。

“嘿，冬天又回来了，”大学生走到篝火跟前说，“你们好！”

瓦西里萨打了个哆嗦，不过她立刻认出他来，就客气地笑了笑。

“我刚才没认出您来，求主保佑您，”她说，“您要发财啦[5]。”

他们攀谈起来。瓦西里萨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以前在一位老爷家里当乳母，后来做保姆。她谈吐文雅，脸上始终挂着温和而庄重的笑容。她的女儿路凯利雅却是个村妇，受尽丈夫的折磨，这时候光是眯细眼睛看着大学生，一句话也没说，她脸上的表情古怪，就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当初使徒彼得恰好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篝火旁边取暖，”大学生说着，把手伸到火跟前，“可见那时候天也很冷。啊，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夜啊，老大娘！非常悲惨而漫长的一夜啊[6]！”

他朝黑魆魆的四周望了望，使劲摇一下头，问道：

“你大概听人读过十二节福音吧？”

“听过。”瓦西里萨回答说。

“那你会记得，在进最后的晚餐时，彼得对耶稣说：‘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主却回答他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傍晚以后，耶稣在花园里愁闷得要命，就祷告，可怜的彼得心神劳顿，身体衰弱，眼皮发重，怎么也压不下他的睡意。他睡着了。后来，你听人读过，犹大就在那天晚上吻耶稣，把他出卖给折磨他的人了。他们把他绑上，带他去见大司祭，打他。彼得呢，累极了，又受着苦恼和惊恐的煎熬，而且你知道，他没有睡足，不过他预感到人世间马上要出一件惨事，就跟着走去。……他热烈地，全心全意地爱耶稣，这时候他远远看见耶稣在挨打。……”

路凯利雅放下汤勺，定睛瞧着大学生。

“他们到了大司祭那儿，”他接着说，“耶稣就开始受审，而众人因为天冷，在院子里燃起一堆火，烤火取暖。彼得跟他们一块儿站在火旁，也烤火取暖，像我现在一样。有一个女人看见他，就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一伙的。’那就是说，也得把他拉去受审。所有那些站在火旁的人想必怀疑而严厉地瞧着他，因为他心慌了，说：‘我不认得他。’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就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可是他又否认。有人第三次对他说：‘我今天看见跟他一块儿在花园里的，不就是你吗？’他又第三次否认。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彼得远远地瞧着耶稣，想起昨天进晚餐时耶稣对他说过的话。……他回想着，醒悟过来，就走出院子，伤心地哭泣。福音书上写着：‘他就出去痛哭。’我能想出当时的情景：一个安安静静、一片漆黑的花园，在寂静中隐约传来一种低沉的啜泣声。……”

大学生叹口气，沉思起来。瓦西里萨虽然仍旧赔着笑脸，却忽然哽咽一声，大颗的泪珠接连不断地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她用衣袖遮着脸，想挡住火光，似乎在为自己的眼泪害臊似的；而路凯利雅呆望着大学生，涨红脸，神情沉闷而紧张，像是一个隐忍着剧烈痛苦的人。

工人们从河边回来了，其中一个骑着马，已经走近，篝火的光在他身上颤抖。大学生对两个寡妇道过晚安，便往前走去。黑暗又降临了，他的手渐渐冻僵。吹来一阵刺骨的风，冬天真的回来了，使人感觉不到后天就是复活节。

这时候大学生想到瓦西里萨：既然她哭起来，可见彼得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所经历的一切都跟她有某种关系。……

他回过头去看。那堆孤零零的火在黑地里安静地摇闪，看不见火旁有人。大学生又想：既然瓦西里萨哭，她的女儿也难过，那么显然，刚才他所讲的一千九百年前发生过的事就跟现在，跟这两个女人，大概也跟这个荒凉的村子有关系，而且跟他自己，跟一切人都有关系。既然老太婆哭起来，那就不是因为他善于把故事讲得动人，而是因为她觉得彼得是亲切的，因为她全身心关怀彼得的灵魂里发生的事情。

他的灵魂里忽然掀起欢乐，他甚至停住脚站一会儿，好喘一口气。“过去同现在，”他暗想，“是由连绵不断、前呼后应的一长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他觉得他刚才似乎看见这条链子的两头：只要碰碰这一头，那一头就会颤动。

他坐着渡船过河，后来爬上山坡，瞧着他自己的村子，瞧着西方，看见一条狭长的、冷冷的紫霞在发光，这时候他暗想：真理和美过去在花园里和大司祭的院子里指导过人的生活，而且至今一直连续不断地指导着生活，看来会永远成为人类生活中以及整个人世间的主要东西。于是青春、健康、力量的感觉（他刚二十二岁），对于幸福，对于奥妙而神秘的幸福那种难于形容的甜蜜的向往，渐渐抓住他的心，于是生活依他看来，显得美妙、神奇，充满高尚的意义了。

[1]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守此节。

[2] 据编年史记载，留里克为公元9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大公，其子伊戈尔为俄罗斯国家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的建立者。

[3] 即俄国沙皇伊凡四世（1530—1584）。

[4] 即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

[5] 俄罗斯习俗，熟人相遇，一时未能认出对方，在认出后，即用此语解嘲。

[6] 指《圣经》上所载耶稣被捕的那一夜，详见《路加福音》。

文学教师

一

木头地板上响起马蹄的嘚嘚声；他们从马房里先拉出黑马努林伯爵，然后拉出白毛大马，随后拉出它的妹妹玛依卡。它们全是名贵的骏马。老人谢列斯托夫给大马上好鞍子，对他女儿玛莎说：

“行了，玛丽亚·戈德芙鲁阿，上马!唷!”

玛莎·谢列斯托娃是一家当中顶年轻的一个。她已经十八岁了，可是她的家人积习难改，还把她看做小孩，因此大家仍旧称呼她玛尼娅[1]和玛纽莎②。自从城里来了个马戏团，她热中地去看马戏以后，大家又开始把她叫做玛丽亚·戈德芙鲁阿了。

“唷!”她骑到大马的背上，叫了一声。

她姐姐瓦丽娅骑上玛依卡，尼基京骑上努林伯爵，军官们骑上各自的马。这个又长又好看的马队，闪着军官们的白上装，小姐们的黑色骑马装，五颜六色，缓缓地走出院子。

尼基京瞧出来：大家上马的时候，以及后来大家骑着马走过街道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玛纽莎专注意他一个人。她担忧地瞧着他和努林伯爵，说：

“您得时时刻刻勒住马嚼子，管住它才行，谢尔盖·瓦西里奇。别让它畏缩。那是它装佯。”

要么因为大马跟努林伯爵十分要好，要么也许机会凑巧，总之，她骑着马始终挨着尼基京身旁走，跟昨天和前天一样。他呢，瞧着骑在骄傲的白马身上的她那苗条娇小的身子，瞧着她那秀丽的侧影，瞧着那顶跟她一点也不相称、使她看起来显老的高礼帽，心里又快活，又温柔，又痴迷，虽然在听她讲话，可是没大听清她在说什么，却在暗想：

“我凭我的人格担保，对上帝赌咒：我不再怕羞，我今天非跟她说穿不可了……”

那时候是傍晚六点多钟，正是洋槐和丁香的香气非常浓郁，空气和树木本身好像也因为那浓香而变凉了的时候。城中公园里的乐队已经在奏乐。马儿在大街上踩出一片清脆的蹄声，四面八方传来欢笑声、谈话声、关门声。在路上遇到的兵都向军官们敬礼，男学生向尼基京鞠躬。所有从容散步或者匆忙地赶到公园里去听音乐的人，看见这一伙人马，显然都很愉快。天气多么暖和啊!散布在天空东一朵西一朵的白云，那样子多么轻柔!白杨和洋槐的影子伸过整个宽阔的大街，笼罩在街对面的房屋的阳台和二层楼上，看上去多么温柔而舒畅!

他们骑马出城，在大道上快步奔跑起来。这儿已经没有洋槐和丁香的香气，也听不见音乐声，可是田野透出清香，嫩黑麦和小麦碧绿，金花鼠吱吱地叫，白嘴鸦呱呱地噪。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只不过这儿那儿现出几块瓜地，颜色发黑，左边远处在墓园那儿有一片正在凋谢的白色苹果花罢了。

他们走过屠宰场，然后走过啤酒酿造厂，追上一群赶到市郊公园去奏乐的军乐队员。

“波利扬斯基有一匹很好的马，这我不否认，”玛纽莎对尼基京说，用眼睛指了指那个骑着马跟瓦丽娅并排走着的军官，“不过那马有缺点。左腿上有块白斑，简直长的不是地方，而且请看，它的脑袋老往后仰。现在是任凭怎么样也没法叫它不仰了，它要照这样一直仰到死的那一天了。”

玛纽莎跟她父亲一样爱马着了迷。她看见别人有好马，总觉着心痛，一看出别人的马有缺点就痛快。尼基京却一点也不懂马，勒住马缰也好，勒住马嚼子也好，马快跑也好，慢跑也好，在他完全没有什么分别。他只觉得自己骑马的姿势不自然，别扭，因此那些善于骑马的军官一定比他更能使玛纽莎中意。于是他因为她喜欢那些军官而吃醋了。

他们路过郊外的公园，有人提议大家进去，喝点矿泉水。他们就进去了。这公园里只有橡树。那些橡树最近才长出叶子，因此现在从新生的树叶里望出去，仍旧看得见整个公园，和公园里的高台、小桌、秋千。所有的乌鸦窝也都看得见，样子像大帽子。这伙骑马的人和他们同来的小姐们在一张小桌旁边下了马，要矿泉水喝。有些他们认得的人，原在公园里散步，这时候走到他们跟前来。其中有穿高筒靴的军医官，有等音乐师的乐队指挥。医师大概把尼基京看做大学生了，因为他问：

“请问，您是回来过暑假吗?”

“不，我一向住在这儿，”尼基京回答说，“我是中学校的教师。”

“真的吗?”医师觉着奇怪，“这么年轻就已经做老师了?”

“怎么能说年轻?我都二十六岁了!……感谢上帝!”

“您留了胡子和唇髭，可是从您的相貌看起来，您至多不过二十二三岁。您显得多么年轻啊!”

“真是混账话!”尼基京暗想，“连这个人也拿我当小娃娃看待!”

别人讲到他年轻，特别是当着女人或者学生的面，他总是极不痛快。自从他到本城来做事以后，他一直讨厌他自己这副显得过于年轻的相貌。学生不怕他，老人叫他年轻人，女人倒高兴跟他跳舞，却不高兴听他的长篇大论。他呢，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马上能老这么十岁才好。

从公园出来，他们再往前走，到谢列斯托夫的田庄去。他们在院子门外勒住马，唤出总管的老婆普拉斯科维亚，要她拿点鲜牛奶来。牛奶拿来了却没人喝。大家互相望望，笑起来，策动马，跑回去了。等到他们骑马回来，乐队已经在市郊公园里奏乐，太阳躲到墓园后面，半个天空给晚霞染成深红色了。

玛纽莎骑着马又跟尼基京并排走着。他有心告诉她说他多么热烈地爱她，可是他又怕给军官们和瓦丽娅听了去，只好不响。玛纽莎也一声不响。他体会到她为什么沉默，为什么骑着马跟他并排走，就暗暗觉着幸福，于是大地、天空、城中的灯火、啤酒酿造厂的黑轮廓，总之，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合成了一种很美妙可爱的东西。他觉着他的努林伯爵仿佛凌空走着，想跃上深红的天空似的。

他们到了家。茶炊已经在花园里的桌子上滚沸，老人谢列斯托夫跟他的朋友，地方法院的官员们坐在桌子的一边谈心，他照例在批评什么事情。

“这是粗鄙!”他说，“粗鄙，不是别的。对了，先生!粗鄙，先生!”

自从尼基京爱上玛纽莎以后，谢列斯托夫家的东西样样都中他的意：房子、房子旁边的花园、晚茶、藤椅、老奶妈，甚至老人常爱说的那两个字“粗鄙”。他所不喜欢的只有那无数的猫和狗，还有在露台上一个大笼子里凄凉地哀叫着的埃及种鸽子。室内狗和看家狗也实在是多，他跟谢列斯托夫一家来往这么久，却只认清了其中的两只：穆希卡和索木。穆希卡是一条脱了毛的小狗，脸上却毛茸茸，恶毒而且惯坏了。它痛恨尼基京。它每一次看见他，总要偏着头，龇出牙，叫起来：“呜……汪汪汪……呜……”

然后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每逢他想把它从自己的椅子底下赶走，它就尖声狂吠起来，主人们就说：

“别害怕，它不咬人。它是一条好狗。”

索木是一条高大的黑狗，腿长，尾巴跟木棒那么硬。每逢人们吃饭或者喝茶，它总是一声不响地在桌子底下走动，摇着尾巴拍人们的靴子和桌腿。它是条忠厚的笨狗，可是尼基京受不了它，因为它有个习惯，总喜欢把头放在吃饭的人的膝盖上，弄得裤子沾上它的唾沫。尼基京不止一回用刀柄打它的大额头，用手指头弹它的鼻子，骂它，抱怨它，可是任凭怎么样也还是免不了让自己的裤子沾上污斑。

骑马闲游一番以后，茶啦，果酱啦，面包干啦，牛油啦，显得都很好吃了。他们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喝完第一杯茶，不过喝到第二杯，他们就吵起架来了。每次喝茶和吃午饭的时候领头吵架的总是瓦丽娅。她已经二十三岁，长得俊俏，比玛纽莎好看，素来被人认为是这一家人中顶聪明、顶有教养的一个。她的举动端庄严正，凡是在家里代替了亡母地位的大女儿都有这样的气派。她既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就觉得有权在客人面前穿着短上衣走来走去，而且直呼那些军官的姓，她把玛纽莎看做小姑娘，用女训导员的口吻跟她谈话。她老是把自己叫做老处女，这就是说，她相信自己准嫁得出去。

每一回谈话，哪怕是讲到天气，她也一定把它变成吵架。她有一种嗜好，喜欢抓住别人的语病，揭穿别人的矛盾，挑剔话里的毛病。您刚跟她谈起什么事，她就盯着您的脸，忽然插嘴说：“对不起，对不起，彼得罗夫，前天您讲的话可是刚好相反啊!”

要不然，她就冷冷地一笑，说：“可是我瞧您是在鼓吹第三厅[2]的原则呢。那我该给您道喜了。”

要是您说句俏皮话，或者说句双关语，您就马上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这是老套头!”要不然：“这是耍贫嘴!”要是军官说了句俏皮话，她就做出轻蔑的脸相，说：“丘八的俏皮话!”

她把“丘”字念得很用劲，弄得穆希卡总要从椅子底下回她一声：“呜……汪汪汪……”

这回喝茶时候，吵嘴是因为尼基京讲到学校的考试而开的头。

“对不起，谢尔盖·瓦西里奇，”瓦丽娅拦住他的话，“您说什么学生觉着考试难。容我问您一声，这到底是谁的错呢?比方说，您叫八年级的学生写作文，题目是‘作为心理学家的普希金’。第一，不应该出这么难的题目，第二，普希金怎么能算是心理学家呢?是啊，讲到谢德林或者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不同了，可是普希金却是伟大的诗人，再也不是别的。”

“谢德林是一回事，普希金又是一回事。”尼基京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知道，你们中学校的老师是不大看得起谢德林的，不过问题不在这儿。请您告诉我，普希金在哪方面可以算得是心理学家呢?”

“难道您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心理学家吗?要是您不嫌弃，我不妨给您举点例子。”

尼基京就朗诵了几段《奥涅金》[3]，然后又朗诵了几段《鲍利斯·戈东诺夫》[4]。

“我一点也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心理学，”瓦丽娅叹道，“心理学家是描写人类灵魂细微曲折的变化的那种人。您念的那些却是优美的诗，再也不是什么别的。”

“我知道您要的心理学是什么!”尼基京说，生气了，“您要的是别人拿把钝锯子来锯我的手指头，我呢，大叫大喊，这就是您所谓的心理学。”

“耍贫嘴!不过您还是没有对我证明为什么普希金是心理学家。”

每逢尼基京因为反对一种他认为狭隘陈腐的或者这一类的见解而不得不吵架的时候，他照例从座位上猛的跳起来，两只手捧住头，哼哼唧唧，从房间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他跳起来，用手抱住头，哼哼唧唧，绕着桌子兜了个圈子，随后在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军官们来给他撑腰。波利扬斯基上尉开口，对瓦丽娅担保说，普希金真的是心理学家，为要证明这点，他还引了莱蒙托夫的两行诗。盖尔涅特中尉说，如果普希金不是心理学家，他们就不会为他在莫斯科立纪念像了。

“这是粗鄙!”这话从桌子的另一头传来，“我对总督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粗鄙，大人。’”

“我不愿意再吵了!”尼基京叫道，“这样吵下去没完没了!够了!咳，给我滚开，这条脏狗!”他对索木喊道，索木把脑袋和爪子都放到他的膝盖上来了。

“呜……汪汪汪……”狗叫声从椅子底下传来。

“承认您自己错了吧!”瓦丽娅叫道，“承认吧!”

可是这时候有几位做客的小姐走来，吵架自然而然中止了。大家一齐走进大厅。瓦丽娅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开始弹舞曲。他们先跳华尔兹舞，然后跳波利卡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和grɑndrond[5]舞，由波利扬斯基上尉领着穿过各个房间，然后又跳华尔兹舞。

跳舞时候，老年人坐在大厅里抽烟，看那些青年男女。老人当中有一个是市立信用社的经理谢巴尔津，他以爱好文学和戏剧艺术出名。他创办了当地的音乐戏剧小组，亲自参加演出，不知什么缘故老是只限于演滑稽的听差，或者用唱歌的声调朗诵《女罪人》。他在本城有个外号，叫木乃伊[6]，因为他长得高，又很瘦，青筋暴起，而且老是做出庄严的脸相，眼睛发呆，没有光彩。他那么真诚地爱好戏剧艺术，甚至剃光上髭和胡子，这就弄得他越发像木乃伊了。

等到大环舞拆散，他迟迟疑疑，侧着点身子走到尼基京跟前，咳了一声，说：

“刚才喝茶时候你们的一番辩论，我很荣幸地全听见了。我十分赞成您的见解。我们的看法一样，因此跟您谈一谈，在我是很大的乐事。您看过莱辛[7]的《汉堡剧评》那本书吗?”

“没有，我没看过。”

谢巴尔津大吃一惊，不住地摆手，仿佛烫伤了他的手指头似的。他什么话也没说，从尼基京身边走开了。谢巴尔津的身材、他问的那句话、他那惊奇的神情，尼基京都觉着好笑，不过他仍旧暗想：

“这真叫人难为情。我是文学教师，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没读过莱辛的书。我得读一读他的著作才成。”

晚饭以前，这班人，老老少少，全坐下来玩“命运”[8]。他们拿两副牌，一副发给大家，每个人得的牌一般多，一副摊在桌子上，背面朝上。

“谁手里有这张牌，”老人谢列斯托夫翻开第二副牌面上的一张，正正经经地开口说，“命运就派谁马上到儿童室去吻一下奶妈。”

吻奶妈的荣幸落在谢巴尔津身上了。大家就簇拥着他，把他领到儿童室去，一面笑一面鼓掌，逼他吻奶妈。这就引起了一大片嚷叫喧哗的声音……

“不够热情!”谢列斯托夫喊道，笑得流出眼泪来，“不够热情啊!”

命运派定尼基京听取所有的人的忏悔。他就坐在大厅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有人拿来一块披巾，蒙住他的脑袋。第一个来向他忏悔的是瓦丽娅。

“我知道您的罪，”尼基京开口说，在黑暗中瞧着她那副严厉的模样，“小姐，告诉我，您每天跟波利扬斯基一块儿出去散步，到底是为什么?哼，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跟骠骑兵在一块儿呀!”

“这是耍贫嘴。”瓦丽娅说，走开了。

然后，他在披巾里面看见两只凝眸不动的大眼睛闪闪发光，还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一张可爱的脸儿的轮廓，又闻到一股早已熟悉的名贵香水的气味，使得尼基京想起了玛纽莎的房间。

“玛丽亚·戈德芙鲁阿，”他说，嗓音都变了，它变得那么柔和而温存，“您犯的是什么罪呢?”

玛纽莎眯细眼睛，朝他吐了吐舌尖，然后她笑起来，走开了。过一分钟，她站在大厅中央，拍着手叫道：

“吃晚饭啦，吃晚饭啦，吃晚饭啦!”

大家就一齐拥进了饭厅。

吃晚饭的时候，瓦丽娅又吵起架来，这回是跟她父亲吵。波利扬斯基庄重地吃着，喝着红葡萄酒，对尼基京讲起有一年冬天作战的时候，他怎样通宵站在一个沼泽里，烂泥没到膝头，讲起敌人离得怎样近，大家奉命不准抽烟或讲话，那天夜里又冷又黑，刮着刺骨的寒风。尼基京听着，斜起眼睛看玛纽莎。她呢，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眼也不眨，仿佛在想什么心事，或者是想得出了神似的……这使他觉得又快活又痛苦。

“为什么她这样看着我呢?”这问题折磨着他，“这真叫人难为情。人家会瞧出来的。啊，她还多么年轻，多么天真啊!”

午夜，客人散了。尼基京刚刚走出门口，楼上一扇小窗子就砰的一声推开了，玛纽莎探出头来。

“谢尔盖·瓦西里奇!”她招呼一声。

“有什么吩咐吗?”

“是这么回事……”玛纽莎说，明明想找点话说，“是这么回事……波利扬斯基答应一两天内带着他的照相机来，给我们大家照像。我们得在这儿聚齐才行。”

“好吧。”

玛纽莎消失了，窗子砰的一声关上，那所房子里立刻有人弹起钢琴来。

“嘿，这一家人!”尼基京想着，穿过大街，“这个家里没有人唉声叹气，只有那些埃及种的鸽子除外，可是就连那些鸽子唉声叹气也只是因为它们不会用别的方法表白它们的欢乐罢了!”

不过，也并不是只有谢列斯托夫家才过得快活。尼基京还没走出两百步去，就听见另一所房子里传出钢琴声来。他再往前走不远，又看见一个农民在门口弹三弦琴。公园里，乐队奏着俄罗斯歌曲中的集成曲……

尼基京的家离谢列斯托夫家有半俄里远，那是一个公寓，共有八个房间，他按年租三百卢布赁下来，跟他的同事史地教师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同住。那位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还不能算是老人，长着狮子鼻和棕红色的小胡子，相貌有点粗，不文气，跟工匠一样，可是神情温和。尼基京走回家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桌子旁边改学生们画的地图。他认为学地理顶要紧顶重大的事是画地图，学历史呢，是记年表，他往往一连好几夜坐在那儿用蓝铅笔改他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所画的地图，或者编年表。

“今天天气多好啊!”尼基京走进他的房间里说，“您真叫人奇怪，怎么能坐在房间里不出去呢?”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是个不善于言谈的人，他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只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事。现在他就是这样回答：

“不错，非常好的天气。现在是五月，不久就要到真正的夏天了。夏天跟冬天不同。冬天得生炉子，可是夏天不生炉子也暖和。夏天晚上开着窗子还是觉着热，冬天就连装了双层窗子也还是觉得冷。”

尼基京在桌旁坐了没到一分钟，就觉着烦闷了。

“晚安!”他说，站起来，打个呵欠，“我本来想告诉您一件跟我有关系的爱情方面的事，可是您呢，就知道搞地理!人家刚跟您谈到爱情，您就会立刻问：‘卡尔卡战役是在哪年?’您跟您那些大战役啦，您那些丘库奇岬[9]啦，统统见鬼去吧!”

“您为什么生气?”

“真烦死了!”

他想到他还没有跟玛纽莎说穿，又想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爱情的人，就心烦起来，走进自己的书房，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下。书房里黑暗而寂静。尼基京躺在那儿，呆望着黑暗，不知什么缘故，开始想象过两三年后他为办一件事要到彼得堡去，玛纽莎怎样到车站去送他，哭哭啼啼，到了彼得堡，他怎样接着她寄来的一封长信，恳求他快点回家。他呢，怎样写信给她……他的信开头照这样写：“我亲爱的小耗子!……”

“对了，就写我亲爱的小耗子!”他说，笑起来。

他觉着躺得不舒服。他就把两条胳膊垫在脑袋底下，抬起左腿来架在长沙发靠背上。他觉得舒服了。这当儿，窗口开始明显地发白，睡意蒙眬的公鸡在院子里高声啼起来。尼基京接着想他怎样从彼得堡回来，玛纽莎怎样到车站来接他，高兴得尖叫一声，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或者，更妙一点儿，他耍个花招：半夜三更偷偷回到家里，厨娘替他开门，然后他踮起脚尖走进卧室，一声不响脱掉衣服，一下子跳上床!她醒过来，乐得什么似的!

天大亮了。窗子和书房却不见了。在昨天他们骑马路过的那个啤酒酿造厂的门廊台阶上，坐着玛纽莎，喃喃地说着什么。随后她挽着尼基京的胳膊，跟他一块儿走进市郊公园。在那儿他看见橡树和像帽子一样的乌鸦窠。有一个窠摇晃起来，谢巴尔津从里面探出头，大喝一声：“您没看过莱辛的书!”

尼基京周身打一个冷战，睁开眼睛。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站在长沙发前面，头往后仰着，正在打领带。

“起来吧，现在该到学校去了，”他说，“不应当穿着衣服睡觉。这样会弄坏你的衣服。应当脱了衣服睡在床上才对……”

照往常一样，他开始冗长而抑扬顿挫地讲着人人早已知道的事。

尼基京的第一堂课是二年级的俄语。九点钟整，他走进教室，却看见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两个大字——玛·谢。这两个字大概指的是玛莎·谢列斯托娃。

“他们已经闻出来了，这些坏蛋……”尼基京想，“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第二堂文学课是在五年级。黑板上也写着玛·谢两个字。他上完课走出教室，听见身后传来一片叫嚷声，仿佛是戏院里最高楼座上传来的喝彩声：

“乌拉!谢列斯托娃!!”

由于和衣睡了一觉，他的脑袋不好受，身体酸懒发软。那些学生天天盼望着考试以前的停课，什么功课也做不下去，心里焦躁，由于无聊而胡闹起来。尼基京也厌烦，没理会他们的胡闹，不断地走到窗前去。他看见大街让太阳照得挺亮。房子上空是透明的蓝天和鸟雀，远远的，在苍翠的公园和许多房子的背后是广漠无垠的远方、罩在蓝色雾霭里的小树林、奔驰的火车冒出来的煤烟……

这时候有两个穿白上装的军官耍弄着小马鞭，走过街上洋槐的树荫。然后有一群犹太人，留着白胡子，戴着便帽，坐着一辆敞篷马车经过这里。一个家庭女教师带着校长的孙女出来散步……索木同另外两条狗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瓦丽娅穿一身素雅的灰衣服和红袜子，手里拿着《欧罗巴通报》，走过去。她必是到市立图书馆去了一趟……

下学还早得很呢，要到下午三点钟!课后他还不能回家，也不能到谢列斯托夫家里去，却得到沃尔夫家里去教课才行。这沃尔夫是个有钱的犹太人，改信路德派[10]，不把自己的孩子们送进中学校，却请中学的教师到家里来教他们，每上一回课给五个卢布……

“心里真闷啊，闷啊，闷啊!”他暗想。

到三点钟，他到沃尔夫家里去了，坐在那儿他觉着时间好像长得无穷无尽似的。五点钟他离开那儿，可是六点多钟他得回到中学校去开教师会议，拟定四年级和六年级的口试时间表!

他到暮色很深的时候才离开中学到谢列斯托夫家里去。他心跳，脸红。一个月以前，甚至一个星期以前，每逢他打定主意向她求爱，他总是准备好一大套话，有开场白，有结束语。现在呢，他却一个字也没准备好，他的脑子里乱哄哄的，他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他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爱情，再拖下去是绝对不行了。

“我要邀她到花园里去，”他想，“我们先蹓跶一会儿，然后就说出自己的爱情……”

前厅里没有一个人。他走进大厅，后来又走进客厅……那儿也是一个人都没有。他听见瓦丽娅在楼上跟人吵嘴，还听见儿童室里有雇来的女裁缝的剪刀的裁剪声。

这所房子里有一个小房间，同时有三个名字：小房间、过路的房间、黑房间。那里面有一个旧的大立柜，里面装着药品、弹药、猎具。这房间里有一道窄小的木头楼梯通到楼上，楼梯上老是睡着猫。这房间有两个门，一个通到儿童室，一个通到客厅。尼基京走进这个房间，预备上楼去，忽然儿童室的门开了，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震得楼梯和立柜发颤。玛纽莎穿着黑衣服，跑进房间里来，手里拿着一段蓝色衣料。她没看见尼基京，照直往楼梯口跑去。

“等一等……”尼基京拦住她，说，“您好，戈德芙鲁阿……容我……”

他上气不接下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一只手拉住她的手，一只手抓住蓝色衣料。她呢，不知是害怕还是惊奇，睁着大眼睛瞧他。

“容我……”尼基京接着说，深怕她走掉，“我要跟您谈一件事……只是……这儿不方便。我不能，我不能够……戈德芙鲁阿，您明白不，我不能……就是这么回事……”

蓝色衣料掉在地板上，尼基京拉住玛纽莎的另一只手。她脸色煞白，努动嘴唇，然后从尼基京面前往后退，退啊退的，发现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间的角落里了。

“凭我的人格，我向您担保……”他轻声说，“玛纽莎，凭我的人格……”

她扬起头，他就吻她的嘴唇，为了吻得久些，他用手指头捧住她的脸蛋儿。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他发现自己夹在墙壁和立柜中间的角落里了。她伸出胳膊搂着他的脖子，脑袋抵着他的下巴。

随后他们双双跑进花园去了。

谢列斯托夫家有一个占地四俄亩的大花园，里面有约摸二十棵老枫树和菩提树，有一棵枞树，此外全是果树：樱桃树啦，苹果树啦，梨树啦，野栗树啦，银白的橄榄树啦……花也很多。

尼基京和玛纽莎一句话也不说，顺林荫路跑着，笑着，时不时地互相问些前后不连贯的话，谁也不回答。在花园的上空，一弯新月照着；在地上淡淡的月光下，含着睡意的郁金香和鸢尾花从黑暗的青草里探身出来，仿佛请求人们也跟它们谈情说爱似的。

等到尼基京和玛纽莎回到正房里来，军官们和小姐们已经到齐，正在跳玛祖尔卡舞[11]。波利扬斯基又领头带着众人跳大环舞，走遍各个房间，跳完舞大家又玩“命运”。晚饭前，等到客人已经从大厅走进饭厅，只剩下玛纽莎和尼基京在一块儿，玛纽莎就紧偎在他的身边，说：

“你自己去跟爸爸和瓦丽娅谈吧。我怕羞……”

晚饭后，他去找老人谈话。谢列斯托夫听他说完，想了想，说：

“承您看得起我和我的女儿，我很感激，不过容我像朋友那样跟您谈一谈。我不是凭父辈的身份跟您讲话，却是照上流人对上流人那样跟您讲话。请您告诉我，您年纪还这么轻，何苦要结婚呢?只有乡下人才那么年轻就结婚，那当然是粗鄙，可是您是为什么呢?您这样年轻，就给自己戴上镣铐，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我完全不能算年轻了!”尼基京生气地说，“我已经快满二十七岁了。”

“爸爸，兽医来了!”瓦丽娅在隔壁房间里叫道。

谈话就此中断。瓦丽娅、玛纽莎、波利扬斯基，送尼基京回家。他们走到他的家门口，瓦丽娅说：

“为什么您那个神秘的劈里拍拉·劈里拍拉奇从来不在什么地方露面?他尽可以到我们家里来玩啊。”

尼基京走进去，那位神秘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正坐在自己床上脱裤子。

“别躺下睡觉，亲爱的!”尼基京喘吁吁地对他说，“等一会儿，别躺下睡觉!”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赶紧穿好裤子，惊慌地问：

“究竟什么事?”

“我要结婚了!”

尼基京在他的同事身旁坐下，瞧着他，带着惊奇的眼神，好像觉得自己很古怪似的，说：

“您想想看，我就要结婚了!跟玛莎·谢列斯托娃结婚!今天我求婚来着。”

“哦?她好像是个挺好的姑娘。只是她年轻得很。”

“是啊，她年轻!”尼基京叹了一口气，说，现出担忧的神气耸耸肩膀，“年轻得很，年轻得很哟!”

“她在我教过的中学里念过书。我认识她。她的地理学得还好，历史不行。她上课不专心听讲。”

不知什么缘故，尼基京忽然可怜他的同事，想对他说点温存的安慰话。

“好朋友，您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比方说，您为什么不去跟瓦丽娅结婚呢?她是个可爱的、非常好的姑娘啊!固然她很喜欢吵架，不过她那颗心……那是什么样的心啊!她刚才还问起您呢。跟她结婚吧，好朋友!嗯?”

他明明知道瓦丽娅绝不肯嫁给这么一个无味的、翘鼻子的人，可是仍旧劝他娶她。这是为什么呢?

“婚姻是终身大事，”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想一想，说，“人得面面顾到，考虑周详才成，万不可以草率从事。慎重绝没有害处，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因为一结婚，就不再做单身汉，要开始过新生活了。”

他又开始讲那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话。尼基京听不下去，道了晚安，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他很快地脱掉衣服，很快地上床，为的是赶快开始想自己的幸福，想玛纽莎，想将来，微微地笑着，忽然想起自己还没读过莱辛的著作。

“我得读一读他的著作才成……”他想，“其实，话说回来，我何必读它呢?滚它的!”

而且他让自己的幸福弄得很累，马上就睡着了，脸上的微笑一直保持到第二天清早。

他在梦中听见木头地板上的嘚嘚马蹄声。他梦见从马房里先牵出黑马努林伯爵，随后牵出白毛大马，再后，牵出它的妹妹玛依卡……

二

“教堂里很拥挤，很嘈杂，有一回甚至有个人叫喊起来，替玛纽莎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的大司祭，隔着眼镜望着人群，厉声说道：

“‘不准在教堂里走来走去，不准嚷，安安静静站在那儿祷告。应该敬畏上帝才是。’

“我的男傧相是我的两个同事，玛尼娅的男傧相是波利扬斯基上尉和盖尔涅特中尉。主教的唱诗班唱得好极了。烛花的爆裂声啦，灿烂的光啦，华丽的服装啦，军官啦，无数快活满意的脸啦，玛尼娅那种特别娇弱的神情啦，总之，整个环境和婚礼的祷告词，把我感动得流下泪来，使我满腔得意。我想：近来我的生活开了多么茂盛的花，变得多么美丽而富于诗意!两年以前，我还是个大学生，我还在涅格林诺伊租住着便宜的公寓房间，没有钱，没有亲属，而且，依我当时的想法，也没有前途。现在呢，我是一个顶好的省城里的中学教师，收入牢靠，有人爱，万事如意。我暗想：都是为了我，这群人才聚在这儿，都是为了我，那三个枝形烛架才点亮，助祭才大声喊叫，唱诗班才努力唱好。不久我就可以叫一声妻子的那个年轻的人儿这么年轻，这么优雅，这么高兴，那也是为了我。我想起我们最初的相逢，想起我们城外的旅行，想起我的求爱，想起天气，整个夏天，仿佛上天故意安排好了似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当初住在涅格林诺伊，我觉得只有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才可能有的那种幸福，现在我却实际经历到了，仿佛已经把它抓在手心里了似的。

“行完婚礼，大家乱糟糟地围着我和玛尼娅，表白他们的真诚的快乐，向我们道喜，祝我们幸福。有一位准将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儿，只向玛纽莎一个人道喜，用尖细的苍老嗓音对她说话，声音却响得整个教堂都听得见：

“‘亲爱的，我希望您婚后也仍旧跟眼前一样是一朵玫瑰花。’

“军官们、校长、所有的教师，都出于礼貌微微地笑。我也觉得我自己的脸上有一种愉快的、做作出来的笑容。史地教师，最亲爱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素来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话，这时候使劲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说：

“‘这以前您没结婚，一直单身过活。现在您结婚了，要两个人一块儿生活了。’

“我们从教堂里出来，坐车到一座两层楼的没抹灰泥的房子去，那是嫁妆的一部分，现在由我接收下来了。除了这所房子以外，玛尼娅还带给我大约两万卢布，和一片叫做美里托诺甫斯卡亚的荒地，那儿有一所给看守人住的小房子，据说还有很多鸡、鸭，没人照管，变成野鸡、野鸭了。我从教堂来到这儿，就走进我的新书房，伸个懒腰，在一个土耳其式长沙发上躺下来，摊开四肢，抽烟，我觉着软和，舒服，安乐，这是我生平从没感到过的。这当儿客人们正在欢呼‘乌拉’，前厅有一个不高明的乐队吹奏喜歌和种种乱七八糟的曲子。玛尼娅的姐姐瓦丽娅跑进书房里来，手里拿着一个高脚玻璃杯，脸上现出古怪的紧张表情，仿佛嘴里含满了水似的；她分明还想再往前走，可是忽然又哭又笑起来，酒杯当的一声落在地板上。我们搀着她的胳膊，领她走了。

“‘谁也弄不懂!’后来她躺在后屋老奶妈的床上，含含糊糊地说，‘弄不懂，弄不懂!我的上帝啊，谁也弄不懂!’

“可是人人都十分明白：她比她妹妹玛尼娅大四岁，却还没结婚。她哭，倒不是出于忌妒，却是因为她忧郁地领会到她的年华正在消逝，甚至也许已经消逝了。他们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她带着一张沾着泪痕、擦了浓粉的脸回到大厅里来。我看见波利扬斯基上尉在她面前端着一碟冰激凌，她拿小调羹舀着吃……

“这时候已经是清早五点多钟了。我拿起我的日记本来描写我的圆满而多彩的幸福，心想我要写出足足六页来，明天好念给玛尼娅听。可是说来奇怪，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迷迷糊糊，跟在做梦一样。我只生动地想起瓦丽娅那段插曲，想写一句：‘可怜的瓦丽娅!’我简直能够照这样一直坐下去，写：‘可怜的瓦丽娅!’顺便提一句，树叶沙沙地响起来，天要下雨了。乌鸦呱呱地叫；我的玛尼娅刚刚睡着，不知为什么，她的脸色忧愁。”

后来，有很长一阵子尼基京没写日记。八月初，他开始忙补考和入学考试，过了圣母升天节，学校开学了。照例早上八点多钟他动身上学校去，到九点多钟就已经惦记玛尼娅和他的新家，不住地看表了。上低年级课的时候，他就叫一个学生起来念书，让别的学生随着默写。在孩子们默写的时候，他自己坐在窗台上，闭了眼睛遐想。不管瞻望将来也好，回想过去也好，在他都是同等美妙，跟神话一样。上高年级课的时候，他叫学生大声读果戈理或者普希金的散文，这使得他犯困，人啦，树啦，田野啦，马啦，在他的幻想里升起来，他就叹口气，仿佛让作者迷住似的，说：

“多么好呀!”

在中午休息时间，玛尼娅打发人给他送来早饭，上面盖着雪白的小餐巾，他就慢慢地吃着，吃吃停停，停停吃吃，好拉长享受的时间。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的早饭照例只有白面包，他尊敬而羡慕地瞧着他，说些人人熟悉的事情，例如：

“人不吃东西就不能生存。”

放学以后，尼基京先去教家馆。最后他五点多钟回家去，觉得又快活又不安，仿佛出去了整整一年似的。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楼去，找到玛纽莎，搂住她，吻她，发誓说他爱她，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又着重地说他十分惦记她，还提心吊胆地问她身体可好，为什么脸色那么不快活。然后他们两个人吃午饭。饭后他在书房里一个长沙发上躺下来，抽烟，她坐在他身旁，低声讲话。

现在他的顶幸福的日子是星期日和假日，到了那种日子他就一天到晚在家里待着。在那种日子他过着纯朴的，然而非常愉快的生活，它使他联想到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一刻也不停地观察他那头脑清楚、办事认真的玛尼娅怎样布置她的窠儿。他自己也想表示自己在家里不是多余的人，就做些白费力气的事情，比方说，从车房里推出双轮马车来，绕着它走一圈看一遍。玛纽莎用三头奶牛办了一个地道的牛奶场，在她那些大小地窖里收藏着许多坛牛奶和许多小罐的酸奶油，全是留着做黄油用的。有时候尼基京想开玩笑，就问她要一杯牛奶喝，她吓慌了，因为这搅乱了她定下的规矩。于是他笑着搂住她，说：

“算了，算了，我是闹着玩儿的，我的宝贝儿!我是闹着玩儿的!”

要不然，他就嘲笑她的小家子气，比方说，她在食橱里找到一小块变了味的、跟石头那么硬的腊肠或者干酪，她就一本正经地说：

“让厨房里的用人拿去吃吧。”

他对她说，这么一小块东西只配放到捕鼠器上去，她就开始激昂地证明说男人根本不懂家务事，哪怕你送三普特的珍馐美味到厨房去，也不会使得仆人大吃一惊的。他就同意她的话，欢欢喜喜地搂抱她。凡是她所说的公道话，他总觉得不平凡而惊人，至于她所说的跟他的见解抵触的话，他也觉得天真而动人。

有时候他起了玄想的兴致，他就谈起抽象的问题来。她听着，好奇地瞧着他的脸。

“我跟你在一块儿，真是无限地幸福，我亲爱的，”他说，抚摸着她的手指头，或者把她的辫子拆散，再编好，“不过我不认为我这种幸福是一种偶然落到我身上来的东西，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这幸福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势所必然的现象。我相信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现在我得到的正是我自己创造的东西。对了，我要不假装谦虚地说：我自己创造了这幸福，我有权享受这幸福。你知道我的过去。孤苦、贫困，不幸的童年、惨淡的青春，这一切都是奋斗，这就是我铺平的、达到幸福的一条路……”

十月间，中学校遭到重大的损失，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脑袋上生了丹毒，死了。他临死的前两天，已经神志不清，说胡话了，不过哪怕是说胡话，他也只说些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伏尔加河流进里海……马吃燕麦和草料……”

他出殡的那天，学校停课。在他的同事和学生抬着盖严的灵柩到墓园去的一路上，学校的唱诗班唱着《神圣的上帝》。三个司祭，两个助祭，所有男学生和中学的教职员，还有主教那个穿着讲究的长外衣的唱诗班都参加了出殡的行列。过路的行人碰见这隆重的出殡行列，就在胸前画十字，说：

“求上帝让我们大家都死得这么风光才好。”

从墓园回到家里，尼基京感动得很，从桌子抽屉里找出日记本来，写道：

“我们刚刚把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雷日茨基放进坟墓。

“愿你安息吧，勤劳的工作者!玛尼娅、瓦丽娅和送葬的一切女人全动了真情，哭了，也许因为她们知道这个没有趣味的、受尽折磨的人永世没被任何一个女人爱过吧。我原想在我同事的坟墓上说几句热情的话，可是有人警告我，说这样会惹得校长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死者。自从结婚以来，好像这还是第一天我的心头不轻松……”

后来在这一学期里，没出什么特别的事。

冬天天气暖和，下着湿雪，不算太冷，比方说，在主显节的前夜，大风整整哀号了一夜，仿佛到了秋天似的。水从房檐上滴下来，到早晨，在举行圣水仪式[12]的时候，警察不许任何人到河面上去，因为据说冰在膨胀，变黑了。可是尽管天气坏，尼基京生活得仍旧跟夏天一样幸福。他甚至又添了另外一种娱乐：他学会了玩“文特”[13]。只有两样东西偶尔使他烦躁，惹他生气，似乎妨害他的幸福不能变得圆满，那就是猫和狗，这是他连同妻子的嫁奁一齐接收下来的。各房间里，特别是在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任凭怎么样也消不掉那股臭气。猫常跟狗打架。那凶恶的穆希卡一天要喂十次才行；它至今还是不认尼基京，老是对他唔唔地叫：

“呜……汪汪汪……”

大斋的一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打完牌，午夜走出来，回家去。天黑，下雨，道路泥泞。尼基京心里有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是什么缘故。不知道那是因为他在俱乐部里打牌输了十二卢布呢，还是因为付牌账的时候有一位对手说了句尼基京当然有的是钱，这不明明是指他妻子的陪嫁钱说的吗?他并不心疼那十二卢布，对手的那句话也没有什么可气的地方，不过，那不痛快的感觉仍旧存在。他甚至不想回家去了。

“呸，真不好!”他说，在一个灯柱旁边站住。

他猛的想到他所以不心疼那十二卢布，是因为那笔钱在他是白来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输赢。再者，他心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在他也完全是白来的，没费什么气力，实际上对他来说是奢侈品，就跟药物对健康的人来说是奢侈品一样。要是他跟绝大多数的人那样，老是为一块面包操心，为生存奋斗，要是他工作累得胸口和背脊疼痛，那么晚饭啦，温暖舒服的住所啦，家庭幸福啦，才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奖赏和装饰品。照眼前这样，那一切在他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罢了。

“呸，真不好!”他又说一遍，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坏兆头。

等他走到家，玛尼娅已经睡在床上了。她呼吸平匀，满脸笑容，明明睡得很舒服。一只白猫躺在她身旁，蜷成一团，呜呜地打呼噜。尼基京点亮蜡烛，再点上一根烟，玛尼娅醒来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

“我大吃了一顿蜜饯，”她说，笑起来，“你到我家里去了吗?”她停了一停，问道。

“没有，我没去。”

尼基京已经知道波利扬斯基上尉（瓦丽娅最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要调到西部的一省去，他已经在城里各处辞行，所以岳丈的家里很沉闷。

“今天傍晚瓦丽娅来了一趟，”玛尼娅说，坐起来，“她没说什么，可是从她脸上看得出她多么难过，可怜的人!我看不入眼那个波利扬斯基。他胖得皮肉松软，一走路，一跳舞，他的腮帮子就哆嗦……我绝不会挑中那种人。不过，我本来总当他是个正派人。”

“就是现在我也认为他是正派人。”尼基京说。

“那他为什么待瓦丽娅那么不好?”

“怎见得不好呢?”尼基京问，开始气恼那只白猫，它正在伸懒腰，弓起背来，“据我所知道的，他并没求婚，也没应许过她什么话。”

“那他为什么常到我家里去?要是他不想跟她结婚，他就不应该去。”

尼基京吹熄蜡烛，上了床。可是他觉着不困，也不想躺着。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又大又空，跟粮仓一样，有些特别的新思想在里面游荡，好像是些细长的阴影。他想除了那盏圣像灯的柔光所照着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和那只猫平静甜蜜地生活着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他就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世界里去，在一个工厂或者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说，去写文章，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样东西来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记自己，不管个人的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单调无味。他的脑子里忽然活生生地升起谢巴尔津的剃光胡子的模样，吃惊地对他说：

“您居然没读过莱辛的著作!您多么落后!上帝啊，您多么堕落!”

玛尼娅又开始喝水。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她的丰满的肩膀和胸脯，想起当初那个准将在教堂里说过的那句话：“玫瑰花。”

“玫瑰花。”他嘟哝了一句，笑起来。

他的笑声由床底下睡意蒙眬的穆希卡的吠声接应着：

“呜……汪汪汪……”

浓重的怨恨像一个冰凉的小锤子那样捣他的心。他有意对玛尼娅说句粗鲁的话，甚至想跳起来打她。他心跳起来。

“这么一说，”他抑制着自己的愤怒问，“当初我既是到你们家里去，我就非跟你结婚不可?”

“当然。这你自己也很明白嘛。”

“妙极了。”

过了一分钟，他又说一遍：

“妙极了。”

为了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为了少说废话，尼基京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也不垫个枕头。后来他又躺在地板上的地毯上。

“简直是胡想!”他宽慰自己说，“你是教师，干的是顶高尚的职业……你何必还要什么另外的世界?真是荒唐!”

可是他立刻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他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个官僚罢了，跟那教希腊语的捷克人一样庸碌无能。他素来没有当教师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课的意义，甚至也许简直没教对。去世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明显地蠢笨，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都料得出他的作为，可是他尼基京跟那捷克人一样，善于掩藏自己的蠢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他的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样子。这些新想法使得尼基京害怕。他丢开它们，骂它们荒唐，相信这全是因为他神经失常，将来他会笑他自己。

到第二天早晨，他果然笑自己神经过敏，骂自己是个娘们儿，可是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他的平静心境消失了，大概永远消失了。在这没抹灰泥的两层楼的小房子里，要想幸福在他已经不可能了。他发觉幻想已经破灭，一种新的、心思不宁的、自觉的生活正在开端，这跟平静心境和个人幸福却不能并存。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在中学校的小教堂里碰见校长和同事。他觉得他们都仿佛在费尽心机周密地遮盖自己的无知和对生活的不满。他自己为了不在他们面前露出自己的心慌意乱，就赔着笑脸，讲些废话。然后他到火车站去看邮车开来，再开走。他觉着倒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不必跟别人敷衍，还痛快些。

回到家里，他碰见瓦丽娅和他岳丈来他家里吃饭。瓦丽娅带着泪痕，抱怨头痛。谢列斯托夫吃了很多东西，说眼下的青年人全靠不住，他们当中很少人有正人君子的胸襟。

“这是粗鄙!”他说，“我要当面对他这样说：‘这是粗鄙，先生。’”

尼基京赔着笑脸，帮玛尼娅招待客人，可是吃过饭，他却走进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三月的太阳光辉灿烂，照进玻璃窗，在桌上洒下炎热的光。这天只不过是这月的十二日，可是马车夫已经在赶马车[14]，椋鸟已经在花园里嘁嘁喳喳地吵闹。看样子，玛纽莎马上会进来，伸出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告诉他说马儿或者敞篷马车已经等在门口，问他她应该穿什么衣服才不致挨冻。春天开始了，跟去年春天一样美妙，应许了同样的欢乐……可是尼基京却在想：现在请个假，到莫斯科去，到涅林诺伊他的旧居去住下来才好。在隔壁房间，他们在喝咖啡，谈着波利扬斯基上尉。他极力不去听他们的话，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着：“我的上帝，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给庸俗，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坛坛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屈辱、更使人愁闷的东西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1] 都是玛丽亚的小名。

[2] “第三厅”是沙皇的最高警察机构，在一八二六年成立，目的在于镇压革命活动。“第三厅”特别残酷地迫害进步的出版物和进步的俄罗斯文学。

[3] 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4] 普希金的历史诗剧。

[5] 法语：“大环舞”，一种古代集体舞蹈的花样。

[6] 古埃及人用防腐剂保存下来的人体。

[7] 莱辛（1729—1781），德国批评家兼剧作家。

[8] 一种牌戏名。

[9] 在西伯利亚。

[10] 路德派是基督教中的新教派。

[11] 波兰的一种民族舞。

[12] 基督教的仪式，为水祝福，在一月六日举行。

[13] 一种牌戏名。

[14] 照理这时候天气还冷，雪没化，应当赶雪橇才对。

在庄园里

巴威尔·伊里奇·拉谢维奇走来走去，轻轻踩着铺了小俄罗斯式长条粗毯的地板，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投下狭长的阴影。他的客人，履行法院侦讯官职务的梅耶尔，盘起一条腿坐在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吸烟，听着他说话。时针已经指到十一点，可以听见这个书房隔壁的房间里响起了摆饭桌的声音。

“不管您怎么说，”拉谢维奇说，“从博爱、平等之类的观点看来，牧猪人米特卡跟歌德、弗里德里希大帝[1]同样是人，可是如果您立足于科学的土壤，有勇气正视事实，那么您就会明白：白骨头[2]并不是偏见，也不是娘们儿家的胡诌。我亲爱的，白骨头自有天然的历史根据，否认这一点，依我看来，就像否认鹿有犄角一样古怪。应当正视事实！您是法律学家，除了人文科学以外别的任什么科学都没有涉猎过，您还能够用平等、博爱之类的幻想迷惑自己，我呢，是个顽固不化的达尔文主义者，对我来说，像出身、贵族身份、贵族血统之类的字眼都不是空话。”

拉谢维奇情绪激动，讲得动了感情。他的眼睛发亮，夹鼻眼镜在鼻子上架不稳了。他兴奋地耸动肩膀，眨巴眼睛，讲到“达尔文主义者”这几个字的时候，就雄赳赳地照一照镜子，伸出两只手理顺他的白胡子。他穿一件很短的旧上衣和一条紧身裤子。他动作的敏捷、雄赳赳的气派和那件短小的上衣，都跟他有点不相称，看上去仿佛他那留着长发、气度尊严、俨然像是大主教或者德高望重的诗人的大脑袋错安在一个又高又瘦、装腔作势的青年脖子上了。每逢他大幅度叉开两条腿的当儿，他的长影子就像是一把剪刀。

一般说来他喜欢谈话，总是自以为说出了什么新颖独到的见解。在梅耶尔面前他觉得自己精神特别旺盛，思潮特别汹涌。这个侦讯官由于年轻，健康，风度优美，举止稳重，而且主要是由于待他以及他一家人的态度十分热诚而招他喜欢，使他兴致勃勃。总的来说，拉谢维奇的熟人都不喜欢他，疏远他，说他闲话太多，竟把妻子赶进了坟墓，这种议论他自己也知道，大家背地里都说他心眼恶毒，叫他癞蛤蟆。只有梅耶尔是新来的人，不抱成见，常到他家里来，而且很乐意来，甚至在一个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在整个县里，只有跟拉谢维奇和他的几个女儿相处，他才感到像跟亲人在一起那样温暖。拉谢维奇喜欢他，还因为他是个年轻人，能够成为他的大女儿任尼雅的好配偶。

这时候，拉谢维奇欣赏着自己的思想和声调，满意地瞧着身材胖得不算过分、头发剪得好看、举止彬彬有礼的梅耶尔，心里盘算着怎样把他的任尼雅嫁给一个好人，然后把他在田产方面急于要办的事怎样移交给他的女婿。那些事情可真麻烦呀！银行的利息已经有两期没有缴纳，各种欠缴的税款和罚金已经积累到两千多了！

“对我来说，这是不容怀疑的，”拉谢维奇接着说，越来越兴奋，“比方说，如果狮心理查[3]或者红胡子腓特烈[4]勇敢而宽宏大量，那么这些品质就会通过遗传随同脑回和脑球一齐传给他的儿子。如果这类勇敢和宽宏大量借教育和锻炼在他儿子身上保存下来，而且如果这个儿子娶了一位也宽宏大量的、勇敢的公爵小姐，那么这些品质就会传给他的孙子，依此类推，最后这些品质就成为他的氏族的特征，有机地深入所谓的血肉之中了。由于性的严格选择，由于贵族世家本能地保护自己而避开地位不相称的婚姻，由于贵族子弟不娶那些鬼才知道的人，高尚的精神品质才十分纯正地世代相传，保存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经过锻炼，变得越来越完善和高尚。人类当中有优美的东西存在，我们恰恰应当感激大自然，感激人间万物那种正确的、自然的、历史的、合理的进程，它在一连若干世纪当中极力把白骨头和黑骨头隔开。是啊，老弟！给予我们文学、科学、艺术、法学、荣誉观念和责任观念的，并不是下等人出身的暴发户，也不是厨娘的儿子。……人类为这些东西只应该感激白骨头才对。就这方面来说，从自然—历史的观点看来，一个不好的索巴克维奇[5]只因为是白骨头，就比一个最好的商人，哪怕是造过十五个博物馆的商人，也有益得多，高贵得多。您要怎么说都随您！如果我不跟贱民或者厨娘的儿子握手，不让他跟我同桌吃饭，那我就是在借此保存人世间最优美的东西，我就是在执行大自然母亲把我们引导到完善境界的最高指示。……”

拉谢维奇站住，用两只手梳理着胡子，他那像剪刀似的阴影就也在墙上停住了。

“您就拿我们的俄罗斯母亲来说吧，”他接着说，把两只手揣在衣袋里，时而用脚跟站住，时而踮起脚尖，“俄国最优秀的人是谁呢？您就拿我们的第一流艺术家、文学家、作曲家来说。……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我亲爱的，都是白骨头的代表人物。普希金啦，果戈理啦，莱蒙托夫啦，屠格涅夫啦，冈察洛夫啦，托尔斯泰啦，都不是教堂诵经士的儿子嘛！”

“冈察洛夫是商人出身。”梅耶尔说。

“这又怎么样呢！例外反而肯定了常规。况且关于冈察洛夫的天才，那是大有争辩的余地的。不过我们姑且丢开这些名字，回到事实上来。比方说，我的先生，您对于这样一个雄辩的事实会怎样说呢：下等人出身的暴发户只要钻到以前不准他们去的地方，例如钻进上流社会，钻进科学界，钻进文学界，钻进地方自治局，钻进法院，那您就会发现，首先大自然本身就要站出来维护人类的最高权利，头一个向这些家伙宣战。果然，贱民刚一钻进他们不配去的地方，就会萎靡不振，身体虚弱，精神错乱，退化；您在任什么地方也不会遇见像在这些宝贝中间那么多的神经衰弱患者、心理不健全的人、痨病鬼、各式各样弱不禁风的家伙。他们像秋天的苍蝇那样纷纷死掉。要不是这种救命的退化衰败，我们的文明早就荡然无存，叫那些贱民全毁掉了。请您费神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这种侵犯给了我们什么呢？那些贱民带来了什么呢？”拉谢维奇说，做出神秘而惊恐的脸相，接着说，“我们的科学和文学从没降到像现在这样低的水平！当代的人，我的先生，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理想，他们的全部活动只浸透一种精神：如何才能多抢到手一点，如何才能剥掉人家最后一件衬衫。当代所有那些自命为进步和正直的人，您只要拿出一张一卢布钞票就能收买过来，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恰好就在于您跟他讲话的时候，必须严密提防您的口袋，要不然他就会把您的钱夹摸走了。”拉谢维奇了眼睛，扬声大笑。“真的，他准会摸走！”他用尖细的嗓音快活地说。“道德吗？那是什么样的道德呢？”拉谢维奇说，回过头去看一眼房门，“如今，要是一个老婆偷光丈夫的东西，逃之夭夭，那已经不会使人吃惊了。这算得了什么，小事一桩！现在，老弟，就连十二岁的小姑娘都想找情人喽。她们搞什么业余演出和文学晚会，无非是为了便于勾搭上有钱人，去做他的姘妇罢了。……做娘的出卖自己的女儿。对于那些做丈夫的，简直可以直截了当地问一声，要多少价钱才肯卖他的妻子，甚至不妨讨价还价，我亲爱的。……”

梅耶尔一直沉默着，坐在那儿不动，这时候突然从长沙发上站起来，看一眼挂钟。

“对不起，巴威尔·伊里奇，”他说，“我该回家了。”

然而巴威尔·伊里奇还没讲完话，搂住他，硬逼他在长沙发上坐下，赌咒说，他不吃晚饭就绝不准他走。梅耶尔便又坐下，听他讲话，可是带着困惑和不安的神情瞧着他，仿佛直到现在才开始听明白他说的话。他脸上现出红晕。最后，一个使女走进来，说小姐们请他们去吃晚饭，他才轻松地吐了口气，头一个走出书房去了。

在隔壁房间里，饭桌旁边坐着拉谢维奇的两个女儿，二十四岁的任尼雅和二十二岁的伊赖达，两姐妹都生着黑眼睛，肤色很白，身量一般高。任尼雅披散着头发，伊赖达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两姐妹在吃饭以前各自喝下一杯带苦味的露酒，装得像是生平第一次，在无意中喝下的。两姐妹觉得不好意思，就咯咯地笑起来。

“别胡闹，姑娘们。”拉谢维奇说。

任尼雅和伊赖达彼此交谈说法国话，对父亲和客人说俄国话。她们抢着讲话，俄国话里夹着法国词儿，急急忙忙讲到前些年这个时候，也就是八月里，她们怎样离家到贵族女子中学去，那时多么快活。现在她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只好住在这个庄园里，一冬一夏没有出过门。多么无聊啊！

“别胡闹，姑娘们。”拉谢维奇又说一遍。

他自己想说话。要是有他在场而别人说话，他就会生出近似嫉妒的心情。

“事情就是这样，我亲爱的……”他又开口了，亲热地瞧着侦讯官，“我们出于好心和忠厚，又怕别人怀疑我们落后，于是，请您别见怪，我们就跟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家伙称兄道弟，对那些暴发户和酒店老板宣传博爱和平等。不过假如我们愿意往深里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这种好心犯了多么大的罪。我们这样一做不要紧，文明可就系在一根头发丝上了。我亲爱的！我们的祖先历朝历代积下的东西很快就会让这些最新的匈奴糟践，灭绝。……”

晚饭后，大家走进客厅。任尼雅和伊赖达点亮钢琴上的蜡烛，放好乐谱。……可是她们的父亲接连不断地讲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完事。她们苦恼而烦躁地瞧着自己的父亲，对这个利己主义者来说，由闲聊和炫耀才智得来的快乐，显然比女儿们的幸福更加宝贵和重要。梅耶尔是唯一常到他们家来拜访的年轻人，她们心里明白，他来是为了跟这两个可爱的女性交往，然而唠叨不休的老头子却霸占住他，不许他离开一步。

“如同以前西方的骑士击退蒙古人的进攻一样，我们趁时机还不算迟，也应该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打击我们的敌人，”拉谢维奇举起右手，用传教士的口气接着说，“让我在下等人出身的暴发户面前不要以巴威尔·伊里奇的面目出现，而要以威风凛凛、强大有力的狮心理查的面目出现，我们不要再跟他们客气，够了！让我们大家约定，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下等人走近我们身旁，我们就对准他的丑脸说几句藐视的话：‘滚开！你这混蛋，安分点！’对准他的丑脸骂一通！”拉谢维奇兴奋地接着说，把弯着的手指头朝前面戳去，“对准他的丑脸！对准他的丑脸骂一通！”

“这我办不到。”梅耶尔说，扭过脸去。

“那是为什么？”拉谢维奇急忙问道，预感到一场有趣而漫长的辩论就要开始了，“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小市民。”

说完这话，梅耶尔涨红了脸，连脖子都涨粗了，甚至眼睛里闪现出泪光。

“我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他用粗嗓门断断续续地补充说，“可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

拉谢维奇心慌极了，张口结舌，仿佛自己在犯罪的现场被人抓获了似的。他茫然失措地瞧着梅耶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任尼雅和伊赖达涨红脸，低下头去凑近乐谱，为她们莽撞的父亲害臊。在沉默中过去了一分钟。就在这尴尬的当口，空中又突然响起了说话声，那语调痛苦而紧张，弄得大家羞愧极了：

“是的，我是平民，而且为这一点感到自豪。”

然后梅耶尔起身告辞，笨手笨脚地碰撞家具，很快地走进前厅，虽然他的马车还没套好。

“今天您要摸黑赶路了，”拉谢维奇跟在他身后，喃喃地说，“现在月亮很迟才升上来。”

他们两人在黑暗中站在门廊上，等着套马车。天凉下来了。

“一颗星落下去了……”梅耶尔说，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

“八月里总是有许多星落下去。”

等到马车套好，拉谢维奇凝神瞧了瞧天空，叹口气说：

“这倒是一种值得弗拉马里翁[6]来描写一下的现象。……”

他把客人送走以后，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在黑地里做着手势，不愿意相信刚才发生了那么古怪而愚蠢的误会。他感到羞愧，生自己的气。第一，从他这方面来说，未免太不小心，太不周到，事先没弄清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就谈起该死的关于白骨头的话来。像这样的事情以前他也发生过：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开口骂德国人，后来才发现所有那些跟他谈话的人都是德国人。第二，他估摸着梅耶尔不会再到他家来了。这些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都有病态的自尊心，为人固执，爱记仇。

“这真糟糕，糟糕……”拉谢维奇喃喃地说，一面吐着唾沫，觉得又别扭又恶心，像是吃了肥皂似的，“哎，这真糟糕！”

他向朝着花园的窗子望去，看见任尼雅在客厅里钢琴旁边，披散着头发，脸色十分苍白，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在急速地说话。……伊赖达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沉思不语，不过后来她也讲起话来，也讲得很快，脸色气愤。两姐妹抢着讲话。她们的话一个字也听不见，可是拉谢维奇猜得出她们讲什么。任尼雅大概抱怨她父亲唠叨个没完没了，使所有的正派人都不再上他们家的门了，今天又赶走了她们唯一的熟人，而且可能是个求婚的人，如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在全县都休想找到一个可以让他的灵魂得到休息的地方了。伊赖达呢，凭她绝望地举起胳膊的样子来判断，大概在议论乏味的生活，议论被断送的青春。……

拉谢维奇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床边上坐下，开始慢腾腾地脱衣服。他心情抑郁，仍旧有那么一种感觉在煎熬他，仿佛他吃了肥皂似的。他心中有愧。他脱完衣服，瞧了一会儿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老人的长腿，想起县里的人给他起了癞蛤蟆的诨名，想起他每次长谈以后总是感到难为情。不知怎么，像是命中注定似的，他开始倒还讲得温和，亲热，抱着善意，把自己叫作年老的大学生，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可是渐渐地，就不知不觉转成辱骂和诽谤了。最惊人的是，虽然二十年来他连一本书也没读过，也没去过比省城更远的地方，实际上世上发生的事他全不知道；可是他却极其诚恳地批评科学、艺术、道德。如果他坐下来写点什么，哪怕是写一封道贺的信，也会写出骂人的话来。这一切是奇怪的，因为他实际上感情丰富，爱流眼泪。莫非有个魔鬼附在他身上，不顾他的本意叫他憎恨和诽谤吗？

“这真糟糕……”他说，盖上被子，叹气，“这真糟糕！”

女儿们也没有睡。可以听见又笑又叫的声音，仿佛在追赶一个什么人似的：这是任尼雅歇斯底里症发作了。过了一会儿，伊赖达也哭起来。赤脚的使女好几次跑过过道。……

“竟出了这样的事，主啊……”拉谢维奇嘟哝道，不住地叹气，在床上翻来覆去，“这真糟糕！”

他睡着以后做噩梦。他梦见自己赤身露体，站在房间中央，身量有长颈鹿那么高，伸出手指头往前面戳去，说：

“对准他的丑脸！对准他的丑脸！对准他的丑脸骂一通！”

他吓得醒过来了。他头一件事就是想起昨天发生了一场误会，梅耶尔当然不会再来。他还想起该付银行利息，该给女儿出嫁，该有吃有喝，现在呢，只有疾病，苍老，不愉快的事，冬天很快就要来到，木柴却还没有。……

这时候已经是早晨九点多钟。拉谢维奇慢腾腾地穿衣服，喝足茶，吃下两大块涂了黄油的面包。女儿们没有出来喝茶，她们不愿意见他的面，这伤了他的心。他在书房里长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挨着桌子坐下，着手给女儿们写信。他的手发抖，眼睛发痒。他写道，他已经老了，谁也不需要他，谁都不喜爱他了，他要求女儿们忘掉他，等他死了，就用一口普通的松木棺材埋葬他，用不着举行什么仪式，要不然，索性把他的尸体送到哈尔科夫的解剖室去。他觉得他笔下每一行字都冒出恶毒和做作的味道，可是他已经停不住笔，就一个劲儿地写下去，写下去。……

“癞蛤蟆！”隔壁房间里忽然传来叫喊声，这是大女儿的声音，愤慨的、咬牙切齿的声音，“癞蛤蟆！”

“癞蛤蟆！”小女儿跟着说，像回声一样，“癞蛤蟆！”

[1] 即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18世纪的普鲁士国王，大肆推行侵略政策，使普鲁士的领土几乎扩大一倍。

[2] “白骨头”指贵族，“黑骨头”指平民。

[3] 即理查一世（1157—1199），12世纪的英国国王。

[4] 即腓特烈一世（约1125—1190），12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5] 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一个粗鲁、顽固的地主。

[6] 弗拉马里翁（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写过许多科普名著。

花匠头目的故事

某伯爵的花房里正在卖花。买主不多，只有我，我的邻居——一个地主和一个贩卖木材的年轻商人。当工人们把我们买的美丽的货物搬出去，装上板车的时候，我们就在花房门口坐下，东拉西扯起来。在四月里这种天气暖和的早晨，坐在花园里，听百鸟齐鸣，看花卉搬到露天底下晒太阳，那是非常愉快的。

那些植物由花匠米哈依尔·卡尔洛维奇亲自指挥着装上板车，他是一个令人敬重的老人，面容丰满，胡子剃光，只穿一件皮坎肩而没有穿上衣。他一直沉默着，其实他在听我们讲话，等我们说出点新奇的事情。他是个聪明的、很善良的、人人尊敬的人。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认为他是日耳曼人，其实他父亲是瑞典人血统，母亲则是俄国人血统，信奉东正教。他通晓俄语、瑞典语和德语，这几种语言的书他读过很多，再也没有比给他一本新书读，或者，例如，跟他谈一谈易卜生更能使他快乐的了。

他有弱点，然而是无关大体的弱点，比方说，他自称为花匠头目，其实他手下一个花匠也没有。他的神情异常尊严傲慢。他听不得反驳，喜欢人家严肃专心地听他讲话。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那边那个家伙是个大坏蛋，”我的邻居指着一个工人说，那人长着黝黑的茨冈人的脸，坐在装着水桶的大车上，由此经过，“他犯抢劫罪，上个星期在城里受审，后来被释放了。他们认定他有精神病，可是您仔细瞧瞧他那副嘴脸吧，他非常健康嘛。近来在俄国，人们常常用病态和一时性起来解释一切，把坏蛋释放了；可是这种释放，这种明显的放任和姑息，却不会有好结果。这会败坏群众的道德，大家的正义感会变得麻木，因为人们看惯了作恶而不受惩罚。您要知道，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尽可以大胆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在我们这个邪恶而堕落的时代，连美德都得向恶习讨饶。’[1]”

“这是实在的，这是实在的，”商人同意道，“由于法庭常常宣告无罪释放，杀人案和纵火案越来越多了。您去问问乡下人吧。”

花匠米哈依尔·卡尔洛维奇扭转身来对着我们说：

“讲到我，诸位先生，我却素来怀着欣喜的心情欢迎无罪释放的判决。每逢法庭宣告‘无罪’的时候，我并不为道德担忧，也不为正义担忧，正好相反，我倒感到愉快。甚至我的良心对我说，陪审员们宣告犯人无罪释放是犯了错误，哪怕在那种时候，我也还是高兴。你们自己想一想吧，诸位先生，如果法官们和陪审员们相信人胜过相信罪证、物证、言辞，那么这种对人的信心本身岂不就比任何世俗的看法崇高吗？（相信上帝并不难。宗教裁判所[2]的法官们也好，比伦[3]也好，阿拉克切耶夫[4]也好，都是相信上帝的。不，您得相信人！）这种信心只有少数了解基督和感觉到基督的人才会有。”

“这是个好思想。”我说。

“然而这不是新思想。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甚至听到过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传说。那倒是个很亲切的传说，”花匠说，微微一笑，“这传说是我故去的奶奶，我父亲的母亲，讲给我听的，她是个很好的老妇人。她是用瑞典语讲话的，用俄语讲起来就不那么好听，不那么优雅了。”

可是我们请求他讲这个故事，不要顾虑俄语的粗俗。他很高兴，就慢腾腾地点上烟斗，生气地瞧一眼工人们，开口说：

“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上了年纪、孤孤单单、相貌不好看的先生，姓汤姆逊或者威尔逊，嗯，反正这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在于姓什么。他的职业高尚，他给人治病。他素来性情忧郁，不喜欢交际，只有在他的职业要求他说话的时候才开口。他不到任何人家里做客，跟任何人的交情都不超出默默地点一点头。他生活俭朴，像个苦行僧。问题在于他是个学者，在那时候学者跟普通人不同。他们日日夜夜观察，读书，治病，把别的一切统统看作庸俗的事情，没有时间说废话。城里的居民十分了解这一点，就极力不去拜访和空谈，免得惹他讨厌。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上帝终于给他们送来了善于治病的人。他们想到他们的城里住着这么一个出色的人就感到骄傲。

“‘他什么都懂。’他们总是这样谈到他。

“然而这样说还不够。还得再说一句：‘他什么人都爱！’这个有学问的人，胸膛里跳着一颗美妙的、天使般的心。不管怎样，对他来说，这个城里的居民毕竟是外人，不是亲人，可是他爱他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他们不惜牺牲性命。他自己害肺痨病，咳嗽，然而每逢有人来叫他看病，他总是忘了自己的病，从不顾惜自己，不管山有多高，也要喘着气爬上去。他不顾炎热和寒冷，不在乎饥饿和口渴。他不要钱，而且说来奇怪，每逢他的病人死掉，他总是同死人的亲属一起跟在棺材后面流泪。

“不久他就成为这个城里不可缺少的人了，居民们甚至暗暗惊奇，以前没有这个人他们怎么会过下来的。他们的感激是无边无际的。大人和孩子，好人和恶人，正人君子和市井无赖，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尊敬他，知道他的价值。在这个小城和附近一带，不但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做出一点使他不愉快的事，甚至谁都不容许自己想到这种事。他外出的时候从来也不关门窗，完全相信，忍心欺负他的贼是没有的。他常常为了尽医生的责任而不得不在大道上行走，穿过树林，翻山越岭，在那种地方有许多饥饿的流浪汉出没，可是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危险。有一天夜间，他从病人家里回来，在树林里碰到强盗来打劫，可是他们一认出他来，就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他说他吃饱了，他们就给他一件暖和的斗篷，一直把他送到城里，暗自庆幸命运总算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略略报答这个慷慨的人。嗯，当然，奶奶还说，就连马、牛、狗都认得他，一遇见他就现出高兴的样子。

“这个人似乎凭自己的圣洁保住自己，不受一切恶势力的侵害，就连强盗和疯子都对他抱有好感。不料，有一天早晨，人们发觉他被人打死了。他躺在峡谷里，满身是血，头盖骨被打碎了，苍白的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是的，他看见面前出现凶手的时候，凝固在他脸上的神情并不是恐惧，而是惊讶。现在你们可以想象城里城外的居民们那种悲痛的情景。大家都灰心绝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们问自己：谁能够杀害这个人呢？侦查人员和法医这样说：‘我们看到凶杀案的一切迹象，然而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杀害我们的医生，那么这看来不是凶杀案，各种迹象的总和都仅仅是普通的巧合。必须认为，这是医生在黑暗中自己失足跌进峡谷，因伤致命的。’

“全城的人都同意这个意见。大家就把医生下葬，从此谁也不提起他的暴亡。天下居然有人卑鄙歹毒到杀害医生，这似乎是无法叫人相信的。要知道，就连歹毒也总有个限度。不是吗？

“可是突然，你们再也想象不到，事有凑巧，凶手被发现了。人们看见一个多次受审而以生活放荡出名的无业游民，在酒店里拿出一个鼻烟盒和一块怀表换酒喝，这两样东西原是医生的。大家纷纷揭发他，他慌了，胡诌出一篇明显的谎话。大家就到他家里去搜查，在他床上找到一件衬衫，袖子上有血迹，还有一把放在镀金的刀鞘里的医生用的柳叶刀。这还用得着再找另外的罪证吗？他们把这个坏蛋送进监狱。居民们十分气愤，同时又说：

“‘这真叫人不能相信！不可能有这种事！当心啊，可别弄错。是啊，有的时候罪证也靠不住！’

“在法庭上，凶手抵死不肯认罪。一切证据都对他不利，要证实他有罪就像证实这块土地是黑的那么容易。可是法官们似乎神志失常了，他们把每种罪证都考虑十来次，不大信任地瞧着证人们，涨红了脸，不住地喝水。……审问从一清早就开始，直到傍晚才完结。

“‘被告！’审判长对凶手说，‘法庭认为你犯了杀害某某医生的罪，判你……’

“审判长原要说‘死刑’，可是他丢掉手里那张写着判决的文件，擦一擦冷汗，叫起来：

“‘不行！如果我审问不公，那就让上帝惩罚我吧，总之我要赌咒：他没有罪！我不能设想，世界上居然有人敢于杀害我们的朋友和医生！人不能堕落得这么深！’

“‘是的，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别的法官同意道。

“‘对！’人群叫道，‘放了他吧！’

“凶手就此释放，完全自由了。没有一个人责备法官们审判不公。我的奶奶说，就连上帝也看在这种对人的信心上，饶恕了那个小城全体居民的罪过。上帝看到大家相信人是上帝的形象就高兴，如果大家忘记了人类的尊严，把人看得连狗都不如，上帝就伤心。就算这个宣告无罪的判决会给小城的居民带来损害，但是另一方面，你们想想看，这种对人的信心，反正不会成为死的东西，一定会对他们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这种信心会在我们心中培养宽宏大量的感情，永远促使我们热爱和尊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这才是要紧的。”

米哈依尔·卡尔洛维奇讲完了。我的邻居有心反驳他几句，可是花匠头目做出一个手势，表示他不喜欢反驳。然后，他就离开这儿，往板车那边走去，脸上现出庄严的神情，继续去干装车的事了。

[1]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俄文本编者注

[2] 13世纪天主教会侦察和审判“异端分子”的机构，对“异端分子”以及反对封建势力的人士，包括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秘密审讯，严刑拷打。

[3] 比伦（1690—1772），德国反动集团首领，18世纪30年代篡夺了俄国宫廷的大权。

[4]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时权势极大的专横残暴的宠臣。

一八九五年

三年

一

天刚黑，可是这儿那儿的房子里已经点亮灯火，一轮苍白的明月开始在街道尽头营房后面升上来了。拉普捷夫坐在大门外一条长凳上，等着彼得和保罗教堂里的晚祷结束。他巴望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做完晚祷回家会走过这儿，那他就可以跟她谈谈，说不定还会跟她一块儿度过整个傍晚哩。

他已经坐了一个半钟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想象力描绘着莫斯科的住宅、莫斯科的朋友、听差彼得、他的写字台。他困惑地瞧着乌黑不动的树木，暗暗觉得奇怪：现在他竟然不是住在索科尔尼吉别墅里，却住在外省城市的一所房子里，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有人赶着大群的牲畜从这所房子前面经过，在这种时候就会扬起可怕的滚滚烟尘，吹起号角。他想起没有多久以前他还在莫斯科亲身参加过好多次漫长的谈话，大家谈到没有爱情照样可以生活，热烈的爱情无非是精神变态，归根结蒂，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爱情，只有两性肉体方面的吸引而已，等等。他记起这些，就忧郁地暗想，如果现在有人问他什么叫作爱情，他就会答不上来。

晚祷结束，人们纷纷出现。拉普捷夫紧张地端详那些乌黑的人影。主教已经坐着轿车走过去，教堂的钟不再敲响，钟楼上那些红色和绿色的灯火已经一个个陆续熄灭（这是每逢教堂的命名节才点亮的彩灯），人们还在不慌不忙地走出来，谈着话，在窗子底下站住。可是后来，拉普捷夫终于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可是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不是单身一个人，而是跟两位太太在一块儿，他简直绝望了。

“这真要命，要命！”他小声说着，心里为她感到懊丧，“这真要命！”

在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她站定下来，跟两位太太道别，同时朝拉普捷夫望了望。

“我正要去看您，”他说，“我要找您的父亲谈谈天。他在家吗？”

“大概在家，”她回答说，“这时候他到俱乐部去还嫌太早。”

小巷里，两旁都是花园，围墙旁边栽着菩提树，这时候在月光下，投下宽阔的阴影，以致围墙和大门有一边完全淹没在黑暗里。那边传来女人的低语声和抑制的笑声，有个人在轻轻弹三弦琴。空中有菩提树和干草的香气。那些看不见的女人的低语声和这种香气惹得拉普捷夫神魂飘荡，他忽然想热烈地拥抱他的同伴，不住地吻她的脸、胳膊、肩膀，哭一场，在她脚跟前跪下，讲他等了她多么久。从她身上飘来轻微得几乎闻不出来的神香气味，这使他想起当初他也信奉上帝，也做晚祷的时光，那正是他渴望富有诗意的纯洁爱情的时光。然而这个姑娘并不爱他，于是他觉得当初他所渴望的那种幸福，如今对他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她关切地讲起他姐姐尼娜·费多罗芙娜的健康。两个月以前他姐姐切除肿瘤，现在大家料着这病会复发。

“今天早晨我去看过她，”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我觉得这个星期她倒不显瘦，可是显得憔悴了。”

“是啊，是啊，”拉普捷夫同意说，“病倒没有复发，不过我看得出来，她在一天天地弱下去，我眼看着她油干灯草尽。我不明白她是怎么回事。”

“主啊，要知道当初她多么健康，丰满，脸色多么红润啊！”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沉默一会儿以后说，“这儿的人都管她叫作莫斯科人。她多么爱扬声大笑！遇到节日，她总是打扮成普通村妇的模样，这倒对她很相称呢。”

医生谢尔盖·包利绥奇在家，他红脸膛，胖身材，穿一件长过膝头的常礼服，看上去显得腿很短。他在书房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嘴里低声哼着：“鲁-鲁-鲁-鲁。”他那灰白的连鬓胡子乱蓬蓬的，头发也没有梳，好像他刚起床似的。在他的书房里，长沙发上放着枕头，墙角上堆着一捆捆旧文件，桌子底下躺着一条肮脏而有病的卷毛狗，这一切如同他本人一样，给人一种不整洁、乱糟糟的印象。

“拉普捷夫先生要见你。”他女儿走进书房里说。

“鲁-鲁-鲁-鲁，”他越发大声哼着，转身走进客厅，跟拉普捷夫握手，问道，“您有什么好消息吗？”

客厅里很暗。拉普捷夫没有坐下，手里拿着帽子，为打搅医生而道歉。他问，应该怎么办才能使他姐姐晚上睡得着觉，为什么她瘦得这么厉害。他想起今天早晨他来拜访的时候似乎已经对医生提出过这些问题，就心慌了。

“您说说，”他问，“我们要不要从莫斯科请一位内科专家来？您认为怎么样？”

医生叹口气，耸一耸肩膀，两只手做出一个意义不明的姿势。

显然他生气了。他是个非常容易生气、性情多疑的医生，老是觉得人家不相信他、不承认他、不大尊敬他，老是觉得人们占他的便宜，同行们对他不怀好意。他总是嘲笑自己，说像他这样的傻瓜生来就纯粹是为了让人骑在头上的。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点亮灯。她在教堂里累了，这可以从她那苍白困倦的脸容，从她没有力气的步态上看出来。她想休息一会儿。她在长沙发上坐下，手放在膝头上想心事。拉普捷夫知道自己不漂亮，这时候他好像周身感到自己长得难看。他身量不高，精瘦，脸上发红，头发已经很稀，弄得脑袋都感到冷了。优美而纯朴的神态甚至能使粗俗而不漂亮的脸变得可爱，可是他的表情却完全缺乏这一点。他跟女人周旋，总觉得别扭，做作，说话太多。现在他差不多因此看不起他自己了。为了让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跟他在一块儿不致觉得气闷，他应当讲点话才好。可是讲什么呢？还讲他姐姐的病吗？

他就开始讲医学，讲些老生常谈。他称赞卫生学，说他早就有意在莫斯科开办一家夜店，说他甚至造过预算。按照他的计划，一个工人晚间来到夜店，花五六个戈比就可以吃到一份滚热的白菜汤和面包，睡到一张暖和干燥、铺好被褥的床，另外还有地方晾干衣服和靴子。

有他在场，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照例不开口。他呢，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也许是凭恋人的直觉吧，却能猜出她的思想和心意。这时候他就在推测：既然她做过晚祷以后不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换衣服、喝茶，那么可见她今天傍晚还要出外到什么地方去做客。

“然而我并不急于开办夜店，”他带着气愤和烦恼接着对医生说，医生有点茫然而困惑地瞧着他，显然不明白他有什么必要谈医学和卫生学，“大概我还不会很快就动用我们那笔预算。我担心我们的夜店会落到莫斯科那些假善人和办慈善事业的太太们手里，任何创举都会断送在他们手里。”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站起来，对拉普捷夫伸出一只手。

“对不起，”她说，“我得走了。请您费心问候您的姐姐。”

“鲁-鲁-鲁-鲁，”医生哼起来，“鲁-鲁-鲁-鲁。”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走出去。拉普捷夫过了一会儿向医生告辞，回家去了。当一个人感到不满意，觉得自己不幸的时候，那些菩提树啦，阴影啦，云啦，总之，大自然种种自满自得、淡漠无情的景色，使他多么生厌啊！月亮已经升得很高，月亮下面的云跑得很快。“可是月亮多么平淡，多么俗气，云也多么稀薄，多么寒伧啊！”拉普捷夫想。他回忆刚才谈到医学和夜店，不由得羞愧，他战兢兢地想到明天他又会失魂落魄，又会设法见到她，找她谈话，结果再一次相信她和他不投缘。后天呢，仍旧是这一套。这是为了什么呢？这种局面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怎样才能结束呢？

回到家里，他去看他的姐姐。从外表看来，尼娜·费多罗芙娜好像还健壮，使人觉得她是个身材匀称的、有力的女人；可是她那惨白的脸色却使她活像个死人，特别是她像现在这样平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的时候。她那十岁的大女儿萨霞坐在她旁边，拿着自己的文选读本，念给她听。

“阿辽沙来了。”病人轻声自言自语说。

萨霞和她的舅舅早已有了默契：两个人轮流陪伴病人。现在萨霞就合上她的文选读本，一句话也没说，悄悄地走出房外去了。拉普捷夫从五斗橱里拿出一本历史长篇小说来，找到上次念到的那一页，坐下来大声念起来。

尼娜·费多罗芙娜是在莫斯科出生的。她和两个弟弟在皮亚特尼茨基街上自己的商人家庭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她的童年时代漫长而乏味，她父亲为人严厉，甚至用树条打过她两三次。她母亲长期害病，后来死了。家里的仆人肮脏，粗鄙，伪善。教士和修士常到她家里来，他们也粗鄙，伪善。他们喝酒，吃菜，粗鄙地奉承她父亲，其实他们并不喜欢他。男孩们倒还算幸运，进了学校，尼娜却一直没上过学，一辈子字写得歪歪扭扭，除了历史小说外，别的书都不读。十七年前，她二十二岁的时候，在希木吉的别墅里认识她现在的丈夫，地主巴纳乌罗夫，爱上他，违背她父亲的意志私下里跟他结了婚。巴纳乌罗夫相貌漂亮，举止有点放肆，凑着圣像前面的灯点纸烟，随时吹几声口哨；在她父亲的心目中是个十足没有出息的人。后来这个女婿写信给他要陪嫁，老人就写信告诉女儿说，他要把她母亲死后留下的皮大衣、银器和各种什物，外加三万卢布寄到她乡下去，然而他不给他们祝福，也就是不承认这段婚姻。后来他又寄去两万。这两笔钱和嫁妆统统被他花光，田产卖掉，随后，巴纳乌罗夫带着一家人搬进城里，他在省政府当差。在城里，他安了另一个家，这件事每天都引起许多议论，因为他那不合法的家庭是公开存在的。

尼娜·费多罗芙娜崇拜她的丈夫。现在，她听着历史小说，暗想这许多年月她有过多少经历，经受过多少痛苦，如果有人把她的一生写下来，那会是一本很凄凉的书。由于她的肿瘤生在胸脯里，她相信她是因为爱情，因为家庭生活才得了病，妒忌和眼泪使她躺倒在床上了。

可是这时候阿历克塞·费多雷奇[1]合上书本，说：

“谢天谢地，念完了。明天要换一本。”

尼娜·费多罗芙娜笑起来。她素来爱笑，可是现在拉普捷夫留意到，她得这种病后有的时候似乎不大容易控制自己，只要有一点点小事，她就会发笑，甚至无缘无故笑起来。

“午饭以前你不在家的时候，尤丽雅上这儿来了，”她说，“依我看来她不大相信她的爸爸。她说：‘让我爸爸给您看病好了，不过您还是应该悄悄给修道院的长老写一封信，求他为您祷告。’他们这个地方就有位长老。尤列琪卡[2]把她的阳伞忘在我这儿了，明天你给她送去吧，”她沉默一会儿，接着说，“哎，真要是大限到了，那么大夫也好，长老也好，都无济于事。”

“尼娜，为什么你晚上总是睡不着觉？”拉普捷夫问，想换一个话题。

“不为什么。我睡不着，就是这么的。我躺着想心事。”

“你想些什么呢，亲爱的？”

“想孩子，想你……想我自己的一生。要知道，阿辽沙，我经受过多少痛苦啊。我回想起来，回想起来……主啊，我的上帝！”她说，笑起来，“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我生过五个孩子，死了三个。……不止一次，我正要生孩子，我的格利果利·尼古拉伊奇却在别人家里坐着，我要找个人去请助产士或者接生婆都找不到。我就到前堂或者厨房去找仆人，那儿却有些犹太人、小铺老板、放高利贷的，在等他回家来。那时候我的头都晕了。……他不爱我，就是没有说出口。现在呢，我看开了，心头也轻松了，而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心里可真难过，可真难过，哎，难过得要命，我的亲人！有一回，那还是我们住在乡下的时候，我在花园里碰见他跟一个女人在一块儿，我就走开了……我胡乱走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了。我跪下去，说：‘圣母啊！’四下里一片夜色，月光明亮。……”

她累了，喘起来，后来她歇了一会儿，拉住她弟弟的手，用衰弱而低哑的声音接着说：

“你，阿辽沙，心肠多么好。……你多么聪明。……你成了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夜半，拉普捷夫向她道了晚安，出去的时候随手带走了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忘在这儿的那把阳伞。虽然时间已经很晚，可是有些男仆和女仆还在饭厅里喝茶。多么杂乱无章！孩子们没有睡觉，也待在饭厅里。他们小声说话，压低嗓音，没有留意灯在暗下来，很快就要熄掉了。所有这些大人和孩子都给一连串不吉利的兆头搅得心神不宁，情绪郁闷：前厅里的镜子打碎了，茶炊每天都呜呜地叫，而且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就连现在也在呜呜地叫；据说尼娜·费多罗芙娜穿衣服的时候，从她的鞋里跳出一只老鼠来。所有这些兆头的可怕含义孩子们都懂得；大女儿萨霞，这个精瘦的黑发姑娘，坐在桌旁一动也不动，她脸上现出惊恐哀伤的神情，小女儿丽达才七岁，是个胖胖的金发姑娘，这时候站在她姐姐身旁，皱起眉头瞧着灯光。

拉普捷夫走下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楼下的几个房间天花板挺低，经常弥漫着天竺葵的气味，令人感到窒闷。尼娜·费多罗芙娜的丈夫巴纳乌罗夫坐在客厅里，正在看报。拉普捷夫对他点点头，在他的对面坐下。两个人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常常照这样沉默地度过整个傍晚，这种沉默并不使他们感到别扭。

两个小姑娘从楼上下来道晚安。巴纳乌罗夫沉默着，不慌不忙地在她们两人胸前画好几次十字，让她们吻他的手。她们行完屈膝礼，走到拉普捷夫跟前，他也得给她们画十字，让她们吻手。这一套吻手和屈膝礼的仪式每天晚上都要重演一遍。

等到姑娘们走出去，巴纳乌罗夫就把报纸放在一旁，说：

“在我们这个受上帝保佑的城里，乏味得很！老实说，我亲爱的，”他叹口气，补充了一句，“我很高兴：您总算给自己找着一种消遣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拉普捷夫问道。

“刚才我看见您从医生别拉文的家里出来。我想，您总不是为了那位爸爸才去的吧。”

“当然。”拉普捷夫说，脸红了。

“嗯，当然。顺便说一句，像这位爸爸那样的老畜生，您就是白天打着火把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您简直不能想象，他是个多么卑鄙、无能、蠢笨的畜生！你们京城里的人至今还是只从抒情的一面，只从所谓的风景和苦命人安东[3]的一面对外省发生兴趣，可是我向您发誓，我的朋友，这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抒情诗，只有野蛮、卑鄙、下流，如此而已。您就拿此地那些献身于科学的人，此地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来说吧。您想一想，此地的城里有二十八个医生，他们都给自己挣下家业，住在自己的房屋里，而当地的居民却跟从前一样，处在最无依无靠、缺医少药的状态之中。比方说，尼娜需要动一次手术，其实是平常的手术，可是为这种手术就不得不从莫斯科请一个外科医生来，这儿没有一个医生能承担这种手术。这是您再也想象不到的。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比方说，您去问他们：什么叫作癌？这是什么东西？它是怎么产生的？问了也是白搭。”

巴纳乌罗夫就开始解释什么叫作癌。各种科学他都在行，不管谈到什么，他都要从科学方面加以解释。可是他解释起来有他自己独特的说法。他有他自己的血液循环理论、他的化学理论、他的天文学理论。他讲得缓慢，柔和，动听，用恳求的声调说出“您再也想象不到”这句话，眯细眼睛，懒洋洋地叹气，像皇帝那样宽大地微笑着，显然十分满意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他已经五十岁了。

“我想吃点什么，”拉普捷夫说，“要是有点盐腌的什么东西，我会吃得很痛快的。”

“哦，那有什么困难？马上就可以照办。”

过了一会儿，拉普捷夫和他的姐夫在楼上饭厅里坐下来吃晚饭。拉普捷夫喝下一杯白酒，然后开始喝葡萄酒，可是巴纳乌罗夫什么酒也不喝。他素来不喝酒，不赌博，尽管这样却仍旧花光了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财产，欠下许多债。要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花掉这么多的钱财，那就不是需要有嗜好，而是需要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了。巴纳乌罗夫喜欢吃精致的菜，喜欢上等的餐具，喜欢边吃饭边听音乐，喜欢在宴席上致祝词，喜欢仆役鞠躬敬礼，他满不在乎地赏给他们酒钱，一赏就是十个卢布，甚至二十五个卢布。各种募捐会和抽彩会他必定参加，遇到他熟识的女人过命名日，他总要派人送花束去。他常买茶碗、茶碗托、袖扣、领结、手杖、香水、烟嘴、烟斗、小狗、鹦鹉、日本物品、古董。他的睡衣是绸子的，床是乌木做的，镶着珠母，他的家常长袍是真正的布哈拉货，等等，在这些东西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天都花掉“数不尽的钱”。

吃晚饭的时候，他老是叹气，摇头。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样样事情都会了结的，”他轻声说道，眯细他的黑眼睛，“您会落入情网，受苦，然后不再爱您的女人；女人也会对您负心，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不负心，您呢，就会受苦，心灰意懒，临了您自己也会干负心的事。不过，总有一天这些事都会变成回忆，您就会冷静地思考，认为这都是十足的小事。……”

拉普捷夫累了，有了几分酒意，瞧着他姐夫的漂亮的头发、剪短的黑胡子，似乎明白了女人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娇生惯养、自以为是、在肉体方面颇有魅力的人了。

吃完晚饭以后，巴纳乌罗夫没有待在家里，到另一个住处去了。拉普捷夫送他出门。全城只有巴纳乌罗夫一个人戴高礼帽，每逢他在那些灰色围墙旁边，那些寒伧的有三个窗子的小屋旁边，那一丛丛杂草旁边经过，他的装束讲究而华美的外形、他的高礼帽、他的橙黄色手套总给人们留下又古怪又忧郁的印象。

拉普捷夫跟他分手以后，不慌不忙地走回自己的房间。月光明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看得清，拉普捷夫觉得仿佛月光在抚摸他没戴帽子的脑袋，仿佛有人用羽毛梳他的头发似的。

“我在恋爱啊！”他大声说，突然想要跑过去，追上巴纳乌罗夫，搂住他，宽恕他，送给他许多钱，然后跑到旷野上，跑进小树林，不住地往前跑，连头也不回。

他回到家里，看见一把椅子上放着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忘记拿走的那把阳伞，就拿过来，贪婪地吻它。阳伞是绸子的，已经不新了，用一根旧的松紧带捆着，伞柄是用价钱便宜的、普通的白骨做的。拉普捷夫打开伞，让它罩住他的头顶，他觉得四周甚至散发出幸福的气息。

他让自己坐得舒服点，手里没有放下那把阳伞，开始给一个住在莫斯科的朋友写信。

亲爱的、宝贵的柯斯嘉[4]，告诉您一个新闻：我又恋爱了！我说“又”，那是因为大约六年以前我曾爱上莫斯科的一个女演员，其实我甚至没有机会跟她相识；而在最近这一年半当中我跟您知道的“某女士”，一个既不年轻也不漂亮的女人同居。哎，亲爱的，一般说来，我在恋爱方面是多么不走运啊！我在女人方面从没得到过成功，如果我说“又”，那只是因为我有点忧郁和痛心地暗自承认我的青春完全没有爱情就逝去了，直到现在我三十四岁，才头一次真正地恋爱。不过，就算我“又”在恋爱吧。

但愿您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才好！她不能说是美人，宽脸膛，很瘦，不过另一方面，她那善良的表情多么美，笑起来多么好看啊！她一讲话，她的嗓音就像是在唱歌，跟铃铛一样清脆。她从来没有跟我长谈过，我不了解她，可是每逢我待在她身边，我总觉得她是个少有的、不平常的人，充满智慧和高尚的抱负。她信教，您再也想象不到这一点多么感动我，提高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我准备跟您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您是对的，就算您的想法有理吧，然而她在教堂里祷告的时候，我仍旧爱她。她是外省人，不过她在莫斯科读过书，喜欢我们的莫斯科，她的装束就是按莫斯科的款式，因此我爱她，爱她，爱她。……我看见您皱起眉头，站起来，要对我发表长篇演说，谈论什么叫作爱情，哪些人可以爱，哪些人不可以爱，等等，等等。可是，亲爱的柯斯嘉，当初我没有爱什么人的时候，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什么叫作爱情。

我的姐姐感谢您的问候。她常回忆从前怎样把柯斯嘉·柯切沃依送到中学预备班去。她至今还把您叫作“可怜的小东西”，因为您从前做孤儿的情形她至今都记得。那么，可怜的孤儿，我在恋爱了。眼前这件事是个秘密，千万不要告诉那边您认识的“某女士”。这件事，我想，自然会得到妥善解决的，或者像托尔斯泰的听差[5]所说的那样，会顺顺当当了结的。……

拉普捷夫写完信就上床睡下。他累了，眼睛自动闭上，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却睡不着觉，似乎街上的嘈杂声吵得他睡不着。人们赶着成群的牛羊走过街道，吹响号角，不久，教堂里打钟，召人去做晨祷。忽而一辆板车吱吱嘎嘎地驶过去，忽而又传来一个到市场去的村妇的说话声。麻雀也不住地啾啾地叫。

二

这是个欢畅的节日早晨，十点钟，尼娜·费多罗芙娜穿一件棕色连衣裙，梳好头发，由人搀到客厅里来。她在客厅里走了一会儿，在敞开的窗口站住，现出爽朗而天真的笑容，人们瞧着她就会想起当地一个酗酒的画家把她的脸叫作“笑脸儿”，想按照她来画一幅俄国谢肉节的画。所有的人，孩子也好，仆人也好，甚至她弟弟阿历克塞·费多雷奇和她本人也包括在内，都忽然生出信心，认为她一定会恢复健康。小姑娘们尖声笑着，追她们的舅舅，捉住他，于是家里便热闹起来了。

不断有外人来，探问她的病情，带来圣饼，说是今天几乎所有的教堂里都在为她做祷告。她在这个城里是慈善家，大家都喜爱她。她行善是异常随便的，就跟她弟弟阿历克塞·费多雷奇一样，他也是不考虑该不该给，就很随便地把钱散发出去。尼娜·费多罗芙娜常为穷学生付学费，把茶叶、白糖、果酱发给老太婆们，为穷新娘定做嫁衣。如果她手里拿到报纸，她就先找一下，有没有人发出求助的呼吁或者有关某人景况穷困的简讯。

现在她手里拿着一叠字条，各式各样的穷人，向她求助的人，就凭这些字条在杂货铺里赊购货物，昨天商人把这些字条送到她这儿来，要求她付出八十二卢布。

“瞧，他们拿走多少东西，这些没良心的！”她说，费力地辨认她在那些字条上写的难看的字迹，“这是闹着玩的吗？八十二卢布哪！我就是不给！”

“今天我来付。”拉普捷夫说。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尼娜·费多罗芙娜激动地说，“我每月从你和另一个弟弟那儿收到二百五，这就够多的了。求上帝保佑你们。”她小声补充道，为的是不让仆人听见。

“哼，我一个月却要用掉二千五呢，”他说，“我再对你说一遍，亲爱的：你同样有花钱的权利，就跟我和费多尔一样。这一点你务必要明白。父亲生下我们三个，那么每三个戈比里就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然而尼娜·费多罗芙娜不明白，从她的神情看来，她好像是在心里解答一道很难的算术题。她总弄不清金钱方面的事，每一次都惹得拉普捷夫不安，发窘。此外，他疑心她个人有债务，只是不好意思对他说，而且那些债务使得她痛苦。

这时候响起了脚步声和喘气声。这是医生上楼来了，他照例蓬头散发，衣冠不整。

“鲁-鲁-鲁，”他哼着，“鲁-鲁。”

拉普捷夫不想跟他见面，就走进饭厅，然后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心里明白，要跟这位医生亲近起来，随便到他家里坐坐，是不可能的事，跟这个巴纳乌罗夫称之为“老畜生”的人见面，是不愉快的。因此他很少跟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见面。这时候他暗自思忖，她父亲不在家，如果现在他给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送伞去，他就能见到她一个人在家，于是，他的心就快活得缩紧了。赶快，赶快！

他拿起阳伞，心情十分激动，驾着爱情的翅膀飞出去了。街上很热。医生家的大院子里生满杂草和荨麻，有二十来个男孩在玩皮球。这些男孩都是医生的房客们的孩子，他们的父亲是工人，分住在三间又旧又难看的厢房里，医生每年都打算修缮厢房，却一直拖延下来。空中响着清脆健康的说话声。院子另一边，远远的，在正房的台阶上，站着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倒背着双手，在看孩子们游戏。

“您好！”拉普捷夫招呼道。

她回过头来看。通常他总是看见她神情淡漠，冷冰冰的，或者像昨天那样疲乏，可是现在她的神态却活泼，生气勃勃，跟那些玩球的男孩一样。

“您瞧，莫斯科人从来也不会玩得这么快活，”她说，迎着他走过来，“不过呢，那边可也没有这么大的院子，要跑也没有空地方。爸爸刚才到您家里去了。”她补充说，不住地回头看那些孩子。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来看他，而是来看您的。”拉普捷夫说，欣赏着她的青春的朝气，这种朝气他以前从没看到过，仿佛直到今天才在她身上发现似的，他觉得好像今天还是头一次看见她那挂着金项链的又细又白的脖子。“我是来看您的……”他又说一遍，“我姐姐叫我给您送阳伞来，您昨天忘记拿走了。”

她伸出手来要接阳伞，可是他把伞按在胸口上，又生出昨天晚上坐在伞下面所感到的那种甜蜜的兴奋，他热烈而没法抑制地说：

“我求您把它送给我。我留着它来纪念您……纪念我们的结交。这把伞多么好啊！”

“那您就拿去好了，”她说，脸红了，“不过这把伞说不上有什么好。”

他痴迷地瞧着她，没有开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干吗叫您晒太阳呢？”她沉默一会儿之后说，笑起来，“到屋里去吧。”

“那我不打搅您吗？”

他们走进前厅。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跑上楼去，她那件带浅蓝色小花的白色连衣裙沙沙地响。

“谁也不可能打搅我，”她在楼梯上停住脚，回答说，“要知道，我从来什么事也不做。在我，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放假。”

“您讲的这些话，在我是没法理解的，”他说，往她那边走过去，“我生长在大家每天都劳动的圈子里，不论男人或者女人都没有例外。”

“可是如果没有什么事可做呢？”她问。

“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在非劳动不可的环境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纯洁快乐的生活。”

他又把阳伞按在胸口上，轻声讲出一些出乎自己意外的话来，连他的声调都变了：

“要是您同意做我的妻子，我情愿献出一切。我情愿献出一切。……不论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牺牲，我都愿意承担。”

她打了个哆嗦，又惊讶又恐惧地瞧着他。

“您在说什么，您在说什么呀！”她说，脸色变白了，“我老实跟您说，这是不可能的。请原谅。”

说完，她很快地往上面走去，她的连衣裙又沙沙地响起来，然后她关上房门。

拉普捷夫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心绪顿时大变，仿佛他心灵中的亮光忽然熄灭了。当他走出这所房子的时候，他体验到一个遭到白眼、不为人所喜欢、招人讨厌、也许恶劣得使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所感到的羞耻和屈辱。

“献出一切，”他在炎热中走回家去，想起他表白爱情的详细情形，就暗暗挖苦自己，“献出一切，完全是商人做生意的口气。谁稀罕你的一切！”

他觉得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愚蠢得叫人恶心。为什么他撒谎说，他是在一个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劳动的圈子里长大的呢？为什么他用教训的口吻说起纯洁快乐的生活呢？这是不聪明的，没趣味的，虚伪的，而且是莫斯科式的虚伪。不过接着他渐渐产生了一种囚犯听过严峻的判决以后生出的那种冷漠心情。他已经在想：谢天谢地，现在事情总算过去，那种吉凶未卜的可怕局面没有了，再也用不着成天价巴望，心焦，老是想着一件事了。现在一切都已经明朗，他必须丢开对个人幸福的一切希望，就此没有愿望，没有希望地生活下去，不再梦想，不再期望。为了避免那种他已经不愿意忍受的烦闷无聊，他不妨去管别人的事，操心别人的幸福，然后老年就会不知不觉到来，生命走到尽头，于是他也就什么都不需要了。他已经满不在乎，什么也不指望，能够冷静地思考了，然而他脸上，特别是眼睛底下，却有一种沉重的感觉，额头像橡皮似的绷紧，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他感到周身无力，上床躺下，大约过了五分钟就睡熟了。

三

拉普捷夫那么出乎意外地求婚，使得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心乱如麻。

她对拉普捷夫了解不多，是偶然跟他相识的。他很有钱，是莫斯科著名的“费多尔·拉普捷夫父子商行”的代表，平素总是十分严肃，看样子挺聪明，关心他姐姐的病。她觉得他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过她，她自己也对他十分冷淡，可是忽然他在楼梯上求爱，那张可怜的、痴情的脸。……

这次求婚弄得她心慌意乱，因为这太突然，因为他说出了“妻子”这两个字，因为她不得不回绝。她已经记不得她对拉普捷夫说了些什么，不过她回绝他的时候那种急躁而不愉快的心情，至今还残留在她心中。她看不中他，他的外貌像是个店员，他自身也不招人喜欢，她除了拒绝以外不能回答别的话，然而她仍旧觉得别扭，仿佛她做得不对似的。

“我的上帝啊，他还没有走进房间，干脆就在楼梯上讲出来了，”她对着挂在她床头上方的圣像，心乱如麻地说，“他事先也没向我献过殷勤，就这么古怪地、蹊跷地讲出来了。……”

在孤身一人的处境里，她的不安每个钟头都在增长。她一个人没有力量应付这种沉重的心境。应当有个人听她讲一讲，对她说她做得对才成。然而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谈谈的人。她的母亲早已去世，至于她的父亲，她认为是个怪人，她不能跟他认真谈话。他那种任性的脾气、过于爱抱怨的性情、意义不明的手势总是弄得她不自在。只要她一跟他谈话，他就立刻开始讲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她也不能谈得十分畅快，因为她自己也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究竟要向上帝祈求什么。

茶炊端来了。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走进饭厅，脸色十分苍白，疲倦，带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开始烧茶，这是她的本分，然后她给她父亲斟上一杯。谢尔盖·包利绥奇穿着他那件长过膝盖的上衣，满脸通红，头发也没梳，手揣在衣袋里，在饭厅里走动不停，然而不是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而是胡乱地走，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在桌子旁边站住，津津有味地喝下那杯茶，又走动起来，一直在想什么心事。

“拉普捷夫今天向我求婚来着。”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脸红了。

医生瞧着她，仿佛没有听懂。

“拉普捷夫？”他问，“巴纳乌罗夫太太的弟弟吗？”

他爱他的女儿。固然，他女儿早晚要出嫁，离开他，可是他极力不去想这件事。孤身一人是他所害怕的，不知什么缘故，他觉得，如果他一个人待在这所大房子里，他就会中风，可是这一点他不喜欢照直说出来。

“哦，我很高兴，”他说，耸耸肩膀，“我衷心向你道喜。这一下子你可要大大高兴了，因为你有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跟我分手了。我完全了解你。在你这种年纪，跟你的老父亲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病人住在一起，一定很难受。我非常了解你。要是我早一点死，要是魔鬼抓了我去，大家倒会很痛快。我衷心向你道喜。”

“我回绝他了。”

医生顿时心头轻松了，可是他已经没有力量停住口，只得接着说下去：

“我纳闷，老早就在纳闷：为什么人家至今还没把我送进疯人院去？为什么我身上穿着这件上衣，却没穿疯子的紧身衣？我至今仍然相信真，相信善，我是个理想主义的傻瓜，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岂不就是疯癫？对于我的真心实意，对于我的诚实态度，人家是怎样回报的呢？人家几乎往我的身上扔石子，骑到我脖子上来。就连我的至亲骨肉也一心要骑到我的脖子上来，叫鬼抓了我这个老笨蛋去。……”

“跟您简直没法照普通人那样谈话！”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

她猛然从桌旁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想起她父亲常常对她不公平，就十分气愤。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又觉得对父亲歉然，等到他动身到俱乐部去，她就送他下楼，亲自给他关门。外面天气不好，刮风。房门被风吹得发抖，前厅里四面八方都有风吹来，几乎把蜡烛吹熄。尤丽雅走遍楼上各个房间，对着所有的窗子和房门画十字。风哀号，似乎有什么人在房顶上走动。她从来还没这么烦闷过，也没觉得这么孤单过。

她问自己：她只因为这个人的外貌不中她的意就拒绝了他，这做得对吗？不错，她不喜欢他，嫁给他就无异于永远放弃自己的梦想，放弃自己关于幸福和夫妇生活的观念，可是日后她会遇见她所梦想的那种男人，爱上他吗？她已经二十一岁了。这个城里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她想象她所认识的所有男子，文官啦，教师啦，军官啦，其中有的已经结婚，他们的家庭生活空洞乏味得惊人；有的不招人喜欢，缺乏光彩，不聪明，不道德。拉普捷夫呢，不管怎样总还是莫斯科人，在大学毕了业，会说法国话。他住在京城里，那儿有许多聪明的、高尚的、出色的人，那儿繁华，有非常好的剧院，有音乐晚会，有头一流的女裁缝，有糖果点心店。……《圣经》上写着妻子必须爱自己的丈夫，小说里也认为爱情有重大的意义，然而这是不是言过其实呢？莫非家庭生活缺了爱情就不行？其实，大家都说爱情很快就会过去，剩下来的无非是习惯罢了，家庭生活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爱情，也不在于幸福，而在于责任，例如教养儿女，操持家务，等等。再者，《圣经》所说的对丈夫的爱也许指的就是对一般人的那种爱，对他的尊敬和宽容。

夜里，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专心地念晚祷词，然后跪下去，两只手按在胸口上，瞧着圣像前小灯的火苗，带着感情说：

“开导我吧，保护我们的圣母！开导我吧，主！”

她生平遇到过许多老姑娘，境况贫困，地位卑微。她们沉痛地懊悔，觉得以前不该拒绝那些求婚的男子。她自己会不会也落到这种下场呢？她要不要索性去进修道院，或者去做护士？

她脱掉衣服，在床上躺下，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又朝周围的空间画十字。突然，过道里响起尖厉凄凉的门铃声。

“哎呀，我的上帝啊！”她说，铃声闹得她周身不好受。她躺在那儿，一直在想，这种内地的生活多么缺乏变化，单调，同时又不安宁。她常常发抖，担心会出什么事，生气，或者觉得自己不对，最后她的神经紧张得不得了，甚至不敢从被子底下往外看。

过了半个钟头，门铃声又响起来，还是那么尖厉。大概女仆睡着了，没听见。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点上蜡烛，浑身发抖，心里恼恨女仆，动手穿衣服。等她穿好衣服，走到过道上，使女却已经在楼下关门了。

“我还当是老爷回来了，不料来的是病家。”她说。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从五屉柜里取出一副纸牌，暗自定下一个解决的办法：把纸牌洗好，然后把洗过的牌分成两叠，上下倒置，如果底下的一张是红色的牌，那意思是“行”，也就是说，应当同意拉普捷夫的求婚，如果是一张黑色的牌，那意思是“不行”。结果那张牌是黑桃十。

这使她心安下来，她睡着了，可是一到早晨，又是“行”也不成，“不行”也不成。她心想：要是她有意，现在她倒可以改变她的生活了。这个想法煎熬她，她筋疲力尽，觉得自己生病了。可是十一点刚敲过，她还是穿好衣服，去探望尼娜·费多罗芙娜。她想跟拉普捷夫见面，也许现在她会觉得他好一些，或许她一向错看了他也未可知。……

她逆着风走路很困难，几乎走不动，两只手按住帽子，由于风沙大，她什么也看不见。

四

拉普捷夫走进他姐姐的房间，出乎意料地看见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就又感到了一个遭到嫌弃的人的屈辱心情。他暗自推断：既然发生过昨天那件事以后她还能够这样轻松地到他姐姐这儿来，跟他见面，可见她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或者认为他是一个极其渺小的人物。然而临到他跟她打招呼，她脸色却发白，眼睛底下沾着灰尘，悲哀而负疚地瞧着他，他心里才明白她也在受苦。

她身体不舒服。她坐了不久，只有十分钟光景，就起身告辞了。她一面走出去，一面对拉普捷夫说：

“请您送我回家吧，阿历克塞·费多雷奇。”

他们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按住帽子，他走在后面，极力给她挡住风。胡同里风势小一点，在这儿他们俩才并排走路。

“要是昨天我态度冷淡，那就请您原谅我，”她开口了，声调发颤，仿佛她要哭出来了，“真是受罪啊！我一夜没睡好。”

“我倒通宵睡得很香，”拉普捷夫说，眼睛没看她，“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心里好受。我的生活破碎了，我深深地不幸，自从您昨天拒绝我以后，我就像个中了毒的人似的走来走去。最难启齿的话昨天已经说出口了，今天我跟您在一起就不再觉得别扭，能够痛痛快快地讲话了。我爱您胜过爱我的姐姐，胜过爱我故去的母亲。……没有姐姐，没有母亲，我能够生活下去，过去也确实生活下来了，可是缺了您，生活在我就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我没法生活下去。……”

如同往常一样，这时候他猜出了她的心意。他明白她想重提昨天的事，她只为了这一点才请求他送她，此刻正带着他到她家里去。不过，她除了昨天的回绝以外，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她想出了什么新的话呢？从种种迹象看来，从她的目光、从她的笑容看来，甚至从她跟他并排走路的时候昂起头、挺起肩膀的神态看来，他明白她依旧不爱他，他在她眼里是生疏的。那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医生谢尔盖·包利绥奇在家。

“欢迎光临，见到您非常高兴，费多尔·阿历克塞伊奇，”他说，把他的本名和父名弄混了，“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早先他没有这样客气过，拉普捷夫推断医生已经知道他求婚的事，他不喜欢这一点。现在他坐在客厅里，这个房间里寒伧而庸俗的摆设和那些不高明的画片都给他留下古怪的印象。虽然这儿有圈椅，又有带罩子的大灯，可是看上去这个客厅仍旧像是个不适于住人的地方，倒像是一个宽敞的板棚。显然，在这个房间里，只有像医生这样的人才会觉得舒服。另一个房间比这几乎大一倍，叫作大厅，那儿只有一些椅子，像跳舞厅一样。拉普捷夫坐在客厅里，跟医生谈他的姐姐，有一个疑问开始折磨他。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到他姐姐尼娜那儿去，后来又带着他到这儿来，莫非是为了对他说明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啊，这多么可怕呀，不过最可怕的是他的心里竟能生出这样的疑问。他暗自想象昨天傍晚和夜里这父女两人商量了很久，也许争论了很久，然后达到一致的结论：尤丽雅拒绝一个有钱人的求婚未免做得轻率。他的耳朵里甚至响起在这种情形下做父母的常说的一些话：

“不错，你不爱他，可是另一方面，你想想看，你可以做成多少好事啊！”

医生要出门去看病人了。拉普捷夫想跟他一块儿走，可是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

“请您再坐一会儿，我求求您。”

她非常痛苦，心情沮丧。现在她对她自己强调说：单单因为他不招她喜欢，她就拒绝这样一个正派、善良而且热爱她的人，特别是她嫁给他以后就有可能改变她的生活，改变她的忧郁、单调、闲散的生活，改变她的虚度青春岁月而前途看不见一点光明的生活，总之，在这类情形下拒绝这件婚事，简直是发疯，简直是任性和苛求，说不定连上帝都会为这件事惩罚她的。

她父亲走了。等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她就忽然在拉普捷夫面前站住，脸色白得吓人，同时用果断的口气说：

“我昨天想了很久，阿历克塞·费多雷奇。……我接受您的求婚。”

他弯下腰去吻她的手，她用冰凉的嘴唇别扭地吻一下他的头。他感到在这个表白爱情的场面中缺乏主要的东西，那就是她的爱情，而却有许多不必要的东西。他恨不得大叫一声，跑出门外，立刻回到莫斯科去，可是她站得那么近，显得那么美丽，于是一股热情忽然从他的心里涌起，他暗想现在再考虑也已经迟了，就热烈地搂住她，紧紧地拥抱她，嘴里含糊地说着什么，称呼她“你”，吻她的脖子，然后吻她的脸，吻她的头。……

她害怕这种亲热，就走到窗前去了。他俩已经懊悔不该表白爱情，两个人都慌张地问自己：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要是您知道我多么不幸就好了！”她握紧双手，说。

“您怎么了？”他问，走到她跟前，也握紧自己的双手，“我亲爱的，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千万要说实话，我求求您，千万要说实话！”

“您别管了，”她说，勉强笑一笑，“我答应您，我会做一个忠实的、本分的妻子。……今天傍晚您来吧。”

后来他坐在他姐姐身旁，念一本历史小说的时候，想起了这一切，就觉得委屈，他那美好的、纯洁的、强烈的感情竟得到这样浅薄的回报，人家并不爱他，却接受了他的求婚，这大概只是因为他有钱，也就是说，人家看重他的地方正是他自己最看轻的地方。尤丽雅纯洁，信仰上帝，一次也没有想到过钱，这是可以承认的；然而她不爱他，根本不爱他，显然她另有打算，虽则那种打算没考虑得十分周详，模模糊糊，可是仍旧不失为一种打算。医生的家由于庸俗的摆设惹他讨厌，医生本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卑微而肥胖的守财奴，轻歌剧《科涅维尔的钟》[6]里加斯巴尔之流的人物，尤丽雅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俗气。他想象他和他的尤丽雅怎样去举行婚礼，实际上彼此十分隔膜，她对他连一丁点感情也没有，仿佛是媒婆把他们撮合在一起的。现在对他来说只剩下一种跟这桩婚事一样庸俗的安慰，那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他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末一个，成千上万的人都是照这样结婚的，等到两人相处久了，尤丽雅就会逐渐了解他，也许就会爱他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7]！”他关上书说，笑起来，“尼娜，我成了罗密欧。你可以给我道喜，我今天向尤丽雅·别拉文娜求婚了。”

尼娜·费多罗芙娜以为他在说笑话，可是后来相信了，就哭起来。她不喜欢这个消息。

“好吧，我给你道喜，”她说，“可是为什么这样突然？”

“不，这不算突然。事情从三月起就开始了，只是你没注意罢了。……三月间，在这儿，就在你这个房间里，我跟她相识以后，我就爱上她了。”

“本来我还以为你会娶一个我们那儿的姑娘，莫斯科的姑娘呢，”尼娜·费多罗芙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那个圈子里的姑娘要纯朴些。不过，主要的是，阿辽沙，你觉得幸福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我的格利果利·尼古拉伊奇不爱我，这没法隐瞒，你看得出我们在怎样生活。当然，每个女人都可能因为你善良，因为你聪明而爱上你，可是要知道，尤列琪卡上过贵族女子中学，是个贵族，对她来说，光是聪明和善良是不够的。她年轻，你自己呢，阿辽沙，可已经不算年轻了，而且你长得也不漂亮。”

为了缓和最后这句话，她摩挲着他的脸，说：

“你不漂亮，可是你招人喜欢。”

她十分激动，连她的脸上都现出了淡淡的红晕。她兴致勃勃地谈到，由她来拿着圣像给阿历克塞祝福，不知是不是合适，她说她是大姐，应该可以替代他的母亲。她竭力劝她那沮丧的弟弟，说婚礼要办得体面，隆重，热闹，免得让人议论。

后来，他就凭未婚夫的身份到别拉文家里去，每天去三次或者四次，已经没有工夫跟萨霞换班，念历史小说了。尤丽雅在她自己的两个房间里接待他，那儿离客厅和她父亲的书房相当远，他很喜欢这两个房间。房间里的墙壁是深色的，墙角上立着放圣像的神龛，屋里有上等香水和长明灯的灯油气味。她住在这所房子最后面的房间里，她的床和梳妆台由一道围屏遮住，书橱的小门里面挂着绿色帘子，地上铺着地毯，因此她走起路来完全听不到她的脚步声。他从这些迹象断定她性格内向，喜欢过平和安静、离群索居的生活。她在家里还处在未成年的地位，她自己没有钱，出去散步的时候往往因为身边连一个戈比也没有而发窘。她父亲略微给她一点钱添制衣服和买书，一年不超过一百卢布。再者，医生本人尽管私人行医收入不少，却也几乎没有钱。每天傍晚他都在俱乐部里打牌，老是输钱。此外，他在信用社里买下一些带有债务的房屋，把它们租出去，房客们不按时付房租，可是他却相信这种房屋生意很有赚头。他把他和他女儿住的这所房子抵押出去，用那笔钱买下一片荒地，已经开始在荒地上造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将来准备把它抵押出去。

现在拉普捷夫像是在雾里生活，仿佛活着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化身，这人做了许多他以前下不了决心做的事。他跟医生一块儿到俱乐部去过两三次，跟他一块儿吃晚饭，主动送钱给他供造房用。他甚至去过巴纳乌罗夫的外家。有一回巴纳乌罗夫请他到外家去吃饭，他不加考虑就答应了。迎接他的是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女人，又高又瘦，头发已经有点斑白，眉毛挺黑，看来不是俄国人。她脸上扑过粉，现出一块块的白斑。她朝他甜蜜地微笑，握起手来很用劲，弄得她那白净的腕子上的镯子玎玲玎玲响。拉普捷夫觉得她那样笑是因为她想把自己的不幸瞒住别人，也瞒住自己。他还看见两个小姑娘，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长得很像萨霞。开饭的时候，仆人端来奶油汤、冷牛肉加胡萝卜、可可茶。菜都太甜，不好吃；然而另一方面，桌面上摆着金餐叉、酱油瓶、辣椒瓶、异常精致的五味瓶架、金胡椒瓶等，闪闪发光。

一直到喝完奶油汤，拉普捷夫才想起来他跑到这儿来吃午饭实际上很不妥当。那个女人很窘，一直赔着笑脸，露出牙齿。巴纳乌罗夫根据科学原理解释什么叫作钟情，它是怎样产生的。

“在这里牵涉到一种电流现象，”他用法国话对那个女人说，“每个人的皮肤里都有许多极其细微的腺，这些腺里保存着电流。假如您遇见一个人，而这个人的电流跟您的相似，您就生出爱情来了。”

拉普捷夫回到家里，他姐姐问他到哪儿去了，他觉得难于说出口，就什么话也没回答。

婚前那段时期，他觉得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他的爱情每天在增长，越来越强烈，他觉得尤丽雅富有诗情，高尚，然而相互间的爱情仍旧没有，实际上是他在买她，而她在卖自己。有的时候他思前想后，简直陷于绝望，就问自己：要不要索性跑掉？他已经一连许多夜没有睡好，老是在想他婚后到莫斯科去，怎样跟在写给朋友的信上称之为“某女士”的那个女人见面，他父亲和他哥哥这两个难以相处的人会怎样对待他的婚事，怎样对待尤丽雅。他担心他父亲一见到他们就会对尤丽雅说出一些不客气的话。近来他哥哥费多尔起了点古怪的变化。他写来长信，讲到健康的重要，讲到疾病对心理状态的影响，讲到什么叫作宗教，可是一个字也没提到莫斯科，提到商行的生意。这些信惹得拉普捷夫生气，他觉得他哥哥的性格正在往坏里变。

结婚是在九月。婚礼在彼得和保罗教堂做完日祷后举行，当天新婚夫妇动身到莫斯科去。等到拉普捷夫和他那穿着黑色连衣裙、拖着长后襟、外貌已经不像姑娘而像真正的太太的妻子跟尼娜·费多罗芙娜告别的时候，病人的整个脸变了样子，可是她那干枯的眼睛没有流出一滴眼泪。她说：

“如果我死了（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请你们把我那两个小女孩接去。”

“哦，我一定照您的话做！”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回答说，她的嘴唇和睫毛也神经质地颤动了。

“十月间我来看你，”拉普捷夫深情地说，“你快点好起来吧，我亲爱的。”

他们在火车上占了一个包房。两个人都感到忧伤和别扭。她坐在角落里，没有脱帽子，做出打盹的样子，他躺在她对面的长沙发上，给种种思想困扰着，他想到他的父亲，想到“某女士”，想到尤丽雅会不会喜欢他在莫斯科的住宅。他瞧着这个不爱他的妻子，沮丧地暗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五

拉普捷夫家在莫斯科经营服饰用品的批发生意，买卖穗子、绦带、花边、针织品、纽扣等。每年进款总额达到两百万，纯收入有多少，除了老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儿子们和店员们断定这种收入将近三十万，还说，如果老人“不乱扔钱”，也就是说不胡乱放债的话，他本来还可以多得十万，近十年来单是没有希望偿还的债款已经几乎积累到一百万。每逢大家谈到这一点，老店员就狡猾地眼睛，说出一句不是大家都能听懂的话：

“这是时代在心理上造成的后果。”

主要的贸易业务在本城的商场里一所名叫仓库的房子里进行。仓库的门外是一个院子，那儿总是半明半暗，有蒲席[8]的气味，拉大车的马在沥青路上踩出一片响声。仓库的门看上去很不起眼，包着一层铁皮，走进门去就是一个房间，墙壁潮得变成褐色，上面用木炭写满了字，有一扇窄窗子放进亮光来，窗上安着铁栅栏。左面是另一个房间，比较大，也比较干净，有一个铁炉子和两张桌子，然而也有一个监狱样的窗子，这儿是账房。从这儿有一道窄小的石砌楼梯通到楼上，那儿是主要的堆房。这是个相当大的房间，然而由于长年阴暗，房顶很低，货箱和货包十分拥挤，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个房间就像楼下那两间一样给新来的人留下不顺眼的印象。楼上的房间里和账房里一样，货架上放着成捆成包的和装在纸盒里的货物，这些货物陈列得既没有次序，也说不上美观；要不是因为这儿那儿的纸包上有些窟窿，有的露出大红线，有的露出流苏，有的露出穗子的末梢，那就不能一下子猜出这儿在做什么生意。看一下那些揉皱的纸包和纸盒，人简直不能相信这一类小玩意能卖几百万，而且这个仓库里每天都有五十个人忙着做买卖，而买主还不计算在内。

拉普捷夫到达莫斯科以后，第二天中午来到这个仓库，搬运工人们正在包装货物，把货箱敲得震天价响，弄得第一个房间里和账房里的人谁也没有听见他走进来。有一个熟识的邮差从楼上走下来，手里拿着一叠信，被敲打声吵得皱起眉头，也没有注意他。在楼上，头一个迎接他的是他的哥哥费多尔·费多雷奇，他们两个人长得像极了，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孪生弟兄。这种相像经常使拉普捷夫联想到他自己的外貌，现在他看见眼前这个人身量不高，面色绯红，脑袋上头发稀疏，大腿细弱，模样那么不招人喜欢，不文雅，他就问自己：“难道我也是这个样子吗？”

“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啊！”费多尔说，吻他的弟弟，紧紧地握一下弟弟的手，“我天天都心焦地盼着你回来，我亲爱的。你信上说你要结婚了，好奇心就开始煎熬我，而且我惦记你，弟弟。你想一想吧，我们有半年没见面了。哦，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尼娜病重吗？病得很重？”

“病得很重。”

“这也是上帝的旨意，”费多尔叹道，“哦，那么你的妻子呢？大概是个美人儿吧？我已经喜欢她了，现在她是我的小妹妹了。我们大家都会喜爱她的。”

拉普捷夫看到了父亲费多尔·斯捷潘内奇那他早就熟悉的伛偻的宽背。老人坐在柜台旁边一张凳子上，跟一个买主谈话。

“爸爸，上帝给我们送喜事来了！”费多尔叫道，“弟弟来了！”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个子高，体格非常结实，因此尽管他已经八十岁，满脸皱纹，可是从外貌上看，仍然是个健康强壮的人。他用男低音说话，那声音从他宽阔的胸膛里发出来，像是从大桶里发出来似的，深沉，浑厚，有力。他剃掉了胡子，留着剪短的、兵士式的唇髭，吸雪茄烟。他老是觉得热，因此他在仓库里和家里一年四季总是穿着肥大的帆布上衣。不久以前，他动过摘除白内障的手术，目力很差，已经不做买卖，光是跟人谈话，陪人喝加果酱的茶了。

拉普捷夫弯下腰去吻他的手，然后吻他的嘴。

“很久没见面了，先生，”老人说，“很久了。怎么样，要我给你的合法婚姻道喜吗？好吧，遵命，大喜大喜。”

他就努出嘴唇等他儿子来吻。拉普捷夫弯下腰去吻他。

“怎么样，你把你那位小姐也带来了吗？”老人问，他没有等到回答，就转过脸去对那个买主说，“现在我通知您，爸爸，我要跟某某姑娘结婚了。对。至于请求爸爸祝福，听取他的意见，这种章法已经没有了。现在他们自作主张。当初我结婚的时候，已经过四十岁，可是我还是在我父亲跟前跪下，请他老人家指点我。现在可不兴这一套了。”

老人见到儿子很高兴，可是又认为跟儿子亲热，露出高兴的样子是不成体统的。他的声调、他说话的口吻、“小姐”的称呼，都在拉普捷夫心里引起每次到仓库里来总要体验到的那种恶劣心绪。这儿每一件小东西都使他回想起过去他挨打、吃斋的情况，他知道就连现在学徒们也挨打，鼻子被打出血，等到这些学徒长大，他们自己也会打人。他只要在仓库里待上五分钟，就会觉得马上要有人来骂他，或者打他的鼻子了。

费多尔拍拍买主的肩膀，对弟弟说：

“喏，阿辽沙，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坦波夫的老乡格利果利·季莫菲伊奇。他可以给现代青年做个榜样。他已经五十多岁，却还有吃奶的孩子呢。”

伙计们笑起来，买主，一个白脸的瘦老头儿，也笑了。

“这是超过一般效能的天赋，”伙计们的头儿说，他也站在柜台里面，“既然里边有，就总会冒出来。”

伙计们的头儿是个高身量的男子，五十岁上下，留着黑胡子，戴着眼镜，耳后插着一管铅笔，他照例旁敲侧击、意义不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从他那狡猾的笑容又可以看出他赋予他的话以一种特殊而微妙的意义。他喜欢用书上的句子把自己的话弄得晦涩难懂，而且总是按自己的方式理解那类句子，有许多普通的字眼经他一用，常常不符合它们原来的意义。例如“此外”这两个字。每逢他坚决地表达一种想法而不愿意别人来反驳，他总是把右手往前伸出去，说一声：

“此外！”

最惊人的是别的伙计和顾客们都能听清楚他的意思。他名叫伊凡·瓦西里伊奇·波恰特金，原籍是卡希拉。现在，他向拉普捷夫道喜而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从您这方面来说，这是勇敢的功劳，因为女人的心是沙米尔[9]。”

仓库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姓玛凯伊切夫的伙计，他是个丰满、壮实的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整个头顶都秃光了。他走到拉普捷夫跟前，恭恭敬敬地向他小声道贺：

“恭喜恭喜，先生。……上帝听见了令尊的祷告，先生。感谢上帝，先生。”

然后别的伙计陆续走过来，庆贺他的合法婚姻。他们都装束入时，外貌十分正派，彬彬有礼。他们说话的时候，把“О”念重音，把“Г”念成拉丁语的“g”，他们几乎每隔两个字就加一个“先生”，因此他们的贺词说得像绕口令，例如“祝您，先生，如意，先生”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有人在半空中抽了一鞭子，发出“夫希希希”的声音。

所有这些很快就弄得拉普捷夫厌烦，打算回家去了，可是走掉是不合适的。为了顾到礼貌，至少得在仓库里逗留两个钟头才行。他就离开柜台，走到一旁，开始问玛凯伊切夫今年夏天过得是否顺利，有什么新闻没有，那一个就恭恭敬敬地回答，眼睛不看着他。有个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学徒给拉普捷夫送来一杯茶，茶杯下面没有茶碟。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学徒走过这儿，绊在货箱上，几乎跌一跤，威严的玛凯伊切夫就突然做出吓人的凶狠脸色，恶魔似的对他大喝一声：

“要用脚走路！”

伙计们看到少东家结了婚，终于回来了，都挺高兴，他们带着好奇心亲切地瞧着他，每个走过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有责任对他恭恭敬敬地说一句好听的话。然而拉普捷夫相信这都不是出于真心，他们在奉承他，因为他们怕他。他怎么也忘不了，大约十五年前，有一个伙计得了精神病，只穿着衬里衣裤，光着脚跑到大街上，朝老板家的窗子威胁地摇拳头，喊着说他受了虐待。后来这个可怜的人病好了，大家还拿他开了很久的玩笑，告诉他说当初他想骂老板“剥削者”却骂成“剥血者”了。总之，职工们在拉普捷夫商行里生活得很糟，关于这一点整个商场早就议论纷纷。最糟的是老人费多尔·斯捷潘内奇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保持着野蛮专横的作风。比如，谁也不知道他所宠信的波恰特金和玛凯伊切夫挣多少薪金；他们一年连赏金在内各拿到三千，不会再多了，可是他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给了他们每人七千。赏金倒是所有的伙计每年都有份，然而是在私下里拿到的，因此拿得少的人为了面子不得不说拿得多。没有一个学徒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升为伙计，没有一个职工知道老板对自己是不是满意。没有一件事是明令禁止伙计们做的，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究竟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谁也没有禁止他们结婚，然而他们都不结婚，生怕结了婚会惹得老板不满意，丢掉饭碗。他们可以有朋友，也可以到朋友家里去做客，可是晚上九点钟就关大门，而且每天早晨老板总是怀疑地打量所有的职工，考察他们嘴里有没有酒气：“喂，吐一口气！”

每到节日职工们都得去做晨祷，而且在教堂里得站在老板看得见的地方才行。持斋是严格遵行的。遇上庆祝日，例如老板或者他的家属的命名日，伙计们就得签名，合送一份福列商店的甜馅饼或者一本纪念册。他们住在皮亚特尼茨基街上那所房子的楼下房间里或者侧屋里，一个房间住三四个人，吃饭时候虽然每人面前放一个盘子，可是大家凑着一个公用的大钵吃东西。如果在吃饭时候老板家里有人到他们这儿来，他们就全都站起来。

拉普捷夫体会到，在他们当中，只有受老人教育毒害很深的人才能认真把他看作恩人，其他的人都把他看作敌人和“剥血者”。现在，拉普捷夫出去半年以后回来，没有看出什么好的变化，倒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不是什么吉兆的现象。他哥哥费多尔从前文静，好深思，非常谦和，现在却现出热心办事的忙人的样子，耳朵后面插着一管铅笔，在仓库里跑来跑去，拍顾客们的肩膀，对伙计们喊叫：“朋友们！”显然他在扮演一种什么角色，这种新角色使阿历克塞认不出他来了。

老人那低沉的语声不停地响着。他闲得没事做，就教导顾客们应当怎样生活，怎样做买卖，同时老是拿自己做榜样。这种夸耀，这种以权威自居盛气凌人的口吻，拉普捷夫在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就已经听熟了。老人崇拜自己，从他的话听来，好像他让他那已故的妻子和亲人获得了幸福，给予孩子们奖励，是他的伙计们和职工们的恩人，使得所有的街坊和熟人都永远为他祷告上帝。不管他做什么事，总是正确无误，如果别人把事情办坏了，那也只是因为他们不肯跟他商量。不要他出主意，那是任什么事也办不成的。在教堂里，他总是站在大家前面，甚至在神甫们主持弥撒之际，要是他认为他们做得有不对头的地方，他也要指出，而且认为这样做会使上帝满意，因为上帝爱他。

下午将近两点钟，仓库里所有的人都忙着做生意，只有老人除外，他仍旧在叽叽咕咕地说话。拉普捷夫不便于闲着站在那儿，就从一个女工手里接过花边来，让她走掉，然后听一个买主，沃洛格达商人讲话，并且吩咐伙计张罗生意。

“T，B，A!”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在仓库里，字母是用来表示商品的价钱和号码的），“P，N，T!”

