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第一卷

第二版出版说明

本书出版的说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对本本主义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我们的经济政策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实践论

矛盾论

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上）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反对自由主义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战争和战略问题

五四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

反对投降活动

必须制裁反动派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共产党人》发刊词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纪念白求恩

新民主主义论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中国工人》发刊词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团结到底

论政策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第三卷

抗日战争时期（下）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改造我们的学习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质问国民党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组织起来

学习和时局

为人民服务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两个中国之命运

论联合政府

愚公移山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第四卷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关于重庆谈判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三个月总结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关于工商业政策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关于情况的通报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关于健全党委制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关于淮海战役的的作战方针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将革命进行到底

评战犯求和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第五卷

出版说明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不要四面出击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元旦祝词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批判大汉族主义

解决“五多”问题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驳“舆论一律”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论十大关系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

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做革命的促进派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第六卷（静火版）

出版说明

静火有言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

介绍一封信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记者头脑要冷静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党内通信——建议召开县五级干部大会

关于西藏平叛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要政治家办报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在庐山会议上的多次讲话、批语

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的批示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

十年总结

同斯诺的谈话——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

彻底纠正“五风”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论反对官僚主义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

关于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

中国的大跃进

同斯诺的谈话——关于越南战争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革命对象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人民给政府饭吃，吃了饭就要为人民服务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突出政治，反对折衷主义

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

第七卷（静火版）

出版说明

静火有言

文化大革命时期

关于农业机械化——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学校一律要实行半工半读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同胡志明的谈话——不搞清官贪官，搞文化大革命

给江青的信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对刘少奇到学校做公开检查的批示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论夺权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批评“二月逆流”

论革命的“三结合”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

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在听了氢弹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要和工农兵结合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赤脚医生就是好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对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与黎笋的谈话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我的一点意见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

对外宣传工作不可强加于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

对反革命不要杀，保留活证据

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国方面的声明

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谈话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

启用邓小平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

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

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对在押国民党战犯、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

要安定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

关于《水浒》的评论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

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

后事交代

版本信息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二版出版说明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在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先后出版，距今已有三四十年。现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对《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进行修订，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七十周年之际出版第二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第二版仍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这篇著作，曾一度散失，六十年代初才重新得到，后经毛泽东同志审定，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次修订，对有些文章误署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对正文中的某些史实以及少量错字、漏字等，作了校正。对某些用字，包括少数生僻难认的地名用字，根据文字规范化的要求，作了更改。对有些题解，作了少量史实和提法方面的修正；同时，新写了几篇题解。对正文所作的校订，分别列表附在各卷书末。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改正注释中某些错讹的史实和不准确的提法，增补一些新的注释，删去少量的注释。注释校订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从一九六二年起着手进行的，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这次校订，在六十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注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增补。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二月

本书出版的说明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搜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还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下面有几点属于出版事务的声明：

第一，现在出版的这个选集，还是不很完备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许多书信和电报（这些在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占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经流行的著作，例如《农村调查》，遵照著者的意见，没有编入；又如《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遵照著者的意见，只编进了其中的第一章（即《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第三，选集中作了一些注释。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题解的，附在各篇第一页的下面；其他部分，有属于政治性质的，有属于技术性质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各时期的著作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7〕，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8〕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9〕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10〕，（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11〕，（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12〕、铁路罢工〔13〕、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14〕、沙面罢工〔15〕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16〕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7〕，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注　　释

*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1〕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一九二五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二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名为《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停刊。

〔4〕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5〕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6〕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这里是指中农。

〔8〕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9〕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10〕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11〕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12〕指一九二二年香港和上海的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于一月十二日，坚持了八个星期。最后，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烈士的家属。上海海员罢工于八月五日开始，坚持了三个星期，也得到胜利。

〔13〕指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他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二月七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14〕开滦煤矿是直隶省（今河北省）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当时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开滦罢工指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月间矿工三万余人举行的大罢工。英帝国主义者和北洋军阀对这次罢工进行残酷的镇压，工人死伤很多，但是仍然坚持斗争。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焦作煤矿，在河南省北部，当时也为英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焦作罢工指一九二五年七月爆发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响应五卅运动而发动的，前后坚持七个多月。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并且被迫接受增加工资、不无故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项条件。

〔15〕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一九二四年七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七月十五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16〕指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六月十九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二十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二十五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17〕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1〕，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2〕，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4〕。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5〕，坐飞机回广东〔6〕了。吴佩孚〔7〕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8〕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9〕，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10〕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11〕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2〕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

——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13〕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14〕、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15〕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6〕，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

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17〕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

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8〕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19〕，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20〕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2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22〕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23〕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24〕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5〕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26〕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27〕有什么两样！

注　　释

*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1〕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2〕赵恒惕（一八八○——一九七一），湖南衡山人。一九二○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七月至九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3〕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4〕“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5〕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6〕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7〕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一九二○年七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8〕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

〔9〕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一九二七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10〕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11〕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12〕袁祖铭，贵州军阀，在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期间曾经盘据湘西一带。

〔13〕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14〕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15〕都总、团总是都、团政权机关的头领。

〔16〕“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17〕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18〕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19〕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20〕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一月间，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21〕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22〕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7〕。

〔23〕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24〕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5〕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26〕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一九二七年二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27〕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

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1〕，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2〕，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3〕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4〕。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5〕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6〕发生和

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7〕，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8〕。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9〕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10〕，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12〕。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

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3〕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4〕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1〕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2〕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3〕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一九二六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炸死。

〔4〕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5〕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济南、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

〔6〕中国红色政权在组织形式上，和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是相同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巴黎公社和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维埃是工农革命政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最适当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起义，即以代表会议为工农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有区别的。

〔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一九二八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8〕这是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三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在湖南省东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二十多天。在湖南省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三月之久。关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参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

〔9〕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10〕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11〕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12〕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和朱德率领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改称红军第四军）。四五月间，第四军在遂川的五斗江、永新的草市坳和永新城，先后打败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二、三次“进剿”。六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在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和龙源口地区，打败江西敌军第四次“进剿”。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多次失败以后，又联合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七月间，“会剿”的敌军先后侵占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城。红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出击湖南敌军后方的酃县，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江西敌军，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到处包围袭击敌军。结果，湖南敌军仓皇退守茶陵；江西敌军也被围困于永新地区。

〔13〕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参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4〕大小五井山区就是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四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1〕，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2〕，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3〕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4〕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士兵委员会〔5〕。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6〕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7〕。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8〕；（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9〕；（三）平浏的农民〔10〕；（四）湘南的农民〔11〕和水口山的工人〔12〕；（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13〕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14〕，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5〕。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6〕。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7〕。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18〕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19〕。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20〕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2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22〕。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3〕。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24〕。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25〕，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湖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26〕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2〕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3〕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参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16〕。

〔5〕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6〕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12〕。

〔7〕“反水”意为叛变。

〔8〕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18〕）。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9〕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10〕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11〕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12〕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13〕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万二千多工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14〕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15〕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16〕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17〕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18〕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19〕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20〕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1〕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22〕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21〕）等。

〔23〕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24〕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25〕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26〕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2〕。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3〕、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4〕、李闯〔5〕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创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许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1〕见本卷《井冈山的斗争》注〔5〕。

〔2〕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3〕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4〕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公元八七八年，王仙芝被杀后，黄巢收集王的余部，被推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他领导的起义队伍，曾经多次出山东流动作战，转战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陕西等省。公元八八○年，黄巢攻破潼关，不久占领长安，建立齐国，自称皇帝。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又受到李克用沙陀军及诸道军队的进攻，黄巢被迫退出长安，转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东，于公元八八四年失败自杀。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

〔5〕李闯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一六四四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2〕、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3〕，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4〕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5〕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6〕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7〕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8〕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9〕，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0〕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11〕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2〕，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3〕，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4〕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15〕旅已被击破；陈卢〔16〕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17〕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18〕、熊式辉〔19〕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报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年五月）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

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

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

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

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3〕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

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

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4〕，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5〕，半自耕农〔6〕，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7〕，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

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8〕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注　　释

*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1〕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3〕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4〕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5〕这里是指中农。

〔6〕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7〕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8〕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1〕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2〕，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3〕，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4〕，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

〔1〕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但从一九三三年夏季，蒋介石就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

〔2〕圩场，江西、福建等省农村中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3〕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同时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训令》还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4〕检举运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四年间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检举工农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检举，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　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1〕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四　贫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注　　释

*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一九三三年十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我们的经济政策[*]

（一九三四年一月）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1〕。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2〕，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作的。

〔1〕农业生产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头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地是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动。

〔2〕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以便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对此都有记载。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1〕，福建的才溪乡〔2〕，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3〕。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4〕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5〕，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6〕、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1〕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2〕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

〔3〕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写的《才溪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

〔4〕公略县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这里牺牲。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这个县以纪念他。

〔5〕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四千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也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6〕见本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注〔3〕。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1〕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2〕，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3〕，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4〕，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5〕，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6〕和外交谈判〔7〕，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8〕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9〕。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10〕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11〕、冯玉祥〔12〕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13〕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14〕，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15〕，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16〕，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17〕。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18〕，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19〕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20〕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21〕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22〕。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23〕。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24〕）：中央红军〔25〕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26〕，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27〕。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28〕，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29〕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30〕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31〕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32〕，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33〕，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34〕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35〕，太平天国战争〔36〕，义和团战争〔37〕，辛亥革命战争〔38〕，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39〕。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1〕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十二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许多省得到响应。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六月死于北京。

〔2〕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3〕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美国政府发起，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次年二月六日，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作用，是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中国来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公约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用“机会均等”的名义压倒对手，进而独占中国准备了条件。

〔4〕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5〕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6〕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当时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7〕外交谈判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一九三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8〕一九三五年，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一切爱国人们的公开拥护。

〔9〕毛泽东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蒋介石继续实行对日妥协、对内屠杀和镇压的反动政策，如出卖华北主权，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围攻要求抗日的红军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尽量揭穿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也因此，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说到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分化，党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组织两党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10〕蔡廷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与蒋光鼐（前任总指挥）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十九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以很大影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但是这个战争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而失败。随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同红军作战。这时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逐渐觉悟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一起，代表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月，他们又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1〕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一九二三年在湘军中任师长兼湘南督办。一九二六年春利用并参加湖南人民反对军阀吴佩孚、赵恒惕的运动，任湖南省代省长。表示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愿意参加北伐。同年六月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北伐战争中，一度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开展工农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当选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四月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积极主张东征讨蒋，对两湖右派势力发动的反动事件亦表示反对。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他也背弃了“拥护三大政策”的诺言。晚年支持和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2〕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以后曾赴苏联考察。一九二六年九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随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十月间失败。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13〕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14〕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十二月，该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

〔15〕马占山（一八八五——一九五○），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他曾率领部队进行抵抗。

〔16〕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因与蒋争夺权利，一九三一年二月被蒋监禁。九一八事变后被释放，由南京到广州，依托两广派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一九三四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表示了赞成抗日的态度。

〔17〕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提出，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余人署名公布的。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18〕指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19〕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叫做“匪”，把他们自己进攻革命军队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20〕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七月，任中央代表、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十月，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任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随后创建了湘鄂川黔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于北京。

〔21〕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原驻湘赣边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等率领下，誓师突围转移。同年十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率领的红军第三军（后改称第二军团）会合，十一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和军区，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2〕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23〕川陕边区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五月开始向四川、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的边境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八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卓克基地区组织右、左两路军北上。九月，曾经长期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北上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间，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甘孜等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以后，第二、第六军团正式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被迫率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同年十月，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24〕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25〕中央红军指主要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26〕一九三五年七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先在东线击溃了敌人两个旅，将该线敌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的劳山战役中消灭敌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其师长，不久又将敌军一○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陕西富县榆林桥。于是敌人重新组织兵力，以董英斌（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带五个师分两路进攻，东边一个师沿陕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西富县方面前进。同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十一月，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接着红一方面军歼灭敌军一○九师于富县西面的直罗镇，又于追击中歼灭敌军一○六师一个团于张家湾地区。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7〕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这些部队，在八个省份内十五个地区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赣粤边地区、闽赣边地区、闽西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边地区、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中地区、湘鄂赣边地区、湘赣边地区、湘南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鄂豫边地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今为海南省）。

〔28〕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东北地区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下，组成不同名称的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三年初，绝大部分义勇军都溃散了。同年秋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各地原已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当时也称工农义勇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六年二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反日部队，发表了统一建制宣言，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十一个军，在共产党员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领导下，长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热河省（现分属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冀东，当地人民纷纷起来武装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爆发的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的抗日起义。一九三四年，孙永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在河北省东部的兴隆、遵化、迁安、青龙和热河省南部的承德、平泉（这两个地方今属河北省）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五年。

〔29〕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苏联人民反对英、美、法、日、波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平定白党叛乱的战争。

〔30〕毛泽东在这里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因此，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场领导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胜利的战争。在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这样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31〕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2〕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33〕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34〕见《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中国许多诸侯相互不间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孟子有此说法。

〔35〕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36〕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一八六四年失败。

〔37〕义和团战争是一九○○年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战争的，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他们用宗教迷信互相联系，在秘密结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的联合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的联合侵略军在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38〕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39〕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

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1〕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2〕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3〕，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4〕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5〕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6〕，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7〕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8〕，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9〕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10〕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2〕）。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3〕，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拚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14〕，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15〕，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

——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6〕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17〕，福建的两次“围剿”〔18〕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9〕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20〕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21〕、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六年〔22〕、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23〕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 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 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 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 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51〕，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　　释

*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确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17〕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打破。

〔19〕“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过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布列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8〕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31〕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下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敌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参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1〕见《孙子·军争》。

〔42〕AB 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 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围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战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1〕，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2〕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3〕，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5〕、何应钦〔6〕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7〕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8〕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9〕。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注　　释

〔1〕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3〕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阳抵达南京后发表的。

〔4〕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5〕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6〕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7〕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8〕见《论语·为政》。

〔9〕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和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和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红军和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和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的说法，更是完全的空谈。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和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和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红色区域实行和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和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和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和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和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在我们和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的愤怒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志气和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和各省党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和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和爱国的人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和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我们希望他们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和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伟大的革命时期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

目前发展阶段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2〕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3〕，十二月决议〔4〕，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5〕，八月致国民党书〔6〕，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7〕，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8〕，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9〕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10〕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11〕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12〕，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13〕，两广事变〔14〕，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15〕，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16〕，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七）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八）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17〕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一○）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18〕，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一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 主义〔19〕和恶意的污蔑。

（一二）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20〕。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21〕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一三）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

（一四）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领导责任

（一六）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22〕，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一七）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一八）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一九）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二○）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1〕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华北事变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这一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开始与日方会商。七月六日，何应钦正式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日方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更策动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一度占领了县城。十一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十二月，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3〕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4〕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于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下面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红色政权，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5〕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6〕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9〕。

〔7〕指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下面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两节：“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红色政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8〕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9〕这个电报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发出，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10〕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1〕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商讨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1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先后共达四万五千余人。罢工坚持二十天左右，获得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自十一月份起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等。十一月十九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开始罢工。十二月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罢工工人遭到镇压。

〔13〕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以后，特别是自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英美就开始改变对于日本的态度，并且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影响。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英国曾经主张拒绝日本所提出的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还能够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政策。

〔14〕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发表通电，宣布“北上抗日”，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买了陈济棠的军队。七月，陈济棠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达成协议，事变和平解决。

〔15〕一九三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向绥远（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进攻，当地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击退这次进犯。十一月，日伪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当地驻军再次进行抵抗。全国人民开展援绥运动，组织后援会和战区服务团，并且募集款项、棉衣等支援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绥远的中国驻军击溃了日伪军，收复了当时日伪军在绥北的主要基地百灵庙。

〔16〕一九三六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英美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年的三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会谈，最后发表共同公告，宣布双方意见“未能全部一致”。在同年九月至十二月的中日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又采用拖延的办法，使谈判未获结果而停顿。

〔17〕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18〕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9〕阿Q 是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 正传》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 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20〕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第九节和第十节。

〔21〕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他们称之为“清党运动”。从此，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22〕这里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情况。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

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1〕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2〕，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3〕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4〕，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5〕，杨虎城出洋〔6〕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7〕，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8〕，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9〕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10〕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样；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11〕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12〕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3〕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14〕，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

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1〕见本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1〕。

〔2〕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加紧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暂时采取了和缓姿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诡称要调整中日两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日本财阀儿玉谦次等还组织了所谓“经济考察团”来华，诡称要协助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所谓“佐藤外交”和“日本后退”，就是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骗人的阴谋。

〔3〕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随后又把他们押到苏州，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一九三七年四月，这个法院的检察官对沈等提出“公诉”，并于六月十一日和六月二十五日两次开庭审判，说他们违犯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5〕西安事变以前，东北军驻在陕西、甘肃境内，同西北红军直接接触，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隔离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并且乘机分裂东北军内部，强令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和苏北地区。

〔6〕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释放蒋介石后送蒋回南京，即被长期囚禁。杨虎城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辞职，六月二十九日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但不久也被蒋介石逮捕长期监禁，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军迫近重庆的时候，在集中营内遇害。

〔7〕潼关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重地。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驻在潼关以东，准备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某些号称“左”倾的人们（张国焘是其中之一），主张“打出潼关去”，向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这种主张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反的。

〔8〕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法国政府积极地参加了十四个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并在这次干涉失败以后继续执行孤立苏联的反动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苏联的日益强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由于法西斯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法国政府才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后来并未忠实地执行这个条约。

〔9〕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0〕见本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5〕。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二、十三部分（《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4页）。

〔12〕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二部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14、279—293、400—402页）。

〔13〕见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原文如下：“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3页）

〔14〕这里所说的分歧，指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党中央路线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新的一致，标志着这个分歧已经解决。至于后来张国焘公开叛党，堕落为反革命，那已不是领导路线上的问题，而只是个人的叛变行动了。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4〕”，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5〕。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6〕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7〕。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9〕，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注　　释

*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1〕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矛盾论[*]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2〕。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3〕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4〕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6〕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7〕。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8〕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9〕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10〕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2〕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3〕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14〕，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15〕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16〕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17〕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18〕），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19〕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20〕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2〕，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23〕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26〕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8〕，《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29〕和《聊斋志异》〔30〕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1〕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32〕（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3〕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34〕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35〕。

六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36〕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7〕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注　　释

*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1〕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3〕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4〕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6〕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7〕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8〕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9〕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1〕参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12〕见《孙子·谋攻》。

〔13〕魏徵（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4〕《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15〕木马计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据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16〕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7〕见本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8〕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19〕参见本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0〕见本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1〕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2〕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3〕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4〕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2〕。

〔2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6〕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7〕《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8〕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3〕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34〕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相对中有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36〕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37〕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新的译文是：“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282页）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上）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

办法和前途[*]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1〕的第二日，七月八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2〕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

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3〕和《新闻检查条例》〔4〕，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5〕，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的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 主义〔6〕，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注　　释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十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同日本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同中国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在这以后，直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背叛了他在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一条共产党路线和另一条蒋介石路线之间的斗争。

〔1〕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2〕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平津、河北、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一带。宋哲元是这个军的军长，他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曾一度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冯治安是这个军的第三十七师师长，该师的一一○旅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3〕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用“危害民国”的罪名作为迫害和杀戮爱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借口。按该法的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书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4〕《新闻检查条例》，指国民党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同年十月五日又作了补充规定。《新闻检查标准》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报刊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将稿件送交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删改和扣留。

〔5〕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八节。

〔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9〕。

为动员一切力量

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甲）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九一八”〔1〕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2〕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以西安事变〔3〕和国民党三中全会〔4〕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乙）但在另一方面，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5〕，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平津之后，依靠其野蛮的武力，借助德意帝国主义的声援，利用英帝国主义的动摇，利用中国国民党对于广大劳动民众的隔离，毫无疑义将继续坚持其大规模进攻的方针，实行第二步、第三步的预定的作战计划，向着整个华北及其他各地作猛烈的进攻。察哈尔〔6〕、上海等地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抵御强寇的进攻，保卫华北和沿海，收复平津和东北，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当局必须深切地认识东北平津丧失的教训，认识阿比西尼亚亡国的覆辙〔7〕，认识苏联过去战胜外敌的历史〔8〕，认识西班牙现在胜利地保卫马德里〔9〕的经验，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多年企望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然而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有些国民党人说：待抗战胜利后再实行政治改革吧。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丙）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十大救国纲领如下：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

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丁）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提纲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

〔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3〕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11〕。

〔5〕参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题解。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3〕。

〔7〕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八节。

〔8〕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9〕。

〔9〕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用虚伪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帮助侵略者，又由于人民阵线内部发生了分化，马德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陷落。

反对自由主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2〕。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3〕。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4〕。同年九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5〕。不但发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6〕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7〕。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问题，红军改名问题等，共产党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著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8〕，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

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0〕。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11〕，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我们相信，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的。因为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民主义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战胜，中国人民的亡国奴境遇就无可避免。真正贤明的国民党人是决不愿意这样的，全国人民也决不会眼看着尽当亡国奴。而况蒋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会悔之无及了。

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应学习西班牙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是从极困难的境遇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条件优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缺乏一个能执行全部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中国应该补救这些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他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一切忠诚爱国的国民党人当不以我们的建议为不切需要。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建议是符合于客观的需要的。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　　释

〔1〕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3〕。

〔2〕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4〕。

〔3〕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5〕。

〔4〕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9〕。

〔5〕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7〕。

〔6〕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7〕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9〕。

〔8〕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9〕《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0〕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1〕诸青来，上海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新学识》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2〕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惟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3〕，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4〕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注　　释

〔1〕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绥远，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任英国首相。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

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　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

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

（一）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

（二）但是我们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1〕，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3〕）：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四）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五）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六）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4〕，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

（七）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

1、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

2、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

3、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国主义。

4、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

另一方面则表现：

1、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2、民众运动开展了一步。

3、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

4、国民党中主张改革现状的势力正在增长。

5、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

6、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

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因此，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九）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十）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

（十一）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十二）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是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危机也许将延长，也许将较快地被克服。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部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在中国外部是苏联的援助。

（十三）国民党有在其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这种可能〔5〕。这主要地是因为日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它实现这一改造，以便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这一改造无疑须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我们是站在建议的地位。

（十四）改造政府。我们提出了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一改造也无疑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

（十五）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一改造，同样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八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本身应该扩大。

二　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

（十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6〕，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十七）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

（十八）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十九）还在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又在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特别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二十）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7〕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8〕），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二十一）几个月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对这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在参加政权问题上，中央发出了一个决议案的草案〔9〕。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10〕（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

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11〕（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

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12〕。

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

在南方各游击区〔13〕——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14〕的警戒。

在《解放周刊》〔15〕，坚持了严正的批评态度。

（二十二）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二十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二十四）但是必须清楚地懂得，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二十五）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但是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

（二十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

（二十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16〕；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CC 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中〔17〕。抗战的军队是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其中某些成分是开始了或准备着改造。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二十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谣言的制造厂，“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今后将要与日俱增。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

（二十九）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从这时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反对这个提纲；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1〕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发展的状况，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并且着重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2〕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本书第一卷）。本文谈到的这次会议提出的原则问题，见毛泽东的这个报告。

〔3〕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内容如下：“（一）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下定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和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五）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六）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八）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4〕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5〕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民曾经希望国民党进行改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作了许多准备改革的诺言，但随后又一个一个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因此，当时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国民党改革的可能性没有实现，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明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

〔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7〕庐山训练班，又名庐山暑期训练团，是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受训的有国民党党、政、军、警、教育等部门的高中级人员。

〔8〕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9〕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内容如下：“（一）今天抗战的形势，急需要有一个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才能有利于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准备参加这样的政府，即直接公开担负政府的行政责任，并在其中起积极作用。然而今天还没有这样的政府。今天有的，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二）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三）在党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因为这种参加，徒然模糊共产党人的面目，延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于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无利的。（四）但在特殊地区的地方政府如战区的地方政府中，由于旧的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基本上愿意实行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公开活动的自由，并且由于当前的紧急形势，使共产党的参加在人民和政府看来，均已成为必要，共产党可以去参加。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五）共产党在没有公开参政以前，参加全国国民大会之类的商讨民主宪法和救国方针的代议机关，在原则上是许可的。因此，共产党应力争自己的党员当选到大会中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推动统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六）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下，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各种联合委员会（例如国民革命同盟会、群众运动委员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共产党应该经过和国民党的这种共同行动，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七）在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色政权机关改为特区政府之后，它们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经取得的合法地位，参加到一切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军事的和群众的机关中去。（八）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10〕这里所说的“议会主义”倾向，指当时共产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抗日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议会制度的一种意见。

〔11〕一九三七年八月，在西安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发出通告，无理取缔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其他进步团体。当时，中国共产党陕西党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于同年九月间自动解散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要该会的一些干部参加国民党包办的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设计委员会。西安的群众救亡运动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中央随即纠正了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倾向。陕西省党组织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地发动群众，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展开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安各界群众的救亡团体，又以新的组织形式普遍建立起来。

〔12〕这里所说的陇东，指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合水、镇原等地。一九三七年春，中共陇东特委曾经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理限制，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建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进行抗日斗争和各项民主改革。七七事变以后，中共陇东特委的一些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无原则的让步，自动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些进步团体，使当地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遭受到很大损失。不久，中共中央纠正了这种错误。陇东特委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陇东所属各县相继恢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界群众组织，重新发动了抗日民主运动。

〔1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开赴前线抗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除琼崖游击区外的大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14〕何鸣（一九一○——一九三九），广东万宁人。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同年六月，他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的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七月，他率领红军游击队进驻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指定的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由于他丧失警惕，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致使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近千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15〕《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三七年四月创刊于延安，在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办后不久停刊。

〔16〕指当时《申报》等报纸所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17〕复兴社和CC 团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统治的反革命工具。复兴社的主要骨干是贺衷寒、戴笠等，CC 团的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但是，这两个组织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被迫或者被骗加入的。这里所说的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所说的CC 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一部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

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1〕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2〕，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3〕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四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注　　释

*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的，目的是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这个布告打击了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1〕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和陕北领导革命游击战争，逐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陕甘边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甘肃、宁夏，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共辖二十三个县。

〔2〕在陕甘宁边区内，大部分地方原来已经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和废除农民原先所负债务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没收开明绅士的土地。一九三七年，又宣布以减租减息的政策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宣布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果实。

〔3〕《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具体地说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先，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

具体战略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

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

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

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1〕、五台山〔2〕、太行山〔3〕、泰山〔4〕、燕山〔5〕、茅山〔6〕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7〕。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8〕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了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9〕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义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并迅速地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末，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较之东三省的游击战争，条件优越得多了。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注　　释

*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1〕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与其他自发的抗日武装以及活动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一道，曾一度在长白山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2〕五台山是山西东北部延至河北边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为主以五台山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来晋察冀边区扩大到同蒲路以东，正太路、德石路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以南，渤海以西的绝大部分地区。

〔3〕太行山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十一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同时分兵向冀南、豫北的边界和冀西发展。一九三八年四月成立晋冀豫军区，后又相继开辟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后来边区发展到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路、德石路，南至黄河的绝大部分地区。

〔4〕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依托泰沂山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燕山是河北省东北部的山脉。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入冀东的燕山地区。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一县和唐山矿区的工人农民抗日武装大起义。一九三九年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6〕茅山在江苏省南部。一九三八年四月，新四军先遣支队开始向苏南敌后出动，实行战略侦察。六月和七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从安徽南部进入苏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7〕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8〕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一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保有必要的空格（“眼”），这群子就是“活”的，不被“吃”掉。

〔9〕公元前三五四年，魏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第二年，齐国国君命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都，迫使魏军弃赵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救本国。齐军乘魏军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随着解除。后来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类似的战法。

论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1〕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2〕。”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3〕。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4〕。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5〕。台儿庄胜利〔6〕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7〕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8〕。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9〕，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10〕，太平天国〔11〕，戊戌维新〔12〕，辛亥革命〔13〕，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4〕，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

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5〕，他们的政府〔16〕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17〕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8〕。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9〕。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20〕，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22〕，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23〕，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

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他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4〕，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25〕，楚汉成皋之战〔26〕，韩信破赵之战〔27〕，新汉昆阳之战〔28〕，袁曹官渡之战〔29〕，吴魏赤壁之战〔30〕，吴蜀彝陵之战〔31〕，秦晋淝水之战〔32〕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34〕，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35〕，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6〕。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他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37〕，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38〕，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39〕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40〕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4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42〕，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1〕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5〕。

〔3〕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但是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4〕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其根据并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的力量很大，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的有组织的力量在当时还是很小的；而是因为国民党抗日了，他们感觉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有效地打击日本。他们只看见国民党暂时抗日的一面，忘记了国民党反动和腐败的一面，因而造成了错误的估计。

〔5〕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6〕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7〕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至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这是当时《大公报》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9〕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3〕。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10〕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2〕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3〕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4〕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15〕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一半以上。

〔16〕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17〕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18〕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第三部分关于这一切事实的分析。

〔19〕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20〕一九三五年八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21〕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页）。