拉普捷夫临走时，只跟费多尔一个人告别。

“我明天带着我妻子一同到皮亚特尼茨基街来，”他说，“可是我预先声明，要是父亲对她哪怕只说出一句粗鲁的话，我就会立即走掉，在那儿连一分钟也不待。”

“你还是老样子，”费多尔说，叹了口气，“你结了婚也没改变脾气。弟弟，得迁就老人一点。那么，好，明天十一点钟来吧。我们会急切地等着你们。那么做完日祷就直接到这儿来吧。”

“我不去做日祷。”

“哦，那也没关系。要紧的是别过十一点再来，好赶上祈祷，然后跟我们一块儿吃早饭。替我问小妹妹好，吻她的小手。我有个预感，我会喜欢她的，”费多尔十分诚恳地补充道，“我羡慕你，弟弟！”他看着阿历克塞走下楼去，大声说。

“为什么他老是畏畏缩缩，有点害羞的样子，好像觉得自己赤身裸体似的？”拉普捷夫想，顺着尼柯尔斯克街走去，极力想了解费多尔所起的变化，“连他的谈吐中也有点新东西，什么弟弟啦，亲爱的兄弟啦，上帝赐给我们恩惠啦，让我们祷告上帝啦，好像是谢德林的犹独式加[10]似的。”

六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钟，他带着妻子坐一辆由一匹马拉的轻便马车沿着皮亚特尼茨基街行驶。他生怕费多尔·斯捷潘内奇会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因此事先就已经感到不愉快。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呢，在丈夫家里待了两夜之后，已经认定自己的婚姻是错误的，不幸的，如果她跟她丈夫不是住在莫斯科，而是住在另一个城里，那她就会觉得受不了这种可怕的处境。可是莫斯科吸引她，她很喜欢那些街道、房屋、教堂，如果能够坐着由名贵的骏马拉着的漂亮雪橇，整天价，从早到晚，在莫斯科兜风，随着疾速的奔驰吸进秋天的清凉空气，那她也许就不会认为自己这么不幸了。

在那座新近粉刷过的、白色的两层楼房子附近，车夫勒转马，开始往右拐弯。大家已经在这儿等着。大门旁边站着扫院人，穿一件新的长上衣，脚下一双高筒靴外加套鞋，另外还有两名警察。整个空地从街中心到大门口，然后从院子里到门廊上，都铺着新沙土。扫院人脱下帽子，警察行举手礼。在门廊附近，费多尔带着十分严肃的脸色迎接他们。

“跟你认识很高兴，小妹妹，”他说，吻尤丽雅的手，“欢迎光临。”

他挽着她的胳臂领她走上楼梯，然后从男男女女的人群中穿过走廊。前厅里也拥挤，有神香的气味。

“我马上带您去见我们的父亲，”费多尔在庄重的、死一般的寂静中小声说，“他是个可敬的老人，家长[11]。”

在宽敞的大厅里，一张准备做祈祷时用的桌子旁边，站着费多尔·斯捷潘诺维奇，分明在等他们。他身旁站着一个头戴法冠的司祭和一个助祭。老人对尤丽雅伸出手来，一句话也没说。大家都沉默着。尤丽雅有点发窘了。

司祭和助祭开始穿上法衣。手提香炉送来了，香炉里迸出火星，冒出神香和木炭的气味。蜡烛点亮了。伙计们踮着脚走进大厅里来，沿墙站成两排。四下里静悄悄的，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

“赐福吧，人间的主宰。”助祭开口了。

祈祷做得隆重而庄严，一个细节也没漏掉，还念了两首赞美诗：一首歌颂最亲爱的耶稣，另一首歌颂最神圣的圣母。歌手们只照乐谱唱，唱了很久。拉普捷夫留意到刚才他妻子怎样发窘，在司祭们念赞美诗，歌手用不同的调子一连三次唱出“求主怜悯我们”的时候，他心里紧张地等待着老人马上就会回头看一眼，发话了，例如“您就连在胸前画十字也不会”。他不由得暗自气恼：何必凑这么一群人，何必要教士们和歌手们来搞这么一套仪式呢？这也未免太商人气了。然而她却和老人一样，把头放到福音书下面，然后跪下好几次，他才明白她喜欢这一套，于是他放心了。

在祈祷的末尾，念到“许多年”的时候，司祭让老人和阿历克塞吻十字架，然而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走过去要吻的时候，他却用手盖住十字架，做出要说话的样子。有人就向歌手们挥一下手，要他们停住唱。

“先知撒母耳，”司祭开口了，“奉上帝的旨意到伯利恒去，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问：‘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先知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12]那么，上帝的奴隶尤丽雅，我们也该问你，你是为平安到这个人家来的吗？……”

尤丽雅激动得脸孔通红。司祭说完话就让她吻十字架，然后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气说：

“现在该费多尔·费多雷奇结婚了。是时候了。”

歌手们又唱起来，大家纷纷活动，声音嘈杂。老人深受感动，眼睛里含满泪水，吻了尤丽雅三次，在她脸上画十字，说：

“这是你们的家。我这个老头儿什么也不需要了。”

伙计们纷纷道喜，说话，可是歌手们唱得很响，弄得什么也听不清。然后大家吃早饭，喝香槟酒。她跟老人并排坐着，他对她说分开住不好，应当住到一块儿，住在一所房子里，分开和不和睦会弄得破产。

“我挣钱，儿女们却光是花钱，”他说，“现在你们就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来挣钱吧。我这个老头儿也该休息了。”

尤丽雅眼前时时刻刻闪过费多尔的身影，他长得很像她的丈夫，不过好动得多，也腼腆得多。他在她身旁走过来走过去，常常吻她的手。

“我们，小妹妹，是普通人，”他说，同时他的脸上泛起红晕，“我们生活简单，照俄国人那样，照基督徒那样过日子，小妹妹。”

拉普捷夫回到家里，想起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出乎他的预料，没出什么特别的事，不由得很满意，就对他的妻子说：

“你会觉得奇怪：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父亲竟有像我和费多尔这样身材矮小、胸脯很窄的孩子。不过这也十分自然！我父亲到四十五岁才娶我的母亲，而当时我母亲刚十七岁。她在他面前总是脸色苍白，身子发抖。尼娜头一个生出来，那当儿母亲还比较健康，所以她长得比我们结实，比我们好。而我和费多尔呢，在母亲腹中以及后来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被经常的恐惧折磨得精力衰竭了。我记得，父亲开始教导我，或者说得简单点，开始打我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岁。他用树条抽我，揪我的耳朵，打我的脑袋。我每天早晨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暗想我今天会不会挨打。游戏和玩耍在我和费多尔是禁止的，我们必须去做晨祷，去做早弥撒，吻神甫和修士的手，在家里念赞美诗。你是信教的，喜欢这些，可是我怕宗教，每逢我走过教堂，总会想起我的童年时代，不寒而栗。我八岁那年就给领到仓库去了。我像一个普通的学徒那样干活，这是对健康有害的，因为我在那儿几乎天天挨打。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中学去，午饭前我在学校里念书，午饭后到傍晚仍旧得坐在仓库里。我照这样一直活到二十二岁，才在大学里认识亚尔采夫，他劝我离开父亲的家。这个亚尔采夫帮过我很多忙。你看怎么样，”拉普捷夫说，愉快地笑起来，“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亚尔采夫吧。这是个极其高尚的人！他会多么感动啊！”

七

十一月里一个星期六，安东·鲁宾施坦[13]在交响乐音乐会上做指挥。会场很挤，里面闷热。拉普捷夫站在一根圆柱后面，他妻子和柯斯嘉·柯切沃依远远地坐在前面第三排或者第四排。幕间休息刚开始，那位“某女士”，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拉苏季娜，十分意外地走过他面前。他婚后常常担心会遇见她。现在她不加掩饰地公然瞅他一眼，他才想起他至今还没准备对她解释一下，或者给她写一封友好的、哪怕只有两三行的信，倒好像在躲着她似的。他觉得于心有愧，就脸红了。她急忙使劲握一下他的手，问道：

“您看见亚尔采夫没有？”

随后，她没等他回答，就迈开大步急速地往前走去，仿佛有人在她身后推她似的。

她很瘦，不漂亮，鼻子长，脸容永远疲惫不堪，她似乎费了很大的劲才使自己的眼睛睁着而不致合上。她那对黑眼睛很好看，神情聪明，善良，诚恳，可是动作笨拙而突兀。跟她谈话是不容易的，因为她不善于听人家说话，自己也不会平心静气地讲话。要爱她是挺难的。她跟拉普捷夫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往往笑上很久，双手蒙住脸，口口声声说爱情在她不是生活中主要的东西。她扭扭捏捏，像个十七岁的姑娘，跟她接吻以前必须吹熄所有的蜡烛。她已经三十岁了。她原本嫁给一个教师，可是早就不跟她的丈夫住在一起了。她靠教音乐课和参加四重奏维持生活。

在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她又走过他身旁，仿佛出于无意似的，可是圆柱后面站着一群男人，像一堵厚墙，不容她再往前走，她就站住了。拉普捷夫看见她身上仍旧穿着去年以至前年她穿着参加音乐会的那件丝绒短上衣。她的手套是新的，扇子也是新的，然而都是便宜货。她喜欢打扮，可又不会打扮，也舍不得在这上面花钱。她穿得不像样，不整洁，每逢她在街上迈开大步匆匆忙忙走去上课，通常容易被人错看成年轻的见习修士。

听众鼓掌，喊着再来一次[14]。

“今天傍晚您得陪着我，”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走到拉普捷夫跟前说，严厉地瞧着他，“我们从这儿一起出去喝茶。您听见了吗？这是我的要求。您欠着我很多情，您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我这个最起码的要求。”

“好，我们一块儿走。”拉普捷夫同意。

交响乐结束以后，没完没了的叫幕声开始了。听众纷纷起座，非常缓慢地往外走，拉普捷夫不能跟他妻子一句话也不交代就走掉。他只好在大门旁边站住，等着。

“我渴得要命，”拉苏季娜抱怨说，“我心里烧得慌。”

“在这儿可以喝个够，”拉普捷夫说，“我们到小吃部去吧。”

“哼，我可没有钱丢给茶房。我又不是什么商人。”

他伸出手去要挽她的胳膊，她拒绝了，说了一句他已经听她说过许多次而且长得令人生厌的话，大意是她认为自己不是软弱的女性，不需要男人老爷们效劳。

她一面跟他谈话，一面打量听众，常跟她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是她的格里耶高等女校的同学、音乐学院的同学、她的男学生和女学生。她急匆匆地、紧紧地握他们的手，仿佛要拉住不放似的。可是后来她像发了热病似的扭动肩膀，发抖，最后害怕地瞧着拉普捷夫，轻声说：

“您娶了个什么样的人啊？您这个疯子，您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傻丫头，您瞧中了她哪一点？要知道，我是看中您的智慧，看中您的心灵才爱上您的，这个瓷娃娃啊，只需要您的钱！”

“不要讲这些，波丽娜，”他用恳求的声调说，“关于我的婚姻您所能对我说的一切，我已经对我自己说过很多回了。……您别给我增添痛苦了。”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出来了，穿着黑色连衣裙，胸前戴着她公公在祈祷完毕后送给她的钻石大别针。她身后跟着她的随从：柯切沃依，两个熟识的医生，一个军官，一个胖胖的、身穿大学生制服、姓基希的年轻人。

“你跟柯斯嘉一块儿走吧，”拉普捷夫对他妻子说，“我随后就来。”

尤丽雅点一下头，往前走去。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用眼睛跟踪她，周身发抖，神经质地缩起身子，她的目光里充满嫌恶、憎恨和痛苦。

拉普捷夫不敢到她家里去，预感到会有不愉快的解释、刻薄的话语和眼泪，就提议到一家餐厅去喝茶。可是她说：

“不，不，到我家去。不准您对我提餐厅。”

她不喜欢上餐厅，因为她觉得那儿的空气让纸烟气味和男人的呼吸弄得有毒了。她对一切不认识的男人抱着奇怪的成见，认为他们都是好色之徒，随时都会调戏她。此外，餐厅里的音乐也闹得她头痛。

他们走出贵族俱乐部，雇了一辆马车到奥斯托任卡街上拉苏季娜所住的萨威洛甫斯基巷去。拉普捷夫一路上想着她。真的，他欠了她很多情。他是在他的朋友亚尔采夫家里跟她认识的，她教亚尔采夫音乐理论。她热烈地爱他，完全没有私心，跟他同居以后继续教课，照旧工作到精疲力竭。多亏她，他才开始理解和喜爱音乐，以前他对音乐几乎是不感兴趣的。

“我情愿拿出半个王国去换一杯茶！”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拿暖手筒遮住嘴，免得着凉，“今天我教了五堂课，真见鬼！那些学生都是笨蛋，都是木头人，差点把我气死。我不知道这种苦役到什么时候才会完结。我累坏了。等我积攒下三百卢布，我就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我要躺在海滩上，张大嘴吸氧气。我多么喜欢海，啊，我多么喜欢海呀！”

“您哪儿也不会去，”拉普捷夫说，“第一，您一点钱也攒不下来，第二，您舍不得花钱。对不起，我要旧话重提：难道从那些因为没有事做而在您这儿学音乐的闲人们手里接过一个个小钱来，攒起三百卢布，就比在您的朋友们那儿借钱体面些？”

“我没有朋友！”她生气地说，“我请求您不要说蠢话。我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有一项特权，那就是意识到自己不会被收买，有权利不向无聊的商人借钱，有权利看不起他们。不，谁也休想收买我！我可不是什么尤列琪卡！”

拉普捷夫没有付车钱，知道这样做会惹得她滔滔不绝地发议论，那些话他以前已经听过许多次了。她自己付了车钱。

她在一个孤身女人家里租住一个带家具的小房间，搭伙食。她那架别克尔牌大钢琴目前放在尼基特斯基大街亚尔采夫家里，她每天到那儿去弹琴。她的房间里有一把蒙着布套的圈椅，有一张铺着夏季白被子的床，有些女房东家的花，墙上挂着几张彩色画片，没有一样东西能使人联想到这儿住着的是个女人，以前是高等女校的学生。这儿既没有梳妆台，也没有书，就连写字台也没有。看得出来，她一到家就上床睡觉，早晨起来以后立刻就走出家门。

厨娘端来一个茶炊。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动手沏茶，身子仍旧在发抖，因为屋里挺冷，她开始骂那些在《第九交响曲》里演唱的歌手们。她累得闭上眼睛。她喝下一杯茶，又喝一杯，再喝一杯。

“那么，您结婚了，”她说，“不过您不必担心，我不会垂头丧气，我能把您从我的心里赶出去。只有一件事使我烦恼和痛心：您也跟别人一样无聊，您在女人身上所需要的不是智慧，不是学识，而是肉体，美丽，青春。……青春！”她用鼻音说，仿佛在模仿什么人说话似的，然后笑起来，“青春！您要的是纯洁，纯洁，纯洁[15]！”她说着，哈哈大笑，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纯洁！”

等到她笑完，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

“您至少是幸福的吧？”她问。

“不。”

“她爱您吗？”

“不。”

拉普捷夫心里激动，感到自己不幸，就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他又说一遍，“波丽娜，要是您想知道的话，我十分不幸。有什么办法呢？蠢事已经做下，现在已经没法补救。对这件事只好听天由命了。她嫁给我不是出于爱情，很荒唐，也许另有打算，不过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现在显然感到自己做错事，痛苦了。我看得出来。晚上我们睡在一起，可是白天她怕跟我单独待在一起，哪怕五分钟也不行，她总要找点消遣，找外人做伴。她跟我在一块儿觉得羞耻，觉得害怕。”

“不过她照样在您那儿拿钱吧？”

“这是蠢话，波丽娜！”拉普捷夫叫道，“她拿我的钱，是因为她拿不拿我的钱在她是完全无所谓的。她是正直的、纯洁的人。她嫁给我纯粹是因为她想脱离她的父亲，如此而已。”

“那么您相信如果您没有钱，她也会嫁给您？”拉苏季娜问。

“我对什么也没法保证，”拉普捷夫苦恼地说，“对什么也没法保证。我什么也不明白。看在上帝分上，波丽娜，我们不谈这些吧。”

“您爱她吗？”

“爱得发疯。”

然后出现了沉默。她喝下第四杯茶，他呢，走来走去，心想他妻子现在大概在医生俱乐部里吃晚饭。

“可是难道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爱上一个人？”拉苏季娜问，耸了耸肩膀，“不，在您身上起作用的是兽性的情欲！您陶醉了！您中了这个美丽的肉体的毒，中了这种纯洁的毒！躲开我，您肮脏！到她那儿去吧！”

她对他挥一下手，然后拿起他的帽子扔给他。他默默地穿上皮大衣，走出去，可是她追到前堂，一把抓住他胳臂上靠近肩膀的地方，号啕大哭起来。

“别哭了，波丽娜！不要再哭了！”他说，却怎么也掰不开她的手指头，“镇静点，我求求您！”

她闭上眼睛，脸色发白，她的长鼻子变成不好看的蜡黄色，像死人一般。拉普捷夫仍旧掰不开她的手指头。她昏过去了。他小心地抱住她，把她放在床上，在她身旁坐了十分钟光景，一直到她清醒过来。她的手冰凉，脉搏微弱而断断续续。

“您回家去吧，”她说，睁开眼睛，“您走吧，要不然我又要哭起来。我得管住我自己才成。”

他从她家里出来，没有到他那伙朋友在等他的医生俱乐部去，而是回家去了。一路上，他带着内疚问他自己：这个女人这样爱他，而且事实上已经是他的妻子和伴侣，为什么他没有跟她成立家庭呢？她才是唯一依恋他的人，况且让这个聪明、骄傲、工作辛劳的人得到幸福、庇护、安宁，岂不是一件有成效、值得做的事？他问自己：他配追求美和青春，追求不可能有的幸福吗？事实是，三个月来，仿佛为了惩罚他或者嘲弄他似的，他的心情一直阴暗抑郁。蜜月早已过去，他呢，说来可笑，还不知道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常给她那些贵族女子中学的同学和她的父亲写长信，往往有五页之多，总找得出话来写，可是跟他谈起话来却只谈天气，只谈现在该吃午饭或者晚饭。她临睡前祷告很久，然后吻她的十字架和神像，他呢，瞧着她，怀恨地思忖：“瞧，她在祷告，可是她祈求什么呢？祈求什么呢？”他心里暗自侮辱她，侮辱自己，说他跟她一块儿睡觉，把她搂在怀里，只是取得他用钱买来的东西罢了，不过这想法未免可怕。如果她是个粗壮、大胆、放荡的女人，倒也罢了，可是这儿偏偏只有青春、信教、温和、天真纯洁的眼睛。……当初她做他的未婚妻的时候，她信教的虔诚使他感动，可是现在，她的见解和信念的墨守成规，依他看来，却成了屏障，使人看不见这道屏障背后的真相了。在他的家庭生活里，样样事情都使他难受。他妻子跟他并排坐在剧院里的时候，他常常看到她独自叹息或者由衷地大笑，却不愿意跟他共享她的欢乐，就不由得伤心。值得注意的是她已经跟他所有的朋友相处得很好，他们已经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唯独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使他郁郁不乐，默默地嫉妒。

拉普捷夫回到家里，换上家常长袍，穿上拖鞋，在他的书房里坐下来看小说。他妻子不在家。可是过了半个钟头光景，前厅响起门铃声，传来彼得跑去开门的低沉的脚步声。来人正是尤丽雅。她穿着皮大衣走进书房，脸上冻得通红。

“普烈斯尼雅街上起了大火，”她说，喘吁吁的，“好大的火啊。我想跟康斯坦丁·伊凡内奇一块儿去看看。”

“好，去吧！”

她那健康娇嫩的模样和她眼睛里孩子气的恐惧神情使拉普捷夫的心得到了宽慰。他又看了半个钟头的书，就上床睡觉。

第二天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派人到仓库里来，把两本以前从他那儿借去的书、他所有的信、他的照片统统送还他，随着那些东西还附来一封信，信上只有两个字：“完了！”

八

十月末，尼娜·费多罗芙娜已经有旧病复发的明显征象。她很快地瘦下去，脸色变了。尽管十分痛苦，她却以为自己在复原，每天早晨都穿好衣服，像健康人一样，然后一整天和衣躺在床上。临终之前，她变得很爱说话。她平躺在床上，轻声讲着什么，气力不济，不住地喘气。她是在下述情况下忽然去世的。

那是个月色清朗的夜晚，人们坐着雪橇在街上新下的雪上奔驰，嘈杂的声音从街上传到房间里来。尼娜·费多罗芙娜平躺在床上，萨霞坐在床旁边打盹，现在已经没有人来跟她换班了。

“他的父名我记不得了，”尼娜·费多罗芙娜轻声说，“他名叫伊凡，姓柯切沃依，是个穷文官。他，祝他升天堂，是个爱酒如命的家伙。他常到我们家来，我们每个月给他一磅糖，八分之一磅茶叶。嗯，当然，有时候也给他钱。是啊。……后来出了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柯切沃依大喝一通，死了，让白酒烧死了。他身后留下一个小儿子，是七岁左右的男孩。可怜的小孤儿啊。……我们把他收留下来，藏在伙计们那儿，他就照这样整整生活了一年，我爸爸不知道。后来我爸爸看见他了，却光是挥一下手，什么话也没说。等到柯斯嘉这个孤儿长到九岁，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待嫁的姑娘了。我带着他走遍各个学校。我从这儿走到那儿，到处都不肯收他。他哭了。……我说：‘小傻瓜，你哭什么呀？’我带他到拉兹古里亚依街的第二中学去，感谢上帝保佑，人家总算收他了。……从此这个乖孩子每天都从皮亚特尼茨基街走到拉兹古里亚依街，再从拉兹古里亚依街走回皮亚特尼茨基街。……阿辽沙给他付学费。……托上帝的福，这孩子总算用功读书，肯动脑筋，书念得挺好。……如今他在莫斯科做了律师，很有学问，成了阿辽沙的朋友了。是啊，我们当初没有看轻人，把他收留在家里，现在恐怕他在为我们祷告上帝吧。……是啊。……”

尼娜·费多罗芙娜说话声越来越轻，中间常有长久的停顿，后来她沉默一会儿，忽然坐起来了。

“我不好过……好像不对头，”她说，“求主怜恤。哎哟，我透不出气来了！”

萨霞知道母亲一定不久就会死掉，现在看见她母亲的脸忽然瘦下去，她猜想结局到了，就惊慌起来。

“妈妈，不要这样！”她说，号啕大哭起来，“不要这样！”

“快跑到厨房去，叫他们去找你父亲来。我很不好过。”

萨霞叫唤着，跑遍所有的房间，可是整个房子里连一个仆人也没有，只有丽达睡在饭厅里一口箱子上，没脱衣服，脑袋底下也没垫枕头。萨霞没添衣服，没穿套鞋，就跑到院子里，后来又跑到街上。大门外一条长凳上坐着她的奶妈，在看溜冰。从河边的溜冰场上传来军乐声。

“奶妈，我妈要死了！”萨霞大哭着说，“得去找爸爸来！……”

奶妈就走上楼，到卧室里去看病人，把一根点亮的蜡烛塞在她手里。萨霞害怕地奔忙着，央求人去找她爸爸，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央求谁才好，后来她穿上大衣，戴上头巾，跑出去，来到街上。她从仆人那儿知道她父亲还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他跟她们住在巴扎尔纳亚街。她出了大门往左边跑去，一路哭泣着，见了陌生人就害怕，两只脚很快就陷在雪地里，身子冻僵了。

她碰见一辆空的出租雪橇，然而没有雇这辆车，她怕万一人家会把她拉出城去，抢劫她，把她扔在墓园里（她喝茶的时候听仆人们谈起过，确实有这样的事）。她就一直往前走，走啊走的，累得直喘气，一面号啕大哭。她来到巴扎尔纳亚街，打听巴纳乌罗夫先生住在这条街上哪所房子里。有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花了很长时间指点她，看见她一点也没听明白，就拉着她的手往一所门口有台阶的平房走去。大门开着。萨霞跑过前堂，穿过一个过道，终于走到一个明亮温暖的房间里，她父亲同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姑娘在屋里围着一个茶炊坐着。可是她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有痛哭的份儿了。巴纳乌罗夫明白了。

“大概妈妈不好了吧？”他问，“你说啊，姑娘：妈妈不好吗？”

他心慌意乱，吩咐人去雇马车。

他们回到家里，尼娜·费多罗芙娜正坐在床上，四周围着枕头，手里拿着蜡烛。她脸色发青，眼睛已经闭上。卧室里和房门口聚集着奶妈、厨娘、使女、一个姓普罗柯菲依的农民和一些不认识的普通人。奶妈正在小声吩咐什么话，人家却听不明白。房间深处，窗子跟前，站着丽达，脸色苍白，睡眼惺忪，在那儿严肃地瞧着她的母亲。

巴纳乌罗夫从尼娜·费多罗芙娜手里拿过那支蜡烛，嫌恶地皱起眉头，把它往五斗橱上一扔。

“这真可怕！”他说，他的肩膀颤了一下，“尼娜，你得躺下，”他亲切地说，“躺下吧，亲爱的。”

她看他一眼，没有认出他来。……他们扶着她平躺下去。

等到神甫和医生谢尔盖·包利绥奇来到，仆人们就十分虔诚地在胸前画十字，为她祷告。

“她真是不幸！”医生走进客厅，深思地说，“她还年轻，还没满四十岁呢。”

可以听见小姑娘们的号啕大哭声。巴纳乌罗夫脸色苍白，眼睛湿润，他走到医生跟前，用微弱疲惫的声音说：

“我亲爱的，求您帮忙，给莫斯科打一个电报吧。我简直没有一点力气了。”

医生拿过墨水瓶来，给他女儿写了这样的一封电报：“巴纳乌罗娃今晚八时去世。希转告你丈夫：贵族街上有一所原已抵押的房子出售，须付九千。十二日拍卖。良机切勿错过。”

九

拉普捷夫住在离老皮缅街不远的小德米特罗夫卡街的一条巷子里。除了临街那所大房子以外，他还租下院子里一所两层楼的侧屋，供他的朋友，律师的助手柯切沃依居住，拉普捷夫一家人都简单地把他叫作柯斯嘉，因为他们是眼看着他长大的。这所侧屋对面还有另一所侧屋，也是两层楼，其中住着一家法国人，包括夫妇俩和五个女儿。

天气冷到零下二十度。窗子上蒙着白霜。柯斯嘉早晨醒过来，带着忧虑的神色喝下十五滴不知什么药水，然后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哑铃，开始锻炼。他身量高，很瘦，留着两撇浓密的棕红色唇髭，然而他的外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那两条长得出奇的腿。

彼得，一个中年的农民，穿一件上衣和一条花布裤子，裤腿掖在长筒靴里，端来一个茶炊，动手烧茶。

“今天天气很好，康斯坦丁·伊凡内奇。”他说。

“是啊，天气挺好，不过，瞧，老兄，可惜我和你生活得可并不怎么好啊。”

彼得出于礼貌叹一口气。

“两个小姑娘怎么样了？”柯切沃依问。

“神甫没有来，阿历克塞·费多雷奇亲自在给她们教课呢。”

柯斯嘉在窗子上找到一小块没有白霜的地方，拿起一个看戏用的望远镜，朝着法国人住房的窗子望去。

“看不见。”他说。

这时候阿历克塞·费多雷奇在楼下给萨霞和丽达讲宗教课。她们搬到莫斯科来已经有一个半月，跟她们的女家庭教师一起住在侧屋的楼下，本城学校里一个教师和一个神甫每星期来给她们教三次课。萨霞在读《新约》，丽达不久以前刚开始读《旧约》。上一次神甫指定丽达复习到亚伯拉罕那段故事为止。

“那么，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拉普捷夫说，“好。可是他们叫什么名字？你想想看！”

丽达仍然脸色严肃，没有说话，眼睛瞧着桌子，光是努动嘴唇。年长的萨霞瞧着她的脸，很难过。

“你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心慌，”拉普捷夫说，“嗯，那么亚当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亚伯和卡维尔。”丽达小声说。

“该隐和亚伯。”拉普捷夫纠正道。

丽达的脸上流下一大颗眼泪，滴在书本上。萨霞也低下眼睛，涨红脸，快要哭出来了。由于怜悯，拉普捷夫说不出一句话来，泪水堵住他的喉咙。他从桌旁站起来，点上一支纸烟。这时候柯斯嘉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报纸。姑娘们站起来，眼睛没看他，行了屈膝礼。

“看在上帝分上，柯斯嘉，您给他们温课吧，”拉普捷夫对他说，“我担心我自己也要哭出来了，午饭以前我还得到仓库去呢。”

“好吧。”

阿历克塞·费多雷奇走了。柯斯嘉带着很严肃的脸色，皱起眉头，在桌边坐下，把《圣经》拉到自己面前来。

“怎么样？”他问，“你们学到哪儿了？”

“她学到大洪水了。”萨霞说。

“大洪水？好吧，咱们就来研究大洪水。讲一讲大洪水吧。”柯斯嘉浏览了一下书上关于大洪水的简短描写，说，“我得对你们指出，像这儿所描写的那样的大洪水，实际上根本没有过。压根儿就没有挪亚这么一个人。在基督出世的几千年以前，地球上确实有过一场异乎寻常的大水，关于这一点，不但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上提到，其他古代民族的书籍上也提到过，例如希腊人啦，迦勒底人啦，印度人啦。然而不管洪水有多么大，它也绝不能淹没整个地球。嗯，平原会成为一片汪洋，不过高山多半不会淹没。这本书你们管自去念，可是不要太相信它。”

丽达又流下了眼泪。她掉过头去，忽然放声痛哭，弄得柯斯嘉吃一惊，从座位上站起来，十分窘迫。

“我想回家去，”她说，“我要去找爸爸和奶妈。”

萨霞也哭起来。柯斯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打电话给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

“亲爱的，那两个小姑娘又哭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就从大房子里跑出来，只穿一件连衣裙，戴一块毛线织的头巾，冻得浑身发冷，来到这儿，开始安慰两个小姑娘。

“相信我的话，相信我，”她用恳求的声调说，时而把这个小姑娘搂在怀里，时而把那个小姑娘搂在怀里，“你们的爸爸今天来，他打电报来了。你们怜惜妈妈，我也怜惜，我的心都要碎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人总拗不过上帝的旨意！”

等到她们止住哭，她就给她们穿上外衣，带她们乘车出去玩。她们先走过小德米特罗夫卡，后来经过斯特拉斯特纳依，到特威尔斯卡亚。他们在伊威尔斯柯依教堂旁边停下，走进教堂，各人在神像前点上一支蜡烛，跪下祷告。在回来的路上，她们顺便到菲里波夫商店去，买了些斋期吃的带罂粟籽的小面包圈。

拉普捷夫一家人下午两点多钟吃午饭。彼得端上饭菜。这个彼得白天时而跑到邮政总局去，时而跑到仓库去，时而为柯斯嘉跑到地方法院去，还得在家里做仆人的活儿，傍晚他卷纸烟，夜里得跑着去开门，早晨四点多钟就起身生炉子，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他十分喜欢开矿泉水瓶，干起这个活儿来很便当，一点响声也没有，而且一滴矿泉水也不会洒出来。

“求上帝保佑！”柯斯嘉在喝菜汤以前喝下一杯白酒，说。

起初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不喜欢柯斯嘉。他那男低音，他爱用的那些词儿（例如“撵出去”、“给脸上一拳”、“下流坯”、“端上茶炊来”等），他喜欢跟人碰杯的习惯，他喝酒的当儿唠唠叨叨，依她看来都很庸俗。可是她跟他接近以后，却渐渐觉得有他在场就很轻松。他对她很坦率，到了傍晚喜欢跟她低声谈话，甚至把他自己写的长篇小说拿给她看，到现在为止这些作品就是对拉普捷夫和亚尔采夫这样的朋友来说也是秘密。她读这些小说，为了不让他伤心就加以赞扬，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希望自己迟早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在这些小说里专门描写农村和地主的庄园，其实他很少见到农村，只有到朋友们的别墅去才下乡。至于地主的庄园，他生平也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他为了办理诉讼业务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去的时候。他避免写恋爱的情节，仿佛害臊似的。他常描写风景，在这种场合喜欢使用那样的一些语句，诸如山峦的奇妙的轮廓，云彩的各种离奇的形状，或者神秘的旋律的和音等。……他的小说从来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他把这解释成书报检查条件的限制。

他喜欢律师的工作，不过他还是认为他的主要事业不是律师业务而是创作这类长篇小说。他认为他有细腻的艺术家素质，艺术始终吸引着他。他自己不唱歌，也不玩什么乐器，完全缺乏对音乐的欣赏力，可是却参加一切交响乐音乐会和演奏会，举办慈善性质的音乐会，跟歌唱家们来往。……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谈起天来。

“真是怪事，”拉普捷夫说，“我那个哥哥费多尔又弄得我莫名其妙！他说必须查明我们的商行什么时候才满一百周年，为的是设法求得贵族的身份，而且他是用极其认真的口气说这种话的。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实说，我开始有些担心了。”

于是他们就谈论费多尔，说如今装腔作势已经成了时髦。比如，费多尔虽然已经不是商人，可是极力装得像是普通的商人；每逢由老拉普捷夫做校董的那所学校里的一位教师到他这儿来领薪金，他甚至改变嗓音和步态，像上司那样对待那位教师。

吃过午饭以后，大家无事可做，都到书房去了。他们谈起颓废派，谈起《奥尔良的姑娘》[16]，柯斯嘉念了一大段独白，认为他学叶尔莫洛娃[17]学得很像。后来他们坐下来玩文特。两个小姑娘没有回到侧屋里去，两个人坐在一张圈椅上，脸色苍白，神情哀伤，听着街上的闹声：莫非是父亲来了？每到傍晚，天色黑下来，蜡烛点亮，她们总是感到苦恼。牌桌上的谈话声、彼得的脚步声、壁炉里的爆裂声，都刺激她们，她们不愿意看着火。每到傍晚，她们虽然不想哭，可是觉得害怕，心里感到压抑。她们不懂：她们的母亲死了，大家怎么能够谈笑风生呢？

“您今天从望远镜里看见了什么？”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问柯斯嘉。

“今天什么也没看见，昨天那个法国老头洗澡来着。”

七点钟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和柯斯嘉动身到小剧院去了。拉普捷夫和两个小姑娘留在家里。

“现在你们的爸爸该到了，”他看一下钟说，“多半火车误点了。”

两个小姑娘坐在圈椅上，一句话也不说，互相偎紧，像是两头怕冷的小野兽，他呢，不住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心焦地看钟。房子里挺安静。不过，将近九点钟，有人来拉门铃。彼得走去开门。

小姑娘听见熟悉的说话声，就大叫一声，哭起来，往前厅跑去。巴纳乌罗夫穿一件里外都是毛皮的讲究的皮袄，胡子和唇髭上结着霜，白花花的。

“等一等，等一等。”他嘟哝着说，萨霞和丽达又哭又笑，吻他的冰冷的手、帽子、皮大衣。这个相貌漂亮、神情慵懒、被爱情宠坏的人，不慌不忙地爱抚两个小姑娘，然后走进书房，搓着手说：

“我在你们这儿不能多耽搁，我的朋友们。明天我要到彼得堡去。他们答应把我调到另一个城里去了。”

他在德累斯顿旅馆下榻。

十

伊凡·加甫利雷奇·亚尔采夫常常到拉普捷夫家来串门。他是个健康强壮的男子，头发乌黑，脸容聪明而招人喜欢。大家都认为他漂亮，可是近来他发胖了，这就损坏了他的脸相和身材，再加上他把头发剪得很短，几乎成了光头，这也弄得他难看了。从前在大学里，由于他身材好，力气大，同学们都叫他“打手”。

他跟拉普捷夫两兄弟一块儿从大学的语文系毕业，后来他又学自然科学，得了化学硕士。他不想在大学讲课，甚至没到哪个实验室去指导实验工作，却在一个实科中学和两个女子中学教物理和博物学。他喜爱他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女学生，常说了不起的一代人目前正在成长起来。他在家里除了研究化学以外，还研究社会学和俄国历史，有时候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短文章，简单地署名“亚”。每逢他讲到植物学或者动物学方面的什么问题，他总像是历史学家，可是每逢他解答什么历史问题，他却又像是自然科学家了。

外号叫“永久的大学生”的基希也是拉普捷夫家的常客。他在医学系读了三年，然后转到数学系，每一学年都读两年。他的父亲是外省一个药房的老板，每月给他寄来四十卢布，他母亲瞒着他父亲私下里又添上十卢布，这笔钱足够他维持生活了，甚至足以使他置办一些奢华的东西，例如波兰海狸皮领的大衣、手套、香水、照相（他常常照相，把自己的照片分送给熟人）。他浑身干净，略微有点秃顶，耳朵旁边留着金黄色的连鬓胡子，为人谦和，老是带着愿意为别人效劳的神情。他总是为别人的事情忙碌，时而拿着捐款签名单奔走不停，时而一清早在剧院售票处旁边挨冻，为的是替他熟识的女士买戏票，时而受人委托去定购花圈或者花束。大家一谈到他就说：基希会去的，基希会办的，基希会买的。别人委托的事他大多办得不好。人们纷纷责备他，常常忘记付给他买东西的钱，然而他总是一句话也不说，遇到难堪的情况也只是叹口气就算了。他从来也没有特别高兴过，也没有特别伤心过。他讲起一件事来总是又长又乏味，他的俏皮话每一次都只是因为不可笑才惹得人发笑。比如，有一次他有意开玩笑，就对彼得说：“彼得，你可不是鲟鱼。”[18]这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自己也笑了很久，而且很满意，认为这个俏皮话说得很成功。每逢有个什么教授出殡，他总是跟拿火把的人一块儿走在前头。

亚尔采夫和基希傍晚照例来喝茶。如果主人不到剧院或者音乐会去，那么傍晚的喝茶就一直延长到吃晚饭为止。二月里的一天傍晚，客厅里进行着这样一场谈话：

“艺术作品只有在思想内容方面包含某种严肃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才是重要而且有益的，”柯斯嘉生气地瞧着亚尔采夫，说，“如果作品抗议农奴制度，或者作家反对上流社会以及它的庸俗，这样的作品就是重要而且有益的。至于有些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内容尽是些哎呀和哦哟，她怎样爱他而他怎样不再爱她，我说，这样的作品就毫无意义。叫它们见鬼去吧。”

“我同意您的看法，康斯坦丁·伊凡内奇，”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有的描写幽会，有的描写负情，有的描写分离后的重逢。难道就没有别的题材可写了？要知道，有很多害病的、不幸的、穷愁潦倒的人，他们读起这些作品来一定会厌恶。”

拉普捷夫心里不痛快，因为他妻子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还没满二十二岁，就这样严肃而冷酷地谈论爱情。他猜得出这是什么缘故。

“如果诗歌没有解决依您看来很重要的问题，”亚尔采夫说，“那您就该去找技术方面的、警察法方面的、财政法方面的著作，就该去读学术论文。比方说，为什么要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不谈爱情而大谈教学自由或者监狱消毒问题，关于那些问题，您在专门论文和教材中都可以找到！”

“老兄，这可是走极端了！”柯斯嘉插嘴说，“我们谈的不是像莎士比亚或者歌德那样的巨人。我们谈的是成百的有才能的普通作家，他们要是丢开爱情而致力于向群众传播知识和人道思想，那就会带来大得多的益处。”

基希吐字不清，带点鼻音，讲起他不久以前读过的一篇小说的内容。他讲得很详细，不慌不忙。过了三分钟，然后五分钟，十分钟，他却还在讲下去，谁也闹不清他在讲什么。他的脸变得越来越淡漠；他的眼睛暗淡无光。

“基希，您讲得快一点吧，”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忍不住说，“照这样子可真磨死人了！”

“住嘴，基希！”柯斯嘉对他大叫一声。

大家笑起来，连基希自己也笑了。

费多尔来了。他脸上泛起红晕，匆匆跟大家打个招呼，就领着他弟弟走到书房去了。近来他总是躲开人多的聚会，只愿意找一个人做伴。

“让那些青年人去说说笑笑吧，我和你在这儿好好谈谈心，”他说，在一把离灯远一点的深圈椅上坐下，“老弟，我们有许久没见面了。你多少时候没有到仓库去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

“是的。我在你们那儿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且，说实话，老人也惹得我不痛快。”

“当然，仓库里缺了我和你也没关系，不过人总得有工作才行。俗语说得好：人得脸上流着汗水吃自己的面包。上帝是喜爱劳动的。”

彼得端着一个托盘，送来一杯茶。费多尔没有加糖就喝下茶，又要了一杯。他喝很多茶，一个傍晚能够喝下十来杯。

“你要知道，弟弟，”他说，站起来，走到弟弟跟前，“你可别耍聪明啦，你得设法当选，做一名地方自治会的议员，我们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你弄进市参议会，然后做副市长。往后就是步步高升，你是个聪明而受过教育的人，人家就会注意你，请你到彼得堡去。如今，地方自治会和市参议会的活动家在那儿成了时髦的人物了。弟弟，瞧着吧，你还不到五十岁就会做上三等文官，肩上挂着绶带了。”

拉普捷夫什么话也没回答。他明白所有这些东西，什么三等文官啦，绶带啦，正是费多尔自己所想望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两兄弟坐在那儿，沉默了。费多尔打开表盖，带着紧张的注意力瞧了很久很久，仿佛想看出时针的移动似的。拉普捷夫觉得他脸上的神情有些古怪。

仆人来叫他们吃晚饭。拉普捷夫就走到饭厅去，可是费多尔还是待在书房里。争论已经过去，亚尔采夫正在用教授讲课的口气说：

“由于气候、精力、趣味、年龄等的差别，人们之间的平等，从生理上说，是不可能的。然而文化水平高的人能够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无害，如同他们已经使得沼泽地带和熊变得无害一样。有一位学者做到这样一件事：他养的一只猫、一只老鼠、一只青鹰、一只麻雀，凑着同一个碟子吃东西，必须相信教育也会使人变成这样。生活不断地前进，我们亲眼看见文化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显然，总有一天，比方说，工厂工人们的现状会使人觉得如此荒谬绝伦，就像在农奴制度下拿一个姑娘换一条狗这样的事如今依我们看来是荒谬绝伦一样。”

“这是不会很快就发生的，不会很快，”柯斯嘉说，冷冷地一笑，“等到洛希尔认为他建造装满黄金的地下室是荒谬之举，那种时候是不会很快就来到的；而在这以前，工人也许已经劳累得弯腰屈背，饿得浮肿了。哼，不行啊，老兄。不是需要坐等，而是需要斗争。要是猫和老鼠凑着一个碟子吃东西，您以为猫是出于自觉吗？哪有这种事！它是给外力逼着这样做的！”

“我和费多尔都很有钱，我们的父亲是资本家，百万富翁，那就得跟我们斗争！”拉普捷夫说，用手心擦着额头，“跟我斗争，这我简直想不通！我有钱，可是到现在为止，钱给了我什么呢？这种力量给了我什么呢？我在哪方面比你们幸福？我的童年是苦役般的童年，钱并没有使我免于挨打。尼娜害病，死掉了，我的钱也没有能够帮上她的忙。如果别人不爱我，那我哪怕拿出一万万去，也不能使得人家爱我。”

“可是您能做很多好事。”基希说。

“什么好事！昨天您托我给一个学数学的人找工作。请您相信我，我跟您一样帮不上他的忙。我能给钱，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他所需要的。有一次我请求一位著名的音乐家给一个穷提琴师找个工作，他这样回答：‘您不求别人而求我，就因为您不是音乐家。’我也要这样回答您：您那么有把握地来找我帮忙，也是因为您至今一次也没处在有钱人的地位。”

“何必拿著名的音乐家来作比喻呢，我不懂！”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脸红了，“这跟著名的音乐家有什么相干！”

她的脸由于憎恨而颤抖，她低下眼睛，为的是掩盖这种感情。她脸上的那种表情不只是她丈夫一个人明白，凡是在座的人也都明白。

“这跟著名的音乐家有什么相干！”她小声又说一遍，“再也没有比帮助穷人更容易的事了。”

接着是沉默。彼得端上松鸡来，可是谁也没吃，大家光吃了点生菜。拉普捷夫已经记不得自己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明白惹人憎恨的并不是他的话，而是他打搅了这场谈话罢了。

吃过晚饭以后，他走到他的书房里去。他紧张地听着大厅里的动静，心里怦怦地直跳，等着还会有什么新的屈辱。那边，争论又开始了。后来亚尔采夫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唱了一首富于感情的抒情歌曲。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又能唱，又能弹，甚至还会变戏法。

“诸位先生，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不愿意待在家里了，”尤丽雅说，“得坐车到什么地方去一趟才好。”

他们决定到城外去，就打发基希到商人俱乐部去叫一辆三套马的雪橇。他们没有约拉普捷夫一块儿去，因为他通常不到城外去，还因为这时候他哥哥坐在他那儿；然而他把这理解作他们觉得跟他待在一块儿没味儿，在这一群快活的年轻人当中他完全成了多余的人。他是那么气恼和痛心，竟至差点儿哭出来。他想到他们对他这样不客气，这样轻慢他，他成了愚蠢乏味的丈夫和钱袋，他反而感到高兴；要是他的妻子就在这天夜里对他负心，跟他最好的朋友私通，然后直认不讳，用憎恨的目光瞧着他，那他倒会越发高兴。……由于她，他暗自嫉妒那些熟识的大学生、演员、歌唱家、亚尔采夫，甚至嫉妒路上遇到的行人。现在他一心巴望她真的对他不忠实，巴望他会撞见她跟别人在一起，然后他就服毒自尽，从此永远摆脱这场噩梦。费多尔在喝茶，咕嘟咕嘟地喝下去。可是后来他也要走了。

“我们的老人大概害了视神经萎缩引起的失明症，”他一面穿皮大衣，一面说，“他的眼睛不大看得清东西了。”

拉普捷夫也穿上皮大衣，走出去。他把哥哥送到斯特拉斯特纳依，然后独自雇一辆车到亚尔饭店去。

“这就叫家庭幸福！”他嘲笑他自己，“这就是爱情！”

他的牙齿直打战，他不知道这是嫉妒还是别的。在亚尔饭店，他走过那些餐桌，听大厅里一个讽刺歌手的演唱。万一他遇见家里那伙人，他却连一句话也没准备好。他事先断定，他遇见他妻子，就只会可怜而笨拙地笑一笑，大家就会明白是什么感情驱使他到这儿来的。电灯的光，响亮的音乐声，扑粉的香气，再加上那些迎面走来的太太瞧着他，使得他感到恶心。他站在雅座的门口，极力想看一看和听一听里边发生的事，觉得自己正在跟那些演唱者和那些太太们一同扮演下流而可鄙的角色。随后他坐车上斯特烈尔纳饭店去，可是在那儿也没碰见他家里的人。一直到他在回去的路上，又经过亚尔饭店，才有一辆三套马车发出很大的响声赶到他前头去，喝醉的车夫在叫喊，还可以听见亚尔采夫的笑声：“哈-哈-哈！”

拉普捷夫三点多钟回到家。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已经上床了。他看见她没睡，就走到她跟前，生硬地说：

“我了解您的厌恶，您的憎恨，可是您当着外人的面应该给我留点面子，掩饰您的感情才是。”

她坐在床沿上，耷拉着两条腿。在灯光下，她的眼睛显得又大又黑。

“请您原谅。”她说。

他激动得周身发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就站在她面前，沉默了。她也发抖，坐在那儿，样子像个等着发落的罪人。

“我多么痛苦啊！”他终于说，抱住头，“我好比下了地狱，我都要发疯了！”

“难道我就轻松？”她问，声音发颤，“只有上帝才知道我的心境怎么样。”

“你做我的妻子已经有半年了，然而你的心里就连一点点爱情也没有，任何希望也没有，一线光明也没有！你为什么嫁给我呢？”拉普捷夫绝望地说下去，“为什么？是什么魔鬼把你推进我的怀抱？你指望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什么？”

她畏惧地瞧着他，仿佛害怕他要杀死她似的。

“我中你的意吗？你爱我吗？”他继续喘吁吁地说，“不！那么是什么缘故？什么缘故？你说啊：是什么缘故？”他叫道，“哎，该死的钱！该死的钱！”

“我当着上帝发誓，不对！”她叫起来，在胸前画十字。听到那句侮辱的话，她缩起整个身子，他头一次听见她哭。“我当着上帝发誓，不对！”她又说一遍，“我没想到过钱，我不需要钱。当时我只是认为，如果我拒绝你，我就做错了。我生怕破坏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现在我为自己的错误痛苦，痛苦得受不了！”

她伤心地哭起来，他明白她多么难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在她面前的地毯上跪下。

“别哭了，别哭了，”他喃喃地说，“我侮辱你，是因为我发疯般地爱你，”他说着，忽然吻她的脚，热烈地把它抱住，“哪怕有一点点爱情也好啊！”他喃喃地说，“哎，对我说句谎话吧！说句谎话！不要说这是错误！……”

可是她仍旧哭，他感到她在隐忍他的爱抚，只把这种爱抚看作她的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她把他吻过的那只脚缩到身子底下，像鸟儿似的。他开始怜惜她了。

她躺下去，用被子蒙上头。他脱掉衣服，也躺下去。到早晨，他们两人都觉得发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甚至觉得，他吻过的她那只脚走路都不稳了。

午饭以前巴纳乌罗夫来辞行。尤丽雅一心想回家去，到故乡去。她心想，离开这儿，躲开家庭生活，摆脱这种困窘和老是觉得自己做错事的想法，去休息一下，也是好的。吃午饭的时候，事情决定了：她跟巴纳乌罗夫一块儿走，到她父亲那儿待上两三个星期，直到住得腻味了为止。

十一

她和巴纳乌罗夫在火车上包了一个单间，他头上戴一顶形状古怪的羊羔皮帽子。

“是啊，彼得堡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他叹着气，慢条斯理地说，“他们对我许了不少的愿，可是一点明确的东西也没有。是啊，我亲爱的。我做过调解法官、调解法官会审法庭的常任官和审判长，最后做到省政府的顾问官，我觉得我为祖国效过力，有权利受到照顾，可是您瞧，我想调到别的城里去却怎么也达不到目的。……”

巴纳乌罗夫闭上眼睛，摇头。

“他们不赏识我，”他接着说，仿佛快要睡着了，“当然，我不是个天才的行政长官，不过我是个正派、诚实的人，在如今这个年月连这种人也是少见的。说来歉然，有时候我对女人不够忠实，可是就我对俄国政府的态度来说，我素来是很正派的。不过，这些事不提也罢，”他说，睁开眼睛，“我们来谈谈您吧。您怎么会忽然想起要到您爸爸那儿去呢？”

“没什么，我跟我的丈夫有点不和睦。”尤丽雅说，瞧着他的帽子。

“是啊，他是有点古怪。拉普捷夫一家人都古怪。您的丈夫倒还没什么，还可以，可是他哥哥费多尔却是个十足的蠢货。”

巴纳乌罗夫叹一口气，认真地问道：

“那您已经有情人了吧？”

尤丽雅惊讶地瞧着他，笑了笑。

“上帝才知道您在说什么。”

十点多钟，在一个大站上，他们两人下车去吃晚饭。等到火车再往前开，巴纳乌罗夫就脱掉大衣和帽子，跟尤丽雅并排坐下来。

“应当对您说，您很可爱，”他开口了，“请您原谅我用粗野的比喻，您使我联想到那种刚腌过的嫩黄瓜。它，可以说，还有温室的气味，可是已经含了一点盐分，有点茴香的气味了。您正渐渐地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娇美优雅的女人。要是我们这次旅行发生在五年以前，”他说，叹口气，“那我就会认为我有愉快的义务加入崇拜您的男子的行列，可是现在呢，唉，我是个残废人了。”

他忧郁地、同时又宽厚地微微一笑，搂住她的腰。

“您疯了！”她说，涨红了脸，十分害怕，手脚都凉了，“松手，格利果利·尼古拉伊奇！”

“您怕什么，宝贝儿？”他温柔地问道，“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只是对这种事没有习惯罢了。”

如果女人抗拒，那么在他看来，这总是意味着他给她留下了印象，中了她的意。他搂住尤丽雅的腰，使劲吻一下她的脸，然后吻她的嘴，充分相信这给了她很大的乐趣。尤丽雅压下恐惧和困窘，定住神，笑起来。他又吻她一次，然后戴上他那顶滑稽的帽子，说：

“这个残废人所能给您的，只限于此了。有一个土耳其的巴夏[19]，是个心地好的老头子，收到某人送给他的或者由他继承下来的一大群妻妾。他那些年轻美丽的妻子排成一长列站在他面前，他就在她们面前走过去，依次吻每一个人，同时说：‘现在我能够给你们的，只限于此了。’我也要这样说。”

所有这些，依她看来，都显得荒唐而出奇，引起她的兴致来了。她想胡闹一下。她就哼着歌，站到长沙发上去，从行李架上取出一盒糖果，扔给他一块巧克力糖，叫道：

“接住！”

他就接住。她发出响亮的笑声，又扔给他一块，然后再扔一块，他都接住，放进嘴里，用恳求的眼光瞧着她。她觉得他的脸，他的五官，他的神情，流露出很多女人气和孩子气。她喘吁吁地在长沙发上坐下，仍旧笑着瞧他，他就伸出两个手指头碰一碰她的脸，仿佛气恼地说：

“坏丫头！”

“拿过去，”她把那盒糖递给他，说，“我不喜欢吃甜的。”

他把糖果统统吃光，一块也没剩下，然后把空盒子锁在手提箱里。他喜欢带画的盒子。

“可是闹得也够了，”他说，“我这个残废人该睡觉了。”

他从行李袋里取出他的布哈拉长袍和枕头，躺下来，盖上那件长袍。

“晚安，亲爱的！”他轻声说，叹了口气，仿佛周身酸痛似的。

很快就响起了鼾声。她一点都没感到拘束，也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到了她出生的城市，从火车站坐上车回家去，觉得街上荒凉无人，雪是灰色的，房屋很小，好像有人把它们压扁了似的。迎面走来一个行列：人们抬着一口开着盖子的棺材，里面装着一个死人；送殡的人们打着神幡。

“据说，遇见死人会交好运。”她想。

先前尼娜·费多罗芙娜住过的那所房子，现在窗子上贴上了白条子。

她的雪橇驶进她家的院子，她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她拉了下门铃。一个不相识的使女来给她开门，她长得挺胖，带着睡意，穿一件暖和的棉上衣。尤丽雅走上楼梯，想起当初拉普捷夫就是在这儿对她表达爱情的，可是现在这道楼梯没有擦洗，满是脚印。楼上有些穿着皮袄的病人在阴冷的过道里等着看病。不知什么缘故，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她激动得几乎走不动了。

医生越发胖了，脸红得跟红砖一样，头发蓬乱，正在喝茶。他看见女儿，十分高兴，甚至流下了眼泪。她想到自己成了这个老人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很是感动，就紧紧地拥抱他，说她要在他这儿住很久，直到复活节。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换好衣服，来到饭厅跟他一块儿喝茶。他正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手揣在衣袋里，嘴里哼着“鲁-鲁-鲁”，这就意味着，他对什么事感到不满意。

“你在莫斯科过得挺快活，”他说，“我为你很高兴。……我这个老头子什么也不需要了。我不久就要死掉，让你们大家都自由。也真奇怪，我的臭皮囊这么结实，我还活着！实在让人吃惊！”

他说他是一头结实耐劳的老驴，人人骑在他身上。给尼娜·费多罗芙娜医病啦，照料她的孩子啦，给她下葬啦，都硬推给他办；而那个花花公子巴纳乌罗夫却什么都不愿意管，甚至还向他借了一百卢布，至今没有还。

“带我到莫斯科去，把我送进疯人院吧！”医生说，“我是疯子，我是天真的娃娃，因为我仍旧相信真理和正义！”

然后他就指摘她的丈夫目光短浅，那么便宜的房子也不买。这时候尤丽雅才感到她并不是这个老人生活里唯一的乐趣。后来他给病人看病，又到外面去出诊，她就一个人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干什么，该想些什么。她已经对她的故乡和故居感到生疏，她现在既不想上街，也不想去看熟人，想起旧日的女朋友，想起少女时代的生活，并不感到忧郁，也不为过去惆怅。

傍晚她穿得比较漂亮点，去做彻夜祈祷。可是教堂里只有一些普通人，她那件华丽的皮大衣和她的帽子并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她觉得不论那教堂，还是她自己，都起了某种变化。从前，在彻夜祈祷中大家念赞美诗，歌手们唱赞美歌，例如唱《我张开我的嘴》的时候，她总是觉得高兴。她喜欢在人群中慢慢地走到站在教堂中央的神甫身边，然后感到自己的额头涂上了圣油，现在呢，她却一心巴望祈祷结束。随后，她从教堂里出来，已经担心乞丐来向她要钱，站定下来，在衣袋里摸零钱是乏味的，再者她的衣袋里已经没有铜钱，只有卢布了。

她早早上床躺下，很晚才睡着。她老是梦见一些相片，梦见今天早晨见过的那个出殡行列，那个装着死人而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抬进院子里来了，停在房门口，人们用一大块布把它兜起，摇晃很久，然后使足力气把它撞在房门上。尤丽雅醒了，害怕地跳下床。果然有人在敲楼下的房门，门铃的铁丝在墙上擦得沙沙响，然而门铃声却听不见。

医生咳嗽起来。后来，她听见使女走下楼去，然后又回来。

“小姐！”她敲着房门说，“小姐！”

“什么事？”尤丽雅问。

“您的电报！”

尤丽雅拿着蜡烛去给她开门。使女身后站着医生，穿着内衣，披着大衣，也拿着蜡烛。

“我们的门铃坏了，”他说，带着睡意打哈欠，“早就该修理了。”

尤丽雅拆开电报，看到：“我们为您的健康干杯。亚尔采夫，柯切沃依。”

“哎，这些胡闹的家伙！”她说，哈哈大笑起来。她心里变得轻松快活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悄悄地洗脸，穿衣服，然后收拾她的东西，收拾了很久，直到天明。中午她动身到莫斯科去了。

十二

在复活节周[20]，拉普捷夫夫妇到绘画学校去看画展。他们按照莫斯科的风气带着一家人都去了，包括那两个小姑娘、女家庭教师和柯斯嘉。

拉普捷夫知道一切著名画家的姓名，一次画展也不肯错过。夏天在别墅里，他有时画彩色风景画，他觉得自己很有鉴赏力，如果肯下功夫，那他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好画家。在国外，他有时到古董店去，带着内行的神情细看古画，发表意见，然后买下一幅什么作品。古董商要多少价钱，他就给多少，事后那张买回来放在盒子里的画就丢在马车棚里，最后谁也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或者他走进一家版画店，久久地、聚精会神地细看那些画儿和古铜器，发表各种评论，忽然买下一幅带框的民间木版画或者一盒极糟的画片。他家里的画全是大幅的，可是并不好，即使是好画也挂得不像样。他不止一次花大价钱买下一些作品，事后才知道那都是些拙劣的赝品。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他在生活中是胆小的，在画展上却显得非常大胆，自信。这是什么缘故？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学她丈夫那样，用眼睛凑着空拳头或者用望远镜看画，心里暗自惊奇画上的人怎么会像活人，树木怎么会像真的一样。可是她不了解画，她觉得画展上有许多画是一模一样的，觉得艺术的全部目的就在于让画上的人和东西当别人凑着空拳头瞧着的时候，活像真人和真东西。

“这是希什金[21]的树林，”她丈夫对她解释道，“他老是画这一类的景物。……喏，你注意地看：雪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淡紫色。……而且这个男孩的左胳膊比右胳膊短。”

后来大家都累了，拉普捷夫去找柯斯嘉，好一块儿回家去。尤丽雅站在一幅不大的风景画面前，冷淡地瞧着它。前景是一条小河，河上搭着小木桥，河对面有一条小径，消失在深色的杂草丛中，四下里是一片旷野。远处右边有一小片树林，树林旁边生着篝火，大概是夜间牧马人在看守马匹。远方是一抹晚霞。

尤丽雅想象她自己穿过小桥，然后走上那条小径，越走越远，四下里静悄悄的，带着睡意的长脚秧鸡不住地叫唤，远处的火光摇曳不定。不知什么缘故，她忽然觉得，顺着那块红色天空铺开的云、那丛树林、那片旷野，她早就见过，而且见过许多次。她感到孤单，一心想顺着那条小径往前走，走啊走；那边，燃着晚霞的地方，和平安宁，透出一种超脱人间的、永恒的意味。

“这画得多么好啊！”她说，心里奇怪，她忽然懂得这幅画了，“你瞧，阿辽沙！你看出那儿多么安静吗？”

她极力解释为什么那么喜欢这幅风景画，可是她丈夫也好，柯斯嘉也好，都不明白她的意思。她一直瞧着风景画，现出忧郁的笑容，别人却不认为这张画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使她心里发急。后来她又在大厅里走一遍，仔细看那些画，想理解它们，不再认为画展上的许多画是一样的了。她回到家里，这才第一次注意地看大厅里那幅挂在钢琴上方的大画，她对这幅画生出反感，就说：

“何必买这样的画！”

这以后，金黄色的飞檐、威尼斯的镶花镜子、类似挂在钢琴上方的那种画，以及她丈夫和柯斯嘉关于艺术的议论，总是在她心里引起乏味和烦恼的感觉，有时候甚至会引起憎恨的心情。

生活过得很平常，一天又一天过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演戏的季节已经结束，暖和的季节来临。天气一直非常好。有一天早晨，拉普捷夫到地方法院去听柯斯嘉发言，他受法庭的委派为某人进行辩护。他们离家迟了，来到法庭的时候，那儿已经开始审讯证人。有一个预备役列兵被控犯破门盗窃罪。有许多洗衣女工做证人，她们供称，被告常到洗衣房女老板的家里去，在举荣圣架节[22]前夕，夜色已经很深，他到洗衣房去借钱，想买点酒喝，以解宿醉，可是谁也没有借给他。于是他走了，可是，过了一个钟头又回来，带来了啤酒和薄荷的蜜糖饼给姑娘们吃。他们就喝酒，唱歌，几乎一直闹到天明。临到早晨，她们才发现阁楼的门锁被人撬开，洗好的衣物当中有三件男人的衬衫、一条女人的裙子、两条被单不见了。柯斯嘉讥讽地质问每个女证人：在举荣圣架节前夕她喝了被告带来的啤酒没有？显然，他认为那些东西是洗衣女工们自己偷去的。他发言时一点也不慌张，只是气呼呼地瞧着陪审员们。

他解释什么叫作破门盗窃，什么叫作普通盗窃。他讲得十分详细而又令人信服，显出非凡的才能，能够把一件大家早已明白的事用严肃的口吻讲上很久。他那些话的用意究竟何在，是很难弄明白的。陪审员从他的长篇发言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破门，然而没有盗窃，因为衣服是那些洗衣女工自己卖掉换酒喝的；如果是盗窃，那不是破门盗窃。”可是他讲得显然正合需要，因为他的发言感动了陪审员和听众，使他们十分满意。等到法庭上宣判被告无罪，尤丽雅就向柯斯嘉点头，然后紧紧地握他的手。

五月里，拉普捷夫夫妇搬到索科尔尼吉的别墅里去住。这时候尤丽雅已经怀孕了。

十三

一年多过去了。在索科尔尼吉，离亚罗斯拉夫铁路的路基不远，尤丽雅和亚尔采夫坐在一块草地上，柯切沃依躺在旁边一点，双手垫在脑袋底下，眼望着天空。这三个人本来在散步，现在已经累了，等着六点钟那班别墅专车开来，好回家去喝茶。

“做母亲的往往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出他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大自然就是这样安排的，”尤丽雅说，“做母亲的往往一连几个钟头站在小床旁边，瞧她的孩子生着什么样的小耳朵、小眼睛、小鼻子，瞧得入了迷。要是有个外人吻她的孩子，那么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就会认为这一定给他很大的快乐。做母亲的讲起话来别的不谈，专谈她的孩子。我知道母亲们这种弱点，就管束自己；不过，说真的，我那个奥丽雅可真是与众不同呢。她吃奶的时候看着我，那对眼睛多么灵活！她笑得多么好看啊！她刚满八个月，可是老实说，像那样聪明的眼睛我就是在三岁的孩子身上也没见过。”

“顺便问一句，”亚尔采夫问道，“您说说：您在丈夫和孩子当中比较爱哪一个？”

尤丽雅耸耸肩膀。

“我不知道，”她说，“我从来没有强烈地爱过我丈夫，实际上奥丽雅是我最爱的人了。您知道，我并不是出于爱情嫁给阿历克塞的。从前我愚蠢，痛苦，老是认为我毁了他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现在我才明白，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爱情，那都是胡说。”

“然而，如果不是爱情的话，那么是什么感情使您跟您的丈夫联系在一起的呢？为什么您跟他一块儿生活呢？”

“我不知道。……哦，大概是习惯吧。我尊敬他，他出外久了，我就惦记他，然而这不是爱情。他是个聪明正直的人，这对我的幸福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很善良，朴实。……”

“阿辽沙聪明，阿辽沙善良，”柯斯嘉说，懒洋洋地抬起头来，“可是，我亲爱的，为了要了解他聪明，善良，招人喜欢，却得跟他相处很久。……而且他的善良或者他的聪明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您要多少钱，他就给您多少，这他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在那种需要运用坚强性格、反击蛮横无礼的人和无赖的时候，他就心慌意乱，泄气了。像您的可爱的阿历克塞那样的人，都是极好的人，可是在斗争方面，他们完全不中用。而且，总的来说，他们无论干什么事都不中用。”

最后，一列火车出现了。烟囱里冒出绯红的蒸气，飘到小树林上面。最后一节车厢上的两扇窗子忽然迎着阳光闪了一下，亮得耀眼。

“该喝茶了！”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说，站起来。

她近来发胖，走起路来已经是太太们那种有点懒散的样子了。

“不过没有爱情毕竟是不好的，”亚尔采夫跟在她身后，说，“我们光是一股劲儿谈爱情，读描写爱情的书，然而我们自己却不大能够爱人，说真的，这可不好。”

“这都无所谓，伊凡·加甫利雷奇，”尤丽雅说，“幸福不在于爱情。”

他们在小花园里喝茶，那儿的木犀草、紫罗兰、菸草花正在盛开，早熟的唐菖蒲已经开花了。亚尔采夫和柯切沃依从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的脸容看出她正在经历一个内心宁静、平稳的幸福时期，她除了已经有的以外，什么都不需要了，于是他们自己的心里也就变得平静舒畅了。不管是谁说了什么话，那些话都显得很合时宜，颇有道理。那些松树也很美丽，松脂发出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奇妙的香味，鲜奶油也十分可口，萨霞呢，真是个聪明的好姑娘。……

喝完茶以后，亚尔采夫唱抒情歌曲，同时弹钢琴为自己伴奏。尤丽雅和柯切沃依默默地坐在那儿听，只有尤丽雅偶尔站起来，悄悄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孩子和丽达，丽达已经有两天躺在床上发烧，什么东西也没吃。

“‘我的朋友，我的温柔的朋友啊……’”亚尔采夫唱道。“不，诸位先生，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懂，”他说，摇一下头，“我不懂您为什么反对爱情！要不是我一昼夜有十五个钟头忙于工作，那我一定就去谈恋爱。”

晚饭摆在凉台上。那儿暖和，安静，可是尤丽雅戴着围巾，抱怨天气潮湿。等到天黑下来，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身体不舒服，老是打冷战，一再请求客人们多坐一会儿。她请他们喝葡萄酒，吃过晚饭后又吩咐拿白兰地来，免得他们走掉。她不愿意一个人守着那些孩子和仆人。

“我们这些住在别墅里的女人正筹备在这儿给孩子们演出一场戏，”她说，“我们样样齐全，剧场啦，演员啦，都有了，所缺的只是剧本。人家给我们寄来大约二十个不同的剧本，可是一个也不合用。喏，您喜欢戏剧，又熟悉历史，”她对亚尔采夫说，“您就给我们写一个历史剧吧。”

“行，这可以办到。”

客人们喝完所有的白兰地，准备走了。这时候已经十点多钟，按别墅的生活方式来说，要算是很晚了。

“多么黑啊，伸手不见五指！”尤丽雅把他们送到大门外，说，“诸位先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走到家。不过，天好冷啊！”

她把围巾裹紧点，回转身往门廊走去。

“我的阿历克塞多半在什么地方打牌呢！”她叫道，“晚安！”

从明亮的房间里走出来以后，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亚尔采夫和柯斯嘉像瞎子似的摸索着，好不容易走到铁道的路基那儿，穿过铁路往前走去。

“连个鬼影儿也看不见，”柯斯嘉用男低音说，停住步，瞧一下天空，“那些星星，那些星星啊，就像新的十五戈比硬币！加甫利雷奇！”

“啊？”亚尔采夫在什么地方应声说。

“我说：什么都看不见了。您在哪儿啊？”

亚尔采夫吹着口哨，走到他跟前，挽住他的胳膊。

“喂，住在别墅里的人啊！”柯斯嘉忽然扯开嗓门大叫起来，“抓住社会党人啦！”

他一有醉意，总是很不安分，哇哇地叫，找警察和马车夫的碴儿，唱歌，狂笑。

“大自然啊，见鬼去吧！”他叫起来。

“得了，得了，”亚尔采夫制止他说，“不要这样。我求求您。”

不久两个朋友就习惯了黑暗，看得出高高的松树和电报线杆子的轮廓了。偶尔，从莫斯科车站那边传来汽笛声，电报线悲凉地嗡嗡响。小树林本身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在这种沉寂里人感到有一种骄傲的、强大的、神秘的意味。此刻在夜间望去，松树顶仿佛快碰到天空了。两个朋友找到他们常走的那条林间通道，顺着它走去。那儿一片漆黑，只因为上边有一长条天空，点缀着繁星，脚底下是经人踩结实的土地，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在一条林荫道上走路。他们俩默默地并排走着，觉得前面仿佛有人迎面走过来似的。他们的醉意消失了。亚尔采夫忽然想到眼前这个小树林里也许有莫斯科的沙皇、大贵族、大主教的灵魂在飞翔，他想把这想法告诉柯斯嘉，可是话到口边又忍住了。

他们走到城门口，天空已经微微发亮。亚尔采夫和柯切沃依仍旧沉默着，沿马路走去，经过一些便宜的别墅、小饭铺、木料的堆栈。在树枝连成的拱顶下，好闻的潮气夹着菩提树的香气，浸透他们的全身。然后前面铺开宽阔的长街，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灯火。……他们走到红湖，天已经大亮了。

“莫斯科是一个还要遭受很多痛苦的城市。”亚尔采夫瞧着阿历克塞修道院，说。

“您怎么会忽然有这个想法？”

“这是无意中想到的。我爱莫斯科。”

亚尔采夫和柯斯嘉两人都生在莫斯科，热爱这个城市，不知什么缘故，对别的城市总是抱有反感。他们相信莫斯科是杰出的城市，俄罗斯是杰出的国家。到了克里米亚，到了高加索，到了国外，他们总觉得乏味，不舒服，不方便。他们认为莫斯科阴沉的天气最令人愉快，最有益于健康。有些日子冷雨抽打窗子，暮色提早降临，房屋和教堂的墙壁现出可悲的深棕色，人们上街不知道该穿什么好，这样的日子也使他们感到愉快和兴奋。

最后他们在车站附近雇到一辆街头马车。

“真的，写一个历史剧倒不错，”亚尔采夫说，“不过，您知道，不要写利亚普诺夫[23]和戈东诺夫[24]的时代，而要写雅罗斯拉夫[25]或者摩诺马赫[26]的时代。……我痛恨一切俄国历史剧，只有皮缅[27]的独白除外。只要你跟历史文献资料打交道，哪怕是读一本俄国历史教科书，你也会觉得在俄国，人人都有异乎寻常的才气，有本领，有趣味，可是我在剧院里看历史剧的时候，我却开始觉得俄国生活平庸，不健康，没有特色。”

在德米特罗夫卡附近，两个朋友分手了。亚尔采夫坐车回尼基特斯基街他的寓所。他在车上打瞌睡，摇摇晃晃，老是想着剧本。忽然，他仿佛听见一片可怕的嘈杂声、叮当声、喊叫声，那话语却听不懂，像是加尔梅克人的语言；有个什么村子整个被火焰包住，附近有一片披着白霜的树林，映着火光，现出柔和的粉红色，站在远处也可以看清楚，每棵小云杉都能辨别出来，有些骑马的和步行的野蛮人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他们的马和他们本人都像天空中的晚霞那样红彤彤的。

“这是波洛韦茨人[28]……”亚尔采夫暗想。

其中有一个面目狰狞的老人，脸上沾满血迹，周身被火烧伤，把一个年轻的姑娘捆在他的马鞍上，那姑娘生着苍白的、俄罗斯人的脸。老人疯狂地叫嚷着，那个姑娘看样子忧郁而伶俐。……亚尔采夫摇一下头，醒过来了。

“‘我的朋友，我的温柔的朋友啊……’”他唱起来。

他付过车钱，然后走上楼梯，往自己的房间走去；可是他仍旧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仿佛看见火焰蔓延到树木上，树林噼啪地响，冒起浓烟，一头庞大的野猪吓得发了疯，在村子里跑来跑去。……那个捆在马鞍上的姑娘一直呆望着。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天色已经大亮。钢琴上一本摊开的乐谱旁边，有两支蜡烛快燃尽了。长沙发上躺着拉苏季娜，穿一件黑色连衣裙，系一条宽腰带，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睡得很香。大概她弹过很久的钢琴，等亚尔采夫回来，却没有等到，就睡着了。

“哎，她累坏了！”他想。

他就小心地从她手里抽出报纸，给她盖上毛毯，吹熄蜡烛，走到他的卧室去了。他躺下，想着历史剧，在他的脑子里那个旋律仍旧没有消散：“我的朋友，我温柔的朋友啊……”

过了两天，拉普捷夫坐车到他这儿来，闲聊了一会儿，说是丽达害了白喉症，传染给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和她的孩子了。再过五天，传来消息，说是丽达和尤丽雅都已经痊愈，孩子却死了，又说拉普捷夫夫妇从索科尔尼吉的别墅回到城里去了。

十四

拉普捷夫已经觉得，长久待在家里不愉快。他的妻子常到侧屋里去，说是她得给两个小姑娘教课，可是他知道她到那儿去不是教课，而是在柯斯嘉屋里痛哭。这是孩子死后第九天了，随后是第二十天，再后来是第四十天，可是他仍旧得上阿历克塞墓园去做安魂祭祷，然后整整一昼夜苦恼不堪，光是想着那个不幸的孩子，为安慰妻子而说出各种陈词滥调。他已经很少去仓库，而只从事慈善工作，为自己想出各种操心和奔走的事，遇到为一点点小事出去奔走一整天，就暗自高兴。近来他打算到国外去一趟，了解一下那儿夜店的经营情况，这个想法现在很吸引他。

那是秋季里的一天。尤丽雅刚走，到侧屋里去哭了，拉普捷夫却躺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盘算着该到什么地方去。正好这时候，彼得通报说拉苏季娜来了。拉普捷夫十分高兴，跳下长沙发，去迎接这个意外的客人，他旧日的、如今几乎已经开始淡忘的女朋友。自从那天傍晚他跟她最后一次见面以来，她一点也没改变，仍旧是老样子。

“波丽娜！”他说，向她伸出两只手，“像是多少个冬天，多少年没见面了！要是您知道我见到您多么高兴就好了！欢迎欢迎！”

拉苏季娜打了个招呼，使劲握一下他的手，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走进他的书房，坐下来。

“我上您这儿来坐一会儿就走，”她说，“我没有工夫说废话。请您坐下，听我说。您见到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在我完全无所谓，因为男士们对我的仁慈的关怀我素来不放在心上。我来看您，只是因为我今天已经去过五个地方，到处碰钉子，而这又是一件不能拖延的事。您听我说，”她继续说，瞧着他的眼睛，“有五个我熟识的大学生，都是些见识有限、头脑糊涂的人，然而无疑很穷，付不出学费，现在要被开除了。您的财富使您有责任马上到大学去，替他们付学费。”

“遵命，波丽娜。”

“这就是他们的姓名，”拉苏季娜把一张字条递给拉普捷夫，说，“请您马上去一趟，至于家庭幸福，您放到以后去享受也不迟。”

这时候，通到客厅的那道房门外边响起沙沙的声音：大概是一条狗在搔痒。拉苏季娜涨红了脸，迅速站起身来。

“您的杜尔西内娅[29]在偷听我们讲话！”她说，“真可恶！”

拉普捷夫为尤丽雅抱屈。

“她不在这儿，她在侧屋里，”他说，“请您不要这样说她。我们的孩子死了，如今她正伤心得要命。”

“您尽可以安慰她，”拉苏季娜说，冷笑一下，又坐下来，“她将来还可以生下整整十个呢。生孩子还用得着什么聪明才智？”

拉普捷夫想起这句话或者类似的话以前他早已听过许多次了，于是他的心头便涌现出往昔那自由的独身生活的诗意境界。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年轻，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对他妻子的爱，也没有关于孩子的回忆。

“那我们就一块儿去吧。”他说，伸个懒腰。

他们来到大学，拉苏季娜留在门外等着。拉普捷夫走进办公室，过一会儿他回来，交给拉苏季娜五张收据。

“您现在到哪儿去？”他问。

“到亚尔采夫那儿去。”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可是要知道，您会妨碍他工作的。”

“不会的，我向您担保！”他说，带着恳求的神情瞧着她。

她戴一顶镶着绉纱、像服丧似的黑帽子，穿一件很短的、衣袋鼓起来的旧大衣。她的鼻子似乎比以前更长了，尽管天气严寒，她脸上却一点血色也没有。对拉普捷夫来说，跟着她走，顺从她，听她抱怨，是很愉快的。他一面走一面想着她：这个女人一定有十分充沛的内心力量，虽然她长得不好看，脾气不随和，心神不定，穿得不像样，头发老是没梳整齐，模样儿总有点古怪，可是她仍旧迷人。

他们来到亚尔采夫的寓所，从后门走进去，穿过厨房，在厨房里遇见厨娘，一个长着白色鬈发的干净利落的老太婆。她很窘，现出甜滋滋的笑容，弄得她那张小脸像个甜馅饼似的，她说：

“请进。”

亚尔采夫不在家。拉苏季娜就在钢琴旁坐下，吩咐拉普捷夫不要打搅她，然后开始弹一个又乏味又繁难的练习曲。他没有跟她说话，分散她的注意力，光是坐在一旁翻看一份《欧洲通报》。她弹了两个钟头（这是她每天的工作），到厨房里吃一点东西，就出去教课了。拉普捷夫看完一本小说的续篇，然后坐了很久，不看书，也不觉得无聊，想到回家去吃午饭已经迟了，反而很满意。

“哈-哈-哈！”传来亚尔采夫的笑声，随后他本人走进房间，健康，活泼，脸上红扑扑的，穿一件崭新的燕尾服，衣服上钉着发亮的纽扣，“哈-哈-哈！”

两个朋友一块儿吃午饭。饭后，拉普捷夫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下来，亚尔采夫坐在旁边，点起一支雪茄烟。黄昏来到了。

“我大概开始衰老了，”拉普捷夫说，“自从我姐姐尼娜去世以后，不知什么缘故，我开始常常想到死。”

他们就谈死亡，谈灵魂不灭，而且谈到，真要是死而复活，然后飞到火星上，永远闲散而幸福，主要的是不按地球上的方式而按一种特别的方式思考，那倒挺好。

“可是谁也不想死，”亚尔采夫轻声说，“任什么哲学都不能使我甘心死掉。我纯粹把死看作毁灭。谁都想活着。”

“您爱生活吗，加甫利雷奇？”

“是的，我爱生活。”

“可我在这方面却怎么也弄不懂自己。我要么心绪阴郁，要么心情冷淡。我胆怯，不相信自己，我的良心畏畏缩缩。我怎么也不能适应生活，做生活的主人。有的人说蠢话，或者耍滑头，可是生活得倒颇有乐趣；我呢，有时自觉地做好事，却只感到心神不安或者十分冷淡。加甫利雷奇，我把这一切的原因归之于我是奴隶，我是农奴的孙子。在我们这班贱民闯出一条真正的道路以前，会有很多人在半路上就丧命的！”

“这话说得挺好，好朋友，”亚尔采夫说，叹口气，“这反而再一次证明俄罗斯的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啊，多么丰富呀！您要知道，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最伟大的胜利的前夜，我一心想活到那个时候，亲身参与那个胜利。信不信由您，依我看来，卓越的一代人目前正在成长。每逢我给孩子们上课，特别是给女孩子们上课，我总是感到快乐。了不起的孩子呀！”

亚尔采夫走到钢琴那儿，按响一个琴键。

“我是化学家，按化学方式思索，将来也以化学家身份死掉，”他接着说，“可是我贪心，生怕来不及生活得心满意足就死掉。单是研究化学，我还嫌不够，我又搞俄罗斯历史、艺术史、教育学、音乐。……今年夏天有一次您的妻子要我写历史剧，现在我就想写，一个劲儿地写，我似乎能够接连坐上三天三夜，不站起来，一直不断地写。各种人物的形象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的头脑挤满了各种人物和思想，我觉得我的脑子里仿佛有脉搏在跳动。我根本不是要我自己变成什么特殊的人物，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我只不过是要生活，要幻想，要希望，到处都有我的份。……人生，好朋友，是短暂的，应当生活得好一些才是。”

这次友好的谈话直到午夜才结束，这以后拉普捷夫几乎天天到亚尔采夫家里去。亚尔采夫吸引他。他照例在黄昏以前到他家里，躺下来，耐心地等他回来，一点也不觉得寂寞。亚尔采夫呢，下班回来，吃过饭就坐下来工作；可是拉普捷夫向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谈话就开始，亚尔采夫顾不上工作了。两个朋友到午夜才分手，彼此十分满意。

然而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有一天拉普捷夫到亚尔采夫家，却在那儿只碰见拉苏季娜一个人，她正坐在钢琴那儿弹她的练习曲。她冷冷地瞧着他，差不多带着敌意。她没有跟他握手，问道：

“劳驾，请问这种情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什么情形？”拉普捷夫不懂，问道。

“您天天到这儿来，妨碍亚尔采夫工作。亚尔采夫可不是什么商人，而是学者，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应当明白这一点，至少也该识趣嘛！”

“如果您认为我在妨碍他，”拉普捷夫感到难为情，温和地说，“那我以后不来就是了。”

“那好极了。您就走吧，要不然，他也许马上就会回来，在这儿碰上您。”

拉苏季娜讲这些话的口气和她那对冷漠的眼睛弄得他心慌极了。她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只希望他赶快走掉，这跟往昔的爱情多么不同！他没有跟她握手就走了，他以为她会叫他一声，招呼他回去，可是练琴的声音又响起来。他慢腾腾地走下楼去，明白他对她来说已经是不相干的人了。

大约过了三天，亚尔采夫来找他，为的是跟他一块儿消磨一个傍晚。

“我有个消息告诉您，”他说，笑起来，“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搬到我家里来住了，”他有点窘，接着低声说，“嗯，当然，我们并没有相爱，不过我想这……这也没什么关系。我很高兴，因为我给了她一个安身的地方，给了她安宁，而且万一她病了，她也可以不工作。她呢，却认为她跟我同居以后，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条有理，在她的影响下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她是这么想的。就随她去想吧。南方人有一句俗话：傻瓜靠幻想发财。哈-哈-哈！”

拉普捷夫没有开口。亚尔采夫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看那些以前他已经看过许多次的画片，叹口气说：

“是的，我的朋友。我比您大三岁，再想要真正的爱情已经嫌迟了。实际上，像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这样的女人，对我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了。当然，我会跟她一块儿平平安安生活到老年。不过，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仍旧有点遗憾，仍旧巴望着什么，老是觉得我仿佛躺在达格斯坦的山谷中[30]，梦见了舞会似的。一句话，人永远不会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

他走到客厅里，若无其事地唱着抒情歌曲。拉普捷夫坐在他的书房里，闭上眼睛，极力要弄明白为什么拉苏季娜要跟亚尔采夫同居。后来他想到天下并没有什么牢固经久的依恋，为此难过了很久。他恼恨波丽娜·尼古拉耶芙娜跟亚尔采夫同居，也恼恨他自己，因为他对他妻子的感情已经跟先前完全不一样了。

十五

拉普捷夫坐在一把圈椅上看书，身子微微摇晃着。尤丽雅也在书房里看书。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谈，两个人从早晨起就沉默着。间或他的目光从书上边越过去，移到她的身上，他暗想：出于热烈的爱情而结婚和根本没有爱情而结婚，不是一样吗？当初他吃醋、激动、痛苦的那段时期，如今在他心目中已经十分遥远了。他已经到国外去过一趟，目前旅行归来，正在休息，打算一到春天再上英国走一趟，他是很喜欢英国的。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已经习惯于她的悲伤，不再到侧屋里去哭了。这年冬天她不再逛商店，不再到剧院里和音乐会上去，待在家里了。她不喜欢大房间，总是要么待在她丈夫的书房里，要么待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的房间里有一个随着嫁妆带来的神龛，墙上挂着那张在画展上使她十分喜爱的风景画。她几乎没有为自己花过钱，她现在跟从前在她父亲家里的时候一样很少花钱。

冬天不愉快地过去了。莫斯科到处都在打牌，可是如果不打牌而想出其他的消遣，例如唱歌、朗诵、绘画，结果更乏味。在莫斯科，有才气的人很少，在所有的晚会上，参加表演的老是那么一些歌手和朗诵者，因此艺术的享受本身渐渐使人腻烦，对许多人来说，变成单调乏味的社交义务了。

此外，拉普捷夫家里没有一天不出点不痛快的事。老人费多尔·斯捷潘内奇目力很差，已经不到仓库去，眼科医生说他不久就要失明了。不知什么缘故，费多尔也不再到仓库去，一直坐在家里，写什么东西。巴纳乌罗夫已经调到另一个城里，升为四等文官，现在住在德累斯顿旅馆里，几乎每天到拉普捷夫家里来要钱。基希终于离开了大学，等拉普捷夫给他找工作，成天价坐在他们家里，讲又长又乏味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惹人生气，使人厌倦，弄得日常生活很不愉快。

彼得走进书房来，通报说，有一位不认识的太太来了。他送来的名片上写着：“约塞菲娜·姚西佛芙娜·米兰。”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懒洋洋地站起来，走出去，腿微微有点瘸，因为她的腿坐麻了。门口出现一位太太，身材消瘦，脸色十分苍白，生着两道黑眉毛，穿一身黑衣服。她把两只手在胸前抱紧，哀求地说：

“拉普捷夫先生，救救我的孩子！”

她的手镯的叮当声和她那扑粉过多的脸，对拉普捷夫来说是熟悉的。他认出这位太太就是他在结婚以前有一次十分不恰当地在她家里吃过饭的那个女人。她就是巴纳乌罗夫的第二个妻子。

“救救我的孩子吧！”她又说一遍，她的脸颤抖起来，忽然变得苍老、可怜了，她的眼睛也红了，“只有您才能救我们，我用所剩的最后一点钱坐上火车到莫斯科来找您！我的孩子都要饿死了！”

她做出仿佛要跪下似的动作。拉普捷夫吓坏了，一把抓住她臂弯上边那段胳膊。

“请坐，请坐……”他喃喃地说，扶着她坐下，“我求求您，请坐。”

“我们现在没有钱买面包了，”她说，“格利果利·尼古拉伊奇动身到新地方去上任了，可是不肯带着我和孩子们一块儿去。至于您，慷慨的人，汇给我们的钱，他都拿去自己花了。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那些可怜的、不幸的孩子啊！”

“您放心，我求求您。我会吩咐账房把钱汇到您的名下。”

她放声痛哭，然后安静下来。他看出她扑过厚粉的脸被泪水冲出一条条小沟，还看出她生着唇髭。

“您无限地慷慨，拉普捷夫先生。不过，请您做我们的天使，做我们的仁慈的菲亚[31]，劝格利果利·尼古拉伊奇不要丢下我，带着我一块儿去。要知道我爱他，发疯般地爱他，他是我的欢乐。”

拉普捷夫给她一百个卢布，答应跟巴纳乌罗夫谈谈，送她到前厅，一直担心她会痛哭起来或者跪下去。

她走以后，基希来了。然后柯斯嘉带着照相机来了，近来他迷上了照相，每天都要给这一家子人照几次相，这种新的工作给他带来许多烦恼，他甚至瘦了。

喝晚茶以前，费多尔来了。他在书房的墙角边坐下来，翻开一本书，老是瞧着那一页，分明看不下去。后来他喝很久的茶，他的脸发红。有他在座，拉普捷夫就觉得心头沉重，连费多尔的沉默也使他不愉快。

“你可以庆贺俄国添了一个新的政论家，”费多尔说，“可是，不开玩笑，弟弟，我好容易写出一篇小文章，所谓的试笔，带给你看看。你读一遍，亲爱的，谈谈你的意见。只是要说心里话。”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他弟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俄罗斯的灵魂》，写得枯燥无味，文笔没有光彩，通常那些没有才能而虚荣心很重的人才会写出这种东西来。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有知识的人有权利不相信超自然的东西，然而他应该把他这种不相信掩盖起来，免得产生诱惑，动摇人们的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注定要拯救欧洲，向人类指出真正的道路。

“不过你没写出欧洲在哪一方面应该加以拯救。”拉普捷夫说。

“这是不说也明白的。”

“一点儿也不明白，”拉普捷夫说，激动地走来走去，“你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我就不明白。不过，这是你的事。”

“我想出版一本小册子。”

“那是你的事。”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费多尔叹口气，说：

“我和你的想法这么不同，这真是使人万分遗憾。唉，阿辽沙，阿辽沙，我亲爱的兄弟！我和你都是信奉正教的、心胸开阔的俄罗斯人，所有那些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渺小思想能配得上我们吗？要知道，我和你不是什么下贱货，而是一个有名望的商人家族的代表。”

“什么有名望的家族？”拉普捷夫按捺着性子说，“有名望的家族！地主老爷打我们的爷爷，每个小官都打他耳光。爷爷打我们的父亲，父亲又打我和你。这个有名望的家族给了我们什么？我们继承下来的是什么样的神经，什么样的血液？差不多有三年了，你一直像教堂诵经士似的发议论，说各式各样的废话，现在又写出这么一篇文章。要知道，这篇文章是奴才的梦话！那么我呢，那么我呢？你看看我。……既不坚定，也没有胆量，更缺乏强有力的意志。我每走一步路都害怕，仿佛有人要打我似的。我在那些智力上和道德上都不知比我低多少倍的废物、蠢材、畜生面前总是胆怯。我怕那些扫院人、看门人、警察、宪兵。我什么人都怕，因为我是由一个受尽欺压的母亲生下来的，我从小就挨打，受惊吓！……要是我和你没有孩子，那就做了好事。啊，求上帝保佑，但愿这个有名望的商人家族到我们这一代就完结！”

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走进书房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你们在这儿争论什么？”她说，“我不妨碍你们吧？”

“不妨碍，小妹妹，”费多尔回答说，“我们在进行一场原则性的谈话。喏，你说这个家族没出息，”他转过脸去对他弟弟说，“可是这个家族创造了价值百万的事业。这总不能一笔抹杀吧！”

“了不起，价值百万的事业！一个没有特殊聪明才智和没有能力的人偶然变成一个生意人，后来成了阔佬，成天价做生意，既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目的，甚至没有贪财的欲望。他机械地做他的生意，钱自动来了，并不是他去找来的。他一辈子守着这个生意，喜爱它，只是因为他可以支使伙计们，耍弄买主罢了。他参加教堂的管理工作，是因为可以在那儿支使歌手们，压制他们。他当学校的董事，是因为他喜欢感到教师是他的部下，他可以在他们面前摆威风。商人喜欢的不是做生意，而是作威作福，你们的仓库也不是一个商业机构，而是个监狱！是啊，你们这样的生意就需要那些失去个性、备受压迫的伙计，你们自己训练出这样的人来，逼得他们从小为了混口饭吃而对你们跪着，你们教他们从小就养成习惯，认为你们是他们的恩人。是啊，你那个仓库里大概不要大学生吧！”

“大学生不适宜做我们这种生意。”

“这是假话！”拉普捷夫叫道，“说谎！”

“对不起，我觉得你好像在往你喝水的井里吐唾沫，”费多尔说，站起来，“我们的事业在你是可憎的，然而你却使用它的收入。”

“啊哈，这就说到点子上来了！”拉普捷夫说，笑起来，气冲冲地看着他的哥哥，“对了，如果我不属于你们这个有名望的家族，如果我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毅力和胆量，那我早就丢开这些收入，出外谋生去了。可是你们在你们那个仓库里把我折磨得从小就失去了个性！我成了你们的人！”

费多尔看一下钟，开始匆忙地告辞。他吻一下尤丽雅的手，走出去，可是没有往前厅走，却走进客厅，然后走到卧室里去了。

“我忘了这些房间的位置，”他十分慌张地说，“这是一所古怪的房子。古怪的房子，不是吗？”

他穿皮大衣的时候，仿佛吓呆了，脸上现出痛苦的神情。拉普捷夫不再感到愤怒，他吓坏了，觉得对不起费多尔。他对哥哥的亲切、热诚的爱，近三年来似乎已经在他的心头消失，此刻却又在他的胸中复苏，他非常希望表达一下这种爱戴。

“你，费佳[32]，明天到我们这儿来吃午饭吧，”他说，抚摸一下他的肩膀，“你来吗？”

“好，好。可是给我点水喝吧。”

拉普捷夫就亲自跑到饭厅，在食器柜里随手拿出一个杯子（那是一只高脚啤酒杯），斟满了水，端给他的哥哥。费多尔开始大口地喝水，可是忽然咬住那个杯子，只听得咔嚓一声，然后响起了痛哭声。水洒在皮大衣上，洒在上衣上。拉普捷夫以前从没见过痛哭的男人，心里又慌又怕，站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茫然失措地瞧着尤丽雅和一个使女给费多尔脱掉皮大衣，扶着他走回房间，他自己也跟着她们走去，心里感到愧悔。

尤丽雅扶着费多尔躺下去，在他面前跪下。

“不要紧的，”她安慰道，“这是您的神经……”

“亲爱的，我心里好难受啊！”他说，“我觉得不幸，不幸……可是我一直瞒着外人，瞒着外人！”

他搂住她的脖子，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

“我天天晚上看见我的姐姐尼娜。她来了，在我床旁边一张圈椅上坐下。……”

过了一个钟头，他又在前厅穿皮大衣，这时候他已经面带笑容，见着使女有点不好意思了。拉普捷夫坐车送他到皮亚特尼茨基街去。

“明天你到我们这儿来吃午饭，”他在路上扶着他的胳膊说，“到复活节我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你务必要换换空气，要不然你就完全垮了。”

“对，对。我要到国外去，要去。……我们把小妹妹也带去。”

拉普捷夫回到家里，发现他妻子十分激动。费多尔出的事使她震动，她怎么也安不下心来。她没有哭，可是脸色十分苍白，在床上翻来覆去，用冰凉的手指头抓紧被子，抓紧枕头，抓紧她丈夫的手。她的眼睛睁得很大，露出惊恐的样子。

“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她对她丈夫说，“告诉我，阿辽沙，为什么我不再向上帝祷告了？我的信仰到哪儿去了？唉，为什么你们总是在我面前讲宗教呢？你们，你和你的朋友们把我的心搅乱了。我已经不再祷告了。”

他在她额头上放一块浸过凉水的布，焐暖她的手，给她喝茶，她呢，害怕地偎紧他。……

将近天亮，她感到疲乏，睡着了。拉普捷夫坐在一旁，握住她的手。因此他没有睡成。这以后一整天，他都觉得十分疲乏，脑筋迟钝，什么也不能想，懒洋洋地在各处房间里走来走去。

十六

医生说费多尔得了精神病。拉普捷夫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街那边的情形怎么样；至于那个阴暗的仓库，老人和费多尔已经不去，给他留下的是墓穴的印象。每逢他妻子对他说，他有必要每天到仓库和皮亚特尼茨基街去一趟，他总是要么沉默，要么生气地讲到他的童年时代，讲到他由于他的过去而不能原谅他的父亲，讲到他痛恨皮亚特尼茨基街和仓库，等等。

有一个星期日早晨，尤丽雅亲自坐车到皮亚特尼茨基街去。她看到老人费多尔·斯捷潘内奇就在以前她初到的时候做过祈祷的那个大厅里。他身上穿着他那件帆布上衣，没有打领结，脚上套一双便鞋，坐在一把圈椅上不动，巴着他的瞎眼睛。

“是我，您的儿媳妇，”她走到他跟前说，“我来看看您。”

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被他的不幸、他的孤独所感动，吻他的手。他就摸索她的脸和头，仿佛终于相信这人是她似的，于是就在她胸前画了个十字。

“谢谢，谢谢，”他说，“现在我的眼睛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还能略微看见窗户，还有灯火，可是人和东西都看不清。是啊，我瞎了，费多尔病了，现在那边的生意没有主人的眼睛照管，不行了。要是那边出了什么不合规矩的事，也没人追究。那些人要给惯坏了。费多尔怎么会生病的呢？他是感冒了还是怎么的？瞧，我就从来也没病过，从来也没看过病。我一个大夫也不认识。”

老人照例夸起口来。这当儿女仆匆匆忙忙地在大厅里摆桌子，准备开饭，放上凉菜和酒瓶。酒瓶有十来个，其中有一个形状像埃菲尔塔[33]。仆人端来满满一盘热馅饼，冒出煮熟的大米和鱼的香味。

“我请我的贵客吃饭。”老人说。

她挽着他的胳膊，把他领到饭桌那儿，给他斟上一杯白酒。

“我明天还要来看您，”她说，“而且把您的外孙女萨霞和丽达也带来。她们会怜惜您，跟您亲热的。”

“不必了，别带她们来。她们是私生子。”

“怎么会是私生子呢？要知道，她们的父母是正式结过婚的。”

“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我没有给他们祝福过，我不想见她们。随她们去吧。”

“您这话说得奇怪，费多尔·斯捷潘内奇。”尤丽雅说，叹一口气。

“《福音书》上说，子女得尊敬和畏惧他们的父母。”

“没有的事。《福音书》上说，我们甚至得宽恕我们的敌人。”

“做我们这行生意可不能宽恕人。要是宽恕一切人，那么不出三年就倾家荡产了。”

“可是，宽恕别人，对别人，甚至对有过错的人，说几句亲热和气的话，那比生意更重要，比财富更重要！”

尤丽雅想让老人的心软下来，想唤起他的怜悯之情，使他心里感到懊悔，然而他却光是居高临下地听她讲那些话，如同大人听孩子讲话一样。

“费多尔·斯捷潘内奇，”尤丽雅坚决地说，“您已经老了，不久上帝就要把您召去。上帝不会问您买卖做得怎么样，您的生意兴隆不兴隆，而会问您待人是不是仁慈，您对待那些比您弱的人，比方说，对待仆人们，对待伙计们，是不是很严厉？”

“我素来是我的职工们的恩人，他们应当永远为我祷告上帝。”老人有把握地说，可是他受到尤丽雅的诚恳口气的感动，想要使她快活，就说，“好吧，明天把我的外孙女带来吧。我要吩咐买点小礼物送给她们。”

老人穿得不整洁，胸前和膝头上有雪茄烟灰，显然没有人给他擦皮靴，刷衣服。馅饼里的大米没有熟透，桌布有肥皂的气味，女仆的脚步声很响。老人也好，皮亚特尼茨基街上的这整所房子也好，都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景象。尤丽雅感到了这一点，不由得为自己，为她的丈夫羞愧。

“明天我一定来看您。”她说。

她走遍各个房间，吩咐人打扫老人的卧室，把他房间里神像前的灯点起来。费多尔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眼睛望着一本翻开的书，实际上却没有读。尤丽雅跟他谈了一阵，也吩咐人来收拾他的房间，然后走下楼，到伙计们那儿去。在伙计们吃饭的那个房间里，立着一根没有油漆过的木柱，撑住天花板，免得它塌下来。这儿的天花板低矮，墙上糊着便宜的壁纸，有煤气味和厨房的气味。碰巧这天是假日，所以伙计们都在家，坐在各自的床上，等着开饭。尤丽雅走进来，他们就都跳下地，胆怯地回答她问的话，阴沉地瞧着她，像是一群犯人。

“主啊，你们这个住处多么糟啊！”她说，把两只手举起轻轻一拍，“你们在这儿住得不挤吗？”

“虽然挤，可是不受气[34]，”玛凯伊切夫说，“我们对你们十分满意，总是为你们祷告仁慈的上帝。”

“这是生活和个人自尊心相符合。”波恰特金说。

玛凯伊切夫看出尤丽雅不明白波恰特金的意思，就赶紧解释说：

“我们是小人物，生活应当符合我们的身份。”

她察看学徒们的住处和厨房，跟管家妇见面，结果十分不满意。

她回到家里，对她的丈夫说：

“我们应该赶快搬到皮亚特尼茨基街去，在那边住下来。你每天也该到仓库去。”

然后他们两人在书房里并排坐下，沉默不语。他心头沉重，既不打算到皮亚特尼茨基街去，也不打算到仓库去，不过他猜出他妻子在想什么，他没有力量反驳她。他抚摩她的脸，说道：

“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仿佛我们的生活已经完结，从现在起我们要开始过一种灰色的半生半死的生活了。先前我听说我哥哥费多尔病得没有希望了，我哭起来，我们是一块儿度过我们的童年和青年的，从前我满腔热情地爱他，现在却来了灾难，我觉得失去他也就是跟我的过去一刀两断了。现在呢，你说我们得搬到皮亚特尼茨基街去，搬到那个监牢里去，我就觉得我的前途也就此断送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

“不管怎样也得跟幸福的想头告别了，”他瞧着街上说，“幸福是没有的。我从来也没得到过幸福，多半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幸福。不过，我这辈子也幸福过一次，就是那天夜里我打着你的伞坐着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一天你把你的伞忘在我姐姐尼娜家里吗？”他回转身对着他的妻子，问道，“那时候我爱上了你，我记得我通宵打着那把伞坐在那儿，感到非常幸福。”

书房里那些书柜旁边放着一个红木镶青铜的五斗橱，是拉普捷夫用来保存各种用不着的东西的，其中就有那把伞。他把它拿出来，递给他的妻子。

“就是这把伞。”

尤丽雅对这把伞看了一会儿，认出来了，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起来了，”她说，“那次你对我表白爱情的时候，手里就拿着这把伞。”她看出他要走了，就说，“要是可能的话，请你早点回来。你不在，我闷得慌。”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久久地瞧着那把伞。

十七

仓库里虽然生意复杂，交易额很大，却没有会计人员，从账房办事员掌管的那个簿子上是什么也看不明白的。每天都有德国的和英国的经纪人到仓库来，伙计们常同他们谈政治和宗教，有一个酗酒的贵族也常来，这是个带着病容、模样可怜的人，他在账房里翻译外国信件，伙计们叫他矮子，给他加盐的茶喝。总的说来，整个商号依拉普捷夫看来好比是一个大怪物。

他每天到仓库去，极力想建立新的秩序。他禁止鞭打学徒，愚弄顾客，每逢看到伙计们开心地哈哈笑着，把不合用的陈货冒充最时髦的新货卖给外省人，他总要发脾气。如今他在仓库里是主要人物了，可是他仍旧不知道他的财产有多少，生意经营得是否好，老伙计们拿多少薪金，等等。波恰特金和玛凯伊切夫认为他年轻，没有经验，有许多事都瞒住他，每天傍晚跟瞎眼的老人鬼鬼祟祟地小声谈着什么。

六月初的一天，拉普捷夫和波恰特金走进布勃诺甫斯基饭馆吃早饭，顺便谈一下生意上的事。波恰特金早就在拉普捷夫家的商号里工作，刚八岁就到他们这儿来学徒。他是老板的心腹，得到充分的信任。他走出仓库以前，总把现金柜里所有的进款统统拿出来，塞进他的衣袋，却一点也不会引起怀疑。他在仓库里和家里都是头号人物，在教堂里也是一样，代替老人履行管理的责任。由于他对待手下的伙计和学徒十分凶狠，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玛留达·斯库拉托夫[35]。

他们走进饭馆以后，他就对跑堂的点一下头，说：

“老弟，给我们拿半个怪物和二十四个纠纷来。”

过了一会儿，跑堂的端着一个托盘，送来半瓶白酒和几碟各种各样的凉菜。

“听我说，伙计，”波恰特金对他说，“给我们来一份诽谤和中伤的大师，外加土豆泥。”

跑堂的不懂，心慌了，想说话，可是波恰特金严厉地瞧着他，说：

“此外！”

跑堂的紧张地思索着，然后去找同事们商量，最后总算猜出来了，端来一份牛舌头。他们各自喝下两杯酒，吃了点菜，拉普捷夫就问：

“告诉我，伊凡·瓦西里奇，近几年我们的生意不行了，是真的吗？”

“一点也不然。”

“请您老老实实告诉我，以前我们的收入有多少，现在有多少，我们的产业有多大。要知道，摸着黑走路是不行的。不久以前我们仓库里开了一份账单，可是，对不起，我不相信这本账；您认为有一些事必须瞒着我，只对我父亲说实话。您从早年起就习惯于耍手段，现在不耍都不行了。可是这有什么必要呢？所以，我请求您，坦白地说出来。我们的生意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景况？”

“那全得看信用的涨落而定。”波恰特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您所说的信用的涨落是指什么？”

波恰特金就开始解释，可是拉普捷夫一点也听不懂，就打发人去找玛凯伊切夫来。这个人立时就来了，祈祷一下，吃了点凉菜，然后就用他那庄重、低沉的男中音首先讲到伙计们应当昼夜为他们的恩人祷告。

“很好，只是要请您不要把我看作你们的恩人。”拉普捷夫说。

“每个人都得记住自己是什么人，明白自己的身份。由于上帝的仁慈，您做了我们的父亲和恩人，我们是您的奴隶。”

“我简直听厌这些话了！”拉普捷夫生气地说，“劳驾，现在请您做一回我的恩人，说说我们的生意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请您不要把我当作小孩子，要不然我明天就叫仓库关门。我父亲瞎了，我哥哥进了疯人院，我的外甥女还小，我痛恨这个行业，巴不得一走了事，可是没有人来接替我，这您自己也知道。看在上帝分上，丢开那些耍手段的把戏吧！”

他们就到仓库去算账；傍晚，他们又回到他家去算，同时老人亲自来帮忙。老人把他经商的秘诀传授给他的儿子，从他说话的口气听来，仿佛他不是做买卖，而是施魔法似的。结果，他们算出他们的收入每年增加将近一成，拉普捷夫家的财产，单以现金和有价证券计算，就有六百万卢布之多。

晚上十二点多钟算完账后，拉普捷夫走到空气清爽的户外，觉得自己仍旧处在那些数字的魔力的支配下。夜晚宁静，月光皎洁，天气闷热，莫斯科河南岸区那些房屋的白墙，那些沉重的、紧闭的街门，那种寂静，那些黑影，给人留下的总印象像是一座堡垒，只缺荷枪的卫兵了。拉普捷夫走进小花园，在围墙旁边一条长凳上坐下，那道围墙把这边和隔壁人家的院子隔开，围墙那一边也是个小花园。稠李正在开花。拉普捷夫回忆这棵稠李在他小时候就这样弯曲多节，这样高大，从那时候起一点也没有变样。花园和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使他想起遥远的过去。在他小时候，就跟现在一样，透过稀疏的树木可以看见浸在月光里的整个院子，那些阴影也神秘而严峻，院子里也躺着一条黑狗，伙计们的窗子也敞开着。所有这些回忆都是黯淡无欢的。

从围墙那一边，别人家的院子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我亲爱的，我的宝贝……”靠近围墙有一个男人在低语，拉普捷夫甚至听见呼吸声。

那儿有人在接吻。拉普捷夫相信，百万家财以及他不感兴趣的行业将会断送他的生活，把他彻底变成奴隶。他想象他怎样渐渐习惯于他的地位，渐渐成为这家商号的头脑，于是开始麻木，衰老，心情恶劣，精神委顿，弄得四周的人十分愁闷，最后像一般的庸人那样死掉。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他抛弃那几百万家财，抛弃那个行业，离开这个他从小就憎恨的小花园和院子呢？

围墙那一边的低语声和接吻声使他激动。他走到院中央，解开衬衫胸前的纽扣，瞧着月亮，觉得自己似乎马上会吩咐人打开小花园的便门，走出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对自由的预感使他的心甜蜜地收紧，他快活地笑着，暗自想象那会是一种多么美妙而富于诗意的、也许甚至神圣的生活。……

可是他一直站在那儿没有走，他就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留在这儿呢？”他气恼自己，也气恼那条黑狗，它躺在石板上，却不到旷野上去，到树林里去，在那边它会无拘无束，十分快活的。不论是他，还是那条狗，显然都受同一种东西的阻挠而没有离开这个院子，那就是他们习惯于不自由，习惯于奴隶的状态了。……

第二天中午他坐车到他妻子那儿去，为了免得沉闷，他约亚尔采夫一块儿去。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住在布托沃村一个别墅里，他已经有五天没去了。火车到了站，两个朋友就坐上一辆马车，一路上亚尔采夫不停地唱歌，赞叹好天气。别墅坐落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大花园里。离大门二十步远，正是林荫大道开头的地方，尤丽雅·谢尔盖耶芙娜坐在一棵树顶宽阔的老杨树下面，正在等她的客人。她身穿单薄而雅致、镶着花边的淡黄色连衣裙，手里拿着那把熟悉的旧伞。亚尔采夫跟她打了个招呼，就往别墅走去，那边传来萨霞和丽达的说话声。拉普捷夫却在她身旁坐下，想跟她谈一谈那边的生意。

“你为什么这样久没有来？”她问，没有松开他的手，“我整天坐在这儿等你来。你不在，我就闷得慌！”

她站起来，伸手抚摩一下他的头发，好奇地瞧他的脸、他的肩膀、他的帽子。

“你知道，我爱你，”她说，脸红了，“你对我来说是宝贵的。现在你来了，我看见你，就幸福得什么似的。哦，我们来谈一谈。你跟我讲点什么吧。”

她对他诉说她的爱情，他呢，却觉得仿佛他跟她结婚已经有十年了似的，眼下他一心想吃早饭。她搂住他的脖子，她那件连衣裙的绸子使他的脸感到发痒。他呢，轻轻推开她的胳膊，站起来，什么话也没说，往别墅走去。两个小姑娘迎着他跑过来。

“她们长得好高！”他暗想，“这三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不过我也许还得再活十三年，三十年呢。……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事等着我们！不过活下去总会看见的。”

他拥抱萨霞和丽达，她俩就搂住他的脖子。他说：

“外公问你们好……费佳舅舅快要死了，柯斯嘉舅舅从美国写信回来，叫我向你们问好。他看腻了展览会，不久就要回来了。阿辽沙舅舅呢，肚子饿了。”

然后他在露台上坐下来，看见他的妻子沿着林荫道往别墅这边慢慢地走来。她在想什么心事，脸上现出迷人的忧郁神情，眼睛里闪着泪光。她已经不是原先那个清瘦、脆弱、脸色苍白的姑娘，而是一个成熟、漂亮、健壮的妇人了。拉普捷夫还发觉亚尔采夫痴迷地瞧着她，她那种新的、娇美的神情反映在他的脸上，他那张脸也显得忧郁而痴迷了。看样子，好像他是生平第一次看见她似的。临到他们在露台上吃早饭，亚尔采夫不知怎的又高兴又腼腆地微笑，一直瞧着尤丽雅，瞧着她那美丽的脖子。拉普捷夫不由自主地瞧着他们，心里暗想，也许还得再活十三年，三十年呢。……那段时期会经历到什么事呢？将来有些什么事等着我们呢？

他暗想：

“活下去总会看见的。”

[1] 阿历克塞·费多雷奇是拉普捷夫的名字和父名，上文的阿辽沙是阿历克塞的小名。

[2] 尤丽雅的爱称。

[3] 俄国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的中篇小说《苦命人安东》的主人公，是个遭受惨重剥削的农奴。

[4] 柯斯嘉是康斯坦丁的小名。

[5] 指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听差，见该书第一部，第二章。

[6] 法国作曲家普朗盖特（1848—1903）的三幕轻歌剧。

[7] 英国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

[8] 供包装货物用。

[9] 沙米尔（约1798—1871），高加索山民的民族主义宗教运动的领袖，曾对俄国作战25年。

[10] 俄国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的长篇小说《戈罗夫略夫一家》中的主人公，一个奸诈恶毒、假情假意的伪君子。

[11] 原文为拉丁语。

[12] 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4—5节。

[13] 安东·鲁宾施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乐队指挥。

[14] 原文为拉丁语。

[15] 原文为德语。

[16] 德国作家席勒（1759—1805）在1801年所写的一个悲剧。

[17] 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叶尔莫洛娃（1853—1928），俄国女演员。

[18] 在俄语中，“彼得”和“鲟鱼”两词的末尾发音相同。

[19] 土耳其高级军事和行政长官的称号。

[20] 基督教复活节后的一周。

[21] 希什金（1832—1898），俄国风景画家，主要画森林景色。

[22] 东正教12大节之一，在俄旧历9月14日。

[23] 利亚普诺夫，17世纪初叶俄国舒伊斯基沙皇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军人。

[24] 即波利斯·戈东诺夫，16世纪俄国沙皇。

[25] 雅罗斯拉夫，1019年至1054年的基辅大公。

[26] 摩诺马赫，1113年至1125年的基辅大公。

[27] 皮缅，普希金所著悲剧《波利斯·戈东诺夫》中的人物，一位编年史家。

[28] 11世纪到13世纪在南俄草原游牧的突厥语系民族。

[29]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吉诃德的情人。

[30] 参阅莱蒙托夫的诗《梦》。

[31]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给人们带来幸福。

[32] 费多尔的爱称。

[33] 巴黎的著名铁塔，在1889年建成。

[34] 这是俄国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这里虽然挤，但大家和睦相处，所以没有什么不舒服。

[35] 伊凡四世（雷帝）特辖区军团领导人之一，对于伊凡四世的统治起过很大的作用。

太太

“我请求过您不要收拾我的桌子，”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说，“您收拾过后，就什么东西都休想找得着。那张电报在哪儿呢？您把它扔到哪儿去了？麻烦您找一找。电报是从喀山打来的，写着昨天的日子。”

使女脸色苍白，长得很瘦，带着淡漠的脸容，在桌子底下字纸篓里找到几张电报，默默地把它们递给医生，可是那些都是本城的电报，由病人打来的。随后他们到会客室去找，又到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房间里去找。

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知道他妻子一时不会回家，至少要到早晨五点钟左右才回来。他不相信她，每逢她很久不回来，他总是睡不着，苦恼，同时看不起他的妻子，看不起她的床，看不起那面镜子，看不起她那精美的糖果盒，看不起每天总有人送给她并且弄得整个房子里弥漫着花店的浓香的那些铃兰和风信子。在这样的夜晚，他总是变得小气，任性，吹毛求疵，现在他就十分需要昨天他弟弟打来的电报，其实这个电报除了庆贺节日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

在他妻子的房间里，他在桌子上一个信笺盒下面找到一份电报，匆匆看了一眼。电报是由一个署名米谢尔[1]的人从蒙特卡洛打给他的岳母，要她转给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那电文医生一个字也看不懂，因为用的是外国文字，大概是英文吧。

“这个米谢尔是谁？为什么从蒙特卡洛打电报来？为什么打给我的岳母？”

他在七年来的婚姻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于怀疑，猜测，抓住罪证。他不止一次地想到，由于这种家庭里的训练，他现在可以做一名出色的暗探了。他走到书房里，开始思考，立刻想起一年半以前他跟妻子一块儿到彼得堡，跟现在担任交通局工程师的中学同学一块儿在久勃饭店里吃早饭，这位工程师给他和他妻子介绍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名字叫米哈依尔·伊凡内奇，姓很短，而且有点怪：利斯[2]。过了两个月，医生在他妻子的照片簿上看见这个年轻人的照片，照片上有法文的题词：“纪念现在，希望将来。”后来他有两次在他岳母家里见到他本人。……这正好发生在那样一段时期：他妻子开始常常出门，要到早晨四五点钟才回到家里，老是要求他替她办理出国护照，可是他回绝她，于是他们家便整日里发生很厉害的口角，弄得他见到仆人都觉得难为情。

半年前医生的同事诊断他得了肺病，劝他丢开一切，到克里米亚去。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听到这个消息，装出很惊恐的样子。她开始跟丈夫亲热，反复说明克里米亚又冷又乏味，最好到尼斯[3]去，又说她要一块儿去，在那儿照料他，看护他，爱抚他。……

现在他才明白他妻子为什么单单想到尼斯去，原来她的米谢尔就住在蒙特卡洛。

他拿过英俄字典来，翻译电文里的词，揣测那些词的含义，渐渐凑成这样的句子：“为我亲爱的情人的健康干杯，一千次吻她的小脚。急盼来临。”他暗自想象，假如他同意跟他妻子一块儿到尼斯去，他就会扮演一种多么滑稽而可怜的角色。他气得差点哭出来，十分激动地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自尊心，他的平民的反感，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他憎恶得握紧拳头，皱起眉头，问他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直心肠的、粗鲁的、以外科医生为业的人，怎么会甘愿当这个软弱的、无聊的、出卖灵魂的、下流的人的奴隶，那么丢脸地受这个人的辖制？

“小脚！”他揉皱那张电报，嘟哝说，“小脚！”

自从他爱上她，向她求婚，随后跟她共同生活七年以来，在他的回忆里留下的就只有一头香喷喷的长发，一团柔软的花边，一双确实很小很美的脚。直到现在，他的手上和脸上似乎还保留着从旧日的拥抱中留下的丝绸和花边的感觉，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要是不算上发癔症、尖叫、责难、威胁、老脸皮的和负心的谎话，那就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他记起从前在乡下他父亲的家里，往往会有一只鸟无意中从院子里飞进屋里来，开始猛烈地撞击玻璃，打翻各种物件，如今这个女人也是从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圈子里飞进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他一生中最好的岁月像在地狱里那样度过，幸福的希望破灭了，受到了嘲弄，他的健康丧失了，他的各个房间里满是庸俗的、妓院般的摆设。他每年挣一万卢布，却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哪怕十个卢布来汇给他的身为教士妻子的母亲，而且已经欠下一万五千卢布的债务，立了借据。看来，即使他家里住上一伙强盗，他的生活也不致像目前这样，因为有了这个女人而变得这么令人绝望，这么不可救药地残破。

他咳嗽起来，不住地喘气。应该躺到床上去，暖和一下才对，可是他做不到，仍旧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挨着桌子坐下，拿起一管铅笔烦躁地在纸上画着，信手写道：

“试笔。……小脚。……”

将近五点钟，他浑身衰弱，把一切罪责都加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了。这时候他觉得，假如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嫁给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能够对她产生良好的影响，那么，谁知道呢，说不定最后她会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女人；而他呢，却摸不透别人的心理，不懂得女人的心，况且他又不招人喜欢，粗鲁。……

“我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他想，“我是个死人了，不应该妨碍活人。现在，实际上，再坚持我的某些权利，未免古怪而愚蠢。我索性跟她说穿，让她到她心爱的人那儿去好了。……我跟她离婚吧，由我来承担罪名就是。”

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终于回来了，照她原来的打扮，穿着白斗篷，戴着帽子，穿着套鞋，走进他的书房里来，往圈椅上一坐。

“那个讨厌的胖孩子，”她说，呼呼地喘气，哭出来了，“简直不老实，真可恶，”她说，跺一下脚，“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什么事啊？”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问，朝她走去。

“刚才大学生阿扎尔别科夫送我回家，把我的手提包弄丢了，手提包里有十五个卢布呢。这钱是我在我妈那儿拿的。”

她哭得挺伤心，像个小姑娘一样，不但她的手绢，就连她的手套也给泪水沾湿了。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生叹道，“丢了就丢了，别去管它了。你安静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又不是财主，能够这么不在乎钱。他说他会还我钱，可是我不相信，他穷。……”

她的丈夫请求她安静下来，听他讲话，可是她不住地说那个大学生，说她丢掉的那十五个卢布。

“哎，明天我给你二十五个卢布就是，只求你别再说了，劳驾！”他生气地说。

“我得换掉衣服啊！”她哭着说，“要是我穿着皮大衣，我就不能严肃地讲话！你也真是古怪！”

他帮她脱掉皮大衣和套鞋，同时闻到白葡萄酒的气味，她吃牡蛎的时候总爱喝这种酒（尽管她生得娇小，却吃得很多，喝得也不少）。她到她的房间去了，过不多久就走回来，已经换好衣服，扑了粉，眼睛上带着泪痕，坐下来，整个身子裹在她那件单薄的、镶着花边的、宽大的长外衣里。在一大堆粉红色的波纹当中，她丈夫只看得见她蓬松的头发和穿着拖鞋的小脚。

“你想谈什么呢？”她问，在圈椅上摇晃着身子。

“喏，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医生把电报递给她，说。

她看完电报，耸了耸肩膀。

“这有什么呢？”她说，身子摇晃得更厉害了，“这是普通的新年贺电，没有别的意思。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

“你料着我看不懂英文。不错，我不懂英文，可是我有字典。这是利斯打来的电报，他为他的情人的健康干杯，吻你一千次。可是，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吧……”医生匆匆地接着说，“我根本不打算责备你，或者吵一架。吵架也好，责备也好，都闹得够了，现在也该结束了。……我想对你说的是这个：你现在自由了，你想怎么生活就可以怎么生活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她轻声哭起来。

“我让你此后不必再作假和说谎了，”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接着说，“要是你爱这个年轻人，你管自去爱，要是你想到国外去找他，你也管自去找。你年轻，健康，我呢，已经成了残废人，活不长了。一句话……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心情激动，讲不下去了。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哭着，用一种自己怜惜自己的口气承认她爱利斯，常跟他一块儿坐车出城去兜风，常到他的旅馆房间去，她目前也确实很想到国外去。

“你看，我什么也没有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整个灵魂都敞开了。我再一次要求你，请你宽宏大量，给我办个护照！”

“我再说一遍：你现在自由了。”

她换了个位子，坐得离他近一点，好看清他脸上的神情。她不信他的话，现在想弄明白他暗藏在心里的想法。她从没相信过任何人，不管别人的意图多么高尚，她总是怀疑其中含着什么卑鄙恶劣的动机和利己主义的目的。她用探索的目光端详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眼睛似乎像猫眼睛那样闪着绿色的亮光。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护照呢？”她轻声问道。

他忽然想说一声“办不到”，可是他忍住了，说：

“随你规定好了。”

“我只去一个月。”

“你到利斯那儿去，可以从此不回来。我会跟你离婚，而且由我承担罪名，那么利斯就能跟你结婚了。”

“可是我根本不打算离婚！”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说，做出惊讶的脸容，“我并没有要求跟你离婚！给我护照，别的什么也不要。”

“可是你为什么不打算离婚呢？”医生问，开始生气了，“你是个奇怪的女人。你多么奇怪啊！要是你真正迷恋他，而他也爱你，那么，在你们这种情况下，最好就结婚。难道你还要在结婚和私通中间有所选择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从他面前走开，她的脸现出恶狠狠的报复神情，“我非常了解您。您讨厌我了，您纯粹是想甩掉我，才硬要我离婚。多谢多谢，我可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傻瓜。离婚我可不干，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不离开！第一，我不愿意失掉我的社会地位，”她很快地说下去，仿佛生怕人家不容她多说似的，“第二，我已经二十七岁，利斯却只有二十三岁；过上一年他就会嫌弃我，丢开我。第三，不瞒您说，我也不敢担保我这种迷恋能够维持很久。……就是这么回事！我决不离开您。”

“那我就把你从家里赶出去！”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顿着脚，叫道，“我把你赶出去，下流的贱女人！”

“那就走着瞧吧！”她说，走出去了。

外面，天已经大亮，可是医生一直坐在桌子边，拿着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信手写道：

“先生。……小脚。……”

要不然，他就走来走去，在会客室里那张七年以前，他们婚后不久拍的照片前面站住，看上很久。那是一张全家合照，有他的岳父、岳母和他的妻子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那时候她二十岁，还有他自己，当时是个年轻、幸福的丈夫。他的岳父胡子刮光，身体肥胖，是个害水肿病的三等文官，狡猾，贪财。他的岳母是个胖女人，脸孔显得又小又凶，像是黄鼠狼，她发疯般地爱自己的女儿，处处帮她的忙，哪怕她女儿要勒死人，这个母亲也不会说她一句话，反而会撩起自己的衣裾来把女儿遮住。奥尔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的脸也是又小又凶，然而她的凶相比她母亲更露骨，更明显，她已经不是黄鼠狼，而是大得多的猛兽！尼古拉·叶甫格拉菲奇呢，在这张照片上却显得是个老实人，一个善良、质朴的青年。在他的脸上绽开宗教学校学生的温和笑容。命运无意间把他推到那群豺狼中去，他却天真地相信，她会给他诗情，给他幸福，以及从前他在大学里唱着“不恋爱就无异于断送青春”那首歌的时候所梦想的一切。……

他又大惑不解地问自己：他，一个乡村教士的儿子，一个受过宗教学校教育的学生，一个质朴的、粗鲁的、直心眼的人，怎么会那么软弱无力地落在这个渺小的、虚伪的、庸俗的、浅薄的、在天性方面跟他迥然不同的人的手里？

十点多钟，他穿上外衣，要到医院去了，这时候使女走进书房来。

“您有什么事？”他问。

“太太起床了，她请求您把昨天您答应给她的二十五个卢布拿给她。”

[1] 原文为法文。

[2] “利斯”的俄文原文为pиc，是“大米”的意思。

[3] 法国滨海的一个疗养地。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一

婚礼以后，就连清淡的凉菜也没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换上衣服，坐马车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没有举行欢乐的结婚舞会和晚餐，没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参拜圣地去了。许多人都赞成这个办法，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经身居要职，而且年纪也不算轻，热闹的婚礼或许不大相宜了。再者，一个五十二岁的官吏跟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姑娘结婚，音乐就叫人听着乏味了。大家还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其所以想出到修道院去旅行一趟，是特意要让年轻的妻子知道：就连在婚姻中，他也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

人们纷纷到车站去给这对新婚夫妇送行。一群亲戚和同事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酒杯，专等火车一开就嚷“乌拉”，新娘的父亲彼得·列昂契奇戴一顶高礼帽，穿着教员制服，已经喝醉，脸色很苍白，不住地端着酒杯向窗子那边伸过头去，恳求地说：

“阿纽达[1]!阿尼娅②，阿尼娅!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阿尼娅在窗口弯下腰来凑近他，他就凑着她的耳朵小声说话，用一股酒臭气熏着她，用呼出来的气吹着她的耳朵，结果她什么也听不明白。他在她脸上、胸上、手上画十字，同时他的呼吸发颤，眼泪在他眼睛里发亮。阿尼娅的兄弟，那两个中学生，彼佳和安德留沙，在他背后拉他的制服，用忸怩的口气悄悄说：

“爸爸，够了……爸爸，别说了……”火车开了，阿尼娅看见她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脚步踉跄，他的酒也洒了，他的脸容多么可怜、善良、惭愧啊。

“乌——拉!”他嚷道。

现在只剩下这对新婚夫妇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瞧一下车室，把东西放到架子上去，在年轻的妻子对面坐下来，微微笑着。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相当丰满，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却没留上髭。他那剃得光光、轮廓鲜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像是脚后跟。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肉，那块肉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蛋上去。他风度尊严，动作从容，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来了，”他微笑着说，“五年前柯索罗托夫接受二等圣安娜勋章，去向大人道谢的时候，大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这得说明一下。当时柯索罗托夫的太太，一个爱吵架的轻佻女人，刚刚回到他家里来，她的名字就叫做安娜。我希望等我接受二等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不会有理由对我说这种话。”

他那双小眼睛微笑着。她也微笑，可是一想到这个人随时会用他那粘湿的厚嘴唇吻她，而且她没有权利拒绝，就觉着心慌。他那胖身子只要微微一动，就会吓她一跳；她觉得又可怕又恶心。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上衣和坎肩，穿上长袍。

“这样就舒服一点了。”他在阿尼娅身边坐下来说。

她想起参加婚礼的时候多么痛苦，那时候她觉着不管司祭也好，来宾也好，总之，教堂里所有的人都忧愁地瞧着她，暗自问着：这么一个可爱的漂亮姑娘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嫁给这么一个没有趣味、上了岁数的人呢?只不过那天早晨，她还因为一切布置得很好而高兴，可是后来在举行婚礼的时候，现在坐在火车车厢里的时候，她却觉着做错了事，上了当，荒唐可笑了。现在她跟一个阔人结婚了，可是她仍旧没有钱，她的结婚礼服是赊账缝制的。今天她父亲和弟弟来给她送行，她从他们的脸容看得出他们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眼下她不在家，她父亲和那两个男孩坐在家里正在挨饿，而且跟母亲下葬后第一天傍晚那样感到凄凉。

“啊，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那么不幸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不惯于跟女人打交道的人，他挺别扭地搂一搂她的腰，拍一拍她的肩膀。她却想着钱，想着母亲，想着母亲的死。她母亲去世以后，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一个中学里的图画和习字教员，喝上了酒，紧接着家里就穷了。男孩们没有皮靴和雨鞋穿，她父亲给拉到调解法官那儿去，有一个法警跑来把家具列了清单……多么丢脸啊!阿尼娅只得照料喝醉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上市场。遇到有人称赞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她就觉着全世界都在瞧她的便宜的帽子和靴子上用墨水染过的窟窿。每到夜里她就哭，心里充满不安的、摆脱不掉的思想，老是担心她父亲很快就会因为他的嗜好而被学校辞退，那他会受不了，于是也跟母亲一样死掉。可是后来他们所认识的一些太太们出头张罗起来，开始替阿尼娅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她们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既不年轻，也不好看，可是有钱。他在银行里大约有十万存款，还有一个租赁出去的祖传的田庄。这个人规规矩矩，很得上司的赏识。人家对阿尼娅说，要他请求大人写封信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以免彼得·列昂契奇被辞掉，那在他是很容易办到的……

她正在回想这些事，却忽然听见音乐声飘进窗口来，掺杂着嗡嗡的说话声。原来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住了。月台后面的人群里，有一个手风琴和一个吱嘎吱嘎响的便宜提琴正在奏得热闹，军乐队的声音从高高的桦树和白杨后面，从浸沉在月光中的别墅那边传来。别墅里一定在开跳舞晚会。别墅的住客和城里人遇到好天气，总要到这儿来透一透新鲜空气，如今他们正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这当中有一个人是所有的消夏别墅的房东，富翁，他是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姓阿尔狄诺夫。他生着暴眼睛，脸长得像亚美尼亚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穿一件衬衫，胸前没系扣子，脚上穿一双带马刺的高统靴，一件黑斗篷从肩膀上耷拉下来，拖在地上像长后襟一样。两条猎狗跟在他身后，用尖鼻子嗅着地面。

眼泪仍旧在阿尼娅的眼睛里闪亮，可是她现在不再回想她母亲，不再想到钱，不再想到她的婚事了。她跟她认得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欢畅地微笑着，很快地说：

“你们好!生活得怎么样?”

她走出去，站在两个车厢中间的小平台上，让月光照着她，好让大家都看见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

“为什么我们的火车停在这儿不走?”她问。

“这儿是个让车站，”别人回答她说，“他们在等邮车开来。”

她看见阿尔狄诺夫在看她，就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大声讲法国话。于是，因为她自己的声音那么好听，因为她听见了音乐，因为月亮映在水池上，又因为阿尔狄诺夫，那出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的宠儿，那么热切而好奇地瞧着她，还因为大家的兴致都很好，她忽然觉着快活起来。等到火车开动，她所认识的军官们向她行军礼告别，她索性哼起树林后面军乐队轰轰响着送来的波利卡舞曲了。她一面走回车室，一面觉得方才在那小车站上好像已经得到保证：不管怎样，她将来一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盘桓了两天，然后回到城里。他们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每逢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出去办公，阿尼娅就弹钢琴，或者郁闷得哭一阵，再不然就在一个躺椅上躺下来，看小说，或者翻时装杂志。吃饭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吃得很多，谈政治，谈任命、调职、褒奖，还谈到人必须辛苦工作，说是家庭生活不是取乐，而是尽责，说一个个的戈比都当心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要紧。他手里捏紧一把餐刀像拿着一把剑似的，说：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

阿尼娅听着他讲话，心里害怕，吃不下去，通常总是饿着肚子从桌旁站起来。饭后她丈夫睡午觉，鼾声很响，她就出门回到自己家去。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刚才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在骂她不该为钱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沙沙响的衣服、她的镯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们觉得拘束，侮辱了他们。他们在她面前有点窘，不知道该跟她谈什么好，不过他们还是跟从前那样爱她，吃饭时候她不在座还会觉着不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块儿喝白菜汤，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出来的土豆。彼得·列昂契奇用发抖的手拿起小酒瓶斟满他的酒杯，带着贪馋的神情，带着憎恶的神情匆匆喝干，然后喝第二杯，第三杯……彼佳和安德留沙，那两个生着大眼睛的、又白又瘦的男孩，夺过小酒瓶来，着急地说：

“喝不得了，爸爸……够了，爸爸……”

阿尼娅也不安，央求他别再喝了。他却忽然冒火了，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准人家管我!”他嚷着，“顽皮的男孩!淘气的姑娘!我要把你们统统赶出去!”

不过他的声音流露出软弱和忠厚，谁也不怕他。饭后他总是仔细地打扮自己。他脸色苍白，下巴上因为刮胡子不小心而留下一个口子。他伸长了瘦脖子，在镜子前面足足站半个钟头，加意修饰，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捋黑唇髭，周身洒上香水，把领带打成花结，然后他戴上手套和高礼帽，出门教家馆去了。如果那是放假的日子，他就待在家里绘画或者弹小风琴，那个琴就呼呼响，咕咕叫起来。他极力弹出匀称和谐的声音，边弹边唱，要不然就向男孩们发脾气：

“可恶的东西!坏蛋!你们把这乐器弄坏了!”

每到傍晚，阿尼娅的丈夫就跟那些同住在公家房子里的同事们打牌。在打牌的时候，那些官员的太太也聚到一起来，她们都是些丑陋的、装束粗俗的、跟厨娘一样粗鲁的女人。于是种种诽谤的话就在这房子里传开了，那些话跟这些官太太本身一样的丑恶和粗俗。有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带着阿尼娅到剧院去。在休息时间，他从不放她离开身边一步，挽着她的胳臂走过走廊和休息室。每逢他跟什么人打过招呼以后，就立刻小声对阿尼娅说：“他是五等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家道殷实……有房产……”他们走过小吃部的时候，阿尼娅很想吃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糖和苹果糕，可是她没有钱，又不好意思问丈夫要。他呢，拿起一个梨，用手指头揉搓一阵，犹疑不定地问：

“多少钱一个?”

“二十五个戈比!”

“好家伙!”他回答，把那只梨放回原位。不过不买东西就走出小吃部又不像话，他就要了瓶矿泉水，自己把一瓶全喝光，眼泪都涌到他眼睛里来了。在这种时候，阿尼娅总是恨他。

或者他忽然涨得满脸通红，很快地对她说：

“向那位老太太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长的太太!我说，你倒是鞠躬啊!”他固执地埋怨道，“你的脑袋又不会掉下来。”

阿尼娅就鞠躬，她的脑袋也果然没有掉下来，可是这使她难过。她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同时她又恼恨自己，因为他把她当作最傻的傻瓜那样欺骗她。她原是只为了钱才跟他结婚的，不料现在她比婚前更缺钱。早先，她父亲至少有时候还给她一枚二十戈比银币，可是现在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跟他要钱，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她觉着她灵魂里仿佛早就存着对这个人的怕惧似的。从前她小时候总是觉得中学校长永远是世界上顶威严可怕的一种力量，好比乌云似地压下来，或者像火车头似地开过来，要把她压死似的。另一个同样的力量是大人，这是全家常常谈起，而且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大家都害怕的一个人。此外还有十个别的力量，不过少可怕一点，其中有一个中学教师，他上髭刮得光光的，严厉，无情。现在，最后来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他连相貌都长得像校长。在阿尼娅的想象中所有这些力量合成一个力量，活像一只可怕的大白熊，威逼着像她父亲那样的弱者和罪人。她不敢说顶撞的话，勉强陪着笑脸，每逢受到粗鲁的爱抚，被那种使她心惊胆战的搂抱所玷污的时候，还要装出快乐的神情。

彼得·列昂契奇只有一回大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好让他还一笔很讨厌的债，可是那是多么受罪啊!

“好吧，我给您这笔钱，”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想了一想说，“可是我警告您，往后您要是不戒酒，我就再也不帮您忙了。一个在政府机关里做事的人养成这样的嗜好是可耻的!我不能不向您提起一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许多有才干的人都是被这种嗜好毁掉的，然而他们一戒掉酒，也许能逐渐成为头面人物。”

随后是很长的句子：“按照……”“由于这种情形的结局……”“只因为上述的种种”。可怜的彼得·列昂契奇受了侮辱而十分难堪，反倒更想喝酒了。

男孩们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裤子来看望阿尼娅，他们也得听取他的教训。

“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他不给他们钱。可是他送给阿尼娅镯子、戒指、胸针，说是这些东西留到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打开她锁着的五屉柜，查看一下那些东西还在不在。

二

这当儿冬天来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很久，当地报纸就发布消息，说一年一度的冬季舞会“定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傍晚打完牌以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很兴奋，跟那些官太太们交头接耳，担心地打量阿尼娅，随后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走上很久，想心事。最后，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在阿尼娅面前站定，说：

“你应当做一件跳舞衣服。听明白没有?只是请你跟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明尼希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一百卢布。她收下钱，可是她在定做跳舞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找谁商量，只跟父亲提了一下。她极力揣摸她母亲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参加舞会。她那故去的母亲素来打扮得最时髦，老是为阿尼娅忙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洋娃娃一样，教她说法国话，教她把马祖尔卡舞跳得极好（她在婚前做过五年家庭女教师）。阿尼娅跟母亲一样会用旧衣服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赁bijoux[2]穿戴起来。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声娇气地说话，做出妩媚的姿势，遇到必要时候装得兴高采烈，或者做出哀伤的、叫人琢磨不透的神情。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黑色的头发和眼睛、神经质、经常打扮得很漂亮的习惯。

在动身去参加舞会的半个钟头以前，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为了在她的穿衣镜面前把勋章挂在自己脖子上，他一见她的美丽和那身新作的轻飘衣服的灿烂夺目，不由得着了迷，得意地摩挲着他的络腮胡子说：

“原来我的太太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原来你能够变成这个样子啊!阿纽达!”他接着说下去，却忽然换了庄严的口气，“我已经使得你幸福了，那么今天你也可以办点事来使我幸福一下。我请求你想法跟大人的太太拉拢一下!看在上帝的份上，求你办一办!有她出力，我就能谋到高级陈报官的位子!”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他们到了贵族俱乐部，门口有看门人守着。他们走进前厅，那儿有衣帽架、皮大衣，仆役川流不息，袒胸露背的太太们用扇子遮挡着穿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阿尼娅挽着丈夫的胳臂走上楼去，耳朵听着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镜子里她全身给许多灯光照着的影子，心头不由得涌上来一股欢乐，就跟那回在月夜下在小车站上一样感到了幸福的预兆。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骄傲地走着，她第一回觉着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觉地摹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觉着自己阔绰和自由。就连丈夫在身旁，她也不觉着难为情，因为她跨进俱乐部门口的时候，已经本能地猜到：老丈夫在身旁不但一点也不会使她减色，反而会给她添上一种男人十分喜欢的、搔得人心痒的神秘意味。大厅里乐队已经在奏乐，跳舞开始了。阿尼娅经历过公家房子里的那段生活以后，目前遇到这种亮光、彩色、音乐、闹声，就向大厅里扫了一眼，暗自想道：“啊，多么好啊!”她立刻在人群里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以前在晚会上或者游园会上见过的人，所有的军官、教师、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狄诺夫和那些上流社会的太太们。这些太太有的浓装艳抹，有的露出一大块肩膀和胸脯，有的漂亮，有的难看，她们已经在慈善市场的小木房和售货亭里占好位子，开始卖东西，替穷人募捐了。有一个身材魁伟、戴着肩章的军官（她还是当初做中学生的时候在旧基辅街跟他认识的，可是现在想不起他的姓名了）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请她跳华尔兹舞。她就离开丈夫，翩翩起舞，马上觉得自己好像在大风暴中坐着一条小帆船随波起伏，丈夫已经远远地留在岸上了似的……她热烈而痴迷地跳华尔兹舞，然后跳波利卡舞，再后跳卡德里尔舞，从这个舞伴手上飞到另一个舞伴手上，给音乐声和嘈杂声闹得迷迷糊糊，讲起话来俄国话里夹几句法国话，发出娇滴滴的声调，不住嗬嗬地笑，脑子里既没有想她丈夫，也没有想别的人，别的事。她引得男子纷纷艳羡，这是明明白白的，而且也不可能不这样。她兴奋得透不出气，颤巍巍地抓紧扇子，觉着口渴。她父亲彼得·列昂契奇穿一件有汽油味的、揉皱的礼服，走到她面前，递给她一小碟红色冰激凌。

“今天傍晚你真迷人，”他快活地瞧着她说，“我从没像今天这么懊悔过，你不该急急忙忙地结婚……何必结婚呢?我知道你是为我们的缘故才结婚的，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拿出一卷钞票来，说：“今天我收到了教家馆的薪水，可以还清我欠你丈夫的那笔钱了。”

她把小碟递到他手里，立刻就有人扑过来，一转眼间就把她带到远处去了。她从舞伴的肩膀上望出去，一眼看见她父亲搂住一位太太，在镶木地板上滑着走，带她在大厅里回旋。

“他在没有喝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啊!”她想。

她跟原先那个魁伟的军官跳马祖尔卡舞；他庄严而笨重，像一具穿着军服的兽尸，一面走动一面微微扭动肩膀和胸脯，微微顿着脚 ，仿佛他非常不想跳舞。她呢，在他四周轻盈地跳来跳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子打动他的心。她的眼睛兴奋地燃烧着，她的动作充满热情。他却变得越来越冷淡，像皇帝发了慈悲似地向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旁观的人们说。

可是魁伟的军官也渐渐的来劲了。他活泼起来，兴奋起来，已经给她的妩媚迷住，满腔热火，轻盈而年轻地跳动着，她呢，光是扭动肩膀，调皮地瞧着他，仿佛她已经是皇后，而他是奴隶似的。这当儿她觉着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瞧他们，每个人都呆住了，而且嫉妒他们。魁伟的军官还没来得及为这场舞蹈向她道谢，忽然人群让出一条路来，男人们有点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两只手贴在裤缝上……原来，燕尾服上挂着两颗星章的大人向她走过来了。是的，大人确实向她走过来了，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同时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见漂亮女人总要这样。

“真高兴，真高兴……”他开口了，“我要下命令罚您的丈夫坐禁闭室，因为他把这样一宗宝贝一直藏到现在，瞒住我们。我是受我妻子的委托来找您的，”他接着说，向她伸出胳膊，“您得帮帮我们的忙……嗯，对了……应当照美国人的办法那样……发给您一份美人奖金才对……嗯，对了……美国人……我的妻子等得您心焦了。”

他带她走到小木房那儿，给她引见一个上了岁数的太太，那太太的脸下半部分大得不成比例，因此看上去倒好像她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帮帮我们的忙吧，”她带点鼻音娇声娇气地说，“所有的美人儿都在为我们的慈善市场工作，只有您一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却在玩乐。为什么您不肯帮帮我们的忙呢?”

她走了，阿尼娅就接替她的位子，守着茶杯和银茶炊。她这儿的生意马上就兴隆起来。阿尼娅卖一杯茶至少收一个卢布，硬逼那个魁伟的军官喝了三杯。富翁阿尔狄诺夫生着一双暴眼睛，害着气喘病，也走过来了。他不像夏天阿尼娅在火车站看见的那样穿一身古怪的衣服，而是跟大家一样穿着燕尾服了。他两眼盯紧阿尼娅，喝下一杯香槟酒，付了一百卢布，然后喝点茶，又给了一百，始终没开口说话，因为他害气喘病而透不过气来……阿尼娅招来买主，收下他们的钱，她已经深深相信：她的笑容和眼光一定能给这些人很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下来是专为过这种热闹、灿烂、有音乐和舞蹈，获得许多崇拜者的欢笑生活。她许久以来对于那种威逼着她、要把她活活压死的力量的恐惧依她看来显得可笑了，现在她谁也不怕，只是惋惜母亲已经去世，要是如今在场，一定会为她的成功跟她一块儿高兴呢。

彼得·列昂契奇脸色已经发白，不过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他走到小木房这儿来，要一小杯白兰地喝。阿尼娅脸红了，料着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穷酸、这样平凡的爸爸而觉着难为情了），可是他喝干那杯酒，从他那卷钞票里抽出十卢布来往外一丢，一句话也没说就尊严地走了。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他跟一个舞伴参加大圆舞[3]，这时候脚步已经不稳，嘴里不断地嚷着什么，弄得他的舞伴十分狼狈。阿尼娅想起三年前他在舞会上也这样脚步踉跄，吵吵嚷嚷，结果被派出所长押回家来睡觉，第二天校长威吓他说要革掉他的差使。这种回忆来得多么不是时候啊!

等到小木房里的茶炊熄灭，疲乏的女慈善家们把自己的进款交给那位嘴里含着石头的上了岁数的太太，阿尔狄诺夫就伸出胳膊来挽住阿尼娅，走到大厅里去，那儿已经为全体参加慈善市场的人们开好了晚饭。吃晚饭的只不过二十来个人，可是很热闹。大人提议干杯：“在这堂皇的餐厅里，应当为今天市场的服务对象，那些廉价食堂的兴隆而干杯。”陆军准将提议“为那种就连大炮也要屈服的力量干杯”，大家就纷纷举起酒杯跟太太们碰杯。真是快活极了，快活极了!

临到阿尼娅由人送回家去，天已经大亮，厨娘们上市场去了。她高高兴兴，带着醉意，脑子里满是新印象，累得要命，就脱掉衣服，往床上一躺，立刻睡着了……

当天下午一点多钟，女仆来叫醒她，通报说阿尔狄诺夫先生来拜访了。她赶快穿好衣服，走进客厅。阿尔狄诺夫走后不久，大人就来了，为她参加慈善市场工作而向她道谢。他带着甜蜜蜜的笑容瞧她，像是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舔着嘴唇，吻她的小手，请求她准许他以后再来拜访，然后告辞走了。她呢，站在客厅中央，又吃惊又迷惑，不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起了变化，惊人的变化。这当儿她丈夫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走进来了……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现出那种巴结的、谄笑的、奴才般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样的神情在他遇见权贵和名人的时候她常在他脸上看见。她又是快活，又是气愤，又是轻蔑，而且相信自己无论说什么话也没关系，就咬清每个字的字音说：

“滚开，蠢货!”

从这时候起，阿尼娅再也没有一个空闲的日子了，因为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出去游玩，时而演出。她每天都要到夜半以后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睡一觉，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诉大家说她怎样在花丛底下睡觉。她需要很多的钱，不过她不再怕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了，花他的钱就跟花自己的一样。她不央求他，也不硬逼他，光是派人给他送帐单或者条子去。“交来人二百卢布，”或者“即付一百卢布。”

到复活节，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领到了二等安娜勋章。他去道谢的时候，大人放下报纸，在圈椅上坐得更靠后一点。

“那么现在您有三个安娜了，”他说，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红色的指甲，“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出于谨慎举起两个手指头来放在嘴唇上，免得笑声太响。他说：

“现在我只巴望小符拉吉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请求大人做教父。”

他指的是四等符拉吉米尔勋章。他已经在揣想将来他怎样到处去讲自己这句妙语双关的话了。这句话来得又机智又大胆，妙极了。他本来还想说点同样妙的话，可是大人又埋下头去看报，光是对他点一点头……

阿尼娅老是坐上三匹马拉着的车子到处奔走，她跟阿尔狄诺夫一块儿出去打猎，或是演独幕剧，或是出去吃晚饭，越来越不大去找自己家里的人。现在他们吃饭没有她来作伴了。彼得·列昂契奇酒瘾比以前更大，钱却没有，小风琴早已卖掉抵了债。现在男孩们不放他一个人上街去，总是跟着他，深怕他跌倒。每逢他们在旧基辅街上遇见阿尼娅坐着由一匹马驾辕、一匹马拉套的双马马车出来兜风， 同时阿尔狄诺夫代替车夫坐在车夫座上的时候，彼得·列昂契奇就脱下高礼帽，想对她嚷一声，可是彼佳和安德留沙揪住他的胳膊，恳求地说：

“不要这样，爸爸……别说了，爸爸!……”

[1] 安娜的爱称。

[2] 法语：贵重的首饰。

[3] 一种法国的舞蹈。

白额头

一只饥饿的母狼站起来，要出去打食。她的狼崽子，一共三头，都睡熟了，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她舐了舐他们，就走了。

这时候已经是春天三月间，然而夜里树木总是冻裂，像在十二月间一样，舌头一吐出来就会冻得生疼。母狼身体弱，神经过敏，听到一丁点响声就会吓一跳，老是想着她不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来欺负她那些狼崽子。人的脚印和马的蹄痕的气味，树桩，堆成垛的木柴，落上畜粪的、黑暗的大道，都使她害怕。她觉得好像黑暗中树木后面站着人，树林外边什么地方有狗在吠。

她已经不年轻，嗅觉差了，因此往往错把狐狸的脚印当作狗的脚印，有的时候甚至受到嗅觉的欺骗而迷路，这在她年轻的时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由于身体弱，她不再像从前那样追逐牛犊和大羊，见到大马带着小马也远远地绕过去。她只吃尸肉，很少有机会吃到新鲜的肉，只有春天碰到母兔，才捉几只兔崽子尝尝，或者钻进农民的畜圈，那儿有羊羔可吃。

离她的洞穴大约四俄里远，在一条驿道旁边，有一所过冬用的小屋。看守人伊格纳特住在这儿，他是个七十岁的老人，老是咳嗽，自言自语。通常，他晚上睡觉，白天拿着一管单筒猎枪在树林里溜达，见着兔子就打呼哨。他以前大概做过机械工人，因为每次他在站定以前总要喊一声：“站住，火车头！”而在往前走以前，先喊一声：“开足马力！”他有一条大黑狗，不知是什么品种，名叫阿拉普卡。每逢它在前边跑得太远，他就对它喊一声：“开倒车！”偶尔他唱歌，在这种时候，他的身子摇晃得很厉害，常常跌跤（母狼总以为这是被风吹倒的），他就叫起来：“出轨啦！”

母狼想起夏天和秋天在小屋附近有一头公羊和两头小母羊吃草。不久以前母狼跑过那儿，听见畜圈里好像有羊叫声。现在她一面往小屋走去，一面盘算着，这时候已经是三月，照季节来判断，圈里一定有羊羔了。她饿得难受，暗想她会多么贪馋地吞食那些羊羔啊。这样一想，她的牙齿就磕碰作响，眼睛在黑暗里闪亮，像两个火星似的。

伊格纳特的小木房子、他的堆房、畜圈、水井，都被高高的雪堆围住。那儿很安静。阿拉普卡大概睡在堆房里。

母狼顺着雪堆爬上畜圈，开始用爪子和嘴扒开草顶。草腐烂了，松散了，因此母狼差点掉下去。忽然，一股热气、一股畜粪和羊奶的气味直扑到她的脸上来。下面有一只羊羔觉得冷，娇弱地咩咩叫起来。母狼就从窟窿里跳下去，她的前爪和胸脯落在一个柔软温暖的东西上，大概是一只公羊，这时候圈里有个什么东西突然尖声叫起来，后来成了一连串尖细的吠叫声。那些羊急忙退到墙边去，母狼害怕了，随口衔住一个什么东西，蹿了出去。……

她使足了劲往前跑，这时候阿拉普卡已经发觉有狼来了，就发疯般地汪汪叫，受惊的母鸡也在小屋里咯咯地叫。伊格纳特走到门廊上，喊道：

“开足马力！拉汽笛！”

他照火车头那样呜呜地叫，然后又嚷着：“咯-咯-咯-咯！”……所有这些声音引起了树林的回声。

等到这一切逐渐静下来，母狼才略略放了心，开始发觉她用牙齿衔着在雪地上拖了一段路的俘虏比通常这个季节的羊羔要重一些，而且也好像硬一些。它的气味也两样，声音也有点古怪。……母狼就停住脚，把这东西放在雪地上，好休息一下，再开始吃它，可是她忽然嫌恶地跳开了。原来那不是一头羊羔，而是一条黑毛小狗，脑袋大，腿细长，属于大品种，他的整个额头像阿拉普卡一样呈白色。按他的神态来判断，他是一条不懂事的狗，一条普通的看家狗。他舔舔他那受伤的背脊，仿佛根本没出什么事似的挥动尾巴，朝着母狼叫起来。母狼学狗的样嗥了一声，就躲开他，跑掉了。他呢，却跟着她跑。她回过头看，磨了磨牙，他就站住，心里纳闷，后来大概断定她是在逗着他玩，就把嘴朝着小屋那个方向，发出一串清脆快活的吠声，仿佛邀他母亲阿拉普卡来跟他和那母狼一块儿玩似的。

天已经亮了。母狼回到她那茂密的白杨树林，这时候每棵小白杨都可以看得清楚，琴鸡已经醒过来，美丽的雄鸡受到小狗莽撞的跳跃和吠叫的惊扰，常常飞起来。

“为什么他跟着我跑？”母狼气恼地想，“大概他想要我吃他吧。”

她跟狼崽子住在一个不深的洞里。三年前，在一次剧烈的暴风雨中，有一棵高大的老松树给连根拔起来，因而形成了这个洞。现在洞底上铺着旧树叶和苔藓，还放着些骨头和牛角，是给狼崽子玩的。他们已经醒过来，三个长得十分相像的小东西并排站在洞边上，瞧着回来的母亲摇尾巴。小狗远远看见他们就站住，瞧了他们好半天。他发现他们也在注意地瞧他，就生气地对他们吠叫，如同见了生人一样。

天大亮了，太阳已经升起来，四下里的雪发亮，可是小狗仍旧远远地站着，汪汪叫。狼崽子吃母亲的奶，用爪子推母亲的瘦肚子，这时候母亲啃着一根又白又干的马骨头。她饿得难受，给狗叫声吵得头痛，一心想扑到那个不速之客的身上去，把它撕得粉碎。

最后小狗累了，嗓子也叫哑了。他看见人家不怕他，甚至不理睬他，就变得胆小，时而蹲着，时而跳着，走到狼崽子跟前去。如今在白昼的亮光下，就容易把他看清楚了。……他的白额头挺大，额头上鼓起一个疱，只有很笨的狗才会生这种东西。他的眼睛很小，浅蓝色，没有光彩，他的整个脸现出一副蠢相。他走到狼崽子跟前，伸出他的大爪子，把他的头放在他的爪子上，开始叫道：

“尼亚，尼亚……呜-呜-呜！……”

狼崽子一点也听不懂，摇起尾巴来。于是小狗伸出爪子，照准一个狼崽子的大头打了一下。那个狼崽子也用爪子打他的头。小狗侧过身子去对着他，斜起眼睛瞧他，摇着尾巴，然后忽然从原地跳开，在雪地的冰层上跑了几圈。那些狼崽子就追他，他呢，仰面朝天倒下去，四条腿在空中乱蹬，他们三个就一齐扑到他身上去，高兴得尖叫，开始咬他，然而不是使劲咬，而是闹着玩。乌鸦们待在高大的松树上，低下头来看他们扭打，十分不安。他们吵吵闹闹，倒高兴得很。太阳晒得有点热，已经有春意了。雄鸡屡次飞过那棵被暴风雨掀倒的松树，在阳光下看上去像是绿松石做的。

通常，母狼总要教儿女学打食，让他们玩弄俘虏。这时候母狼看见狼崽子在雪地上追那条小狗，跟他相打，就暗想：

“让他们去学吧。”

那些狼崽子玩够了，就走进洞里去睡觉。小狗饿得叫了一阵，然后也在阳光下摊开四肢，睡了。他们一觉醒来，又玩了起来。

这一整天和整个傍晚，母狼都在回想昨天晚上圈里的羊羔怎样咩咩地叫，羊奶的气味多么香。她馋得不住地磨牙，不断地用力啃那根老骨头，把这根骨头当作羊羔。那些狼崽子在吃奶，小狗肚子饿，就在四周跑来跑去，闻地上的雪。

“我就把他吃了吧……”母狼决定。

她走到他跟前去，他呢，舔她的脸，哀声吠叫着，还以为她要跟他玩呢。在过去的岁月里，她吃过一些狗，可是这条小狗有浓重的狗骚气，她身体弱，受不住这种味儿了。她觉得厌恶，就走开了。……

将近夜晚，天凉了。小狗闷得慌，回家去了。

等到狼崽子睡熟，母狼就又出去打食。如同昨天晚上一样，她听到一点响声就心惊肉跳。那些树桩、木柴，那些漆黑的、孤零零地立在那儿、远看像活人似的一株株桧树，惹得她害怕。她跑到大路旁边去，在冰层上走。忽然，大路前面远远的地方，闪现一个乌黑的东西。……她用力看，用力听，前头确实有个什么东西在走动，甚至可以听见匀称的脚步声。莫非是一只獾？她屏住呼吸，小心地一直顺着路边走，追上那块黑斑点，回过头来一看，才认出来。原来那条白额头的小狗正在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回那个小屋去。

“但愿他不再碍我的事才好。”母狼暗想，很快跑到前头去了。

不过那个小屋已经近了。她又顺着雪堆爬到畜圈上。昨天的窟窿已经用麦秸补好，圈顶上新架了两根梁木。母狼赶紧用腿和嘴活动起来，不住地回头看，怕那条小狗走来；可是热气和畜粪的气味刚刚扑到她的脸上来，她身后就响起了快活而嘹亮的吠叫声。这是小狗回来了。他跳到圈顶上来找母狼，然后掉进那个窟窿里，认出了那些羊，觉得自己到了家，四下里挺暖和，就叫得越发响了。……阿拉普卡在堆房里醒过来，闻出狼的气味，就叫起来，母鸡也咯咯地叫。等到伊格纳特拿着他那管单筒枪来到门外，吓慌的母狼已经跑得离小屋很远了。

“唿-咦！”伊格纳特打着呼哨，“唿-咦！全速前进，追啊！”

他扳动枪机，枪没打响。他再扳动枪机，又没打响。他第三次扳动枪机，就有一大团火光飞出枪筒，发出震耳欲聋的砰砰两响。枪托猛烈回击他的肩膀。他一只手拿着枪，另一只手拿着斧子，去看看这闹声究竟是怎么回事。……

过一会儿他回到小屋里来了。

“出了什么事？”这天晚上有个香客在他这儿过夜，被闹声惊醒，用沙哑的声音问道。

“没什么……”伊格纳特回答说，“一件无聊的事。我们的白额头常常跟羊在一个地方睡觉，图暖和。只是他不懂得从正门进出，总是打算钻圈顶。昨天晚上，这个坏蛋就扒开圈顶出去玩了，到现在才回来，于是又把圈顶拆穿了。”

“笨狗。”

“是啊，脑子里断了一根弦嘛。这种笨东西我讨厌透了！”伊格纳特说，叹口气，爬上炉台，“得了，上帝的人啊，起床还早，加足马力睡觉吧。……”

早晨他把白额头叫来，使劲揪他的耳朵，然后用一根长棍打他，不住地说：

“走正门！走正门！走正门！”

凶杀

一

在普罗贡纳亚火车站上，人们在做晚祷。一群火车站的职工、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有在沿铁路线一带工作的砍柴人和锯木工人，站在衬着金黄色底子、画得光彩夺目的大神像前面，大家都不出声，被灯火的光亮和外面风雪的吼叫声镇住了。这天虽然已经是报喜节[1]的前夜，可是没来由地刮起一场大风雪。主持晚祷的是韦杰尼亚皮诺村的老神甫，唱歌的是诵经士和玛特威·捷烈霍夫。

玛特威的脸快活得放光，他一面唱，一面伸出脖子，仿佛要飞起来似的。他用男高音唱，也用男高音念赞美诗，念得好听而又动人。唱《天使长的声音》的时候，他像指挥一样挥着手臂，极力配合诵经士的沉闷苍老的低音，用男高音唱出异常复杂的调子。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感到极大的喜悦。

可是后来晚祷结束，人们静悄悄地走散，房间里又黑下来，空荡荡了，紧跟着是一片寂静，这样的寂静是只有在孤零零地坐落在旷野上或者树林里的火车站上，当风声怒吼，此外什么也听不见，人只感到四周一片空洞，只感到慢慢消逝着的生活中种种苦恼的时候才会有的。

玛特威住在他堂兄的小饭铺里，离火车站不远。可是他不想回家。他在铁道食堂的柜台边坐下，对食堂掌柜低声说：

“我们那个瓷砖厂里有我们自己的唱诗班。我得对您说明一下，虽然我们是普通的工匠，可是我们唱得跟真正的歌手一样，好极了。人家常邀我们到城里去，每逢那儿的副主教约安在三圣教堂里主持弥撒，主教的歌手们就在右边唱诗班席位上唱，我们呢，在左边唱。不过城里人总抱怨我们唱得时间太长，他们说工厂里那些人拖得太久。这话是不错的，我们六点多钟开始唱安德烈祷词和赞美歌，到十一点以后才结束，所以回到工厂往往已经十二点多钟了。那可真痛快啊！”玛特威叹道，“简直痛快极了，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可是这儿，在家乡，却什么乐趣也没有。最近的一个教堂也在五俄里开外，照我这么弱的身子，要到那儿去就走不动，再说，那儿又没有歌手。至于我们家里，那可是一点安静也没有，成天价吵嚷，骂街，肮脏得很，大家用一个碗吃东西，跟乡下佬一样，白菜汤里有蟑螂。……上帝没有赐给我好身体，要不然我早就走了，谢尔盖·尼卡诺雷奇。”

玛特威·捷烈霍夫还没有老，四十五岁光景，可是他脸上带着病容，起了皱纹，他那把稀得透光的胡子已经完全发白，这就使他显得老了许多岁。他讲起话来声音微弱，谨慎小心，一咳嗽就抓住胸脯，在这种时候，他就像多疑的人那样，目光变得惊恐不安。他从来也没明确地说过他害的是什么病，却喜欢冗长地叙述，有一回他在工厂里抬起一口重木箱，因为用力过度而受了内伤，就此得了一种绞痛症，逼得他辞掉瓷砖厂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来了。至于这种绞痛究竟是什么病，他就说不清楚了。

“老实说，我不喜欢我的哥哥，”他接着说，给自己斟上一杯茶，“他比我年纪大，说他的坏话是罪过，我是敬畏上帝的，可是我忍不住了。他是个傲慢而严厉的人，爱骂人，折磨自己的亲戚和工人，从来也不到教堂里去忏悔。上个星期日我和和气气地央告他：‘哥哥，我们到巴霍莫沃村去做弥撒吧！’他却说：‘我不去。’他又说：‘那儿的神甫是个赌鬼。’今天呢，他也没到这儿来，据他说，因为韦杰尼亚皮诺的神甫吸烟，喝酒。他不喜欢神甫们！他自己做弥撒，做祈祷，做晚祷，他妹妹给他当诵经士。他说：我们向主祷告吧！她就用尖细的声音，像只雌火鸡似的叫道：求主怜恤！……这简直是罪过。我每天都对他说：‘明白过来吧，哥哥！忏悔吧，哥哥！’可是他不理。”

食堂掌柜谢尔盖·尼卡诺雷奇斟上五杯茶，拿盘子托着，送往妇女候车室去。他刚走进去，就传来了喊叫声：

“你这是怎么送茶呀，猪猡！你连送茶都不会！”

这是站长的声音。接着响起了胆怯的嘟哝声，然后又是气愤和尖厉的喊叫声：

“滚出去！”

食堂掌柜十分狼狈地走了回来。

“想当初，我伺候过伯爵和公爵，连他们都感到满意，”他轻声说，“而现在，您瞧，我连送茶也不会了。……他当着神甫和太太们的面骂人！”

食堂掌柜谢尔盖·尼卡诺雷奇从前很有钱，在一个头等火车站上开办过食堂，那是在一个省城，有两条铁路交叉的火车站上。那时候，他穿着燕尾服，戴着金表。可是他的生意不好，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豪华的餐具和茶具上了，他雇用的人又盗窃他的钱财，于是他渐渐支持不住，搬到另一个不大热闹的火车站上去了。在那儿，他妻子离开了他，带走了所有的银器，他就搬到第三个更差的火车站上，在那儿已经不供应热菜了。后来他又搬到第四个车站。他一再换地方，越降越低，终于落到普罗贡纳亚车站上，在这儿只卖茶和便宜的白酒，凉菜只有一些煮硬的鸡蛋和一些有焦油气味的硬腊肠，连他自己都讥诮地把这种腊肠叫作只配乐队里的乐师吃的东西。他头顶全秃光，浅蓝色眼睛暴出来，络腮胡子又密又软，他常对着一面小镜子用梳子梳理。对往事的回忆经常折磨他，他怎么也看不惯那种乐师才吃的腊肠、站长的粗暴、爱讨价还价的农民，依他看来，在食堂里讨价还价就跟在药房里讨价还价一样不像话。他为自己的贫穷和屈辱羞愧，这种羞愧现在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了。

“今年春天来得迟，”玛特威听着外面的风声说，“那更好。我就不喜欢春天。春天道路十分泥泞，谢尔盖·尼卡诺雷奇。书上写着什么春天啦，鸟唱歌啦，太阳升上来啦，这有什么意思？鸟就是鸟，别的什么也不是。我呢，喜欢跟好人交往，听人家讲话，自己也谈谈宗教什么的，或者在唱诗班里唱个好听的曲子，至于那些什么夜莺和花朵，去它们的吧！”

他又开始讲瓷砖厂，讲唱诗班，可是受了侮辱的谢尔盖·尼卡诺雷奇怎么也安静不下来，不住地耸肩膀，嘴里念念叨叨。玛特威就告辞，回家去了。

严寒已经过去，房顶上的冰雪已经在融化；可是天正下着大片的雪，雪片在空中很快地旋转，一团团白色的云雾沿着铁路的路基互相追逐。月亮高高地藏在云层后面，铁路两旁的橡树林在月亮的微光里发出严峻的、久久不断的飒飒声。大风摇撼着树木，那些树木的样子多么可怕呀！玛特威在铁道旁边的大道上走着，把脸和手藏在衣服里，风吹打着他的后背。忽然，出现了一匹不大的马，周身是雪，一辆雪橇摩擦着大道上光秃的石板，一个包着头的农民也周身发白，手里挥着鞭子。玛特威回过头去看一眼，可是雪橇也好，农民也好，都不见了，仿佛刚才他看到的全是幻影。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害怕了，就加紧脚步往前走去。

前面是铁道的道口和看守人住着的一间黑暗的小屋。道口的拦木竖起着。一团团白雪飞舞着，像巫婆在举行狂欢会似的，在道口附近堆积成山。这儿有一条古老的、当初很宽的大路穿过铁道，这条路至今还叫作驿道。右边，离道口不远，捷烈霍夫小饭铺就立在大路旁边，它原是一家驿店。在夜里，那儿老是闪着一点小小的灯光。

玛特威回到家里，这时候，所有的房间以至前堂里都有浓重的神香气味。他哥哥亚科甫·伊凡内奇还在继续做晚祷。做晚祷的祈祷室里，面对门口的墙角上，立着一个神龛，里面有着古老的、披着涂金衣饰的祖先传下来的神像，左右两旁的墙上装饰着一些用旧的和新的笔法画成的神像，装在神龛里或者挂在那儿。一张桌子上铺着垂到地面的桌布，桌上放着一个报喜节的神像，还有柏木的十字架和香炉，点着几支白蜡烛。桌子旁边有一个读经台。玛特威路过祈祷室，站住，往门里看一眼。这时候亚科甫·伊凡内奇正在读经台边念经，他妹妹阿格拉雅跟他一块儿祷告，她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身穿蓝色的连衣裙，头上扎一块白头巾。亚科甫·伊凡内奇的女儿达淑特卡也在这儿，她是个十八岁的姑娘，长得不好看，满脸雀斑，照例光着脚，穿着傍晚给牲畜饮水时候才穿的连衣裙。

“光荣归于你，你赐给我们光明！”亚科甫·伊凡内奇唱歌般地念着，深深地鞠躬。

阿格拉雅一只手托着下巴，用又尖又细的嗓音拖着长声唱起来。在天花板上面也响起一种不清楚的声音，仿佛在威胁谁，或者预告什么不祥的事似的。很久以前，楼上曾起过一次火，以后就没有人住在那儿。窗子钉上木条，地板上放着一些长方的木料，中间夹杂着空酒瓶。现在风在那儿呼呼作响，好像有个什么人在跑，脚底下绊着那些木料似的。

楼下有一半地方供小饭铺用，另一半住着捷烈霍夫一家人，所以每逢饭铺里有过路的人喝醉了酒吵闹，另外的房间里就可以听见所有的话，一个字也不漏。玛特威住在紧挨着厨房的一个房间里，那儿有一个大炉子，当初开驿店的时候，每天用这炉子烤面包。达淑特卡没有自己的房间，就住在这个房间的火炉后面。那儿到了晚上，总有一只蟋蟀唧唧地叫，有些老鼠跑来跑去。

玛特威点上蜡烛，看一本从车站的宪兵那儿拿来的书。他坐下看书的时候，祷告已经结束，大家都躺下睡了。达淑特卡也躺下了。她立刻打起鼾来，可是不久就醒了，打着哈欠说：

“你，玛特威叔叔，不要没事点蜡烛。”

“这是我的蜡烛，”玛特威回答说，“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达淑特卡稍稍翻了翻身，又睡着了。玛特威又坐了很久，他不想睡觉。他看完最后一页，就从箱子里拿出一管铅笔，在书上写道：“我，玛特威·捷烈霍夫，读毕此书，认为此书乃我所读诸书中最嘉（佳）之一本，为此谨向该真（珍）贵之书之主人铁路局宪兵下士库兹玛·尼古拉·菇科夫顺致谢义（意）。”他认为在别人的书上写这类题词是在尽礼貌上的责任。

二

报喜节那天，等邮车开过去以后，玛特威就在食堂里坐下，喝着加柠檬的茶，开口讲话。

食堂掌柜和宪兵茹科夫听他讲话。

“我得告诉你们，”玛特威叙述道，“我从年幼的时候起就坚信宗教了。我刚十二岁就在教堂里念《使徒行传》，我的父母得到很大的安慰。每年夏天我都跟已经去世的母亲去朝拜圣地。人家的孩子往往唱歌或者捉虾，我却跟母亲一块儿赶路。长辈们夸奖我，我自己也为这种安分守己感到愉快。后来我母亲把我送进工厂，我做完工就在那儿的唱诗班里唱男高音，再快活也没有了。当然，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近女色；可是大家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的敌人[2]所不喜欢的，他，这个该死的东西，打算毁掉我，就把我的头脑弄得迷迷糊糊，如同现在我的堂兄一样。先是我起过誓，每到星期一就不吃荤腥，别的日子也不吃肉。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想出了种种古怪的花样。大斋的头一个星期，到星期六为止，神甫规定吃干粮，不过做工的人和身子弱的人哪怕喝茶也可以；我呢，直到星期日为止，连一点儿面包也没有进过口，然后，整个大斋期间我不许自己吃一丁点牛油，逢星期三和星期五压根儿就不吃东西。就是在小斋期间也是这样。在彼得节前的斋戒期[3]，我们厂的工人往往吃鲈鱼汤，可是我躲开他们，在一旁啃面包干。当然，各人的力量是不同的，不过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这样说：持斋的日子我并不觉得难受，甚至越认真就越好受。大斋期间，只有起初几天想吃东西，后来也就习惯了，越来越感到轻松，熬到一个星期干脆就没事了，只是腿有点发麻，仿佛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腾云驾雾似的。此外，我又为赎罪而受种种的苦：半夜里起床叩头，把很重的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路，甚至戴上了镣铐。后来，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有一次我到一个神甫那儿去忏悔，忽然心头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神甫一定结了婚，在斋日吃荤，吸烟，那他怎么能听取我的忏悔呢？如果他犯的罪比我还多，那他有什么权力宽恕我的罪呢？我连葵花子油都不吃，而他恐怕鲟鱼也吃吧。我就到另一个神甫那儿去，而这个神甫呢，偏偏长得满身是肉，穿着绸法衣，走起路来窸窸窣窣地响，像个女人似的，而且他身上也有烟草的气味。我就到修道院去斋戒祈祷，在那儿我的心也不踏实，老觉得那些修士不守清规。这以后我就再也找不到合我心意的祈祷仪式了，有的地方仪式举行得太快，有的地方赞美诗唱得不对头，有的地方诵经士吐字不清，瓮声瓮气。……求主饶恕我这个罪人吧，我站在教堂里，我的心却往往气得发抖。这还怎么能祷告呢？我觉得教堂里的人在胸前画十字的样子不对劲，也不好好听讲道。不管瞧见谁，我都觉得他酗酒，在斋日吃荤，吸烟，好色，只有我才照着十诫生活。狡猾的魔鬼没有睡觉，它越干越欢。我不再在唱诗班里唱歌，而且根本不到教堂去了，我是这样理解我自己的：我是遵守教规的人，而教堂却不完善，不适合我去，也就是说，我像堕落的天使那样自命不凡，狂妄得不得了。这以后，我就忙于布置自己的教堂。我在离城很远靠近墓园的地方一个耳聋的女市民家里租下一个小房间，把它布置成祈祷室，就像我哥哥所做的那样，只是我那儿还有一些烛台和一个真正的手提香炉。我在这个祈祷室里奉行神圣的阿索斯山的教规，也就是说每天做晨祷一定要从午夜开始，在特别隆重的十二个大节日的前夕，晚祷要做十个钟头，有的时候甚至十二个钟头。修士们读赞美诗和念经的时候，按照教规是可以坐着的，可是我有心比修士们更虔诚些，往往一直站到底。我念经和唱歌声音总是拖得很长，眼睛里含着泪水，长吁短叹，举起双手。我做完祷告，不去睡觉，马上就做工，而且做工的时候仍旧不住地祷告。这样一来，全城都传开了：玛特威是个圣徒，玛特威治好许多病人和疯子。当然，我什么人也没治好过；可是大家知道，一有异端邪说出现，女人们总要着魔，简直像苍蝇见了蜜。各式各样的女人和老处女都到我这儿来了，对我叩头，吻我的手，嚷着说我是圣徒，等等，有个女人甚至看见我的头上有光轮。祈祷室渐渐挤不下人，我就租了一个大一点的房间。我们闹得乌烟瘴气。魔鬼完全把我抓住，用它那可恶的蹄子挡住我的眼睛，弄得我看不到亮光。我们都像是发了狂。我念经，那些女人和老处女唱歌，就这样念啊唱啊，很久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一连站上一天一夜，或者还要长久些。忽然，她们开始发抖，好像害了热病，随后一个女人大叫一声，另一个也叫起来。真是可怕！我也浑身发抖，好比煎锅上的犹太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随后我们的腿跳动起来。真的，怪极了：你本心不想动，可是腿不住地跳，胳膊前后摆动。接着，大家就喊啊，叫啊，不住地跳啊，这个追逐那个，跑来跑去，直到跌倒为止。就这样，在发疯般的迷了心窍的状态中，我搞出淫乱的事来了。”

宪兵笑起来，可是发现别人都没有笑，就变得严肃了，说：

“这是莫罗勘教派[4]的做法。我在书上读到过，高加索的人们都是这样。”

“可是我总算没有给雷劈死，”玛特威面对神像，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微微动了动嘴唇，接着说，“大概我去世的母亲在那个世界里为我祈祷来着。后来，全城的人都敬重我，把我看作圣徒，就连上流人家的老爷和太太也悄悄地到我这儿来寻求安慰；可是有一天，我到我们工厂老板奥西普·瓦尔拉梅奇家里去请求宽恕（那天是请求宽恕的节日），他就关上房门，扣上门扣，只剩下我们两人，脸对着脸。他开始教训我。我得对你们说明一下，奥西普·瓦尔拉梅奇没有受过教育，然而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大家都尊敬他，怕他，因为他过着严格的、合乎神意的生活，干活勤快。他当过本城的头儿，在教堂里当过二十来年的主事，做过许多好事。他给整条新莫斯科街铺上碎石子，粉刷过大教堂，把圆柱漆得像是用孔雀石做的。就这样，他关上门，开口说话了：‘我老早就想找你谈一谈，你这没出息的家伙。……你以为你是圣徒吗？’他说，‘不，你不是什么圣徒，而是叛教者，邪教徒，坏蛋！……’他说了又说。……我没法向你们讲清他都说了些什么，反正说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跟写在书本上的一样，而且说得十分动人。他说了大约两个钟头。他那些话说到我心里去，我的眼睛睁开了。我听啊听的，哭了起来！他说：‘你得做个平常的人，像大家那样吃喝、穿衣服、祷告才是，那些超出常情的行为，都是魔鬼作祟。你的镣铐，’他说，‘是魔鬼给你戴上的，你那种持斋是魔鬼出的主意，你那个祈祷室是魔鬼让你布置的。这全是骄傲在作怪。’第二天是大斋的第一个星期一，上帝叫我害了病。我受了内伤，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我难过极了，不住地痛哭，发抖。我以为自己就要从医院直奔地狱，我差点死掉。我在病床上苦恼地躺了半年，出院以后头一件事就是正正经经去忏悔，领圣餐，重新做人。奥西普·瓦尔拉梅奇准我辞工回家，开导我说：‘要记住，玛特威，凡是超出常情的事，都是魔鬼让你干的。’现在呢，我跟大家一样吃喝，跟大家一样祷告了。……要是现在一个神甫身上有烟味或者酒味，我就不敢责难他了，因为神甫毕竟也是平常人啊。只要人家一说城里或者乡下出了一个圣徒，一连几个星期不吃东西，自己定出种种教规，我就明白这是谁干出来的。这就是我一生的历史，诸位先生。现在我也像奥西普·瓦尔拉梅奇一样老是开导我的哥哥和妹妹，责备他们，可是结果我的话成了旷野里的呼声，落空了。上帝没有赐给我这种本领。”

玛特威的这一番话显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谢尔盖·尼卡诺雷奇什么话也没有说，动手收拾柜台上的凉菜，宪兵讲起玛特威的哥哥亚科甫·伊凡内奇多么有钱。

“他手里至少有三万。”他说。

宪兵茹科夫长着棕红的头发，满脸是肉（他走路的时候，两颊总是不住地颤动），身体健康，保养得很好。每逢上司不在场，他照例懒散地坐着，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他讲起话来老是摇晃身子，嘴里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在这种时候他的脸上就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满足神情，仿佛刚刚吃饱饭似的。他有钱，一向带着行家的神情谈到钱。他干掮客的行当，谁要卖田产、马匹，或者旧马车，谁就去找他。

“是啊，恐怕总有三万，”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同意道，“您祖父有很大的家业，”他对玛特威说，“大得很！他死后都传给您父亲和您伯父了。您父亲是在年轻的时候去世的，他死后您伯父就把钱都拿了去，后来就传给亚科甫·伊凡内奇了。您跟您母亲一块儿去朝拜圣地的时候，后来您在工厂里唱男高音的时候，人家趁您不在可没有闲着呀。”

“在您的名下应该有一万五，”宪兵说，摇晃着身子，“所以你们那个小饭铺是你们俩共有的，钱也是共有的。是啊。换了我，我早就去打官司了。我一定到法院里去告状，等到案子开审，我就一拳头把他那张丑脸打出血来。……”

大家都不喜欢亚科甫·伊凡内奇，因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信仰宗教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那就甚至会惹得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也觉得不愉快。宪兵不喜欢他，还因为他也卖马匹和旧马车。

“您不愿意跟您的哥哥打官司，是因为您自己就有很多钱，”食堂掌柜对玛特威说，羡慕地瞧着他，“一个人有了钱就好，而我呢，多半却要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死掉。……”

玛特威开始声明他根本就没有钱，可是谢尔盖·尼卡诺雷奇不再听他讲话了。对往事的回忆，每天遭到的耻辱的回忆，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的秃顶冒出汗来，脸孔涨得通红，眼睛开始巴起来。

“该死的生活！”他烦恼地说，把一根腊肠往地板上一摔。

三

据说驿店是远在亚历山大一世[5]的时代由一个寡妇开设的，她带着她的儿子住在此地。她的姓名是阿芙多嘉·捷烈霍娃。当初，凡是乘驿车路过此地的人，特别是在月光皎洁的夜间，看见这个搭着顶棚的黑院子和经常关紧的大门，就会生出烦闷和没来由的不安感觉，仿佛这个院子里住着魔法师或者强盗似的。每一次驿车驶过以后，赶车的总要回过头去看一眼，催着马快走。人们不乐意在这儿过夜，因为女东家一向不和气，而且敲过路人的竹杠。哪怕在夏天，院子里也泥泞不堪；有几只大肥猪躺在这儿的泥泞里。那些由女东家贩卖的马不拴起来，就这样走来走去，那些马由于烦闷无聊，常常跑出院子，像发了疯似的在大道上奔驰，吓坏了朝拜圣地的女人。那时候，这一带很热闹，往往有长串的货车经过，发生过各种事故，例如三十年前有几个赶车工人一时性起，打起架来，打死一个过路的商人，至今离这个院子半俄里路远的地方还立着一个歪斜的十字架。带铃铛的三套马驿车和老爷们沉重的轿式马车常从这里路过，一群群牛羊经过这里，就大声叫着，扬起滚滚的烟尘。

等到铁路修通，这地方起初不过是个小站，称作会让站罢了，后来，过了十年才修起现在这个普罗贡纳亚车站。旧驿道上的活动差不多停止了，只有当地的地主和农民才坐着车子走那条路，春秋两季工人们也成群地走那条路。驿店变成了小饭铺，上面的一层楼烧坏了，房顶的铁皮锈得发黄，天棚渐渐塌下来，可是院子里仍旧有些惹人讨厌的粉红色大肥猪在泥地里打滚。如同从前一样，偶尔院子里跑出来一些马，翘起尾巴，发疯般地在大道上飞奔。饭铺里卖茶叶、干草、燕麦、面粉，也卖白酒和啤酒，既供堂饮，也可外卖。酒是提心吊胆地卖出去的，因为他们从没领到过执照。

一般说来捷烈霍夫一家人素来以笃信宗教闻名，甚至因此得了个外号，叫拜神人家。可是，也许因为他们像熊似的离群索居，躲开人们，用自己的头脑领悟一切；因此他们喜好幻想，喜好在宗教信仰方面变动不定，几乎每一代都按特别的方式信仰宗教。开设驿店的祖母阿芙多嘉是旧教派信徒，而她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玛特威的父亲和亚科甫的父亲）却出入东正教的教堂，在家里招待教士们，在新神像面前就跟在旧神像面前一样虔诚地膜拜。她的儿子到老年不吃肉，硬叫自己忍受不开口讲话的考验，认为一切谈话都是犯罪。她的孙子另有特点，他们不是简单地理解《圣经》，而是经常在那里面寻找隐藏的含义，硬说每个神圣的字眼都包含着一点什么奥秘。阿芙多嘉的曾孙玛特威从小就被种种幻想缠住，差点给毁了。她的另一个曾孙亚科甫·伊凡内奇是个东正教徒，可是自从他妻子死后，他就突然不再到教堂去，而在家里祈祷了。他的妹妹阿格拉雅学他的样，也走入歧途，她不但自己不到教堂去，而且也不准达淑特卡去。有人还说，阿格拉雅在年轻的时候常到韦杰尼亚皮诺村去找鞭身派[6]教徒，至今暗中还是鞭身派，因此她戴白色头巾。

亚科甫·伊凡内奇比玛特威大十岁。他是个很漂亮的老人，高身量，蓄着一大把几乎齐腰的白胡子，两道浓眉给他的脸添上一种严厉的以至凶恶的神情。他穿一件上等呢料做的长外衣或者一件用罗曼诺夫羊[7]皮缝制的黑色短袄，总是极力装束得干净而体面。哪怕在干燥的天气，他也穿着雨鞋。他不到教堂去，是因为依他看来，教堂没有准确地执行规章，因为教士在不合规定的时间喝酒，吸烟。他每天在家里跟阿格拉雅一块儿念经，唱诗。在韦杰尼亚皮诺村，人们在晨祷的时候根本不念赞美诗，而且即使在大节日也不做晚祷；可是他在家里总是把每天该念的东西统统念完，念得不慌不忙，连一行也不放过，碰到空闲的时候则大声念圣徒传记。在日常生活中，他严格遵守教规，例如，在大斋期间，如果按照教规，“为了守夜”可以在某天饮酒，那么他即使不想喝酒，也必定喝一点。

他念经，唱歌，摇炉散香，持斋，不是为了求得上帝的某种恩惠，而是为了保持生活秩序。人活着不能没有信仰，而信仰必须一年年，一天天，按一定的秩序正确地表现出来，好让人每天早晨和傍晚向上帝述说适合于此日此时说的话，表达恰当、适时的思想。人必须生活，因而他们的祷告必须使上帝满意，他们每天所念所唱的只能是那些让上帝满意的东西，也就是教规所规定的东西，例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只能在复活节那天念，从复活节起到耶稣升天节[8]不能唱《这最适宜》，等等。亚科甫·伊凡内奇在祈祷的时候由于体会到这种秩序和它的重要性而感到很大的满足。每逢他迫不得已，必须破坏这种秩序，例如进城办货或者到银行去，他的良心就会痛苦，他就会感到难过。

他的堂弟玛特威出人意外地从工厂回来，在小饭铺里像在家里一样住下以后，一开头就把这种秩序给破坏了。他不肯一块儿祈祷，不按时吃饭喝茶，起床很迟，星期三和星期五喝牛奶，理由似乎是身子弱。几乎每天一到祈祷的时候，他就走到祈祷室去，叫道：“明白过来吧，哥哥！忏悔吧，哥哥！”亚科甫·伊凡内奇听到这话就冒火，阿格拉雅也忍不住骂起来。要不然，在晚上，玛特威悄悄地溜进祈祷室，低声说：“哥哥，你们的祈祷不会使上帝满意的。因为经上说：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9]。你呢，放钱生利，做酒生意。忏悔吧！”

亚科甫把玛特威的话只看作那些无聊的懒汉惯用的遁词，他们说什么要爱别人，要跟弟兄和睦相处等等，无非是为了借此可以不祷告，不持斋，不念圣书罢了。他们轻蔑地谈到发财和利润，也只是因为他们不爱劳动罢了。要知道，做个穷人，不积钱，不省钱，倒比做阔人轻松得多哩。

可是他仍旧心烦，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祈祷了。他刚走进祈祷室，翻开书本，就开始担心他弟弟会一下子走进来，碍他的事。果然，玛特威不久就来了，用发颤的声调说：“明白过来吧，哥哥！忏悔吧，哥哥！”亚科甫的妹妹骂他，亚科甫也发脾气，大声嚷道：“从我家里滚出去！”那一个却回答他说：“这房子是我们共有的。”

亚科甫重新开始念经，唱歌，可是他再也定不下心来，不知不觉地忽然对着书本沉思默想起来。虽然他认为他弟弟的话毫无道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近来连他也想到富人很难进入天国，想起前年他很合算地买过一匹偷来的马，想起他的妻子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有个酒徒在他的饭铺里喝了酒就死掉了。……

现在他夜里总是睡不好，很惊醒，听见玛特威也没睡着，不住地叹气，想念他那瓷砖厂。夜里亚科甫不住地翻身，常常想起那匹偷来的马，想起那个酒徒，想起福音书上关于骆驼的那句话[10]。

看来，他那耽于幻想的毛病又开始了。好像故意捣乱似的，尽管这时候已经是三月末，可是天天都下雪，树林像冬天那样飒飒响，使得人没法相信春天总有一天会来到。这种天气弄得人心里烦闷，想吵架，相互憎恨。到晚上，风在天花板上边呜呜地响，似乎空着的楼上住着什么人，这当儿，各种幻想就渐渐在他的头脑里涌现，他的脑袋发热，就毫无睡意了。

四

受难周[11]星期一的早晨，玛特威在自己的房间里听见达淑特卡对阿格拉雅说：

“玛特威叔叔有一天说过，用不着持斋。”

玛特威想起前一天晚上跟达淑特卡讲过的一番话，忽然生气了。

“姑娘，别胡说！”他用呻吟的声调说，像害了病似的，“不持斋是不行的，连我们的主也持过四十天的斋呢。我只对你说过：坏人就是持斋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去听信那些工人的话好了，他们才会教你干好事呢，”阿格拉雅一面擦地板，一面讥诮地说（她平日照例要擦地板，在这种时候她总要对大家发脾气），“谁都知道工厂里持斋是怎么回事。你去问问他，问问你叔叔，他那个‘宝贝儿’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跟她，跟那条毒蛇，一块儿在持斋的日子大喝牛奶。他只顾开导别人，倒把那条毒蛇给忘了。你去问问他：他把他的钱送给谁了，送给谁了？”

有一件事，像个不干净的创伤似的，玛特威总是小心地瞒住大家，那就是在他生活中那段时期，在一些老太婆和少女跟他一起在祈祷中蹦蹦跳跳，跑来跑去的时候，他跟一个女市民发生了关系，她给他生下一个孩子。他动身回家的时候，把他在工厂里积下的钱统统给了那个女人，他的路费还是在房东那儿拿的，如今他身边一共只有几个卢布用来买茶叶和蜡烛。那个“宝贝儿”后来通知他说孩子死了，在信上问他该怎样处置那笔钱。这封信是由一个工人从火车站带回来的，被阿格拉雅截住，看过，这以后她就天天用那个“宝贝儿”来责难他。

“这是闹着玩的吗，九百卢布呐！”阿格拉雅接着说，“把九百卢布一股脑儿送给一条不相干的毒蛇，送给一头工厂里的母马，你真该死啊！”她说，压不住胸中的怒火，尖着嗓子叫道，“你不说话？我恨不得把你撕得粉碎才好，可恶的东西！九百卢布就那么白扔了，像一个小铜钱似的！你原该存起来，记在达淑特卡的名下才是，她究竟是自己人，不是外人嘛，要不然就拿到别列夫那儿去送给玛丽雅那些不幸的孤儿也好。你那条毒蛇怎么会没有死掉，巴不得叫她遭三次诅咒才好，女鬼，叫她永远看不见阳光才好！”

亚科甫·伊凡内奇叫她一声，这时候该开始祈祷了。她就洗干净手，戴上白色头巾，走进祈祷室去找她所爱的哥哥，这当儿她已经变得文静安分了。每逢她跟玛特威讲话，或者在饭铺里给农民们端茶，她总是个消瘦干瘪、目光尖利、凶狠的老太婆，可是一到祈祷室里，她的脸就变得纯洁温顺，不知怎的，她整个模样好像显得年轻了，她装腔作势地行屈膝礼，甚至把嘴唇努成心的形状。

亚科甫·伊凡内奇开始小声念经，音调悲凉，他在大斋期间总是这样念的。他念一会儿，停下来，感受一下整所房子里的宁静气氛，随后又念下去，感到心满意足。他交叉着双手，做出祈求的样子，转动眼珠，摇晃脑袋，长吁短叹。可是忽然传来了说话声。宪兵和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到玛特威这儿做客来了。家里有外人，亚科甫·伊凡内奇念经和唱歌就觉得拘束。现在他听见说话声，就把念经的音调放低，放慢。在祈祷室里可以听见食堂掌柜说：

“谢波沃村那个鞑靼人准备把他的店出盘，要价一千五。可以现在给他五百，余下的立字据。那么，玛特威·瓦西里奇，请您放心，借给我五百卢布吧。我出一个月两分的利息。”

“我哪儿有钱！”玛特威惊愕地说，“我哪儿有钱啊！”

“一个月两分的利息，这在您等于是天赐的一样，”宪兵解释道，“您那些钱闲放着，无非是叫蛀虫吃掉，再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

后来客人们走了，紧跟着是寂静。可是亚科甫·伊凡内奇刚刚开始重新念经和唱歌，房门外面却传来了说话声：

“哥哥，让我用一匹马，我要到韦杰尼亚皮诺村去一趟！”

说话的人是玛特威。亚科甫的心情就又不平静了。

“您用哪匹马？”他想一想，问道，“工人要用那匹枣红马去运猪，我呢，做完祈祷以后要用那匹小马到舒捷依基诺村走一趟。”

“哥哥，为什么您能用马，我就不行？”玛特威生气地问道。

“因为我不是去闲逛，而是去办正事。”

“我们的家产是我们共有的，那么，马也是我们共有的，您应当明白这一点，哥哥。”

紧跟着是沉默。亚科甫没有祷告，等着玛特威从房门那儿走开。

“哥哥，”玛特威说，“我是个病人，我不要这份家业，去它的吧，您拿去就是；不过您至少也该给我一小部分，供我养病用。您给了我，我就搬走了。”

亚科甫没有开口。他很想跟玛特威分居，然而他没法给玛特威钱，因为所有的钱都用在生意上了。再者，捷烈霍夫这个家族历来还没有过兄弟分家的例子。分家无异于破产。

亚科甫沉默着，一直在等玛特威走掉，并且一直望着他的妹妹，生怕她插嘴，又像上午那样相骂起来。最后玛特威总算走了，他就继续念经，可是已经没有兴致了。他老是叩头，因此脑袋发沉，眼睛发黑，听着自己那种平稳悲凉的声调也觉得乏味。他夜间这样灰心丧气，他总是解释作睡不着觉的缘故，可是在白天，这种灰心丧气却使他害怕，他开始觉得好像有些魔鬼骑在他的脑袋和肩膀上。

他好歹做完祈祷，心里不满意，一肚子气，坐上雪橇到舒捷依基诺村去了。去年秋天，有些挖土工人在普罗贡纳亚车站附近挖一条划分地界的深沟，在小饭铺里吃喝，花掉十八个卢布，现在必须到舒捷依基诺村去找他们的包工头，向他要这笔钱。由于天气转暖，又下过一场暴风雪，道路受到破坏，颜色发黑，坑坑洼洼，有的地方塌了下去。两边的雪层已经下陷，比路面都低，因此他像是沿着一条狭窄的路堤赶路，迎面有雪橇过来就很难让路。天空从早晨起阴云密布，刮着潮湿的风。……

迎面有一长串雪橇来了，那是村妇们在运砖。亚科甫不得不离开大道，他的马就走进齐它肚子深的雪地里。他这辆雪橇往右边倾斜，他怕自己跌下去，就往左边歪，照这样一直坐到那一长串雪橇慢慢驶过去为止。他在风声中听见那些雪橇吱吱嘎嘎地响，那些瘦马呼呼地吐气，听见村妇们在说他：“拜神的人来了。”有一个女人怜惜地瞧着他的马，很快地说：

“看样子，这雪在叶果里节[12]前化不了。这些马苦死了！”

亚科甫坐得不舒服，歪着身子，被风吹得眯细眼睛，眼前不住地晃过那些马和红砖。也许因为他坐得不舒服，腰酸，他忽然心烦起来，觉得现在坐车去办的那件事显得不重要了，心里想明天派个工人到舒捷依基诺去一趟算了。不知什么缘故，就像昨天那个无眠的夜晚那样，他又想起那句关于骆驼的话，随后各种往事涌进他的头脑，他时而想起卖那匹偷来的马的农民，时而想起那个酒徒，时而想起那些拿着茶炊到他这儿来押钱的村妇。当然，每个商人都想极力多赚些钱，可是亚科甫却因为自己是生意人而感到厌倦，巴不得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远远地躲开这种行当才好，他想到今天他还得做晚祷就觉得气闷。风直吹到他脸上来，飕飕响地灌进他的衣领，仿佛他这些想法都是风从白皑皑的辽阔田野上带来，低声讲给他听的。……亚科甫眼望着这片从小就熟悉的田野，回想当初他年纪还轻，种种幻想涌上他的心头，他的信仰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有过这样不安的心情和这一类想法。

他孤零零地待在田野上觉得害怕，就拨转马头，悄悄地跟着那一长串雪橇驶去，那些村妇就笑起来，说：

“拜神的人往回走了。”

这天持斋，家里没有做菜，也没有烧茶炊，因此白昼显得很长。亚科甫·伊凡内奇早就把马牵到马棚里，派人把面粉送到火车站去，有两次开始念赞美诗，可是这时候离傍晚还很远。阿格拉雅已经擦完所有的地板，闲着没有事做，就收拾她那口箱子，箱盖的里面贴满酒瓶上的商标纸。玛特威饿着肚子，神情忧郁，坐在那儿看书，要不然就走到荷兰式壁炉跟前，久久地打量那些使他联想到工厂的瓷砖。达淑特卡在睡觉，后来醒了，就牵着牲口去饮水。她从井里打水，井绳断了，水桶就掉进水里。雇工去找钓竿，好把水桶钩上来，达淑特卡光着两只像鹅掌那么红的脚，跟着他在泥泞的雪地上走，嘴里念叨着：“那儿可远了！”她的意思是想说水井太深，钓竿够不着水桶，可是雇工没有听懂她的话，而且显然讨厌她，因为他忽然回转身来，骂她一句难听的话。这时候亚科甫·伊凡内奇正巧走到院子里来，听见达淑特卡像放连珠炮似的回了一长串不堪入耳的骂人话，像这种话她只能是在小饭铺里从喝醉酒的农民那儿学来的。

“你说什么，不要脸的丫头？”他对她叫了一声，甚至吓坏了，“你说的是什么话？”

她茫然瞧着她的父亲，呆住了，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说这种话。他想教训她一顿，可是他觉得她是那么粗野，那么愚昧；她在他家里生活了这许多年，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想到她没有任何信仰。而且，这种在树林里、在雪地里、跟喝醉酒的农民在一起、骂声不绝的生活，依他看来跟这个姑娘一样粗野和愚昧，于是他没有教训她，光是挥一下手，就走回房间去了。

这时候宪兵和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又来找玛特威。亚科甫·伊凡内奇想起这些人也没有任何信仰，而这并没有使他们感到不安。他开始觉得这种生活古怪，荒唐，黑暗，跟狗的生活一样。他没有戴帽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然后走出大门，来到大路上，捏紧拳头向前走去。这时候天下着鹅毛大雪，他的胡子迎风飘动，他不住地摇晃脑袋，因为有个什么东西压着他的头和肩膀，好像有些魔鬼骑在那上面似的。他觉得走路的不是他，而是一头野兽，一头巨大而狰狞的野兽，如果他大喊起来，他的声音就会像是吼叫，响遍整个旷野和树林，吓坏所有的人。……

五

他回到家里，宪兵已经不在，不过食堂掌柜还坐在玛特威的房间里，打着算盘计算什么。这个人从前就常到小饭铺里来，几乎天天都来。从前他来找亚科甫·伊凡内奇，最近他来找玛特威了。他不住地打算盘，同时脸色紧张，满头大汗，他要么借钱，要么摩挲着络腮胡子，讲起从前他在第一流火车站上怎样给军官们调制克吕尚酒[13]，在隆重的宴会上亲自给客人们舀鲟鱼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食堂以外他对任什么东西也不感兴趣，他只会谈吃食、餐具、酒。有一回，他给一个正在喂婴儿吃奶的年轻女人端茶去，想对她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开口道：

“母亲的胸脯是娃娃的食堂。”

他在玛特威的房间里打着算盘，开口借钱，说他再也不能在普罗贡纳亚车站生活下去了。他反反复复说了好几次，听他那声调仿佛要哭一场似的：

“可是我到哪儿去啊？请问，我现在能到哪儿去啊？”

后来玛特威走到厨房，拿起一个大概昨天藏起来的煮熟的土豆，开始剥皮。四下里静悄悄的，亚科甫·伊凡内奇以为食堂掌柜已经走了。这时候已经过了做晚祷的时候。于是他叫来阿格拉雅，心想家里没有外人，就无拘无束地大声唱起来。他唱歌，念经，可是心里却说着另外的话：“主啊，饶恕我！主啊，拯救我！”他接连叩头，中间也不歇一歇，仿佛要弄得自己疲乏似的。他不住地摇头，弄得阿格拉雅吃惊地瞧着他。他生怕玛特威走进来，而且断定他会走进来，就对他生出反感，无论是祷告还是不断地叩头都没法克制这种反感。

玛特威悄悄推开门，走进祈祷室里来了。

“罪过，什么样的罪过啊！”他叹了口气，责备说，“忏悔吧！醒悟过来吧，哥哥！”

亚科甫·伊凡内奇捏紧拳头，不看他，免得动手打他，然后赶快从祈祷室里走出去。他跟昨天在大路上一样，感到自己像一头巨大而狰狞的野兽。他穿过前堂，走进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弥漫着雾气和烟子的房间，通常农民们就是在那儿喝茶的。他在那儿从这个墙角到那个墙角来回走了很久，下脚很重，弄得架子上的碗盏叮当响，桌子摇摇晃晃。他已经明白，他不满意自己的信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祷告了。必须忏悔，必须清醒过来，明白过来，换一个样子生活和祷告才行。可是该怎样祷告呢？也许这一切都只是魔鬼在作怪，根本就不必要？……该怎么办呢？怎样做才对呢？谁能教导他？多么孤立啊！他停住脚，抱住头，开始思索，可是玛特威就在近处，这妨碍他平心静气地考虑问题。他就赶快走回房间去。

玛特威坐在厨房里，面前放着一个装土豆的碗，他正在吃土豆。在旁边，靠近火炉的地方，阿格拉雅和达淑特卡面对面坐着缠线。在火炉和玛特威坐在那儿吃土豆的桌子中间，搁着一块熨衣板，上面放着一个凉熨斗。

“好姐姐，”玛特威央求说，“让我吃点油吧！”

“这种日子谁能吃油？”阿格拉雅问道。

“我不是修士，而是俗人，好姐姐。我身子弱，漫说是油，就是牛奶，我也可以吃的。”

“是啊，在你们那个工厂里，什么都行。”

阿格拉雅从架子上取下一瓶葵花子油，气冲冲地砰的一声放在玛特威面前，幸灾乐祸地微笑着，想到他是一个大罪人，显然很满意。

“我跟你说，你不能吃油！”亚科甫叫道。

阿格拉雅和达淑特卡打了个哆嗦。玛特威仿佛没听见似的，往碗里倒了油，接着吃土豆。

“我跟你说，你不能吃油！”亚科甫脸孔涨得通红，叫得更响了，他忽然抓住那个碗，把它举过头顶，用尽气力往下一砸，弄得碎片飞了起来。“不准你说话！”他用狂暴的声音说，其实玛特威根本就没开口。“不准你说！”他又说一遍，用拳头捶桌子。

玛特威脸发白，站起来。

“哥哥！”他说，继续嚼着土豆，“哥哥，清醒过来吧！”

“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亚科甫叫道，他厌恶玛特威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他的说话声、他胡子上的碎屑、他嘴里嚼着的东西，“滚出去，我跟你说！”

“哥哥，您平平火气吧！魔鬼的骄傲把您的心窍迷住了！”

“闭嘴！”亚科甫顿着脚说，“出去，魔鬼！”

“老实告诉您，”玛特威接着大声说，也开始生气了，“您是叛教者，邪教徒。该死的魔鬼迷住了您的眼睛，叫您看不见真正的光明。您的祷告不会使上帝高兴的。趁现在还不迟，您忏悔吧！罪人可是不得好死的！忏悔吧，哥哥！”

亚科甫抓住他的肩膀，把他从桌子旁边拉开。玛特威脸色越发苍白，他吓坏了，心慌意乱，喃喃地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挣扎着，极力想挣脱亚科甫的手，无意间抓住他脖子边的衬衫，把衣领撕破了。阿格拉雅以为他要打亚科甫，就大叫一声，拿起那个装油的瓶，使尽气力照准她所痛恨的弟弟的头顶砸下去。玛特威身子摇摇晃晃，他的脸一刹那间变得平静而淡漠。亚科甫呼呼地喘气，心情激动，听见那个砸在头上的油瓶像活东西似的咔嚓一响，不由得心里高兴。他扶住玛特威，不让他倒下去，有好几次（这他记得很清楚）对阿格拉雅指指那个熨斗。直到血从他手上流下来，达淑特卡放声痛哭，直到那块熨衣板砰的一声掉下地，玛特威沉重地倒在那块板上，亚科甫才不再感到愤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叫他咽了气才好，工厂里的畜生！”阿格拉雅厌恶地说，没有放开手里的熨斗，那块溅上血的白头巾从她的肩膀滑下地，她的白头发披散开来，“他活该！”

一切都可怕。达淑特卡坐在炉子旁边的地板上，手里拿着线，呜呜地哭着，不住地躬身弯腰，每一次弯腰喉咙里就发出“唉，唉”的声音。可是对亚科甫说来，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那个泡在血里的熟土豆更可怕，他不敢伸出脚去踩它。另外还有一件可怕的事像噩梦似的压着他，显得极其危险，而且起初他无论如何也明白不过来。那就是门口站着食堂掌柜谢尔盖·尼卡诺雷奇，手里拿着算盘，脸色十分苍白，害怕地瞧着厨房里发生的事。直到他扭转身，快步走进前堂，从那儿走出门外，亚科甫才明白他是谁，就跟踪追出去。

他一面走一面用雪擦干净手，心里寻思着。他一下子想起他家里的雇工已经请假回家，到村子里去过夜，早就走了。昨天他家里杀过一头猪，雪地上和雪橇上有大块的血污，就连井架的一边也溅上了血；因此，如果现在亚科甫一家人身上都有血迹，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遮盖这个凶杀案是痛苦的，然而不久宪兵就会从火车站走来，吹着口哨，现出讥诮的笑容；农民们也会到这儿来，捆紧亚科甫和阿格拉雅的手，得意扬扬地把他们押到乡公所，从那儿再押往城里，一路上大家会对他们指指点点，高兴地说：“把拜神人家押走了！”——这一切，亚科甫觉得比任何事都使他痛苦，他一心想好歹把时间拖延一下，免得现在就经历这种耻辱，留到将来再说。

“我可以借给您一千卢布……”他追上谢尔盖·尼卡诺雷奇，说，“要是您把这件事张扬出去，那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正人死了不会复活。”他说，几乎跟不上食堂掌柜的脚步，食堂掌柜头也不回，极力加紧脚步往前走。亚科甫接着说：“我可以给您一千五。……”

他停住脚，因为喘不过气来了，而谢尔盖·尼卡诺雷奇仍旧很快地往前走，大概怕他们把他也杀死。一直到走过铁道的道口，走完从道口到火车站的那条马路的一半，他才匆匆回头看一眼，脚步放慢了。火车站上，铁路线上，已经点起红色和绿色灯火。风停了，可是鹅毛大雪还在下，大路又变白了。不过，等到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快要走到火车站了，他却停住脚，沉思一会儿，坚决地转身往回走。这时候天黑下来了。

“请您给我一千五，亚科甫·伊凡内奇，”他小声说，周身发抖，“我同意。”

六

亚科甫·伊凡内奇的钱存在本城的银行里，投资在再抵押放款上。他在家里留下的钱不多，只供必要的周转用。他走进厨房，摸到装火柴的白铁盒。火柴上的硫黄燃烧起来，借着蓝色的光，他一眼看清了玛特威，死者照旧躺在桌旁的地板上，可是身上已经盖好一块白被单，只露出他的靴子。一只蟋蟀在唧唧地叫。阿格拉雅和达淑特卡不在房间里，她俩正坐在茶室里柜台旁边默默地缠线。亚科甫·伊凡内奇拿着一盏小灯走回自己的房间，从床底下拉出一口小箱子，其中装着日常开支用的钱。这一回，箱子里一共有四百二十一个卢布的小钞票和三十五个银卢布。钞票冒出不好闻的浓重气味。亚科甫·伊凡内奇把钱装在帽子里，进入院子，然后走出大门外。他一面走一面往两边张望，可是食堂掌柜不在。

“喂！”亚科甫叫一声。

从道口的拦木那儿走出一个乌黑的人影，迟疑不决地往他这边走过来。

“为什么您四处乱走？”亚科甫认出食堂掌柜，恼火地说，“给您：这儿差不多有五百卢布。……家里没有多的了。”

“好……多谢多谢，”谢尔盖·尼卡诺雷奇贪婪地抓住钱，塞进衣袋，喃喃地说，他周身发抖，尽管天黑，这却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您，亚科甫·伊凡内奇，管自放心。……我何苦去张扬呢？我跟这件事不相干，我来过一趟，后来就走了。俗话说得好，啥也不知道，啥也没瞧见……”他说，接着叹口气，补充一句，“这该死的生活啊！”

他们默默无言地站了一会儿，谁也不看谁。

“您为了点小事，上帝才知道是怎么搞的……”食堂掌柜说，身子发抖，“我本来坐在那儿，算我的账，忽然听见吵闹声。……我往房门里一看，您正为了斋期用的油……如今他在哪儿？”

“躺在厨房里。”

“您得把他搬到别处去。……还有什么可等的？”

亚科甫默默地把他送到火车站，然后走回家里，套上马，准备把玛特威送到里玛罗沃去。他决定把他送往里玛罗沃树林，丢在大路上，然后对大家说，玛特威到韦杰尼亚皮诺村去了，没有回来，于是大家就会认为他是在路上被人杀害的。他知道这骗不了谁，可是活动一下，做点事，忙忙碌碌，总不像坐在这儿干等着那么难受。他把达淑特卡叫来，跟她一块儿把玛特威运走。阿格拉雅留下来收拾厨房。

亚科甫和达淑特卡回来的时候，道口的拦木放下来了，他们只好停住。一长列货车由两个火车头拉着，开过来，沉重地吐气，从炉膛里喷出一股股紫红色的火焰。前面的火车头在道口那儿看见火车站，就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拉汽笛了……”达淑特卡说。

最后，这列火车开了过去，看守人不慌不忙地把拦木升起来。

“是你吗，亚科甫·伊凡内奇？”他说，“我没认出来，那你要发财了。”

后来，他们回到家里，该睡觉了，阿格拉雅和达淑特卡就在茶室里地板上并排躺下，亚科甫躺在柜台上。他们睡下以前，没有向上帝祷告，也没有点亮神像前面的灯。三个人都睡不着，一直熬到天明，可是一句话也没说，通宵觉得上面那个空楼里似乎有人在走动。

过了两天，从城里来了区警察局局长和一个侦查官，先在玛特威的房间里，后来在整个小饭铺里搜查一遍。他们先审问亚科甫，亚科甫供述，玛特威在星期一傍晚到韦杰尼亚皮诺村去受圣餐，在路上大概被那些眼前在铁路线上做工的锯木工人打死了。侦查官问他：为什么玛特威躺在大路上，而他的帽子却留在家里，难道他会不戴帽子到韦杰尼亚皮诺村去？为什么他的头给人砸破，他脸上和胸前满是乌黑的血迹；而大路上，他身旁的雪地上，却连一滴血也没有？亚科甫心慌意乱，茫然失措，回答说：

“不知道，老爷。”

亚科甫非常害怕的一件事终于发生了：宪兵来了。本村的警察在祈祷室里不住地吸烟，阿格拉雅对他破口大骂，而且把区警察局局长也骂一顿。后来，亚科甫和阿格拉雅从院子里被押出去，农民们挤在大门口，说：“拜神的人给押走了！”大家似乎挺高兴。

在审讯中，宪兵直截了当地指出：亚科甫和阿格拉雅杀害玛特威为的是不把家产分给他；玛特威自己有钱，如果没有搜到这笔钱，那显然是被他们吞没了。达淑特卡也受到审问。她说玛特威叔叔和阿格拉雅姑姑为了钱天天相骂，几乎打起来，叔叔有钱，因为他甚至送过他的一个什么“宝贝儿”九百卢布。

达淑特卡独自留在小饭铺里。现在再也没有人来喝茶或者喝酒了。她时而收拾房间，时而喝蜂蜜，吃小面包圈。可是过了几天，道口看守人受审，他说星期一深夜看见亚科甫和达淑特卡一道从里玛罗沃来。达淑特卡就也被捕，押进城去，下了狱。不久又从阿格拉雅的供词里弄明白，行凶的时候谢尔盖·尼卡诺雷奇也在场；于是，他的家被搜查一遍，在一个不平常的地方，在火炉底下的一双毡靴里，找到了那笔钱，都是些一卢布的小票子，共三百张。他起誓说这些钱是他做生意赚来的，又说他有一年多没到小饭铺里去了，可是证人们供称，他穷，近来非常缺钱，每天都到小饭铺去向玛特威借钱。宪兵说，发生命案的那天，他自己就跟食堂掌柜到小饭铺里去过两次，帮他去借钱。大家连带想起来，谢尔盖·尼卡诺雷奇星期一傍晚没有在车站接一列客货混合列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也被捕，给押进城去了。

过了十一个月，法院开庭公审。

亚科甫·伊凡内奇老多了，也瘦多了，讲起话来声音很低，跟病人一样。他觉得自己衰弱，可怜，比别人低一头，看来，由于他在监狱里一刻不停地感到良心的痛苦，受到幻想的折磨，他的灵魂也像肉体那样苍老、憔悴了。当问题涉及他平日不去教堂的时候，审判长问他：

“您是分裂派[14]教徒吗？”

“不知道，老爷。”他回答说。

他已经没有任何信仰，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现在，他觉得往日的信仰可憎，不合理，愚蠢了。阿格拉雅一点也没有驯顺，仍旧痛骂故去的玛特威，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他。谢尔盖·尼卡诺雷奇脸上，原来长络腮胡子的地方如今长起一把大胡子。他在法庭上出汗，脸红，由于身上穿着灰色囚衣并且跟普通的农民同坐在一条长凳上而觉得难为情。他笨拙地为自己辩护，为了要证明他有整整一年没到小饭铺去而跟每个证人吵架，旁听的人都笑他。达淑特卡在监狱里发胖了。在法庭上她听不懂法官问她的话，光是说玛特威叔叔被打死的时候，她害怕得很，不过后来也就没有什么了。

四个人都被判定犯了图财害命罪。亚科甫·伊凡内奇被判处服苦役二十年，阿格拉雅十三年半，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十年，达淑特卡六年。

七

一天，夜色很深了，一条外国轮船在萨哈林岛[15]杜艾锚地停下来，需要上煤。人们请求船长等到天亮再上，可是他一个钟头也不愿意等，说如果夜里天气变坏，他就要冒不上煤就把船开走的风险。在鞑靼海峡，天气能在半个钟头里大变，遇到那种时候，库页岛的海岸就变得很危险。天已经在变了，海上已经掀起了大浪。

督军监狱是库页岛最丑陋、最阴森的一座监狱，这时候，有一伙犯人从这座监狱里出来，给押到煤矿场上去。他们得把煤装上驳船，再由汽艇用曳索把驳船拖到离海岸半俄里以外停泊的轮船旁边，然后动手卸煤——这是一种劳苦的工作，因为驳船不住地撞着轮船，犯人由于晕船而几乎站不稳。苦役犯刚从床上让人叫起来，昏昏沉沉，顺着海岸走去，在黑地里跌跌撞撞，镣铐哗啷哗啷地响。左边隐约可以看见一道又高又陡的岸坡，样子非常阴森。右边是浓重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海洋就在这团黑暗中呻吟，发出悠长而单调的声音：“啊——啊——啊——啊——”，只有在狱吏点燃烟斗，一瞬间照亮持枪的押解兵和两三个最靠近的、脸容粗鲁的犯人的时候，或者狱吏拿着提灯走近水边的时候，才可以看清前边海浪白花花的峰尖。

亚科甫·伊凡内奇就在这批犯人中间，他因为胡子长而在苦役犯当中得了个外号，叫“笤帚”。他的本名和父名早已没有人叫了，大家简单地叫他亚什卡。他在这儿的境况很糟，因为他到这个服苦役的地方住了三个月以后，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法克制的欲望，一心要回家乡去，他经不住这种诱惑，逃跑了，可是很快就给人捉住，被判终身苦役，并且挨了四十鞭子。后来他又有两次挨打，因为他失掉了公家发下的囚衣，其实两次都是被人偷去的。他思念家乡是从他被押到敖德萨去的路上，囚犯列车半夜在普罗贡纳亚火车站停下的时候开始的。那当儿，他用脸贴着窗子，极力要看见他的故居，可是在黑暗中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谈谈他的家乡。他的妹妹阿格拉雅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刑了，如今她在哪儿，不得而知。达淑特卡住在库页岛上，可是被指定跟一个移民流刑犯一起住在遥远的村落里，他得不到她的任何消息。只有一次，有个移民流刑犯关进督军监狱来，对亚科甫讲起达淑特卡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谢尔盖·尼卡诺雷奇在此地一个文官家里做仆人，住得不远，就在杜艾，可是亚科甫·伊凡内奇并不指望跟他见面，因为他认为跟平民身份的苦役犯相识是丢脸的。

这批人来到煤场，分布在码头上。据说用不着装煤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坏，轮船像要准备驶走了。这时候可以看见三处灯光。其中一处在移动，那是一艘驶向轮船的汽艇，此刻，它似乎在往回驶，来通知他们要不要干活。由于秋天的寒意和海水的潮气，亚科甫·伊凡内奇身子发抖，就把他那件很短的破皮袄裹一裹紧，凝神朝他家乡的那个方向望，眼睛也不一下。自从他跟那些从四面八方被驱逐到这儿来的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格鲁吉亚人、中国人、芬兰人、茨冈人、犹太人等，同住在一个监狱里，自从他倾听他们的谈话，看到他们的苦难以后，他又开始皈依上帝，觉得自己终于认清真正的信仰了，而这个信仰，正是他一家人，从奶奶阿芙多嘉起，就十分渴望，寻求很久，却没有找到的。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他明白上帝在哪儿，应该怎样侍奉他，只有一件事不明白，那就是为什么人们的命运这样不同，为什么这个信仰别人毫不费力就从上帝那儿连同生命一齐得来了，而他却要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弄得他只要想到，直到他死为止，这种种恐怖和苦难显然一刻也不会间断，他的胳膊和腿就像醉汉那样索索地抖起来。他紧张地凝望着黑暗，觉得好像透过几千俄里的黑暗看见了他的家乡，看见他出生的省，他的普罗贡纳亚县，看见那儿的黑暗、野蛮、残酷，以及那些不再跟他往来的人麻木的、严峻的、兽性的冷漠。他的目光由于泪水而模糊了，可是他仍旧瞧着远方，那儿微微闪着轮船上苍白的灯光。他思念家乡，把心都想痛了，他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家乡去，在那儿谈谈他的新信仰，一心想把人们从灭亡中救出来，哪怕只救出一个也好，一心想没有痛苦地生活下去，哪怕只活一天也好。

汽艇到了，狱吏大声宣布说：用不着装煤了。

“向后转！”他下命令，“立正！”

人们听见轮船起锚了。刺骨的大风刮起来，陡岸的顶上有些树木吱嘎吱嘎地响。大概要起风暴了。

[1] 基督教节日，在俄国旧历3月25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耶稣将诞生。

[2] 指魔鬼。

[3] 彼得节是基督教节日，斋期在俄国旧历6月底。

[4] 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从罗斯正教会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主张取消教会和祭司，反对举行仪式，提倡“自我修道”，在家祈祷。

[5] 俄国沙皇，在位时期是自1801年起到1825年止。

[6] 旧俄的一种神秘论的教派，认为人能同“圣灵”直接交往，不需要神职人员作中介。

[7] 19世纪在俄国雅罗斯拉夫尔省培育出的一种羊，用这种羊皮做成的皮袄质轻而保暖。

[8] 基督教纪念耶稣“升天”的节日，教会规定复活节后第40日为此节。

[9]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24节。

[10]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11]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一周。

[12] 纪念殉教徒叶果里的节日，在俄历4月23日。

[13] 一种将白葡萄酒和朗姆酒或白兰地酒混合并添加新鲜水果、糖调制而成的。

[14] 分裂派，即旧礼仪派，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不接受17世纪教会的改革，反对并敌视官方的俄罗斯正教会。

[15] 即库页岛，在西伯利亚东边，是俄国苦役犯服刑的地方。

阿莉阿德娜

一条轮船从敖德萨开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甲板上有一位相当漂亮的先生，留一把小小的圆胡子，走到我跟前借火点烟，说：

“请您注意坐在操舵室旁边的那些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或者英国人碰到一块儿，总是谈羊毛的行情，谈庄稼的收成，谈自己的私事；可是我们俄国人碰到一块儿，不知什么缘故，总是只谈女人和高尚的题目。不过主要的是谈女人。”

这位先生的脸我已经熟悉了。昨天，我们乘同一班火车从国外回来。在沃洛奇斯克，海关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看见他跟他的旅伴，一位太太，站在一块儿，面前放着一大堆装满女人衣服的皮箱和提篮。海关要他为一件女人的旧绸衣付税，把他搞得很窘，垂头丧气；而他的旅伴则提出抗议，威胁说要告到某人那儿去。后来在去敖德萨的路上，我看见他时而拿着馅饼，时而拿着橙子，送到妇女车厢去。

天气有点潮湿，船微微摇晃，女人们都回到自己船舱去了。那位留着小圆胡子的先生挨着我坐下，接着说：

“是啊，俄国人碰到一块儿，总是只谈高尚的题目和女人。我们学识那么高深，我们那么了不起，所以我们发表的意见一概是真理，我们所讨论的只能是高级的问题。俄国的演员不会嬉皮笑脸，在轻松喜剧里他演得深沉。我们也是这样，即便谈的是小事，也必得用高深的观点谈。这是缺乏勇气、真诚、质朴的缘故。我们之所以常常谈女人，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满意。我们用过于理想的眼光看待女人，我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现实所能给予的，我们得到的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心怀不满，希望破灭，内心痛苦。谁要是为什么事痛苦，谁就老是谈这件事。我照这样讲下去，您不觉得厌烦吗？”

“不，一点也不厌烦。”

“既是这样，那就容我介绍自己，”我的同伴说，微微欠起身子，“我叫伊凡·伊里奇·沙莫兴，好歹算是个莫斯科的地主。……您呢，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他坐下来，亲切诚恳地瞧着我的脸，接着说：

“像玛克斯·诺尔道[1]那样的二流哲学家会把这种经常议论女人的谈话解释作色情狂，或者解释作我们是农奴主，等等。我呢，对这种事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要再说一遍：我们不满意，是因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生养我们以及我们子女的人比我们高尚，比世上的一切都高明。我们年轻的时候，美化和崇拜我们钟情的人，在我们心目中，爱情和幸福是同义词。在我们俄国，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被人看不起的，肉欲是可笑的，而且惹人憎恶，凡是把女人写得美丽、富于诗意、崇高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总是获得最大的成功。如果俄国人从来就欣赏拉斐尔[2]的圣母像，或者热衷于妇女解放，那么我向您担保，这里头没有什么弄虚作假的地方。然而糟糕的是：我们刚跟一个女人结婚或者同居，过不到两三年，就会感到失望，上当。我们就另外跟别的女人同居，结果呢，又是失望，又是悲愤，最后终于相信女人都虚伪，浅薄，爱虚荣，不公正，没有头脑，残忍。一句话，她们非但不比我们高尚，甚至不知比我们低劣多少。于是我们这些不满意、受了骗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发牢骚，讲那些弄得我们大上其当的事情。”

沙莫兴讲话的时候，我看出，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环境给予他很大的乐趣。这大概是因为他在国外的时候十分思念祖国。他称赞俄国人，认为他们有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不过他并没有说外国人的坏话，这倒使人对他发生好感。我还看出他心里不平静，与其说想谈女人，不如说想谈他自己，我免不了要听到一个类似忏悔的长故事了。

果然，等我们要来一瓶葡萄酒，各自喝下一杯以后，他就开口了：

“我记得在韦利特曼[3]的一个中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物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另一个人就回答他说：‘这不是事情本身，只是事情的引子罢了。’同样，直到现在我所讲的那些话也只是个引子，实际上我要跟您讲的是我最近的恋爱故事。对不起，我还要问一句：您听着不觉得厌烦吗？”

我说不厌烦，他就接着说：

“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省北部一个县里。我应当告诉您，那儿的风景美极了。我们的庄园坐落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的高岸上，恰好处在所谓急流地段，那儿河水昼夜不停地哗哗响。您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古老的大花园，一些悦目的花圃，一个养蜂场，一个菜园，下面是一条河，岸边是枝叶繁茂的柳林，每逢柳枝上披着大颗露珠，它的颜色就有点发暗，仿佛变成灰色了。河对岸是一片草场，过了草场是一个高冈，那上面长着一片可怕的黑松林。树林里的松乳菇多得数不清，树林深处生活着一些驼鹿。即使我死掉，装在棺材里，我好像也会梦见那些阳光耀眼的清晨，或者那些美妙的春季傍晚，在那种时候，夜莺和长脚秧鸡在花园里和花园外啼鸣，村子里传来手风琴的声音，家里有人在弹钢琴，河水哗哗响，一句话，像这样的音乐声弄得人又想哭，又想大声唱歌。我们耕地不多，然而草场弥补了这个缺陷，草场同树林每年能给我们带来将近两千的进款。我是父亲的独生子，我们两个都是俭朴的人，这笔钱再加上我父亲的养老金，完全够我们用的了。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头三年是在乡下度过的。我管理产业，老是巴望着当选，参加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不过主要的是我热烈地爱上一个异常美丽而迷人的姑娘。她是我的邻居，地主柯特洛维奇的妹妹。这是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庄园里有凤梨，有出色的桃树，有避雷针，院子中央有喷泉，可是身上却一个小钱也没有。柯特洛维奇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不会做。他那样儿软绵绵的，仿佛是由焖萝卜做的。他用顺势疗法[4]给农民看病，热衷于招魂术[5]。不过，他这个人倒是文质彬彬，温和，不愚蠢的；然而我对这类跟鬼魂交谈而且用催眠术医治村妇的先生并无好感。第一，凡是智力弱的人，他们的概念总是混乱的，跟他们谈话非常困难；第二，他们照例不爱什么人，不跟女人共同生活，这种神秘性对敏感的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他的外貌我也不喜欢。他长得又高又胖，皮肤白，脑袋小，眼睛又小又亮，手指头白而肥。他不是跟您握手，而是揉搓您的手。他老是赔礼道歉。他要一样东西对人说一声‘对不起’，给人什么东西，也要说一声‘对不起’。讲到他的妹妹，那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得告诉您，我童年和少年时跟柯特洛维奇一家人不认识，因为当初我父亲在某地做教授，我们在内地住了很久，临到我跟他们相识，这个姑娘已经二十二岁，早已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在莫斯科她那有钱的姑母家里住过两三年，她姑母带着她走进社交场所。我跟她相识，头一次跟她谈话的时候，首先使我暗暗吃惊的是她那少见的、美丽的名字——阿莉阿德娜。这个名字跟她多么相配！她是个头发金黄色的姑娘，长得很瘦，身材十分苗条，灵活，匀称，姿态非常优美，五官秀气，极其高雅。她的眼睛也炯炯有光，不过她哥哥的目光缺乏热情，却又甜得腻人，像水果糖似的；她的目光则闪着美丽而骄傲的青春光芒。从我们相识的头一天起，她就把我征服了，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最初的印象是那么强烈，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当时的情景，我仍旧认为：大自然在创造这个姑娘的时候先有一种宽广而惊人的构思。阿莉阿德娜的嗓音，她的步态、帽子，以至她在河边钓鱼而在沙滩上留下的脚印，都引起我欢乐的心情和对生活的热望。我根据她美丽的相貌和美丽的体态判断她的精神素质。阿莉阿德娜的每句话，每个笑容，都叫我赞叹，招我喜欢，使我推测她有高尚的灵魂。她亲切，健谈，快活，对人直爽，对上帝怀有诗意的信仰，对于死亡的想法也带有诗意。她的精神品质具有丰富的色彩，就连她的缺点都因而添上特殊的、可爱的性质。比方说，她要一匹新马而又没有钱买——那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可以拿个什么东西去卖掉或者当掉，如果管家起誓说没有什么东西可卖或者可当，那么，不妨把侧屋的铁皮房顶拆下来，卖给工厂，要不然就在农忙季节把干活的马赶到市集上去，三钱不当两钱地卖掉。这些没法遏制的愿望有时候弄得整个庄园里的人毫无办法，然而她把这类愿望表达得那么优雅，到头来大家只好原谅她，容让她，仿佛她是个女神或者恺撒的妻子似的。我的爱情是动人的，不久大家就看出来了，我的父亲也好，邻居们也好，农民们也好，全知道了。大家都同情我。有的时候我请工人们喝酒，他们总是对我鞠躬，说：

“‘求主保佑您娶上柯特洛维奇家的小姐。’

“阿莉阿德娜本人也知道我爱她。她常常骑着马或者坐着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到我们家里来，有的时候成天价跟我和我父亲待在一块儿。她跟我的老人处得很好，他甚至教她骑自行车，这是他所喜爱的娱乐。我记得有一天傍晚，他们准备骑车出去，我就把她扶上车，这时候她的模样那么好看，我觉得我的手一碰到她就发烫，我兴奋得浑身发颤。等到他们两个，老人和她，姿态优美地并排骑着车顺着大路走去，管家正巧骑着一头黑马迎面而来，那头马就急忙让路，我觉得它所以让路，是因为它也被她的美丽震惊了。我的热爱，我的崇拜，感动了阿莉阿德娜，使得她心软下来，她热切地巴望自己也像我这么入迷，也用爱情回报我。要知道，这是那么富于诗意啊！

“然而要像我这样真正爱一个人，她是办不到的，因为她冷漠，已经十足地学坏了。她身子里有个魔鬼，它昼夜不停地小声对她说：她迷人，她千娇百媚。她究竟为了什么目的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被赋予生命，她并不明确地知道，不过每逢她想到未来，却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常常幻想舞会，幻想坐车兜风，幻想仆人穿着号衣，幻想豪华的客厅，幻想自己主持的沙龙，幻想一大帮伯爵、公爵、公使、著名的画家和演员，幻想这些人都爱慕她，赞叹她的美丽和打扮。……这种对于权势和个人成功的渴望，这种老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进行的思想活动往往使人变得冷心肠，阿莉阿德娜不管是对我也好，对风景也好，对音乐也好，一概是冷淡的。可是岁月如流，使者却始终没有出现，阿莉阿德娜仍旧住在她那热衷于招魂术的哥哥家里，景况越来越坏，她已经没有钱添置衣服和帽子，只好千方百计掩盖她的贫穷了。

“说来也真不走运，当初她在莫斯科住在姑母家里的时候，曾有一个玛克土耶夫公爵向她求过婚，这是个家财豪富然而毫不中用的人。她一口回绝了。可是现在，她的心有时却受到悔恨的煎熬：当时何必回绝呢。如同我们的农民带着憎恶的心情吹掉克瓦斯[6]面上浮着的蟑螂，可是仍旧把克瓦斯喝下去一样，她一想起那个公爵也不由得憎恶地皱起眉头，可是仍旧对我说：

“‘不管您怎么说吧，爵位含有无法形容的东西，迷人的东西。……’

“她梦想爵位，梦想荣华富贵，然而同时又不愿意放过我。不管人怎样盼望使者，可是人的心毕竟不是石头，往往会惋惜自己的青春。阿莉阿德娜极力要恋爱，做出爱我的样子，甚至发誓说她确实爱我。然而我是一个神经质的、敏感的人；我被人爱着的时候，哪怕隔得很远，没有保证和发誓，我也觉得出来。我立刻觉得有一股冷气向我吹来，当她对我诉说爱情的时候，我总觉得像是听一只金属做的夜莺在唱歌。阿莉阿德娜自己也感到感情不足，心里烦恼，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她在哭。可是，有一回，您再也想象不到，她忽然使劲搂住我，吻我。这是一天傍晚在河边发生的。我从她的眼睛看出她并不爱我，她搂住我纯粹出于好奇，想考验自己一下，看这会有什么结果。我心里害怕。我拉住她的手，绝望地说：

“‘这种缺乏爱情的亲热使得我痛苦！’

“‘您真是个……怪人！’她烦恼地说，走开了。

“很可能，过上两三年，我就跟她结婚，这件事就此了结了，可是命运偏偏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恋情。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阿莉阿德娜的哥哥有个大学同学米哈依尔·伊凡内奇·鲁勃科夫到他们家来做客。这是个可爱的人，车夫和听差谈到他总是说：‘有趣儿的老爷！’他中等身材，清瘦，秃顶，脸容像个和善的有钱人，并不漂亮，然而仪表优雅，面色苍白，硬唇髭修剪得整整齐齐，脖子上的皮肤像是鹅皮，布满小疙瘩，鼓出一个大喉结。他戴一副夹鼻眼镜，眼镜上拴一根很宽的黑带子，说话的时候吐字不清，例如把‘吃’说成‘知’。他老是兴致很高，什么事情在他看来都可笑，他在二十岁那年异常荒唐地结了婚，在莫斯科少女街附近得到两所作为他妻子陪嫁的房子。他就着手修缮，添造浴室。后来他彻底破产了，如今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东方旅馆里受穷，而他得供养他们，这在他看来是可笑的。他三十六岁，他妻子已经四十二岁，这也可笑。他母亲自以为是个贵族，是个妄自尊大、十分傲慢的人，看不起他的妻子，独自一人跟一大群狗和猫住在一起，他每月得单独给她七十五个卢布。他自己是个生活讲究的人，喜欢在斯拉维扬斯克市场[7]吃早饭，在隐庐饭店②吃中饭。他需要很多的钱，可是他叔叔每年只给他两千，这不够用，他就成天价在莫斯科奔波，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找一个能够借到钱的地方——这也可笑。他到柯特洛维奇家来，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离开家庭生活，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来休息一下。每逢吃中饭，吃晚饭，散步，他总是对我们讲他的妻子，讲他的母亲，讲债主们，讲法院里的民事执行吏，讪笑他们。他也讪笑自己，一再声明他多亏有这种借钱的本事才交到许多可爱的朋友。他笑个没完，我们就跟着笑。有他在场，我们连消磨时间的方法也不一样了。我比较爱好安静的、所谓田园的乐趣，喜欢钓鱼、傍晚的散步、采菌；可是鲁勃科夫偏爱野餐、焰火、带着猎狗打猎。他往往一个星期里发起三次野餐，阿莉阿德娜就带着严肃而热心的脸色开出单子，写上牡蛎啦，香槟啦，糖果啦，打发我到莫斯科去买，至于我有没有钱，她当然不问。到野餐的时候，大家干杯，欢笑，他又兴致勃勃地讲他的妻子多么苍老，他母亲养着多么肥的狗，他的债主都是些多么可爱的人。……

“鲁勃科夫喜爱大自然，然而他把它看作一种早已熟悉的东西，同时实际上把它看得不知比自己低下多少，而且大自然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也只是供他取乐而已。他往往在一片美景面前站住，说：“在这儿喝一阵茶倒不错！”有一回他看见阿莉阿德娜在远处打着伞走过，就朝她把头一扬，说：

“‘她瘦，这倒中我的意。我不喜欢胖女人。’

“这话惹得我讨厌。我请求他在我面前不要这样谈论女人。他惊讶地瞧着我，说：

“‘我喜欢瘦的而不喜欢胖的，这有什么不对呢？’

“我一句话也没回答他。后来，有一天，他心绪很好，微微带点醉意，说：

“‘我发觉阿莉阿德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喜欢您。我暗暗吃惊，您怎么还不把她弄上手呢。’

“这些话弄得我心里不自在。我一面发窘，一面对他说出我对爱情和女人的看法。

“‘我不懂，’他说，叹一口气，‘依我看来，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就算阿莉阿德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像您所说的那样富有诗意，那样高尚吧，然而这不等于说她有可能超脱于自然规律之外。您自己也看得出来，她已经到了需要丈夫或者情人的年龄。我尊敬女人不下于您，可是我认为，那种人所共知的关系并不排除诗意。诗意是一回事，情人又是一回事。这跟农业经营一样：大自然的美丽是一回事，树林和耕地上的收入又是一回事。’

“我和阿莉阿德娜钓鱼的时候，鲁勃科夫就躺在那儿的沙滩上，拿我开玩笑，或者开导我应该怎样生活。

“‘我觉得奇怪，先生，您怎么能活着而不搞点风流韵事！’他说，‘您年轻，漂亮，招人喜欢。一句话，您是个非常好的男人，可是您生活得跟修士一样。唉，这些二十八岁的老头子啊！我比您差不多大十岁，可是我们两个人当中谁年轻些？阿莉阿德娜·格里戈里耶芙娜，谁？’

“‘当然是您。’阿莉阿德娜回答他说。

“每逢他讨厌我们沉默不语，只注意浮子，他总是走开，回家去了，她就生气地瞧着我，说：

“‘真的，您算不得男子汉，而是一团稀泥，求主原谅我这么说。男子汉应当入迷，发疯，犯错误，受苦！女人会原谅您的莽撞和无礼，可是女人永远也不会原谅您这种顾虑重重、瞻前顾后的德行。’

“她真的生气了，接着说：

“‘为了得到成功，就得坚决而大胆。鲁勃科夫不如您漂亮，可是比您有趣味，而且总能获得女人的欢心，因为他不像您，他是个男子汉。……’

“在她的语调中甚至流露出冷酷无情的味道。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不是对着我讲话，而是泛泛地谈起：如果她是男人，她就不会待在乡下发霉，而会出外旅行，到冬天就住在国外，比方说，住在意大利。啊，意大利！这时候我父亲不自觉地往火里泼了油。他冗长地讲起意大利，讲到那儿多么好，风景多么秀丽，博物馆多么出色！阿莉阿德娜的心里忽然燃起到意大利去的愿望。她甚至用拳头捶着桌子，眼睛炯炯有光：非去不可！

“这以后他们每天都要谈起到意大利去游历多么好，啊，意大利！噢，意大利！每天都这样。每逢阿莉阿德娜回过头来看我，我总会从她冷冷的固执神情中看出，她已经在幻想里征服了意大利以及它的一切沙龙、外国的显贵、游客，要拦阻她已经不可能了。我劝她略为等一下，把这次旅行推迟一两年，可是她厌烦地皱起眉头，说：

“‘您像老太婆那样瞻前顾后。’

“鲁勃科夫赞成旅行。他说这花钱很少，而且他也乐于到意大利去，在那儿可以避开家庭生活，休息一下。我呢，很抱歉，我的举动像中学生那么幼稚。倒不是出于嫉妒心，而是由于预感到有一种可怕的、不平常的事要发生，我老是尽我的力量不让他们俩待在一块儿。他们就捉弄我，比方说，我一走进房间，他们就装出刚接过吻的样子，等等。

“可是后来，有一天早晨，她那白白胖胖、热衷于招魂术的哥哥到我家里来了，表示想跟我单独谈一谈。他是个缺乏毅力的人，尽管受过教育，彬彬有礼；可是如果有一封别人的信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就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一定要拆开来看一看。现在，他在谈话当中就承认无意中看到鲁勃科夫写给阿莉阿德娜的一封信。

“‘从这封信里我才知道她不久就要出国去了。亲爱的朋友，我十分焦急！求您看在上帝分上给我解释一下吧，我一点也不懂！’

“他说这话的时候，呼呼地喘气，吐出来的气直喷到我脸上，有一股炖牛肉的味道。

“‘对不起，我把这封信的秘密泄露给您了，’他接着说，‘不过您是阿莉阿德娜的朋友，她尊重您！或许您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也未可知。她想出国，可是跟谁一块儿去呢？鲁勃科夫先生也打算跟她一块儿去。对不起，从鲁勃科夫先生那方面来说，这简直奇怪得很。他是结过婚的人，有儿女，可是又谈情说爱，在信上对阿莉阿德娜称呼“你”。对不起，这简直奇怪！’

“我心里发凉，手脚麻木，觉得胸膛里一阵刺痛，好像胸口嵌进一块三角形的石子。柯特洛维奇筋疲力尽地往圈椅上一坐，两条胳膊耷拉下来，像是两根鞭子。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问。

“‘开导她，说服她呀。……您想想看，跟她相比，鲁勃科夫算是个什么人物？莫非他配得上她？啊，上帝，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呀！’他抱住头，接着说，‘原先有过那么出色的人物追求她，玛克土耶夫公爵啦，还有……还有别人。公爵十分爱她，就在上个星期三，他那去世的祖父伊拉里昂还毫不含糊地肯定说，阿莉阿德娜会做他的妻子。十分肯定！他祖父伊拉里昂已经死了，然而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我们每天都把他的灵魂招来。’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通宵未睡，打算开枪自杀。早晨我一连写了五封信，都撕碎了，随后我到粮棚里去哭。后来我在我父亲那儿拿到钱，没有告辞就动身到高加索去了。

“当然，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可是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事如同在洪水灭世[8]以前那样简单吗？难道我，一个被赋予复杂的精神结构的文明人，还应该把我对女人的热烈爱慕仅仅用女人的肉体形态和我不同来加以解释吗？啊，要是那样的话，那是多么可怕啊！我倒认为，跟自然作斗争的人类的天才也跟肉体的爱斗争，把它看作敌人一样，即使没有战胜它，总也给它包上了一层同胞之情和爱情的网。至少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单纯是兽性的生理机能，如同狗或者蛤蟆那样，而是真正的爱情了，每一次的拥抱都充满纯洁的真挚的热情和对女人的尊敬。确实，对兽性本能的憎恶，若干世纪以来已经在几百代人当中养成，由我连同血肉继承下来，构成我身心的一部分。如果我赋予爱情以诗意，那么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岂不是自然的，必要的，就跟我的耳郭不会动，我的身上不长毛一样吗？我认为大部分文明人都是这样想的，因为在当前这个时代，爱情之中缺乏精神的和诗意的成分是被人看作返祖现象而加以蔑视的，据说这是退化的征象，许多种精神病的症状。不错，我们在赋予爱情以诗意的时候，往往错以为我们心爱的人身上有一些他们往往没有的优点，这就成为我们不断犯错误和不断痛苦的源泉。不过依我看来，这样也好，就让它这样吧，与其用女人就是女人和男人就是男人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还不如受苦的好。

“在梯弗里斯，我接到我父亲写来的一封信。他写道，阿莉阿德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已经在某月某日动身出国，打算在那儿度过整个冬天。过了一个月，我回到家里。那已经是秋天。每个星期阿莉阿德娜都给我的父亲写信来，用的是喷香的信纸。那些信十分有趣，是用漂亮的文学语言写成的。我有这样一种看法：每个女人都能成为作家。阿莉阿德娜很详细地叙述她跟她的姑母没有吵翻而且向她要到一千卢布路费是多么不容易，她在莫斯科花了多么长的时间寻找她的一个远亲，一位老太太，劝老太太陪她一起出国。过分的详细，就大有捏造的味道。当然，我心里明白，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女旅伴。过不多久，我也接到了她的信，也是带有香味，笔调文雅。她写道，她惦记我，惦记我的美丽聪明而又充满热爱的眼睛，好意地责备我，说我在毁灭我的青春，说我本来可以像她那样生活在天堂里，棕榈树下，呼吸橙树的香气，却偏偏要在乡下发霉。她在信上写了这样的下款：‘被您抛弃的阿莉阿德娜。’后来，过了两天，又来一封信，还是那一套，下款是‘被您忘却的’。我脑袋发晕了。我热烈地爱她，每天晚上梦见她，她却说什么‘被您抛弃的’、‘被您忘却的’，这是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此外，再加上乡间的寂寞、漫长的傍晚、那些关于鲁勃科夫的纠缠不清的想法。……这种不确定的局面折磨我，害得我昼夜不安，弄得人没法忍受。我忍不住，出国去了。

“阿莉阿德娜叫我到阿巴齐亚去。我是在一个晴朗温暖的白昼到达那儿的，恰巧刚下过一场雨，雨滴还挂在树上，留在阿莉阿德娜和鲁勃科夫居住的、样子颇像营房的大厢房[9]上。他们不在家。我到当地的公园去，在林荫道上溜达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有一位奥地利的将军走过我面前，手抄在背后，裤子上也缝着红镶条，跟我们的将军一样。一辆里面睡着婴儿的小车推了过去，车轮压着潮湿的沙地，发出吱吱的声响。又有一个害黄疸病的龙钟老人走过，接着是一群英国人，一个天主教教士，然后又是那位奥地利的将军。刚从阜姆来的军乐师们拿着发亮的喇叭，慢腾腾地向亭子走去。他们奏起乐来。您以前去过阿巴齐亚吗？那是一个斯拉夫人的肮脏的小城，只有一条街，冒出臭气，雨后不穿雨鞋就没法走路。关于这个人间天堂的情况我已经在信上读过很多，而且每一次都受到感动，因此后来每逢我卷起裤腿，小心地穿过那条狭窄的街道，由于闷得慌而向一个老太婆买几个不新鲜的梨，那个老太婆认出我是俄国人，就胡乱学着说几个俄国词，每逢我茫然问我自己，到底上哪儿去好，我在这儿有什么事可做，每逢我遇见俄国人像我这样受骗上当，——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烦恼和害臊。这儿有安静的海湾，海面上行驶着轮船和张着五颜六色布帆的木船，从此地可以看见阜姆和遥远的海岛被一层淡紫色的迷雾笼罩。要不是因为海湾的风景被一些建筑式样荒谬而庸俗的旅馆以及它们的厢房遮住（在这条绿色的海岸上已经由贪财的商人盖满了这种房屋），以致您在这个天堂里放眼望去，大部分地方除了窗子、露台、点缀着白色小桌和仆役的黑色礼服的小平台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要不是这样，这个地方倒可以说是美景如画了。此地有一个公园，像这样的公园如今您在国外各疗养地都能找到。那片乌黑的、不动的、不出声的棕榈树，林荫道上黄澄澄的沙土，碧绿的长凳，轰鸣的军号的亮光，将军裤子上的红镶条，所有这些，不出十分钟就弄得人厌烦了。可是您为了某种缘故却不得不在这里住上十天，十个星期！每逢我无可奈何地游历这类疗养地，我就越来越相信这些吃饱喝足、家财豪富的人生活得多么不舒服和贫乏，他们的想象力是多么软弱无力，他们的趣味和愿望是多么庸俗。比他们幸福许多倍的却是另外一些老老少少的游客，他们没有钱在旅馆里住宿，能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在高山顶上欣赏海景，在绿草地上躺着休息，光着两只脚走路，在近处观赏树林和乡村，观察当地的风俗，倾听当地的歌曲，爱上当地的女人。……

“我在公园里坐着，天黑下来了。我的阿莉阿德娜在暮色里出现了，风度优雅，穿得漂亮，像是一个公主。鲁勃科夫跟在她身后，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大概是在维也纳买的。

“‘您生什么气呢？’他正在说，‘我做了什么得罪您的事？’

“她看见我，高兴得叫起来，要不是因为在公园里，她一定会搂住我的脖子了。她笑着，使劲地握我的手。我也笑，而且激动得几乎流下泪来。她开始问话：乡下怎么样，我父亲好不好，我看见她的哥哥没有，等等。她要求我看着她的眼睛，问我记不记得那些鱼、我们的小口角、野餐。……

“‘实际上，那些事是多么有意思啊，’她叹道，‘不过我们在这儿过得也不乏味。我们交了许多朋友，我亲爱的，我的好人！明天我给您介绍本地的一个俄国家庭。只是，请您另外买一顶帽子才好，’她说，打量着我，皱起眉头，‘阿巴齐亚可不是什么乡村，’她说，‘在这儿得体面[10]。’

“后来我们走进一家饭馆。阿莉阿德娜老是笑，胡闹，叫我‘亲爱的’、‘好人’、‘聪明人’，仿佛她虽然亲眼看见我跟她在一块儿，却没法相信似的。我们照这样一直坐到十一点钟，分手的时候很满意这顿晚饭，彼此也很满意。第二天阿莉阿德娜把我介绍给一个俄国家庭：‘这是一位名教授的儿子，我们是邻居，两家的庄园靠得很近。’她跟这家人只谈庄园和收成，同时老是要提到我。她想装成一个很阔绰的女地主，说真的，在这方面她装得倒也挺像。她举止得体，俨然是真正的贵族，不过话说回来，她祖上本来就是贵族。

“‘可是我的舅母真要命！’她忽然说，瞧着我微笑，‘我跟她拌了几句嘴，她就动身到美兰去了。真要命！’

“后来我跟她在公园里散步，我问她：

“‘您刚才说的是哪一个舅母？哪儿来的这么一个舅母啊？’

“‘这是临时应急的一句谎话，’她说，笑起来，‘总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没有一个女伴啊。’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依偎着我，说，‘亲人，亲爱的，跟鲁勃科夫交个朋友吧！他非常不幸啊！他的母亲和妻子简直不像样儿。’

“她对鲁勃科夫称呼‘您’。她去睡觉，对他也如同对我一样，说一声：‘明天见。’他们两人分住在楼上和楼下，这就给了我希望，也许什么事也没有，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暧昧关系吧。于是我跟他见面，心里就自在多了。有一天他向我借三百个卢布，我十分乐意地借给他了。

“我们每天玩乐，光是玩乐。我们时而在公园里散步，时而吃饭，时而喝酒。我们每天都跟那一家俄国人谈天。我渐渐习惯了这儿的生活：要是我走进公园，我就一定会遇见那个生黄疸病的老人、那个天主教教士和那位奥地利将军。那位将军随身带一叠小小的纸牌，只要有空地方，他就坐下来用纸牌占卦，急躁地耸动肩膀。音乐老是那一套。在家乡，每逢我在工作日跟伙伴们一块儿出去野餐或者钓鱼，我见到农民总是觉得难为情；同样，在这儿我见到仆役们、车夫们、路上遇到的工人们也觉得难为情。我老是觉得他们好像在瞧着我，暗想：‘为什么你什么事也不做呢？’这种惭愧，我是每天从早到晚都感觉到的。这些日子过得古怪，不愉快，单调。也许只有在鲁勃科夫向我借一百或者五十个盾[11]的时候，生活才算有点变化，因为鲁勃科夫一有钱就活泼起来，如同有吗啡瘾的人打了吗啡针一样，开始大声嘲笑他的妻子，嘲笑他自己，或者嘲笑那些债主了。

“不过后来，天多雨，冷起来了。我们就动身到意大利去。我给我父亲打了个电报，要他看在上帝分上给我汇八百卢布到罗马。我们在威尼斯、波伦亚、佛罗伦萨[12]等地都逗留了一阵，在每个城里总是住在昂贵的旅馆里，在那种地方，不论点电灯，使唤仆役，生火，早餐吃面包，不在公共餐厅吃饭，都是要另外付钱的。我们吃得非常多。早晨，仆役给我们送来咖啡套餐[13]。一点钟吃午饭：肉、鱼、某种鸡蛋饼、干酪、水果、葡萄酒。六点钟进正餐，八道菜，每道菜都要等很久，这中间我们喝啤酒和葡萄酒。九点钟喝茶。将近午夜，阿莉阿德娜宣布她饿了，就要火腿和溏心鸡蛋。我们也陪着她吃。在各餐饭之间，我们抽空跑到博物馆去，或者去看画展，不过我们老是担心，怕误了午饭或者正餐。我站在那些画面前闷闷不乐，很想回家去躺一会儿。我累了，老是找椅子，假意学着别人的样说：‘多么美啊！什么样的气氛！’我们像吃饱的蟒蛇那样只注意那些光彩夺目的东西。商店的橱窗把我们吸引住了，我们看中那些假的钻石别针，买下一大堆不必要的无聊东西。

“在罗马也是这样。那儿在下雨，刮冷风。吃完油腻的午饭以后，我们坐上车去参观圣彼得大教堂。由于我们吃得过饱，也许还由于天气坏，总之它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我们互相责难对艺术太冷淡，几乎吵起来。

“我父亲的钱汇来了。我就去取钱，我记得那是在早晨。鲁勃科夫跟我一块儿去。

“‘既然有过去，现在就不可能圆满而幸福了，’他说，‘我的过去给我留下沉重的负担。不过呢，有了钱就没有多大关系，要不然可就糟了。……信不信由您，我身边只剩下八个法郎，’他放低声音，继续说，‘可是我得给我的妻子汇一百去，给我的母亲也得汇这么多。再者，在这儿也得生活啊。阿莉阿德娜像个小孩子似的，不愿意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大把地花钱，就跟公爵夫人一样。昨天她何必买那个表呢？而且，您说说看，我们何必继续扮演这种道貌岸然的角色？要知道，她和我为了把我们的关系瞒住仆人和熟人，每天就得多花十个到十五个法郎，因为我得另住一个房间啊。这是何苦来呢？’

“那块尖石头回到我的胸膛里来了。疑团已经不存在，我一下子全明白了。我周身发凉，顿时做出决定：不要看见他们两人，躲开他们，马上动身回家去。……

“‘跟女人发生关系是容易的，’鲁勃科夫接着说，‘只要脱光她的衣服就行了，可是事后这成了多么大的累赘，多么无聊啊！’

“我取到钱，正在点数的时候，他说：

“‘要是您不借给我一千法郎，那我就非完蛋不可。您这笔钱成了我唯一的生路了。’

“我给他钱，他立刻活跃起来，开始嘲笑他的叔叔，说他是个怪人，总是不能把自己的住址瞒过他的妻子。我回到旅馆里，收拾行李，付了旅馆费。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向阿莉阿德娜告别了。

“我就去敲她的房门。

“‘进来[14]！’

“早晨，她的房间里凌乱得很；桌子上放着茶具，还有一个没吃完的小白面包和一个鸡蛋壳。香水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床上的被子还没有收拾，一眼就看得出来床上睡过两个人。阿莉阿德娜本人刚起床不久，现在穿一件法兰绒的短衫，头发也没有梳。

“我问过好，然后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时候她极力把自己的头发理顺。我浑身发抖，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您写信要我到国外来？’

“她分明猜出我在想什么。她就拉着我的手，说：

“‘我希望您到这儿来。您是这么纯洁！’

“我开始为我的激动和我的颤抖害臊。我担心自己会哭出声来！我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走出去了，过一个钟头我已经坐在火车上。一路上，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想象着阿莉阿德娜怀了孕，她惹得我讨厌。我在火车上和车站上瞧见的一切女人，依我看来，不知什么缘故，都像是怀了孕，显出一副丑态，同样惹得我讨厌。我所处的地位活像是一个贪婪而热衷的财迷突然发现他的全部金币都是假的。很久以来，我的幻想在爱情的温暖中珍藏着一些纯洁、优雅的形象，如今那些形象以及我的计划、我的希望、我的回忆以及我对爱情和女人的看法都在嘲笑我，朝着我吐舌头。‘阿莉阿德娜，’我心惊肉跳地问自己，‘这样一个年轻、非常美丽、有学识的姑娘，参政员的女儿，居然跟那样一个毫无趣味的庸俗的家伙结合？’‘可是为什么她不能爱鲁勃科夫呢？’我回答自己说，‘他在哪方面比我差？’‘哎，她要爱谁都由她，可是何必说谎呢？’‘为什么她必得对我说实话？’我就照这样想来想去，想得头都发昏了。火车上很冷。我坐的是头等客车，可是那儿的每张长沙发上要坐三个人，车窗不是双层的，外面的车门直通包房。我觉得自己仿佛上了足枷似的动弹不得，被人抛弃，孤苦伶仃，两条腿完全冻僵；可是同时，我又屡次回想今天她穿着那件法兰绒罩衫，披散着头发是多么迷人，于是一种强烈的嫉妒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由于内心的痛苦而跳起来，弄得我身旁的乘客瞧着我，露出惊讶的，甚至害怕的神情。

“我回到家乡正赶上大雪封路，天气严寒，气温零下二十度。我喜欢冬天，因为在家乡遇到这个季节，即使酷寒冻得树木迸裂，我却感到特别温暖。在严寒而晴朗的白昼，穿上皮袄和毡靴到花园或者院子里去干点什么活儿，或者在我那炉火很旺的房间里读书，或者在我父亲书房里的壁炉前面坐一阵，或者到我家的乡村浴室里去洗个澡，那真是愉快啊。……不过，哎，要是家里没有母亲，没有姐妹，没有孩子，冬天的傍晚就有点可怕，显得分外长，分外沉寂。四周越是温暖，越是舒服，人就越是强烈地感到这种缺陷。我从国外回来的那年冬天，每天傍晚都长得不得了，我十分寂寞，甚至寂寞得看不了书。白天还可以各处走一走，一会儿在花园里扫扫雪，一会儿喂一下鸡和小牛，可是一到傍晚，就闷死人了。

“从前我不喜欢客人，可是现在倒巴望他们来了，因为我知道客人一定会谈起阿莉阿德娜。招魂专家柯特洛维奇常来谈他的妹妹，有时候把他的朋友玛克土耶夫公爵带来，这个人爱阿莉阿德娜不下于我。在阿莉阿德娜的房间里坐一坐，按两下她的钢琴的琴键，看一看她的乐谱，这在公爵已经成了生活的需要，不这样就活不下去。他祖父伊拉里昂的阴魂仍旧在预言：她迟早会做他的妻子。公爵在我们家里照例坐很久，往往吃罢午饭一直坐到午夜才走，老是沉默不语，闷声不响地喝掉两三瓶啤酒，只是偶尔发出几声断断续续的、悲哀的傻笑，以此表示他也在参加谈话。临到要回家，他总是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

“‘您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见阿莉阿德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她身体好吗？我想她在那边不会觉得烦闷吧？’

“春天来了。到了出外打丘鹬，然后种春麦和三叶草[15]的时候。人尽管心情忧郁，然而毕竟感到春意，不管有什么失意的事，都不打算耿耿于怀了。我一面在田里干活，听云雀鸣叫，一面问我自己：我难道不能干脆丢开个人幸福的问题，娶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正在农忙的时节，我忽然接到一封贴着意大利邮票的信。于是三叶草啦，蜂房啦，小牛啦，农村姑娘啦，都像轻烟那样消散了。这一回阿莉阿德娜写道：她感到深深的不幸，无限的不幸。她责备我不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却站在美德的高峰上冷眼旁观，在危急的关头丢下她。这些话都是用挺大的潦草笔迹写成的，有涂改的地方和墨斑，看得出她写得匆忙，心里难过。她在信尾恳求我到她那儿去拯救她。

“我又像是一条起了锚的船，被水冲走了。阿莉阿德娜住在罗马。夜色很深时我才到达她的住处，她一看见我就哭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个冬天她一点也没有变，仍旧那么年轻、漂亮。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后来坐着马车逛罗马城，直到天亮才回来，一路上她不停地对我讲她的生活情况，我问她鲁勃科夫在哪儿。

“‘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畜生！’她叫道，‘我讨厌他，他可恶！’

“‘不过您好像爱过他。’我说。

“‘没有的事！最初，他倒是显得与众不同，惹人怜爱，如此而已。他老脸皮，用突击的手法占有女人，而这是迷人的。可是我们不要谈他了。这是我一生中可悲的一页啊。他到俄国取钱去了，活该！我对他说过，不准他再回来。’

“她不再住在旅馆里，另租了私人的一套住处，一共有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按她的兴趣布置得华丽，但乏味。鲁勃科夫走后，她已经向她的熟人借了将近五千法郎。我这一来，在她确实算是得救了。我原打算带她回乡，可是没有办到。她思念故乡，不过她想起她经历过的贫穷、拮据的境况，想起她哥哥家里生锈的铁皮房顶，她就憎恶，战栗。每逢我向她建议回家去，她便使劲握紧我的手，说：

“‘不，不！我在那儿会闷死的！’

“随后，我的爱情就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个时期。

“‘您像先前那样做我的情人，稍稍爱我一点吧，’阿莉阿德娜低下头来凑近我，说，‘您阴沉，谨慎，怕感情冲动，老是考虑后果，这却是乏味的。哎，我求求您，我央告您，亲热一点吧！……我的纯洁的人，我的神圣的人，我的可爱的人，我多么爱您啊！’

“我就做了她的情人。我至少有一个月像疯子似的，高兴得忘乎所以。怀里抱着一个年轻美丽的肉体，心醉神迷，每次从睡乡中醒来都感到她的温暖，想起她，我的阿莉阿德娜，就在身边，啊，这可不容易习惯啊！可是我终于习惯下来，渐渐认识到我的新地位了。首先我体会阿莉阿德娜跟先前一样不爱我。然而她一心想认真地爱我，害怕孤独，主要的是我年轻，健康，强壮，她像一切冷酷的人那样，性欲却很强烈，我们俩装出我们是出于热烈的爱才结合在一起的。后来我又了解到另外的一些事情。

“我们在罗马，在那不勒斯，在佛罗伦萨住过一阵，后来到了巴黎，可是我们觉得那儿天冷，就回到意大利去。我们到处都自称是夫妇，是阔绰的地主，人家都乐于跟我们结交，阿莉阿德娜获得很大的成功。由于她学习绘画，大家就叫她画家。您猜怎么着，虽然她一丁点儿才能也没有，这个衔头倒也跟她相称。每天，她睡到两三点钟才起床。她在床上喝咖啡，吃早饭。到吃午饭的时候，她喝汤，吃龙虾、鱼、肉、芦笋、野味，后来临到睡觉，我总得把烤牛肉什么的送到她床上，她呢，带着苦恼、忧虑的神情吃完。午夜醒来，她还得吃苹果和橙子。

“这个女人主要的，所谓基本的品性就是惊人的不老实。她经常不断地玩花样，显然没有任何必要，似乎是出于本能，出于那种使得麻雀吱吱叫和蟑螂摆动触须的冲动。她对我，对仆役，对旅馆的看门人，对商店的售货员，对熟人，一概要耍花样。她每次跟人谈话或者相逢的时候，总免不了装腔作势，扭扭捏捏。只要有个男人走进我们的房间，不管是侍役也好，男爵也好，她的眼神、表情、嗓音顿时改变，而且连她身体的外形都变了。要是那时候您哪怕只见过她一次，您也会说在整个意大利再也不会有比我们更体面、更阔绰的人了。画家和音乐家她一个也不放过，总要对他胡说一通，恭维他的杰出的才能。

“‘您是个天才嘛！’她用娇滴滴的腔调谄媚地说，‘我简直怕您哟。我想，您肯定一眼就能把人看穿。’

“她搞这一套无非是为了博得欢心，取得成功，显得迷人！她每天早晨醒来，只有一个想法：‘博得人家的欢心！’这就是她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假如我对她说某条街上某所房子里住着一个不喜欢她的人，那就会使她十分难受。她每天都得迷住男人，征服男人，弄得男人神魂颠倒才成。由于我被她的魔力所降伏，在她的魔力面前变得十分渺小，这使她感到了骑士比武得胜才会感到的那种快乐。她把我征服还嫌不够，每到晚上她还要像雌老虎似的摊开四肢，赤身露体（她老是嫌热），看鲁勃科夫写给她的那些信。他恳求她回俄国去，要不然，他赌咒说，他就要偷人家的钱，或者害死一个什么人，好弄到一笔钱，来找她。她恨他，然而他那些热烈的、低声下气的信使她兴奋。她对自己的魔力有异乎寻常的看法。她觉得，要是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大会上，人们能够看见她的肉体多么美，她的肤色多么好看，她就会征服整个意大利，征服全世界。这些关于肉体，关于肤色的话使我感到受了侮辱。她看出了这一点，每逢她冒火，要故意气我，就说出种种下流的话来挖苦我，甚至有一回在一位太太的别墅里，她勃然大怒，竟对我说：

“‘要是您再不住口，老是讲这些大道理来惹得我心烦，我就立刻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这些花里躺下去！’

“看着她睡觉，或者吃饭，或者极力给她的眼神添上天真烂漫的表情，我常常暗想：上帝为什么赐给她这种不平常的美丽、优雅、智慧呀？难道只是为了让她躺在床上睡懒觉，吃东西，说谎话，没完没了地说谎话吗？再者，她真有智慧吗？她怕三支蜡烛，怕十三这个数目，怕别人用毒眼看她，怕做噩梦；讲起自由恋爱和一般的自由就像朝圣的老太婆那样唠叨；硬说包列斯拉甫·玛尔凯维奇[16]比屠格涅夫高明。不过她狡猾透顶，十分机灵，善于在社交场合装成一个很有修养的、进步的人。

“哪怕在心绪畅快的时候她也会随便辱骂仆人或者掐死昆虫；她喜欢看斗牛，喜欢看有关凶杀案的新闻，看到被告无罪开释总是生气。

“要过我和阿莉阿德娜的那种生活，需要很多钱才行。我那可怜的父亲把他的养老金，他的全部小小的收入，统统汇给我，还尽力替我借钱。有一次他回答我说：‘我没有了’[17]，我就给他打一个急电，要求他把田产抵押出去。不久以后我又要求他把田产做第二次抵押，以便筹款。这前后两个请求，他都毫无怨言地照办了，把全部款项统统汇给我，连一个小钱也没留下。可是阿莉阿德娜轻视生活实际，这些事全不在她的心上。我为了满足她那些疯狂的欲望而花掉成千的法郎，于是我像一棵老树那样发出呻吟声，她呢，却满不在乎地唱着《再会，美丽的那不勒斯》[18]。我渐渐对她冷下来，开始为我们的结合害臊。我原是不喜欢女人怀孕和生育的，然而现在有的时候却巴望有个孩子，有个孩子至少也可以成为过我们这种生活表面上的理由啊。为了不至于使自己彻底厌恶自己，我就开始游览博物馆，看画展，读书，吃得很少，不再喝酒。照这样从早到晚约束自己以后，我心里才算轻松一点。

“阿莉阿德娜也对我厌倦了。顺便说一句，她所征服的那些人都是平常人，使者和沙龙依旧没有出现，钱也不够，这就伤了她的心，使得她痛哭，最后她对我声明，她好像不反对回俄国了。喏，现在我们就在旅途上。她在动身以前最后几个月里，频繁地跟她的哥哥通信，她心里分明有秘密的打算，不过究竟是什么打算，那只有上帝知道。我已经懒得去揣摩她的鬼心思了。不过我们现在不是回乡下去，而是到雅尔塔，然后从雅尔塔去高加索。现在她只肯住在疗养地，可是但愿您知道我对这些疗养地痛恨到什么程度，在那种地方我觉得多么气闷，害臊。我现在一心想回乡下去！我现在一心想工作，用脸上的汗水挣来我的粮食，弥补我的过错。现在我觉得精力旺盛，似乎只要使出我的力量，不出五年就能赎回我家的田产。可是现在，您明白，遇到麻烦了。这儿不是在国外，而是在祖国俄罗斯，必须考虑正式结婚才行。当然，相互的吸引力已经过去，旧日的爱情连影子也没有了，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得跟她结婚。”

越讲越兴奋的沙莫兴同我一块儿走向下面的舱房继续谈论着女人。时间很晚了。恰好他和我住在同一个舱房里。

“现在只有在农村，女人才不落后于男人，”沙莫兴说，“在那边，女人跟男人一样思索，感觉，同样热心地为了文化而同大自然斗争。至于城里那些有钱、有知识的女人，却早已落后，返回原始状态，一半是人，一半是野兽了。由于这种女人的存在，人类的天才所争取到的很多东西已经丧失。女人渐渐消灭，由原始的雌性动物占据了她们的位子。知识妇女的这种落后形成严重的危机，威胁着文化。女人在退化运动中极力拉着男人跟她们走，妨碍男人前进。这是毫无疑义的。”

我问道：怎么能一概而论呢？怎么能根据阿莉阿德娜一个人来论断所有的女人呢？我认为，妇女对教育和两性平等的追求就是对于正义的追求，单是这种追求本身就否定了有关退化运动的说法。然而沙莫兴几乎不听我说话，不相信地微微笑着。这人已经成为妇女的热烈而坚定的憎恨者，要叫他放弃信念是办不到的。

“哎，算了吧！”他打岔说，“既然女人不把我看作人，看作跟她平等的人，却看作雄性的动物，而且她一生操心的仅仅是博得我的欢心，也就是占有我，那么这还谈得到什么充分公民权呢？哎，您可别相信她们，她们是非常非常狡猾的！我们男人为她们的自由操心，可是她们根本不需要这种自由，只不过装出需要的样子罢了。狡猾极了，狡猾得可怕哟！”

我已经觉得争论乏味，想睡觉了。我就翻一个身，脸对着墙。

“是啊，”我半睡半醒地听到他在说话，“是啊。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我们的教育，老兄。在城市里，对妇女的全部教育和培养实质上在于把妇女造就成为半人半兽，也就是教她们博得男人的欢心，能够征服男人。是啊，”沙莫兴叹道，“必须让女孩跟男孩一块儿受教育，学习，让他们永远在一起才对。应当把妇女教育得能够像男人那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不然，按她们自己的看法，她们永远是对的。要让女孩从小就明白男人首先不是爱人，也不是求婚者，而是在各方面跟她们一样的人。要教会她们按照逻辑思考，进行概括，不要一味对她们说她们的脑子比男人的轻，因而可以不关心科学和艺术，总之，不关心文化工作。鞋匠或者油漆匠的小学徒的脑子也比成年男人的脑子小，可是他参加共同的生存斗争，干活，受苦。还应当抛弃那种在生理方面，在怀孕和生育方面寻找借口的习气，因为第一，女人不是每个月都生孩子，第二，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生孩子，第三，正常的农村妇女在分娩的前一天在田里干活也不会出什么乱子。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做到最充分的平等。如果男人给女人端椅子，或者替她们拾起掉在地下的手绢，那就让女人也照这样回报男人。要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帮我穿大衣，或者给我端上一杯水，我是丝毫也不会反对的。……”

下面的话我一点也没有听见，因为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快要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天气潮湿，令人不快。船身不住地摇晃。沙莫兴跟我一块儿坐在甲板室里。他不知在想些什么，一句话也不说。那些竖起大衣领子的男人和脸色苍白、带着睡意的太太们听到通知喝茶的铃声，就陆续走下甲板。有一个年轻而十分漂亮的太太，也就是在沃洛奇斯克对海关官员发脾气的那位太太，在沙莫兴面前站住，带着任性的、像撒娇的孩子那样的神情对他说：

“让[19]，你的小鸟儿晕船了！”

后来，我住在雅尔塔，看见这位漂亮的太太骑着一匹溜蹄马奔驰，后面有两个军官几乎跟不上她。有一天早上，我还看见她坐在堤岸上，戴着弗利季亚帽[20]，系着一条小围裙，用颜料画一幅习作，离她不远处站着一大群人在欣赏她。经人介绍，我跟她相识了。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带着痴迷的神情瞧着我，用甜蜜的、歌唱似的声音向我道谢，说是我的作品给了她很大的快乐。

“别相信她的话，”沙莫兴悄悄地对我说，“您的作品她一篇也没看过。”

有一天黄昏前我在堤岸上溜达，遇见沙莫兴。他抱着几个很大的纸包，那里面是凉菜和水果。

“玛克土耶夫公爵来了！”他高兴地说，“昨天他跟她那迷信招魂术的哥哥一块儿来的。现在我才明白当初她跟她哥哥通信说了些什么！主啊，”他眼望着天空，把那些纸包按在他的胸膛上，接着说，“要是她跟公爵配成一对，那我可就自由啦，我就可以回乡下去找我的父亲了！”

说完，他往前跑去。

“我开始相信那些魂灵了！”他回过头来，对我喊道，“伊拉里昂爷爷的魂灵似乎预告的是真事！啊，但愿如此！”

这次相逢以后第二天，我从雅尔塔动身走了，至于沙莫兴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结束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1] 玛克斯·诺尔道（1849—1924），玛克斯·齐德费尔德的笔名，德国政论家，文学家和医学博士，认为一切都处在退化的过程中。——俄文本编者注

[2]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

[3] 韦利特曼（1800—1870），俄国作家，他的观点接近斯拉夫派。

[4] 18世纪末德国医师哈涅曼创立的一种医疗学派，用极微量能使健康身体得某种病的药医治该病。

[5] 一种迷信活动：把死人的灵魂招来，与活人通信息。

[6] 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7] 莫斯科的两家著名的饭店。

[8] 基督教《圣经》中关于上帝降洪水消灭世界活物的故事。据《创世记》载，上帝见当时人世罪恶弥漫，决心用洪水毁灭地上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人；唯命“义人”挪亚造方舟率全家避入。

[9] 原文为法语。

[10] 原文为法语。

[11] 欧洲某些国家（荷兰、德国、奥地利）旧时金币（后改为银币）的名称。

[12] 这些城都在意大利。

[13] 原文为法语，包括牛奶咖啡、面包和黄油。

[14] 原文为法语。

[15] 一种饲料。

[16]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俄国的一个反动作家。

[17] 原文为拉丁语。

[18] 原文为意大利语。

[19] 法国的人名，相当于俄国的伊凡。

[20] 锥形高帽，尖顶向前倾折，通常为红色，被认为自由的象征，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党人曾戴这样的帽子。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一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某省某县，住在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上。他是个青年人，起床很早，平时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每到傍晚就喝啤酒，老是对我抱怨说，他从没得到过任何人的同情。他在花园中一所小房里住着，我却住在地主的老宅子一个有圆柱的大厅里，那儿除了我用来睡觉的一张宽阔的长沙发和我用来摆纸牌卦[1]的一张方桌以外，别的家具一无所有。那儿的一个亚摩司式的旧火炉里，哪怕在没风的天气，也老是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而在暴风雨的时候，整个房子就都颤摇，仿佛要咔嚓一声倒下来，土崩瓦解似的，特别是夜里，所有十个大窗子突然被闪电照亮，那才有点吓人呢。

我命中注定了经常闲散，简直什么事也不做。我一连几个钟头从我的窗子里望出去，瞧着天空，瞧着飞鸟，瞧着林荫道，或者把邮递员给我送来的信件报纸之类统统读完，或者睡觉。有的时候我走出房外，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散步，直到暮色很深才回来。

有一次我走回家来，无意中闯进一个我不熟识的庄园里去了。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在开花的黑麦地里铺开来。有两行老云杉立在那儿，栽得很密，生得很高，好比两堵连绵不断的墙，夹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巧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那条林荫道走去，地上盖着云杉的针叶，有一俄寸厚，走起来滑脚。那儿安静而阴暗，只有树梢高处有的地方颤抖着明亮的金光，蜘蛛网上闪着虹彩。空中有一股针叶的气味，浓得叫人透不出气来。后来我拐一个弯，走上一条两旁是椴树的长林荫道。这儿也荒凉而古老，去年的树叶悲伤地在我的脚下沙沙响。树木之间的昏光里隐藏着阴影。右边古老的果园中有一只金莺用微弱的嗓音不起劲地歌唱，它一定也老了。可是后来椴树林也到了尽头，我走过一所有露台而且带阁楼的白房子。出乎意外，我的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地主的庭院，一个宽阔的池塘，边上有个浴棚，栽着一丛碧绿的柳树。对岸有一个村子，矗立着一座高而窄小的钟楼，楼顶上的十字架映着夕阳，像在燃烧。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亲切而又很熟悉的东西的魅力，倒好像以前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景物似的。

一个石砌的白色大门口由院子里通到野外，大门古老而坚固，上面雕着狮子，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年纪大一点的那个，生得苗条，苍白，很美，头上的栗色密发蓬蓬松松，长着一张倔强的小嘴，神态严峻，看也不看我。另一个还十分年轻，不过十七八岁，也苗条而苍白，生一张大嘴和一双大眼睛，看见我路过就惊奇地瞧着我，说了句英国话，神情忸怩。我觉得那两张可爱的脸以前也好像早就认识似的。我一面走回家去，一面觉得仿佛做了一场美梦。

这以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正在我们的房子附近散步，忽然出乎意外，有一辆安着弹簧的四轮马车沙沙响地滚过草地，走进院子里来，车上坐着的就是那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是年纪大一点儿的那个。她是带着认捐单来替遭了火灾的人募捐的。她眼睛没有看着我们，严肃而详尽地向我们说明西亚诺沃村有多少所房子烧毁，有多少男女村民和儿童无家可归，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步骤，而她现在就是那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她要我们写下认捐的款项以后，收起认捐单，立刻开始告辞。

“您完全忘了我们，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以便握手，“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愿意看一看他的才能的崇拜者在怎样生活而光临寒舍，我的母亲和我是会很高兴的。”

我鞠躬。

她走后，彼得·彼得罗维奇讲起来。这个姑娘，依他的说法，是上流人家出身，名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娃，她同母亲和妹妹所住的庄园，如同池塘对岸的村子一样，都叫谢尔科夫卡。她父亲从前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做到三品文官，后来去世。尽管广有家财，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却不论冬夏总是住在乡下，从不离开。莉季娅在她们的谢尔科夫卡村一个由地方自治局开办的学校里做一名教师，每个月领二十五个卢布的薪金。她自己的用项全靠这笔钱开支，由于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是个很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也许，过一天我们到她们家里去一趟吧。她们见到您会很高兴。”

有一个假日，我们吃过中饭以后，想起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就动身到谢尔科夫卡去。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以前大约很美，现在却未老先衰，害着哮喘病，神态忧郁，精神恍惚，极力跟我谈绘画。她从女儿那儿知道我也许会到谢尔科夫卡来，就连忙回想她在莫斯科的画展上见过我的两三张风景画，现在就问我在那些画里打算表现什么。莉季娅，或者按她在家里的称呼，莉达，大半在跟别洛库罗夫说话，很少跟我谈天。她神情严肃，不带笑容地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局去工作，为什么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这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道，“这不好。该害臊才是。”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这不好。”

“我们全县都由巴拉京把持在手心里，”莉达转过身来对着我，继续说，“他自己做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主席，把县里所有的职位都分给他那些侄子和女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斗争才行。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一派，可是您看，我们的青年人是什么样子。该害臊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

妹妹叶尼娅在他们议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没有开口。她从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的人还没有把她看成大人，由于她小而叫她米修司，因为她小时候就是把她的家庭女教师叫做Mucc[2]的。她一直带着好奇心瞧我，临到我翻看照片簿，她就解释说：“这是舅舅……这是教父。”而且伸出小小的手指头指点照片。这时候她就像小孩子那样把肩膀挨着我，我就近看见了她那柔弱而没有发育起来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由腰带勒紧的苗条身材。

我们玩槌球，打lown-tennis[3]，在花园里散步，然后在晚饭席上坐很久。在立着圆柱而且又大又空的厅里住过以后，来到这个不大而又舒适的房子里，看见墙上不贴粗俗的彩色画片，听见大家对仆人一律称呼“您”，我感到颇为自在。由于有莉达和米修司在场，在我的心目中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一切都带着正派的意味。晚饭席上，莉达又对别洛库罗夫谈起地方自治局，谈起巴拉京，谈起学校图书室。她是个活跃、真诚、有信念的姑娘，听她讲话是有趣的，只是她讲得太多，声音太响，也许这是因为她在学校里讲课讲惯了吧。可是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从大学时代起就养成习惯，喜欢把一切谈话都变成争论，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疲沓冗长，明明要显出他自己是个聪明进步的人。他比划手势，而他的袖子却带翻了佐料碟，弄得桌布上湿了一大摊，不过除了我以外，好像谁也没看见似的。

我们回家的路上，黑暗而清静。

“良好的教养不是表现在自己不把佐料碟碰翻在桌布上，而是表现在别人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只做不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叹了口气，“是啊，这是很好的、有知识的一家人。我已经跟上流人隔绝了，唉，完全隔绝了!而这全是因为工作，工作啊!”

他讲起人要是做一个模范的农业经营者，就非辛苦工作不可。我却心里暗想：他是个多么沉闷懒散的人!他一严肃地谈到什么事，就紧张地拖长“啊”的尾音，工作起来也像说话那样慢吞吞，老是迟误，错过时机。我对他的办事才干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托过他把信带到邮局去寄，他却一连几个星期揣在口袋里忘了寄。

“最痛心的，”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说，“最痛心的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点同情也得不到!”

二

我从此常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去，照例我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坐着。我被不满意自己的心情煎熬着，为我的生活惋惜，它过去得那么快，那么没有趣味。我老是在想：我的心变得那么沉重，要能把它从胸膛里挖出去才好。同时露台上有人在说话，或者可以听见连衣裙的窸窣声，或者有人在翻书页。不久我就习惯了这儿的生活：白天莉达总是给病人看病，分发书籍，常常不戴帽子，打着阳伞到村子里去，傍晚就大声谈论地方自治局，谈论学校。这个苗条美丽、神态永远严峻、小嘴轮廓优美的姑娘开口谈正事的时候，总是干巴巴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不在我的图画里画人民的困苦，而且依她看来，我对她所坚定地相信的工作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想起从前我在贝加尔湖[4]畔遇到过一个布略特族的姑娘，穿着中国蓝布的衬衫和裤子，骑着马，我问她能不能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轻蔑地瞧着我的欧洲人的脸容和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跟我讲话，吆喝着马，疾驰而去。莉达恰好也是这样把我看做外路人而蔑视我。外表上她一点也不露出厌恶我的样子，不过这一点我是能感觉到的，于是我坐在露台的下面一层台阶上，生出一肚子闷气，就说，自己不是医生而给农民治病，无异于欺骗农民，再者自己有两千俄亩土地而要做慈善家，那是很容易的。

至于她的妹妹米修司，却丝毫也没有什么操劳的事，跟我一样十足悠闲地打发她的生活。她早晨起床以后，立刻拿过一本书来，在露台上一把很深的圈椅上坐下，两只小小的脚几乎挨不到地，开始看书，要不然就拿着书躲到椴树的林荫道上去，再不然索性走出大门以外，到旷野去。她成天价读书，贪婪地看着书本，只因为她的目光有的时候变得疲乏而呆板，而且她的脸色极其苍白，别人才能猜出这种阅读使得她的脑筋多么劳累。每逢我到这儿来，她见到我就微微涨红脸，活泼起来，睁着她的大眼睛，讲起家里发生的事，例如仆人的房间里煤烟起了火，或者工人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日她照例穿着淡色的衬衫和蓝色的裙子。我们一起散步，摘些樱桃做果酱用，或者划船。每逢她跳起来够樱桃，或者划动船桨，她的瘦弱的胳膊就从肥大的衣袖里露出来。或者我在画一个速写稿，她就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

七月末一个星期日，早晨九点钟光景，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我在花园里蹓跶，离正房相当远，寻找白蘑，今年夏天这种菌生得多极了。然后我在白蘑旁边做上记号，准备以后跟叶尼娅一块儿来采。空中刮着暖和的风。我看见叶尼娅和她的母亲都穿着假日的浅色连衣裙，从教堂走回家来，叶尼娅拉住帽子，怕风吹掉。后来我听见她们在露台上喝茶。

对我这个一无牵挂而且为我的经常闲散寻找理由的人来说，夏天，在我们庄园里，这类假日的早晨总是格外迷人的。每逢碧绿的花园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显得那么幸福，每逢房子附近弥漫着木樨草和夹竹桃的香气，青年人刚从教堂里回来，在花园里喝茶，每逢大家都装束得那么可爱，高高兴兴，每逢你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暖、美丽的人在这漫长的一整天里什么事也不会做，你就不由得希望整个生活都能这样才好。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着，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准备照这样没有工作、没有目标地走它一整天，走它整整一个夏季。

叶尼娅提着一个篮子走来。她脸上带着那么一种神情，仿佛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园子里找到我似的。我们采菌，谈话，每逢她问我什么话，她就走到前边去，看一看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子里发生了奇迹，”她说，“瘸腿的女人佩拉格娅病了整整一年，任什么医师和药物都无济于事，可是昨天来了一个老太婆，嘴里念了一阵，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光是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就不是奇迹?还有生活本身呢?凡是不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奇迹。”

“您对不能理解的东西就不害怕?”

“不。我见着我不理解的现象，总是勇敢地迎上前去，不对它屈服。我比它们高。人应当感到自己高于狮子、老虎、繁星，高于自然界的万物，甚至高于不可理解的以及似乎是奇迹的东西，否则他就算不得人，而是见着什么都怕的老鼠。”

叶尼娅认为我既是艺术家，就知道很多的东西，而且能够准确地猜出我不知道的东西。她希望我把她领到永恒和美的领域里去，领到我必定十分熟悉的、高一等的世界里去。她跟我谈上帝，谈永恒的生活，谈奇迹的东西。我不承认在我死后我和我的想象力会永久消灭，就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永恒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她听着，相信了，也不要求我提出证据来。

我们往正房走去，她忽然停住脚，说：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这样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能为她牺牲我的性命。不过您说说看，”叶尼娅伸手摸了摸我的衣袖说，“您说说看，为什么您总是跟她争论?为什么您生气呢?”

“因为她说得不对。”

叶尼娅不以为然地摇头，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

“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啊!”她说。

这时候莉达不知刚从哪儿回来，站在门廊那儿，手里拿着马鞭子，苗条，美丽，照着阳光，在对一个工人交代什么话。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给两三个病人看过病，后来带着办事的操心脸色走遍各处房间，时而打开这个立柜，时而打开那个立柜，不久又走上阁楼去。大家找了她很久，叫她吃午饭，可是直到我们吃完菜汤，她才来吃。所有这些琐碎的细节不知什么缘故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很喜爱，就连那一整天，虽然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饭后叶尼娅靠在一把深圈椅里看书，我在露台的底下一层台阶上坐着。我们没有讲话。整个天空乌云四合，下起稀疏的细雨。天热，风早已止住，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似的。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走到露台上我们这边来，带着睡意，摇着扇子。

“啊，妈妈，”叶尼娅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身体是有害的。”

她们相亲相爱。一个人走进花园里，另一个人就站在露台上，瞧着树林，叫道：“喂，叶尼娅!”或者：“妈妈，你在哪儿呀?”她们两个人老是一块儿祷告，有共同的信仰，即使不讲话，也彼此了解得很清楚。她们对外人的态度也相同。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不久也跟我处熟，相好了，只要我有两三天没去，就打发人来问我身体好不好。她也像米修司那样热心地瞧我的画稿，也那么不嫌烦琐，一老一实地告诉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常常向我透露她的家庭秘密。

她对大女儿是极其尊崇的。莉达从来也不撒娇，只讲严肃的事。她过着她的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而略微带点神秘的人，犹如水兵看待老是坐在舰长室里的海军上将一样。

“我们的莉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不是吗?”

这时候细雨飘飞，我们谈起了莉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像阴谋家那样压低了嗓子，战兢兢地回头看一眼，补充说，“这样的人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不过呢，您知道，我却也渐渐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挺好，可是何必走极端呢?要知道，她已经二十三岁出头，现在总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了。老是这么为书本和药品忙碌，却没有看见生活在过去……应该出嫁了。”

叶尼娅由于专心看书而面色苍白，头发蓬乱，微微抬起头来，仿佛自言自语似的，瞧着母亲说：

“妈妈，一切都是天意!”

她又埋下头去看书。

别洛库罗夫来了，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我们在晚饭席上坐很久，莉达又讲起学校，讲起把全县把持在手里的巴拉京。这天傍晚我从沃尔恰尼诺娃家里出来，带走了长而又长和闲散无事的这一天的种种印象，忧郁地感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多么长久，总是要完结的。叶尼娅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因为这一天从早到晚我都是跟她在一起度过的，我觉得我缺了她似乎感到寂寞无聊，觉得这个可爱的家庭对我来说是亲近的，于是在这整个夏季当中我头一次起意要认真画我的画了。

“您说说看，为什么您生活得这么枯燥无味，毫无光彩?”我跟别洛库罗夫一块儿走回家去，对他说，“我的生活乏味，沉闷，单调，那是因为我是个画家，我是个怪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嫉妒、不满意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工作之类的心情就把我折磨得好苦，我素来贫穷，我是个流浪汉。可是您呢，您是个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主人，那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没有趣味，从生活里取得的这么少呢?比方说，您为什么至今没爱上莉达或者叶尼娅呢?”

“您忘了我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说。

他指的是他的女伴柳博芙·伊万诺夫娜，跟他同住在那所小房里。我每天看见那个极其丰满而近乎肥胖的女人神态尊严，近似一只养得过肥的母鹅，在花园里散步，穿着俄国式的衣服，戴着项链，老是打着阳伞 ，仆人不时去叫她吃饭或者喝茶。三年前她租下一间厢房做别墅用，就此在别洛库罗夫家里住下，看样子要永远住下去了。她比他年纪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每次他走出家门，都要先征得她的许可。她常用男人的嗓音痛哭，在那样的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不止住哭，我就从宅子里搬走，她才不哭了。

等我们走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就在长沙发上坐下，皱起眉头思索着。我开始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感到一阵淡淡的激动，就像在恋爱似的。我有心谈一谈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

“莉达只能爱像她那样热中于医院和学校的地方自治工作者，”我说，“啊，为了那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做地方自治工作者，甚至不妨像神话所说的那样穿破铁鞋呢。还有米修司呢?这个米修司多么可爱啊!”

别洛库罗夫开始讲一种时代病：悲观主义，说得很长，拖着长音念“啊”字。他讲得振振有辞，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倒好像我在跟他争论似的。你看见一个人坐在那儿，不住说话，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走掉，那你心中郁闷透了，哪怕几百俄里方圆的荒凉单调而又干枯的草原也不致引起这样的郁闷。

“问题不在于悲观主义，也不在于乐观主义，”我气愤地说，“而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脑筋。”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指的是他，生了气，走掉了。

三

“公爵在马洛泽莫沃村做客，问你好，”莉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了许多有趣的事……他答应在全省会议上重提在马洛泽莫沃村开设医疗所的问题，不过他说：希望不大。”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总是忘记您对这种事不会发生兴趣。”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会发生兴趣呢?”我问，耸起肩膀，“这只不过是您不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罢了，不过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感兴趣的。”

“是吗?”

“是的。依我的看法，在马洛泽莫沃村设立医疗所是完全不需要的。”

我的气愤感染了她。她瞧着我，眯细眼睛，问道：

“那么什么才需要?风景画吗?”

“连风景画也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完手套，打开刚才邮递员送来的报纸。过一分钟，她分明按捺住她的怒火，轻声说：

“上个星期安娜因为难产而死掉了，可是如果附近有个诊疗所，她就会活下来。连风景画家先生们，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得有某种信念才对。”

“我在这方面有很明确的信念，我向您担保，”我回答说，她却用报纸遮住她的脸，仿佛不愿意听似的，“照我看来，医疗所啦，学校啦，读书室啦，药房啦，在现在条件下是只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拴住，您不是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些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信念。”

她抬起眼睛来瞧着我，冷冷地一笑。我极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继续说道：

“重要的不是安娜死于难产，而是所有那些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从一大早到天黑弯着腰操劳，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而生病，一生一世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发抖，一生一世害怕死亡和疾病，一生一世医病，很早就憔悴，很早就苍老，在污秽和恶臭当中死掉。她们的孩子长大了，重演那套旧故事，这种情形已经有好几百年，千千万万的人只为有一口饭吃而生活得比牲畜都不如，经常担惊害怕。他们的处境的全部惨痛就在于他们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灵魂，没有工夫想到他们的形象和样式[5]。饥饿、寒冷、牲畜般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那样压下来，把他们通往精神活动的条条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动才是人和牲畜的区别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东西。您用医院和学校去帮助他们，可是您用这些东西并没有解除他们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奴役状态，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里带来了新的迷信，给他们增添了需求的项目，更不要说他们为了买发泡膏和书本就得付钱给地方自治局，因而就得更加弯着腰劳动了。”

“我不想跟您争论，”莉达放下报纸说，“这种话我已经听见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人不能揣起手坐着不动。不错，我们没有拯救人类，而且也许在许多方面还犯了错误，不过我们是在做我们所能做的事，那我们就是对的。有文化的人最崇高神圣的任务就在于为人们服务，我们就是在尽我们的能力服务。您不满意，可是话说回来，一个人做事不能叫人人都满意。”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说。

有莉达在座，她总是胆怯，一面讲话，一面不安地瞧着她，深怕自己说出什么多余的或者不得当的话来。她从不反驳她的话，总是同意；说得对，莉达，说得对。

“教农民识字，给他们看思想冬烘和文笔粗俗的书本，为他们开设医疗所，那是既不能消除蒙昧，也不能减少死亡率的，就像您窗子里的光照不亮广大的花园一样，”我说，“您没有给他们任何好处。您干预这些人的生活的结果，无非是创造了新的需求，新的劳动理由而已。”

“哎呀，我的上帝，可是要知道，人总得做事才行!”莉达懊恼地说，从她的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认为我的见解无聊，而且鄙视它。

“必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放出来，”我说，“必须松掉他们的枷锁，给他们喘息的时间，让他们不致一辈子守在炉灶和洗衣盆旁边，守在田野上，也有时间考虑灵魂，考虑上帝，可以广泛地发挥他们的精神能力。每个人的使命就在于精神活动，在于探讨真理和生活意义。等到您使得粗笨的、牲畜般的劳动在他们成为不必要，使得他们感到自由，那您就会看出那些书本和药房是什么样的嘲弄了。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的就只有宗教、科学、艺术，而不是那些无聊的东西。”

“解除劳动!”莉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可能。您自己分担一份他们的劳动就行。如果我们大家，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无一例外，全体同意：凡是人类用来满足生理需要而耗费的劳动由大家平均承担，那我们每个人也许一天只要工作两三个钟头就够了。请您设想一下，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每天只工作三个钟头，我们其余的时间一概是空闲的。您再设想一下，为了少依赖体力，少辛苦，我们发明机器来代替劳动，而且极力把我们的需求的项目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我们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寒冷，让我们不致像安娜、玛芙拉、佩拉格娅那样经常为她们的健康发抖。请您设想一下，我们不医病，不开药房、烟厂、酿酒厂，那么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空闲的时间!我们大家就共同把这种闲暇献给科学和艺术。如同有的时候整个村社的农民一齐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齐心合力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我相信，真理会很快为人们所发现，人类就会摆脱对于死亡的那种经常痛苦不堪的恐惧，甚至会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自相矛盾，”莉达说，“您说科学，科学，可是您又反对识字。”

“我反对的是在只有酒店的招牌可看和偶尔有几本看不懂的书可读的情况下教人识字。这样的识字从留里克[6]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的彼得鲁希加[7]早就会读书，可是乡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也还是什么样子。需要的不是识字，而是广泛发挥精神能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也反对医学。”

“是的。医学只有在以疾病作为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医病的时候才是需要的。真要是谈医治，那么要医治的也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消除了主要的病因，体力劳动，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说，“科学和艺术，如果是真正的科学和艺术，那就不是致力于暂时的目标，不是致力于局部的目标，而是致力于永恒而普遍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意义，探索上帝和灵魂。如果把它们同当代的贫困和怨恨结合在一起，同药房和图书室结合在一起，那它们反而会使生活复杂，加重生活负担。我们有许多医师、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也多起来，然而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诗人却完全没有。人的全部智慧、全部精神力量都用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就过去的需要上了……科学家、作家、画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生活的舒适在一天天地增长，肉体方面的需求在加多，可是真理却还远得很，人像以前一样仍旧是最残暴卑劣的野兽，整个局势趋向于人类大多数退化，永远失去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画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有才能，他的地位就越古怪，越不可理解，因为仔细一看，原来他工作是供残暴卑劣的野兽消遣，维护现行社会制度的。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无意工作……什么都不需要，叫这个世界掉到地狱里去才好!”

“米修司，你出去。”莉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话对那样年轻的姑娘有害。

叶尼娅凄凉地看一看姐姐和母亲，走出去了。

“凡是打算为自己的漠不关心辩解的人，总是说这一类的漂亮话，”莉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莉达，说得对。”母亲同意道。

“您口口声声说您不工作了，”莉达继续说，“显然，您对您的工作估价很高。那我们就不要再争吵，我们永远也谈不拢，因为您方才那么鄙夷地评价过的图书室和药房，即使设备极不完善，我也认为高于世界上的一切风景画。”说完，她立刻转过脸去对着她的母亲，用完全不同的口气说：“公爵自从到我们这儿来过以后，瘦得多，模样大变了。他们要把他送到维琪[8]去。”

她对她母亲谈公爵，是为了不跟我说话。她脸色通红，为了掩盖她的激动，她像近视眼那样，弯下腰去凑近桌子，做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坐下去，就会惹人不愉快。我就告辞，回家去了。

四

外面很安静，池塘对面的村子已经睡熟，一点灯火也看不见，只有池塘的水面上映着繁星的淡光而微微发亮。在雕着狮子的大门旁边，叶尼娅站着不动，她在等我，为的是送我一程。

“村子里大家都睡了，”我对她说，极力在黑地里看清她的脸，见到一对悲伤的黑眼睛瞧着我，“酒店老板和偷马贼都安然地睡了，而我们这些上流人却互相生气，争吵不休。”

那是八月间一个忧郁的夜晚，其所以忧郁，是因为已经有秋意了。月亮正在从紫红的云里钻出来，略微照亮道路以及两旁乌黑的冬麦田。常有星星坠落下来。叶尼娅跟我并排在道路上走着，她极力不看天空，免得看见陨落的星星，不知什么缘故那些星使她害怕。

“我觉得您说得对，”她说，由于夜间的潮气而冷得发抖，“如果人们能够共同献身于精神活动，他们不久就会了解一切。”

“当然。我们是高级生物，如果我们真正认清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只为高尚的目标生活，我们就会变成跟天神一样。可是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人类会退化，天才连影踪也剩不下。”

等到大门已经看不见，叶尼娅就停住脚，匆匆握一下我的手。

“晚安，”她颤抖着说，她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衫，冷得缩起脖子，“您明天来吧。”

我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闷气，对自己和别人都不满意，就害怕起来，也极力不去看那些陨落的星星。

“您再陪我一会儿吧，”我说，“我求求您。”

我爱叶尼娅。我所以爱她，大概是因为她总是接我和送我，因为她温柔热情地瞧着我。她的苍白的脸、她的细脖子、她的瘦胳膊、她的娇弱、她的闲散、她的书，都是多么美丽动人!智慧吗?我不能断定她有不同寻常的智慧，不过我欣赏她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想法跟严峻美丽而不喜欢我的莉达不同。叶尼娅爱我是因为我是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满心想只为她一个人绘画，我把她幻想成我小小的皇后，跟我一块儿去占领那些树木、田野、迷雾、彩霞，占领那美妙迷人的大自然，而在那里我一直感到孤独得心灰意懒，感到我是个多余的人。

“您再留一会儿吧，”我要求说，“我求求您了。”

我脱掉我身上的大衣，披在她的受冻的肩膀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可笑而难看，就笑起来，把它扔在地下。这时候我就抱住她，不住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明天见!”她轻声说，小心地、仿佛深怕侵犯夜晚的宁静似的，拥抱我，“我们一家人之间是不隐瞒彼此的秘密的，我得马上去告诉妈妈和姐姐……这真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喜欢您，可是莉达呀!”

她往大门口跑去。

“再见!”她叫道。

然后有两分钟光景我听见她在奔跑。我不想回家去，再者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家。我犹豫不定地站了一会儿，慢吞吞地退回去，想再看一看她住的那所房子，那所可爱的、纯朴的、古老的房子。阁楼上的窗子像眼睛似的瞧着我，显得什么事情都了解似的。我走过露台，到了网球场旁边，在老榆树底下摸着黑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从那儿瞧着那所房子。米修司就住在阁楼里，那儿的窗子射出明亮的光，后来变成柔和的绿色，那是因为灯上加了一个罩子。人影在移动……我满腔的温情，心里平静，满意自己。我满意的是我还能够入迷，能够爱人，同时我又觉得不自在，因为我想到这时候，离我几步远，在那所房子的一个房间里住着莉达，她不喜欢我，也许还痛恨我。我坐在那儿，一直等着，不知道叶尼娅会不会出来。我倾听着，觉得阁楼里好像有人在谈话似的。

将近一个钟头过去了。绿色的光熄灭，人影看不见了。月亮高高地停在房子上空，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小径。房子前面的花坛里，大丽花和玫瑰花可以看得很清楚，似乎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很冷了。我就走出花园，在路上拾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

第二天午饭后，我来到沃尔恰尼诺娃家里。通到花园里去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在露台上坐了一会儿，等着叶尼娅随时会从花坛后面走到网球场上来，或者在一条林荫道上出现，或者她的说话声从房间里传出来。后来我走进客厅，又走进饭厅。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走过一条长过道，来到前厅，然后又退回去。这儿，在过道上，有几个门口，其中的一个门里响起莉达的说话声。

“上帝……送给……乌鸦……”她大声说，拖着长音，大概在教人默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是谁呀?”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忽然叫道。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在教达霞功课。”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今天早晨她同妹妹动身到平扎省我的姨母家里去了。而且她们今年冬天大概要出国……”她沉吟一下，补充道，“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写完了吗?”

我走到前厅，什么也没想，站住，从那儿眺望池塘，眺望村子，莉达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一小块干酪……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干酪……”

我顺着第一回到这儿来的路走出庄园去，只是顺序相反：先从院子里走进花园，经过正房，然后顺着椴树的林荫道走去……在那儿，一个小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封短信。“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读那封信，“我不能违拗她而伤她的心。求上帝赐给您幸福，您原谅我吧。但愿您知道我和妈妈哭得多么悲伤!”

后来是那条云杉的幽暗的林荫道、坍倒的栅栏……田野上，那时候黑麦开花，秧鸡鸣叫，现在却只有些母牛和腿上套着绊绳的马在徘徊。高坡上有些地方生出绿油油的冬麦。日常的清醒心情来到我的心头，我不由得为我在沃尔恰尼诺娃家里讲过的那些话害臊，跟以前一样感到生活乏味。我回到家里，收拾行李，当天傍晚就动身到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不久以前有一次我动身到克里米亚去，在火车上遇见别洛库罗夫。他还是像先前那样穿着腰部带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等到我问起他身体可好，他就回答说：托福托福。我们谈起来。他已经卖掉他原有的庄园，另外买了一处小一点的，写在柳博芙·伊万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恰尼诺娃一家人，他讲得不多。莉达，依他说来，仍然住在谢尔科夫卡，在学校里教儿童读书。她逐步在她的四周聚合了一群同情她的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局的选举中“击败了”一直把全县把持在手心里的巴拉京。关于叶尼娅，别洛库罗夫只告诉我说，她没在家里住着，不知到哪儿去了。

我已经在开始忘掉那所带阁楼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绘画或者读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想起那窗子里的绿色灯光，或者想起那天晚上我这个堕入情网的人走回家去，冷得搓着手，我的脚步在野地里踩出来的响声。更加少有的是某些时候，孤独煎熬着我，我满心凄凉，就不由得模模糊糊地想起往事，于是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开始觉得她也在想我，等我，我们会见面的……

米修司，你在哪儿啊?

[1] 摆纸牌猜卦。

[2] 英语：小姐的译音。

[3] 英语：网球（原文如此）。

[4] 在西伯利亚的东部，中国境外的西北部（顺便提到，一八九〇年契诃夫赴库页岛时路过此地）。

[5] 指上帝或人的尊严，典出《旧约·创世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6] 留里克，俄罗斯的建国者，八六二至八七九年在位。

[7]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主人公乞乞科夫的仆人。

[8] 法国城名，那儿有矿泉，是疗养地。

题解

《恐惧》

我的朋友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时报》第六〇四五号上。

一八九三年，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作者的小说集《第六病室》。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稍作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六卷。

一八九三年三月间，“媒介”出版社要求作者允许将该小说转载在它拟出版的一个作品集内，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写信答复当时“媒介”出版社的领导人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说：“……我认为，《恐惧》不适于让‘媒介’转载。”

《匿名氏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三年二月和三月《俄罗斯思想》杂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

该小说经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六卷。作者修改时，将该小说大加删削，并作了大量文字上的润色。例如，该小说第十一章在“我早就不弹琴了”之后，作者删掉了下列一段文字：“他勉强坐下，想了想，动手弹贝多芬的《幻想曲》。他弹得多好啊！我听着，先是想哭，不知什么缘故，记起那次决定我命运的老人的来访，后来觉得，我的生活还不像我想的那么糟，从今天起我可以重新开始过我的生活。肺痨病并不碍事，这种病是可以在开罗或者马德拉群岛治好的。在这个世界上，使人能够过到快乐、丰富、高尚的生活的东西，多得很！我浮想联翩，然而使我大为苦恼的是，格鲁津很快就弹得走了调，乱弹起来了。

“‘干亲家！’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伤心地说。

“‘全都忘光了！’格鲁津叹道。

“他眼望着天花板，左想右想，然后带着热情，美妙地弹奏柴可夫斯基的两个曲子，一个是《船夫曲》，一个似乎是《雪花莲》。”

又如，第八章在“雇来的雪橇早已在大门口等着了”之后，原文是这样：“叶菲木和达尼罗是奥尔洛夫所宠爱的听差，得过他的不少赏钱，被他纵容坏了，此刻做出一副样子，仿佛他们和他们的马，纯粹是为了他一个人才存在的。两个人都肥胖，贪心，对待我又轻视又粗暴。看门人告诉我说，他俩每逢没事干的时候，就带上波丽雅傍晚坐马车出去兜风，因此她做了他们的情妇，把她从主人那儿偷来的物品卖给他们。像奥尔洛夫这样的人连想也没有想到过，他们的钱以至他们的生活，是使半个彼得堡腐败、发霉的很好的培养基。”

又如，该小说第十三章在“您离开这儿打算到哪儿去”之后，删去了下列一段：

“我走到她跟前，带着哭音温柔地继续说道：‘您要相信我，我求求您。在彼得堡您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不过另一方面，却有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您总该允许我这样称呼自己吧？我请求您，不要回到这伙人身边来！这儿的空气恶劣，腐败！这班庸俗的绅士只有在他们最想谈情说爱、兴致勃勃的时候才需要您（这话是他自己说的），在这儿，只有您打扮得漂漂亮亮，说俏皮话，弄虚作假，巧妙地欺骗丈夫的时候才需要您；至于热情，纯洁，明豁的智慧，真诚的见解等，这是屠格涅夫的老一套，不高明的小说里的把戏，都是乏味而且妨碍生活的。先前，您到奥尔洛夫这儿来，以为您在履行您的义务，其实，从头一天起他们就嘲笑您，给您喝倒彩。您凭着纯情女子的朴实心思，自以为您是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实际上人家却认为您是个十分可笑、惹人厌烦的情妇，无论用什么办法也甩不掉。他倒成了您的牺牲品。全彼得堡都知道，因为您搬来，害得他这个可怜虫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了。他到处发牢骚，极力大声地发笑，因为他难为情，难为情得很，因为他那么愚蠢地上了钩，没料到会闹出笑话来，也就是没料到您会搬到他这儿来。跟这种人一起生活，爱他们，跟他们搞在一起，无异于扮演一个屈辱的可怜角色。躲开他们，离他们远远的！’我怀着很久不曾有过的奋激心情热烈地继续说道，而且深深相信我说的话，和我想说的话，‘您得离开这班可鄙的、跟您格格不入的人，到另一群人当中去。在那儿您才会找到配得上您的位置。……’”

该小说的构思是在八十年代末产生的。一八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契诃夫写信给他的朋友古烈维奇说，《匿名氏故事》他是“在一八八七至一八八八年开始写作的，当时并不打算将它发表，后来就丢开不写了。……”一八九一年，契诃夫又回到这个作品上来。

一八九一年九月三十日，契诃夫写信给阿尔包娃，有关她要求契诃夫再为《北方通报》杂志写稿一事答复说：“……我几乎已经给您准备好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草稿已经写完，然而还没有修改，也没有誊清。至多再过一两个星期，工作就可以干完。它的题名是《我的病人的故事》。可是我心里充满着非常严重的疑虑：书报检查官能放过它吗？要知道，《北方通报》是必须送书报检查官审查的刊物；虽然我的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宣传有害的学说，可是书报检查官可能不喜欢其中的那些人物。这个故事是以一个过去的社会主义者的名义叙述的，小说中的头号男主人公是内务副大臣的儿子。在我的笔下，那个社会主义者也好，副大臣的儿子也好，都是温和的人，在小说里都没搞政治；然而我仍旧担心，或者至少认为向公众发表这篇小说为时尚早。我会把小说寄给您，请您读一遍，然后决定该怎么办。”这种疑虑越来越增强。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契诃夫写信给阿尔包娃说：“上封信里我曾跟您谈起过的那个中篇小说，眼下我丢在一边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这篇小说是书报检查官断然通不过的，那么把它寄给您只能是白费时间，使您非要从我这儿拿到供杂志一月号发表的小说这一打算落空。苏沃陵不久以前到莫斯科来过，我为他朗诵了这个中篇小说的前二十行，然后讲了一下故事的梗概，他说：‘这篇小说我是不敢拿去发表的。’嘿，我真有点张皇失措了，而且做出这样的决定：暂时把这个中篇小说保留下来，而且为您另写一篇。”

一八九二年秋天，契诃夫将该小说写完，寄给《俄罗斯思想》杂志。然而编辑部担心这篇小说会招来书报检查机关的不满，结果它在《第六病室》发表以后才决定发表。

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杂志主编拉符罗夫写信告诉契诃夫说：“我充分相信，《我的病人的故事》明年会毫无困难地刊登出来，至于现在，书报检查官由于我们的杂志上登载了一系列批评文章和政论文章，正对我们虎视眈眈，用毒蛇的眼睛盯住我们，我担心会闹出什么麻烦事来。”然而，该小说却顺利地通过了书报检查这一关。

契诃夫不满意小说的题名《我的病人的故事》。拉符罗夫函询该小说究竟用什么题名，一八九三年二月九日契诃夫回答说：“《我的病人的故事》断然不合用，因为它有医院的味道。《听差》也不合用：它不符合小说的内容，而且粗俗。那么想个什么题名好呢？（1）在彼得堡。（2）我的熟人的故事。第一个题名显得乏味，第二个又好像太长。干脆叫《熟人的故事》也可以。不过，让我们再提几个标题：（3）在八十年代。这个题名太大。（4）无题。（5）无题的小说。（6）《匿名氏故事》。最后这个题名似乎比较合适。您中意吗？如果您中意，那就这样办吧。”

看来，契诃夫读该小说校样的时候，将原文大加缩减。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契诃夫写给批评家戈尔采夫的信上说：“我给它狠狠地剃了个头。”

契诃夫的朋友安德烈耶夫斯基开始读《匿名氏故事》的校样时，对作者的删节表示惋惜。他在一八九三年一月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担心，您作了许多不必要的修改。我认为，您的许多删节是不妥当的。看来，您心情不佳，所以修改不好。您最好只字不改，保留原样，而且把余下的校样今天统统寄来。”

契诃夫对该小说的结尾不满意。他在一八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小说的结尾没有使您满意，因为我是匆匆结束的。应该要写得长一点，然而写得长一点也是危险的，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太少，如果在两三个印张的篇幅上老是只有这两个人物出现，那么读起来就会乏味，而且那两个人物的形象反而会显得模糊。”同年三月四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下一封信中说：“我不知道，关于我的小说的结尾您会说些什么。这个结尾似乎并不牵强，情节也进展得顺畅而合理。我写得太急，糟就糟在这儿。大约，在匆忙中难免会出现败笔，而这直到后来用斧子也砍不掉的时候才会发现。当时我打算用我的名义写个短小的尾声，解释一下匿名氏的手稿怎样会落到我的手里。这个尾声我写好了，可是要放到出书的时候再用，也就是放到这个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的时候再用。”

契诃夫担心书报检查官作梗是有根据的。他的中篇小说的题材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小说中的主人公被人们理解为俄国民意党的活动家，只是他背弃了原有的信仰。

和契诃夫通信的朋友们高度评价他这个新作品。由于这篇小说描写一个人拒绝用暴力反抗恶的办法，而且在小说第十七章中写到他号召要“无私地热爱他人”，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一八九三年三月间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读到小说的结尾，除了眼睛里含满泪水以外，心灵里还涌上一种欣喜的感情，为我们文学而欣喜的感情。”

一八九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俄国作家列斯科夫写信给戈尔采夫说：“契诃夫的小说写得好极了。”俄国文学家玛科维茨基在一九〇七年三月三十日的日记里提到，列夫·托尔斯泰也赞赏《匿名氏故事》。

无论是保守派的批评家，还是自由派批评家，都异口同声地指出契诃夫真实地描绘了高级官吏和彼得堡生活的特点。例如，批评家尤日内依在一八九三年四月八日《公民报》上写道：“彼卡尔斯基这个人缺乏心肝，然而他，毫无疑问，是个所谓活生生的人，取自生活，有血有肉，同时，在他身上巧妙地集中了纯彼得堡气质的人所具有的种种典型特征；因此，‘彼卡尔斯基’虽是专有名词，现在却可以放胆地当普通名词用了。”又如，批评家伊凡诺夫在一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俄罗斯新闻》上写道：“奥尔洛夫和他的朋友们这一类彼得堡官吏是当代鄙俗习气和道德堕落的又生动又鲜明的典型。”

可是匿名氏的形象却遭到尖锐的批评。契诃夫跟往常一样，不肯直接表明他对所描写的人物的态度，因而引起批评家的不满。有些人（主要是自由派报刊的批评家）实际上并不反对描写旧日的英雄，另一方面却认为作者对他的人物的态度含糊不清，而且认为那个恐怖主义者-民粹派分子的世界观的转变缺乏使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弄不明白契诃夫对那个过去的革命者究竟采取谴责还是辩护的态度。还有些人（基本上是反动报刊的撰稿人）并不掩盖他们对俄国民意党人的愤恨，因而为了契诃夫对解放思想的同情态度而气恼。

俄国反动批评家责难契诃夫的世界观模糊不清，同时又抨击小说中的社会激情。俄国批评家尼古拉耶夫说明契诃夫描写了“虚无主义”的两种形态——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奥尔洛夫和他周围的人），另一种是原则上的（匿名氏）；同时他表示遗憾，认为小说里没有指责社会主义者男主人公的过去的活动。批评家不同意把男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描写成个人的毁灭。尼古拉耶夫正是在男主人公背叛原有的理想这方面看出了人的“复活”的基础（请参看一八九三年三月四日和二十五日《莫斯科新闻》）。关于契诃夫对“可悲的时代”的代表的描写，批评家尤日内依也持否定态度（请参看一八九三年四月二日《公民报》）。

《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俄罗斯新闻》第三五七号上。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重加修改和删节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列格拉的信上表露了对《俄罗斯新闻》编辑部的愤慨，说它“为了胆怯和贞洁把这篇小说大大删削了一番”。

在该小说发表的当天，契诃夫写信给文学家戈尔采夫说：“哎呀，发表在《俄罗斯新闻》上的我那篇小说，让人家那么起劲地剃了个头，结果连头发带脑袋一齐剃掉了。那种贞洁纯粹是幼稚的，而且那种胆怯也是惊人的。他们删掉了好几行，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砍掉了中段，咬下了尾部，因而我的小说黯然失色，叫人看着简直恶心。”

《黑修士》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四年《艺术家》杂志第一期上（该期杂志一月五日由书报检查机关通过）。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收入他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只改动了一个词，将“消瘦”改为“瘦脸”。

后来，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一八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告诉苏沃陵说，他写完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苏沃陵提议由他的《新时报》发表这篇小说，可是契诃夫在八月十八日的信上拒绝了。作者称他的中篇小说为“医学作品”，描写一个”患夸大狂的青年人”（请参看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契诃夫写给苏沃陵的信和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契诃夫写给俄国作家缅希科夫的信）。

大概由于苏沃陵说，作者在《黑修士》里反映了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契诃夫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写回信说：“……如果作者描写心理病态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就害着这个病。《黑修士》是我在冷静地思考、摒除任何忧郁思想的情况下写作的。无非是兴致来了，想描写夸大狂而已。至于那个从旷野另一头飞来的修士，是我在梦中见到的。我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把这个修士讲给米沙[1]听了。”

托尔斯泰的信徒鲁萨诺夫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谈到一八九四年四月二日托尔斯泰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时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生动地，带着一种特别的柔情说到《黑修士》：‘它真迷人！嘿，它多么迷人啊！’”

批评界基本上把《黑修士》看作一个兼任医生的作家所写的“精神病学作品”（例如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七日《新闻与交易所报》上刊登的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评论就是这样的）。批评家们指出作者在这篇小说里的思想立场含糊不清。《黑修士》中的男主人公柯甫陵引起各种不同的评价。批评家尼古拉耶夫称他为“当代的波普里欣”。《俄罗斯新闻》的批评家却指出契诃夫打算揭示男主人公的崇高志向和当时现实的矛盾。这位批评家在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小说的艺术技巧方面以后，评论契诃夫说：

“他写过成群有着小小的痛苦、在个人的感觉中苦苦折腾、经常想到自己的渺小和贫乏的小人物；而在这群人当中他几乎没有塑造过一个具有深刻的思想感情、志在造福社会、积极肯干的所谓正面典型。在中篇小说《决斗》中，契诃夫试图通过动物家创造这种典型，可是这次尝试却大大地失败了。现在，我们眼前很生动地出现了一个有智慧、有感情、渴望造福社会的人；但是这个人却疯了。”（请参看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新闻》）

俄国作家谢苗诺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有一次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和契诃夫谈话，契诃夫表示，批评家没看懂他的小说。

苏联批评家们对《黑修士》的思想意义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女人的王国》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俄罗斯思想》第一期上，有副标题《故事》。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并删去副标题后，收入他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一八九六年该小说由出版商瑟京另出单行本。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作了些微改动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这篇小说是在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写完的。

一八九四年二月五日，俄国作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写信告诉契诃夫说：“我津津有味地把它（指《黑修士》）读完了，读得很有兴味，然而它不像《女人的王国》那样招我喜欢（我不是指整个构思而言，它在这方面是很好的）。《女人的王国》写得很精彩，其中所有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地站在我眼前，使我产生悲哀和严峻的思虑。”

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特别强调这篇小说的社会倾向性。他公正地断言，契诃夫成功地表现了“工人的世界是受压制的力量的世界，他们都在远处，虽然没在舞台上出现，却又时时刻刻让人感到他们的存在”。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的《新时报》上，载有批评家安德烈耶夫斯基的评论文章，讲到契诃夫对生活现象的广泛了解：“你们在《女人的王国》里会遇见一大群典型人物，如同在列宾的绘画《宗教行列》中一样。这儿有从鲜为人知的莫斯科生活角落里取来的有趣的风俗画，这儿也有社会问题，有信仰，有假仁假义，有对生活的渴望，还有对真理的渴求。”

这位批评家认为，毫无疑义，作者成功地描绘了商人中间的新女性形象，表现了形象的丰富多彩。

有的批评家表示惋惜，认为契诃夫没有更充分地把他的故事展开，例如批评家布烈宁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新时报》上写道：《女人的王国》类似“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的开端”，可是“恰好在读者期待这个有趣的开端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长篇小说”却被作者中断了。

有一部分批评家对律师雷塞维奇的形象表示不满，认为作者把他故意漫画化了（请参看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新闻》上的评论文章）。

俄国作家布宁把《女人的王国》列为契诃夫的最佳作品之一。

《洛希尔的提琴》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四年二月六日的《俄罗斯新闻》上。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大学生》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四年四月十六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原来的题名是《在黄昏》。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作者改换题名，并加修改（增添几句话）后，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契诃夫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一般都是删节原作，像这篇小说那样非但不删节，反而增补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契诃夫的朋友们在回忆录中证明，契诃夫喜爱这篇小说，认为它写得最出色。例如，俄国作家布宁在回忆录中说，契诃夫的这个作品曾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契诃夫知道后反驳道：“我哪里是‘悲观主义者’呢？要知道，在我的作品中我最喜爱的一个短篇就是《大学生》。”又如，有人询问作家的弟弟伊凡·契诃夫：契诃夫在自己的作品中间最看重的是哪一篇，后者回答说：“是《大学生》，他认为写得最出色。”

《文学教师》

这篇小说的第一章发表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时报》上，原题名是《庸人》，并写明献给为他哥哥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诊病的医生奥包连斯基。第二章发表在一八九四年七月十日的《俄罗斯新闻》上，题名是《文学教师》，有副标题《故事》。

一八九四年，契诃夫将该两章合成一篇小说，题名《文学教师》，取消副标题和献词，并略加修改后，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庸人》是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上半月写成的。契诃夫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一日写信给苏沃陵说：“您的撰稿人安·契诃夫正开始生产发表在‘星期六专栏’中的作品。……小说开端写得还可以。我将寄上这篇小说，算是一篇小品。这是从内地豚鼠生活当中取来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请原谅我任性胡闹。……顺便说说，这篇小说有一段可笑的故事。我原打算在小说结尾让我那些人物彻底完蛋，可是魔鬼来捣乱，叫我对我们家的人朗诵这篇小说，结果大家纷纷哀求道：饶了他们！饶了他们吧！我就宽恕了我那些人物，因而小说变得这么疲沓无力了。”后来，在小说第二章内，契诃夫写他的人物“恍然大悟”，感到了对庸俗生活的恐惧。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俄国作家普列谢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谈起《庸人》时说：“这是极其迷人的生活小图景，妙处全表现在细节上，小小的线条上，或者‘发亮的光点’上，就像画家说的那样。所有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人，随时都能遇到，看见，了解。”

《在庄园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俄罗斯新闻》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一八九四年，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删节内容，并作文字上的修改后，收入契诃夫的小说集《中篇和短篇小说》。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在原稿中，契诃夫把拉谢维奇描写成一个喜爱闲扯的人，为他的口才沾沾自喜，在作者修改后，他的发言就带着明显的反动色彩了。例如，一八九四年的版本中删掉了拉谢维奇的思考。在“……大概在议论乏味的生活，议论被断送的青春”后，原稿本来还有一段：“两个姑娘美丽动人。拉谢维奇很想去找她们，对她们说，他连想也没有想到要侮辱可怜的梅耶尔。难道他能预料到，这场谈话会结束得这样出人意外地荒唐吗？要知道，虽然梅耶尔出身于小市民，可是他是乐于把任尼雅嫁给梅耶尔的，连他本人娶的也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女儿；如果他刚才讲起白骨头，那也只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思想新奇别致，而且因为他还想给那位梅耶尔凑趣，博得他的好感。现在他会多么乐意把侦讯官追回来，另外进行一次长篇谈话，然而所谈的是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等。那时候，他就会把人们过分称赞的白骨头嘲笑一通！”

《花匠头目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俄罗斯新闻》上。

一九〇一年，该小说由作者略加修改后，收入《季霍米罗夫文学和教育活动三十五周年纪念刊》。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略加删节并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十一卷（在他死后一九〇六年出版）。

契诃夫为他自编的文集整理该小说的时候，显然用的是报上的原文，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一九〇一年的修改。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刚才读完您的小说《花匠头目的故事》，为它所表达的美好思想感到高兴。这最有价值。如果我们的作家多写点这样的作品，主要的是照这样思索和感觉，那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会感到温暖多了。我希望您务必允许我们将这篇小说印成供民众阅读的单行本。……如果承您好心允诺，并且把几个民众完全不理解的词改成比较简单的词，那就太好了。可是，如果您没有工夫做这件事，那么请您允许我们来做，我们会把打算修改的地方寄给您，供您审查。”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契诃夫回信表示同意说：“我把《花匠头目的故事》交给您全权处理。依我看来，它不适合印行民众版，把一些字改成另一些字也不能使原文变得容易理解。请您随校样把修改计划寄来，我会按照您的愿望办理。顺便提到，《俄罗斯新闻》由于胆小如鼠，在花匠讲话的开端删掉了下面一段：‘相信上帝并不难。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也好，比伦也好，阿拉克切耶夫也好，都是相信上帝的。不，您得相信人！’”然而，这篇小说没有由“媒介”出版社印行。

虽然从以上的信中可以看出，契诃夫指责报纸编辑部删削这篇小说，可是他在这篇小说重新发表时并没有恢复那几句话。

《三年》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俄罗斯思想》杂志一月号和二月号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并大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契诃夫将该小说收入文集时，做了大量文字上的修改，删节了许多生活细节和对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描写。作者对拉普捷夫的性格描写、拉普捷夫和他朋友的谈话、拉普捷夫跟尤丽雅的关系，都作了特别重大的修改。

例如，第四章在“……免得让人议论”后，删掉如下的文字：“她十分忧虑，现在可怜的尤丽雅没有母亲可怎么办。总得有人为嫁妆操心，把婚礼铺排得很体面，可是现在，那个怪物（他这样称呼医生）却什么也不懂。

“临近黄昏，风停了，天气转好了。拉普捷夫跟尤丽雅走到市立公园去。他挽着她的胳膊散步，对她讲他小时候的情景，讲大学的情景，总之，讲莫斯科的生活，她非常注意地听着。走到幽暗的林荫道上，他忍不住，便热烈地抱住她，吻她的嘴唇，她呢，吻他的脸。他倒希望她在他脸上的一吻和她那种认真的关切换成微微一笑。使他尴尬的是，她已经准备扮演‘忠实’的妻子（与其说妻子，还不如说配偶）的角色；他呢，甚至在拥抱她，感到沉迷的时候，也没法忘记她不爱他。”

又如，第一章在“他跟女人周旋，总觉得别扭，做作，说话太多”后，原文还有如下一段：“现在他几乎看不起自己的软弱无力，准备幸灾乐祸地责备自己：尽管他实际上家财豪富，却没法买到美、灵巧、才华，哪怕仿造的也买不到。”

又如，第九章在“……我开始有些担心了”之后，原有关于知识分子中间“赶时髦”的趋向的谈话：“他们长时间地谈论费多尔，还谈到现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风气，喜欢装得热衷于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粗野的作风、智力的贫乏，有许多人甚至改变嗓音和步态，只为了显得粗鲁和怪僻。比方说，费多尔虽然已经不是商人，却总是装得像是普通的商人，每逢由老拉普捷夫任校董的那所学校的一位教师到他这儿来领薪金，他对他们总是摆出上司的架子。

“‘真正的迷信总是在作假的人身旁找到立足点，’拉普捷夫说，‘要是谁的脑筋病态地倾向于各种荒唐事，那就在劫难逃，毫无办法了。我发觉，那班老爷把一切难于理解的、不清楚的、模糊的、没得到证明的东西统统搅在一起，结果造成了奇怪的一锅粥。如果我们这种人当中有谁热衷于招魂术或者催眠术，谁就一定是顺势疗法派医生，形而上学者，象征主义者，相信有关三支蜡烛和数目字十三的说法，为中国主义而痛骂文明，其实他对中国主义简直一点概念也没有，因为他从未到过中国，只知道本国的那一套。当然，这样的智力是不能叫人满意的，人对自己隐隐感到不满，老是生气，冒火，一肚子的对抗精神，纯粹为了壮自己的声势而准备振振有词地说，俄国人的理想就在于愚昧无知，在于鞭笞，在于贫穷。……’”

又如，在第十二章开端，拉普捷夫作为艺术“行家”的性格描写被大大地删节了。在杂志的原文中作者描写了他的男主人公在画展上表现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并且指出形成这种态度的原因。在文集中，契诃夫却让读者自己去猜测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起因了。在“如果肯下功夫，那他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好画家”之后，原文是这样的：“可是有些时候，他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情，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毫不怀疑地认为，绘画和雕刻对他根本不起作用，他对它们简直一窍不通。在国外，有的时候，他到古董店去，带着内行的神情细看古董，发表意见。古董商老是注意地听着，表示同意，显然，古董商在表面上投其所好，心底里却看不起他；拉普捷夫也感觉到这一点，可是他生性执拗，偏要买下一件东西，古董商要多少价钱，他就给多少，事后那件买回来的古玩塞在匣子里，丢在马车棚内，最后谁也不知道它到哪儿去了。或者，他走进版画商店，久久地、注意地观看绘画、古铜器、小饰物，发表各种意见，突然买下一幅民间木版画或者一套乱七八糟的画片，于是暴露了他的无知。他家里摆设的都是大张的画，然而是下乘之作，至于佳作，则挂得不像样子。他不止一次地花大价钱买下一些作品，事后却发现都是些粗劣的赝品。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另一方面，能说明他具有敏锐的鉴别力和美好的情趣的事实，他却一个也想不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俱乐部里，在剧院里，在自己的仓库里总是胆子很小，一到画展上，就胆子放大，自以为是了。他想到他能买下这些画儿，就不由得产生自以为是的心理，每逢他发觉自己犯这种毛病，就觉得不自在。有的时候，当他站在一幅画跟前大声发表他的见解的时候，在他的心灵深处，大概是他的良心吧，就会对他悄悄地说：这是任性胡闹的商人的血在他身上沸腾，又说，他那么大胆地批评画家，和他哥哥费多尔斥责有过错的店员或者教师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契诃夫写信告诉他的妹妹玛丽雅·契/bd}}诃娃说，他正在写一篇“取材于莫斯科生活的小说”，供《俄罗斯思想》杂志刊用。一八九四年十月六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文学家戈尔采夫的信上说，他认为这篇小说的写作“需要细心和耐性”。

一八九四年十月四日，契诃夫在给俄国女作家沙芙罗娃的信上提到他对这个新作品的评价，他写道：“原来的构思是这样，可是写出来却成了另一种样子，相当疲沓，不像我原来打算的那样柔顺如丝绸，却毛糙如细麻布了。……总写老一套使得我腻味了，我想写魔鬼，写火山般的可怕女人，写魔法师，可是，唉！人们却要我写些规规矩矩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取材于普通人及其配偶的生活。”

契诃夫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提议，要他给这个中篇小说加一个副标题：《家庭生活场景》或者《故事》。戈尔采夫选择了《故事》。

书报检查机关曾禁止这个中篇小说发表。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俄罗斯思想》杂志一月号曾被扣留，后来才网开一面。书报检查官在我的小说上删掉几行有关宗教的文字。要知道，《俄罗斯思想》总是事先把文章送到书报检查机关接受审查的。这就打消了自由写作的一切兴致，人一面写，一面老是觉得喉咙里堵着块骨头。”

在契诃夫的札记簿和零散的记事页上保存着有关小说《三年》的许多笔记。其中有一部分作者没有利用。

《三年》在报刊上引起许多评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尖锐的。契诃夫描写了在俄国城市商人中间发生的财富积累的过程，这在俄国文学中是新现象。在这个题材的发展中，契诃夫的这个作品出现在高尔基描写俄国资本主义的作品之前。

俄国批评家们欢迎契诃夫试图创造当代生活习俗的画面，然而不理解他对生活观察的深度。资产阶级批评家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承认这种严峻的画面是典型现象。他们责备作者，认为小说的构思模糊不清，还责备小说中的人物刻画得不够细致。

俄国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对这个中篇小说作出积极的评论，他特别注意阿历克塞·拉普捷夫这个形象。这位批评家在他那篇载于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日《新闻和交易所报》上的文章中认为，对“莫斯科河南岸市区的汉姆雷特”的描写是契诃夫巨大的创作成就，他写道：“拉普捷夫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都可以遇见的活生生的、可以触摸到的典型。他是黑暗王国的直接遗产，是它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他极力要求我们以最广泛的形式加以概括，不难证明，我们每个人身上除了奥勃洛莫夫习气以外还有拉普捷夫习气，我们都是这样或者那样的拉普捷夫！”