〔22〕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3〕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24〕见《孙子·谋攻》。

〔25〕城濮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1〕。

〔27〕公元前二○四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28〕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2〕。

〔2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3〕。

〔30〕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4〕。

〔3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5〕。

〔3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6〕。

〔3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他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34〕公元三八三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35〕蒋介石、汪精卫等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十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36〕宋襄公是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37〕见《宋史·岳飞传》。

〔38〕见《礼记·中庸》。

〔39〕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的十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40〕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41〕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2〕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1〕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

中的奸细分子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2〕、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3〕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

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必须注意改进。

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党的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

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5〕，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6〕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7〕。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8〕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9〕和延安会议〔10〕（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11〕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团结和胜利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这个报告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十四日讲的。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便是为的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这样就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结论中所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全会同时又确定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毛泽东在结论中所讲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见本卷《论持久战》注〔9〕。

〔3〕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4〕一九三四年一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斯大林在这里说到了正确挑选人才的问题。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和说明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页）

〔5〕指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

〔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7〕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8〕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9〕巴西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王稼祥在巴西（今属四川省若尔盖县）召开的紧急会议。当时，红军一、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中央。毛泽东等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部分红军先行北上。张国焘则率领另一部分被他欺骗的红军从阿坝地区南下天全、芦山等地，另立“中央”，揭出反党分裂的旗帜。

〔10〕延安会议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在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中，对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张国焘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表面上表示接受对他的批判，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11〕参见本书第三卷《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关于洋八股的说明。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

不应该是消极的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1〕，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2〕，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3〕，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4〕，后有张国焘〔5〕，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6〕），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五日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陈绍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关于这种意见分歧，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作了以下简要的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编者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1〕见《孟子·离娄下》。原文是：“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2〕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3〕“劳资合作论”，是第二国际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理论。

〔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5〕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6〕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1〕。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2〕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4〕。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是有益处的。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5〕。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6〕，直至辛亥革命〔7〕，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8〕。后来的海军南下〔9〕，桂林北伐〔10〕和创设黄埔〔11〕，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12〕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13〕，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14〕、段祺瑞〔15〕、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16〕）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17〕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18〕。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19〕、秋收起义〔20〕和广州起义〔21〕，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22〕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23〕，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24〕。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

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25〕。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榘、刘峙〔26〕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六日讲的。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文中，已经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着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而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变化的过程，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1〕参见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9、163—169、297—303页）和《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5页）。列宁这些著作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针对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写的。并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2〕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革命军讨伐广东境内军阀买办势力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军歼灭了勾结英帝国主义在广州发动叛乱的买办豪绅武装——“商团”。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革命军从广州东征，打败了盘据东江的军阀陈炯明部队的主力。六月，回师消灭了盘据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部队。十月至十一月，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同时，革命军分兵南征，讨伐盘据广东西南部的军阀邓本殷。在上述这些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都英勇地站在战斗的前列，并且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地支援革命军。这些战役的胜利造成了当时广东统一的局面，为北伐战争建立了后方基地。

〔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4〕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5〕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叫做兴中会。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以后，孙中山依靠兴中会联络民间秘密团体会党的力量，在广东组织过两次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即一八九五年的广州之役和一九○○年的惠州之役。

〔6〕一九○五年，兴中会同其他的反清团体华兴会等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在同盟会的领导与影响下，革命党人联合会党、新军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主要的是：一九○六年的萍乡浏阳醴陵之役，一九○七年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州）廉（州）之役和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之役，一九○八年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一九一○年的广州之役，一九一一年的广州之役和武昌起义。

〔7〕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8〕一九一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当时北洋军阀袁世凯的统治实行妥协。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军队南下，企图消灭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国民党势力，孙中山曾经发动武装的反抗，但是不久就失败了。一九一四年，孙中山鉴于对袁世凯妥协的失策，在日本东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以表示同当时的国民党相区别。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积极开展武装的反袁运动，主要的有：一九一四年湖南郴县、桂阳等地的起义，广东惠州、顺德等地的起义和一九一五年上海肇和军舰的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反袁势力在云南发动讨袁战争。孙中山是当时武装反袁的积极鼓吹者和活动者，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又在广东、山东等地发动了反袁的武装起义。

〔9〕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和在他影响下的海军由上海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联合当时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西南军阀，组织反段的军政府。

〔10〕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一九二二年移驻广东韶关，正式出师北伐。由于部下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举行叛变，这次北伐没有取得成果。

〔11〕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12〕谭延闿（一八八○——一九三○），湖南茶陵人，清末翰林。原主张君主立宪，后附和辛亥革命。他在一九一二年参加国民党的阵营，反映了湖南地方势力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年期间，他先后当过湖南省的都督，省长兼署督军，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等职。

〔13〕进步党是一九一三年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党，当时它在政治上依附当权的袁世凯，曾经组织过内阁。一九一六年，进步党演变为“研究系”，又依附当权的段祺瑞，在一九一七年参加了段祺瑞组织的内阁。

〔14〕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15〕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他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在袁世凯死后曾经几度把持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

〔16〕政学系原是对一九一六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该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

〔17〕青年党，即“国家主义派”的中国青年党。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

〔18〕这里主要是指以共产党员叶挺为首的独立团（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18〕），以贺龙为首的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1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7〕。

〔20〕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39〕。

〔21〕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22〕指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23〕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24〕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25〕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26〕韩复榘，原来是长期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蒋介石的嫡系，原来在河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御河北省境内平汉铁路沿线地区。这两人在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时候都不战而逃。韩复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

五四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1〕，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2〕、太平天国战争〔3〕、甲午中日战争〔4〕、戊戌维新〔5〕、义和团运动〔6〕、辛亥革命〔7〕、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4〕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5〕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7〕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1〕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3〕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4〕，有甲午战争〔5〕，有戊戌维新〔6〕，有义和团运动〔7〕，有辛亥革命〔8〕，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9〕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11〕，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12〕，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一九三九年三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来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则继续以五月四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4〕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5〕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6〕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7〕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8〕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9〕指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和汪精卫在武汉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10〕指本卷《五四运动》。

〔11〕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12〕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反对投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1〕到卢沟桥事变〔2〕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3〕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4〕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5〕，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6〕。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7〕，有些装红白脸〔8〕。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9〕，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10〕，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11〕、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12〕，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

〔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3〕国际投降主义者，指当时阴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

〔4〕当时，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本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

〔5〕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经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一九三九年六月，即毛泽东作此文时，英日正在进行谈判，重新酝酿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制造的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6〕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做法和阴谋。当时汪精卫是公开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

〔7〕毛泽东这里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彼此间的活动有如唱双簧的关系。

〔8〕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又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的活动，就好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一样。

〔9〕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10〕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11〕“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1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动摇，改取诱蒋投降为主的方针，在十一月三日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弦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必须制裁反动派[*]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1〕。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2〕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没有。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应该由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由法官出来过问。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3〕。

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赏什么人呢？应该赏抗日的人，赏团结的人，赏进步的人。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应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正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第三个，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4〕，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5〕，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1〕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这个惨杀事件，激起了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的公愤。毛泽东在这篇演说中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的这次惨杀事件的指使者蒋介石和他的党徒。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3〕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统一”，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而提出的。自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日起，国民党在政治上用以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他们诬蔑共产党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这种反动叫嚣就更加猖狂了。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取过来，变为革命的口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

〔4〕参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英美等帝国主义也不断劝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议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愿意实行英日经济合作，共同参加所谓“远东建设”。一九三九年，英美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这一年的四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蒋介石和日本之间，企图拉拢中日“议和”。六月，美国示意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员，要中国出面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日问题。七月，英日达成协议，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局势”。

〔5〕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这些反动的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关于国际新形势

对新华日报〔1〕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2〕，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3〕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4〕。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5〕，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6〕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7〕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8〕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9〕；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注　　释

〔1〕《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三月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刊。

〔2〕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3〕张伯伦是当时英国政府的首相，达拉第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总理。他们一贯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把这种侵略战争的矛头引向苏联。但是，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首先向英法和它们的同盟国发动了战争。

〔4〕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开始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将埃塞俄比亚占领。一九三六年七月，德国和意大利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支持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反叛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政府领导西班牙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战，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失败。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同年十月又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意法西斯这些疯狂的侵略行动，都是在当时英法政府“不干涉”政策的纵容和鼓励之下进行并且获得成功的。

〔5〕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德日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同时还制定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

〔6〕参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7〕“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阴谋毒计。向来，日本帝国主义总是在中国培植可以供它利用的力量，以便分裂中国内部而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它不仅利用国民党中汪精卫派公开的亲日分子，而且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九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军队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着重从政治上鼓励他进行反共活动，正是这种“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

〔8〕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用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做“以战养战”。

〔9〕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做“扫荡”。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1〕

三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2〕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3〕，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4〕，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5〕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6〕。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7〕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8〕，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9〕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注　　释

〔1〕中央社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扫荡报》是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新民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报纸。

〔2〕《新中华报》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改为此名，在延安出版。同年九月九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终刊。

〔3〕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

〔4〕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经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

〔5〕一九二四年十月，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它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垮台，冯玉祥等北方实力派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十三日应邀北上。在离开广州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这个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6〕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7〕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8〕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5〕和注〔6〕。

〔9〕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1〕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2〕，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3〕，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4〕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5〕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6〕。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7〕，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8〕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9〕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10〕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11〕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有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注　　释

〔1〕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2〕。

〔2〕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法、日等国为了协商宰割世界和暂时调节相互之间的矛盾而成立的国际组织。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为了扩大侵略行动的便利，于一九三三年宣告退出国联；一九三三年德国法西斯党执政，为了准备侵略战争的便利，也退出了国联。就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日益扩大的时期，苏联为了使国联变成揭露侵略者、争取世界和平的场所，于一九三四年加入了国际联盟。

〔3〕苏法和苏捷两个互助条约都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订立的。

〔4〕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5〕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3〕。

〔6〕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一九三八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十一月九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7〕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5〕。

〔8〕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出兵侵入波兰，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十七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苏联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的东侵，于九月十七日进兵波兰东部。

〔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23〕。

〔10〕自一九三九年五月开始，日“满”（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诺蒙坎地方，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在苏蒙军的自卫反击下，日“满”军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九月十六日，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战；二、苏蒙和日“满”双方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以勘定“满”蒙发生冲突地带的界线。

〔11〕张高峰，即张鼓峰。一九三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失败求和。八月十日，苏日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发生冲突地带的双方界线的最后标定，由苏联代表二人、日“满”代表二人组织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2〕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3〕。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4〕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5〕（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6〕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注　　释

〔1〕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3〕毛泽东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基本上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6〕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达此目的，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三、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1〕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2〕。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3〕。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4〕。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5〕。火药的应用〔6〕，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7〕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8〕和黄巾〔9〕，隋朝的李密、窦建德〔10〕，唐朝的王仙芝、黄巢〔11〕，宋朝的宋江、方腊〔12〕，元朝的朱元璋〔13〕，明朝的李自成〔14〕，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15〕，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17〕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19〕，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0〕，一九○○年的八国联军战争〔21〕。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22〕，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3〕。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24〕。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25〕。“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6〕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27〕、义和团运动〔28〕、辛亥革命〔29〕、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3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32〕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33〕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34〕。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34〕。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34〕。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35〕，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

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注　　释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一九四○年一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1〕仲家，布依族的一种旧称。

〔2〕指南针的发明，在中国是很早的。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上有“慈石召铁”的话，可见当时中国人已经知道磁石能吸铁。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充的《论衡》说磁勺柄指南，可见当时已经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根据宋代文献记载，在十一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用人造磁针制造的指南针。到十二世纪初，即宋徽宗时，朱彧的《萍洲可谈》和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都说到航海用指南针，可见当时指南针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3〕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二世纪初，东汉宦官蔡伦集中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造纸。此后，这种造纸法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

〔4〕中国的刻版印刷术，约创始于公元七世纪，即唐初年间。

〔5〕宋仁宗庆历（一○四一——一○四八）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6〕中国火药的发明，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到了宋朝初年，即公元十世纪后半期至十一世纪初，中国已经使用火药制造火炮、火箭等武器，供战争之用。

〔7〕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二○九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九百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8〕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八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十七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十八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9〕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等领导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民数十万人同时举行起义。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10〕公元七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1〕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八七四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

〔12〕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十二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13〕公元一三五一年，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一三五二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一三六八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4〕见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5〕。

〔15〕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1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17〕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18〕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一八五七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和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19〕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20〕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21〕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入中国东北。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向八国赔偿银四亿五千万两，承认帝国主义国家有在北京和北京至天津、山海关一带地区驻兵的特权。

〔22〕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凡是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如果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各该国的领事或者法庭裁判。

〔23〕从十九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一九○五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24〕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一八四五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25〕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6〕见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27〕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28〕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7〕。

〔29〕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30〕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3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3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34〕这个自然段是一九四○年四月以后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加写的。一九四○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指出正在编写的战士课本需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并谈到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已作了相应的修改。他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35〕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出国留学的热潮。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先后组织爱国团体，出版革命报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三年，留日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拒法”（反对法国军队入侵广西）和“拒俄”（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运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1〕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注　　释

〔1〕李林甫，公元八世纪人，唐玄宗时的一个宰相。《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纪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白求恩〔1〕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　　释

〔1〕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年一月）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1〕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4〕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5〕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6〕、中法战争〔7〕、中日战争〔8〕、戊戌变法〔9〕、辛亥革命〔10〕、五四运动〔1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2〕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13〕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4〕。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15〕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16〕，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17〕。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

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18〕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19〕，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20〕，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21〕，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22〕，“按劳分配主义”〔2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〇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24〕，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27〕，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28〕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29〕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30〕，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31〕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32〕（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1〕《中国文化》是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终刊。

〔2〕“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5〕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7〕见本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8〕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9〕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10〕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12〕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4〕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15〕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一九二九年七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16〕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17〕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18〕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19〕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20〕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1〕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2〕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23〕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24〕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6〕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27〕“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8〕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2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0〕《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31〕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32〕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34〕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1〕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2〕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一九四〇年一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2〕指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蒋介石《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反对反共顽固派[*]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1〕，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2〕，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3〕，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4〕，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5〕，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6〕，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7〕，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8〕、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9〕。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10〕；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11〕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12〕，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13〕，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14〕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2〕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1〕。

〔3〕确山惨案，也称竹沟惨案、竹沟事变。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二百余人。

〔4〕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集中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5〕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从一九三八年以来，他就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6〕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二百余人。到一九四〇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七百余人。

〔7〕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从一九三九年六月至九月，他先后多次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在鄂东的游击部队和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

〔8〕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9〕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

〔10〕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1〕见本卷《新民主主义论》注〔19〕。

〔1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抗击的日本侵略军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一九四三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和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参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两个战场》一节。

〔13〕“吃磨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

〔14〕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五元。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1〕，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2〕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3〕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三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4〕。论者谓已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5〕。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搆陷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搆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6〕，明之魏忠贤、刘瑾〔7〕。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8〕。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亿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

〔1〕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2〕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3〕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4〕《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5〕以上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2〕至注〔7〕和注〔9〕。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又将过去的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接着，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共军队在陇东和山西境内对人民军队的进攻，就是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到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又指令朱怀冰、石友三、庞炳勋等率领国民党反共军队，大举进攻太行、冀南等根据地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坚决地揭露了国民党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取得了政治斗争的重大胜利。同时，共产党又领导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军事上展开坚决的自卫反击，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攻。这样，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就完全被打退了。

〔6〕周兴、来俊臣，公元七世纪末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

〔7〕刘瑾，公元十六世纪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公元十七世纪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

〔8〕这里是指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反动军事首领蒋鼎文。

《中国工人》发刊词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中国工人》〔1〕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注　　释

〔1〕《中国工人》月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一年三月终刊。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1〕，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2〕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3〕，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4〕，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5〕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

〔1〕见本卷《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注〔1〕。

〔2〕见本卷《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注〔3〕。

〔3〕在山西进攻新军的事件，见本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4〕。“牺盟”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并在晋东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共产党员、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4〕从一九三九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5〕见本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2〕。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1〕同志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2〕，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3〕？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4〕，第四个是冯国璋〔5〕，第五个是徐世昌〔6〕，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7〕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8〕，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9〕，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10〕，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派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1〕吴老，指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2〕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3〕一九二三年十月，北洋军阀曹锟用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4〕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5〕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一九一七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6〕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一九一八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7〕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分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8〕一九三九年九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9〕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0〕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11〕袁世凯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称自己为皇帝，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六月六日死于北京。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

（一）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二）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三）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八）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九）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十）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政权建立已久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和冀南区，应照此原则重新审查自己的方针。在建立新的政权时，一概照此原则。

（十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十二）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十三）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十四）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的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中。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

（一）目前的政治形势是（：1）日本帝国主义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2）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3）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对中国抗战依然取积极援助政策。（4）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5）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6）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以上就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央二月一日的决定〔1〕是完全正确的。

（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三）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五）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六）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七）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

（八）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九）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指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投降与倒退的倾向，提出了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所必须执行的十项任务。

〔2〕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1〕，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2〕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3〕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4〕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5〕，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6〕。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7〕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8〕，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9〕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10〕、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11〕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1〕华南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时广东省几支抗日游击队的总称。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2〕顾祝同，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浙江、福建、苏南、皖南、赣东。冷欣，当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辖区包括苏北、皖北以及鲁南的小块地方。

〔3〕四、五支队，即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是张云逸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力。当时他们正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4〕叶、张两部，这里指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即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当时他们在江苏中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5〕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均属桂系），派军队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都曾经强硬地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并且在军事上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斗争。

〔6〕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7〕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

〔8〕一九四〇年三月，中共中央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打退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的进攻，命令八路军调遣部队南下。同年夏，南下部队二万余人到达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等会合，先后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开辟了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

〔9〕“中央军”主要指蒋介石集团的部队。“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他们的待遇与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不同。

〔10〕“国民党内的中间派”和“中央军中的中间派”，指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定时间内对反共不很积极，或者当反共顽固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攻的时候采取中立态度的国民党内的某些派别和某些个人，中央军中的某些军官或个别部队。

〔11〕东南局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东南地区工作的代表机关。这个地区包括浙江、福建两省的全部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地方。

团结到底[*]

（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

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地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我调查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里办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坚决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说，不足百分之四，其余都是希望团结抗战的。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此目的，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在军队问题上，我党宣言中已表明：继续执行“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某些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的，应即加以纠正。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军事磨擦的军队，应一律采取友好态度。即对某些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了磨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这就是在军队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其他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各方面的政策，为着抗日的需要，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均必须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引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论政策[*]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1〕，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2〕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3〕、王揖唐〔4〕、石友三〔5〕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6〕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7〕，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参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一文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四部分。

〔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4〕王揖唐（一八七八——一九四八），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汉奸。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九四〇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5〕石友三（一八九一——一九四〇），吉林长春人，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之一。一九三九年后，他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6〕见本卷《反对投降活动》注〔5〕。

〔7〕“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1〕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2〕，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3〕；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2〕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4〕；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5〕，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注　　释

〔1〕指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在柏林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2〕“皓”“齐”两电，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和十二月八日（齐）发出的两个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外，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关于《佳电》的内容，另见本卷《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注〔8〕。）《齐电》是针对朱、彭、叶、项的《佳电》而发，为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做舆论上的动员。

〔3〕见本卷《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注〔1〕。

〔4〕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在皖南事变前夜，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已经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同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增加到二十余万人。

〔5〕见《论语·季氏》。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是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2〕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3〕，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 CC系和政学系〔4〕之间， CC系和复兴系〔5〕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 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6〕，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7〕，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参见本书第三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关于这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2〕即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反革命命令。

〔3〕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弹“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等等。同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辩护，对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拒不出席参政会一事，大肆攻击。

〔4〕见本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16〕。

〔5〕参见本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注〔17〕。

〔6〕第一个“十二条”，即本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谈话》部分中提出的十二条，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又用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枝；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7〕见本卷《论政策》。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1〕，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2〕和马日事变〔3〕。上次反共高潮〔4〕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5〕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7〕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8〕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9〕，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10〕，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2〕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事变。在这次事变中，蒋介石残酷地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就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随后发动了历时十年之久的内战。

〔3〕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注〔20〕。

〔4〕指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注〔5〕。

〔5〕见本卷《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注〔2〕。

〔6〕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7〕参见本卷《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8〕《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9〕毛泽东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参见本书第三卷《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10〕见本卷《论政策》。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抗日战争时期（下）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序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1〕，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2〕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3〕，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4〕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跋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5〕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6〕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注　　释

〔1〕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

〔2〕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这项决议，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这次大会曾准备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举行，后来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开。

〔3〕见本书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4〕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5〕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上文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参见本卷《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6〕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3〕。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1〕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二）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三）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四）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1〕，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1〕晋南战役，即中条山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侵略军以约十万人的兵力进犯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本来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犯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

（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1〕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2〕，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3〕，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4〕。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6〕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7〕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8〕。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9〕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1〕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2〕指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

〔3〕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即本书第二卷《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4〕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10〕。

〔5〕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语录《论语》的开头一句话。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7〕这段话的新译文是：“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8〕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三部分第二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9〕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常常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法。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反对党八股[*]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刚才凯丰〔1〕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2〕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3〕，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4〕。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5〕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6〕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7〕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工”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8〕。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 ，小abcd ，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9〕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10〕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1〕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12〕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13〕，韩愈也说“行成于思”〔14〕，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15〕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1〕凯丰（一九〇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见本卷《整顿党的作风》注〔1〕。

〔3〕“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4〕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页）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2〕。

〔6〕《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终刊。

〔7〕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8〕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9〕以上三段引文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页）。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11〕以上三段引文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12〕《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页）

〔13〕参见《论语·公冶长》。

〔14〕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作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15〕以上两段引文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本书第2卷第534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　　释

〔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梁实秋（一九〇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法捷耶夫（一九〇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1〕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阶段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不独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为然，但是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懂得了，但是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我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我们的口号是增强团结，今后还要增强它。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2〕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3〕。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4〕，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1〕精兵简政，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2〕“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3〕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4〕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中国唐代的大作家之一。他写过一篇《三戒》，包括三段寓言，其中一段题为《黔之驴》，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1〕。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1〕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仑的军队同英普联军激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战败，被流放于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至一八二一年死于该岛。拿破仑一生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在一八一二年进攻俄国的战争中，在莫斯科遭到极大的失败，他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拿破仑受到了这次打击，从此便一蹶不振。关于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失败，见本书第二卷《论持久战》注〔41〕。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1〕，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2〕，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3〕。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原题为《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以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里，毛泽东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这里指国民党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参见本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关于这两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2〕毛泽东在这里所举的粮食数字，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各年所缴纳的公粮（即农业税）的总数。

〔3〕见本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注〔1〕。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1〕，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1〕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2〕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第七部分《干部问题》。

质问国民党[*]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首先看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吗？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据”，杀尽共产党。那末，好吧，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其次看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办了几百个特务大队，其中什么乌龟忘八也收了进去。即如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亦即公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战六周年纪念的前夕，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说是陕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着第三国际〔1〕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还有一条是“取消边区割据”。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

原来这件事出于几百个特务大队中的一个大队。它受了特务总队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指令，叫一个以在国民党出钱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现充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的托派汉奸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那天，就是说还在中央社发表消息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所谓电文。

这个电文，延安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但其内容已经明白，据说是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还有“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云云。

这也是国民党人说的话儿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现在中国境内党派甚多，单单国民党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叫汪记国民党〔2〕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个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一批特务大队。此外，还有日本法西斯党遍于沦陷区。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

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也曾想一想这件事吗？为什么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一致下死劲地要打倒共产党，一致地宣称只有共产党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国民党呢，却总是不觉得多，只觉得少，到处扶植养育着汪记国民党，这是什么缘故呢？

国民党先生们，让我们不厌麻烦地告诉你们吧：日本人和汪精卫之所以特别爱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者，就是因为这个党这个主义当中有可以给他们利用的地方。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时期，孙中山先生把它改组了，把共产党人接受进去，形成了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这个主义，也只有在同一时期，经过孙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为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除此而外，这个党，这个主义，在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条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的爱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汉奸汪精卫也爱好起来，如获至宝地加以养育，加以扶植。从前汪记国民党的旗子左角上还有一块黄色符号，以示区别，于今索性不要这个区别了，一切改成一样，以免碍眼。其爱好之程度为何如？

不但在沦陷区，而且在大后方〔3〕，汪记国民党也是林立的。有些是秘密的，这就是敌人的第五纵队。有些是公开的，这就是那些吃党饭，吃特务饭，但是毫不抗日，专门反共的人们。这些人，表皮上没有标出汪记，实际上是汪记。这些人也是敌人的第五纵队，不过比前一种稍具形式上的区别，借以伪装自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问题就完全明白了。当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所以绝对不肯在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日本党和汉奸党也值得解散者，是由于不论在思想上，在政策上，在组织上，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产”的只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吗？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呢？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攻打边区（六年以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线对岸的敌军，炮击八路军所守河防阵地没有断过），你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4〕，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敌人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呢？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5〕。

〔2〕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于次年八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推选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四〇年，汪精卫伪国民党中央移驻南京。

〔3〕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4〕毛泽东这里是指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大肆攻击共产党、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竭力宣扬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

和拥政爱民运动[*]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1〕，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2〕），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3〕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

〔1〕参见本卷《组织起来》注〔4〕。

〔2〕见本书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注〔2〕。

〔3〕拥政爱民，是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是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

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集了十一中全会，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召集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两个会议的全部材料现已收齐，我们可以作一总评。

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挣扎的政策。这一变化主要地是苏联造成的。苏联正在利用这一变化：红军已经用席卷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再一个冬季攻势，不打到新国界，也要打到旧国界。英美也正在利用这个变化：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总之，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而消灭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民党诱降。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力去拚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拚死或拚坏，叫英美不要在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打掉，然后再说其他。国民党人起初大嚷“先亚后欧论”，后来又嚷“欧亚平分论”，就是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会议〔1〕的末尾，罗斯福和丘吉尔叫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讲了几句话，国民党人又嚷“罗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以及“魁北克会议是英美中三强会议”之类，还要自卖自夸地乐一阵。但这已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从此送入历史博物馆，他们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国民党的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操纵的这次参政会，可能就是这种另打主意的起点。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2〕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3〕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4〕，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5〕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6〕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应宣明中央对于共产党并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及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履行诺言中所举之四点。”

蒋先生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民党，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产党。因为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7〕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8〕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党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又称：“至于其他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所谓“其他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要求蒋先生自己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实践上述条文。蒋先生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你们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则我们向你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1〕一九四三年八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就盟军于一九四四年在法国北部登陆和在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加强对日本作战等军事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在会议的最后两天，中国外长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参与了有关对日作战和有效援助中国问题的讨论。

〔2〕这里是指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军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包括一部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人。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4〕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同张治中谈话中提出，因国共谈判暂搁，林彪决定回延安，自己也拟同返。六月七日，蒋介石同周、林会面，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林等乘卡车离重庆，七月十六日抵达延安。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5〕。

〔6〕同盟社是当时日本的官方通讯社。

〔7〕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8〕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注〔7〕。

组织起来[*]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1〕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2〕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3〕。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4〕，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5〕，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1〕见《孟子·公孙丑上》。

〔2〕见本卷《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3〕参见列宁《论合作社》（《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68页）。

〔4〕“变工队”和“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者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5〕见本书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注〔2〕。

学习和时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一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1〕和李立三错误路线〔2〕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3〕至遵义会议〔4〕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5〕。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6〕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7〕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8〕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9〕，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0〕，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11〕，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12〕。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〇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13〕，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14〕，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15〕、“治安强化”运动〔16〕、“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17〕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18〕、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19〕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20〕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21〕，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2〕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注　　释

*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这个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所召集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虽然纠正了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的成分，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间，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性质却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关于中共中央对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所作的详细结论，参看本篇附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

〔3〕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参见本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7〕。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11〕。

〔6〕见本书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7〕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

〔8〕五中全会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参见本文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

〔9〕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10〕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次会议为一九四二年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作了重要的准备。

〔11〕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使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2〕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主要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根据地开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地区，一个集团好像一个山头，所以这种错误倾向被称为山头主义。

〔13〕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14〕“三光”政策指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

〔15〕日本侵略军在其妄想迅速“鲸吞”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于一九四一年初开始实行“蚕食”政策，即依托其所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从抗日根据地边缘逐渐向内推进；或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并由这些据点逐步向外扩张。日本侵略军企图以长期的、逐步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达到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的目的。

〔16〕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在游击区建立伪军，加强控制；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进行奴化教育，以镇压抗日力量。

〔17〕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注〔7〕。

〔18〕见本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注〔1〕。

〔19〕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以十余万人的兵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约四十万人，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汤恩伯部损失了二十多万人。

〔20〕蒋冯阎大战指一九三〇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五月正式开始，至十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三十万人以上。