随着契诃夫的新作品《第六病室》、《匿名氏故事》、《女人的王国》、《三年》陆续问世，在俄国批评界就契诃夫作为新文学代表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俄国批评家布烈宁从八十年代末起一直对契诃夫的才华给予尖刻的评论，他在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新时报》上声称，契诃夫的才能及不上斯列普左夫，契诃夫断然写不出像斯列普左夫的《女学生》这样的作品。然而，大多数批评家尽管极力想贬低契诃夫作品的社会激情，可是都承认这位作家是当代文学最出色的代表。例如，安德烈耶夫斯基在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的《新时报》上肯定地说，大家都把契诃夫“看作是我们那些大作家的公认的皇太子”。

《太太》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五年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开端》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并取消副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一八九四年十月间，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斯托罗任科向契诃夫提出请求，约他为文集《开端》写一个短篇小说。一八九五年二月三日，契诃夫写信告诉斯托罗任科说：“现寄上文集需要的短篇小说，时间延误，深以为歉。……如果我想出一个比较合适的新题名，那我也许会在校样上更改。”但是，究竟是契诃夫更改了题名呢，还是从一开头，小说便取名为《太太》，现在已经无法查清了。

作家的小弟米哈依尔·契诃夫在他的回忆录《在契诃夫周围》一书中写道：“顺便提一提，他那短篇小说《太太》的题材是我从雅罗斯拉夫尔带给他的，在那儿我的一个熟人悄悄地把他生活中的秘密告诉了我……”米哈依尔·契诃夫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于莫斯科的《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也谈到过这一点：“他的短篇小说《太太》的题材是我从外省带给他的。这篇小说几乎详尽地描绘了雅罗斯拉夫尔原先的财政厅长萨布林不幸的家庭生活。……这个题材用不着再扩展，因为这个短篇小说几乎是已故的萨布林的传记。”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俄国剧作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太太》获得了成功。

俄国作家谢苗诺夫在《与契诃夫的会见》一文中写道，托尔斯泰对这篇小说十分欣赏。托尔斯泰认为《太太》是契诃夫的优秀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中《假面》的题解）。

该小说发表后各报刊几乎未加评论。俄国批评家尼古拉耶夫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该评论对小说《太太》只限于作出肯定的，然而非常肤浅的评价。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该小说经作者大加修改并取消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该小说收入文集前，契诃夫把它分为两章，取消了副标题，作了许多重要的增补和修改。修改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加深人物的性格描写。契诃夫在修改中使得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大人、舞会上的军官们的讽刺性形象更为鲜明。例如，对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的性格描写增添了新的字句，现用仿宋体字标出：“他是个中等身材的官吏，长得相当丰满，挺胖，保养得很好，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却没留上髭。……他脸上最有特色的一点，是没有唇髭，只有光秃秃的、新近剃光的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渐渐过渡到像果冻一样颤抖的肥脸颊。……”又如：“……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说，每个戈比都节省着用，卢布自然就会来了，又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重要。……”又如：“……她丈夫睡午觉，鼾声很响……”又如：“他给阿尼雅买戒指、镯子、胸针，说是这些东西到了急难的日子自有用处。他常常打开她锁着的五屉柜，查看一下那些东西还在不在。……”又如：“……他庄严而笨重，像一具穿着军服的兽尸，一面走动，一面微微扭动肩膀和胸部……”又如：“……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现出巴结的、谄笑的、奴才般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样的神情在他遇见权贵和名人的时候她常在他脸上看到。”

关于大人，在载于报纸的原文中有这样的描写：“……忽然人群在她面前让出一条路来，男人们有点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双手。……原来，大人向她走过来了，胸前挂着两颗星章，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现出微笑”，后来在文集中改为：“……忽然人群让出一条路来，男人们有点古怪地挺直身子，垂下两只手贴在裤缝上。……原来，燕尾服上挂着两颗星章的大人向她走过来了。是的，大人确实向她走过来了，因为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脸上现出甜蜜的笑容，好像在咀嚼什么东西似的，他每逢看见漂亮女人总要这样。”

该小说在收入文集时比较鲜明地突出安尼雅的卖弄风情。例如，在原稿“她发现阿尔狄诺夫在看她”之后，新添了一句话：“就卖弄风情地眯细眼睛”。又如，原文“她就索性哼起从树林后面的军乐队那边传来的圆舞曲了”，后来改为“她就索性哼起从树林后面的军乐队那边传来的波尔卡舞曲了”。一般说来，圆舞曲比较平稳，常带有忧郁的味道，然而波尔卡舞曲却是欢快的、热情奔放的，——这是阿尼雅这个形象如何发展的关键。

小说女主人公阿尼雅婚后同她家人的关系生疏了，这在修改后的小说中有更多的描写。例如，原文“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刚才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谈到她为了钱而结婚，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她的窸窣作响的衣服、她的镯子、她周身上下那种太太气派，使他们觉得拘束，不过他们还是跟从前那样爱她……”后来改成：“她父亲和弟弟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瞧她，仿佛刚才在她进门以前，他们正在指摘她不该为钱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枯燥无味的男子似的。她的窸窣响的衣服、她的镯子、她周身上下那种气派，使他们觉得拘束，侮辱了他们。他们在她面前有点窘，不知道该跟她谈什么好，不过他们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她……”在修改后的小说中，有关阿尼雅在舞会上对待她父亲的态度也有新的描写，增添的字句用仿宋体字标出：“阿尼雅脸红了，料着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因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穷酸、这样平凡的爸爸而觉着难为情了）；可是他喝干那杯酒……尊严地走了。……”

关于阿尼雅参加舞会的情况，修改稿中添了如下一段：“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他们到了贵族俱乐部，门口有看门人守着。他们走进前厅，那儿有衣帽架、皮大衣、仆役往来穿梭，袒胸露背的太太们用扇子遮挡着穿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士兵的气味。”

一八九五年十月中旬，该小说在梅里霍沃写成，寄给《俄罗斯新闻》主编和发行人索包列夫斯基。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契诃夫写信通知索包列夫斯基说：“兹寄上短篇小说一篇。……我想读它的校样。……请费心把校样寄来……我星期四傍晚读完，星期五早晨就寄还。”同年十月十八日，契诃夫收到该小说的校样和索包列夫斯基写给他的信：“现寄上校样……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可能要求作者进行重大修改的地方。这篇小说写得好极了！”

该小说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莫斯科新闻》上发表后不久，俄国批评家尼古拉耶夫写了一篇文章，极力想证明《挂在脖子上的安娜》是契诃夫写得较差的作品之一。尼古拉耶夫从“纯艺术”的反动理论立场出发，在对契诃夫的创作作出总的评价时，试图贬低契诃夫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大作家的意义。

《白额头》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儿童读物》杂志上，原有副标题《故事》，并有安德烈耶夫所作的插图。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转载在集子《俄国作家关于生活和大自然的故事。瓦西里耶夫为孩子们编》。

一八九九年，该小说由克柳金在莫斯科另出单行本。

后来，该小说经契诃夫略加修改并取消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三卷。

根据《儿童读物》杂志主编季霍米罗夫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写给契诃夫的信可以看出，《白额头》的作者是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中旬交稿的，可是直到同年十一月才在杂志上发表。

克柳金是莫斯科的书商和小出版商。他请求契诃夫准许他把小说《白额头》收在瓦西里耶夫为孩子们所编的集子里，另外他未经作者许可还出版了该小说的单行本。一八九九年一月十八日，契诃夫写信给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谈到克柳金擅自行动时说：“请你告诉克柳金，当初我准许他把《白额头》收进集子，然而没有允许他印成小册子。”

契诃夫的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在一九一一年发表于《田地》杂志第二十六期上的回忆录中说：“我弟弟的院子里有三条黑毛的看家狗……其中有一条是中等个头，名叫‘白额头’。我弟弟把它写在他的短篇小说《白额头》里，使它名垂千古了。”

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契诃夫把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白额头》和《卡希坦卡》寄给他的朋友罗索利莫，供他收入儿童丛书之用，并且附去一封信，阐明他的儿童文学观点：“在我的作品中间明显地适合孩子们读的，有两个有关狗的生活的故事，我把它们挂号寄给您。此外我没有别的这一类作品了。总之，我不会写供孩子们阅读的作品，我为他们每十年写一篇。至于所谓的儿童文学，我是不喜欢，也不承认的。给孩子们阅读的只应当是那些也适合成人看的作品。安徒生的小说、《战舰巴拉达号》[2]、果戈理的作品，孩子们爱读，成人也一样。不必专为孩子们写东西，而应当善于从那些给成人阅读的作品中挑选，也就是从真正的文艺作品中挑选。善于挑选药，善于确定剂量，比起只因为病人是孩子而特意为他想出一种特殊的药来，要合理得多，直截了当得多。请您原谅这种医疗上的比喻。”

在该小说于一八九九年收入儿童故事集子后，报刊上（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信使报》）出现一篇有关《白额头》的短评，作者署名伊·比。该文对小说作出积极评价，欢迎它登载在廉价出版物中。

《凶杀》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十一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题，并加以修改和删节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八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将它大加删节。以下举出几处比较重大的删削。例如，在“要知道，做个穷人，不积钱，不省钱，倒比做阔人轻松得多哩”之后，在原稿中还有以下的字句：“如果听从他们的话，开始向过路的人索价很低，弄得生意赔了本，那就不成其为生意，而是胡来和愚蠢。至于玛特威的想法，认为人应当生活得平平常常，像大家一样，他就完全不理解了”。又如，在“叫她永远看不到阳光才好”后面，删掉了如下一段：“阿格拉雅看不起玛特威，为了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轻率态度和他那腐化的生活。可是她爱亲哥哥亚科甫，怕他。每逢她辱骂而且贬低玛特威，她就产生这样的心情，就像是借此保护亚科甫和他的信仰似的。她能够嚷叫很久，喊得声嘶力竭。要反驳她，或者提高声音盖过她，都是办不到的。哪怕大家都走出院外，只留下她一人在家，她也仍然会嚷叫不停”。又如，在“他交叉着双手，做出祈求的样子，转动眼珠，摇晃脑袋，长吁短叹”后面，删掉如下一句：“甚至他整个身子好像都感到他的行动的井然有序和重要性”。又如，在“……听着自己那种平稳悲凉的声调也觉得乏味”后面，原稿还有如下几句：“光是他自己念经，阿格拉雅唱歌，长明灯发光，他已经嫌不够了，另外还需要点什么，至于究竟需要什么，他也不知道。”在“……对他生出反感，无论是祷告还是不断地叩头都没法克制这种反感”后面，原先还有下面几句话：“他现在样样事情都只怪玛特威不对；可是他觉得，弟弟并没讲出什么话来搅扰他，只是妨碍他祈祷，破坏他的崇拜心理，因而使得他的祈祷不合上帝的心意了。”

早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契诃夫就答应向《俄罗斯思想》杂志提供一个短篇小说，可是直到十月初才把小说写成。这篇小说的构思是由作者的库页岛之行的印象引发的，酝酿很久。契诃夫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所写的许多札记，可以证明这一点。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九二三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写到，他曾经从乌格利奇给安东·契诃夫带来用在这篇小说里的若干细节，例如玛特威在他读过的书上的题词是根据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在乌格利奇从大仲马的《三剑客》一书中抄来的读者题词写成的；又如，玛特威说奥西普·瓦尔拉梅奇“当过本城的头儿，在教堂里当过二十来年的主事，做过许多好事。他给整条新莫斯科街铺上碎石子，粉饰过大教堂，把圆柱漆得像是用孔雀石做的”，——这是乌格利奇市长的原话。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契诃夫的朋友埃特尔在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称赞道：“《凶杀》是个多么出色的作品啊，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我读了它非常高兴，因为很明显，像写《三年》那种枯燥无味、缺乏‘表达力’、含混不清的作品的阶段如今对他来说已经过去了，眼下他又成了一个强大的、真诚的、深刻的、头脑非凡的才子！”

俄国作家布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凶杀》是一篇非同寻常的优异小说。”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大多立论浅薄，近似复述作品的内容。评论家波尔塔夫斯基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交易所新闻》上对这篇小说加以彻底否定。一个未署名的批评家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三日的《文学评论》上指出这篇小说的题材具有心理学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又说契诃夫没有把小说写好，“在读者当中留下不满的感觉”。批评家极力缩小和贬低这篇小说的真实内容，试图把它仅仅归结为小说人物的宗教感受，认为宗教就是“人民生活”的“基础”。批评家尼古拉耶夫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莫斯科新闻》上，斯科平斯基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俄罗斯语言》上，扎列特内依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的《俄罗斯座谈会》上都是这样评价的。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卡比切夫斯基在《新闻和交易所报》上著文指出这篇小说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他强调说：“契诃夫的小说《凶杀》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使您了解的俄罗斯现实不是表面上的漂亮现象，不是在涅瓦大街和库茨涅兹桥，不是大学讲坛上，不是画家的工作室和知识分子的沙龙里那种冠冕堂皇的现象”，而是俄罗斯的最深之处，由惊人的野蛮和愚昧肆虐的所在。

《阿莉阿德娜》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俄罗斯思想》第十二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该小说由契诃夫取消副标题，做了大量删节和修改后，收入契诃夫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在苏联中央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该小说经过作者改正的手稿，原是供杂志排版用的。然而作者在小说校样上又作了修改，因此杂志本文与小说手稿大有出入。

该小说收入文集时，作者的修改工作主要是删节。契诃夫极力删削妨碍小说基本思想发展的文字。例如，在杂志本文中，“……看到被告无罪开释总是生气”后面，原先有下面一段话：“如果你们委派女人担任法官和陪审员，那么无罪开释就根本不可能。由于我们交游很广，我有机会遇见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女人。我没有事可干，就观察她们，研究她们，最后相信她们都跟我的阿莉阿德娜一模一样。在她们的每一瞥中，每个姿态上，每句话里，每个蝴蝶结和额发里，我都感到狡猾，智力的贫乏，淫荡，残酷。在欧洲，有多少男人凭他们的文化修养使我感到欣慰和钦佩；同时，也就有多少女人由于她们鲜明的保守思想，由于她们的落后，由于她们显然要想退回到黑暗状态中去的愿望，使我感到受了侮辱。我觉得她们是我势不两立的仇敌，我感到愤慨。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从战神玛斯的手里掉下一块大石头，把所有的女性统统埋在他脚底下，那倒会是无比公正的行动呢。”

契诃夫删去了许多评价性质的议论，凡是明显的表露主观性的文字，即使着墨很少，也必删去。例如，在“此地有一个公园，像这样的公园如今您在国外各疗养地都能找到”后面，原有如下的一段话：“这个公园不乏热带的和温室的植物，既不美丽，也没有香气，硬邦邦的，只是这儿那儿孤零零地立着几株凄凉的老悬铃木或山毛榉，这些老树远在此地还没有造出这种拙劣而荒唐的营房的时候起就已经种下了。”又如，“他们的趣味和愿望是多么庸俗”后面，原有如下的一段话：“确实，再也没有人，在愿望和自由选择的权力方面比这些长着鹰钩鼻的银行家、公爵、公爵夫人、男爵以及我们那些俄国的阔佬们更为眼界狭小了，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乖乖地在沙地上散步，他们能饱览、欣赏自然景物，从中得到享受；不过他们的欣赏口味却跟那些以前做过茶房、偷过主子的财物、如今开着旅馆的老板一模一样。”

契诃夫除了删削原文以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增补，这种增补在小说结尾处特别多。例如，在原文“……她们的脑子比男人的轻，因而可以不关心科学和艺术”后面，添了一大段话，从“……总之，不关心文化工作。鞋匠或者油漆匠的小学徒……”起，到“……正常的农村妇女在分娩的前一天还在田里干活，也不会出什么乱子……”止。

该小说本来是应《艺术家》杂志的约请而写的。可是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俄国文学家拉甫罗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告诉他说，《艺术家》“垮台了”，已经把它的权力移交《俄罗斯思想》，请求契诃夫把他为《艺术家》所写的小说寄去。同年三月十七日，契诃夫回信说：“我为《艺术家》所写的小说，《俄罗斯思想》是不适合发表的。到复活节后的一周，我会把它连同那篇我应许过的小故事一起寄出。”同年四月九日，契诃夫把《阿莉阿德娜》寄给拉甫罗夫，同时附去一封信：“现在我把小说寄上。……我认为，它不适合《俄罗斯思想》刊登。请您务必读一遍，也请维克托尔·亚历山德罗维奇[3]读一遍。要是你们同意我的意见，那就请把小说退还给我，假如你们不同意我的意见，那就请发表，但请在我不久即将寄出的小说[4]刊登之后发表。”《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读了《阿莉阿德娜》。拉甫罗夫在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俄罗斯新闻报》上发表的回忆录中写到大家不同意作者的意见。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二日，拉甫罗夫通知契诃夫说：“你的小说我们读过了。当然，我们乐意发表它。我们为此非常感谢。”《阿莉阿德娜》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十二期上才刊出，在契诃夫的《凶杀》于十月交稿之后。

该小说受到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巴丘什科夫的高度评价。一九〇二年，为了庆祝彼得堡女子高等学校创办二十五周年，拟出版文集一本，同年七月五日，巴丘什科夫写信给契诃夫，请求后者允许他引用小说《阿莉阿德娜》中的几句话作为该文集卷首的题词：“……妇女对教育和两性平等的追求就是对于正义的追求。”同年六月九日，契诃夫给他写回信说：“《阿莉阿德娜》中的那几行文字，请您管自引用。这除了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

俄国文艺界著名人士梅耶荷德一八九六年初在给他的朋友蒙特的信上表达了他对小说《阿莉阿德娜》的欣赏，他写道：“这是一篇具有思想性的作品，写得妙极了。”（请参看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梅耶荷德》第一卷中的沃尔科夫的文章）

但该小说也受到很肤浅的批评。批评家尼古拉耶夫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莫斯科新闻》上发表文章，不但认为该小说写得不成功，而且认为其中有模仿的性质，有“庸俗趣味”和荒诞的内容。

一八九七年，随着契诃夫的小说《农民》的发表，报刊上出现了几篇评论契诃夫创作的文章，其中顺便评价契诃夫写于《农民》之前的作品，包括小说《阿莉阿德娜》。不过这些评论实质上跟尼古拉耶夫的说法毫无区别。

俄国反动批评家布烈宁在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一日的《新时报》上写道，契诃夫在《阿莉阿德娜》中似乎“企图描绘当代的生活潮流……颓废派的男女主人公，可是这一点……他却没写成功。这些‘阿莉阿德娜’和‘海鸥’都有伪造的毛病。……”

一八九七年五月一日，俄国批评家斯克利巴也在《新闻和交易所报》上发表文章，评论契诃夫和他的作品，其中包括《阿莉阿德娜》，他的言论更为尖刻和粗暴。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六年四月《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四期上。

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契诃夫在他的住地梅里霍沃写信给俄国女作家沙芙罗娃，告诉她说：“眼下我正在写一篇短短的小说：《我的未婚妻》。”

契诃夫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信给苏沃陵，讲到他写《带阁楼的房子》时所处的生活条件，说：“我在写一个篇幅不大的小说，却怎么也没法把它写完，因为客人们碍事。从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人们就纷纷拥到我家里来，我呢，一心巴望独处；可是只剩下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又会发火，对度过的时光感到厌恶。眼下我成天价吃东西和聊天，吃东西和聊天。”

该小说在一八九六年二月底或三月的上半月写完，寄交杂志，这可以从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七日契诃夫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看出来。

一八九五年夏天，契诃夫在马列耶夫卡的拉甫罗夫家做客时，谈过很多有关俄罗斯农民处境的话。后来，拉甫罗夫在发表于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突厥斯坦新闻》上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关于契诃夫在这方面的观点，他已经写在《带阁楼的房子》中风景画家的激烈言辞里了。”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在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讲到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卡卢加州的包吉莫沃村，一八九一年契诃夫在那儿消夏，还讲到小说中人物的原型是贝里姆-科洛索夫斯基和他的妻子阿涅玛伊斯，在《带阁楼的房子》里成了别洛库罗夫和柳包芙·伊凡诺夫娜。

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于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写信给契诃夫说：“前不久拜读了……您最近写的小说。那里面有着细腻的和富于诗情的魅力，有屠格涅夫那样的特点，我很想对作者表示感激之情，因为他这些作品给予我很大的享受。据说，有许多女读者为您的‘莉季雅’抱屈，因为她为民众的劳动似乎没有得到您的好评。可是我认为，大多数读者会正确地了解她，他们既能评价画家虽然闲散，但也不无成就，也能评价女教师的有益活动。”

然而当时的报刊忽视契诃夫小说的社会意义，错误地解释小说的内容。不仅如此，俄国批评家斯克利巴还在一八九六年五月九日的《新闻和交易所报》上著文说，在契诃夫的大名前“卑躬屈节”的现象快要“终止”了。许多批评家对契诃夫偏爱毫无作为、然而善于独立思考的画家，认为画家比“小事”论的信奉者莉季雅还好一些的看法不以为然。在这方面，俄国批评家波尔塔夫斯基在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交易所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俄国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八九七年一月四日的《新语言报》上发表的文章具有代表性。

一八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俄国评论家伊格纳托夫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文章，文中对该小说的主要人物表示反感，全然不理解这个形象，至于画家针对现行社会制度的尖刻的批评意见，批评家认为是“似是而非的”。

作为“小事”论的信奉者的柯恩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六日的《东方评论》上发表文章，文中表示惋惜，说契诃夫似乎“对小说中双方的观点都不表示同情”，因此“这篇小说的整个意义似乎完全消失了”。

[1] 指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

[2] 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

[3] 指戈尔采夫。

[4] 指《凶杀》。

一八九六年

文前彩插

契诃夫像

（1899 年）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一

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了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种职务却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如同一个天主教年老的管风琴琴师，脸上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

“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母亲，如今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一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头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像都已经干完，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照例，他接着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东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一天也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

“请您听我讲一下，”我闷闷不乐地说，我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点好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庸俗！”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材，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1]，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在包罗吉诺一带鏖战，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家历代的人传下这种圣火来，莫非是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累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对他来说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评论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因为他暗自担心，深怕我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纷纷议论。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品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又简单又清楚，无非是我如何谋生的方法罢了，可是父亲没看出这种简单，却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话来跟我讲包罗吉诺，讲圣火，讲伯父，讲一度写过虚假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粗暴地骂我是没脑筋的家伙和蠢材。我却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我从小就养成习惯，遇事向他们要主意，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我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怕伤他们的心，我深怕父亲激动得涨红他那细脖子，深怕他中风。

“对我这种年纪的人来说，”我说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追随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

“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不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我不要一切遗产。”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侮辱了我父亲。他涨得满脸通红。

“不准你跟我这样讲话，蠢材！”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坏蛋！”他又敏捷又灵便地用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一打我，我一定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像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他的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现出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回去了，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着我很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四下里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精神活动，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对智力方面享受的爱好，例如对戏剧和阅读的爱好，曾经发展到入迷的地步，可是我究竟有没有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读书和做事方面的活动并不需要什么脑力的紧张，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干，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一分钟也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借口，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吧。

傍晚来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像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　monde[2]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多多少少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生长着白杨，发散着一股股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是每年必来的，然而这种五月的暮色、这种娇嫩清新的绿荫、这种紫丁香的芬芳、这种甲虫的嗡嗡声、这种寂静、这种温暖，这一切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便门的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的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的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很坏，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街对面那所大房子里，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家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眨眼。这时候我父亲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走过去，他戴着一顶旧的高礼帽，宽帽檐已经向上卷起来。他用胳膊挽着我姐姐。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他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算上，都是一个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照他说话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他自己这样渺小，对他来说是非常荣耀和愉快的事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像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以大厅和会客室做出发点，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房间都有门通连着，结果那些房间就不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丢三落四。他每回都似乎觉着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到阁楼上，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并且那里的地板是三层大台阶，像是浴室里的蒸浴床。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铺着砖地。房子的正面显出死硬冷酷的气派，线条干巴巴，却又怯生生。房顶低矮而扁平。在那些仿佛加了奶油的粗烟囱上必得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总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造成的房屋彼此十分相像，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死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克丽奥佩特拉（如同给我起的名字叫做米萨伊尔一样）。她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使她听得战战兢兢。他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了，街上渐渐没有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街门大开，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跑出来，沿着我们的街道跑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用砖砌成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父亲三十年来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着既然我不是住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房里去吃饭，那么父亲所说的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堪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冰凉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省了小钱就来大钱”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她自己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萨伊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让眼泪尽情地流出来，周身颤抖，发出抽抽搭搭的声音。

“你又辞职……”她说，“啊，这是多么可怕呀！”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姐姐，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才好……”我说。她一哭，我简直急坏了。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我的小灯里的煤油已经完全烧光，灯里冒出黑烟，灯就要灭了。墙上的旧钩钉显出凶相，它们的阴影跳动不定。

“可怜可怜我们吧！”姐姐坐起来说，“父亲非常忧愁，我心里难过，简直要发疯了。你将来怎么办呢？”她问道，她一面哭着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求求你，我央告你，我凭我们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请求你：回去工作吧！”

“我办不到，克丽奥佩特拉！”我说，觉着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屈服了，“我办不到！”

“为什么呢？”姐姐接着说，“为什么呢？是啊，要是你跟你的上司处不好，那就另外谋一个差事也行。比方说，你何不到铁路上去工作呢？我刚才跟安纽达·布拉戈沃谈过，她断定铁路局肯用你，她甚至答应去替你奔走呢。看在基督份上，米萨伊尔，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吧，我求求你了！”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就屈服了。我说：为那正在修建中的铁路去工作，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我不妨去试一试。

她带着眼泪快活地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可是她仍旧在流泪，因为她自己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我就到厨房里去取煤油。

二

在具有慈善性质的业余演出、音乐会、戏剧亮相[3]的爱好者当中，本城的头一名应当属于阿若京一家人。她们住在大贵族街上自己的一所房子里，每一回都拨出房屋来供演出用，一切杂事和开销她们也揽在自己身上。这个富足的地主家庭在本县有将近三千俄亩土地和一所豪华的庄园，可是她们不喜欢乡间，无论冬夏都住在城里。这家人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女儿，母亲长得又高又瘦，身体很弱，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短短的上衣和一条英国式的平板的裙子，至于那三个女儿，人们在谈到她们的时候，不提她们的名字，只是简单地叫她们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这三个女儿都长着难看的尖下巴，眼睛近视，背有点驼，装束跟母亲一样，说起话来发音不清，很不好听，尽管这样却仍旧一定参加每次演出，经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笑一笑，甚至在带歌唱的轻松喜剧里也演得没有一点点快活的样子，做出一本正经的脸相，倒好像在做会计工作似的。

我喜欢我们的演出，尤其喜欢那些一再举行的、有点杂乱的、热闹的排演，每次排演过后她们总留我们吃晚饭。在选择剧本和分配角色方面我完全不管。我管的是后台的事。我画布景，抄台词，提台词，化装。我还负责制造各种效果，例如雷鸣、夜莺的啼叫等。由于我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像样的衣服，每逢排演，我就躲在一边，站在侧面布景的阴影里，怯生生地一声不响。

我在阿若京家的堆房里或者院子里画布景。帮我忙的是一个油漆工人，或者按他自己给自己起的名称，那就是油漆工作的承包人。他叫安德烈·伊万诺夫，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人，身量很高，长得很瘦，脸色苍白，胸脯凹进去，两鬓也凹进去，眼眶下有黑眼圈，他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怕。他害着一种折磨人的病，每年秋天和春天大家都说他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是他躺一阵又起床了，事后总是惊奇地说：“我又没死！”

城里人叫他烈吉卡（萝卜），说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姓。他也跟我一样爱好戏剧，只要听说我们在筹备演出，他就丢下自己的一切工作，到阿若京家里来画布景。

在我跟姐姐谈话的第二天，我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阿若京家里工作。排演规定在傍晚七点钟举行，在开始排演的前一个钟头，所有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已经在大厅里会齐，大姑娘、二姑娘、小姑娘已经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本子念台词。萝卜穿着褪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围巾，已经站在那儿，鬓角靠在墙上，瞧着舞台，现出一种虔诚的神情。阿若京家的母亲时而走到这个客人面前，时而走到那个客人面前，对每个人都说几句好听的话。她有一种习惯，喜欢盯着人的脸，小声说话，仿佛在说什么机密的事似的。

“画布景一定很不容易吧，”她走到我面前来，小声说，“我刚才跟穆甫凯太太谈迷信的时候，看见您走进来。我的上帝啊，我这一辈子，一辈子都在跟迷信做斗争！为了要女仆相信她们的那些恐惧多么没道理，我就永远点三支蜡烛，到每月十三日那天才开始办我的一切重大事情。”

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来了，她是个美丽丰满的金发姑娘。她的装束，照我们这里的人的说法，从头到脚都是巴黎式的。她不演剧，可是在排演的时候人们总在舞台上为她放一把椅子，到演出的时候也一定要等她穿着漂亮衣服，周身放光，在头一排坐下，引得人人惊叹的时候才开演。她是从京城来的人，因此可以在排演的时候提意见。她一面提意见，一面总要露出可爱的、宽容的微笑，看得出她把我们的表演看做孩子的游戏。据说她在彼得堡的音乐学院里学过唱歌，甚至好像整个冬天都在一个私营的歌剧团里演唱。我很喜欢她，照例在排演和演出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离不开她。

我已经拿起本子来要开始提台词，不料我的姐姐来了。她没有脱掉大衣和帽子，一直走到我面前来，说：

“我求求你，我们一块儿走吧。”

我就去了。在舞台背后的门口站着安纽达·布拉戈沃。她也戴着帽子，披着黑面纱。她是法庭副审判长的女儿，这位副审判长早就在我们城里工作，差不多从创办地方法院的时候起就来了。他的女儿长得很高，身材好看，因此大家认为她非参加戏剧亮相不可，每逢她扮演一个菲雅[4]或者天神，她的脸就羞得通红，可是她不参加演剧，即使到排演场上来也只待一会儿，也总是为了接洽什么事，而且不肯走进大厅里来。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来，她待一会儿就要走的。

“我父亲谈到了您，”她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脸却红了，“多尔日科夫答应在铁路上给您一个职位。请您明天去找他，他在家。”

我鞠躬，并且为她的奔走道谢。

“您可以把这个还给他们了。”她指着我的本子说。

她和我姐姐走到阿若京娜面前，跟她小声谈了大约两分钟，眼睛看着我。她们在商量什么。

“真的，”阿若京娜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脸，小声说，“真的，如果这种事引得您放弃了正业，”她从我手里把本子拿过去，“那您可以把它交给别人。别担心，我的朋友，您去吧。”

我向她告辞，很难为情地走了。我走下楼去，看见姐姐和安纽达·布拉戈沃正走出去。她们热烈地谈着什么，大概在谈我到铁路上去工作的事吧，她们匆匆忙忙地走着。以前姐姐从没到排演场上来过，现在她的良心大概在折磨她，而且她深怕父亲知道，她没得到他的许可就到阿若京家里来。

第二天十二点多钟，我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听差领我走进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那是工程师的客厅，又是他的工作室。这儿一切东西都柔软，优雅，对我这样没有见惯的人来说甚至显得古怪。这儿有贵重的地毯、大的圈椅、青铜器、绘画、镀金的和丝绒的镜框，相片分散地挂在墙上，那上面都是些很美的女人，脸容聪明妩媚，神态潇洒。客厅的门直接通到花园里，从阳台上，人可以看见紫丁香，还可以看见一个准备开早饭的桌子、许多瓶酒、一束玫瑰花。空中有春天的气息、贵重的雪茄烟的气息，总之是一派幸福的气息，一切都似乎极力想说：这儿生活着一个人，他辛苦地工作过，终于得到了人间所能有的幸福。写字台后边坐着工程师的女儿，她在看报。

“您来找我父亲吗？”她问，“他正在洗淋浴，马上就来。请您暂时坐一坐。”

我坐下。

“您好像就住在我们对门吧？”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是的。”

“我因为闲得无聊，每天总是从窗子里往外看。请您原谅，”她看着报说下去，“我常看见您和您的姐姐。她的神情老是那么善良，庄重。”

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了。他用一块毛巾擦脖子。

“爸爸，波洛兹涅夫先生来了。”女儿说。

“是啊，是啊，布拉戈沃对我说过了，”他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没有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您听我说，我能给您什么工作呢？我这儿有些什么样的职位呢？你们也真是些怪人，先生！”他大声接着说，照他的口气听来好像在申斥我似的，“每天总有二十个像您这样的人来找我，都以为我这儿有个机关！先生，我这儿只有铁路线，我这儿只有繁重的活动，我需要机械工、钳工、挖土工、木工、掘井工，可是话说回来，你们却只会坐着写字，别的都不行！你们都是些作家！”

从他身上，就跟从他的地毯和圈椅上一样，冒出一股幸福的气息，向我迎面吹来。他又胖又健壮，脸颊很红，胸脯宽阔，洗得干干净净，穿着花布衬衫和肥腿的裤子，像是一个小孩玩的瓷制马车夫。他留着一圈鬈曲的胡子，没有一根白头发。他长着鹰钩鼻，眼睛乌黑、明亮、坦率。

“您会做什么事？”他接着说，“您什么也不会做！不错，我是工程师，我是生活富裕的人，可是在人家要我修铁路以前我干过很长时间的苦差事，我做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当过两年普通的加油工人。您自己来说说看，最可爱的人，我能给您找个什么工作呢？”

“当然，事情是这样的……”我受不了他那对明亮坦率的眼睛，十分慌张，支支吾吾地说。

“至少您总会管个电报机什么的吧？”他想了一想，问道。

“是的，我在电报局里做过事。”

“嗯……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请您姑且到杜别奇尼亚去。那儿我已经用着一个人了，然而他是个十足的废物。”

“那么我的职务是在哪方面呢？”我问。

“到那儿再看吧。您暂且上那边去，我给他们下个命令。只是请您别酗酒，也别提出什么请求来打扰我。要不然我就把您赶走。”

他甚至没有对我点一下头就扭转身走开了。我对他和他那看报的女儿鞠了躬，走出来。我的心头十分沉重，临到姐姐问我工程师怎样接见我的时候，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为了到杜别奇尼亚去，我一清早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起床了。我们的大贵族街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大家都还在睡觉，我的脚步声孤零零地、闷闷地响着。沾着露水的白杨给空气填满柔和的清香。我心里难过，不想出城去。我喜爱我这个故乡，这个城。我觉着它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喜爱这种苍翠、这晴朗而安静的早晨、我们的大钟的当当声，可是那些跟我同住在这个城里的人依我看来却乏味，生疏，有时甚至可恶。我不喜欢他们，也不了解他们。

我不明白所有这六万五千人为什么活着，靠什么活着。我知道基木雷城的人靠了做靴子过活，土拉城的人做茶炊和枪支，奥德萨是一个港埠，可是我们这个城究竟是什么，它做出些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大贵族街和另外两条比较干净的街道上住着的人要么靠现成的资金生活，要么靠做官从国库领来的薪金生活，此外还有八条街道，彼此平行，大约有三俄里长，街的尽头伸到高岗背后，住在这八条街上的人又靠什么生活呢，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那真叫人羞得说不出口！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光临，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寝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和令人敬重的，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了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在国会里，在省长家里，在主教家里，在各处屋子里，许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纷纷谈论，说我们城里没有价钱便宜、清洁卫生的水，说必须向国库借二十万卢布来安装自来水。很有钱的富翁在我们城里总也不下于三十个，有时候，打一场牌就输掉整整一个庄园，可是也喝不好的水，一辈子热心地谈借款，这种事我也不懂，我觉着他们干脆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那二十万卢布来倒简单多了。

在全城当中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我父亲收受贿赂，认为人家是出于尊敬他的思想品质才给他贿赂的。中学生们为了升班而到教师家里去搭伙食，教师乘机收下他们大笔的钱。军事长官的太太在招募新兵时期接受新兵的贿赂，甚至容许新兵邀她去吃喝，有一回在教堂里跪下去以后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因为她喝醉了。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师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师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那种特准豁免兵役的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堂教士和长老索取贿赂。在市政机关里，在市民机关里，在医务机关里，在别的一切机关里，每个有所请求的平民办完事，刚要走，就会有人对他的背影大喝一声：“应当表示感激才对！”那个平民就走回来，给他们三十个到四十个戈比。凡是不接受贿赂的人，例如司法机关的官员，总是傲慢无礼，跟人握手的时候只伸出两个手指头，为人十分冷酷，见解极其狭隘，很爱打牌，喝很多的酒，娶有钱的女人，对他们四周的人无疑地起着有害的、腐化的影响。只有从姑娘们那儿才吹出一股道德纯洁的气息，她们大都有高尚的抱负，正直纯洁的灵魂，可是她们不懂生活，相信给人贿赂是出于对那人的思想品质的尊崇，而且出嫁以后很快就衰老，堕落，不可救药地陷在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泥潭里了。

三

我们这个地区正在修建铁路。每逢假日的前夕，就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人在城里走来走去，城里人叫他们“修铁路的”，怕他们。我常常看见衣衫褴褛的人脸上带着血迹，头上没戴帽子，被人拉到警察局去，后面跟着人，手里拿着一个茶炊或者一件不久以前洗过、现在还湿着的内衣，作为物证。“修铁路的”通常聚集在小酒店附近和集市上，他们喝酒，吃东西，骂下流话，碰见举动轻佻的女人过路就吹出刺耳的呼哨声。我们的小铺老板为了给这些饿着肚子、衣衫褴褛的人开一开心，就用白酒把一条狗和一只猫灌醉，或者在狗尾巴上拴一个空煤油桶，吹一声口哨，那只狗就沿着街道飞跑，铁桶轰隆轰隆地响起来，吓得那只狗尖声乱叫，以为身后追来一个什么怪物，一口气远远地跑出城外，到了田野上，在那儿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城里有几只狗经常发抖，尾巴夹在后腿当中，据说这些狗受不了这样的娱乐，发疯了。

火车站建筑在离城五俄里远的地方，据说工程师为了把铁路修得挨近城边而索取五万卢布的贿赂，市政机关只同意给四万，双方为那一万闹翻了。现在城里人后悔了，因为他们得修一条公路通到火车站去，据估算修这条公路破费的钱还要多。整个铁路线上已经铺好枕木和钢轨，公务列车来来往往，运输建筑材料和工人。由于多尔日科夫正在造桥，全线工程便受到了耽搁，另外有些地方的车站也还没有修好。

杜别奇尼亚是我们的第一个车站的名字，离城有十七俄里远。我是走着去的。秋播和春播的麦子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一片碧绿。这一带土地平坦，草木欣欣向荣，远处明晃地现出火车站、古墓、更远的庄园的轮廓……到野外来是多么好啊！我多么希望充满自由的感觉，哪怕只有一个早晨也好，免得去想城里发生的事，免得去想自己的贫穷，免得去想自己的饥饿！再也没有一种东西比强烈的饥饿感觉更妨碍我生活的了。这种感觉一出现，我的优美思想就跟荞麦粥、牛排、煎鱼的念头古怪地掺混起来。例如现在，我一个人站在野外，抬头看着一只百灵鸟，它在天空中好像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似的，不住声地唱，仿佛发了歇斯底里一样，我自己却在想：“这时候要是能够吃一块抹上黄油的面包，那该多好啊！”或者我在路边坐下，闭着眼睛养一养神，听着五月里这种美妙的闹声，这时候我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滚烫的土豆的气味。尽管我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平素我却只吃得到很少的东西，因此整个白天我的主要感觉就是饥饿，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深切地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只为吃饭而干活，一谈话就离不开吃食这个题目吧。

在杜别奇尼亚，工人们正在车站内部抹墙，修建水塔上部的木楼。天气炎热，空中有石灰浆的气味，工人们有气无力地在一堆堆木片和碎砖上走来走去。老扳道员睡在自己的小屋旁边，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一棵树木也没有。电报线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电报线上这儿那儿停着几只鹰。我也在那一堆堆土屑和碎砖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于是想起我问工程师我的职务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的那句话：“到那儿再看吧。”可是在这个荒凉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呢？那些抹灰工人在谈一个工头，谈一个名叫费多特·瓦西里耶夫的人，我听不懂，渐渐地我觉着烦闷无聊了。这是一种生理的感觉：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高大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该把它们摆在哪儿好。

我至少蹓跶了两个钟头，才发现车站外面，铁路线右边，有一排电报线杆子，排到一俄里半或两俄里以外，它的尽头是一道白色石墙。工人说办公处就在那边，我终于想到那才是我该去的地方。

那是个很旧的、早已荒废的庄园。墙上的白石头有了麻点，墙已经风化，有些地方已经坍下来了。院里有所厢房，它那灰泥脱落的光墙面对田野，房顶生了锈，有些地方补了一块块白铁，闪闪发亮。从大门口往里看，可以看见一个长满杂草的大院子和一所古老的正房，窗口下了百叶窗，房顶很高，锈得发红。正房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所孤零零的厢房，一所厢房的窗子上钉了板条，另一个小屋的窗子开着，小屋旁边有一根绳子，上面晾着内衣，附近有几条小牛走来走去。最后一根电报线杆子立在院子里，那上面的电线通到那个厢房的窗口，厢房的一面光墙面朝田野。屋门是开着的，我走进去。一个放电报机的桌子旁边坐着一位先生，一头乌黑的鬈发，穿一件帆布上衣。他皱起眉头严厉地瞧着我，可是马上笑了，说：

“你好，小利钱！”

这人是伊万·切普拉科夫，我的中学同学，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吸烟而被开除了。有一年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捉过金翅雀、黄雀、蜡嘴雀，一清早趁我们父母还睡觉，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藏在暗处等着小群的南飞的椋鸟飞过，用小霰弹向它们射过去，然后把受伤的鸟拾起来，有的鸟极痛苦地死去，我至今还记得它们夜里怎样在我的笼子里呻吟，有些鸟复原了，我们就拿去卖掉，而且厚着脸皮对买主赌咒说这些都是雄鸟。有一回在集市上，我手里只剩下一只椋鸟没有脱手，向顾客们兜售了很久，终于卖出去，可是只卖了一个戈比。“好歹也算是得了一点小利钱！”我安慰自己说，把那个戈比藏起来，从此以后街上的男孩们和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小利钱，就是现在偶尔也还有些小男孩和小店员开玩笑，叫我这个名字，其实除了我以外谁都不记得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了。

切普拉科夫身体不结实，胸脯很窄，伛着背，腿挺长。他的领结是用细绳扎的，根本没穿背心，靴子比我的还糟，靴后跟都歪了。他很少眨眼睛，脸上有一种性急的神情，好像打算一把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他老是忙忙乱乱的。

“你等一等，”他往往慌张地说，“你听我说！……咦，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们谈起天来。我这才知道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庄园不久以前还是切普拉科夫的产业，去年秋天才转让给工程师多尔日科夫。工程师认为把钱用来买地产比买证券有利，他已经在我们这一带地方买下三所上流社会的抵押过的庄园。在卖房的时候，切普拉科夫的母亲说妥她有权利在一所厢房里再住两年，而且要求给她儿子在办公处找个工作。

“他还有不买的！”切普拉科夫说到工程师，“光是从包工头那儿他就拿到多少钱！他跟人人要钱！”

然后他带我去吃饭，忙忙乱乱地决定我跟他两人合住在厢房里，我在他母亲那儿搭伙食。

“她是个吝啬的人，”他说，“不过她也不会问你要很多钱。”

他母亲住着的那些小房间里很挤，所有的房间连前堂和门道在内都堆满家具，这是在卖掉庄园以后从大房子里搬到这儿来的。这些家具都是用红木做的老古董。女主人切普拉科娃是一位长得很胖、上了年纪的太太，长着中国人那种斜眼睛，坐在靠窗子的一把大圈椅上织袜子。她对我很客气。

“妈妈，这人是波洛兹涅夫！”切普拉科夫介绍我说，“他将来在这儿工作。”

“您是贵族吗？”她用一种古怪的、不好听的声调问，我觉着她喉咙里好像有一块肥油在翻腾似的。

“是的！”我回答说。

“请坐。”

这顿饭不好吃，菜只有一种用苦奶渣做馅的馅饼和奶汤。女主人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不知怎的老是古怪地眨眼，一会儿眨这只眼，一会儿眨那只眼。她说话，吃东西，可是她的整个身体里已经透出一种死亡的味道，甚至似乎隐隐透出死尸的气息。生命在她身体里微弱地发光，同时她心里微弱地闪着一种感觉：她是地主太太，以前家里有过许多农奴，她又是将军夫人，女仆对她非尊称“夫人”不可。每逢这些可怜的生活残余在她心头亮一下，她就对儿子说：

“让[5]，你不该这样拿刀子！”

要不然她就呼哧呼哧地喘气，现出女主人打算应酬客人的那种装模作样的神情，对我说：

“您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庄园卖了。当然这是叫人惋惜的，我们在这儿住惯了，可是多尔日科夫答应要让做杜别奇尼亚的站长了。所以我们就不必离开这儿，将来住到车站附近去，那跟住在这个庄园里一模一样了。工程师是个大好人！您不觉得他长得挺漂亮吗？”

不久以前切普拉科夫一家还很阔绰，可是将军死后，一切都变了。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她老是担心遭到别人的敲诈，于是不出十年光景，杜别奇尼亚变得叫人认不得了。

大房子后面是一个古老的花园，如今却变成野地，长满杂草和灌木，一片荒凉。我穿过至今还坚固好看的露台，隔着玻璃门可以看见里面的房间，那儿铺着镶木地板，大概这是客厅，房里有一架旧式钢琴，墙上挂着大的红木框的版画，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以前花坛里的花卉至今还留存着的只有芍药和罂粟花，它们从青草里伸出白色的和鲜红色的花苞。花园幽径上长着些小槭树和小榆树，虽然被奶牛啃过，却不住地往上长，互相纠缠在一起。这个花园茂茂密密，好像路也走不通似的，然而只是在房子附近才这样，在这一带，旧日的林荫道两旁，还留存着白杨、松树、老菩提树，至于这后面远一点的地方，园子里的树木却已经清除掉，开辟了一个刈草场，这儿已经不闷热，也没有蜘蛛网粘到人的嘴上和眼睛上来，倒有吹拂着的清风了。越走得远也就越空旷，空地上已经长起樱桃树、李树、枝叶茂密的苹果树，这些树用棍子撑住，生着癌肿病，很难看，梨树长得高极了，简直叫人不相信这是梨树。花园的这一部分已经让我们城里的商人租去了。有一个痴呆的乡下人住在一个窝棚里，看守这块地方，防备盗贼和椋鸟。

花园的树木越来越稀疏，渐渐变成一片真正的草场，顺一个高坡溜下去，到了一条长满绿色芦苇和柳丛的河边。在磨坊的堤坝附近是水深段，水深而鱼多，那个铺着草顶的小磨坊愤愤地送出一片嘈杂声音，蛤蟆使劲地聒噪。水面平滑，好比一面镜子，偶尔出现一圈圈细纹，不住颤抖，原来是河里的莲花被快乐的鱼惊扰了。河对岸是小小的杜别奇尼亚村庄。安静的、蓝色的水引诱着人们，应允着凉爽和休息。现在这一切，水面啦，磨坊啦，舒适的河岸啦，却都属于工程师了！

随后我的新工作开始了。我收电报，发电报，写各种报表，把文笔不通的工头和工长送到我们办公室里来的领物单、请求书、报告等一律誊写干净。不过一天当中大部分时间我仍旧没有事情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电报，或者叫一个小孩守在厢房里，我自己到花园去散步，直到孩子跑来告诉我说电报机响了才回去。我在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吃饭。肉很少见，菜都是牛奶做的，每到星期三和星期五持斋，遇到这种日子就用一种粉红色的碟子盛菜，名叫斋食的碟子。切普拉科娃经常眨眼，这在她已经成了习惯，有她在座我总是觉着不自在。

这个厢房里的工作少到不够一个人做的，因此切普拉科夫什么也不做，光是睡觉或者带着枪到水边去打鸭子。每到傍晚他总到村子里或者车站上去灌一通酒，临睡觉老是照一照镜子，嚷一声：

“你好，伊万·切普拉科夫！”

他喝醉了酒，脸色就变得很白，老是搓着手笑，那声音像是马嘶：唏唏唏！他往往一时性起，脱掉衣服，光着身体在田野上跑起来。他吃苍蝇，而且说味道有点酸。

四

有一天吃过饭后，他跑进厢房里来，喘着气说：

“走，你姐姐来了。”

我就去了。果然那所大房子的门廊前面停着一辆城里的敞篷马车。我姐姐来了，安纽达·布拉戈沃也跟她一块儿来了，另外还有一位穿着军装的先生。等到走近了，我才认出这个军人就是安纽达的哥哥，他是医师。

“我们是到您这儿来野餐的，”他说，“还好吗？”

姐姐和安纽达想问我在这儿生活得怎样，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光是瞧着我。我也没有说话。她们明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姐姐眼睛里出现了泪水，安纽达·布拉戈沃开始脸红了。大家往花园里走去。医师走在大家前头，快活地说：

“多好的空气！圣母啊，多好的空气！”

从外表看来，他还完全是个大学生。他说话和走路都像个大学生，他那对灰色眼睛的眼光那么活泼，朴实，坦率，像一个很好的大学生。他跟他那又高又美的妹妹站在一起却显得虚弱，显得单薄，他的胡子稀疏，他的嗓音也是那种不洪亮的男高音，不过十分好听。他在某地一个军团里服务，现在休假，回来探望亲人。他说今年秋天要到彼得堡去参加医学博士考试。他已经成了家，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儿女，他结婚很早，那是在他念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现在城里人说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他已经不跟妻子住在一块儿了。

“现在几点钟了？”姐姐不安地问道，“我们得早点回去才好，爸爸放我出来看弟弟，说定了要我六点钟回去！”

“唉，您的爸爸真是严！”医师叹道。

我端来了茶炊。在大房子的露台前面铺了一张地毯，我们就坐在那上面喝茶，医师跪在地毯上，用碟子喝茶，说他体验到了幸福。后来切普拉科夫回去取钥匙，开了玻璃门，我们大家就走进了那所房子。房子里阴暗，神秘，有蘑菇的气味，我们的脚步发出很响的声音，仿佛地板底下是个地窖似的。医师站在那儿按钢琴的键，钢琴就用微弱的、颤抖的、嘶哑的，然而仍旧和谐的琴音回答他，他就试了试嗓子，唱起一支抒情歌来，等到有个琴键不出声了，他就皱起眉头，急得跺脚。我姐姐不再张罗回家，在房间里兴奋地走来走去，说：

“我快活啊！我快活得很，快活得很啊！”

从她的声调里可以听出惊奇的意味，倒好像她信不过自己也能心绪很好似的。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快活。她甚至变得好看了。她的相貌本来不美，她的鼻子和嘴有点向前翘起来，显出一种神情，好像她在吹气似的。可是她那对黑眼睛好看，她那张脸白得娇嫩，脸上总有善良和悲哀的动人神情，因此，她讲话的时候就显得妩媚，甚至美丽。她和我，我们两个人，都长得像我们的母亲，肩膀宽，身体壮，刻苦耐劳，可是她脸上的苍白却像有病的样子。她常常咳嗽，我有时候在她眼睛里看出凡是身患重病，而又因为某种缘故瞒住不说的人所常有的那种神情。眼前，她的快活却有点孩子气，有点天真，倒好像我们小时候，被严厉的教育压制和扑灭的那种欢乐，现在突然在她灵魂里醒过来，要爆发出来似的。

可是等到黄昏到来，马车准备好，姐姐就消沉下来，在那辆敞篷马车上坐下，变得憔悴了，从她的神色看来仿佛这辆马车是被告席上的凳子似的。

他们都走了，热闹收场了……我想起安纽达·布拉戈沃始终没有跟我交谈一句话。

“这真是个怪姑娘！”我想，“这真是个怪姑娘！”

圣彼得节前的斋期到了，从此我们就天天吃素。我闲着没事做，职位又不固定，因此那种生理上的烦闷折磨着我，我不满意自己，无精打采，肚子又饿，一味在这庄园上蹓跶，只等生出一种适当的心情，那就可以动身离开此地了。

有一天将近黄昏，萝卜正坐在我们的厢房里，忽然多尔日科夫走进来，他给太阳晒得挺黑，浑身扑满尘土，变成灰色了。他在自己的工段上待了三天，现在坐机车到杜别奇尼亚，从车站步行到我们这里来。他在等马车，而马车大概要从城里来，他就趁这工夫带着总管在这个庄园上巡查一遍，大声地发命令，然后在我们这个厢房里坐了整整一个钟头，写了一些信。就在这段时间，来了一些电报，是打给他的，他就亲自在电报机上回了电报。我们三个笔直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响。

“简直乱七八糟！”他厌恶地瞧着表报说，“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把这办公处移到车站上去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们怎么办才好，先生们。”

“我尽了力了，大人。”切普拉科夫说。

“当然，当然，我看得出来您在怎样尽力。您只会拿薪水，”工程师瞧着我，接着说，“您老是指望托人情，只求快一点，便当一点地faire la carrière[6]。哼，我才顾不得什么人情不人情。以前从来就没有人为我张罗过，先生。在人家叫我修铁路以前，我当过机车司机，在比利时做过普通的加油工人，先生。还有你，潘捷列，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回过身去问萝卜，“是跟他们一块儿灌酒吧？”

不知什么缘故，他把一切普通人都叫做潘捷列，他看不起像我和切普拉科夫这样的人，背地里骂我们是酒鬼，畜生，下流胚。总之，他对小职员很苛，常常罚他们钱，冷冰冰地把他们革职，而且连一句解释的话也不说。

最后马车来接他了。他临走说定，过两个星期把我们一股脑儿革职，骂总管是个笨蛋，随后在马车上大模大样地坐好，进城去了。

“安德烈·伊万内奇，”我对萝卜说，“收我做个工人吧。”

“哦，那有什么不行的！”

我们就一块儿往城里走去。等到车站和庄园远远地落在我们后面，我就问：

“安德烈·伊万内奇，为什么您刚才到杜别奇尼亚来？”

“第一，我的那些小伙子在铁路线上做工；第二，我来付将军夫人的利息。去年我在她那儿借了五十个卢布，现在我每月付给她一个卢布的利息。”

这个油漆工人站住，抓住我的纽扣。

“米萨伊尔·阿列克谢伊奇，我的天使。”他接着说，“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小很小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

清瘦苍白、样子可怕的萝卜闭上眼睛，摇着头，用哲学家的口气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主啊，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吧！”

五

萝卜办事不精明，不善于考虑。他应下的活儿总是太重，弄得自己担不下来，临到结账就发了愁，不知该怎么办好了，因此差不多永远赔钱。他涂油漆，装玻璃，糊墙纸，甚至应下修盖房顶的活儿。我还记得他往往应下一桩很小的活儿，却一连跑上三天去找铺房顶的工人。他是个高明的手艺人，有时候他一天能挣十个卢布之多，要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愿，不管怎样一定要当头儿，让人叫一声包工头，那他大概已经积下一大笔钱了。

他自己讲定价钱包下活儿来，可是他每天得付给我和另外的一些小伙子工钱，从七十个戈比起到一个卢布为止。遇到天气炎热而干燥，我们就做各种外部的工作，主要的是油漆房顶。由于不习惯，我的脚觉着烫，仿佛在烧红的铁板上走路似的，等我穿上毡靴，两只脚却又闷热。不过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才这样，后来我也就习惯，一切都顺顺当当了。现在我生活在那些把劳动看做理所当做而不可避免的人们当中，他们像拉重车的马那样劳动，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甚至在谈话中从来不用“劳动”这两个字。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成了拉大车的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做的工作是理所当做的，不可避免的，这就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使我摆脱了种种怀疑。

起初一切都吸引我，样样事情都新奇，我好像重新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可以睡在地上，可以光着脚走路，而这是非常痛快的。我可以站在普通人当中，不会使谁觉着拘束，遇到街上有拉马车的马倒在地上，我就跑过去，帮着把它扶起来，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主要的是我靠我自己生活，不成为别人的累赘！

油漆房顶，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干油和油漆来做这工作，素来被人认为是很赚钱的活儿，因此就连萝卜这样的好手艺人也不看轻这种枯燥乏味的粗活儿。他穿着短裤，露出浅紫色的瘦腿，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像是一只鹳。他用刷子涂漆的时候，我听见他沉重地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倒霉啊，倒霉啊！”

他在房顶上走路跟在地板上一样地自由自在。尽管他有病，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他却非常灵活。他跟年轻人那样不用搭脚手架就在拱顶上和教堂圆顶上涂油漆，只要有梯子和绳子就行。每逢他站在高处，离地面很远，挺直身子，不知对谁说起话来，他那样子总是有点可怕，他老是说：

“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

或者他正在想着什么，就说起话来回答自己的思想：

“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

每逢我下工回家，那些坐在门口凳子上的人，那些店员，顽皮孩子和他们的主人就纷纷对我的背影讲出种种讥诮和恶意的话来，起初这使我激动，甚至弄得我觉着奇怪。

“小利钱！”从四面八方传来喊叫声，“油漆工！赭石！”

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以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我在商场里走过铁铺，他们仿佛一不小心似的把水泼了我一身，有一回甚至把一根棍子扔到我身上来。有一个鱼贩子，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堵住我的去路，恶狠狠地瞧着我说：

“傻瓜，你没有什么可怜的！你父亲才可怜！”

我的熟人一遇见我，不知什么缘故都发窘。有的人把我看做怪人，小丑，有的人为我惋惜，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对待我才好。要了解他们是困难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大贵族街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遇见安纽达·布拉戈沃，我去上工，手里拿着两把长刷子，提着一桶油漆。安纽达认出了我，脸红了。

“请您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她没有跟我握手，光是用发颤的声音又烦躁又严厉地说，她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了泪光，“要是依您看来过这种生活是必要的，那也由您……由您，可是请您别再跟我来往了！”

我已经不住在大贵族街，而住在城郊玛卡利哈我的奶娘卡尔波芙娜家里了。她是个善良的，然而心境阴郁的老太婆，老是预感到要出什么坏事，不管做了什么梦都害怕，甚至看见蜜蜂或黄蜂飞进房间里来也觉得是不祥之兆。至于我做了工人，那在她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她难过地说，摇摇头，“完了！”

她的养子普罗科菲跟她同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他是一个卖肉的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笨重，年纪在三十上下，头发发红，唇髭挺硬。他在门道里遇见我，总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给我让路，要是他喝醉酒，就把张开的五个手指头一齐举到帽檐那儿行一个礼。每天傍晚他吃晚饭，我隔着木板间壁听见他嗽喉咙，叹气，一杯连一杯地喝酒。

“妈！”他低声叫着。

“什么？”卡尔波芙娜非常疼爱她的养子，这时候回答一声，“什么事，好儿子？”

“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尘世的痛苦生活中，我要给您养老送终，等您死了，我自己出钱给您办丧事。我早就说过这话，这是真话。”

我每天在太阳东升以前就起床，睡得很早。我们油漆工人吃得很多，睡得香甜，只是不知什么缘故每天夜里心跳得厉害。我没有跟同伴吵过架。诟骂、情急的发誓、诅咒（例如“巴不得你瞎了眼才好”或者“巴不得你害一场霍乱才好”）是成天价不停的，然而我们之间仍旧处得很和睦。那些工人疑心我是一个什么教派的信徒，就好意地拿我开玩笑，说是连我的亲爹都不认我做儿子了，同时他们又说他们自己很少到教堂里去，他们有很多人已经有十年没到教堂里去忏悔过。他们为这种疏懒辩白说，油漆工人在人当中所处的地位就跟乌鸦在鸟当中的地位一样。

伙伴们看重我，对我很尊敬。我不喝酒，不吸烟，过一种平静而规矩的生活，这显然中了他们的意。只有两件事情使他们不痛快，不赞成，那就是我不跟他们合伙偷干油，也不同他们一块儿去向顾主讨赏钱。偷主人的干油和油漆在油漆工人当中已经成为风气，不认为是偷了，引人注意的是就连萝卜这样公正的人每回下班也总要带走一点白粉和干油。至于讨赏钱，就连在玛卡利哈买下了房子的、可敬的老人也不觉着害臊，每逢我看见伙伴们在开始上工或者结束工程的时候成群结队地去向一个庸庸碌碌的顾主道喜，拿到一枚十戈比的银币，低声下气地道谢，我总是又烦恼又害臊。

他们如同一批狡猾的廷臣那样对待顾主，差不多每天我都要想起莎士比亚的普隆涅斯[7]。

“大概天要下雨。”顾主瞧着天空说。

“要下的，一定要下的！”油漆工人们同意。

“不过，这不是雨云。也许不会下雨。”

“不会下雨，老爷！真的，不会下雨。”

他们在背后对顾主总是带着讽刺的态度，比方说他们看见老爷坐在阳台上看报，他们就说：

“他在看报，可是大概连吃的都没有呢。”

我没有到父亲家里去过。我下工回到自己家里，常发现房间里有字条，写得又简短又焦虑，那是姐姐写的，她时而在字条上告诉我说，父亲在吃饭时候不知怎的特别心事重重，什么东西也没吃，时而又说父亲差点绊了一跤，时而又说他坐在自己房间里，关上门，很久没出来。这一类消息使我激动，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时候我甚至深夜到大贵族街去，走过我家门口，瞧着黑窗子，极力推测家里是不是平安无事。每到星期日，姐姐常来看我，然而是偷偷地来，装得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奶娘的样子。等到她走进我的房间，她的脸色总是很苍白，眼睛带着泪痕，而且立刻哭起来。

“我们的父亲受不了这个局面！”她说，“万一他有个什么好歹（但愿别这样才好），那你的良心就要折磨你一辈子了。这真可怕，米萨伊尔！我用我们母亲的名义请求你：改悔吧！”

“姐姐，我亲爱的，”我说，“既然我相信我是在按良心行动，那我怎样改悔呢？你要了解我才好！”

“我知道你是按良心行动，可是说不定这种事可以换一个方式做，不致伤别人的心。”

“唉，圣徒啊！”老太婆在门外叹道，“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灾难会来的，我的亲人，灾难会来的！”

六

有一个星期日，出人意外，医师布拉戈沃来找我。他穿着军装，军装里面是一件绸衬衫，脚上穿一双高筒漆皮靴。

“我来找您了！”他开口说，而且照大学生那样使劲握一握我的手，“我天天听见人家谈起您，老是打算来找您，照俗话所说的那样，掏心窝子谈一谈。城里烦闷得可怕，简直没有一个活人，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谈一谈话的人。圣母啊，天好热！”他接着说，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好朋友，请您允许我跟您谈一谈！”

我自己也觉着闷得慌，早就想在油漆工人以外找个人一块儿谈一谈了。我见了他从心里高兴。

“首先我要说，”他在我床上坐下说，“我满心同情您，深深地尊敬您这种生活。这儿的城里人都不了解您，而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您，因为您知道，这儿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果戈理笔下的那些猪。可是上回野餐的时候我却一眼就看透了您。您有高尚的灵魂，是一个正直而崇高的人！我尊敬您，认为跟您握手是莫大的荣幸！”他接着热诚地说，“要照您这样猛一下子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得经历复杂的精神过程。如今为了继续过这种生活，经常站在自己的信念的高处，您的头脑和心灵必定一天到晚紧张地活动着。现在，作为我们的谈话的开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认为倘使您把这种毅力，这种紧张，这种精力用在一种别的事情上，例如用在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或者艺术家上，那么您的生活就会更加广阔，更加深刻，在各方面都有更多的效果？”

我们畅谈起来。当我们的话题碰到体力劳动的时候，我就表白了这样的想法：必须使强者不奴役弱者，必须使少数人不成为多数人的寄生虫或者不成为逐步吸尽多数人身上的脂膏的唧筒，这也就是必须使所有的人，强者和弱者，富人和穷人，没有一个例外，各人为自己，一律参加生存斗争。在这方面，除了体力劳动可以作为普遍的、人人理所当尽的责任以外，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消除差别的办法了。

“那么依您看来，体力劳动是人人必须承担的，不能有一个例外？”医师问。

“是的。”

“可是您不认为倘使大家，包括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也在内，各人为自己，一概参加生存斗争，把时间用在敲碎石头和油漆房顶上，那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吗？”

“在哪方面会造成危机呢？”我问，“进步的关键在于见诸行动的爱，在于实践道德的准则。如果您不奴役什么人，也不成为什么人的累赘，那此外您还需要什么样的进步呢？”

“可是请您容我说！”布拉戈沃站起来，忽然冒火了，“请您容我说！倘使一个蜗牛躲在自己的壳里致力于个人的道德完善，摸索道德的准则，您把这个叫做进步吗？”

“可是何必去摸索呢？”我生气了，“如果您不驱使您的同胞供您吃，供您穿，给您赶车，为了保卫您而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在眼前这种完全建立在奴役上的生活里这岂不就是进步吗？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而且恐怕是唯一可能的、为人类所需要的进步。”

“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如今却来谈一种受到我们的需要或者暂时的观念所限制的‘可能的’进步，对不起，这简直奇怪了。”

“如果照您所说的那样，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那就无异于说，进步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我说，“活着而又不明确地知道为什么活着，那又何必活着呢？”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这个‘不知道’却不像您的‘知道’那么枯燥乏味。我顺着一道名叫进步、文明、文化的楼梯往上爬，爬呀爬呀，并不明确地知道我在往哪儿爬，可是，真的，单单为了这道美妙的楼梯就值得活着。您呢，知道为了什么活着，为了让一些人不奴役另一些人，为了让画家和为他研碎颜料的人吃同样的饭。可是要知道，这是生活中小市民的、厨房的、灰色的一面。只为了这一点而活着，难道不叫人恶心吗？倘使有些昆虫奴役另一些昆虫，那就滚它的，随它们去互相吞吃好了！我们不该去想它们，不管您怎样把它们从奴役里救出来，反正它们要死，要烂掉的。应该想那个伟大的未知数，它在遥远的未来等着全人类呢。”

布拉戈沃跟我激烈地争论着，不过同时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思想在使他激动。

“大概您姐姐不会来了，”他看了看表说，“昨天她到我们家里去，说她要到您这儿来。您一个劲儿地说奴役，奴役……”他接着说，“可是要知道，这是局部的问题，所有这类问题会由人类逐渐解决，自生自灭的。”

我们就开始谈这个渐进论。我说，关于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是自己把它解决的，并不等到人类通过逐渐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再来解决。此外，讲到循序渐进，也吉凶不定。伴随着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发展的过程，还有另一种思想也在逐渐地成长。农奴制度没有了，可是资本主义在成长。在解放思潮的全盛时期也跟在拔都的时代一样，多数人供少数人吃穿并且保卫他们，而多数人本身却挨饿，没有衣服穿，没有保障。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跟任什么样的思潮和潮流融洽地相处，那是因为奴役的技术也逐渐细致起来。我们不再在我们的马厩里打我们的仆人，可是我们给奴役添上一种精致的形式，至少我们善于在每个个别例子里为奴役找出借口来。在我们这儿，思想只不过是思想罢了，要是如今，在十九世纪末尾还可以把我们的最不愉快的生理机能的需要转嫁到工人身上去，那我们一定转嫁，而且事后当然会为自己辩白说：如果最优秀的人、思想家、大学者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这方面，就可能为进步造成严重的危机了。

可是这时候姐姐来了。她一看见医师，就慌慌张张，惊恐不安，立刻说她现在该回家到父亲那儿去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列克谢耶芙娜，”布拉戈沃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恳切地说，“倘使您跟您弟弟和我一块儿消磨半个钟头，这于您父亲有什么妨碍呢？”

他为人爽直，善于把自己的欢乐感染别人。我姐姐想了一想，笑了，忽然高兴起来，就跟那回野餐时候一样的奇突。我们走到旷野上去，在草地上躺下，继续我们的谈话，眺望着那座城，城里所有朝西的窗子由于夕阳而放出万道金光。

这以后每一回姐姐到我这儿来，布拉戈沃就也来，从他俩打招呼的样子看来倒好像他们在我这儿相逢是出于偶然似的。姐姐听我和医师争论，同时她的表情快活得入了迷，而且温柔，好奇，我觉着她的眼前好像渐渐展开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她以前就连在梦里都没有见过，现在她极力要弄明白它。遇到医师不在座，她总是安静而忧郁，如果现在她有的时候坐在我床上哭，那却是出于一种她自己从来不提的原因了。

八月里萝卜吩咐我们准备着到铁路线上去。在我们“被赶”出城的大约两天以前，我父亲来看我。他坐下，眼睛没有看我，不慌不忙地用手绢擦干净他的红脸，然后从衣袋里拿出一份我们城里出版的《通报》，一板一眼地慢慢念了一段消息：我的同龄人，国立银行办公处主任的儿子，奉派担任省税务局的科长了。

“现在看一看你自己，”他叠起那份报来说，“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下流胚！就连小市民和农民也受教育，为的是成为一个人。你呢，出身于波洛兹涅夫家族，有显赫而高贵的祖先，却极力往泥里滚！可是我上这儿来不是为了跟你谈话；我对你已经死了心，”他站起来，压低喉咙接着说，“我来是想弄明白你姐姐上哪儿去了，混蛋。她吃过午饭后就走出家门，现在已经八点钟了，她还没回来。她近来常常出去，也不跟我说一声。她变得不如以前孝顺了，在这儿我看到了你的卑鄙恶劣的影响。她在哪儿？”

他手里拿着那把我熟悉的伞，这时候我慌了，挺直身体，像个小学生，等着父亲打我，可是他注意到我的眼光落在他那把伞上，大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没有打我。

“你要怎样生活都由你！”他说，“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我的老天爷！”奶娘在隔壁房间里嘟哝着，“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唉，我的心感到会有不吉利的事发生，我感到了！”

我在铁路线上工作。整个八月不断地下雨，天气潮湿而寒冷。田野上的庄稼没有运走，在用机器收割的大农场上小麦没有扎成捆，乱堆着，我还记得这些悲惨的麦堆怎样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黑，麦粒在发芽。工作是困难的，我们刚做完什么活儿，一阵大雨就把它全冲毁了。人家不准我们在车站的房子里住着，睡觉，我们就挤住在夏天“修铁路的”住过的又脏又潮的土窑里，每天夜里我总是冷得睡不着觉，而且有些潮虫在我脸上和胳膊上爬来爬去。每逢我们在桥旁边做工，粗鲁的“修铁路的”晚上总到我们这儿来，专门为了打油漆工人，这在他们已经成了一种娱乐。他们打我们，偷去我们的刷子，为了惹恼我们跟他们打架而破坏我们干的活儿，例如把绿漆涂在小屋上。萝卜给我们这些灾难添上最后一笔，他常常不按时付给我们工钱。这个地段所有的油漆活儿先是由一个包工头承包下来，这个包工头再转包给另一个包工头，那个包工头给自己扣下两成利润以后又把它转包给萝卜。这种活儿本来就无利可图，不料天又下雨，时间白白耗费过去，我们不能做工，可是萝卜却得每天给工人开工钱。挨饿的油漆工人差点把他痛打一顿，骂他是骗子，吸血鬼，出卖基督的犹大，他呢，这个可怜虫，唉声叹气，绝望地向天空举起两只手，屡次到切普拉科娃太太那儿去借钱。

七

多雨的、泥泞的、阴暗的秋天到了。失业的日子来了，我常常一连三天没有事做，坐在家里，要不然就去做各种跟油漆无关的活儿，例如去拉沙土铺柏油路，每天挣二十个戈比。布拉戈沃医师到彼得堡去了。姐姐没有来找我。萝卜躺在家里害病，天天料着自己要死了。

我的心境也像秋天。这也许是因为我做了工人，才看清我们这个城的生活的内幕，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有所发现，这种新发现总是惹得我灰心丧气。我那些同乡，早先我对他们倒没什么意见，或者单从外表看上去显得十分正派，现在却露出本相，原来是些下流的、残忍的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这些普通人受他们的欺骗，被他们克扣工钱。他们逼得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在寒冷的前堂里或者厨房里等着。他们侮辱我们，对待我们粗暴极了。秋天我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给阅览室和两个房间糊壁纸。我糊好每一方壁纸，他们只付给我七个戈比，可是他们吩咐我在收据上写二十个戈比。我拒绝这样做，那位戴着金边眼镜、仪表堂堂的先生（多半是俱乐部的一个主任），就对我说：

“要是你这坏蛋再多费话，我就打你一嘴巴。”

仆役小声告诉他说我是建筑师波洛兹涅夫的儿子，他才有点发窘，脸红了，可是他立刻又恢复原样，说：

“滚他的！”

小铺卖给我们工人臭肉、坏了的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总是推搡我们，在医院里医士和助理护士向我们敲诈，要是我们因为穷而没有给他们贿赂，他们为了报复就拿不堪下咽的食物给我们吃，在邮局里就连起码的小官儿也认为自己有权利把我们看做牲畜一样，对我们粗野无礼地嚷叫：“等着！你往哪儿钻？”就连那些看家狗都对我们不客气，特别凶恶地向我们扑过来。可是，自从我处在新的地位以后最使我吃惊的一种重大发现，就是社会上根本缺乏公平，这种情形老百姓叫做“他们忘了上帝”，很少有哪一天不遇到欺诈的事。在欺诈的人当中有卖给我们干油的商人，有包工头，有同事的工人，甚至有主顾本人。不消说，这里根本谈不到我们的任何权利，就连我们做工挣来的钱我们每一回都得站在黑门廊旁边，脱下帽子，哀求很久才拿得到，倒好像讨饭似的。

我在俱乐部阅览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糊壁纸。傍晚我刚打算下工，工程师多尔日科夫的女儿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了，臂弯里抱着一捆书。

我对她点一点头。

“啊，您好！”她立刻认出我来，就对我伸过手来说，“跟您见面我很高兴。”

她微笑着，又好奇又困惑地瞧着我的工作服、浆糊桶、摊在地板上的壁纸。我挺窘，她也觉着不自在了。

“请您原谅我这么瞧着您，”她说，“人家对我谈了许多关于您的话。特别是布拉戈沃医师，他简直迷上您了。您姐姐我也已经认识，她是个亲切可爱的姑娘，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得她信服：您做平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刚好相反，您现在成了城里最有趣味的人了。”

她又看一眼浆糊桶，看一眼壁纸，接着说：

“我本来请求布拉戈沃医师设法使我跟您比较亲密地交个朋友，不过他分明忘了，或者没有办到也未可知。不管怎样，我们总算相识了，如果您肯不拘礼节到我家里来玩，那我会十分感激您。我真想谈一谈！我是个普通人，”她说，向我伸过手来，“我希望您跟我在一块儿不会觉着拘束。我父亲不在家，他到彼得堡去了。”

她走进阅览室里去了，衣服沙沙响，我呢，走回家去，很久都睡不着觉。

在这个缺乏欢乐的秋天，有一个好心人，显然想多少使我的生活轻松一点，时而给我送来茶叶和柠檬，时而送来饼干，时而送来烤松鸡。卡尔波芙娜说这些东西每一回都是由一个兵送来的，可是究竟是谁派他来的，就不知道了。那个兵总要探问我身体是否健康，我每天是否吃到饭，我有没有御寒的衣服。等到严寒来了，那个人仍旧照这样趁我不在，派一个兵送来一条松软的毛线织的围巾，围巾上冒出一股柔和的、几乎闻不出的香水气味，我猜出我的好心的仙女是谁了。围巾上有铃兰的香气，这是安纽达·布拉戈沃所喜爱的香水气味。

将近冬天，活儿多起来，大家高兴多了。萝卜又活了，我们一块儿在墓园的教堂里做工，给那儿的圣像壁打好塑金的底子。这是一种又干净又清静的活儿，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一种顺手的活儿。一天中间可以做出许多活儿，同时光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大家不骂街，不笑，不大声说话。这个地点本身就使我们不得不肃静庄重，而且它让人生出平静严肃的思想。我们站着或者坐着，专心做工，一动也不动，跟塑像一样。四周是一片墓园里所应有的、死气沉沉的寂静，因此要是有个工具掉在地上，或者长明灯的火苗发出爆声，这些声音听起来就又响又刺耳，我们都回过头去看一眼。经过长久的寂静以后，往往可以听见像蜜蜂飞过一般的嗡嗡声：这是教士在门廊里正在为去世的婴儿做安魂祈祷，声音很低，不慌不忙，要不然，一个画工正在拱顶上画鸽子和它周围的星星，轻声吹起口哨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就不出声了。再不然萝卜叹口气，回答自己的思想说：“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或者在我们的头上飘过一阵缓慢悲凉的钟声，油漆工人注意到大概有一个富足的死人抬过来了。……

白天我在这种寂静里，在教堂的幽暗里度过。在漫长的傍晚我总是去打台球，或者到剧院楼座去看话剧，穿一身新的花呢的衣服，那是我用做工挣来的钱买下的。阿若京家已经开始演剧，举办音乐会，现在却只有萝卜一个人在那儿画布景了。他给我讲他在阿若京家有机会看到的话剧和戏剧亮相的情节，我就带着嫉妒的心情听他讲。我很想去看排演，可是要到阿若京家去，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圣诞节的一个星期以前，布拉戈沃医师来了。我们又争论，到傍晚总是打台球。他打台球的时候，脱掉上衣，解开衬衫胸前的扣子，不知什么缘故总是极力做出嗜酒如命的人的样子。他喝得不多，可是一喝酒就闹起来，而且在“伏尔加”那样便宜的下等酒馆里一个傍晚居然能够用掉二十个卢布。

姐姐又常上我这儿来了。他们俩一见面总是很惊讶，可是凭姐姐的又快活又负疚的脸色看得出来这种相逢并不是出于偶然。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打台球，医师对我说：

“您听我说，为什么您不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呢？您不了解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她是个聪明姑娘，迷人，心地单纯而厚道。”

我对他讲起春天工程师怎样对待我。

“这是废话！”医师笑着说，“工程师是工程师，她是她。真的，好朋友，别惹她不高兴，好歹上她那儿去一趟吧。比方说，我们明天傍晚就去找她。您肯去吗？”

他说动了我的心。第二天傍晚我就穿上那身新的花呢衣服，心里很激动，到多尔日科娃家里去了。仆役不像那天早晨我以谋事人身份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傲慢和可怕，家具也显得不那么豪华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正在等我，像老朋友那样迎接我，友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穿一件灰色呢料的连衣裙，袖子肥大，她那种发式等到过了一年在我们城里流行起来的时候被大家叫做“狗耳朵”。她的头发从两鬓起一直盖到耳朵上，由于这个缘故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脸显得好像宽了一些，这一次我看上去，她很像她父亲，她父亲的脸就长得宽，绯红，神态有点像马车夫。她长得美丽优雅，可是不年轻了，看上去有三十岁光景，其实她至多不过二十五岁。

“亲爱的医师，我多么感激他呀！”她给我让座，说，“要不是他，您就不会到我这儿来。我闷得要死！父亲走了，撇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在这个城里该怎么办好了。”

然后她问我目前在哪儿做工，挣多少钱，住在哪儿。

“您只花您做工挣来的钱吗？”她问。

“是的。”

“幸福的人啊！”她叹口气说，“依我看来，生活里的一切坏事都是由闲散，由烦闷无聊，由心灵的空虚来的。人习惯了靠别人过活的时候，这一切就不可避免了。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我真心对您说：做富人是没有趣味，也不愉快的。大家说，人都是靠不义之财去结交朋友，因为一般说来正当的财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她用严肃冰冷的眼光瞧一眼四周的家具，仿佛想把家具点一点数似的，接着说：

“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它们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以前父亲和我过得并不富裕，简简单单，现在呢，您看见我们在怎样过活。说起来骇人听闻，”她说，耸了耸肩膀，“我们一年要花到两万！而且是在外省！”

“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权，”我说，“我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什么东西，甚至跟最繁重肮脏的劳动结合起来。您父亲阔绰，可是照他说来他做过一阵机车司机，当过普通的加油工人。”

她微微一笑，怀疑地摇摇头。

“爸爸有时候吃克瓦斯泡的面包渣汤，”她说，“这简直是寻开心，胡来！”

这时候传来门铃声，她站起来。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应当跟大家一样都做工，”她接着说，“要是有安乐的话，那就应当人人有份。任何特权都不应当有。哎，算了吧，别谈哲学了。请您跟我讲点快活的事吧。请您谈谈油漆工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可笑吗？”

医师来了。我开始讲油漆工人，可是因为不习惯而觉得拘束，就跟民族学家那样讲得严肃而没有力量。医师也讲了几个工厂工人的生活逸事。他身子摇摇晃晃，哭起来，跪下去，甚至学醉汉的样子躺在地板上。这简直是演员的表演，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瞧着他，笑得流出了眼泪。后来他在钢琴那儿坐下来，用他那柔和好听的男高音唱着，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站在旁边，给他挑选歌曲，他唱错的时候就纠正他。

“我听说您也会唱歌？”我问。

“这还用问！”医师吃惊地说，“她是个了不起的歌唱家，演员，您还要问！您说到哪儿去了！”

“从前我认真干过这一行，”她回答我的问题说，“可是现在我把它丢开了。”

她在一个矮凳上坐下，对我们讲起她在彼得堡的生活，模仿一些著名歌唱家的模样，学她们的声调和唱歌的姿态。她在纪念簿上画医师的肖像，然后画我的肖像，画得不好，结果把我们两个人画得很相像。她笑，胡闹，做出可爱的鬼脸。她做起这些事来比谈不义之财自然得多，我觉着她刚才对我讲财富和安乐仿佛不是认真地在讲，而是模仿什么人的话似的。她是个出色的喜剧演员。我暗自把她跟我们的小姐们摆在一起，就连美丽端庄的安纽达·布拉戈沃都比不上她。这两个人的区别是很大的，好比人工培育出来的上等玫瑰和野玫瑰之间的区别一样。

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晚饭。医师和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喝红葡萄酒、香槟、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碰杯，为友谊，为智慧，为进步，为自由干杯。他们没有喝醉，只是脸红了，常常无缘无故大笑起来，笑到流出眼泪。为了免得显出烦闷的样子，我也喝红葡萄酒。

“那些有才能的、天资特富的人，”多尔日科娃说，“知道该怎样生活，顺着自己的道路走去。至于普通人，比方拿我来说，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会做，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瞧着深奥的社会潮流，随它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难道人能瞧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吗？”医师问。

“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

“是这样吗？所谓社会潮流，那是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没有这种东西。”

争论开始了。

“任何深奥的社会潮流，不但我们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医师大声说，“新文学捏造出来的东西多的是！它还捏造过一种在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然而您就是找遍我们的村子，恐怕也只能找到一个穿着短上衣或者黑上衣的村学究，写起‘也’字来倒会写错三笔。有文化的生活在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那种野蛮、那种十足的粗鄙、那种微不足道，跟五百年前一模一样。潮流啦，思潮啦，有倒是有过，可是话说回来，那些东西都浅薄渺小，为种种庸俗的、一个钱也不值的利益服务。难道在这儿看得见什么严肃的东西吗？要是您以为您发现了深奥的社会潮流，您顺应它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那种把昆虫从奴役里解放出来或者从此不吃牛肉饼之类合乎当代风气的工作，那么我该给您道喜了，小姐。我们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至于深奥的社会潮流，我们得等一等：目前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谈不到那种东西，凭良心说那种东西我们一点也不懂。”

“您不懂，我却懂，”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里。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我们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阵，想了一阵以后说，“像这种一直过到现在的生活是一个钱也不值的。我们别再谈它了。”

等到我们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已经敲两点钟了。

“您喜欢她吗？”医师问，“她挺好，不是吗？”

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在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饭，后来在这段节日里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外人，她说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话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给我们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头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识是不是广博，不过他经常讲出他的知识来，因为他希望别人也知道。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话总是跟我们城里任何一个医师都不同，给人留下一种新颖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许是当时唯一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见面，不断读他拿给我的书，结果我渐渐开始感到需要知识，知识给我的缺乏欢乐的劳动充满高尚的精神。我已经觉着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说，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体构成的，不知道干油是什么，油漆是什么，而且好像没有这些知识也行了。跟医师的结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争论，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渐渐发现我并没有把一切事情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良心的指示明明白白，没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问最优秀的人仍旧离着完美很远。他的风度、他那种喜欢把任何谈话都变成争论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种亲热，都有点粗野，缺乏教养，每逢他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或者在酒馆里丢给仆役一点赏钱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文化到底是文化，他的心里却仍然有个鞑靼人[8]在活动。

到主显节他又到彼得堡去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饭以后姐姐来找我。她没有脱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脸色很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一阵阵发冷，看得出她强忍着病痛。

“你多半感冒了。”我说。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倒好像我得罪了她似的。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用沉痛的责备口气说：

“奶妈，我一直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你说说看：我岂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吗？我在一生的最好岁月里却只知道记账、倒茶、数戈比、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更高尚的事了！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人的要求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把我变成一个带钥匙的女管家。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钥匙往门外一丢，钥匙当啷一响掉在我的房间里。这些是食器橱上的钥匙、厨房柜子上的钥匙、地窖的钥匙、茶叶匣的钥匙，也就是当年我母亲带过的那些钥匙。

“啊，哎，天呐！”老太婆害怕地说，“圣徒啊！”

姐姐回家去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说：

“你原谅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八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回来，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年轻的警察分局长，穿着一身新制服。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一本书。

“到底来了！”他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见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说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就拿着它走了。这位警察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见对我说来好比晴天霹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警察、法官，目前我心里七上八下，好像我真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觉。奶娘和普罗科菲也心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妈耳朵痛，她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罗科菲听见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盏小灯小心地走到我房间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说，“在尘世的愁苦生活里喝上一点酒是没什么关系的。要是妈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有大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场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直到天亮也睡不着，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光阴，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们提着灯走去。他的学徒尼科尔卡年纪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生出青斑，那副神情十足像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们走，用沙哑的喉咙吆喝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罚，”亲爱的普罗科菲对我说，“省长有省长的章法，方丈有方丈的章法，军官有军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您没有守住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场坐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暗的板棚，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风从板棚那边吹来，就带出闷人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四下里一片阴暗，看不见那些板棚，老是撞着马和那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的话互相骂着。普罗科菲也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气味。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里我觉着好像在血泊里走来走去似的。

我们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了。拿着筐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个来了。普罗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溅了血迹的白围裙，嘴里恶狠狠地咒骂，面对着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大声叫嚷，响得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反复说他照原价给肉，甚至赔了本钱。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钱，厨娘看出这些毛病，可是给他的喊声震聋了耳朵，没有跟他计较，骂他一声刽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架势十分好看，每一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深怕他别真的砍掉什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个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了肉和血的气味。我的精神状态好像是我奉了什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着有条纹的地毯，有一个年轻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通报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布置得很豪华，然而冷冰冰，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难看刺眼的是在窗子中间墙壁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换来换去，这儿的布置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走去，那边站着一个将军，脖子上挂着弗拉基米尔勋章。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像是字母“O”，“我请您来是为了向您说明一件事。您那受人尊敬的父亲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一个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的具有的贵族称号互相抵触。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诱惑别人犯罪，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了，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像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那瞧着我的眼光一点也不严厉。他的脸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着，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单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谦和，他不是正式的，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地邀请您来，我对您也不是用省长的身份，而是以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资格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职务上去，或者为了避免诱惑别人犯罪，就请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在与此相反的情形下，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在吃午饭以前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不正常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像不相信，忽然间她哈哈大笑，声音那么快活，响亮，激昂，只有好心的、爱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倚住桌子，“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

九

现在我们常常见面，差不多一天见两次面了。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后就坐车到墓园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题词。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样做工。这里安安静静，画工和塑金工做着纯朴的工作，萝卜通情达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像他们一样只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讲话都说“你”，所有这些在她都是新奇的，感动了她。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对我叫一声：

“米萨伊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等到后来我顺着一个单薄的木板台走下来，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鹦鹉，它从笼子里飞出来，后来这只美丽的鸟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翔，懒散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无家可归。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鸟。

“除了墓园以外，我现在简直没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简直叫人烦闷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诵、唱歌、娇声娇气地说话，近来她们简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戈沃小姐不知什么缘故恨上了我。我又不喜欢看话剧。那么请教：我该怎么办呢？”

我常到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不要换一个样子去找她，只穿着普通的工人装就好。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觉着拘束，我别别扭扭，仿佛穿着军装一样，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还没有完全习惯您的新地位，”她有一回对我说，“工人服使您觉着拘束，您穿着它还嫌别扭。您说说看，这是不是因为您缺乏信念，您不满意这种地位？您自己选中的这种工作，您的油漆工作，莫非使您不满意吗？”她问，笑了，“我知道，油漆使得物件美观结实些，然而要知道，那些物件是属于市民和富人的，归根结蒂造成了奢华。此外，您不止一回说过，每个人都应当凭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面包，可是您挣来的是钱，而不是面包。为什么不照您那些话的真正含义去做呢？应当挣来粮食，那就是说应当耕耘，播种，收割，打谷，或者做这一类跟农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比方说放牛，垦地，造木房……”

她打开立在她写字台旁边的一个好看的柜子，说：

“我跟您讲这些话，是因为想让您知道我的秘密。Volià！[9]这是我的农业藏书。这儿有田地，有菜园，有果园，有牲口棚，有养蜂场。我热心地读过这些书，已经在理论上把这一切研究透彻了。我的梦想，我的美好的幻想是一到三月我就到我们的杜别奇尼亚去。那儿真好，妙极了！不是吗？头一年我要仔细把事情看一看，习惯一下，第二年我就真正亲自动手干活，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拼命地干。父亲答应过把杜别奇尼亚送给我，我要在那儿按我的意思干起来。”

她涨红了脸，兴奋得流出眼泪，笑着，说着自己的梦想，她说她要在杜别奇尼亚住下，那会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我羡慕她。三月快要到了，白昼越来越长，在晴朗的日子里，到了中午，房檐上往下滴水，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了，我自己也想下乡。

她说她要搬到杜别奇尼亚去住下，我就痛切地想到我要一个人留在城里了，我觉着我羡慕她的书柜，羡慕农业。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务农，很想对她说：务农是奴隶的工作，可是想起这类的话我父亲说过不止一次，我就没有说出来。

大斋期到了。工程师维克托尔·伊万内奇从彼得堡回来，我却已经渐渐忘记这个人了。他出人意外地回来，甚至没有预先打个电报通知一声。一天傍晚我照例到他家去，不料他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讲着什么，他刚洗过脸，刮过胡子，年轻了十岁。他的女儿跪在那儿，从手提箱里拿出许多盒子、小瓶、书籍，把这些交给仆人巴威尔。我一看见工程师，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他却向我伸出两只手，露出又白又结实像马车夫一样的牙齿，含笑说道：

“他来了，他来了！看见您我很高兴，油漆工人先生！玛霞把事情都跟我讲了，她刚才对您大唱赞歌。我完全了解您，赞成您！”他接着说，挽住我的胳膊，“做个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我自己就用这两只手在比利时做过工，后来还当了两年机车司机……”

他穿着短上衣，按着家常打扮穿着拖鞋，走来走去，好像害了痛风病似的，身子有点摇晃，搓着手。他小声哼着一支歌，带点鼻音，畅快得不住缩起脖子，因为他终于回到家，洗过自己所心爱的淋浴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吃晚饭时候对我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们是可爱的、招人喜欢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先生，你们只要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开始拯救农民，到头来总是弄到这一切变成教派活动了事。难道您不是一个教派信徒吗？瞧，您不喝白酒。这不是教派是什么呢？”

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喝白酒。我还喝了葡萄酒。我们品尝工程师带回来的奶酪、腊肠、馅饼、酸辣菜、种种的凉菜，另外还有工程师不在家的时候从国外寄来的葡萄酒。葡萄酒是上等的。不知什么缘故工程师常常收到从国外免税寄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烟，不知什么人常常免费寄给他鱼子和干鱼肉。他住房子不花钱，因为房主供应铁路煤油。总之，他和他的女儿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全世界一切好东西都是供他们使用的，他们完全不必出钱就可以拿到手。

我仍旧常上他们家去，可是兴致已经不那么好了。工程师使我觉着拘束，有他在场我就觉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全给捆住了。我受不了他那两只明亮坦率的眼睛，他那些论调使我厌倦，反感。我想起不久以前我还是这个保养得很好、脸色红润的人的部下，想起他待我粗暴得不得了，这些回忆也使我厌烦。不错，他搂住我的腰，亲热地拍我的肩膀，赞成我的生活，可是我觉着他照旧看不起我的卑微，只为博得女儿的欢心才跟我敷衍。我再也不能照我本心那样说说笑笑了，我觉着话不投机，老是暗自料着马上他就要叫我潘捷列，就跟叫他的仆役巴威尔一样，我那内地的、庸俗的自尊心是怎样地愤愤不平啊！我这个穷人，油漆工人，每天来找这些被全城看做外国人而且跟我全不相干的富人，每天在他们家里喝贵重的葡萄酒，吃不平常的食物，我的良心不肯容忍这些！每逢我到他们家去，总是阴沉地避开路上的行人，皱起眉头，倒好像我真是个教派信徒似的，每逢我从工程师家里出来，总因为自己饱餐了一顿而害臊。

最主要的是我担心自己会入迷。不管我在街上走着也好，在做工也好，跟同伴谈话也好，我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傍晚我要去找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暗自想象她的嗓音、笑声、步态。每次我准备去找她，总要在奶娘那面凸凹不平的镜子前面站上许久，系好领带，我那身花呢衣服惹得我讨厌。我一面难过一面又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那么浅薄。遇到她在另一个房间里向我打招呼，说是她没穿好衣服，要我等一等，我就听她换衣服的声音，这使我激动，觉着我脚底下的地板好像陷下去了。我在街上哪怕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的身材，也一定要比一比，在这种时候我觉着我们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俗气，穿得不像样子，举动粗俗，这种相比在我心里挑起一种骄傲的感觉：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比所有的人都好！夜里做梦，我总是梦见她和我在一块儿。

有一天晚饭时候，我们跟工程师一块儿吃了整整一只大海虾。后来我回到家，想起来晚饭席上工程师有两次叫我“最可爱的人”，我就暗想：在这个家里他们待我亲热就像待一只跟主人失散的、倒霉的大狗一样，他们在拿我取乐，等到他们厌倦了我，就会把我像狗似的赶出来。我又害臊又难过，难过到流出眼泪，好像我受了侮辱似的。我瞧着天空，暗自赌咒要从此把这件事一刀两断。

第二天我就没有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夜深了，天色已经完全漆黑，又下着雨，我沿大贵族街走着，瞧着窗户。阿若京家的人已经睡熟，只有边上的一个窗子里有亮光，那是阿若京家的老太婆在自己房间里刺绣，点着三支蜡烛，自以为在跟迷信做斗争。我家已经黑了，对门多尔日科夫家的窗子却亮着，可是隔着花和窗帘什么也看不清。我不住地在街上走来走去，三月的凉雨浇在我的身上。我听见我的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他敲大门，过一分钟窗子里透出灯亮，我看见姐姐举着灯急急忙忙走来，一边走一边用一只手整理头上浓密的头发。后来父亲在客室里走来走去，搓着手讲一件什么事，姐姐坐在一把圈椅上，一动也不动，在想什么，没有听他讲话。

可是后来他们走出去，灯就熄了……我回头看工程师的家，这时候也黑了。在黑暗中，在雨地里，我觉着自己孤苦伶仃，听凭命运摆布，觉得如果跟我这种孤独相比，跟现在和日后的生活里还要发生的痛苦相比，那么我的一切行动、愿望、这以前我想过和说过的一切，就都渺小了。唉，活人的行动和思想远不及他的悲伤重大！于是我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我自己在做什么，竟用尽气力拉一下多尔日科夫家的门铃，把它拉断，然后沿着街道跑去，像小孩子一样，担惊害怕，以为马上一定会有人走出来，认出我。等我跑到街头站住，喘一口气，却只听见雨声哗哗地响，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敲一块铁板。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到多尔日科夫家里去。那身花呢衣服被我卖掉了。油漆工作没有，我就到处去找繁重而不愉快的工作，每天挣一二十个戈比，又半饥半饱地活着。我在没膝的冷泥里蹚来蹚去，累得胸腔隐隐作痛，我想照这样把种种回忆压下去，仿佛要为我在工程师家里吃过干酪和罐头食品而惩罚自己似的。可是话虽如此，等到我又湿又饿地在床上刚刚躺下来，我那有罪的幻想就立刻开始为我画出美妙诱人的画面，我就只好暗暗吃惊地对自己承认说我爱着她，热烈地爱着她。随后我就沉酣健康地睡熟了，我觉着我的身体在这苦役般的生活中反而变得更强壮更年轻了。

有一天傍晚，跟时令大相径庭，天下起雪来，而且刮起了北风，倒好像冬天又来到了。这天傍晚我下工回家，碰见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坐在我的房间里。她穿着皮大衣坐在那儿，把两只手揣在暖手筒里。

“为什么您不到我家里去了？”她问，抬起她那对聪明而发亮的眼睛。我快活得心乱极了，笔直地站在她面前，就跟父亲要打我的时候我站着的姿势一样。她瞧着我的脸，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心慌意乱。

“为什么您不到我家里去了？”她又问一遍，“既然您不肯去，我就自己来了。”

她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别丢开我，”她说，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孤单，十分孤单！”

她哭起来，用暖手筒盖住脸说：

“我孤孤单单！对我来说生活是沉重的，沉重得很。在整个世界上除了您以外我没有第二个人了。别丢开我！”

她微微一笑，同时找手绢要擦干眼泪。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我就搂住她，吻她，这时候她帽子上别着的佩针把我的脸划出了血痕。

我们就谈起来，谈得那么亲热，仿佛我们早已很亲密了似的……

十

大约过了两天她就打发我到杜别奇尼亚去，我说不出的高兴。我到车站去的时候，后来坐在火车里的时候，老是无缘无故地发笑，人们瞧着我，把我看成醉汉了。天在下雪，早晨很冷，可是道路已经变黑，乌鸦在那上面飞来飞去，呱呱地叫。

起初我打算在切普拉科娃太太家对面那个厢房里给我们两个人，我和玛霞，布置住处，可是那里原来早已住下许多鸽子和鸭子，要收拾干净就不能不毁掉许多鸟巢。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搬进那所下着百叶窗的大房子，住在那些不舒适的房间里。农民们把这所大房子叫做宫殿。那里面有二十多个房间，摆设却只有一架钢琴和一个给孩子坐的、如今放在阁楼上的小圈椅，即使玛霞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都从城里运来，我们也仍旧不能消除这种阴森的空虚和寒冷的印象。我选出三个不大的房间，它们的窗户都对着花园。我从早到晚收拾这几个房间，安上新玻璃，糊好壁纸，填塞地板上的隙缝和小洞。这是轻松愉快的劳动。我不止一次跑到河边去，看冰流走没有，老是觉着好像椋鸟飞来了。晚上我想着玛霞，带着说不出的甜蜜感觉，带着满腔的快乐，听耗子吵闹，听风在天花板上呜呜地叫，不住敲打。好像有个老家神在阁楼上咳嗽似的。

雪很深，到三月末还下了很大的雪，不过，仿佛谁使了魔法似的，雪很快就融化，春天的洪水汹涌而来，于是四月初椋鸟就嘁嘁喳喳地叫，黄色蝴蝶飞进花园里来了。天气好极了。每天黄昏以前我总要走到城里去跟玛霞见面，在那渐渐干燥、至今还发软的道路上光着脚走路是多么痛快啊！我走到半路上坐下来，瞧着那座城，下不了决心再往前走了。一看见那座城，我就心慌意乱。我不住地想：我的熟人听到我的恋爱以后会怎样对待我呢？父亲会说什么呢？特别使我心慌的，是我想到我的生活复杂起来，我完全失去纠正它的能力，它像气球似的把我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再想怎样挣来每天的食物，不再想怎样生活，而只是想，说真的，我不记得我想什么了。

玛霞坐着马车来了。我就在她旁边坐下，我们一块儿高高兴兴，自由自在地到杜别奇尼亚去。或者我等到太阳下山，独自一个人烦闷无聊，满腔不满意地走回家来，不明白玛霞为什么没有来，不料在庄园门口或者在花园里，出人意外，有个可爱的影子迎着我走来，那就是她！原来她是坐火车来的，她出了火车站就步行到这儿来了。这是什么样的喜庆啊！她穿一件朴素的毛料连衣裙，围一条三角围巾，拿一把平常的阳伞，然而腰身束紧，身段苗条，穿着外国的贵重皮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女演员在扮演一个小市民姑娘。我们就在我们的庄园上巡视一遍，决定谁的房间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应该是我们的林荫道、菜园、养蜂场。我们已经有了鸡、鸭、鹅，我们喜爱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属于我们的。它们已经为播种准备下燕麦、三叶草、猫尾草、荞麦、蔬菜种子，我们每一回都要把这些东西检查一遍，花很多的工夫讨论收成会怎样，凡是玛霞对我说的话依我看来都非常聪明美妙。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期。

圣多马周[10]过后不久，我们在距离杜别奇尼亚三俄里远的库里洛夫卡村我们教区的教堂里结了婚。玛霞希望一切都安排得平平常常，按照她的心意，我们的傧相是农村里的青年，唱歌的只有教堂诵经士一个人，我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坐着一辆不大的、颠簸的马车，由她亲自赶车。从城里来的客人只有我姐姐克丽奥佩特拉一个人，玛霞在举行婚礼的前三天写给她一封信。姐姐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手套。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她由于感动和快乐而轻声哭着，她脸上的表情像是慈母，无限的善良。她由于我们的幸福而陶醉，微微笑着，仿佛吸进一种甜美的空气似的。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我瞧着她，这才明白对她来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爱情，人间的爱情更高尚的东西，她正在渴望这种爱情，这渴望虽是暗藏着的，胆怯的，然而它持久而且热烈。她搂住玛霞，吻她，不知道怎样表白她的快乐才好，就对她讲到我：

“他好！他好得很！”

在她动身离开我们以前，她换上平时的衣服，把我带到花园里去好跟我单独谈一谈。

“父亲很伤心，因为你没有写信告诉他，”她说，“应当请求他给你的婚礼祝福才对。不过实际上他很满意。他说在整个社会的眼睛里这段婚事把你抬高了，又说在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的影响下你会比较严肃地对待生活了。现在我们一到傍晚就只谈你的事，昨天他甚至这样说：‘我们的米萨伊尔。’这真叫我高兴。看起来，他正在暗自盘算什么，我觉着他仿佛打算对你做出宽宏大量的榜样，先跟你讲和。很可能过几天他会亲自到这儿来看你。”

她有好几回匆匆忙忙在我胸前画十字，说：

“好，求上帝跟你同在，祝你幸福。安纽达·布拉戈沃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谈起你的婚事，说这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新的考验。可不是！在家庭生活里不光是有快乐，也有痛苦。不会没有痛苦的。”

我和玛霞陪着她步行三俄里光景，然后我们慢慢走回来，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在养神。玛霞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心里轻飘飘的，不再想谈情说爱。举行婚礼以后，我们彼此之间变得更亲近更密切，我们觉得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拆开了。

“你姐姐是个可爱的人，”玛霞说，“不过看上去她好像长时期在受苦似的。你父亲一定是个可怕的人。”

我就对她讲起我和姐姐一向受着什么样的教育，实际上我们的童年多么痛苦，多么荒唐。她听到不久以前父亲还打过我，就打了个冷颤，紧紧地依偎着我。

“别说下去了，”她说，“这真可怕。”

现在她再也不离开我了。我们住在那所大厦的三个房间里，每到傍晚就关紧那道通到这所房子里没有人住的地方去的门，仿佛那边住着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和害怕的人似的。我很早就起床，天一亮就起来，然后我立刻找点活儿干起来。我修理好大车，在花园里开辟道路，挖掘苗床，油漆房顶。临到播种燕麦的时候，我试着把地重耕一遍，耙一耙松，撒下种子，这些事我做得很认真，不下于雇工；我干得很累，受着雨淋，迎着刺骨的冷风，我的脸和腿长久地发烧，每天夜里我都梦见一片垦松的土地。可是田间工作不能吸引我。我不懂农业，也不喜欢它，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祖先不是农夫，我的血管里流着的纯粹是城里人的血。大自然我是深深喜爱的，我喜爱田野，喜爱草场，喜爱菜园，可是用犁耕地、吆喝着瘦马的农民却穿得破破烂烂，浑身湿透，伸长了脖子，依我看来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丑恶的力量的表现，每逢我瞧着他们的笨拙的动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早已成为过去的、人类还不会用火的时代的、传奇般的生活。常有一头凶猛的公牛跟农民的成群的牲口一块儿走着，或者一匹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响起一片马蹄声，这种事总是弄得我满心害怕。凡是略略大一点、强壮一点、凶猛一点的东西，不管它是长着犄角的公羊也好，鹅也好，拴着链子的狗也好，总使我觉得就是那种粗暴野蛮的力量的表现。遇到恶劣的天气，在耕耘过的黑土上空悬挂着沉重的乌云，这种成见就特别强烈地在我心里抬头。尤其是我耕地或者播种的时候，总有两三个人站在一旁看我干活，我就体会不到这种劳动是无法避免，理所当做的，反而觉着自己好像在玩乐似的。我比较喜欢做院子里的工作，再也没有比油漆房顶更使我喜欢的工作了。

我常常穿过花园，穿过草场，到我们的磨坊去。这个磨坊已经由一个库里洛夫卡村的农民斯捷潘承租下来，他长得漂亮，皮肤发黑，留一把浓密的黑色大胡子，从外貌看来像是一个大力士。他不喜欢磨坊的生意，认为这种生意枯燥乏味，无利可图，他只是为了免得住在家里才到磨坊来住的。他是个马具匠，周围总有一股好闻的松香和皮革的气味。他不喜欢谈话，为人疲疲沓沓，不爱活动，老是坐在岸边或者门槛上，嘴里哼着“乌——溜——溜——溜”。有时候他妻子和岳母从库里洛夫卡村来找他，她俩都长着白白的脸，身子很瘦，性情温柔。她们对他深深地鞠躬，称呼他“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他呢，既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下来回答她们，反而躲到一旁去，在岸边上坐下，轻声哼着“乌——溜——溜——溜”。他的岳母和妻子在沉默中过了一两个钟头，然后交头接耳地说几句话，站起来，对他看一阵，等他回过头来，然后她们深深地鞠躬，用娇滴滴的唱歌声音说：

“再见，斯捷潘·彼得罗维奇！”

她们就走了。这以后，斯捷潘就把她们留下的包着小面包圈或者衬衫的包袱收拾起来，叹口气，对她们那边一下眼，说：

“娘儿们！”

这个有两盘磨的磨坊昼夜不停地工作。我帮斯捷潘做工，我喜欢这种活儿。每逢他因事出外，我总是很愿意留下来替他干活。

十一

温暖晴朗的天气过去以后，来了道路泥泞的季节。整个五月下着雨，天气很凉。磨盘的闹声和雨声使人发懒和犯困。地板颤摇，空中弥漫着面粉气味，这也使人想打盹。我妻子穿着短皮袄，穿着男人的高筒雨靴，一天来两次，老是说那一套话：

“这也叫做夏天！比十月里还糟！”

我们一块儿喝茶，烧粥，或者一连几个钟头默默地坐着，等着雨停。有一回斯捷潘赶集去了，玛霞在磨坊里住了一夜。等到我们起床，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几点钟，因为雨云盖没了整个天空，只有杜别奇尼亚的那些带着睡意的公鸡在啼，草场上有些秧鸡在叫，时候还很早很早……我跟妻子走下坡去，到了水边，把昨晚斯捷潘当着我们的面抛下河去的捕鱼篓子拖上来。那里面有一条大鲈鱼在挣扎，另外还有一只螃蟹，向上举起螯，直立起来。

“把它们放了吧，”玛霞说，“让它们也幸福吧。”

由于我们起身很早，后来又没有事做，这一天就显得很长，成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将近傍晚，斯捷潘回来了，我就回家，到庄园里去了。

“今天你父亲坐车来了。”玛霞对我说。

“他在哪儿？”我问。

“他走了。我没有招待他。”

她看见我站住，一句话也不说，看出我为我父亲抱歉，就说：

“人得始终一贯才对。我没有招待他，吩咐人传话给他说，从今以后他不必再担心，不必再来看我们。”

过了一分钟我走出门外，往城里走去，想对父亲解释一下。路上又烂又滑，天气很冷。婚后，这还是我头一回突然心境忧郁起来。我那脑子被这漫长灰色的一天弄得十分疲乏，这时候忽然闪过一种想法：也许我不该这样生活吧。我疲倦了，我渐渐无精打采，心灰意懒，不愿动手脚，动脑筋了。我走了一会儿，挥一挥手，转过身走回去了。

院子中间站着工程师，他穿一件带风帽的皮革大衣，大声说：

“家具上哪儿去了？本来这儿有帝国式的好家具，有画片，有花瓶，可是现在却空空如也！我买这庄园是连家具一齐买下的，叫鬼逮了她去才好！”

他身旁站着将军夫人的雇工莫伊谢伊，手里揉着自己的帽子。这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身材很瘦，脸上长着碎麻子和一对满不在乎的小眼睛，这边脸比那边脸大，好像他把这边脸压扁了似的。

“老爷，您买下的时候不带家具，”他迟疑地说，“我记得。”

“闭嘴！”工程师大叫一声，满脸涨紫，全身发抖，花园里的回声响亮地应答他的叫声。

十二

我在花园里或者院子里干活，莫伊谢伊常常站在我身旁，把手背在后面，用他那对小眼睛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瞧着我。这总惹得我十分不痛快，弄得我只好丢下工作一走了事。

我们从斯捷潘那儿听说这个莫伊谢伊是将军夫人的情夫。我发现人家来找她借钱的时候，总是先找莫伊谢伊，有一回我看见一个乡下人，全身发黑，大概是煤炭工人，在他面前跪下来。有时候他跟别人小声商量一阵，自己拿出钱来，并没有去报告太太，因此我推想他遇到机会来了，自己拿出钱来做交易。

他在我们花园里窗跟底下开枪打鸟，从我们地窖里拿走食物，事先也不问一声就把我们的马牵走。我们生气，不再相信杜别奇尼亚是属于我们的了，玛霞脸色发白地说：

“难道我们得跟这些混蛋再相处一年半吗？”

将军夫人的儿子伊万·切普拉科夫在我们铁路上做乘务员。一个冬天，他变得瘦多了，弱多了，只要喝一杯酒就能醉，到了不见太阳的地方就觉着冷。他穿着乘务员的制服很不痛快，而且很难为情，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职务有油水，因为他可以把蜡烛偷起来卖掉。我的新地位在他心里勾起一种可笑的感触，他又是惊奇又是羡慕，而且抱着模糊的希望，但愿他也有同类的机遇才好。他用欣赏的眼睛瞧着玛霞，问我现在进餐时候吃什么东西，他那难看的瘦脸上就现出忧郁而甜蜜的神情，他的手指头也动起来，倒好像摸着了我的幸福似的。

“听着，小利钱，”他忙忙乱乱地说，每隔一分钟就点一回烟，他站着的地方总是很脏，因为他吸一支烟要用十根火柴，“你听着，现在我的生活糟透了。主要的是每个小小的军官都可以吆喝我：‘你这看车的！你！’老兄，我在火车上听够了各式各样的话，你要知道，我现在明白了：生活是一片肮脏！我母亲毁了我！在火车上有一位医师对我说：如果父母放荡，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酒鬼或者罪犯。原来是这样！”

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走进院子里来。他的眼睛茫然地乱看，他的呼吸困难。他又笑又哭，嘴里说着什么，仿佛发着高烧在说胡话似的。在他那些乱糟糟的话里我只能听懂这样几句：“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在哪儿？”他哭着说这几句话，好像小孩子在人群中跟母亲走散了似的。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花园里去，把他安顿在树荫底下，然后那一整天和一整夜我跟玛霞轮流守在他的身旁。他病了，可是玛霞带着憎恶瞧着他那苍白湿润的脸，说：

“难道这些混蛋在我们的院子里还要住上一年半吗？这真可怕！这真可怕呀！”

那些农民惹得我们多么伤心啊！在最初那段时期，在春天那些月份，在我们那么巴望幸福的时候，我们却遭到多么沉重的失望！我的妻子要办一个学校。我为那学校画了一个草图，容纳六十个孩子。地方自治局执行处也赞同，可是劝她在库里洛夫卡村办学校，那是个大村子，离我们有三俄里远。顺便要说到，库里洛夫卡村原有一个学校，在那里有四个村子的孩子去读书，我们杜别奇尼亚也包括在内，可是这学校又旧又挤，在那儿的朽烂地板上走路已经有危险了。三月末，按照玛霞的心意，她奉派担任了库里洛夫卡村学校的监督人，四月初我们三次召集会议，劝告农民说他们的学校又挤又旧，非修建新学校不可。地方自治局执行处派人到场，平民学校的学监也来了，他们也都劝告农民。每次开完会以后，农民总是围住我们，要我们请他们喝一大桶白酒。我们被人群围住，觉着很热。我们不久就筋疲力尽，回家去了，心里很不满意，而且有点发窘。最后农民总算给学校拨出一块地，然后他们得用自己的马从城里把全部建筑材料运回来。他们刚忙完春播作物，头一个星期日就从库里洛夫卡和杜别奇尼亚赶着大车去运砖回来奠地基。天刚亮他们就动身，可是直到夜深才回来；那些农民喝得醉醺醺的，说是他们累得要命。

仿佛故意捣乱似的，整个五月一直下雨，天冷。道路坏了，泥泞不堪。从城里回来的大车照例绕到我们的院子里来，那是多么可怕呀！瞧，大门口出现了一匹马，叉开前腿，大着肚子，在把车拉进院子里来以前深深低下头去。车上装着一根二十俄尺长的圆木，看上去又湿又滑。车子旁边走着一个农民，因为有雨而把衣服裹紧身子，把衣裾掖在腰带里，他眼睛并不瞧着脚底下，也不绕过泥塘，却大踏步走着……随后又出现一辆大车，装着薄木板，然后又出现一辆，装着圆木，再后又是一辆……正房前面那块空地渐渐挤满了马匹、圆木、木板。农民和包着头、把连衣裙底襟掖起来的农妇气冲冲地瞧着我们的窗子，吵吵嚷嚷，要太太出来，粗野的咒骂声传来。莫伊谢伊站在一旁，我们觉得他看见我们受到侮辱仿佛高兴似的。

“我们再也不管运了！”农民们喊道，“我们累坏了！让她自己去运吧！”

玛霞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以为他们马上就要冲进房子里来了，就打发人送出半桶酒去，这以后吵闹声才平息，长长的圆木一根连一根地爬出院子去了。

我准备到建筑工地去，我妻子激动起来，说：

“农民们凶得很。只求他们别对你胡闹才好。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块儿坐着车到库里洛夫卡村去，在那儿木工们要我们赏他们一些酒钱。木架已经搭好，是奠立基石的时候了，可是瓦工还没来，结果只好窝工，木工们抱怨起来。后来瓦工总算来了，不料又发现没有沙土，不知怎的大家忘了这儿要用沙土。农民们利用我们束手无策的局面，要三十个戈比运一车沙土，其实从工地到河边去装沙土不到四俄里远。他们一共要运五百多车才够用。误会啦，谩骂啦，纠缠啦，闹个没完，我妻子生气，瓦工的包工头季特·彼得罗夫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挽住她的胳膊说：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只要给我运来沙土，我就一下子给你派十个人来，两天里头就把活儿做完。你瞧着吧！”

可是沙土运齐了，过了两天，四天，一个星期，在准备奠基的那个地方仍旧张开着一条空荡荡的沟。

“这简直要叫人发疯！”我妻子激动地说，“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啊！”

正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工程师维克托尔·伊万内奇到我们这儿来了。他随身带来用纸包着的一瓶葡萄酒和凉菜，吃了很久，然后在露台上躺下来睡觉，呼呼地打鼾，招得工人们摇着头说：

“可了不得！”

他来了，玛霞并不高兴，她不相信他，同时却又跟他商量，他饭后睡了一大觉，醒来心绪恶劣，对我们的农活批评一阵，或者后悔买下杜别奇尼亚，因为它给他带来那么多的损失，在这种时候可怜的玛霞脸上总是现出难过的神情。她向他抱怨起来，他就打着呵欠说，应当把农民打一顿才对。

他把我们的婚事和我们的生活叫做喜剧，他说这是任性，胡闹。

“她已经出过这类的事，”他对我讲到玛霞，“有一回她自以为是歌剧演员，就离开我走了。我找了她两个月，我最可爱的人，单是电报费我就花了一千卢布。”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呼我教派信徒，油漆工先生，也不像以前那样用赞许的态度对待我的劳动生活，而只是说：

“您是个怪人！您是个不正常的人！我不敢预言，不过您的下场好不了！”

玛霞夜间总睡不好，老是坐在我们寝室的窗前想什么。吃晚饭的时候不再有笑声，她也不再做可爱的鬼脸。我心里难过，天下雨的时候每颗雨点都像小子弹似的打进我的心里，我恨不得跪在玛霞面前，替天气赔罪才好。农民们在院子里闹，我也觉着自己有罪。我往往一连几个钟头坐在一个地方不动，一心想玛霞是个多么出色的人，多么了不起的人。我热烈地爱她，凡是她说的话，她做的事都使我陶醉。她倾向于安静的书房工作，她喜欢长时间看书，研究点什么。她只凭书本了解农业管理，然而她的知识却使我们惊奇，她出的主意全都合用，没有一个在农业管理中是白费的。此外她又多么高尚，多么风雅，多么温和啊，只有受过极好的教育的人才会那么温和！

对这个具有健康活跃的智慧的女人来说，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这种杂乱环境以及种种小烦恼和小是非是痛苦的。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出来了，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苦苦思索，喉咙里发堵，恨不能哭一场才好。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我坐车进城，给玛霞运来书籍、报纸、糖果、花卉。我跟斯捷潘一块儿捕鱼，一连几个钟头淋着雨在凉水里走来走去，让水没到脖子上，为的是捉到一条山鲶鱼，给我们的饭菜添一点花样。我低声下气地求农民们别闹，请他们喝酒，花钱买动他们的心，对他们许下种种的愿。此外我还做了多少蠢事啊！

最后雨总算停了，土地干了。我清早四点钟光景起床，走进花园，看见露珠在花朵上闪光，鸟儿和昆虫叫出一片嘁嘁喳喳的闹声，天上一点云也没有，花园、草场、河流都那么美，可是我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我和玛霞坐一辆轻便的马车到田野上去看一看燕麦。她赶车，我坐在她身后。她的肩膀微微耸起来，风戏弄她的头发。

“靠右边走！”她对迎面来的人嚷道。

“你很像赶车的。”有一天我对她说。

“很可能！我祖父，也就是工程师的父亲，本来就是赶车的。你不知道吧？”她回转身来问我，而且立刻表演赶车的怎样吆喝，怎样唱曲子。

“谢天谢地！”我听着她的声音暗想，“谢天谢地！”

我又想起了农民，想起了大车，想起了工程师……

十三

医师布拉戈沃骑着自行车来了。姐姐也开始常常到这儿来。我们又谈体力劳动，谈进步，谈在遥远的未来等待人类的神秘的未知数。医师不喜欢我们的农活，因为它妨碍我们争论，他说耕耘、收割、放牧之类的工作跟自由人是不相称的，人类逐渐会把所有这些生存斗争的粗鄙方式交给牲畜和机器去做，他们自己专门致力于科学研究。姐姐老是要求让她早点回家去，要是人们把她留到夜深，或者留她过夜，她就非常心神不定。

“我的天，您简直还是个孩子！”玛霞用责备的口气说，“是啊，这甚至可笑。”

“不错，这是可笑的，”姐姐同意说，“我承认这是可笑的，可是我既然没有力量克制自己，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老是觉着好像我做得不对似的。”

到割草季节，我由于没有做惯而周身酸痛。傍晚我跟家里人一块儿坐在露台上谈天，我往往忽然睡着了，大家就对着我大声笑起来。他们叫醒我，把我安顿在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我睡意蒙眬，好像在梦中似的看见那些灯火、人脸、菜碟，听人们说话，却什么也听不懂。我一清早就起床，立刻拿起镰刀来，或者到建筑工地去，工作一整天。

遇到节日我留在家里，就会发现我妻子和姐姐瞒着我什么事，甚至仿佛要躲开我。妻子待我仍旧温存，不过她脑子里有了一种什么想法，却不肯告诉我。毫无疑问，她对农民的气忿正在增长，对她来说生活变得越发沉重了，然而她却不再向我抱怨。如今她倒乐意跟医师谈话，却不大乐意跟我谈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省里有一个风俗，遇到割草和收粮食的季节，每天傍晚工人们就走到主人院子里来，主人就请他们喝白酒，连年轻的姑娘也喝一杯。我们没有照这个风俗做。割草人和村妇们就在我们院子里一直站到夜深，等酒喝，然后一边骂着一边走出去。在这种时候玛霞就严厉地皱起眉头，一声不响，或者气忿地低声对医师说：

“野人！贝琴涅戈人[11]！”

在乡村里就跟学校里一样，新来的人总是受到无礼的，甚至敌意的对待。我们也受到了这种待遇。起初人们把我们看做两个头脑简单的笨人，认为我们买下庄园只是因为有了钱无处用罢了。他们笑我们。农民把牲口放进我们的树林里，甚至放进我们的花园里来。他们把我们的奶牛和马赶到他们村子里去，然后走来要求赔偿，说是踏坏了他们的庄稼。他们成群结伙地到我们院子里来，七嘴八舌地声明说，好像我们在割草的时候侵入了不属于我们所有的什么贝谢耶甫卡村或者谢明尼哈村的地界。我们还不很清楚我们的地界，因此我们听信这话，付了罚款，可是事后查明，我们割草的地段没有弄错。我们树林里的小菩提树被人剥掉了树皮。有一个杜别奇尼亚的富农没有牌照私自卖白酒，他买通我们的工人，一块儿用最奸诈的方式欺骗我们，把大车上的新车轮换成旧车轮，把我们耕田用的马轭弄到手再转卖给我们，等等。然而最可气的是库里洛夫卡建筑工地上出的事，在那儿村妇们每天夜里偷木板、砖头，瓷砖、生铁，村长带着证人到她们家里搜查，村社罚她们每人出两个卢布，然后这些罚款却被整个村社拿去喝酒了。

玛霞知道了这件事，就愤慨地对医师或者对我姐姐说：

“简直是畜生！这真可怕！可怕！”

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说，她后悔起意造学校了。

“您要明白，”医师劝她说，“您要明白，要是您造这个学校，或者一般的做好事，那您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文化，为了未来。农民越坏，也就越有理由要造学校。您要明白这一点才好！”

可是他的声调透露了他缺乏信心，我觉得他跟玛霞同样憎恨农民。

玛霞常到磨坊去，而且带我姐姐一块儿去。她俩笑着说，她们去看斯捷潘，他长得多么漂亮。原来斯捷潘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显得迟钝，不爱说话，他跟女人在一块儿就随随便便，他的话也滔滔不绝了。有一回我来到河边洗澡，无意中听见他们在谈话。玛霞和克丽奥佩特拉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坐在岸边一棵柳树的宽大的荫影下面，斯捷潘站在旁边，把手放在背后，说：

“难道农民算是人吗？他们不是人，而且，对不起，他们是野兽，骗子。农民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光是吃啦，喝啦，只求伙食便宜点就好，到酒馆里拼命灌酒。他们对你说不出一句好话，没有一点好样子，不懂什么叫礼数，就是粗野！他自己在烂泥里打滚，他妻子在烂泥里打滚，他孩子在烂泥里打滚。不管到了哪儿他倒头就睡，菜汤里有土豆，他干脆伸出手指头去捞，喝起克瓦斯来连蟑螂也一齐喝下去，连吹一口气把它吹掉都不肯！”

“要知道这是穷啊！”姐姐插嘴说。

“哪里是穷！不错，他们苦是苦的，可是苦跟苦不同，小姐。要是人关在监狱里，或者比方说瞎了眼睛，瘸了腿，那么实在，求上帝别让人落到这步田地才好，可要是他自自由由，有头脑，有眼睛，有手，有力气，有上帝，那他还缺什么呢？这是胡闹，小姐，这是愚昧无知，不是穷。比方说，要是您，好心的上流人，受过教养，有一片好心，打算周济他，那他就会昧下良心把您的钱拿去喝酒，要不然就更糟，他索性开一家酒店，拿您的钱去抢劫老百姓。您刚才说到穷。可是难道富裕的农民过活得好一些吗？对不起，也跟猪差不多。又粗又野，扯开嗓门哇哇地叫，蠢头蠢脑，横下里比直下里宽，一脸的肥肉，脸膛通红，你恨不能抡起胳膊来给他这个混蛋一记耳光才好。比方说，杜别奇尼亚的拉利昂就是个富裕的农民，可是恐怕他也在你们树林里剥树皮，不在穷农民以下。他爱骂人，他的那些孩子也爱骂人，他喝多了酒，就往泥塘里一滚，睡着了。小姐，他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东西。跟他们一块儿住在村子里就跟住在地狱里一样。我讨厌它，那个村子。多亏主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我有吃有穿，在龙骑兵团里服满兵役，做过三年村长，现在成了自由的哥萨克，想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生活。我不愿意在村子里生活，谁也没有权利硬逼着我在哪儿生活。人家说，你有老婆啊。他们说，你得跟老婆一块儿住在小木房里。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我又不是她雇来的。”

“告诉我，斯捷潘，您是因为爱情才结婚的吗？”玛霞问。

“我们乡村里有什么爱情呢？”斯捷潘回答说，笑了笑，“太太，要是您有意知道的话，老实说，我是第二回结婚了。我并不是库里洛夫卡村的人，而是扎列戈希村的人，后来我是入赘到库里洛夫卡来的。这是说，爹妈不肯给我们分家，我们一共弟兄五个，我就鞠个躬，照这样子跑到一个外村来入赘了。我头一个老婆年轻轻的就死了。”

“怎么死的？”

“因为她蠢嘛。她老是哭，没来由地哭啊哭的，到后来就憔悴了。她一个劲儿地喝一种什么药水，好变得漂亮点儿，可是多半伤了内脏。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库里洛夫卡村的人，她有什么可取的呢？她是个乡下女人，村里的娘儿们，别的什么也不是。人家为她来找我提亲的时候，我心里活动了，我想她年纪挺轻，长得白白净净，家里样样都清洁。她妈就跟鞭身派教徒一样，喝咖啡，顶要紧的是她们过日子干干净净。所以我们就成了亲。可是第二天我们坐下来吃饭，我叫丈母娘给我拿一把调羹，她就去拿，我一瞧，她用手指头擦调羹呐。好家伙，我心想，这就叫做干净啊。我跟她们一块儿过了一年就走了。也许我该娶个城里人才对，”他沉默一会儿，接着说，“据说，老婆是丈夫的帮手。我要帮手干什么？我自己就会帮自己，做老婆的该跟我谈谈天，不过也别老是嘁嘁喳喳，应该有条有理，带感情地谈。缺了这种畅快的谈天还成个什么生活呢！”

斯捷潘忽然停住嘴，我立刻听见他哼起他那无聊而单调的“乌——溜——溜——溜”。这是说他看见我了。

玛霞常去磨坊，显然她在跟斯捷潘的谈话里找到了乐趣。斯捷潘那么真心而有力量地痛骂农民，这就把她吸引到他那儿去了。每逢她从磨坊回来，看守花园的呆子农民就对她喊道：

“小妞儿巴拉希卡！你好，小妞儿巴拉希卡！”他又学狗那样对她叫道：“汪！汪！”

她就停下来，注意地瞧他，仿佛她在这呆子的吠声中找到了她思想的解答似的。大概他也像斯捷潘的痛骂那样吸引她。家里等着她的却无非是一些消息，例如村里的鹅钻进我们的菜园，把白菜啄坏了几棵，或者拉利昂偷了缰绳，她就耸着肩膀冷冷一笑，说：

“您对这些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生气，心里满是怨恨。同时我却跟农民们处熟，越来越跟他们相好了。他们大多数是神经质的、爱生气的、受尽侮辱的人。这些人的想象力已经被扑灭，他们愚昧无知，见识贫乏而模糊，老是那一套关于灰色的土地、灰色的日子、黑面包的想法。这些人狡猾，然而跟鸟那样只把头藏在树后面。他们不会算计。他们不肯为二十个卢布而上您这儿来割草，可是您只要肯出半桶酒，他们就来了，其实二十个卢布可以买四桶酒哩。他们也确实肮脏、酗酒、愚蠢、骗人，不过尽管这样，人却觉得一般说来农民生活是立足在一个坚固健康的核心上的。不管农民赶犁走着的样子多么像是一头笨拙的野兽，也不管农民怎样用白酒灌醉自己，可是人只要走近前去细细一看，就会感到农民有一种不可缺少的、很重大的东西，而比方说玛霞和医师就恰好缺少这种东西，那就是农民相信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真理，他和所有人民的得救都只在于真理，因此人间万物当中他最喜爱的莫过于公正。我对妻子说，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她往往用沉默作为回答，或者像斯捷潘那样哼着：“乌——溜——溜——溜”……每逢这个善良聪明的女人气得脸色惨白，嗓音发颤地跟医师讲到酗酒和欺骗，我总是弄不懂，而且为她的健忘吃惊。她怎能忘记她父亲，那位工程师，也喝酒，而且喝很多，他用来买杜别奇尼亚的钱是借助于一连串没廉耻、昧良心的欺骗得来的呢？她怎么能忘了这些呢？

十四

我姐姐也过着她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严密地瞒过我的耳目。她常跟玛霞交头接耳地说话。每逢我走到她跟前去，她总是畏畏缩缩，她的眼光变得负疚，哀求了。显然她灵魂里起了什么变化，她怕它，为它害臊。为了避免在花园里跟我相遇，或者跟我单独待在一块儿，她随时跟玛霞厮守着，弄得我很少有机会跟她谈话，只剩下吃饭的时候了。

有一天我从建筑工地回来，轻轻地走过花园。天黑下来了。我姐姐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自顾在一棵枝叶茂密的老苹果树旁边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声音，仿佛是个幽灵。她穿一身黑衣服，走得很快，老是顺着一条线往返，眼睛瞧着地下。树上掉下一个苹果来，她给那响声吓一跳，站住，用手按住鬓角。这当儿我就向她面前走去。

一股温柔的爱忽然倾注到我的心头，不知什么缘故我含着眼泪想起了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童年，我就搂住她的肩膀，吻她。

“你怎么了？”我问，“你心里难过，我早就看出来了。告诉我，你怎么了？”

“我害怕……”她说，身子发抖。

“你到底怎么了？”我追问道，“看在上帝分上，你老老实实说出来吧！”

“我说，我老老实实说出来，我把实在情形都告诉你。瞒着你是太沉重、太苦了！米萨伊尔，我在恋爱……”她接着小声说，“我在恋爱，我在恋爱……我幸福啊，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又那么害怕！”

有脚步声传来，树木之间现出医师布拉戈沃的身影，上面穿着绸衬衫，下面穿着高筒靴。显然这儿，在这棵苹果树旁边，正是他们指定的约会地点。她一看见他，就激动地往他那边扑过去，痛苦地喊叫着，仿佛有人要把他从她身边夺去似的。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

她依偎着他，贪婪地瞧他的脸。一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近来她多么消瘦，多么苍白。这从她那花边衣领特别容易看出来，这个衣领我早就见过，现在却显得比以前任什么时候都肥大，包不严她那又瘦又长的脖子了。医师有点慌张，不过立刻镇定下来，抚平她的头发说：

“好，得了，得了……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你瞧，我来了。”

我们没有谈话，不好意思地互相看看。随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走着，我听见医师对我说：

“我们的文化生活还没有开始。老人安慰自己说：要是现在什么也没有，那么四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却有过一些东西，这是老人，至于我们，都还年轻，marasmus　senilis[12]还没有碰到我们的脑子，我们还不能用这类幻想来安慰自己。俄罗斯开国是在八六二年，而有文化的俄罗斯依我的理解却还没有开始。”

可是我没有理会这些论调。不知怎的有点奇怪，我不能相信姐姐在恋爱，不能相信她挽着一个生人的胳膊走着，温柔地瞧着他。我姐姐是个神经质的、担惊害怕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人，却爱上一个已经结了婚而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我觉着有点惋惜，可是究竟惋惜什么，我却不知道，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医师在场使我不愉快，而且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他们这种恋爱会有什么下场。

十五

我和玛霞坐车到库里洛夫卡去参加学校落成典礼。

“秋天了，秋天了，秋天了，……”玛霞瞧着两旁的景色小声说，“夏天过去了。鸟儿没有了，只有柳树还是绿的。”

是的，夏天过去了。晴朗温暖的日子来了，可是早晨很凉，牧人已经穿皮袄，我们花园里翠菊上的露珠一整天都不干掉。空中老是传来悲凉的叫声，分不清这是护窗板在生锈的合页上哀叫呢，还是有仙鹤飞过，总之人的心里那么畅快，那么想望生活！

“夏天过去了，……”玛霞说，“现在我们可以算一笔总账了。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思考了许多事，因而我们变得好多了，这增添了我们的名誉和光彩，我们在个人修养上有很大成就，可是我们这些成就对四周的生活有显著的影响吗？对任何一个人带来了益处吗？没有。愚昧无知、身体上的污秽、酗酒、惊人的高度的儿童死亡率，一切照旧。你耕地，下种，我花钱，读书，可是谁也没有因此得益。显然，我们只在为自己工作，我们海阔天空的思索也只是为自己罢了。”

这类论调常常使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才好。

“我们从头到尾始终是诚恳的，”我说，“凡是诚恳的人，就是对的。”

“谁会来争论呢？我们是对的，可是我们在做我们认为对的事的时候却做得不对。首先就我们方法的外在的一面来说，难道不是错的吗？你想对人们有益，然而只因为你买下庄园，那你从一开头起就堵塞了你对他们做任何有益的事的一切可能。其次，既然你跟农民一样地做工，穿衣服，吃东西，那你就用自己的威信把他们那种又粗又笨的服装、可怕的木屋、愚蠢的胡子合法化了……另一方面，姑且假定你工作很久很久，工作一辈子，而且到头来产生了一些实际效果，可是它们，你这些实际效果，挡得住像普遍的愚昧、饥饿、寒冷、退化之类的自发力量吗？这只不过是一滴水投进汪洋大海罢了！这儿需要另一种斗争方式，强大、勇敢、迅速的斗争方式！如果你真想变得有益，那就得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极力一下子影响广大的群众！这儿需要的首先是轰轰烈烈的、精力充沛的宣传。艺术，比方说音乐，为什么那样生动，那样广泛流传，实际上那样强大呢？这就是因为音乐家或者歌唱家一下子影响成千的人。可爱的艺术，可爱的艺术啊！”她接着说，梦幻地瞧着天空，“艺术给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和厌倦细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钱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了委屈的、愤愤不平的人，只有在美的东西里才找得到安宁和满足。”

我们到库里洛夫卡的时候，天气晴朗，欢畅。有些院子里在打谷子，空气中弥漫着黑麦的麦秆香气。篱墙里面的花楸果一片鲜红。放眼看去，四周的树木都在变成金黄色或者变成红色。钟楼上响起钟声，人们抬着圣像到学校里来，同时传来了歌声：《热心的女保护神》[13]。空气多么清澈，鸽子飞得多么高啊！

人们在教室里做祷告。然后库里洛夫卡的农民把一个圣像献给玛霞，杜别奇尼亚的农民把一个大面包和一个镀金的盐瓶送给玛霞。玛霞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

“要是有人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做过什么使人不痛快的事，那么请您原谅才好。”一个老人说，对她和我深深一鞠躬。

我们坐车回家的时候，玛霞不住回过头去看学校。由我漆成的绿房顶如今在阳光底下发亮，我们很久都看得见它。现在玛霞投过去的那种眼光，我觉得，是告别的眼光了。

十六

傍晚她准备进城去。

近来她常常坐车进城，在那儿过夜。她不在，我就没法做工，我的胳膊耷拉下来，软绵绵了。我们的大院子就显得乏味，空虚得讨厌。花园里充满怒冲冲的闹声。缺了她，房子、乡村、马匹，对我来说，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我总是不出家门，老是坐在她的书桌那儿，挨近那个装满农业书籍的书柜，那些往日受到宠爱的书籍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们那么困窘地瞧着我。我一连几个钟头赏玩她的旧手套、她平时用来写字的钢笔或者她那把小剪刀，听着钟声敲七下，八下，九下，窗外出现了秋天的夜晚，黑得跟煤烟一样。我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清楚地体会到：如果早先我做过什么事，如果我耕过地，割过草，砍过柴，那也只是因为她希望这样罢了。即使她打发我去清理一口深井，而我得站在井里让水齐到腰上，我也会爬进井里去，不管这样做需要不需要。如今她不在旁边，杜别奇尼亚、这片废墟、这份杂乱、那些被风吹得砰砰响的护窗板、那些白天和夜晚不断光临的盗贼，在我眼里就成为一片混沌，做任什么工作也无益了。再者，既然我觉得我脚底下的土地已经不存在，我在这儿，在杜别奇尼亚所扮的角色已经演完，总之既然等待着我的是那些农业书籍所遭到的那种命运，那我何必再在这儿做工，何必为未来操心和费脑筋呢？啊，晚上，在那些孤独的光阴里，我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听着，好像预料马上就会有个人来大叫一声，说是我该走了，在那种时候我是怎样苦恼啊！我倒不是舍不得杜别奇尼亚，我是惋惜我的爱情，显然这爱情也已经到了它的秋天。爱着别人而又被人爱着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可是感觉到自己从这个高塔上一头栽下来，那又是多么可怕！

第二天傍晚以前玛霞从城里回来了。她为了一件什么事不高兴，不过她瞒住我，只是说，为什么把冬天用的外层窗子都装上了，这样真会闷死人呢。我就卸下了两扇窗子。我们不觉着饿，可是我们还是坐下来吃晚饭。

“别忙，你先洗一洗手吧，”妻子说，“你手上有一股油灰的气味。”

她从城里带回来一些新的画报，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就一块儿看画报。画报的副刊上有时装画和衣服式样。玛霞略略浏览一遍，就把它放在一边，为的是以后再单独仔细观赏。不过有一件连衣裙，配着大袖子和宽大没皱折的裙子，像一口钟似的，却引起她的兴趣，她认真地、聚精会神地看了它一分钟。

“这个样子不坏。”她说。

“是的，这件连衣裙跟你非常配得上，”我说，“非常配得上！”

我满腔温情地瞧着那件连衣裙，欣赏那些灰色的花点，只因为她喜欢它。我接着温柔地说：

“多么美妙漂亮的连衣裙！美丽的、光辉夺目的玛霞！我亲爱的玛霞呀！”

眼泪滴到插图上了。

“光辉夺目的玛霞……”我喃喃地说，“可爱的、珍贵的玛霞……”

她去睡觉了，我却仍旧坐在那儿，看了一个钟头的画报。

“你不该卸下窗子来，”她在寝室里说，“恐怕这样会冷了。瞧，多大的风吹进来了！”

我把《杂俎栏》读了几段，那里面讲到怎样制造廉价的墨水，讲到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我又翻到她喜欢的那件时新连衣裙的插图，我就想象她在舞会上摇着扇子，裸露着肩膀，周身华丽，闪闪发光，而且对音乐也好，绘画也好，文学也好，她无所不知，于是在我眼里，我所扮的角色显得多么渺小短暂啊！

我们的相逢，我们的结合，仅仅是一个插曲而已，像这样的插曲日后在这天赋优厚、性格活跃的女人的一生中是不会很少的。就跟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供她享用的，她完全不必破费什么就可以拿到手，就连思想和当代的思想运动也为她效劳，成为一种娱乐，给她的生活添上一些花样，我呢，只不过是个马车夫，把她从这项消遣转送到那项消遣上去罢了。可是现在她不需要我，她要高飞了。那就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

仿佛回答我的思想似的，院子里传来绝望的叫声：

“救——命——啊！”

这是女人的尖细声音。好像要模仿它似的，风也在烟囱里发出尖细的呼啸声。过了半分钟，在风声中又传来那绝叫声，不过这一回好像从院子的另一头传来：

“救——命——啊！”

“米萨伊尔，你听见了吗？”妻子轻声问道，“你听见了吗？”

她从寝室里出来，向我这边走，身上只穿着衬衣，头发披散着。她瞧着黑暗的窗子，听着。

“有人正在勒死什么人！”她说，“竟有这样糟糕的事。”

我拿着枪走出去。外面很黑，刮着大风，弄得人站都站不住。我走到大门口，听一听：树木飒飒地响，风呼啸着，花园里那个呆子农民的狗大概在懒洋洋地吠叫。大门外漆黑，一点灯光也没有。在去年做办公室用的那个厢房左近，忽然传来低抑的喊声：

“救——命——啊！”

“是谁？”我叫了一声。

有两个人在打架。这一个在推那一个，那一个不肯动，他们俩呼哧呼哧地喘气。

“放开我！”那一个说，我听出这是伊万·切普拉科夫的声音，用女人的尖细声音喊叫的就是他，“放开我，该死的，要不然我就咬你的手！”

我认出另外一个是莫伊谢伊。我把他们拆开，同时我忍不住打了莫伊谢伊两个耳光。他倒下去，随后站起来，我就又打了他一下。

“他要害死我，”他嘟嘟哝哝说，“他偷偷去开他妈的柜子……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把他关在厢房里……”

切普拉科夫喝醉了，没有认出我来，不住地粗声喘气，仿佛要吸足气再喊救命似的。

我丢下他们，回到房里去。妻子躺在床上，她已经穿好衣服。我把外面出的事讲给她听，就连我打了莫伊谢伊也没有瞒她。

“住在乡下真是可怕，”她说，“夜晚是多么长啊，我的天。”

“救——命——啊！”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喊叫声。

“我去叫他们别吵。”我说。

“不，随他们去咬断彼此的喉咙吧。”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说。

她瞧着天花板，听着，我坐在她身旁，不敢跟她说话，心里觉着外面喊“救命”和夜晚那么长好像都该怪我不好似的。

我们沉默不语，我着急地等着窗外现出曙光。玛霞的神态始终像是大梦初醒，如今正在暗自惊奇她这样一个聪明而受过教育的女人，她这样一个整齐干净的女人，怎么会跑到这内地的、破烂的荒漠里来，怎么会跑到这群渺小无聊的人们当中来，怎么会完全忘了自己，甚至迷上这群人当中的一个，做了他半年多的妻子。我觉着，依她看来，不管是我也好，莫伊谢伊也好，切普拉科夫也好，都是一个样子。对她来说，无论是我，是我们的婚姻，是我们的农活，是秋天的泥泞，都化成了那醉醺醺的、粗野的“救命”声。每逢她叹口气，或者动一动以便躺得舒服点，我就在她脸上看出这样的表情：“啊，快点天亮才好！”

天亮以后她就走了。

我为了等她而在杜别奇尼亚多住了三天，然后就把我们的东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房间里，锁上，进城去了。等到我在工程师家拉门铃，那已经是黄昏时候，我们大贵族街上的街灯亮起来了。巴威尔对我说家里没人：维克托尔·伊万内奇到彼得堡去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大概在阿若京家里排戏。我至今还记得，后来我多么兴奋地往阿若京家走去，我的心怎样跳动和缩紧，我走上楼梯，在楼梯口上站很久，不敢走进那座艺术之宫！大厅里的一个小桌子上，钢琴上，舞台上点着蜡烛，都是一排三支，第一次公演规定在十三日，第一次排演定在今天，星期一，不吉利的日子。这是对迷信的斗争！所有戏剧艺术爱好者已经聚齐，那些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人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拿着台词本念台词。萝卜离开大家，独自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额角靠在墙上，用崇拜的眼光瞧着舞台，静等排演开始。一切都跟从前一样！

我向女主人那边走过去，我总得问候一声才对。可是忽然大家对我发出嘘声，摇手，要我别踩响地板。四下里一片寂静。钢琴盖掀开来，有一位太太挨着钢琴坐下，对乐谱眯起近视的眼睛，我的玛霞就向钢琴那儿走过去，衣服艳丽，模样俊美，然而美得有点特别，有点新奇，完全不像春天到磨坊里来找我的那个玛霞。她唱起来：

为什么我爱你啊，明亮的夜晚？[14]

自从我们认识以来，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见她唱歌。她的嗓音优美，响亮，有力。她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在吃一个又熟又香的甜香瓜。后来她唱完了，大家对她鼓掌，她很满意地微笑，眼，翻看乐谱，整理身上的连衣裙，好比一只鸟终于冲出鸟笼，在自由中拍着自己的翅膀。她的头发梳到耳朵上，脸上现出一种不好看的逞强神情，倒好像她要向我们大家挑战，或者把我们当马那样吆喝一声：“喂，我的小乖乖！”

这当儿她多半很像她那赶车的爷爷。

“你在这儿吗？”她问，对我伸出手来，“你听见我唱歌了吗？那么，你觉着我唱得怎么样？”她没有等到我回答就接着说，“很凑巧，你在这儿。今天夜里我要到彼得堡去，不会去很久。你让我去吗？”

半夜里我送她上火车站去。她温柔地拥抱我，大概是因为感激我没有提出什么多余的问题。她答应给我写信来。我把她的手握了很久，吻了很久，费力地忍住眼泪，没有对她说任何话。

她走了，我站在那儿瞧着越去越远的灯火，在想象里爱抚着她，小声说：

“我亲爱的玛霞，光辉夺目的玛霞呀……”

这天夜里我到玛卡利哈去，在卡尔波芙娜那儿过夜。到早晨我就跟萝卜一块儿到一个富裕的商人家里去给他的家具包上面子，这个商人正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医师。

十七

有一个星期日，吃过午饭以后，姐姐到我这儿来，跟我一块儿喝茶。

“现在我看很多的书，”她说着，把书拿给我看，这是她来找我的时候从市图书馆里借来的，“谢谢你的妻子和弗拉基米尔，他们唤起了我的自觉。他们救了我，使我现在感觉到我自己是个人了。以前夜里我常常为各种操心的事睡不着觉：‘哎呀，这个星期我们吃掉了那么多糖啊！哎呀，腌黄瓜可别太咸呀！’现在我也睡不着觉，可是我的思想已经换了一种。我难过，因为我这么愚蠢而胆怯地活了半辈子。我看不起自己的过去，为它害臊，现在我把父亲看做敌人一样了。啊，我多么感激你的妻子！还有弗拉基米尔！他真是个出色的人！他们打开了我的眼睛。”

“你夜里睡不着觉可不好。”我说。

“你以为我病了吗？我一点病也没有。弗拉基米尔给我听过，说我完全健康。不过关键不在于健康，健康不健康并不那么重要……你告诉我，我说得对吗？”

她需要精神上的支持，这是很明显的。玛霞走了，弗拉基米尔在彼得堡，城里除我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够告诉她说她对了。她定睛瞧着我的脸，极力要看出我心底里的想法。要是我在她面前沉思不语，她就会把这看做是因为她的缘故，就会伤心。我随时得当心。每逢她问我她对不对，我总是连忙回答她，说她对，我深深地尊敬她。

“你知道吗？我在阿若京家里演剧了，”她接着说，“我想上舞台。我想生活，一句话，我想喝干满满的这杯酒。我什么才能也没有，我的全部台词不出十行，不过这还是比一天倒五次茶，注意厨娘别多吃一块面包高明不知多少倍，高尚不知多少倍。主要的是让父亲终于看出来我也能反抗。”

喝过茶，她就在我床上躺下来，闭上眼睛歇一会儿，脸色很苍白。

“多么软弱啊！”她坐起来说，“弗拉基米尔说，城里所有的女人和姑娘都因为不工作而贫血。弗拉基米尔是个多么聪明的人！他说得对，对极了。应当工作！”

过了两天她就到阿若京家里去，带着台词本排演。她穿一件黑色连衣裙，脖子上挂一串珊瑚珠，佩着一支远远看去像是一块夹馅小点心似的胸针，耳朵上戴着大耳环，由于嵌着钻石而发亮。我看着她，觉得别扭，我暗暗惊奇她这样不会打扮。别人也注意到她不恰当地戴着钻石耳环，装束得古怪。我在他们脸上看见了微笑，听见有人笑着说：

“这是那个埃及的克丽奥佩特拉。”

她极力做出善于交际，随随便便，心境坦然的样子，因此显得做作、古怪。她不再朴素可爱了。

“刚才我对父亲声明说我来排演，”她走到我跟前说，“他嚷着说他要不认我这个女儿，甚至差点打我一顿。你猜怎么着，我还没背熟台词，”她看一眼台词本说，“我准定会演得一塌糊涂。那么，该怎样就怎样吧，”她十分激动地说，“该怎样就怎样吧……”

她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看她，大家都惊奇她决意迈出这重大的一步，大家都期待她做出点不同寻常的事似的。谁也没法让她相信像我和她这样没有趣味的小人物是任何人也不来注意的。

第三幕以前她没有戏。她演一个客人，一个内地的饶舌的女人。她的戏只有一点点：她得在门外站上一阵，装出偷听的样子，然后说一段简短的独白。这时候离她出场至少还有一个半钟头。别人正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念台词，喝茶，吵嘴，她却一步也不离开我，随时嘟嘟哝哝念她的台词，烦躁地揉她的台词本。她想象大家都在看她，等她出场，就用发抖的手理她的头发，对我说：

“我一定会演得一塌糊涂……我的心多么沉重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我心里那么害怕，好像马上就要有人来拉着我去处死刑似的。”

终于要轮到她上场了。

“克丽奥佩特拉·阿列克谢耶芙娜，该您了！”导演说。

她走到舞台中央，脸上带着害怕的神情，样子难看，笨手笨脚，呆站了半分钟，仿佛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只有她耳朵上的大耳环在摆动。

“头一回排演可以看台词本。”有人说。

我看得清楚她在发抖，她抖得说不出话来，没法翻台词本，她根本顾不上她的角色了。我刚要走到她那儿去，跟她说一句话，忽然她在舞台中央跪下来，嚎啕大哭。

大家活动起来，四下里一片喧哗，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身子靠着侧面的布景，给眼前发生的事吓呆，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看着别人把她扶起来，搀出去。我看见阿纽达·布拉戈沃向我走过来，以前我在大厅里没有看见她，如今她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她戴着帽子，罩着面纱，照例做出她到这儿来只待一会儿，马上就要走的样子。

“我跟她说过，叫她不要演戏，”她生气地说，不连贯地吐出一个个字来，涨红了脸，“这是——胡闹！您本来应该拦住她才对！”

阿若京家的母亲长得干瘪精瘦，穿着短衣袖的短上衣，胸脯上面沾着烟灰，很快地走过来。

“我的朋友，这真可怕，”她说，绞着手，照例盯紧我的脸，“这真可怕！您姐姐怀孕了……她怀孕了！求求您，把她带走吧……”

她激动得直喘气。她的三个女儿站在一旁，跟她一样长得干瘪精瘦，惊慌地互相挨紧。她们忐忑不安，吓呆了，倒好像她们家里刚刚捉住一个女苦役犯似的。多么丢脸，多么可怕呀！要知道，这个可敬的家庭终生终世在跟迷信做斗争呢。显然，她们认为人类所有的迷信和偏见只不过是三支蜡烛，每月十三日，不吉利的日子——星期一罢了！

“求求您……求……”阿若京娜太太反复地说，她说到“求”的时候把嘴做成心的样子，念成“秋”的声音，“求求您，把她带回家去吧。”

十八

过了一会儿，我和姐姐顺着楼梯走下去。我用我大衣的前襟包住姐姐的身子，我们匆匆忙忙走着，专挑没有路灯的小巷，躲开行人，这就像是在逃跑。她不再哭了，用干巴巴的眼睛瞧着我。我要把她带到玛卡利哈去，这段路只要走二十分钟光景。说来奇怪，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我们竟回想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谈到了一切，考虑了我们的处境，思索……

我们决定我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城里住下去，等我挣到一点钱，我们就搬到别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有些房子里的人已经睡着了，有些房子里的人正在玩纸牌。我们痛恨这些房子里的人，怕他们，谈到他们那种由偏执而来的残暴、他们的心灵的粗鲁、这些可敬的家庭的微不足道、这些被我们吓坏的戏剧艺术爱好者。我禁不住要问：这些愚蠢、残忍、懒惰、狡猾的人究竟在哪方面比库里洛夫卡那些酗酒和迷信的农民高明呢，或者，这些人究竟在哪方面比野兽高明呢，因为只要有什么偶然的事件侵犯了野兽那种受本能限制的生活的单调气氛，也会把那些野兽弄得张皇失措的。如果现在姐姐只好回到家里去住，那她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际呢？她要跟父亲谈话，她每天遇见熟人，那她会经历到什么样的精神上的痛苦呢？我暗自揣摩这种情形，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人，想起了所有那些熟人，他们总是把自己亲近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慢慢排挤出去。我还想起那些受尽虐待、发了疯的狗，想起那些被小孩拔光了毛、丢进水里的活麻雀，想起我在这个城里从小就不断观察到的那许许多多愚蠢的、缓慢的痛苦。我不明白这六万居民到底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读《福音书》，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读书籍和杂志。既然他们精神上一片黑暗，对自由心存厌恶，就跟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一样，那么古往今来人们所写和所说的一切东西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呢？木工包工头一辈子在城里造房子，可是一直到死都把“游廊”说成“牛廊”，同样这六万居民祖祖辈辈读真理，听真理，读仁爱和自由，听仁爱和自由，却一直到死还是从早到晚撒谎，互相折磨，害怕自由，痛恨自由跟痛恨敌人一样。

“那么，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我们走到家后姐姐说，“出了这些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回到那边去了。天啊，这多么好呀！我心里轻松了。”

她立刻在床上躺下来。她睫毛上闪着泪光，然而她的神情幸福，她睡得又香又甜，看得出她心里真也轻松，她休息了。她好久好久没有这样酣睡过了！

我们从此开始一块儿生活。她老是唱歌，说她很痛快。我总是把我们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因为她已经读不下去，她只愿意幻想未来，谈论未来。她给我补内衣，或者帮卡尔波芙娜烧饭的时候，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讲她的弗拉基米尔，讲他的聪明，他的文雅和善良，讲他的不平常的学问。我虽然不再喜欢她那个医师，却也同意她的话。她想工作，想独立谋生，她说等到她的健康许可她工作，她马上就去做教师或者助理医士，亲自擦地板，洗衣服。她已经热烈地爱上自己的孩子，他还没有出世，可是她已经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儿，他的手是什么样儿，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儿。她喜欢谈孩子的教育，由于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弗拉基米尔，她关于教育的全部主张就归结到一点：孩子应该跟他父亲一样可爱。她的话永远说不完，她讲的一切话都在她心头勾起真正的快乐。有时候我也高兴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多半她把幻想的热情感染了我。我也什么书都不看，光是幻想。每到傍晚，尽管我已经很累，可是我仍旧把手插在衣袋里，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讲起玛霞。

“你怎样想？”我问姐姐，“她什么时候回来？我觉得她会在圣诞节前回来，不会再迟。她在那边有什么事做呢？”

“既然她没有给你写信，她分明很快就会回来。”

“这话对。”我同意，其实我清楚地知道玛霞已经没有必要回到我们城里来了。

我非常想念她，我不再能够骗我自己，而极力要别人来骗我了。姐姐等她的医师，我等玛霞。我们俩不住地又说又笑，却没注意到我们在妨碍卡尔波芙娜睡觉，她躺在炉台上，不断地嘟哝说：

“茶炊一清早就呜呜地叫，呜呜地叫！唉，这可不是好兆头，可怜的人啊，这可不是好兆头。”

我们这儿谁也不来，只有邮递员来，他把医师的信带给姐姐，有时候普罗科菲傍晚也来看我们，他一句话也不说地看了看姐姐，就走了，在厨房里说：

“各行各业的人都得知道各行各业的章法，谁要是性子傲，不愿意明白这一点，谁就要过一过人世的愁苦生活了。”

他喜欢说这几个字：“人世的愁苦生活”。有一天，那已经是圣诞节节期了，我走过市场，他招呼我走进他的肉铺里去，他没有跟我握手，只是声明说，他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跟我说。天冷，他又刚喝过酒，因此他满脸通红，他身旁柜台里面站着那个一脸凶相的尼科尔卡，手里拿着一把沾着血迹的刀。

“我想跟您说一说我心里的话，”普罗科菲开口了，“这种事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您自己明白，人家不会为这种人世的愁苦生活而夸奖我们或者你们的。妈妈心肠软，当然不肯说惹您不高兴的话，要您姐姐明白自己的情形，搬到别处去住。我却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因为我不赞成她的行为。”

我明白他的意思，走出了肉铺。当天我就跟姐姐一块儿搬到萝卜那儿去了。我们没有钱雇马车，我们就走着去，我把我们的东西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姐姐手里没拿东西，可是她喘气，咳嗽，老是问我是不是快要走到了。

十九

最后，玛霞的信来了。

“亲爱的、好心的米·阿，”她写道，“善良温柔的我们的天使（那个老油漆工人就是这样称呼您的），请您原谅，我就要跟父亲到美国去参观展览会了。过几天我就要看见海洋，离杜别奇尼亚那么遥远，想着都可怕！它遥远，辽阔，跟天空一样，我很想上那儿去自由一下，我得意，我发狂，您看，我的信写得多么不连贯啊。亲爱的，善良的，给我自由吧，赶快把那根至今还完好地连结着您和我的线扯断吧。讲到当初我遇见您，认识您，那就像是一道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照亮了我的生活；可是后来我做您的妻子，那却错了，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犯错误的感觉至今压在我的心头，我跪下来求您，我的慷慨的朋友，在我动身去做海上旅行以前，赶快，赶快打个电报给我，说您同意纠正我们的共同错误，搬掉我翅膀上唯一的这块石头，我父亲承担这一切麻烦，答应我说不会用过多的手续来麻烦您。那么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向四面八方飞去了吧？对吗？

“祝您幸福，求主保佑您，请您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

“我活着，我健康。我挥霍金钱，做了许多蠢事，每一分钟都在感激上帝，幸好像我这样的坏女人没有生孩子。我在演唱，而且获得了成功，不过这不是我入迷了，不，这是我的避风港，我的修道室，我现在从中得到了休息。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人难过的时候，看看这几个字就会高兴起来，不过人高兴的时候看了它们又会难过起来。我给自己定做了一个这样的戒指，刻着这几个埃及字，这个护身符使我免得入迷。一切都会过去，就连生活也会过去，这就是说：什么也不需要。或者只需要自由感，因为人在自由的时候就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需要了。扯断那根线吧。紧紧拥抱您和您的姐姐。请您原谅而且忘掉您的玛。”

姐姐躺在一个房间里，萝卜躺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又生过一场病，现在正在复元。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姐姐正巧悄悄地走到油漆工人那儿去，在他身旁坐下，开始念书。她每天给他念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果戈理的作品，他听她念，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并不发笑，摇着头，有时候暗自嘟哝说：

“什么事都会有！什么事都会有！”

如果剧本里描写到什么丑恶的、不成体统的事，他就用手指头戳一下那本书，仿佛幸灾乐祸地说：

“就是它，虚伪！毛病就出在它身上，虚伪！”

剧本的内容、含义、复杂而艺术的结构，都吸引他。他赞叹他的本领，却永远也不提他的姓名：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这些东西配搭得那么合适！”

现在姐姐只轻声念了一页，就念不下去了：嗓子里出不来声音了。萝卜拿起她的手，努动发干的嘴唇，用沙哑的声音很低很低地说：

“正派人的灵魂又白又光滑，跟白垩粉一样，有罪的人的灵魂却好比浮石。正派人的灵魂是清亮的干油，有罪的人的灵魂是煤焦油。人应当干活，应当伤心，应当有病，”他接着说，“凡是不干活，不伤心的人，就上不了天堂。那些脑满肠肥的要倒霉，那些强横霸道的要倒霉，那些富足的要倒霉，那些放债的要倒霉！他们看不到天堂。蚜虫吃青草，锈吃铁……”

“而且虚伪吃灵魂。”姐姐接着说，笑起来。

我把信又看一遍。这时候厨房里走进来一个兵，不知是由谁派来的，每个星期来两次，给我们送来茶叶、法式白面包、松鸡，那些东西有香水气味。我没有活儿做，只好一连好几天待在家里，大概那个给我们送面包的人知道我们穷。

我听见姐姐跟那个兵讲话，快活地笑着。随后她躺下来，吃着面包，对我说：

“当初你辞掉工作，做油漆工人的时候，我和安纽达·布拉戈沃从一开头就知道你做得对，可是我们不敢说出口来。你说，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妨碍我们把我们所想的据实说出来？就拿安纽达·布拉戈沃来说吧。她爱你，崇拜你，她知道你做得对，她跟姐妹一样地爱我，知道我做得对，恐怕心里还羡慕我，可是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在妨碍她来找我们，她躲着我们，怕我们。”

姐姐把手放在胸前，热情地说：

“她多么爱你啊，要是你知道就好了！这种爱情她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而且是悄悄的，在黑地里。她把我带到花园里幽暗的林荫道上，小声对我说，她把你看得多么宝贵。你看，她始终没有出嫁，就因为她爱你啊。你为她歉然吗？”

“是的。”

“面包是她送来的。不错，这是可笑的，何必瞒着呢？从前我也可笑，愚蠢，现在我已经摆脱这些，已经谁也不怕，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愿意说什么就大声说出来，我变得幸福了。当初我住在家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现在就是要我做皇后我也不干了。”

布拉戈沃医师来了。他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住在我们城里，在他父亲家里休假，说是很快就又要到彼得堡去了。他打算研究抗伤寒的疫苗以及大概是抗霍乱的疫苗，他打算出国深造，然后回来做教授。他已经辞去军职，穿着宽松的啥味呢上衣和很肥的裤子，打着漂亮的领带。姐姐欢欢喜喜地欣赏他的领带上的佩针、袖扣、大概为了漂亮才插在上衣胸前衣袋里的红绸手绢。有一回我们闲着没事，我和姐姐就按照记忆算一算他有多少套衣服，结果断定他至少有十套上下。他分明仍旧爱我的姐姐，可是他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也没有说过一次他要带着她到彼得堡或者国外去，我简直想不出来要是她活下去，她会怎么样，她的孩子会怎么样。她光是无休无止地幻想，不认真地考虑未来，她说随他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就是丢掉她也没关系，只要他自己幸福就好，至于她，有过以往那段生活也就满足了。

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照例很专心给她听诊，要求她当着他的面把药水连同牛奶一齐喝下去。这一回也是这样。他为她听诊，逼她喝下一杯牛奶，这以后我们的房间里就弥漫着一股杂酚油的气味。

“这才是乖孩子！”他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来，“你不可以说很多的话，近来你却像喜鹊那样嘁嘁喳喳。请你别说话了。”

她笑起来。随后他走进萝卜的房间，我正好坐在那儿，他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哦，你怎么样，老头子？”他弯下腰去凑近那个病人，问道。

“老爷……”萝卜轻轻努动嘴唇说，“老爷，我要冒昧奉告……我们都在上帝手下活着，大家都得死……我说一句老实话……老爷，您不会进天国！”

“那有什么办法呢，”医师开玩笑地说，“地狱里也总得有人去啊。”

忽然我的知觉出了点毛病，我好像在做梦，梦见去年冬天那天夜里我站在屠宰场的院子里，普罗科菲跟我并排站着，他身上冒出一股胡椒酒的气味。我使劲控制自己，揉我的眼睛，却立刻觉着好像在到省长那儿去听训似的。这类情形在这以前或者以后都没发生过，我把这种像是做梦的古怪回忆解释做由于我的神经过度疲劳。我重又到了屠宰场，重又在省长面前听训，同时我又模糊地感到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事。

等到我醒过来，却看见我已经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街上，跟医师一块儿站在路灯旁边了。

“真叫人难过啊，真叫人难过啊，”他说，眼泪流下他的脸颊，“她高兴，经常发笑，抱着希望，可是她的情形没有希望了，我的好朋友。您那个萝卜恨我，一个劲儿要我明白我待她不好。他按他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观点，我一点也不为过去发生过的事后悔。人应当爱，我们大家都应当爱，不是吗？缺了爱就没有生活；谁怕爱，躲开爱，谁就不自由。”

他渐渐转到别的话题上去，谈到科学，谈到自己的论文，那篇论文在彼得堡受到人们的喜爱。他谈得热烈，再也想不起我的姐姐，想不起他的难过，想不起我了。生活在吸引他。我暗想：那一个有美国，有刻着字的戒指，这一个有博士学位，有学者的前程，只有我和我姐姐还是老样子。

我跟他告别以后，就走到路灯那儿，把玛霞的信再看一遍。我想起，生动地想起今年春天有一天早晨，她怎样到磨坊里来看我，躺下来，用皮袄盖在身上，她想装得像一个普通的村妇。另外有一回，也是在一天早晨，我们正从水里捞捕鱼的篓子，河边的柳树忽然把一颗颗大水珠洒到我们身上，我们就笑起来……

大贵族街上我们的家里已经一片漆黑了。我爬过围墙，照从前的办法，从后门走到厨房里去取一盏灯。厨房里没有人。火炉旁边有一只茶炊嘘嘘地冒汽，在等我父亲。“现在，”我想，“谁给父亲倒茶呢？”我举着灯，走进那个小屋，在那儿用旧报纸好歹给自己铺了床，躺下来。墙上的椽钉照旧严厉地瞧着我，它们的影子闪闪摇摇。天很冷。我觉着好像姐姐一定马上就要走进来，给我送来晚饭，可是立刻想起她在害病，躺在萝卜家里，于是我觉着奇怪：我怎么会爬过围墙，躺在这冰凉的小屋里。我的神志乱起来了，我看见了种种荒唐的事。

门铃响了。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铃声：先是铁丝擦着墙沙沙地响一阵，然后厨房里响起短促悲凉的铃声。这是父亲从俱乐部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娘阿克西尼娅看见我，把两只手一拍，不知什么缘故哭起来。

“我的亲人！”她小声说，“亲爱的！啊，我的天！”

她由于兴奋而不住用两只手揉搓她的围裙。窗台上立着四个瓶子，里面盛着白酒，酒里泡着果子。我给自己斟了一茶杯，一口气喝完，因为我渴得很。阿克西尼娅刚刚擦过桌子和凳子，厨房里弥漫着一种气味，那种气味是干净的厨娘所掌管的明亮舒适的厨房里常有的。这种气味和蟋蟀的叫声，从前在童年时候，总是引诱我们这些孩子，到这儿，到厨房里来，让我们听神话，玩“老K”……

“克丽奥佩特拉在哪儿？”阿克西尼娅小声问，匆匆忙忙，透不过气来，“你的帽子在哪儿，少爷？听说你太太到彼得堡去了？”

她远在我母亲生前就来做事，从前给我和克丽奥佩特拉在木盆里洗过澡，现在依她看来我们仍旧是孩子，必须开导才成。足足有一刻钟的工夫，她在我面前摊开她的种种想法，这是一个老仆人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段时期里，在厨房的宁静里，凭她的深谋远虑想出来，积累起来的。她说我们可以逼医师跟克丽奥佩特拉结婚，只要吓唬他一下就成，又说如果好好写一份呈文，主教就会解除他的第一次婚姻，还劝我最好瞒住我的妻子悄悄把杜别奇尼亚卖掉，把钱放在银行里存起来，写上我的名字。她还说如果我和姐姐在父亲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一番，他也许会原谅我们，又说我们应当向圣母做一回祈祷……

“好，去吧，少爷，跟他去谈一谈吧，”她听见父亲的咳嗽声以后说，“去吧，去讲一讲，鞠个躬，您的脑袋不会掉下来的。”

我就去了。父亲坐在书桌那儿，正在画一个别墅的草图，那别墅有哥特式的窗子和近似消防队瞭望台的粗塔，这是一张非常死板而平庸的草图。我走进书房，在正好可以看见那张图纸的地方站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找父亲，可是我至今还记得我一看见他的瘦脸、他的红脖子、他那印在墙上的阴影，我就恨不得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照阿克西尼娅所教的那样跪在他的面前。可是我一看见那座有哥特式窗子和粗塔的别墅，就止住了自己。

“您晚上好。”我说。

他看一看我，立刻低下眼睛去看那张草图。

“你有什么事？”过了一会儿，他问。

“我是来告诉您：姐姐病得很重。她快要死了。”我闷闷地加了一句。

“是啊，”父亲叹道，摘下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什么，”他又说一遍，离开书桌站起来，“就收什么。我请你回想一下：两年前你来见我，就在这个地方我请求过你，要你离开你的迷途，我对你提起义务和荣誉，提起你对祖先所负的责任，我们必须神圣地保持祖先的传统。那时候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呢？你忽视我的忠告，固执地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这还不够，你又把你姐姐引到你的迷途上去，促使她失去道德和廉耻。现在你们两个人都倒霉了。是啊，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他一边说，一边在书房里走来走去。大概他以为我是来请罪的，大概他在等我为我自己和我姐姐讨饶。我觉得身上发凉，我打抖，好像害了热病似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费力地说话。

“我也请您回想一下，”我说，“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请求过您，要您了解我，要您细细想一想，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为了什么而生活，您在回答的时候却谈祖先，谈那位写诗的祖父。刚才我对您说您的独生女已经没有希望了，您又谈祖先，谈传统……您这么大的年纪，跟死已经不是隔着万重山，在世上只能再活五年或者十年了，却还是这样的轻率！”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父亲厉声问道，听我责备他轻率，显然感到受了委屈。

“我不知道。我爱您，我非常痛心：我们彼此离得这么远。所以我来了。我还爱您，可是姐姐已经跟您彻底决裂了。她不能原谅您，永远也不会原谅您。一提起您的名字，就会勾起她对过去，对生活的憎恶。”

“这是谁的错呢？”父亲叫道，“这是你的错，混蛋！”

“好，就算是我的错吧，”我说，“我承认我在许多方面有错，然而，为什么您的生活，您认为我们也必须照这样过的生活，是这样的乏味，这样的平庸呢？为什么您三十年来所盖的这些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才不会犯过错呢？全城一个正直的人也没有！在您这些房子，这些该死的小窝里，人们把自己的母亲和女儿从世界上排挤出去，折磨子女……我那可怜的母亲啊！”我绝望地接着说，“可怜的姐姐啊！人必须用白酒，用纸牌，用诽谤来麻醉自己，必须做下流事，假仁假义，或者在几十年里不住地画，画，才能不发现所有暗藏在那些房子里的恐怖。我们这座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里它没有为祖国献出一个有益的人，一个也没有！凡是稍稍带点生气的、稍稍发出点亮光的东西在萌芽时期就统统被你们扼杀了！这座城只培养小店主、酒馆老板、办事员、教士，这是一座不必要的、没益处的城，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也不会有一个人可惜它。”

“我不要听你的话，混蛋！”父亲说，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尺子来，“你喝醉了！你醉成这样居然敢来见你的父亲！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而且也把这话转告你那不顾道德的姐姐：你们休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何什么东西。我已经把不听话的孩子从我的心里抹掉了，如果他们由于不听话，由于顽固而受苦，我并不怜惜他们。你可以回到你来的那个地方去！无论上帝怎样用你们来惩罚我，我也温顺地忍受这种考验，我像约伯[15]一样会在痛苦和持久的工作中找到安慰。在你没有改邪归正以前不准你跨过我的门坎。我是公正的，所有现在我说的话都是有益于你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好，你就该终生终世记住我以前对你说的和现在说的这些话。”

我挥了挥手，走出去。我不记得后来那天夜里和第二天我是怎样度过的了。

据说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摇摇晃晃，大声唱歌，顽皮的男孩成群结伙跟在我的背后，大声喊叫：

“小利钱！小利钱！”

二十

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

我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的巨大的不幸和我的耐性感动了市民们的心，现在他们不再叫我小利钱，不再嘲笑我，每当我走过市场，也不再往我身上泼水了。关于我做工人这件事，他们已经看惯，虽然我这个贵族提着油漆桶，安装玻璃，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了。他们反而乐意给我活儿干，我已经被人看做高明的手艺人和继萝卜之后的最好的包工头了。萝卜虽然病后复元，虽然仍旧不搭脚手架就能够油漆钟楼的圆顶，可是已经没有力量再管工人的事。现在我就代替他在城里跑来跑去找活儿干。我雇来工人，付清工资，再解雇他们。我也借高利的债。现在我做了包工头，才明白为什么为了一个小钱的活往往会在全城跑三天以便找到铺房顶的工人。大家对我很客气，对我称呼“您”了。在我做工的房子里，房主人请我喝茶，打发人来问我要不要就在这儿吃饭。孩子们和姑娘们常常走过来，带着好奇和忧虑的神情瞧着我。

有一天我在省长的花园里做工，把那儿的一座凉亭漆成像是用大理石造出来的。省长出来散步，信步走进凉亭，由于闲着没事，就跟我攀谈起来。我提醒他说，从前有一天他怎样请我到他那儿去听训。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我的脸，然后把嘴努成字母“O”的样子，两手一摊，说：

“我记不得了！”

我老了，变得不爱说话，严肃起来，甚至严厉起来，不大发笑。据说我变得像萝卜了，而且跟他那样常常说些无益的训诫，弄得工人们听着乏味。

我原先的妻子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如今在国外生活。她父亲，那个工程师，在东部省份一个什么地方修铁路，在那儿买产业。布拉戈沃医师也在国外。杜别奇尼亚又转到切普拉科娃太太手里，她从工程师那儿打了八折把它买回来了。莫伊谢伊已经戴上圆顶礼帽。他常常坐着轻快的马车进城办事，在银行旁边停下来。据说他自己也买下一份被抵押过的田产，经常在银行里打听关于杜别奇尼亚的情形，那份田产他也打算买下来。可怜的伊万·切普拉科夫在城里漂泊很久，不做事，喝得醉醺醺的。我本来打算要他来做我们的活儿，有一个时期他跟我们一块儿油漆房顶，安装玻璃，甚至干得很有味，跟真正的油漆工人那样偷干油，要赏钱，酗酒了，可是这工作很快就使他厌倦，他想家，回到杜别奇尼亚去了，后来工人们告诉我说，他曾经挑唆他们挑一天夜里跟他一块儿去害死莫伊谢伊，抢劫将军夫人的财产。

父亲老多了，背驼了，每到傍晚就在自己家门附近散步。我没有到他那儿去过。

普罗科菲在霍乱流行时期用胡椒酒和焦油给小店主治病赚钱。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把医师恶意批评一番，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他的店员尼科尔卡害霍乱死了。卡尔波芙娜还活着，仍旧爱她的普罗科菲，怕他。她每次看见我，总要悲伤地摇头，叹口气说：

“你这个孩子算是完了！”

在工作日，我总是一天到晚地忙。到了假日，遇上好天气，我就抱着我那很小的外甥女（姐姐原来料着是男孩，可是生下来一个女孩），不慌不忙地走到墓园去。到了那儿我站着或者坐着，久久地看着那个我所珍爱的坟墓，告诉小女孩说那里面躺着她的妈妈。

有时候我在墓地上碰见安纽达·布拉戈沃。我们打个招呼，默默地站在那儿，或者谈起克丽奥佩特拉，谈起她的女儿，谈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可悲。后来我们走出墓园，沉默地走着。她放慢了脚步，这是故意的，为的是跟我并排多走一会儿。那个小女孩快活，幸福，因为阳光太亮而眯起眼睛，她笑着，对她伸出手去，我们就站住，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玩一阵。

等到进了城，安纽达·布拉戈沃就心神不定，满脸通红，跟我告别，一个人继续走路了。她稳重而严峻……路上的行人看见她，再也想不到刚才她跟我并排走过路，甚至逗过小女孩。

[1] 指天才。

[2] 法语：上流社会的男女。

[3] 指无声无动作的戏剧场面。

[4]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5] 这是法国名字，相当于俄罗斯的伊万。在谈话中夹杂法国字是为了表示上流社会的身份。

[6] 法语：飞黄腾达。

[7]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个佞臣。

[8] 指缺乏文化的人。

[9] 法语：都在这儿了！

[10] 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古时常在此期间举行婚礼。

[11] 土耳其的一个古代民族，曾经屡次侵入俄罗斯。

[12] 拉丁语：老年的衰弱。

[13] 指基督教中的圣母。

[14] 摘自俄国诗人波隆斯基的诗《夜》，这首诗由柴可夫斯基编成歌曲。

[15] 见《旧约·约伯记》。

一八九七年

农民

一

莫斯科旅馆“斯拉夫商场”的一个仆役尼古拉·契基尔杰耶夫害病了。他的两条腿麻木，脚步不稳，因此有一天他手里托着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一份火腿加豌豆，顺过道走着，绊一个筋斗，摔倒了。他只好辞去职务。他已经把他自己和他妻子所有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他们没法生活了，而且闲着没事做也无聊，就决定应该回家乡，回村子里去。在家里不但养病便当些，生活也便宜些。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1]，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将近黄昏，他到了他的故乡茹科沃。据他小时候的记忆，故乡的那个家在他的心目中是个豁亮、舒服、方便的地方，可是现在一走进木房，他简直吓一跳，那么黑、那么窄、那么脏。他妻子奥莉加和他女儿萨莎是跟他同路来的，她们瞧着那个不像样的大炉子发了呆，它差不多占据半间屋子，给煤烟和苍蝇弄得污黑。好多的苍蝇哟！炉子歪了，墙上的原木歪歪斜斜，好像小木房马上就要坍下来似的。在前面墙角靠近圣像的地方。贴着瓶子上的商标纸和剪下来的报纸，这些是用来代替画片的。穷啊，穷啊！大人一个也不在家。大家都收庄稼去了。炉台上坐着一个八岁上下的、淡黄色头发的姑娘，没洗脸，露出冷冷淡淡的神情，她甚至没有看一眼这些走进来的人。下面，一只白猫正在炉叉上蹭痒痒呢。

“猫咪，猫咪！”萨莎叫它，“猫咪！”

“我们这只猫听不见，”那小姑娘说，“它聋了。”

“为什么？”

“是啊。它挨了打。”

尼古拉和奥莉加头一眼就瞧出来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是彼此都没说话。他们一声不响地放下包袱，一声不响地走出门外，到街上去了。从尽头数起他们的木房算是第三家，看上去好像是顶穷苦、顶古老的一家。第二家也好不了多少。可是尽头的一家却有铁皮房顶，窗上挂着窗帘。那所木房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四周没有围墙，那是一个小饭铺。所有的木房排成一单行，整个小村子安静而沉思，从各处院子里伸出柳树、接骨木、山梨树的枝子，有一种愉快的景象。

在农民住房的背后，有一道土坡溜到河边，直陡而险峻，这儿那儿的黏土里露出一块块大石头。在陡坡上，有一条小路顺着那些石头和陶工所挖的坑旁边蜿蜒出去。一堆堆碎陶器的破片，有棕色的，有红色的，在各处垒得很高。坡下面铺展着一片广阔、平整、碧绿的草场，草已经割过，如今农民的牲口正在那儿蹓跶。那条河离村子有一俄里远，在美丽的、树木茂密的两岸中间弯弯曲曲流过去。河对岸又是一个广阔的草场，有一群牲口和长长的好几排白鹅。过了草场，跟河这边一样，有一道陡坡爬上山去。坡顶上有一个村子和耸起五个拱顶的教堂，再远一点是一个老爷的房子。

“你们这儿真好！”奥莉加说，对着教堂在胸前画十字，“主啊，多么宽敞啊！”

正好这当儿钟声响起来，召人去做彻夜祈祷（这是星期六的黄昏）。下面有两个小姑娘，抬着一桶水，回过头去瞧着教堂，听那钟声。

“这会儿，‘斯拉夫商场’正在开饭……”尼古拉沉思地说。

尼古拉和奥莉加坐在陡坡的边上，观赏日落，看金黄和绯红的天空怎样映在河面上，映在教堂的窗子上，映在空气中。空气柔和、沉静、难以形容的纯净，这在莫斯科是从来也没有的。太阳下山，成群的牲口走过去，咩咩地、哞哞地叫着，鹅从对岸飞过河来，然后四下里又沉静了。柔和的亮光融解在空气里，昏暗的暮色很快地降下来。

这当儿尼古拉的父母，两个干瘦的、驼背的、掉了牙的老人，身材一般高，回家来了。两个女人，儿媳妇玛丽亚和菲奥克拉，本来在对岸的地主庄园上工作，也回家来了。玛丽亚是尼古拉的哥哥基里亚克的妻子，有六个孩子。菲奥克拉是他弟弟杰尼斯的妻子，有两个孩子，杰尼斯出外当兵去了。尼古拉一走进木房，看见全家的人，看见高板床上、摇篮里、各处墙角里那些动弹着的大大小小的身体，看见两个老人和那些女人怎样用黑面包泡在水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他就暗想：他这么生着病，一个钱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而且带着家眷，是做错了，做错了！

“哥哥基里亚克在哪儿？”他们互相招呼过后，他问。

“他在一个商人那儿做看守人，”他父亲回答，“他住在那边树林子里。他呢，倒是个好样儿的庄稼汉，就是酒喝得太厉害。”

“他不是挣钱的人！”老太婆辛酸地说，“咱们这一家的庄稼汉都倒霉，都不带点什么回家来，反倒从家里往外拿。基里亚克喝酒，老头子呢，也认得那条上小饭铺去的路，这种罪孽也用不着瞒了。这是圣母生了咱们的气。”

由于来了客人，他们烧起茶炊来。茶有鱼腥气，糖是灰色的，而且已经有人咬过。蟑螂在面包和碗盏上爬来爬去。喝这种茶叫人恶心，谈话也叫人不舒服，谈来谈去总离不了穷和病。可是他们还没喝完一杯茶，忽然院子里传来响亮的、拖长的、醉醺醺的声音：

“玛——丽亚！”

“看样子好像基里亚克来了，”老头子说，“说起他，他就来了。”

一片沉寂。过了不大工夫，嚷叫声又响起来，又粗又长，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

“玛——丽亚！”

大儿媳妇玛丽亚脸色变白，缩到炉子那边去。这个结实的、宽肩膀的、难看的女人的脸上会现出这么害怕的神情，看上去很有点古怪。她女儿，那个原先坐在炉台上、神情淡漠的小姑娘，忽然大声哭起来。

“你号什么，讨厌鬼！”菲奥克拉对她吆喝道。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身体也结实，肩膀也宽，“他不会打死她，不用怕！”

尼古拉已经从老头子口里听说玛丽亚不敢跟基里亚克一块儿住在树林子里。每逢他喝醉酒，他总来找她，大吵大闹，死命地打她一顿。

“玛——丽亚！”嚷叫声从门口传来。

“看在基督面上，救救我，亲人们，”玛丽亚嘟嘟哝哝地说，喘着气，仿佛浸在很冷的水里似的，“救救我，亲人们……”

木房里的孩子有那么多，他们一齐哭起来。萨莎学他们的样，也哭起来。先是传来一声醉醺醺的咳嗽，随后有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胡子的农民，戴着一顶冬天的帽子走进木房里来，由于小灯射出昏暗的光，他的脸看不清，显得很吓人。这人就是基里亚克。他走到妻子跟前，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她脸上。她没喊出一点声音就给这一拳打昏了，一屁股坐下去，她的鼻子里立刻流出血来。

“好不害臊，好不害臊，”老头子嘟哝着，爬到炉台上去，“而且当着客人的面！造孽哟！”

老太婆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躬着身子想心事。菲奥克拉摇着摇篮……显然，基里亚克感到自己招人害怕，心里得意，索性抓住玛丽亚的胳膊，拉她到门口，像野兽似的吼叫，为了显得更可怕些，可是这当儿他忽然瞧见客人，就停住手。

“哦，他们已经来了……”他说，放了妻子，“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

他在圣像前面念完祷告，摇摇晃晃，睁大他那发红的醉眼，接着说：

“亲兄弟跟他家里的人到爹娘家里来了……就是说，打莫斯科来的。就是说，莫斯科那个古时候的京城，所有的城市的母亲……原谅我……”

他在靠近茶炊的一张长凳上坐下，开始喝茶，在一片沉寂里独有他凑着小碟大声地喝茶……他喝了十来杯，然后在长凳上躺下，打起鼾来。

他们分头睡下。尼古拉因为有病，就跟老头子一块儿睡在炉台上。萨莎躺在地板上，奥莉加跟别的女人一块儿到板棚里去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挨着玛丽亚在干草上躺下来，“眼泪消不了愁！忍一忍就行了。《圣经》上说：谁要是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送上去……算了，算了，亲人儿！”

然后，她压低嗓音用唱歌样的声调跟她们讲莫斯科，讲她的生活，讲她怎样在那些带家具的房间里做女仆。

“在莫斯科呀，房子都挺大，是用石头砌的，”她说，“教堂好多好多哟，四十个四十都不止，亲人儿。那些房子里都住着上等人，真好看，真文雅！”

玛丽亚说她不但从来没有到过莫斯科，就连故乡的县城也没去过。她认不得字，也不会祷告，就连“我们的父”[2]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弟媳菲奥克拉（这时候她坐在不远的地方听着呢）都十分不开展，什么也不懂。她们俩都不喜欢自己的丈夫。玛丽亚怕基里亚克。每逢只剩下她一个人跟他待在一块儿，她就害怕得发抖，而且一挨近他就总是被他喷出的浓烈的酒气和烟气熏得头痛。菲奥克拉一听到人家问起丈夫不在，是不是闷得慌，就没好气地回答说：

“滚他妈的！”

她们谈了一会儿，就不响了……

天气凉了。一只公鸡在板棚附近逼尖了喉咙喔喔地啼着，搅得人睡不着。等到淡蓝色的晨光射进每条板缝，菲奥克拉就悄悄地爬起来，走出去，随后听见她匆匆地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她那双光脚踩出一片吧嗒吧嗒的声音。

二

奥莉加到教堂里去，带着玛丽亚一路去了。她们顺小路下坡，向草场走去，两个人兴致都挺好。奥莉加喜欢空旷的乡野。玛丽亚觉着这个妯娌是一个贴心的亲人。太阳升上来了。一只带着睡意的鹰在草场上面低低地飞翔，河面黯淡无光，有些地方有雾飘浮，可是从对面的高岸上面已经伸过一长条亮光来。教堂发亮了，白嘴鸦在地主的花园里哇哇地叫得很欢。

“老头子倒没什么，”玛丽亚讲起来，“可是老奶奶挺凶，总是吵架。咱们自己的粮食只够吃到谢肉节，现在我们在小饭铺里买面粉，所以她不痛快。她说：‘你们吃得太多了。’”

“算了，算了，亲人儿！忍一忍就行了。经上写着：上我这儿来吧，所有你们这些辛苦劳累的人。”

奥莉加用唱歌样的声调平心静气地说着，她的步子像参拜圣地的女人的那种步子，又快又急。她每天念《福音书》，念得挺响，学教堂执事的那种腔调，有很多地方她看不懂，可是那些神圣的句子却把她感动得流泪，她一念到“如果”和“暂且”那类字，就觉着晕晕乎乎，心都不跳了。她信仰上帝，信仰圣母，信仰圣徒。她相信不管欺负什么人，普通人也好，德国人也好，茨冈也好，犹太人也好，都不应该。她相信甚至不怜恤动物的人都会倒霉。她相信这些是写在圣书上的，因此，每逢她念《圣经》上的句子，即使念到不懂的地方，她的脸容也会变得怜悯、感动、放光。

“你是哪儿的人？”玛丽亚问她。

“我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人。可是我早就到莫斯科去了，那时候我才八岁。”

她们走到河边。河对岸有个女人站在水边上，正在脱衣服。

“那是咱们家的菲奥克拉，”玛丽亚认出来了，“她刚才过河到老爷的庄园上去了。她去找老爷手下的男管事。她胡闹，爱骂人，真不得了！”

眉毛乌黑，头发蓬松的菲奥克拉年纪还轻，身体跟姑娘家一样结实，从岸坡上跳下去，用脚拍水，向四面八方送出浪花去。

“她爱胡闹，真不得了！”玛丽亚又说一遍。

河上架着一道摇晃的小木桥，桥底下清洁透亮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宽额头的鲦鱼。碧绿的灌木丛倒映在水里，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亮。天气暖起来，使人感到愉快。多么美丽的早晨啊！要是没有贫穷，没有那种可怕的、无尽头的、使人躲也没处躲的赤贫，大概人世间的生活也会那样美丽吧！这时候只要回头看一眼村庄，昨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就会生动地想起来，她们本来在四周的风光里感到的那种令人陶醉的幸福，这时候就一下子消灭了。

她们走进教堂。玛丽亚站在门口，不敢再往前走。虽然要到八点多钟教堂才会打钟作弥撒，她却不敢坐下去。她始终照这样站在那儿。

正在念《福音书》的时候，人群忽然分开，闪出一条路来让地主一家人走过去。有两个姑娘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宽边帽子，走进来，跟她们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脸蛋儿又胖又红的男孩，穿着海军服。她们一来，感动了奥莉加。她第一眼看去，就断定她们是上流社会的、有教养的、优雅的人。可是玛丽亚皱起眉头阴沉而郁闷地瞟着她们，仿佛进来的不是人，而是妖怪，要是她不让出路来，就会被踩死似的。

每回辅祭用男低音高声念着什么，她总觉着仿佛听见了一声喊叫：“玛——丽亚！”她就打冷颤。

三

村子里的人已经听说这些客人来了，做完弥撒以后，马上有许多人聚到那小木房里去。列昂内切夫家的人、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伊里巧夫家的人，都来打听他们那些在莫斯科做事的亲戚。茹科沃村所有的青年，只要认得字，会写字，就都送到莫斯科去，专门在旅馆或者饭馆里做仆役（就跟河对面那个村子里的青年都送到面包房里去做学徒一样）。这早已成了风气，从农奴制时代[3]就开始了。先是有一个茹科沃的农民名叫卢卡·伊万内奇的，现在已经成为传奇人物了，那时候在莫斯科的一个俱乐部里做食堂的侍役，只肯推荐同乡去做事。等到那些乡亲得了势，就找他们的亲戚来，把他们安插在旅馆里和饭馆里。从那时候起，附近一带的居民就把茹科沃这个村子不叫做别的，只叫做下贱村或者奴才村了。尼古拉在十一岁那年给送到莫斯科去，由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伊万·马卡雷奇谋了个事，当时伊凡·马卡雷奇在隐居饭店当差。现在，尼古拉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对玛特维伊切夫家的人说：

“伊万·马卡雷奇是我的恩人，我得日日夜夜为他祷告上帝，因为多亏他提拔，我才成了上流人。”

“我的爷啊，”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一个身材很高的老太婆，含着泪说，“我们一直没得着一点他的消息，那个亲人。”

“去年冬天他在奥蒙那一家当差，听说这一季他到城外一个花园饭店去了……他老了！是啊，往年夏天，他每天总要带着大约十个卢布回家，可是现在到处生意都清淡，这就苦了老人家了。”

女人们和那些老太婆瞧着尼古拉的穿了毡靴的脚，瞧着他那苍白的脸，悲凉地说：

“你不是挣钱的人了，尼古拉·奥西培奇，你不是挣钱的人了！真的不行了！”

大家全都疼爱萨莎。她已经满十岁了，可是她个子小，很瘦，看上去不过七岁的样子。别的小姑娘，都是脸蛋儿晒得黑黑的，头发胡乱地剪短，穿着褪了色的长衬衫，她夹在她们当中，却脸蛋儿白白的，眼睛又大又黑，头发上系着红丝带，显得滑稽可笑，倒好像她是一头小野兽，在旷野上给人捉住，带到小木房里来了似的。

“她认得字呐！”奥莉加夸道，温柔地瞧着她的女儿，“念一念吧，孩子！”她说，从墙角拿出一本《福音书》来，“你念，让那些正教徒听一听。”

那本《福音书》又旧又重，皮封面，书边摸脏了。它带来一种空气，仿佛修士们走进房里来了似的。萨莎抬起眉毛，用唱歌样的声音响亮地念起来：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

“‘小孩子同他母亲。’”奥莉加跟着念了一遍，激动得涨红了脸。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4]

听到这里，奥莉加再也忍不住，就哭起来。玛丽亚看着她那样子，就也抽抽搭搭地哭了，随后伊万·马卡雷奇的妹妹也跟着哭。老头子不住咳嗽起来，跑来跑去要找一件礼物送给孙女，可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挥一挥手，算了。等到念完经，邻居们就走散，回家去了。他们都深受感动，十分满意奥莉加和萨莎。

由于这天是节日，一家人就在家里待了一天。老太婆（不管丈夫也好，儿媳妇也好，孙子孙女也好，统统都叫她老奶奶）样样事情都要亲自做。她亲自生炉子，烧茶炊，甚至自己给田里的男人们送午饭去，事后却又抱怨说累得要死。她老是担心家里人吃得太多，担心丈夫和儿媳妇闲坐着不做事。一会儿，她仿佛听见饭铺老板的鹅从后面溜进她的菜园里来了，她就捞起一根长棍子跑出小木房，到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瘦小干瘪的白菜旁边尖声喊上半个钟头，一会儿，她又觉着仿佛有一只乌鸦偷偷来衔她的小鸡，就一边骂着，一边向乌鸦冲过去。她一天到晚生气，发牢骚，常常叫骂得那么响，弄得街上的行人都站住脚听。

她待她的老头子很不和气，一会儿骂他懒骨头，一会儿骂他瘟疫。他是个没有主张而很不可靠的人，要不是因为她经常督促他，也许他真就什么活也不干，光是坐在炉台上扯淡了。他对儿子说起他的一些仇人，讲个没完没了，抱怨邻居每天欺负他，听他讲话是乏味的。

“是啊，”他的话头拉开了，手叉在腰上，“是啊……在圣十字架节[5]以后，过了一个星期，我把干草按一普特三十戈比的价钱卖出去了，是我自个儿要卖的……是啊……挺好……所以，你瞧，有一天早晨我把干草搬出去，那是我自个儿要干，我又没招谁惹谁。偏偏赶上时辰不利，我看见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打小饭铺里出来。‘你把它拿到哪儿去，你这混蛋？’他说啊说的，给我一个耳光。”

基里亚克害着很厉害的醉后头痛，在他弟弟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这白酒害得人好苦啊。唉，我的天！”他嘟哝着，摇着他那胀痛的脑袋，“看在基督的分上，原谅我，亲兄弟和亲弟妹。我自己也不快活啊。”

因为这天是节日，他们在小饭铺里买了一条鲱鱼，用鲱鱼头熬汤。中午，他们坐下来喝茶，喝了很久，喝得大家都出了汗。他们真也好像让茶灌得胀大了。然后他们又喝鱼汤，大家都就着一个汤钵舀汤喝。至于鲱鱼，老奶奶却藏起来了。

傍晚，一个陶器工人在坡上烧汤钵。下面草场上，姑娘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唱歌。有人拉手风琴。河对面也在烧窑，也有姑娘唱歌，远远听来歌声柔美而和谐。小饭铺里面和小饭铺左近，农民们闹得正有劲。他们用醉醺醺的嗓音杂七杂八地唱歌，互相咒骂，骂得非常难听，吓得奥莉加只有打抖的份儿，嘴里念着：

“啊，圣徒！……”

使她吃惊的是这种咒骂滔滔不绝，而且骂得顶响、骂得顶久的反而是快要入土的老头子。姑娘们和孩子们听着这种咒骂，一点也不难为情，他们明明从小就听惯了。

过了午夜，河两岸陶窑里的火已经微下去，可是在下面的草场上，在小饭铺里，大家仍旧在玩乐。老头子和基里亚克都醉了，胳膊挽着胳膊，肩膀挤着肩膀，走到奥莉加和玛丽亚所睡的板棚那边去。

“算了吧，”老头儿劝道，“算了吧……她是挺老实的娘儿们……这是罪过……”

“玛——丽亚！”基里亚克嚷道。

“算了吧……罪过……她是个很不错的娘儿们。”

两个人在堆房旁边站了一分钟，就走了。

“我啊，爱——野地——里的花！”老头子忽然用又高又尖的中音唱起来，“我啊，爱——到草场上去摘它！”

然后他啐口痰，骂了句难听的话，走进小木房里去了。

四

老奶奶把萨莎安置在菜园附近，吩咐她看守着，别让鹅钻进来。那是炎热的八月天。小饭铺老板的鹅可能从后面钻进菜园里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干正经事，它们在小饭铺附近拾麦粒，平心静气地一块儿聊天，只有一只公鹅高高地昂起头，仿佛打算看一下老太婆是不是拿着棍子赶过来了。别的鹅也可能从坡下跑上来，可是眼下它们正在远远的河对面打食，在草场上排成白白的一条长带子。萨莎站了一会儿，觉着无聊，看见鹅没来，就跑到陡坡的边上去了。

在那儿她看见玛丽亚的大女儿莫特卡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瞧着教堂。玛丽亚生过十三个孩子，可是只有六个孩子还活着，全是姑娘，没有一个男孩，顶大的才八岁。莫特卡光着脚，穿一件长长的衬衫，站在太阳地里。太阳直直地晒着她的脑袋，可是她不在意，仿佛化成了石头。萨莎站在她旁边，瞧着教堂，说：

“上帝就住在教堂里。人点灯和蜡烛，可是上帝点绿的、红的、蓝的小圣像灯，跟小眼睛似的。夜里上帝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最神圣的圣母和上帝的侍者尼古拉陪着他走——咚，咚，咚！……守夜人吓坏了，吓坏了！算了，算了，亲人儿，”她说，学她母亲的话，“等到世界的末日来了，所有的教堂就都飞上天去了。”

“带——着——钟——楼——一——齐——飞？”莫特卡用低音问道，拖长每个字的字音。

“带着钟楼一齐飞。世界的末日来了，好心的人就上天堂，爱发脾气的人呢，可就要在永远燃着的、不灭的火里烧一烧了，亲人儿。上帝会对我妈和玛丽亚说：‘你们从没欺负过人，那就往右走，上天堂去吧。’可是对基里亚克和老奶奶呀，他就要说：‘你们往左走，到火里去。’在持斋的日子吃了荤腥东西的人也要送到火里去。”

她抬头看天，睁大眼睛，说：

“瞧着天空，别眼睛，那你就会看见天使。”

莫特卡也开始看天，在沉静中过了一分钟。

“看见没有？”萨莎问。

“没有。”莫特卡用低音说。

“可是我看见了。天空中有些小天使在飞，扇着小翅膀，一闪一闪的，跟小蚊子一样。”

莫特卡想了一想，眼睛瞧着地下问：

“老奶奶会遭到火烧吗？”

“会的，亲人儿。”

从这块石头直到紧底下，有一道光滑的慢坡，长满柔软的绿草，谁一看见，就想伸出手去摸一摸，或者在那上面躺一躺。萨莎躺下，滚到坡底下去了。莫特卡现出庄重而严肃的脸相喘着气，也躺下去，往下滚。她往下一滚，衬衫就卷到她肩膀上去了。

“多好玩呀！”萨莎说，高兴得很。

她们俩走到顶上预备再滚下去，可是正好这当儿那熟悉的尖嗓音响起来了。啊呀，多么可怕！那老奶奶，没了牙，瘦得皮包骨，驼着背，短短的白发在风里飘动，正拿着一根长棍子把鹅赶出菜园去，哇哇地叫着：

“它们糟践了所有的白菜，这些该死的东西！把你们宰了才好，你们这些该诅咒三次的恶鬼，祸害，为什么你们不死哟！”

她一眼看见那两个小女孩，就丢下棍子，拾起一根枯树枝，伸出又干又硬的手指头一把掐住萨莎的脖子，活像加了一个套包子，开始抽她。萨莎又痛又怕，哭起来，这当儿那只公鹅却伸直脖子，摇摇摆摆迈动两条腿，走到老太婆这边来，咭咭地叫了一阵，这才归到它的队里去，招得所有的雌鹅都用称赞的口气向它致敬：“嘎——嘎——嘎！”后来，老奶奶又打莫特卡。这一打，莫特卡的衬衫就又卷上去了。萨莎伤透了心，大声哭着，跑到小木房里去申诉。莫特卡跟着她跑，她也哭，可是嗓音粗得多，眼泪也不擦，脸湿得仿佛在水里泡过一样。

“我的圣徒啊！”奥莉加瞧见她俩走进小木房来，吓慌了，叫道，“圣母啊！”

萨莎刚开头讲她的事，老奶奶就尖声叫着，骂着，走进来了，然后菲奥克拉生气了，屋子里闹得乱哄哄的。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脸色苍白，心里很乱，摩挲萨莎的脑袋，极力安慰这孩子，“她是你的奶奶，生她的气是罪过的。没什么，孩子。”

尼古拉本来已经给这种不断的吵嚷、饥饿、烟子、臭气闹得筋疲力尽，本来已经痛恨而且看不起贫穷，本来已经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为自己的爹妈害臊，这时候就把两条腿从炉台耷拉下来，用气恼的、含泪的声音对他母亲说：

“您不能打她！您根本没有权利打她！”

“得了吧，你就待在炉台上等着咽气吧，你这病包儿！”菲奥克拉恶狠狠地顶撞他，“鬼支使你们上这儿来的，你们这些吃闲饭的！”

萨莎和莫特卡和家里所有的小女孩都躲到炉台上尼古拉的背后去，缩在一个角落里，在那儿一声不响，害怕地听着大人讲话，人可以听见她们的小小的心在怦怦地跳。每逢一个家庭里有人害很久的病，没有养好的希望了，就往往会发生一种可怕的情形：所有那些跟他贴近的人都胆怯地、悄悄地在心底里盼望着他死，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亲近的人会死，一想到这个总要战战兢兢。现在，那些小姑娘屏住气息，脸上现出凄凉的神情，瞧着尼古拉，暗想他不久就要死了，她们就想哭，一心想对他说点什么亲切的、怜恤的话才好。

他呢，紧挨着奥莉加，仿佛求她保护他似的，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对她说：

“奥里亚[6]，亲爱的，我在这儿住不下去了。我没有力量了。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天上的基督的分上，你写封信给你妹妹克拉夫季·阿勃拉莫芙娜吧。叫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当掉，叫她把钱给我们寄来，我们好离开这儿。啊，上帝呀，”他痛苦地接着说，“哪怕让我看一眼莫斯科也好！哪怕让我梦见它也是好的，亲爱的！”

黄昏来了，小木房里黑了，大家心里都发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生气的老奶奶拿黑面包的碎皮泡在一个碗里，吃了很久，足足有一个钟头。玛丽亚给奶牛挤完奶，提进一桶牛奶来，放在一张凳子上。然后老奶奶把桶里的牛奶灌进罐子里，也灌了很久，不慌不忙，明明很满意，因为眼下正是圣母升天节的斋期，谁也不能喝牛奶，这些牛奶就可以原封不动地留下来了。她只在一个茶碟里倒了一点点，留给菲奥克拉的小娃娃吃。等到老奶奶和玛丽亚把罐子送到地窖里去，莫特卡却忽然跳起来，从炉台上溜下去，走到凳子那儿，瞧见凳子上摆着那个装着面包皮的木头碗，就把茶碟里的牛奶倒一点在碗里。

老奶奶回到小木房里来，又吃她的面包皮。这当儿萨莎和莫特卡坐在炉台上瞧着她，心里暗暗高兴，因为她已经吃了荤腥，现在包管要下地狱了。她们得了安慰，就躺下去睡觉。萨莎一面迷迷糊糊地睡着，一面暗自描画最后审判的可怕情景：有一个大炉子烧着火，那炉子像陶窑，魔鬼长着牛样的犄角，周身漆黑，用一根长棍子把老奶奶赶进火里去，就跟刚才老奶奶自己赶鹅一样。

五

圣母升天节晚上十点多钟，正在坡下草场上游玩的男孩和女孩，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往村子那边跑。那些上边，坐在峭壁边上的人起初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着火了！着火了！”焦急的嚷叫声从底下传上来，“村里着火了！”

坐在坡上的人回头一看，就有一幅可怕的、不同寻常的景象映进他们的眼帘。村子尽头的几个小木房中，有一个小木房的草顶上升起一个火柱，有一俄丈高，火舌往上卷着，向四面八方撒出火星去，仿佛喷泉在喷水。猛然间，整个房顶燃成一片明亮的火焰，火烧的爆裂声传过来。

月光朦胧，整个村子已经笼罩在颤抖的红光里。黑影在地面上移动，空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从坡底下跑上来的人一个劲儿地喘气，抖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互相推挤，摔倒，他们不习惯明亮的光芒，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彼此都认不清了。这真吓人。特别吓人的是在火焰上空，烟雾里面，飞着一些鸽子。小饭铺里还不知道起火的事，大家继续在唱歌，拉手风琴，仿佛压根儿没出什么岔子似的。

“谢苗大叔家里着火了！”有人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

玛丽亚在她的小木房附近跑来跑去，哭哭啼啼，绞着手，牙齿打战，其实火还远得很，在村子的那一头呢。尼古拉穿着毡靴走出来，孩子们穿着小衬衣一个个往外跑。乡村警察小屋左近，一块铁板敲响了。当当当的声音飘过空中。这急促而不停的响声闹得人心里发紧，浑身发凉。那些老太婆站在一旁，举着圣像。母羊、小牛、奶牛，从院子里给赶到街上来了。衣箱啦，羊皮袄啦，桶啦，也搬出来了。一匹黑毛的雄马，素来跟成群的马隔开，因为它踢它们，伤它们，这时候却撒开了缰，嘶叫着，踏得咚咚响地在村子里跑来跑去，跑了一两个来回，后来忽然在一辆大车旁边猛的站住，扬起后蹄踢那车子。

河对面教堂里的钟也响起来。

在起火的小木房旁边又热又亮，地上的每一根小草都可以看清楚。在一口抢救出来的衣箱上坐着谢苗，这是一个生着棕红色头发的农民，长着大鼻子，穿一件上衣，戴一顶便帽，扣在脑袋上，一直碰到耳朵。他的妻子扑在地上，脸朝下，神志昏迷，嘴里哼哼唧唧。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头儿，身材矮小，留一把大胡子，看上去活像一个地精[7]。他不是本村的人，可显然跟这场火灾有关系，他在火场旁边走来走去，没戴帽子，抱着一个白包袱。火焰映在他的秃顶上。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黑黑的脸，黑黑的头发，跟茨冈一样，手里拿着一把斧子，走到小木房那儿，把一个个的窗子接连砍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然后开始砍门廊。

“娘儿们，拿水来！”他嚷道，“把机器弄来！快办！”

方才在小饭铺里闹酒的农民们把救火的机器拉来了。他们全醉了，不断地绊绊跌跌，脸上露出束手无策的神情，眼睛里泪汪汪的。

“姑娘们，拿水来！”村长嚷着，他也醉了，“快办，姑娘们！”

妇女和姑娘跑下坡到泉水那儿，再提着装满水的大桶和小桶爬上坡，把水倒进机器里，再跑下坡去。奥莉加、玛丽亚、萨莎、莫特卡，都去取水。女人们和男孩们用唧筒压水，水龙带咝咝地响，村长把水龙带时而指着门，时而指着窗子，有时候用手指头堵住水流，这样一来，吱吱声越发尖了。

“真是一条好汉，安契普！”好些人的称赞声音嚷着，“加一把劲！”

安契普蹿进起火的过道屋，在里面哇哇地喊：

“用唧筒压水！惨遭不幸，教徒们，出力啊！”

一群农民站在旁边，什么也不干，瞧着火发呆。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做。而四周围全是麦子垛、干草、板棚、成堆的枯树枝。基里亚克和他父亲老奥西普，两人都带着几分醉意，也站在那儿。仿佛要为自己的袖手旁观辩护似的，老奥西普对伏在地上的女人说：

“何必拿脑袋撞地，大嫂？这小木屋保过火险啊，那你还愁什么？”

谢苗把起火原因一会儿对这个人讲一遍，一会儿又对那个人讲一遍：

“就是那个老头子，那个抱着包袱的老头子，茹科夫将军的家奴……他从前在我们的将军家里做厨子，但愿将军的灵魂升入天堂！今天傍晚他上我家来：‘留我在这儿过夜吧。’他说……是啊，当然，我们就喝了一小盅……老婆忙着烧茶炊，想请老头子喝点茶，可是活该倒霉，她把茶炊搁在门道上了，烟囱里的火星一直吹到顶棚上，吹到干草上，就这么出了事。我们自己都差点给烧死。老头子的帽子烧掉了，真罪过！”

那块铁板被人不断地敲着，河对岸教堂里的钟一个劲儿地鸣响。奥莉加周身给火光照着，气也透不出来，害怕地瞧着红色的羊和在烟雾里飞翔的粉红色鸽子。她时而跑下坡去，时而跑上来。她觉得钟声跟尖刺似的钻进她的灵魂，觉得这场火永远也烧不完，觉得萨莎丢了……等到小木屋的天花板咔嚓一声坍下来，她心想这一下子包管全村都要起火，就浑身发软，再也提不动水，在岸坡的边上坐下来，把桶子放在身旁。她的身旁和她的身后都有农妇们坐着嚎啕大哭，仿佛在哭死人一样。

这当儿，从河对岸地主的庄园里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地主家的管事们和工人们，带着一架救火机。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大学生骑着马赶来，穿着白色海军上衣，敞着怀。他们用斧子劈砍，声音很响，又把梯子安在起火的房架子上，立刻有五个人由大学生带头爬上去。那大学生涨红了脸，用尖利的嘶哑声调和仿佛干惯了救火的事的口气嚷着。他们拆开那个小木屋，把一根根木头卸下来，把畜栏、篱笆、附近的干草堆都移开了。

“不准他们捣毁东西！”人群里有人用很凶的声音喊叫，“不准！”

基里亚克带着坚决的神气走到小木屋去，仿佛要拦阻新来的人毁掉东西似的，可是有一个工人把他一把拉回来，在他脖子上打了一拳。这引起了笑声，那工人又打他一拳，基里亚克就倒下去，四肢着地，爬回人群里去了。

从河对岸还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大概是大学生的姊妹。她们站在远点的地方，看这火灾。拆下来的木头不再燃烧，可是冒着浓烟。大学生操纵水龙带，先对着木头冲，然后对着农民冲，再后又对那些提水的女人冲。

“乔治！”两个姑娘责备地、不安地斥责他，“乔治！”

火烧完了。直到人群开始走散，他们才注意到天亮了，大家的脸色苍白，有点发青，一清早残星在天空消失的时候人的脸色总是这样的。农民们一面走散，一面笑着，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和他那顶烧掉的帽子说了一阵笑话。他们已经有意把这场火灾变成笑谈，甚至好像惋惜火熄得太快了。

“您救火很有本事，少爷！”奥莉加对大学生说，“您应当到我们莫斯科去，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您莫非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

“正是这样。我丈夫原先在斯拉夫商场当差。这是我女儿，”她说，指一指萨莎，萨莎觉着冷，正偎在她身边，“她也是莫斯科人。”

两位小姐跟大学生说了一句法国话，他就给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钱。老奥西普看在眼里，他的脸上顿时放出了希望的光。

“感谢上帝，老爷，幸好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一下子就都烧光了。老爷，好心的贵人，”他又说，声音放低了，而且觉着不好意思，“清早天冷，想法暖一暖才好……求您恩典赏几个钱买一小瓶酒喝吧。”

他没得着钱，就大声嗽了嗽喉咙，磨磨蹭蹭走回家去了。后来奥莉加站在岸坡的边上，瞧那两辆车子涉水过河，看那位少爷穿过草场。河对岸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们。她走进小木屋，对丈夫赞赏地说：

“那几个人真好！长得也好看！两位小姐出落得跟天使一样。”

“叫她们咽了气才好！”困倦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六

玛丽亚认定自己不幸，常说巴不得死了才好，菲奥克拉却刚好相反，觉得这生活里样样东西，例如穷困、肮脏、不停的咒骂，都合她的胃口。人家给她什么，她不分好歹拿着就吃。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用被褥，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随手倒在门廊上，或者从门槛上泼出去，然后再光着脚蹚着泥水塘走过去。从头一天起她就恨尼古拉和奥莉加，这也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生活。

“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儿吃什么，莫斯科的贵人！”她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看看！”

有一天早晨，那已经是九月初了，菲奥克拉从坡下担着两桶水回来，脸冻得发红，健康而美丽，这当儿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边喝茶。

“又是茶又是糖！”菲奥克拉讥诮地说，“两位贵夫人！”她放下水桶，补了一句，“她们倒养成了天天喝茶的派头。小心点，别让茶胀死！”她接着说，憎恨地瞧着奥莉加，“她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这油篓子！”

她抡起扁担来，一下子打在奥莉加的肩头上，弄得两个妯娌只能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

“啊呀，圣徒！……”

然后菲奥克拉下坡到河边去洗衣服，一路上高声痛骂，弄得木房里都听得见。

白昼过去了，然后来了秋天悠长的黄昏。他们在小木屋里缠丝线，人人都做，只有菲奥克拉例外，她过河去了。他们从附近的工厂里拿来这丝，全家人一齐工作，挣一点点钱，一个星期才挣二十戈比左右。

“当初，在东家手底下，日子倒好过得多，”老头子一面缠丝，一面说，“干完活就吃，吃了就睡，一样挨着一样。午饭有白菜汤和麦粥，晚饭也是白菜汤和麦粥。黄瓜和白菜多的是：随你吃，吃得你心满意足。那时候也严得多。人人都守本分。”

小木房里只点一盏小灯，灯光昏暗，灯芯冒烟。要是有人遮住灯光，一个大黑影就会落在窗上，人就能看见明亮的月光。老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说到在农奴解放以前人们怎样生活，说起在这一带，现在固然穷了，生活乏味了，可是当初人们怎样带着猎犬、快腿狗、受过特别训练的猎狗去打猎，在围捕野兽的时候，农民都喝到白酒。成串的大车队怎样载着被打死的飞禽，送到莫斯科年轻的东家那边去。他又说到坏农奴怎样给人用桦树条打一顿，或者发配到特威尔的领地上去，好农奴怎样受到嘉奖。老奶奶也有话讲。她什么都记得，一样也没忘。她讲到她的女东家是一个好心的、信神的女人，她丈夫却是酒徒和浪子，他们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一些天晓得的人物：一个嫁给酒徒，一个嫁给小市民，一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是个年轻的姑娘，帮过她的忙），她们三个不久都郁郁地死了，她们的母亲也一样。想起这些事，老奶奶甚至洒下几滴眼泪。

忽然有人来敲门，大家都吃一惊。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随后走进来一个矮小的、秃顶的老头子，他就是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也就是帽子被烧掉的那个人。他坐下，听着，然后他也开始回忆，讲各式各样的往事。尼古拉坐在炉台上，垂着两条腿，听着，详细问他旧日为老爷烧些什么菜。他们谈到肉饼、肉排、各种汤、各种佐料，那厨子样样事情也都记得清楚，举出一些现在已经不烧的菜，比方说有一种用牛眼睛做的菜，名叫“早晨醒”。

“那时候你们烧‘上将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唉！你们这些半吊子的厨子！”

小女孩们在炉台上坐着或者躺着，眼也不地瞧着炉台下面。那儿好像有很多的孩子，仿佛是云端里的小天使。她们爱听故事。她们时而高兴时而害怕，不住叹气，打冷战，脸色发白。老奶奶讲的故事比所有的故事都有趣味，她们就屏住呼吸听着，动也不敢动。

大家默默地躺下去睡觉。老年人给那些故事搅得心不定，兴奋起来，心想年纪轻轻的，那是多好啊，青春，不管是什么样儿，在人的记忆里留下的总是活泼、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那是冷酷得多么可怕，而死又不很远了，还是别想它的好！小灯熄了。黑暗啦，给月光照得明晃晃的两个小窗子啦，寂静啦，摇篮的吱吱嘎嘎声音啦，不知什么缘故，只使得他们想到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刚刚迷迷糊糊，刚刚沉入遗忘的境界，忽然不知什么人碰了碰肩膀，朝自己的脸上吹一口气，睡意就没有了，身体觉着发麻，种种有关死亡的想头钻进脑子里来。翻一个身再睡，死亡倒是忘掉了，可是关于贫穷、饲料、面粉涨价等种种早就有的枯燥而沉闷的思想又在脑子里出现了，过一会儿，又不由得想起生活已经过去，再也没法子把它拉回来了……

“唉，主啊！”厨子叹气。

不知什么人轻轻地，轻轻地敲着小窗子。一定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起来，打个呵欠，小声念一句祷告，开了房门，然后走到外面门道里拉开门栓。可是没有人走进来，只有一阵冷风从街上吹进来，门道忽然给月光照亮了。从敞开的门口可以瞧见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在天空浮游的月亮。

“是谁啊？”奥莉加喊一声。

“我，”传来了回答，“是我。”

靠近门口，贴着墙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打哆嗦，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光里显得很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照在皮肤上的月光，使人看来黑白分明。她的黑眉毛和结实而年轻的乳房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

“河对岸那些胡闹的家伙把我的衣服剥光，照这样把我赶出来了……”她说，“我只好没穿衣服，走回家来……就这么光着身子。给我拿件衣服穿上吧。”

“你倒是进屋里来啊！”奥莉加小声说，也开始发抖了。

“不要让老家伙们看见才好。”

事实上，老奶奶已经在动弹，咕噜了，老头子问：“是谁啊？”奥莉加把她自己的衬衫和裙子送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然后她俩极力不出声地掩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来。

“是你吗，野东西？”老奶奶猜出是谁了，生气地咕噜着，“该死的，夜游鬼……怎么不死哟！”

“没关系，没关系，”奥莉加小声说，给菲奥克拉穿好衣服，“没关系，亲人儿。”

一切又都沉静了，这屋子里的人素来睡不稳，各人都给一种捣乱的、纠缠不已的东西闹得睡不熟：老头子背痛，老奶奶心里满是焦虑和恶意，玛丽亚担惊害怕，孩子身上疥疮发痒，肚里饥饿。现在他们的睡眠也还是不安。他们不断地翻身，说梦话，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忽然哇的一声哭了，粗声粗气，可是立刻又忍住，只是时不时地抽抽搭搭，她的哭声越来越轻，越来越含混，到后来就完全静下来了。河对面偶尔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那钟敲得挺古怪，先是五下，后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叹道。

瞧着窗口，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月亮仍旧在照耀呢，还是天已经亮了。玛丽亚起床，走出去。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说：“站稳！”老奶奶也出去了。小木屋里还黑着，可是一切物件都已经可以看清楚了。

尼古拉通宵没睡着，从炉台上下来。他从一个绿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上，走到窗口，摩平衣袖，揪一揪燕尾服的后襟，微微一笑。然后他小心地脱下这身衣服，放回箱子里，再躺下去。

玛丽亚走进来，开始生炉子。她明明没有睡足，现在一边走才一边醒过来。她一定做了什么梦，或者也许昨晚的故事来到了她的脑海里吧，因为她在炉子前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是啊，自由好得多！”

七

老爷来了，村里的人这样称呼县警察所长。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大家早在一个星期以前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家人，可是他们欠下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经积累到两千多卢布了。

县警察所长在小饭铺里停下。在那儿，他“喝了两杯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去。村长家门的附近已经有一群欠缴税款的人等着了。村长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尽管年轻，只不过三十岁出点头，却很凶，总是帮着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挺穷，也总不能按期纳税。大概他很喜欢做村长，喜欢权力的感觉，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借严厉来表现他的权力。在全村开会时候，人人怕他，听他的话。往往，在街上，或者在小饭铺附近，他忽然抓住一个醉汉，倒绑上他的手，把他关进禁闭室里去。有一回他甚至逮捕老奶奶，把她拘留在禁闭室里，关了一天一夜，因为她替奥西普出席村会，在会上骂街。他从没在城里住过，也从没看过书，可是他不知从哪儿学来各式各样文绉绉的字眼，喜欢插在谈话里用一用，人家虽然不能常常听懂他的意思，倒也因此敬重他。

奥西普带着他的缴税底册走进村长的小木屋，那县警察所长，一个瘦瘦的老头子，生着又长又白的络腮胡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正坐在过道屋墙角一个桌子那儿，写什么东西。小木屋里干干净净，四壁贴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花花绿绿，在靠近圣像顶显眼的地方贴一张以前保加利亚巴丹堡公爵的照片。桌子旁边站着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

“他欠一百十九个卢布，大人，”轮到奥西普的时候，他说，“在复活节以前他付过一卢布，打那时候以后没给过一个钱。”

县警察所长抬头看奥西普，问：

“这是为什么，老兄？”

“发发慈悲吧，大人，”奥西普开口了，激动起来，“容我回禀，去年从留托列茨基来的一位老爷对我说，‘奥西普，’他说，‘把你的干草卖给我……你卖了吧。’他说。那有什么不行？我有大约一百普特要卖呢，都是娘儿们在水草场上割来的……好，我们就成交了……这事儿干得挺好，我自己个儿要卖的……”

他抱怨村长，一个劲儿扭回头去瞧那些农民，倒好像要请他们来作见证似的，他脸红，冒汗，他的眼睛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懂你说这些干什么，”县警察所长说，“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不缴欠款？你们都不缴，难道这要我来负责吗？”

“我缴不出来嘛！”

“这些话是岂有此理，大人，”村长说，“固然，契基尔杰耶夫家道贫寒，不过请您问问别人好了，此中症结都在白酒上，他们是一班胡作非为之徒。糊涂之至。”

县警察所长写下几个字，然后镇静地对奥西普说话，口气平和，仿佛跟他要一杯水喝似的：

“出去。”

不久他就坐上车走了。他坐上一辆简便的四轮马车，咳嗽着，甚至只凭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也看得出他已经记不得奥西普、村长、茹科沃的欠款，只在想他自己的心事了。他还没走出一俄里路，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已经从契基尔杰耶夫的小木屋里拿着茶炊走出来。老奶奶跟在后面，用尽气力尖声叫道：

“不准你拿走！不准你拿走，该死的！”

他迈开大步，走得很快，她呢，在后面紧紧地追他，驼着背，气冲冲，喘吁吁，差点跌倒。她的头巾滑到肩膀上，她的白头发看上去好像带点绿颜色，在风里飘着。她忽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叛党似的，握着拳头使劲捶胸，用拖长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地嚷着，好像在痛哭似的：

“正教徒啊，信仰上帝的人啊！圣徒啊，他们欺侮我！亲人啊，他们挤对我！哎呀，哎呀，好人啊，替我伸冤报仇！”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木屋里缺了茶炊显得沉闷极了。茶炊丢了不要紧，可是这却有点叫人难堪，含着点侮辱意味，仿佛这家的名誉也完了似的。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所有的凳子、所有的盆盆罐罐，那倒好些，这地方不会显得这么空荡荡。老奶奶哇哇地叫，玛丽亚呜呜地哭，小姑娘们看见她们流眼泪，也哭了。老头子自觉有罪，坐在墙角，无精打采，闷声不响。尼古拉也一声不响。老奶奶爱他，为他难过，可是现在却忘了怜悯，忽然哇啦哇啦地骂他，责备他，对准他的脸摇拳头。她尖声叫道，这全得怪他不好，是啊，他在信上夸口，说什么在“斯拉夫商场”他一个月挣五十卢布，那为什么他汇给他们那么一点点钱？为什么他上这儿来，而且把家眷也带来？要是他死了，上哪儿去找钱来葬他？……尼古拉、奥莉加、萨莎的样儿，看起来真叫人心酸。

老头子嗽了嗽喉咙，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擦黑了。安契普·谢杰尔尼科夫正在炉子旁边焊什么东西，鼓起腮帮子，屋里满是炭气。他的孩子们挺瘦，没有洗脸洗手，不见得比契基尔杰耶夫家的小孩强多少，正在地板上爬着玩。他妻子是一个难看而长着雀斑的女人，大着肚子，正在缠丝。他们是一个极穷的、不幸的家庭。只有安契普一个人看上去还算结实、漂亮。有一张长凳上摆着五个茶炊，排成一行。老头子对巴丹堡[8]念了祷告，然后说：

“安契普，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吧！看在基督的面上！”

“拿三个卢布来，那你就可以取走。”

“我拿不出来嘛。”

安契普鼓起腮帮子，火呜呜地响，吱吱地叫，亮光映在茶炊上。老头子揉搓着帽子，想了一想，说：

“把它还给我吧！”

黑皮肤的村长好像变得完全漆黑，活像一个魔法师。他扭过头来对着奥西普发话，吐字很快，声音很凶：

“这全得由地方行政长官决定。到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去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个字也没听懂，可是也算满意，就回家去了。

过了十天光景，县警察所长又来了，待了一个钟头就坐上车走了。那些天，天气寒冷而且有风，河老早就结冰了，可是雪仍旧没下。道路难走，人们很痛苦。在一个节日的前夜，有几个邻居到奥西普家里来坐着闲谈。他们摸着黑说话，因为做工是有罪的，他们就没点灯。消息倒有几个，不过听着都十分不痛快。例如为了抵欠款，有两三家的公鸡被捉去送到乡公所，不料在那儿死掉了，因为没有人喂它们。羊也给捉去，而且捆在一块儿运走，每过一个村子就换一回大车，其中有一只死掉了。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这都该怪谁呢？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怪它，还怪谁？”

“当然，该怪地方自治局。”

虽然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什么东西，可是样样事情，什么欠款啦，欺压啦，歉收啦，都怪在地方自治局身上。这种情形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有些富农自己开工厂、商店、客栈，做了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却始终不满意地方自治局，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酒馆里痛骂它。

他们谈到上帝还不把雪送下来，谈到该去砍柴了，可是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没法走车子，也不能步行。原先，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在茹科沃，大家谈的话要有趣味得多。在那年月，看起来每个老人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他们谈加金色火漆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茹科沃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像都摊在手心上一样，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们没别的可谈，只能谈贫穷和饲料，谈天还不下雪……

大家沉静了一阵。然后他们又想起公鸡和羊，又开始争论该怪谁不对。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垂头丧气地说，“不怪它，还怪谁呢？”

八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以外的柯索果罗沃村里，农民们只有不得已的时候，例如给孩子施洗礼，举行婚礼，或者举行教堂葬仪，才去一趟。他们做礼拜，通常是到河对面的教堂去。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就打扮漂亮，成群结伙地去做弥撒。她们穿着红的、黄的、绿的衣服，走过草场，看上去很快活。不过遇着坏天气，她们就都待在家里了。为了忏悔和领圣餐，她们总是到教区的教堂去。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向每一个在大斋期间没有能够领圣餐的人要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因为他差不多从没想到过上帝。他承认神奇的事，可是他觉得这只可能跟女人有关系。人家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向他提出关于这类事情的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勉强地说：

“谁知道呢！”

老奶奶信上帝，可是她的信仰有点朦朦胧胧，在她的脑海里一切事情都掺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恶、死亡、灵魂的得救，贫穷和烦恼立刻就插进来，盘踞她的脑海，她马上忘了刚才在想什么。祷告词一点也记不得，通常在傍晚躺下去睡觉以前，她总站在圣像面前，小声说：

“喀山的圣母，斯摩棱斯克的圣母，三臂的圣母……”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在胸前画十字，每年持斋，可是完全是应景儿。孩子都没学过祷告，也没人向他们讲起过上帝，传授过训诫，只是不准他们在斋期吃荤腥罢了。别的家庭也差不多，相信的人少，理解的人也少。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温柔而敬仰地喜爱它。可是他们都没有书，也没有人念《圣经》，讲《圣经》。奥莉加有时候对他们念《福音书》，他们就尊敬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恭敬敬地称呼“您”。

遇到当地教堂的命名节和祷告仪式，奥莉加常常到邻村去，到县城去，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个教堂。她痴痴迷迷，在朝圣的路上完全忘了家人，一直到回来的路上才会忽然发现自己有丈夫，有女儿，就高兴起来，笑眯眯、喜洋洋地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她觉得厌恶，使她痛苦。到圣伊利亚节[9]，他们喝酒。到圣母升天节，他们喝酒。到圣十字架节，他们喝酒。圣母节[10]是茹科沃教区的节日，逢到这个节期，农民们一连喝三天酒。他们喝光了村社公积金五十卢布，然后还要挨家敛钱拿来喝酒。头一天，契基尔杰耶夫家宰了一头公羊。早晨，中午，傍晚，连吃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夜里孩子们还要起来再找补一点。那三天，基里亚克喝得酩酊大醉，他把所有的东西，连帽子和靴子也在内，统统换酒喝了，而且死命地打玛丽亚，打得她昏过去，一定要往她头上浇水，她才能醒过来。事后，大家都觉得害臊，恶心。

然而，甚至在茹科沃，在这“奴才村”，每年也总有一回隆重的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他们抬着赐与生命的圣母从这村走到那村，走遍全县。到了茹科沃所盼望的这一天，正好没风，天色阴沉。姑娘们一清早就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出去迎接圣像，将近傍晚才把它抬进村子来，排成严肃的行列，举着十字架，唱着歌，同时河对面教堂的钟全部响起来。一大群本村和外村的人堵住街道，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成一团……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对圣像伸出手去，热切地瞧着它，哭哭啼啼地叫道：

“保护神啊，母亲！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忽然明白人间和天堂并不是两隔开的，明白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把一切都夺去，明白他们在遭受欺侮，遭受奴役，遭受沉重而难堪的贫穷，遭受可怕的白酒的祸害的时候，还有神在保佑他们。

“保护神啊，母亲！”玛丽亚哭道，“母亲！”

可是祈祷做完，圣像抬走了，一切就又恢复老样子，小饭铺里又传出粗鲁而酒醉的声音。

只有富裕的农民才怕死，他们越阔，就越不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得救，只因为害怕在人世的寿命会完结，才点蜡烛，做礼拜，以防万一。贫穷的农民并不怕死。人家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说他们活得太久，到死的时候了，可是他们满不在乎。他们一点也没顾忌地当着尼古拉的面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丈夫杰尼斯就可以得到优待从军队里退伍，回家来了。玛丽亚呢，不但不怕死，反而惋惜死亡这么久还不来。她的小孩一死，她倒高兴。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于各种疾病，他们却过分地害怕。只要生一点点小毛病，肠胃不消化啦，着了点凉啦，老奶奶就在炉台上躺下，盖得严严的，不断地大声哀叫：“我要死——了！”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受临终涂油礼。他们常常谈到受凉，谈到蛔虫，谈到瘤子，说是瘤子在胃里移动，滚到心脏那儿去了。他们顶怕的是着凉，因此就是夏天也穿厚衣服，躺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常坐上车子到医院去，到了那儿她老是说她自己才五十八岁，而不说七十岁。她认为医生如果知道她的真岁数，就不肯给她看病，反而会说她该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到医院去，随身带去两三个小姑娘，傍晚才回来，肚子挺饿，怒气冲冲，给自己带回来药水，给小姑娘带回来药膏。有一回她把尼古拉也带去，这以后他喝了两个星期的药水，说是觉得好一点了。

老奶奶认识周围三十俄里以内所有的医生、医士、巫医，其中她一个也不中意。在圣母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各个小木屋，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儿，做过军医士，医道很好，劝她去找他。老奶奶听了他的劝。等到头一场雪落下地，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留着胡子，穿一件长上衣，是一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脸上满是蓝色的细血管。那当儿正好有些短工在小木屋里工作。一个老裁缝戴着极大的眼镜，正拿一件破烂的衣服裁成背心，还有两个年轻小伙子在用羊毛擀成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而给革掉了差使，这时候住在家里，跟裁缝并排坐着，修理一个套包子。小木屋里又挤又闷，臭烘烘的。皈依正教的犹太人诊察了尼古拉，说是须得给病人放血。

他放上拔血罐去，老裁缝、基里亚克、小姑娘们站在一旁瞧着，他们觉着他们仿佛瞧见疾病从尼古拉身子里流出来了。尼古拉也瞧着吸血的罐子附在他胸膛上，渐渐充满浓浓的血，觉得好像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出去似的，就满意地微笑了。

“这挺好，”裁缝说，“求上帝保佑，这对你有好处。”

那皈依正教的人放了十二罐血，然后又放十二罐，喝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抖，他的脸瘦下去，照女人们的说法，缩成一个小拳头了。他的手指头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和一件羊皮袄，可是觉着越来越冷。将近傍晚，他觉着很不好过，要求把自己放在地板上，请裁缝不要抽烟，然后他在羊皮袄下面安安静静地躺着。将近早晨，他死了。

九

啊，这个冬天多么寒冷，多么长啊！

到圣诞节，他们自己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好买面粉吃了。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到傍晚就吵闹，弄得人人害怕，到了早晨又因为头痛和羞愧而难过，他那样子看上去很是可怜。饥饿的母牛的叫声昼夜不停地从畜栏那边传来，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仿佛故意捣乱似的，天气始终非常冷，雪堆得很高，冬天拖延下去。到报喜节[11]，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又下了一场雪。

不过，不管怎样，冬天毕竟过完了。到四月初，白昼变得温暖，夜晚仍旧寒冷。冬天还不肯退让，可是终于来了温暖的一天，打退了冬季，于是小河流水，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给春潮淹没，茹科沃和对岸的高坡中间那一大块地方被一片汪洋大水占据，野鸭子在水面上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飞起飞落。每天傍晚，火红的春霞和华美的云朵造成新的、不平凡的、离奇的景致，日后人们在画儿上看见那种彩色和那种云朵的时候简直不会相信是真的。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哀伤的叫声，声音里好像有一种召唤的调子。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长久地望着水淹的草场，瞧着阳光，眺望那明亮的、仿佛变得年轻的教堂，流下了眼泪，喘不过气来，因为她恨不得快快走掉，随便到哪儿去，即使到天涯海角去也行。大家已经决定让她重回莫斯科去当女仆，叫基里亚克也跟她一路去，谋个差使，做个管院子的或者雇工什么的。啊，快点走才好！

土地一干，天气一暖，他们就打点着动身了。奥莉加和萨莎背上背着包袱，脚上穿着树皮鞋，天刚亮就走了。玛丽亚也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身体不舒服，只好再在家里待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对着教堂在胸前画个十字，念了一阵祷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可是没哭，只是脸皱起来，变丑了，像老太婆一样。这一冬，她变得瘦多了，丑多了，头发也有点花白，脸上失去从前那种动人的风韵和愉快的微笑，现在只有她经历到的愁苦所留下的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了。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仿佛耳朵聋了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儿的农民。她想起他们怎样抬走尼古拉，在每一个小木屋旁边怎样为他做安魂祭，大家怎样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有过一些日子，这些人生活得仿佛比牲口还糟，跟他们在一块儿生活真可怕，他们粗野、不老实、肮脏、醺醉。他们生活得不和睦，老是吵嘴，因为他们不是互相尊重，而是互相害怕和怀疑。谁开小酒馆，灌醉人民？农民。谁把村社、学校、教堂的公款盗用了，喝光了？农民。谁偷邻居的东西，放火烧房子，为一瓶白酒到法庭上去做假见证？谁在地方自治局和别的会议上第一个出头跟农民们作对？农民。不错，跟他们一块儿生活是可怕的。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是人，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受苦，流泪，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无法使人谅解。劳动是繁重的，使人一到夜晚就周身酸痛，再者冬季严寒，收获稀少，住处狭窄，任何帮助也得不到，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寻求帮助。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人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野、不老实、醺醉，骂起人来照样难听。任何起码的小官儿或者地主的管事都把农民当做叫花子，即使对村长和教会的长老讲话也只称呼“你”，自以为有权利这样做。再者，那些爱财的、贪心的、放荡的、懒惰的人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哪儿谈得上什么帮助或者做出好榜样呢？奥莉加想起冬天基里亚克被押去挨打的时候那两位老人的悲悲惨惨、忍气吞声的表情……现在，她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过头去瞧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以后，玛丽亚告别，然后她跪下来，把脸凑到地面，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单单一个人了，我这可怜的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照这样哭诉很久。奥莉加和萨莎很久很久还看见她跪在地上，双手抱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向一边不知对谁叩头，一些白嘴鸦在她头顶上飞来飞去。

太阳升高了，天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面了。走路是畅快的，奥莉加和萨莎不久就忘了村子，也忘了玛丽亚她们多么高兴，样样东西都吸引她们。时而出现一个古老的坟丘，时而出现一长排电线杆子，一根挨着一根，伸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到了地平线就不见了。电线神秘地嗡嗡响，时而她们远远看到一个小农庄，完全给一片苍翠遮住，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气，不知什么缘故她们觉得好像那儿住着一些幸福的人似的，时而出现一匹皮包骨的瘦马，在田野上成为孤零零的一个白点。百灵鸟不停地歌唱，鹌鹑互相呼应。秧鸡不断尖声叫着，仿佛谁猛的丢出一个旧铁环去似的。

中午，奥莉加和萨莎走进一个大村子。那儿，在宽阔的街道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就是茹科夫将军家的厨子。他挺热，他那冒汗的、红红的秃顶在阳光里发亮。起初，他和奥莉加彼此都没认出来，后来他们正好同时看见对方，认出来了，却各走各的路，一句话也没说。有一个小木屋比别家显得新一点，阔气一点，奥莉加就在它那敞开的窗前站住，鞠一躬，提高喉咙，用尖细的、唱歌样的声调说：

“东正教的教徒啊，看在基督的分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得到永久的安息。”

“东正教的教徒啊，”萨莎唱起来，“看在基督的分上，多多周济周济吧，好让上帝保佑您，让您的爹娘在天国……”

[1] 原文直译是“在家庭的四面墙壁里有帮助”。

[2] 祈祷文的开头几个字。

[3] 农奴解放令是在一八六一年颁布的。

[4] 见《新约·马太福音》。“小孩子”是耶稣，“约瑟”是耶稣母亲马利亚的丈夫，当时希律王要捉耶稣，所以全家逃了。

[5] 基督教的节日，在九月十四日。

[6] 奥莉加的爱称。

[7] 西欧神话中守护地下财宝的丑陋的侏儒。

[8] 前面叙过，他是保加利亚公爵，他的相片贴在圣像旁边，老头子原该对圣像念祷告，不料忙忙乱乱地弄错了。

[9] 基督教的节日，在七月二十日。

[10] 基督教的节日，在十月一日。

[11] 基督教的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

佩彻涅格人

伊凡·阿勃拉梅奇·日穆兴是个退伍的哥萨克军官，以往在高加索服役，如今住在自己的农庄上。他过去年轻、健康、强壮，现在却苍老、干瘪，背有点驼，眉毛蓬松，唇髭白得带点绿色了。有一天，那是在炎热的夏季，他从城里回自己的农庄。他在城里斋戒过，在公证人那里写下遗嘱（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得过一次小中风），如今坐在火车车厢里，那些关于临近的死亡、关于尘世的空虚、关于人间万物的短暂等忧郁而严肃的想法，一路上始终没离开过他。到了普罗瓦里耶车站（顿涅茨克铁路上有这样一个车站），有个胖胖的、中年的金发先生，手中拿着一个旧皮包，走进他的车厢，在他对面坐下。他们两个就谈起话来。

“是啊，”伊凡·阿勃拉梅奇说，呆呆地瞧着窗外，“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我自己就是在四十八岁那年结的婚，人家都说太晚了，其实不晚也不早，不过呢，还是根本不结婚的好。老婆很快就会弄得人厌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心话，因为，您明白，人总觉得不幸的家庭生活是丢脸的事，瞒着不说。有的人在老婆身旁‘玛尼雅，玛尼雅’地叫个不停，可是如果按他的本心办事，他就会把这个玛尼雅装进袋子，丢进水里了事。跟老婆一块儿过日子真没意思，简直是蠢事。再者，我敢于对您保证，儿女也不见得好一点。我有两个，这些坏蛋。在此地草原上，他们没处可以上学，要把他们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读书，可又没有钱，于是他们只好在这里生活，像两只狼崽子似的。你瞧着就是，他们会在大道上杀人哩。”

金发先生注意地听着，回答问话的声音不大，而且简略，看来这人秉性斯文而谦和。他自称是个律师，说他现在到玖耶甫卡村去办事。

“哦，你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九俄里，我的上帝！”日穆兴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像人家在跟他吵架似的，“不过，对不起，等一会儿您到了车站是找不到马车的。依我看，您还是索性到我家里去好，您明白，在我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坐着我的马车走就行了。”

律师想了想，同意了。

等他们到达火车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草原上空了。从火车站到田庄的路上，他们没有讲话，车子的颠动妨碍他们谈天。那辆四轮马车蹦蹦跳跳，吱吱地叫，似乎在哭泣，好像它这种跳动弄得它自己十分痛苦似的。律师坐得很不舒服，愁闷地瞧着前面，巴望看到那个田庄。他们坐车走了八俄里光景，才远远地望见一所不高的房子和一个院子，四周围着一道用黑色石板砌成的围墙。那所房子的房顶是绿色的，墙上的灰泥脱落，窗子又小又窄，像是眯细的眼睛。田庄建在太阳地里，四周看不到水，也看不到树。邻近的地主和农民都把这儿叫作“佩彻涅格田庄”。许多年以前有一个过路的土地测量员在田庄上留宿，跟伊凡·阿勃拉梅奇谈了一夜，感到很不满意，早晨临走的时候对他严厉地说：“您，我的先生，是佩彻涅格人！”从此“佩彻涅格田庄”这个名称就传开了，等到日穆兴的孩子长大，开始打劫邻近的果园和瓜地，这个外号就越发牢不可破了。大家还把伊凡·阿勃拉梅奇叫作“您明白”，因为他通常讲话很多，而且常常使用这个“您明白”。

在院子里的堆房旁边站着日穆兴的儿子，一个是十九岁，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两个人都光着脚，没戴帽子。正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把一只母鸡高高地抛到半空中，母鸡咕咕地叫，飞起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大儿子开枪射击，那只母鸡就被打死，掉在地上了。

“这是我的孩子在学打鸟。”日穆兴说。

穿堂里有个女人迎接来人。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年纪还轻，相貌美丽。从她身上穿的衣服来看，人家可能把她当作仆人。

“容我介绍一下，”日穆兴说，“她是我那些小崽子的妈。喂，柳包芙·奥西波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她说，“快点，孩子他妈，给客人做饭。开晚饭！快！”

这所房子分成两半：这一半是“客厅”以及紧挨着它的老人日穆兴的卧室，这些房间都闷热，天花板很低，有许多苍蝇和黄蜂；那一半是厨房，那儿烧饭，洗衣服，给雇工开饭，那儿的长凳底下有鹅和鸡孵蛋，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和她两个儿子的床也在那儿。客厅里的家具没上油漆，显然是一个木匠马马虎虎做出来的。墙上挂着枪支、猎袋、短鞭子，这些陈旧的废物早已生锈，上面满是尘垢，变成灰白色了。画片一张也没有，墙角上有一块木板，当初是放圣像用的。

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摆好饭桌，端来火腿，然后是红甜菜汤。客人拒绝喝酒，只吃面包和腌黄瓜。

“吃点火腿怎么样？”日穆兴问。

“谢谢，我不吃，”客人回答说，“我素来不吃肉。”

“这是为什么？”

“我是素食主义者。杀死动物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日穆兴想了一会儿，然后叹一口气，慢吞吞地说：

“是啊。……对了。在城里我也见过一个不吃肉的人。现在这种信仰时兴起来了。嗯，这挺好。不能老是杀牲口，打鸟儿了，您明白，早晚得洗手不干这种事，让畜生也过太平日子才是。杀生是罪过，是罪过啊，这是不消说的。有的时候开枪打兔子，伤了它的腿，它就直叫，跟小娃娃一样。可见它也觉得痛啊！”

“当然，它觉得痛。畜生跟人一样懂得痛苦。”

“这是实在的。”日穆兴同意说。“这些我都很明白，”他一边想，一边接着说，“不过呢，老实说，有一点我却不明白：比方说，您明白，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再吃肉，到那时候这些家禽，比如鸡和鹅，可怎么办呢？”

“鸡和鹅就会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像那些野禽一样。”

“现在我懂了。不错，乌鸦和寒鸦都活着，不要我们管也过得挺好。对了。……鸡啦，鹅啦，兔子啦，羊啦，都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高高兴兴，您明白，赞美上帝，它们再也不会怕我们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和平同安宁。不过呢，您明白，有一点我还是不懂，”日穆兴看一眼火腿，接着说，“猪会怎么样呢？拿它们怎么办呢？”

“猪也跟别的动物一样，那就是说，它们自由了。”

“是这样。对了。可是，对不起，话说回来，要是不把它们杀掉，它们就会繁殖起来，您明白，到那时候草场和菜园就遭殃了。要知道，猪这种东西，要是随它们自由自在，不去管它们，那么不出一天，它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糟蹋掉。猪总是猪，给它起名叫猪可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们吃完了晚饭。日穆兴离开饭桌，在房间里走了很久，不住地讲啊讲的。……他喜欢谈论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喜欢沉思，再者，他巴望在老年找到一个什么信仰，使心灵有所寄托，而死亡不至于显得这么可怕。他希望自己脾气温柔，心平气和，相信自己，就跟这个吃腌黄瓜和面包果腹而认为自己因此变得完善的客人一样。客人坐在一口箱子上，健康，胖乎乎的，沉默着，隐忍他的烦闷。要是有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从穿堂往他这边看一眼，就会觉得他活像一块谁也搬不开的大石头。人在生活里有所寄托，心里就踏实了。

日穆兴穿过穿堂，走到门外廊子底下，人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叹气，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天已经黑下来，天上这儿那儿出现了星星。房间里还没有点灯。有个人悄没声儿地走进大厅来，像个影子似的，在门旁站住。原来这是日穆兴的妻子柳包芙·奥西波芙娜。

“您从城里来吗？”她没看着客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我住在城里。”

“也许，您是个搞学问的人吧，先生，那么请您费心开导我们吧。我们得递一个呈子上去。”

“递到哪儿去？”客人问。

“我们有两个儿子，好先生，早就该把他们送去念书了，可是我们这儿没有人管，也找不到一个商量的人。我自己又什么都不懂。他们要是不上学，就要照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征去当兵。那就糟了，先生！他们不识字，连庄稼汉也不如，连伊凡·阿勃拉梅奇自己都嫌弃他们，不让他们走进房间来。不过，难道这能怪他们吗？真的，哪怕把小的一个送去上学也好，要不然，真叫人心痛啊！”她缓慢地说，声音发抖；这么瘦小、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似乎使人没法相信，“唉，真叫人心痛啊！”

“你，孩子他妈，什么也不懂，这不关你的事，”日穆兴在门口出现，说，“别拿你那些荒唐话去纠缠客人。走开，孩子他妈！”

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就走出去，在前堂又用她尖细的声音说：

“唉，真叫人心痛啊！”

他们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给客人铺好被褥，点亮了长明灯，免得他嫌黑。日穆兴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床睡下。他躺在那儿想他的灵魂，想老年，想不久以前的中风，那次中风把他吓得心惊胆战，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喜欢独自一人在寂静中深思冥想，每逢这种时候，他就自以为是个十分严肃而深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就在不断地思索，他想抓住某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思想，使它成为生活的指南，有心为自己想出一种原则，好把他的生活也变得像他本人那样严肃而深刻。比方说，对他这个老人来说，戒绝肉食和各种珍馐美味确实挺好。那种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也不杀害动物的时代是早晚要来的，它不可能不来，于是他幻想着那个时代，清楚地想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和睦相处，可是突然间他又想起那些猪，他头脑里的思路就全给搅乱了。

“怪事，上帝保佑。”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嘟哝着说。“您睡着了吗？”他问。

“没有。”

日穆兴从床上起来，在门口站住，只穿着衬衣，在客人面前露出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干瘪的、像木棍一样的腿。

“您明白，”他开口说，“如今这年月，时兴各式各样的什么电报啦，电话啦，一句话，各种奇迹应有尽有，可是人并没有变得好一些。据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三四十年以前，人是粗暴残忍的；然而现在难道不是仍旧一样吗？的确，在我那个时代，大家不讲究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加索，我们在一条小河旁边驻扎了整整四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个军士。当时出了一件麻烦事，简直像是一篇小说。在我们哥萨克骑兵连驻扎的小河对岸，您明白，埋葬着一个穷公爵，他是不久以前让我们杀死的。每到夜里，您明白，守寡的公爵夫人总要到坟上去哭。她边哭边诉，嘴里哼哼唧唧地叫个没完，吵得我们心里不好受，简直睡不着觉。我们第一夜睡不着，第二夜又睡不着；得，这就惹得我们心烦了。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缘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当然，这样的人没有了，也不用鞭子抽人了，大家生活得像样多了，学问也大得多了，不过，您明白，人的灵魂还是老样子，没起什么变化。喏，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住着个地主。他办矿，您明白。那些没有护照的、没处投奔的、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在他那儿做工。每到星期六就得给工人发工钱，可是他不愿意给，您明白，他舍不得钱。他就找了个账房先生，也是个流浪汉，不过脑袋上总算还戴着一顶帽子。地主说：‘你别给他们钱，一个小钱也别给；他们会打你，’他说，‘那就让他们打，你忍着，我每个星期六给你十个卢布就是。’好，到星期六傍晚，工人们按规矩来拿工钱，账房先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得，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个不停，打起来了。……大家一齐打他，拳脚交加，您明白，这些人饿得心狠了。他们把那个人打得人事不知，然后各自走散。老板吩咐人往账房先生脸上泼水，随后就塞给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那个人收下来，而且还挺高兴，因为实际上，漫说给十个卢布，就是给三个卢布，他也会答应钻进绞索里去。是啊。……到了星期一就又有一伙工人来了。他们只好来，没地方可去嘛。……到星期六就又是那一套。……”

客人翻一个身，脸对着长沙发靠背，嘴里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什么话。

“喏，还有一个例子，”日穆兴接着说，“有一年，您明白，此地闹一种叫炭疽热的瘟疫。那些牲口啊，我跟您说吧，像苍蝇那么纷纷死掉。兽医到此地来，下了严厉的命令，要把死牲口弄到远处去，深深地埋进地里，浇上石灰浆等等的，您明白，这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我那匹马也死了。我就按照种种预防措施把它埋了，单是在它身上浇的石灰浆就有十普特。您猜怎么着？我那两个小子，您明白，我的宝贝儿子，夜里却把马挖出来，剥下它身上那张皮，卖了三个卢布。您瞧瞧。可见人并没有变好，可见不管你怎么喂狼，狼总是往树林里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事真叫人深思啊！不是吗？您认为怎么样？”

突然，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道电光在护窗板的缝隙里闪现。暴风雨之前，天气总是闷热，蚊子不住地叮人，日穆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默想，唉声叹气，哼哼唧唧，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怎么也睡不着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隆隆的雷声。

“您睡着了吗？”

“没有。”客人回答说。

日穆兴就起床，穿过客厅和穿堂，两只光脚吧嗒吧嗒地响着，到厨房喝水去了。

“世界上，您明白，最糟糕的是愚蠢，”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个水瓢走回来，说，“我那个柳包芙·奥西波芙娜正跪在那儿祷告上帝呢。她每天晚上都祷告，您明白，她咕咚咕咚地叩头，头一件事就是祷告上帝把她的孩子送去上学，她生怕孩子们像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去当兵，到了那边，背上挨一军刀。不过，要上学就得有钱，可是上哪儿去找钱呢？你就是拿脑门碰破地板，没钱也还是没钱啊。其次，她祷告是因为，您明白，任何女人都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她更不幸了。我是直性子，什么事也不想瞒住您。她是穷人家出身，教士的女儿，所谓僧侣阶层。我是在她十七岁那年娶她的。她家把她嫁给我，一大半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受穷受苦，我呢，您看得出来，毕竟有田地，有家业，喏，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也是个军官；您明白，她嫁给我要算是高攀了。我们结婚的头一天她就哭，后来一直哭了二十年，就像俗话说的，眼泪没干过。她老是坐在那儿，想啊想的，想心思。请问，有什么可想的呢？妇道人家能想点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想的。老实说，我是不把娘们儿当人看的。”

那位律师猛地坐了起来。

“对不起，我觉得有点闷热，”他说，“我要出去。”

日穆兴一面继续讲女人，一面走进穿堂，拉开门闩，两个人走到外面。正巧一轮明月在院子上面的天空中浮动，这所房子和堆房在月光下显得比白天还要白。在草地上，在黑色的阴影中间，铺开几条明亮的月光，也是白的。从这儿可以看到右边远处的一片草原，草原上空宁静地闪着繁星。一切都神秘，无限的遥远，人仿佛望着深渊一样。左边，草原的上空堆积着酝酿雷雨的沉重的乌云，黑得像煤烟似的。乌云的边缘被月光照亮，似乎那儿有些峰顶盖着白雪的高山以及漆黑的树林和海洋。电光闪耀，传来轻微的雷声，好像山上正在打仗似的。……

田庄附近有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单调地叫着： “睡啦！睡啦！”

“现在几点钟了？”客人问。

“一点多钟。”

“离天亮还早着哪，真是！”

他们回到房子里，又躺下。应当睡着才对，下雨以前，人照例能睡得十分酣畅，然而这个老人却喜欢想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情。他不只是想，而且要反复地琢磨。他琢磨着死亡已经临近，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最好不要再这样游手好闲，让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地浪费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最好给自己想出一种什么大事来干，比方步行到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戒绝肉食。他又想象人类不再杀死动物的时代，想得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倒好像他自己正在经历那个时代似的。可是忽然，他的脑子里又都乱糟糟，一切都不清楚了。

雷雨已经过去，可是乌云还留下一点边缘，雨还在下，轻轻地拍打房顶。日穆兴起床，伸着懒腰，因为年老而哼哼唧唧，眼睛瞧着大厅。他看出客人没有睡着，就说：

“在高加索的时候，您明白，我们那儿有个上校也是素食主义者。他不吃肉，从来也不打猎，也不许部下去钓鱼。当然，我明白。一切动物都应当自由地生活，享受生活；只是我不懂：猪怎么能随便走来走去，没有人管。……”

客人爬起来，坐好。他那苍白憔悴的脸上现出烦恼和疲乏的神情；看得出来，他累得要命，只是他那温顺、柔和的心不容许他用话语把他的气恼表达出来。

“天已经亮了，”他温和地说，“劳驾，请您吩咐他们备马。”

“这是为什么？您等一等，雨就要停了。”

“不，我求求您，”客人恳求地说，声调里带着惊恐，“我得马上就走。”

他就动手匆匆忙忙穿衣服。

等到马车备好，太阳已经升上来了。雨刚刚停住，云很快地奔驰着，天上一些蔚蓝色的透光的空隙变得越来越大。初出的阳光怯生生地映在下面的小水洼里。律师拿起他的皮包，穿过穿堂，去坐马车，这时候日穆兴的妻子脸色苍白，似乎比昨天还要苍白，带着泪痕，注意地瞧着他，眼睛一也不，现出姑娘那样的纯朴神情，从她的哀伤的脸容可以看出她羡慕他的自由：啊，要是她自己能离开此地，她会多么高兴啊！还可以看出她有话要跟他说，大概是要他为她的孩子出些主意吧。她是多么可怜啊！这人不是妻子，也不是女主人，甚至不是一个女仆，倒像是个穷食客，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亲戚，一个渺不足道的人。……她的丈夫忙忙乱乱，不停嘴地讲着，一边抢在前面，送客人出门。她呢，惊恐而负疚地缩在墙边，一直在等个方便的机会好开口讲话。

“欢迎您下次再来！”老人反复说着，一刻也不停嘴，“您明白，我们一定尽其所有来招待您！”

客人匆匆地坐上马车，显然十分愉快，仿佛生怕这当儿会有人扣留他似的。马车像昨天那样蹦蹦跳跳，吱吱地尖叫，猛烈地撞响车后拴着的一个桶子。律师回过头来，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朝日穆兴看了一眼，仿佛他像从前那个土地测量员那样，想骂他一声佩彻涅格人或者别的什么，然而温和的性格占了上风，他忍住了，什么话也没说。可是走到大门口，他忽然忍不住，欠起身来，响亮而气愤地嚷了一声：

“我讨厌您！”

接着，马车驶出门外，不见了。

日穆兴的儿子站在堆房旁边：大儿子拿着一管枪，小儿子抱着一只灰色的公鸡，头上生着鲜艳美丽的冠子。小儿子使足力气把那只公鸡往上抛去，那只鸡飞得高过房顶，在空中翻了个身，像鸽子一样。大儿子开一枪，那只公鸡就跟一块石头似的落下来了。

老人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客人这一声奇怪的意外的嚷叫。他慢腾腾地走回房子。他在房子里靠着桌子坐下，琢磨了很久，想到当前的思潮，想到普遍的道德败坏，想到电报，想到电话，想到自行车，想到这一切多么不必要，渐渐地心平气和，然后不慌不忙地吃完饭，喝下五大杯茶，躺下去睡觉了。

在故乡

一

顿涅茨克铁路。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呈现着白色，孤单地立在草原上，墙壁晒得发烫，没有一点阴影，看上去这儿像是没有人似的。火车把您丢在这儿，开走了，它的轰隆声先还可以隐约听见，最后无声无息了。……车站附近一片荒凉，除了您的马车以外，别的马车一辆也没有。您就坐上一辆四轮马车（这在坐过火车以后是极其痛快的），沿着草原上的大道走去，您面前渐渐展开一幅幅在莫斯科附近没有的画面，广漠无垠，单调得迷人。草原，草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远处是一座古墓或者一架风车。牛车在载运煤炭。……鸟儿在平原上空低低地飞翔，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使人看得昏昏欲睡。天气炎热。一两个钟头过去了，却还是草原，草原，远处也还是古墓。您的车夫讲这讲那，常常用鞭子往旁边指一指，他讲得很长，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您的灵魂沉浸在安宁之中，不愿意回想过去的事了。……

一辆三套马车来接薇拉·伊凡诺芙娜·卡尔津娜。车夫把她的行李放好，开始整理马具。

“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薇拉说，不住地往四下里看，“上一回我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那差不多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我记得那一回赶着马车来接我的是包利斯老头。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车夫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光是照乌克兰人那样生气地瞪她一眼，爬上了车夫的座位。

出了火车站，要走大约三十俄里的路。薇拉也给草原的魅力迷住，忘记过去，只想着这儿多么辽阔，多么自由。她健康、聪明、美丽、年轻（她刚刚二十三岁），到现在为止，她的生活里所缺乏的恰好就是这种辽阔和自由。

草原，草原。……马车奔驰着，太阳越升越高，在她小时候，六月间的草原似乎没有这么丰富多彩，这么茂盛。草地上开满鲜花，有绿色的，黄色的，淡紫色的，白色的。这些花和晒热的土地冒出一阵阵香气。大路上有些古怪的、蓝色的鸟。……薇拉早已没有祈祷的习惯，可是现在却克制着睡意，喃喃地说：

“主啊，保佑我在这儿过得畅快吧。”

她心里平静，舒服，似乎情愿照这样望着草原，坐一辈子马车。忽然，路旁出现一道深深的山沟，长满小橡树和小赤杨树。一股潮气扑面而来，大概下边有一条小溪吧。在这一边，在悬崖的边沿上，有一群山鹑扑棱一声飞起来。薇拉想起从前傍晚他们常到这道悬崖旁边来散步，那么庄园一定很近了！果然，远处现出杨树和谷仓，旁边冒起一股黑烟，这是在烧旧麦秆。这时候她的姑姑达霞迎面走来，摇着手绢；她的爷爷站在露台上。哎呀，多么高兴啊！

“亲爱的！亲爱的！”她姑姑说，尖声喊着，就像发了癔病似的，“我们真正的女主人来了！要明白，你就是我们的女主人，我们的女皇啊！这儿样样东西都属于你！亲爱的，美人儿，我不是你的姑姑，而是你顺从的奴隶！”

薇拉除了姑姑和爷爷以外，一个亲人也没有了。她母亲早已去世，她父亲是个工程师，三个月前从西伯利亚回来，死在喀山。她爷爷蓄着一大把白胡子，身体很胖，脸色红润，害气喘病，走起路来拄着手杖，挺着肚子。她姑姑是个四十二岁的女人，穿一条袖子隆起的时髦连衣裙，腰身勒得很紧，显然要打扮得年轻点，仍旧想招人喜爱。她走起路来踩着细碎的步子，同时她的脊背不住地颤动。

“你会喜欢我们吗？”她搂住薇拉，说，“你不骄傲吧？”

大家按照爷爷的心意做感恩祈祷，然后吃了很久的饭，于是对薇拉来说，她的新生活开始了。他们给她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房间，把全家所有的地毯都拿来铺上，而且放上许多花。晚间她在她那张舒适的、宽阔的、柔软的床上躺下，盖上一床发散出存放过久的衣服气味的绸被子，她就快活得笑起来。她姑姑达霞进来一会儿，为的是给她道晚安。

“喏，你总算回来了，谢天谢地，”她在床沿上坐下来，说，“你看得明白，我们生活得挺好，再好也没有了。只有一件：你爷爷不行了！糟透了！他气喘，记性也差了。你记得吗？他以前健康得很，力气大极了！他是个火气很大的人。……从前，只要仆人不顺他的心或者出了点什么事，他就跳起来，嚷着：‘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可是现在他变得和气多了，听不见他嚷了。而且，现在也不是那种年月，宝贝儿，不兴打人了。嗯，当然，何必打人呢，可是把他们惯坏也不应该。”

“姑姑，现在他们还挨打吗？”薇拉问。

“有时候，总管打他们，我是不打的。求主保佑他们！你爷爷拗不过老脾气，有的时候举起手杖来挥动几下，不过打是不打了。”

姑姑达霞打了个哈欠，她先在嘴上，然后在右耳朵上画一个十字。

“这儿生活沉闷吗？”薇拉问。

“怎么对你说好呢？现在地主都搬走，不住在这儿了。不过，宝贝儿，附近陆续建造了一些工厂，什么工程师啦，医生啦，采矿技师啦，多着呢！当然，有业余演出，有音乐会，不过打牌的时候居多。他们常坐车到我们这儿来。工厂里的涅沙波夫大夫就常来，他长得挺漂亮，招人喜欢！他看了你的照片就爱上你了。我呢，打定了主意，心想：行，这也是薇罗琪卡[1]的造化。这人又年轻又漂亮，还有家当，一句话，正配得上。嗯，说真的，你也是天下难找的未婚妻。你出身上流人家，我们的田产已经抵押出去了，不过那有什么关系？经营得挺好，没有荒掉。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往后都归你了。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那去世的哥哥，你的爸爸，留下一万五。……哦，不过，我看出来，你的眼皮要合上了。那就睡吧，孩子。”

第二天薇拉在房子四周散步很久。那儿有个古老的花园，不好看，小路也没有一条，坐落在一个斜坡上，很不方便，完全荒芜了，大概他们认为这是家业当中一种多余的东西吧。这儿有许多蛇。戴胜鸟在树下面飞来飞去，叫着：“呜——吐——吐！”从那声调听起来，仿佛要叫人想起一件什么事似的。下面是一道河，岸旁长满高高的芦苇，河对面，离岸半俄里，是个村子。薇拉从花园里走到田野上，眼睛望着远处，心里想着她在故乡的新生活，一心要弄明白，什么样的前途在等待她。草原的这种辽阔、这种美丽的恬静，都在对她说：幸福临近了，也许已经来到了；实际上成千的人都会说：一个年轻健康、受过教育的人，又住在自己的庄园上，这是多么幸福啊！同时，这无边无际的原野，单调而没有人烟，却使她害怕，有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安静的绿色怪物会吞吃她的生命，把它化为乌有。她年轻、优雅，喜爱生活；她在贵族女子中学毕了业，学会说三种外国语，读过很多书，跟父亲一块儿游历过；可是，难道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到头来在一个荒僻的草原庄园上定居下来，成天价无所事事，从花园里走到田野上，再从田野上走到花园里，然后就在房子里坐着，听爷爷喘气吗？可是该怎么办呢？躲到哪儿去昵？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答案。等到她走回家去，她就暗想：她在这儿未必会幸福，从火车站坐着马车到这儿来的时候比在这儿生活有趣得多了。

涅沙波夫大夫从工厂里来了。他是医生，然而三年前他在工厂里入了股，成了工厂主人之一，现在虽然还干医疗工作，却不认为医疗是他的主要工作了。从外貌来看，这是个脸色苍白、身体匀称的金发男子，穿一件白色坎肩；可是要了解他的心灵，了解他头脑里有些什么想法，那就难了。他打过招呼以后，就吻姑姑达霞的手，然后不时站起身来，去给人端椅子，或者让出自己的座位，始终很严肃，不说话，如果开口说话，那么虽然讲得很有条理，声音也不低，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头一句话总是叫人听不清，弄不懂。

“您弹钢琴吗？”他问薇拉，忽然急促地站起来，因为她把手绢掉在地上了。

他从中午坐到深夜十二点钟，沉默不语，薇拉很不喜欢他。她觉得在乡下穿白坎肩显得俗气，他那种过分讲究礼貌的姿态、举止和他那张生着黑眉毛的、严肃的白脸叫人感到腻味。她觉得他经常沉默大概是因为他智力不发达。可是姑姑在他走后却高兴地说：

“嗯，怎么样？挺迷人，不是吗？”

二

姑姑达霞掌管这份家业。她把腰身勒得很细，两条胳膊上的镯子叮当作响，一会儿走到厨房，一会儿走到谷仓，一会儿走到牲口棚，老是踩着细碎的步子，背脊不住地颤动。不知什么缘故，她对管事或者农民讲话，每次都要戴上夹鼻眼镜。爷爷老是坐在一个地方摆牌阵[2]或者打盹儿。到午饭和晚饭的时候，他吃得非常多。仆人给他端来今天的菜、昨天的菜、星期日剩下的冷馅饼、仆人的腌牛肉，他都狼吞虎咽，一股脑儿吃光。每次吃饭都给薇拉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后来她一看到人们赶羊，或者从磨坊里运来面粉，她就会想：“爷爷会把这些都吃掉的。”他大部分时间沉默着，专心吃东西或者玩牌阵，可是有时候，在吃饭的当儿，他看到薇拉，就动了感情，温柔地说：

“我的独一无二的亲孙女啊！薇罗琪卡！”

他说着，眼泪就在他的眼睛里发亮。或者，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脖子变粗，恶狠狠地瞧着仆人，敲着手杖，问道：

“为什么不拿辣根来？”

冬天他过一种完全不出家门的生活，夏天他偶尔坐上马车到野外去看一看燕麦和青草，回到家里来总是挥动着手杖，说缺了他，到处都搞得乱糟糟。

“你爷爷心绪不好，”姑姑达霞小声说，“嗯，现在倒没什么了，可是从前啊，那可不得了：‘抽他二十五下！拿桦树条子！’”

姑姑抱怨说大家都变懒了，谁都不干活儿，这份田产没有带来什么收入。确实，这儿说不上什么农业上的经营；大家只是按照习惯耕一点地，下一点种，实际上没干什么事，虚度光阴。可是大家又成天价跑来跑去，这样那样地计算，忙忙碌碌在这所房子里，从早晨五点钟就忙起，经常可以听见：“拿来”，“拿来”，“快去找”，到傍晚仆人们照例累得筋疲力尽。姑姑每个星期都要更换厨娘和女仆；有时候她认为她们道德败坏而辞退她们，有时候她们说累得要命，自动走了。本村的人谁也不来当差，那就只好到远村去雇人。本村的人只有一个姑娘阿辽娜还在这儿当差，没有走掉，因为她一家人老老小小都靠她的工钱糊口。这个阿辽娜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傻头傻脑，整天收拾房间，伺候开饭，生火，缝补，洗衣服，可是大家总觉得她是在瞎忙，把靴子踩得咚咚响，反而在这所房子里妨碍别人做事。她生怕叫东家辞掉，被打发回家；因为怕，她就常把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上，打碎碗碟，他们就扣她的工钱，事后她的母亲和祖母就到这儿来，在姑姑达霞面前跪下求情。

客人们每个星期来一次，有时候来得勤一些。碰到这种时候，姑姑就走到薇拉的房间里，说：

“你最好去陪客人坐坐，要不然人家就要认为你骄傲了。”

薇拉走去陪客人，跟他们一块儿玩很久的“文特”[3]，或者由她弹钢琴，客人们跳舞。姑姑兴高采烈，跳舞跳得喘吁吁的，走到她面前，小声说：

“你对玛丽雅·尼基佛罗芙娜要亲热点。”

十二月六日，圣尼古拉节，一下子来了很多客人，有三十个上下。他们玩“文特”一直玩到深夜，许多人留下来过夜。到早晨，他们又坐下来打牌，然后吃饭，饭后薇拉走到自己的房间去，打算躲开谈话，躲开烟雾，休息一下，可是那儿也有客人，她绝望得差点哭出来。到傍晚，大家准备动身回家，她才因为他们到底要走了而高兴起来，就说：

“你们再坐一会儿吧！”

客人们使她劳累，使她感到拘束；同时（差不多每天如此），天一黑下来，她就想走出家门，坐上马车随便到哪儿去——去工厂或者附近的地主家做客，在那儿打牌，跳舞，玩游戏，吃晚饭。……在工厂里和矿场上工作的年轻人有时候唱小俄罗斯[4]歌，唱得很不错。他们唱的歌总叫人感到辛酸。要不然，他们就一齐聚在房间里，在昏暗的暮色中谈矿场，谈当初埋在草原的地底下的金银财宝，谈萨乌尔古墓[5]。……谈着谈着，天色晚了，有时候会忽然传来“救——命——啊”的喊叫声。这是一个醉汉在走路，或者有人在附近矿场上遭到抢劫。要不然，风就在炉子里哀号，吹打护窗板，后来，过了一阵，教堂里就响起报警的钟声：这是暴风雪开始了。

在所有的晚会、野餐会、宴会上最招人喜欢的女人总是姑姑达霞，最招人喜欢的男人总是涅沙波夫大夫。在工厂和庄园里，很少有人朗诵，弹起钢琴来也只弹进行曲和波尔卡舞曲，年轻人老是为他们不理解的事发生激烈的争论，显得很粗暴。他们吵得厉害，声调很高，可是说来奇怪，薇拉在别的地方从来也没有遇见过像他们那样漠不关心、无所用心的人。好像他们既没有祖国，又没有宗教，对社会也不感兴趣。大家谈到文学，或者解答什么抽象的问题的时候，从涅沙波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他已经很久没看什么书，而且也不想看。他神态严肃，没有表情，像是一张画得很糟的肖像画，经常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始终沉默不语，莫测高深；可是太太小姐们都认为他有趣味，欣赏他的风度，嫉妒薇拉，因为他显然很喜欢她。薇拉每一次做客回来都感到烦恼，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出家门；可是白天过去，傍晚一到，她就又急忙赶到工厂去，整个冬季几乎天天如此。

她买书，订杂志，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这些书和杂志。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还在看书。等到过道里的钟敲了两下或者三下，她看书看得太阳穴涨痛，她就在床上坐起来，想心思。该干些什么好呢？上哪儿去好呢？这个该死的、纠缠不休的问题早就有许多现成的答案，可是实际上又一个都没有。

啊，为民众服务，减轻他们的痛苦，教育他们，那该是多么高尚，神圣，美妙啊！可是她薇拉不熟悉民众。该怎样接近他们呢？对她来说，民众是生疏的，没有趣味的，她受不了农民小木房里那种刺鼻的气味、酒馆里骂人的话、没洗脸的孩子们、农妇们唠叨疾病的话。要她在雪地上走一大段路，冻得浑身发僵，然后在密不通风的小木房里坐着，教那些她不喜欢的孩子们读书，不，那还不如死了的好！再说，你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可同时，姑姑达霞却收那些饭铺的租金，罚农民钱，这是多么荒唐！关于学校、乡村图书室，关于普及教育，议论有那么多，可是，如果所有这些熟识的工程师、工厂主、太太们不是假充善人，而是真的相信教育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每月发给教师十五个卢布，叫他们挨饿了。学校也罢，关于愚昧的议论也罢，仅仅是为了欺骗自己的良心罢了，因为他们拥有五千或者一万俄亩土地，却对民众漠不关心，那是可耻的。太太们讲到涅沙波夫大夫，总是说他心善，为工厂开办了一所学校。不错，他用工厂的旧砖头造学校，花了大约八百卢布，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人们为他唱《长命百岁》歌，可是要他把股票献出来，他就未必肯，他脑子里也未必想到过农民跟他一样是人，也需要在大学里受教育，而不仅仅是在工厂这种简陋的学校里读书。

薇拉恼恨自己，也恼恨所有的人。她又拿起书来，想看下去，可是过一会儿又坐起来，想心思。去做医生吗？可是要做医生，就得把拉丁语考及格，再者她对死尸和疾病有一种难于克制的厌恶感。要是能做机械工程师、法官、船长、科学家，干一种可以用出全部体力和脑力的工作，累得筋疲力尽，然后晚上酣畅地睡一觉，那就好了；要是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一种什么事业，使得自己成为一个有趣味的人，被有趣味的人所喜欢，而且爱上一个人，有自己的真正的家庭，那就好了。……可是该怎么做呢？从哪件事做起呢？

有一回，在大斋节期间的一个星期日，姑姑清晨走到她的房间里来取阳伞。薇拉坐在床上，双手抱住头，沉思着。

“你，宝贝儿，该到教堂去才对，”姑姑说，“要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了。”

薇拉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我看得出来你烦闷，可怜的人儿，”姑姑说，在床前跪下；她疼爱薇拉，“说实话，你烦闷吗？”

“我闷得慌。”

“美人儿，我的女皇，我是你的顺从的奴隶，我一心巴望你好，巴望你幸福。……你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呢？你还要什么样的人呢，孩子？原谅我心直口快，亲爱的，这样挑挑拣拣是不行的，我们又不是公爵。……岁月如流，你不是十七岁了。……我真弄不懂！他爱你，崇拜你嘛！”

“哎，主啊，”薇拉气恼地说，“可是我怎么知道呢？他自己闷声不响，从来也不说一句话。”

“他不好意思，宝贝儿。……万一你回绝他呢！”

后来姑姑走了，薇拉就站在房间中央，不知道该穿衣服呢，还是该再睡下去。那张床真讨厌。往窗外看一眼，那儿也净是光秃的树木、灰白的雪、讨厌的寒鸦、要被爷爷吃掉的猪。……

“真的，”她暗想，“也许还是出嫁的好！”

三

一连两天，姑姑带着泪痕、扑着浓粉的脸走来走去，吃饭的时候不住地唉声叹气，呆望着神像。谁也不明白她愁的是什么。后来她终于下了决心，走到薇拉的房间里，随随便便地说：

“是这么回事，孩子，我们该缴银行贷款的利息了，可是佃户没有给我们钱。让我从你爸爸留给你的一万五当中拿一笔钱来付利息吧。”

后来姑姑一整天在花园里熬樱桃果酱。阿辽娜烤得脸蛋绯红，时而跑到花园里，时而跑到房外，时而跑到地窖去。姑姑熬果酱的时候，脸色十分严肃，仿佛在举行什么宗教仪式似的。从她短短的袖子里露出两只小小的、结实的、傲慢地指挥别人的手，女仆不停地跑来跑去，在果酱四周忙忙碌碌，而这果酱她是吃不到的，每逢这种时候，可以感觉到这儿有一种折磨人的气氛。……

花园里有熬熟的樱桃味。太阳已经落下去，火盆已经端走，然而空中仍旧保留着那种好闻的甜香气味。薇拉坐在一条长凳上，看一个新来的工人按她的指示修一条小路，这人是个过路的年轻的兵。他用铁锹铲着草土，把它堆到一辆手推车上。

“你原是在哪儿当兵的？”薇拉问他。

“在别尔江斯克。”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回家去？”

“不，小姐，”工人回答说，“我没有家。”

“那你是在哪儿出生、长大的呢？”

“在奥廖尔省。我当兵以前跟着我妈住在后爹家里；我妈当家，她很受尊敬，我靠她生活。我当兵的时候收到一封信，说我妈已经死去。……现在我好像不乐意回那个家了。他又不是我的亲爹，所以那个家也就成了外人的家。”

“那么你的亲爹死了吗？”

“我不知道，小姐。我是私生子。”

这当儿窗口露出姑姑的身影，说：

“不要跟下人谈天[6]……小伙子，到厨房去，”她对兵士说，“到那儿去跟人聊天吧。”

后来，如同昨天和往常一样，又是晚饭，阅读，失眠的夜晚，没完没了的老一套想法。三点钟，太阳升起来了，阿辽娜已经在过道里奔走不停，而薇拉还没有睡觉，支撑着看书。手推车的吱吱嘎嘎声响起来：这是新来的工人到花园里去了。……薇拉拿着书坐在窗口，昏昏欲睡，瞧那个兵士为她修路，这个工作吸引了她的注意。小路像皮带一样平坦整齐，她愉快地想象将来路上铺了黄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五点钟刚过，就可以看见姑姑从正房里走出来，穿一件粉红色宽大长衣，头发上夹着卷发纸。她在门廊上默默地站了三分钟光景，然后对那个兵士说：

“你把你的身份证拿去，走吧，求上帝保佑你。我不能让我的家里有个私生子。”

一种沉重、愤恨的感觉涌上了薇拉的心头。她愤怒，憎恨她的姑姑；她对她的姑姑厌恶到了难以忍受、深恶痛绝的地步。……然而怎么办呢？打断她的话吗？把她辱骂一番吗？可是那有什么用处？假定同她斗争，把她赶走，使她不能为非作歹，假定能使她爷爷不再摇晃手杖，可是那有什么用处呢？这无异于在看不到尽头的草原上打死一只老鼠或者一条蛇罢了。广大的空间、漫长的冬季、生活的单调无聊，使人感到束手无策，这局面似乎毫无希望，弄得人什么事也不想做，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毫无用处。

阿辽娜走进来，对薇拉深深一鞠躬，然后动手将一把圈椅搬出去，为的是拍打那上面的尘土。

“这时候来收拾房间，”薇拉气恼地说，“出去！”

阿辽娜茫然失措，吓得没有弄明白薇拉要她干什么，就赶紧收拾五斗橱上的东西。

“我跟你说，出去！”薇拉喊道，浑身发冷；以前她从没生过这么大的气，“出去！”

阿辽娜发出一声呻吟，像鸟叫似的，把一块金表掉在地毯上了。

“滚出去！”薇拉大叫一声，嗓音都变了。她跳起来，周身发抖。“把她赶出去，她把我气坏了！”她接着说，很快地跟踪阿辽娜走到过道上，不住地顿脚，“滚出去！拿桦树条子来！抽她！”

随后她忽然清醒过来，就照她原来的样儿，头没梳，脸也没洗，穿着睡衣和拖鞋，一口气跑出房外去了。她一直跑到熟悉的悬崖边上，藏在杂草丛里，免得看到人，也免得让人看到。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草地上，既不哭，也不怕，眼睛望着天空，一也不，冷静而清楚地思忖着：刚才发生了一件她永远不能忘记而且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的事。

“不，够了，够了！”她想，“现在该把自己抓紧，要不然这种事就没个完了。……够了！”

中午，涅沙波夫大夫坐着马车穿过山沟，到庄园那儿去。她看见他，就很快做出决定，她要开始过新的生活，她要逼着自己开始，这个决定使她心绪安定下来。她目送着大夫的匀称身材，仿佛要减轻她的决定的严峻性质似的，说：

“他挺好。……我们一块儿好歹总能过下去。”

她走回家去。她正在换衣服，姑姑达霞走进她的房间，说：

“阿辽娜惹得你不痛快，宝贝儿，我打发她回家去了。她母亲把她狠狠地打了一顿，还到这儿来，哭哭啼啼的……”

“姑姑，”薇拉很快地说，“我愿意嫁给涅沙波夫大夫了。只是请您去跟他谈。……我没法谈。……”

她又走到野外。她一面信步走去，一面做出决定：等她出嫁以后，她就管家，给人医病，教人读书，凡是她这个圈子里其他女人所做的事她都要做。至于那种经常不满意自己和不满意别人的心情，那种每逢回顾过去就会看到像山一样立在面前的一长串重大错误，她索性认为都是她注定要过的真实生活，她不再希望更好的生活了。……要知道，更好的生活是没有的！美丽的大自然、幻想、音乐告诉我们的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回事。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人应当不要生活，应当跟这个茂盛、像永恒那样无边无际、冷漠无情的草原以及它那些花朵、古墓、远方打成一片，那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

一个月以后，薇拉已经住在工厂里了。

[1] 薇罗琪卡是薇拉的爱称。

[2] 一种单人玩的纸牌戏。

[3] 一种纸牌戏。

[4] 历史资料中对乌克兰的称呼。

[5] 指古代壮士歌中的英雄，传奇式的勇士萨乌尔之墓。

[6] 原文为法语。

在大车上

早晨八点半钟他们坐车出了城。

大路是干的，四月间灿烂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热，然而山沟里和树林里还有残雪。严寒的、阴暗的、漫长的冬季还没有走得那么远，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目前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温暖的天气也罢，让春天的气息烘暖的、懒洋洋的、透光的树林也罢，野外类似湖泊的大水塘上空那些黑压压成群飞翔的鸟儿也罢，美妙的、深不可测的、使人很乐于飞上去的天空也罢，都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地方。她做教师已经有十三年了，在这些年里，她坐车到城里去取过多少次薪金，那是数也数不清了，不管是像现在这样的春天，还是下雨的秋日傍晚，还是冬天，对她来说都是一样，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巴望着一件事：赶快走到目的地。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将近一百年了。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她都认得。这儿有她的过去，有她的现在，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进城往返的道路，然后又是学校，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

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她已经不再去回忆，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从前她有过父亲和母亲；他们住在莫斯科红门附近一个大宅子里，可是那一段生活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一点模糊而朦胧的东西，像梦境一样。她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过了不久，她的母亲也死了。……她有个做军官的哥哥，起初还通信，后来她哥哥不再回信，就此断了音信。旧日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张她母亲的照片，然而那张照片放在学校里受了潮，现在除去头发和眉毛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

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

“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主考官。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萎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

“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善良、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像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地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黏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像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像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掺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

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了，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生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像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1]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求上帝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像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

“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停。斑斑点点的阳光照在地板上，随后移到柜台上，墙上，最后完全不见了；可见太阳西斜，已是午后时分。旁边桌子上的农民们准备上路了。那个矮小的农民脚步有些歪斜，走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跟前，向她伸出一只手，别人学他的样，也伸出手来告别，陆续走出去，安着滑轮的门就吱吱地叫，砰砰地响了九回。

“瓦西列芙娜，动身吧！”谢敏招呼道。

他们上路了。马又慢腾腾地朝前走。

“不久以前这儿，在他们这个下戈罗季谢，造了一所学校，”谢敏回过头来说，“好大的罪过啊！”

“怎么呢？”

“听说执行处主席往腰包里揣了一千，督学也揣了一千，老师揣了五百。”

“那个学校一共才值一千。造人家的谣言是不好的，老大爷。这都是胡说。”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也就跟着说说罢了。”

然而事情很清楚，谢敏不相信女教师的话。农民们不相信她。他们总是认为她的薪金太多，一个月有二十一个卢布（有五个也就够了），认为她从学生们那儿收来的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大部分都被她吞没了。那位督学的想法也跟所有的农民一样，而他自己却在木柴上捞好处，而且瞒着上司凭他的身份向农民们要薪金。

谢天谢地，这片树林总算走完了，从这儿起到符亚左维耶村都是平地。前面的路已经不多：过了那条河，再穿过铁道，就到符亚左维耶村了。

“你往哪儿赶车啊？”玛丽雅·瓦西列芙娜问谢敏，“顺右边那条路过桥才对。”

“为什么？这边也好走嘛。河又不很深。”

“当心，别把我们的马淹死才好。”

“怎么会呢？”

“瞧，哈诺夫也坐着车过桥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看见右边远处有一辆四套马车，就说，“大概是他的车子吧？”

“是他。多半没碰上巴克维斯特。真是蠢货啊，求上帝保佑，他们顺那条路走，何必呢？从这儿走足足可以近三俄里呢。”

他们的车子往河边驶去。夏天，这条河水浅，很容易涉水走过去，将近八月照例就干涸了，然而现在，在春汛之后，这条河大约有六俄丈宽，水流湍急，混浊，冰凉；从岸坡到水边有几条新的车辙，可见已经有人从这儿赶车过河了。

“往前走！”谢敏怒气冲冲而又提心吊胆地吆喝道，用力拉住缰绳，扬起胳膊肘，仿佛鸟儿扇动翅膀似的，“走啊！”

那匹马走进河里，水没到它的肚子上，它站住了，可是立刻又使足力气往前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两只脚感到刺骨的寒冷。

“往前走！”她略微欠起身来，也喊道，“走啊！”

他们上岸了。

“这是怎么搞的，主啊，”谢敏一边整理马具，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地方自治局简直该死。……”

她的套靴和皮鞋里都灌满了水，连衣裙和皮袄的下摆以及一只袖子都是湿的，滴着水。糖和面粉也浸了水，这是最叫人难受的了，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只能绝望地举起双手，击着掌说：

“哎，谢敏啊，谢敏！……你这个人啊，真是的！……”

在铁道的道口上，拦路杆放下来了：有一列特别快车正从火车站开来。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在道口那儿站住，等那列火车开过去，冷得周身发抖。符亚左维耶村已经看得清了，——那绿屋顶的学校，那十字架映着夕阳、闪闪发光的教堂，火车站上的窗子也亮着，火车头里冒出粉红色的烟子。……她觉得好像样样东西都在冷得发抖。

后来，列车来了，车窗射出明亮的光芒，像教堂上的十字架一样，刺得人眼睛痛。在一节头等客车的车厢台上站着一个女人，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仓促中看了她一眼：这是母亲嘛！长得多么像啊！她的母亲也有那么浓密的头发，也生着那样的额头，也那么低着头。于是十三年来她头一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地想起她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养着小鱼的玻璃鱼缸，总之连细枝末节都想起来了。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

她哭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正在这当口，哈诺夫坐着那辆四套马车来了，她看见他，就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

“瓦西列芙娜，上车吧！”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拦路杆慢慢地升上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瑟瑟地抖，冷得周身发僵，坐上那辆大车。那辆四套马车穿过铁道，谢敏跟上去。道口上的看守人脱掉帽子。

“瞧，前面就是符亚左维耶村。我们到了。”

[1] 指他们身上所穿的羊皮袄。

一八九八年

在朋友家里

故事

早晨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米沙[1]，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请您赶快来，我们要见一见您。我们俩跪下来恳求您，今天就来吧，叫我们看看您那对明亮的眼睛。我们焦急地等着您。

塔和瓦

六月七日于库兹明吉

这封信是塔契雅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洛塞娃写来的，十年到十二年前波德果陵住在库兹明吉的时候，大家都简单地叫她“塔”。然而瓦是谁呢？波德果陵忆起那些冗长的谈话、欢畅的哄笑、谈情说爱的韵事、傍晚的散步、一大群当时住在库兹明吉以及它附近的姑娘和年轻的女人，于是想起一张普通的、活泼的、聪明的脸，脸上生着雀斑，跟深棕色的头发十分相配，这人就是塔契雅娜的朋友瓦丽雅，或者叫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她在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在图拉城外一个工厂里供职，现在看来到库兹明吉做客去了。

“可爱的瓦呀！”波德果陵沉浸在回忆里，想道，“她多么招人喜欢啊！”

塔契雅娜、瓦丽雅和他差不多同样年纪；可是那时候他是个大学生，而她们却已经是成年的、将要出嫁的姑娘了，都把他看作孩子。现在呢，虽然他已经做了律师，头发开始斑白，她们却仍旧叫他米沙，认为他年轻，说他在生活里还什么都没有体验过。

他很喜欢她们，不过与其说是真正喜欢她们，倒不如说是似乎在回忆中喜欢她们。他对她们现在的情况不熟悉，不理解，很生疏。就连这封简短而调皮的信也是生疏的，她们大概写了很久，很费力，塔契雅娜写信的时候，她的丈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多半站在她的背后。……库兹明吉作为陪嫁赠给新婚夫妇不过是六年前的事，可是已经被这个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糟蹋掉了，现在他每逢要到银行里去付款或者为抵押契约付款，总要来找波德果陵，要他出主意，就跟找律师出主意一样，而且不光是如此，他已经有两次开口向他借钱了。显然，目前他们就是打算向他要主意或者借钱。

库兹明吉不再像从前那样吸引人了。那儿一片凄凉景象。再也没有欢笑，没有热闹，没有高兴的、无忧无虑的脸容，没有安静的月夜的幽会，主要的是再也没有青春了；再者，所有那些东西大概只有在回忆中才会迷人。……除了塔和瓦以外，那儿还有一个娜，她是塔契雅娜的妹妹娜杰日达，大家不论是开玩笑或者认真，总是把她叫作他的未婚妻；他是亲眼看她长大成人的，大家指望他会跟她结婚，有一个时期他也真是爱上她，准备向她求婚，可是现在她已经二十四岁，而他至今还没有结婚。……

“哎，这都是怎么搞的，”现在他暗自想着，困惑地把信重看一遍，“可是，不去一趟不成，她们会生气的。……”

他很久没有到洛塞夫家去了，这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他的良心上。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阵，想了一会儿，就硬逼着自己做出决定，到他们家里去住上三天，尽一下自己的义务，然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心安理得，至少拖到来年夏天再去了。早饭以后他动身到布列斯特火车站去的时候，对仆人说，他过三天就回来。

从莫斯科到库兹明吉要坐两个钟头的火车，然后从火车站出来，再坐大约二十分钟的马车。从车站上就可以看见塔契雅娜的树林和三座又高又窄的别墅，那是洛塞夫在婚后头几年干各种投机生意的时候开始建造而没有造完的。弄得他破产的不仅是这些别墅，还有各种农业方面的经营，还有那些频繁的、到莫斯科去的旅行；他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市场吃早饭，在隐庐饭店吃午饭，傍晚总是到小布龙纳亚[2]或者席沃杰尔卡②去跟茨冈人玩乐（他把这叫作“散散心”）。波德果陵自己也爱喝酒，有的时候喝很多，也不加选择地跟女人们周旋，然而并不起劲，冷冷淡淡，感觉不到什么欢乐，每逢他亲眼看到别人热心干这种事，他总是生出嫌恶的心情，他不了解那些在席沃杰尔卡觉得比在家里跟正派女人在一起自由得多的人，他不喜欢这种人；他总感到种种不干不净的东西像牛蒡似的缠住了他。他也不喜欢洛塞夫，认为他没有趣味，什么事也不会做，是个懒人，跟他在一起不止一次地生出嫌恶的心情。……

他一走出那个树林，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娜杰日达就迎着他走过来。

“我亲爱的，您怎么把我们都忘了呢？”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跟他吻了三次，然后两只手搂住他的腰，说，“您简直不喜欢我们了，好朋友。”

他的脸盘很宽，鼻子肥大，淡褐色的胡子相当稀疏。他学商人的样子把头发往一旁梳，要显得像个普通的、纯粹的俄罗斯人。他讲话的时候把嘴里的气直喷到对方脸上，不说话的时候就用鼻子喷气，呼呼地响。他那营养良好的身体和过分的饱足弄得他不舒服，他为了呼吸得畅快点，老是挺起胸脯，这就给他添上傲慢的样子。他身旁站着他的妻妹娜杰日达，显得很秀气。她生着淡黄色的头发，脸色苍白，眼睛善良而亲切，身材匀称；至于她漂亮不漂亮，波德果陵就弄不清楚了，因为他从她小时候起就认得她，对她的相貌看惯了。此刻她穿一条敞着领口的白色连衣裙，她那裸露的、白白的长脖子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新奇而且不大愉快的。

“我和姐姐从早晨起就在等您了，”她说，“瓦丽雅在我们家里，她也在等您。”

她挽住他的胳膊，忽然无缘无故地笑起来，轻松畅快地叫了一声，仿佛突然给一种什么思想迷住了似的。田地里长着开花的黑麦，在安静的空气里一动也不动，树林被阳光照着，这些都很美。在波德果陵身旁走着的娜杰日达，仿佛直到现在才发现风景很美似的。

“我到你们家里来住三天，”他说，“对不起，这以前我怎么也离不开莫斯科。”

“不好，不好，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用好意的责备口气说。“决不会！”[3]他忽然说，同时打了个榧子。

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在谈话的时候出乎对方的意料，用惊叹的形式说出一句与谈话毫不相干的话，同时弹指作声。他老是在模仿什么人；如果他转动眼珠，或者随随便便地把头发往后一甩，或者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那就是说，前一天他去过戏院或者参加过有人发表演说的宴会。现在他踩着碎步走路，膝盖也不弯，像个痛风病患者，大概也是在模仿什么人吧。

“您要知道，塔尼雅[4]不相信您会来，”娜杰日达说，“可是我和瓦丽雅都有预感。不知什么缘故，我知道您准会坐这班火车来。”

“决不会！”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又说一遍。

那两个女人在花园里露台上等着。十年前波德果陵（那时候他是一个穷大学生）教娜杰日达算术和历史，她家供他伙食和住宿；当时瓦丽雅是专科学校的学生，顺便在他这里学拉丁语。塔尼雅呢，那时候已经是个漂亮的成年姑娘，除了恋爱以外什么也不想，一心巴望爱情和幸福，热烈地巴望着，期待着她日夜梦想的求婚男子。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仍旧像从前那么漂亮、体面，穿一件宽大的罩衫，两条胳膊又白又胖，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关心自己的两个小姑娘。她的脸上带着这样的一种神情：虽然眼下她在说话、微笑，可是她心里想着别的，她时时刻刻在保卫她的爱情和她对这种爱情的权利，如果有人要夺去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就随时会扑到这个敌人身上去。她爱得热烈，而且觉得自己同样被人热烈地爱着，可是嫉妒和为孩子的忧虑经常折磨她，妨碍她感到幸福。

在露台上经过一场热闹的会晤以后，除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以外，大家都走到塔契雅娜的房间里去了。阳光隔着垂下的窗帘射不进来，房间里昏暗，弄得一大束玫瑰花像是同一种颜色了。波德果陵在窗子旁边一把旧圈椅上坐下来，娜杰日达坐在他脚边的一只矮凳上。他知道，除了现在他听到而且使他清晰地忆起往事的亲热的责备、打趣、欢笑以外，还会有关于借据和抵押契约的不愉快的谈话，这是没法避免的；于是，他思忖，也许还是现在就谈这些事好，不要再耽搁，赶快敷衍过去，然后就可以到花园里去透一下新鲜空气了。……

“我们要不要先谈正事？”他说，“你们库兹明吉这儿有什么新闻吗？在丹麦王国万事如意吗？[5]”

“我们的库兹明吉可不妙。”塔契雅娜回答说，悲伤地叹一口气。“唉，我们的事糟透了，糟透了，好像不可能再糟了。”她说，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们的庄园要卖掉了，拍卖预订在八月七日举行，已经在各处登了广告，买主纷纷到这儿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现在人人都有权利走进我的房间里来东张西望了。这在法律上也许是公平的，可是这却使我抱屈，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没有人给我们钱，也没有地方去借钱。一句话，可怕，可怕呀！我对您起誓，”她在房间中央站住，接着说，她的声音发颤，眼眶里迸出了泪水，“我凭一切神圣的东西，凭我孩子的幸福向您起誓，缺了库兹明吉我就活不下去！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这儿就是我的窝，要是有人把它从我手里夺走，那我就受不了，我会绝望得死掉。”

“我觉得，您把事情看得过于阴暗了，”波德果陵说，“什么事情都能对付过去。您的丈夫会找到工作，你们会走上新的轨道，按新的方式生活下去的。”

“您怎么能说这话！”塔契雅娜叫道；这时候她显得很漂亮，很有力量，她随时准备向任何打算夺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窝的敌人扑过去的心情，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她的脸上，她的整个体态上。“什么新的生活！谢尔盖正在奔走，人家答应在乌法省或者彼尔姆省的某个地方给他找一个税务督察官的位子，我呢，随便哪儿都能去，哪怕西伯利亚也能去，我准备在那儿住上十年，二十年，不过，我得知道，迟早我仍旧会回到库兹明吉来。缺了库兹明吉我就活不成。活不成，而且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不愿意！”她叫道，顿一下脚。

“您，米沙，是个律师，”瓦丽雅说，“您是个讼师。这事该怎么办，就该由您出个主意了。”

只有一个回答，既公平，又合理：“什么办法也没有。”可是波德果陵下不了决心照直说出口，就犹豫不决地小声嘟哝道：

“是得考虑一下。……我要想一想。”

在他身上有两个人。他，作为律师，有的时候办粗俗的案子，在法庭上对待当事人态度傲慢，老是直率而尖锐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待朋友也毫不客气；然而在他个人的私生活里，在亲近的或者早已熟识的人们身边，他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体贴态度，他腼腆，容易动感情，不会直截了当地说话。他只要看到眼泪，不满的目光，作假，或者甚至难看的姿态，他就会缩成一团，手足无措。现在娜杰日达坐在他的脚边，他不喜欢她那裸露的脖子，这使他发窘，他甚至恨不得回家去。一年以前，有一次他在布龙纳亚的一个女人那儿遇见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现在他在塔契雅娜面前觉得很不自在，好像他自己参与了她丈夫的背叛行为似的。这场关于库兹明吉的谈话使他非常为难。他习惯于让一切棘手的、不愉快的问题由法官们，或者由陪审员们，或者简单地由法律的某个条文去解决；如今问题提到他本人面前，要由他来做出决定，他就发慌了。

“米沙，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大家都喜欢您，把您看成自己人，”塔契雅娜接着说，“我老实跟您说：所有的希望都在您身上。看在上帝分上，请您指点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也许得递个呈文上去？也许把这个庄园转到娜嘉[6]或者瓦丽雅名下去，还不算迟？……该怎么办呢？”

“您救救她吧，米沙，救救她吧，”瓦丽雅点上烟，说，“您素来是个聪明人。您生活经验少，在生活里还没经历过什么，不过您的两个肩膀上有一个好脑袋。……您会帮助塔尼雅的，我知道。”

“是得考虑一下。……也许我会想出什么办法来的。”

他们到花园里去散步，后来走到田野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去散步。他挽着波德果陵的胳膊，老是带他走到前头去，显然有事要跟他谈，大概就是谈这种糟糕的事儿。跟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一块儿走路，跟他谈话，是一件苦事。他不时要接吻，而且总是吻三次，拉人的胳膊，搂人的腰，对人的脸喷气，仿佛他身上满是带甜味的胶水，马上就要粘到人身上来似的；他眼睛里露出他对波德果陵有所要求而且马上就要提出的那种神情弄得波德果陵很不好受，好像有一支手枪的枪口瞄准了他似的。

太阳落下去，天色黑下来。沿铁路线上这儿那儿点亮了灯火，有绿色的，有红色的。……瓦丽雅站住，瞧着那些灯火，开始朗诵：

这条路笔直向前：

狭窄的路堤、铁轨、桥梁、电线杆，

两旁都是俄国人的白骨……

数也数不完！……[7]

“下面是什么？唉，我的上帝，我都忘光了！”

我们不管热天冷天老是辛勤劳瘁，

弯着我们的脊背。……

她用好听的低沉的声音朗诵，动了感情；脸上现出富有朝气的红晕，眼睛里含着泪水。她变成从前的瓦丽雅，专科学校学生瓦丽雅了。波德果陵听着她的朗诵，想起当初他做大学生的时候，也背熟许多好诗，喜欢朗诵这些诗。

他到现在还没有伸直伛偻的脊背，

总是闷声不响，默默无言。……

可是下面的诗句瓦丽雅记不得了。……她沉默下来，软弱无力地淡淡一笑。在她朗诵以后，那些绿色的和红色的灯火似乎也开始显得悲凉了。……

“唉，我忘啦！”

可是波德果陵忽然记起来了，这首诗不知怎的从大学生时代起就偶然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他就缓缓地小声念道：

俄罗斯人民经得住种种痛苦，

也经得住修这条铁路，

他们经得住一切，

用自己的胸膛铺出这条宽阔明亮的道路……

只是可惜啊……

“只是可惜啊，”瓦丽雅记起来了，就打断他的朗诵，念道，“只是可惜啊，不论是我还是你，都无缘生活在这美好的时代里！”

她笑起来，伸手拍一下他的肩膀。

他们回到家里，坐下来吃晚饭。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模仿一个什么人，随随便便把餐巾的一角往衣领里一塞。

“让我们喝一杯，”他说，给自己和波德果陵斟上白酒，“我们这些老牌大学生又会喝酒，又健谈，又会做事。我为您的健康干杯，好朋友，您呢，为这又老又傻的理想主义者干杯，祝他一直到死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

塔契雅娜在晚饭桌上一直温柔地瞧着她的丈夫，她怀着醋意，生怕他爱上别的女人，同时又担心他吃了或者喝了什么有害的东西。她觉得他被女人们宠坏了，疲乏了，这一点惹得她喜欢他，同时又使她痛苦。瓦丽雅和娜嘉对待他也很温柔，不安地瞧着他，仿佛生怕他猛地站起来，从她们身边走掉似的。他想给自己再倒一杯酒，瓦丽雅就做出气愤的脸色，说：

“您在害您自己，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您是个神经质的、敏感的人，很容易喝上瘾。塔尼雅，叫人把酒拿下去吧。”

一般说来，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在女人方面总是获得很大的成功。她们喜欢他的身量、体格、大脸、他的闲散和他的不幸。她们说他过于善良，因而才滥花钱；他是理想主义者，因而才不切实际；他诚实，灵魂纯洁，不善于适应人们和环境，因而才一无所有，找不到固定的工作。她们都深深地相信他，爱慕他，她们的崇拜把他给惯坏了，弄得他自己也开始相信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切实际，诚实，灵魂纯洁，比这些女人高出一头，好得多。

“您怎么不称赞我这些小姑娘呢？”塔契雅娜说，怀着热爱看她的两个小姑娘，她们长得胖乎乎的，挺健康，就像两个椭圆形的白面包，她给她们盛上满满两盆子米饭，“您只要瞧一瞧她们就行！据说所有的母亲都夸自己的孩子，可是我向您担保，我不偏心，我这些小姑娘确实与众不同。特别是大的一个。”

波德果陵对她和那些小姑娘不住地微笑，可是他觉得奇怪：这个健康、年轻、并不愚蠢的女人实际上是个巨大而复杂的机体，却把她的全部精力，全部生命的力量都消耗在这种不复杂的琐碎的工作上，例如建立这个窝，其实这个窝不用她操心也已经建成了。

“也许，这样做是必要的吧，”他暗想，“不过，这是没有趣味，也不聪明的。”

“他没来得及喊一声哎呀，熊就扑到他身上来了。”[8]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说，同时打了个榧子。

吃完晚饭后，塔契雅娜和瓦丽雅让波德果陵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开始跟他低声讲话，又谈那些事。

“我们得救救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才是，”瓦丽雅说，“这是我们道义上的责任。他有他的弱点，他花钱大手大脚，不考虑日后会有困难的日子，不过这是因为他太善良、太慷慨的缘故。他有一颗纯粹孩子般的心。要是给他一百万，不出一个月他就会用得一个也不剩，全散给外人了。”

“这是实话，实话，”塔契雅娜说，眼泪淌下她的脸颊，“我为他受够了苦，不过也得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她俩，塔契雅娜和瓦丽雅，却又无法不表现小小的残忍，忍不住责备波德果陵说：

“至于你们这一代啊，米沙，可就不同啦！”

“这哪儿谈得上什么一代呢？”波德果陵暗想，“洛塞夫至多比我大六岁罢了。……”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不容易啊，”瓦丽雅说，叹一口气，“人经常会有灾难威胁他。一会儿人家想夺去你的庄园，一会儿一个亲人害病了，你就担心他会死掉，天天都是这样。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朋友。必须毫无怨言地顺从最高意旨[9]，必须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什么事都有它深远的目的。您，米沙，还涉世不深，受的苦不多，您会嘲笑我，那就管自嘲笑吧，不过我仍旧要说：在我感到最深沉的忧虑的时刻，有几次忽然大彻大悟，这使我的灵魂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现在才知道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凡是我们生活里所发生的事都是势所必然的。”

这个已经有白头发，穿着紧身胸衣和袖子隆起的时髦连衣裙的瓦丽雅，这个用又长又细的手指头转动纸烟，而那些手指头不知什么缘故老是颤抖的瓦丽雅，这个动不动就大讲神秘主义，讲得那么呆板、单调的瓦丽雅，跟当年那个长着深棕色头发的专科学校学生，那个兴高采烈、谈笑风生、无所畏惧的瓦丽雅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要能了结这种谈话多好！”波德果陵乏味地听她讲着，暗自想道。

“瓦，您唱个歌吧，”他对她说，为的是打断这种关于大彻大悟的谈话，“从前您唱得挺好。”

“哎，米沙，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您朗诵涅克拉索夫的诗吧。”

“我全忘掉了。刚才我是无意中念出来的。”

尽管她穿着紧身胸衣和袖子隆起的衣服，可是看得出来她很穷，在图拉城外那家工厂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且十分明显，她工作过度。那种繁重而单调的劳动、她对别人的事情的经常干预和操心，使她过于疲劳，变得衰老了。波德果陵现在瞧着她那张悲伤的、已经憔悴的脸，心里想，实际上应该帮助的并不是她那么关切的库兹明吉和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倒是她本人。

高等教育和医务工作似乎没有触及她身上的女人本性。她也像塔契雅娜一样喜欢婚礼、分娩、洗礼宴、关于孩子的冗长谈话，喜欢可怕而又有圆满结局的长篇小说。她在报纸上只看关于火灾、水灾、盛大的典礼的新闻。她十分希望波德果陵会向娜杰日达求婚，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她就会感动得大哭一场。

他不知道这是偶然发生的呢，还是瓦丽雅的故意安排，总之只剩下他一个人和娜杰日达待在一起了。可是他怀疑有人在窥伺他，怀疑她们对他有所企图，单是这种怀疑就弄得他很拘束，心里发慌。他感到待在娜杰日达身旁就像跟她一块儿被人关在同一只笼子里似的。

“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她说。

他们就走进花园。他心里不满意，带着懊恼的感情，不知道该跟她谈什么好。她呢，高高兴兴，由于他跟她亲近而得意，显然由于他还要在这儿住三天而感到满意，也许还充满甜蜜的幻想和希望呢。他不知道她爱不爱他，然而他知道她早已跟他很熟，对他有好感，至今仍旧把他看作她的老师，他也知道，当前她的内心活动和当年她姐姐塔契雅娜的内心活动是一样的，那就是，她只想着爱情，只想着快些出嫁，有个丈夫，生儿育女，安个自己的窝。那种在孩子们身上常常表现得很强烈的友好感情她一直保留到现在，很可能她只是尊敬波德果陵，把他当作朋友那样喜欢他，她所爱的不是他，而是她那些关于丈夫和子女的幻想。

“天黑了。”他说。

“对了。月亮现在上来得迟了。”

他们一直在房子附近那条林荫道上来回走着。波德果陵不愿意走到花园深处去：那儿黑，那就得挽住娜杰日达的胳膊，跟她挨得很近。露台上有些人影在活动，他觉得好像是塔契雅娜和瓦丽雅在窥伺他。

“我要跟您商量一下，”娜杰日达站住，说，“如果库兹明吉卖掉，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要出去工作，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得完全改变。我不打算跟姐姐走，我们就要分开了，因为我不想成为她家庭的累赘。我得工作。我要到莫斯科去找个工作，自己挣钱，帮助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您会帮我拿主意的，对不对？”

她对劳动完全不熟悉，现在却受到独立劳动生活的想法的鼓舞，正在构思未来的计划，这在她脸上流露出来了。依她看来，那种她自己劳动而帮助别人生活的想法显得美妙而富于诗意。他近距离看到她那张白白的脸和黑黑的眉毛，想起当初她是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女学生，有多么好的素质，教她功课是多么愉快。现在，她大概不光是一个想望未婚夫的小姐，而且是一个聪明高尚的姑娘，非常善良，具有温顺柔和的心灵，这种心灵像蜡做的，想把它捏成什么样就可以捏成什么样，要是把她放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她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

“何不真的跟她结婚呢？”波德果陵暗想，可是不知什么缘故，立刻被这个想法吓坏，走回正房去了。

在客厅里，塔契雅娜坐在钢琴旁边，她的弹奏使人生动地忆起过去，那时候人们也是在这个客厅里弹琴，唱歌，跳舞，直到深夜，同时窗子敞开着，花园里和河边的鸟也在歌唱。波德果陵高兴起来，便闹着玩，跟娜杰日达跳舞，又跟瓦丽雅跳舞，然后唱歌。他脚上的鸡眼弄得他不好受，他就要求允许他换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便鞋。说来奇怪，他穿上这双便鞋，竟觉得自己就是他家的人，他们的亲人（“像他们的妹夫一样……”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他就变得越发高兴了。大家看着他，也变得活泼起来，高兴起来，仿佛变得年轻了似的。大家都脸色开朗，有了希望：库兹明吉得救了！要知道，这是很好办的：只要翻一翻法律书，找出一个什么办法，或者让娜嘉嫁给波德果陵就成了。……显然，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娜嘉脸色红喷喷，感到很幸福，眼睛里含满泪水，期望着什么不平常的事发生，在跳舞中旋转着，她的白色连衣裙鼓起来，露出她那双小小的、美丽的、穿着肉色袜子的脚。……瓦丽雅十分满意，挽着波德果陵的胳膊，带着意味深长的神情对他低声说：

“米沙，不要逃避自己的幸福。趁它自己送到您手里来，您就抓住它不放，要不然，日后您自己想追求它，可是时机已经太迟，追不上了。”

波德果陵想应允，给予希望，连他自己也已经相信库兹明吉会得救，相信事情好办了。

“‘你会成为世界的女皇……’[10]”他唱起来，做出一种姿势，但是他忽然想起对这些人来说已经什么办法也没有，一丁点办法也没有了，他就停住唱，像是自己犯了什么过错似的。

然后他就在角落里坐下来，默默无言，把两只穿着别人的便鞋的脚缩到椅子底下去。

瞧着他，别人也就明白事情已经无法可想了，便都安静下来。钢琴盖子关上了。大家才发现时间已经不早，该睡觉了，塔契雅娜吹熄了客厅里的一盏大灯。

他们给波德果陵在他原先住过的那所厢房里准备下床铺。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送他去，把蜡烛举得高过头顶，其实月亮已经升上来，外面很亮。他们在一条两边长着丁香花丛的林荫道上走着，沙砾在他们脚底下沙沙地响。

“他没来得及喊一声哎呀，熊就扑到他的身上来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说。

波德果陵觉得这句话他好像已经听过一千次了。他多么讨厌这句话呀！他们走进厢房，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从他那件肥大的上衣里拿出一个瓶子和两个杯子，放在桌子上。

“这是白兰地，”他说，“这是名牌货。瓦丽雅在那边正房里，在她面前没法喝酒，你一喝，她就马上开口说什么酒瘾。在这儿，我们就不受拘束了。这白兰地好得很。”

他们坐下来。这白兰地果然很好。

“今天我们来开怀畅饮吧，”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接着说，啃着一个柠檬，“我这个老牌的大学生有时候喜欢提一提神。这是必不可少的。”

他的眼睛里仍旧流露出他对波德果陵有所企图、他马上要请求他什么事的神情。

“喝吧，老兄，”他接着说，唉声叹气，“要不然，太难受了。对我们这班怪人来说，末日到了，完蛋了。如今理想主义可是不时兴了。如今是卢布得势，要是你想不让人推到一边去，那就得趴在卢布面前恭恭敬敬地叩头。可是我办不到。我顶讨厌这种事！”

“拍卖定在什么时候？”波德果陵问道，为的是变换话题。

“八月七日。可是我根本不指望挽救库兹明吉了，我亲爱的。欠款的数目很大，田产又没有带来什么收入，反而年年赔钱。划不来了。……当然，塔尼雅舍不得，这是她家祖传的产业，我呢，老实说，甚至还有几分高兴。我根本不是乡村居民。我的阵地是热闹的大城市，我的爱好是战斗！”

他还讲了些别的，然而完全不是他要讲的话。他紧紧地盯住波德果陵，好像在等一个适当的机会。忽然，波德果陵看见他的眼睛凑过来，脸上感觉到他的呼吸了。……

“我亲爱的，救救我吧！”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说，呼呼地喘气，“给我两百卢布吧！我求求您！”

波德果陵想说他自己手头也很紧，他心想这两百卢布还不如送给一个穷人，或者索性打牌输掉的好，然而他十分窘，觉得自己待在这个只有一支蜡烛的小房间里像是掉进一个陷阱里了。他想快点躲开他的呼吸，摆脱他那两只搂住他腰的、柔软的手，觉得那两只手仿佛已经粘在他身上似的。他就赶快在自己的口袋里摸他那放钱的皮夹。

“喏……”他拿出一百卢布，喃喃地说。“另外的一百以后再说吧。我身边没有多的了。您明白，我不会拒绝别人的请求，”他带着愤激的声调接着说，开始生气了，“我有一种讨厌的婆婆妈妈脾气。不过，这笔钱请您以后务必还给我。我自己也缺钱。”