〔21〕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该文作于一九四四年，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文中说明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败。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22〕见《孟子·告子上》。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1〕和罗章龙〔2〕、张国焘〔3〕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4〕。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5〕，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6〕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7〕、李求实〔8〕、何孟雄〔9〕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10〕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11〕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12〕，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13〕，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14〕，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15〕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16〕。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17〕；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8〕；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19〕。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20〕，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25〕。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6〕。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7〕；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8〕。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9〕。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0〕。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31〕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32〕，“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4〕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5〕；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36〕。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7〕。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5〕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46〕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48〕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9〕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　　释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

〔4〕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

〔5〕一九三〇年八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因国民党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6〕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同李维汉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他同周恩来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执行。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中央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于福建长汀。

〔7〕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8〕李求实（一九〇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9〕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10〕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1〕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12〕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14〕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15〕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和《论页）。

〔16〕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17〕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

〔18〕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3页）。

〔1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20〕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21〕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7〕。

〔2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2〕。

〔2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6〕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98—99页）。

〔2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8〕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页）。

〔29〕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8页）。

〔30〕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9页）。

〔31〕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5页）。

〔32〕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33〕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1卷第192页）。

〔34〕见《论政策》（本书第2卷第764页）。

〔35〕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36〕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7〕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页）。

〔38〕罗明（一九〇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39〕“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40〕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4页）。

〔4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42〕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43〕见《论持久战》（本书第2卷第500页）。

〔44〕即古田会议决议。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4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46〕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47〕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48〕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9〕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1〕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3〕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1〕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仅有这项资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的。蒋介石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这种威胁，只要看他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甚至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年间，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就是他感到了这种威胁的反映。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的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们的好听的申辩，都“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蒋介石对于此种现象感到烦恼，一向没有找出一个在他认为理直气壮的论据，直到今年双十节才找到了，原来却是他们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于是蒋介石在其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痛骂这种所谓“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他以为经他这一骂，一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对于我的军事政治，有谁再来“纷纷议论”的么，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我们认为蒋介石的这种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敌酋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呢？这个“妙”的出处，究竟是“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呢，还是在蒋介石自己及其一群的身上呢？

在蒋介石的演说中，还有一项声明，就是他否认中国将有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他是找着了。有记性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正当中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候，在蒋介石的一次演说中，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1〕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2〕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他已宣布“放宽言论尺度”〔3〕，就不应该以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污蔑之词来威胁和封闭人们“纷纷议论”之口。他已宣布“缩短训政时期”，就不应该拒绝人们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的要求。他已宣布“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就不应该又来寻找准备内战的理由。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1〕庞炳勋，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孝强，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他们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间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

〔2〕山西的决死队，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参见本书第二卷《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注〔4〕。

〔3〕一九四四年以来，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的普遍呼声。国民党为了搪塞人民的迫切要求，一九四四年四月，宣布所谓“放宽言论尺度”；五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宣言“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国民党被迫所作的这些表示，事后一点也没有兑现，其压制人民言论的措施，随着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而层出不穷。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1〕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2〕，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1〕秦腔，又名梆子腔，是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戏曲。

〔2〕见《论语·子路》。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

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张同志报道中所提到的区域和部队，有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有山西的代县和崞县〔1〕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限于农业，而且也和巩固区一样，开展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

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次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庄、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枝长短枪。”“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马上进行政治攻势：‘谁要破坏大生产运动就打击谁。’代、崞等县城内敌人问老百姓：‘为什么八路军近来这么厉害？’老百姓说：‘因为你们破坏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伪军在下面纷纷议论：‘人家搞大生产运动，可不要出去。’”

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是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沟线外部队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以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用武力掩护了群众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用劳力进行了普遍的帮助。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晋察冀边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中，有六十六个英雄模范），仅仅五个月中，我们沟线外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创造。”

一九四五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是中共中央所殷殷盼望于整个解放区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我们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完成。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1〕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县。

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1〕；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2〕。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1〕指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

〔2〕指毛泽东准备在这次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论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1〕，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2〕，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3〕，建立了黄埔军校〔4〕，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5〕，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7〕，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8〕，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9〕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10〕、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拚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11〕。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卢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的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12〕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13〕；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14〕，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15〕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16〕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17〕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18〕。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19〕。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20〕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哪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的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曰“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21〕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22〕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23〕。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24〕，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25〕，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26〕，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27〕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28〕。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　　*　　*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执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29〕，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

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1〕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九月十九日晨占领了沈阳城。

〔2〕热河，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

〔3〕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4〕。

〔4〕见本书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11〕。

〔5〕见本书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注〔2〕。

〔6〕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7〕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8〕参见本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9〕“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10〕绥远，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5〕。

〔12〕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13〕保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一九三二年八月，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决定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保甲制度。

〔14〕这里是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15〕开罗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16〕民主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当时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17〕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18〕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的这句话是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最后撤退到四川山地。

〔19〕参见本书第二卷《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20〕见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297页）。

〔2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2〕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3〕这是指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一种错误说法。

〔24〕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春，驻内蒙伊克昭盟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强行霸占蒙族人民的牧地，并且向当地人民勒索大量粮食、牲畜。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伊克昭盟的蒙族保安队和人民群众被迫发动了武装反抗。四月，国民党军队前往镇压，对当地的蒙族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25〕一九四四年九月，新疆北部伊犁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先后同阿山、塔城一带的起义武装联合，占领了新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所以又被称为“三区革命”。国民党反动派从甘肃和新疆各地调集了大批军队，对起义军实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武力镇压。起义军在新疆各族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新疆解放。

〔26〕这里是指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对甘肃省南部回、汉、藏等族起义农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二年冬，甘肃省南部临洮、康乐一带的农民，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抓兵抓伕等反动措施，在回民马福善等率领下，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到一九四三年四月以后，起义地区发展到二十多县，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十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先后调动了七个师以上的军队，甚至出动飞机，配合地方武装，对起义的群众进行残酷的屠杀。

〔27〕大西洋宪章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28〕一九四四年八月至十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五十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派遣董必武为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2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愚公移山[*]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1〕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2〕。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4〕。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注　　释

〔1〕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愚公移山的故事，见《列子·汤问》。原文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3〕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共和党人。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见本卷《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

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例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者不给它或少给它，让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给。哪一种结果要好些？哪一种它们愿意接受些呢？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一定会认为前一种办法结果要差些，不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们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大家明白，我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1〕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地努一把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1〕参见本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七月七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二百九十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一百八十名。蒋介石在开幕时说了一通话。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1〕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2〕里稍稍硬了起来，至三月一日的演说〔3〕而大硬，说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还政于民”。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三月一日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我们的委员长为什么又向参政会“聆取”起“意见”来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中国境内是并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吃饭的“团体”而已，今天的“聆取”，于法无据。可是不管怎样，只要参政会说一声停开那个伪造的“国民”大会，就说违反了三月一日的圣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积了一件功德。当然，今天来评论参政会，为时尚早，因为参政会究竟拿什么东西让委员长“聆取”，还要等几天才能看到。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自从中国人民群起反对之后，就是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也替我们的君主担忧，劝他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谨防袁世凯〔4〕来找替死鬼。因此，我们的君主就此缩手，也未可知。然而我们的君主及其左右，是决不让人民轻易获得丝毫权力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证据，就是这位君主将人民的合理批评，称之为“肆意攻击”。据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沦陷区域势必无法举行任何普遍的选举。因此，在两年以前，国民党中央全会乃有于战事结束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定。若干方面，当时曾肆意攻击”，以为迟了。及至他“鉴于战事的完全结束为时容或延长，即使战事结束后各地秩序亦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不料那些人们又“肆意攻击”。这样一来，闹得我们的君主很不好办。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就叫做“肆意攻击”也罢，任何这类的欺骗，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攻击掉，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是欺骗。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暂时没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实施后者。蒋介石及其一群，既然愿意“提早”“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提早”实施若干起码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的先生们，当我写这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吗？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吗？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1〕见本卷《愚公移山》注〔3〕。

〔2〕这是指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广播演说。他在这个演说里，对过去一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面前的溃败一字不提，反而大肆诬蔑人民，反对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所拥护的关于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及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且以准备召开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作为反对人民的挡箭牌。

〔3〕这是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说。蒋介石除坚持“元旦演说”的反动主张之外，又提出组织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八路军新四军，公开地要求美帝国主义者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4〕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1〕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坚持反动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从它在十八年前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内战为生活的；仅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2〕和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中国本部这样的时机，才被迫暂时地放弃全国规模的内战。但从一九三九年起，局部的内战又在发动，并且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中国解放区“收复失地”和消灭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才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1〕见本卷《愚公移山》注〔3〕。

〔2〕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1〕，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注　　释

〔1〕白劳德（一八九一——一九七三），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共产党内以白劳德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曾经形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了作为他的纲领性的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白劳德“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白劳德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主持解散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这一错误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以福斯特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员的反对。一九四五年六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七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后来仍然坚持其错误主张，公开拥护杜鲁门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开除出党。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

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1〕，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2〕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3〕；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4〕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5〕，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6〕。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7〕。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8〕。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9〕。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10〕，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11〕、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12〕，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13〕。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14〕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15〕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16〕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17〕。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如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的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只经历了四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1〕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经过，见本书第三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2〕这里所说的“山”，即峨眉山，实际上是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一九三八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观解放区军民在敌后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

〔3〕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在山区。当时，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是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所以毛泽东说一在“山上”，一在“水边”。

〔4〕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6〕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突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攻击。随后又以预备第三师和暂编第十五师加入进攻。边区部队于七月二十七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占领上述地区后，继续向边区腹地进犯。边区部队于八月八日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自卫反击，收复了爷台山地区。

〔7〕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派到延安做联络工作的人员。“何”，指何应钦。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和十二月八日，蒋介石曾经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先后发出“皓”“齐”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即制造了袭击新四军北移部队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在这里指何应钦为发动反共高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实际上就是指蒋介石。

〔8〕国民参政会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一些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是国民党员占大多数。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八年四月颁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中规定：“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时国民党就是按照这项规定，指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

〔9〕见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10〕白晋，指当时山西省东南部由祁县的白圭到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11〕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热河，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12〕这里所说的二十一个县城，是指江西省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省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

〔13〕保安是当时陕西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即现在的志丹县。中共中央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初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驻在保安。以后迁往延安。

〔14〕这里说的土围子，是指保安县西南的旦八寨。该寨有二百余户人家，地形极为险要。当地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反动武装百余人，长期盘据该寨。红军多次围攻未能打下。一九三六年八月，红军一面用地方武装围困，一面争取寨内基本群众，瓦解寨内敌军。同年十二月，曹俊章率少数人员逃跑，旦八寨获得解放。

〔15〕见明末清初人朱柏庐所著《治家格言》。

〔16〕这里所说的“美国人”，是指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个观察组是当时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队在一九四四年取得中国共产党同意后派往延安的。赫尔利，参见本书第三卷《愚公移山》注〔3〕。

〔17〕蒙巴顿（一九〇〇——一九七九），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他发表谈话，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1〕，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2〕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3〕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4〕）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正是坚决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第二项的规定：“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而蒋介石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公告。只要拿这一比，就知道谁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其实，国民党反动派是蠢得可怜的。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得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些。淳化事件〔5〕，明明是胡宗南军队攻入陕甘宁边区，挑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中共的“谣言攻势”。淳化事件这个借口，好容易被国民党反动派找着了，却被中外舆论界一下子识破，于是又说八路军、新四军不该要敌伪缴枪了。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受尽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亲爱的伪军），叫他们不要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枪，说是只能缴给我蒋介石。蒋介石剩下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并破坏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不是吗？叫日本人缴枪给蒋介石，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流〔6〕、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7〕的反共建国。这难道还不是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1〕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全文如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接着，在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2〕指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过程中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公告。其主要内容为：盟军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肃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的军事工业必须拆除；日本的战犯必须交付审判；开罗宣言必须实施，即日本必须放弃前所掠取的土地，如朝鲜，中国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地，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其他小岛之内；同盟国军队占领日本直到日本民主政府建立以后为止。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亦签字于该公告。

〔3〕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注〔9〕。

〔4〕戴笠系特务，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为首的特务系统。“军统”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其前身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成立的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军统”是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监视和控制。

〔5〕淳化事件，即一九四五年七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等地的事件。见本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注〔6〕。

〔6〕“宁”指当时南京汉奸集团的伪政权，“渝”指当时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宁渝合流”，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方面以及重庆蒋介石方面共同策动的一个政治阴谋。

〔7〕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　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1〕，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二　八月十六日的电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2〕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3〕、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4〕，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亿六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和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和你的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都被你和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且于八月十一日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给我，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和你的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5〕，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八月十五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叫他率部投降〔6〕，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八月十三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那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美军统帅尼米兹〔7〕宣布：“不仅战争状态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苏联远东红军宣布：“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作了下列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

注　　释

*　这两个电报是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为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即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决不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果断的立场，就使解放区和解放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并且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1〕见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注〔1〕。

〔2〕见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注〔2〕。

〔3〕热河、察哈尔，见本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注〔11〕。绥远，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4〕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指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

〔5〕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四国请降。十一日，四国政府复文规定，“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必须“停止积极活动，缴出武器”。

〔6〕冈村宁次当时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朱德总司令给冈村宁次的命令如下：“（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7〕尼米兹（一八八五——一九六六），美国海军上将。当时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十五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于十一日发出一个背叛民族的命令，在最后消灭日寇的关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打日本打伪军。这个命令，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和绝对不应接受的。随后，蒋介石经过他的发言人，就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这样就表示：蒋介石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然不是从十一日的命令开始的，这是他在抗战八年中的一贯计划。在这八年中，蒋介石曾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1〕，每一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由于中国人民和盟邦人士的反对，才未实现，使蒋介石引为恨事。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内战改期到抗战结束的时候，这样就来了本月十一日的命令和十五日的谈话。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里，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内战的危险。去年以来，共产党更以蒋介石所准备好了的在抗战结束时发动全国内战的大阴谋，再三再四地唤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一样，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但是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拒绝了这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新华社记者唤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来反对这样一种最虚伪和最无耻的谎言。这些谎言是说：蒋介石禁止中国人民去解放敌占大城市，禁止他们去解除敌伪武装和建立民主政治，而由他自己到这些大城市去“世袭”（而不是破坏）敌伪的统治，中国的内战反而可以避免。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谎言，这种谎言不但显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利益，而且直接违反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事实。必须永远记得：蒋介石所进行的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内战，并不是因为大城市在共产党手中而不在蒋介石手中，恰恰相反，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在蒋介石或蒋介石所让与的日本和汉奸手中，正是这样，内战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十年，并局部地继续到现在。必须永远记得：十年内战之所以被停止，抗战中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直到最近陕甘宁边区南部蒋介石入犯事件〔3〕）之所以被制止，并不是由于蒋介石的力量强大，恰恰相反，都是由于蒋介石力量相对地不够强大，由于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相对地强大。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4〕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5〕。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

〔1〕蒋介石发动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的经过，见本书第三卷《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2〕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3〕指一九四五年七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等地的事件。见本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注〔6〕。

〔4〕“废止内战大同盟”，一九三二年八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是由一些资产阶级人物组成的。他们发表了主张“消弭内战、共御外侮”的宣言。

〔5〕这些话引自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

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1〕、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2〕的绝对大部分，热察〔3〕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4〕，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5〕，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6〕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7〕，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还在八月二十七日为此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所起草的这个通知，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毛泽东等在八月二十八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虽然只发表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政治上却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因而是成功的。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在重庆继续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见本卷《关于重庆谈判》一文。

〔1〕白晋路，指当时山西省东南部由祁县的白圭到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2〕绥远，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指热河、察哈尔，见本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注〔11〕。

〔4〕在日本投降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美、英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但是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所谓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声明，只不过是它用来作为积极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反革命内战的掩护而已。

〔5〕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6〕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注〔16〕。

〔7〕参见本书第二卷《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

关于重庆谈判[*]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1〕。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2〕。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拚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3〕，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4〕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5〕。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6〕？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们讲的时局问题。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现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讲话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们又愿意同他谈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还讲一点我们的工作。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7〕，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8〕。反苏反共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都坚决反对。在最近的三十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间隔了二十几年。人类历史五十万年，只有在这三十年内才打过世界战争。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有很大进步。这一次大战以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第一次大战以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

〔1〕这里是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下面是《会谈纪要》上关于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谈判经过的记载，里面的所谓“政府方面”是说国民党政府。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2〕上党区，指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这一带的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解放区军民展开自卫反击，举行了上党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三万五千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3〕“积十八年之经验”，指自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起到一九四五年止中国共产党同它作斗争的经验。

〔4〕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5〕见《论联合政府》（本书第3卷第1069页）。

〔6〕指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内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

〔7〕苏、中、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协定而设立的，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共举行六次会议。这里所说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是指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二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五国外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同曾参与法西斯德国侵略战争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签订和平条约以及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等问题。在讨论对罗、保、匈三国和约草案时，美英无理要求罗、保、匈三国民主政府辞职或改组；美英还违背波茨坦协定，给予法国参加讨论和约的权利，遭到苏联拒绝；苏联提议讨论成立对日本的管制委员会问题这一合理主张，也被美国拒绝。由于上述分歧，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

〔8〕参见本卷《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合众社重庆三日电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并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1〕。新华社记者为此询问中共方面发言人。

中共发言人告记者称：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除我军已撤退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五个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大肆蹂躏人民外，其他大多数解放区，例如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省，国民党正规军已有七十余师开到我解放区及其附近，压迫人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正在向我解放区开进者，尚有数十师。这难道是取守势吗？其中由彰德〔2〕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3〕，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4〕。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在晋绥察三省，也是如此。十月上旬，阎锡山指挥十三个师，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民在自卫战斗中全部缴械，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他们现在我太行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最近阎锡山在重庆报道他如何被攻，而他则仅取“守势”，说了种种谎话。他大概忘记了他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暂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暂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等位将军〔5〕，现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氏和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谎话。傅作义将军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已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的门口，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难道这也是取守势和未放“第一枪”吗？我察绥两省军民起而自卫，在反攻战斗中亦俘虏大批官兵，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进攻等等〔6〕。在各次自卫战斗中，我方缴获大批“剿匪”和反共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最高当局所颁发而被吴国桢氏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本》、“剿匪”命令〔7〕和其他反共文件，正在向延安解送中。这些反共文件，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铁证。

记者又问中共发言人，吴国桢氏所提恢复交通办法，你的意见如何？该发言人答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8〕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先生早主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我们主张：（一）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政府受降军队和进攻军队，立即撤返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和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二）全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三）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的规定。发言人说：只有如此，才能制止内战；否则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以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已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这时蒋介石已经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的内战规模已经日趋扩大。

〔1〕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大部分铁路交通线都在解放区军民的控制或包围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在所谓“恢复交通”的借口下，企图利用这些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并且把它的几百万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进攻解放区，抢占大城市。

〔2〕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

〔3〕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队自郑州、新乡一带沿平汉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三个军，侵入磁县、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等部一万余人，在邯郸地区起义，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人民解放军围歼，放下武器。当时被迫放下武器的高级军官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军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树森等多人。

〔4〕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调集了三个战区的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豫、鄂两省解放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分兵一部，自西北方向，沿陇海路两侧东犯豫西解放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所部，沿平汉路两侧，自北向南进犯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第六战区的部队自鄂南北犯加以配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大都归刘峙指挥。豫鄂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对进犯军作了坚决的斗争，保存了实力，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转移至豫、鄂交界之大洪山、桐柏山、枣阳地区，后因国民党军队继续追逼，又转移至平汉路东之宣化店地区。

〔5〕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军官，都是上党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阎锡山部队的高级将领。关于上党战役，见本卷《关于重庆谈判》注〔2〕。

〔6〕绥远，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热河，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傅作义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绥远西部的五原、临河一带。日本投降后，他奉命进攻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八月攻占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集宁、丰镇。九月初攻占兴和、尚义、武川、陶林、新堂、凉城，大举向察哈尔解放区进攻，迫近张家口。人民解放军起而自卫，将其击退，并俘虏其大批官兵。

〔7〕《剿匪手本》，是一九三三年蒋介石编的专门讲述进攻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方法的反革命小册子。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重印这个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军官，并下达密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8〕见本卷《关于重庆谈判》注〔1〕。

减租和生产

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一）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二）目前战争的规模很大，许多领导同志在前方指挥，不能分心照顾减租和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三）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减租中和减租后，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

（四）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政府发放农贷、工贷，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也十分重要。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应当研究调节的办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

（五）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材，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六）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过去几个月内，我党领导人民在肃清敌伪和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激烈斗争中，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四五年即将过去，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的工作必须注意如下各点：

（一）粉碎新的进攻。国民党自从在绥远〔1〕、山西、冀南三处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被我军粉碎后，又在调动更大的兵力，准备新的进攻。假如没有新的情况足以使国民党迅速停止内战，则一九四六年春季的战斗，将是紧张的。因此，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

（二）开展高树勋运动〔2〕。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三）练兵。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一九四六年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各地民兵，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须重新调整。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材的训练。

（四）减租。按照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指示〔3〕，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五）生产。按照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一九四六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人民中发生的疲劳情绪，只有在认真实现减租和生产两项任务，并有了显著成绩之后，才能克服。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

（六）财政。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一九四六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4〕，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七）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5〕。一九四六年，这两项工作，必须比过去几年做得更好些。这对于粉碎国民党进攻和巩固解放区，将有重大意义。军队中应当从每个指战员的思想上解决问题，使他们彻底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性。只要军队方面做好了，地方对军队的关系必会跟着改善。

（八）救济。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

（九）爱护本地干部。现在每个解放区，都有大批外来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东北各省，此种情形尤为显著。对于这些外来干部，各地领导机关，务须谆谆告诫他们，以充分的热情和善意，爱护本地干部。将识别、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我党在解放区才能生根。外来人轻视本地人的作风，应当受到批评。

（十）一切作持久打算。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6〕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同时，我党代表团即将出席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和国民党重新谈判，为全国的和平民主而奋斗。但事情可能还有曲折。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例如新区域、新部队还不巩固和财政困难等。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节省使用，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

以上十项，为一九四六年尤其是上半年工作应加特别注意之点。望各地同志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地实现上述方针。至于各地政权建设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从党内外推广时事教育的工作，解放区附近城市的工作等项，都是重要的，这里不来多说。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绥远，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等部一万余人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为了进一步加强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战场上实行怠工，和人民解放军联欢，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3〕即本卷《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4〕这里所说的“公私兼顾”的“公私”，是指公家和个人两方面，而不是指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方面。

〔5〕拥政爱民，是人民解放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是解放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的口号，后来改为“拥军优属”，即拥护人民解放军、优待革命军人家属。

〔6〕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云南省昆明市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军队包围会场，发射小钢炮、机关枪、步枪，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阻师生通行返家。各校学生于第二天起联合罢课。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大批军警和特务在西南联合大学校舍、师范学院两处投掷手榴弹，并骚扰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南英中学等处。当日，师生死四人，伤数十人。一般称这个血案为“一二一惨案”。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1〕。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二）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三）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最近热河省委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2〕，可以应用于东北。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四）我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不能占领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心。这些情况，都是同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应向干部说明，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归于国民党，东北形势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3〕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必须告诉干部，对于国民党势力切不可估计太低，也不可以为国民党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而产生不耐心作艰苦工作的情绪。这样说明时，当然不要使干部觉得国民党势力大得了不得，国民党的进攻是不能粉碎的。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这就给我党以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热辽边境进攻，如果没有受到打击，他们不久即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五）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六）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一九四六年决不可空过，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此事。

（七）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期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注意不够，此次东北党组织除注意国民党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合，领导东北人民，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肃清汉奸，剿除土匪，建立各级地方民主政府。但是这时坚持要独占全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的严重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而这一斗争对于全国局势显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个正确的方针，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有效地实现了，因而能在三年以后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1〕当时，东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段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北满根据地是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西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段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今双辽）、扶余等地区。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南满建立了根据地，南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市）、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对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

〔2〕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共热河省委颁发的《发动群众的指示》。这个指示指出：发动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应当通过这一运动，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组织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并准备在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后转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中发动群众，必须首先发动工人，使工人在清算汉奸、特务的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这个指示还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的一套办法，爱护民力，一切作长期打算。

〔3〕热河，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一九四六年四月）

（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二）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时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注　　释

*　这个文件是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一九四六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的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由于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将全文收入了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一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一）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1〕，破坏政协决议〔2〕，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二）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三）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四）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五）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即在东北亦应开始提倡。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六）我们面前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就不断地破坏这个协定，但是当时他对全面内战还没有准备好，主要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前线。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仍然不能不召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且在一月十日发布停战令。蒋介石不愿意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停战令。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继续在许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同时美国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到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认为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就以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七月起到九月止，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在全国规模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占其总兵力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分局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当时，解放区共有六个大的作战区域。这六个作战区域和在这些区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解放区和苏皖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聂荣臻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晋绥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贺龙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原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一百二十万人，较之敌人的兵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人民解放军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所制定的作战方针，不断地给进犯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经过约八个月的时间，在消灭了敌人正规军六十六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七十一万多人以后，便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接着，人民解放军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逐步地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1〕《停战协定》，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公布的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是利用这个停战协定作为布置大战的幌子，在停战令下达的同时，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到六月下旬蒋介石便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2〕“政协”，即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确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增加国民政府委员的名额；“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各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时，由各该党派另提人选”；“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如所提人选有为各被选人三分之一所反对者，则主席须重新考虑，另行选任之”。“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抽象地规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其权力为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和预算以及国民政府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同时，国民政府主席却有很大的权力，有指定权、议案的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又规定国民政府“行政院现有部会及拟设之不管部会政务委员总额中，将以七席或八席，约请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二）和平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九章。在《总则》一章中，规定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在《人民权利》一章中，规定“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犯者应予惩处”。在《政治》一章中规定“整饬各级行政机构，统一并划清权责，取消一切骈枝机关，简化行政手续，实行分层负责”；“保障称职人员，用人不分派别，以能力、资历为标准，禁止兼职及私人援引”；“厉行监察制度，严惩贪污，便利人民自由告发”；“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在《军事》一章中，规定“军队建制应适合国防需要，依民主政制与国情改革军制，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改进军事教育，充实装备，健全人事、经理制度，以建设现代化之国军”；“全国军队应按照整军计划切实缩编”。在《经济及财政》一章中，规定“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并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于投机、垄断、逃税、走私、挪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以改善农民生活，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实行劳动法，改善劳动条件”；“财政公开。厉行预算决算制度，紧缩支出，平衡收支，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缩通货，稳定币制，并公布内外债之募集及用途，由民意机关监督之”；“改革税制，根绝苛杂与非法摊派”。在《教育及文化》一章中，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及文化事业经费之比率”；“废止战时实施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国民大会的代表“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这个协议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改国民党的宪法草案；并且规定了宪草修改的原则。除对国民大会、政府机构的职权作了原则规定外，特别对于地方制度和人民之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关于地方制度，规定“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工役应规定于自治法内，不在宪法内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改善征兵制度”；“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实行军党分立”，“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实行军民分治”，“凡在军队中任职之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关于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规定“军事三人小组应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国民党军队“依军政部原定计划，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1〕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问：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2〕，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答：一年以上。

问：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

答：可以的。

问：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答：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答：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很重要的谈话。在这篇谈话里，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足巨人”一样，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都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毛泽东曾经多次地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关于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问题，参看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五章第六节和本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第一部分。

〔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〇），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一九二五年起多次访华。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五次到中国访问，八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她，发表了这篇谈话。一九五八年她来中国定居。一九六二年后，定期编写《中国通讯》，向国外读者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著有《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人类的五分之一》和《中国人征服中国》等书。

〔2〕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援助。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为止，美国共装备国民党军四十五个师。为国民党训练陆军、海军、空军、特务、交通警察、参谋、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十五万人。美国用军舰、飞机运送了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另外八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五十四万余人，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政府以九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在华北并为国民党保护交通线。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援助，据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披露的材料，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八年，总数共达四十五亿多美元（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绝大部分也被国民党留作以后进行反人民内战之用）。但实际上，美国援蒋数字远不止这个数目。美国白皮书承认，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等于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与该国政府预算相较，在比例上超过战后美国对任何西欧国家的援助数量”。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二）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2〕（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例如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半旅〔3〕。又如我刘邓军在定陶附近，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歼敌一个旅，九月六日下午又歼敌一个旅，九月七日至九月八日又歼敌两个旅〔4〕）；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

（三）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四）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五）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六）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七）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例如，六月五日至六月十日，山东我军同时攻击胶济、津浦两路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5〕。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6〕。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一个一个地夺取之，而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例如山西我军夺取同蒲路上诸城〔7〕，就是这样打的。

（八）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地方兵团（或部队）在打敌一团一营一连的时候，也适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

（九）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不但歼灭敌军的正规部队应当受到奖励；就是歼灭敌军的保安队、还乡队〔8〕等反动的地方武装，也应当受到奖励。但是，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凡能保守或夺取这些地方者，也应受到奖励。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在本书各篇中所说的“歼灭敌人”或者“消灭敌人”，都是包括把敌人击毙、击伤或俘虏。