“谢谢您。谢谢，好朋友！”

“看在上帝分上，您不要以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您绝不是理想主义者，就跟我也绝不是火鸡一样。您只不过是个轻浮懒散的人罢了。”

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深深地叹一口气，在长沙发上坐下来。

“您，我亲爱的，生气了，”他说，“不过，要是您知道我多么痛苦就好了！现在我就在经历一段可怕的时间。我亲爱的，我起誓，我不是怜惜自己，不是！我是怜惜我的妻子和儿女。要不是因为有妻子和儿女，我早就了结我的残生了。”

忽然他的肩膀和脑袋开始颤动，他哭起来了。

“莫名其妙，”波德果陵说，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觉得十分气恼，“是啊，请问，一个人做了一大堆坏事，后来哭了，你拿他怎么办呢？您的眼泪解除人的武装，我什么话也没法跟您说了。您哭，可见您认为自己是对的。”

“我做了一大堆坏事？”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问，站起身来，惊讶地瞧着波德果陵，“我亲爱的，这话是您说的吗？我做了一大堆坏事？！啊，您多么不明白我！您多么不了解我呀！”

“好，就算我不了解您吧，不过，请您别再哭了。这叫人讨厌。”

“啊，您多么不明白我啊！”洛塞夫十分诚恳地又说一遍，“您多么不明白我啊！”

“请您照一照镜子吧，”波德果陵接着说，“您已经不是个年轻人，很快就要老了，现在总该好好想一想，认识清楚您究竟是个什么人了。您一辈子什么事也不做，一辈子这样无聊而幼稚地胡说八道，装腔作势，扭扭捏捏，莫非您的脑袋还没有发晕，您还不厌恶这样的生活？跟您在一起沉闷得很！跟您在一起乏味得要命！”

说完这话，波德果陵就走出厢房，砰的一声把门带上。这恐怕还是他生平第一次真心诚意，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已经后悔不该这样严厉了。既然一个人经常作假，吃得很多，喝得不少，花掉许多别人的钱，同时又深信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和受难者，那么跟这种人认真谈话或者发生争论有什么益处呢？这儿的问题在于愚蠢，或者是多年的坏习气，而这种习气就像疾病似的深深地侵蚀人的机体，已经不可救药了。不管怎样，愤慨和严厉的责备在这儿是没有益处的，所需要的毋宁是嘲笑。只要来一次厉害的嘲笑就比讲十次大道理有用得多！

“不过，再简单一点，索性不理他算了，”波德果陵想，“主要的是不该给他钱。”

又过了一会儿，他就不再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不再想他那一百个卢布。这是一个安静的、似乎在沉思的夜晚，十分明亮。每逢月夜，波德果陵瞧着天空，总觉得只有他和月亮没有睡觉，其他的一切都睡熟了，或者在打盹儿。这时候，人也罢，钱也罢，都不在他的心上，他的心绪渐渐平静、安宁了。他觉得他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夜晚的沉寂中，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声显得那么凄凉。

花园四周是白色的石墙。在朝着田野的那堵墙的右角上有一个塔楼，那是很久以前，远在农奴制时代建成的。塔楼下部是石砌的，上部用木头搭成，有一个小平台、一个圆锥形的房顶、一个很长的塔尖，塔尖上安着一个黑色的风向标。下面有两道门，从花园里穿过这两道门就可以走到田野上去。从下面到上面的小平台有一道楼梯相通，人走在那道楼梯上，它就会嘎吱嘎吱地响。楼梯下边堆着几把旧的破圈椅，这时候月光射进门来，照亮那些圈椅，它们翘起弯曲的椅腿，仿佛到了夜间就活过来，在寂静中埋伏着，等待什么人似的。

波德果陵顺着楼梯走到小平台上，坐下来。围墙外面就是一道标明地界的沟和土堤，再过去就是辽阔的田野，浸沉在月光里。波德果陵知道从这儿一直往前走，离庄园三俄里的地方有树林，现在他仿佛看见远处有一道乌黑的林带。鹌鹑和长脚秧鸡在叫，有的时候从树林那边传来一只杜鹃的叫声，它也没有睡觉。

脚步声响起来。有一个人在花园里走动，靠近这个塔楼。

一条狗吠起来。

“茹克！”一个女人的声音轻声招呼道，“茹克，回来！”

可以听见下面他们走进塔楼的声音；过一会儿土堤上就出现波德果陵熟识的一条黑毛老狗。它站住，往上看，瞧着波德果陵坐着的那一边，好意地摇尾巴。随后，过了一会儿，从那道黑沟里，像幽灵似的升起一个白色的人影，也在土坡上站住。这人是娜杰日达。

“你在那儿看什么？”她问那条狗，她也开始往上看。

她没有看见波德果陵，可是大概感到他就在附近，因为她微微笑着，她那被月光照亮的白脸显得很幸福。塔楼的黑影顺着地面伸展到远处的田野里，这个不动的白色人影以及她那张苍白的脸上的幸福笑容、那条黑狗、他们的阴影，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好像梦境似的。……

“那儿有人吧……”娜杰日达轻声说。

她站在那儿等着他走下楼来或者招呼她上去，终于吐露他的爱情，于是他们在这安静美丽的夜晚就双双幸福了。她穿着白色的衣服，肤色也白，身材消瘦，在月光下显得十分美丽，正在等着爱抚；她那种对幸福和爱情的执着追求已经使得她心力交瘁，她再也没有力量掩盖她的感情了。她的整个身形、她眼睛的亮光、她常挂在脸上的幸福笑容，都泄露了她那些密藏在心底的思想。他觉得很不自在，缩起身子，不出声音，不知道该开口说话，照往常那样开个玩笑把这种事敷衍过去呢，还是该沉默；他感到烦恼，心里暗想：在这儿，在这个庄园里，在这个月夜，在这个美丽的、钟情的、好幻想的姑娘身旁，他竟像在小布龙纳亚那样冷淡；因为对他来说，这种诗如同那种粗俗的散文一样，显然已经过时了。而且，月夜的幽会也好，腰身很细的白色身形也好，神秘的阴影也好，塔楼也好，庄园也好，像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样的“人物”也好，也都过时了。就连他波德果陵自己这样的人，这种老是感到冷冷的沉闷，经常气恼，不善于适应现实生活，不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它所能给予的东西，却难忍难熬地苦苦渴求着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的人，也过时了。如今，他坐在这儿，坐在这个塔楼上，只希望看一场好烟火或者月光下的一个什么行列，要不然就听瓦丽雅再一次朗诵《铁路》，或者看另一个女人站在土堤上，站在眼前娜杰日达站着的地方，听她讲一些有趣而新鲜的话，跟爱情和幸福都没有关系的话。即使她讲到爱情，那也该是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说不定我们已经生活在它的前夜，这是有的时候可以预感到的。……

“没有人。”娜杰日达说。

她又站一会儿，就低下头，慢腾腾地往树林那边走去。那条狗跑到前头去了。很久很久波德果陵还可以看见一个白色的斑点。

“哎，这都是怎么搞的啊……”他心里又说一遍，就回到他的厢房里去了。

他不能想象明天他会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对塔契雅娜说些什么，他会怎样对待娜杰日达，后天也是这样，总之他预先感到慌张、恐惧、烦闷了。怎样来度过他答应在这儿盘桓的漫长的三天呢？他回想关于大彻大悟的谈话，回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所说的那句话：“他没来得及喊一声哎呀，熊就扑到他的身上来了。”又想到明天为了讨塔契雅娜的好而不得不对她的饱足的胖姑娘们微笑，于是决定一走了事。

五点半钟，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从大房子里走出来，站在露台上，穿一件布哈拉式的长袍，戴一顶带缨子的圆锥形平顶帽。波德果陵一刻也不耽搁，走到他跟前，向他告辞。

“我得在十点钟以前赶到莫斯科去，”他说，眼睛没有瞧着对方，“我完全忘了有人要在公证人那儿等我。请您务必放我走。等您家里的人起来，请您替我对她们赔罪，说我非常抱歉。……”

他没有听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对他说了些什么话，就匆匆地走了，老是回头看正房的窗子，仿佛生怕那些女人醒过来，留住他似的。他为自己的慌张害臊。他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库兹明吉来，以后不会再到这儿来了。他临走的时候，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从前度过许多美好岁月的那个厢房，然而他的内心却冷冷的，并没有感到忧郁。……

他回到自己家里，首先看见桌子上放着昨天他收到的那封信。“亲爱的米沙，”他读道，“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请您赶快来吧……”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娜杰日达在跳舞中旋转，她的连衣裙鼓起来，露出她那双穿着肉色袜子的脚。……

过了十分钟，他已经坐在桌子旁边工作，不再想到库兹明吉了。

[1] 米哈依尔的小名。

[2] 莫斯科郊外类似夜总会的饭店。

[3] 原文为法语。

[4] 塔契雅娜的爱称。

[5] 引自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

[6] 娜杰日达的爱称。

[7] 此处以及下面的诗句均引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铁路》。

[8] 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农夫与雇工》。

[9] 指上帝。

[10] 引自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恶魔》。

套中人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了。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一点也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熟透了。

他们没睡觉。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门口，脸朝外，吸着烟斗。月亮照在他身上。布尔金躺在房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种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她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像寄生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人，这世界上有不少呢。也许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那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是啊，不必往远里去找，就拿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来说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语教师，大约两个月前在我们城里去世了。当然，您一定听说过他。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出门上街，也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一个灰色的麂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他戴黑眼镜，穿绒衣，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在这人身上可以看出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用一层壳把自己包起来，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现出甜滋滋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这句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念道：‘anthropos！’[1]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批准或者允许的事里面，老是包含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含着隐隐约约、还没说透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轨、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垂头丧气。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生顽皮闹事，再不然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他总是心慌意乱，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青年人都品行恶劣，教室里吵吵闹闹，哎呀，只求这种事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才好！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怎么样？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把我们都降伏了，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他俩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古怪的习惯：常来我们的住处访问。他来到一位教师家里，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仿佛在考察什么事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然，这类拜访，这样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您瞧，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其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老穿着套鞋、拿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教士们到了斋期就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发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勃克尔[2]等等，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一整套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奶油煎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素食，可也不能说是斋期禁忌的菜。他不用女仆，因为怕人家对他有坏看法，于是雇了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做厨子，名叫阿法纳西，这人老是醉醺醺的，神志不清，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烧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长叹一声，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睡觉，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动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响，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小偷溜进来，然后他就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闷闷不乐，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的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吵得很凶，’他说，仿佛极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太不像话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还差点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一眼堆房，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尽管说起来古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师，一个原籍乌克兰、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科瓦连科的人，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姐姐瓦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相就看得出他说话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已经不算年轻，年纪有三十岁上下了，可是她长得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老是哈哈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初次真正认识科瓦连科姐弟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又紧张又沉闷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3]从浪花里钻出来。她两手叉着腰，走来走去，笑啊唱的，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又唱一支。她把我们大家，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挨着她坐下，露出甜滋滋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语言的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句话她听着受用，她就开始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个庄园，她的妈就住在庄园里，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4]！乌克兰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样的想法。

“‘要是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不错。’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这时候我们才觉着奇怪：不知怎么，他生活里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这种终身大事的要紧问题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这以前我们一点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允许自己想到：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也会热爱什么人吧。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呢，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说明她的想法，‘我看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出来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却根本不做。是啊，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可以结婚的人，那我们何必忽然要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学监太太啦，我们中学里的所有太太们，都活跃起来，甚至变得好看多了，仿佛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订下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瓦连卡坐在她的包厢里面，搧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里科夫，身材矮小、背脊拱起，看上去好像刚用一把钳子把他从家里夹来的一样。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一定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连卡。总之，机器开动了。看来瓦连卡也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她弟弟那儿生活得不大快活，他们只会成天价吵啊骂的。比方说，有过这样一个场面：科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大汉，穿一件绣花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身后跟着他姐姐，也拿着书。

“‘可是你啊，米哈伊里克[5]，这本书绝没看过！’她大声争辩说，‘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直响。

“‘唉，我的上帝，米哈伊里克！你为什么发脾气？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科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他们也一个劲儿地争吵。这样的生活多半使她厌烦，盼望着有自己的小窝了。况且，也该想到她的年纪，现在已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是希腊语教师也将就了。附带还要说一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吧，瓦连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望科瓦连科了，就跟他常来拜望我们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声不响。他沉默着，瓦连卡就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再不就忽然扬声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会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他的同事们和太太们，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道喜，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了各种俗套，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况且，瓦连卡长得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该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拿掉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自己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常到科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生活方式。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像害病一样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深地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6]·萨维希娜我是喜欢的，’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必须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奇突……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闹出什么乱子。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现在我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有一种古怪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泼。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于是他没求婚，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他时时刻刻在估量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瓦连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他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他常来看我，为的是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忽然闹出一场Kolossalische Scandal[7]，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促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在我们这儿，由于闲得无聊，没事情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成千上万的先例呢。

“应该说明一下：瓦连卡的弟弟科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这个告密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啊！你们这儿的空气闷死人，糟透了！难道你们能算是导师，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学府，而是城市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岗亭里那股酸臭气味。不行，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的田庄上去，在那儿捉捉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了。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时而用男低音，时而用非常尖细的嗓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上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什么？他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姐姐瓦连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他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稳重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就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瓦连卡，下面缀着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要知道，那神态画得像极了。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每人都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给他留下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正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定在学校里会齐，然后一块儿步行到城郊的一个小树林里郊游。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甚至可怜他了。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您猜怎么着，科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在他身后，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天气多么好啊！多么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俩走远，不见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好像呆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或者，也许我的眼睛骗了我吗？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尽管骑自行车，快快活活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心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色看得出他身体不舒服，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虽然门外已经完全是夏天天气，可是将近傍晚，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慢腾腾地走到科瓦连科家里去了。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到她弟弟在家。

“‘请坐吧。’科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他的脸上带着睡意，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刚醒来，心绪很坏。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

“‘我上您这儿来，是为了减轻我心里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都有密切关系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讥诮，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科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

“‘另外我还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已经教书多年了，您最近才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认为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怎么见得？’科瓦连科用男低音问。

“‘难道这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头朝下，拿大顶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多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经常拿着些书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不干别人的事！’科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来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谁滚他的蛋！’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就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永远不要这样说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要知道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他一面走出前堂，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避免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先生……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去，报告去吧！’

“科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滚下楼去，他的套鞋乒乒乓乓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瓦连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瞧着，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看样子，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张漫画，到头来就会弄得他奉命辞职吧……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响得整个房子都可以听见：

“‘哈哈哈！’

“这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结束了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话，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瓦连卡的照片，然后他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大约三天以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不大对头。我走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此外就闷声不响了。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呢，满脸愁容，皱着眉头，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深深地叹气，可是像酒馆一样冒出白酒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两个中学校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哭了一阵。我发现乌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来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候，都经历过。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回来，心绪极好。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种套中人活着，将来也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呢！”

“问题就在这儿。”伊万·伊万内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堆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俩走进堆房，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着，走了一会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来走去。”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你看着人们做假，听着人们说假话，”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们却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跟正直和自由的人站在一边，你自己也做假，还微微地笑，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做个一钱不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了！”

“算了吧，您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万·伊万内奇，”教师说，“睡吧！”

过了大约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万·伊万内奇不住地翻身，叹气，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烟斗。

[1] 希腊语：人。

[2] 勃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3] 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古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在海里诞生，从浪花里钻出来。

[4] 俄语：酒馆。

[5] 米哈伊尔的爱称。

[6] 这名字的爱称即上文的瓦连卡。

[7] 德语：大笑话。

醋栗

从大清早起，整个天空布满了雨云。那天没风，不热，可是使人烦闷，遇到灰色的阴天日子，乌云挂在田野的上空，久久不散，看样子会下雨，却又不下，那就会碰到这样的天气。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已经走累了，依他们看来田野好像没有尽头似的。向前望去，远远的隐约可以看见米罗诺西茨戈耶村的风车，右边有一排高岗，伸展出去，越过村子，到远方才消失。他们俩都知道那是河岸，那儿有草场、绿油油的柳树、庄园，要是站在一个高岗的顶上望出去，就可以看见同样辽阔的田野，看见电报线，看见远处一列火车，像是毛毛虫在爬，遇到晴朗天气在那儿甚至看得见城市。如今，遇到这没风的天气，整个大自然显得那么温和，正在沉思。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对这片田野生出满腔热爱，两人都心想：这个地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啊。

“上回我们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布尔金说，“您打算讲一个故事来着。”

“对了，那时候我本来想讲一讲我弟弟的事。”

伊万·伊万内奇深深地叹一口气，点上烟斗，预备开口讲故事，可是正巧这当儿下雨了。过了大约五分钟，雨下大了，连绵不断，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雨才会停。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站住，考虑起来。狗已经淋湿，站在那儿，用后腿夹着尾巴，带着温柔的神情瞧他们。

“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雨才好，”布尔金说，“那就到阿廖欣家去吧。离这儿挺近。”

“那我们就去吧。”

他们往斜下里拐过去，穿过已经收割过的田地，时而照直走，时而往右走，后来走到大道上了。不久出现了白杨和花园，后来出现了谷仓的红房顶。有一条河，河水闪闪发光，于是眼界豁然开朗，前面是一大片水，有一个磨坊和一个白色的浴棚。这就是阿廖欣所住的索菲诺村。

磨坊在工作，声音盖过了雨声，水坝在颤抖。有几匹淋湿的马垂着头，站在大车旁边。人们披着麻袋走来走去。这儿潮湿、泥泞、不舒服，河水仿佛冰凉，不怀好意似的。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已经觉得周身潮湿、不干净、不舒服，脚沾着烂泥而变得挺重，他们穿过水坝，爬上坡，往地主的谷仓走去，都不说话，仿佛在互相生气似的。

有一个谷仓里筛谷机轰轰地响。门开着，滚滚的灰尘冒出来。阿廖欣本人就站在门口，这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男子，又高又胖，头发挺长，与其说像地主，倒不如说像教授或者画家。他穿一件白的、可是好久没洗过的衬衫，拦腰系一根绳子，算是腰带，下身没穿长裤，只穿一条衬裤，靴子上也沾着烂泥和麦秸。他的眼睛和鼻子扑满灰尘，变得挺黑。他认出了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显然很高兴。

“请到正房里去吧，两位先生，”他说，微微笑着，“我马上就来，用不了一分钟。”

那所房子高大，有两层楼。阿廖欣住在楼下的两个房间里，那儿有拱顶和小窗子，原先是管家们居住的。屋里设备简单，有黑面包、便宜的白酒、马具的气味。楼上的正房他难得去，只有客人来了他才去一趟。伊万·伊万内奇和布尔金走进那所房子，遇到一个使女，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美，他俩一下子都站住，互相瞧了一眼。

“你们再也想不出来我看见你们有多么高兴，两位先生，”阿廖欣说，跟着他们一块儿走进前堂，“真是想不到！佩拉格娅，”他对那使女说，“给客人找几件衣服来换一换吧。顺便，我也要换一换。只是我先得去洗个澡，因为我大概打春天起就没洗过澡了。两位先生，你们愿意到浴棚里去吗？他们也好趁这工夫在这儿打点一下。”

美丽的佩拉格娅那么娇弱，看上去又那么温柔，她给他们送来毛巾和肥皂，阿廖欣就陪着客人到浴棚里去了。

“是啊，我很久没洗过澡了，”他一面脱衣服一面说，“你们看，我的浴棚挺好，这还是我父亲盖起来的，可是不知怎么，我总是没工夫洗澡。”

他在台阶上坐下，给他的长头发和脖子擦满肥皂，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棕色了。

“对了，我看也是的……”伊万·伊万内奇瞧着他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我很久没洗过澡了……”阿廖欣难为情地重说一遍，又用肥皂洗起来，他四周的水就变成深蓝色，跟墨水一样了。

伊万·伊万内奇走到外面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冒着雨游泳，抡开胳膊划水。他把水搅起波浪，弄得白色的百合在水浪上摇摇摆摆。他一直游到河当中水深处，扎一个猛子，过一分钟在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接着再往远里游去，老是扎猛子，极力想够到河底。“哎呀，我的上帝啊！……”他反复说着，游得痛快极了。“哎呀，我的上帝啊！……”他游到磨坊那儿，跟农民们谈一阵，再游回来，平躺在水塘中央，仰起脸来承受雨水。布尔金和阿廖欣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可是他仍旧在游泳，扎猛子。

“哎呀，我的上帝啊！……”他说，“哎呀，求主怜恤我！……”

“您也游得够了！”布尔金对他嚷道。

他们回到房子里。一直等到楼上的大客厅里点上灯，布尔金和伊万·伊万内奇穿好绸长袍和暖拖鞋，在圈椅上坐下，阿廖欣本人也洗好脸，梳好头，穿好新上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显然很痛快地享受着干净、温暖、干衣服、轻便的鞋，一直等到俊俏的佩拉格娅没一点声音地在地毯上走着，温柔地微笑，用盘子端来加了果酱的茶，一直到了这时候，伊万·伊万内奇才开口讲他的故事，而且仿佛不光是布尔金和阿廖欣在听，就连藏在金边镜框里、严厉而沉静地瞧着他们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太太以及军官也在听似的。

“我们一共弟兄两个，”他开口了，“我伊万·伊万内奇和我弟弟尼古拉·伊万内奇，他比我大约小两岁。我学技术行业，做了兽医。尼古拉从十九岁起就已经在税务局里工作。家父奇姆沙－吉马莱斯基本来是少年兵[1]，可是后来他升上去，作了军官，给我们留下世袭的贵族身份和一份小小的田产。他死后，那份小田产抵了债，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童年是在乡下自由自在地度过去的。我们完全跟农民的孩子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野上，在树林里度过，看守马匹，剥树皮，钓鱼，等等……你们知道，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我弟弟在税务局里老是惦记乡下。一年年过去了，他却一直坐在他那老位子上，老是抄写那些文件，老是想着一件事：怎样才能回到乡下去。他这种怀念渐渐成为明确的渴望，化成梦想，只求找个靠河或者近湖的地方给自己买下一个小小的庄园才好。

“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把自己关在自家小庄园里过一辈子的愿望，我却素来不同情。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2]。可是要知道，三俄尺的土地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活人需要的。现在还有人说，要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贪恋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种庄园也就是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见成绩的修道主义。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我弟弟尼古拉坐在他那办公室里，梦想将来怎样喝他自己家里的白菜汤，那种汤怎样散发满院子的清香，他怎样在绿草地上吃饭，怎样在太阳底下睡觉，怎样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大门外的凳子上眺望田野和树林。农艺书和日历上所有那些农艺建议，成了他的欢乐，成了他心爱的精神食粮。他也喜欢看报，可是他光看报纸上的一种广告，说某地有若干亩田地、连同草场、庄园、小溪、花园、磨坊和活水的池塘等一并出售。他脑子里就暗暗描出花园的幽径、花卉、水果、椋鸟巢、池塘里的鲫鱼，总之，你们知道，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想象的图画因他看到的广告不同而有所不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其中每一个画面都一定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

“‘乡村生活自有它舒服的地方，’他常说，‘在阳台上一坐，喝一喝茶，自己的小鸭子在池塘里泅水，各处一片清香，而且……而且醋栗成熟了。’

“他常画他田庄的草图，而每一回他的草图上都离不了这几样东西：（甲）主人的正房，（乙）仆人的下房，（丙）菜园，（丁）醋栗。他生活节俭，省吃省喝，上帝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活像叫花子，可是不断地攒钱，存在银行里。他变得贪财极了。我一瞧见他就痛心，常给他点钱，遇到过节也总要寄点钱给他，可是他连这点钱也收藏起来。一个人要是打定了主意，那你就拿他没法办了。

“许多年过去了，他调到别的省里去了。他年纪也已经过四十岁，却仍旧看报上的广告，存钱。后来我听说他结婚了。他仍旧存心要买一个有醋栗的庄园，就娶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寡妇，其实对她一点感情也谈不上，只因为她有几个臭钱罢了。跟她结婚以后，他生活仍旧吝啬，老是弄得她吃不饱，同时，他把她的钱存在银行里，却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早先她嫁给一个邮政局长，跟他一块儿过活的时候，吃惯馅饼，喝惯果子露酒，可是跟第二个丈夫一块儿过日子，却连黑面包也吃不够；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开始憔悴，而且不出三年就把灵魂交给上帝了[3]。当然，我的弟弟一分钟也没想过她的死要由他负责。金钱跟白酒一样，会把人变成怪物。从前我们城里有个垂危的商人。他临死叫人给他端来一碟蜂蜜，把他所有的钱钞和彩票就着蜜一古脑儿吃到肚子里，让谁也得不着。有一回我正在一个火车站检查牲口，正巧有个马贩子摔到火车头底下，压断了一条腿。我们把他抬到候车室里，血哗哗地流，样子真是可怕，可是他老是求大家找回他的腿，老是放心不下：原来那条压断的腿所穿的靴子里有二十卢布，他深怕那点钱丢了。”

“您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布尔金说。

“我的弟媳死后，”伊万·伊万内奇沉吟了半分钟，接着说，“我弟弟就开始给他自己物色一份田产。当然，尽管物色了五年，到头来仍旧会出错，买下来的东西跟所想望的迥然不同。我弟弟尼古拉托中人买成一个抵押过的庄园，有一百十二俄亩土地，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可是单单没有果树园，没有醋栗，没有池塘和小鸭子。河倒是有，可是河水的颜色跟咖啡一样，因为田产的一边是造砖厂，另一边是烧兽骨的工场[4]。可是我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倒也并不十分难过，他订购二十株醋栗树，栽好，照地主的排场过起来了。

“去年我去探望他。我心想我要去看看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在来信上称它为‘楚木巴罗克洛夫芜园，又称吉马莱斯科耶’。我是在下午到达那个‘又称吉马莱斯科耶’的。天挺热。到处都是沟渠、围墙、篱笆、栽成一行行的杉树，弄得人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院子里去，应该把马拴在哪儿。我向房子走去，迎面遇见一条红毛的肥狗，活像一头猪。它想叫一声，可又懒得叫。厨娘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一个光脚的胖女人，看样子也像一头猪。她说主人吃过饭后正在休息。我走进去看我弟弟。他在床上坐着，膝上盖一条被子。他老了，胖了，皮肉发松，他的脸颊、鼻子、嘴唇，全都往前拱出去，眼看就要跟猪那样咕咕叫着钻进被子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哭了几声，一半因为高兴，一半也因为凄凉地想到我们原先都年轻，现在两人却白发苍苍，快要入土了。他穿好衣服，领我出去看他的田庄。

“‘怎么样，你在这儿过得好吗？’我问。

“‘哦，还不坏，谢谢上帝，我过得很好。’

“他不再是往日那个畏畏缩缩的、可怜的文官，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了。他已经在这儿住熟，习惯，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了。他吃得很多，常到浴棚去洗澡，长得胖起来，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打过官司，农民若不称呼他‘老爷’，就老大地不高兴。他还带着老爷气派郑重其事地关心他的灵魂的得救，就做起好事来，然而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做，却是摆足了架子做的。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好事啊！他用苏打和蓖麻子油给农民治各种病，到了他的命名日就在村子中央作一回谢恩祈祷，然后摆出半桶白酒来请农民喝，自以为事情就该这么办。啊，那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位胖地主拉着农民们到地方行政长官那儿去控告他们放出牲畜来践踏他的庄稼，明天遇上隆重的节日，却请那些农民喝半桶白酒，他们喝酒，嚷着：‘乌拉！’喝醉了的人就给他叩头。生活只要变得好一点，吃得饱，喝得足，闲着不做事，就会在俄罗斯人身上培养出顶顶骄横的自大。尼古拉·伊万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自己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说起话来却没有一句不是真理，而且总是用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还未免言之过早。’‘体罚总的来说是有害的，可是遇到某些情形，这却是有益的，不可缺少的。’

“‘我了解老百姓，我会应付他们，’他说，‘老百姓都喜欢我。我只要动一动手指头，老百姓就会把我要办的事统统给我办好。’

“请注意，这些话都是带着贤明而慈悲的笑容说出来的。他把‘我们这些贵族’‘我以贵族的身份看来’反反复复说了二十遍。他分明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兵了。就连我们的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实际上是个不相称的姓，他现在也觉着响亮、高贵、十分中意了。

“可是问题不在他，而在我自己了。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在他那庄园上盘桓了短短几个钟头，我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傍晚，我们正在喝茶，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栗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他自己家里种的，自从那些灌木栽下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果子。尼古拉·伊万内奇笑起来，对那些醋栗默默地瞧了一分钟，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然后他拿起一颗醋栗送进嘴里，瞧着我，现出小孩子终于得到心爱的玩具那种得意的神情，说：

“‘多好吃啊！’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不住地反复说道：

“‘啊，真好吃！你尝一尝吧！’

“那些醋栗又硬又酸，可是普希金说得好：‘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的真理。’[5]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夜里我心头特别沉重。他们在我弟弟的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搭好一张床，我听见他没有睡着，老是爬下床来，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一颗吃一吃。我心想：实际上有多少满足而幸福的人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势力！你们看一看这种生活吧：强者骄横而懒惰，弱者无知而且跟牲畜那样生活着，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拥挤、退化、酗酒、伪善、撒谎……可是偏偏所有的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却一味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一个城市的五万居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大声发泄一下他的愤慨。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平气和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却没看见，也没听见。处处都安静而太平，提抗议的只有那些没声音的统计表：若干人发了疯，若干桶白酒喝光了，若干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世道显然是必要的，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是因为那些不幸的人沉默地背着他们的重担，缺了这种沉默想要幸福就办不到。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房门背后都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个小锤子经常敲着门，提醒他：天下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自己怎样幸福，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那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就跟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小锤子的人却没有，幸福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地激动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那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也幸福而满足，”伊万·伊万内奇接着说，站起来了，“我在吃饭和打猎的时候也教导过别人，说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信仰宗教，怎样驾驭老百姓。我也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认得字，能写字，也就够了。我常说：自由是好东西，我们生活中不能没有它，就跟不能没有空气一样，不过我们得等待。对了，我常说那样的话，现在我却要问：‘为什么要等？’”伊万·伊万内奇问，生气地瞧着布尔金，“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等？根据什么理由？人们就告诉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各种思想都要渐渐地到一定的时期才能在生活里实现。可是这话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话对？你们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引证社会现象的合法性，可是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等到没有了生活的力量才算吗？可是人又非生活不可，而且也渴望生活！

“那一次一清早，我从弟弟家里出来，走了，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作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伊万·伊万内奇激动得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反复地说：

“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

他忽然走到阿廖欣面前，先是握住他的一只手，后来又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这些话，伊万·伊万内奇是带着可怜样的、恳求的笑脸说出来的，仿佛他本人为自己请求一桩什么事似的。

然后这三个人在客厅里挑了三张圈椅各据一方坐下来，沉默了。伊万·伊万内奇的故事既没满足布尔金，也没满足阿廖欣。金边镜框里的将军们和太太们在昏光中显得像是活人，低下眼睛来瞧他们，在这样的时候听那个可怜的、吃醋栗的文官的故事觉得乏味得很。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很想谈一谈或者听一听高雅的人和女人的事。他们所在的这个客厅里，样样东西，蒙着套子的枝形烛架啦，圈椅啦，脚底下的地毯啦，都在述说如今在镜框里低下眼睛瞧他们的那些人，从前就在这房间里走动过，坐过，喝过茶，现在俊俏的佩拉格娅正在这儿没一点声音地走来走去；这倒比一切故事都美妙得多呢。

阿廖欣困得要命，他一清早两点多钟就起床干农活儿，现在他的眼皮粘在一起了，可是他深怕客人等他走后也许会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就流连着没走。他并没细想伊万·伊万内奇刚才所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正确，反正他的客人没谈起麦粒，也没谈起干草，也没谈起煤焦油，所谈的都是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他不由得暗自高兴，盼望他们接着谈下去才好……

“不过，现在该睡了，”布尔金说，站起来，“请允许我跟你们道一声晚安吧。”

阿廖欣道了晚安，走下楼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客人们仍旧待在楼上。他俩被人领到一个大房间里过夜，房间里安着两张旧的雕花木床，墙角有一个象牙的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那两张凉快的大床由俊俏的佩拉格娅铺好了被褥，新洗过的床单冒出好闻的气味。

伊万·伊万内奇一声不响地脱掉衣服，躺下。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拉过被子来蒙上头。

他的烟斗放在桌子上，冒出一股浓烈的烟草的焦气。布尔金很久睡不着觉，不住地纳闷，想不出这股难闻的气味是打哪儿来的。

雨点通宵抽打着窗上的玻璃。

[1]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兵士的儿子从出生的那天起就编入军籍，到相当年龄就入军事学校受训。

[2] 指墓穴的长度。

[3] 意思是“死了”。

[4] 烧兽骨是为了制胶。

[5] 引自普希金的诗《英雄》，但引文不全，原文是“我们喜爱使人高兴的谎话，胜过喜爱许许多多卑微的真理。”——俄文本编者注

关于爱情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仆人端来很可口的小馅饼、虾、羊肉排；我们正吃着，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楼来，问客人们中饭想吃什么菜。这个人中等身材，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胡子刮光，看上去他的唇髭好像不是剃掉而是拔掉的。

阿列兴说美丽的彼拉盖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是个酒徒，脾气暴躁，她就不愿意嫁给他，只同意这样同居下去。他呢，笃信上帝，宗教信仰不允许他照这样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给他，要不然就不肯再同居；每逢他喝醉了酒，他总是骂她，甚至打她。他喝醉酒的时候，她就躲到楼上去哭，于是阿列兴和仆人们就不走出家门，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好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到爱情。

“究竟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列兴说，“为什么彼拉盖雅不爱上另外一个在内心和外貌方面更配得上她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个人幸福的问题在爱情里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都不得而知，关于这一切，要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有一句话可以算得上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此外人们关于爱情所写和所说的话，那都不成其为答案，只是把至今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罢了。某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某一种情况，然而却不适合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来，最好是对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解释，不要一概而论。像医生们所说的那样，每个情况应该分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这些俄国的正派人对这些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却有一种偏爱。通常人们美化爱情，给它装点上玫瑰和夜莺，而我们俄国人却用那些要命的问题来装点它，而且所选择的往往是其中最没有趣味的问题。当初在莫斯科，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一次我把她搂在怀里，她心里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现在一俄磅[1]牛肉卖什么价钱。同样，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这样做是不是正直，是聪明还是愚蠢，这场恋爱会闹到什么下场，等等。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会败人的兴，使人不满足，惹得人生气，这我却是知道的。”

看样子他像是要讲一件事。凡是生活孤独的人，心里总是藏着点什么，很想一吐为快。在城里，单身汉往往特意到澡堂或者饭馆里去，目的仅仅在于谈天，有的时候会把很有趣的事情讲给澡堂工人或者堂倌听，而在乡下，他们照例是在客人面前吐露他们的衷曲。此刻，从窗口望出去只看得见灰色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是没有地方可去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只有讲话和听别人讲话了。

“我在索菲诺住下来经营田产，已经很久了，”阿列兴讲开了头，“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按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不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按我的素质来说，我喜欢坐在书斋里工作，然而当初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个田庄已经欠了一大笔债；我父亲借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我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走，就在这儿工作，直到债务还清为止。我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开始在此地工作，不过说老实话，心里未尝不感到厌恶。这儿的土地出产不多，为了使农业经营不致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者雇农的劳动，而这两种情况差不多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得照农民的做法来经营我的田产，也就是亲自下地干活，带着全家人一起干。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考虑得这样仔细。我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放过，我把附近村子里所有的农民和农妇都找来，我这儿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又觉得乏味，厌恶地皱起眉头，好比乡下那种饿得发慌、溜进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就睡着了。起初我以为我能够很容易地使得这种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的习惯同时并存；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生活里保持一种外部的秩序就行了。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吩咐仆人在早饭和午饭以后给我送咖啡来，咖啡里加上蜜酒，晚间我上床躺下以后就看《欧洲通报》[2]。可是有一天我们的教士伊凡神甫来到，一下子把我的蜜酒都喝光了，《欧洲通报》也给神甫的那些女儿拿了去。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我没有工夫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往往就在板棚里，在雪橇上，或者在哪个守林人的小屋里睡上一觉，这样一来，怎么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搬到楼下来住，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了；我往日的奢侈生活就此完结，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这儿住了没有几年，就被选为当地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候我得坐车到城里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审讯，这倒能使我散一下心。在此地一连住上两三个月而不到外地去，特别是在冬天，那么最后人就会想念黑色的礼服了。在地方法院里既有礼服，又有制服，还有燕尾服，大家都是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要谈天也可以找到伙伴。平时在雪橇上睡觉，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这时候却坐在圈椅里，身穿干净的衬衣，脚登轻便的靴子，胸前挂着表链，那是多么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亲热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说实话，也最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俩都认得他，这是个极可爱的人。我们之间的结交是在审完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以后开始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两天，我们都累了。卢加诺维奇瞧着我，说：

“‘您听我说，到我家里吃饭去吧。’

“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我跟卢加诺维奇相交还浅，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罢了，我一次也没有到他家里去过。我连忙回到旅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以前刚生过头一个孩子。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我说明她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也说不清了，可是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识的、迷人的女人，一个我早先没有碰到过的女人；我立刻觉得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仿佛那张脸，那对殷勤而聪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时候在我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经见过似的。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谋犯，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很痛心，现在我记不得我讲过一些什么话了，只是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对她的丈夫说：

“‘德米特利，怎么会这样的呢？’

“卢加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朴实的人，像这样的人坚定地抱着一种看法，认为人一旦受审，那就必定是有罪，谁对判决的公正有所怀疑，谁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续用书面提出，而万万不能在吃饭时候，在私人间的闲谈里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过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我们就没有受审，没有关进监狱啊。’

“他们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上，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他们彼此只要说半句话就能互相会意的情形看来，我可以推断他们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欢招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就回去了。这是在早春时节。后来整个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诺度过的，不曾离开过，我连想一想城里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的形象却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没有想她，可是她那轻盈的影子却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邀请到那儿去的），一眼看见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跟省长夫人坐在一起，于是那美丽的模样，那对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动的印象，产生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吧？’

“‘对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觉。’

“‘您好像没精神的样子。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活泼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奋，讲了许多话，十分有趣，老实说，我简直有点给您迷住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动身到剧院里来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会见到您。’

“说着，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像没精神的样子，’她又说一遍，‘这就使得您显老了。’

“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早饭，饭后他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料理一下在那里过冬的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我又随同他们回到城里，午夜在他们那儿，在安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壁炉生上了火，年轻的母亲老是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女儿睡熟没有。这以后，我每次进城就一定要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他们跟我处熟了，我也跟他们处熟了。我照例不经仆人通报就走进去，就像他们家里的人一样。

“‘谁啊？’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柔和的说话声，我听起来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来了。’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出来见我，每一次都要问：

“‘为什么您这么久没有来？出了什么事吗？’

“她的目光、她那只向我伸过来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件家常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她的说话声、她的脚步声，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留下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谈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给我弹钢琴。要是他俩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闲谈，跟孩子玩耍，或者到书房里去，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等到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回来，我就到前厅里去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所买的种种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我都像小孩子那样满心热爱、得意洋洋地抱着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话说：乡下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自找麻烦。卢加诺维奇家的人本来没有操心的事，他们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没有到城里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俩就十分担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通好几国语言的人不从事科学或者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像踩着轮子的松鼠那样忙个不停，干很多的活，却老是穷得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他们以为我很郁闷，如果我说话，发笑，吃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情绪畅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着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把我逼得很紧，或者我的钱不够，无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使人感动。夫妇俩走到窗口去交头接耳，商量一阵，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来，带着严肃的神色说：

“‘如果您，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把我们的钱拿去用吧。’

“他激动得耳朵都涨红了。有一回，他也像那样在窗口和妻子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以后，就走到我跟前来，耳朵发红，说：

“‘我和我的妻子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这点礼物。’

“他就拿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把打死的飞禽、牛油、花束给他们送去。顺便提一句，他们俩很有钱。当初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大选择对象，哪儿借得到就在哪儿借，然而任什么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夫妇借钱。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心里很苦。不论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总是想着她，我极力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那个枯燥乏味的人，那个好心肠、朴实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讲些没趣味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总是挨近那些稳重的人，没精打采，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温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运到这儿来出售似的，而他却相信他有权利享受幸福，有权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必须产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像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一晃就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每逢我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女仆就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嚷着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欢欢喜喜。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把我看作一个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给他们对我的态度添上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我一来，连他们的生活也纯洁多了，美丽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块儿到剧院去，每一次都是走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着肩膀，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来，同时感觉到她贴近我，她是我的，把我们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于一种古怪的误会，我们走出剧院以后却像陌生人那样互相道别，分手。关于我们，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随后那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门，有时候到她母亲那儿去，有时候到她妹妹那儿去；她常常心绪恶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觉得生活已经毁了，在这种时候她就不愿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经在医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始终沉默着；有外人在场，她总是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话；如果我在争论，她就站到我的对方那一边去。我失手弄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

“‘我给您道喜。’

“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剧院里去，却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就会说：

“‘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或迟或早要结束的。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奉派到西部的一个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长了。家具、马车、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以及后来往回走，频频回头，最后看几眼花园和绿色房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凄凉，我心里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个别墅了。大家已经做出决定，到八月底我们要把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亚[3]去，那是医生要她去的；不久以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里去了。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不再相见。火车已经开了。我坐在隔壁一个包房里（那儿空着没人），在那儿一直哭到火车开到下一站。然后我就步行回到索菲诺村。……”

在阿列兴讲话的时候，雨已经停住，太阳出来了。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走出去，站在阳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花园和眼前在阳光里如同镜子一样发光的水面的美景。他们欣赏着，同时惋惜这个生着善良聪明的眼睛、坦诚地对他们叙述往事的人真的在这儿，在这个大庄园里转来转去，像松鼠踩着轮子那样忙碌着，却不去干科学工作或者别的什么工作，使他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他们想到他在包房里同她告别，吻她的脸和肩膀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人的神情该多么悲伤。他们俩都在城里看到过她，布尔金甚至跟她相识，认为她长得很美。

[1] 俄国采用公制前的重量单位，1俄磅等于409.5克。

[2] 当时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文学与政治月刊。

[3] 俄国南部一个疗养地。

约内奇

一

每逢到这个省城来的人抱怨这儿的生活枯燥而单调，当地的居民仿佛要替自己辩护似的，就说正好相反，这个城好得很，说这儿有图书馆、剧院、俱乐部，常举行舞会，最后还说这儿有些有头脑的、有趣味的、使人感到愉快的人家，尽可以跟他们来往。他们还提出图尔金家来，说那一家人要算是顶有教养，顶有才气的了。

那一家人住在本城大街上自己的房子里，跟省长的官邸相离不远。伊万·彼得罗维奇·图尔金本人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黑发男子，留着络腮胡子，常常为了慈善性的募捐举办业余公演，自己扮演老年的将军，咳嗽的样儿挺可笑。他知道许多趣闻、谜语、谚语，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他脸上老是露出这么一种表情：谁也弄不清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话。他的妻子薇拉·约瑟福芙娜是一个身材瘦弱、模样俊俏的夫人，戴着夹鼻眼镜，常写长篇和中篇小说，喜欢拿那些小说当着客人朗诵。女儿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会弹钢琴。总之，这个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才能。图尔金一家人殷勤好客，而且带着真诚的纯朴，兴致勃勃地在客人面前显露各自的才能。他们那所高大的砖砌的房子宽敞，夏天凉快，一半的窗子朝着一个树木苍郁的老花园，到春天就有夜莺在那儿歌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厨房里就响起叮叮当当的菜刀声，院子里散布一股煎洋葱的气味，这总是预告着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要开出来了。

当德米特里·约内奇·斯达尔采夫医师刚刚奉派来做地方自治局医师，在离城九俄里以外的嘉里日住下来的时候，也有人告诉他，说他既是有知识的人，那就非跟图尔金家结交不可。冬天，有一天在大街上他经人介绍跟伊万·彼得罗维奇相识了。他们谈到天气、戏剧、霍乱，随后伊万·彼得罗维奇就邀他有空上自己家里来玩。到春天，有一天正逢节期，那是耶稣升天节[1]，斯达尔采夫看过病人以后，动身到城里去散散心，顺便买点东西。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去（他还没置备马车），一路上哼着歌：

在我还没喝下生命之杯里的泪珠的时候……[2]

在城里，他吃过午饭，在公园里逛一阵，后来忽然想起伊万·彼得罗维奇的邀请，仿佛这个念头自动来到他心头似的，他就决定到图尔金家去看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您老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说，走到门外台阶上来接他，“看见这么一位气味相投的客人驾到，真是高兴得很，高兴得很。请进。我要把您介绍给我的贤妻。薇罗琪卡[3]，我跟他说过，”他接着说，同时把医师介绍给他妻子，“我跟他说过，按照法律他可没有任何理由老是坐在医院的家里，他应该把公余的时间用在社交上才对。对不对，亲爱的？”

“请您坐在这儿吧，”薇拉·约瑟福芙娜说，叫她的客人坐在她身旁，“您满可以向我献献殷勤。我丈夫固然爱吃醋，他是奥赛罗[4]，不过我们可以做得很小心，叫他一点也看不出来。”

“哎，小母鸡，你这宠坏了的女人，……”伊万·彼得罗维奇温柔地喃喃道，吻了吻她的额头，“您来得正是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我的贤妻写了一部伟乎其大的著作，今天她正打算高声朗诵一遍呢。”

“好让[5]，”薇拉·约瑟福芙娜对丈夫说，“dites que l’on nous donne du thé．”[6]

斯达尔采夫由他们介绍，跟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见了面。她长得很像母亲，也瘦弱，俊俏。她的表情仍旧孩子气，腰身柔软而苗条。她那已经发育起来的处女胸脯，健康而美丽，叫人联想到春天，真正的春天。然后他们喝茶，外加果酱、蜂蜜，还有糖果和很好吃的饼干，那饼干一送进嘴里就立时溶掉。等到黄昏来临，别的客人就渐渐来了，伊万·彼得罗维奇用含着笑意的眼睛瞧着每一个客人，说：

“您老好哇？”

然后，大家都到客厅里坐下来，现出很严肃的脸色。薇拉·约瑟福芙娜就朗诵她的长篇小说。她这样开头念：“寒气重了……”窗子大开着，从厨房飘来菜刀的叮当声和煎洋葱的气味……人们坐在柔软的、深深的圈椅里，心平气和。在客厅的昏暗里灯光那么亲切地着眼。眼前，在这种夏日的黄昏，谈笑声从街头阵阵传来，紫丁香的香气从院子里阵阵飘来，于是寒气浓重的情景和夕阳的冷光照着积雪的平原和独自赶路的行人的情景，就不容易捉摸出来了。薇拉·约瑟福芙娜念到一个年轻美丽的伯爵小姐怎样在自己的村子里办学校，开医院，设立图书馆，怎样爱上一个流浪的画家。她念着实生活里绝不会有的故事，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受用，很舒服，使人心里生出美好宁静的思想，简直不想站起来……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柔声说。

有一位客人听啊听的，心思飞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用低到刚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对了……真的……”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过去了。附近，在本城的公园里，有一个乐队在奏乐，歌咏队在唱歌。薇拉·约瑟福芙娜合上她的稿本，大家沉默五分钟，听着歌咏队合唱的《卢契努希卡》，那支歌道出了小说里所没有的，实生活里所有的情趣。

“您把您的作品送到杂志上发表吗？”斯达尔采夫问薇拉·约瑟福芙娜。

“不，”她回答，“我从来不拿出去发表。我写完，就藏在柜子里头。何必发表呢？”她解释道，“要知道，我们已经足可以维持生活了。”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人叹一口气。

“现在，科契克[7]，你来弹个什么曲子吧。”伊万·彼得罗维奇对女儿说。

钢琴的盖子掀开，乐谱放好，翻开。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下来，两只手按琴键，然后使足了气力按，按了又按，她的肩膀和胸脯颤抖着。她一个劲儿地按同一个地方，仿佛她不把那几个琴键按进琴里面去就决不罢休似的。客厅里满是铿锵声，仿佛样样东西，地板啦，天花板啦，家具啦……都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弹一段很难的曲子，那曲子所以有趣味就因为它难，它又长又单调。斯达尔采夫听着，幻想许多石块从高山上落下来，一个劲儿地往下落，他巴望着那些石块快点停住，别再落了才好。同时，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紧张地弹着，脸儿绯红，劲头很大，精力饱满，一绺卷发披下来盖在她的额头，很招他喜欢。他在嘉里日跟病人和农民一块儿过了一冬，现在坐在这客厅里，看着这年轻的、文雅的，而且多半很纯洁的人，听着这热闹的、冗长的、可又高雅的乐声，这是多么愉快，多么新奇啊……

“嗯，科契克，你以前从没弹得像今天这么好，”当女儿弹完，站起来的时候，伊万·彼得罗维奇说，眼里含着一泡眼泪，“死吧，丹尼司，你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东西来了。”[8]

大家围拢她，向她道贺，表示惊奇，说他们有很久没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了。她默默地听着，微微地笑，周身显出得意的神态。

“妙极了！好极了！”

“好极了！”斯达尔采夫受到大家的热情的感染，说，“您是在哪儿学的音乐？”他问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在音乐学院吗？”

“不，我刚在准备进音乐学院，眼下我在家里跟扎夫洛芙斯卡娅太太学琴。”

“您在这儿的中学毕业了？”

“哦，没有！”薇拉·约瑟福芙娜替她回答，“我们在家里请了老师。您会同意，在普通中学或者贵族女子中学里念书说不定会受到坏影响。年轻的女孩子正当发育的时候是只应该受到母亲的影响的。”

“可是，我还是要进音乐学院。”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不，科契克爱她的妈妈。科契克不会干伤爸爸妈妈心的事。”

“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逗趣地说，耍脾气，还跺了一下脚。

吃晚饭的时候，轮到伊万·彼得罗维奇来显才能了。他眼笑脸不笑地谈趣闻，说俏皮话，提出一些荒谬可笑的问题，自己又解答出来。他始终用一种他独有的奇特语言高谈阔论，那种语言经长期的卖弄俏皮培养成功，明明早已成了他的习惯：什么“伟乎其大”啦，“真不赖”啦，“一百二十万分的感谢您”啦，等等。

可是这还没完。等到客人们酒足饭饱，心满意足，聚集在前厅，拿各人的大衣和手杖，他们身旁就来了个听差帕夫卢沙，或者，按照这家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巴瓦，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蛋儿胖胖的。

“喂，巴瓦，表演一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对他说。

巴瓦就拉开架势，向上举起一只手，用悲惨惨的声调说：“苦命的女人，死吧！”

大家就哈哈大笑。

“真有意思。”斯达尔采夫走到街上，想道。

他又走进一个酒店，喝点啤酒，然后动身回家，往嘉里日走去。一路上，他边走边唱：

在我听来，你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懒散……[9]

走完九俄里路，上了床，他却一丁点倦意也没有，刚好相反，他觉得自己仿佛能够高高兴兴地再走二十俄里似的。

“真不赖……”他想，笑着昏昏睡去。

二

斯达尔采夫老是打算到图尔金家去玩，不过医院里的工作很繁重，他无论如何也抽不出空闲工夫来。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辛劳和孤独中过去了。可是有一天，他接到城里来的一封信，装在淡蓝色信封里……

薇拉·约瑟福芙娜害偏头痛[10]，可是最近科契克天天吓唬她，说是她要进音乐学院，那病就越发常犯了。全城的医师都给请到图尔金家去过，最后就轮到了地方自治局医师。薇拉·约瑟福芙娜写给他一封动人的信，信上求他来一趟，解除她的痛苦。斯达尔采夫去了，而且从此以后常常，常常上图尔金家去……他果然给薇拉·约瑟福芙娜略微帮了点忙，她已经在对所有的客人说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医道惊人的医师了。不过，现在他上图尔金家去，却不再是为了医治她的偏头痛了……

那天正逢节日。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坐在钢琴前弹完了她那冗长乏味的练习曲。随后他们在饭厅里坐了很久，喝茶，伊万·彼得罗维奇讲了个逗笑的故事。后来，门铃响了，伊万·彼得罗维奇得上前厅去迎接客人。趁这一时的杂乱，斯达尔采夫十分激动地低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我求求您，看在上帝面上，别折磨我，到花园里去吧！”

她耸耸肩头，仿佛觉得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要拿她怎么样似的。不过她还是站起来，去了。

“您一弹钢琴就要弹上三四个钟头，”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说，“然后您陪您母亲坐着，简直没法跟您讲话。我求求您，至少给我一刻钟的工夫也好。”

秋天来了，古老的花园里宁静而忧郁，黑色的树叶盖在人行道上。天已经提早黑下来了。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斯达尔采夫接着说，“但愿您知道那是多么苦就好了！请坐。请您听我说。”

在花园里，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喜欢流连的地方：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枫树底下的一个长凳。这时候他们就在长凳上坐下来。

“您有什么事？”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用办公事一样的口吻干巴巴地问。

“我有整整一个星期没看见您了，我有这么久没听见您的声音。我想念得好苦，我一心巴望着听听您说话的声音。那您就说吧。”

她那份娇嫩，她那眼睛和脸颊的天真神情，迷住了他。就是在她的装束上，他也看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妩媚，由于朴素和天真烂漫的风韵而动人。同时，尽管她天真烂漫，在他看来，她却显得很聪明，很开展，超过她目前的年龄了。他能够跟她谈文学，谈艺术，想到什么就跟她谈什么，还能够对她发牢骚，抱怨生活，抱怨人们，不过，在这种严肃的谈话的半中央，有时候她会忽然没来由地笑起来，或者跑回房里去。她跟这城里的差不多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看过很多书（一般说来本城的人是不大看书的，本地图书馆里的人说，要不是因为有这些女孩子和年轻的犹太人，图书馆尽可以关掉）。这使得斯达尔采夫无限的满意，每回见面，他总要兴奋地问她最近几天看了什么书，等到她开口讲起来，他就听着，心里发迷。

“自从我上回跟您分别以后，这个星期您看过什么书？”他现在问，“说一说吧，我求求您了。”

“我一直在看皮谢姆斯基[11]写的书。”

“究竟是什么书呢？”

“《一千个农奴》，”科契克回答，“皮谢姆斯基的名字真可笑，叫什么阿列克谢·菲奥菲拉克特奇！”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斯达尔采夫大吃一惊，因为她忽然站起来，朝房子那边走去，“我得跟您好好谈一谈才行，我有话要说……哪怕再陪我坐上五分钟也行，我央求您了！”

她站住，好像要说句话，后来却忸怩地把一张字条塞在他手里，跑回正房，又坐到钢琴那儿去了。

“请于今晚十一时，”斯达尔采夫念道，“赴墓园，于杰梅季墓碑附近相会。”

“哼，这可一点也不高明，”他暗想，清醒过来，“为什么挑中了墓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明明白白的：科契克在开玩笑。说真的，既然城里有大街和本城的公园可以安排做相会的地方，那么谁会正正经经地想起来约人三更半夜跑到离城那么远的墓园去相会？他身为地方自治局医师，又是明情达理的稳重人，却唉声叹气，接下字条，到墓园去徘徊，做出现在连中学生都会觉得可笑的傻事，岂不丢脸？这番恋爱会弄到什么下场呢？万一他的同事听到这种事，会怎么说呢？这些，是斯达尔采夫在俱乐部里那些桌子旁边走来走去，心中暗暗想着的，可是到十点半钟，他却忽然动身上墓园去了。

他已经买了一对马，还雇了一个车夫，名叫潘捷列伊蒙，穿一件丝绒的坎肩。月光照耀着。空中没有一丝风，天气暖和，然而是秋天的那种暖和。城郊屠宰场旁边，有狗在叫。斯达尔采夫叫自己的车子停在城边一条巷子里，自己步行到墓园去。“各人有各人的怪脾气，”他想，“科契克也古怪，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不是在开玩笑，也许倒真会来呢。”他沉湎于这种微弱空虚的希望，这使得他陶醉了。

他在田野上走了半俄里路。远处，墓园现出了轮廓，漆黑的一长条，跟树林或大花园一样。白石头的围墙显露出来，大门也看得见了……借了月光可以看出大门上的字：“大限临头……”斯达尔采夫从一个小门走进去，头一眼看见的是宽阔的林荫路两边的白十字架、墓碑以及它们和白杨的阴影。四外远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团团黑东西和白东西，沉睡的树木垂下枝子来凑近白石头。仿佛这儿比田野上亮一点似的，枫树的树叶印在林荫路的黄沙土上，印在墓前的石板上，轮廓分明，跟野兽的爪子一样，墓碑上刻的字清清楚楚。初一进来，斯达尔采夫看着这情景惊呆了，这地方，他还是生平第一次来，这以后大概也不会再看见：这是跟人世不一样的另一个天地，月光柔和美妙，就跟躺在摇篮里睡熟了似的，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生命，无论什么样的生命都没有，不过每棵漆黑的白杨、每个坟堆，都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种神秘，它应许了一种宁静、美丽、永恒的生活。石板、残花、连同秋叶的清香都在倾吐着宽恕、悲伤、安宁。

四周一片肃静。星星从天空俯视这深奥的温顺。斯达尔采夫的脚步声很响，这跟四周的气氛不相称。直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来，而且他想象自己死了，永远埋在这儿了，他这才感到仿佛有人在瞧他。一刹那间他想到这不是什么安宁和恬静，只不过是由空无所有而产生的不出声的愁闷和断了出路的绝望罢了……

杰梅季墓碑的形状像一个小礼拜堂，顶上立着一个天使。从前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路过这个城，团里有一个女歌手死了，就葬在这儿，造了这墓碑。本城的人谁也不记得她了，可是墓门上边的油灯反映着月光，仿佛着了火似的。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当然，谁会半夜上这儿来呢？可是斯达尔采夫等着。仿佛月光点燃他的热情似的，他热情地等着，暗自想象亲吻和拥抱的情景。他在墓碑旁边坐了半个钟头，然后在侧面的林荫路上走来走去，手里拿着帽子，等着，想着这些坟堆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妇人和姑娘，她们原先美丽妩媚，满腔热爱，每到深夜便给热情燃烧着，浸沉在温存抚爱里。说真的，大自然母亲多么歹毒地耍弄人！想到这里觉得多么委屈啊！斯达尔采夫这样暗想着，同时打算呐喊一声，说他需要爱情，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等着爱情。由他看来，在月光里发白的不再是一方方大理石，却是美丽的肉体。他看见树荫里有些人影怕难为情地躲躲闪闪，感到她们身上的温暖。这种折磨叫人好难受啊……

仿佛一块幕落下来似的，月亮走到云后面去，忽然间四周全黑了。斯达尔采夫好容易才找到门口（这时候天色漆黑，而秋夜总是这么黑的）。后来他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光景才找到停车的巷子。

“我累了。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他对潘捷列伊蒙说。

他舒舒服服地在马车上坐下，暗想：

“唉，我这身子真不该发胖！”

三

第二天黄昏，他到图尔金家里去求婚。不料时机不凑巧，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由一个理发匠为她理发。她正准备到俱乐部去参加跳舞晚会。

他只好又在饭厅里坐着，喝了很久的茶。伊万·彼得罗维奇看出客人有心事，烦闷，就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封可笑的信来，那是由管理田庄的一个日耳曼人写来的，说是“在庄园里所有的铁器已经毁灭，粘性自墙上掉下。”[12]

“他们大概会给一笔丰厚的嫁资。”斯达尔采夫想，心不在焉地听着。

一夜没睡好，他发觉自己老是发呆，仿佛有人给他喝了很多催眠的甜东西似的。他心里昏昏沉沉，可是高兴、热烈，同时脑子里有一块冰冷而沉重的什么东西在争辩：

“趁现在时机不迟，赶快罢手！难道她可以做你的对象吗？她娇生惯养，撒娇使性，天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才起床，你呢，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地方自治局医师……”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我不在乎。”

“况且，要是你娶了她，”那块东西接着说，“那么她家的人会叫你丢掉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住到城里来。”

“哎，那有什么关系？”他想，“要住在城里就住在城里好了。他们会给一笔嫁资，我们可以挺好地成个家……”

最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穿着参加舞会的袒胸露背的礼服，看上去又漂亮又利落。斯达尔采夫看得满心爱慕，出了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光是瞧着她傻笑。

她告辞。他呢，现在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站起来，说是他也该回家去了，病人在等着他。

“那也没法留您了，”伊万·彼得罗维奇说，“去吧，请您顺便送科契克到俱乐部去。”

外面下起了小雨，天色很黑，他们只有凭着潘捷列伊蒙的嘶哑的咳嗽声才猜得出马车在哪儿。车篷已经支起来了。

“我在地毯上走，你在说假话的时候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搀他女儿坐上马车，一面说，“他在说假话的时候走……走吧！再见！”

他们坐车走了。

“昨天我到墓园去了，”斯达尔采夫开口说，“您啊，好狠心，好刻薄……”

“您真到墓园去了？”

“对了，我去了，等到差不多两点钟才走。我好苦哟……”

“您既不懂开玩笑，那就活该吃苦。”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上她的男子，想到人家这么强烈地爱她，心里很满意，就笑起来，可是忽然惊恐地大叫一声，因为这当儿马车猛的转弯走进俱乐部的大门，车身歪了一下。斯达尔采夫伸出胳膊去搂住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腰。她吓慌了，就依偎着他，他呢，情不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和下巴，把她抱得更紧了。

“别再闹了。”她干巴巴地说。

过了一会儿，她不在马车里了。俱乐部的灯光辉煌的大门附近站着一个警察，用一种难听的口气对潘捷列伊蒙嚷道：

“你停在这儿干什么，你这呆鸟？快把车赶走！”

斯达尔采夫坐车回家去，可是不久就又回来了。他穿一件别人的晚礼服，戴一个白色硬领结，那领结不知怎的老是翘起来，一味要从领口上滑开。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迷恋地对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

“噢，凡是从没爱过的人，哪儿会懂得什么叫做爱！依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真实地描写过爱情，那种温柔的、欢乐的、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没法描写出来；凡是领略过那种感情的人，哪怕只领略过一回，也绝不会打算用语言把它表白出来。不过，何必讲许多开场白，何必渲染呢？何必讲许多好听的废话呢？我的爱是无边无际的……我请求，我恳求您，”斯达尔采夫终于说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约内奇，”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了一想，现出很严肃的表情说，“德米特里·约内奇，承蒙不弃，我感激得很。我尊敬您，不过……”她站起来，立在那儿接着说，“不过，原谅我，我不能做您的妻子。我们来严肃地谈一谈。德米特里·约内奇，您知道，我爱艺术胜过爱生活里的任什么东西，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已经把我的一生献给它了。我要做一个艺术家，我要名望，成功，自由。您呢，却要我在这城里住下去，继续过这种空洞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受不了。做太太，啊，不行，原谅我！人得朝一个崇高光辉的目标奋斗才成，家庭生活会从此缚住我的手脚。德米特里·约内奇，”（她念到他的名字就微微一笑，这个名字使她想起了“阿列克谢·菲奥菲拉克特奇”。）“德米特里·约内奇，您是聪明高尚的好人，您比谁都好……”眼泪涌上她的眼眶，“我满心感激您，不过……不过您得明白……”

她掉转身去，走出休息室，免得自己哭出来。

斯达尔采夫的心停止了不安的悸跳。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首先扯掉那硬领结，长吁一口气。他有点难为情，他的自尊心受了委屈（他没料到会受到拒绝），他不能相信他的一切梦想、希望、渴念，竟会弄到这么一个荒唐的结局，简直跟业余演出的什么小戏里的结局一样。他为自己的感情难过，为自己的爱情难过，真是难过极了，好像马上就会痛哭一场，或者拿起伞来使劲敲一顿潘捷列伊蒙的宽阔的背脊似的。

接连三天，他什么事也没法做，吃不下，睡不着。可是等到消息传来，说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到莫斯科去进音乐学院了，他倒定下心来，照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后来，他有时候回想以前怎样在墓园里漫步，怎样坐着马车跑遍全城找一套晚礼服，他就懒洋洋地伸个懒腰，说：

“唉，惹出过多少麻烦！”

四

四年过去了。斯达尔采夫在城里的医疗业务已经很繁忙。每天早晨他匆匆忙忙地在嘉里日给病人看病，然后坐车到城里给病人看病。这时候他的马车已经不是由两匹马而是由三匹系着小铃铛的马拉着了。他要到夜深才回家去。他已经发胖，不大愿意走路，因为他害气喘病了。潘捷列伊蒙也发胖。他的腰身越宽，他就越发悲凉地叹气，抱怨自己命苦：赶马车！

斯达尔采夫常到各处人家去走动，会见很多的人，可是跟谁也不接近。城里人那种谈话，那种对生活的看法，甚至那种外表，都惹得他不痛快。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那个人多半还算得上是一个温顺的、好心肠的，甚至并不愚蠢的人，可是只要话题不是吃食，比方转到政治或者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斯达尔采夫哪怕跟思想开通的城里人谈起天来，比方谈到人类，说是谢天谢地，人类总算在进步，往后总有一天可以取消公民证和死刑了，那位城里人就会斜起眼来狐疑地看他，问道：“那么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随意杀人？”斯达尔采夫在交际场合中，遇着喝茶或者吃晚饭的时候，说到人必须工作，说到生活缺了劳动就不行，大家就会把那些话当做训斥，生起气来，反复争辩。虽然这样，可是那些城里人还是什么也不干，一点事也不做，对什么都不发生兴趣，因此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什么事。斯达尔采夫就避免谈话，只限于吃点东西或者玩“文特”。遇上谁家有喜庆的事请客，他被请去吃饭，他就一声不响地坐着吃，眼睛瞧着自己的碟子。筵席上大家讲的话，全都没意思、不公道、无聊。他觉得气愤，激动，可是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老是保持阴郁的沉默，瞧着菜碟，城里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架子大的波兰人”，其实他根本不是波兰人。

像戏剧或者音乐会一类的娱乐，他是全不参加的，不过他天天傍晚一定玩三个钟头的“文特”，倒也玩得津津有味。他还有一种娱乐，那是他不知不觉渐渐养成习惯的：每到傍晚，他总要从衣袋里拿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细细地清点，那都是些黄的和绿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有的带香醋[13]味，有的带熏香[14]味，有的带鱼油味，有时候所有的衣袋里都塞得满满的，约莫有七十个卢布，等到凑满好几百，他就拿到互相信用公司去存活期存款。

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走后，四年中间他只到图尔金家里去过两次，都是经薇拉·约瑟福芙娜请去的，她仍旧在请人医治偏头痛。每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回来跟爹娘同住在一块儿，可是他没跟她见过一回面，不知怎的，两回都错过了。

不过现在，四年过去了。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来。薇拉·约瑟福芙娜写信给德米特里·约内奇说，她很惦记他，请他一定去看她，解除她的痛苦，顺便提到今天是她的生日。信后还附着一笔：“我附和我母亲的邀请。”

斯达尔采夫想了一想，傍晚就到图尔金家里去了。

“啊，您老好哇？”伊万·彼得罗维奇迎接他，眼笑脸不笑，“彭茹尔杰。[15]”

薇拉·约瑟福芙娜老得多了，头发白了许多，跟斯达尔采夫握手，装模作样地叹气，说：

“您不愿意向我献殷勤了，大夫。我们这儿您也不来了。我太老，配不上您了。不过现在有个年轻的来了，也许她运气会好一点也说不定。”

科契克呢？她瘦了，白了，可也更漂亮更苗条了。不过现在她是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是科契克了，她失去旧日的朝气和那种稚气的天真烂漫神情。她的目光和神态有了点新的东西，一种惭愧的、拘谨的味儿，仿佛她在图尔金家里是做客似的。

“过了多少夏天，多少冬天啊！”她说，向斯达尔采夫伸出手。他看得出她兴奋得心跳，她带着好奇心凝神瞧着他的脸，接着说，“您长得好胖！您晒黑了，男人气概更足了，不过大体看来，您还没怎么大变。”

这时候，他也觉得她动人，动人得很，不过她缺了点什么，再不然就是多了点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怎么回事了，可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作梗，使他生不出从前那种感觉来了。他不喜欢她那种苍白的脸色、新有的神情、淡淡的笑容、说话的声音，过不久就连她的衣服，她坐的那张安乐椅，他也不喜欢了。他回想过去几乎要娶她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他也不喜欢。他想起四年以前使得他激动的那种热爱、梦想、希望，他觉得不自在了。

他们喝茶，吃甜馅饼。然后薇拉·约瑟福芙娜朗诵一部小说。她念着生活里绝不会有的事，斯达尔采夫听着，瞧着她的美丽的白发，等她念完。

“不会写小说，”他想，“不能算是蠢。写了小说而不藏起来，那才是蠢。”

“真不赖。”伊万·彼得罗维奇说。

然后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在钢琴那儿弹了很久，声音嘈杂。等到她弹完，大家费了不少工夫向她道谢，称赞她。

“幸好我没娶她。”斯达尔采夫想。

她瞧着他，明明希望他请她到花园里去，可是他却一声不响。

“我们来谈谈心，”她走到他面前说，“您过得怎么样？您在做些什么事？境况怎么样？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您，”她神经质地说下去，“我原本想写信给您，原来想亲自上嘉里日去看您。我已经下决心要动身了，可是后来变了卦，上帝才知道现在您对我是什么看法。我今天多么兴奋地等着您来。看在上帝面上，我们到花园里去走走吧。”

他们走进花园，在那棵老枫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跟四年前一样。天黑了。

“您过得怎么样？”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问。

“没什么，马马虎虎。”斯达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话来。他们沉默了。

“我兴奋得很，”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用双手蒙住脸，“不过您也别在意。我回到家来，那么快活。看见每一个人，我那么高兴，我还没有能够习惯。这么多的回忆！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口气谈到天明呢。”

现在他挨近了看着她的脸、她那放光的眼睛。在这儿，在黑暗里，她比在房间里显得年轻，就连她旧有那种孩子气的神情好像也回到她脸上来了。实在，她也的确带着天真的好奇神气瞧他，仿佛要凑近一点，仔细看一看而且了解一下这个原先那么热烈那么温柔地爱她、却又那么不幸的男子似的。为了那种热爱，她的眼睛在向他道谢。于是他想起以前那些事情，想起最小的细节：他怎样在墓园里走来走去，后来快到早晨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他忽然感到悲凉，为往事惆怅了。他的心里开始点起一团火。

“您还记得那天傍晚我怎样送您上俱乐部去吗？”他说，“那时候下着雨，天挺黑……”

他心头的热火不断地烧起来，他要诉说，要抱怨生活……

“唉！”他叹道，“刚才您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在这儿过的是什么生活哟？哼，简直算不得生活。我们老了，发胖了，泄气了。白昼和夜晚，一天天地过去，生活悄悄地溜掉，没一点光彩，没一点印象，没一点思想……白天，赚钱，傍晚呢，去俱乐部。那伙人全是牌迷，酒鬼，嗓音嘶哑的家伙，我简直受不了。这生活有什么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生活的崇高目标啊。往常您总是那么喜欢谈您的医院。那时候我却是个怪女孩子，自以为是伟大的钢琴家。其实，现在凡是年轻的小姐都弹钢琴，我也跟别人一样地弹，我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那种弹钢琴的本事就如同我母亲写小说的本事一样。当然，我那时候不了解您，不过后来在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到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个地方自治局医师，帮助受苦的人，为民众服务，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热烈地反复说着，“我在莫斯科想到您的时候，您在我心目中显得那么完美，那么崇高……”

斯达尔采夫想起每天晚上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那团火就熄灭了。

他站起来，要走回正房去。她挽住他的胳膊。

“您是我生平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人，”她接着说，“我们该常常见面，谈谈心，对不对？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我已经不夸大我自己。我不会再在您面前弹琴，或者谈音乐了。”

他们回到正房，斯达尔采夫就着傍晚的灯光瞧见她的脸，瞧见她那对凝神细看的、悲哀的、感激的眼睛看着他，他觉得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幸亏那时候我没娶她。”

他告辞。

“按照罗马法，您可没有任何理由不吃晚饭就走，”伊万·彼得罗维奇一面送他出门，一面说，“您这态度完全是垂直线。喂，现在，表演一下吧！”他在前厅对巴瓦说。

巴瓦不再是小孩子，而是留了上髭的青年了。他拉开架势，扬起胳膊，用悲惨惨的声调说：

“苦命的女人，死吧！”

这一切都惹得斯达尔采夫不痛快。他坐上马车，瞧着从前为他所珍爱宝贵的乌黑的房子和花园，一下子想到了那一切情景，薇拉·约瑟福芙娜的小说、科契克的热闹的琴声、伊万·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巴瓦的悲剧姿势，他心想：这些全城顶有才能的人尚且这样浅薄无聊，那么这座城还会有什么道理呢？

三天以后，巴瓦送来一封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写的信。她写道：

您不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别是对我们变了心吧。我担心，我一想到这个就害怕。您要叫我安心才好，来吧，告诉我说并没出什么变化。

我得跟您谈一谈。——您的叶·图。

他看完信，想一想，对巴瓦说：

“伙计，你回去告诉她们，说今天我不能去，我很忙。就说过三天我再去。”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有一回他坐着车子凑巧路过图尔金家，想起来他该进去坐一坐才对，可是想了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从此，他再也没到图尔金家里去过。

五

又过了好几年。斯达尔采夫长得越发肥胖，满身脂肪，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走路脑袋往后仰了。每逢他肥肥胖胖、满面红光地坐上铃声叮当、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出门，同时那个也是肥肥胖胖、满面红光的潘捷列伊蒙挺直长满了肉的后脑壳，坐上车夫座位，两条胳膊向前平伸，仿佛是木头做的一样，而且向过路的行人嚷着：“靠右，右边走！”那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别人会觉得这坐车的不是人，却是一个异教的神[16]。在城里，他的生意忙得很，连歇气的工夫也没有。他已经有一个田庄、两所城里的房子，正看中第三所合算的房子。每逢他在互相信用公司里听说有一所房子正在出卖，他就不客气地走进那所房子，走遍各个房间，也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惊愕张皇地瞧着他，用手杖戳遍各处的房门，说：

“这是书房？这是寝室？那么这是什么房间？”

他一面走着说着，一面喘吁吁，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许多事要办，可是仍旧不放弃地方自治局的职务。他贪钱，恨不得这儿那儿都跑到才好。在嘉里日也好，在城里也好，人家已经简单地称呼他“约内奇”：“这个约内奇要上哪儿去？”或者，“要不要请约内奇来会诊？”

大概因为他的喉咙那儿叠着好几层肥油吧，他的声调变了，他的语声又细又尖。他的性情也变了，他变得又凶又暴。他给病人看病，总是发脾气。他急躁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种不入耳的声音嚷道：

“请您光是回答我问的话！别说废话！”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间，只有对科契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到傍晚，他总上俱乐部去玩“文特”，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伊万，服务员当中年纪顶大也顶有规矩的一个，伺候他，给他送去“第十七号拉菲特”酒。俱乐部里每一个人，主任也好，厨师也好，服务员也好，都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想尽方法极力迎合他，要不然，说不定他就会忽然大发脾气，拿起手杖来敲地板。

他吃晚饭的时候，偶尔回转身去，在别人的谈话当中插嘴：

“你们在说什么？啊？说谁？”

遇到邻桌有人提到图尔金家，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你们是说有个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可以述说的，都在这儿了。

图尔金家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掌故。薇拉·约瑟福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科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明显地见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万·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啰！”

他挥动他的手绢。

[1]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日。

[2] 意思是“在我还不懂愁苦的时候……”，这是诗人杰尔维格的诗《悲歌》，经另一诗人亚科甫科夫编成歌曲。

[3] 薇拉的爱称。

[4]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男主人公。他疑妻不贞，杀死了她。

[5] 俄文伊万等于法文的让。

[6] 法语：叫人给我们拿茶来。

[7]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8] 这是极高的赞语，似是波乔木金公爵对伟大的俄罗斯剧作家冯维辛说的，那是在一八七二年喜剧《纨绔少年》初次公演以后。

[9] 这是普希金抒情诗《夜》中的一行，在谱成歌曲时作曲家已略加更动。原句不是这样，而是“在你听来，我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懒散……”

[10] 偏头痛是一种神经性的头痛。

[11] 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12] 意思是“铁门都坏了，墙上的泥灰剥落了。”

[13] 一种化妆品，洗脸时和在脸水里用。

[14] 一种带香味的树脂，在举行宗教上的礼拜式时烧出烟来。

[15] 把法语Bonjour（您好）加上了俄语语法意在取笑。

[16] 指木雕的偶像。

出诊

教授接到利亚利科夫工厂打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文理不通的长电报上，人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利亚利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此外的话就看不懂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科罗廖夫替他去了。

他得坐火车到离莫斯科两站路的地方，然后出车站坐马车走大约四俄里。有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科罗廖夫了。车夫戴着一顶插一根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医师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那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落下去。工人从工厂出来，成群结伙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科罗廖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科罗廖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林、太阳，好像跟工人一块儿准备着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

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觉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总是暗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安静，多么平和，至于里面，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自利，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现在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法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心浮气躁，精神恍惚。

他的车子走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的小房子，看见许多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大院子，地上没有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大厂房，彼此相离不很远，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的粉末，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有些可怜相的小花园，和管理人员所住的房子的红色或绿色房顶。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上过灰色油漆的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的语声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件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没有那份勇气。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算轻了。女仆称呼她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科罗廖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迎接和招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讨厌的细节，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医师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等着。科罗廖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医师治过病，昨天夜里，从黄昏起到今天早晨止她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别是要死了。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医师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可是医师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了。”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跟母亲一样难看，眼睛也一样小，脸的下半部分宽得不相称。她躺在那儿，头发蓬松，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科罗廖夫第一眼看上去，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她好像是一个身世悲惨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弄来藏在这儿。他不能相信这人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科罗廖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明明早已习惯让医师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师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科罗廖夫诊查过后，耸一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必须认为，就是神经上的毛病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一盏灯送进寝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科罗廖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娇气、朴实了，他不由得想要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师的忠告，而是用亲切简单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一点不怕花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叫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老师，请过顶好的医师，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惭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了。

“丽桑卡[1]，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哀哀地哭了。科罗廖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医师给她溴化钾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当中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连绵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科罗廖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有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的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在我们这儿住下吗？”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着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过一个通宵是一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莎的父亲利亚利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像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强壮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个奖章和一个红十字章。房间里缺乏文雅的迹象，奢华的布置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一点也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照眼，枝形吊灯架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奖章……

从前厅传来交头接耳的语声，有人在轻声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金属的、刺耳的、时断时续的声音，那是科罗廖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懂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挑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吃点东西！”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红葡萄酒，吃得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这家里仿佛没有一个男人。”科罗廖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煮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吃着，攥着拳头擦嘴。看得出来，她觉得这儿的生活满意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医师被人领到为他准备好床铺的房间里去了。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由于假日到了，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个窗子现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远远的有青蛙呱呱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许久以前，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也不明不白，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能理解的事……”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噩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态度不公正，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利亚利科娃和她女儿都悲悲惨惨，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满意。这么说起来，这五座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售，只是为了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鲟鱼，喝到红葡萄酒罢了。”

忽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饭以前科罗廖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谁，在一座厂房的近旁敲着一片金属的板子。他敲出一个响声来，可又马上止住那震颤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畅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杰儿……杰儿……杰儿……”然后稍稍沉静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传来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敲了十一回。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见第三座厂房旁边传来：“扎克……扎克……扎克……”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全都响起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门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制着厂主，也统制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科罗廖夫走出院子，来到空旷的田野上。

“谁在走动？”有人用粗鲁的声音在门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狱里一样……”他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更清楚一点，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间的夜晚了。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响声。不知什么地方，有几只没睡醒的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静，世界恬静地睡着了。离工场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科罗廖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续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满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她在这儿只不过是傀儡罢了。主要的东西是魔鬼，这儿的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那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创造了这个现在没法纠正过来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至于在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纷扰混乱里面，在编织着人类关系的种种琐事的错综复杂里面，那条法则却算不得一条法则，反而成了逻辑上的荒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的支配力量。科罗廖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之际，东方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显得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想着水上住宅[2]，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又传来那响声：

“杰儿……杰儿……杰儿……杰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这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难听极了！”科罗廖夫想。

“扎克……扎克……”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尖锐，仿佛很烦躁似的，“扎克……扎克……”

为了报告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种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去了似的。

科罗廖夫再略略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拖鞋的声音，还有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科罗廖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房间里已经很亮，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旁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围着披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样？”科罗廖夫问。

“谢谢您。”

他摸摸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唱歌，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熬。”

这当儿院子里守夜人开始报告两点钟了。他们听见：“杰儿……杰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她回答说，随后思考了一下，“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见您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一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一谈吧。”

“我要对您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顶健康的人，比方说，要是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医师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只盼望跟一个亲近的人谈谈心，倒不是跟医师谈心，而是跟一个能了解我，也指得出我对或者不对的朋友谈心。”

“难道您没有朋友吗？”科罗廖夫问。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话。在他们，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的达玛拉[3]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吗？”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间都闲着没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里脑子中空空洞洞，思想没有了，只有些阴影。”

“夜里您看见什么东西吗？”科罗廖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觉着……”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医师，那么忧郁、那么伶俐地瞧着他。他觉得她仿佛信任他，要跟他诚恳地谈一谈似的，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许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对。他明明白白地觉得她得赶快丢下五座厂房和日后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财，要是他处在她的地位，就会离开这个夜间出巡的魔鬼，他同样明明白白地觉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怎么说呢？对于已判决的犯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一声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一声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为什么他们甚至在看出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种财产。要是谈起这种话来，人照例会觉着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说得很长的。

“怎么说才好呢？”科罗廖夫暗自盘算着，“再者，有必要说出来吗？”

他没有率直地把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而是转弯抹角地说了一下：

“您处在工厂主人和富足的继承人的地位，却并不满足；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现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满足，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都顺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引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话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当中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们的子孙处在我们的地位上会怎么办呢？”丽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吗？……咦，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科罗廖夫说，笑起来，“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那就脱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识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说，握了握她的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被叫到门前来了，她们就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们可以听见百灵鸟啭鸣，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科罗廖夫坐着车子走出院子，然后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住宅，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很近了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好马车出来，晒着太阳，是多么愉快啊。

[1] 丽莎的爱称。

[2] 指古昔湖上生活时代。

[3]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中的女主人公。

一八九九年

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1]，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讨厌地钉着人，不飞走。人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灰心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为难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这简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朝奥莲卡接着说：

“喏！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真要叫人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小歌剧、精致的仙境剧，请第一流的演唱家，可是难道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我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灌满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讲话用的是尖细的男高音，他一讲话就撇嘴。他脸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间里坐在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心好的、体贴人的姑娘，生着温顺柔和的眼睛和很结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见她那胖嘟嘟的红脸蛋儿，看见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见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谈话中间往往情不自禁，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爱悦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冈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寝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绯红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来闪去。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剧院，只有在剧院里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难道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改编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品行。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院不满意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稍稍借给他们一点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就偷偷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给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给魔术师，或是让给本地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赔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捋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四旬斋[2]，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节[3]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不吉利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用劲捶那便门，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要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刚刚走进房门，就往床上一倒，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伤。凑巧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走回家去，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看上去与其说像商人，还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他庄严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逆来顺受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对她说了再会，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严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一位不大熟识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木材场里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价钱，”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原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以后，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剧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现出感动的脸容。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们吃馅饼。每天中午，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烧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滚沸，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味的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结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庄严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外，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分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双双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里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饱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缝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护窗板。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大声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那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径就会受到批评，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开晚饭，谈起牛瘟，谈起家畜的结核病，谈起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谈到我们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且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做大街，“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生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白发苍苍，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谋生计，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应该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我的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都活过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倒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海岛者，一片陆地，周围皆水也。’”他念道。

“海岛者，一片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宽，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寝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萨沙和萨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学习，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转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自己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没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忘我地、那么无私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在她身旁躺着叫道：

“咪……咪……咪……”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渐渐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1] 奥莉加的爱称。

[2] 基督教的大斋期，在复活节前的四十日内，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3]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新别墅

一

离奥勃鲁恰诺沃村三俄里的地方正在造一座大桥。这个村子高高地建在陡峭的河岸上，从这儿望出去可以看见桥的栅栏状的骨架。不论是下雾的天气还是在宁静的冬日，桥的细铁梁和四周的脚手架总是披着重霜，构成一幅美妙以至神奇的画面。大桥的建造者库切罗夫工程师，偶尔乘一辆轻便马车或者四轮马车穿过村子。这是个体态丰满、肩膀很宽、蓄着胡子的男子，头上戴一顶揉皱的软制帽。有的时候，遇到假日，在桥上工作的流浪汉就到村子里来。他们乞讨施舍，调笑村妇，偶尔还偷走一点东西。不过这种情形是少有的。通常，日子总是过得安静而平稳，仿佛根本没有那个建筑工程似的，只有到傍晚桥旁边燃起一堆堆篝火，风才隐隐约约传来流浪汉的歌声。白天有的时候也传来金属的悲凉的响声：咚……咚……咚……

有一天工程师库切罗夫的妻子到他这儿来。她喜欢这个河岸，喜欢有村庄、有教堂、有畜群的绿色盆地的美景，就开口要求她的丈夫买上一小块土地，在这儿修建一座别墅。她的丈夫依了她。他们就买下二十俄亩的土地，在陡岸上原先奥勃鲁恰诺沃村民放牛的林边空地上盖起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有凉台，有阳台，有塔楼，房顶上竖着旗杆，每到星期日，旗杆上就飘扬着一面旗子。这座房子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盖成，后来他们整个冬天栽种大树，等到春天来临，四下里一片苍翠，新庄园上已经有了林荫道，花匠和两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工人在正房附近挖掘土地，一个小喷水池在喷水，一个镜面的圆球光芒四射，望过去刺得眼睛痛。这个庄园已经起了名字，叫作“新别墅”。

五月末，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有两匹马被人牵进奥勃鲁恰诺沃村里来，到当地的铁匠罗季昂·彼得罗夫家里换马掌。它们是从新别墅来的。那两匹马毛色雪白，身材匀称，膘头很足，而且长得非常相像。

“简直是一对天鹅呀！”罗季昂带着敬慕的神情瞧着那两匹马，说。

他的妻子斯捷潘尼达、他的儿女、他的孙辈都到街上来看马。渐渐地围上来一群人。雷奇科夫父子走过来了，他们天生不长胡子，面孔浮肿，没戴帽子。柯左夫也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留着一把狭长的胡子，手里拿着一根弯柄拐杖；他老是着他那对狡猾的眼睛，露出讥讽的笑容，好像他知道什么机密似的。

“它们也不过是毛色白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给我的马喂上点燕麦，它们的皮毛也会这么光溜。这两匹马应该套上犁，拿鞭子抽才对。……”

车夫光是轻蔑地看他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铁匠铺里生火，车夫就一面吸烟一面讲起来。农民们从他嘴里知道了许多详情：他的东家很有钱，太太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出嫁以前原本住在莫斯科，很穷，当家庭教师；她善良，心慈，喜欢周济穷人。他说，他们不会在这个新庄园上耕地，播种，他们住到这儿来只是为了散散心，呼吸新鲜空气罢了。他办完事，牵着马走回去，身后跟着一群小孩子，狗汪汪地叫。柯左夫瞧着他的背影，讥诮地眨巴眼睛。

“什么地主哟！”他说，“盖房子啦，养马啦，可是连吃的东西都未必有。什么地主哟！”

不知怎么，柯左夫从此恨那个新庄园，而且又恨那些白马，又恨那个漂亮而丰满的车夫。他是单身一人，老婆早已死了。他生活得乏味（有一种病妨碍他干活，他时而说这是疝气，时而又说是闹蛔虫），他的生活费是由在哈尔科夫一家糖果点心店里工作的儿子寄来的。他一天到晚总是在河岸上或者村子里闲散地溜达，如果，比方说，看见农民运木头或者钓鱼，他就说：“这是枯树上的木头，朽了”，或者说：“在这种天气，鱼是不会上钩的”。遇上天旱，他就说，不到严寒，不会下雨，等到天下雨了，他又说，现在庄稼都要在地里烂掉，全完了。他一边说，一边老是眼，仿佛知道什么天机似的。

庄园里每到傍晚就放焰火，放爆竹，一条挂着小红灯和张着布帆的小船驶过奥勃鲁恰诺沃村。有一天早晨，工程师的妻子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带着小女儿坐一辆黄色车轮的马车，由一对深栗色的矮马拉着，到村子里来，母女俩都戴着宽边草帽，帽边压到耳朵上。

这当儿正好是送粪肥的时令。铁匠罗季昂，这个又高又瘦的老人，没戴帽子，光着脚，肩膀上扛着大叉子，站在他那辆肮脏而难看的板车旁边，心慌意乱，瞧着那些矮马，从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以前从来也没有瞧见过这样小的马。

“库切里哈[1]来了！”四下里响起低语声，“瞧，库切里哈来了！”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打量那些小木房子，仿佛想选择一所似的，然后让马车在一所顶简陋的小木房门前停下，这所房子的窗子里伸出好几个孩子的头，他们的头发有的淡黄色，有的黑色，有的火红色。罗季昂的妻子斯捷潘尼达是个胖老太婆，她从小木房里跑出来，头巾从花白的头发上滑下来，她迎着阳光瞧那辆马车，脸上现出笑容和皱纹，好像她是个瞎子似的。

“这是给你孩子的。”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送给她三个卢布。

斯捷潘尼达忽然哭起来，跪在地下叩头；罗季昂也扑在地下，露出他那块很大的褐色秃顶，同时他那把叉子差点戳在他妻子的肋部。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感到尴尬，就坐车回去了。

二

雷奇科夫父子在自家的草地上逮住两匹供使役的马，一匹矮马、一头肥头大脸的阿尔加乌兹种牛犊，他们就跟铁匠罗季昂的儿子，头发火红色的沃洛德卡一块儿把这些牲口赶进村子。他们叫来村长，邀集证人，去查看踏坏的草地。

“好哇，行啊！”柯左夫眨巴着眼睛说，“行啊！看他们现在怎么办，这些工程师。你当是没有王法了？好哇！去叫巡官来，告他一状！……”

“告他一状！”沃洛德卡附和道。

“这事就这么算了，那我可不干！”小雷奇科夫嚷道，嗓门越来越高，这样一来他那张没有胡子的脸似乎越发肥了，“他们这是什么派头啊！要是由着他们的性儿干，那他们就把草地都糟踏了！你们可没有权利欺压老百姓！现在没有农奴了！”

“现在没有农奴了！”沃洛德卡附和道。

“咱们当初没有这座桥也活下来了，”老雷奇科夫阴沉地说，“咱们又没有要他造桥，咱们要桥干什么用！咱们用不着！”

“弟兄们，正教徒们！这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好哇，行啊！”柯左夫眨巴着眼睛说，“瞧他们现在怎么办！什么地主哟！”

他们走回村里，小雷奇科夫一面走，一面不住地用拳头捶胸膛，一路叫喊着，沃洛德卡也跟着喊叫，附和他的话。这当儿，在村子里，在那头良种的牛犊和马匹四周，围上了一大群人。那头牛犊很窘，从眉毛底下往上看，可是忽然低下嘴去凑近地面，扬起后腿，跑了起来。柯左夫吓了一跳，朝它挥动手杖，大家哈哈大笑。后来他们把牲口关起来，等待着。

傍晚工程师打发人送来五个卢布，赔偿踏坏的草地。那两匹供使役的马，那匹矮马和那头牛犊，又饿又渴，回家去了，它们耷拉着脑袋，像是自觉有罪，仿佛是被人拉去执行死刑似的。

雷奇科夫父子、村长和沃洛德卡拿到五个卢布以后，就坐船过河，到对岸的克里亚科沃村去了。村里有一家酒店，他们在那儿开怀畅饮了好半天。可以听见他们唱歌和小雷奇科夫喊叫的声音。本村的妇女通宵没有睡觉，放心不下。罗季昂也没有睡。

“这事可不妙，”他说，翻来覆去，不住地叹气，“老爷一发脾气，往后可就要吃官司了。……他们得罪了老爷。……唉，他们得罪了老爷，这可不好啊。……”

有一回，一些农民，包括罗季昂在内，到本村的树林里去划分草场。他们在回家的路上遇见工程师。他上身穿一件红布衬衫，下面穿一双长筒皮靴，身后跟着一条猎狗，吐出很长的舌头。

“你们好，弟兄们！”他说。

农民们站住，脱掉帽子。

“我早就想跟你们谈一谈了，弟兄们，”他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从今年一开春，你们的牲口就天天到我的花园和树林里来。什么都踩坏了，猪把草地拱得坑坑洼洼的，菜园全给糟蹋了，树林里的小树都毁了。你们的那些牧人简直叫人没办法，你好好要求他们，他们却出口伤人。我的草地天天给踩坏，我都没有怎么样，我没有罚过你们钱，也没有告过你们状，可是你们却把我的马和牛扣住不放，硬拿去我五个卢布。这样对吗？难道这像做邻居的样子吗？”他接着说，他的声调那么柔和，婉转，目光也不严厉，“难道正派人该这样办事吗？一个星期以前你们有人砍掉我树林里的两棵小橡树。你们把通到叶烈斯涅沃村去的道路掘坏了，现在我只好绕三俄里的弯路。你们为什么处处跟我作对呢？看在上帝面上，你们说说看，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呢？我和我的妻子极力要跟你们和和睦睦地相处，我们尽心竭力帮助农民。我的妻子是个善良的、热心肠的女人，她没少帮助过人，她的心愿就是做一些对你们和你们的孩子有益的事。你们呢，却对我们以怨报德。你们不公平，弟兄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好好想一想。我们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该照这样还报我们才是。”

他说完，便转身走了。农民们又站了一会儿，戴上帽子，也走了。别人对罗季昂说话，他素来不是按照对方的意思去理解，而总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一次他叹口气，说：

“得还钱了。他说，弟兄们，你们该还钱了。……”

他们默默地走回村子。罗季昂回到家里，祷告一下，脱掉靴子，跟他的妻子并排在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和斯捷潘尼达在家里总是并排坐着，到了街上总是并排走路，他们吃喝睡觉总是在一块儿，他们越老，相爱得越深。他们的小木房里又挤又热，到处都是小孩子，有的在地下，有的在窗台上，有的在炉台上。……斯捷潘尼达尽管上了年纪，却还在生孩子。现在，看着这一群孩子，很难分清哪个是罗季昂的孩子，哪个是沃洛德卡的孩子。沃洛德卡的妻子卢凯丽雅是个年轻而难看的女人，生着暴眼和鸟喙样的鼻子，正在揉木桶里的面团。沃洛德卡本人坐在炉台上，耷拉着两条腿。

“在大路上，靠近尼基达的荞麦地……工程师带着一条小狗。……”罗季昂歇了会儿，开口了，搔着两肋和胳膊肘，“他说，得还钱。……还钱，他说。……有钱没钱，每家都得出十个戈比。他们把老爷得罪苦了。我替他难过。……”

“我们当初没有桥也活下来了，”沃洛德卡说，眼睛没有看着任何人，“又不是我们要造桥。”

“瞧你说的！桥是公家造的。”

“我们不要。”

“人家又没有问你要不要。你多什么嘴！”

“‘人家又没有问你’……”沃洛德卡讥诮地重复他的话说，“我们又不坐车到什么地方去，要桥干什么？要过河，坐小船也能过去嘛。”

有人在外面敲窗子，敲得那么用劲，似乎整个小木房都颤动起来了。

“沃洛德卡在家吗？”小雷奇科夫的说话声响起来，“沃洛德卡，出来，走！”

沃洛德卡从炉台上跳下地，开始找他的帽子。

“别去了，沃洛德卡，”罗季昂胆怯地说，“别跟他们一块儿去，儿子。你傻，跟小孩子一样，他们不会教你干出什么好事来的。别去了！”

“别去了，儿子！”斯捷潘尼达央告说，着眼睛，要哭出来了，“他们大概是叫你上酒馆去。”

“‘上酒馆’……”沃洛德卡学着她的话说。

“又要喝醉酒回来了，狗东西！”卢凯丽雅说，恶狠狠地瞧着他，“去，去，巴不得让酒把你活活烧死才好，没尾巴的魔鬼！”

“喂，你闭嘴！”沃洛德卡叫道。

“他们把我嫁给这么一个蠢货，断送了我这苦命的孤儿，这个红头发的酒鬼……”卢凯丽雅哭起来，伸出一只沾满了面的手擦着脸，“叫我的眼睛别再瞧见你才好！”

沃洛德卡打她一个耳光，走了。

三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小女儿步行到村子里来。她们在散步。正巧那天是星期日，妇女和姑娘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连衣裙到街上来了。罗季昂和斯捷潘尼达并排坐在台阶上，对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和她的女孩点头，微笑，仿佛见了熟人一样。十几个孩子从窗口瞧着她们。他们脸上现出困惑和好奇的神情，唧唧喳喳地低声说：

“库切里哈来了！库切里哈！”

“你们好，”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站定下来；她沉吟一下，问道，“哦，你们过得怎么样？”

“谢天谢地，我们过得还好，”罗季昂回答道，说得很快，“自然，我们将就着过罢了。”

“我们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斯捷潘尼达说，笑一笑，“您看得明白，太太，好人，真是穷啊！一家十四口，挣钱的只有两个人。说起来是铁匠，可是只有个空名，人家牵马来钉马掌，这儿却没有煤。没钱买啊。我们愁死了，太太，”她接着说，笑起来，“嘿，真愁死了！”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在台阶上坐下，搂住她的小女孩，呆呆地想心思；从那小女孩的脸色看来，她的头脑里也有些不愉快的思想在活动。她在沉思中玩弄着从她母亲手里接过来的一把漂亮的镶花边的阳伞。

“穷啊！”罗季昂说，“操心的事很多，我们不住地干活，没完没了。瞧，上帝又不给雨水。……不用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顺心哟。”

“你们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得苦，”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不过到另一个世界里，你们就会幸福了。”

罗季昂没有听懂她的话，光是对着空拳头咳嗽一声作为回答。可是斯捷潘尼达说：

“好太太，阔人就是到另一个世界也会过得挺顺心。阔人在神像前面点蜡烛，出钱做礼拜，阔人周济叫花子，可是庄稼人能干什么呢？就连在脑门上画个十字的工夫也没有，自己又穷得连叫花子都不如，哪儿说得上拯救自己的灵魂。再说，人一穷，罪过就多了，心里有了苦恼就会不住地骂街，像狗一样，说不出一句好话，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好太太，求上帝保佑，别弄到这个地步才好！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在另一个世界上也好，幸福我们总归是得不到的。所有的幸福都让阔人得去了。”

她讲得挺高兴。显然，她早已讲惯了她的苦生活。罗季昂也微微地笑；他看到他的老伴这样聪明，能说会道，心里很快活。

“阔人舒心，那不过是从表面上来看罢了，”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说，“其实，各人有各人的苦恼。就拿我们来说，我和我丈夫过得不算穷，我们有产业，可是难道我们幸福吗？我还年轻，可已经有四个孩子；孩子们老是生病，我也有病，经常去找大夫。”

“你有什么病？”罗季昂问。

“妇女病。我睡不好，头痛使我不得安宁。比方说，现在我坐在这儿谈天，可是我的脑袋不舒服，周身发软，老实说，与其这个样子，还不如让我干最重的活儿好。我的心也不踏实。我经常为我的孩子，为我的丈夫担心。每家都有每家的苦恼，我们家里也有。我不是贵族。我的祖父是普通的庄稼人，我父亲在莫斯科做买卖，也是个普通人。我丈夫的父母却有财有势。他们不愿意让他跟我结婚，可是他不听，跟他们吵架，他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原谅我们。这就弄得我的丈夫心神不安，常常激动，老是发愁，他爱他的母亲，爱得很深。这样，我心里也就不踏实了。我心里难过。”

在罗季昂的小木房旁边已经有许多农民和村妇站着，听他们讲话。柯左夫也走过来，站住，不时抖动一下他那把狭长的胡子。雷奇科夫父子也走过来。

“事情很清楚，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不是处于合适的地位，那就不可能幸福而满意，”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接着说，“你们各人都有各人的一块田地，你们人人劳动，也知道为什么劳动；我的丈夫造桥，一句话，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可是我呢？我光是走来走去。我没有一块地，我不劳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我说这些话是要你们别从外表下断语。要是一个人穿得阔气，有家产，那还不能说，他满意他自己的生活。”

她站起来要走，拉住她女儿的手。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地方。”她说，微微一笑，从她那淡淡的、羞怯的笑容可以看出她确实身体不好，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她有着一张苍白消瘦的脸、两道黑眉毛、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那女孩长得跟她母亲一样，头发淡黄，脸庞消瘦，模样秀气。她们身上发出香水的气味。

“这条河，这个树林，这个村子我都喜欢……”叶连娜·伊凡诺芙娜接着说，“我可能要在这儿住一辈子，我觉得在这儿我的身体会好起来，我会找到我的位置。我想，我一心想，帮助你们，对你们有益，跟你们接近。我知道你们穷苦，至于我不知道的情况，我也能用我的心感觉出来，揣摩出来。我有病，身子弱，我也许已经不可能按我的心意改变我的生活了。不过我有儿女，我要尽我的力量教育他们，要他们跟你们处熟，喜爱你们。我要经常开导他们，要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你们的。只是我恳切地请求你们，央告你们，要信任我们，跟我们和好地生活下去。我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不要惹他激动，不要招他生气。他对一丁点小事都敏感，比如昨天，你们的牲口闯到我们的菜园里来，你们有人拆毁我们养蜂场的篱笆，这样对待我们，惹得我的丈夫又急又气。我请求你们，”她用央告的声调接着说，把两只手按在胸口上，“我请求你们，对待我们要像对待好邻居一样，让我们和睦相处！俗语说得好：勉强维持的和睦总比真正争吵强，不要买田产，而要买邻居。我再说一遍，我丈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如果一切都顺利，那我就应许你们，凡是我们的能力办得到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我们会修路，我们会给你们的孩子造学校。我应许你们。”

“那我们当然太谢谢了，太太，”老雷奇科夫眼睛瞧着地下，说，“您是受过教育的，您懂得多。不过呢，比方说，在叶烈斯涅沃村有个沃罗诺夫，是个富足的农民，也答应造一所学校，嘴上也说，‘我给你们办这个，办那个’，可是只搭了个房架子就不管了，后来硬逼着乡里人盖房顶，造完，花了上千的卢布。沃罗诺夫倒不在乎，他光是摩挲一下胡子就算了，可是乡里人就不好受了。”

“那是一只乌鸦[2]，现在呢，又有一只白嘴鸦飞过来了。”柯左夫说，眨巴一下眼睛。

响起了笑声。

“我们用不着办学校，”沃洛德卡阴沉地说，“我们的孩子到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去上学，那就让他们还是到那儿去好了。我们不要办什么学校。”

不知怎的，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忽然有点胆怯了。她脸色发白，一下子显得瘦了，缩起身子，仿佛给什么粗硬的东西碰了一下似的，她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走了。她越走越快，头也不回。

“太太！”罗季昂叫道，跟着她走过去，“太太，等一等，我有话要跟您说。”

他跟在她后面，没有戴帽子，轻声说着，仿佛要饭似的：

“太太！等一等，我有话要跟您说。”

他们走出村子，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走到一棵老花楸树的树荫底下，在不知什么人的板车旁边站住。

“你别生气，太太，”罗季昂说，“这没什么！你忍一忍吧。忍上两年就好了。你自管在这儿住下去，忍一忍，往后就没事了。我们这儿的老百姓都好，都安分……老百姓挺不错，我对您说的全是真话。你别理睬柯左夫和雷奇科夫父子，至于沃洛德卡，你也别理他，他是我的傻小子：人家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另外那些人都本分，一声不响。……有的人，你知道，很想凭良心说句话，给你打抱不平，可是说不出来。这种人有灵魂，有良心，可就是缺舌头。你别生气……忍一忍吧。……这没什么！”

叶连娜·伊凡诺芙娜瞧着那条宽阔、平静的河，呆呆地想心思，眼泪淌下她的脸颊。这眼泪使得罗季昂心慌意乱，他自己也差点哭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嘟哝说，“忍他两年吧。造学校也可以，修路也可以，只是不要一下子都做。……你，比方说，打算在这个高坡上种粮食，那就先得拔掉野草，搬开所有的石头，然后耕地，折腾来，折腾去。……对老百姓呢，你明白，也得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直到叫他们心服了为止。”

那一群人离开罗季昂的小木房，在街上走着，往花楸树这边移动。他们唱起歌来，拉响手风琴。他们越走越近，越来越近。……

“妈妈，我们离开这儿吧！”小女孩说，脸色苍白，依偎着母亲，浑身发抖，“走吧，妈妈！”

“到哪儿去？”

“到莫斯科去。……我们走吧，妈妈！”

小女孩哭起来。罗季昂急坏了，满脸大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又小又弯，像月牙似的、沾满黑麦面包渣的黄瓜，塞到小女孩手里。

“得了，得了……”他嘟哝说，严厉地皱起眉头，“把这小黄瓜拿去，吃吧。……哭可是不行啊，你妈要揍你一顿的……回到家里要把你告到爸爸那儿去。……得了，得了。……”

她们往前走去，他仍旧跟在她们后面，想对她们说点亲热动听的话。后来，他看见她们只顾想自己的心思，浸沉在她们自己的忧愁里，没有注意到他，他就站定下来，手搭凉棚，遮住阳光，久久地瞧着她们的后影，直到她们消失在她们的树林里为止。

四

工程师显然变得爱生气，小题大做，把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看成盗窃或者侵占行为。他的大门甚至白天也上锁，夜里有两个看守在花园里巡行，敲着铁板，他再也不雇用奥勃鲁恰诺沃村的人做短工了。好像故意捣乱似的，有人（也不知是农民还是流浪汉）从一辆大车上卸下新的车轮，换上旧的，后来，过了不久，有两个笼头和一把钳子给人拿走了，连村子里的人也开始有怨言了。大家纷纷说，雷奇科夫家里和沃洛德卡那里应该搜查一下，正在这个时候，钳子和笼头却在工程师的花园的篱笆下找到了，不知是什么人偷偷丢在那儿的。

有一次农民们成群地从树林里走出来，又在大道上碰见工程师。他站住，没有向大家打招呼，只是气冲冲地瞧瞧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开口说：

“我请求过你们不要在我的花园里和院子附近采菌菇，留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去采，可是你们的女孩子天一亮就来了，后来连一个菌菇也没有剩下。请求你们也好，不请求你们也好，反正都是一样。请求也罢，亲热也罢，劝告也罢，我看都没什么用处。”

他把愤怒的目光停在罗季昂身上，接着说：

“我和我的妻子把你们当人看待，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可是你们呢？哎，说这些有什么用！大概到头来总要弄到我们看不起你们了事。也只能这样了！”

他极力控制自己，压住心头的怒火，免得说出什么不得当的话来，就转身走了。

罗季昂回到家里，祷告一下，就脱了靴子，在一条长凳上挨着他的妻子坐下来。

“是啊……”他叹口气，开口了，“刚才我们走啊走的，迎面遇见库切罗夫老爷。……是啊。……他在天亮的时候看见一些女孩子。……他说：‘为什么不送菌子来？’……他说：‘为什么不送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后来他瞧着我，又说：‘我跟我妻子要周济[3]你们。’我想对他跪下，可是又胆怯。……求上帝赐给他健康。……求主给他赐福。……”

斯捷潘尼达在胸前画个十字，叹一口气。

“这是位好心的、厚道的老爷……”罗季昂接着说，“‘我们要周济你们’，这话他是当大家的面应许的。……我们到了老年……真要这样倒不错。……我要永生永世替他祷告上帝。……求圣母给他赐福。……”

九月十四日举荣圣架节是本地教堂的节日。雷奇科夫父子一清早就到对岸去了，回来吃午饭的时候已经喝得大醉。他们在村子里游荡了很久，时而唱歌，时而用难听的话相骂，后来打起架来，他们就到庄园里去告状。先是老雷奇科夫走进院子，手里拿着一根山杨木的长棍子。他犹豫不决地站住，脱掉帽子。这当儿工程师和他家里的人正坐在凉台上喝茶。

“你有什么事？”工程师叫道。

“老爷，大人……”雷奇科夫开口说，哭起来，“求您发发慈悲，给我做主。……我儿子弄得我没法活下去了。……我儿子花光我的钱，打我……大人。……”

小雷奇科夫也走进来。他没戴帽子，手里也拿着木棒。他站住，抬起醉眼呆呆地瞧着凉台。

“我不管你们争吵的事，”工程师说，“去找地方自治局或者警察局。”

“我到处都去过……状子也递过……”老雷奇科夫说，放声大哭，“现在我能到哪儿去呢？莫非他现在能把我打死吗？莫非他什么事都能干吗？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吗？自己的父亲？”

他举起木棒，打他儿子的脑袋，那一个也举起木棒，照准老人的秃顶使劲打下去，弄得那根木棒甚至倒蹦起来了。老雷奇科夫连身子也没有摇晃一下，又打他儿子，打他的头。他们就这么站在那儿，打彼此的脑袋，这不像是打架，倒像是玩一种游戏。大门外围着些农民和村妇，默默地瞧着院子里，大家的脸色都挺严肃。这些农民是来拜节的，可是看见雷奇科夫父子都觉得难为情，就没有走进院子里来。

第二天早晨叶连娜·伊凡诺芙娜就带着孩子们到莫斯科去了。传说工程师正在卖他的庄园。……

五

大家早已看惯那座桥，很难设想那个地方的河没有桥了。造桥工程留下来的碎石堆上早就长满青草，至于那些流浪汉，人们倒把他们忘掉了。现在大家不再听到《杜比努希卡》的歌声，却几乎每个钟头都能听到过路火车的隆隆声了。

新别墅早已卖掉。现在它归一个文官所有，这个人每到假日就带着全家从城里来到这儿，在凉台上喝茶，然后又回到城里去。他的帽子上有一个帽徽，他讲起话来，嗽起喉咙来，好像一个大官，其实论官位他只不过是个十等文官罢了。每逢农民们对他鞠躬，他一概不理。

奥勃鲁恰诺沃村里的人都老了；柯左夫已经死了，罗季昂的小木房里的孩子越发多了，沃洛德卡的脸上生了一把火红色的长胡子。他们依旧像先前那么穷。

这年早春季节，奥勃鲁恰诺沃村的人在火车站附近锯木柴。这时候他们做完工，正在走回家去，一个跟着一个，不慌不忙；宽锯子呈弓形横在他们的肩膀上，在阳光底下闪光。沿岸的矮树丛里夜莺在歌唱，天空中的云雀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叫声。新别墅里安安静静，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些金黄色的鸽子在房子上空飞翔，说它们呈金黄色，是因为被阳光照耀的缘故。所有的人，包括罗季昂，雷奇科夫父子，沃洛德卡，都想起那些白马，矮马，焰火，那条有灯的小船，想起工程师的妻子，那个相貌漂亮、装束考究的女人，怎样来到村子里，对他们十分亲切地说话。这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一切像是一场梦或者一个童话。

他们身体疲乏，一步一步地走着，暗自寻思。……

他们想：他们村子里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达理，敬畏上帝，叶连娜·伊凡诺芙娜也安分，心好，温和，谁看见她那模样都会觉得可怜，然而为什么他们处不来，分手的时候像仇人似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雾遮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最重要的事情，而只看见踏坏的草地、笼头、钳子以及现在回想起来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的种种小事呢？为什么他们跟新的房主人倒能相处得和睦，跟工程师却合不来呢？

大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才好，都沉默着，唯独沃洛德卡喃喃自语。

“你说什么？”罗季昂问。

“我们当初没有桥也过下来了……”沃洛德卡阴沉地说，“我们当初没有桥也活下来了，我们又没有要求造桥……我们用不着它。”

谁也没有答理他，大家耷拉着脑袋，沉默地往前走去。

[1] 即库切罗夫的妻子，带有戏谑的意味，下同。

[2] 在俄语中，“BopoHoB”（音译沃罗诺夫，可用作人的姓，亦可作“乌鸦的”解）一词源出“BopoH”（意为“乌鸦”）一词。

[3] 在俄语中，“瞧不起”（ΠpeзиpaTb）和“周济”（ΠpизиpaTb）两词词形相似，只有一个字母不同。

公差

法院的代理侦讯官和本县的医生坐着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验尸。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兜了很久的圈子，结果他们不是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午，而是在黄昏，天色已经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地方自治局的一所小木房里停下来过夜。在这儿，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凑巧摆着那具尸体，地方自治局的保险公司代理人列斯尼茨基的尸体。这个人三天以前来到绥尔尼亚村，在地方自治局的这所小木房里住下，叫人送来茶炊，然后就十分出人意料地开枪自杀了。他是在桌子上茶炊旁边放好各种凉菜以后才了结性命的，这种情况有点蹊跷，使许多人有理由怀疑是凶杀案。这就需要验尸了。

那位医生和侦讯官在穿堂抖掉身上的雪，顿着脚，他们身旁站着乡村警察伊里亚·洛沙津，他是个老人，手里拿着小小的铁皮灯，给他们照亮。有一股浓重的煤油气味。

“你是什么人？”医生问。

“巡警……”乡村警察回答说。

他就是在邮政局里也是这样签名：巡警。

“证人们在哪儿？”

“大概喝茶去了，老爷。”

右边是一个干净的房间，“客房”，或者老爷住的房间，左边是一间杂屋，里面有一个大炉子和一张高板床。医生和侦讯官以及跟在他们身后、把那盏小灯举得高过头顶的乡村警察走进那个干净的房间。这儿的地板上，有一具长长的尸体，一动不动地躺在桌腿旁边，身上盖着白被单。在那盏小灯的微弱光线下，除了白色的盖布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双新的胶皮套鞋。这儿的一切都阴森可怕，叫人看了不舒服：那乌黑的墙壁、那寂静、那套鞋、那纹丝不动的尸体。桌上放着早已凉了的茶炊，茶炊四周放着一些纸包，大概包着凉菜吧。

“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开枪自杀，这样做多么不通人情！”医生说，“既然起意要往脑门子里射进一颗子弹去，那就该在自己家里，一个什么堆房里下手才是。”

他依旧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和毡靴，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他的旅伴，侦讯官，在他对面坐下。

“这些歇斯底里患者和神经衰弱患者都是十足的利己主义者，”医生苦恼地接着说，“要是一个神经衰弱患者跟您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就把报纸翻得沙沙响；要是他跟您一块儿吃饭，他就跟他的妻子吵架，并不因为您在座而有所顾忌；要是他起意开枪自杀，他就在村子里，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为的是给大家多惹些麻烦。这些老爷在各种生活环境中都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就因为这个缘故，老人们才十分不喜欢我们这个‘神经的时代’。”

“老人们不喜欢的事儿多着呢，”侦讯官打着哈欠，说，“您该对老人们指出从前的自杀和现在的自杀有什么样的区别。从前的所谓上流人自杀，是因为盗用公款，现在呢，却是因为厌倦生活，苦恼。……哪种好一点呢？”

“厌倦生活啦，苦恼啦，不过您会同意，他本来可以不在这个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自杀的。”

“真倒霉，”乡村警察说，“真倒霉，简直是受罪。老百姓很不安心，老爷，他们已经有两夜睡不着觉了。孩子们哇哇地哭。该给母牛挤奶了，可是女人们不敢到牛棚里去，害怕。……她们生怕那位老爷在黑暗中显灵。当然，她们是些蠢娘们儿，可是有些男人也怕。天一黑，他们就不敢单身走过这所小木房，总是成群结队地走。证人也是这样。……”

医生斯达尔倩科是一个中年男子，留一把黑胡子，戴着眼镜，侦讯官雷仁生着淡黄色头发，年纪还轻，两年前刚在大学毕业，与其说像个文官，不如说像个大学生。他们俩坐在那儿，不说话，沉思默想。他们因为来得太迟而懊恼。现在他们得等到天亮，只好在这儿过夜了，可是此刻刚五点多钟，他们面前有漫长的傍晚，然后是漫长的黑夜，烦闷无聊，不舒服的床，蟑螂，晨寒；他们俩听着阁楼上和烟囱里哀号的暴风雪，想到这一切跟他们所希望过的以及从前所梦想过的生活多么不同，想到他们俩和他们的同代人隔得多么远，那些人如今正在城里灯光明亮的街道上行走，没有注意到坏天气，或者这时候正准备着到剧院去，或者坐在书房里看书。啊，现在只要能够在涅瓦大街或者在莫斯科的彼得罗夫卡走一走，听一听悦耳的歌唱，在饭馆里坐上一两个钟头，他们情愿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啊。……

“呜——呜——呜——呜！”暴风雪在阁楼上歌唱，外面有个什么东西在恶狠狠地砰砰响，大概是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外的招牌吧。“呜——呜——呜——呜！”

“您爱怎么样随您便，反正我不愿意留在这儿，”斯达尔倩科站起来，说，“现在才五点多钟，睡觉还嫌早，我要坐车出去一趟。冯·达乌尼茨住得离这儿不远，离绥尔尼亚村不过三俄里路。我要坐车上他家去，在那儿消磨这个傍晚。警察，去对马车夫说不要把马卸下来。那么您怎么样呢？”他问雷仁。

“我不知道。大概躺下睡觉吧。”

医生把身上的皮大衣裹一裹紧，走出去了。可以听见他在跟马车夫讲话，那些冻僵的马脖子上的铃铛颤动起来。他坐车走了。

“你，老爷，在这儿过夜可不合适，”乡村警察说，“到那边房间里去吧。那边不干净，不过反正住一夜，对付得了。我马上到庄稼汉家里去取一个茶炊来，给它生上火，然后我给你铺上点干草，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了，老爷。”

过了不久，侦讯官坐在那间杂屋里一张桌子旁边喝茶，乡村警察洛沙津站在门口讲话。这是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身量不高，很瘦，背有点驼，白发苍苍，脸上现出纯朴的笑容，眼睛里含满泪水，老是吧嗒着嘴，好像在吃糖似的。他穿一件短皮袄，脚上穿一双毡靴，一根拐棍总不离开他的手。侦讯官的年轻显然引起他的怜惜，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跟侦讯官亲热地讲话。

“乡长费多尔·玛卡雷奇吩咐我说，区警察局长或者侦讯官一到，就得报告他，”他说，“那么，事情既是这样，我现在得走了。……这儿离乡里有四俄里路，正碰上暴风雪的天气，这雪下得好大啊，大概最早也得午夜才能走到。听，呜呜地叫呢。”

“我用不着乡长，”雷仁说，“这儿没有他的事。”

他好奇地瞧瞧老人，问道：

“告诉我，老大爷，你当乡村警察有多少年了？”

“多少年吗？足足有三十年了。农奴解放[1]以后过了五年我就当差，那你就算一算嘛。从那时候起我就每天跑路。人家有假日，我呢，老是东奔西走。外头已经是复活节，教堂里敲着钟，基督复活了，可我还是背着个背包赶路。一会儿到地方金库去，一会儿到邮局去，一会儿到区警察局长家里去，一会儿到地方自治局去，一会儿到税务局去，一会儿到执行处去，一会儿到地主老爷家里去，一会儿到庄稼汉家里去，反正各个正教徒的家里我都去过。我带着邮包啦，传票啦，税额通知书啦，信件啦，各种单据啦，表格啦。是啊，好老爷，如今时兴这么一种表格，要填数目字，有黄的，白的，红的，每位老爷，或者神甫，或者富裕的农民，每年必得填十来回：种了多少，收了多少，黑麦有多少俄石[2]或者多少普特，燕麦有多少，干草有多少，还有，你知道，天气怎么样，各式各样的虫子也得写上。当然，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只是公事罢了，可是我就得东奔西跑，发表格，然后又东奔西跑，把表格收回来。比方说，眼前这位老爷就用不着开膛破肚，你心里明白，这是白费劲，不过把手弄脏罢了，可你还是得辛苦一趟，老爷，跑到这儿来，因为这是照规矩办事，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就为这些照规矩办的事走了三十年。夏天倒还不要紧，暖和，干燥，冬天或者秋天就不舒服了。有的时候我差点淹死，有的时候差点冻死，什么事儿都出过。有些坏人在树林里抢走我的背包，有的人揍我，我还吃过官司。……”

“为了什么事吃官司？”

“为了诈骗。”

“怎么诈骗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文书赫利桑甫·格利果利耶夫把别人的木板卖给包工头；你知道，他这是骗钱。我也给牵连到这个案子里去了，因为他们打发我到饭铺里去买酒；其实，文书并没有分钱给我，连一杯酒都没有请我喝过，可是我穷，人家看我这模样，就认为我大概是个靠不住的人，没出息的人，我们俩就都给带到法院里去了。他坐了牢，我呢，上帝保佑，总算宣告无罪，给放出来了。法庭上念了这么一个公文。他们都穿着制服。我是说那些法庭上的官儿。我跟你说吧，老爷，我们这份差事叫没干惯的人去干，那真倒霉透了，简直要人的命，可是我干起来，倒也没什么。不出去跑，反而会腿疼。待在家里，那在我反而更糟。待在乡公所里不出去，就得给文书生火啦，给文书送水啦，给文书擦皮鞋啦。”

“你挣多少钱薪水？”雷仁问。

“一年八十四个卢布。”

“恐怕总还有点外快。这总有的吧？”

“哪儿有什么外快！这年月老爷们很少赏酒钱。这年月老爷们变得凶了，动不动就生气。你给他送公文去，他生气，你在他面前脱掉帽子，他又生气。他说，‘你走错了门，’他说，‘你是个酒鬼，嘴里有一股葱臭味，’他骂你笨蛋，狗崽子。当然，和气的老爷也有，可是从他们手里哪儿拿得到什么钱？他们光是耍笑你，给你起各式各样的外号。比方拿阿尔土兴老爷来说吧，为人倒还和气，看上去挺清醒，有头脑，可是一见着我，就嚷开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起了个怪外号。他说你这个……”

乡村警察说了几个字，可是声音很低，听不清楚。

“什么？”雷仁问，“你再说一遍。”

“行政人员！”乡村警察大声又说一遍，“他早就这样叫我，有六年了。你好，行政人员！不过我也不在乎，随他去叫吧，求上帝保佑他。有的时候，某位太太吩咐人给我一杯酒喝，一小块馅饼吃，我呢，就为她的健康干杯。庄稼汉倒大半都肯给我点什么，庄稼汉是厚道人，敬畏上帝：有的给一小块面包，有的给点白菜汤喝，有的请你喝一盅。乡长总是在饭铺里请人喝茶。刚才那些证人也出去喝茶了。他们说：‘洛沙津，你替我们待在这儿守着吧。’他们每个人都给我一个戈比。他们不习惯，害怕。昨天他们也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还请我喝了一盅。”

“莫非你就不害怕？”

“害怕，老爷，不过要知道，这是我分内的事，我的差事嘛，那就不能躲开不管了。今年夏天我押着一个犯人进城去，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好狠哪！好狠哪！四下里是田野和树林，你能躲到哪儿去？眼下这件事也是这样。这位列斯尼茨基老爷，我还记得他这么高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得他父亲，也认得他母亲。我是涅多肖托瓦村人，列斯尼茨基老爷家离我们不过一俄里路，甚至还不到一俄里，我们两家的田界紧挨着。列斯尼茨基老爷有个姐姐，是个老处女，敬畏上帝，心地仁慈。主啊，让你的奴隶尤丽雅的灵魂安息吧，让它永生吧！她没有出嫁，临死把她的全部财产分了，把一百俄亩土地送给修道院，把二百俄亩土地送给我们，涅多肖托瓦村的农民村社，来纪念她的灵魂，可是她的弟弟，那位老爷，却把那张纸藏了起来，据说放在火炉里烧掉了，把所有的土地都霸占了。你知道，他以为这对他有好处，可是，不行啊，你等着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靠了弄虚作假是混不长的。后来这位老爷有二十年没有到神父那里去忏悔，你知道，他不进教堂的门了，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忏悔，他的肚子胀破了。他胖得不得了。他的肚子一下子就胀破了。后来少东家，也就是谢廖查[3]，欠下了债，他的财产全给人家拿走抵了债，有多少就拿走多少，一点也没剩下。他呢，学问又不大，什么事也不会干。他舅舅当地方自治局执行处的主席，心里寻思：‘把他，谢廖查，弄到我这儿来当个代理人，让他做保险代理人，这个工作比较简单。’可是少东家生性高傲，也想把日子过得有气派，有排场，自由自在，所以，你知道，要他坐着一辆破板车在全县跑来跑去，跟庄稼汉谈话，他就觉得难受了；他走来走去，眼睛老是瞧着地下，瞧啊瞧的，一句话也不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叫一声：‘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就回过头来说一声：‘啊？’随后又瞧着地下了。现在呢，你瞧，他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干掉了。这不像样子，大人，不对头。谁也不明白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慈悲的主啊。当然，你父亲有钱，你穷，你心里难过，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总得将就着活下去嘛。从前我也过得好，老爷，我有两匹马，有三头奶牛，养着二十来只羊，可是临了只剩下一个背包，而且就连这个背包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如今在我们涅多肖托瓦村里，说句老实话，那就数我的房子最糟了。当初莫凯伊用过四个听差，眼下莫凯伊自己做了听差。彼特拉克本来有四个雇农，现在彼特拉克本人成了雇农。”

“那么你是怎么穷下来的呢？”侦讯官问。

“我那些儿子死命地灌酒啊。他们那种灌法简直没法说，说了你也不信。”

雷仁听着，心想：他雷仁迟早总会回到莫斯科去，而这个老人却要永远留在此地，老是东奔西跑。他雷仁在这一生中不知还会遇见多少这种破衣烂衫、很久不梳头的、“没出息”的老人，在这种人的心里，一枚十五戈比的钱币、一小杯酒以及对于在这个世界上靠弄虚作假混不长的深刻信念，是以某种方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后来雷仁听腻了，他就吩咐拿干草来铺床。客房里摆着一张铁床，上面有枕头，有被子，本来可以把那张床搬过来，可是那个死人在床边差不多躺了三天（他临死以前也许在床上坐过），现在要睡在那张床上就会不舒服了。……

“现在刚七点半钟，”雷仁看一下表，暗想，“这多么可怕呀！”

他不困倦，可是又没有事情可做，无法消磨时间，他就躺下去，盖上毛毯。洛沙津收拾茶具，进进出出跑了好几次，吧嗒着嘴，不住地叹气，老是在桌子旁边走动，最后拿着他那盏小灯，走出去了，雷仁在后面看着他那又长又白的头发和伛偻的身体，心想：“活像歌剧里的魔法师。”

天黑下来了。大概月亮藏在云后面，因为窗子和窗框上的雪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呜——呜——呜！”暴风雪唱着，“呜——呜——呜！”

“老——天——爷啊！”阁楼上有个女人哀叫着，或者听起来像是那样，“我——的——老——天——爷啊！”

“砰！”外面有个什么东西敲着墙，“哗啦！”

侦讯官细听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女人，那是风在吼叫。他觉得冷，就把皮大衣盖在毛毯上面。他渐渐暖和过来，心里想：这一切，暴风雪啦，小木房啦，老人啦，躺在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啦，这一切同他所希望过的生活相隔多么远，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陌生，微不足道，没有趣味啊。假如这个人是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近郊的一个什么地方自杀，而必须进行侦讯工作，那就会有趣味而且意义重大了，睡在尸体旁边的房间里也许甚至会害怕；可是，这儿，在这个离莫斯科有一千俄里远的地方，这一切就好像换了样子，这一切都算不得生活，算不得人，而只是像洛沙津所说的那种“照规矩”存在着的东西而已，这一切在记忆里连一丁点的痕迹也不会留下，他雷仁一坐车走出绥尔尼亚村，马上就会忘光。祖国，真正的俄罗斯，是莫斯科，是彼得堡，而这儿是内地，是移民区。每逢你渴望着大显身手，扬名天下，比如做一个专办特别重大案件的侦讯官或者地方法院的检察官，做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家，那你就一定会想到莫斯科。如果要生活，那就要在莫斯科，而在这儿，你什么也不会想望，很容易听天由命，做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生活里只巴望一件事，那就是赶快走掉。于是雷仁幻想自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跑来跑去，到熟人家里去拜访，会见亲人和同学。他想到他现在才二十六岁，即使过五年或者十年才能脱离此地，到莫斯科去，那也还不算迟，前面还有整整一辈子的生活在等待他，他的心就甜蜜地缩紧了。等到他的思想开始紊乱，他渐渐落入迷迷糊糊的境地，他就想象莫斯科法院里的长廊，想象自己起立发言的样子，想象他的姐妹们，想象一个乐队不知什么缘故老是这样吵闹：

“呜——呜——呜！呜——呜——呜！”

“砰！哗啦！”这声音又响起来，“砰！”

他忽然想起有一次在地方自治局执行处跟一个会计员讲话，有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先生走到办公桌跟前来。这人生着一对黑眼睛，一头黑头发，眼神很不愉快，就像午饭后睡得过久的人一样，这种眼神破坏了他那秀气而聪明的脸相。他穿的那双长筒靴跟他不相称，显得很粗糙。会计员介绍说：“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

“原来他就是列斯尼茨基……就是他……”雷仁现在明白了。

他回想列斯尼茨基的低微的说话声，想象他走路的样子，觉得现在自己身旁好像就有一个人在照列斯尼茨基的步态走动似的。

他忽然害怕起来，他的心凉了半截。

“是谁？”他惊恐地问道。

“巡警。”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我，老爷，是来问一声。您刚才说用不着找乡长，可是我担心，他也许会生气的。他本来吩咐我去一趟。要不要去一趟？”

“走开！我厌烦了……”雷仁懊恼地说，又盖好毛毯。

“他也许会生气的。……我去了，老爷，祝您在这儿睡得舒服。”

洛沙津走出去了。穿堂里响起一些人的咳嗽声和低语声。大概证人们回来了。

“明天早点让这些可怜的人走吧……”侦讯官暗想，“天一亮，我们就动手验尸。”

他刚昏昏睡去，忽然又响起什么人的脚步声，不过这脚步声并不胆怯，而是又急又响。房门砰地响了一声，然后是说话声，划火柴的声音。……

“您睡了？您睡了？”医生斯达尔倩科匆忙而生气地问道，一根连一根地划亮火柴，他全身都是雪，身上冒出一股寒气，“您睡了？起来，我们到冯·达乌尼茨家里去。他打发马车来接您了。走吧，在那儿您至少可以像人那样吃顿晚饭，睡一觉。您瞧，我亲自来接您了。马是好马，我们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现在几点钟？”

“十点一刻。”

雷仁睡意蒙眬，很不痛快，穿上毡靴和皮大衣，戴上皮帽，外加长耳风雪帽，跟医生一块儿到外面去了。严寒已经过去，然而刮着刺骨的大风，顺着街道卷起一股股雪花，这些雪花仿佛吓得正在逃跑似的。围墙旁边和台阶上都积起高高的雪堆。医生和侦讯官坐上雪橇，周身雪白的车夫弯下腰去，给他们扣上车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暖和了。

“走吧！”

他们坐着雪橇穿过村子。“‘掘开一道道松软的垄沟，’[4]……”侦讯官一面瞧着拉边套的马怎样迈动着四条腿，一面懒洋洋地想道。所有的小木房里都点着灯火，仿佛是大节期的前夕似的：农民们都没有睡，害怕那个死人。车夫阴郁地沉默着：大概刚才站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门口的时候，等得厌烦了，如今也在想那个死人吧。

“刚才在达乌尼茨家里，”斯达尔倩科说，“他们听说您留在这所小木房里过夜，就都责怪我为什么没有带您一块儿去。”

在村口转弯的地方，车夫忽然扯着嗓门大叫一声：

“让开路！”

有一个人闪过去了，他已经从大路上走开，站在齐膝的雪中，瞧着这辆三套马的雪橇；侦讯官看见一根弯柄拐棍、一把胡子、一个斜挂在腰间的包，他觉得这人好像就是洛沙津，甚至觉得他在微笑。这个人闪现了一下就不见了。

这条路先是沿着树林的边沿向前伸展，后来就变成一条宽阔的林间通路了。他们眼前闪过一些老松树，闪过一片小桦树林，闪过一些高高的、有节疤的、年轻的橡树，它们孤零零地立在一片不久以前刚砍掉树林的空地上，可是很快一切都在空气中，在雪雾中混成一片了。车夫说他看见一片树林，可是侦讯官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匹拉边套的马。风朝着他们的脊背吹来。

忽然马停住了。

“喂，怎么啦？”斯达尔倩科生气地问道。

车夫一句话也没说，从车夫座位上下来，开始绕着雪橇快跑，他跑的圈子越来越大，离雪橇也越来越远，好像他在跳舞似的，最后他跑回来，坐上雪橇，往右转弯。

“迷路了还是怎的？”斯达尔倩科问。

“没——什——么。……”

他们走到一个小村子，那儿一点灯火也没有。又是树林，田野，又迷了路，于是车夫跳下雪橇，跳舞。这辆三套马的雪橇在一条黑暗的林荫道上跑着，跑得很快，那匹烈性的拉边套的马碰击着雪橇的前部。在这儿，树木呼啸着，那响声叫人害怕，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辆雪橇仿佛正在冲到一个深渊里去似的。突然间，门口和窗子里的明亮灯光射进人的眼帘，好意的、忽高忽低的狗叫声，人的说话声响起来。……他们到了。

他们在门厅里脱掉皮大衣和毡靴，楼上有人在弹钢琴，弹的是《一小杯克利科酒》[5]，可以听见孩子们在顿脚。来客立刻感觉到在古老的地主宅子里常有的那种温暖的气氛，在这种地方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人们总是生活得温暖，干净而舒适。

“这才好。”冯·达乌尼茨说，握一下侦讯官的手，他是个胖子，脖子粗得惊人，留一把络腮胡子。“这才好。欢迎欢迎，跟您认识很高兴。要知道，我跟您好歹还要算是同行呢。从前我做过副检察长，然而时间不久，总共只有两年，后来我到这里来料理家事，就在这儿逐渐年老起来。一句话，老家伙了。欢迎欢迎，”他接着说，显然在压低嗓门，免得说话声太响；他和客人们一起走上楼去，“我的妻子不在了，死了。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几个女儿。”说完，他回转身去对楼下大声嚷道：“吩咐伊格纳特，明天早晨八点钟以前把雪橇备好！”

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大厅里，她们是年轻的姑娘，相貌俊俏，都穿着灰色连衣裙，头发也梳成同样的款式；她们的表姐也年轻，招人喜欢，带着几个孩子。斯达尔倩科已经跟她们认识，就立刻请求她们唱个歌，有两位小姐口口声声说她们不会唱歌，也没有乐谱，反复地说了很久，后来那位表姐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她们就用发颤的嗓音唱了《黑桃皇后》里的二重唱。《一小杯克利科酒》又弹奏起来，孩子们就跳跳蹦蹦，顿着脚打拍子。斯达尔倩科也跟着跳。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孩子们道过晚安，去睡觉了。侦讯官笑着，跳卡德里尔舞，向小姐们献殷勤，而心里暗自想着：莫非这是一场梦吗？本来是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间杂屋，墙角上一堆干草，蟑螂的沙沙声，使人厌恶的贫苦环境，证人的说话声，大风，暴风雪，迷路的危险，可是忽然间有了这些明亮、华美的房间，钢琴的声音，美丽的姑娘，头发拳曲的孩子，欢乐而幸福的笑声，他觉得这种转变像是神话；而且这样的变化居然能在三俄里的距离以内，在一个钟头之内发生，简直叫人难于相信。乏味的思想妨碍他欢乐，他心里老是在想：这一带地方的生活算不得生活，而是生活的断片，一鳞半爪，这儿的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结论来；他甚至为那些姑娘惋惜，她们在此地，在穷乡僻壤，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内地生活着，日后就在此地了结她们的一生，而在文化中心，就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切都可以理解，都合情合理，比如任何自杀案都是容易明白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桩自杀案，它在普遍的生活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都可以加以说明。他认为：如果在穷乡僻壤，在这儿四周的生活是他所不理解的，如果他看不见生活，那就意味着这儿根本就没有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谈到列斯尼茨基。

“他留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斯达尔倩科说，“如果我能做主，我就要禁止神经衰弱患者和一般神经系统不健全的人结婚，我要剥夺他们繁殖他们这类人的权利和条件。在世界上生下一些神经有病的儿童是犯罪。”

“这是一个不幸的年轻人，”冯·达乌尼茨说，轻轻地叹气，摇摇头，“一个人事先得怎样地左思右想，经受怎样的痛苦，才能最后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年轻的生命啊。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而这是可怕的。这种事是难于忍受的，难堪的。……”

所有的姑娘都默默地听着，现出严肃的脸色，瞧着她们的父亲。雷仁感到他也得说几句才对，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就光是说：

“对了，自杀是一种不良现象。”

他在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睡觉，躺在一张软和的床上，盖着被子，下面铺着一条新洗干净的细布床单，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并没有感到舒适；也许这是因为医生和冯·达乌尼茨在隔壁房间里长时间地谈着话，同时上边，天花板上面，烟囱里，暴风雪也像在地方自治局小木房里那样喧嚣，那样悲凉地哀叫：

“呜——呜——呜！”

达乌尼茨的妻子两年前死了，他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情；他不管说什么，每一次都要提起他的妻子，在他身上，检察官的影子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难道将来我也会弄到这个地步吗？”雷仁想，隔墙听着他那低抑的、仿佛孤儿似的声调，昏昏睡去。

侦讯官睡得不安稳。屋里热，不舒服，在睡梦中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达乌尼茨家里，不是躺在一张软和干净的床上，而是仍旧在地方自治局的小木房里，躺在一堆干草上，听着那些证人压低嗓门说话。他觉得列斯尼茨基好像就在近处，离他十五步远。他在睡梦中又想起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那个黑头发、白脸、穿着扑满灰尘的长筒靴的人，怎样走到会计员的办公桌边。“这是我们地方自治局的保险代理人。……”后来他梦见在田野上，在雪地里，列斯尼茨基和乡村警察洛沙津仿佛在肩并肩地走路，互相搀扶着，暴风雪在他们头上飞舞，风吹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老人活像歌剧里的魔法师，这两个人确实在唱，仿佛在剧院里似的：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你们那儿温暖，你们那儿明亮，你们那儿舒适，我们却在严寒里，在暴风雪里，在深深的雪地里奔走。……我们不曾有过安宁，不曾有过欢乐。……我们肩负着我们和你们的生活的全部重担。……呜——呜——呜！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啊走，走啊走。……”

雷仁醒了，从床上坐起来。多么混乱的噩梦啊！怎么会梦见保险代理人和乡村警察在一块儿呢？多么荒唐呀！这时候雷仁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坐在床上，用两只手抱住头，觉得那个保险代理人和那个乡村警察在生活里确实有一种共同点。他们在生活里不就是肩并肩走着，互相搀扶着吗？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然而有意义的、必要的联系，甚至在他们和达乌尼茨中间，在所有的人中间，在各式各样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联系。在生活里，甚至在最荒凉的穷乡僻壤，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一切事情都充满一个共同的思想，一切事情都有同一个灵魂，同一个目标，要理解这一点，光是思考还不够，光是推断也不够，大概还需要有一种洞察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显然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把自己的生存看作偶然的人，才会认为那个不幸的、伤透了心的、自杀的、医生称之为“神经衰弱患者”的人和那个一生当中天天为人奔走的老农民，是偶然现象，生活的片断；而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理解这一点的人，则认为他们是这个神奇而合理的整体的一部分。雷仁这样想着，这是一个早已深藏在他心里的思想，只是现在才在他的意识里充分而清楚地显现出来罢了。

他躺下去，开始昏昏入睡；忽然，又梦见他们在一块儿走，唱着：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我们承受生活中最深重的苦难和哀痛，而把轻快和欢乐留给你们，让你们在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可以冷静而头头是道地议论为什么我们受苦和死亡，为什么我们不像你们那么健康和满足。”

他们歌唱的内容也是以前他想到过的，不过这个思想在他的头脑里不知怎的总是隐藏在别的思想背后，胆怯地闪现一下，好比大雾天气里远处的一个灯火。他感到他对这桩自杀案和那个农民的痛苦负有责任。这些人顺从自己的命运，承受生活中最沉重最黑暗的一切，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这是多么可怕呀！一方面对这些熟视无睹，一方面又巴望自己在幸福满足的人们当中过一种光明而热闹的生活，不断地渴望这样的生活，这就无异于渴望新的自杀案，渴望那些被劳动和烦恼压倒的人或者那些软弱而被抛弃的人一个个地自杀。关于他们，人们只有偶尔在晚饭桌上谈起，有的人心烦，有的人讥诮，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接着，又唱起来：

“我们往前走，走啊走，走啊走。……”

仿佛有个什么人用小锤子敲他的太阳穴似的。

一清早他就给嘈杂声惊醒了，头很痛；隔壁房间里，冯·达乌尼茨正在大声对医生说：

“您现在不能走。您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您不要争了，最好去问一问车夫吧：这样的天气就是给他一百万，他也不肯送您走。”

“可是只有三俄里路啊。”医生用恳求的声调说。

“哪怕半俄里也不行。说不行就是不行。您坐上车子，一出大门，就是漆黑的地狱，不出一分钟就会迷路。随您怎么样，反正我无论如何也不放您走。”

“这场暴风雪到傍晚大概就停了。”一个正在生炉子的农民说。

医生在隔壁房间里开始讲到严峻的自然环境对俄罗斯人的性格的影响，讲到漫长的冬季限制活动的自由，阻碍人们智力的发展。雷仁烦躁地听着这些议论，瞧着窗外在围墙那边积起的雪堆，瞧着布满整个肉眼看得见的空间的白色雪尘，瞧着那些时而拼命向右弯、时而向左弯的树木，听着风的呼啸和砰砰的响声，阴郁地想：

“哎，从这种天气哪儿引得出什么大道理来呢？暴风雪就是暴风雪，如此而已。……”

中午他们吃早饭，然后在这所房子里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站在窗前。

“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呢，”雷仁暗想，瞧着旋风卷起的雪尘在雪堆上发狂般地打转，“列斯尼茨基还躺在那边，证人也在等着呢。……”

大家谈到天气，谈到暴风雪照例只闹两天两夜就停了，很少超过两天。六点钟大家吃午饭，然后打牌，唱歌，跳舞，最后吃晚饭。这一天过去了，他们上床睡觉。

夜间，将近黎明，风雪停了。早晨人们起床，看着窗外，光秃的柳树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枝子衰弱地耷拉下来，天色阴沉，没有一丝风，仿佛大自然在为自己的胡闹羞愧，在为那些疯狂的夜晚，为了放纵自己的感情而羞愧似的。从早晨五点钟起，车子已经套上马，马儿排成纵列，站在台阶边等待着。等到天色大亮，医生和侦讯官就穿上皮大衣和毡靴，跟主人告别，走出来。

在台阶旁边，跟车夫并排站着的是那个熟悉的“巡警”伊里亚·洛沙津，他没戴帽子，肩上斜挂着一个旧皮包，周身是雪，脸孔通红，汗水淋淋。一个听差走出来要扶客人上雪橇，给他们盖腿，他严厉地瞧着洛沙津，说：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老鬼？走开！”

“老爷，老百姓心里不踏实……”洛沙津说，满脸洋溢着纯朴的笑容，他终于看到他等了那么久的客人，分明很满意，“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孩子们哇哇地哭。……他们以为你们又回城里去了。……发发慈悲吧，我们的恩人。……”

医生和侦讯官什么话也没有说，坐上雪橇，到绥尔尼亚村去了。

[1] 指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

[2] 旧俄体积单位，散体物：1俄石等于209.91升；液体：1俄石等于3.08升。

[3] 谢尔盖的小名。

[4] 引自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5章，第2节。——俄文本编者注

[5] 原文为法语。

带小狗的女人

一

据说在堤岸上出现了一个新人：一个带小狗的女人。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古罗夫已经在雅尔塔生活了两个星期，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也开始对新人发生兴趣了。他坐在韦尔奈的售货亭里，看见堤岸上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在走动，她身材不高，戴一顶贝雷帽；有一条白毛的狮子狗跟在她后面跑。

后来他在本城的公园里，在街心小花园里遇见她，一天遇见好几次。她孤身一个人散步，老是戴着那顶软帽，带着那条白毛狮子狗；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都简单地把她叫作“带小狗的女人”。

“如果她没有跟她的丈夫住在这儿，也没有熟人，”古罗夫暗自思忖道，“跟她认识一下，倒也未尝不可呢。”

他还没到四十岁，可是已经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和两个上中学的儿子了。他结婚很早，当时他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如今他妻子的年纪仿佛比他大半倍似的。她是一个高身量的女人，生着两道黑眉毛，直率，尊严，庄重，按她对自己的说法，她是个有思想的女人。她读过很多书，在信上不写“Ъ”这个硬音符号，不叫她的丈夫德米特利而叫吉米特利；他呢，私下里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他怕她，不喜欢待在家里。他早已开始背着她跟别的女人私通，而且不止一次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讲起女人几乎总是说坏话；每逢人家在他面前谈到女人，他总是这样称呼她们：

“卑贱的人种！”

他认为他已经受够了沉痛的经验教训，可以随意骂她们了，可是话虽如此，只要他一连两天身边没有那个“卑贱的人种”，他就过不下去。他跟男人相处觉得乏味，不称心，跟他们没有多少话好谈，冷冷淡淡，可是到了女人中间，他就觉得自由自在，知道该跟她们谈什么，该采取什么态度；甚至跟她们不讲话的时候也觉得很轻松。他的相貌、他的性格、他的全身心有一种迷人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使得女人对他发生好感，吸引她们；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同时也有一种什么力量在把他推到她们那边去。

多次的经验，确实沉痛的经验，早已教导他说：跟正派女人相好，特别是跟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的莫斯科女人相好，起初倒还能够给生活添一点愉快的变化，显得是轻松可爱的生活波折，过后却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非常复杂的大问题，最后情况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可是每一次他新遇见一个有趣味的女人，这种经验不知怎的总是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他渴望生活，于是一切都显得十分简单而引人入胜了。

有一天将近傍晚，他正在公园里吃饭，那个戴贝雷帽的女人慢慢地走过来，要在他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坐下。她的神情、步态、服饰、发型都告诉他说，她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已经结过婚，这是头一次到雅尔塔来，孤身一个人，觉得在这儿很寂寞。……那些关于本地风气败坏的传闻，有许多是假的，他不理会那些传闻，知道这类传闻大多是那些只要自己有办法也很乐意犯罪的人们捏造出来的；可是等到那个女人在离开他只有三步远的那张桌子边坐下，他就不由得想起那些关于风流艳遇和登山旅行的传闻，于是，来一次快当而短促的结合，跟一个身世不明、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干一回风流韵事这样的诱人想法就突然控制了他。

他亲切地招呼那条狮子狗，等到它真走近，他却摇着手指头吓唬它。狮子狗就汪汪地叫起来。古罗夫又摇着手指头吓唬它。

那个女人瞟他一眼，立刻低下眼睛。

“它不咬人。”她说，脸红了。

“可以给它一根骨头吃吗？”等到她肯定地点一下头，他就殷勤地问道：“您来雅尔塔很久了吧？”

“有五天了。”

“我在这儿可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光阴过得很快，可是这儿又那么沉闷！”她说，眼睛没有看着他。

“讲这儿沉闷，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说法罢了。一个市民居住在内地城市别廖夫或者日兹德拉，倒不觉得沉闷，可是一到了这儿却说：‘唉，沉闷啊！哎，好大的灰尘！’人会以为他是从格林纳达[1]来的呢。”

她笑起来。后来这两个人继续沉默地吃饭，像两个不认识的人一样，可是吃过饭后他们并排走着，开始了一场说说笑笑的轻松谈话，只有那种自由而满足的、不管到哪儿去或者不管聊什么都无所谓的人才会这样谈天。他们一面散步，一面谈到海面多么奇怪地放光，海水现出淡紫的颜色，那么柔和而温暖，在月光下，水面上荡漾着几条金黄色的长带。他们谈到炎热的白昼过去以后天气多么闷热。古罗夫说他是莫斯科人，在学校里学的是语文学，然而在一家银行里工作；先前他准备在一个私人的歌剧团里演唱，可是后来不干了，他在莫斯科有两所房子。……他从她口中知道她是在彼得堡长大的，可是出嫁以后就住到斯城去，已经在那儿住了两年，她在雅尔塔还要住上一个月，说不定她丈夫也会来，他也想休养一下。至于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工作，在省政府呢，还是在本省的地方自治局执行处，她却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古罗夫还打听清楚她名叫安娜·谢尔盖耶芙娜。

后来，他在自己的旅馆里想起她，想到明天想必会跟她见面。这是一定的。他上床躺下，想起她不久以前还是个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还在念书，就跟现在他的女儿一样，想起她笑的时候，跟生人谈话的时候，还那么腼腆，那么局促不安，大概这是她生平头一次孤身一个人处在这种环境里吧，而在这种环境里，人们纯粹出于一种她不会不懂的秘密目的跟踪她，注意她，跟她讲话。他想起她的瘦弱的脖子和她那对美丽的灰色眼睛。

“总之，她那样儿有点可怜。”他想着，昏昏睡去了。

二

他们相识以后，一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是节日。房间里闷热，而街道上刮着大风，卷起灰尘，吹掉人的帽子。人们一整天都口渴，古罗夫屡次到那个售货亭去，时而请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喝果汁，时而请她吃冰淇淋。人简直不知躲到哪儿去才好。

傍晚风小了一点，他们就在防波堤上走来走去，看轮船怎样开到此地。码头上有许多散步的人；他们聚在这儿，手里拿着花束，预备迎接什么人。这个装束考究的雅尔塔人群有两个特点清楚地映入人的眼帘：上了年纪的太太们打扮得跟年轻女人一样，将军很多。

由于海上起了风浪，轮船来迟了，到太阳下山以后才来，而且在靠拢防波堤以前，花了很长时间掉头。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举起带柄眼镜瞧着轮船，瞧着乘客，好像在寻找熟人似的；等到她转过身来对着古罗夫，她的眼睛亮了。她说许多话，她的问话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刚刚问完就马上忘了问的是什么，后来在人群中把带柄眼镜也失落了。

装束考究的人群已经走散，一个人也看不见了，风完全停住，可是古罗夫和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却还站在那儿，好像等着看轮船上还有没有人下来似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已经沉默下来，在闻一束花，眼睛没有看古罗夫。

“天气到傍晚好一点了，”他说，“可是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呢？我们要不要坐一辆马车到什么地方去兜风？”

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这时候他定睛瞧着她，忽然搂住她，吻她的嘴唇，花束的香味和潮气向他扑来，他立刻战战兢兢地往四下里看：有没有人看见他们？

“我们到您的旅馆里去吧……”他轻声说。

两个人很快地走了。

她的旅馆房间里闷热，弥漫着一股她在一家日本商店里买来的香水的气味。古罗夫瞧着她，心里暗想：“在生活里会碰到多么不同的人啊！”在他的记忆里，保留着以往一些无忧无虑、心地忠厚的女人的印象，她们由于爱情而高兴，感激他带来的幸福，虽然这幸福十分短暂；还保留着另一些女人的印象，例如他的妻子，她们在恋爱的时候缺乏真诚，说过多的话，装腔作势，感情病态，从她们的神情看来，好像这不是爱情，不是情欲，而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事情似的；另外还保留着两三个女人的印象，她们长得很美，内心却冷冰冰的，脸上忽而会掠过一种猛兽般的贪婪神情，她们具有固执的愿望，想向生活索取和争夺生活所不能给予的东西，这种女人年纪已经不轻，为人任性，不通情理，十分专横，头脑不聪明，每逢古罗夫对她们冷淡下来，她们的美貌总是在他心里引起憎恨的感觉，在这种时候，她们的衬衣的花边在他的眼睛里就好像鱼鳞一样了。

可是眼前这个女人却还那么腼腆，流露出缺乏经验的青年人那种局促不安的神情和羞羞答答的心态；她给人一种惊慌失措的印象，好像忽然有人出其不意地来敲门似的。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这个“带小狗的女人”，对待刚发生过的事情的态度有点特别，看得十分严重，好像这是她的堕落，至少看上去是这样，而这是奇怪的，不恰当的。她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她的长头发忧伤地挂在她的脸的两边，她带着沮丧的样子呆呆地出神，好像古画上那个犯了罪的女人[2]。

“这是不好的，”她说，“现在您要头一个不尊重我了。”

房间里的桌子上有一个西瓜。古罗夫给自己切了一块，慢慢地吃起来。在沉默中至少过了半个钟头。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神态动人，从她身上散发出一个正派的、纯朴的、生活阅历很浅的女人的纯洁气息。桌子上点着一支孤零零的蜡烛，几乎照不清她的脸，不过还是看得出来她心绪不好。

“我怎么能不再尊重你呢？”古罗夫问，“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

“求上帝饶恕我吧！”她说，眼睛里含满泪水，“这是可怕的。”

“你仿佛在替你自己辩白似的。”

“我有什么理由替我自己辩白呢？我是个下流的坏女人，我看不起自己，我根本没有替自己辩白的意思。我所欺骗的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自己。而且也不光是现在，我早就在欺骗我自己了。我丈夫也许是个诚实的好人，可是要知道，他是个奴才！我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些什么事，在怎样工作，我只知道他是个奴才。我嫁给他的时候才二十岁，好奇心煎熬着我，我巴望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对自己说：‘一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一心想生活得好！我要生活，生活。……好奇心燃烧着我……这您是不会了解的，可是，我当着上帝起誓，我已经管不住自己了，我起了变化，什么东西也没法约束我了，我就对我的丈夫说我病了，我就到这儿来了。……到了这儿，我老是走来走去，像是着了魔，发了疯。……现在呢，我变成一个庸俗下贱的女人，谁都会看不起我了。”

古罗夫已经听得乏味；那种天真的口气，那种十分意外而大煞风景的忏悔惹得他不痛快。要不是她眼睛里含着泪水，人就可能认为她是在开玩笑或者装腔作势。

“我不明白，”他轻声说，“你到底要什么？”

她把她的脸埋在他的胸脯上，偎紧他。

“请您相信我的话，务必相信我的话，我求求您……”她说，“我喜欢正直、纯洁的生活，讨厌犯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老百姓说：鬼迷了心窍。现在我也可以这样说我自己：鬼迷了我的心窍。”

“得了，得了……”他嘟哝说。

他瞧着她那对呆滞的、惊吓的眼睛，吻她，亲热地轻声说话，她就渐渐平静下来，重又感到快活，于是两个人都笑了。

后来，等他们走出去，堤岸上已经一个人影也没有了，这座城市以及它那些柏树显得死气沉沉，然而海水还在哗哗地响，拍打着海岸，一艘汽艇在海浪上摇摆，汽艇上的灯睡意蒙眬地闪烁着。

他们雇到一辆马车，就到奥列安达去了。

“刚才我在楼下门厅里看到你的姓，那块牌子上写着冯·季杰利茨，”古罗夫说，“你丈夫是德国人吧？”

“不，他祖父好像是德国人，然而他本人却是东正教徒。”

到了奥列安达，他们坐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条长凳上，瞧着下面的海洋，沉默着。透过晨雾，雅尔塔朦朦胧胧，看不大清，白云一动不动地停在山顶上。树上的叶子纹丝不动，知了在叫，单调而低沉的海水声从下面传上来，述说着安宁，述说着那种在等候我们的永恒的安眠。当初此地还没有雅尔塔，没有奥列安达的时候，下面的海水就照这样哗哗地响，如今还在哗哗地响，等我们不在人世了，它仍旧会这么冷漠而低沉地哗哗响。这种持久不变，这种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和死完全无动于衷，也许包藏着一种保证：我们会永恒地得救，人间的生活会不断地运行，一切会不断趋于完善。古罗夫跟一个在黎明时刻显得十分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神话般的环境，面对着这海，这山，这云，这辽阔的天空，不由得平静下来，心醉神迷，暗自思忖：如果往深里想一想，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唯独我们在忘记生活的最高目标，忘记我们人的尊严的时候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是例外。