〔2〕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原来是一个军下辖三个师或两个师，每师下辖三个团。一九四六年三月起，国民党分期整编了当时在黄河以南地区的正规军，将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编为旅，旅下辖三个团或两个团。在黄河以北地区的军队没有整编，仍按原来编制。一九四八年九月以后，国民党又将整编师恢复为军，旅改称师。

〔3〕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苏皖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进攻苏中解放区的敌军，是汤恩伯指挥的十五个旅，约十二万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十九个团（后增至二十多个团）的兵力，自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连续作战七次，歼敌军六个旅、五个交通警察大队，共五万三千余人。本文所提到的是其中三次作战的战果。

〔4〕一九四六年八月，国民党军队自徐州、郑州一带，分两路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迎击自郑州出发的一路敌军，自九月三日至九月八日，先后在山东的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歼灭敌军四个旅共一万七千余人。

〔5〕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所属一部，为了打击国民党收编的在停战令生效后不断向解放区挑衅的伪军，决定在胶济线和津浦线上发动讨逆战役。先后解放胶县、张店、周村、德州、泰安、枣庄、高密、即墨等十余座城镇。

〔6〕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为了配合中原、华东的人民解放军作战，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分数路向驻在陇海路上开封至徐州一线的国民党军出击，先后占领砀山、兰封（今并入兰考）、李庄、杨集等十余座城镇。

〔7〕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阎锡山部联合进犯晋南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和晋绥军区所属一部举行反击，击退敌军的进犯；八月，又向驻在同蒲路上临汾至灵石一线的敌军发起攻势，至九月一日战役结束，先后解放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诸城。

〔8〕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解放区的地主、恶霸逃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把他们组织成为“还乡队”、“还乡团”等反动武装，随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些地主反动武装，到处抢掠屠杀，无恶不作。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将如何？

毛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1〕。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问：中国内战将延长多久？其结果将如何？

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2〕，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问：阁下是否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介石的五项要求〔3〕？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4〕，则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间的停战协定〔5〕和政治协商会议〔6〕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注　　释

〔1〕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名，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进行所谓“调处”的时期内，美方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大量的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至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五十四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六月下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八月十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2〕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中，三国外长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并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苏联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协议。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请求，苏联军队才推迟了撤军的时间。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苏军即全部从中国东北境内撤出。但美国政府却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拒不撤走自己的军队，并且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内政。

〔3〕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蒋介石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同年八月，蒋介石又提出五项要求，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还声称只有中共方面承认了这些要求，才能考虑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理的要求。

〔4〕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会议中协商的精神，国民大会应该是各党派参加的民主的团结的大会，必须在政协各项协议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才能召开。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在同年六月下旬发动全国性内战，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即于当日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除青年党、民社党及极少数“社会贤达”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拒绝参加并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5〕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6〕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三个月总结[*]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

（一）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1〕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二）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三）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今年二月至六月被我军在东北所歼灭者，尚未计算在内。

（四）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五）三个月被我歼灭的二十五个旅中，计汤恩伯（原为李默庵）七个旅，薛岳两个旅，顾祝同（原为刘峙）七个旅，胡宗南两个旅，阎锡山四个旅，王耀武两个旅，杜聿明一个旅。除李宗仁、傅作义、马鸿逵、程潜四部，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之外，其余七部，或者受到我军相当严重的打击，或者受了初步的打击。受我严重打击者，有杜聿明（包括今年二月至六月在东北的作战）、汤恩伯、顾祝同、阎锡山。受我初步打击者，有薛岳、胡宗南、王耀武。所有这些，都证明我军能够战胜蒋介石。

（六）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2〕。

（七）过去三个月内，我们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地方，在不得已时被敌占去，但是将来均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作战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八）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3〕。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九）过去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

（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十一）过去三个月内，我军不但歼灭敌正规军二十五个旅，又歼灭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反动军队为数不少，这也是一个大成绩。今后仍应大量地歼灭此类军队。

（十二）过去三个月经验证明：歼灭敌军一万人，自己须付出二千至三千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为应付长期战争（各地应处处从长期战争着眼），今后必须有计划地扩兵，保证主力军经常满员，并大量训练军事干部。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4〕等项原则，坚决地实施之。

（十三）三个月经验证明：在一月至六月休战期间，凡依照中央指示加紧进行了军事训练的军队（中央曾反复指示各地应以练兵、生产和土地改革等三项工作为中心任务），其作战效能就高些，否则效能就低得很多。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十四）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5〕，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

（十五）三个月经验证明：凡民兵、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得好的地方，虽然被敌人暂时占领许多的点线，我们仍能控制广大的乡村。凡地方武装薄弱和领导不好的地方，就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今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暂时被敌占领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

（十六）三个月战争，使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完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了。同时，国民党恢复征兵征实〔6〕，引起人民不满，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十七）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7〕和政协决议〔8〕，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

（十八）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9〕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日益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斗争日益高涨，各国共产党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它们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国力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然日益陷于孤立。这些就是极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凡此国内国际形势，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大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力量是极大地发展了。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

（十九）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这个指示，详细地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的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出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以后必然能够取得胜利。对于支持和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所需要解决的解放区内部的土地改革问题，发展解放区的生产问题，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斗争的领导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这个文件也作了原则的说明。

〔1〕即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2〕后来情况证明，开始转变敌我形势是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的时候。这时人民解放军作战已十二个月，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八个旅，共已歼灭敌军约一百个旅，比较这里估计的数目要多些。这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使用其一切可能的力量来进攻的缘故。

〔3〕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三十万人的包围进攻下开始主动地作战略转移，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转入老解放区的一部，是指突围后转入陕甘宁边区的由王震等所领导的部队。另有一部，由皮定钧等领导转入苏皖解放区。在陕南创造的游击根据地，是指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一部主力突围到达陕南后，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在卢氏、洛南、灵宝、潼关、华阴等地创建的豫鄂陕游击根据地。在鄂西创造的游击根据地，是指由王树声率领的另一部主力突围后进入武当山区，创建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还有一部分散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4〕见本卷《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注〔4〕。

〔5〕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变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的制定就是表现这种改变。

〔6〕征实，指田赋征收实物（粮食）。

〔7〕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8〕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9〕参见本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注〔1〕。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

（一）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二）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被歼灭的大量伪军和保安部队，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未计算在内。蒋介石的攻势，在鲁南、鲁西、陕甘宁边区、平汉北段和南满等地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去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了。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征兵不足规定数额，这同他的战线之广和兵员消耗之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最近在苏北、鲁南、鲁西、晋西等地几次作战中，许多蒋军部队士气的下降已到了很大的程度。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预料今后数月内可能达到歼灭蒋军连前共计一百个旅的目的。蒋介石共有正规军步骑九十三个师（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一百九十一万六千人，伪军、警察、地方保安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后勤部队和技术兵种等，都未计算在内。进攻解放区的为七十八个师（军），二百一十八个旅（师），一百七十一万三千人，约占蒋军正规军兵力百分之九十。留在蒋管区后方的仅十五个师，三十个旅，二十万三千人，约占百分之十。因此，蒋介石不可能再从他的后方调动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一十八个旅中，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虽然有些部队在被歼灭后又以原番号补充恢复，但其战斗力很弱。有些补充后又被歼灭，有些则根本没有补充。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1〕和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2〕，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3〕的规模。

（四）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五）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在前年四月，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曾预见美蒋实施这些反动政策的可能性，并为战胜这些反动政策而制定了完整的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

（六）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4〕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后，解放区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仍将受到保障。

（七）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5〕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蒋介石为了继续内战，恢复了抗日时期极端恶劣的征兵、征粮制度，这将迫使广大的乡村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不能生活，因而民变运动已经起来，并将继续发展。这样，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就将在广大人民面前日益丧失自己的威信，遭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这个形势，一方面推动蒋管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日益向前发展，另方面影响蒋军士气更加下降，增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的可能性。

（八）以孤立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6〕及其所制造的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它们没有使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反而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自己孤立起来。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采取了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已将青年党、民社党〔7〕两个历来在社会上毫无威信的小党派和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拉拢到自己方面，并且中间派队伍中预计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人投到反动派方面去，这是因为中国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和反动势力日益孤立，所以敌我两条阵线不得不划分得这样清楚。一切隐藏在民主阵线中欺骗人民的分子，最后都将露出自己的原形而为人民所唾弃，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队伍则将因为同隐藏的反动分子分清了界限，而更加壮大起来。

（九）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极为有利。苏联力量的增长及其外交政策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左倾及其反对本国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争的日益发展，这两大因素，已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日益陷于孤立。如果再加上无可避免的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一因素，必将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更加处于困难地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所谓反动派进攻不能粉碎的神话，在我们队伍中不应有它的位置。中央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日益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十）为着取得休息时间补充军队，重新进攻，为着向美国取得新的借款和军火，为着缓和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又在施行新的骗术，要求和我党恢复所谓和谈〔8〕。我党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

（十一）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十月一日中央关于三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九月十六日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这里特再着重指出几点，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甲、军事问题。我军在过去七个月艰苦奋战中，已经证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军的装备和战术，均有进步。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各大小军区，各野战兵团，必须具体地解决为了加强炮兵和工兵而发生的各项问题，主要是训练干部和制造弹药两项问题。

乙、土地问题。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9〕，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10〕，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此外，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之处，都照《五四指示》办理。总之，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丙、生产问题。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第二个原则是军民兼顾，公私兼顾〔11〕。因此，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第三个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因此，除依情况应当集中经营者外，必须反对不顾情况，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

（十二）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中外反动派将继续用全力反对中国人民，蒋管区的法西斯统治将更加紧，解放区的某些部分将暂时变为沦陷区或游击区，部分的革命力量可能暂时遭受损失，在长期战争中人力物力将受到消耗，凡此种种，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从一九四六年八月起，上海国民党当局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至十一月下旬，拘捕和拘押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摊贩于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三千余人的请愿游行，并包围黄浦区警察局。国民党当局下令开枪镇压，摊贩死七人，受伤被捕者甚多。十二月一日，摊贩请愿游行队伍增至五千余人，继续进行斗争，当日又被杀十人，受伤百余人。上海全市商店曾经停业表示同情。这样就形成了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

〔2〕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一名女生的事件。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党统治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为此相继罢课，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参加这一运动的学生人数在五十万以上。

〔3〕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4〕见本书第二卷《论政策》注〔7〕。

〔5〕“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这个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与中国人享受同样待遇。第二，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第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6〕见本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注〔4〕。

〔7〕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一九二三年成立。参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民社党，即中国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八月由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它们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这次国民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8〕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军事进攻的不断失败和军事形势的日益恶化，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攻，经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国共产党要求允许派遣代表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美蒋这一新的骗局，立即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揭穿。中国共产党指出，恢复谈判，必须实现两个最低条件，即（一）废除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制定的伪宪法，（二）国民党军队退出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以后侵占的解放区的一切土地；否则无法保证以后谈判中所获协议不再被国民党撕毁。国民党政府看到“和平”骗术无法实施，即于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9〕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见本卷《三个月总结》注〔5〕。

〔10〕填平补齐，是在土地改革比较彻底的老区，为了解决某些贫雇农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足以及土地改革中遗留下的其他问题，在较小的范围内，采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合理地调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11〕见本卷《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注〔4〕。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

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九四七年四月）

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指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1〕、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2〕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二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

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3〕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

以上三项，为上月所决定，业已分别实行。特此通知。

注　　释

*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文件，一个是在一九四六年冬季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时候在延安写的，一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占领延安以后的二十天在陕北靖边县青阳岔写的。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统治，采取了召开伪国民大会，驱逐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等项疯狂的步骤。蒋介石采取这些步骤的结果，如本文所说，在政治上完全是自取灭亡。在军事上，他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结果也完全失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达到二十五万人，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因而国民党军曾经先后占领过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是国民党军不但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或者把它们赶到黄河以东的目的，而且受到人民解放军多次的沉重打击，损失兵力约达十万人，最后不得不逃出边区，而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同时，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以很少兵力吸引和歼灭了敌军的大量主力部队，也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帮助他们较快地转入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一九四七年三月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起，到一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止，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极大地鼓舞了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毛泽东在留驻陕甘宁边区期间，不但继续指导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而且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达到了本文所提出的“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参看本卷《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和《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两文。

〔1〕“国大”，即“国民大会”。见本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注〔4〕。

〔2〕这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初到十一月十三日的统计。

〔3〕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三月五日前撤退。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

〔4〕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即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两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村以后，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1〕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

（二）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

（三）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四）你们现在位于瓦市以东和以北地区，引敌向瓦市以北最为有利；然后可向敌廖昂〔2〕薄弱部分攻击，引敌向东；再后你们可折向安塞方面，引敌再向西。

（五）但你们在数日内即应令三五九旅（全部）完成向南袭击之准备，以便在一星期以后派其向南担任袭击延长延安之线以南、宜川洛川之线以北地区，断敌粮运。

（六）以上意见妥否望复。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一九四七年七月改称西北野战军）的电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是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所组成的。

〔1〕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在延安西北），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旅部率一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进入人民解放军伏击圈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人民解放军将其全部歼灭。这是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陕北战场的第一个胜仗。

〔2〕廖昂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当时率部驻守于延川、清涧一带，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清涧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活捉。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

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

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和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改变任何事物的样式，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在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决定要使中国回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和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1〕。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2〕。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3〕时期和一二九运动〔4〕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5〕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现在人们已经看到这些工具的迅速破产。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6〕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蒋介石军队在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传到后方的日益增多，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日益感觉自己的出头翻身有了希望。恰在这时，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一切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什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呀，什么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呀，其目的原是为着孤立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结果却是相反，被孤立的不是中共，也不是任何民主力量，而是反动派自己。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什么是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什么是蒋介石的宪法，什么是蒋介石的多党政府。在这以前，中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主要地是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的这些手法是多少存了幻想的。对于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也是这样。在几次庄严的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毁得干干净净之后，在用刺刀向着要和平反内战的学生群众之后，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政治上毫无经验的人们之外，什么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了。

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我们曾经不断地向人们指出，蒋介石政府不是别的，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这个政府因为采取了这些反动政策，它就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这个预言，不久以后就得到了证实。本篇和《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都是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写的。

〔1〕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五十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一名女生的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这一斗争，迅速获得了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同时，发生了上海八千工人、学生包围国民党警察局的事件。这一爱国运动，立即扩大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了极端野蛮的镇压办法。五月二十日，同时在南京和天津殴伤和逮捕学生共百余人，造成有名的“五二〇血案”。但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没有被镇压下去。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当时遍及六十多个大中城市。一九四八年五月间，上海学生又同文化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一起，展开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也迅速地扩展到其他许多城市。直到全国胜利为止，学生的爱国斗争从未停止过，给了国民党以严重的打击。

〔2〕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方政府，对于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镇压。

〔3〕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4〕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5〕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5〕。

〔6〕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

（一）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十二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二）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的特种兵（海军、空军、炮兵、工兵、装甲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余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1〕。

（三）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四）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五）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六）敌军分布，到今年八月底止，连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都算在内，南线一百五十七个旅，北线七十个旅，国民党后方二十一个旅，全国总数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实际人数约一百五十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警察、保安部队等约一百二十万人；敌后方军事机关非战斗人员约一百万人。敌全军共约三百七十万人。南线各军中，顾祝同系统一百十七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七个旅，胡宗南系统三十三个旅。顾军一百十七个旅中，被我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六十三个旅。其中一部尚未补充；一部虽已补充，但人数很少，战斗力很弱；另一部虽有较多人员武器补充，战斗力也恢复到某种程度，但仍然远不如前。尚未被歼和尚未受歼灭性打击者只有五十四个旅。全部顾军，使用于守备和仅能作地方性机动之用者占了八十二到八十五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三十二到三十五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的七个旅大体均只能任守备，其中一个旅曾受歼灭性打击。胡宗南系统（包括兰州以东，宁夏榆林以南，临汾洛阳以西）之三十三个旅中，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十二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七个旅，其余均任守备。北线敌军共有七十个旅。其中，东北系统二十六个旅，内有十六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孙连仲系统十九个旅，内有八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傅作义十个旅，内有二个旅受歼灭性打击；阎锡山十五个旅，内有九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这些敌军现在大体均取守势，能机动作战的兵力只有一小部分。国民党后方任守备的兵力仅有二十一个旅。其中，新疆和甘西八个旅，川、康七个旅，云南两个旅，广东两个旅（即被歼灭的第六十九师），台湾两个旅，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江西六省全无正规军。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今年计划征兵一百万补充前线并训练若干新旅和若干补充团。但是，只要我军能如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在第二年再歼敌九十六至一百个旅（七、八两月已歼敌十六个半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国民党虽有征兵百万训练新旅和补充团之计划，也将无济于事。其征兵纯用捕捉和购买方法，必难达到百万，而且逃亡甚多。我军执行外线作战方针，又可缩小其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七）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包括一次打几个旅的大规模歼灭性战役在内，例如今年二月莱芜战役〔2〕，七月鲁西南战役〔3〕），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以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果然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

（八）以上是一年战争的总结和今后战争的方针。望各地领导同志传达给军队团级以上、地方地委和专署以上的各级干部，使大家明白自己的任务而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之。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当时他和中共中央住在陕北佳县朱官寨。这个指示规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战略计划，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其主力部队于八月初挺进鲁西南，九月下旬进入豫皖苏地区。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兵团（一九四八年三月改称山东兵团），从十月初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线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东北野战军紧接着全东北范围的夏季攻势之后，从九月起，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参看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

〔1〕本文所说我军在东北、热河（现分属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冀东的战略反攻，是指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自五月十三日开始，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和热河、冀东各个战场上同时展开进攻，到七月一日止，歼灭国民党军八万二千余人，收复和一度攻克城镇四十二座，打通了南满、北满的联系，迫使敌军收缩于长春至大石桥、沈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转为防御，从而改变了东北整个局势。本文所说我军在晋南、豫北的战略性反攻，是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三、四、五月间在豫北和晋南同蒲路两侧所展开的攻势。豫北攻势于三月二十三日发起，在接连攻克延津、阳武（今并入原阳）、濮阳、封丘后向北扩张战果，四月三日挥师北上，至五月二十八日止又攻克淇县、浚县、滑县、汤阴等城，歼敌四万余人。晋南攻势于四月四日发起，至五月十一日，连克曲沃、新绛、永济等二十二座县城和黄河渡口的禹门口、风陵渡要点，歼敌一万四千余人。

〔2〕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莱芜（位于济南东南）地区所进行的运动战。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国民党军以八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由明水（今章丘）、淄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泰策应，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一个军及三个整编师集结在鲁西南地区，阻止华东野战军西撤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企图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沂地区决战。华东野战军以一部阻击南线之敌，佯作决战模样，主力则隐蔽兼程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战斗自二月二十日开始至二十三日下午结束，歼灭该敌五万六千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

〔3〕鲁西南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省西南部菏泽、郓城、巨野、定陶、金乡、曹县地区所进行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夜发起，至七月二十八日结束，先后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师部和九个半旅，共六万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1〕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2〕、通过政协决议〔3〕、宣布四项诺言〔4〕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5〕，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6〕。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7〕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各项，就是本军的基本政策。本军所到之处，立即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适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的。

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

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

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

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8〕，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打倒蒋介石！

新中国万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被称为《双十宣言》。宣言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的。

〔1〕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2〕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3〕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4〕四项诺言，指蒋介石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宣布的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

〔5〕见本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注〔4〕。

〔6〕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其实，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的总动员早已实行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转入进攻。蒋介石自己也供认他的统治已到了“严重危机”。这个“总动员令”，只是表示蒋介石的垂死挣扎。

〔7〕奴役性商约，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5〕。

〔8〕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注〔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

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1〕，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二、三大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注　　释

〔1〕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已提出部队对待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不打人，不骂人。一九二八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1〕。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二

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恰在这时，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匪帮认为，只须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他们认为他们有正规军二百万，非正规军一百余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一百余万，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他们已经利用时间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们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他们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他们取得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他们又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被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不彻底，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是巩固的。从这种估计出发，蒋介石匪帮就不顾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最后地撕毁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2〕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3〕，发动了冒险的战争。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三

十七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为止，十二月的尚未计入）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六十九万人，其中打死和打伤的有六十四万人，俘虏的有一百零五万人。这样，就使我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在军事方面来说，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4〕。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5〕，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十八个月中，蒋介石的前线高级指挥官，大部分因为战败被撤换。这里有郑州的刘峙，徐州的薛岳，苏北的吴奇伟，鲁南的汤恩伯，豫北的王仲廉，沈阳的杜聿明、熊式辉，北平的孙连仲等人。负指挥全部作战责任的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亦被取消此种指挥职权，降为东北一个战场的指挥官〔6〕。而在蒋介石自己代替陈诚担任全局指挥的期间，却发生了蒋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美国主子，现在应当感觉到他们自己的错误了。他们将日本投降以后一个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现。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我们敌人的战略打算是彻底地输了。

四

现在，比较十八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也巩固得多了。这是由于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7〕，并立即在各地普遍实行。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8〕。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们的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甚少，而乡村中能够参加和应当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户数），则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多。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旧式富农按照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之所以应当拿出来分配，是因为中国的富农一般地带着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富农大都兼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其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是半封建的〔9〕。还因为他们所占的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10〕，如不平分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但是按照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一般地应当有所区别。土地改革中，中农表现赞成平分，这是因为平分并不损害中农利益。在平分时，中农中一部分土地不变动，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有少数多余的土地，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平分，这是因为在平分后他们的土地税的负担也减轻了。虽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些，就是我党在执行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战略任务时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五

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11〕，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六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上有一条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七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其中说：“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从表面上看来，现在时期，比较抗日时期，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12〕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现在，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八

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以为它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给他们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国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打击的严重性，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和丧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感到毫无出路。但是，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样地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像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巩固其内部，并互相团结起来。以法意为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力量，正在发展。美国内部，存在着日趋强大的人民民主势力。拉丁美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檄文〔13〕。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动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讨论了和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见本卷第一一八四页）。关于毛泽东的报告，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各项文件（按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这次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有：（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本卷第1267页）一文中。从本篇起，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情况的通报》止，都是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写的。

〔1〕关于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陆续转入进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见本卷《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注〔2〕。

〔2〕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3〕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4〕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5〕见本卷《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注〔4〕。

〔6〕刘峙原任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因为一九四六年九月在定陶战役中失败，当月被撤职。薛岳原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因为他所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宿北战役、一九四七年一月鲁南战役、同年二月莱芜战役中，接连遭受严重失败，于三月被撤职。吴奇伟原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因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宿北战役失败，于一九四七年三月被撤职。汤恩伯原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因为一九四七年五月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于六月被撤职。王仲廉原任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官，因为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鲁西南战役中失败，于八月被撤职。杜聿明原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式辉原任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均因在东北民主联军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中遭到失败而于八月被撤职。孙连仲原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因为一九四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在清风店、石家庄战役中遭到失败而被撤职。陈诚原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因指挥山东历次战役屡遭失败，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被取消了参谋总长的实际权力。

〔7〕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这个会议在九月十三日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这样，土地法大纲就不但肯定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

〔8〕《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有了一些改变。一九四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在一切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的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而只在必要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给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数量。在封建制度还存在的地方，平分的重点，也限于地主的土地财产和旧式富农的多余的土地财产方面。无论在哪一种地方，对于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多余土地，只有在确有调剂必要和本人确实同意的条件下，才允许抽出调剂。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对一切中农的土地都不再抽动。

〔9〕中国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是在中国具体的历史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富农，一般具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而这种富农经济在全国农业经济中又不占重要地位，这两点都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农。在中国的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广大的贫雇农要求同时废除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从而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要求，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中共中央规定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新政策，即将新区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首先是打击大地主；第二阶段，在平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也分配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但是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仍然有所区别（见本卷《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发布土地改革法，规定在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的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则予以保护。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富农经济就不再存在了。

〔10〕这里所说的富农所占的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是就每户富农同每户贫农所占的土地的比较而言。从全国说来，中国的富农所占的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农产品的数量，都是很小的。富农经济在全国农村经济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

〔11〕见本书第三卷《学习和时局》注〔11〕。

〔12〕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13〕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一九五六年四月宣布停止活动。毛泽东在这里所说情报局发表的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檄文，是指情报局一九四七年九月的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此项报告的字数、写作方法以及发报时间，和各中央局、分局报告的办法相同。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我们规定此项政策性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中共中央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本卷《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第六部分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第四点。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

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

一　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二　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

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二、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了成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必须纠正。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1〕。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

三、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这种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在国家和人民接收过来之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闭。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在公营企业中，必须由行政方面和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以加强管理工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公私两利的目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应当试行这种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

四、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

五、关于开明绅士问题。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庭审处。

六、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平分土地时，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

七、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其中确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不是少量多余财产）者，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

八、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2〕，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

九、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3〕加以区别。

十、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

十一、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土地法大纲上规定的经过人民法庭审讯判决的这一斗争方式，必须认真实行，它是农民群众打击最坏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免犯乱打乱杀的错误。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十二、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在批评和斗争的时候，应当说服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应使这些干部、党员和坏分子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三　关于政权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三、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四　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

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例如共产党要领导中农，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消灭地主武装，平分地主土地）。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虽有斗争而没有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再则，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例如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是如此。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参看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的题解。

〔1〕关于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参见本书第一卷《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和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第四节。

〔2〕地财，指地主埋藏在地下的财物。

〔3〕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7〕。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1〕，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

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2〕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3〕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但是这种推选不是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的一个重要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2〕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的一个市镇。一九四七年五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蟠龙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守军六千七百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

〔3〕石家庄战役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一部在石家庄向国民党军发起的一次攻坚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余人，解放了石家庄，并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

在不同地区

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

关于土地法〔1〕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

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2〕，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在这种老区，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也不是人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这种小组的积极分子，可以担负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工作，但是不应当排斥中农，规定一定由贫农做领导工作。这种地区的农会和农村政权的领导工作，应当由贫农和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

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3〕，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这种地区，中农占少数，并且是观望的。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因此，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4〕，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1〕土地法，指《中国土地法大纲》。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7〕。

〔2〕平山县在河北省西部，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这里说的平山经验，是指该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支部会议的方式，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经验。

〔3〕即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见本卷《三个月总结》注〔5〕。

〔4〕浮财，指粮食、金钱、衣服、什物等动产。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

“左”倾错误[*]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

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人们误认为似乎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

二、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

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抓紧了；但在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四、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

总之，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种检查，责成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新华总社负主要责任，并将结果用自己的名义写一个政策性的报告给中央宣传部。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

一、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这点在老区和半老区亦是如此。

二、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老区一般只是填平补齐〔1〕工作，不发生此项问题。

三、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严禁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和贫农团。贫农团积极分子应作为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但必须吸引一部分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协会的委员会。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必须吸引中农参加，并照顾中农利益。

四、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

五、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

六、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

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此点老区半老区都适用。

八、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妨碍土地改革。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

九、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军队和区乡政府都要防止浪费。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10〕。

关于工商业政策[*]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

和开明绅士问题[*]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1〕。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2〕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八项政策的第一项。

〔2〕刘少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

新式整军运动[*]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四个旅，即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九十师之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约二万四千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二十八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三十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一万八千余人，毙伤五千余人，刘戡本人和九十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三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五千余人。此役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二十八个旅中，有八个旅属于三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一师、整编三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其中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前年九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一六七旅主力，去年五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于去年八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九十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七十八旅和整编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二十八个旅，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个旅，这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一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一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十二个旅。其中三个是“后调旅”〔1〕，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两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两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九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三十四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其中两个旅困守延安，三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2〕。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3〕。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4〕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5〕。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6〕，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7〕。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拚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粉碎，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进攻。这篇评论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这篇评论的更重要方面，是在着重地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这个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参看本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文。

〔1〕“后调旅”，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在战场上被人民解放军大部歼灭后，其残余部分调到后方补充而不改变番号的旅。

〔2〕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六个纵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先后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的主力部队，在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山东重点进攻后，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初挺进鲁西南，九月下旬进军豫皖苏边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的两个纵队和一个军，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经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建立了豫陕鄂、陕南等根据地。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底，转战中原的三路大军共歼敌二十余万人，胜利地完成了开创中原新解放区的战略任务。

〔3〕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四平街至大石桥的中长路沿线和山海关至沈阳的北宁路沿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九十天，歼灭国民党军十五万六千余人（其中营口守敌一个师起义），攻克敌军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四平街和其他城市共十八座及重镇多处。吉林守敌弃城逃往长春。这样，就使敌军在东北的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面积的百分之二左右，东北敌军占据的长春、沈阳、锦州等城市陷于孤立。

〔4〕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三个纵队和军区部队，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初至十一月中旬，先后举行了大清河北、清风店和石家庄等战役，共歼敌四万六千余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东野战军所属四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在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在内线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内线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等指挥下，进行了胶东战役，歼敌六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十余座县城，改变了整个山东战场的局面。在苏北，华东野战军一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至十二月间先后进行了盐（城）东（台）、李（堡）栟（茶）、盐（城）南等战役，共歼敌两万四千余人，收复了苏北广大地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攻克运城，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使临汾守敌陷于孤立。

〔5〕一九四八年春季，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在冬季整训之后，相继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绥军区各一部，在三月至五月间，先后进行了察南绥东战役、临汾战役，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三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先后发起了洛阳战役、宋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于三月十一日至五月八日，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胶济路中段战役，共歼敌八万四千余人。至此，山东省除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和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沿线的部分城镇外，全部解放。苏北兵团在三月间胜利地进行了益林战役，歼敌七千余人。

〔6〕十大军事原则，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三节。

〔7〕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是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所组成的。一九四七年春，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参加陕北作战的西北野战兵团，为两个纵队又两个旅，共二万七千余人。同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到一九四八年春，参加陕北作战的主力部队增加到五个纵队，七万五千余人，经过一年作战的锻炼和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初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后，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也空前提高。这样，就为一九四八年三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继宜川大捷之后，西北野战军于四月中旬发起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挺进泾水渭水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并且在四月二十一日收复延安。

关于情况的通报[*]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一、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二、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1〕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2〕。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估计要待我们有更大的胜利，夺取几个例如沈阳、北平、天津那样的城市，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已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可能愿意来解放区和我们共事。

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3〕，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4〕。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5〕合并。

四、我南线各军，即山东兵团九个旅，苏北兵团七个旅，河淮间兵团二十一个旅，豫鄂陕兵团十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十九个旅，西北兵团十二个旅，晋南豫北兵团十二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6〕，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现在除刘邓兵团的一部尚在休整外，各兵团均已于二月底三月初先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并在两星期内歼敌九个旅。北线各军，即东北兵团四十六个旅、晋察冀兵团十八个旅、晋绥兵团两个旅，在冬季则大部作战，一部休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作战，歼敌八个旅，争取敌一个旅起义，攻占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和四平街，并收复吉林。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晋察冀兵团休整一个多月，现已向平绥线行动。晋绥兵团数量较小，其主要任务是对阎锡山起钳制作用。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师），一百五十六个旅（等于国民党的整编旅），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现在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为增加。

五、国民党的正规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去年夏季，是九十三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则有一百零四个师，二百七十九个旅的番号。其分布是：北线二十九个师，九十三个旅（沈阳卫立煌十三个师，四十五个旅；北平傅作义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旅；太原阎锡山五个师，十五个旅），约五十五万人。南线六十六个师，一百五十八个旅（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九江白崇禧十四个师，三十三个旅；西安胡宗南十四个师，三十九个旅），约一百零六万人。第二线九个师，二十八个旅（西北区，包括兰州以西地区，四个师，八个旅；西南区，包括川、康、滇、黔，四个师，十个旅；东南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八个旅；台湾，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九万六千人。国民党正规军番号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大量被我军歼灭，并由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之后，甚感兵力不足，因此将大量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为正规军，计北线卫立煌系统增加三个师，十四个旅；傅作义系统增加两个师，六个旅；南线顾祝同系统，增加六个师，九个旅；胡宗南系统，增加两个旅；共计增加十一个师，三十一个旅。因此，国民党军现在不是九十三个师，而是一百零四个师，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而是二百七十九个旅。但是第一，最近几个月（至三月二十日为止）被我歼灭的六个师，二十九个旅，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也许有一部分永远无法重建或补充了，因此，国民党军在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十八个师，二百五十个旅，比之去年夏季以前只多了五个师的番号和二个实际的旅。第二，现在实有的二百五十个旅中，只有一百十八个旅未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余一百三十二个旅，或者被我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其士气和战斗力甚为低落。在未受歼灭性打击的一百十八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的，战斗力很弱。第三，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二百万人，非正规部队七十三万八千人，特种部队三十六万七千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一百零一万人，总计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他的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一万人，非正规部队五十六万人，特种部队二十八万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八十一万人，总计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十九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九十七万七千人（二月和三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十八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和我们相反的方针，不是充实各旅人员的数目，而是减少旅的人员，增加旅的番号。国民党军在一九四六年平均每旅差不多有八千人，而在现在则平均每旅只有六千五百人左右。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7〕。

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他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具有对我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8〕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在这以后，中共中央就离开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到达河北省西部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1〕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2〕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一月五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继续进行政治斗争。这两个党派当时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集“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4〕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合并，改称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了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军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联合办公。同年八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正式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山东的渤海区仍属中共华东中央局管辖。

〔5〕见本卷《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注〔4〕。

〔6〕白崇禧开始进攻大别山地区的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进攻的兵力共三十三个旅。

〔7〕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这是当时的预计。后来，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参见本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8〕指平汉路郑州至武汉段。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一

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这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反对了右的偏向，发动了群众斗争，在全区三百多万人口的二百几十万人口中，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又纠正了在运动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从这两方面来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我认为是成功的。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他们说“再也不敢封建了”，就是说，我们领导他们发动了斗争，消灭了或者正在消灭着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老区半老区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他们说“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这是在座同志们中有一位同志对我说的。他所说的致命的东西，就是指的存在于党和政府组织内的成分不纯或作风不纯并因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现在是根本上去掉了。他所说的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的东西，就是指的贫农团、新农会、区村人民代表会议，以及由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造成的农村中面目一新的气象。

这些反映，我以为是合乎实际的。

这就是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伟大的成功。这是成功的第一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晋绥的党组织才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要完成这样大的军事任务，那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这主要地是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过去一年中，晋绥在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偏向，现在也已纠正了。

在认真地纠正了上述一切偏向之后，我们可以有证据地来说，在晋绥中央分局领导下面的全部工作，现在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你们已经根据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1〕，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你们这样做，将使你们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的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你们已经执行了或者正在执行着这个方针，这也是对的。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到了那时，贫农团和农会就成为它们的助手。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末，你们就应当这样做。在一切解放区，也就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当然不是勉强凑数，而是要分别有市镇的农村和没有市镇的农村，分别市镇的大小，分别城市和农村，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实现这个联合一切民主阶层的任务。

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今后应当加强对于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获得进步。同时，应当向他们提出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

由于这一切，由于上述各方面的成功，应当说，晋绥解放区现在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巩固了。在其他解放区，凡是这样做了的，也就同样地巩固了。

二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关于这后一个问题，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2〕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3〕。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

三

晋绥的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这表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相当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的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依据这些工作作基础，进行了胜利的抗日战争，并打退了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当然，这个时期的党和政府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工作上的不良现象。但是，就总的情形说来，抗日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就给了我们在日本投降以后能够据以打败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的有利条件。抗日时期，晋绥党组织的领导方面的缺点或错误，主要地是未能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克服党内和政府内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中的不良现象；这个任务，留给了你们到现在来完成。那时的晋绥的某些领导同志，缺乏对于党和群众的许多真实情况的了解，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也是同志们应当引为教训的。

四

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再加重人民负担，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农业方面，过去被官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对于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那些变工队和合作社〔4〕都垮台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毫不可惜的。你们的任务，是在于细心地保存和发展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变工队、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经济组织，并推广这样的组织于各地。

五

全国的形势，是同志们所关心的。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议〔5〕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以后，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干部会议，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右倾思想，揭发了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而在以后，在许多地区，又采取适当的步骤，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左”的偏向。这样，就使我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最近几个月内，都利用了战争的空隙，实行了大规模的整训。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你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所实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工作，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面，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在新区，必须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让我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这个指示总结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经验，规定了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着重地纠正了某些地区在这两项工作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

〔2〕十二月会议，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题解。

〔3〕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的《关于改正错订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指示内容共分五项。其要点是：（一）由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不明确，在农民自发的要求下，将不少人错订为破产地主和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订为富农，影响了对中农的团结，这是错误的。（二）对上述错误应采取适当步骤，坚决地说服农民加以改正。对于已取出的财物，应作适当的退还。（三）向农民和干部说明，划分阶级成分，应以剥削关系为唯一标准。成分错订者应该改正。（四）掌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原则。在农民代表会议中，在农会领导机关中，使中农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并在税收中、土地改革中，照顾他们的利益。（五）对于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负责干部应认真研究。按照党对中农的政策，凡属错误，都要改正；同时必须通过群众去进行改正。在发出上述五项指示的同时，晋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纠正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的偏向。

〔4〕这里是指供销合作社。

〔5〕参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7〕。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1〕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2〕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3〕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注　　释

〔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

〔2〕崞县，今山西省原平县。

〔3〕参见《礼记·杂记下》。原文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再克洛阳后给

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

此次再克洛阳〔1〕，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

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

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因为它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所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

〔1〕洛阳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河南西部的一个重要据点。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首次攻克洛阳，以后为便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撤出。同年四月五日，人民解放军再度攻克该城。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就是在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样的策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给邓小平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的

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

必须注意季节。必须利用今年整个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甲）乡村情况调查。（乙）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丙）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动土地改革斗争。（丁）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戊）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实行分配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己）建立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三级政府委员会。（庚）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辛）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这种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壬）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癸）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开始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上的小规模的变工组织和其他合作团体；准备好种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产计划；发放必要的和可能的农业贷款（以贷给生产资料为主，必须有借有还，严格区别于救济性质的赈款）；在可能的地点，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以上是由土地改革到生产的全部工作过程，必须使一切直接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了解这样的工作过程，避免工作的片面性，并不失时机地于秋冬两季全部完成上述工作。

二

为达上述目的，今年六月至八月的三个月内，必须完成下列工作：（甲）划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围。这种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将该地区列入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范围。例如，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中原局所属江淮河汉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尚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即不应当列入今年的土地改革计划内。明年是否列入，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在这类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乙）开好干部会议。在为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今年的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讨论政策的会议，人数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准备，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按情况，大约以十几个人，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开会一星期左右为适宜。传达政策的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不可过长。只有整党性质的高级和中级的干部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可以长些。（丙）九月上半月，至迟九月下半月，全部直接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必须到达乡村，并开始工作，否则就不能利用秋冬两季的全部时间，完成全部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准备春耕的工作。

三

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

四

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在这类地区的部分乡村中，如果尚有土地须待分配或调剂，阶级成分须待改订，土地证须待发给者，自然应当按照实际情形完成这些工作。

五

在一切解放区，不论是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或者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必须在今年秋季指导农民耕种麦地，并进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号召农民积肥。所有这些，都对一九四九年解放区农业的生产和收成有极大重要性，必须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工作，加以实现。

六

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1〕。

七

中央、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直到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项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不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失去作用，或者减少了作用。犯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

八

必须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即是说，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或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1〕这里所说的中央代表机关，是指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关于辽沈战役〔1〕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月）

一　九月七日的电报

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2〕。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3〕。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二　十月十日的电报

（一）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

（二）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三）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钳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后来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辽沈战役的结果是：（一）歼敌四十七万人，加上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二）解放了东北全境，并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前提；（三）人民解放军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四）由于东北的解放，解放战争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和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后方，党和人民获得了逐步转入经济恢复工作的有利条件。辽沈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个最大战役的第一个。其他两个是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三大战役，共进行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不是平均每月八个旅，而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关于淮海战役《关于平津战役的作和平津战役，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战方针》两文。

〔1〕辽沈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战役前，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总兵力有四个兵团，连同地方保安团队，共约五十五万人，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东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十二个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连同地方武装共一百零三万人，在东北广大人民支援下，发起辽沈战役。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防守锦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开始时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指挥下的六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十万人，到九月下旬，国民党又空运一个师增援锦州。打下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一个纵队和六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炮兵团继续围困长春；以五个纵队又一个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一个坦克营围攻锦州；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虹螺山一线，十一个师配置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锦州地区的作战是从九月十二日开始的。正当人民解放军攻克义县，扫清锦州外围敌人时，蒋介石慌忙飞到东北亲自指挥，并急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五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四个师，共九个师，于十月十日起开始向塔山阵地猛攻，但始终未能突破人民解放军阵地。廖耀湘兵团（国民党第九兵团）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在彰武、新立屯地区。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虏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濬泉以下约九万人。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敌人的一个军起义，其余全部投降。此时，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但蒋介石仍然梦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前进。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就立即向东北方面回师，从黑山、大虎山南北两翼合围廖耀湘兵团。十月二十六日将廖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两日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该敌，俘虏敌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以下十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十一月二日解放沈阳、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敌人四十七万二千余人。锦西、葫芦岛地区的国民党军于十一月九日从海上撤向关内，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2〕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当时的预计。后来，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参见本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把原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将野战部队编为野战军。野战军以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即原来的纵队），军辖师，师辖团。各野战军以其所在地区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野战军所属兵团、军、师的数目，依各大战略区具体情况而定。后来，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辖两个兵团；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辖三个兵团；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辖四个兵团；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辖四个兵团。华北军区所辖的三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关于健全党委制[*]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一）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到政治局委员七人，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十人参加，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二）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1〕，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二十余万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一百一十八个旅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个旅，正规军人数由六十一万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九万。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已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

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我党党员由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百二十一万，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我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五万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一万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因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升至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因南方革命失败〔2〕降为大约四万人左右，一九四五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一百二十一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三百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3〕，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我们已在华北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

（三）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为四百三十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三百零九万人，补充二百四十四万人，现有三百六十五万人。估计今后三年尚能补充三百万人，今后三年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人左右。这样，五年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可能只剩下二百万人左右了。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五百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在其后方者（包括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仅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二百八十五个旅，一百九十八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二百四十九个旅，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人（北线九十九个旅，六十九万四千人，南线一百五十个旅，一百零四万八千人），在其后方者，仅有三十六个旅，二十三万八千人，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

（四）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4〕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三年内再进一大步。为此目的，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五）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六）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5〕，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七）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认为，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

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大军进入国民党区域执行无后方的或半有后方的作战，一切军事需要必须全部地或大部地就地自己解决。而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则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比较国民党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相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并且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八）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已通过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6〕。关于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并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注意。

（九）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已经胜利地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7〕。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8〕；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9〕；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0〕。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一九四八年九月会议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的。它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

〔1〕国民党的第一次叛变是在一九二七年。这里所说的“再一次叛变”，是指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反革命的全面内战。

〔2〕南方革命失败，指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一九三四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南方各革命根据地。

〔3〕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4〕这里所说的中央代表机关，是指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5〕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又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见本卷《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注〔1〕。

〔6〕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问题作了以下的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开会要有充分的准备。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并须报告中央。此外，还规定要健全党委制，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

〔7〕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前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8〕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北平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全国妇女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9〕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北平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10〕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一九四九年一月由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的。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平召开。一九五七年五月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关于淮海战役的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

关于淮海战役〔1〕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丘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壁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2〕的部署，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

（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五十四师、三十二师很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3〕。该地区连原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故我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

（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4〕作战。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整八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

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四）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5〕。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6〕。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此后，全国局势发生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利的急剧变化，中原野战军奉命东进徐州、蚌埠地区，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作战。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电报，下达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战役决心。于是，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多人。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所提出的战役方针得到完全的成功，只是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在这个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淮海战役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1〕毛泽东在起草这个电报的时候，对淮海战役确定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后来，由于局势发生变化，中原野战军东进与华东野战军会合，共同作战，淮海战役遂发展成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集结在上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共五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部队。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华东、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淮海战役过程中，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战役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结束，历时六十五天，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人，此外还击退了由南京方面来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一月六日到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于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围歼了黄百韬兵团（黄百韬毙命），解放了碾庄以东陇海路两侧和徐州以西以北广大地区，切断了津浦路徐（州）蚌（埠）段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人，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第二阶段，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该兵团一个师起义。同时，华东野战军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随后歼灭了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孙元良只身潜逃。第三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首先进行了二十天的战场休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起，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逃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2〕攻济打援，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十万余人守备济南。同时，准备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三个兵团，约十七万人，随时北援。为了以多数兵力歼灭援敌，以保证夺取济南，华东野战军以七个纵队，约十四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担负攻克济南的任务；以八个纵队，约十八万人，组成打援集团，随时准备阻击和歼灭沿津浦路北援的敌人。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晚，对济南守敌发起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二十四日全歼守敌（内有二万余人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由于人民解放军打援力量的强大和迅速达到攻济目的，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3〕后来该敌没有敢来。

〔4〕指淮阴、淮安一带。

〔5〕一九六〇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此处删去“二月西兵团转移”一句。

〔6〕毛泽东起草的这个电报，原共五点，这一段文字是其中的第五点。一九六〇年出版本卷第一版时，删去了第四点，其原文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战役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现在，当着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真诚革命的人们对于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十一个周年举行欢欣鼓舞的纪念的时候，我想起了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纪念的时候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斯大林在这篇论文中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

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时间内，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在两年作战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后的发展，尚未计算在内），人民解放军俘虏和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百六十四万人。中国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于我党坚决地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民，首先是贫农和雇农。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这些困难。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并且能够克服的。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确定了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写了一封给苏联的信，当作他的一份遗嘱。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匪帮。但是人们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地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一九四八年第二十一期。

〔1〕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总数约计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这个数目，对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开始发动全国性内战时期的四百三十万人来说，是少了六十五万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两年战争中虽然被歼、被俘和逃亡了大约三百零九万人（其中被歼、被俘为二百六十四万人），但在此期内又补充了约二百四十四万人，故亏短数尚只有六十五万人。最近则起了一个突变。经过战争第三年度的头四个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时，国民党军队即丧失了一百万人。四个月内国民党军队的补充情形尚未查明，假定它能补充三十万人，亏短数为七十万人。这样国民党的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现在只有二百九十万左右的人数。人民解放军，则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二百八十万人，现在又增至三百余万人。这种情况，就使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长期占有的优势，急速地转入了劣势。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1〕、济南战役〔2〕，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3〕的结果。国民党的正规军，因为它拚命地将非正规军编入正规军内，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二百八十五个师的番号。四个月内，即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营以上部队合计共八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六十三个整师。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以后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来的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1〕睢杞战役，亦称豫东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河南省东部的开封和睢县、杞县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部分兵力，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下，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全歼开封守敌，共歼灭国民党军约四万人，击毙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蒋介石为了挽回其不利的战局，亲临开封上空督战，调集邱清泉、区寿年、黄百韬三个兵团，分路进攻开封。人民解放军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将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以及黄百韬兵团的三个多团，先后包围于睢县、杞县地区，经九昼夜激战，歼敌五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2〕济南战役，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2〕。

〔3〕这里所说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统称辽沈战役。见本卷《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关于平津战役〔1〕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十六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一〇四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四纵由西南〔2〕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和十六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四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钳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三十五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3〕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三十五军，以一个纵队阻住一〇四军，两敌都被击退。

二、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五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三十五军之后）腾出四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五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九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四、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五、据我们估计，大约十二月十五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房、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六、此项办法，大体上即是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线上作战时期用过的办法〔4〕。

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八、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九、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十、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5〕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

十一、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十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十三、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十四、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十五、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十六、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的最后一个。这个战役歼灭和改编了五十二万多国民党军，解放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战役方针，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1〕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及地方部队，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行动。东北野战军在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东北全境的任务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迅即挥师入关，和华北的人民解放军连同东北、华北参战的地方部队，总兵力约一百万人，合力围歼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五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自集宁地区东进，二十九日向张家口外围守敌发起进攻，形成对张家口包围之势，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十二月二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向涿鹿地区急进，割断怀来、宣化间敌军的联系；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急进，切断北平、怀来敌军的联系。毛泽东十二月十一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这个电报下达后，十二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敌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据点，截断了敌军南逃西撤的通路。十二月二十二日，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集团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二个师。二十四日，解放了张家口，全歼守敌五万四千余人。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包围天津的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至此，北平二十余万守敌，在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北平守敌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整个战役中，除塘沽守敌五万余人由海上逃跑外，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绥远国民党军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2〕这里说的“西南”，是指南口西南地区。

〔3〕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4〕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九月在北宁线作战时，为不使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山海关）、滦县、昌黎之敌收缩集中，采用了先以一部分兵力分别包围和切断上述各点之敌，然后逐一歼灭的办法。

〔5〕绥远，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1〕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2〕，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3〕。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

〔1〕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率一个军部和三个师、一个团共二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廖运周，是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率该师师部和两个整团共五千五百人，在安徽省宿县西南罗集起义。孙良诚，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人，在江苏睢宁西北投诚。赵壁光，是国民党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率残部二千余人在江苏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黄子华，是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率该师师部和所属残部及第二一六师一部、第八十五军部分直属部队一万余人，在安徽省蒙城东北双堆集投诚。

〔2〕长春自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冬季攻势后，即被东北人民解放军包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在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全部动摇的形势下，长春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

〔3〕杜聿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邱清泉（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李弥（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司令官）三人，在人民解放军发出敦促其投降书以后，仍然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只有李弥逃走。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4〕。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5〕。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6〕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1〕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九个省。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曾将东北三省行政区划调整为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五个省，加上热河，统称为东北六省。一九五四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辽东省、辽西省合并改称辽宁省，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吉林省仍照旧。一九五五年撤销了热河省，原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参见本卷《国民党进攻的真相》注〔6〕。

〔3〕石家庄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攻克，运城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攻克，四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攻克，洛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和四月五日两次攻克，宜川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攻克，宝鸡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攻克，潍县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攻克，临汾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攻克，开封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攻克。这些城市，都有大量的碉堡群或兼有高大的城墙，并设有多层外壕、铁丝网、鹿砦等副防御设备。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既无飞机又无坦克，没有或仅有少量炮兵。在攻克上述城市中，人民解放军学会了一套攻坚战术。这些战术是：（1）连续爆破——以炸药对敌人各种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2）坑道作业——秘密掘进到敌人碉堡或城墙底下，用炸药炸开，随即发起猛烈突击；（3）对壕作业，亦即近迫作业——对着敌人的坚固工事，挖掘壕沟，荫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冲击；（4）抛射炸药包——利用抛射筒或迫击炮发射炸药包，破坏敌人防御工事；（5）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实行穿插分割等“尖刀战法”。

〔4〕这里所说的“整旅”和“整师”，是说国民党军被整个歼灭了的旅和师。这里所说的旅，是指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后的旅，相当于整编以前的师；所说的师，指整编以前的师。

〔5〕“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6〕见《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

评战犯求和[*]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中美空中运输协定〔2〕、中美双边协定〔3〕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4〕，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

〔1〕见本卷《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注〔5〕。

〔2〕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南京签订。蒋介石在这个协定里拍卖了中国的全部领空权。按照这个协定的规定，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到处飞行、装卸和运转，完全控制中国的空运事业。美国飞机并在中国领土内享有“非营业性降落之权”，即军事着陆权。

〔3〕《中美双边协定》即所谓《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由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双方的代表在南京签订。这个协定规定：美国政府承允援助国民党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它所申请及美国政府所核准的援助；执行该协议的美方人员在中国享有与美驻华大使馆同等职员一样的优待及豁免；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任何战略物资，国民党政府必须按时供给有关这些物资的情报；国民党政府保证美国的商品来华倾销。

〔4〕贾宝玉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大观园是贾宝玉家里的花园。据说贾宝玉出生时口里含着一块玉石，这玉石是他的命根，系在颈上一时也不能离开，如果丢了便会“失魂丧魄”。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关于时局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1〕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所有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人民解放区，无一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延安、张家口、淮阴、菏泽、大名、临沂、烟台、承德、四平、长春、吉林、安东〔3〕等地，均曾被匪军占领。匪军所至，杀戮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区域，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的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和伪金圆券，破坏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的地位；用各种搜括的方法，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自从日本投降以后，即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防止和停止国内战争，实行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根据此种方针，坚持奋斗，在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首先获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会谈纪要〔4〕的签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但是可惜，所有这些维护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均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尊重。相反地，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不值一顾。国民党反动政府认为人民可欺，认为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随意撕毁，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值一击，认为他们的数百万军队可以横行全国，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他们的援助是无穷无尽的。以此种种，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敢于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为着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抵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然后又使自己转入了反攻，从而收复了解放区的一切失地，并且解放了石家庄、洛阳、济南、郑州、开封、沈阳、徐州、唐山诸大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无比的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5〕。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注　　释

〔1〕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2〕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3〕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

〔4〕见本卷《关于重庆谈判》注〔1〕。

〔5〕毛泽东在这个声明里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成为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在这次谈判中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对八项和平条件作了具体规定。见本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注〔1〕。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十九日电称：十九日上午九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提到一月一日南京伪总统蒋介石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哪一个，反对哪一个，好像一月一日和一月十四日国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一样，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实际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议。蒋介石在其一月一日的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过了十九天，同一个政府的一部分机构，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却推翻了这个政府的“总统”的声明，不是“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了。我们要问南京“行政院”的先生们，究竟是你们的建议为有效呢，还是你们的“总统”的建议为有效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的，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的建议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议。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中共发言人说：南京现在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有一个建议，伪行政院又有一个建议，这叫人们和谁去打交道呢？

中共发言人关于

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

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

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一月二十六日电称：“政府发言人称：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1〕。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惟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广播中共发言人谈话〔2〕，一面虽声明愿与政府商谈和平解决，一面则肆意侮谩，语多乖戾。且谓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试问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诿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弭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又据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等情。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一）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3〕，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二）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言人一月二十六日的声明中，获知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方面对于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实在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4〕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5〕，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拚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6〕，我们提出了八条〔7〕，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不拥护你们的五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张“无条件停战”，“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战争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的。实行这八条，够得上你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忙上几个月，半年，一年，几年，恐怕还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8〕。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9〕、兰州、迪化〔10〕、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不应当表示不够郑重的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政府逮捕冈村宁次和内战罪犯的谈话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大约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来。南京的先生们，你们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这是要请先生们原谅的。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没有事做。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11〕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

（四）八条中其他各条双方应行准备的工作，另一次再通知南京。

注　　释

〔1〕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定的和平谈判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

〔2〕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的谈话指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关于谈判地点，谈话中说：”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关于谈判代表，谈话中说：“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ＣＣ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3〕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一九二八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曾参加日军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一九三二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三年曾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介石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一九五〇年又被蒋介石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一九五五年以后，又纠集日本陆海军旧军人组织“战友联”（后改名为乡友联盟），积极参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活动。

〔4〕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5〕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6〕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的“五条”，指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声明中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五个条件，即：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三、“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五、“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毛泽东当时即对这五条作了严正的驳斥，见本卷《评战犯求和》。

〔7〕中国共产党的“八条”，指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8〕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文告并称：“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9〕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10〕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11〕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驻美特使等职。陈诚，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都是国民党ＣＣ派的主要头目。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戴传贤，即戴季陶，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任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桂永清，当时任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

中共发言人关于

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

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上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到上月三十一日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发言人的答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发言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重新逮捕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1〕，准备押送人民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该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逮捕战争罪犯蒋介石等人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发言人声明：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八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八条〔2〕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那末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末，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注　　释

〔1〕见本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注〔3〕。

〔2〕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1〕，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你们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而在三月一个整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2〕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3〕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这个电报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性质，参看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1〕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的行动由一九四九年四月提前到三月。后来由于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又延至四月下旬。

〔2〕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3〕为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在渡江作战中，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

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1〕、平津战役〔2〕和南线的淮海战役〔3〕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4〕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5〕，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6〕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7〕。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8〕，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9〕。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10〕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11〕？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在这里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12〕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

注　　释

〔1〕见本卷《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2〕见本卷《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3〕见本卷《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4〕见本卷《别了，司徒雷登》注〔1〕。

〔5〕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二十五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

〔6〕见本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注〔6〕。

〔7〕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内战，遭到四国政府拒绝。美国政府在其一月十二日答复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说明美国之所以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因“殊难相信”“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已感到再也无力挽救它所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

〔8〕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六七两日在广州两次发表谈话，反对李宗仁关于以中共所提八项和平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说是“现政府已迁穗办公，吾人应对过去重新检讨”，又说“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

〔9〕这是借用公元十四世纪元朝人萨都剌所作《登石头城》调寄《念奴娇》词中的话。这首词的上阕是：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艣，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南京古称石头城。吴楚泛指长江的中下游。

〔10〕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1〕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九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的书面谈话，提出所谓“四项意见”：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12〕在天津、北平解放后，华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个残余的孤立据点，其中包括太原、大同、新乡、安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等地。太原国民党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歼灭。大同国民党军于四月二十九日接受和平改编。新乡国民党军于五月五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五月六日，安阳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归绥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

变为呼吁战争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自从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末，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们是学过算术的，请你们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地算一下再作结论吧。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们可要仔细，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

问题的几种答案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1〕，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2〕，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的应当惩办，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劢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了“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这句话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劢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3〕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这些话，和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的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院长仍旧有可爱的地方，这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是“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实际，“全国人”（但不包括战犯及其帮凶）不能接受，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的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4〕。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5〕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注　　释

〔1〕见本书第三卷《论联合政府》注〔16〕。

〔2〕沂蒙山区，指山东省的沂山、蒙山一带地区。曾经和蒋系军队一道进攻这一地区的桂系军队是第四十六军。该军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从海南岛由海上输送到青岛登陆，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山东省的莱芜地区全部被歼灭。

〔3〕见本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注〔6〕。

〔4〕见本卷《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5〕这是孙科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当时孙科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一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1〕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2〕。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3〕。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4〕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5〕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注　　释

*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1〕见本卷《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注〔1〕。

〔2〕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等率部四万余人起义。起义部队自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起，在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领导之下进行整编，至四月十日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

〔3〕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四月一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4〕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5〕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从而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2〕，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3〕？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1〕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3〕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1〕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