有个人，大概是看守吧，走过来，朝他们望了望，就走开了。这件小事显得那么神秘，而且也挺美。可以看见有一条从费奥多西亚来的轮船开到了，船身被朝霞照亮，船上的灯已经熄灭。

“草上有露水了。”在沉默以后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

“是啊。该回去啦。”

他们就回到城里去了。

后来，他们每天中午在堤岸上见面，一块儿吃早饭，吃午饭，散步，欣赏海洋。她抱怨睡眠不好，心跳得不稳；她老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一会儿因为嫉妒而激动，一会儿又担心他不十分尊重她了。在广场的小花园里或者大公园里，每逢他们附近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热烈地吻她。十足的闲散，这种在阳光下的接吻以及左顾右盼、生怕有人看见的担忧，炎热，海水的气味，再加上闲散的、装束考究的、饱足的人们不断在他眼前闪过，这一切仿佛使他更生了；他对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说，她多么好看，多么迷人，他迫不及待地热恋着，一步也不肯离开她的身旁，而她却常呆呆地出神，老是要求他承认他不尊重她，一点也不爱她，只把她看作一个庸俗的女人。几乎每天傍晚，夜色深了，他们总要坐上马车出城走一趟，到奥列安达去，或者到瀑布那儿去。这种游玩总是很尽兴，他们得到的印象每一次都必定是美好而庄严的。

他们在等她的丈夫到此地来。可是他寄来一封信，通知她说他的眼睛出了大毛病，要求他的妻子赶快回家去。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就慌忙起来。

“我走了倒好，”她对古罗夫说，“这也是命中注定的。”

她坐上马车走了，他送她去。他们走了一整天。等到她在一列特别快车的车厢里坐好，等到第二遍钟声敲响，她就说：

“好，让我再看您一回。……再看一眼。这就行了。”

她没有哭，可是神情忧伤，仿佛害了病，她的脸在颤抖。

“我会想到您……念到您，”她说，“求上帝保佑您，祝您万事如意。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您也别记着。我们永远分别了，这也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该遇见。好，求上帝保佑您。”

火车很快地开走，车上的灯火消失，过一会儿连轰隆声也听不见了，好像什么事物都串通一气，极力要赶快结束这场美妙的迷梦，这种疯狂似的。古罗夫孤身一个人留在月台上，瞧着黑暗的远方，听着螽斯的叫声和电报线的嗡嗡声，觉得自己好像刚刚睡醒过来一样。他心里暗想：如今在他的生活中又添了一次奇遇，或者一次冒险，而这件事也已经结束，如今只剩下回忆了。……他感动，悲伤，生出一点淡淡的懊悔心情；要知道，这个他从此再也不能与之见面的年轻女人跟他过得并不幸福；他对她亲热，倾心，然而在他对她的态度里，在他的口吻和温存里，仍旧微微地露出讥诮的阴影，露出一个年纪差不多比她大一倍的幸福男子的带点粗鲁的傲慢。她始终说他心好，不平凡，高尚；显然，在她的心目中，他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这样说来，他无意中欺骗了她。……

这儿，在车站上，已经有秋意，傍晚很凉了。

“我也该回北方去了，”古罗夫走出站台，暗想，“是时候了！”

三

在莫斯科，家家都已经是过冬的样子了，炉子生上火，早晨孩子们准备上学、喝早茶的时候，天还黑着，保姆就点一会儿灯。严寒已经开始。下头一场雪的当儿，人们第一天坐上雪橇，看见白茫茫的大地，白皑皑的房顶，呼吸柔和而舒畅，就会感到很愉快，这时候不由得会想起青春的岁月。那些老菩提树和桦树蒙着重霜而变得雪白，现出一种忠厚的神情，比柏树和棕榈树更贴近人的心，有它们在近处，人就无意去想那些山峦和海洋了。

古罗夫是莫斯科人，他在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回到莫斯科，等到他穿上皮大衣，戴上暖和的手套，沿彼得罗夫卡走去，每逢星期六傍晚听见教堂的钟声，不久以前的那次旅行和他到过的那些地方对他来说就失去了一切魅力。他渐渐沉浸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每天津津有味地阅读三份报纸，但却说他不是本着原则读莫斯科报纸的。他已经喜欢到饭馆、俱乐部去，喜欢去参加宴会、纪念会，有著名的律师和演员到他的家里来，或者他在医生俱乐部里跟教授一块儿打牌，他就觉得光彩。他已经能够吃完整份的用小煎锅盛着的酸白菜焖肉了。……

他觉得，再过上个把月，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在他的记忆里就会被一层雾盖没，只有偶尔像别人那样来到他的梦中，现出她那动人的笑容罢了。可是一个多月过去，隆冬来了，而在他的记忆里一切还是很清楚，仿佛昨天他才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分手似的。而且这回忆越来越强烈，不论是在傍晚的寂静中，孩子的温课声传到他的书房里来，或者在饭馆里听见抒情歌曲，听见风琴的声音，或者是暴风雪在壁炉里哀叫，顿时，一切就都会在他的记忆里复活：在防波堤上发生的事、清晨以及山上的迷雾、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轮船、接吻等等。他久久地在书房里来回走着，回想着，微微地笑，然后回忆变成幻想，在想象中，过去的事就跟将来会发生的事混淆起来了。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没有到他的梦中来，可是她像影子似的跟着他到处走，一步也不放松他。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她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显得比本来的样子还要美丽、年轻、温柔；他自己也显得比原先在雅尔塔的时候更漂亮。每到傍晚她总是从书柜里，从壁炉里，从墙角里瞅他，他听见她的呼吸声、她的衣服的亲切的窸窣声。在街上他的目光常常跟踪着来往的女人，想找一个跟她长得相像的人。……

一种强烈的愿望折磨他，他渴望把他这段回忆跟什么人谈一谈。然而在家里是不能谈自己的爱情的，而在外面又找不到一个可以谈的人。跟房客们谈是不行的，在银行里也不行。而且谈些什么呢？难道那时候他真爱她吗？难道他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关系中有什么优美的，富于诗意的，或者有教育意义的，或者干脆有趣味的地方吗？他只好含含糊糊地谈到爱情，谈到女人，谁也猜不出他的用意在哪儿，只有他的妻子扬起两道黑眉毛，说：

“你，德米特利，可不配演花花公子的角色啊。”

有一天夜间，他同一个刚刚一块儿打过牌的文官走出医生俱乐部，忍不住说：

“但愿您知道我在雅尔塔认识了一个多么迷人的女人！”

那个文官坐上雪橇，走了，可是突然回过头来，喊道：

“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

“什么事？”

“方才您说得对：那鲟鱼肉确实有点臭味儿！”

这句话平平常常，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惹得古罗夫冒火了，他觉得这句话不干不净，带有侮辱性。多么野蛮的习气，什么样的人啊！多么无聊的夜晚，多么没趣味的、平淡的白天啊！狂赌，吃喝，酗酒，反反复复讲老一套的话。不必要的工作和老套头的谈话占去了人的最好的那部分时间，最好的那部分精力，到头来只剩下一种短了翅膀和缺了尾巴的生活，一种无聊的东西，想走也走不开，想逃也逃不脱，仿佛关在疯人院里或者苦役连[3]里似的！

古罗夫通宵没睡，满腔愤慨，然后头痛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晚上他睡不稳，老是坐在床上，想心思，或者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他讨厌他的孩子，讨厌银行，不想到什么地方去，也不想谈什么话。

在十二月的假期中，他准备好出门的行装，对他的妻子说，他要到彼得堡去为一个青年人张罗一件什么事，可是他动身到C城去了。去干什么呢？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他想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见面，谈一谈，如果可能的话，就约她出来相会。

他早晨到达C城，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个顶好的房间，房间里整个地板上铺着灰色的军用呢子，桌子上有一个蒙着灰色尘土的墨水瓶，瓶上雕着一个骑马的人像，举起一只拿着帽子的手，脑袋却打掉了。看门人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消息：冯·季杰利茨住在老冈察尔纳亚街上他的私宅里，这所房子离旅馆不远，他生活优裕，阔气，自己有马车，全城的人都知道他。看门人把他的姓念成“德雷迪利茨”了。

古罗夫慢慢地往老冈察尔纳亚街走去，找到了那所房子。正好在那所房子的对面立着一道灰色的围墙，很长，墙头上钉着钉子。

“谁见着这样的围墙都会逃跑。”古罗夫看一看窗子，又看一看围墙，暗想。

他心里盘算：今天是机关不办公的日子，她的丈夫大概在家。再者，闯进她的家里去，搅得她心慌意乱，那总是不妥当的。要是送一封信去，那封信也许就会落到她的丈夫手里，那就可能把事情弄糟。最好是相机行事。他一直在街上围墙旁边走来走去，等机会。他看见一个乞丐走进大门，于是就有一些狗向他扑过来，后来，过了一个钟头，他听见弹钢琴的声音，低微含混的琴声就传过来。大概是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在弹琴吧。前门忽然开了，一个老太婆从门口走出来，后面跟着那条熟悉的白毛狮子狗。古罗夫想叫那条狗，可是他的心忽然剧烈地跳动起来，他由于兴奋而忘了那条狮子狗叫什么名字了。

他走来走去，越来越痛恨那堵灰色的围墙，就气愤地暗想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忘了他，也许已经在跟别的男人相好，而这在一个从早到晚不得不瞧着这堵该死的围墙的年轻女人的处境里原是很自然的。他回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吃午饭，饭后睡了很久。

“这是多么愚蠢，多么恼人啊，”他醒过来后，瞧着乌黑的窗子，暗想：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不知为什么我倒睡足了。那么晚上我干什么好呢？”

他坐在床上，床上铺着一条灰色的、廉价的、像医院里那样的被子，他懊恼得挖苦自己说：

“你去会带小狗的女人吧。……去搞风流韵事吧。……你可只能在这儿坐着。”

这天早晨他还在火车站的时候，有一张用很大的字写的海报映入他的眼帘：《艺妓》[4]第一次公演。他想起这件事，就坐车到剧院去了。

“她很可能去看第一次公演的戏。”他想。

剧院里满座。这儿如同一般的内地剧院里一样，枝形吊灯架的上边弥漫着一团迷雾，顶层楼座那边吵吵嚷嚷；在开演以前，头一排的当地大少爷们站在那儿，把手抄在背后；在省长的包厢里头一个座位上坐着省长的女儿，围着毛皮的围脖，省长本人却谦虚地躲在门帘后面，人们只看得见他的两条胳膊。舞台上的幕晃动着，乐队调音花了很久时间。在观众们走进来找位子的时候，古罗夫一直在热切地用眼睛搜索。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也走进来了。她坐在第三排，古罗夫一眼瞧见她，他的心就缩紧了，他这才清楚地体会到如今对他来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一个比她更亲近、更宝贵、更重要的人了。她，这个娇小的女人，混杂在内地的人群里，一点出众的地方也没有，手里拿着一副俗气的长柄眼镜，然而现在她却占据了他的全部生命，成为他的悲伤，他的欢乐，他目前所指望的唯一幸福；他听着那个糟糕的乐队的乐声，听着粗俗、低劣的提琴的声音，暗自想着，她多么美啊。他思索着，幻想着。

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一同走进来、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个身量很高的年轻人，留着小小的络腮胡子，背有点驼；他每走一步路就摇一下头，好像在不住地点头致意似的。这人大概就是她的丈夫，也就是以前在雅尔塔，她在痛苦的心情中斥之为奴才的那个人吧。果然，他那细长的身材、他那络腮胡子、他那一小片秃顶，都有一种奴才般的卑顺神态，他的笑容甜得腻人，他的纽扣眼上有个什么学会的发亮的证章，活像是听差的号码牌子。

头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她丈夫走出去吸烟，她留在位子上。古罗夫也坐在池座里，这时候就走到她跟前去，勉强做出笑脸，用发颤的声音说：

“您好。”

她看他一眼，脸色顿时发白，然后又战战兢兢地看他一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她双手紧紧地握住扇子和长柄眼镜，分明在极力支撑着，免得昏厥过去。两个人都没有讲话。她坐着，他呢，站在那儿，被她的窘态弄得惊慌失措，不敢挨着她坐下去。提琴和长笛开始调音，他忽然觉得可怕，似乎所有包厢里的人都在瞧他们。可是这时候她却站了起来，很快地往出口走去；他跟着她走，两个人糊里糊涂地穿过过道，时而上楼，时而下楼，眼睛前面晃过一些穿法官制服、教师制服、皇室地产管理部门制服的人，一概佩戴着证章。又晃过一些女人和衣架上的皮大衣，过堂风迎面吹来，送来一股烟头的气味。古罗夫心跳得厉害，心想：“唉，主啊！干什么要有这些人，要有那个乐队啊。……”

这当儿他突然记起那天傍晚他在火车站上送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时候，对自己说：事情就此结束，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这件事离着结束还远得很呢！

在一道标着“通往梯形楼座”的狭窄而阴暗的楼梯上，她站住了。

“您吓了我一大跳！”她说，呼吸急促，脸色仍旧苍白，吓慌了神，“哎，您真吓了我一大跳。我几乎死过去了。您来干什么？干什么呀？”

“可是您要明白，安娜，您要明白……”他匆忙地低声说，“我求求您，您要明白……”

她带着恐惧、哀求、热爱瞧着他，凝视着他，要把他的相貌更牢固地留在她的记忆里。

“我苦死了！”她没有听他的话，接着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想您，只想您一个人，我完全是在对您的思念中生活着。我一心想忘掉，忘掉您，可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呢？”

上边，楼梯口有两个中学生在吸烟，瞧着下面，可是古罗夫全不在意，把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拉到身边来，开始吻她的脸、她的脸颊、她的手。

“您干什么呀，您干什么呀！”她惊恐地说，把他从身边推开，“我们两个都疯了。您今天就走，马上就走。……我凭一切神圣的东西恳求您，央告您。……有人到这儿来了！”

下面有人走上楼来了。

“您一定得走……”安娜·谢尔盖耶芙娜接着小声说，“您听见了吗，德米特利·德米特利奇？我会到莫斯科去找您的。我从来没有幸福过，我现在不幸福，将来也决不会幸福，决不会，决不会！不要给我多添痛苦了！我赌咒，我会到莫斯科去的。现在我们分手吧！我亲爱的，好心的人，亲爱的，我们分手吧！”

她握一下他的手，开始快步走下楼去，不住地回头看他，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也确实不幸福。……古罗夫站了一会儿，留心听着，然后，等到一切声音停息下来，他就找到他那挂在衣帽架上的大衣，走出剧院去了。

四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真的动身到莫斯科去看他了。每过两三个月她就从C城去一次，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去找一位教授治她的妇女病，她的丈夫将信将疑。她到了莫斯科就在“斯拉维扬斯基市场”住下来，立刻派一个戴红帽子的人去找古罗夫。古罗夫就去看她，莫斯科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有一回，那是冬天的一个早晨（前一天傍晚信差来找过他，可是没有碰到他），他照这样去看她。他的女儿跟他同路，他打算送她去上学，正好是顺路。天上下着大片的湿雪。

“现在气温是零上三度，然而下雪了，”古罗夫对他的女儿说，“可是要知道，这只是地球表面的温度，大气上层的温度就完全不同了。”

“爸爸，为什么冬天不打雷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也解释了一下。他一边说，一边心里暗想：现在他正在去赴幽会，这件事一个人都不知道，大概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凡是要知道这种生活的人都看得见，都知道，充满了传统的真实和传统的欺骗，跟他的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样；另一种生活则在暗地里进行。由于环境的一种奇特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认为重大的、有趣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凡是他真诚地去做而没有欺骗自己的事情，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弄虚作假，他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他的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包藏在秘密里，也许，多多少少因为这个缘故，有文化的人才那么恓恓惶惶地主张个人的秘密应当受到尊重吧。

古罗夫把他的女儿送到学校以后，就往“斯拉维扬斯基市场”走去。他在楼下脱掉皮大衣，上了楼，轻轻地敲门。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穿着他所喜爱的那条灰色连衣裙，由于旅行和等待而感到疲乏，从昨天傍晚起就在盼他了。她脸色苍白，瞧着他，没有一点笑容，他刚走进去，她就扑在他的胸脯上了。仿佛他们有两年没有见面似的，他们的接吻又久又长。

“哦，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他问，“有什么新闻吗？”

“等一等，我过一会儿告诉你。……我说不出话来了。”

她没法说话，因为她哭了。她转过脸去，用手绢捂住眼睛。

“好，就让她哭一场吧，我坐下来等着就是。”他想，就在一把圈椅上坐下来。

后来他摇铃，吩咐送茶来，然后他喝茶，她呢，仍旧站在那儿，脸对着窗子。……她哭，是因为激动，因为凄苦地体验到他们的生活落到多么悲惨的地步；他们只能偷偷地见面，瞒住外人，像窃贼一样！难道他们的生活不是毁掉了吗？

“得了，别哭了！”他说。

对他来说，事情是明显的，他们这场恋爱还不会很快就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越来越深地依恋他，崇拜他；如果有人对她说这场恋爱早晚一定会结束，那在她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他走到她跟前去，扶着她的肩膀，想跟她温存一下，说几句笑话，这当儿他看见了他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他不由得感到奇怪：近几年来他变得这样苍老，这样难看了。他的手扶着的那个肩膀是温暖的，在颤抖。他对这个生命感到怜悯，这个生命还这么温暖，这么美丽，可是大概已经临近开始凋谢、枯萎的地步，像他的生命一样了。她为什么这样爱他呢？他在女人的心目中老是跟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爱他并不是爱他本人，而是爱一个由她们的想象创造出来的、她们在生活里热切地寻求的人，后来她们发现自己错了，却仍旧爱他。她们跟他相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幸福过。岁月如流，以往他认识过一些女人，跟她们相好过，分手了，然而他一次也没有爱过；把这种事情说成无论什么都可以，单单不能说是爱情。

直到现在，他的头发开始白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

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他相亲相爱，像是十分贴近的亲人，像是一对夫妇，像是知心的朋友。他们觉得他们的遇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他们不懂为什么他已经娶了妻子，她也已经嫁了丈夫；他们仿佛是两只候鸟，一雌一雄，被人捉住，硬关在两只笼子里，分开生活似的。他们互相原谅他们过去做过的自觉羞愧的事，原谅目前所做的一切，感到他们的这种爱情把他们两个人都改变了。

以前在忧伤的时候，他总是用他想得到的任何道理来安慰自己，可是现在他顾不上什么道理了，他感到深深的怜悯，一心希望自己诚恳，温柔。……

“别哭了，我的好人，”他说，“哭了一阵也就够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想出一个什么办法来吧。”

后来他们商量了很久，讲到应该怎样做才能摆脱这种必须躲藏、欺骗、分居两地、很久不能见面的处境。应该怎样做才能从这种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呢？

“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呢？”他问，抱住头，“应该怎样做呢？”

似乎再过一会儿，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两个人心里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1] 指格林纳达岛，位于西印度群岛中向风群岛南部。

[2] “犯了罪的女人”此处指“抹大拉的马利亚”。据《圣经》载，她本是个妓女，因受耶稣感化，忏悔了过去的罪恶。她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中曾多次出现。

[3] 俄国19世纪惩罚士兵流放边远地区的单位。

[4] 在当时俄国流行的一个由英国作曲家琼斯（1861—1946）创作的轻歌剧。

一九〇〇年

在圣诞节节期[1]

一

“写什么呢？”叶果尔拿钢笔在墨水里蘸了蘸，问。

瓦西丽萨已经有四年没有见到她的女儿了。她的女儿叶菲米雅结婚以后，就跟她的丈夫到彼得堡去，寄过两封信回来，后来就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了。这个老太婆不管是黎明时候给母牛挤奶也好，生炉子也罢，夜里打盹儿也好，总是只想着一件事：叶菲米雅在那边怎么样？是否还活着？应该写封信去才对，可是她的老头子不会写信，要找个会写信的人也找不到。

可是现在到圣诞节节期了，瓦西丽萨再也忍不住，就到饭铺里去找饭铺老板的弟弟叶果尔；这个人自从退伍以后来到本地，就一直待在家里，坐在饭铺里，什么事也不干。大家都说他会写信，不过得给足了钱才行。瓦西丽萨在饭铺里跟厨娘谈了一阵，随后又跟老板娘谈了一阵，最后才跟叶果尔本人谈。价钱说妥了，十五个戈比。

现在（这发生在节期的第二天，在饭铺的厨房里），叶果尔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支钢笔。瓦西丽萨站在他的面前沉思不语，脸上现出忧虑和悲伤的神情。她的老头子彼得也跟她一块儿来了，他很瘦，身量高，头上有一块深棕色的秃顶；他站在那儿，眼睛一动不动地呆视着前面，像瞎子一样。炉灶上的一口锅里正在炖猪肉，时而发出咝咝的声音，时而扑哧扑哧地响，甚至仿佛在说话：“不了——不了——不了”。屋子里闷热。

“写什么呢？”叶果尔又问。

“什么！”瓦西丽萨说，又生气又怀疑地瞧着他，“你别催我！你用不着担心，不会叫你白写，会给你钱的！好，写吧。我们的亲女婿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和我们疼爱的独生女叶菲米雅·彼得罗芙娜，我们怀着爱心向你们深深鞠躬，并送上父母永远的祝福。”

“好。快说下去。”

“再祝你们过一个幸福的基督圣诞节，我们都活着，身体挺好，愿你们也这样，求主……上天保佑。”

瓦西丽萨沉吟一下，跟她的老头子互相看一眼。

“愿你们也这样，求主……上天保佑……”她又说一遍，哭起来了。

她再也没有话可说了。先前，她夜里想心思的时候，总是觉得她要说的话连十封信也装不下。自从她的女儿跟丈夫走了以后，已经有许多水流进了大海，这两个老人像孤老一样活着，每到晚上就沉重地叹气，好像埋葬了他们的女儿一样。在这段时期当中，村子里发生过多少各式各样的事，多少人结了婚，多少人死了呀。多么漫长的冬天！多么漫长的夜晚！

“好热啊！”叶果尔说，解开他的坎肩的纽扣，“多半有七十度了。还写什么？”他问。

两个老人没有说话。

“你女婿在那边做什么事？”叶果尔问。

“他当兵，老弟，你知道，”老头子用衰弱的声调回答说，“他是跟你同时退伍回来的。他原先当兵，现在呢，我是说，在彼得堡一家水疗院里做事。大夫用水给病人治病。他呢，我是说，在大夫那儿当看门人。”

“这儿都写着呢……”老太婆从手绢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叶菲米雅寄来的，上帝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写的了。也许他们都不在人世了。”

叶果尔想了一会儿，开始很快地写信。

“现在，”他写道，“既然您的命运指定您在军界工作，我们就要劝您留（浏）览一下《惩界（戒）条令》和《军事部门刑法》，您将在上述法律中看到军事部门人员之文明。”

他一面写，一面把他所写的念出来，可是瓦西丽萨正在考虑：应该写一写去年多么苦，甚至没到圣诞节节期粮食就吃完了，只好卖母牛。应当要求他们寄钱来，应当写一写她的老头子常常闹病，多半不久就要把灵魂交给上帝了。……可是这些事怎样用文字表达出来呢？哪一件事先写，哪一件事后写呢？

“请注意《军事法轨（规）》第五册。兵是普遍的、光彩的名称。最高一级的兵是将军，最低一级的是列兵。……”

老头子努动嘴唇，小声说：

“要是能看一看外孙子、外孙女才好。”

“哪儿有什么外孙子、外孙女？”老太婆问，生气地瞧着他，“是啊，也许一个也没有！”

“外孙子外孙女？也许有的。谁知道呢！”

“因此您可以判断，”叶果尔匆匆地写下去，“外部的敌人是什么，内部的敌人是什么。我们的头号内部敌人是巴克科斯[2]。”

钢笔吱吱地响，在纸上描出一些花体字，好像钓鱼用的钩子。叶果尔匆匆忙忙地写着，每行字都要念好几回。他坐在一条板凳上，两条腿在桌子底下叉开，长得肥头胖脑，身体健壮，面孔肥大，后脑勺通红。他就是庸俗的化身，粗鄙、傲慢、骄横，由于在饭铺里出生和长大而洋洋得意，瓦西丽萨很明白这个人庸俗，可是没法用话语表达出来，光是气愤而轻蔑地瞅着他。他的声调和那些难于理解的字眼，再加上屋里又闷又热，闹得她头痛起来，思路乱了，她就不再说话，也不再思索，光是等着那个人的钢笔的吱吱声结束。不过老头子倒十分信任地瞧着他。他既信任带他到这里来的他那老太婆，也信任叶果尔；刚才他提到水疗院的时候，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他既相信这个机关，也相信水治疗法的效验。

叶果尔写完信以后，站起来，把全信从头到尾读一遍。老头子没有听懂，可是信任地点着头。

“写得不错，挺通顺……”他说，“求主赐给你健康。写得不错。……”

他们在桌子上放了三枚五戈比的硬币，就从饭铺里走出去了；老头子眼睛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像瞎子一样，他脸上流露出充分的信任，可是瓦西丽萨走出饭铺时却对一条狗摇一摇手，气冲冲地说：

“去，瘟疫！”

老太婆通宵没有睡着，种种思虑搅得她心神不定；黎明时分她下床来，祷告一下，就到火车站去寄信。

离火车站有十一俄里路。

二

勃·奥·莫节尔韦依节尔大夫的水疗院即使在新年也像在平常日子一样地工作，只有看门人安德烈·赫利桑菲奇穿上镶着新的金丝绦的制服，皮靴擦得格外亮，他对所有的来人都拜年，向他们恭贺新禧。

那是早晨。安德烈·赫利桑菲奇站在门旁看报。十点钟整，一位熟识的将军来了，他是这儿的常客，随后，一个邮差来了。安德烈·赫利桑菲奇给那位将军脱掉军大衣，说：

“新年新禧，大人！”

“谢谢你，好小伙子。祝你也这样。”

将军走上楼去，对一个房门扬扬头，问道（他每天必问，每次问了以后总要忘记）：

“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按摩室，大人！”

等到将军的脚步声消失，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就瞧了瞧收到的邮件，发现有一封信上写着他自己的名字。他拆开信，看了几行，然后眼睛看着报纸，不慌不忙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这个房间就在这儿楼下，在过道的尽头。他妻子叶菲米雅正坐在床上，喂孩子吃奶；另一个孩子，年纪顶大的一个，站在她身旁，把他那头发拳曲的脑袋枕在她的膝盖上，第三个孩子睡在床上。

安德烈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那封信交给他的妻子，说：

“大概是乡下寄来的。”

随后他就走出去了，眼睛没有离开过报纸，在过道上离他的房门不远的地方站住。他可以听见叶菲米雅用颤抖的嗓音念了开头的几行。她再也念不下去，对她来说，这几行就足够了，她的泪如泉涌，搂住她那大孩子，吻他，开始讲话，谁也闹不清她究竟在哭还是在笑。

“这信是外婆写来的，外公写来的……”她说，“从乡下寄来的。……圣母啊，圣徒啊！现在那边已经下大雪，雪堆到房顶那么高了……那些树白白的，白白的。小孩子坐着小小的雪橇。……秃头的老外公，坐在家里炉台上……有一条小黄狗。……我那些亲人啊！”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听着这些话，想起来他的妻子有三四次给他一封信，求他寄到乡下去，可是总有些重要的事情来打岔，他没有寄出去，那些信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

“有些小兔子在野地上跑来跑去，”叶菲米雅哭着说，吻着她的男孩，“外公温和，心眼好，外婆也心眼好，仁慈。村里的人相处得挺亲热，他们都敬畏上帝。……村子里有个小小的教堂，庄稼汉们在唱诗班里唱歌。求圣母，保护我们的母亲，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趁没有外人来，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打算吸一会儿烟，叶菲米雅就忽然止住哭，一声也不响，擦干眼睛，光是嘴唇在发抖。她十分怕他，哎，怕极了！他的脚步声一响，他的眼睛一动，她就发抖，心惊胆战，在他面前她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开始吸烟，可是正在这时候，楼上的铃声响了。他就熄掉纸烟，做出很庄重的脸色，跑到大门口去了。

将军从楼上走下来，刚洗过澡，脸色红润，精神抖擞。

“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他指着一个房门，问道。

安德烈·赫利桑菲奇就挺直身子，双手下垂，紧贴裤缝，大声说道：

“夏尔科淋浴[3]室，大人！”

[1] “圣诞节节期”从1月7日至19日，共十二天。基督教会为纪念《圣经》中所说基督诞生和受洗而规定。

[2]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号。

[3] “夏尔科淋浴”是一种淋浴疗法，由法国现代神经病学创始人之一夏尔科（1825—1893）首创。

在峡谷里

一

乌克列耶沃村坐落在一个峡谷里，因此从公路上和火车站上只能看见教堂的钟楼和棉布印花厂的烟囱。过路的人一问起这是什么村子，就会听见人家说：

“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

有一回在厂主科斯丘科夫家里的丧宴上，一个年老的教堂执事在各种凉菜中间一眼看见成粒的鱼子酱，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人家用胳膊肘碰他，拉他的衣袖，可是他好像因为吃开了胃而变得麻木了，一点感觉也没有，只顾吃。他把鱼子酱都吃光，那一罐子有四磅光景呢。从那以后好多年过去了，那教堂执事早已死了，可是鱼子酱的事大家却还记得。不知是因为这儿的生活十分贫乏呢，还是因为人们除了这件十年前发生的小事以外不知道注意别的事，总之，人们一提起乌克列耶沃村就没有别的事可讲了。

这个村子里没有断绝过热病，就连在夏天也是满地泥泞，特别是靠近围墙的地方。老柳树在围墙上弯下腰来，造成一片宽阔的树荫。此地永远有一股工厂垃圾的气味和用来给花布加工的醋酸的气味。那些工厂，三个棉布印花厂和一个制革厂，并不在村子里面，而是在村边，离这儿相当远。那都是些不大的工厂，合起来一共雇了不过四百个工人。制革厂常常使得小河的水发臭。垃圾污染草地，农民的牲口害炭疽病，于是制革厂奉命关闭了。这厂子表面看来算是关闭了，其实在秘密地开工，这是得到县警察局长和本县医师默许的，因为厂主按月送给他们每人十卢布。全村只有两幢像样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用铁皮铺成房顶的，其中有一幢是乡公所，另外一幢是两屋楼的房子，正巧坐落在教堂对面，住着一个从叶皮方搬来的小市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齐布金。

格里戈里开一家食品杂货店，不过这只是摆样子的，实际上却贩卖白酒、牲口、兽皮、原粮、猪，碰上什么他就卖什么，比方说，国外需要喜鹊毛做女帽，他就买卖喜鹊，每一对赚三十戈比。他买下树林采伐权，他放钱生利，总之，他是一个善于谋利的老头子。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尼西姆在警察局侦缉队里做事，很少在家。小儿子斯捷潘做生意，帮助父亲，可是要希望他帮很大的忙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弱，耳朵聋。他妻子阿克西尼娅是个相貌俊俏、身体匀称的女人，遇到节日总要戴上帽子，撑起阳伞。她起床早，上床迟，成天价提起裙子，跑来跑去，弄得钥匙叮当响，忽而到谷仓去，忽而到地窖去，忽而到小铺去，老齐布金高兴地瞧着她，眼睛发亮。遇到这类时候，他总是觉着歉然：她没嫁给他的大儿子，却嫁给耳朵聋的小儿子了，小儿子分明不会欣赏女人的美丽。

老头子素来喜欢家庭生活，他爱他的家庭胜过世上的一切，特别喜爱做暗探的大儿子和儿媳妇。阿克西尼娅刚刚跟那聋儿子结了婚，就显出她精明强干，对谁可以赊账，对谁不可以赊账，她心里清清楚楚。她保管钥匙，甚至信不过她丈夫。她拿过算盘来，打出一片噼啪声。她像农民那样察看马的牙齿，她老是发笑或者喊叫。不管她干什么，说什么，老头子总挺感动，喃喃地说：

“真有你的，儿媳妇！好一个美人儿，小娘子……”

他本来是鳏夫，可是儿子婚后过了一年，他自己忍不住，也结婚了。人家给他找了一个姑娘，住在离乌克列耶沃村三十俄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名叫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出身于一个上流人家，年纪不算轻了，可是长得美丽，大方。她一搬到楼上的小房间里住下，这所房子里一切东西就都放光了，仿佛所有的窗子都安了新玻璃似的。圣像前面的油灯亮起来，桌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窗台上和花圃里出现了花，结着红苞。吃饭时候也不是公用一个木钵，而是各人面前有各人的碟子了。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愉快而亲切地微笑着，仿佛房子里样样东西都在微笑似的。乞丐、男香客、女香客，开始走进院子里来，这种事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窗根底下传来乌克列耶沃的村妇们那种哀诉的、唱歌样的说话声，和因为喝醉酒而被工厂开除的、衰弱干瘦的乡下人的惭愧的咳嗽声。瓦尔瓦拉周济他们钱、面包、旧衣服，后来她在这儿住熟了，就开始把铺子里的东西也送出去了。有一回聋子看见她拿去四分之一磅的茶叶，这使他不放心了。

“妈在这儿拿去了四分之一磅茶叶，”事后他告诉父亲说，“这笔账出在哪儿呢？”

老头子没答话，站着不动，想了一想，眉毛动弹着，然后上楼看他妻子去了。

“瓦尔瓦鲁希卡[1]，要是你，亲爱的，要铺子里的什么东西，”他亲切地说，“你尽管拿好了。随便拿吧，不必犹疑。”

第二天聋子跑过院子，对她招呼道：

“妈，倘或您要什么东西，您就来拿吧！”

她这种布施显得有一点新鲜，有一点轻松畅快，就跟圣像前面的油灯和那些小小的红花蕾一样。斋期前最后一次荤食日或者一连三天的当地守护神节日当中，商店里总是把腐臭的腌牛肉卖给农民，那种肉冒出那么浓的臭气，就连站在肉桶旁边都会受不住，他们从醉汉手里收下镰刀、帽子、老婆的头巾，作为抵押品，工人们喝了低劣的白酒，昏昏沉沉倒在泥地里打滚。罪恶凝结起来，像雾那样停在空中，每逢这种时候，人要是想起那边，在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文静的、穿得整整齐齐的、跟腌牛肉或者低劣的白酒没一点关系的女人，心头就会稍稍轻松一些。在那种沉重的、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她的施舍起着机器里的安全阀的作用。

齐布金家里，白天过得很忙。太阳还没出来，阿克西尼娅就已经在前堂洗脸，发出喷鼻子的声音，厨房里茶炊滚沸着，发出呜呜的响声，好像预告着要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似的。老人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穿一件又长又黑的上衣，一条印花布裤子，一双亮晃晃的高筒靴，那么干净，那么矮小，在各房间里走来走去，小小的靴后跟踩得噔噔响，活像一首著名的歌里的老公公。商店开门了。等到天色大亮，就有一辆轻快的二轮马车来到门廊外边，老头子矫健地坐上车，把他那顶大便帽压到耳朵边上，谁瞧见他都不会说他有五十六岁了。他的妻子和儿媳妇送他上车。每逢老头子身上穿一件讲究而干净的礼服，马车上套一匹值三百卢布的又大又黑的雄马，他就不喜欢农民们到他面前来请托什么事，诉什么苦情。他痛恨农民，讨厌他们。要是他看见有个农民站在门口等他，他就生气地嚷道：

“你为什么站在这儿？躲我远远的！”

或者，如果那是一个乞丐，他就叫道：

“上帝才会养活你！”

他坐着车子办事去了。他妻子穿一身黑衣服，系一条黑围裙，打扫房间，或者在厨房里帮忙。阿克西尼娅在店里做买卖，这时候院子里就传来酒瓶和钱的叮当声，她嗤嗤地笑着或者喊叫，被她得罪的顾客发脾气了，同时还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经在那边，在店子里偷偷地出售了。聋子也坐在店里，要不然就不戴帽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在村街上散步，心不在焉地一会儿瞧着农民的小木房，一会儿瞧着上面的天空。他们一天在家里大约喝六道茶，大约有四次围着桌子坐下来吃饭。到了傍晚，他们就把进款算清，登在账上，然后酣畅地睡觉。

乌克列耶沃的所有三家棉布印花厂跟厂主住宅都用电话联系着，那三家厂主是赫雷明家年长的一辈人，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和科斯丘科夫。乡公所里也安一架电话，可是不久那架电话就给臭虫和蟑螂爬满，打不通了。乡长是个半文盲，写起公文来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草。可是他看见电话坏了，却说：

“得，现在我们没有了电话可就有点困难了。”

赫雷明家年长一辈人经常跟年轻一辈人打官司，有时候年轻一辈人自家伙儿里起内讧，也打官司，于是他们的工厂停工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他们重又讲和为止。这种事总是使得乌克列耶沃的居民们很高兴，因为每次吵嘴总会引起许多闲话和流言蜚语。到了节日，科斯丘科夫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坐上车子出去兜风，飞快地在乌克列耶沃村里跑来跑去，把小牛压死了事。阿克西尼娅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她商店附近的街上走来走去，弄得她那浆得蓬起的衬裙沙沙响，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就把她拉上车去，仿佛硬把她架走了似的。然后老齐布金也坐车出来，为的是夸耀他的新马。他带着瓦尔瓦拉一块儿坐在车上。

坐车兜风以后，到傍晚，人们都躺下睡觉，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院子里却有一个贵重的手风琴响起来，如果那天晚上有月亮，人们听了乐声就会觉得又忧愁又快乐，乌克列耶沃就不再像是一个陷阱了。

二

大儿子阿尼西姆很少回家来，只有遇到大节期才回来一趟，可是他常托同乡带回礼物和家信，信是托别人代写的，字迹优美，每回都是用大张的信纸，看上去像是正式的呈文。信上满是阿尼西姆在谈话里素来不用的词藻：“亲爱的爸爸妈妈，兹奉上花茶一磅，借以满足您们生理上之需要耳。”

每封信的下款都好像是用破钢笔尖歪歪斜斜地写出：“阿尼西姆·齐布金。”下款底下又是那笔优美的字：“侦探。”

那些信经人大声念过好几遍，老头子听得很感动，兴奋得涨红脸，说：

“瞧，他不愿意待在家里，却去干念书人的营生了。好的，随他去吧！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在谢肉节[2]以前，有一天下了一阵夹着雪粒的大雨，老头子和瓦尔瓦拉走到窗前去看雨，可是看啊，阿尼西姆从车站坐着雪橇来了。他来得完全出人意外。他走进门来，心神不定，看样子仿佛在为什么事担忧似的，后来，在他住下的那些天也始终是这样子，他的举止有点随随便便。他并不急着要走，倒好像给革掉了差使似的。他回来，瓦尔瓦拉倒很高兴，她老是带点狡猾的神情瞧他，摇头，叹气。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天？”她说，“啧啧，这小伙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是他仍旧是光棍儿，没个牵挂。唉，啧啧……”

她讲的那些轻柔平稳的话在隔壁房间里听起来就像是“啧啧啧”。她开始跟老头儿和阿克西尼娅交头接耳地说话，他们的脸就也现出狡猾的、鬼鬼祟祟的神情，仿佛他们串通了要做什么坏事似的。

大家决定要给阿尼西姆办亲事了。

“唉，啧啧！……弟弟倒早就结婚了，”瓦尔瓦拉说，“可是你仍旧没个伴儿，就跟集市上的公鸡一样。这成什么话？唉，啧啧，求上帝保佑，结婚吧，然后随你的便，自管出外去做事好了，让老婆留在家里做个帮手。小伙子，你过日子没有一点章法，我看你已经把什么章法都忘了。唉，啧啧，你们这些城里人呀，全有罪哟。”

齐布金家里的人既是要结婚，那么大家就得给他们这些有钱的人挑顶好看的新娘。他们给阿尼西姆也找了一个俊俏的姑娘。他自己呢，长着一副不招人喜欢的、不起眼的相貌，尽管身体单薄而且病态，个子矮小，脸蛋却挺肥，鼓起来，倒好像他把腮帮子吹起来似的。他那对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神尖利，胡子又稀又红，每逢他想心事，老是把胡子塞进嘴里去嚼。此外，他常常喝酒，这从他的脸容和他的步态就看得出来。可是他一听说他们已经给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新娘，就说：

“哦，话说回来，我自己也不丑啊。应当说，咱们齐布金家的人都长得漂亮。”

靠近城边有一个托尔古耶沃村。最近，这个村子有一半已经并进城里去，剩下来的一半仍旧算是村子。在并出去的那一半里面，有一个寡妇住着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她跟她妹妹同住。这妹妹很穷，白天出去做零工，有个女儿名叫丽巴，是个姑娘，也出去做零工。托尔古耶沃的人们已经在称道丽巴的美貌，可是她那赤贫的家境却吓退了一切人。大家认为只有鳏夫或者上了岁数的人才肯不顾她穷而跟她结婚，或者索性不结婚而跟她同居，她母亲跟着她也就有吃有喝了。瓦尔瓦拉听媒婆说到丽巴，就坐车子到托尔古耶沃去了。

然后，在那姑娘的姨妈家里照规矩安排了相亲的仪式，备了凉菜和葡萄酒。丽巴穿一件特为相亲做的粉红色新衣服，一条鲜红的缎带在她头发上面像火焰一样闪着。她又瘦又弱，脸白，五官温柔而秀气，她的皮肤由于在露天底下工作而晒得发红，羞臊哀伤的笑容老不离开她的脸，一双眼睛带着孩子气看人，显出信任和好奇的神情。

她年轻，仍然是个小姑娘，乳房还看不大出来，不过她可以结婚了，因为已经到了年纪。她长得确实美，只有一个地方不招人喜欢，就是她那双像男人一样的大手，现在那双手没事可做，垂在那儿，好比两只大爪子。

“陪嫁钱没有，我们倒也不在乎，”老人对姨妈说，“早先我们给我们的儿子斯捷潘也娶了个穷人家的姑娘，现在我们不知该怎样称赞她才好了。在家里也罢，在店里也罢，她那双手简直称得起是金子打的呢。”

丽巴站在门口，好像要说：“随您怎样摆布我就是，我相信您。”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这个做零工的女人，躲在厨房里，胆怯得一动也不能动。当初她还年轻的时候，有一回，她在一个商人家里擦地板，那商人发火了，对她跺起脚来，她十分害怕，吓傻了，从此她一辈子心底里老存着害怕的感觉。她一害怕，胳膊和腿就老是发抖，脸颊抽筋。她坐在厨房里，极力听客人们说什么话，不断地在胸前画十字，用手指头按着前额瞧着圣像。阿尼西姆微微有点醉意，推开厨房的门，毫不拘束地说：

“您坐在这儿干什么，亲爱的妈妈？您不来，我们觉着闷得慌呢。”

普拉斯科维娅战战兢兢，用手按着干瘪的瘦胸脯，回答说：“哪儿的话，求上帝怜恤吧……您心真好，老爷。”

相亲以后，婚期定妥了。这以后，阿尼西姆在家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吹口哨，或者忽然想起什么，就变得心事重重，一动也不动地凝神瞧着地板，仿佛眼光要钻到深深的地底下去似的。他知道自己就要结婚，而且那么快，定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却没露出高兴的样子，也不打算去看新娘，光是不断地吹口哨。他所以结婚，显然只因为他父亲和后妈要他结婚，又因为村子里有这样的风俗：要儿子结婚是为了给家里添一个帮手。他走的时候，一点也不匆忙，总之他一举一动都跟先前几次回来的情形不一样。他显得满不在乎，说出来的话也不对头。

三

希卡洛沃村住着两个女裁缝，是姊妹俩，属于鞭身派教徒[3]。婚礼的新衣服就交给她们做，她们常常来量尺寸，喝很久的茶。她们给瓦尔瓦拉做一件棕色连衣裙，镶黑花边和玻璃珠，给阿克西尼娅做一件淡绿的连衣裙，配上黄色前胸，拖着长后襟。等到裁缝做完活，齐布金却不付她们工钱，只给店里的货物。她们愁闷地走了，手里提着她们完全不需要的几小捆硬脂蜡烛和沙丁鱼。她们走出村子，到了野外，就在一个土坡上坐下，哭起来。

举行婚礼的三天以前，阿尼西姆回来了，从头到脚一身新。他穿着发亮的胶皮雨鞋，没扎领结，却拴着一条红线绳，上面穿着小珠子。他肩上披着一件大衣，没把胳膊伸进衣袖里去，这件大衣也是新的。

他在圣像面前庄重地祷告一番，然后向父亲问安，送给他十枚银卢布和十枚半卢布银币，送给瓦尔瓦拉的也是这样一份。他送给阿克西尼娅的是四分之一卢布银币二十枚。这份礼物特别可爱的地方就在于所有的钱币仿佛是精心选出的一样，一律是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阿尼西姆极力要显得庄重严肃，绷紧了脸，鼓起腮帮子。他嘴里冒出酒气来。他一定每到一个火车站就到小吃部去一趟。这个人仍旧带着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多余的气派。然后，阿尼西姆跟老头儿一块儿喝茶，吃点东西。瓦尔瓦拉把那些新卢布放在手心上翻来覆去地看，同时问起那些在城里生活的同乡。

“谢谢上帝，他们都不错，他们过得挺好，”阿尼西姆说，“只是伊万·叶戈罗夫家里出了点事：他的老婆子索菲娅·尼基福罗芙娜去世了。她害的是痨病。他们为了让她的灵魂安息而安排了丧宴，是从包办宴席的人那儿定来的。每一客是两个半卢布。还有真正的葡萄酒。我们的同乡，几个庄稼汉，也去了。叶戈罗夫为他们也叫了两个半卢布一客的饭菜。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吃。庄稼汉哪儿懂得什么口味！”

“两个半卢布呀！”老头说，摇摇头。

“可不是！那儿又不是乡下。比方说，你走进一家饭馆想吃一顿，点了这样那样的菜，凑上三朋四友，一块儿喝上一通酒。一眨巴眼儿的工夫，天就已经亮了。对不起，你得替每个人付三四个卢布才成。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那他饭后喜欢喝上一杯掺白兰地的咖啡，可是，先生，上等白兰地要六十戈比一小杯呐。”

“这全是随口乱说了，”老头子惊叹地说，“这全是随口乱说了！”

“现在我老是跟萨莫罗多夫在一块儿。替我给你们写信的就是这个萨莫罗多夫。他写得好极了。妈，”阿尼西姆快活地对瓦尔瓦拉说下去，“要是我告诉您萨莫罗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才不会相信呢。我们大家都叫他穆赫达尔，因为他跟亚美尼亚人一样，周身上下一片黑。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妈，他的事儿就跟我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我全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就老是跟着我，难舍难分，现在我们真是拆不开，打不散了。他好像有点怕我，可是离开我又活不下去。我上哪儿他也上哪儿。妈，我长着一对真正厉害的眼睛。我在旧衣市上一眼看见一个农民卖一件衬衫。‘慢着，这衬衫是偷来的！’果然不错，那衬衫真是偷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呢？”瓦尔瓦拉问。

“也说不出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长着那样的眼睛呗。我并不知道衬衫的来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就那么心血来潮了：这东西是偷来的，准是这么的。我们侦缉队里那些同事常常这么说：‘嘿，阿尼西姆打山鹬去了！’那意思是说去找贼赃了。对了……偷是谁都会的，可是要想保牢贼赃，那就难了！世界挺大，可就是没有地方藏贼赃。”

“上个星期我们村里贡托列夫家给偷走了一只公羊和两只小母羊，”瓦尔瓦拉说，叹一口气，“却没有人去把它们找回来……唉，啧啧……”

“行。我可以去找。这没什么，我办得到。”

结婚的日子到了。那是四月里一个凉快、晴朗、快活的日子。从一清早起，人们就坐着由两匹或者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在乌克列耶沃村里来来去去，铃子叮当地响，车轭和马鬃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绦带。白嘴鸦给车马声闹得心慌意乱，在柳树林里呱呱叫，椋鸟也提高嗓门，不停地叫唤，倒好像因为齐布金家办喜事而高兴似的。

屋里桌子上，已经摆满长条的鱼、整只火腿、肚子里填满东西的家禽、一盒盒的熏鲱鱼、各种各样盐腌的和醋渍的吃食、许多瓶白酒和葡萄酒，空气里弥漫着熏腊肠和酸龙虾的气味。老齐布金在桌子旁边走来走去，靴后跟嘎吱嘎吱地响，拿着两把刀子互相磨着。大家不断地喊住瓦尔瓦拉，问她要这样要那样，她呢，样子慌慌张张，上气不接下气，不断地在厨房里跑进跑出。厨房里面，科斯丘科夫家的厨师和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给老爷做饭的女厨子从天亮起就在干活了。阿克西尼娅卷起头发，只穿着紧身胸衣，没穿连衣裙，脚上穿一双嘎吱嘎吱响的新皮鞋，一阵风似地跑过院子，只看见她那光光的膝头和胸脯一闪就过去了。各处热热闹闹，人们可以听见骂人和赌咒的声音。行人在敞开的大门口站住，样样事情都使人觉得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了。

“他们坐车去接新娘了！”

马车铃子叮当响着，出了村子很远才消失……到两点多钟，人们奔跑起来，原来铃声又响了，他们把新娘接来了！教堂里挤满了人，圣像前的枝形烛台点亮了，唱诗班按老齐布金的意思照着乐谱歌唱。辉煌的亮光和鲜艳的衣服弄得丽巴眼花缭乱。她觉得歌手用响亮的嗓音砸她脑袋，就跟锤子一样。她生平第一回穿的紧身胸衣和她那双皮鞋勒得她挺痛。她的脸相看上去仿佛是在昏厥以后刚清醒过来似的，她呆瞪瞪地往四下里瞧，却什么也没看明白。阿尼西姆穿一身黑礼服，脖子上没扎领结，却系了一条红线绳，心事重重，瞧着一个地方出神，每逢歌手高声唱起来，他就赶快在胸前画十字。他心里感动，想哭出来。这个教堂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起就熟悉，从前有一个时期他那去世的母亲常带他上这儿来领圣餐，有一个时期他还在儿童唱诗班里歌唱，每个圣像、每个角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呢，他结婚了，为了合乎世道而必须娶妻子，可是现在他没想这些，不知怎么他竟不记得而且完全忘了他的婚事。眼泪使得他眼睛看不见圣像，心里堵得慌。他暗自祷告，祈求上帝让那个在劫难逃的灾难，即使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定会降在他身上的灾难，好歹放过他去，就跟天旱的日子里雨云掠过村子却不落下一滴雨来一样。过去已经积下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罪，事情已经闹到简直没有退避的余地，没有挽回的余地，就连要求宽恕也好像不近情理了。可是他仍旧恳求宽恕，甚至大声哭出来，不过谁也没理会，因为他们以为他喝醉了。

有一个孩子用惊慌的声音哭着说：

“好妈妈，带我离开这儿吧，亲妈妈！”

“不许说话！”司祭叫道。

新婚夫妇从教堂出来，走回家去，人们跟在他们身后跑着。小铺附近，大门附近，院子里窗跟前，也都围满了人。村妇们来唱喜歌。合唱队早已站在前堂，拿了乐谱等着，年轻的夫妇刚刚跨进门槛，他们就提高喉咙用尽力气齐声唱起来。特意从城里约来的一个乐队也开始奏乐。顿河香槟酒已经盛在高脚杯子里，送过来。木匠兼包工头叶利扎罗夫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眉毛生得很密，弄得眼睛也看不大见了，他对新婚夫妇说：

“阿尼西姆和你，孩子，要相亲相爱，要按上帝的意思过日子，孩子们，求圣母不要抛弃你们。”他伏在老头子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咱们哭一场吧，高兴得哭一场吧，”他用尖细的声音说，然后立刻突然笑起来，用响亮的男低音接着说，“哈哈哈，你又添了个好儿媳妇！她呀，处处都合格，处处都光溜溜的，没一点杂音，整个机器都没毛病，螺丝钉多得很。”

他是叶戈列夫县的人，可是从年轻时候起就在乌克列耶沃村的工厂和县里做工，已经在这儿住惯了。多年以来，大家觉得他一直是这么老，一直跟现在一样瘦高，多年以来，大家一直叫他“拐杖”。也许因为近四十多年来专门在工厂里做修理工作吧，总之，他批评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时候总是在扎实上面着眼：看一看是不是需要修理。他在靠着饭桌坐下来以前，先试了好几把椅子，看它们结实不结实，他还摸了摸鲑鱼。

喝过顿河香槟酒以后，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客人们谈天，移动椅子。歌手在前堂唱歌，乐队奏乐，同时院子里村妇们齐声唱喜歌，结果造成一种可怕的、乱七八糟的声音，闹得人头昏眼花。

“拐杖”坐在椅子上扭个不停，胳膊肘碰着他身旁的人，妨碍人家谈话。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他急促地嘟哝着，“阿克西尼娅宝贝儿，瓦尔瓦拉宝贝儿，咱们太太平平、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吧，我亲爱的小斧子……”

他酒量小，现在只喝了一杯英国白酒就醉了。这难于下咽的白酒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一喝就昏醉，仿佛一闷棍把人打晕了似的。舌头开始转动不灵了。

在座的有本地的教士、带着妻子一同来的工厂职员们、商人、从别的村子来的饭铺老板。乡长和乡里的文书也并排坐在那儿，他们已经一块儿服务了十四年，在这段时期里每逢给人签署文件，或者在放人走出乡公所以前，总是把人欺骗一下或者侮辱一下，如今他俩养得肥头胖脑，仿佛他们在欺诈里泡得太久，连脸上的皮肤都有了一种特别的骗子色彩。文书的老婆是一个斜眼的瘦女人，把她所有的孩子都带来了，她像一只鹰似地斜着眼瞄准菜碟，凡是她的手够得到的都被她一齐抢光，放进她自己的或者孩子的衣袋里去了。

丽巴坐在那儿不动，好像变成了石头，仍旧现出在教堂里的那副表情。阿尼西姆自从认识她以后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因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嗓音是什么样儿。现在，他坐在她身旁，始终闷声不响，只顾喝英国白酒，等到喝醉了才开口，跟坐在对面的丽巴的姨妈说：

“我有个朋友，姓萨莫罗多夫。他是个有专长的人。论身份他是个非世袭的名誉公民，能说会道。不过我把他看得透里透，姨妈，这他也知道。请您跟我一块儿为萨莫罗多夫的健康干一杯吧，姨妈！”

瓦尔瓦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劝客人吃东西。她明明很满意，因为菜有那么多碟，全都那么丰富，现在谁也不能挑剔他们了。太阳落下去了，可是酒宴一直没停，客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讲的话也休想听得清，只有在乐队的乐声偶尔停下来的时候，才可以清楚地听见外面有一个村妇嚷道：

“你们吸饱了我们的血，强盗，叫你们死了才好！”

到傍晚，大家和着乐声跳舞。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带着他们自己的酒光临了，其中有一个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两只手各拿一个酒瓶，嘴里还衔着酒杯，逗得大家都笑了。卡德里尔舞跳到一半，他们忽然挫下身去，蹲着跳起来。穿绿衣服的阿克西尼娅像一道闪电似地飞过来飞过去，她的长后襟扇起一阵风。有人踩坏她下摆的绉边，“拐杖”就嚷道：

“喂，他们把护墙板扯下来了！孩子们！”

阿克西尼娅生着天真的灰色眼睛，那对眼睛难得眨巴一下，她脸上老是带着天真的笑容。她那对一眨也不眨的眼睛、长脖子上的小脑袋、她那苗条的身材，都有点蛇的样子。她配上周身的绿色，配上她那黄色的前胸，唇边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从嫩嫩的黑麦田中挺直身子昂起头来瞧着行人的一条毒蛇。赫雷明家的那些人待她随随便便。很明显，她跟他们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早已打得火热了。可是她那聋丈夫却一点也没看出来，他压根儿就没瞧她。他坐在那儿，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正在吃胡桃。他咬开胡桃壳的声音响得很，听上去跟放枪一样。

可是，看哪，老齐布金自己走到房中央来了，他挥动手绢，表示他也要跳俄罗斯舞了。于是从房里各处，从院子当中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嘈杂的赞叹声：

“大老板也出场了！大老板！”

瓦尔瓦拉跳舞，可是老头子光是挥动手绢，跺靴后跟。院子里的人互相推搡着，往窗子里看，十分高兴。一时间，他们宽恕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他的欺侮。

“跳得好哇，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那群人叫道，“对，跳吧！你还能行呐！哈哈！”

这场舞直跳到深夜一点多钟才散。阿尼西姆踉踉跄跄走过去跟乐师和歌者一一告别，送给他们每人一枚新的半卢布银币。老人身体倒没摇晃，不过走起路来也还是有一条腿下脚很重。他一面送客人出去，一面对每个客人说：

“办这场喜事花了两千卢布呐。”

大家走散的时候，有人穿错衣服，丢下自己的旧外衣，穿走了希卡洛沃村的小饭铺老板的好外衣。阿尼西姆忽然冒火，嚷起来：

“别忙！我马上就会找着它！我知道是谁偷的！别忙！”

他跑上街去追一个人，可是人家拦住他，把他搀回家来，尽管他醉醺醺，气得满脸通红，一头的汗，仍旧把他推进屋里去，扣上了门。在那屋里，姨妈已经在给丽巴脱衣服了。

四

五天过去了。阿尼西姆准备好动身，就走上楼去向瓦尔瓦拉告辞。她房间里圣像前面的灯都点亮了，弥漫着熏香的气味。她本人坐在窗口，正在用红毛线打袜子。

“你在我们这儿住得不久，”她说，“大概你觉得腻味了吧？唉，啧啧……我们过得挺好，样样东西都很多。我们把你的喜事办得挺像样，挺风光，老头子说用了两千卢布呢。一句话，我们生活得跟商人一样，只是我们这儿很乏味。我们净欺负老百姓。我的心都痛了，我亲爱的。我们把他们欺负得多厉害啊，我的上帝！我们交换一匹马也好，买什么东西也好，雇工人也好，处处都要骗人。骗了又骗。铺子里的素油又苦又有哈喇味，就连人家的煤焦油都比它强。可是请你说说看，难道我们不能卖好油吗？”

“各人有各人的行业，妈。”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将来不是都得死吗？唉唉，你真应该跟你爸爸谈一谈才好！……”

“您自己该跟他谈才对。”

“算了吧，算了吧！谈呢，我倒是对他谈了，可是他也跟你一样，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行业。你想，将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人家会管你干的是什么行业吗？上帝的裁判可是公道的。”

“当然，人家不会管的，”阿尼西姆说，叹一口气，“话说回来，反正上帝是没有的，妈。哪儿会有人来管呢！”

瓦尔瓦拉惊奇地瞧着他，扬声大笑，两只手举起来一拍。由于她真心地对他的话感到惊奇，而且睁大眼睛瞧着他，把他当作怪人一样，他窘了。

“也许上帝是有的，只是信仰没有罢了，”他说，“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觉着很不自在。如同从母鸡身子底下拿到一个鸡蛋，鸡蛋里面有个小鸡在唧唧叫一样，我的良心也忽然唧唧叫起来，我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时时刻刻暗想：‘上帝是有的！’可是我一走出教堂啊，就全完了。再者，究竟有没有上帝，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小就没受过这样的教育。娃娃还在娘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只是受到这样的教育：‘各人有各人的行业。’要知道，爸爸也不信上帝啊。您先前说贡托列夫家里有些羊给人偷走了……我已经找着了，那是希卡洛沃村的一个农民偷的。他偷了羊，可是爸爸得了羊皮……这就叫做信仰！”

阿尼西姆眨巴着眼睛，摇头。

“乡长也不相信上帝，”他接着说，“文书也一样，就连教堂执事也一样。至于他们上教堂，持斋，那也只是为了免得人家说他们的坏话，而且防着万一真有世界末日的审判罢了。如今大家都说世界的末日好像已经来了，因为人变得软弱，不尊敬父母，等等。这全是废话。妈，依我的看法，毛病全出在人们昧了良心。我看得透，妈，我明白。要是人家有一件偷来的衬衫，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比方说，有一个人坐在小饭铺里，您还当是他在喝茶，没什么，我呢，不但看见他在喝茶，还看见他没有良心。您走来走去，尽可以走上一整天，却碰不见一个有良心的人。这原因完全在于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好了，再见，妈。希望您好好活下去，身体健康，别记着我的坏处。”

阿尼西姆在瓦尔瓦拉面前跪下来。

“我为种种事情感激您，妈，”他说，“我们家有了您，得了很大的好处。您是一个很正派的女人，我对您很满意。”

阿尼西姆十分感动地走出去了，可是又回来，说：

“萨莫罗多夫把我牵连到一桩麻烦事里面去了：我要么发一笔大财，要么完蛋。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就求您务必安慰爸爸，妈。”

“唉，何必说这种话？唉，啧啧……上帝是仁慈的。你呢，阿尼西姆，对你老婆也该心疼一点才好，可是现在你们却大眼瞪小眼。说真的，你至少也该带个笑脸啊。”

“是啊，她也真是个怪物……”阿尼西姆说，叹口气，“她什么也不懂，老是不讲话。她年轻得很，那就让她慢慢长大吧。”

一匹高大壮实的白毛公马已经拉着一辆二轮马车停在门廊外面。

老齐布金一纵身上了车，意气扬扬地坐下，拿起缰绳。阿尼西姆吻瓦尔瓦拉、吻阿克西尼娅、吻他的兄弟。丽巴也站在门廊上，一动不动，眼睛瞧着别处，仿佛她不是来送他，而是不知什么缘故凑巧站在那儿似的。阿尼西姆走到她面前，用嘴唇轻轻碰了碰她的脸蛋儿。

“再见。”他说。

她没有瞧他，却现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她的脸颤抖起来，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可怜她了。阿尼西姆也一蹿就跳上了马车，两只手叉在腰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美男子。

他们坐着车子上坡，一路出了峡谷，阿尼西姆不断回过头去瞧村子。那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牲口还是第一回给人赶到外面来，村姑和村妇们穿着过节的华丽衣服在牲口旁边走来走去。一头褐色的公牛在嗥叫，由于得到自由而高兴，用前蹄刨地。四面八方，上上下下，都有百灵鸟在歌唱。阿尼西姆回过头去看一眼那座端正的白色教堂（它最近才粉刷过），想起五天前怎样在那里面祈祷，又看一眼绿色房顶的学校，看一眼从前他常在里面游泳和钓鱼的小河，就有一股欢乐的浪头在他的胸中激荡，他恨不得地下忽然升起一堵墙来，不容他再往前走，让他永远伴着过往的岁月才好。

到了火车站，他们走进小吃部，各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老头子伸手到口袋里摸钱包，打算付钱。

“我请客！”阿尼西姆说。

老头子感动地拍拍他的肩膀，对小吃部的服务员眨一眨眼，好像说：“瞧，我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

“你应当留在家里做生意才对，阿尼西姆，”他说，“对我来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宝贝！我会把你从头到脚镀上金呢，好儿子。”

“这是办不到的，爸爸。”

白葡萄酒有点酸，而且有火漆的气味，可是他们又喝了一杯。

老齐布金从火车站回到家来，一下子竟认不出他的小儿媳妇了。丈夫刚刚坐着车出了院子，丽巴就变了样，忽然高兴起来。她换上一条早先穿过的旧裙子，光着脚，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擦前堂的楼梯，用银铃样的尖嗓音唱歌。她端着一大盆脏水走出去，抬头看太阳，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她自己也像一只百灵鸟一样了。

一个老工人正好走过门口，摇着头，嗽了嗽喉咙。

“是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上帝给你送来的儿媳妇真了不起！”他说，“她不能算是娘们儿，简直该算是一宗宝贝！”

五

七月八日，星期五那天，外号叫做“拐杖”的叶利扎罗夫和丽巴，从卡桑斯科耶村回来，这天是当地教堂纪念卡桑圣母的祭礼日，他们刚刚到那儿去做过礼拜。丽巴的母亲普拉斯科维娅在他们身后很远的地方走着，她老是落在后面，因为她有病，气喘。天色已经将近黄昏了。

“啊，啊，啊！……”“拐杖”一面听丽巴讲话，一面惊奇地说，“啊，啊！……真的吗？”

“我啊，挺爱吃果酱，伊利亚·马卡雷奇，”丽巴说，“我坐在我那小屋里，老是喝茶呀，吃果酱呀。要不然我就跟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一块儿喝茶，她常常讲点打动人心的事儿。她们有许多许多的果酱，四罐子呐。‘吃吧，丽巴，’她说，‘由着性儿吃吧。’”

“啊，啊，啊！……四罐子呐！”

“他们过得可阔气了。喝茶的时候还吃小白面包，牛肉也是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他们过得可阔气了，不过我在他们那儿总觉着害怕，伊利亚·马卡雷奇。唉唉，我好怕哟！”

“你怕什么呢，孩子？”“拐杖”问，他回过头去看普拉斯科维娅落得远不远。

“结婚以后，我先是怕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阿尼西姆·格里戈里奇并没怎么样，也没欺负我，只是他一走近我的身边，就有一股凉气跑遍我的全身，一直钻进我所有的骨头里去了。我没有一夜睡着过，老是发抖，祷告上帝。现在呢，我怕阿克西尼娅，伊利亚·马卡雷奇。她也没怎么样，老是笑呵呵的，不过有时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却那么凶，射出绿光，就跟关在栏里的羊眼睛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正在撺掇她：‘你家的老头子，’他们说，‘在布乔基诺有一小块地，大约有四十俄亩，’他们说，‘那儿有沙土，有水，所以你，阿克秀霞[4]，’他们说，‘在那儿自己盖一个砖厂吧，我们来合股经营就是。’现在的砖价是二十卢布一千块。那是赚钱的生意。昨天吃午饭的时候阿克西尼娅就对老头子说：‘我打算在布乔基诺盖个砖厂，我自己做点生意。’她一边说一边笑。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的脸可就阴下来了，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只要我还活着，’他说，‘那就不能分家，我们得守在一块儿。’她瞪了他一眼，暗自咬牙……油炸饼端上来了，可是她不吃！”

“啊，啊，啊！……”“拐杖”惊奇地说，“她不吃呀！”

“还有，劳您的驾说说看，她到底什么时候才睡觉啊？”丽巴接着说，“她刚刚睡了半个钟头，就跳起来，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看农民们放火烧什么东西没有，偷什么东西没有……她真可怕，伊利亚·马卡雷奇！赫雷明年轻一辈人喝过喜酒以后，没有回去睡觉，却一块儿坐车到城里去打官司了。大家都说这大概是阿克西尼娅闹出来的。有两个兄弟答应给她盖一个造砖厂，可是第三个生气了。他们的工厂就此停工一个月，我的叔父普罗霍尔没活儿可做，挨门挨户地要饭。‘叔叔，趁这工夫，您应该去种地，或者砍柴，’我对他说，‘何必这么丢脸？’‘庄稼活我已经丢生了，’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了，丽宾卡[5]。’……”

他们在一小片新生的山杨树林旁边站住，歇歇气，等普拉斯科维娅。叶利扎罗夫早就在做小规模的包工活儿，可是买不起马，总是徒步走遍全县，什么也不带，只带一个小口袋，里头装着面包和洋葱，他大踏步地走路，甩搭着胳膊。同他一块儿走路是很难跟得上的。

树林的进口地方立着一块地界标。叶利扎罗夫碰一碰它，看它结实不结实。普拉斯科维娅喘吁吁地走到他们面前来了。她那满是皱纹、素来神色惊恐的脸，这时候却快活得放光，今天她跟别人一样到过教堂，后来赶了一趟集，在那儿还喝了梨汁克瓦斯！这在她是少有的，现在她甚至觉得今天是她生平第一回过得满意的一天了。他们休息了一阵，三个人并排走着。太阳已经在落下去，斜阳射进树林，树干发亮。前面隐约传来了人声。乌克列耶沃的姑娘们早就在他们前头走过去了，可是一直留在树林里没走，多半在采菌吧。

“喂，姑娘们！”叶利扎罗夫叫道，“喂，美人儿！”

回答的是一片笑声。

“‘拐杖’来了！‘拐杖’！老生姜！”

回答的也是笑声。然后树林也落在后面了。工厂的烟囱顶可以看见了。钟楼上的十字架发亮：这就是那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现在他们差不多要走到家了，他们只要下坡，走进那大峡谷就成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本来光着脚走路，这时候就在草地上坐下来穿鞋，包工头叶利扎罗夫也陪她们坐下来。要是从上面往下瞧一眼，乌克列耶沃和它的柳树、白教堂、小河，就显得美丽平静，只有工厂的房顶刺眼，主人为了少花钱而把房顶涂成一种暗淡无光的古怪颜色。他们可以看见对面山坡上有黑麦，一垛垛，一捆捆，东一堆，西一堆，仿佛让暴风吹散了，那些新割下来的麦子一排排地躺在那儿。燕麦熟了，这时候给太阳照得跟珍珠母一样发出反光。这时令正是农忙期。今天是节日，明天是星期六，他们割黑麦，运走干草，随后是星期日，又是假日。每天远处有隆隆的雷声。天气闷热，看起来像要下雨。因此，现在每个人瞧着这片田野都会想：求上帝保佑我们及时收割完庄稼才好。大家觉得高兴，畅快，同时却又着急。

“如今割麦子的工人真能挣钱，”普拉斯科维娅说，“一天挣一卢布零四十戈比呢！”

人们纷纷从卡桑斯科耶的市集回来：村妇啦，戴新帽子的工人啦，乞丐啦，小孩子啦……一会儿有一辆大车走过去，扬起灰尘，车后跟着一匹没卖掉的马，那匹马仿佛因为没卖掉而暗自高兴似的，一会儿有一头母牛由人牵着犄角往前走去，它却死命地不肯走，一会儿又过去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些醉醺醺的农民，把腿耷拉下来。一个老太婆领着一个头戴大帽子、脚穿大靴子的男孩走过去，男孩热得累了，又因为那双沉甸甸的靴子不容他的腿在膝头那儿打弯，就更加累了，不过他还是用足气力不断地吹一个玩具喇叭。他们已经走下斜坡，转弯上了大街，可是喇叭声仍旧听得到。

“我们的厂主好像完全变了……”叶利扎罗夫说，“这可真糟！科斯丘科夫生了我的气。‘飞檐上用的薄板太多。’‘怎么太多？该用多少就用多少，瓦西里·丹尼雷奇。我又没拿它们就着粥吃到肚子里去，那是薄板啊。’‘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说话？’他说，‘你这蠢货，没出息的！别忘了形！’他嚷着说，‘是我提拔你做包工头的。’‘这也没什么稀罕！’我说，‘当初我没做包工头的时候，我也天天有茶喝啊。’‘你们全是下流胚……’他说。我没言语。‘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下流胚，’我心想，‘到了那个世界你们就是下流胚啰。’哈哈哈！第二天他软下来了。‘你别因为我说的话记恨我，马卡雷奇，’他说，‘要是我说话有过火的地方，’他说，‘那么话说回来，我到底是一等行会的商人，比你上流，你应当闭嘴才是。’‘您是一等行会的商人，我是木工，’我说，‘这话不错。可是圣徒约瑟也是木工啊。我们这行业是正当的，连上帝都喜欢。要是你愿意做比我上流的人，那也随您，瓦西里·丹尼雷奇。’后来，我是说在谈过这回话以后，我心想：‘到底谁是上流人啊？一等行会的商人呢，还是木工？’一定是木工，孩子们！”

“拐杖”想了一想，补充几句：

“是这样的，孩子们。谁劳动，谁能忍，谁就上流。”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浓雾在河面上，在教堂的围墙里，在工厂四周的空地上升起来，白得跟牛奶一样。这时候，黑暗很快地降临了，坡下面已经有灯火在闪亮，看上去那片浓雾好像掩盖着一个不见底的深渊似的。生来穷苦、准备照这样过一辈子、除去惊恐而温柔的灵魂以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别人的丽巴和她母亲，也许在这一刹那间会隐约感到：在这广大神秘的世界里，在生命世世代代无穷的延续中，她们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比某些人上流吧。她们坐在坡上挺痛快，幸福地微笑着，却忘了她们还得走下斜坡回家去。

末后，她们回到了家。收割工人坐在小铺附近和大门外面的地上。乌克列耶沃的农民们素来不肯到齐布金家来做活，他们只好雇外乡人。如今在黑地里看上去，坐在那儿的人仿佛长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似的。小铺开着门，从门口可以瞧见聋子在里面跟一个男孩下跳棋。收割工人轻声唱歌，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或者大声要求发给他们前一天的工钱，可是雇主不发给他们，因为深怕他们明天走掉。老齐布金脱掉上衣，穿着坎肩，跟阿克西尼娅坐在门廊前面桦树底下喝茶，桌子上点着一盏灯。

“老大爷！”收割工人在门外叫道，好像要嘲弄他似的，“哪怕发给我们一半工钱也是好的！老大爷！”

立刻来了笑声。然后他们又唱起来，声音低得差不多听不清……“拐杖”也坐下来喝茶。

“喏，我们去赶集来着，”他讲起来，“我们玩玩乐乐，痛快极了，孩子们，赞美主吧。可是出了一件不好的事儿：铁匠萨希卡买烟叶，喏，给了店老板一枚半卢布银币。不料那半卢布银币是个假钱。”“拐杖”接着说，往四下里看一眼。他想小声说话，可是他却用一种发闷的、嘶哑的声音讲着，人人都听得见。“原来那半卢布银币是假钱。人家问他这钱是哪儿来的。‘这是阿尼西姆·齐布金给我的，’他说，‘他是在我去吃喜酒的时候给我的。’他说。他们就把警察叫来，把这人带走了。……注意啊，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可别出什么事儿，也别惹出什么闲话来……”

“老大——爷！”那个声音又在门外嘲弄地叫道，“老大——爷！”

随后是沉默。

“啊，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拐杖”很快地嘟哝着，站起来。他困了，“好了，谢谢您的茶，您的糖，孩子们。到睡觉的时候了。我有点朽了，我的脊梁全都朽了。哈哈哈！”

他一面走，一面说：

“我大概到死的时候了！”

他就呜呜地哭了。老齐布金没有把茶喝完，只是仍旧坐了一会儿，想心事，从他那脸容看上去像是在听“拐杖”的脚步声，“拐杖”已经顺着大街走远了。

“铁匠萨希卡多半是胡说。”阿克西尼娅猜中他的心事，说。

他走进房里去，过一会儿拿着一包东西走回来，他打开包，卢布闪闪发亮，都是些簇新的钱币。他拿一个，用牙咬了咬，往托盘上一丢，然后又丢一个……

“这些卢布果然是假的……”他说，瞧着阿克西尼娅，好像糊涂了，“这都是当初阿尼西姆带回来，算做他的礼物的。你，孩子，拿去，”他小声说，把包塞在她手里，“拿去丢在井里……去它的吧！注意，可别张扬出去。千万别出什么岔子才好……把茶炊收拾了，灯熄掉……”

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坐在板棚里，瞧着灯亮一个个地灭了，只有楼上瓦尔瓦拉的房间里，有些蓝色和红色的圣像前的油灯还亮着，安宁、满足、神秘的空气从那儿飘下来。普拉斯科维娅对女儿嫁了阔人这件事始终还没习惯，每逢她来到这儿，总是怯生生地缩在前堂里，脸上现出恳求的笑容，茶和糖就给她送来了。丽巴也过不惯，丈夫走后就不在自己的床上睡觉，随便在哪儿倒头就睡，或是在厨房里，或是在板棚里。她天天擦地板，洗衣服，觉得自己像是来打短工的。现在，她们做完礼拜回来以后，就到厨房里去跟厨娘一块儿喝茶，然后她们走进板棚，在雪橇和矮墙中间的地板上躺下来。那儿挺黑，有套包子的气味。正房四周的灯全熄了，然后她们听见聋子关上店门，收割工人们在院子里打点着睡觉了。远处，在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的家里，他们正在拉那贵重的手风琴……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开始昏昏地睡去。

她们给什么人的脚步声惊醒了，月亮正在明晃晃地照着板棚。门口站着阿克西尼娅，手里抱着她的被褥。

“这儿也许凉快点……”她说，然后走进来，几乎就躺在门口，月光照亮了她的全身。

她睡不着，喘气，热得摊开四肢，差不多把被子全揭掉了。在月亮的魔光下这是个多么美丽、多么骄傲的动物啊！过了不大工夫，又来了脚步声：老头子穿一身白，在门口出现了。

“阿克西尼娅！”他叫道，“你在这儿吗？”

“怎么？”她生气地回答。

“我刚才叫你把钱扔在井里。你扔掉没有？”

“哪有这样的事，把一大笔钱扔在水里！我已经把它发给收割工人了……”

“啊呀，我的上帝！”老头儿叫道，又惊讶又害怕，“你这个胡闹的娘儿们……唉，我的上帝！”

他举起两只手来一拍，走出去了，一面走一面不住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阿克西尼娅坐起来，心烦得长叹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收起铺盖，抱着走了。

“你为什么把我嫁到这个人家来啊，妈！”丽巴说。

“人总得结婚，女儿。那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

一种没法慰解的悲痛准备来抓住她们的心。可是她们觉着在高高的天上好像有人低下头来，从那一片布满星斗的蓝天里瞧着下界，看见了乌克列耶沃发生的种种事情，注视着。不管罪恶有多么强大，可是夜晚仍旧安静美丽，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同样恬静美丽的真理。人间万物，一心等着跟真理合成一体，如同月光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一样。

于是她俩放了心，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六

早就来了消息，说是阿尼西姆因为制造和使用假钱而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月过去了，大半年过去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开始了。家里的人也好，村子里的人也好，对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谁要是晚上走过这所房子或者这个小铺，就会想起阿尼西姆关在监牢里。每逢乡村墓地里响起钟声，不知什么缘故也会使人想起他在坐牢，等候审判。

仿佛有一个阴影罩住了这所庭院似的。正房变得暗淡，房顶生了锈，那扇沉甸甸的、包着铁皮的店门上，绿漆褪了色，或者用聋子的话来说，就是“起茧子”了。老齐布金自己也好像变得暗淡了。他早已不剪头发和胡子，看上去乱蓬蓬的。他也不再一纵身跳上马车，也不再吆喝乞丐：“上帝才养活你们！”他的精力衰退了，这在种种事情上都看得出来。人们也已经不大怕他，警官虽然仍旧接受他按期拿的贿赂，却把他的铺子告了一状。老头子已经三次被传到城里去，为了卖私酒而受审。由于证人没有出庭，这案子不断地拖下去，老头子给闹得筋疲力尽了。

他常坐车去探望儿子，请个什么律师，递个什么呈文，捐给某个教堂一方神幡。他送给囚禁阿尼西姆的监狱看守一个茶杯的银托子，珐琅上刻着字：“灵魂知分寸”。另外他还送了一个长的小匙子。

“没有人替我们张罗一下，没有人替我们好好张罗一下，”瓦尔瓦拉说，“唉，啧啧……你应当去求一位老爷给主要的长官写封信才好……至少可以让他交保释放嘛！……何必折磨那小伙子呢？”

她也难过，可是长得更胖更白了。她照旧点亮自己屋子里圣像前面的油灯，监督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用果酱和苹果软糕招待宾客。聋子和阿克西尼娅在铺子里做生意。一个新的事业开始了，那就是布乔基诺的砖厂。阿克西尼娅差不多天天坐着马车上那儿去。她亲自赶车，每逢遇见熟人，总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麦中间的一条蛇，天真而谜样地笑着。丽巴在大斋以前生了个娃娃，现在老是逗着娃娃玩。那是个一丁点大的、瘦瘦的、可怜样的小娃娃，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哭，会看，居然算是一个人，甚至起了个名字叫尼基福尔。他躺在摇篮里。丽巴走开，到门口去，然后向他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然后她连忙跑到他身边去吻他。后来她又走到门口去，鞠躬，说：

“您好啊，尼基福尔·阿尼西梅奇！”

他呢，踢蹬着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他的哭声跟笑声混在一起，跟木匠叶利扎罗夫一样。

临了，审判的日子确定了。齐布金提前五天动身赶去。随后，听说有些奉命作证的农民被传去了，他们的一个老工人也接到传票，动身赶去了。

审判是在星期四。可是星期日已经过去了，齐布金还没回来，一点消息也没有。到星期二将近黄昏，瓦尔瓦拉坐在敞开的窗口，听老头子回来没有。丽巴在隔壁房间里逗她的娃娃玩。她用双手托住他，往上颠他，欢欢喜喜地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咱们出去打短工！”

“得了，得了！”瓦尔瓦拉生气地说，“亏你想得出，要打什么短工，傻孩子！他将来要做商人的！……”

丽巴轻声唱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又开口说：

“你将来会长得挺大，挺大！那你就会做农民，咱们一块儿出去打短工。”

“瞧，她又说起来了！”

丽巴把尼基福尔抱在怀里，站在门口，问：

“妈妈，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这么怜惜他？”她用发颤的声音接着说，她的眼睛含着泪水而发亮，“他是什么？他是怎么一个人？轻得跟一小片羽毛一样，跟一小块面包一样，可是我爱他，把他当做真正的人一样的爱他。对，他什么事也不会做，话也不会说，可是我凭他的小眼睛完全明白他要什么东西。”

瓦尔瓦拉竖起了耳朵：晚班车到达火车站的响声传到了她这儿。老头子来了吗？她不再听丽巴讲话，也没弄明白丽巴说了些什么，她更没理会时间怎样过去，光是周身发抖，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看见一辆大车装满农民，辘辘响着，很快地滚过门前。那是从火车站回来的证人。大车经过小铺的时候，老工人跳下车，走进了院子。她听见院子里有人招呼他，问他话……

“判决褫夺公权，”他大声说，“流放西伯利亚，判处六年苦役。”

她看见阿克西尼娅从小铺后门走出来，她本来在卖煤油，一只手拿着一个瓶子，一只手拿着一个漏斗，嘴里衔着几枚银币。

“公公在哪儿？”她咬字不清地问。

“在火车站，”工人回答，“‘过一会儿，等到天黑一点，’他说，‘我再回去。’”

等到全家都知道阿尼西姆被判了苦役，厨娘就在厨房里忽然哭起来，就跟死了人似的，她自以为这样才合乎礼节的要求：

“阿尼西姆·格里戈雷奇啊，漂亮的小鹰啊，你这一走不要紧，撇下我们有谁来管哟……”

那些狗惊恐地叫起来。瓦尔瓦拉跑到窗口，忧愁地走来走去，用尽气力提高嗓音，吆喝厨娘：

“闭嘴，斯捷潘尼达，闭嘴！看在基督分上，别折磨我们！”

她们忘了烧茶炊，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丽巴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仍旧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娃娃身上。

临到老头子从火车站回来，她们都没再问他什么话。他跟她们打过招呼，就一言不发地在各房间里走进走出，他没吃晚饭。

“没有人出来张罗一下嘛……”瓦尔瓦拉等到房间里只剩他俩的时候，说，“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去请托一位老爷才对，当时你却不肯听……应该递一份呈文上去……”

“我想过办法的！”老头子摆一摆手说，“阿尼西姆判罪以后，我去找那位替他辩护的先生。‘现在没法子了，’他说，‘时机太迟了。’阿尼西姆自己也这样说，时候太迟了。不过我走出法庭以后，仍旧请了个律师，而且给了他一笔定钱。我等一个星期再上那儿去。这要托上帝的福了。”

老头子又一声不响地走遍各房间。等到他回到瓦尔瓦拉身边来，他说：

“我一定病了。我的脑袋有点……迷迷糊糊。我的思想乱了。”

他关上门，免得让丽巴听见，接着轻声说：

“我担心钱。你还记得阿尼西姆在结婚以前，就是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里，给我一些新卢布和半卢布的银币吗？当时我把一部分钱收在一个包里藏起来，可是另外的钱我却拿来掺混在自己的钱里了……当初我叔父德米特里·菲拉狄奇——祝他到了天国——在世的时候，常到莫斯科或者克里木去办货。他有一个妻子，这妻子趁他像我所说的那样出去办货，常常勾搭别的男人。他们有六个孩子。叔叔一喝醉酒，就笑着说：‘我怎么也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孩子，哪个是别人的孩子。’你看，这种脾气称得起是马马虎虎。我呢，现在也就是这样分不清我的钱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我眼里，它们好像全是假的。”

“别胡说了，求上帝保佑你！”

“我在火车站买票，付了三卢布，心想别是假钱吧。我害怕。我一定是病了。”

“这是不消说的，我们都在上帝的手心里……唉，啧啧……”瓦尔瓦拉说，她摇摇头，“这倒也应当想一想，彼得罗维奇……保不住会出什么事，你到底不是青年人了。你会去世的，总要想法在你去世以后不要让人欺侮你的孙子才好。啊，我真担心他们会亏待尼基福尔，欺负他！他只好算是没有爹了，他母亲又年轻，傻头傻脑……你应当给那可怜的小男孩留下一点什么才好，至少把布乔基诺那块地给他吧，真的，彼得罗维奇！你想一想吧！”瓦尔瓦拉接着劝他，“那孩子挺好看，而又可怜！明天你出门一趟，立个遗嘱吧。何必再拖呢？”

“我把孙子也忘了，……”齐布金说，“我得去看一看他。那么你是说孩子长得挺好？嗯，好，让他长大吧。求上帝保佑！”

他开了门，弯起手指头，招呼丽巴过来。丽巴就抱着娃娃走到他面前来了。

“要是你需用什么，丽宾卡，你开口好了，”他说，“想吃什么就尽管吃，我们绝不吝惜，只要你身强力壮就好……”他在娃娃胸前画十字，“好好照应我的孙子。我儿子不在了，不过总算留下了一个孙子。”

眼泪滚下他的面颊，他抽抽搭搭地哭了，走开了。过一会儿，他上了床，在一连七夜没睡好以后，他沉酣地睡着了。

七

老头子进城去略略盘桓了一阵。有人告诉阿克西尼娅说他进城是到公证人那儿去立遗嘱的，说他已经把布乔基诺留给他孙子尼基福尔了，而那就是她烧砖的地方。她得到这个消息是在早晨，那时候老头子和瓦尔瓦拉正坐在门廊附近一棵桦树底下喝茶。她就关上铺子的正门和后门，检齐她所带的一切钥匙，使劲往老头子的脚旁边一扔。

“我再也不给你们干活了！”她大声嚷着说，忽然放声痛哭，“看起来，我不是你们的儿媳妇，而是工人！大家都在讪笑我说：‘瞧啊，齐布金家找了个多好的女工！’我可不是你们雇来的！我既不是叫花子，也不是无家可归的婊子，我有爹有娘。”

她没有擦她的眼泪，却睁着含满泪水的眼睛盯紧老头子，她的眼光凶恶，气得发斜。她的脸和脖子一齐涨红，绷得很紧，因为她用足了气力嚷叫。

“我不愿意再给你们卖力气了！”她接着说，“我累死了！讲到干活儿，讲到成天价坐在店里，讲到深更半夜偷偷出去私运白酒，那就都该我做，可是讲到分地，却分给那苦役犯的老婆和她的小鬼！她是这儿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她的女用人！那就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这囚犯老婆，让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你们另外去找傻瓜来吧，你们这些该死的强盗！”

老头子生平从没骂过或者责罚过他的子女，甚至从没想到过他家里的人会对他说粗鲁的话，或者做出不恭敬的举动。这时候他怕得很，就跑进房去，躲在立柜后面。瓦尔瓦拉慌得什么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光是挥动两只手，倒好像在赶走蜜蜂，免得螫着自己似的。

“啊，圣徒！这是什么意思啊？”她害怕地嘟哝着，“她在嚷什么呀？唉，啧啧……人家都听见了！小点声吧……唉，小点声吧！”

“你们既然把布乔基诺给苦役犯的老婆，”阿克西尼娅接着咆哮道，“那现在索性把样样东西都给她就是，你们的东西我一样也不要！滚你妈的蛋！你们这儿的人是一帮土匪！我看得够了，我看得不要看了！你们讹诈来往的行人，坐车的乘客，不管老的还是少的，你们一律讹诈，这群土匪！是谁没有领执照就卖酒？还有假钱呢？你们的箱子里装满了假钱，所以现在再也用不着我了！”

这时候敞开的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往院子里瞧。

“随人家来看吧！”阿克西尼娅嚷道，“我要让你们丢尽了脸！我要叫你们让羞耻活活地烧死！我要叫你们趴在我脚跟前求我！喂！斯捷潘！”她招呼聋子，“咱们马上回家去！咱们去找我爹，去找我妈，我不要跟囚犯们住在一块儿！收拾一下就走！”

当院的几根绳子上晾着衣服，她一把拉下她那些仍旧湿着的裙子和短上衣，丢在聋子的胳臂上。随后，她大发脾气，在院子里那些晾着的内衣旁边跑来跑去，把所有不是她的衣服都扯下来，丢在地上，拿脚踩脏。

“哎呀，圣徒啊，拦住她吧！”瓦尔瓦拉哀叫着，“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把布乔基诺给她吧！为了基督的缘故，给她吧！”

“嘿！好一个娘儿们！”门口有人说，“居然有这样的娘儿们！她撒泼好厉害！”

阿克西尼娅跑进厨房，那儿正在洗衣服。只有丽巴一个人在洗，厨娘到河边用清水过衣服去了。洗衣槽里和炉子旁边的锅里冒着热气。厨房里闷热，由于弥漫着水气而发暗。地板上还放着一堆没洗过的衣服，尼基福尔躺在这堆衣服旁边的一个凳子上，踢蹬着他那两条小小的红腿，这样即使摔下来，也摔不坏。阿克西尼娅走进来的时候，丽巴正巧从那堆衣服里拿出阿克西尼娅的衬衣放进洗衣槽里，已经伸出手去拿桌子上摆着的一个盛满开水的大水勺……

“拿过来！”阿克西尼娅说，仇恨地瞧着她，从洗衣槽里抽出衬衣来，“不准你碰一碰我的衬衣！你是囚犯的老婆，应当识相点，应当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丽巴呆呆地瞧着她，吓慌了，一点也不懂，可是她忽然瞅见阿克西尼娅落到小孩子身上的眼光，就明白过来，周身僵住了……

“你夺去了我的地，那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说罢，阿克西尼娅就抓起那个装满开水的大水勺，往尼基福尔身上一泼。

这以后，厨房里发出乌克列耶沃人从没听见过的一声尖叫，谁也不相信像丽巴那样一个又弱又小的人儿会发出这样的叫声。院子里忽然静下来。阿克西尼娅默默地走进正房，唇边带着她平素那种天真的笑容……聋子不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怀里抱满了衬衣，然后他一言不发，不慌不忙地重又把一件件衣服挂起来。在厨娘没从河边回来以前，谁也不敢走进厨房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

八

尼基福尔给送到地方自治局的医院里去，将近黄昏，他在医院里死了。丽巴不等到人家来接她，就用小被子包起尸首，带回家去了。

这医院是新的，不久以前才造起来，安着大窗子，高高地立在一座山上，在夕阳里整个房子发亮，看上去好像里面着了火似的。山下有一个村子。丽巴顺着大路走下坡去，还没走到村子，就在一个小池塘旁边坐下来。有一个女人牵着一匹马来饮水，马却不肯喝。

“你还要怎么样呢？”女人轻声对马说，没了主意，“你还要怎么样呢？”

一个穿着红衬衫的男孩坐在水边上，洗他父亲的靴子。此外，村里也好，山上也好，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它不喝……”丽巴瞧着那马说。

后来，女人牵着马，男孩拿着靴子，都走了。一个人也看不见了。太阳睡了，盖上金黄和火红的锦缎。长条的云，红的，紫的，铺满天空，保卫着太阳的安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只大麻鸻在叫，声音哀伤而低沉，好像一条母牛关在板棚里的叫声一样。这种神秘的鸟的叫声每年春天都听得见，可是谁也不知道它长的是什么样子，住在什么地方。在山顶上医院旁边，在池塘附近灌木丛中，在村子后边，在田野四处，夜莺嘹亮地啼叫着。杜鹃数着什么人的年纪，数啊数地就数乱了，又从头数起。池塘里那些青蛙愤愤地互相招呼，拼命地叫，人甚至听得清那些话：“你就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这种东西！”好热闹啊！这些生物这么唱啊嚷的，仿佛是故意要在这春夜吵得谁也睡不着觉，好让大家，就连气愤的青蛙也包括在内，爱惜而且享受每一分钟。要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啊。

一个银白的半月在天空照耀，星星很多。丽巴没理会自己在池塘旁边坐了多久，可是等到她站起来，往前走，村子里的人却已经全都睡着，一个灯亮也没有了。大概还有十二俄里才能走到家，可是她的气力差了，也没法动脑筋去想该怎样走了。月亮时而在前面照耀，时而在右边照耀。那只杜鹃仍旧不断地叫唤，嗓子已经叫哑，而且带一点笑音，仿佛在嘲弄她：“喂，注意啊，你要迷路了！”丽巴加紧步子走去，头巾从脑袋上掉了……她瞧着天空，心想：现在她孩子的灵魂在哪儿呢？它究竟在跟着她走呢，还是高高地在繁星中间飘荡，不再想到他母亲了？啊，夜里在旷野上走路是多么孤单啊，特别是听着四周的歌声自己却唱不出来，夹在不断的欢呼中自己却高兴不起来，而且那月亮，不管时令是春天还是冬天，不管人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在心上，也孤单地从天空看着下界……心里痛苦的时候，没有人做伴是难受的。要是她母亲普拉斯科维娅，或者“拐杖”，或者厨娘，或者一个农民来陪陪她就好了！

“布——布！”大麻鸻叫道，“布——布！”

忽然清清楚楚地传来人的说话声：

“套车，瓦维拉！”

在她前面，道路旁边，烧着一堆篝火：它已经没有火苗，只剩下一堆红炭在发亮了。她可以听见马在嚼草。黑暗中显出两辆大车的轮廓，一辆车上有一个大桶，另一辆比较矮的大车上有些麻袋。另外还显出两个人影，一个牵着一匹马去套车，一个呆呆不动地站在火边，手抄在背后。有一只狗在车子附近叫起来。那个牵着马的人就站住，说：

“好像有人顺大路走过来了。”

“沙利克，不准叫！”另一个人吆喝狗。

这另一个人从声调听得出是个老人。丽巴站住，说：

“求上帝保佑你！”

老人走到她面前，停了一停才回答说：

“你好！”

“你们的狗不咬人吧，老爷爷？”

“不咬，走吧。它不会碰你的。”

“我本来在医院里，”丽巴沉默了一阵说，“我的小儿子在那儿死了。现在我把他带回家去。”

老人听了这些话，大概觉着不痛快，因为他走开了，匆匆地说：

“这也没关系，我的好人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别磨蹭啊，小伙子！”他对他的旅伴说，“你打起精神来！”

“你的套包子没有了，”青年说，“我看不见。”

“瓦维拉，拿你简直没法办！”

老人拾起一小块炭，对它吹口气，它只照亮了他的鼻子和眼睛。后来，他们找到了套包子，他就带着那点亮光走到丽巴跟前，瞧她一眼，他的眼光流露了怜悯和温柔。

“你做娘了，”他说，“凡是做娘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他说完，叹口气，摇摇头。瓦维拉往火上丢了点东西，把火踩熄，四周立刻很黑了。眼前的景象消失了。跟先前一样，只有田野、星罗棋布的天空、鸟儿那种吵得彼此睡不着觉的鸣叫。听起来倒好像秧鸡就在烧篝火的那地方鸣叫似的。

可是过了一分钟，那两辆车子、老人、高高的瓦维拉，又可以看清楚了。车子上了路，吱吱嘎嘎地响着。

“你们是侍奉神的人吧？”丽巴问老人。

“不是的。我们是菲尔萨诺沃的人。”

“刚才你瞧我一眼，我的心就松动了。那小伙子也挺斯文。我当你们一定是侍奉神的人呢。”

“你要上很远的地方去吗？”

“到乌克列耶沃去。”

“上车吧，我们把你送到库兹敏基。到了那儿你就照直往前走，我们就往左拐弯了。”

瓦维拉坐上那辆载着桶子的大车，老头子和丽巴坐上另外一辆。车子慢腾腾地走着，瓦维拉的车子在前面。

“我的小儿子受了一天的罪，”丽巴说，“他睁着一对小眼睛瞧我，什么话也没说。他想要说话，可又不会说。上帝啊！天上的圣母！我难受得老是倒在地上。我站啊站的，就倒在床旁边了。告诉我，老爷爷，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孩子临死以前要受那么大的苦？大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受过了苦，犯的罪就得到了宽恕，可是一个小孩子，没犯过什么罪，为什么也要受苦呢？为什么呢？”

“谁知道呢！”老人回答。

他们坐着车默默地过了半个钟头。

“人总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怎么样啦，为什么啦，”老人说，“鸟儿注定了不生四个翅膀，只生两个，因为有两个翅膀也就能飞了。所以人也注定了不能样样事情都知道，只能知道一半或者一半的一半。人为了生活该当知道多少，就知道多少。”

“我还是走路轻松一点，老爷爷。此刻我的心抖得什么似的。”

“不要紧，坐着吧。”

老人打个呵欠，在嘴上画十字。

“不要紧……”他又说一遍，“你的苦恼还算不得顶厉害的苦恼。人寿是长的，往后还会有好日子，有坏日子，什么事都会来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呀！”他说，往左右两边看了一看，“我走遍了俄罗斯，什么都见识过，你相信我的话吧，好孩子。将来还会有好日子，也会有坏日子的。早先，我走着到西伯利亚去，到过黑龙江，到过阿尔泰山，在西伯利亚住过，在那儿垦过地，后来想念俄罗斯母亲，就回到家乡来了。我们走着回到俄罗斯来，我记得我们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冻得发僵，啃着面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过路的老爷——要是他下世了，那就祝他升天堂——怜恤地瞧着我，流下了眼泪。‘唉，’他说，‘你的面包是黑的，你的日子也是黑的……’等我到了家，正好应了那句俗话：家徒四壁。我有过老婆，可是我把她留在西伯利亚，她葬在那儿了。所以我就做长工过日子。你猜怎么样？我告诉你吧：打那时候起，我过过坏日子，可也过过好日子。眼下，我却还不想死，好孩子，我还想再活上二十年呢。这样说来，还是好日子多。我们的俄罗斯母亲真大哟！”他说，又瞧了瞧两边，还回头看了一眼。

“老爷爷，”丽巴问，“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间还要飘荡多少天？”

“谁知道呢！这得问问瓦维拉，他上过学。眼下，学校里什么都教。瓦维拉！”老人招呼他。

“啊！”

“瓦维拉，人死了，他的灵魂在人世上还要待多少天啊？”

瓦维拉勒住马，等到马站住才答话：

“九天。我叔叔基里拉死后，他的灵魂在我们的木房里还活了十三天呢。”

“你怎么知道？”

“炉子里一连十三天有敲敲打打的声音嘛。”

“哦，行了。走吧。”老人说。看得出来，他一点也不相信那些话。

走到库兹敏基附近，大车拐弯，上了大道，丽巴就照直走下去。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她走下坡，进了峡谷，乌克列耶沃的农舍和教堂蒙在雾里。天气很冷，她觉着仿佛那只杜鹃还在叫似的。

丽巴回到家的时候，牲口还没放出来，大家都在睡觉。她就在门廊上坐下，等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老头子，他只瞧了她一眼就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好久说不出话来，光是吧嗒嘴唇。

“唉，丽巴，”他说，“你没保护好我的孙子……”

瓦尔瓦拉给叫醒了。她举起两只手合起来一拍，痛哭起来。她立刻动手装殓尸首。

“他是个挺好看的娃娃……”她说，“唉，啧啧……你只有一个孩子，可是就连这一个孩子也没保护好，你这蠢东西……”

早晨做了安灵祭，傍晚又做一回。第二天下葬。举行葬礼以后客人们和神甫们吃了许多东西，狼吞虎咽，仿佛许久没吃过东西了。丽巴伺候他们吃饭，神甫举起一把叉着腌蘑菇的叉子，对她说：

“不用为娃娃伤心。这样的娃娃总要上天堂的。”

直到大家告辞以后，丽巴才真切地体会到现在尼基福尔已经不在，而且再也不会活回来了。她明白过来，就痛哭不止。而且，她不知道跑到哪个房间里去哭才好，因为她觉着孩子一死，这所房子里已经没有她待的地方，她没有理由再在这儿待下去，她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而且别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喂，你嚎什么？”阿克西尼娅忽然在门口出现，大叫一声，为了参加葬礼，她穿得一身新，脸上扑了粉，“闭嘴！”

丽巴想止住哭，可又止不住，反而哭得更响了。

“你听见没有？”阿克西尼娅嚷道，大发雷霆地顿脚，“我在跟谁讲话？滚出这所房子去，从此不准再上门，你这苦役犯的老婆！滚出去！”

“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说，“阿克秀霞，小点声，我的好人……她哭，这也是人情之常……她的孩子死了……”

“人情之常……”阿克西尼娅学着他的话说，“姑且让她在这儿住一夜，明天可别让我再看见她的人影！人情之常！……”她又学着他的话说，笑呵呵地，往小铺那边走去。

第二天一清早丽巴就回到托尔古耶沃村她母亲的家里去了。

九

现在小铺的房顶和前门涂过油漆，明晃晃的，就跟新的一样，窗子里照旧开着鲜艳的天竺葵。三年以前在齐布金家里和院子里出过的事，差不多给人忘光了。

老头子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仍旧跟往常一样算是主人，不过实际上一切事情全由阿克西尼娅掌管了。她买东西，卖东西。不管什么事，不得她的同意就办不成。砖厂经营得挺好。由于修铁路需用砖，砖价已经涨到二十四卢布一千块了。村妇和村姑用大车把砖运到火车站上，装进火车，做这样的活儿，一天赚四分之一卢布。

阿克西尼娅跟赫雷明家年轻的一辈人搭伙经营，他们的工厂现在叫做赫雷明兄弟公司了。他们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饭铺，那个贵重的手风琴已经不是在工厂里，而是在这个饭铺里奏乐了。邮政局长也在做一种什么生意，常常到饭铺去。火车站站长也一样。赫雷明家年轻一辈人送给聋子斯捷潘一个金表，他常从衣袋里拿出那个表，放到耳朵旁边听一听。

村里人谈到阿克西尼娅，都说她有很大势力。不错，每逢她早晨坐上马车到自己的砖厂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漂亮，幸福，以及后来到了砖厂，在那儿发命令，人都会感到她有很大势力。家里也好，村里也好，砖厂里也好，人人都怕她。遇到她上邮政局去，邮政局长总是很快地站起来，对她说：

“请您赏光坐一坐，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

有一回有个上了岁数、可是装束时髦的地主，穿一件细呢料的长外衣和一双高筒的漆皮靴，卖给她一匹马，跟她谈来谈去，谈得入了迷，竟迎合她的心意，压低价钱对她让步了。他跟她握了很久的手，瞧着她那快活、狡猾、天真的眼睛，说：

“为了您这样的女人，克谢尼娅·阿勃拉莫芙娜，随您喜欢什么，我都愿意照办。不过，请您说一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单独相会，没人来打搅我们？”

“那随您的便，什么时候都行！”

这以后，那个上了岁数的花花公子差不多天天坐着车到小铺来喝啤酒。啤酒挺难喝，苦得跟艾草一样。地主摇头，可是仍旧喝下去了。

老齐布金已经不管生意上的事。他身边不带钱了，因为他怎么也分不清真钱和假钱，可是他一声不响，绝不对任何人提到这个弱点。不知怎的他变得健忘了，要是人家不给他东西吃，他也不要。他们已经惯了，吃饭时候总不记得找他。瓦尔瓦拉常常说：

“昨天我们那口子又没吃东西就上床睡了。”

她满不在乎地说这句话，因为她也惯了。不知什么缘故，不论冬夏，他总穿一件皮大衣，只有遇到很热的天气才不出门，坐在家里。他照例穿着那件皮大衣，裹得严严的，竖起衣领，在村子里蹓蹓跶跶，顺着大路到火车站去散步，或者从早到晚坐在教堂门口附近的长凳上。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行人向他鞠躬，可是他不理，因为他跟先前一样，仍旧不喜欢农民。要是人家问他话，他总是合情合理、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答话很简单。

村子里传播着一种流言，说是他的儿媳妇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不给他东西吃，说是他靠施舍活着。有人听了高兴，有人替他难过。

瓦尔瓦拉长得越发胖，皮肤也越发白了。她仍旧在做好事，阿克西尼娅也不来过问。现在，果酱多得很，他们来不及吃完，新果子就又收下来了。果酱凝成糖块，瓦尔瓦拉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差点哭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忘记阿尼西姆。有一天他写了一封信来，是用韵文写成的，用的是大张的纸，仿佛呈文一样，而且写的仍旧是先前那一笔好字。显然他的朋友萨莫罗多夫跟他在一块儿服刑。那些诗句下面，有一行字却是用难看的、几乎认不清的笔迹写出来的：“我在这儿一直害病，我很痛苦，看在上帝分上帮帮我。”

有一回，那是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将近黄昏，老齐布金坐在教堂大门附近，竖起皮大衣的衣领，只有鼻子和帽檐还看得清。这条长凳的另一头坐着包工头叶利扎罗夫，跟他并排坐着的是学校看守人亚科夫，他是一个脱了牙齿、大约七十岁的老头儿。“拐杖”和看守人正在聊天。

“孩子应当养活老人，供老人吃喝……孝敬爹娘，”亚科夫有气地说，“她呢，一个做儿媳妇的却把公公从自己家里撵出来了。老头子没吃没喝，上哪儿去好呢？他三天没吃东西了。”

“一连三天啊！”“拐杖”吃惊地说。

“他就这么坐着，老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已经变得衰弱了。何必闷声不响呢？告她一状就是，反正法院也不会夸奖她。”

“法院夸奖谁？”“拐杖”没听清，问道。

“什么？”

“那娘儿们不错，她也算卖力气了。干他们那行生意，不那么办就不行……我是说，不能不犯罪……”

“他打自己的家里给撵出来了，”亚科夫接着气愤地说，“你得自己挣下钱，买下房子，然后才能撵人啊！嘿，你想想看，真有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瘟疫嘛！”

齐布金听着，一动也没动。

“不管是自己的房子也好，别人的房子也好，只要暖和，娘儿们不骂人，那就都是一样……”“拐杖”说，他笑起来，“我年轻时候，很疼我的娜斯达霞。她是个文文静静的小女人。那当儿她老爱说：‘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所房子吧，马卡雷奇！买匹马吧，马卡雷奇！’她临死，还一个劲儿地说：‘你买一辆快马马车吧，马卡雷奇，免得自己走路。’我呢，什么也没给她买，只给她买过蜜糖饼干。”

“她的丈夫又聋又笨，”亚科夫接着说，没听“拐杖”的话，“十足的傻瓜，活像一只笨鹅。他能懂什么？拿根棍子照准鹅脑袋兜头打下去，它也还是不会懂啊。”

“拐杖”站起来，要回到工厂的家里去了。亚科夫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走，边走边谈。等他们走出大约五十步去，老齐布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勉强地走，他迈步不稳，倒好像在光滑的冰上走路似的。

村子已经笼罩在薄暮的昏暗里，那条大路蜿蜒地爬上坡去，好比一条蛇，太阳只照到大路的上半部了。老太婆们从树林里回来，身边带着小孩子。她们提着装满片状蕈和乳蘑的篮子。村妇和村姑成群地从火车站回来，她们已经在那儿把砖装进车厢了。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底下的脸颊布满红色的砖末。她们在唱歌。领头走着的是丽巴，眼睛望着天空，用尖细的嗓音唱着，声音发颤，仿佛在得意，在高兴：谢天谢地，白天总算过去，可以休息了。她母亲，做短工的普拉斯科维娅，也夹在人群里，抱着一个包袱走着，跟往常一样，一边走一边喘气。

“你好，马卡雷奇！”丽巴一看见“拐杖”，就说，“你好，亲爱的！”

“你好，丽宾卡！”“拐杖”叫道，挺高兴，“姑娘们，娘儿们，爱这个阔绰的木匠吧！哈哈！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拐杖”鼻子一酸，哭出来了。）我亲爱的小斧子！”

“拐杖”和亚科夫往前走去，可以听见他们在谈话。他们走后，人群遇见了老齐布金，大家忽然静下来。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稍稍落在大家的后面。等到老头子跟她们走到并排，丽巴就深深地一鞠躬，说：

“您好，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

她母亲也鞠躬。老头儿站住，没说话，瞧着她俩。他的嘴唇抖动，眼睛里满是泪水。丽巴从母亲的包袱里拿出一块荞麦面馅饼，递给他。他接过去，吃起来。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大路的上半部的阳光也消失了。天黑下来，凉下来了。丽巴和普拉斯科维娅往前走去，她们在自己胸前画了很久的十字。

[1] 瓦尔瓦拉的爱称。

[2] 大斋前的一星期。

[3] 基督教的一种宗派，相信鞭笞自己，可以平息神怒。

[4] 阿克西尼娅的爱称。

[5] 丽巴的爱称。

一九〇二年

主教

一

在棕枝主日[1]的前夜，古彼得罗甫斯基修道院里正在举行晚祷。等到教堂里分发柳枝，已经将近十点钟，烛火暗下去，烛心结了花，一切东西都像在迷雾当中。在教堂的昏暗里，人群浮动，好比海洋。彼得主教身体不适已经有三天了，在他眼里，所有这些人的脸，年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彼此都一模一样，凡是走过来取柳枝的人，眼睛里也都现出同样的神情。在这种迷雾中，门口是看不见的，人群老是在走动，仿佛不但现在走不完，将来也走不完似的。妇女合唱队在唱歌，一个修女在念赞美诗。

多么闷呀，多么热呀！这个晚祷是多么长啊！彼得主教累了。他的呼吸沉重、急促，喉咙发干，两个肩膀累得酸痛，两条腿发抖。合唱队那边偶尔有个狂热的教徒大叫起来，搅得他心里不舒服。而且，突然间，仿佛在梦里或者昏迷中，主教觉得他那九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娘玛丽雅·季莫费耶芙娜好像夹在人群当中向他走过来了，或者那是一个面容跟他母亲相像的老太婆吧，那个女人从他手里接过柳枝以后走开了，眼睛却一直高兴地瞧着他，脸上现出善意而快活的笑容，后来她就消失在人群中了。不知什么缘故，眼泪在他脸上流淌。他内心平静，一切都顺利，然而他定睛瞧着左边的唱诗班，那儿正在朗诵，在昏暗的暮色中一个人也看不清，他瞧啊瞧的，哭了。泪水在他的脸上、胡子上发亮。于是在他近旁，有个人哭起来，随后远处另一个人哭了，后来哭的人越来越多，教堂里渐渐充满轻轻的涕泣声。可是过一会儿，大约五分钟的样子，修女的合唱团唱起来，就没有人再哭，一切又恢复原样了。

过了不久，祈祷结束了。主教坐上轿式马车准备回家，这时候，整个花园里满是月光，那些名贵、沉重的钟发出欢快好听的当当声。那些白色的墙、那些坟墓上的白色十字架、那些白色的桦树和黑色的阴影，那个遥远的、恰好挂在修道院上空的月亮，这时候仿佛过着一种它们自己的、为人类所不理解而又接近人类的特殊生活。那是四月初，在春日的温暖的白昼以后，天气凉下来，微微带点寒意，同时，在柔和、清凉的空气里可以使人感到春天的气息。从修道院到城里是一条沙土路，马车只得慢慢地走；在这辆轿式马车两旁，在明亮恬静的月光里，有些虔诚的祈祷者在沙土地上缓缓地走动。大家都不开口，都在沉思。周围的一切东西，树木啊，天空啊，以至月亮，都显得和蔼，年轻，十分亲切，人就不由得巴望这一切能永远这样才好。

最后，轿式马车驶进城里，在一条大街上奔驰。商店已经关门，只有富商叶拉金的铺子里在试验电灯，灯光使劲地闪烁，招得一群人围着看。随后来到宽阔昏暗的街道，一条接着一条，连人影也没有，再后就是城外那条由地方自治局修的大道，旷野，迎面扑来松树的清香。忽然，眼前升起一道有雉堞的白墙，墙里边耸起一座高高的钟楼，完全浸沉在月光里，钟楼旁边有五个颜色金黄、闪闪发光的大圆房顶，这就是潘克拉契耶夫斯基修道院，彼得主教就住在那里面。在这儿，那个安静而沉思的月亮也高高地挂在修道院的上空。那辆轿式马车驶进大门，在沙土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月光下面这儿那儿闪过几个修士的黑色身影，石板路上响着脚步声。……

“主教大人，刚才您不在的时候，您的妈妈到这儿来了。”侍者在主教走进自己住所的时候报告说。

“我的妈妈？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晚祷以前。她老人家先是打听您在哪儿，后来就坐车到女修道院去了。”

“这样说来，刚才我在教堂里看见的就是她！啊，主！”

主教快活得笑起来。

“她老人家吩咐我报告您，主教大人，”修士接着说，“她明天来。她带着一个小姑娘，大概是她的孙女吧。她老人家住在奥甫相尼科夫客栈里。”

“现在几点钟？”

“刚过十一点。”

“哎，真糟糕！”

主教在客厅里又坐了一会儿，迟疑不定，仿佛不相信已经这样晚了。他的胳膊和腿有点酸痛，后脑壳疼痛。他觉得热，不舒服。他歇了一会儿就走到他的卧室里去，又坐了一阵，心里始终想着他的母亲。可以听见那个修士走出去了，修士司祭西索依神甫在隔壁咳嗽。修道院的钟敲了十一点一刻。

主教换了衣服，开始念睡前的祈祷词。他专心地念这个古老的、早已熟悉的祈祷词，同时想着他的母亲。她有九个儿女，有将近四十个孙子孙女。从前她跟她的丈夫，一个助祭，住在一个穷苦的村子里，在那儿住了很久，从十七岁起住到六十岁。主教记得他在童年时，差不多只有三岁的时候，她是什么模样，他多么爱她呀！可爱的、宝贵的、难忘的童年时代！为什么它，那段永远过去而不会再回来的光阴，仿佛比当时的实在情形还要光明、快乐、丰富呢？他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每逢身体不好，他的母亲总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啊！此刻，他的祷告同他的回忆混在一起了，他的回忆像火焰似的越烧越旺，而他的祷告并不妨碍他想到他的母亲。

他祷告完毕就脱掉衣服，上床躺下；四周刚刚黑下来，他的眼前就立刻浮现出他那去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故乡列索波里耶村。……车轮的吱嘎声，羊群的咩咩声，在晴朗的夏日清晨教堂里的钟声，窗子跟前的茨冈人，啊，想起这些，心里是多么甜蜜啊！他不由得想起列索波里耶村的司祭西美昂神甫，这人温和，安分，心好，他本人长得倒不高，很瘦，可是他的儿子，一个宗教学校学生，却身材魁伟，用恶狠狠的低音讲话，有一回这个教士的儿子对家里的厨娘发脾气，骂她道：“哼，你这头耶户[2]的母驴！”而西美昂神甫听了这话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暗自羞愧，因为他记不得《圣经》上什么地方提到这条母驴了。他走后，到列索波里耶村来当司祭的是杰米扬神甫，这人酒瘾大，有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他甚至得了一个外号叫“醉汉杰米扬”。列索波里耶村的教师是玛特威·尼古拉伊奇，原是宗教学校的学生，这人心眼好，不愚蠢，然而也是一个酒鬼。他从来也不打学生，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墙上总是挂着一小捆桦树枝子[3]，下面写着一行毫无意义的拉丁字：Betula kinder balsamica secuta[4]。他有一条毛蓬蓬的黑狗，给它起个名字叫辛达克西司[5]。

主教笑起来了。离列索波里耶村八俄里远有个奥勃尼诺村，那儿有一个能显灵的圣像。夏天人们排成宗教行列，抬着这个圣像从奥勃尼诺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整天敲着钟，一会儿到这个村子，一会儿到那个村子，在这种时候主教就觉得空气里荡漾着欢乐，他（那时候，他叫巴甫鲁沙）不戴帽子，光着脚，跟着圣像走来走去，怀着纯朴的信仰，现出纯朴的笑容，无限幸福。他现在回想起来，在奥勃尼诺村总是有许多人，那儿的司祭阿历克塞神甫为了有充分的时间做奉献祈祷，就叫他的耳聋的侄子伊拉利昂念圣饼上的“祈福”和“祈求灵魂安息”的名单。伊拉利昂就念，有时候因此得到五个戈比或者十个戈比，直到他头发白了，头顶秃了，一辈子过去了，他才忽然看到一张纸条上写着：“你是个大傻瓜，伊拉利昂！”巴甫鲁沙至少在十五岁以前还很笨，学习成绩不好，因此家里人甚至打算把他从宗教学校里接回来，送到小铺里去做学徒。有一次，他到奥勃尼诺村去取信，对邮局里的职员看了很久，问道：“容我问一声，你们是怎样拿薪水的：是按月算还是按天算？”

主教在胸前画个十字，翻一个身，极力不再思索，定下心来睡觉。

“我的母亲来了……”他记起来，就笑了。

月亮照着窗子，地板上满是月光，也印着些阴影。一只蟋蟀在叫。西索依神甫在隔壁的房间里打鼾，从他那苍老的鼾声中可以听出一种孤单的、无依无靠的，甚至漂泊者的音调。西索依从前做过教区主教的管家，现在大家就叫他“原先的管家神甫”。他七十岁了，住在离城十六俄里的一个修道院里，有的时候也住在城里。三天前他顺路来到潘克拉契耶夫斯基修道院，主教就把他留在身边，为的是在空闲的时候同他谈谈公事，谈谈此地的情况。……

一点半钟，修道院里敲钟做晨祷。可以听见西索依神甫咳嗽起来，用不满的声调嘟哝着，然后起床，光着脚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

“西索依神甫！”主教叫道。

西索依回到自己房里，过了一会儿就穿着靴子，举着蜡烛来了。他的内衣外面罩着一件圣衣，头上是一顶褪了色的旧主教冠。

“我睡不着觉，”主教坐起来，说，“我大概生病了。我不知道生的是什么病。我在发烧！”

“大概是着凉了，大主教。应当用蜡烛油给您擦一擦身子才是。”

西索依站了一会儿，打个哈欠，说：“啊，主，饶恕我这个罪人！”

“叶拉金的铺子里今天点上电灯了，”他说，“我不喜欢！”

西索依神甫苍老，消瘦，背有点驼，老是对什么事不满意，他那双愤怒的、突出的眼睛像虾的眼睛一样。

“我不喜欢！”他又说一遍，走出去了，“不喜欢，永远去他的吧！”

二

第二天，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主教在本城的大教堂里做过祷告，然后到教区主教那儿去，又到一个年老多病的将军夫人家里去，最后坐车回到家里。一点多钟他家里有贵宾来吃饭：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外甥女卡嘉，一个八岁的姑娘。吃午饭的时候，春天的艳阳一直从外面射进窗子里来，欢畅地照着白色的桌布和卡嘉的棕红色头发。隔着双层窗子可以听见花园里白嘴鸦在聒噪，椋鸟在歌唱。

“我们已经有九年没见面了，”老妈妈说，“昨天我在修道院里一看到您，主啊！您一丁点儿也没变，也许只是瘦了一点，胡子长了。圣母啊，圣母！昨天做晚祷的时候，大家都忍不住哭了。我瞧着您，忽然也哭起来了，至于为什么哭，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神圣的旨意啊！”

尽管她带着亲切的口气讲这些话，却可以看出来，她感到拘束，仿佛不知道该称呼他“你”还是“您”，该笑还是不该笑，仿佛感到自己与其说是他的母亲，不如说是一个助祭的妻子。卡嘉眼也不地瞧着他的舅舅，主教大人，似乎想弄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那束着一根丝绒带、插着一把小梳子的头发往上梳，像是一个光圈；她生着一个狮子鼻和一对调皮的眼睛。她坐下来吃饭以前，打碎了一只玻璃杯，现在她的外婆一面讲话，一面从她面前时而移开一个茶杯，时而移开一个酒杯。主教听着他的母亲讲话，回想从前，许多许多年以前，她带着他，带着他的弟兄，带着他的姐妹到她认为阔绰的亲戚家里去，那时候她为儿女们奔走，如今呢，又为孙儿女奔走，这不，带着卡嘉来了。……

“您的姐姐瓦连卡有四个孩子，”她讲道，“这个卡嘉是最大的。上帝才知道您的姐夫伊凡神甫怎么会得病，在圣母安息节的前三天去世了。我的瓦连卡现在只怕要讨饭了。”

“尼卡诺尔怎么样？”主教问起他的大哥。

“还好，谢天谢地。虽然不怎么样，不过谢天谢地，总算可以将就着过了。只是有一件事：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孙子尼古拉沙，不愿意在教会里做事，进了大学，做医生了。他认为这样好，可是谁知道好不好！这是上帝的神圣的旨意啊。”

“尼古拉沙给死人开膛破肚。”卡嘉说，把水泼翻在膝盖上了。

“好孩子，乖乖地坐好，”外婆平静地说，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拿下来，“祷告一下就吃饭吧。”

“我们有多少时间没见面了！”主教说，温柔地摩挲他母亲的肩膀和手，“妈妈，当初我在国外的时候想念您，非常想念您。”

“谢谢您。”

“傍晚我常坐在一扇敞开的窗子跟前，孤身一个人，有人奏起乐曲来，我心里忽然充满了思乡之情，似乎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求能够回到家里，见着您就好。……”

母亲微微一笑，满脸放光，可是立刻又做出严肃的脸色，说：

“谢谢您。”

他的心情不知怎的突然变了。他瞧着他的母亲，不明白她的面容和声调为什么显得恭敬而胆怯，为什么要这样，他认不得她了。他心里忧闷，难过。又加上他的头跟昨天一样痛，两条腿十分酸痛，他觉得鱼烧得淡而无味，他老想喝水。……

午饭后有两位阔太太坐着马车来了，这两个女地主沉着脸，沉默地坐了一个半钟头。随后修士大司祭来接洽公务，这人沉默寡言，有点耳聋。后来钟声响了，召人去做晚祷，太阳落到树林后面，白昼过去了。主教从教堂里回来，匆匆祷告一下就上床躺下，盖得暖和一些。

他回想起午饭时候吃的鱼，感到厌恶。月光搅得他心神不定，随后又传来了谈话声。隔壁房间里，大概是在客厅里吧，西索伊神甫正在谈政治：

“现在日本人在打仗。他们正在厮杀。老太太，日本人同黑山人一样，属于同一个种族。它们都受过土耳其的压制。”

后来响起了玛丽雅·季莫费耶芙娜的声音：

“后来，您知道，我们祷告了一阵，喝够了茶以后，就坐上马车到诺沃哈特诺耶村叶果尔神甫那儿去了，后来……”

“喝够了茶”或者“我们喝够了”不断地出现，好像她一生中只知道喝茶似的。主教慢慢地、懒洋洋地回想起宗教学校和宗教学院。他在宗教学校当过三年希腊语教师，那时候他不戴眼镜就没法看书，后来他做了修士，奉派担任学监。接着，他进行了论文答辩。他三十二岁那年就奉派担任宗教学校的校长，升为修士大司祭，那时候，他的生活是那么轻松愉快，这种生活似乎还要过很久，没有一个尽头似的。可是那时候他就开始生病，人也瘦了，眼睛几乎瞎掉，他就遵照医生的嘱咐，只好丢开一切，到国外去了。

“后来怎么样呢？”西索依在隔壁房间里问。

“后来就喝茶……”玛丽雅·季莫费耶芙娜回答说。

“神甫，您的胡子是绿的！”卡嘉忽然惊奇地说，笑起来。

主教想起白头发的西索依神甫的胡子确实带点绿色，就笑了。

“我的天哪，这个小姑娘可真磨人！”西索依大声说，生气了，“惯成这个样子！坐好！”

主教回想起一所全新的白色教堂，他住在国外时就在那个教堂里做礼拜，他还想起温暖的海水的哗哗声。他的一套住宅有五个房间，又高又亮，书房里有一张新的写字台，有藏书。他看很多书，常写文章。他还想起他多么怀念故乡，一个瞎眼的女乞丐天天在他的窗下弹着吉他唱情歌，他听着这种歌，不知什么缘故每次都会想起往事。可是八年过去了，他被召回俄国，现在当了助理教务主教，所有的往事都退到远处去，朦朦胧胧，像是梦境一般。……

西索依神甫举着蜡烛走进卧室里来。

“哎呀，”他惊讶地说，“您已经睡了吗，主教？”

“怎么了？”

“时间还早呢，才十点钟，或许还不到十点。我今天买了一支蜡烛，想用蜡烛油给您擦一擦身子。”

“我发烧……”主教说，坐起来，“真的，应该想办法治一治了。脑袋里不好受。……”

西索依脱掉主教的衬衣，开始用蜡烛油擦他的胸脯和后背。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他说，“主耶稣基督啊。……这就行了。今天我到城里走了一趟，去看望——他叫什么来着？——哦，大司祭西冬斯基。……我在他那儿喝了茶。……我不喜欢他！主耶稣基督啊。……这就行了。……不喜欢！”

三

教区主教是一个很胖的老人，害风湿病或者痛风病，有一个月没有起床了。主教彼得几乎每天都去探望他，代替他接见那些请求帮助的人。现在他自己生病了，才惊奇地感到所有那些再三请托和哭着央求的事情都是那么无聊琐碎，那些人的笨拙和胆怯惹得他生气，这些琐碎而不必要的请求多得不得了，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觉得他现在才了解那位教区主教，这个人当初在年轻的时候写过《意志自由论》，现在却似乎完全陷进琐碎的事务当中，什么都忘掉，也不再想到上帝了。主教在国外待了多年，大概不习惯于俄国的生活了，那种生活对他来说并不轻松，他觉得老百姓粗鄙，那些请托事情的女人乏味而愚蠢，那些宗教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教师缺乏教养，有时候很野蛮。收进和发出的公文不下几万件，然而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公文呀！全教区的监督司祭给老老少少的神甫们，以至他们的妻子儿女，打五分和四分的品行分数，有时候也打三分，关于这些事他必须说话，批阅和草拟严肃的公文。简直连一分钟的空闲也没有，整天战战兢兢，只有到了教堂里，彼得主教才能定下心来。

尽管他性情温和谦虚，他却违背本心，在人们心中引起对他的敬畏，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习惯于这种敬畏。全省所有的人，在他瞧着他们的时候，都显得矮小、惊恐、有愧。在他面前，人人胆怯，连年老的大司祭也不例外，大家都“扑通一声”对他跪下。不久以前有一个请求帮助的女人是一个乡村教士的年老的妻子，她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走了，毫无所获。他平素在布道的时候从来也不忍心说人们的坏话，从来也不责备一句，因为他怜惜他们，可是接见那些请求帮助的人的时候却常发脾气，冒火，把他们的呈文丢在地上。他在此地的这段时期里，没有一个人诚恳地、爽直地、亲切地跟他讲过话，就连他的老母亲也似乎跟以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了！试问，为什么她跟西索依就能谈得无休无止，不住地发笑，而跟他，跟她的儿子，却那么严肃，照例不大开口，拘束得很，跟她的性格完全不符呢？在他面前行动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头西索依，这个人一辈子跟主教们在一起，先后在十一个主教手下供职。因此，主教跟他相处倒也随随便便，不过，当然，他是个沉闷的、没趣味的人。

星期二，主教做完祷告以后，到教区主教家里去，在那儿接见那些请求帮助的人，他激动，生气，然后坐车回家去了。他仍旧觉得身体不舒服，很想到床上去躺一躺；可是他刚到家里，就有人通报说年轻的商人，施主叶拉金来了，有很重要的事求见。只好接见他。叶拉金坐了一个钟头光景，说话声音很响，差不多在嚷叫，很难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求上帝保佑，要这样才行！”他临走时说，“务必要这样！看情况吧，主教大人！我希望这样！”

他走后，一个远方的女修道院长来了。等她一走，召人去做晚祷的钟声就响起来，主教得到教堂里去了。

每到傍晚，修士们就唱得和谐，热情洋溢；一个年轻的、留着一把黑胡子的修士司祭主持晚祷，主教听着歌中唱到半夜里来的新郎，唱到装饰华丽的殿堂，他心里感到的不是对罪恶的忏悔，不是悲伤，而是心灵的宁静和休息，他的思想把他带到遥远的过去，带到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去，那时候人们也这样唱新郎，唱殿堂，现在这个过去显得那么生动、美丽、欢畅，大概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这样过吧。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在死后的生活里，我们会带着这样的感情回想遥远的过去，回想我们俗世的生活吧。谁知道呢！主教坐在祭坛的旁边，那儿很黑。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他心想，凡是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得到的东西如今他都得到了，他有信仰，然而并非一切都很清楚，他还缺点什么，他不愿意死。他仍然觉得好像缺少一种极重要的、他过去朦胧地想望过的东西，如今，这种对未来的希望还是使他激动，如同在小时候，在宗教学院里，在国外一样。

“今天他们唱得多么好啊！”他留心听着歌声，暗想，“多么好啊！”

四

星期四他在大教堂里主持日祷，行濯足礼。教堂里礼拜结束，人们走散回家的时候，外面阳光普照，温暖而欢乐，水沟里的水潺潺地流动，城外田野里传来云雀的不停的歌唱声，声调温柔，呼吁着安宁。树木已经醒过来，亲切地微笑，在树木的上方，蔚蓝的天空深不见底，广袤无际，上帝才知道它伸展到什么地方去。

彼得主教坐车回到家里，喝够了茶，然后换好衣服，在床上躺下，吩咐侍者关上百叶窗。卧室里昏暗了。可是，多么疲乏呀，他的两条腿和背多么痛，那是一种难以忍受的、阴冷的疼痛。同时，耳朵里嗡嗡地响得好厉害啊！这时候他觉得好像很久没有睡着过，很久很久了，只要他闭上眼睛，就会有一些琐碎事情钻进他的脑子里，不容他睡着。如同昨天一样，旁边那个房间里隔着一堵墙传来说话的声音、玻璃杯的声音、茶匙的声音。……玛丽雅·季莫费耶芙娜正在高高兴兴地对西索依神甫讲一件什么事，言谈中夹杂着俏皮话，西索依神甫却用阴郁不满的声调回答说：“去他的吧！哪能这样！这怎么行！”主教又觉得烦恼，后来甚至难过了，因为他想到老妈妈跟外人在一起很自在，很随便，而跟他，跟她的儿子在一起却胆怯，很少说话，就是开口也不说心里话，他甚至觉得这些天里她在他面前总是找个借口站起来，因为她觉得坐着拘束。那么他的父亲呢？如果他在世，在他儿子面前恐怕会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吧。……

隔壁房间里有个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打碎了，多半是卡嘉把一只茶杯或者茶碟掉在地上了，因为西索依神甫忽然啐了一口唾沫，生气地说：

“跟这个姑娘在一起简直是受罪，主啊，饶恕我这个罪人吧！有多少东西也不够你摔的！”

随后，一切都沉寂了，只有院子里传来一些响声。等到主教睁开眼睛，就看见卡嘉站在他的房间里，一动也不动，瞧着他。她那插着一把小梳子的棕红色头发往上梳，像是一个光圈。

“是你吗，卡嘉？”他问，“是谁在楼底下老是开门关门的？”

“我没听见。”卡嘉回答说，仔细听着。

“喏，现在有个人走过去了。”

“那是您肚子里的声音，舅舅！”

他笑起来，摩挲她的脑袋。

“那么你是说，表哥尼古拉沙常给死人开膛破肚吗？”他沉默一会儿，问道。

“是啊。他在学。”

“他心好吗？”

“没什么，挺好的。只是他喝酒喝得厉害。”

“你父亲是得什么病死的？”

“爸爸身子弱，一个劲儿地瘦下去，后来他的嗓子忽然坏了。那时候我也害起病来，我弟弟费佳也病了，大家的嗓子都坏了。爸爸死了，舅舅，我们倒好了。”

她的下巴开始发抖，眼睛里出现泪水，顺着她的脸蛋儿流下来。

“主教，”她尖声说，已经伤心地哭了，“好舅舅，我们跟妈妈都过得很苦。……给我们一点钱吧……发发善心吧……亲舅舅！……”

他也流泪了，激动得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他摩挲着她的脑袋，拍拍她的肩膀，说：

“好，好，姑娘。光辉的基督复活节就要来了，到那时候我们来商量一下。……我要帮助你们。……我要帮助的。”

他的母亲没一点声息，怯生生地走进来，对着圣像祷告一番。她看到他没睡着，就问道：

“您要不要喝点汤？”

“不了，谢谢……”他回答说，“我不想喝。”

“依我看来……您好像生病了。当然啦，哪能不生病呀！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一天到晚，我的上帝啊，就连看您一眼也叫人心痛哟。嗯，复活节快要到了，您休息一下吧，求上帝保佑，到那时候我们再谈吧，眼下我不想跟您谈话来搅扰您了。咱们走吧，卡嘉，让主教睡一会儿吧。”

他回想从前，很久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用一种开玩笑的恭敬口吻在讲话里称呼他监督司祭。……人只有凭她那对异常善良的眼睛、她走出房间的时候匆匆看他一眼的那种胆怯而忧虑的目光，才能猜出来她是他的母亲。他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然而有两次听见时钟敲响，还听见西索依神甫隔着墙在咳嗽。他的母亲又走进来，胆怯地瞧了他一会儿。有辆马车驶到了门口，听上去像是一辆轿式马车或者四轮马车。忽然有人敲门，房门砰的一响，侍者走进卧室里来。

“主教大人！”他叫道。

“什么事？”

“马车备好了，该去做纪念基督受难的礼拜了。”

“几点钟了？”

“七点一刻了。”

他穿上衣服，坐车到大教堂去。在念十二节福音的全部时间里，他得站在教堂中央不动，那最长最优美的头一节福音由他亲自念。精神振奋，情绪很好。头一节福音《现在人子受到尊崇》他背得出来，他念的时候偶尔抬起眼睛，看两旁烛光的海洋，听蜡烛的爆裂声，然而像往年一样，他看不见人，觉得周围好像就是以前他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在教堂里见到的那些人，觉得以后每年来的都会是同样这些人，这种情况会继续到什么时候为止，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他的父亲是助祭，祖父是神甫，曾祖父是助祭，他的整个家族也许从俄国接受基督教的时候起就属于宗教界，他对教堂的礼拜，对宗教界和对钟声的热爱，在他是天生的，根深蒂固、无法消除的。在教堂里，尤其是在他参加礼拜的时候，他总感到自己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十分幸福。现在也是这样。一直到念完第八节福音，他才觉得他的嗓音弱了，甚至咳嗽声都听不见了，头痛欲裂，他开始不安，生怕自己会当场倒下去。果然，他的两条腿完全麻木，他渐渐不再感到身子下面有腿，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站得住，究竟靠了什么站着，为什么没有倒下去。……

等到礼拜结束，那已经是十一点三刻。主教坐车回到家里，立刻脱掉衣服，躺下去，甚至没有对上帝祷告一下。他说不出话来，而且觉得再也站不住了。等到他盖好被子，他却忽然起意要到国外去，这种渴望简直难忍难熬！好像他宁可牺牲性命，只求别再看到这些寒碜的、廉价的百叶窗和低矮的天花板，别再闻到这种浓重的修道院气味。哪怕能找到一个可以谈一谈，可以吐露衷曲的人也好！

隔壁房间里有一个什么人的脚步声响了很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个人是谁。最后房门开了，西索依举着一支蜡烛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茶碗。

“您已经躺下啦，主教大人？”他问，“现在我来，是打算用加了醋的白酒给您擦一擦身子。要是擦得透，那可有很大的好处。主耶稣基督啊。……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刚才我到我们的修道院里去了一趟。……我不喜欢！明天我就要离开此地，主教大人，我不愿意再待下去了。主耶稣基督啊。……这就行了。……”

西索依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他觉得他在潘克拉契耶夫斯基修道院里似乎已经住了整整一年了。主要的是从他的话里谁也弄不懂他的家在哪儿，他是否喜爱过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他是否信仰上帝。……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当了修士，而且这个问题他根本就没想过，至于他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修士的，在他的记忆里也早已模模糊糊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个修士似的。

“我明天就走。求上帝保佑他，保佑所有的人吧！”

“我本想跟您谈一谈……一直也抽不出工夫来，”主教费力地小声说，“要知道，我在这儿什么人也不了解，什么事也不清楚。”

“承您的情，我住到星期日再走，就这样吧，反正我不愿意再待下去了。去他们的！”

“我算是什么主教呢？”主教小声地接着说，“我情愿做个乡村教士，做个教堂执事……或者做个普通的修士。……这儿的一切都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什么？主耶稣基督啊。……这就行了。……好，您睡吧，主教大人！……您说的是些什么呀！这哪儿行啊！祝您晚安！”

主教通宵没有睡着。早晨大约八点钟，他开始肠出血。修士吓坏了，先是跑到修士大司祭那儿去，后来又跑去请住在城里的修道院医生伊凡·安德烈伊奇。那位医生是一个身子发胖的老人，留着又长又白的胡子，他为主教诊查了很久，不住地摇头，皱眉，然后说：

“您猜怎么着，主教大人？要知道，您得了伤寒啦！”

由于流血，主教不出一个钟头就变得很瘦，很苍白，很憔悴了，他脸上起了皱纹，眼睛大了，仿佛他苍老了，身材矮小了，他自己也觉得他比所有的人都瘦，都弱，都无足轻重，他觉得以往发生过的事都退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去，再也不会重现，再也不会延续下去了。

“这多么好啊！”他暗想，“这多么好啊！”

他的老母亲来了。她一看见他那起了皱纹的脸、他那双大眼睛，就大吃一惊，在他的床前跪下来，开始吻他的脸、肩膀和两只手。不知什么缘故，她也觉得他比所有的人都瘦，都弱，都无足轻重了。她已经不记得他是个主教，却像吻一个十分贴心的、至亲的孩子那样吻他了。

“巴甫鲁沙，亲爱的，”她开口说，“我的亲人！……我的亲儿子啊！……你怎么变成这样啦？巴甫鲁沙，你回答我的话呀！”

卡嘉脸色苍白，神情严峻，站在一旁，不明白她的舅舅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她外婆脸上的神情那么痛苦，为什么她说出这么动人而哀伤的话来。他呢，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明白了，只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人，在田野上兴高采烈而且很快地走着，手里的拐杖敲打着地面，头顶上是广阔的天空，阳光普照，他现在自由了，像鸟一样爱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了！

“亲儿子，巴甫鲁沙，你回答我的话呀！”老妈妈说，“你怎么啦？我的亲人！”

“不要打搅主教大人了，”西索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生气地说，“让他睡一会儿吧。……用不着说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三位医生坐车来了，会诊一下，然后就走了。白昼很长，长得出奇，随后来了夜晚，很久很久才过去，星期六凌晨，侍者走到睡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的老妈妈跟前，请她到卧室里去一趟：主教去世了。

第二天是复活节。城里有四十二座教堂和六个修道院，洪亮欢畅的钟声从早到晚在城市上空响个不停，激荡着春天的空气，鸟雀齐鸣，太阳灿烂地照耀。在集市的大广场上人声鼎沸，秋千摆动，手摇风琴响起来，手风琴尖声地叫，不时传来醉醺醺的说话声。大街上，过了中午，骑着快马的闲游开始了，一句话，大地欢腾，一切顺利，如同去年一样，而且明年多半也会这样。

一个月以后，一个新的助理教务主教奉派上任，谁也不会想起彼得主教了。后来他就被人完全忘了。只有死者的母亲，那个老妈妈，如今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她那当助祭的女婿家里，每逢傍晚出门去找她的奶牛，在牧场上遇到别的女人，讲起儿女，讲起孙辈的时候，才会讲到她有过一个当主教的儿子，她讲得很胆怯，生怕人家不相信她的话。……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她的话。

[1] 东正教十二节之一，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纪念耶稣在受难前不久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受到居民执棕欢迎。俄国许多地区没有棕树，用柳枝代替棕枝。

[2] 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国王，以驾车迅猛出名，见《旧约·列王纪下》。

[3] 在俄国常用它来打人。

[4] 这是用几个单词凑成的，大意是“诊治儿童的、鞭打用的桦树枝”。

[5] 这名字的原意是“句法学”。

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

补偿的障碍

一

本县的首席贵族米哈依尔·伊里奇·彭达烈夫的家里正在举行彻夜祈祷。主持祈祷的是一个年轻的神甫，身材丰满，留着长长的金色鬈发，生着一个像狮子那样的宽鼻子。唱歌的只有一个教堂执事和一个文书。

米哈依尔·伊里奇病得很重，坐在一把圈椅里，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闭着眼睛，像是一个死人。他的妻子薇拉·安德烈耶芙娜站在他旁边，歪着头，露出一个对宗教冷淡而又不得不站在那儿并且偶尔在胸前画个十字的人所常有的那种懒散而顺从的神态。薇拉·安德烈耶芙娜的亲哥哥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杨欣和他的妻子列诺琪卡站在那把圈椅后面，也在病人身边。这天是圣三主日[1]的前夕。花园里的树木发出轻微的飒飒声，美丽的晚霞烧遍半个天空，大有过节的气象。

不管是从敞开的窗口听到城里的和修道院里的节日的钟声也罢，院子里的孔雀的叫声也罢，或者是门厅里有个什么人在咳嗽也罢，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米哈依尔·伊里奇病得很重，大夫嘱咐说只要他的病稍有好转，就该送他到国外去，可是这些天来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谁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时间却在过去，这种不知是吉是凶的疑团惹得大家都厌烦了。杨欣还在复活节那天就到这儿来了，为的是帮他的妹妹把她的丈夫送到国外去，可是他跟他的妻子已经在这儿住了几乎两个月，在他居留期间，彻夜祈祷也已经做过差不多三回，前景却依然渺茫，难以预测。谁也不能担保这场噩梦不会拖到秋天去。……

杨欣心里不满意，闷闷不乐。这种每天准备出国的情形惹得他厌烦，他一心想回家去，回到他的诺沃塞尔吉村去。固然，家里也并不愉快，不过那边毕竟没有这种墙角上立着四根圆柱的空荡荡的大厅，没有这种蒙着金黄色套子的圈椅、黄色的窗帘、枝形吊灯以及所有这些庸俗无味、追求富丽堂皇的摆设，没有晚上每走一步路都会引起的回声，主要的是没有这种病态的、发黄的、浮肿的脸和闭着的眼睛。在家里可以笑，可以说点胡闹的话，可以跟妻子或者母亲大声吵嘴，一句话，想怎么生活就可以怎么生活；这儿呢，好像在寄宿中学里一样，要踮起脚尖走路，小声讲话，只准说正经话，要不然就得像现在这样站在这儿听彻夜祈祷，而做这种祈祷并不是出于宗教感情，却像米哈依尔·伊里奇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照规矩办事……不得不顺从一个在自己灵魂深处认为渺不足道的人，不得不照料一个自己并不怜惜的病人，天下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使人感到厌倦、委屈了。……

杨欣还想起一件事：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列诺琪卡告诉他说，她怀孕了。这个消息之所以有趣，也只是因为这给旅行的问题又带来一个新的麻烦而已。现在怎么办呢？是该带着列诺琪卡一同出国呢，还是打发她回到诺沃塞尔吉村他的母亲那儿去呢？可是按她这种情形，旅行是不方便的，至于回家，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肯的，因为她跟她的婆婆不和，她不会同意丈夫不在时单独住在那个村子里。

“或者我索性利用这个借口，跟她一块儿回家去？”杨欣暗想，极力不去听那个教堂执事的歌声。“不行，撇下薇拉一个人留在这儿是不妥当的……”他断定，看一眼他妹妹的匀称的身材，“可是怎么办呢？”

他思忖着，问自己：“怎么办呢？”于是他感到他的生活极端复杂和混乱了。所有这些有关旅行、他的妹妹、他的妻子、他的妹夫等等的问题，每一个单独对待，也许解决起来很容易，很方便，然而这些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活像一个走进去就出不来的沼泽，只要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其他那些问题反而会因此更加混乱。

神甫在念福音书以前，回转身来说：“愿人人平安。”这时候有病的米哈依尔·伊里奇却突然睁开眼睛，在圈椅上活动起来。

“萨沙[2]！”他叫道。

杨欣赶快走到他跟前，弯下腰。

“我不喜欢他主持祈祷……”米哈依尔·伊里奇低声说，不过他的话整个大厅都听得清楚；他的呼吸困难，带有呼哧声和喘息声。“我要离开这儿。你陪我走出去，萨沙。”

杨欣帮他站起来，扶住他的胳膊。

“你留下吧，亲爱的。”米哈依尔·伊里奇用微弱的、恳求的声调对他的妻子说，她想在病人的另一边扶住他。“你留下！”他生气地又说一遍，瞧着她的冷漠的脸，“我没有你也走得到！”

神甫站在那儿，翻开福音书，等着。在随后的寂静中清楚地响起男声合唱的和谐的歌声。花园外边什么地方也有人在唱歌，大概是在河上吧。忽然，附近一个修道院里的钟声响了，这柔和悦耳的钟声跟歌声混在一起，显得十分好听。杨欣愉快地预感到一种什么好的事情就要到来，他的心就缩紧，他几乎忘了他得扶着病人走路了。这种从外边飞进大厅里来的声音不知什么缘故使他联想到在他眼前的生活里快乐和自由是多么少，他每天从早到晚那么费劲地解决的种种问题是多么琐碎，渺小，没有趣味。他扶着病人一路走去，仆人给他们让路，怀着乡下人通常瞧见死尸的时候那种阴沉的好奇心看着他们，就在这当儿，他突然生出了憎恨的心情，他沉重而痛切地憎恨病人那张浮肿的、胡子刮光的、演员般的脸，憎恨他那双蜡黄的手，憎恨他那件长毛绒的长袍，憎恨他的呼吸，憎恨他的黑手杖敲着地面发出的响声。……此刻，由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又来得那么突然，他的脑袋和两条腿都发凉了，他的心猛烈地跳起来。他热切地巴望米哈依尔·伊里奇马上死掉，巴望他最后大叫一声，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才好，然而他一刹那间想象到这种死亡的情景，就吓得把这想法丢开了。……他们走出大厅的时候，他所想的已经不是病人的死亡，而是自己的生活了：他巴不得从病人的温暖的腋下抽出手来，就此跑掉，跑掉，头也不回地跑掉。……

米哈依尔·伊里奇的被褥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病人觉得卧室里又热又不方便。

“这差不多是一回事，当教士或者当骠骑兵！”他说，沉甸甸地往那个长沙发上一坐，“这算什么风度！哎，我的上帝啊。……要是我能做主，我就要把这种大少爷派头的神甫降为教堂的下级职员。”

杨欣瞧着他那张任性的、倒霉的脸，打算反驳他，讲几句顶撞他的话，说出自己的憎恨，可是又想起大夫不许病人激动的嘱咐，就沉默下来。不过这不关大夫的事。要不是他的妹妹薇拉的命运跟这个可恨的人永远而且无望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有什么话不能畅快地说，有什么话不能畅快地骂呢？米哈依尔·伊里奇养成一种习惯，总是把抿紧的嘴噘起来，然后把嘴角往两边撇，好像在吮水果糖似的；此刻，那两片胡子刮光的厚嘴唇的这种动作惹得杨欣不痛快。

“你，萨沙，回到那边去吧……”米哈依尔·伊里奇说，“你身体好，而且似乎对教堂冷淡……对你来说，不管什么人主持祈祷都无所谓。去吧。”

“可是你也对教堂冷淡……”杨欣轻轻地说，极力按捺自己。

“不，我相信天命，承认教堂。”

“正是这样。就跟我感觉到的一样，你在宗教里所需要的不是上帝，也不是真理，而是像‘天命’、‘神赐’……之类的字眼。”

杨欣想添一句：“要不然今天你就不会无缘无故地侮辱那个神甫了。”可是他没有说出口。他觉得就是不添这句话他也已经放任自己，说得太多了。

“去吧，请！”米哈依尔·伊里奇不耐烦地说，他不喜欢人家不同意他的话或者谈到他本人，“我不愿意给任何人添麻烦。……我知道守着病人是多么苦。……我知道，老兄！我平素就说，而且将来还要说：再也没有比护士的劳动更苦、更神圣的了。去吧，劳驾！”

杨欣从书房里走出去。他走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出了正门，走进花园里。时间已经八点多了。楼上在唱赞美诗。他在花坛、玫瑰花丛、由天芥菜组成的淡蓝色花字薇和米（也就是薇拉和米哈依尔）中间穿来穿去，一路上见到许多美妙的花，而这些花在这个宅子里却没有给谁带来什么快乐，它们生长，开花，大概也是“照规矩办事”吧。杨欣匆匆走着，生怕他的妻子在楼上叫他。她是很容易看见他的。可是他在花园里走了不多的路，就走上一条云杉的林荫道，那条林荫道又长又暗，在这儿每到傍晚可以看到日落的景色。在这儿，哪怕是在没风的天气，那些年代久远的老云杉也总是发出轻微而严峻的飒飒声，冒出树脂的气味，人的两只脚在干枯的针叶上滑行。

杨欣一面走，一面暗想：今天做彻夜祈祷的时候那么意外地向他袭来的那种憎恨的感情，不会再离开他，必须认真对待它了；它给他的生活又带来新的复杂性，前途是不妙的。可是这些云杉、这平静而遥远的天空、这节日的晚霞，都发散着和平美满的气息。他愉快地听着在幽暗的林荫道上孤单而沉闷地响着的自己的脚步声，不再问自己“怎么办”了。

差不多每天傍晚他都要到火车站去取报纸和信，这在他住在他妹夫家里的这段时期里成了他唯一的消遣。邮车九点三刻到站，恰好是傍晚那种不堪忍受的烦闷在家里开始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要打牌找不到对手，晚饭还没有开，睡意还没有来，出于无奈，只能要么坐在病人身旁，要么给列诺琪卡念她很喜欢的翻译小说。火车站很大，有小吃部和书柜。在那儿可以吃点东西，喝点啤酒，看一看书。……杨欣最喜欢迎接那趟列车，羡慕那些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依他看来比他幸福的旅客。

他来到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已经有一些人在散步，等火车来，他每天傍晚总是在这儿碰到他们。其中有火车站附近的别墅里的住客，有两三个从城里来的军官，有一个地主，右脚上带着马刺，身后跟着一条大猛狗，悲哀地耷拉着脑袋。那些住在别墅里的男人和女人显然彼此十分熟识，在大声说笑。跟往常一样，其中最活跃、笑声最响的是一个住在别墅里的工程师，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肥胖男子，留着络腮胡子，生着很宽的骨盆，上身穿一件印花布衬衫，衬衫的底襟没有塞在裤腰里，下身穿一条毛绒的灯笼裤。每逢他腆出他那大肚子，摩挲着他的络腮胡子，走过杨欣面前，用他那油亮的眼睛亲热地看着杨欣的时候，杨欣总是觉得这个人生活得津津有味。这个工程师的脸上甚至有一种特殊的神情，这种神情不能解释成别的意思，而只能是：“啊，多么有味道啊！”他的姓挺别扭，分成三截，杨欣所以会记住这个姓，只是因为喜欢大声谈政治和喜欢争论的工程师常常起誓，说：

“那我就不姓比特内依-库希列-苏甫烈莫维奇了！”

据说他是个喜欢逗笑取乐的人，好客，很爱玩“文特”。杨欣早就想和他结识，可是却不敢走到他跟前去，跟他攀谈，虽然料着这个工程师不会拒绝这种结识。……杨欣独自在月台上溜达，听那些住在别墅里的人谈话，在这种时候，不知什么缘故他每次都会想起他已经三十一岁，想起他从二十四岁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起就没有一天畅快地生活过，时而因田界问题同邻居打官司，时而他的妻子流产，时而觉得他的妹妹薇拉不幸，现在呢，米哈依尔·伊里奇在生病，得送他到国外去；他推断这种情形会延续下去，以不同的形式重现，没完没了，到了四十岁和五十岁，也会像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一样，有这类操心的事和这类思虑，一句话，他一直到死也钻不出这层坚硬的外壳了。必须善于欺骗自己才能不这样想。他一心打算不再做牡蛎[3]，哪怕一个钟头也好；他一心想看一看外界，为那些不涉及他个人的事所吸引，同那些跟他不相干的人谈一谈天，哪怕是跟这个胖工程师或者跟那些住别墅的女人也好，那些女人在苍茫的暮色中都显得那么美丽，快活，而主要的是年轻。

列车来了。那个一只脚带着马刺的地主迎接一位上了年纪的胖太太，那位胖太太抱住他，用激动的声调重复了几次：“阿历克塞！”[4]大概这位太太是他的母亲。他呢，像芭蕾舞剧里的男一号③那样彬彬有礼地把马刺磕响，向她伸出手去，挽住她的胳膊，用柔和的、甜得腻人的音调对一个搬运工人说：

“费心，请您去取一下我们的行李！”

这趟列车很快就开走了。……那些住别墅的人取到自己的报纸和信件，就走散，回家去了。四周复归于寂静。……杨欣在月台上又溜达了一会儿，就走到头等客车候车室里去。他不饿，可是他仍旧吃了一份小牛肉，喝了些啤酒。那个带着马刺的地主的彬彬有礼的文雅风度，他那种甜得腻人的音调和不自然的客套，给杨欣留下一种讨厌的、病态的印象。他想起他的长唇髭，想起他那和气的、不愚蠢的，然而有点古怪的、难于理解的面容，他那不住地搓手、仿佛觉得冷的样子，不由得思忖：如果那位上了年纪的胖太太真是这个人的母亲，那她大概是很不幸的。她的激动的声音只说了“阿历克塞！”，然而她那胆怯而慌张的面容和她那双充满热爱的眼睛却说出了其余没说出来的话。……

二

薇拉·安德烈耶芙娜在窗口看见她的哥哥走了。她知道他是到火车站去，就想象那条云杉的林荫道，到了尽头是一道斜坡，下面是河和广阔的景色，河水总是给她安宁朴素的印象，河对面是一片水淹的草地，过了那片草地就是火车站和一片桦树林，那些别墅的住客就生活在桦树林里；右边远处是一个小县城和有着金色圆顶的修道院。……后来她又想象那条林荫道，那种幽暗，她的恐惧和羞臊，那熟悉的脚步声以及所有那些可能重演的，也许今天就能重演的事。……她从大厅里出去了一会儿，为的是吩咐人给那些教士准备好茶。她走到饭厅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折成两截的硬信封，信封上贴着外国的邮票。这封信是在做彻夜祈祷前五分钟送到她手里的，她已经设法把这封信看过两遍了。

“我亲爱的人儿，宝贵的人儿，我的磨难，我的苦恼。”她念着，用两只手捧着那封信，让那两只手尽情享受碰到那些可爱而热烈的字句的快乐。“我亲爱的人儿，”她又从头念起，“宝贵的人，我的磨难，我的苦恼，你的来信写得很恳切，可是我仍旧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是。你那时候说你一定会到意大利来，我呢，就像疯子似的预先跑到这儿来迎接你，倾诉我对我的亲爱的人的思慕之情。我心想，在这儿，在月夜，你就不会再担心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哥哥从窗子里看见我的影子了。在这儿我就可以跟你一块儿在街上散步，你无须害怕罗马人或者威尼斯人会知道我们彼此相爱。原谅我这么说，我的宝贝，确实有那么一个胆小的、懦弱的、迟疑不决的薇拉；不过另外还有一个薇拉，她淡漠、冷酷、高傲，当着外人的面对我称呼‘您’，装出几乎不理会我的样子。我要这另外的一个，这高傲而美丽的一个爱我。……我不愿意做一个只有在傍晚和夜间才有权利享受到快乐的猫头鹰。给我光明吧！黑暗使我感到压抑，亲爱的，我们这种爱情断断续续，偷偷摸摸，弄得我半饥半饱，我生气，痛苦，发疯。……喏，一句话，我想：我的薇拉（不是第一个而是另一个）在这儿，在国外，在比家里容易躲开众人耳目的地方，会给我哪怕一个小时的圆满的、真正的、无所顾忌的爱情，使得我哪怕只有一次认真地感到自己是一个情人，而不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人，使得你在拥抱我的时候不至于说：‘我现在该走了！’我是这样想的，可是我在这儿，在佛罗伦萨已经待了足足一个月，你却没来，而且究竟来不来也不得而知。你来信说：‘这个月我们未必走得成。’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怎样对待我啊，使我绝望的人儿？！你要明白，我缺了你就活不下去，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啊！！！人家说意大利美丽，可是我闷闷不乐，我仿佛被流放了，我的强烈的爱情像流放犯那样受煎熬。你会说：我这句俏皮话并不可笑，可是我却像小丑那样可笑。我到处乱跑，时而跑到博洛尼亚[5]，时而跑到威尼斯，时而跑到罗马，老是观察女人群里有没有人长得像你。我由于闷得慌而把所有的绘画馆和博物馆各跑了五次，而在那些画里我所看见的却只有你一个人。我在罗马喘吁吁地爬上平秋山，在那儿观看那个永久的城，可是永久、美丽、天空，这一切在我的心目中却跟你的脸，你的衣服，合而为一了。在这儿，在佛罗伦萨，我走遍了出售塑像的商店，我往往趁商店里没有人的时候搂住一个塑像，我觉得我搂住的就是你。我现在就需要你，马上就需要你。……薇拉，我疯了，可是对不起，我受不住了，明天我就要去找你。……这封信是多余的，哎，写就写了吧！亲爱的，这是说，我已经下了决心：我明天就去。”[6]