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2〕，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3〕，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4〕。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性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5〕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注　　释

〔1〕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李宗仁在孙科辞职后，任命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

〔2〕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十一个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余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国民党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凶殴示威学生，死学生二人，伤一百余人。

〔3〕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4〕事见《左传·闵公元年》。庆父是春秋时鲁国的公子，曾经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先后杀死两个国君。当时的人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后人常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之为庆父。

〔5〕见本卷《别了，司徒雷登》注〔1〕。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1〕。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2〕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注　　释

*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七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五月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八月四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九、十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九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1〕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　《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2〕见本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1〕，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注　　释

〔1〕见本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注〔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

为英国军舰暴行〔1〕发表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2〕。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3〕。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4〕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1〕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二百五十二人。紫石英号也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当谈判还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军舰于七月三十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借以逃跑。当人民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2〕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并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同时，他在谈到英国方面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交涉的情况时，又造谣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4〕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赠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是国民党政府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这艘军舰的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同年三月十九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出动重轰炸机多架，将其炸沉于中国东北辽东湾的葫芦岛附近。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1〕，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2〕。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3〕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4〕，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注　　释

〔1〕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二十三个单位，一百三十四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当时所以叫做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为了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见本卷《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注〔5〕。

〔3〕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1〕。

〔4〕见本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注〔2〕。

论人民民主专政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1〕。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2〕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3〕、康有为〔4〕、严复〔5〕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6〕，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7〕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8〕。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9〕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10〕。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1〕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注　　释

〔1〕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列宁在那里说：“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广东花县人，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早年深感清朝腐败，外侮日深，而吸取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平等思想，开始宣传“拜上帝教”。一八五一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写的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颁行。

〔4〕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5〕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

〔6〕参见本书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注〔27〕。

〔7〕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8〕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9〕见本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注〔12〕。

〔10〕武松是中国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他在景阳冈打虎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11〕这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1〕，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2〕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3〕，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4〕，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5〕，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6〕，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7〕，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8〕，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9〕。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注　　释

*　本文和下面的《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1〕这里所说的美国的白皮书，是指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是指艾奇逊在美国国务院编好白皮书之后，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写给杜鲁门的一封信。白皮书的正文分为八章，叙述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

〔2〕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3〕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8〕。

〔4〕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5〕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6〕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7〕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间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皇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皇俄国的承认。

〔8〕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9〕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本卷第1475页）。

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1〕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2〕。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3〕。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4〕。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5〕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6〕。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7〕。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8〕。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9〕，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0〕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11〕，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注　　释

〔1〕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〇五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八月二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2〕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以侵略中国领土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为目的的美国军队即在中国登陆，侵驻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青岛等地区，并不断地向解放区进犯。本文中所举的安平镇事件，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九台事件，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军向长春和九台间的和气堡人民解放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事件。唐山事件，是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驻唐山美军向宋家营等地侵扰，和同年七月间，在唐山附近的滦县三河庄子、昌黎县西河南村的侵扰。美军对胶东半岛的侵犯，前后发生多次，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国的飞机和军舰向牟平县浪暖口、小里岛侵犯；一次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即墨县北的王疃院。对于上述美军进犯解放区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或地方人民武装，都曾采取了严正的自卫行动。

〔3〕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4〕见本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注〔4〕。

〔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6〕“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见《礼记·檀弓下》。

〔7〕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8〕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六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八月十二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9〕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伯夷颂》是韩愈所写的一篇散文。伯夷，殷末人，周武王进军讨伐殷王朝，他曾经表示反对；武王灭殷后，他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10〕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11〕见李密《陈情表》。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1〕、《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2〕。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3〕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注　　释

〔1〕这是新华社编辑部写的一篇评论，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2〕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当时，中国共产党支持了这个决议。一九四九年情报局又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对这个决议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示态度。关于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在同南共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时曾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3〕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杰斐逊（一七四三——一八二六）、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七七五——一七八三）的殖民地起义军队总司令，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国总统。林肯主张废除美国的黑奴制度，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领导了反对美国南部各州奴隶主的战争（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并在一八六三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友谊”，还是侵略？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1〕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2〕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3〕。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4〕。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5〕。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6〕，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7〕，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注　　释

〔1〕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2〕这里所说的“治外法权”，是指领事裁判权。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2〕。

〔3〕《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一八四四年七月，美国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处境，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这个条约共三十四款，其中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除割地、赔款外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包括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4〕材料引自美国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第十五章。

〔5〕指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和南京的汇文中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

〔6〕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7〕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这个事件，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竟将主犯皮尔逊交给美国方面单独处理。同年八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1〕，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2〕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3〕。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4〕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5〕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6〕，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7〕，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8〕，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9〕，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10〕，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11〕，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12〕。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13〕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注　　释

〔1〕指美国的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2〕参见本卷《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注〔3〕。

〔3〕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外蒙古发生的人民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在苏俄的支持和帮助下，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的白俄军队，推翻外蒙古地方的封建统治，脱离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4〕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5〕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英国国教会僧侣，经济学家。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数列增长，而生活资料以算术数列增长，因此人口必定发生过剩现象，只有贫困和罪恶（包括战争和瘟疫等）、“道德的抑制”（包括禁欲、无力赡养子女者不得结婚等）可使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恢复平衡。这一理论曾被资产阶级用来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及其侵略和战争政策辩护。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7〕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8〕。

〔8〕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9〕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10〕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11〕见本书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21〕。

〔12〕《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13〕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出版说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贡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在出版了，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以后各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高饶、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卷著作中首次提出的。以后，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革命实践经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了这些光辉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胜利旗帜，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公开发表过，有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1〕。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1〕参看本书第四卷《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2〕。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一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使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

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通知。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

基本好转而斗争[*]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1〕，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2〕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3〕。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

〔1〕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指中央人民政府一九五〇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3〕从一九五〇年冬开始，全国新解放的地区陆续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新老解放区约有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

不要四面出击[*]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1〕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四亿七千五百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2〕，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1〕当时，全国划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各大区行政委员会撤消。

〔2〕指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这个草案在这次会议讨论同意以后，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同年六月三十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公布施行。

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致热烈的祝贺，并向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庆祝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庆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词。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3〕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节录。

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中央于二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一　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二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三　土改

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

2、争取今年丰收。

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

4、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5、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

6、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

7、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8、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四　镇压反革命

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3、注意“中层”〔1〕，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五　城市工作

1、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

2、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3、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4、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

5、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

6、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7、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

8、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六　整党及建党

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

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

3、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一九五一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2〕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3〕的经验。

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七　统一战线工作

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

3、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八　整风

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

〔1〕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2〕一九五一年整党时，把党员划分为四种人：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3〕“搬石头”是刘少奇在一九四八年解放区土改、整党时提出的。他污蔑广大农村干部是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要把他们撤职、清洗。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

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一）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五）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写的几段指示。

镇压反革命必须

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O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九月）

一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三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四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五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六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些重要指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节录。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同志们，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

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三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四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五

一、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各大城市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对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 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六、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六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1〕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2〕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些重要指示。

〔1〕“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2〕“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把农业互助合作

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一九五一年七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元旦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共中央

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1〕，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

〔1〕“司伦”是达赖下面最高的行政官。当时的两司伦是反动农奴主鲁康娃和罗桑札喜。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付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拉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那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一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三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重大胜利[*]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人的指示。

反对官僚主义、

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因此请你们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批判大汉族主义[*]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解决“五多”问题[*]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一）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

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1〕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以后所说的过渡时期，含义不同，后者是指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史时期。

青年团的工作

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二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

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 不要着急， 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八月）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 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所作的重要批示。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2〕，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2〕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必经之路[*]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注　　释

*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谈话要点。

〔1〕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和今后的任务[*]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〇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3〕，“三盈三虚”〔4〕，“三月而诛少正卯”〔5〕，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6〕。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1〕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2〕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3〕参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见王充《论衡·讲瑞》。

〔5〕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6〕见《论语·李氏第十六》。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月）

一　十月十五日的谈话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一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二　十一月四日的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1〕。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注　　释

*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

〔1〕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 ，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 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1〕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3〕，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 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 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

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 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 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象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1〕指清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

〔3〕指袁世凯政府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一四年的约法，曹锟政府一九二三年的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一九二五年的宪法草案。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1〕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1〕《清宫秘史》是一部污蔑义和团爱国运动，鼓吹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影片。刘少奇把这部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十六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介石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递交国书的时候谈话的要点。

在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三月）

开幕词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三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一一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地实现。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　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三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　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七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

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驳“舆论一律”[*]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象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〇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写的一篇文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

序言和按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序言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选辑）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四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五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欧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尽、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七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二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我们却还需要辩论这样的问题: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呢？能不能巩固呢？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这一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他们也许还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巩固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他们也才会相信我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

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广。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又已经有了差不多六年的历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这个决议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为止，经过初步整理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亩。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个（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七百五十八万亩；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七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九百二十九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还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请看第一批三百个合作社，第二批一万三千七百个合作社，第三批八万六千个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万个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万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暂定控制数字为三十五万个，尚待最后确定）就不能巩固呢？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1〕。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经巩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2〕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四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们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吧，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六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二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〇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十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一一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〇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 ， ‘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懂得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竟怎样解决的呢？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说:“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估计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村干部普遍认为:‘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我看就照这样办吧。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

〔1〕当时一般把办得比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称作一类社、二类社和三类社。

〔2〕这里指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的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

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二千五百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一百二十五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

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　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1〕。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象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　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 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一，还有一种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说法，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西波之间有一伏。这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一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2〕。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　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　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本来于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我们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第十，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比如讲合作化运动，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有这样一个办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比如现在我们提出比质量，明年来就要比质量，那时数量问题是第二位的了），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第十四，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我看，就是这么个趋势。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我们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最后， 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 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1〕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2〕这里是指毛泽东同志看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参看本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3〕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序言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序言一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象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粉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序言二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2〕。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一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 我们写的按语， 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九月和十二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抽出四十四篇，约有二十七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注　　释

〔1〕这本书公开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即《序言一》。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象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 的一种表现。 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力、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

二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按语）

三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

四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

五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人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六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霸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

七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

八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九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十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季节包工》一文按语）

十一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棋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这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1’，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语）

十二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按语）

十三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一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国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份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

十四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一文按语）

十五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文按语）

十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一文按语）

十七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一文按语）

十八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

十九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二十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二十一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象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

二十二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贵州省都匀县第五区一个地方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别省的同类刊物上却很少看到这个问题的反映。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个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问题。要学都匀县这个区一样，在合作社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保卫组织。在县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党的区委，在研究了情况，向党内外作好了宣传和解释，提高了群众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警惕以后，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清洗的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者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坏人。处理尤其要恰当，必须经过县的批准。

（《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

二十三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按语）

二十四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罢，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

二十五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按语）

二十六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按语）

二十七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二十八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勤俭办社》一文按语）

二十九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

三十

这是一篇好文章，值得大家一读，可供各地合作社做长期计划的参考。本文作者说得很对：“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

（《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一文按语）

三十一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那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一两个区、一两个乡做出了相当象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仿照办理。说起来怎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一文按语）

三十二

这一篇很有用，可作各县参考。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一文按语）

三十三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按语）

三十四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浙江建德县的经验，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按语）

三十五

这也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那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

三十六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对的。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一文按语）

三十七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按语）

三十八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2〕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宫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

三十九

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经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的结果，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按语）

四十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返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3〕。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以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按语）

四十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按语）

四十二

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一文按语）

四十三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各省各市和各自治区的党组织对此应有研究和布置，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内，应当在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北京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其他具有同类情况的合作社的参考。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注　　释

*　毛泽东同志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里选辑了四十三篇。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印了一部分按语，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写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1〕这里所说的“倒宣传”，是指在群众普遍发动起来，纷纷要求入社的时候，除了宣传组织合作社的好处和有利条件以外，还要向群众公开说明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不利情况，让大家充分考虑，做到自愿入社。

〔2〕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3〕参看《论语·子路第十三》。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

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〇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一九五七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三十万个，或者四十万个，或者五十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十万个社，我国是否以三十几万个社或者四十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一九五六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一九五七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 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一九五六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1〕。

（十四）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十五）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

〔1〕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对除四害的内容作了改动，将麻雀换为臭虫。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一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1〕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6〕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7〕。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的一部分。

〔1〕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位妇女。

论十大关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

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1〕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地基本思想。

〔1〕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2〕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美国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清朝出生的人，有民国出生的人。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德国希特勒，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了九十万。然后是解放战争。我们的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打了三年，累计起来，被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的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中南美国家的欧洲移民要同本地印第安人团结起来。从欧洲移入的白种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统治者，另外一部分人是被统治者。这样，这一部分被压迫的白种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因为所处的地位相同。

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我们同你们性质相同，只是所在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的一部分。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过去有些外国同志怀疑:究竟你们搞些什么事情？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现在，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不同了。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 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恐怕是比较有利。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这个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究竟多少为好，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十一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从今天算起，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好的。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的情况很接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国更其如此。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村事物、农民心理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那么恰当。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认为农民一下子就会相信我们。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我看，亚洲有些国家的党，农村工作也没有搞好。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走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你们的国家有没有这两种资产阶级？大概都有的。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 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为此，要调查双方面的情况，要调查工人的情况，也要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只了解工人，不了解资本家，我们就没有法子同资本家开谈判。在这方面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也要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个方法。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你们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纪念孙中山先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一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 这个戏， 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2〕，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3〕。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四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4〕，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于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注　　释

〔1〕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见《论语·为政第二》。

〔2〕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十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3〕见《周易·系辞上》。

〔4〕噶伦堡，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镇，靠近我国西藏的亚东。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一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 组织示威游行， 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象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南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象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象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象，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象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2〕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2〕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4〕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5〕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 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 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注　　释

〔1〕定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按照资本家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每年付给他们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属于剥削的性质。

〔2〕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3〕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〇——一八三一），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斯大林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参看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5〕见列宁《战争与革命》。

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已，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3〕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 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

〔3〕 见《老子·五十八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是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内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注　　释

〔1〕见本书第三卷《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一九五七年三月）

一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象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1〕，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拚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拚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注　　释

*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林冲夜奔》是明朝人写的昆曲《宝剑记》中的一折。

〔2〕军衔制度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实行，一九六五年五月取消。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中国共产党是

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组织力量

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应当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象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任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象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那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痛，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象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闯，五年再闯，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象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象。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治，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于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末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钱不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见《列子·天瑞》。

〔2〕见《左传·信公十四年》。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九五七年七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祁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八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1〕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做革命的促进派[*]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2〕，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象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二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象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那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3〕。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

〔2〕见本书第四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注〔1〕。

〔3〕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象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象托洛茨基那种人，象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象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象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一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静火版）

出版说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贡献。根据中共中央出版毛选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老朽编辑了这部《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将在今后出版。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以后各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大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关于用“一个中国允许两种社会制度”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理论，都在本卷中得到阐述。

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非毛”活动，让“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由原来代表的鲜艳红旗变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特色旗”，所以老朽也用“毛主义”〔2〕来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毛主义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马列毛主义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发表在中央出版的文件上，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发表过，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静　火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领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定要严肃认真地抓紧做好。中共中央决定：

（一）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在出版选集的同时，积极地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二）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三）毛主席著作的所有原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集，保存。

中央责成各级党委将本地区、本单位保存的毛主席的一切手稿，包括文章、文件、电报、批示、书信、诗词、题词的原件，以及讲话的原始记录稿，尽快送交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应作出复制件，交提供原件的单位或个人保存。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并且大力帮助收集毛主席的著作原件。中共中央希望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友好人士协助做好毛主席著作原件的收集工作。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2〕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主席普拉昌达：《论毛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之中结晶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通过不间断的斗争实践和自己的伟大天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由三个部分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实践和新问题，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提升到第二阶段，即列宁主义。今天这一科学正在通过斗争向着它的新的更高的第三阶段发展。这个新的更高的第三阶段就是毛泽东同志发展的毛主义的阶段。因而，在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手中，就有了马列毛主义这一为全世界接受的总体完整的理论实体。如果不把毛主义理解为当代的马列主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正因为他是马列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全世界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一直在恶毒地攻击毛主义和毛主义者。正如马列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与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毛主义也将在与各种错误的剧烈斗争中建立起来。

在我们的运动中，尽管有了把毛的贡献理解为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些贡献已被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进行了表述。虽然我们把毛的贡献作为无产阶级普遍接受的理论，并宣布“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但是，随着毛去世后，右倾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A、哲学领域

1、毛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认识的所有领域确立了矛盾法则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和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对矛盾普遍性和决定事物主要矛盾的过程和重要性的分析把对辩证法的理解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确立矛盾基本法则对于明确地阐述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认识的来源，对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和对理论与实践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毛的思想无可争辩地在认识论的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3、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主要方面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和应用，为革命者与修正主义作战提供了便利的锋利武器。

4、在同修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思想“生产力理论”和“经济主义”（这是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形而上学与一点论的理解而产生的。）的斗争中，毛对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分析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伪说。

5、毛的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书斋变为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必要性以及实现这一过程的实践为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奠定了基础。

B、政治经济学领域

1、在这一领域，对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是毛的一个重大发现。对被压迫民族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垄断资本主义联合封建主义掠夺人民的代理人——的分析，一方面揭露了以新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的非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指明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对象。只有通过摧毁官僚资本主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把帝国主义从受压迫国家驱逐出去，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结论的历史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2、毛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命令，而是通过发挥群众的主动性（通过在群众中宣传正确的经济政策）才能坚实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伴随着这一观点而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又红又专”的口号，这些口号的革命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础，没收具有垄断性质的外国和国内的公司并以此限制、控制和引导对公共生活不具有控制力的私营资本主义，这些经济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毛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发展是十分清楚的。

C、科学社会主义领域

1、毛提出了被压迫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概念，他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世人共知。

2、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战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空前的顶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武器。这一理论阐明了战胜强大敌人的科学方法。毛简要明快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牢记苏联反革命的教训，毛发展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仍在继续的理论，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4、“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未来50到100年内，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的这些格言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这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毛自己在也同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用了这些思想。

因此，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之在质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以马列毛主义这一专有武器的形式的获得了自己解放的理论。

在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使用毛主义的这一术语的争论甚至是向破坏毛的贡献的方向“前进”的。不驳倒这种谬论，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这些谬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历史时期论”：有人说，要形成“主义”，它应当代表整个历史时期。据此，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产物，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而毛不代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毛主义，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没有理解科学的基本规则和发展过程，要么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企图把科学的发展限定在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之中，这是完全不科学和可笑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科学可以发展许多阶段。如果有人谈起历史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说，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的、垂死的阶段。因此，列宁主义的提法也是不合适了。因之，历史时期论者论点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2、有人说，由于毛没有创始性的贡献，因此使用“毛主义”这一术语是不合适的。根据他们的观点，毛所讲的话都是列宁说过的。当支持“思想”这一术语的人们也持此观点时，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

毫无疑问，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选择的是连毛泽东思想都要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已经简单地阐述了毛的贡献，然而，如果人们要按照上面的思路来讨论事情，问题还是会产生。为什么不说列宁也只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复了马克思主义呢？为什么这些人还是要接受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要误导人民。如果不是那样，他们要么拒绝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要么就停止对毛的贡献的破坏。

3、有人会说，我们不应匆忙地提出毛主义，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人会听我们的话，那样的术语就不应该被提出：这只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诚实的，但是这种观点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不是匆忙或不匆忙，而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最终将导致不必要的妥协，只能会导致人们在永远的错觉之下工作。

结论：“毛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是十分重要的。

静火有言

胡锦涛〔1〕评价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2〕

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自他逝世后30年内，一些人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肆意污蔑诋毁抹黑毛泽东，企图把毛泽东从人民的心中抹去，但是他们做到了吗？没有，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因为诋毁一个集大政治家、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战略家、大理论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诗人为一身的伟大人物，是永远也不得人心的。

感谢互联网，互联网真正贯彻了毛泽东主张的“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正如毛泽东在本卷中所说，“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老朽提供这样一部毛选，就是为了供广大网友在辩论中有据可依，防止不良文人断章取义地歪曲毛泽东。

毛泽东最大的特点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热爱群众、保护群众。毛泽东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劳苦大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在井冈山是这样，在战争和经济建设中也是这样。因此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相信、依靠、热爱、保护群众，还是不相信、不依靠、不热爱、不保护群众，甚至镇压群众！这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共产党人、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丢失了毛泽东的中国会变得怎样？三十年来，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成堆成堆的官老爷的腐败，看到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贪婪，看到了最神圣职业医生的堕落，看到了学校在吃学生的肉喝家长的血，看到了城管对劳苦民众的暴虐，看到了计生委的灭绝人性，看到了众多反动学术权威的无耻言论，而这些人却结成了一个肮脏的“神圣同盟”，他们一提到“毛泽东”，就叫嚣什么“晚年错误”、“骄傲”、“专制”、“不民主”、“文革有罪”、“极左”，想尽一切办法妖魔化毛泽东，用那个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做借口，却全不顾那个决议的精神“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这些人就是反毛狗。同时，老朽还认为，那个决议是某人为了夺权才搞出来的浆糊决议，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和某人的文选一样，现在再看，到处是谎言。

尽管有些人挖空心思去诋毁毛泽东，但广大人民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呢？得到答案其实很简单，全民公决就行了，可是那些人永远不会这样做，他们不敢，他们连在任何一个网站发起投票都不敢。

老朽采集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部分以中央名义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文集》〔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毛泽东论教育革命》〔5〕、《毛泽东外交文选》〔6〕；一部分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思想万岁》〔7〕；还有一些是以中央文件下发的但没有注明是谁起草的，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8〕，老朽根据风格断定有些文件出自毛泽东主席之手，但终不能得到中央确认，所以注上“静火有言”，以示郑重。本卷所选文件，公开发表的都按原貌收入，没有正式发表的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最后，声明一下，由于老朽年老眼花，时间也不充分，对编辑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选集难免有所偏差，希望广大网友理解。我会根据今后获得的资料和朋友们的意见不断地来充实这部毛选。

静　火

二〇〇九年六月四日

再版说明

根据后来的发现，对第一版进行了个别字的修订，如错字、异体字的修正，同时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在郑州会议上的部分讲话，现发布第二版。

静　火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三版说明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编辑完了，老朽把第六卷和第七卷的风格又统一了一下，联合发布，现发布第三版。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胡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2〕摘自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

〔3〕《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至一九九九年全部完成，历时八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三次陆续出齐。一九九三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一九九六年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八百〇三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五百〇四篇，社会主义时期二百九十九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还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这部文献集，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全书共十三册。

〔5〕《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

〔6〕《毛泽东外交文选》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共一百六十篇。

〔7〕《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一九六八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种版本分为五卷，十六开本，全书超过二百万字，其中前两卷专门收录解放前的文献，以《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文章为限；最重要的是建国之后的三卷，文献收录的时间跨度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卷近一千页，约一百三十万字。全书各卷于一九六八年陆续印行，主要在群众组织内部发行，封面上印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或“内部学习·不得外传”字样。

〔8〕《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共20册，收入的是从建国开始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重要文献，以《共同纲领》开卷。书中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在、政务院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最基本的文件及批转的所属部门的一些重要文件，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些部门负责人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以及通过报刊传达中央精神的重要社会等；还收入一部分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非正式文件和讲话记录。本书中的文献，大部分依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公布的版本刊印；一部分后来被收入领导人选集、文集的，依据选集、文集版本刊印。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撤出朝鲜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金日成〔1〕首相同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

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1、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2〕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2、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3、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4、今年二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3〕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5、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6、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4〕的两瑞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

〔1〕金日成，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2〕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3〕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4〕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成立的，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四国成员组成，执行《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所规定的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的职能。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一九五八年一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1〕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剂，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文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2〕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1〕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三条。

〔2〕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成都会议〔1〕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2〕、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不过）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1〕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2〕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求中国全国自一九五六年起十二年内，粮食亩产量不同地区分别达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八百斤。

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

姿态出现[*]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一）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二）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曾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西藏要准备对付

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此件〔1〕请克诚〔2〕同志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同时请小平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发川滇黔藏，使大家知道这件事。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指中共青海省委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给中央、军委并兰州军区、各州、县委、柴达木工委、西宁市委的报告。报告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六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从平息叛乱、捕捉反革命分子等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联，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其实质是帝国主义与拉萨反动派阴谋分裂活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反映，是一场尖锐剧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群众，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真正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翻身，彻底铲除叛乱的根源。同时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予以严厉打击。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复了青海省委关于解决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应当肯定，当时平息局部地区的武装叛乱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使一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责任主要在领导。处理这个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众之间、干部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引导各族人民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经济上，也要给予适当的抚恤、救济和补助，但目前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2〕克诚，即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介绍一封信〔1〕[*]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三十日）

一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二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 泽 东

七月三日上午七时

请在七日下午退给陈伯达。

三

陈伯达同志：

此事请你处理，我来不及了。

毛 泽 东

七月三十日

注　　释

*　本篇是毛泽东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的三个批语。标题是毛泽东在第一个批语上拟的。

〔1〕赵紫阳的信后来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上，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2〕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3〕小平，即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的主要部分。

〔1〕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2〕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3〕租让制，是苏俄政府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讲到租让制时说：“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

〔4〕一九五〇年三月和一九五一年七月，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签订有关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四个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这四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前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三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5〕赫鲁晓夫，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〇），前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九四五年创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三年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决议说：“以前用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过去五六个月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7〕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十月革命前夕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六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8〕米高扬（一八九五——一九七八），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9〕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库四宁（一八八一一——一九六四），一九五七年时住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一九〇二——一九八二），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11〕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2〕《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九条共同的规律，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13〕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五条。

〔14〕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〇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

〔15〕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6〕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17〕莫洛托夫（一八九〇——一九八六），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科瓦廖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曾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是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19〕费德林，一九一二年生，苏联汉学家。长期在苏联外交部门担任中文翻译，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20〕彼得罗舍夫斯基，曾受苏联政府派遣在中国任军事总顾问。

〔21〕叶飞（一九一四——一九九九），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2〕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合办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

〔23〕指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4〕朝鲜战争，指抗美援朝战争。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1〕[*]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

一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了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们东方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2〕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它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3〕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它们结成军事集团，什么北大西洋〔4〕，巴格达〔5〕，马尼拉〔6〕，这些集团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们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国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它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它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印尼、印度、缅甸、锡兰〔7〕，想搞垮纳赛尔〔8〕，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9〕，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们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末，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的，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10〕，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做“有条件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的。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它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它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就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它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11〕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放，等于我们右派的毒，你得让他放。你不让他放，他总是有毒的，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12〕。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13〕，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它们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14〕总理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做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二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15〕，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美国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例如：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它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的脖子套住了。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问题，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末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它是订了条约的〔16〕，比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17〕。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那个时候看情形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一些国家的政府那样好？他们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18〕，还有那个斯摩特〔19〕，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你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它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它是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想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联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20〕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它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上不参加，政治上听说它相当同情。因为它有个约旦问题，它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总理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21〕，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它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这样慢慢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艘航空母舰就来了六艘，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条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讲话中关于国际形势的部分。

〔1〕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六日和八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先后在五日和八日的会议上作了讲话，本篇一选自九月五日的讲话，二选自九月八日的讲话。关于毛泽东九月八日的讲话，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毛泽东修改的新闻稿作了报道，这里将有关国际形势部分摘录如下：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2〕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3〕李承晚，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吴庭艳（一九〇一——一九六三），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4〕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5〕指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英、美两国为控制中东地区和遏制苏联而组织的军事集团。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根据《巴格达条约》而成立，一九五九年八月改称中央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美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一九五八年七月伊拉克王朝被推翻后，新政府于次年三月正式宣布退出。随着成员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分歧的日益扩大，一九七九年三月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也宣布退出，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该组织解散。

〔6〕指东南亚条约（即马尼拉条约）组织。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7〕锡兰，今斯里兰卡。

〔8〕纳赛尔，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9〕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八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10〕指炮击金门：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11〕戴高乐（一八九〇——一九七〇），时任法国总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12〕何应钦（一八九〇——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13〕这里所说的十九个国家，指当时已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柬埔寨、缅甸、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也门、伊拉克、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二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建立）、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和英国。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国家，指朝鲜、蒙古、越南、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苏联和匈牙利。

〔14〕尼赫鲁，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时任印度总理。

〔15〕艾森豪威尔，时任美国总统。

〔16〕指美国和台湾当局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17〕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18〕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比克利指挥美国第七舰队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为载运军火增援金门的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

〔19〕斯摩特，时任驻台湾美军司令。

〔20〕马来亚，今属马来西亚。

〔21〕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1〕、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2〕，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3〕，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4〕。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注　　释

*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起草的。

〔1〕康，指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2〕指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3〕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末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4〕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1〕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2〕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时

注　　释

*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起草的。

〔1〕台、澎、金、马，指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

〔2〕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再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1〕，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2〕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3〕，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　　释

*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起草的。

〔1〕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2〕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辽宁海城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首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一九二六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后退回东北，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3〕蒋、杜会谈，指蒋介石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台湾举行的会谈。会谈公报中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自由中国的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抱希望和愿望的真正代言人”。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二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3〕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4〕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5〕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6〕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12〕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3〕，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郑州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本篇节选了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其一选自十一月九日的讲话；其二选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2〕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这个纲要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3〕指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

〔4〕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5〕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46页）。

〔6〕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47页）

〔7〕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49页）。

〔8〕纣王，又称帝辛，商朝最后的国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〇），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〇），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

〔9〕见《书经·周书·武成》。

〔10〕见《孟子·尽心下》。

〔11〕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49页）。

〔12〕七届二中全会。

〔13〕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49页）。

〔14〕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49页）。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一、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

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1〕，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柯老〔2〕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3〕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彭真：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3〕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了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

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4〕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文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的。明年是不是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合，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转向陈伯达同志），伯达同志〔5〕！，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二、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打我的屁股与你们无关

（一）从写文章谈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要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三）谈一谈明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7〕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就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是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8〕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如果能）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二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的钢铁产量）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说这些数字，无非说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帐，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作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如此，我的负担就解除了。完成不了，我有土钢。苏联《冶金报》很称赞我们“小土群”的办法，它说可能有些钢质量差，但很有用处，可作农具，这样一想，心里就开朗了。

第一本帐，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二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何应钦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二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二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样多？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两万公里，吕正操〔9〕的报告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还有什么办法？有矛盾，吕正操你真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钢材八万吨，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六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灾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实际根本没有，我看见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就有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10〕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1〕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12〕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13〕，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成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柯老、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14〕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1〕天下第一田，指新华通讯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2期刊载的报道《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介绍了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桥东风人民公社在开展播种规格化、种植区域化、耕作园田化的小麦大面积丰产运动中，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的情况，说这块千亩麦田埂直如线，畦平如镜，土粒胜如筛过，畦埂犹如刀切，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毛泽东二十日写下批语“此件可看”，并把这篇报道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毛泽东此时认定这是浮夸风。

〔2〕柯老，指柯庆施，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

〔3〕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4〕艾森豪威尔，时任美国总统。

〔5〕陈漫远，曾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此时已被撤职。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严肃处理了广西因为灾荒饿死人事件。一九五六年，广西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群众口粮不足。当时中共广西省委和广西省人民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存在对人民群众漠不关心的严重官僚主义，对灾害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能采取有力的救灾措施，以致造成全省一万多农民外逃，五百五十多人饿死的严重事件。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国务院召开第五十二次会议，讨论了监察部关于灾荒死人的报告，并通过了处分有关失职人员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就此事作出给予有关党员干部撤职、留党查看和记过等处分。为提醒全党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人民日报》六月十八日发表了《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次广西发生的事件，从全国范围看，虽然是个别的，但它所暴露出来的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确实是不能容忍的。希望全党普遍地纠正报喜不报忧和听喜不听忧的歪风，切实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克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6〕陈伯达，时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

〔7〕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李富春时任计委主任，薄一波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王鹤寿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8〕此人指王任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协作区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必要人员；各协作区委员会下设立协作区经济计划办公厅，作为它的办事机构，并且接受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指导；每个协作区指定一位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作为协作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柯庆施时任华东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陶铸时任华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王任重时任华中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张德生时任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林铁时任华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欧阳钦时任东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李井泉时任西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

〔9〕吕正操，时任铁道部代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10〕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11〕《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久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12〕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3〕张良（？——前一八六），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的重要谋士。辟谷又称“却谷“、“断谷”、“绝谷”、“休粮”、“绝粒”，即不食五谷杂粮。闭去谷物的摄取。这样的修行人在此时间内只吃水果和蔬菜之类，更有甚者连水果、蔬菜也不食用而只喝水。

〔14〕徐水、寿张、范县：徐水在大跃进期间提出“到一九六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曾批评“山东范县（今归河南）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人民日报曾以寿张县为典型发表过一篇著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2〕。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

〔1〕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开始，组织六百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二十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

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1〕。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1〕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九一五年八月）：“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又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722页）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三月五日）

一、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怎么能无偿占有呢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决议〔1〕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二、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必须坚决的减下来。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百分之二十，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

三、三月一日的讲话——

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引起的）。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时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四、三月五日的讲话——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却）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2〕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3〕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4〕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5〕，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6〕（时），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7〕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到现在三十八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新陈代谢。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六十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百分之七十，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百分之三十，瞒产私分百分之十五，共百分之四十五，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二十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七十万个小社，一社五十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节选。

〔1〕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2〕赵紫阳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这一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一定要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会议后期要在查错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结思想，整顿组织，纯洁队伍。

〔3〕陶铸，时任华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

〔4〕刘子厚，时任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5〕吕洪宾合作社，毛泽东曾视察过这个合作社，这个社的带头人就是吕洪宾。

〔6〕指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批转的一个重要文件，批示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8〕，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　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7〕十大任务，是指一九五九年二月确定的一九五九年十大国庆建筑，最终确定的十大国庆工程项目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迎宾馆（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

〔8〕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说：粮食问题必须解决，这是关系到今年生产跃进和整顿公社的最重要问题。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党内通信

——建议召开县五级干部大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帐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帐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帐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悦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1〕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1〕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西藏平叛〔1〕[*]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

〔1〕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十七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二十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3〕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一九一一年生，西藏拉萨人。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4〕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5〕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6〕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毛泽东主席让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7〕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8〕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9〕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一九四八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10〕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双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双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和按惯例朝圣，并经一定山口、道路往来；关于两国外交、公务人员及国民过境事宜的规定等。协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生效，有效期八年，一九六二年六月期满失效。

〔11〕指《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达赖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12〕指周恩来总理即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3〕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时任印度总理。

党内通信

——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们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1〕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1〕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2〕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3〕。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4〕，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5〕。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6〕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7〕。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8〕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9〕，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1〕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2〕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

〔3〕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4〕指炮击金门：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5〕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6〕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

〔7〕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8〕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9〕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经济建设是科学，

要老老实实学习[*]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1〕。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秘鲁议员团谈话的节录。

〔1〕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要政治家办报[*]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

这很好。

不仅敌人，而且朋友〔1〕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他们也感到了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开始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胀，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当时大家都在风头上，要把指标从三千万吨落到二千万吨，也难。我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吹的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内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内部参考”。怎样把“内部参考”变成报纸，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纸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是对的。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还是毛主席对？〔2〕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吴冷西的谈话要点。

〔1〕朋友：指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2〕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十五期上，本书略。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一、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乔木、冷西〔1〕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2〕阅后退回。

二、印发河南、湖北两省

关于抗旱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

此两件〔3〕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已经起来。吴冷西同志：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导，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在两文件上写的批语。

〔1〕乔木，即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一九一九年生，广东新会人，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指新华通讯社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这一期登载了《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

〔3〕指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关于抗旱保苗情况给中央、国务院的简报和中共湖北省委七月二十八日关于抗旱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河南省委的简报说，我省进入七月以来，普遍呈现旱象，而且日趋严重。呈现旱象初期，省委就发出了抗旱保苗争取秋季丰收的紧急指示，各级党委立即投入了抗旱斗争。现在群众性的抗旱保苗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旱象仍在向严重方向发展，抗旱保苗斗争进入艰苦阶段，省委要求必须同干旱斗争到底，保证抗旱斗争的彻底胜利。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我省自七月以来，旱情发展非常迅速。省委决心要抗旱保丰收，已于七月十六日发出了关于防旱抗旱的紧急指示，十九日又召开了全省防旱抗旱紧急动员电话会议，明确以抗旱为当前工作的突出中心，提出了战胜灾害确保丰收的几个具体措施。

庐山会议〔1〕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2〕。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3〕，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4〕，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5〕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6〕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7〕。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8〕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9〕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注　　释

*　这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七月二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1〕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4〕王国藩，一九一九年生，河北遵化人。当时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

〔5〕八大二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6〕陈云（一九〇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7〕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8〕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

在庐山会议上的

多次讲话、批语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八月二日、十六日）

一、七月十日讲话

——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承认错误

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

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二、七月二十三日讲话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1〕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2〕说：孙科一触即跳〔3〕。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4〕。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5〕，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6〕。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吆！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才，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7〕。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造成的后果）。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共产风”，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看可以的。宋江〔8〕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霓，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穷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作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么！要人家讲么！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恩来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9〕。“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就是资产阶级的章伯均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不过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10〕。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五六年下半年、五七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凋，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11〕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这个，吴芝圃〔12〕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百分之五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13〕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少了）。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至少是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它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料到。我这样的人，少奇、总理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过去说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14〕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你说要搞六百万吨（整个华东经济协作区）。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15〕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薄一波〔16〕建议搞在北戴河公报上，我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小土群），铁还可以炼，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分，要为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棉、麻、丝麻、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付、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庶，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么，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总理着急他们却根本不急。人不着急就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就办不好事情。

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17〕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你们有话讲出来嘛！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听不得坏话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如果你们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已经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四十亿人民币，“得不偿失”。第二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远点）。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老板〔18〕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〇七〇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三、七月二十六日批语

——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

收到一封信〔19〕，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趔趄，口将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中缺点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传阅并且展开辩论，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两年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长短，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20〕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21〕，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纪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几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尾巴。

但是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若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对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的有效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四、八月二日讲话

——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22〕

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一人，到会一百四十七人，列席十五人，共一百六十五人，会议议程：

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提款”等一些“左”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着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作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23〕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釆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策略，不会作政治工作。要釆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五、八月十六日讲话

——右倾机会主义者挑起了斗争〔24〕

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上提出意见，更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上提出意见，也不在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上提出意见，而在这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

这些同志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提？因为他们的一套，那时提不出，如果他们有一套正确的见解，比我们高明，在北戴河就提嘛！他们等到中央把问题解决了，或者大部分解决了，才来提，认为这时不提就不好提了，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要好转，时间过了，就更不好了，故急于发动。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吴稚晖：吴敬恒（一八六五年——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字稚晖，国民党右翼政客，积极反共。

〔3〕孙科（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字哲生，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其母是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

〔4〕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当时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章伯钧说，一九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5〕当时有一份文件《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校八十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

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

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

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

对公社化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

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

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

4、搞人民公社化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

〔6〕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苏联建国40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

〔7〕美国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一九四一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8〕宋江，这里是口误，应该指的是晁盖。

〔9〕“有失有得”，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地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零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地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地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一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历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件、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观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敬礼!

彭 德 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10〕左派是正确的，带引号的“左派”表示极左是错误的。

〔11〕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被美国总统派为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12〕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3〕曾希圣，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4〕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

〔15〕王鹤寿，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16〕薄一波，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17〕李富春，时任计划委员会主任。

〔18〕谭震林，外号“谭老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19〕这是对李云仲一九五九年六月九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李云仲的信中说，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转发这封信时，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以下批注：“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然）而后言，可见不是同时。”）...（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五）关于体制问题。...（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20〕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1〕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2〕这是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的讲话。

〔23〕洛甫：张闻天。

〔24〕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的节选。

对彭德怀九月九日信〔1〕的批示[*]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来信上的批示。

〔1〕指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 德 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

是可能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都是有区别的。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区别。即便一个集团内部，例如艾森豪威尔〔1〕集团内部，也不那么简单，也有两面性。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

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如果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2〕未能取得成功，条约修改了，那末，十年后这个条约还将提到日本人民的面前，那将会教育日本人民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一般讲，美、英、法同德、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美、英、法有不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要守卫的地方很多，从台湾和南朝鲜到土耳其，都要守。从这一点上说，它们很富。美国没有殖民地，但有很多半殖民地，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和台湾，要保守，要维持现状，以便继续控制下去。西德和日本就不同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殖民地被搞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未搞到殖民地。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全被剥夺了。它们很不甘心，想继续侵占殖民地，但现在受美国的控制，还未准备好。它们想摆脱美国，再搞扩张。这些看法是否对，愿同你们交换意见。

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未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3〕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1〕艾森豪威尔（一八九〇——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时任美国总统。

〔2〕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〇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3〕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5〕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6〕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7〕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注　　释

〔1〕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孟什维克，是一九〇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

〔3〕波立特（一八九〇——一九六〇），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5〕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6〕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7〕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1〕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

一、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2〕。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3〕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4〕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这一段〔5〕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6〕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7〕、《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8〕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二、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9〕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10〕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这里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11〕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12〕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13〕后，杨杏佛、史量才〔14〕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国际〔15〕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16〕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17〕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18〕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19〕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20〕那样激烈的斗争。

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21〕。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

这一段〔22〕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23〕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24〕，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教科书的这个提法〔25〕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教科书承认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写清楚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它也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现在来说，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26〕。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27〕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28〕。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9〕，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30〕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31〕。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32〕。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33〕，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34〕。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35〕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36〕，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这段〔37〕讲得好。“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38〕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段〔39〕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这一段〔40〕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〇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呢？

这里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41〕，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这段话〔42〕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从一九六〇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43〕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末，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沿线的机井却很少，同样是河北平原，同样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同在上海，有的养猪养得好，有的却养不好。崇明县，原来说那里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却看到芦苇多的条件下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这些说明养猪多少、好坏这件事，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同“事在人为”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这最后一句话〔44〕讲得不对。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应该改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这是一个任务，不能说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解决了。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45〕。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46〕，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段〔47〕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48〕，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9〕。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这一段〔50〕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一段〔51〕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52〕，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53〕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54〕。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注　　释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一要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〇年二月九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

〔2〕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原文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46页）

〔4〕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577页）

〔5〕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然而，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44页）

〔6〕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7〕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出版的中译本，曾有将书名译为《帝国主义论》的。

〔8〕百科全书派，是十八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派别。其核心是以主编狄德罗为首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评和衡量。

〔9〕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10〕立宪民主党，又称人民自由党，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政党，一九〇五年成立。主张君主立宪，支持沙皇政权。

〔11〕《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两段话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这个联盟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关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统治的斗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决定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19——420页）

〔12〕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孙中山夫人。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叛变行为。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夫人。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14〕杨杏佛（一八九三——一九三三），江西清江（今樟树）人。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九一八事变以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二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一八八〇——一九三四），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一三年起任《申报》总经理，在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5〕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6〕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七年五月）。原文是：“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彻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

〔17〕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订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8〕《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刻化，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对于全体劳动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如果把绝大多数的人民——劳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国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在自己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并且给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变成人民的、工人的政权的机关，变成劳动者的民主的工具。这样依靠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人民的议会，将能够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把基本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的任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30页）

〔19〕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奉行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七月十六日，革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工兵代表苏维埃正式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经极力劝阻无效，决定参加示威。七月十七日，彼得格勒五十万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出动军队，屠杀示威群众，死伤约四百多人，同时逮捕和杀害布尔什维克党人，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这一事件称七月事件。此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20〕“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1〕参见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9——797页）。

〔22〕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17年10月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彻底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最初主要是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要由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有没有资本主义前的形式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情况等等来决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30——331页）

〔23〕《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24〕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25〕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31页）

〔26〕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525页）。

〔27〕《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同时必须注意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29页）

〔28〕《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九条共同的规律，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29〕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于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以下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30〕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的编制，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于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一九五七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31〕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2〕《论十大关系》，见毛选第五卷。

〔33〕指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488页）。

〔34〕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后又经修改，于一九六〇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35〕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文是：“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

〔36〕《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的必要比例是有计划地实现的。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65页）

〔37〕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72页）

〔38〕见《孟子·膝文公上》。原文是：“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39〕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82页）

〔40〕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23页）

〔41〕《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从小农经济的性质看来，农民迫切需要的同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是通过买卖的交换。在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商业结合是经济的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46页）

〔42〕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为制造消费品部门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福利创造前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365页）

〔43〕《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见本书第六卷第418～442页。

〔44〕指《教科书》中以下一句话：“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27页）

〔45〕《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59页）

〔46〕见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中的《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新的译文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47〕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500页）

〔48〕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即产业革命。指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从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工厂制度的过程。

〔49〕见马克思《资本论》。原文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362页）

〔50〕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斗争的基本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在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揭露和消灭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铲除一切官僚主义现象，发现加速经济发展的新的潜力，从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53页）

〔51〕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苏联没有对抗性的阶级了，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以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同志式的合作为特征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间的阶级差别，同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渐消失。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被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弄得四分五裂，很不稳定；而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动力又反过来给予经济很大的影响，加速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13页）

〔52〕《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保证这种关心的，是工作者的报酬以他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转移。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87页）

〔53〕经济主义，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经济主义反对工人阶级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认为工人阶级只应当以罢工为手段，去进行争取改善经济状况和切身利益的斗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作用。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工团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传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幻想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

〔54〕《教科书》中这句话的原文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的互助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442页）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

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的批语。

〔1〕指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这期简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关于过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有的公社干部存在急于过渡的苗头，有的打算明年“走到社有制”，有的打算“秋后搞过渡”；2、穷队盼过渡，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3、对过渡的根据和一些问题的政策界限认识不清。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对于一平二调，社干部与队干部有不同看法。例如队干部批评公社无偿上调物资，公社干部却有抵触情绪顾虑算账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存在虚报浮夸现象；有的地方用大量生产资金和物料搞盖大礼堂、办公大楼和宾馆等非生产性建设；干部中存在吃喝浪费和贪污行为。

〔2〕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3〕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4〕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蒙哥马利（简称蒙）：我来到中国发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完全错误，他们以为中国人是受压抑的，很不愉快，饿着肚皮。事实上，大家都很愉快，满面笑容，看起来都吃得很饱。今天我访问了一个人民公社。社长才三十岁，他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他的公社办得很好。

毛泽东主席（简称毛）：西方对我们的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上错误的。我们的粮食还不够。按照平均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平均只有四百公斤粮食。

蒙：可是没有人饿着肚皮。

毛：这四百公斤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和储备粮。当然比过去有很大的好转。比十年前好，比蒋介石统治时期好，就是比前几年也好。所以西方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

蒙：可是大家还是有足够吃的。

毛：相对来说是够的。

蒙：孩子们看起来吃得很饱。

毛：这是对的。

蒙：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很健康。

毛：他们是很高兴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了，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改善生活而努力。

蒙：我去天津近郊看了你们的士兵。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

毛：我们现在的日子还不能算是富足。还要等十年或者两个十年，那个时候我们每人每年可能有七百五十公斤到一千公斤粮食。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了一亿五千万人口。

毛：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粮食的增长可以满足你们人口增长的需要。

毛：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人口的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毛：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的平均寿命已提到五十岁。

蒙：这是因为你们有了各种医药、卫生设备和抗生素等。

毛：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我们也进行了防疫工作。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生产的钢铁每年很少。今年可能多点。但是，这还是不够的。你们平均每人每年有半吨钢。要是我们按照六亿五千万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只有一点点，还差得远呢。

蒙：我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你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

蒙：而且还在更加工业化。我们国家面积小，但是人口多。

毛：你们人口密度比中国大。

蒙：你是否去过英国？

毛：没有，可是去过香港，所以也可以说是去过英国。我去过二十多次。

蒙：最近的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毛：最后的一次是一九二四年。

蒙：那是三十六年以前。三十年以前我曾经到过上海。当时上海是一个欧洲城市。现在仍然是欧洲的建筑物，但是欧洲人不在了。

毛：英国还有一些侨民，还有一些商业和企业在上海，例如英国还有一个毛线厂在上海。

蒙：那很好。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2〕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

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毛：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毛：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3〕，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4〕，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5〕，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

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浦斯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6〕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7〕。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8〕。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我读过艾登〔9〕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10〕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11〕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12〕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

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13〕和戴高乐〔14〕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15〕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16〕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17〕了。

毛：印度的甘地〔18〕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注　　释

〔1〕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2〕艾森豪威尔，时任美国总统。杜勒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3〕一九五〇年，在土耳其自由选举中，曼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获胜，取得政权。曼德列斯执政后，背弃诺言，抛弃民主和宪法，压制反对派。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土耳其武装部队一批下级军官指挥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曼德列斯政府。曼德列斯被处死刑。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德国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5〕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军事家和政治家。

〔6〕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曾被美国总统派为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7〕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未经宣战，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军舰十九艘，飞机二百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当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8〕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〇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9〕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保守党人，英国前首相、外交家。

〔10〕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11〕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

〔12〕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13〕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时任英国首相。

〔14〕戴高乐（一八九〇——一九七〇），时任法国总统。

〔15〕胡志明，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救国战争。

〔16〕克伦威尔（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政治领导人，独立派领袖，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率军战胜国王军队，一六四九年宣布成立共和国。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7〕这里蒙哥马利的记忆有误，华盛顿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家乡芒特弗农病逝的。他似乎指的是林肯。

〔18〕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长期领导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遇刺身亡。

十年总结[*]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2〕，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3〕。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4〕，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

十二月武昌会议〔6〕，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7〕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8〕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9〕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10〕规定指标为一三〇〇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1〕，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12〕规定后三年〔13〕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人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4〕，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15〕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16〕，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17〕。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上海会议〔1〕期间写的一篇文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1〕上海会议：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4〕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5〕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6〕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7〕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8〕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9〕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10〕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1〕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2〕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3〕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4〕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5〕指原准备一九六Ｏ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6〕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7〕指王任重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四份材料：王延春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内外呼应，连成一气。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材料二上写的批语是：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帐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同斯诺〔1〕的谈话

——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〇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4〕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5〕，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6〕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7〕，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8〕，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9〕）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10〕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1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谈话。

〔1〕斯诺，即埃德加·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〇年三次到中国访问。

〔2〕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4〕艾森豪威尔，时任美国总统。

〔5〕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6〕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89页）。

〔7〕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8〕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9〕马海德（一九〇一——一九八八），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一九三三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10〕保安，今志丹县。

〔11〕独立战争，指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七七五年五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一七七六年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12〕指南北战争，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纠正“五风”写的党内指示。

〔1〕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送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二）省委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全省大部分县都已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三）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十一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三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帐，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会议打算开十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2〕指中共沔阳县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地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3〕指中共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关于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变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海口公社经过这次贯彻省委“十项政策”、坚决纠正“五风”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心情舒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消除了，对党的政策信任了，普遍树立了兴家立业、当家作主的思想，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生产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经营条件。干部作风有了显著改变，参加劳动已开始形成制度，通过生产了解了实际情况，克服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通过处理“共产风”，干部的政策水平有了提高，纠正了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干部工作也好做了。这些变化，大大推动了生产和生活，使得生产出现高潮，生活面貌发生了改观，鼓舞了社员群众夺取明年大跃进的信心。今年冬季，将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4〕周恩来一九六〇年十月三十一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2〕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3〕，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以中央名义起草的党内指示。

〔1〕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3〕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1〕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2〕。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3〕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4〕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5〕，十四句话〔6〕，也搞了六条指示〔7〕，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8〕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9〕，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0〕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1〕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2〕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3〕“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4〕李世民，即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六二六年至六四九年在位。

〔5〕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6〕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

〔7〕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8〕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9〕指《郑州会议记录》。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10〕陈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1〕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2〕，有麻城的经验〔3〕，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4〕，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5〕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1〕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3〕指王延春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另注：王任重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四份材料：王延春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4〕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5〕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批注内容：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要做系统的

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1〕，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3〕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4〕，武昌会议的决议〔5〕，郑州会议的记录〔6〕，上海会议十八条〔7〕，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8〕。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注　　释

*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1〕指《关于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一九三〇年五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2〕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3〕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4〕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5〕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6〕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7〕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会会上通过。

〔8〕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两次郑州会议〔1〕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2〕，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3〕、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4〕。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5〕。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6〕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7〕，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8〕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9〕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0〕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1〕、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2〕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3〕，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4〕，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5〕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6〕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7〕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8〕、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

〔1〕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2〕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3〕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4〕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5〕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集《党内通信》。

〔6〕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7〕指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8〕指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9〕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10〕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1〕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3〕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4〕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5〕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6〕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7〕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8〕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国在联合国

只能有一个代表[*]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1〕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2〕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1〕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一九四九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2〕陈毅（一九〇六——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1〕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4〕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5〕。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6〕。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7〕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8〕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9〕，工业企业七十条〔10〕，高等教育六十条〔11〕，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12〕，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13〕。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14〕。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15〕。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6〕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17〕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18〕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19〕，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20〕，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ＣＣ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21〕，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注　　释

*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2〕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3〕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原文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4〕“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5〕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6〕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7〕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8〕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9〕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0〕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11〕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12〕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13〕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4〕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15〕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围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16〕“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17〕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18〕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9〕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20〕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21〕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

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1〕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的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〇年开始搞十二条〔2〕，六一年搞工业七十条〔3〕，农业六十条〔4〕。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注　　释

〔1〕马步芳（一九〇三—一九七五），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此人在政治上善于投机，早年服从冯玉祥，后弃冯投蒋，通过依附强权，并吞弱势，逐步奠定了在青海的统治地位。曾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马步芳素有虎狼之性，曾残酷镇压西路红军，盘剥青海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西北解放前夕，马步芳逃往台湾，后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曾任台湾驻沙特“大使”，虽年将垂暮，却恶性不改，不仅侵犯部属之妻女，甚至罔顾伦常，强暴自己的亲侄女。台湾当局终于以腐化无能为名将其免职。一九七五年，病逝于沙特阿拉伯。

〔2〕十二条，指中共中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周恩来一九六〇年十月三十一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3〕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4〕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现在是十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的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同志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个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到五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1〕，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2〕就开始了，然后十一月武昌会议〔3〕，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4〕，然后四月上海会议〔5〕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零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6〕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压我国，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〇年一月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为“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呵，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内外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少奇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武装斗争胜利的阿尔及利亚；出现了老挝这个胜利的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多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的历来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7〕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的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动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仍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说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1〕结构改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九五六年12月意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陶里亚蒂正式系统地提出“结构改革论”的理论和路线。他指出：结构改革是意大利共产党争取实现的一个积极目标，而这个目标在当前的政治斗争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结构改革论”的基本内容是：主张不诉诸使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途径，争取群众大多数的支持，逐步改变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进入国家领导机构，建立“新型民主制”，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张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使经济关键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使经济管理部门民主化、经济规划化，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和技术进步。通过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改革，达到限制和打击大垄断资本和大庄园主，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意共和陶里亚蒂认为，“结构改革”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它只是为向社会主义前进开辟道路。在结构改革过程中，当反对派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也要用暴力来对付。“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结构改革，从而解决我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得了政权后才能达到。”“结构改革”不仅是意共的基本路线，也为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所接受。“结构改革论”也是70年代兴起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春日藏次郎：曾任日共领导人。

〔2〕第一次郑州会议，指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3〕武昌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4〕第二次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上海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6〕尼指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

〔7〕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1〕，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人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期分批，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的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一九六三年四月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的批语。毛泽东在审阅这批材料时，将封页上的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七个材料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

〔1〕这七个材料是：（一）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二）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应四官是中共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支部书记；（三）章轶仲写的中共金华县汤溪公社汤溪大队支部书记、老劳模陈双田访问记《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四）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严如湛是中共桐庐县俞赵公社俞家大队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五）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六）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七）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节选。

论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们这些机关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是容易犯的弊病，有了官僚主义，必然对上闹分裂主义。比如“跃进号”〔1〕抓了才清楚的。下边也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前年下放权利那么多，文件是我起草的，造成了分散主义。有人说要反对，顶不住，问题还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个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党外部长和我们一道，也希望借重一下你们的归劝。

官僚主义，思想上表现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总之，要集中的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三月一日，中央五反指示中说：“官僚主义在抬头”。我看带有普遍性。

我尝归纳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

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二、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作事不调查，对人不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四、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五、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弄虚作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六、不学政治，不钻业务，遇事推委，怕负责任，办事拖拉，长期不决，工作上讨价还价，政治上麻木不仁。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七、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与人为争，老于事故，上捧下拉，两面俱圆，八面玲珑。这是作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八、政治学不成，业务钻不进，人云亦云，语气无味，尸位素餐。领导无方，滥竿充数。这是满预无能的官僚主义。

九、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十、送文件不看就批，批错了不承认，文件听别人读，别人读他睡着了，心中无数，不和人商量事情推来推去不负责，对下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

十一、机构庞大，人事庞杂，层次重迭，浪费资产，人多事乱，遇事团团转，不务正业，

人多事少，工作效率低。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十二、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会议多不传，报表多不用，往来多不谈。这叫“五多”的官僚主义。

十三、图享受，好伸手，走“后门”，怕艰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作官全家享福，内外不一请客送礼。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十四、官越作越大，脾气越来越坏，房子越来越大，陈设越来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应越多，分配东西越多，价钱越低。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十五、自私自利，假公济私，以私作公，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十六、争名夺利，向党伸手，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

十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十八、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损大公肥小私。这是闹宗派的官僚主义。

十九、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摆官架子，好逸恶劳，游山玩水，既不用脑，又不动手，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是蜕化的官僚主义。

二十、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总之，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分之二的人。）

阶级社会根源；新的资产阶级，老的资产阶级，还有城乡封建势力。在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了。