[1] 亦称三一主日，东正教十二大节之一，在复活节后第五十天。

[2] 亚历山大的爱称。

[3] 这种动物藏在贝壳里。

[4] 原文为法语。

[5] 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

[6] 原稿在此中断。

一封信

“敬爱的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我星期三在信上提到的那本书，现在奉上。请您读一遍。请您注意第十七页到四十二页，第九十二页，第九十三页和第一百一十二页，特别要注意我用铅笔画过线的那些地方。多么有力量啊！这本书的形式显然是笨拙的，然而在这种笨拙中可以使人感觉到多么宽广的自由，感觉到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博大的艺术家啊！一个句子里三次出现‘它’字，两次出现‘显然’这个词；句子造得很粗糙，似乎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擦子刷的，可是从这些‘它’字下面涌出多么有力的喷泉，包藏着多么灵活、严整、深刻的思想，多么泼辣的真理啊！您读着这本书，就会在字里行间看见仿佛有一头鹰在云端飞翔，在这种时候人就无心为文字的美丽操心了。思想和美类似飓风和海浪，不应当顾到习常的固定格式。它们的格式就是自由，不应该由于考虑到‘它’和‘显然’这些字眼而受到束缚。我给您写信的时候，我在文体方面的最细微的毛病每一次都使我缩手缩脚，惹我生气，这就是说，我不是艺术家，在我身上文字胜过形象和情绪。

“请您务必读一读这本书。我昨天读了一整天，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我感觉到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新的生活要素深入我的心灵。我每读一页就觉得自己变得丰富一点，有力一点，高尚一点！我惊讶，由于欣喜而哭泣，我骄傲，这时候，我深刻而神秘地相信，真正的才能来源于神，我觉得在这些强大有力、可与自然力相比拟的篇章中的每一页都不是白写的，它凭它的来源和它的存在一定会在自然界引起一种跟它的力量相当的现象，一种近似地下的轰鸣、天气的转变、海上的风暴之类的现象。……我不信，一千个不信，这个一切都合理的大自然会无视它本身的最美、最合理、最强大、最不可征服的部分，也就是人类中的天才不顾它的意志而创造出来的部分。我觉得我似乎在胡说八道，您在笑我了，可是请您不要拦阻我说昏话，做美梦，讲神话。您无法想象，一个人在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会给您的善良的眼睛看到的时候，哪怕是无聊的昏话也会欢欢喜喜、兴高采烈地写出来。

“昨天我只顾看书，就连我喜爱的特拉甫尼科夫到我这儿来，也没有使我高兴。他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正在头痛，心绪恶劣。自从动过大手术以后，他老是头痛，这是中了石炭酸气体的毒。他问起我的腿，我呢，把我在第九十二页上画了线的那二十行给他读一遍作为回答，于是我们之间就开始了文学争论。特拉甫尼科夫说：

“‘我用在读哲学、读诗、读散文上的那些时间，我认为是白费了。这些书里充满了装模作样、自命不凡的调子，可是它们并没有向我解释和说明任何一个现象，因此我不喜欢它们。它们的内容都是主观的，所以其中有一半是假话，另一半是不三不四，介乎假话和真理之间。那种认为缺了它们就不行的看法是一种偏见；它们像戏剧和杂技一样是纯粹为娱乐服务的，我现在读它们就纯粹是为了消遣。我偏爱那些不大自以为是的作者，在这方面最适当的书就要算是法国小说了。’

“‘那么容我问您一句，是谁教导我们思考的？’我说。

“‘是那些说出真理的人，而诗和小说是不说真理的。’

“诸如此类，无非是这一套。要是您高兴的话，那就去跟他吵架吧！他是个固执的、有成见的人。后来我们开始讲到美。

“‘美是愉快的，’他说，‘它只为快乐服务，正因为这个缘故缺了它就很难过日子了。谁在美里不是寻求快乐，而是寻求真理或者知识，那么，他就会受美的哄骗，产生错觉，被弄得晕头转向，像进了迷宫一样。从前我不小心，向美学习思考，它就把我变成了醉汉和瞎子。比如，我读《浮士德》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玛格丽特[1]是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在拜伦的《该隐》里不管该隐[2]本人也好，魔鬼也好，在我看来都是无比可爱的。……难道这种情形还少吗？’

“他用两只手抱紧他那疼痛的头，把它靠在桌子上，有气无力地说：

“‘美啦，才能啦，崇高的、优美的、具有艺术性的东西啦，所有这些都很可爱，然而是有条件的，不能容忍逻辑的定义，而且从这些东西中是得不出任何确定不移的法则的。古时候有个人说夜莺是玫瑰的爱人，说橡树强大有力，说菟丝子温柔，好，我们就相信了。……可是为什么相信呢？’

“我就照往常那样发起火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生气呢？’他抬起头来说，‘把艺术说成是纯粹为娱乐服务，这有什么侮辱人的地方呢？我亲爱的，我情愿做一个哪怕很糟的作家，只求我善于用我的小书给病人和坐牢的人解闷就行。如果您今天一整天高高兴兴，难道作家的功劳还算小吗？不过，老兄，我的头痛得不得了。也许您说得对。我什么也不懂。’

“诗和散文没有解释任何一个现象！那么难道电光一闪的时候解释了什么吗？不应当由它来对我们解释什么，而应当由我们来解释它。如果不去解释电，而去否定电，只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解释许多东西，那我们也未免太妙了。要知道诗和一切所谓优美的艺术都是自然界的严峻神奇的现象，我们应当学着解释它们，而不是静等它们来向我们解释什么。就连聪明、优秀的人也用专门的、偏执的、纯粹个人的观点来看待每个现象，这是多么叫人惋惜，多么叫人难过啊。比方说，特拉甫尼科夫被关于上帝和生活目标这个专门问题折磨着；艺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释人在死后会怎么样，因而特拉甫尼科夫就认为艺术是偏见，把它贬低到简单的娱乐的地步，认为缺了它也不难过日子，有一次他甚至当着您母亲的面似乎开玩笑地说：艺术是‘世代相传的罪恶’的一种。在这方面他不是会使您联想到我们都认识的一个熟人吗？这个人只因为看到医生跳玛祖卡舞不高明就把医学和科学一概否定了。葡萄酒甜美、可口，提高人的兴致，然而这样说不够全面：一定会有那么一个裁缝否定它，因为它不能消除污斑，不能当松节油用。

“不过哲学也谈得够了。我的腿还是原来那个样子。特拉甫尼科夫坚决主张动手术，可是我不同意。大自然本身力求治愈人的疾病，我热烈地希望这是它的本性。说不定不动手术也行。我寂寞极了，要不是有书，我觉得我会寂寞得整天哭泣。住在离您八俄里的地方，却又没有权利去找您，这简直是活受罪！

“昨天您的母亲到节列尼内依家里去，顺便到我们这儿来了一趟。她和我父亲一起责备我，怪我不该离开宗教学院。大家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做得不聪明。也许是这样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学院，不过我同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该继续留在那儿。对生活的渴望折磨着我，我就从那个没有生活或者生活搞得不合我口味的地方逃走了。我的生活就是你们大家，我无限热爱你们。要我不看见您那美丽的、温柔的、放出善良的光彩的脸，要我一个月一次也听不见您的说话声，那我可受不了；要我不看见您那宽宏大量的母亲和您那充满生活乐趣、心地仁慈、受到上帝祝福的一家人，我也受不了，你们一家人跟我的心那么贴近，如同我的兄弟和我的父亲一样。我需要每天看见我那受苦的老父亲在我的身旁，每天夜里听见他睡不着觉，念叨我那做了苦役犯的哥哥。我需要我那疯癫的、做修士的哥哥每隔两三个月从修道院里回家一次，只是为了让他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我面前痛骂文明，然后再回去。如果我一个星期连一次也看不见特拉甫尼科夫，那我的生活就不算圆满，这个人被自己那贪婪的、顽强的、痛苦的思想吸引到泥潭里去了，他在那个泥潭里越是陷得深，我倒越是强烈地喜爱他。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得到信仰。他需要上帝，寻找上帝，日日夜夜寻找，可是他只找到一个深渊，你越是对这个深渊看得久，它就越显得深，越显得黑。在村子里散步，顺便走进农舍里去跟人谈一谈天，这在我是多么大的乐趣。那儿有多么不同的脸、音调、智慧、趣味、信仰！我们那个老助祭巴威尔·杰尼索维奇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啊，近两年来，他天天都在死亡的边缘上，可是总也死不成，连他自己都嘲笑自己的生命力：‘我眼看就要死了，眼看就要死了，可是总也死不成！’生活真好啊，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不错，生活是沉重而短暂的，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多么丰富、合理、多彩、有趣，多么了不起啊！特拉甫尼科夫在害他自己，他寻求不朽和永恒的幸福；可是我不这么贪心，我对这种短促的、渺小的，然而美好的生活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

“等到我一开始能走路，我就立刻动手工作。我要照管农务，献身于艺术。我要写作。可是写什么呢？我的中篇小说没有写成功。技巧方面我应付不好，我过于推敲了。我脑子里满是形象和画面，拥挤不堪，这些东西我有很多，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我的主人公不能形成有性格的人物，彼此相像，就跟两滴水一样。我这些人物行动少、思考多，而所需要的恰好相反。目前我在做批评工作。我要自己研究，尽我的能力向人们解释我十分喜爱的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怎样做才是唯一而永久的反对偏见、无知、奴役的方法。

“昨天我的父亲在街上绊了一下，跌倒了。他解释这是因为疲劳：眼前是受难周，他差不多整天做礼拜。谢天谢地，总算没出什么事。

“我热诚地问候您的全家。我向大家鞠躬，向大家鞠躬！我听说窗外已经是真正的春天了，可是我看不见。要是现在能到您那儿去才好！我只求能够跟您一块儿登一次山，此外我就什么要求也没有了。樱桃树开花了吗？不过，时令还早。再见吧，祝您幸福，健康，快活，请您别忘记热诚地爱您、真挚地忠于您的残废者伊格纳季·巴希达诺夫。”

伊格纳沙[3]写完这封信，就把它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收信人姓名：“玛丽雅·谢尔盖耶芙娜·沃尔恰尼诺娃夫人收。”这时候阿历克塞神父走进房间里来，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杯茶。伊格纳沙心慌了，就把那封信塞在枕头底下。[4]

[1] 《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2] 《圣经》人物，因嫉妒而杀害弟弟亚伯。

[3] 伊格纳季的爱称。

[4] 原稿在此中断。

一九〇三年

新娘

一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光景，一轮明月照着花园。在舒明家里，祖母玛尔法·米哈伊洛芙娜吩咐做的晚祷刚刚完事，娜佳到花园里去蹓跶一会儿，这时候她看见大厅里饭桌上正在摆小吃，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样忙那样。安德烈神甫，大教堂的大司祭，正在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谈一件什么事，这时候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什么缘故，显得很年轻。安德烈神甫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

花园里安静，凉快，宁静的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很远的什么地方，大概是城外吧，有些青蛙呱呱的叫声。现在有五月的气息了，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那是软弱而犯罪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人恨不得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了。她从十六岁起就热切地盼望着出嫁，现在她总算做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这个青年现在正站在窗子里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她并不高兴，夜里也睡不好，兴致提不起来……厨房是在地下室那一层，从敞开的窗子里，她听见人们忙忙碌碌，刀子叮当响着，安着滑轮的门砰砰地开关，那儿飘来烤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什么缘故，她觉得整个生活似乎会永远像现在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候有一个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地叫做萨沙。他是大约十天前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贵族出身的穷寡妇玛丽亚·彼得罗芙娜，一个带着病容的、瘦小的女人，常到她们家来请求周济。她有个儿子名叫萨沙。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等到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就送他到莫斯科的科米萨罗夫斯基学校去念书。大约两年以后他转到一个绘画学校去，在那儿差不多念了十五年书才勉强在建筑系毕业。可是他仍旧没做建筑师，却在莫斯科的一个石印工厂里做事。他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到祖母这儿来，总是病得很重，以便休息调养一阵。

他现在穿着一件常礼服，扣上纽扣，下身穿一条旧帆布裤子，裤腿下面都磨破了。他的衬衫没熨过，周身上下有一种没精神的样子。他很瘦，眼睛大，手指头又长又瘦，留着胡子，黑脸膛，不过仍旧挺漂亮。他跟舒明家的人很熟，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住在他们家里，觉得跟在自己家里似的。他每回来到这儿所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做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门廊上，看见娜佳，就走到她面前去。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挺好。您应当在这儿住到秋天再走。”

“是的，大概会这样的。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九月间呢。”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旁坐下。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当然，我妈妈有弱点，”她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不过她仍旧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她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今天一清早我偶然到你们家的厨房里去，在那儿我看见四个女仆干脆睡在地板上，没有床，被褥不像被褥，破破烂烂，臭烘烘，还有臭虫，蟑螂……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动也没有。哦，奶奶呢，求上帝保佑她，她毕竟是个老奶奶，不能怪她了。可是要知道，您母亲多半会讲法国话，还参加演出。想来，她总该明白的。”

萨沙讲话的时候，总要把两根瘦长的手指头伸到听话人的面前去。

“不知怎么这儿样样事情我都觉得奇怪，看不惯，”他接着说，“鬼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跟一位公爵夫人一样，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呢，也一样。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种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了，仿佛前年也听过。她知道萨沙一开口，总离不了这一套，从前这种话引得她发笑，可是现在不知什么缘故，她听着心烦了。

“这些话是老生常谈，我早就听厌了，”她说，站起来，“您应当想点比较新鲜的话来说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个人一块儿朝正房走去。她又高又美，身材匀称，这时候挨着他，显得很健康，衣服也很漂亮。这一点她自己也体会到了，就替他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觉得挺窘。

“您说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喏，您方才谈到我的安德烈，可是要知道，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吧，您的安德烈！我正在替您的青春惋惜呢。”

等到他们走进大厅，大家已经坐下来吃晚饭了。祖母，或者照这家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两道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在这儿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一面祷告一面还流泪。她的儿媳，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生着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甫是一个掉了牙齿的瘦老头子，看他脸上的表情，总仿佛要说什么很逗笑的话似的。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头发卷曲，样子像是演员或者画家。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你在我这儿再住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养好了，”奶奶转过身对萨沙说，“只是务必要多吃一点。看你像个什么样儿！”她叹口气，“你那样儿真可怕！真的，你简直成了个浪子。”

“挥霍掉父亲所赠的资财以后，”安德烈神甫眼睛里带着笑意，慢吞吞地说，“就跟不通人性的牲口一块儿去过活了指《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所写的浪子故事。……”

“我喜欢我的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摸摸他父亲的肩膀，“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沉默了一阵。萨沙忽然笑起来，拿起餐巾捂住嘴。

“这么说来，您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甫问尼娜·伊万诺芙娜。

“当然，我也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万诺芙娜回答，脸上做出很严肃的、甚至严厉的表情，“不过必须承认，自然界有许多神秘而无从理解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不过我还得加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地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一只很肥的大火鸡端上来。安德烈神甫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仍旧在谈下去。钻石在尼娜·伊万诺芙娜的手指头上发亮，后来眼泪在她眼睛里发亮，她激动起来了。

“虽然我不敢跟您争论，”她说，“不过您也会同意，生活里有那么多解答不了的谜！”

“我敢向您担保：一个也没有。”

吃过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偶尔应邀参加为慈善目的召开的音乐会。在城里大家都称他为艺术家。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子上，茶炊轻声地滚沸，只有萨沙一个人喝茶。后来，钟敲十二下，小提琴的一根弦忽然断了，大家笑起来，于是忙忙碌碌，开始告辞。

娜佳送未婚夫出门以后，走上楼去，回自己的房间，她和母亲住在楼上（楼下由祖母住着）。楼下，仆人把大厅里的灯熄了，萨沙却仍旧坐在那儿喝茶。他老是照莫斯科的风气喝很久的茶，一回要喝七杯。娜佳脱了衣服上床，很久还听见女仆在楼下打扫，奶奶发脾气。最后一切都安静了，只是偶尔听见萨沙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用男低音不时咳嗽几声。

二

娜佳醒来的时候，大概是两点钟，天在亮起来。守夜人在远处什么地方打更。她不想睡了，床很软，躺着不舒服。娜佳在床上坐起来，想心事，跟过去那些五月里的夜晚一样。她的思想也跟昨天晚上一样，单调、不必要、缠着人不放，总是那一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怎样开始向她献殷勤，向她求婚，她怎样接受，后来她怎样渐渐地敬重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现在距离婚期只有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却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仿佛有一件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着她似的。

“滴克搭克，滴克搭克……”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滴克搭克……”

从旧式的大窗子望出去，她可以看见花园，稍远一点有茂盛的紫丁香花丛，那些花带着睡意，冻得软绵绵的。浓重的白雾缓缓地飘到紫丁香上面，想要盖没它。远处树上，带着睡意的白嘴鸦在呱呱地叫。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我这样苦恼！”

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谁知道呢！要不然这是萨沙的影响？可是话说回来，接连几年来，萨沙一直在讲这样的话，好像背书一样，他讲起来总显得很天真，很古怪。可是为什么萨沙还是不肯离开她的头脑呢？为什么呢？

守夜人早已不打更了。窗子跟前和花园里，鸟儿吱吱地叫，花园里的雾不见了。四下里样样东西都给春天的阳光照亮，就跟被微笑照亮了一样。不久，整个花园被太阳照暖，让阳光爱抚着，苏醒过来，露珠跟钻石那样在叶子上放光，这个早已荒芜的老花园在这个早晨显得那么年轻，华丽。

奶奶已经醒了。萨沙粗声粗气地咳嗽起来。娜佳可以听见他们在楼下端来茶炊，搬动椅子。

时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来，在花园里散步了很久，早晨却仍旧拖延着不肯过去。

后来尼娜·伊万诺芙娜带着泪痕斑斑的脸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1]和顺势疗法[2]很有兴趣，看很多的书，喜欢谈自己心里发生的怀疑。所有这些，依娜佳看来，似乎包含着深刻而神秘的意义。这时候，娜佳吻一吻她的母亲，跟她并排走着。

“您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

“昨天晚上，我开始看一个中篇小说，那里面写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在一个什么机关办公，不料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我还没看完，不过其中有一个地方看了叫人忍不住流泪。”尼娜·伊万诺芙娜说，喝一口杯子里的水，“今天早晨我想起来，就又哭了。”

“近些天来我心里那么不快活，”娜佳沉默了一会儿，说，“为什么我夜里睡不着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逢我夜里睡不着觉，我就紧紧地闭上眼睛，喏，就照这个样儿，而且暗自想象安娜·卡列宁娜[3]怎样走路，讲话，或者暗自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一件什么事情……”

娜佳觉得她母亲不了解她，而且也不可能了解。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觉，她甚至害怕，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下午两点钟，他们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星期三，正是斋日，因此给祖母端上来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为了跟奶奶逗着玩，萨沙又喝他的荤汤，又喝素甜菜汤。大家吃饭的时候，他却一直说笑话，可是他的笑话说得笨拙，一律含着教训，结果就完全不可笑了。每逢说俏皮话以前，他总要举起很瘦很长跟死人一样的手指头，因而使人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谁都会为他难过得想流泪。

饭后奶奶回到自己房间去休息。尼娜·伊万诺芙娜弹了一会儿钢琴，然后也走了。

“啊，亲爱的娜佳，”萨沙开始了照例的午饭后的闲谈，“您要听我的话才好！您要听我的话才好！”

她坐在一张旧式的圈椅上，背往后靠着，闭上眼睛。他就在房间里慢慢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

“您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那时候，你们这城里就渐渐不会有一块石头留下，一切都会翻个身，一切都会变样，仿佛施了什么魔法似的。到那时候，这儿就会有极其富丽堂皇的大厦、神奇的花园、美妙的喷泉、优秀的人……可是这还算不得顶重要。顶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群众，照现在那样生活着的群众，这种恶劣现象，到那时候就不再存在，因为人人都会有信仰，人人都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再也不会有人到群众里面去寻求支持。亲爱的，好姑娘，走吧！告诉他们大家：您厌倦了这种一潭死水的、灰色的、有罪的生活。至少您自己要明白这层道理才对！”

“办不到，萨沙。我就要结婚了。”

“唉，得了吧！这种事对谁有必要呢？”

他们走进花园，蹓跶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吧，我亲爱的，您得想一想，您得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萨沙接着说，“您得明白，比方说，要是您，您的母亲，您的奶奶，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想说：“不错，这话是实在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忽然不再作声，整个心发紧，就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他总是不爱讲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因为一拉小提琴，就可以不用讲话吧。到十一点钟，他已经穿好大衣，要告辞回家去了，却搂住娜佳，开始贪婪地吻她的脸、肩膀、手。

“宝贝儿，我心爱的，我的美人儿！……”他喃喃地说着，“啊，我多么幸福！我快活得神魂颠倒了！”

她却觉得这种话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过，或者在什么地方……在小说里，在一本早已丢掉的、破破烂烂的旧小说里读到过似的。

萨沙坐在大厅里的桌子旁边喝茶，用他那五根长手指头托着茶碟。奶奶摆纸牌卦，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看书。圣像前面的油灯里，火苗劈劈啪啪地爆响，仿佛一切都安静平顺似的。娜佳道了晚安，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如同前一天夜里一样，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苦恼。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不知什么缘故，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娜佳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以前为什么会认为妈妈有什么特别的、不平常的地方，怎么会一直没有发现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楼下，萨沙也没睡着，她可以听见他在咳嗽。娜佳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中，所有那些神奇的花园和美妙的喷泉，都使人觉着有点荒唐。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那天真，甚至那种荒唐，却又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只要她一想到要不要出外求学，就有一股凉气沁透她整个的心和整个胸膛，给它们灌满欢欣和快乐的感觉。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克搭克……”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三

六月中，萨沙忽然觉得烦闷无聊，准备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里我住不下去，”他阴沉地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腻味：厨房里脏得不像话……”

“再等一等吧，浪子！”不知什么缘故，奶奶小声劝道，“婚期就在七号啊！”

“我不想再等了。”

“可是你本来打算在我们这儿住到九月间的！”

“不过现在，您看，我不想住下去了。我要工作！”

正巧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样样东西都显得阴沉沉的，垂头丧气，这也实在使得人想要工作。楼下和楼上的房间里响起一些陌生女人说话的声音，奶奶的房间里有达达达的缝纫机声音，这是她们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六件，其中顶便宜的一件，照奶奶说来，也要值三百卢布！这种忙乱惹得萨沙不痛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闷气，可是大家仍旧劝他留下，他就答应七月一日以前不走了。

时间过得很快。在圣彼得节[4]那天吃过午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跟娜佳一块儿到莫斯科街去再看一回早已租下来、准备给年轻夫妇居住的那所房子。那所房子有两层楼，可是至今只有楼上刚装修好。大厅铺着亮晃晃的地板，漆成细木精镶的样子，有几把维也纳式的椅子、一架钢琴、一个小提琴乐谱架。屋里有油漆的气味。墙上挂着一张大油画，装在金边框子里，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她身旁有一个断了柄的淡紫色花瓶。

“好一幅美妙的画儿，”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出于尊敬叹了一口气，“这是画家希什马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摆着一张圆桌子，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鲜蓝色布套的圈椅。长沙发的上方挂着一张安德烈神甫的大照片，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然后他们走进饭厅，那儿摆着一个餐具柜，随后走进寝室。这儿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看上去好像在布置寝室的时候，认定将来这儿永远很美满，不会有别的情形似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各个房间，始终用胳膊搂着她的腰。她呢，觉着衰弱，惭愧，痛恨所有这些房间、床铺、圈椅，那个裸体女人惹得她恶心。她已经明明白白地觉得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了，也许从来就没有爱过，可是这句话怎么说出口，对谁去说，而且说了以后要怎么样，她都不明白，而且也没法明白，虽然她整天整夜地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谈得那么热情，那么谦虚，他在自己的住所里走来走去，显得那么幸福。她呢，在一切东西里，却只看见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受不了的庸俗。他那搂着她腰的胳膊，她也觉得又硬又凉，跟铁箍一样。她随时都想跑掉，痛哭一场，从窗口跳出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她走进浴室，在这儿他碰了碰一个安在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刻流出来了。

“怎么样？”他说，放声大笑，“我叫人在阁楼上装了一个水箱，可以盛一百桶水，喏，我们现在就有水用了。”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走到街上，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尘土像浓重的乌云似的飞扬起来，好像天就要下雨了。

“你不冷吗？”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尘土吹得他眯缝着眼睛。

她没答话。

“你记得，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沉默一阵以后，他说，“嗯，他的话很对，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我亲爱的，这是什么缘故？就联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也许会在额头上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觉着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啊，受尽痛苦的母亲！”

他对他什么事不做这一点，得出一个概括的结论，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我们结了婚，”他接着说，“那我们就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亲爱的，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给自己买下不大的一块土地，外带一座花园，一条河，我们要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

他脱掉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扬起来。她呢，听着他讲话，暗自想着：“上帝啊，我要回家！上帝啊！”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车子追上了安德烈神甫的车子。

“瞧，我父亲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高兴地说，挥动帽子，“真的，我爱我的爹，”他一面给车钱，一面说，“他是个非常好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走进家里，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心想：整个傍晚会有客人来，她得招待他们，得赔着笑脸，得听小提琴，得听各式各样的废话，而且一味地谈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绸衫，又华丽又神气，她在客人面前好像总是那么傲慢。安德烈神甫带着他那调皮的笑容走进来。

“看见您玉体安康，十分快慰。”他对奶奶说，很难弄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在认真地说这句话。

四

风敲打着窗子，敲打着房顶。呼啸声响起来，家神在火炉里哀伤忧闷地哼他的歌。这时候是夜里十二点多钟。一家人都上床睡了，可是谁也没睡着，娜佳时时刻刻觉着仿佛楼下有人在拉小提琴似的。忽然砰的一声响，大概是一扇护窗板刮掉了。一分钟以后，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只穿着衬衫，手里举着一支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砰的一响，娜佳？”她问。

她母亲，头发梳成一根辫子，脸上现出胆怯的笑容，在这暴风雨的夜晚她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回想前不久她还认为母亲是个不平常的女人，带着自豪的心情听她讲话，现在她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些话了，她所能想起的话都那么软弱无力，不必要。

火炉里传出好几个男低音的歌唱，甚至仿佛听见：“唉，唉，我的上帝！”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抓住头发，痛哭起来。

“妈妈，妈妈，”她说，“我的亲妈，要是你知道我出了什么样的事就好了！我求求你，我央告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到哪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床边坐下来，问道，“要到哪儿去？”

娜佳哭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让我离开这个城吧！”最后她说，“不应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了，你要明白才好！我不爱这个人……就连谈一谈这个人，我都办不到。”

“不，我的宝贝儿，不，”尼娜·伊万诺芙娜赶快说，吓慌了，“你镇静一下，这是因为你心绪不好。这会过去的。这种事常有。多半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只不过是打哈哈呢。”

“得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痛哭起来。

“是啊，”尼娜·伊万诺芙娜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久以前你还是个孩子，是个小姑娘，可是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是经常新陈代谢的。你自己也没留意，就会变成母亲，变成老太婆的，你也会跟我一样有这么一个倔脾气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你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为什么呢？”

尼娜·伊万诺芙娜想要说话，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哽咽了一声，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那些男低音又在炉子里哼起来，忽然变得很可怕。娜佳跳下床来，连忙跑到母亲那儿去。尼娜·伊万诺芙娜，泪痕满面，躺在床上，盖着浅蓝色的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了！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多么琐碎无聊，多么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现在我全看明白了。你那个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主啊，我的上帝！你要明白，妈妈，他愚蠢！”

尼娜·伊万诺芙娜猛的坐起来。

“你和你的祖母都折磨我！”她说，哽咽一声，“我要生活！生活！”她反复说着，两次举起拳头捶胸口，“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你们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她哀哀地哭起来，躺下去，在被子底下蜷起身子，显得那么弱小，那么可怜，那么愚蠢。娜佳走回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靠窗口坐下，静等天亮。她通宵坐着，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人老是敲打护窗板，发出呼啸声。

到早晨，奶奶抱怨说，一夜之间风吹掉了花园里所有的苹果，吹断一棵老李树。天色灰蒙蒙，阴惨惨，凄凉，使人想点起灯来。人人抱怨冷，雨抽打着窗子。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墙角一把圈椅前面跪下来，双手蒙住脸。

“怎么了？”萨沙问。

“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想不通！现在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整个这种游手好闲、没有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萨沙说，还没听懂这是怎么回事，“还没什么……这挺好。”

“我讨厌这种生活了，”娜佳接着说，“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看在上帝面上，带我一块儿走吧！”

萨沙惊愕地瞧了她一分钟。临了，他明白过来了，高兴得跟小孩一样。他挥舞胳膊，鞋踏起拍子来，仿佛高兴得在跳舞似的。

“妙极了！”他说，搓一搓手，“上帝啊，这多么好！”

她抬起充满爱慕的大眼睛一也不地瞧着他，仿佛中了魔似的，等着他马上对她说出什么精辟的、有无限重大意义的话来。他还什么话也没跟她讲，可是她已经觉着她的面前展开了一种新的、广大的、这以前她一直不知道的东西，她已经充满期望地凝神望着它，做了一切准备，甚至不惜一死了。

“我明天走，”他想了一想，说，“您到车站来送我好了……我把您的行李装在我的皮箱里面，我替您买好车票。等到第三遍铃响，您就上车，我们就走了。您把我送到莫斯科，然后您一个人到彼得堡去。您有身份证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不会后悔，不会遗憾的，”萨沙热情地说，“您走吧，您去念书吧，然后听凭命运把您带到什么地方去。您把您的生活翻转过来，那就一切都会改变了。主要的是把生活翻转过来，其余的一切都不关紧要。那么明天我们真走了？”

“噢，是啊！看在上帝分上吧！”

娜佳觉得很激动，心头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觉得她一定会在痛苦中，在苦恼的思索里打发掉她行前的这一段时间，可是她刚刚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就立刻睡着了，脸上带着泪痕和笑容，沉酣地一直睡到傍晚。

五

出租马车雇来了。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这时候就走上楼去再看一眼她的母亲，再看一下她所有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房间里挨着那张仍有余温的床站着，往四下里瞧一遍，然后轻轻地走到她母亲的房间里去。尼娜·伊万诺芙娜在睡觉，房间里很静。娜佳吻了吻她的母亲，理一理她的头发，站了两分钟光景……然后她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去。

外面雨下得很大。出租马车支起车篷停在门口，上下都淋湿了。

“车上坐了他，就没有你的位子了，娜佳，”祖母说，这时候女佣人开始把手提箱搬上车去，“遇到这种天气还要去给他送行，这是何苦！你还是待在家里的好。瞧，雨下得好大！”

娜佳想要说一句什么话，可是说不出来。这时候萨沙扶娜佳上车，用毯子盖好她的腿。然后在她的旁边坐下。

“一路平安！求上帝赐福给你！”祖母站在台阶上喊道，“你，萨莎，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来啊！”

“好，再见，奶奶！”

“求圣母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

直到这时候，娜佳才哭起来。现在她才明白她确实走定了，先前她对奶奶告辞，她瞧着母亲的时候，还不相信真正会走。别了，这个城！她忽然想起一切：安德烈啊，他的父亲啊，新房子啊，裸体女人和花瓶啊，所有这些东西不再惊吓她，也不再压着她的心，却显得幼稚渺小，不住地往后退，越退越远。等到他们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那整个极其巨大严肃的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这以前她不大留意的那个广大宽阔的未来，却铺展开来。雨点抽打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看见碧绿的田野，电线杆子和电线上的鸟儿纷纷闪过去。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去念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又祷告。

“没关系，”萨沙得意地微笑着说，“没关系！”

六

秋天过去了，冬天跟着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天天惦记母亲和祖母。她也想念萨沙。家里的来信，口气平静，和善，仿佛一切已经得到原谅，被人忘掉了似的。五月间，考试完结以后，她动身回家去，身体很好，兴致很高，她中途在莫斯科下车，去看萨沙。他跟去年夏天一模一样，仍旧一脸的胡子，一头散乱的头发，仍旧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眼睛也仍旧又大又美，可是他的外表看上去不健康，疲惫不堪，他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不知什么缘故，娜佳觉得他又灰色又土气。

“我的上帝啊，娜佳来了！”他说，快活地笑起来，“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工厂里坐了一会儿，那儿满是纸烟的气味，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得闷人。后来他们到他的房间里去，那儿也有烟气和痰的气味。桌上，在一个冰冷的茶炊旁边摆着一个破碟子，上面盖着一小块黑纸，桌上和地板上有许多死苍蝇。处处都表现萨沙把自己的私生活安排得马马虎虎，随遇而安，十分看不起舒适。要是谁跟他谈起他的个人幸福，谈起他的私生活，谈起对他的热爱，他就会一点也不了解，反倒笑起来。

“挺好，样样事情都顺当，”娜佳匆匆忙忙地说，“去年秋天，妈妈到彼得堡来看过我。她说奶奶没生气，只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显得很高兴，可是不断地咳嗽，讲起话来声音嘶哑。娜佳一直仔细瞧着他，不能够断定究竟他真的病得很重呢，还是只不过她觉得如此。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病了！”

“不，挺好。病是有病，可是不很重……”

“唉，我的上帝！”娜佳激动地叫道，“为什么您不去看病？为什么您不保重您的身体？我宝贵的，亲爱的萨沙。”她说，眼泪从她眼睛里流出来，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在她的想象里浮起来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那裸体女人和花瓶、现在显得跟童年一样遥远的她那整个过去。她哭起来，因为在她眼里，萨沙不再像去年那么新奇、有见识、有趣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很重了。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够让您不这么苍白，消瘦。我欠着您那么多的情！您再也想不出来您帮了我多大的忙，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是我顶亲切顶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话。现在，娜佳在彼得堡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后，萨沙，他的话语、他的微笑、他的整个体态，在她看来，成了一种过时的、旧式的、早已活到头、或许已经埋进坟墓里的东西了。

“后天我就要到伏尔加河去旅行，”萨沙说，“喏，然后去喝马乳酒[5]。我很想喝马乳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太太跟我一块儿走。他太太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老是怂恿她，劝她出外念书。我要她把她的生活翻转过来。”

他们谈了一阵，就坐车到车站去。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向她微笑，挥动手绢，就是从他的腿也看得出来他病得很重，未必会活得很久了。

中午娜佳到了她家乡的那座城。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觉着街道很宽，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她只遇见那个穿着棕色大衣的、德国籍的钢琴调音技师。所有的房子都好像盖满了灰尘。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她伸出胳膊搂住娜佳，把脸放在娜佳的肩膀上，哭了很久，不能分开。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仿佛周身消瘦了，可是仍旧像以前那样束紧腰身，钻石戒指仍在她手指头上发亮。

“我的宝贝儿！”她说，周身发抖，“我的宝贝儿！”

然后她们坐下来，哭着，说不出话来。看得出来，祖母和母亲分明体会到过去已经完了，从此不会回来了：她们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地位，没有从前那样的荣耀，也没有权利请客了，这就如同在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半夜里忽然跑进警察来，大搜一通，原来这家的主人盗用公款或者铸造伪币，于是那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完结了一样！

娜佳走上楼去，看见先前那张床，先前那些挂着素白窗帘的窗子，窗外也仍旧是那个花园，浸沉在阳光里面，充满欢乐，鸟语声喧。她摸一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思索着。她吃了一顿好饭，喝茶时候吃了些可口的、油腻的鲜奶油。可是总好像缺了点什么，使人觉着房间里空荡荡，天花板低矮。傍晚，她上床睡觉，盖好被子，不知什么缘故，她觉着躺在这暖和的、很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万诺芙娜走进来待了一会儿，她坐下，就跟有罪的人一样，畏畏缩缩，小心谨慎。

“嗯，怎么样，娜佳？”她停了一停，问道，“你满意吗？完全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万诺芙娜站起来，在娜佳的身上和窗子上画十字。

“你看得明白，我开始信教了，”她说，“你要知道，现在我在研究哲学，我老是想啊想的……现在有许多事情在我已经变得跟白昼一样豁亮了。首先我觉着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地度过去。”

“告诉我，妈妈，祖母的身体怎么样？”

“她好像挺好。那回你跟萨沙一块儿走后，你打来了电报，祖母看完电报，当场就晕倒了。她躺在床上一连三天没动弹。这以后她老是祷告上帝，老是哭。可是现在她好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滴克搭克……”守夜人打更，“滴克搭克，滴克搭克……”

“首先，整个生活应当如同透过三棱镜那样度过去，”她说，“换句话说，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生活应当分析成最单纯的因素，就跟分成七种原色一样，每个因素都得分别加以研究。”

尼娜·伊万诺芙娜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没听见，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家里已经住惯。祖母忙着张罗茶炊，深深地叹气。每到傍晚，尼娜·伊万诺芙娜就讲她的哲学，她仍旧像食客那样住在这所房子里，哪怕花一个小钱也要向祖母要。家里有许多苍蝇，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越来越低了。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不出门上街，因为害怕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蹓跶，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样样东西都早已老了，过时了，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在等着一种年轻的、新鲜的东西开始罢了。啊，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觉着自己对，心情愉快，自由自在！这样的生活早晚会来！眼前，虽然奶奶的家里搞成这样：四个女仆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住在地下室里，住在肮脏的地方，可是总有一天，那个时代一到来，这所房子就会片瓦无存，被人忘掉，谁也想不起它来……给娜佳解闷的只有邻居院里几个顽皮的男孩。她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敲着篱墙，笑着讥诮她说：

“新娘哟！新娘哟！”

萨沙从萨拉托夫[6]寄来一封信。他用快活而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他在伏尔加河的旅行十分圆满，可是他在萨拉托夫害了点小病，喉咙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星期。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心里充满一种近似信念的兆头。她感到不愉快，因为不管这兆头也好，想到萨沙也好，都不像从前那样激动了。她热切地要生活，要回彼得堡。她和萨沙的交往固然是亲切的，可是毕竟遥远了，遥远地过去了！她通宵没睡，早晨坐在窗口，听着。她也真听见了楼下的说话声音，惊慌不安的祖母正在着急地问一件什么事。随后有人哭起来……等到娜佳走下楼去，祖母正站在墙角，在圣像面前祷告，满脸泪痕。桌子上放着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来来去去走了很久，听着祖母哭，然后拿起电报读了一遍。电报上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单一点，萨沙，昨天早晨已经在萨拉托夫害肺痨病去世了。

祖母和尼娜·伊万诺芙娜到教堂去布置安魂祭，娜佳呢，仍旧在房间里走了很久，思索着。她看得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照萨沙所希望的那样翻转过来，现在她在这儿变得孤单，生疏，谁也不需要她，这儿的一切她也不需要，整个的过去已经跟她割断，消灭，好像已经烧掉，连灰烬也给风吹散了似的。她走进萨沙的房间，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别了，亲爱的萨沙！”她想，这时在她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1] 一种迷信的法术，信奉者认为能把死人的灵魂招来进行笔谈。

[2] 某些药物大量用于健康人身上则能产生症状，和要用此种药来治的病的症状相似。用微量此种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即称顺势疗法。

[3] 托尔斯泰著《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女主人公。

[4] 基督教的节日，在六月二十九日。

[5] 马乳酒有医疗肺结核的功效。

[6] 欧俄东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城名。

题解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六年十月号、十一月号、十二月号《田地》杂志的《每月文学附刊》上，原有副标题《安东·契诃夫的中篇小说》。

一八九七年该小说由契诃夫更换副标题，大加修改，重新划分章节后，收入他的专集《小说。一，农民。二，我的一生》，由苏沃陵在彼得堡出版，在该书以后的各次版本中未作任何改动，但自第四版起书名改为《农民与我的一生》，该书于一八九九年出了最后一版——第七版。

后来，该小说经契诃夫再次稍作修改和删削后，收入契诃夫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现在保存着《田地·每月文学附刊》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的校样，其中有两处增补，和作者在页边所作的修改，主要的是恢复手稿上由书报检查机关所作的删节，关于这一点，契诃夫曾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朋友乌卡的信上提到过，这封信跟小说校样一起保存下来。由作者在校样上所作的修改几乎完全收入小说单行本和作者文集，只是文字稍有不同而已。

契诃夫为出版单行本而修改小说时并不限于恢复书报检查官的删节。他还将小说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五章分别拆成两章，并将原文大加删削和改动。例如，原来有些句子实际上在叙事方面和描绘形象方面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特点，在“叶连娜·尼基佛罗芙娜开始跟邻居吵架，打起官司来。管家和工人应得的钱她总不肯付足”后面，原有下列一段：“当时有人散布流言，说她每天夜里都穿一身白衣服，而且有一条蛇常从坟墓里飞快地爬到她跟前来。村子里的人，不管她出多少钱，再也不肯在她家干活了。至于外来的人，她又不肯雇用，生怕他们抢劫她的家财，于是土地就这样闲置着，没人种，就连租种土地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因为将军夫人要价很高，而对方愿意出的租金，她认为太少。近来，切普拉科娃家的人还在跟外人打官司，已经露出极度衰败的地主家境况，只雇用一个短工和一个厨娘了。”又如，在“我老是觉得好像我做错了事似的”后面，删去如下一段：“‘不，’她悲伤地继续说，‘我生到人间来不是为过自由生活的，尽管您招引我到外面的自由天地中去，却总有一种力量把我拖回笼子里来。’不过现在，我只有在傍晚干完活以后，肚子非常饿，困得想睡觉的时候才听到这些话。”

作者加强了对人物性格描写的讽刺意味。例如，关于阿若京家的人原有这样的描写：“……经常做点具有慈善性质的事情，例如演剧、朗诵、唱歌等，而这一切做得有点笨拙，没有欢快，带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后来改成：“……经常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例如演戏、朗诵、唱歌等。她们都很严肃，从不嬉笑，甚至在演出带歌唱的轻松喜剧的时候也没有现出丝毫快活的样子，而是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

与杂志上的原文相比，这篇小说在单行本和文集中的定稿加强了描绘的深度，批评社会秩序的勇气和语调的尖锐性。例如，杂志上的原文是：“……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捉摸不透的谜。我也不明白我们所谓的社会活动，自治权等等都是什么意思。”后来作者改成：“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猜不透的谜。至于这些人在怎样生活，说来真叫人难为情！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像样的乐队。市立图书馆和俱乐部的图书馆只有犹太籍的少年才去，因此杂志和新书放在那儿，一连好几个月没有人去裁开书页。有钱的和有知识的人睡在又窄又闷的卧室里，躺在满是臭虫的木床上。孩子们住在脏得使人恶心的房间里，还美其名曰‘儿童室’。至于仆人，哪怕是年纪大的老仆人，也睡在厨房的地板上，盖着破被子。在平常日子，屋子里有红甜菜汤的气味，到持斋的日子就有用葵花子油煎的鲟鱼的气味。他们吃没有滋味的菜，喝不卫生的水。”又如，小说原文“……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士和教堂长老索取贿赂……”后/bd}}来改成“在招募新兵时期就连医生也接受贿赂。本城的医生和兽医向肉铺和酒馆要钱。县立学校出售三等优惠证书。监督司祭向下面的教士和教堂长老索取贿赂。……”

在米赛尔和他父亲谈话的场面当中大大加强和突出了这个城市的特点和它的风气。原文是这样开始的：

“‘这是你的错！’

“‘好，就算我处处都错了，’我说，‘可是您的生活为什么这样乏味……’”

小说在收入文集时，作者对这个场景作了大的改动（请参看第十九章从“‘这是你的错，混蛋！’”起，到“‘……即使它忽然陷进地底下去，谁也不会觉得可惜。’”为止）。

这个中篇小说契诃夫是在一八九六年二月开始写作的（请参看《田地》杂志主编季洪诺夫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同年四月八日契诃夫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波塔片科说：“我正在为《田地》杂志写一个长篇小说。”同年四月二十七日契诃夫写信给季洪诺夫说：“我为《田地》杂志写的一篇小说快要写完第二印张了。小说的题名大概是《我的婚姻》……这一点我还说不准……题材是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季洪诺夫要求契诃夫六月间把小说寄去，为此契诃夫六月六日给他回信说：“我没有答复您的信……因为我原打算不久就把手稿给您寄去。我希望您在八月一日以前读完我的小说。可是我觉得，它可能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而不适合刊登在《田地》上，要是您也认为如此，而且把小说退还给我，那么秋天以前我会为您另外写一篇东西。由于各种原因，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坐下写东西了，您最近这封信催我交稿，于是今天我动手写小说，极力想在您动身以前写完。要不然，也许可以这样办：为了让您了解小说的内容，先把已经写完的前一半寄给您看看，可好？根据这部分稿子，您可以判断书报检查机关是否通得过，等等。”契诃夫得到季洪诺夫同意后，于一八九六年六月十六日把一部分小说手稿寄给他，同时表示担心，不知能否在六月底以前写完这篇小说。他写道：“这不是手稿的一半，而只是开头的三分之一。凡是我来得及抄好的，现在我都寄给您了。小说的题名未定。《我的婚姻》这个题名我已经不喜欢了。……请将我的手稿退还给我。其中有许多地方必须修改，因为这还不能算是中篇小说，只不过是粗粗搭成的架子罢了，在造好这个建筑物以前，我还得修饰和油漆一番。”季洪诺夫收到契诃夫寄来的一部分手稿后，在六月二十一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告诉他说：“我在开头的三分之一手稿中，还没看出有什么地方会在书报检查机关遇到很大的障碍，也没看出有什么地方在万不得已需要改动时会损害作品的艺术完整性。”他仅仅建议，为了避免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扰，还是把手稿里的一句话“她挤眉弄眼，模仿省长的样子”删掉为好。

这个中篇小说在一八九六年七月底完稿。八月二日，契诃夫写信告诉季洪诺夫说：“我现在要为您效劳了。请问，我该把稿子寄到哪儿去：寄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呢，还是寄给编辑部？”契诃夫没有等到回音，“为了避免浪费时间”，便于八月十日把手稿和一封信寄给杂志编辑部。他在信上写道：“最后一章像是一条秃尾巴，我会在校样上修饰一下，润色一下。我总是在校样上把结尾改好。……可是，万一这一次您认为这个中篇小说对《田地》来说过于阴暗，不合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一句话，由于某种原因不适合刊登，那就请您马上把它寄给《俄罗斯思想》编辑部，以便转交给我。”《田地》编辑部收到这个中篇小说后，立刻将它发排。九月一日，季洪诺夫把第一批校样寄给契诃夫，季洪诺夫在校样上作了一些改动，请求契诃夫同意。在这封信上，季洪诺夫还请求契诃夫把这个中篇小说的全文分别发表在下述各期杂志上：前五章发表在十月号上，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发表在十一月号上，第十二章到第十七章发表在十二月号上。他解释说：“事情是这样，前五章在书报检查官那里会通过的，不致遭到刁难，然后下一期以及最后一期就会比较容易通过。可是第六章有理论上的探讨，让书报检查官一下子碰上，他就会犹豫起来，而这是不利的。况且，我们常打交道的书报检查官现在正休假，眼下替代他的那个人比较胆小。”

一八九六年十月八日，季洪诺夫收到书报检查官审查过的小说校样，第二天在写给作者的信上说：“我恰好在昨天收到经书报检查官审查并删削过的您的小说的校样。兹随信附上被书报检查官删掉的那些文字的抄件。……我觉得这些删削是可以容忍的。以前我担心那个有省长的场面会通不过，然而那些地方倒留下来，安然无恙。这些删节，读者不会发现，将来出单行本的时候，谁也不会拦阻您恢复原样。”十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在回信中告诉他说：“我已经把‘教士’这两个字改成‘伪君子’了，因此我想书报检查官什么也不会删掉，一切都会顺顺当当了。”在后来的单行本里，“教士”两个字又恢复了（请参看本书第97页米赛尔的话）。可是根据十月三十一日季洪诺夫写给契诃夫的信来看，这个中篇小说的最后几章曾遭到书报检查官的刁难。十一月四日，季洪诺夫把第十九章中经书报检查官改动的校样剪下来，寄给契诃夫。季洪诺夫在信上写道：“这一回我在书报检查机关费尽唇舌，却没成功，因此情况不妙。”十一月七日，契诃夫从梅里霍沃写回信说：“我信任您的决定，就照您的主意排印吧。……书报检查官的删节叫人遗憾，而且十分遗憾，以致我想把我参加《田地》的初次经验叫作失败的经验。那些删节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我不能把《我的一生》印成单行本，因为您的办公室曾经寄给我一份合同，根据合同的规定，我不能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以前把这个中篇小说另印单行本。”

在季洪诺夫和契诃夫的来往信件中还谈到这个中篇小说的题名。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季洪诺夫打电报问起小说的题名，契诃夫在九月十三日回答说：“我已经给您打过一个电报，为我的中篇小说取名《我的一生》。可是我觉得这个名字惹人讨厌，特别是‘我的’这两个字。也许《在九十年代》更好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取名有这样艰难。”九月十九日，季洪诺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要求他给这个中篇小说保留《我的一生》这个题名，他写道：“我不知道您为什么那样不喜欢《我的一生》这个题名。我倒喜欢它，因为它朴素。固然，它没有使人对小说的内容有个确切的概念，然而跟它的风格，跟它用以写成的文体却是惊人地协调的。至于《在九十年代》这个题名，正好相反，我倒觉得矫揉造作，比较适合历史小说。”由于杂志主编的请求，契诃夫留下题名《我的一生》，他在九月二十四日写给季洪诺夫的信上说：“既然您喜欢《我的一生》这个题名，那就让它留下吧。”

这个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契诃夫已经准备为它出单行本了。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日他写信给苏沃陵说：“随信附上稿子一份，供出版新书用……我寄给您的是正在《田地》杂志上刊登的中篇小说。这个中篇小说……一直到十二月中旬才能登完，因此这本书只得慢慢地排印，就跟喝汤的时候每隔一个钟头才喝一勺似的。”在这封信之后，契诃夫紧接着于十一月八日写信通知说，关于这个中篇小说排印成书的事只好推迟整整一年：“事情是这样，玛尔克斯[1]曾经寄给我一份合同要我签字，按照合同的规定，我必须在《田地》杂志刊完小说一年以后才能另出单行本。……这个合同我并没有签字，可是《田地》杂志既然有这样的规定，那还值得以卵击石吗？可是书报检查官对我这个中篇小说干了些什么呀！真可怕，真可怕！这个中篇小说的结尾变成沙漠一样了。”十一月七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文学家戈尔采夫的信上也提到书报检查官的删节：“检查官砍掉了四五个地方，弄得那些地方莫名其妙了。”十一月九日，契诃夫在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上又说：“我对它（即《我的一生》）感到厌恶，因为它有许多地方被书报检查官砍过，变得面目全非了。”十一月二十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作家列依金的信上也谈到这件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七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文学家韦切斯洛夫的信上有趣地承认道：“这个中篇小说即使全部[2]发表出来，也必定会给人留下残缺不全的印象，因为当初我写它的时候，一分钟也没忘记我是在给一个受检查的杂志写作。”

根据俄国作家谢苗诺夫的报道，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这篇小说男主人公的原型是颇有声望的、主张生活平民化的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有一个时期，报刊上曾对他议论纷纷”。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他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写道，《我的一生》中有很多地方写的完全是在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发生的事。例如，安东·巴甫洛维奇通过卡尔波芙娜和普罗科菲“活灵活现”地绘出他的姨妈费多西雅·雅科甫列芙娜和卖肉人普罗科菲，她在他家租住一个房间。卖肉人的话——“妈，我要待您厚道。在这人世间的苦难中我要养活您，等您死了，我出钱给您办丧事”——都是普罗科菲的原话。米哈依尔·契诃夫接着回忆道：“在小说结尾安东·巴甫洛维奇写道，普罗科菲‘坐在自己的肉铺里，数落医生们的不是，因而被官府用树条抽打了一顿’。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然而不是发生在塔甘罗格，而是发生在下诺夫哥罗德，当时霍乱流行，著名的总督巴拉诺夫正在那儿独断独行。……我记得，当时这件事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十分愤慨。”米哈依尔·契诃夫还报道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安东·巴甫洛维奇有一次跟他的叔叔米特罗方·叶果罗维奇一块儿坐在剧院的顶层楼座上观看《妈妈的小儿子》。叔叔笑得流出眼泪，反复说道：‘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领，把这些东西安排得那么合适！’‘他’这个字指的是剧作者。安东·巴甫洛维奇把这句话放在他的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借萝卜的口说出来。”

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这个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全部登完后，俄国作家谢格洛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以《田地》杂志读者的身份非常感谢您那（在各方面）都卓越的小说《我的一生》。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后来在一九〇五年七月《田地》杂志第七期上，谢格洛夫发表了有关契诃夫的回忆录，其中重又提到这个中篇小说，他写道：“我把他的中篇小说《我的一生》读了一遍……被它的艺术美迷住了。尽管批评家们带着侮辱性的态度对这个中篇小说不加评论，然而在这个中篇小说里契诃夫却显出他是真正的语言大师。契诃夫，作为文体学家，可以跟屠格涅夫媲美。”

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日，俄国文学家苏列尔日茨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热情地评价这个中篇小说，他写道：“我的第二件乐事，就是阅读您的《我的一生》，至今，我读着它就不能不流泪。我和我的妻子一再重读它，没完没了，将来恐怕永远会这样读下去。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不过我觉得，这是您最好的作品。公众还没有认清它的价值。”俄国画家列宾读完苏沃陵出版的这个中篇小说单行本以后，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写信给契诃夫说：“《我的一生》确实打动我的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么朴素，多么有力，多么出人意料。这灰色的日常生活情调，这平淡无奇的人生观却被描绘得那么新颖、动人。整个这篇故事那么接近人的心灵！小说中的人物变成我们的亲人，使我们心酸得流泪。……这是多么新颖！多么别致！而且什么样的文字啊！跟《圣经》的文字差不多。”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俄国文学家马拉费耶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提到中篇小说《我的一生》时写道：“您在远离一切思想新潮流的穷乡僻壤发现的那个探索的灵魂所经受的苦闷比任何社会改造计划更能使人相信，光明的未来已经‘近在眼前’了。”

俄国批评界对《我的一生》未加评论，保持沉默。后来，谢格洛夫在一九一〇年一月十六日《交易所新闻》上发表的《不理解的遗憾》一文中回忆道，当时报刊对这个中篇所采取的“带有侮辱性的轻视态度”对契诃夫起了“打击的作用，要不是我们在梅里霍沃偶然谈了一次话[3]，《我的一生》也许会遭到像契诃夫的小说《灯光》那样的命运，大家知道，那篇小说被契诃夫从他所编的全集中删掉了。……”

直到这个中篇小说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才有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写出几篇论文加以评论，然而对这个中篇小说的巨大思想内容没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八九七年一月的《新言论》四月号上发表文章，认为这个中篇的基本含义就是捍卫托尔斯泰的平民化的主张，不过，他本人是反对这种主张的，因此，他认为，《我的一生》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中篇小说的整个倾向是跟托尔斯泰关于平民化的说教明显地对立的。

俄国批评家包格丹诺维奇在《世界》一八九七年第十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对《我的一生》的评价较为公正。他写道：“如果我们把契诃夫先生算作平民化主张的宣传者，那我们就会大失所望。大概正好相反，整个这部中篇小说似乎证明这种对待生活的哲学是不合用的。”不过，包格丹诺维奇十分片面地读了这篇小说。他只认为契诃夫是个“消沉的”、“阴暗的”情绪的“极好的表达者”。

俄国批评家阿布拉莫夫在一八九八年六月《周报增刊》第六期上发表文章说：“《我的一生》里描写的是……我们全俄罗斯的生活，这种生活充满不可思议的小事，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让这些小事毒害我们的生活，因而弄得我们每个人都大倒其霉。”同时，这个批评家又指出契诃夫这样的作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他们负有使命“唤醒我们的思想，使它考察和评价现实生活现象，从而促使我们有意识地对待这些生活现象。……”

《农民》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七年四月号的《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四期上。

一八九七年，契诃夫对该小说的第九章作了修改和补充后，由苏沃陵在彼得堡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小说。一，农民。二，我的一生》。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契诃夫从梅里霍沃给俄国女作家沙芙罗娃的信中谈到他在创作《农民》，他写道：“我忙得很，忙得不可开交，写啊，删啊，写啊，删啊。……”至于该小说是在哪年哪月开始写作的，已经没有确切的资料可查，然而可以查实的是该小说完成于一八九七年二月底。同年三月一日，契诃夫写信告诉苏沃陵说：“我不走运。我已经写完一篇有关农民生活的小说，可是据说它不合乎书报检查官的口味，得删掉一半。”根据契诃夫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写给戈尔采夫的信来看，该小说是在三月十五日和十八日之间由作者寄出的。

《俄罗斯思想》杂志一八九七年第四期印出后，四月二日，交书报检查官索科洛夫审阅，他在同一天将“报告”送交莫斯科书报检查委员会，内容如下：“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四期的前半部，契诃夫的作品《农民》在书报检查方面应受到特别注意。在那篇作品当中，乡村中农民们的处境描写得过于阴暗。他们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劳动，从清晨忙到深夜，家人们也是如此，根本顾不上休息，然而为家庭储备的粮食却连半年也不够吃。因此，他们半饥半饱，同时他们又几乎普遍酗酒。为了酗酒，他们什么也不顾，就连身上的衣服也卖掉。……他们本来就孤立无援，现在还要交税，特别感到苦恼，各种税款分外沉重地压在农民一家的肩上。农民，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他们的家庭，这种悲惨的境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无知。农民似乎大多不信上帝，对待宗教是盲目的。农民渴望光明和知识，可是他们自己找不到，因为他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人学会识字。大多数人似乎根本不懂。……”紧接着，索科洛夫引证小说中的话说：“‘再者，那些爱财的、贪心的、放荡的、懒惰的人（例如各式各样的官员和教士……）到村子里来只是为了欺压农民，掠夺农民，吓唬农民罢了，哪儿还会帮助农民呢？……’”接着，书报检查官继续写道：“是的，现在，按契诃夫的小说看来，农民孤立无援，酗酒。可是以前呢，‘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前，’……每一个农民‘看来……心里好像都藏着一份秘密，仿佛他知道什么，正在盼着什么似的。’那时候农民‘谈盖有金印的圣旨，谈土地的划分，谈新土地，谈埋藏着的财宝，总之，他们的话里暗示着什么。现在呢，……只能谈贫穷’……当前他们的地位比农奴时代更糟。那时候他们至少可以吃饱肚子。现在呢，他们只有遭掠夺和挨打的份儿了。”

四月三日，书报检查官索科洛夫向莫斯科书报检查委员会提出第二份“报告”，也是关于《农民》的，报告性质与第一份相似。上面根据两个报告做出批示：“删掉契诃夫的第一百九十三页，如不同意，即予查禁。”《俄罗斯思想》第四期的第一百九十三页被剪去。同年，在苏沃陵出版的单行本上，契诃夫得以把第九章中由书报检查机关删节的那些行，从“她想起他们怎样抬走尼古拉”起，到“现在，她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一边走，一边老是回头去瞧那些小木屋”止，重新加上。如果把这次增补的字句和书报检查官索科洛夫报告中的引文比较一下，就可以确定，契诃夫在恢复书报检查官删去的字句时，曾作过部分的修改。

后来，俄国文学家巴丘什科夫写信给契诃夫，转达法国翻译家罗什在翻译契诃夫作品时提出的请求，契诃夫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巴丘什科夫的信上说：“罗什要求把《农民》中被书报检查官删掉的章节寄给他。可是那样的章节是没有的。倒是有整整的一章既没登在杂志上，也没收进单行本。这就是农民关于宗教和当局所讲的话。然而没有必要把这一章寄到巴黎去，就跟根本没有必要把《农民》译成法文一样。”契诃夫在信里提到的这一章，至今没有找到。由罗什翻译的小说《农民》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七年九月的双周刊《半月》上。一九〇一年，该小说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附有列宾的插图，该插图是罗什本人请求画家列宾画的。插图的原稿按列宾的请求转交契诃夫，契诃夫则把它寄给了塔甘罗格图书馆。小说《农民》的未完成的续篇，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作者手稿至今保存完好。这两章刊载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契诃夫著作和书信全集》第九卷上。此外，在契诃夫的《札记簿》上，在其他零星的纸张上，写着许多有关这篇小说的笔记，作者只使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一八九七年四月二日，契诃夫在写给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信上说： “《俄罗斯思想》四月号上即将发表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其中（部分地）描写了梅里霍沃发生的火灾，那正是一八九五年你来梅里霍沃小住的时候。”在《田地》杂志一九一一年第二十六期上，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著文比较详尽地回忆那次火灾的情形。拉德任斯基在回忆录中讲到他参加过梅里霍沃新学校成立时的宗教仪式，当时契诃夫是学校的督学，要他注意当地的一个农民，这人就是《农民》中村长的原型。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陵，提到梅里霍沃在他的创作中的重要性时，把这篇小说和对梅里霍沃的印象相联系： “在小说方面，我写完《农民》以后，梅里霍沃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对我来说失去价值了。”关于梅里霍沃在契诃夫文学工作中的重要性，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九二三年所写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一书中说：“这五年的‘梅里霍沃定居时期’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不是白白过去的。它在他这段时期的创作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影响他的文学活动，促使他成为一个更加深刻和更加严肃的作家。就连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也承认梅里霍沃的这种影响。只要想起他的《农民》和《在峡谷里》，就足以评价契诃夫在梅里霍沃居住的那几年里经常而直接地与农民们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契诃夫是在参加民间调查工作时期写完中篇小说《农民》的。他热情地参加这项工作，因此那时候他特别熟悉农民生活。

中篇小说《农民》的发表在俄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是件特别重要的大事。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对农民的生活作了异常鲜明而深刻的现实主义描绘，没有丝毫美化之处，这给社会人士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当时很多人的评论谈到这一点。例如，俄国作家列依金在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已经读完您的《农民》。它叫人心醉！我是在夜间阅读的，一口气读完，事后久久睡不着觉。”在兹韦尼哥罗德行医期间与契诃夫相识的罗扎诺夫医生于一八九七年五月五日写信给契诃夫说：“谢谢您写了《农民》，太谢谢您了。我不打算一本正经地提建议，只是想‘推心置腹地’跟您随便说说，如果您更经常地观察您提到的那些人，那对我们来说，您就更加宝贵了（‘我们’指的是您的读者）。”俄国小剧院演员和九十年代著名剧作家尤任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你的《农民》是最近许多年来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品，至少对俄国人来说是如此。……在《农民》里，你的才能崇高而完整。小说里没有一点哀怨的调子，也没有什么倾向性，处处都是无比悲惨的实情，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莎士比亚式的画面；仿佛你不是作家，你自己就是大自然。……我能感觉到《农民》的情节里这一天或者那一天是什么样的天气，太阳在哪儿照耀，一道斜坡怎样下到河边去。你不用着墨很多，我就已经看见一切了。例如，我看见‘回到民间’的听差的那件燕尾服，连所有的针脚都看见了，就像看到契基尔杰耶夫在‘斯拉维扬斯基市场’的豪华厅堂里对生活所抱的那种美好希望彻底破灭一样。我从来没有哭过，可是看到他穿上燕尾服，后来又放回去，我却很久都不能接着读下去。”俄国剧作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一八九七年五月间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在读《农民》的时候心情十分紧张。根据各方面的评论来判断，你已经很久没有获得这样的成功了。”俄国文学家马拉费耶夫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的《农民》好比一根鞭子打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那些饱食终日、心平气和的人身上。这篇小说尽管描写了黑暗，却也指出一种光明的东西，一种在人民灵魂中纯洁而牢固的东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热情洋溢。甚至连一向温情脉脉地喜爱契诃夫，赞赏他的才能的托尔斯泰也无法接受这个描写农民的中篇小说。对农村的毫不留情的真实描绘深深地触犯了美化农村生活的宗法制基础的托尔斯泰。米罗柳博夫在一九〇〇年发表的札记中引用托尔斯泰评论这个中篇小说的原话：“小说《农民》是对人民犯下的罪过。他不了解人民。”

俄国社会中的反动派对《农民》抱着敌视态度。苏沃陵在一八九八年四月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写了《农民》，契诃夫差一点在俄国作家互助协会会员的选举中落选。

这个中篇小说在报刊上也引起同样激烈的反应。一八九七年《北方通报》杂志第六期上，有一个匿名的评论家写道：“在我们的期刊上，新的文学作品已经很久没有取得过像契诃夫先生的《农民》那样巨大的而又真正的成功了。这种成功使我们联想到屠格涅夫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小说发表的年代。”这个评论家的赞扬并不是夸大其词，因为小说《农民》在那个时候正是文学批评中的主要讨论对象。然而小说《农民》一方面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文学中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作品；另一方面，大多数批评家却又对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避而不谈。那些评论往往具有表面评价的性质，无异于对作品的注释的复述。可是梅尼希科夫刊登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周报增刊》第五期上的论文有所不同，它的特点是细致而深刻地分析契诃夫的艺术手法，并指出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对研究人民的科学来说，契诃夫先生的这篇小说是个宝贵的贡献，而在一切科学中这种科学也许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这个艺术作品的社会意义。”批评家波塔片科在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日的《新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包格丹诺维奇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和一八九八年一月的《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对《农民》这个艺术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亚辛斯基在一八九七年五月三日的《交易所新闻》上发表的文章，巴丘什科夫在一八九九年莫斯科版《别林斯基纪念集》上发表的文章，也对这篇小说做出类似的评论。

在“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新言论》（一八九七年五月第八号和十月第一号）与自由民粹派的机关报《俄罗斯财富》（一八九七年第六期和第十一期）之间展开了极其有趣的论战。《新言论》的批评家司徒卢威认为这个中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在于艺术性的揭露……”揭露民粹派“可怜的道德说教”，并且把小说的作者评价为农奴改革以后时期文学界的卓越代表。契诃夫虽然利用这个中篇小说对民粹派以及它对农村生活的美化进行思想斗争，可是他本人并没有提出社会改造的计划，只限于模糊地暗示，必须进行某种改革。

与司徒卢威相反，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这个中篇小说在内容和艺术性方面是极差的作品。他跟先前一样指摘契诃夫，依他看来契诃夫过于关心“生活琐事”，然而他却不了解隐藏在这类描写后面的作者的思想目的性。如同从前一样，民粹主义遮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契诃夫作品的真正含义和艺术革新。他极力贬低《农民》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硬说：“从契诃夫先生的创作中不应该得出任何一般性的结论，而且，这简直是办不到的事。”

有些文章的作者竭力贬低这个中篇小说。俄国批评家斯克利巴在一八九七年五月一日的《新闻与交易所报》上发表了尖刻而恶毒的评论，把契诃夫贬低到二流作家的地位。斯克利巴无耻地附和俄国批评家拉多日斯基在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圣彼得堡新闻》上发表的文章；而批评家梅德韦茨基则在一八九七年九月四日《莫斯科新闻》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他们的评论，积极地评价这个中篇小说。这些敌对的论战再一次证明小说《农民》的意义有多么重大。

《佩彻涅格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俄罗斯新闻》第三〇三号上。原有副标题《故事》。小说结尾指出写作的日期和地点：“尼斯，十月二十四日”。

后来，该小说由作者取消副标题，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在文字上作了润饰，给本文补充了若干重要特点，力求更鲜明地突出“佩彻涅格人”的无知、粗暴和残酷。例如，原文“我有两个孩子”，后来作者在后面添上“这些坏蛋”。又如，原文“从常理来推断，不能不睡觉，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后来作者改为“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缘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丝毫没有讲到老人夜间自白时的内心感受，而在初稿中，作者却写了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把佩彻涅格人，这个带有奴隶主的心理和习气的野蛮人的特点加以淡化并赋予人性的内心感受。例如，在“应当睡着才对，下雨以前，人照例能睡得十分酣畅”后面，原稿中还有下述一段：“可是老人胸口好像压着一块什么东西，觉得不舒服，有点难为情。本不应当对客人讲妻子，讲儿女！何必从小农舍里往外搬垃圾？他怨天尤人，可是他做得对吗？老婆算不得人，去她的吧，不过对孩子倒真应该多操点心。要送他们上学却没有钱，这话是实在的，可是为什么没有钱？因为他这个做父亲的，简直什么工作也不做，自从退役回来，就没干过正事，甚至一次也没想到过他应该工作，却总是心满意足，只要租他的地的农民向他交钱就行。”在修改稿中比较突出日穆兴的妻子受尽折磨的情况。

根据契诃夫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俄罗斯新闻》的主编和发行人索博列夫斯基的信可以看出，小说《佩彻涅格人》是在小说《在故乡》写成后不久，于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在法国尼斯写完，并于十月二十四日随函寄给索博列夫斯基的，可是这篇小说比小说《在故乡》发表得早（请参看《在故乡》的题解）。

在小说《佩彻涅格人》中，契诃夫描绘了一八八七年他在顿涅茨克草原旅行时所得的印象。例如，俄国作家苏罗日斯基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日《日报》上发表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他断言，在小说《佩彻涅格人》和《在故乡》中所描写的，都是塔甘罗格一带的北部地区。他在文章里说：“顿涅茨克铁路在这儿经过，这两篇小说都提到它，而且小说《佩彻涅格人》中干脆指出普罗瓦里耶车站。”俄国文学家波尔费罗夫在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州评论和哥萨克军队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谈到契诃夫对顿河地区和顿河哥萨克的看法在他的作品《佩彻涅格人》和《草原》中有所反映，并且引用了契诃夫的话：“我痛苦地看到，这样辽阔的地带，似乎已经为宽广的文化生活创造了种种条件，不料这个地带简直被愚昧团团围住，而且这种愚昧来自有权势的军官阶层。除了哥萨克的权势之外，另有些值得注意的原因也是负有罪责的，然而上述的一点却是主要的原因。如果有个军官实际上是哥萨克的主要导师，在精神方面有教养些，文明些，那我相信：那样的愚昧不会有，‘佩彻涅格人’会统统绝迹。”

对这篇小说采取基本上善意批评态度的文章为数不多，其中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四日《信使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却引人注目。文章着重指出契诃夫在小说《佩彻涅格人》和《在故乡》里所描写的内地生活图景的高度深刻性、真实性和典型性。按照评论家的看法，这两篇小说由于凄凉而引来“沉重的思考”和“辛酸的感情”。这个《信使报》的批评家公正地看出这种凄凉的原因就是向作家提供有关的形象的俄罗斯现实生活。批评家包格丹诺维奇在《世界》杂志一八九七年十二月第十二期上发表文章，认为作者的心情越来越忧郁，他的《佩彻涅格人》“简直使人产生没有出路的黑暗的印象”。

《在故乡》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小说的结尾标明了小说写作的日期和地点：“（法国）尼斯，十月”。

后来，该小说由契诃夫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该小说是在一八九七年十月九日和十七日之间写成的。一八九七年十月九日，契诃夫在尼斯写信给他的妹妹玛丽雅·巴甫洛芙娜说：“由于天气不好，我买来纸张，然后坐下来写小说。”同年十月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俄罗斯新闻》主编兼发行人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上通知说：“我要寄给您一篇小说。……如果这篇小说合用……您就把它发表吧。要是它显得太长，一期小品栏登不下，那就请您把它转交戈尔采夫，我会另寄一篇小说给您，这篇小说我明天就开始写。……您寄校样来吗？我还要把小说润色一下。”第二篇小说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前写成的。从契诃夫后来跟索博列夫斯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第一篇小说是《在故乡》，第二篇是《佩彻涅格人》，可是《佩彻涅格人》反倒比第一篇先期发表。同年十一月八日，契诃夫在写给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上说：“我已经寄给您两篇小说，其中第二篇已经在星期日刊登，至于第一篇小说（《在故乡》）的命运，我却一无所知，因为您没有写信告诉我。光阴荏苒，您却没写信来，也没寄校样来，而这是会打消我的写作兴致的。……”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索博列夫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回信上说：“第二篇小说之所以先刊登，是因为它寄到得早，立刻发排了。后来我又收到《在故乡》，就把它留下来。我不指望很快就收到您另外的小说，就把它留到这个月的下半月用了。我已经仔细地读过原稿，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校样给您寄去。今天我打了电报，请求您允许我不寄校样而刊登，以免寄件往返，耽误时间。”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契诃夫在回信中写道：“我读校样不是为了修饰小说的外观，通常我写完一篇小说，就把外观修饰好，现在的修改指的是所谓的音乐性方面。”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说，这篇小说反映了契诃夫前往巴库莫夫卡，去访问斯玛金的旅行，离巴库莫夫卡不远，有个不大的庄园正在出售，这引起了契诃夫的兴趣。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乘车从苏梅到巴库莫夫卡共二百俄里，走了整整两昼夜，穿过整个小俄罗斯中心，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所写的故事就是在那儿发生的。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行，永远也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抹掉。顺便说一句，我们曾经坐车穿过大村庄梅日里奇，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他的小说《在故乡》中曾描写过这个地方。”俄国文学家苏罗日斯基写道，契诃夫在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就是塔甘罗格一带的北部地区（请参看《佩彻涅格人》的题解）。

《信使报》上刊登过关于该小说的评论（请参看小说《佩彻涅格人》的题解）。

《在大车上》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俄罗斯新闻》上，原有副标题《故事》。一八九八年，该小说由契诃夫取消副标题，文字稍加修改后，收入在莫斯科出版的作品集《对在土耳其受难的亚美尼亚人的兄弟般援助》第二版。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略加修改，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小说《在大车上》是契诃夫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于尼斯写成的。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契诃夫在写给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上说：“前天我寄给您一个短篇小说《在大车上》，请您不要在十二月底以前发表。如果您吩咐把它发排，那就请您把校样寄给我。这是很必要的。目前我正在写另一篇小说供您发表，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在十二月上半月刊登。请您务必按我的请求办，把校样寄给我，我会按时寄回的。请您放心！”同年十二月四日，索博列夫斯基把小说《在大车上》的校样寄给契诃夫，请求他删掉有关阿历克塞耶夫的那段话，或者另写一段来代替。同年十二月十日契诃夫回信说：“阿历克塞耶夫的那段话已经删掉。小说的这个地方应当有一段简短的谈话，至于谈什么，那倒无所谓。”然而，对契诃夫来说，这个细节分明是重要的，因为这篇小说收进作品集和他自编的文集时，关于阿历克塞耶夫的那段话又恢复了。现在保存着从《俄罗斯新闻》上剪下来的这篇小说，契诃夫在这份剪报上亲手删掉副标题和“造假钱”几个词，在页边上另添一句话：“他……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作品集中的这篇小说，就是根据这份剪报上的改动付排的。

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对这篇小说的评语：“在描绘方面是精彩的，可是当作者想增添小说的含义时，言辞就显得浮夸了。”

《在朋友家里》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国际都市》杂志第九卷第二期上。

该小说誊清的手稿至今保存着，附有签名：安东·契诃夫。该手稿有许多地方由作者作了小的改动。与手稿相比，杂志上刊登的本文修改的地方很多，那是作者在校样上作了加工。这次修改偏重于小说文字的润饰，主要的是完善小说人物的形象。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洛塞夫（在手稿中是戈尔贝陵）的性格描写中，契诃夫作了重要的补充，尖锐地暴露了他的装腔作势和利己主义。例如，原文“……她的丈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多半站在她的背后。……他是个没有趣味的、什么事也不会干的懒汉：库兹明吉作为陪嫁赠给新婚夫妇不过是六年前的事……”后来改为：“她的丈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多半站在她的背后。……库兹明吉作为陪嫁赠给新婚夫妇不过是六年前的事……”此处对洛塞夫性格描写的省略之处在下文中作了增补：“……他也不喜欢洛塞夫，认为他没有趣味，什么事也不会做，是个懒人，跟他在一起不止一次地生出嫌恶的心情。”

除此以外，契诃夫还添加一段文字，从“啊，您多么不明白我！”起，到“跟您在一起乏味得要命！”止。另外还添了一段文字，从“认真谈话……有什么益处呢？”起，到“比讲十次大道理有用得多”止。在对塔契雅娜的性格描写中，作者有所补充，更加强调她的兴趣狭隘，以及她准备出售庄园后的心情。

该小说是应俄国文学家巴丘什科夫的请求而写的。一八九七年四月十六日，巴丘什科夫在信上约请契诃夫为国际杂志《国际都市》的俄罗斯专栏撰稿。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回信表示同意，然而要到秋天以后才能交稿。同年十一月九日，契诃夫在尼斯写信告诉巴丘什科夫说：“我答应过一有可能就为《国际都市》写一篇小说，那么，要是不出什么岔子，就可以肯定，那篇小说我将在十二月寄出。”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在写给巴丘什科夫的信上说：“我在写那篇供《国际都市》杂志刊登的小说，写得费力，断断续续。我老是写得缓慢，紧张；而在这儿，在旅馆房间里，坐在陌生的桌子旁边，又遇上晴朗的天气，人就老想往外跑，写作就更糟糕了。因此，我答应寄给您的小说至少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写完。我要到一月一日以前才能把小说寄出。……您在一封来信上表示，要我就地取材，写一篇有关外国生活的小说寄给您。这样的小说我只能在回到俄罗斯以后凭回忆才写得出来。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从来也没有直接从外界取材，即兴写出作品来。我得让我的记忆把题材滤过，让我的记忆里像滤器里那样只留下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

该小说在十二月底写完。十二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妹妹玛丽雅·巴甫洛芙娜的信上说：“我寄给《国际都市》一篇小说。我写明要他们寄给你一份校样。”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该小说手稿寄出，契诃夫在同日写给巴丘什科夫的信上通知道：“我把小说的手稿寄给您。劳驾把校样寄给我，因为小说还没完工，还没润饰，一直要到我把校样到处都涂涂改改之后才算大功告成。我只能在校样上修改，在原稿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一八九八年二月六日，契诃夫在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表示他不满意《新时报》为小说《在朋友家里》刊登的广告，他说：“最近我在《新时报》第一版上读到为《国际都市》和我的小说《做客》问世刊登的一则显眼的广告。第一，我的小说不叫《做客》，叫《在朋友家里》。第二，这样的广告弄得我很不好受。再者，这篇小说根本不值得登显眼的广告，像这样的作品，一天就能写出一篇。”

《套中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俄罗斯思想》杂志第七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并在文字上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版第十二卷，在他逝世后，一九〇六年，收入第十一卷。

还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契诃夫就答应从尼斯寄出一篇供《俄罗斯思想》刊登的小说，这是他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八日寄给戈尔采夫的信上写明的。然而，作者的计划改变了（请参看小说《姚尼奇》的题解）。一八九八年六月六日，契诃夫在梅里霍沃写信给戈尔采夫说：“我正在为《俄罗斯思想》另外准备一篇比较长的小说。我的机器已经开动了。”六月十五日，契诃夫把这篇小说寄给戈尔采夫，并且附去一封信，信上说：“现寄上供《俄罗斯思想》刊登的小说。请读一遍，要是合用的话，设法在七月份以前把校样寄给我。我要在校样上润色一下。”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他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莫斯科一九二三年版）中指出，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季亚科诺夫，他是塔甘罗格中学的学监，契诃夫就是在那个中学毕业的。按照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的说法，这个中学生活的某些事实在小说里得到反映，特别是每年中学生和教师举行的春季郊游。关于季亚科诺夫是别里科夫的原型，俄国文学家唐-包果拉兹在一九一〇年莫斯科教师之家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纪念刊》上，苏罗日斯基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日的《日报》上，也都提到过。别里科夫的某些性格特征，契诃夫却是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例如，他在一八九六年的日记中写道：“从八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梅尼希科夫[4]在我家做客。……即使在没有雨雪的天气，梅尼希科夫出门也穿套鞋，带着伞，以免患日射病而死亡，他还怕用凉水洗脸。……”

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的评语是有趣的，他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四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像您的《套中人》这样的小说能够使人觉醒，从而积极行动起来。……”

契诃夫的小说《农民》问世后在报刊上引起的争论还没有平息，《套中人》这个在艺术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就出现了。这篇小说以讽刺的手法描写一切生活方式中的“套子”、专制的胜利、对一切新生事物的憎恨和恐惧，因而成为那些思想保守的半官方批评家的代表们抨击小说作者的又一个缘由。例如，反动评论家梅德韦茨基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七日的《莫斯科新闻》上发表题为《略论契诃夫先生和〈套中人〉》的文章，文中极力冲淡这篇小说对社会的思想政治影响。颓废派的评论家们也粗暴地歪曲这篇小说的真正意义。他们憎恶贯穿在契诃夫的九十年代作品，其中包括《套中人》里的反对腐化，反对别里科夫习气、因循守旧，蔑视庸俗习气和市侩作风的健康的、生气勃勃的斗争激情。颓废派文学和批评界的重要代表明斯基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三十日和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新闻和交易所报》上发表文章，歪曲契诃夫大胆的讽刺作品的意义，把它说成可爱的而且温和的抒情诗，把作者说成典型的颓废派。明斯基说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契诃夫对世事漠不关心，甚至冷酷无情。沃伦斯基在一八九八年十月至十二月《北方通报》第十期至第十二期上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极力把契诃夫说成温和的风俗派作家，在他的小说里看到的不是契诃夫对俄国现实的激烈抗议，而是漠不关心，为“小人物”辩护，似乎契诃夫把别里科夫的形象写成可怜的小人物了。

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包格丹诺维奇在一八九八年十月《世界》杂志第十期上率先指出契诃夫用别里科夫的形象创造了一个极为真实而有力的新典型。包格丹诺维奇看出别里科夫习气之所以存在，其原因“在于周围的环境，在于人们的软弱，在于道德的和各种其他生活准则的模糊不清，在于无意识的卑鄙，而这种卑鄙正是使别里科夫们得以兴旺的那种生活的基础”。可是这种正确的观察却使这位批评家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他断言这篇小说是深深地悲观主义的，其原因在于作者的心绪“过于阴暗”，“忧郁到了病态的程度”，这种情绪似乎不允许他“弄清为俄国庸人创造套中人的种种条件”。

另一个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四日的《祖国之子》上也对这篇小说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契诃夫不仅是出色的艺术家，而且是有思想的作家。他在文章里带着全部热情抨击那些仍然认为契诃夫是缺乏思想的作者的人。他说：“契诃夫作品的每一行都在大声疾呼，反对这位作家所写的丑恶事实。”他还指出别里科夫的形象“非常典型”，就这个典型的力量和鲜明性来说跟果戈理和冈察洛夫所塑造的出色形象不相上下。

列宁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别里科夫的讽刺形象。

《醋栗》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八期上。

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作者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版第十二卷，契诃夫逝世后，一九〇六年，收入第十一卷。

小说《醋栗》是一八九八年七月契诃夫在梅里霍沃写成的。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契诃夫在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提到《醋栗》说：“供杂志八月号刊登的小说已经有十分之九写好，如果不发生什么事妨碍这篇小说顺利结束，那么八月一日你就会收到我的手稿了。”在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契诃夫在写给俄国女作家阿维洛娃的信上告诉她说：“我得给《俄罗斯思想》八月号写东西。这篇小说大体上已经写好，还要收尾。”这篇小说很快完成，七月二十八日已经寄给杂志编辑部了。

小说《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是系列小说。这一点是契诃夫本人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五日写给瓦西里耶娃的信上讲到的，而她已经决定只把《醋栗》和《关于爱情》翻译成英语。契诃夫写道：“请您就按您的心意办吧，不过，要知道，如果没有《套中人》，那么谁在讲话，为什么要讲，就会不清楚了。”

契诃夫发表这三篇小说后，还不想结束他这一系列关于“套中人”的小说。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契诃夫把小说《醋栗》和《关于爱情》寄给《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同时他在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说：“供杂志八月号刊登的小说两篇挂号寄上。我还打算写第三篇，篇幅不大，可是我这儿老有客人来打搅。要是你觉得那两篇小说合用，那你就赶快交去付排，以便八月一日或二日我到特维尔去的时候，能把校样随身带去。那个时候我会把校样读完，也许还会补写第三篇。”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契诃夫在写给出版人玛尔克斯的信上谈到他考虑的那组系列小说，写道：“小说《套中人》、《醋栗》和《关于爱情》是系列小说，这组系列小说还远远没有完成，等到这组小说写完，就只能收入第十一卷或者第十二卷了。”契诃夫筹划的系列小说终于没有完成。

这篇小说的构思是逐步成熟的，关于这一点契诃夫的《札记簿》可以做证，因为那里面反映了作家写这篇小说的过程。在《醋栗》的最初文稿中，其结尾是主人公的失望，他得到他那微不足道的幸福后，生病，死亡了。契诃夫在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大大改动了对主人公的性格描写。尼古拉·伊凡内奇不再感到他的幸福的卑劣。此外，契诃夫还指出主人公的愿望实现后如何心满意足。在第三个《札记簿》中写到在财产的影响下，那个官员的理想和思想都改变了。例如，“由于衣食饱暖，他开始抱一种自由派的中庸态度”。契诃夫极力表现私有者的幸福的利己主义，狭隘，庸俗。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他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讲到小说《醋栗》里反映了地主斯玛金的庄园巴库莫夫卡日常生活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小说里描写的在河里洗澡的场面。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还回忆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个姓的来历，他写道：“当初安东·巴甫洛维奇乘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到达萨哈林岛，有一天在边远地区，有个当地的市民去找他，要想跟他结交。那人拿出自己的名片给契诃夫，名片上写着：雷木沙-皮尔苏茨基。安东·巴甫洛维奇把这张名片带在身边，笑了很久，他说，即使一个人喝醉了酒，也想不出这样的姓来，有机会得把它利用一下才是。”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剧作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刚刚把书合上，恰好翻到《关于爱情》这个短篇上。《醋栗》很好……因为小说里表现了你特有的色彩，不但总的情调和背景，就连语言也具有这种色彩，另外还因为小说的思想十分出色。”

小说《醋栗》引起批评家的瞩目，包格丹诺维奇在《世界》杂志一八九八年第十期上著文指出《套中人》和《醋栗》具有共同的思想原则。批评家强调说，在《醋栗》里所描写的“似乎是由像尼古拉·伊凡内奇那样的套中人主宰的社会环境，他是那个小小世界的活生生的代表，在那个世界里，套中人在最近十五年中消灭了一切人性的东西，一切多多少少高出于日常生活的低下水平的东西”。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的《祖国之子》报上也表达了这类的思想，认为生活缺乏思想的原因就在于生活中没有种种合乎情理的和鲜明的目标。批评家伊斯梅洛夫则相反，他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交易所新闻报》上发表文章否定上述小说之间具有思想上的联系，并且强调说，按照他的看法，在叙述者的语气中响彻了小说作者愈益强烈的忧郁、伤感和苦恼的调子。

《关于爱情》

最初发表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一八九八年第八期上。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契诃夫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版第十二卷，在他逝世后，一九〇六年，收入第十一卷。

契诃夫为他的文集整理这篇小说时，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并且删节了本文。他取消一些重复的字句，删节说明性格的个别句子。他还删掉了小说的结尾。在这篇小说的杂志稿本中原有这样的结尾：

“‘今天傍晚我得在城里，’伊凡·伊凡内奇走回屋里说，‘我从您那儿直接到火车站去。’

“‘我送您去，’阿列兴说，‘可是现在街上泥泞，步行困难。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的村妇们要到费多托沃去运石灰浆，那就可以顺便用车送我们去了。不过得吩咐下去，让我们早点吃饭。’”

这篇小说是一八九八年七月在梅里霍沃写成的。

当小说《套中人》、《关于爱情》、《醋栗》一并出版的时候，报刊上出现论文和短文，不但评价小说《关于爱情》，而且评价这整组小说。他们着重指出这三篇小说的真实性，而且说明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思想联系。例如，包格丹诺维奇在《世界》杂志一八九八年第十期上指出，“在阿列兴身上一切东西都被套子生活吞吃了”。又如，批评家谢缅特科夫斯基在《田地》杂志一八九八年第十期的《每月文学附刊》上指出，小说《醋栗》、《关于爱情》、《套中人》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按照这个批评家的看法，这些小说谴责“俄国社会的可耻的冷漠，或者不能为富有成果的理想生活”。俄国批评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曾经指责契诃夫缺乏世界观，谢缅特科夫斯基便站出来为作家辩护。他认为契诃夫乃是“苦苦追求中心思想而且痛苦地体会到不能缺少中心思想的诗人”，他“接受我们精神上的真正前辈[5]的遗产……而且了解我们当代人的真实思想，而且以他固有的才能极力把这种思想向那些对之还不理解的人加以阐明”。

《约内奇》

最初发表在《田地》杂志一八九八年第九期的《每月文学附刊》上，原有副标题《安东·契诃夫的小说》。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并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这篇小说是按照契诃夫亲笔誊清的手稿付排的，这份手稿现在还保存着。然而杂志的本文明显地跟手稿不同，这说明契诃夫在校样上作过很大的改动。

契诃夫在看这篇小说的校样时，不止于作文字上的修改。他大大地压缩本文，改动了许多地方。契诃夫力求在描绘方面生动感人，每个细节具有思想内容，因而删去多余的描绘，删去某些局部细节。某些句子作者可能认为不符合斯达尔采夫的形象，便被他删掉了。例如：在“……等到凑满几百卢布，他就拿到信用合作社去存活期存款”之后，原文还有下列几句：“有的时候这些钱在他脑子里引出多么欢畅的想法，多么诱人的计划呀！”又如在“斯达尔采夫想起每天晚上从衣袋里拿出钞票来，津津有味地清点，他心里那点火星就熄灭了”之后，删去了如下的句子：“‘然而我该走了，’他说，他已经一心想到俱乐部去，‘请允许我告辞。’”就连对伊凡·彼得罗维奇和薇拉·姚西佛芙娜的描写也作了改动。在修改过的文稿中，契诃夫删掉了对他们的外形和行动的描写中的个别细节，那些细节写了这些形象的某些新的方面，然而在作者的计划中却没有打算揭示这些方面。契诃夫限定他的任务是：写出这个本城“最有才能的”家庭其实是平庸而无才的。例如，在“‘不嘛，我要去，我要去！’叶卡捷丽娜·伊凡诺芙娜逗乐地说，耍小孩脾气，还跺了一下脚”之后，原有如下的描写：“大家又把她团团围住，赞不绝口，纷纷祝贺她，断定说全城再也没有人能弹得这么好了。

“‘妙极了！好极了！’

“‘她会成为我们的小明星呢。’她的父亲得意地说。她的母亲薇拉·姚西佛芙娜也温柔而得意地瞧着她的女儿，可是以天才自居的利己主义、对别人成绩的羡慕和嫉妒，忽然在她的心里占了上风，她不能忍受那些不是对她而发的赞扬，就把她的女儿从客厅里打发出去，对她说：

“‘考契克，到我的卧室里去把我的铅笔取来。’”

契诃夫读校样时还删削了叙述文字中直截了当的评价。例如，在“斯达尔采夫听着，瞧着她那美丽的白发，等她念完”之后，本来还有如下的一段：“‘她，’他气愤而烦闷地暗想，‘是全城最没才能的女人。’”又如，在“一下子忆起了那一切情景，——薇拉·姚西佛芙娜的小说啦、考契克的热闹的琴声啦、伊凡·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啦、巴瓦的悲剧姿势”之后，原有如下的一段：“于是他觉得房里昏暗了，仿佛这儿是养老院或者拘留所似的。”

最初这篇小说是准备供《俄罗斯思想》杂志刊登的，而且契诃夫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六日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答应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前交稿，可是契诃夫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尼斯通知《俄罗斯思想》主编说：“小说我会寄去的，可是二月以前未必能写完……像那样的题材，写起来是不容易的。……不管怎样，我在写这篇小说，写完就寄出，而且在寄出的前一个星期就通知您。”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提到《约内奇》说：“我这篇供《俄罗斯思想》刊登的小说还没写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这儿的环境最不适宜写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心绪不佳[6]，桌子是外国的，钢笔杆也是外国的，于是我写的东西，在我的眼里，似乎也成了外国的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即二月二十五日，契诃夫在写给拉夫罗夫的信上说：“这篇小说我现在不会寄出，只好日后带给你了。我迟迟未能交稿，请老兄原谅。这儿非常不适合写作，或者，我的心绪不佳，弄得笔底下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换了在家里，在我那间厢房里，我一下子就能安下心来工作了。”

五月初，契诃夫从国外回来，把这篇小说交给《俄罗斯思想》杂志，可是不久他又改变计划。六月六日，他在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要求他把那篇小说寄回梅里霍沃。“请把那篇小说寄还给我，它不适宜刊登在《俄罗斯思想》上。如果小说已经付排，那就把条样寄来，我会感激不尽。”根据推测，这篇小说就是《约内奇》。六月十日，契诃夫收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寄来的《约内奇》条样，不久，契诃夫就把它寄给了《田地》杂志。《田地》的主编谢缅特科夫斯基在六月十八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怀着真正愉快的心情通读了您的小说。不消说，您的一切愿望都会完全照办。”七月十三日，契诃夫在写给谢缅特科夫斯基的信上要求他八月前把《约内奇》的校样寄给作者。从七月二十八日谢缅特科夫斯基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可以看出，校样是在七月十六日寄给契诃夫的，七月二十九日由作者寄回编辑部。

在《大众杂志》一八九九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这篇小说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的高度评价。这个批评家称道契诃夫是“第一流的艺术力量，正在艺术上开辟他独特的道路”。这个批评家深刻揭示契诃夫艺术方法的独特性，说他“从来也不把典型或者性格全面地和详细地展开。……他仅仅刻画出一个、两个、三个特征，然后主要借助于异常细致而精确的心理分析对它们加以一定的说明”。这个批评家认为小说《约内奇》是契诃夫艺术技巧的典范，按他的看法，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出色地完成了艺术地、典型地描绘人物的任务，例如无聊而没有才华的屠尔金一家人”，又如堕落的斯达尔采夫，“他虽然那么憎恨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其实，他与他们是一丘之貉”。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跟许多批评见解相反，他认为，尽管契诃夫描写的是“平庸的生活”，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深思的读者总是“可以感觉到理想的存在，感觉到它那淡淡的、朦胧的迹象，从而跟艺术家一起，把理性的目光投向未来的模糊的远方，在那边，已经可以令人感觉到新生活的淡淡的曙光”。然而，这个理想究竟是什么，批评家却没有揭示。

《出诊》

最初发表在《俄罗斯思想》杂志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号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并在文字上稍加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契诃夫是在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把这篇小说写完的。同一天，他在雅尔塔写给他熟识的医生奥尔洛夫的信上说：“由于不断下雨，天气不好，我就坐下来干活，现在已经写完整整一篇小说了。”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契诃夫把该小说寄往《俄罗斯思想》杂志供第十二期刊登，而且写信通知了拉夫罗夫和戈尔采夫，并请求他们尽快把校样寄去。关于这一点，契诃夫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戈尔采夫的信上又提到过。在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日之间，契诃夫读了他收到的小说校样。

契诃夫在他的《札记簿》第四本第八十一页上记下的思想是非常有趣的：“你看一下位于偏僻地方的工厂，那么安静，温和，可是如果你往内部看一眼，那些老板是十足的愚昧，他们都是多么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者，工人的处境是多么没有希望：不断的争吵，酗酒，虱子。”这些思想之所以没有在小说里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可能是受了书报检查机关的制约。

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提到这篇小说，他写道：“使我格外高兴的是，您带着那么充沛的精力写您的作品，于是从您的笔下就涌现出那么美妙的作品来。……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读完了您的《出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的心里引起极有意义的思想和感情。”

契诃夫在这篇小说里提出这个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描写生活中触目惊心的矛盾，因而激起反动报刊的不满。这类报刊的代表人物拉克沙宁在《莫斯科小报》一八九九年第十期增刊上发表文章，硬说这篇小说的内容“没什么趣味”，责备契诃夫缺乏独立见解，而且不真诚，为契诃夫背叛“纯艺术”而伤心，仿佛作家在此以前一直属于“纯艺术”派。拉克沙宁甚至把这看作艺术家的悲剧，声称这篇小说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

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祖国之子》上，以及包格丹诺维奇在一八九九年二月的《世界》杂志第二期上，都指出这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俄罗斯新闻》的批评家伊格纳托夫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纸上赞扬这篇小说题材的选择和对题材的精湛加工，然而对小说结尾表示不满，似乎这个结尾跟整个小说不协调。

《宝贝儿》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三日《家庭》杂志第一期上，原有副标题《安东·契诃夫的小说》。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并在文字上稍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一八九七年五月，《家庭》杂志主编埃夫罗斯写信给契诃夫，约他为该杂志撰稿，给予支持。契诃夫回信表示同意，然而直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初才把小说寄去。十二月九日，埃夫罗斯打电报给契诃夫，请他允许《宝贝儿》也在《每日新闻》圣诞节号上刊出。契诃夫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埃夫罗斯在十二月十三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看出：“当然，您的一切愿望都会照办不误。这篇小说只刊登一次，也就是只发表在《家庭》上，至于圣诞节号上，既然您不乐意，就不登了。……小说校样明天寄出。”可是契诃夫一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收到校样，这是契诃夫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给埃夫罗斯的信上提到的。

这篇小说的构思早就在契诃夫的心里产生了。还在一八九五年他就在《札记簿》中有所记载，这也就是《宝贝儿》题材的最初草稿。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在莫斯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7]为我（以及另外一些在那儿聚会的人）出色地朗诵了您的两篇新作《公差》和《宝贝儿》，朗诵得兴致勃勃。两篇都写得很好，特别是《宝贝儿》。它完全是果戈理式的作品。‘宝贝儿’会在我们的文学中长存，就跟果戈理的典型一样，成为普通名词。这篇小说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着了迷。他老是说，这篇作品像一颗珍珠，又说契诃夫是很大很大的作家。他差不多朗诵了四遍，兴致越来越高。”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契诃夫的心。一月二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的回信上说：“当初我写《宝贝儿》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会读它。谢谢您。您所写的有关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那几行文字，我是带着衷心的喜悦阅读的。”关于托尔斯泰对这篇小说的这种评价，俄国作家谢苗诺夫和谢尔盖延科也可以做证，谢尔盖延科在一九一〇年《关于契诃夫》一文中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朗诵之后，兴奋地讲起《宝贝儿》，而且单凭记忆读出整句整句的话。他说道：‘契诃夫把打电报的人的语言掌握得多么出色啊！……还有那种真正的妇女感情，在《宝贝儿》里刻画得多么简洁，多么精彩啊！了不起的小说！多么地道的艺术作品啊，它会美好地留存下去，可能产生各种效果。’”

在托尔斯泰夫人一八九九年一月十四日、十五日、二十四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托尔斯泰对家属和客人朗诵小说《宝贝儿》的情况（请参看一九三二年莫斯科版《托尔斯泰夫人日记》）。一八九九年三月三十日，托尔斯泰的女儿塔季扬娜·利沃芙娜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的《宝贝儿》写得好极了！父亲昨晚一连朗诵四遍，他说人读了这篇作品就会变得聪明一些。”

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契诃夫在雅尔塔写给苏沃陵的信上说：“不久以前，我写了一篇幽默小说，有半个印张长，现在有人来信说，托尔斯泰朗诵了这篇小说，而且朗诵得异常出色。”同年二月四日，契诃夫写信给他的妹妹玛丽雅·巴甫洛芙娜，也提到这件事。

大家知道，托尔斯泰把《宝贝儿》列为契诃夫最佳小说之一（请参看本文集第二卷《假面》的题解）。他把《宝贝儿》略加改动和删节后，收入他在一九〇六年编辑的集子《阅读丛书》中，附有后记，在后记中对这篇小说做出他的解释。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意在嘲笑“宝贝儿这个可怜的人”，托尔斯泰把这种意图解释为当代思想对作者的影响。他写道：“我想，作者写《宝贝儿》的时候，沉浸在理论里而不是在感情里，萦绕在他脑际的是些模糊的概念，例如，关于新女性的概念，男女平等的概念，妇女也该头脑发达、学问渊博、独立自主地工作，对社会的贡献即使不比男性强也不比男性差，总之，他头脑中所想的是提出而且支持妇女问题的那些妇女。他在开始写《宝贝儿》的时候，打算证明女人不应该这样。”可是，托尔斯泰断言，作者的感情占了他的论断的上风：“代表舆论的巴勒[8]请契诃夫诅咒软弱、温顺、智力不发达、对男人忠诚的妇女……可是诗神禁止他诅咒，并且吩咐他祝福。他就祝福了，情不自禁地给那可爱的人披上那么奇妙的光辉，使她永久成为典范，表明妇女能成为怎样的人，使自己幸福，而且使命中注定要同她一起生活的人也幸福。”按照托尔斯泰的看法：“宝贝儿的灵魂，以及那种把全身心献给她所爱的人的忠诚，并不可笑，而是神圣的，惊人的。”

在《宝贝儿》收入《阅读丛书》的时候，托尔斯泰改动了小说的本文，以适应自己的观点。他删掉了一些贬低宝贝儿形象以及她所爱的“对象”的个别字句。我们在这儿引用几处删节的地方（凡被删节的字句都用仿宋体排出——译者）。例如，库金“用尖细的男高音说话，说话时撇着嘴，他脸上老是带着沮丧的神情”。又如，“他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道：‘宝贝儿！’”又如，“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又如，“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

列宁在论文里引用过“宝贝儿”的形象。

《新别墅》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九年一月三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后来，该小说经作者取消副标题，并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一八九八年十月中旬，这篇小说写完。同年十月十四日，契诃夫在写给《俄罗斯新闻》主编兼发行人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上说：“请您写封短信给我，哪怕只有一句话，告诉我您在不在家。要是您在家，那我马上把小说寄给您。”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妹妹玛丽雅·巴甫洛芙娜的信上告诉她说，他要寄给《俄罗斯新闻》一篇小说。可是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这篇小说才寄出，附有一封写给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信上说：“我昨天收到阿努钦打来的电报，说您回来了，于是今天我随信将小说挂号直接寄往编辑部。”

一八九九年一月一日，索博列夫斯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通知他说：“这篇小说我想在本报星期日（一月三日）专刊上发表。我巴望书报检查官不会触动这篇作品，虽然有一个小地方（关于富有的和吃饱的人的那些话）我不敢担保。我们那些至今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书报检查官是些非常可怕的人[9]。”主编所担心的想必是小说第三章中工程师的妻子叶连娜·伊凡诺芙娜跟铁匠罗季昂和斯捷潘尼达有关富人和穷人的谈话。这一章里有没有书报检查官改动的地方，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篇小说写的是农村，作者指出地主和农民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可悲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互不理解。它在报刊上得到一系列的评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交易所新闻》的文学批评家伊斯梅洛夫在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五日的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小说“生动地写到俄罗斯生活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经常存在可怕的敌意，双方非但不可能融洽或者亲近，甚至一点普通的友善也做不到，常常由一些最琐碎的生活矛盾造成悲剧”。又如，包格丹诺维奇在一八九九年二月二日的《世界》上发表文章，承认“从艺术方面来说……《新别墅》是契诃夫新近一个时期所写的最优秀的作品。其中全是活动和生活，作者带着淡淡的幽默描绘了那些农民的典型，这种幽默冲淡了阴暗的农村生活的严酷和丑恶”。这个批评家着重指出艺术家契诃夫提出的种种问题具有社会意义。他写道：“在契诃夫的一些新作品[10]里，生活中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又令人忐忑不安地叩击着心灵……那些问题在社会暂时极为平静的时刻显露出来，特别使人痛苦，特别尖锐。”

《公差》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九年一月《周报增刊》第一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后来，该小说经契诃夫取消副标题，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九卷。

该小说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后半月写完。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契诃夫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上说：“今天我把小说寄出，因此我出去散步了。”关于这篇小说已经寄给杂志编辑部的事，契诃夫在当天写给《周报》主编梅尼希科夫的信上提到过，他说：“小说一篇，寄给《周报》刊登……劳驾，请把校样寄来。小说在细节上还没完工，我要在校样上润色一下。现在我不愿意再长久地坐着修改原稿了，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再说我又急着要寄出去。那么，劳驾，请把校样寄来。”

该小说发表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给契诃夫的信上讲起托尔斯泰朗诵这篇小说的事，他写道：“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把《公差》里的‘巡警’朗诵得好极了。这个可爱的小老头以及他为行政事务的不停奔走[11]，饱经患难，劳碌一生，这些都写得十分生动。政府机关和地主们在对农村的统治中所表现的无能和荒谬也描绘得很鲜明。还有冬天和暴风雪，都写得多么出色啊！”

一八九九年一月间，俄国文学家梅尼希科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对这篇小说做出高度的评价，他说：“您这篇小说写得很有力量，您把‘巡警’写活了。我读着这篇作品，一直暗自惊讶：形式那么简练，内容却又那么丰富。语言啦，句子啦，文笔啦，这一切在您那儿都消失在巨大而深刻的生活画面之中了。这种在杂乱的词儿当中找出那些极其朴素的字眼而且把它们意想不到地组合起来的能力就像划着的火柴似的一下子照亮了许多东西。”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指出，洛沙津的原型是个乡村警察，或者像他称呼自己的那样，叫“巡警”，在梅里霍沃村附近的巴维金诺乡公所当差。据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说，这个“巡警”常常拿着这样那样的公文来找契诃夫，当时契诃夫显然参加地方自治局的工作。

这篇小说以十分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生活的“主人们”没有想到的人民的灾难和痛苦，然而批评家对这篇小说却几乎没有理会。只有批评家包格丹诺维奇在《世界》杂志一八九九年第二期上着重指出，契诃夫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总是走在生活的前面，在作品中提出那些在社会中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问题。他写道：“在契诃夫的那些小说中描述了强烈的痛苦和令人压抑的愁闷，这对我们来说就越有价值。敏感而又爱好深思的艺术家的痛苦、忧伤的情绪在读者心灵中激起反应。读者的敏感性本来被日常生活的混乱现象搞得迟钝了，如今，契诃夫的作品把它唤醒，促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作出回答。”

《带小狗的女人》

最初发表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的《俄罗斯思想》杂志第十二期上，原有副标题《故事》。

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契诃夫大加压缩，修改文字，并取消副标题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十二卷，一九〇六年作者逝世后，收入第十一卷。

契诃夫为文集校订该小说时主要是进行加工，显然力图更深刻地、在心理上更具说服力地揭示主人公们，特别是古罗夫，怎样在强烈的感情影响下发生转变。作者删掉第二章末尾以及第三章中对主人公的某些过于详细的描写。例如，在“……他到过的那些地方对他来说就失去了一切魅力”之后，删去“他骂克里米亚、雅尔塔、鞑靼人、女人，硬说瑞士好得多。他渐渐投入莫斯科的生活，已经跟房客们、扫院人、警察们吵嘴了”。又如，在“他已经能够吃完整份的用小煎锅盛着的酸白菜焖肉了”之后，删去“要是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看见他从饭店里走出来，满脸通红，阴沉，不满意，那她也许会明白他身上并没有什么高尚的和不同寻常的东西……”

作者还删掉不能表现古罗夫性格特点的句子，那是在古罗夫和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相识的初期，例如，在“他们得到的印象每一次都必定是美好而庄严的”之后，删去“古罗夫感到满足，虽然他意识到这种印象对他来说毫无意思，根本不必要，因为他的生活既不美好，也不庄严，而且他也没有希望日后总有一天会变成那样”。

在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契诃夫把安娜·谢尔盖耶芙娜的形象改得深刻了，取消情节中的那些不自然的因素。契诃夫力求风格简洁，放弃含义方面的重复，极力使主人公们的形象具有深度和在感情上更强的表现力。就这方面来说，把下述对话的两种不同表达方法加以对比是有趣的。在初稿中，这次对话如下：

“‘你仿佛在替自己辩白似的。’

“‘你要听我说完，我要告诉您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根本不想！’

“‘可是，请您容许我说出来，那样我会好过些。……’

“‘以后再说吧，亲爱的！’他说，理了理她的头发，‘何必做出这么严肃而且高明的脸相？对不起，这甚至有点不高明，因为这不符合情况。’

“‘不，您应当听我说完。我求求您了。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嫁了人，跟丈夫一起乘船到C城去。既然人家能够住在内地，那我为什么不能住呢？不过，我从头一个星期起就讨厌C城。只要往窗外一望，那儿就是灰色的围墙，很长的灰色围墙，哎，我的上帝！九点钟我就躺下睡觉，三点钟吃饭，九点钟睡觉，这算是消磨时间的唯一办法了。我的丈夫也许是个诚实的好人。……’”

第二次修改的校样如下：

“‘求上帝饶恕我吧！’她说，眼睛里含满泪水，‘这是可怕的。’

“‘你仿佛在替你自己辩白似的。’

“‘我有什么理由替我自己辩白呢？我是个下流的坏女人，我看不起自己，我根本没有替自己辩白的意思。我所欺骗的不是我的丈夫，而是我自己。而且也不光是现在，我早就在欺骗我自己了。我丈夫也许是个诚实的好人。……’”

这个中篇小说契诃夫是在一八九九年八月或九月开始写的，他在九月十五日写给《俄罗斯思想》杂志主编戈尔采夫的信上提到这一点，他说：“对不起，中篇小说没有寄出，因为还没写好。……这篇小说你会在出版十二月份杂志之前收到。”十月三十日，小说手稿寄到《俄罗斯思想》杂志，同时附去一封信，契诃夫在信上请求尽快把校样寄给他，好让他对本文加工。十一月十三日，契诃夫把修改过的小说校样寄给戈尔采夫，并且要求他把第二校样寄去，他说明道：“这篇小说还得再读一遍。请你对我这个重大的请求照办才好。时间还来得及，因为现在离十二月或者一月还远着呢。”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俄国女画家德罗兹多娃写信告诉契诃夫说：“列维坦[12]来过。他讲了许多关于您的话。他总是说：‘见鬼，安东把《带小狗的女人》写得多么好啊。……人们在文学小组里好像常常朗诵它。’”有一个女读者，姓列别杰娃，她的评论很有趣（一九〇〇年）：“像《出诊》、《公差》这样的小说和最近这篇《带小狗的女人》，使人比较深入地认识生活，认识它那复杂的、对有些人来说沉重得无法忍受，然而是由人创造的机制，认识它的全部虚假、浅薄和墨守成规。您……善于揭示这种日常生活的可怕现象。”

一九〇〇年一月间，高尔基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谈到《带小狗的女人》说：“看完您那篇最不引人注目的小说以后，一切其他作品好像都显得粗糙，仿佛不是用钢笔写的，却是用劈柴写的一样。主要的是，一切都显得不朴素，也就是不真实。这是实在的。……您用您的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叫它见鬼去吧！……您那些小说像是一个个里面装着各种生活气息的优美而有棱角的小瓶，而且，您要相信，灵敏的鼻子总是能闻出其中那种‘真实的’、确实有价值而且必要的东西的美妙、辛辣和健康的气息，您那些小瓶里个个都有这样的气息。”

俄国女作家谢普金娜-库珀尔尼克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评论《带小狗的女人》的作者的技巧：“他那些短短的小说抵得上别人的许多卷作品。就拿《带小狗的女人》来说吧，屠格涅夫就会根据这个题材写出整整一部长篇小说。契诃夫却把它纳入几十页的范围里，而从这几十页当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和感觉到两三个人的个人悲剧，而且可以看出当时‘知识界’的整个生活方式，当时的‘知识界’正在很深的偏见，关于体面的错误概念等等的压制下喘不过气来，而那些东西常常毁灭人们的生活和灵魂。”

《带小狗的女人》的发表，又给予俄国批评家们一个口实，认为契诃夫的小说仿佛没有写完。反动批评家布列宁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的《新时报》上发表了如下的看法：“我们屡次看到契诃夫先生所写的这样一些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往往出现总的来说很有趣味的思想，很有趣味的典型，然而仅仅是昙花一现，没有得到充分、完善的发展。……有才华的小说家的作品结尾好像有待于真正的创造性手笔来写完似的。”批评家安德烈耶维奇在《生活》杂志一九〇〇年第一期上以及伊斯梅洛夫在一九〇〇年一月十日的《交易所新闻》上也著文讲到这篇小说没有完工。他们在整体上积极评价这篇小说，可是又在文章里用含蓄的笔调责难作者，说他没有写完他所承担的写“爱情的奇特性的心理学题材”。布列宁把《带小狗的女人》称为轻松喜剧，而“雅尔塔的一对情人……和契诃夫先生却错把这轻松喜剧看成正剧了”。俄国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却在一九〇〇年二月四日的《祖国之子》上发表文章，认为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和古罗夫是当代的典型代表，而这篇小说乃是写“小人物毫无出路，忍受侮辱和痛苦的正剧”。俄国批评家谢缅特科夫斯基在《田地》杂志一九〇〇年一月号的《每月文学附刊》上发表文章，也认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渺小而空虚。由此看来，这些批评家忽略这篇小说的强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了解它的主人公。

《在圣诞节节期》

最初发表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的《彼得堡报》上，原有副标题《安东·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契诃夫取消副标题，并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二版第十二卷，一九〇六年，作者逝世后，收入第十一卷。

契诃夫为文集修改该小说时可能考虑到书报检查官的要求而删节了个别的句子。例如，在“……多少人结了婚，多少人死了呀”之后，原文是“闹过两年饥荒，发生过火灾”。又如，在“我们的头号内部敌人是巴克科斯”之后，原文是“假如大兵整天躺在巴克科斯的怀抱里，那就休想叫醒他了。另外还有一层原因：您现在是看门人，要敬重您的主人，现在他就是您的长官”。

在这次修改中叶菲米雅的形象变得更加富于戏剧性了。作者更加强调她的畏怯和备受折磨。例如，原文“她分外怕他，哎，怕极了！一听见他的脚步声，一看见他的眼睛，她就发抖……”现在改成：“她十分怕他，哎，怕极了！他的脚步声一响，他的眼睛一动，她就发抖，心惊胆战。”

这篇小说是契诃夫应《彼得堡报》主编兼发行人胡杰科夫的请求而写的。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一日，胡杰科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如果您为我们的圣诞节专号寄来一篇新的、未刊用过的短篇小说，我们会说不出地感激。”根据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七日胡杰科夫写给契诃夫的信可以看出，契诃夫是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底写完这篇小说，寄给《彼得堡报》的。

《在峡谷里》

最初发表在一九〇〇年一月《生活》杂志第一期上。一九〇三年，该小说经契诃夫稍加修改后，收入作者自编的文集第十二卷，一九〇六年，作者逝世后，收入第十一卷。

这个中篇小说是契诃夫应《生活》杂志主编波谢和参加该杂志文学专栏工作的高尔基的再三请求而写的，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起，他俩就开始不止一次地约请契诃夫为《生活》杂志撰稿。

从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契诃夫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我们初次了解到他在写这个中篇小说，他说：“我在写一个篇幅大的中篇小说，不久就会写完，再开始写另一篇。”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波谢的信上通知他说：“我在为《生活》写一个中篇小说，不久就会写完，大概在十二月半以前。这个作品一共有三个印张，不过小说人物多得很，大家挤挤插插，因此，不得不费很大的周折，免得让这种拥挤太扎眼。不管怎样，十二月十日前后，小说定会写成，可以发排。然而糟糕的是，我心惊胆战，生怕书报检查官把它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您也觉得有些地方书报检查官通不过，也就是说，如果您也预感到这篇作品有被书报检查官开刀的危险，那就请您把我的中篇小说寄还我。”关于写作这个中篇小说的事，契诃夫在十二月三日写给俄国剧作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上也提到过。十二月六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朋友米罗柳博夫的信上告诉他说：“我在为《生活》写中篇小说，已经写完。”然而，这个中篇小说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寄到杂志编辑部。同一天，契诃夫在写给波谢的信上说：“对不起，第一，我略微延误了点时间。第二，我寄给您的手稿不成样子。我没有重抄，因为怕延误更多的时间，又怕重抄的时候再改写。劳驾，请您把小说发排，将校样寄给我。在校样上我会做通常抄写时所要做的事，也就是把不成样子的地方改得像样。校样，我要留在这儿两天。要是您能把这篇小说推迟到二月份的杂志上刊登，那就再好不过了。……小说题名《在峡谷里》也许会改动，如果我另外想出什么更精彩、更醒目的题名的话。”然而契诃夫读完校样，在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二日通知编辑部说：“这个中篇小说仍然用原来的题名。”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契诃夫在写给俄国文学家梅尼希科夫的信上说：“最近我写了不少。我给《生活》杂志寄去一个中篇小说。在这个中篇小说里，我生动地描写了工厂的生活，表明它多么悲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日他在写给俄国著名女演员克尼碧尔的信上提到他的中篇小说，打趣地说：“《生活》二月份那期杂志上会登载我的中篇小说，这篇作品写得很怪。小说人物很多，风景描写也不缺。有新月，有大麻鸻，它在远远的地方叫唤：布——布！像是关在板棚里的母牛的叫声。样样都有。”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契诃夫在写给他的朋友罗索里莫的信中称他的中篇小说是“写人民生活的最新的小说”。

一九〇〇年一月七日，波谢在打给契诃夫的电报里提到小说校样已经给他寄去，一月十一日，契诃夫已经寄回改好的校样，并且附了一封给波谢的信，信上说：“校样寄回。这份校样读起来很困难，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印刷厂没寄原稿来。校样上有些缺漏，我好歹凭记忆补上了。……请您向校对员说一声，要他不要再改动，尽可能别添逗点和引号。”临到这个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却出现大量排印方面的错误。契诃夫立刻写信给波谢谈到这一点：“我白白改了校样，印刷厂并没有改正。校样上用‘法定节假日’一词替代了‘斋前荤食日’一词……后来仍然如此。乡村里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法定节假日，而且也不放假过节。对于内行的人来说，这个‘法定节假日’显得有点荒谬。在‘鲑鱼’后面……不知什么缘故添了个逗号，而在‘唱诗班歌手’之后，却没有逗号，在‘上帝是慈悲的’之后……又有逗号了。……把‘龚托列夫家’排成了‘甘塔列夫家’，就这样印出来了。不必要的引号也添了许多，冒号也是如此。原来我只用分号的地方，校对员却改成冒号。第二百一十九页倒数第九行，在‘拿走’之后缺了破折号，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排印方面的错误……弄得我哭笑不得，现在这篇小说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这么众多的排印错误，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在我眼里，成了印刷厂乱七八糟的大杂烩。请原谅我这样气愤。”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的《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里写道，这个中篇小说描写的是“在库页岛调查到的罪案之一。出事地点则在梅里霍沃附近”。

雅尔塔的教师和文学家舒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了契诃夫所讲的有关这个中篇小说的原话如下：“‘我在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是我在中部省份里见到的生活情况，那儿的生活我了解得比小说里写的还要多。商人赫雷明一家在现实生活里确实是存在的。只是实际上他们还要糟。他们的子女从八岁起就开始喝白酒，从童年起就放荡，他们使这整个地区都传染上了梅毒。我在这个中篇小说里没提到这一点，’他接着说，‘因为，我认为提到这一点是违背艺术性的。……丽巴的男孩被人用开水烫死，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就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俄国作家蒲宁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对契诃夫讲过一个乡村的助祭在他父亲过命名日的宴会上吃掉两磅鱼子，吃得颗粒不剩。蒲宁接着写道：“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在峡谷里》就是引用这件事开的头。”

中篇小说《在峡谷里》如同《农民》一样，引起许多批评家的评论。在小说发表以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波谢就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昨天我收到您的中篇小说，一口气就读完了。多么残酷、多么阴森的真实啊！小说里一点也没有故作惊人之笔，然而小说留给人的印象却很深，打动人的心灵，这种印象在读完小说以后逐渐增强。”

在一月份的《生活》杂志出版以后，契诃夫收到很多赞扬这个新的中篇小说的信。下面举几个例子。一九〇〇年二月九日，《大众杂志》主编米罗柳博夫在信上说：“多谢您写了《在峡谷里》。我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三次由于感情强烈而中止阅读。您要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先是泪水蒙住了眼睛，然后有个什么东西在胸膛里翻腾，胀大，像是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又如，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一九〇〇年三月的信上说：“我怀着深深地爱您的心情读了您的《在峡谷里》。我头一次更为亲切、更为强烈地感到的，倒不是您的才能，而是您的心，您心里对人类的爱。您怀着温柔而深刻的爱对待一切受苦的人，对待一切在这种生活里心灵正在毁灭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无知，由于他们在精神方面的极度愚昧，这种愚昧在那偏僻地区的生活里统治着一切男男女女，在那样的生活里，千百万人完全受野兽的本能的支配。至于写作的技巧，那就不用说了！……她抱着娃娃赶路的那个夜晚，那篝火，那老人……我一生中很少读到这样的艺术品。”

契诃夫的朋友柯尼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他的信上说：“要不要告诉您，我欣喜万分地读了《在峡谷里》，读了一遍又一遍。我觉得这是您所写的一切作品中最好的一篇，这是俄国文学中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一九〇〇年二月，高尔基在给契诃夫的信上讲起这个中篇小说给托尔斯泰的印象时说：“我今天收到托尔斯泰给我的一封信，信上写道：‘《生活》杂志上契诃夫的那篇小说写得多好啊。我为他非常高兴。’”

高尔基还讲起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印象。一九〇〇年七月，他待在波尔塔瓦省的玛努伊洛夫卡，在那儿写给契诃夫一封信，信上说：“我对农民们朗诵《在峡谷里》。但愿您能看见结果有多么好！那些乌克兰佬都哭了，我也跟他们一块儿哭。他们喜欢‘拐杖’，鬼才知道有多么喜欢！结果，有个叫彼得罗·杰里德的农民甚至表示遗憾，说是关于那个‘拐杖’，写得太少了。丽巴也招人喜欢，一个老人说她是‘伟大的俄罗斯母亲’。是的，这一切都好得很，我应当说，农民们原谅了所有的人，原谅了老崔布金，也原谅了阿克辛尼雅，总之原谅了所有的人！您是个了不起的人，安东·巴甫洛维奇，您是个大天才。”

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高尔基在《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发表了题为《谈谈契诃夫的新作〈在峡谷里〉》的文章，其中指出，契诃夫不但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而且是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作品的创作者。这篇文章首先深刻而正确地肯定契诃夫创作活动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意义。文章以全部的热情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因为他们任意解释契诃夫大多数作品的含义，而且责难他缺乏热情，缺乏世界观，责难他的悲观主义。高尔基写道：“有人责难他缺乏世界观。真是荒唐的责难！契诃夫有一种比世界观更重大的东西。他自有他的对生活的概念，因而站得比生活更高。他以极高的见地阐明生活的苦闷，它的荒谬，它的趋向，它的混乱。虽然这种见地不易捉摸，不受定义的约束（也许就因为它高），可是它在他的小说里总能使人感觉到，在小说里越益清楚地流露出来。”高尔基特别强调契诃夫作品的乐观主义性质，他写道：“契诃夫每一篇新的小说总是加强一个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而且为我们所需要的调子，那就是意气风发和热爱生活的调子。……在这篇新小说里虽然情节悲惨，阴森到可怕的地步，可是这个调子比以前更响亮，它在人们的心灵里引起欢乐的情绪，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他自己，‘阴暗的’现实的揭示者。”一九〇〇年二月中旬，高尔基从下诺夫哥罗德城写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上提到他写的论文说：“我在有关《在峡谷里》的短文里也出了差错，不过先是编辑改坏我的文章，后来是书报检查官。您要知道，《在峡谷里》写得十分精彩。它是您的最佳作品之一。您写得越来越好，越有力，越美妙了。不管您的看法怎样，反正我是不能不对您说这句话的。”高尔基的论文也深深打动了契诃夫的心，他在二月十五日的信上向高尔基道谢，感激高尔基对他的作品的关心，他写道：“您发表在《下诺夫哥罗德小报》上的那篇短文对我的心灵来说是莫大的安慰。您多么有才能啊！我除了小说以外就什么都不会写。可是您也十分擅长在杂志上写文章。我起初想，我之所以很喜欢那篇短文，是因为您称赞我，后来却发现斯列金也好，他家里的人也好，亚尔采夫也好，大家都赞扬这篇文章。那么，您就放手写论文吧，求上帝保佑您！”

在报刊上，关于这个中篇小说，人们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不过就内容来说却跟高尔基的评价大相径庭。批评家布列宁发表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新时报》上的文章对这个中篇小说的理解抱有很深的成见。他粗暴地篡改俄国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企图证明这个中篇小说的人物阿尼西木和阿克辛尼雅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别的批评家也曲解这个中篇小说的社会意义。例如，批评家梅尼希科夫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三日的《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乃是其他国家的、人为地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的现象，因而在这个中篇小说里只看到三种力量的斗争：破坏性的力量（阿克辛尼雅是它的体现者），调和主义的与“保守的”力量（瓦尔瓦拉），创造性的力量（丽巴）。按他的看法，凶恶的资本家是“文化崩溃的产物”，而不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又如，批评家伊格纳托夫在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一日的《俄罗斯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中也力图把这个中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归结到道德问题上去，硬说崔布金的生活“与其说是一连串令人气愤的，不如说是毫无意义和毫无目标的行动”。批评家列姆凯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七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和八月四日的《奥廖尔通报》上刊登的文章中也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他认为，“阿克辛尼雅跟崔布金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暴，他们相信，处在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按别的方式行动”。不论是梅尼希科夫，还是列姆凯，都认为农村一切苦难的根源在于“道德和智力的贫乏”，而且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和启蒙的活动才能消灭这些苦难。批评家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评价这个中篇小说，他在一九〇〇年五月四日和五日的《北方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崔布金家的人犯罪的基础是无意识。

大多数批评家都承认这个中篇小说在艺术方面的长处，然而却又按照惯例继续指摘契诃夫把生活描写得过于阴暗。例如，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在一九〇〇年二月十八日《祖国之子》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这个中篇小说中“忧郁的调子强到了极点”。此外，有些批评家，例如《俄罗斯思想》的一位评论家在一九〇〇年四月该杂志第四期上，伊格纳托夫在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一日的《俄罗斯新闻》上，伊斯梅洛夫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九日的《交易所新闻》上，卡斯比依斯基在《教育》杂志一九〇〇年第三期上，谢缅特科夫斯基在《田地》杂志第三期《每月文学附刊》上，米尔斯基和列姆凯在《大众杂志》上也都指出了这个中篇小说的作者的悲观主义。然而最后的两个批评家已经完全按照新的方式评价契诃夫的悲观主义，看出其中含有“对人类生活的严格、迫切的要求”了。

戈尔采夫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的《信使报》上，舍斯塔科夫在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三日《工商业报》的文学副刊上，还有卡斯比依斯基、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批评家对这个中篇小说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批评家斯捷潘内奇就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对这个中篇小说的评论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及十月一日和三日的《东方评论》上发表不同意见。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可是他这一次对契诃夫作品的评价却是不正确的。斯捷潘内奇责备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说后者在这个中篇小说中看到的并不是确实存在的东西，而是实科中学的优秀作文中所应有的东西。在这方面斯捷潘内奇又解释说，似乎批评家的这种错误是由契诃夫的不明确的思想立场引起的，这种思想立场使批评家们有可能任意解释他的作品。不过，除了这些错误的论断以外，斯捷潘内奇还驳斥了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把崔布金家的罪行归因于无意识的想法，这是完全正确的。

《主教》

最初发表在《大众杂志》一九〇二年四月第四期上。

一九〇三年，契诃夫将该小说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后收入他自编的文集第十二卷，在他逝世后，一九〇六年，收入第十一卷。

还在一八九九年，契诃夫就答应《大众杂志》主编米罗柳博夫为该杂志写一篇小说。当年十二月六日，契诃夫在写给米罗柳博夫的信上回答他要求寄出小说的事，说：“小说我是一定会寄给您的，只是请您不要催我。……我要把小说《主教》寄给您。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书报检查机关认为这篇小说不适合您的杂志发表，那我就寄给您别的作品。”可是契诃夫动笔写这篇小说要迟得多，这可以从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契诃夫写给克尼碧尔-契诃娃的信上看出来：“目前我在写一篇题名为《主教》的小说，小说的题材已经在我脑子里酝酿了十五年之久了。”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米罗柳博夫向契诃夫重提他答应提供的小说，写道：“我在等您的小说，而且这篇小说已经向订户作过广告了。”八月三日，契诃夫在回信上强调说，他会为杂志写出这篇小说的。不过目前《主教》的写作中断了。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契诃夫在写给《大众杂志》主编的信上说：“请您原谅，老兄，那篇小说我至今还没有寄给您。这是因为写作中断了，而中断的作品我总是很难写完的。不过，我就要回家了，我要从头写起，会完工的，请放心吧。”

该小说直到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日才寄到编辑部，而且附去一封写给米罗柳博夫的信，信上说：“这篇小说早就完工了，然而重写总有点吃力，处处有毛病。……处处有毛病，简直费劲。小说的校样请务必寄给我。我在小说结尾的地方打算添上两三句话。对书报检查机关我是一个字也不让步的，请注意。书报检查官哪怕只删掉一个字，那也请您把这篇小说寄还我，五月间我会另外寄一篇给您。”

契诃夫于三月八日收到小说的校样，他在当天给克尼碧尔的信上提到了这件事，他写道：“我收到米罗柳博夫寄来的我那篇小说的校样，现在我正设法让这篇小说不要发表，因为检查官把它弄糟了。”[13]契诃夫在三月八日写给米罗柳博夫的信上提起他收到校样，校样出了毛病，说：“今天我收到校样，本来打算今天读完后寄出，可是，第一，您的校对员把所有的句点都变成惊叹号了，而且在不该用引号的地方加上了引号。第二，有许多遗漏之处不得不补上（例如“醉汉杰米扬”）。而且，别的不说，我还打算有所添补。那么，如果我来得及在傍晚前，在七点钟以前改完的话，小说的校样您就会在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或者当天收到。请原谅我，老兄，我还要提出那个要求：如果书报检查官哪怕只删掉一个字，这篇小说您也不要发表，我会另外寄给您一篇小说。我为书报检查机关已经删掉和压缩许多处了。请您记住我这个请求，我求求您。”

契诃夫的这篇新小说引起俄国作家聂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兴趣，他打算在为艺术剧院戏剧训练班的贫困学生们举行的募捐早会上朗诵这篇小说。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契诃夫在写给妻子的信上说：“我倒十分乐意把这篇小说寄给聂米罗维奇，然而要知道，我现在所写的一切都嫌太长，不适于公开朗诵，而且我现在所写的东西未必会合乎书报检查机关的要求，也就是说，未必会被允许公开朗诵。”

契诃夫的同代人曾回忆小说主人公的原型。例如，库普林写道：“契诃夫的词汇以及它那紧凑和准确的惊人特征，常常直接取自生活。小说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从《主教》里很快流传到广大读者的日常生活中去，而这句原话是契诃夫从一个阴郁的流浪汉，半醉和半疯的半预言家那儿听来的。”

契诃夫的小弟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在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安东·契诃夫和他的题材》中写道，这篇小说中的西索依神甫是根据修士司祭阿纳尼依的形象写的，这个修士司祭曾说过一句话：“日本人全都跟黑山人一样。”他住在达维德沃小修道院（梅里霍沃附近的男修道院）里。契诃夫的父母笃信宗教，常常请他来家做客。按照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的看法，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斯捷潘·阿历克塞耶维奇·彼得罗夫，他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读语文系，在莫斯科萨多沃-库德林斯克大街上同契诃夫比邻而居，可是后来，他改名谢尔盖，出家做修士，很快就在神学界高升了。米哈依尔·巴甫洛维奇写道：“至圣者谢尔盖主教后来到雅尔塔去医治神经方面的病，这种病是由于工作紧张引起的。他在雅尔塔逗留期间，常到当时居住在奥特卡别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拜访。……主教谢尔盖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雅尔塔的这些会晤促成了小说《主教》的问世。”

契诃夫的另一个同代人休金在回忆录里报道，主教的原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塔夫里亚[14]的主教米哈依尔·格利巴诺夫斯基。

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四日，米罗柳博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我到过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老人[15]……称赞《主教》，问起您。”俄国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五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的《主教》虽然是个主教，却使我非常感动。”俄国作家蒲宁说，“《主教》写得……令人惊叹。只有从事文学工作，亲身经历过那种地狱般痛苦的人，才能体会这个作品的全部的美。”

《主教》在报刊上获得积极的评价。评论家阿·伊在一九〇二年五月十四日的《交易所新闻》上把这篇小说称作“最美妙和最优雅的作品”，认为它“给人留下真实而完整的印象”。然而这个批评家认为作者的基本目的是想讲述一个“在宗教界占有很高地位”的人凄凉、安静、十分平常的死亡。批评家埃尔弗在一九〇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东方评论》上不但指出这篇小说的“艺术性”和它的认识作用（神甫们的生活），而且指出主教内心的不协调。然而，这位批评家认为那种不协调不是典型现象，因此，原因何在，他就无意探索了。从我们所引的各种评论可以看出，批评家们并没有阐明这篇小说的重大内容，而这内容契诃夫本人曾担心书报检查官通不过；批评家们也没有阐明，主教直到临死才痛苦地领悟他的特权地位的虚假和反常。

《补偿的障碍》

这篇小说是根据保存在档案馆内的作者的手稿刊印的。

作者没有把这篇作品写完。手稿上的记号和改动大概是《大众杂志》的主编米罗柳博夫所加，这篇小说就是在这家杂志一九〇五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看来，这篇小说是契诃夫预订供《大众杂志》刊登的，也许是契诃夫在为这家杂志撰稿的年月（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里所写。

《一封信》

这篇小说是根据保存在档案馆内的作者的草稿刊印的。

作者没有把这篇小说写完。从《大众杂志》的广告可以看出，《一封信》原定一九〇六年在这家杂志上发表，然而这家杂志出版到九月号被勒令停刊，因而手稿无从发表。这份手稿上的一些记号系米罗柳博夫所加。这篇小说大概是契诃夫准备供《大众杂志》刊登的，也许是他在为这家杂志撰稿的年月（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里所写。

小说《一封信》的开头写到一本未提作者姓名的书，主人公对这本书的见解基本上与休金在其回忆录中所引用的契诃夫下述的话相符：“您注意到托尔斯泰的语言没有？大量的圆周句，句子一句句地重叠起来。您不要以为这是出于偶然，这是缺点。这是艺术，经过劳动才获得的。这些圆周句给人留下强大有力的印象。”

《新娘》

最初发表在《大众杂志》一九〇三年第十二期上。

一九〇三年，该小说收入契诃夫自编的文集第二版第十二卷，他逝世后，一九〇六年，收入第十一卷。

该小说的手稿保存在档案馆内，上面有许多改动、删节、增补之处。

此外，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契诃夫这篇小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排样，这两次排样都经作者改过，供杂志使用。这个中篇小说登在杂志上的文本不同于第二校校样的文本。看来，另外还有第三校校样的文本，只是没有传到我们手里。杂志上的文本和文集的文本是相同的。由此可见，这个中篇小说有五个文本。

将这些文本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契诃夫对《新娘》的原文进行过十分仔细的加工。从一种文本到另一种文本，文字更加精练了，形象本身起了变化，虽然这篇小说的情节，对作者来说，却是从一开始就相当明确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改变了。在小说的草稿中，娜嘉原叫娜塔莎，尼娜·伊凡诺芙娜原叫伊丽莎白·伊凡诺芙娜。契诃夫为安德烈神甫特别仔细地挑选过名字，例如，格里果里、格奥尔吉、伊凡、瓦西里、叶戈尔。

契诃夫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这个形象的修改，从这个文本到那个文本，力图更加突出他的自我欣赏、心满意足、庸俗习气。对于尼娜·伊凡诺芙娜，契诃夫越来越突出她的利己主义、多愁善感、跟女儿缺乏相互了解。例如，原稿中有如下一段：“‘妈妈，亲爱的，为什么我这么闷闷不乐？’她过了一会儿问道，眼睛里涌出泪水，‘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什么事也不干。’

“‘难道在这儿会有什么事可干？’母亲马上问道，‘你那可爱的奶奶把样样事情都抓在手里，我就连给自己倒茶都不敢。我知道，你没事可干，闷得慌，可是你休想说服你的奶奶。’

“娜嘉拥抱母亲，两人就这样沉默下来。

“‘不过你也可以画画什么的，’尼娜·伊凡诺芙娜说，‘要不然，绣花也成。’

“‘可是何必绣花呢？何必画画呢？’母亲答不上话来。不知什么缘故，娜嘉心里烦躁，忽然哭了。

“‘原谅我，妈妈，’她说，‘今天我实在心绪不好。’”

在誊清的手稿和随后的三次校样中，这段文字大大改变了（请参看最后的文本，从“你怎么哭了，妈妈？”起，到“……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止）。

将小说的草稿和后来杂志上的文本比较，可以看出，契诃夫对萨沙和娜嘉的形象作了特别重大的改动。在有关萨沙的描写中删掉了某些贬低形象的个别特征。例如，在第一章里，删掉了以下的文字：“……她有个儿子，叫萨沙，已经是个大男孩子，在中学里学习，成绩不佳。”又如，“现在他上身穿着扣上纽扣的常礼服，下身穿着底边已经磨坏的旧帆布裤子”这一句在小说的草稿中原是这样：“……去年他身上也跟现在一样，穿着纽扣解开的黑色常礼服，下身穿着底边已经磨坏的旧帆布裤子”。第五章末尾删掉如下一段：“第二天在莫斯科，萨沙在火车站旁边跟马车夫吵架，剧烈地咳嗽着，咳得周身发抖，娜嘉这才明白，他的健康情况丝毫也没有好转，照旧有病。他留在莫斯科了，娜嘉则继续赶路，前往彼得堡。”原稿中祖母怀疑萨沙在莫斯科常常喝酒的句子也删掉了。在小说的草稿中，萨沙说话时常重复，这使得他显得单调，乏味。契诃夫把重复的话删掉。萨沙的形象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越来越严肃，深刻，带有诗意。作者改掉了原稿中主人公这样的特点（指下文用仿宋体排出的“不好幻想”。——译者）并不是偶然的：在草稿中——“娜嘉暗想，他是个有明确信念、有明确原则的人，不好幻想，坚定地相信他说的话是公正的；他反反复复地说他那些话，看来，已经有点使人厌烦、疲劳了，然而同时他的话里又有那么多美好的、神奇的、迷人的东西……”这段话在最后的文本中改成：“娜嘉暗想，他是个古怪而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在所有那些美妙的花园和奇特的喷泉里，都使人觉得有些荒唐可笑的东西；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天真，就连这种荒唐可笑，却又有那么多美……”萨沙那种有点放肆和过于古怪的特征，也随着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而逐步消失。现从手稿上摘下两个片段，根据这两个片段可以判断，在最后的文本中，娜嘉和萨沙的形象与原稿相比，有了重大的改变。在第四章“‘怎么啦？’萨沙问”之后，原稿是这样的：

“‘我挺不住了！’她说，轻声哭起来，肩膀在颤栗。‘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我想不通！’她接着说，眼泪汪汪地瞧着萨沙，搓着手，‘啊，我的上帝，我发疯了，我马上就要倒下了！’

“她低下头，靠在圈椅上，继续说话，极力把声音压低，免得让大厅里的人听见：‘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奶奶，看不起妈妈。……我简直完蛋了！’

“‘好吧！’萨沙轻声说，笑起来，‘您别哭了，要不然他们就会听见我们说话，会碍我们的事。这样说来，明天您跟我一块儿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您再从那儿到彼得堡去。妙极了！’

“于是萨沙又笑起来，开始用鞋打拍子，仿佛高兴地跳起舞来。

“‘妙极了，’他又说一遍，搓着手，‘明天您送我到火车站去，然后您也上火车，咱们就走掉了！我带上您的行李，给您买好车票，您自管放心好了。您有身份证吗？’

“‘有，’她说，微微一笑，然后又流眼泪，‘早就弄好了。’

“‘您听我说。我们来认真地谈一谈，’他皱起眉头，开口说，‘我相信，深深地相信，俄罗斯只需要两种人。这一点我是深深相信的，而且认为我有责任说服像您这样的人。我们生活在粗暴而愚昧的时代，只能服从少数人。我向您保证，您不会遗憾，也不会后悔，您甚至能找到一个出色的未婚夫，’他说，又笑起来，‘您去念书吧，然后就随命运把您带到任什么地方去。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第二个片断是在第六章，接着“……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下，去看萨沙”之后，手稿是这样的：“他跟去年夏天一样，留着胡子，头发散乱，仍然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子，可是他的外貌看上去憔悴，疲惫不堪。他显得又老又瘦，不断地咳嗽。

“‘啊！您从圣彼得堡来！’他高兴地说，‘哦，你们圣彼得堡有什么叫人吃惊的新闻吗？’

“他们坐了一阵，谈了一会儿，然后到饭馆去吃早饭。他边吃边说，不住地咳嗽。她呢，却没法吃东西，光是战战兢兢地瞧着他，生怕他在这饭馆里会倒下来，顿时气绝。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着，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您有病，这一点您知道得很清楚。’

“‘不，我没病。’

“‘您到我们那儿去吧。……我会照料您，我会像朋友那样，像姐妹那样服侍您……’她哭起来，‘我会像个欠着您的情、无限感激您的人那样服侍您。……我们一块儿走吧！’

“‘求上帝保佑我别这么干，’萨沙说着，笑起来，‘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事我没见过的？庸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不，我无法从命。我明天要动身到伏尔加河沿岸去旅行。’

“‘我们走吧！’她央求道，她已经泪流满面，泪水一滴滴地掉在盆子上，‘求求您，我们走吧！’

“‘不，娜嘉，您别求我了，我在你们家觉得无聊。再说，我身体健康，没什么可抱怨的。明天我从这儿跟一个小伙子一块儿到伏尔加河沿岸去。……小伙子挺好，不过他是圣彼得堡人，这就糟啦！比如你对他说，我很饿，想吃东西，说我深深地受了侮辱，遭到暴力的蹂躏，说我们正在退化，他听了这些话，回答起来，总是讲什么宗教大法官，讲什么左西姆，讲什么神秘的情绪，讲什么未来的曲折进程，而这是因为害怕直接回答问题。要知道直接回答问题是可怕的！这就像是在一片混乱中，大家七嘴八舌，胡说一气，一个人说“给我一把斧子”，给他的回答却是“见鬼去吧”。’

“‘您听我说，萨沙，我还是那句话。我那么感激您！我一心想带您回去，跟您谈一谈。我希望您对生活，对人温和些，开朗些。我一心巴望您的心灵安宁。’

“‘不，我不去。你们那儿沉闷无聊。’他付了饭馆的钱，然后扬声大笑，拍一下钱夹说：

“‘现在我一个月挣三百卢布！可了不得！’

“他把她送到火车站，请她喝茶，吃苹果。……”

在这篇小说的最后一稿中，萨沙变得温和多了，添了抒情的味道，少了些古怪，然而另一方面他的主张也就比较含混了。例如，萨沙讲到舒明一家人居住的那个城市的一段话，在杂志的文本中是没有的，因为在小说的第二次校样中已经由作者删掉，这一段话如下：“‘没有一个小铺卖东西不短斤缺两，也没有一个当官的不每天打牌，灌白酒。街道上到处都是烂泥、垃圾、臭气。在你们这个城里，有谁借了钱肯还？要是有人在您这儿拿本书去读，那一定是装模作样。在俱乐部里，或者在什么地方的庄园里，您去听那些先生们的高论吧，他们光会谈悲观主义，谈生活没有给他们什么欢乐和光明。这些骗子！……这个城死气沉沉，城里的人也死气沉沉，’萨沙继续说下去，‘假如这个城坍塌了，那在报纸上也不过登上三行新闻，谁也不会觉得可惜。这是个落后的城市。俾斯麦说过：套车慢，可是赶车快……俄国人的性格就是这样。这个城呢，老实说，还刚刚准备套车，可是能到哪儿去呢！’”

契诃夫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萨沙坚决的见解，仿佛要压低他的形象，同时，从这一稿到另一稿，契诃夫却把娜嘉写得越来越勇敢，独立，坚决，成熟。在最后一个文本中，娜嘉已经大大超过萨沙，站在比他高的等级上。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一个文本中，娜嘉对萨沙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这不是偶然的。娜嘉与这篇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相互关系也有更为重要的改变。例如，娜嘉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反感显得更加尖锐。比如说，在小说的草稿中有这样的描写：“他搂住她腰的，讲得那么亲切而自然。他在自己这个寓所里走来走去，感到那么幸福；可是她却处处只见到庸俗，可怕的、愚蠢的、纯粹的庸俗，只看到她未婚夫的很软的手上那些短短的手指，身上穿着全新的、熨平的裤子……”在最后一个文本中，上文改为：“他搂住她的腰，讲得那么亲切而自然，他在自己的这个寓所里走来走去，感到那么幸福；可是她却处处只见到庸俗，愚蠢的、纯粹的、使人不能忍受的庸俗。他搂住她腰的那只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凉，像铁箍一样。”与手稿相比，在杂志刊登的小说文本中，娜嘉对母亲的深入了解要早得多，在手稿中，娜嘉很长时间看待尼娜·伊凡诺芙娜就像小孩子看待成年的、严肃的、有丰富阅历的人一样。娜嘉跟她的母亲在花园有一场不成功的谈话，关于娜嘉如何对待这次谈话，在第四个小说文本中是这样写的：“母亲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娜嘉呢，不知什么缘故烦恼起来，她忽然哭了。

“‘原谅我吧，妈妈，’她说，‘我今天心绪实在不好。’”

在最后一稿中：“娜嘉感到母亲不理解她，而且也不可能理解。她生平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甚至觉得害怕，想躲起来。她就走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或者另外一个场面（草稿）：“娜嘉沉默了，翻身朝着墙。尼娜·伊凡诺芙娜坐了一会儿，问道……”在最后一个文本中，娜嘉不再沉默，她对母亲说的话充满痛苦，而且严峻：“‘我亲爱的好妈妈，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嘉说，‘你很不幸，可是你为什么说些庸俗的话呢？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

契诃夫删改了原来写到娜嘉过分犹豫、处理问题不坚决的文字，从而加深她的性格。例如，在小说草稿中有这样一段：“可是现在离婚期至多一个月，不知什么缘故她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假如她的婚期因故推迟到秋天，或者甚至到冬天，那她就有时间来考虑，也许还会强烈地爱她的未婚夫呢。”在小说的最后一个文本中改成了：“可是现在离婚期不过一个月了，不知什么缘故，她开始感到恐惧和不安，就像有一件什么不明不白的苦恼事在等待她似的。”娜嘉已经确切地知道什么使她苦恼，什么使她不满意。她知道她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因为他是旧世界的代表，庸俗和不公正的世界的代表。在小说的第一个文本中，娜嘉把她不爱未婚夫的原因归之于他个人的品质：“我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不可能爱他，我办不到！你要明白，我就是办不到！就算我过去喜欢过他，可是现在我全看清楚了……我了解他是怎么个人，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主啊，我的上帝！你要明白才好，妈妈，他愚蠢！”在小说的最后一个文本中，她把自己对未婚夫越来越增强的反感跟她对周围社会环境的不满直接联系起来：“‘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就会明白！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多么庸俗无聊、有失尊严就好了。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全都看清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要知道，他并不聪明，妈妈！’”下面还有一段：“‘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我想不通！我看不起我的未婚夫，看不起我自己，看不起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重要的是，娜嘉不是按萨沙的方式，而是完全按另外的方式对待她所选择的行动。萨沙认为这个行动是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契诃夫在誊清后的小说原稿上所加的以下的话，后来在第二校校样上被删掉了：“‘即使您作出牺牲，要知道，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牺牲不行，缺了下面的阶梯，楼梯也就没有了。然而，子子孙孙会向你道谢的！’”），而娜嘉本人则欣喜地迎接新生活。在小说的最后一个文本中，作者更加强调女主人公的乐观主义情绪。例如，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文本中，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的。草稿上的结尾是这样的：“她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就要乘车走了，在她面前现出劳动的、宽阔的、纯洁的生活。”在杂志上刊登的文本的结尾则是：“她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动手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里人告别，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座城，而且觉得，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契诃夫是在一九〇二年十月间开始写这篇小说的。俄国文学家米罗柳博夫在十月八日打电报给契诃夫，问起新作品的题名，十月十六日契诃夫回信道：“一有可能，我就立刻把小说的题名寄给您，也就是说在确定主题之后……”十月二十日，契诃夫通知他说：“既然您那么需要小说的题名，那就姑且叫它《新娘》吧，不过以后我可能会改变题名。……请您别生气。小说我会写成的。”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情况，契诃夫曾于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给俄国文学家戈尔采夫和同日给他的妻子克尼碧尔-契诃娃的信中谈到过。在写给克尼碧尔的那封信中，契诃夫告诉她说：“我在为《大众杂志》写一篇小说，是按旧的风格写的，按七十年代的风格写的。我不知道会写得怎么样。”一月三十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上又说：“我在写一篇小说，不过写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写，也许因为小说人物太多，也许是不习惯了，只好慢慢适应。”

契诃夫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一直担心书报检查官的干扰，他在二月九日给米罗柳博夫的信上说：“但愿我的《新娘》不致受到那些注视着您的杂志的纯洁性的未婚夫们的非难。”这篇小说在二月二十日写完，当天契诃夫写信通知《大众杂志》编辑部说：“小说已经写好了。我要把它誊清一遍，顺便再修改一下，大约要五天工夫吧，那么，二月二十五日我就会把小说寄给您了。”……契诃夫不是在二十五日把小说寄出的，而是推迟了两天，并且随稿附去一封信，信上说：“我骗了您两天，我不是照信上所说的那样在二十五日写完小说的，而是到二十七日傍晚才写完。不过也不要紧。我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不能再照从前那样写作，很快就觉得累了。请把校样寄来，因为需要修改，而且要把收尾的工作做完。结尾我素来是在校样上完成的。”

契诃夫是在三月和六月读小说校样的。六月五日，他写信给俄国文学家魏列萨耶夫（魏列萨耶夫跟高尔基一起还在春天就读过小说的初校）说：“《新娘》改得面目全非，在校样上重写了。”关于文稿的修改，契诃夫于六月十二日还通知米罗柳博夫说：“今天我把我的小说挂号寄给您。……我埋头修改，左删右改。”七月二日，契诃夫又在信上请求他说：“要是您把校样再寄给我看一下，那就太好了，这倒不是为了修改，只是随便看看，更动几个标点符号罢了。”七月六日，米罗柳博夫回信说：“我为校样很感激您。我们会把您修改后重新排出的校样寄给您的。”七月十日，杂志编辑部把《新娘》重排后的校样寄给了契诃夫。

魏列萨耶夫在回忆录中关于契诃夫的这篇小说写道：“前一天晚上（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高尔基家里，我们读了契诃夫的新作《新娘》……安东·巴甫洛维奇问：

“‘怎么样，你们觉得这篇小说怎么样？’

“我迟疑了一下，可是决定把自己的意见直率地说出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女孩子不是这样出走参加革命的。像您的娜嘉那样的姑娘，不会去参加革命。’

“契诃夫的眼睛带着严厉的警觉神情瞧了我一眼，说：

“‘参加革命是有着各式各样的道路的。’”

俄国文学家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契诃夫要求他把小说读一遍。“我读了一遍。这篇小说就是《新娘》，小说里响起一种对契诃夫来说是新的而不是阴郁的调子。对我来说，事情很明白，契诃夫的整个心情，他对生活的艺术认识有了转变，他的艺术创作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九〇四年一月，俄罗斯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写给契诃夫的信上说：“您的新娘多么光辉可爱，多么动人啊！”

这篇小说发表以后，许多批评家意见一致，说《新娘》是作者在创作中的转折点，表现了他比较精神饱满、乐观地理解现实了。他们讲到，契诃夫完全不是人们至今所认为的那种缺乏热情的艺术家。

俄国文学家博齐亚诺夫斯基在《罗斯》一九〇四年第二十二期上写道：“契诃夫的全部小说明显地表现了他具有崇高的理想，他用这种理想衡量周围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在这个理想面前却过分渺小和庸俗。”批评家们强调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认为小说表现了对庸俗习气的积极反抗。批评家沃洛申在一九〇四年一月八日的《基辅评论》上说：“抛弃城市，等于抛弃自私生活的思想，抛弃饱食终日、贪吃懒做的寄生生活，抛弃生活中的琐事细故和无谓的生活，走向一个人所选择和热爱的工作这条宽阔、光明的大道。”格尔罗特在《南方论丛》一九〇三年第二期上发表看法，认为契诃夫的作品的艺术优点就在于他能够“通过艺术概括的过程反映我们俄罗斯的整个庸俗习气”。他们赞扬这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跟旧世界的庸俗习气和市侩习气决裂。博齐亚诺夫斯基写道：“娜嘉在契诃夫设计的条件下的出逃，几乎发生在举行婚礼的前夜，无疑是一种个人的英雄业绩。”沃洛申在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小说人物之间作了比较，指出，如果说屠格涅夫的人物“仍然把爱情当作生活的基础”，那么，契诃夫的女主人公却已经在寻找生活的意义；而娜嘉则“找到了她的事业，从事这个事业去了”。很自然，批评家们有关小说的乐观主义性质的议论正是与娜嘉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上述的沃洛申号召社会“像新娘这位妇女那样勇往直前地走向选定的事业，去从事这个事业”。包格丹诺维奇在《世界》杂志一九〇四年第一期上，约翰逊在《真理》杂志一九〇四年第五期上，都以积极的态度评价这篇小说。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们高度评价《新娘》，然而由于他们的社会局限性而不可能十分正确地理解这篇小说和作者本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怀疑契诃夫的乐观主义的稳定性，不是出于偶然的。

可是资产阶级自由派批评家对这篇小说除了积极的评价以外，也有人贬低它，将《新娘》归到契诃夫的中等作品里去了。例如，格尔申宗在《科学的语言》一九〇四年第一期上撰文，认为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近似草图”，“描个轮廓”而已，又如，批评家符·赫在其发表在《和平劳动》一九〇四年第二期上的论文中写道，这篇小说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平平常常，不出色。

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信使报》上，文学批评家舒利亚季科夫站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否定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虽然对小说《新娘》的总的评价是肯定的，可是却做出极端狭隘和错误的结论。舒利亚季科夫要求“天才作家的无条件崇拜者和赞颂者”不要把契诃夫创作中的新情绪评价过高。他写道：“我们一分钟也不该忘记，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因而不应忽视某些人的社会面貌的特点，他们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暂时和我们的利益相一致。”

批评家们把《新娘》看作契诃夫创作发展中的转折点，但是他们这一回也没有揭示契诃夫这篇最重要作品的全部深度和社会意义。

[1] 俄国出版商，合同指他收购契诃夫的一切作品，并请契诃夫自编文集。

[2] 原文为拉丁语。

[3] 指1897年4月30日的谈话。

[4] 俄国政论家，《周刊》编辑，后来为《新时报》撰稿。

[5] 指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等人。——俄文本编者注

[6] 原文为法语。

[7] 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文本编者注

[8] 基督教经书中的一个人物。

[9] 原文为法语。

[10] 指《出诊》、《新别墅》、《公差》。——俄文本编者注

[11] 原文为法语。

[12] 列维坦（1861—1900），俄国风景画家，契诃夫的朋友。

[13] 至于书报检查官如何改动原文，不详。——俄文本编者注

[14] 即克里米亚。

[15] 指列夫·托尔斯泰。——俄文本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