历史根源：我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旧的统治势力，传统影响，旧人员包下来，政策是对的，但带来了副作用，一九五一年“三反”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七年重点是反右，去年主要是批判了分散主义，所以历年来没有把官僚主义当成重点来搞。现在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肥沃的，也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土壤。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1〕跃进号事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大连造船厂建造的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交通部将这艘远洋货轮命名为“跃进号”。这艘由苏联设计的万吨巨轮的庞大船体，是在一九五八年年国庆节前夕正式铺上船台开工建造的，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建成下水只用了五十八天时间，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很快的，甚至超过了造船速度最快的日本建造万吨级货轮平均三个月的船台周期。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十日，“跃进”轮载着一万三千四百吨吨玉米、矿产品和杂货，于下午三时五十八分从青岛启航，按“青岛——上海长江口（不进港）——日本门司”航线迂回曲折行驶。

五月一日十三时五十五分，“跃进”轮报告了在韩国济州岛南八十海里左右、近日本海的苏岩礁海域的船位，随即又发出“我轮受击、损坏严重”的密电。十四时十分，该轮再次发出国际通用的SOS明码求救电讯，接着该轮即在海面上消失，完全断绝了与国内的联系。

“跃进号”上的五十九名船员分乘三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被日本渔船“壹岐丸号”救起，船上二副为推卸责任，说是被鱼雷击中，甚至说“看见一只潜艇在沉船区域露出水面，有三个美国兵样子的人在舷楼哈哈大笑”。事后的调查证明，这纯属子虚乌有，显然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杜撰。五月一日夜间，日本的全亚细亚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里向全世界披露：中国国产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来日本途中因腹部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这一消息犹如原子弹爆炸一样，迅速传遍全球，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世界各国均感震惊。须知，在和平时期攻击商船，意味着对该国的宣战，将可能引起局部乃至世界性的战争，况且当时正处于冷战状态的国际形势，更具有导火线式的危险性。同时，攻击商船的行为也为国际惯例所不准，将受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所以，一下子引起各国舆论的纷纭传说和猜测，各国政府立即作出不同的反响，国际形势顿时微妙地紧张起来。

美国政府迅速发表声明：“五月一日美国潜艇没有到过苏岩礁海域，没有对中国货船发动过攻击。”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军舰从来没有到过“跃进号”失事的海区。韩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世界各国都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事件惊动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亲自组织人调查，调查查明，当时虽然有海图标明航线上有苏岩礁，但是由于船员计算船位失误，还是撞上了礁石并沉没。六月三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经过周密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支持美国黑人

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1〕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〇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2〕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注　　释

*　这个声明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

〔1〕三K党，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一八六六年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成为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2〕肯尼迪，时任美国总统。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毛泽东：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舍马克：几天来，我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富有内容的会谈，我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毛：谈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舍：我们谈了一般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两国关系。双方就联合公报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了协议。

毛：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1〕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存在等于不存在。西方对非洲也是这样的看法。它们认为，非洲是非非洲人的地方。如果非洲是西方人的，那末非洲不就是不存在了？现在它们好像开始看见有一个非洲存在着。非洲几十个国家已经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也在斗争。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在闹地震。

舍：这是真的，它们觉得这些地方出了岔子，违反它们的意志。

毛：你们就是不服从意、英、法的意志。

舍：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同日本有外交关系吗？

舍：有外交关系，但日本在索马里没有使馆。

毛：我们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日本不承认我国，它跟着美国走。

舍：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毛：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舍：对我们说来，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然后才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把非洲看做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要过问非洲就等于过问它们的内政，未经它们的同意，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它们认为非洲既然过去是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就有权保持势力范围。现在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独立了，非洲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格的，决不让非洲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

毛：把非洲国家当做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现在非洲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如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它的几万军队与法国的几十万军队打仗，几十万军队失败了，几万军队胜利了。为什么几万军队能战胜几十万军队呢？在几万军队后面有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几十万军队得不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2〕为维护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阵地在缩小，大大缩小。如它们在非洲的阵地大大缩小了，在中国大陆它们也管不着了。听说你们不喜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

舍：对个人我们没有怨气，我们反对的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英国有七次拿我国的领土做交易。以前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可是，在我们独立后，英国再把我们的领土给别人时，我们就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现在英国在索马里就无法保持它的影响。

毛：这样很好。当英国和法国用战争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也和英、法断了交，最近才恢复。几内亚独立后，也同法国断过交，去年才恢复。

舍：是。这些都是同过去统治者搞关系的经验教训。

毛：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我们相信。人民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不是自己起来，而靠外国参加的话，那就等于内政遭到干涉。

毛：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舍：自由主要靠当地人民自己去争取。

毛：完全赞成。我们认为，支持就是声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必要时并给予武器援助。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

〔1〕杜勒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2〕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

彭真、刘仁〔1〕同志：

此件〔2〕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二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在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的两个批语。

〔1〕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仁，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指《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加强相互学习，

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2〕，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1〕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参观广东省的农业生产，感到广东省在一直坚持大办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办劳动大学方面，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方面，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在抓水、抓肥、抓种子方面，在抓经济政策方面，在农业生产上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方面，都非常突出。通过参观，大家感到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胸襟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同时也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把广东的经验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

〔2〕中共湖南省委转发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给湖南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门，各厅局党组的指示说：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必须一直发到公社党委和厂矿党委。让大家照照镜子，展开讨论，把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学来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去。学习外地经验要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同时，领导亲自搞试点是特别重要的。只有树立出了样板，才能带动全面，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不搞科学技术，

生产力无法提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死光〔1〕，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2〕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3〕。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插话的节录。

〔1〕死光，即激光。

〔2〕秦始皇，即赢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〇），秦王朝的建立者。

〔3〕见马克思《资本论》一八六七年第一版序言。原文是：“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

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一九六四年一月）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1〕上加写的一段话〔2〕。

〔1〕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的这个检查总结，主要是不点名地批判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政策理论方面提出的若干意见。总结共分七个部分：

（一）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过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想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主观上想比较快、比较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客观上却起了保留它的作用，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二）关于人的改造问题。应当肯定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种改造的长期性，即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或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同他们在思想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小生产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没有消灭，必然会恢复和再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三）关于资产阶级“左派”的问题。过去说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是错误的。（四）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过去我们曾提出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把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的政党，在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基本上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怎么也不能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九六二年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提出的，对民主党派今后一般不再叫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模糊了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应当加以纠正。（五）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的联盟。它一方面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阶级的联盟。不能说，统一战线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六）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我们提出的，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就进行甄别的意见，是错误的。那样做客观上必然会形成对右派分子普遍甄别平反，这势必导致否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伟大成绩，后果是严重的。（七）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工作的估计。几年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缺乏阶级斗争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把资产阶级人们和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了。

这个总结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发〔64〕26号文件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中央统战部在关于为李维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复查报告中，建议撤销这个中央文件。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

〔2〕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徐冰作的检查总结中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部分以下一段话之后：“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这些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我们国内来，不只会影响原来的资产阶级人们，甚至也会使一些共产党员变质，对于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就不能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之。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遥遥无期，还是把时间放长一点好，我们从来就有欲速则不达的谚语。”这段话中的“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是毛泽东加写的，“甚至几百年”，是毛泽东改写的，原稿为“甚至上百年”。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1〕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2〕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3〕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4〕，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5〕，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6〕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7〕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1〕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一九二二年生，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2〕戴高乐，时任法国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

〔3〕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4〕指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美、苏、英三个发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5〕吴庭艳（一九〇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6〕蒙哥马利。原英国陆军元帅，当时已退休。

〔7〕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

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讲话的整理，最初收录在《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依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出版前经毛泽东审定。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六月八日、六月十六日）

一、六月六日的讲话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1〕，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那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

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二、六月八日的讲话

——防修反修，搞三线建设

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已经出了，白银厂，小站〔2〕，过去我们不注意上面的根子。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草。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三、六月十六日的讲话

——对帝国主义不要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讲二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

（一）

地方党委要搞军事，光看表演可不行。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上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三个月民兵精神面貌大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

无论出什么大事都不要慌慌张张。原子弹打下来就和他干。“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原子弹都炸光了，帝国主义也不干，他没有剥削对象了。

要教育人民都不要慌。站着死趴着死都一样。

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准备，不怕，就有劲。

（二）

要准备后事，接班人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话灵不灵？希望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苏联就是第三代出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3〕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1〕大寨的名称是因为北宋时，宋军在此驻兵抗击辽兵，因此得名。全村共有一百六十多户人家五百一十口人。村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宽约一公里，总面积约为一点八八平方公里，海拔为一千一百六十二点六米。全村共有七百多亩地，但被山梁、沟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块，恶劣的地形俗称“七沟八梁一面坡”。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十年九旱，平均亩产只有七八十斤，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互助组，一九五二年陈永贵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九五三年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这一期间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从山下担土到山上，造起了汗涝保收的人工梯田，平均个劳动力搬运土石方作业量达一千多立方米，担土八十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八百八十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村的先进事迹，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中国人民学习大寨的战天斗地的精神，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寨热。周恩来总理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句话，即：“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并将它庄重地写入了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2〕指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和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

〔3〕高饶彭黄指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

支持被压迫人民

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〇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1〕，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2〕，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3〕，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4〕。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5〕。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6〕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7〕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8〕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9〕，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0〕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1〕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四〇年，英国政府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打击英国侵略军。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2〕指一九〇〇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入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3〕中日甲午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后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4〕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5〕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6〕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7〕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8〕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9〕吴庭艳（一九〇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10〕肯尼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

和王海蓉〔1〕同志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都有用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live蒋。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2〕告诉我的。

毛：好嘛！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毛：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它就是干部子弟，烈属子弟等。

毛：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毛：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毛：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毛：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毛：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王海蓉谈话的节选。

〔1〕王海蓉是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修科学生，毛泽东的侄孙女。

〔2〕章会娴是章士钊之女，王海蓉的同学。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1〕、“满洲国”的康德皇帝〔2〕、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3〕，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一九五六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4〕，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八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八十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5〕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6〕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7〕胜利了，本·贝拉〔8〕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9〕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1〕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2〕康德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〇六——一九六七），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3〕南乡三郎，一九五五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一九五六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4〕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5〕巴蒂斯塔（一九〇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6〕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7〕胡志明（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8〕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9〕指麦克马洪线。它是一九一四年三月英国殖民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一九五三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毛泽东主席：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较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像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同时，另外讲一句相反的话：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港，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十二只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话。

毛：好。

佐佐木：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话。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跃进，为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毛：谢谢！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有一千一百多人〔1〕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毛：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话没讲完，请再讲。

佐佐木：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争。

毛：说得好！

佐佐木：这次我们来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2〕、赵安博先生〔3〕以及其他中国朋友一起，就日中问题，就围绕日中问题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形势，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得到了教益，并且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促使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毛：这个好！

佐佐木：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群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它必须同关系很深的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中国把日本当作亚洲的一员，同我们进行合作。

毛：一定，互相合作。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因为的确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过珍珠港，曾经占领过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没有深入进去，打了败仗。日本军队在那里损失了二十万人。这样一个垄断资本让美帝国主义稳稳地骑往自己的头上，我就不相信。在这里，我不是赞成再轰炸珍珠港，（众笑）也不是赞成占领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当然，我也不赞成再去打朝鲜和中国了。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岂不好吗？

刚才你说到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还有朋友提问题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这是座谈会。你们不是有五个团体吗？

佐佐木：（对日本人说）各团出一个代表讲话吧！

黑田：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勿宁说是谈一谈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毛：好！

黑田：日中友好运动，开始时只有社会主义者和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参加。最近，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这是日中友好运动的变化、特征，也是一个前进，值得注意。从政党来说，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是革新政党（在日本革新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现在保守党中的一部分人也下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了。从国民的阶层来看，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者。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别是下决心搞日中贸易。

毛：我也知道，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田：保守党内和垄断资本中有一部分人也开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当然也有跟美国走的，因此在保守党和垄断资本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况。而且，这一部分垄断资本和保守党，不能和我们完全一样，这样要求他们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里就必须有斗争，那些没有决心向前看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保守党的背后，有美国的力量。美国在操纵他们。因此，同这部分反动的保守党和反动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和美国进行斗争。整个说来，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成了国民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有的表现出来，有的潜在着。这样一种感情是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对美国没有这种感情，对英国、苏联也没有这种感情，对中国却有特殊的感情。

毛：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场所）。有十五位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没有印度人。（会场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那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没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作这工作的，要停止公开争论。听说现在罗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

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外宾表示不赞成）

细迫：我曾经长期坐过监狱。像我这样善良的好人被关在监狱，对有病的妻子，也不能照料。对这样恶劣的政府，我没有办法像主席那样宽大。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从神户坐中国的“燎原”号货轮来的。日本的友好团体租了小船，打旗、奏乐来欢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里转来转去，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我们来中国后，中国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欢迎中国朋友的国家。

毛：你们从上海登岸的？

细迫：是的。像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应当早日打倒，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否则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友好。我不能宽恕欺负我的政府。我年纪大了，想在我的遗嘱里告诉我的孩子，要他们打倒政府。

毛：多大年纪了？

细迫：六十七岁。

毛：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岁，所有帝国主义都垮台了。你们恨日本政府、日本的亲美派，跟我们过去恨国民党政府亲美派——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曾经和我们合作过，举行过北伐战争，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杀共产党，把几百万人的工会、几千万人的农会，一扫而光。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们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有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们自己犯错误，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

从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边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毛：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曾我：在三十个人当中，我们这一批人（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线活动的。我们很想了解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我们都是社会党的左派。我们同社会党中央的改良主义者、结构改革论〔4〕者进行斗争。

毛：你们有多少人？曾我：全团十一人。从我们年青人看来，我们觉得社会党的干部、议员行动迟钝。也许因为他们年老。（主席插话：包括我在内了。）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请讲讲。

毛：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晓得要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功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

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吆。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了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佐佐木：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对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谈话，谢谢。

毛：我讲了多久啊？两个多小时啦。

细迫：谢谢毛主席进行了富于教益的谈话。上次我随铃木茂三郎来时，毛主席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谚语：“虽读论语，却不知论语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贤明，所以虽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们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过，听了主席的谈话，我想，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从我们周围许多教员那里学习。

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它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5〕。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没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没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没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热烈鼓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1〕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在一千〇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共关押一千一百零九人，关押期间死亡四十七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关押的一千〇十七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至一九六四年，所有日本战犯被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国。

〔2〕廖承志，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3〕赵安博，时任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

〔4〕结构改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意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陶里亚蒂正式系统地提出“结构改革论”的理论和路线。他指出：结构改革是意大利共产党争取实现的一个积极目标，而这个目标在当前的政治斗争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结构改革论”的基本内容是：主张不诉诸使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途径，争取群众大多数的支持，逐步改变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进入国家领导机构，建立“新型民主制”，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张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使经济关键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使经济管理部门民主化、经济规划化，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和技术进步。通过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改革，达到限制和打击大垄断资本和大庄园主，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意共和陶里亚蒂认为，“结构改革”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它只是为向社会主义前进开辟道路。在结构改革过程中，当反对派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也要用暴力来对付。“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结构改革，从而解决我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得了政权后才能达到。”“结构改革”不仅是意共的基本路线，也为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所接受。“结构改革论”也是七十年代兴起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

〔5〕三国条约，指苏美英关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宇宙空间进行核试验。但是并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关于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节录[*]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

一、关于斯大林问题

——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倍倍尔、卢森堡〔1〕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2〕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3〕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二、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三、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四、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节选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节录。

〔1〕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翼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2〕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一年一月起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遇刺身亡。

〔3〕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

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依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注　　释

*　静火有言：本篇文章文风尖锐泼辣、客观冷峻而又大气恢宏，语言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定是出自毛泽东主席之手。

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都欢欣鼓舞，热烈赞扬我国人民的这个重大成就，支持我国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而采取的正当措施。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深信，社会主义中国手中的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这一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中国的核试验长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不到三小时之内就发表声明加以反对，并且说中国的原子弹意思不大，不足以动摇美国的核霸权；接着，他在十八日的电视演说中再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一次他却说，“不应该把这件事等闲视之”。美国政府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上，表现得如此罕见地慌乱，前言不搭后语，正好说明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是对美国核霸王的当头一棒。

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是建立在核垄断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进一步打破之后，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就吃不开了。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当然使美帝国主义感到万分恼火。他们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掌握核武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约翰逊，这一回却装出一副假仁假义的姿态，似乎美国之所以反对中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是由于中国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利益的关怀。

据约翰逊说，中国的核武器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悲剧”，因为中国的“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制造核武器，而不能“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

约翰逊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是个穷国，搞不起核武器。帝国主义总是低估人民力量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它们就一直在嘲笑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说中国这也搞不成，那也搞不成。似乎中国人民不听凭他们的摆布，不依靠他们的援助和恩赐，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是勇敢勤劳的。我们深深地懂得，如果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一切资源，就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囊中物；我们的和平劳动，就毫无保障。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迫使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抵制美国核威胁的手段。中国实现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如果说是什么悲剧的话，不是别人的悲剧，而是美帝国主义的悲剧：它要使中国人民沦为核奴隶的迷梦破灭了，它的核垄断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

约翰逊还装出十分关心中国安全的样子，说什么中国有了核武器，“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对中国人民进行核威胁，甚至把核武器摆到中国的大门口。配备着核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晃来晃去，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核基地，美国军政头目嚣张跋扈地扬言要向中国扔核弹。照约翰逊的说法，美国的核威胁能够增加中国人民的安全感，而中国人民拥有对付美国核威胁的核武器，反倒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人民要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应当彻底解除武装，托庇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除此别无出路。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中国有比原子弹更强大的东西，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度觉悟和坚强团结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这些，我们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约翰逊不仅断定中国的核试验对中国人民没有好处，而且“对和平事业没有帮助”。

照约翰逊说来，似乎只有在核大国的把持和垄断下，才能保持世界和平；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打破了核大国的垄断，天下就要出乱子。但是谁都知道，美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发动侵略、称霸世界；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自己、维护和平。为什么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倒是和平的“福音”，而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了核武器，却成为人类的“灾难”？美国为了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拼命发展核武器，已经二十年了，进行过几百次的核试验。为什么你们这种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就是对和平事业有帮助的，而中国为了自卫进行核试验，就是对和平事业没有帮助的呢？真是颠倒是非，岂有此理!

约翰逊说了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应该美国有核武器，中国不应该有核武器。这真是一脸恶霸相，十足流氓腔。

老实说，中国并不醉心于拥有核武器。只要美帝国主义不搞核武器，中国也不搞；可是，只要美帝国主义手中还有核弹，中国就非有不可。不管约翰逊欺骗也好，恫吓也好，污蔑也好，都改变不了中国人民的这个主张。

当然，中国手里的核武器同美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向是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来确定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有了核武器之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既不会用这个东西去吓唬别人，进行任何冒险；也不会把它当作参加“核俱乐部”的入场券，做任何损害世界人民革命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历史，证明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约翰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竟然说中国要以自己“少量的核力量”来同美国的“强大的（核）武库作交易”。总统先生，你完全想错了。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想以此作为资本来同你们讨价还价，做一笔什么买卖，而是要打破你们的核垄断，进而消灭核武器，以便永远消除笼罩着人类的核战争危险。这一点在中国政府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过去，当中国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现在，中国有了核武器，我们还是这样主张。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中国政府立即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抵抗美国的核威胁，归根到底，是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政府还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的关于首先达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的具体建议是现实的，是合情合理的，是简单易行而不牵涉到监督问题的。如果有关国家都愿意承担这个义务，就可以立即减少发生核战争的危险。这就向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迈开了重大的第一步。在这之后，可以讨论停止一切核试验，禁止输出、输入、扩散、生产、贮存和销毁核武器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如果还有一点和平的意愿，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个建议。

约翰逊在他的声明和电视演说中，避开中国政府的建议，而夸夸其谈，说什么要中国参加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要通过核查的协议来结束一切种类的核试验；要争取避免核扩散；要其他无核国家接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约翰逊提出这么一大套东西，拿腊斯克〔1〕攻击中国的话来说，不过是一种烟幕，用来掩饰美国不敢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顽固而又虚弱的立场。

三国条约〔2〕的作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检验，早就真相大白了。它是巩固美国核垄断地位的骗局。早在三国条约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上当。现在我们有了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手段，还能指望我们会自己钻进这个圈套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约翰逊好像十分热心于防止核扩散。事实上，真正在搞核扩散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自己。约翰逊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所谓多边核力量计划，把核武器交给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特别是西德复仇主义者的手中。美国的这种做法，既是为了准备核战争，也是为了加强对它的盟国的核控制。为了反对美国的核威胁，为了反对美国在它的侵略集团中间扩散核武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响应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和建议。美国核垄断的局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这对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大有好处的。防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的希望，绝不在于巩固美国的核垄断，而在于打破这种核垄断。把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打破得越彻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

核武器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能够制造核武器，也就一定能够消灭核武器。我们深信，通过各国人民的联合斗争，核战争是能够防止的，核武器是可以禁止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争取实现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到底!

注　　释

*　静火有言：这篇文章充满了尖锐辛辣的毛式风格，应该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1〕腊斯克，一九〇九年生，美国民主党人，时任美国国务卿。

〔2〕三国条约：指苏美英关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宇宙空间进行核试验。但是并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中国的大跃进[*]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一〔1〕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2〕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文件时加写的两段文字。

〔1〕一是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2〕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同斯诺〔1〕的谈话

——关于越南战争[*]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斯诺：我来这里见主席之前曾看了主席的军事著作，联系南越军事专家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南越战争〔2〕已经进入到运动战阶段，像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

毛泽东：我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起，那时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我们的军队也有一百多万。从规模上说，现在南越战争还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劝劝美国政府，何必这么搞？它一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人就学会打仗。但是，叫它走，它又不走。就说吴庭艳〔3〕吧，我和胡志明〔4〕都认为他还不错，应该帮他维持几年。可是美国将军认为吴庭艳很讨厌，把他干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斯：当然现在南越解放军的人力不如中国的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但是西贡〔5〕也没有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

毛：没有那么多，也不懂得打仗，比蒋介石更差。

斯：是不是可以认为，南越有足够的力量能单独克服外来的干涉和反对当地反动派？

毛：我看是可以的，至少比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候的条件好。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没有外国直接干涉。现在南越的好处就是有两万名美国人在那里，这就能教育大部分的人民和军队里的战士以及部分军官。现在反对美国军队的那些人，并不全是解放军，吴庭艳也不赞成美国，现政府军队中也有些人不赞成美国。

斯：很明显。

毛：他们吵得厉害。

斯：有可能使南越军队的一部分人参加越共？

毛：是的，像傅作义〔6〕一样，像新疆的陶峙岳〔7〕和湖南的程潜、陈明仁〔8〕一样。

斯：从我前次来中国后，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非洲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否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

毛：你说呢？我也不大清楚，我又没有到处走。你到处走，是怎么想的？我想请你当教员，把国际情况讲一讲。

斯：我相信主席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或者只好等主席的下一本书了。从主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席特别重视的那些事件，从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我看美国总统也是这么说的。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9〕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现在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还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鲜呆得久。他会取得经验的。我已经看到美国军队怎么对付南越游击战争的条例，无非是讲南越游击战争的许多长处和许多缺点，然后说消灭游击队是有希望的。

斯：美国人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毛：可能是。就是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无论吴庭艳政府也好，当今政府也好，都是脱离群众的。帮助这种不得人心的政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仅我讲的话他们不听，你讲的话他们照样也不听。

斯：过去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认为他们才有那么多的失败。现在可以看到亚非拉同发达国家在军事、经济方面的距离越来越大，同时，新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使距离更大了。这是不是主要矛盾？所以法国的政策有改变，是不是不仅为了抵抗美国，还为了适应这个主要矛盾？

毛：我也同法国人讲过。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我问他们第三世界究竟包不包括法国，他们说不包括。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意、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它们为什么要打，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吗？你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你们前任总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任总统也参加了。

斯：那时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

毛：呆了多久？

斯：两年半。战争结束后，在英国、法国呆过。我从未打死过人，我倒有几次几乎被打死。

毛：那么危险！也跑到前线去？

斯：战地记者是战争的附属品。在俄国我没到过前线，在德国、法国到前线去过，打斯大林格勒时去过斯大林格勒。

毛：打前还是打后？

斯：希特勒〔10〕军队投降时去的。

毛：那时希特勒可了不起，差不多占领了整个欧洲。除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一线以东之外，整个欧洲几乎都被他占领了，但是英国不包括在内。他还占领了北非洲。希特勒犯了错误，如果敦刻尔克〔11〕之后他的军队跟着进去，英国也毫无办法。这是一位英国首相〔12〕在日内瓦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的。那时英国根本没有兵了，到处没有设防，可是就是因为有英吉利海峡，德国不敢过去。

斯：希特勒急于打俄国。关于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

毛：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斯：在延安时？

毛：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

斯：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斯：美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封建主义，南北战争〔13〕的原因之一就是反封建。

毛：就是为了争劳动力，所谓解放黑奴就是开放劳动力市场。

斯：美国南方封建主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毛：现在南方还比较落后一些。

斯：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主席一定会听到有人说，主席认为如果发生一场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

毛：你说怎么样？

斯：实际上已由主席间接回答了，在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文章里也提到了。

毛：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斯：我恐怕也忘了，不过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到，这是撒谎，是硬把这些话加到主席身上的。

毛：怎么说的？

斯：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口。这是一位南斯拉夫人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访问中国时，主席向他说的。

毛：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14〕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他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听说你们有个电影叫《在海滩上》。

斯：那是假想小说，说全人类毁灭了。

毛：这怎么得了啊！赫鲁晓夫〔15〕说，他手里有一种弹，一种什么死光〔16〕，可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统统消灭光，后来又说没有讲过，几次否认。我不否认我说过的话，你不要替我否认这个所谓谣言。

斯：我的书里也说主席也可能这么说的，目的是看看对方的反映怎样。

毛：这是因为有一位大国政治家说，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了，我反驳他的意见。

斯：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第一次提的？

毛：是的。这是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事。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最近看见报道说许多美国专家访问比基尼岛〔17〕，他们登陆后看到老鼠照样在跑来跑去，鱼照样在湖里游来游去，井水还能喝，植物茂盛，鸟类很多，专家在进岛时要开辟道路，砍掉树木。这是在这个岛经历过十二年的核武器爆炸试验，隔了六年再去的。爆炸之后大概有一两年生物是倒霉的，然后又生长起来。为什么老鼠根本不受影响，没有毁灭？因为它们钻到洞里去了。植物为什么那么多，不受影响？大概死了不少，剩下一点又生长起来，经过几年又大大发展起来。

斯：我看过一部电影，在氢弹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龟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龟。

毛：过几年可能又会生的。对人类是不是也这样，就不知道了。

斯：甲虫生命力最强。

毛：总之，对那地方的鸟、树、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可能人类要比它们脆弱一点。

斯：人对自己制造的毒素更易受灾。蚂蚁认为自己统治世界，它是世界之主。

毛：什么人在蚂蚁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蚂蚁还是比较大的动物。细菌是在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全世界只有这么多的人，三十多亿。但是据土壤学家告诉我，每亩地里含有细菌四百公斤。没有细菌不能造成土壤，也不能生长植物。所以不要看它那么小，什么人的身体里它都能钻进去，不管你是总统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它可厉害了。

斯：细菌根本看不见的。

毛：人离开它是不能生活的，不知人体中有多少细菌，医学上说，有大肠杆菌，口腔里有真菌，没有它对人很不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一致的意见。美国专家在比基尼岛的调查是很好的材料，我们把这个材料印发给人大代表看了。

斯：这是公开报告？

毛：不是，是一个中国人引用美国专家材料写的一篇通讯，那篇通讯登在香港的《新闻天地》上。

斯：虽然如此，主席并不是认为核战争是件好事？

毛：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斯：看来亚非拉地区越来越近代化，革命越来越发展。

毛：可能。

斯：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是不是可以在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完成？

毛：完成就难说了，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

斯：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问题，中国表示支持。这是否会为其他国家退出联合国开创先例？

毛：开先例的是美国。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印尼退出联合国，也是它觉得参加联合国没有什么好处。

斯：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

毛：不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这些话你可不要报道，我们还没有公布过。

斯：是不是可能有一个没有美国的联合国？

毛：亚非会议〔18〕就没有美国参加。

斯：还有新兴力量运动会〔19〕。

毛：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我们这个“联合国”接待你，那个联合国还没有接待过你吧？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中国？

斯：再过几天就走。这次我回去，约翰逊〔20〕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

毛：没有。

斯：我也可以把这句话捎给他。

西方有些“毛学”专家，互相展开争辩，观点各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是一些什么人？出版商吗？

斯：主要是大学教授，俄文、中文专家。辩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21〕小册子之前写的。

毛：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

斯：当时有时间做研究工作？

毛：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

斯：《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

毛：就是。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斯：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

毛：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斯：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

毛：先后不久。

斯：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吗？

毛：不是一九三八年，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斯：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些教授们，主席自己是怎么讲的。教授们在进行学术性辩论时，可能还坚持他们的看法。主席看过黑格尔〔22〕的文章吗？

毛：看过一些，还有费尔巴哈〔23〕的。海克尔写的一本书〔24〕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斯：什么时候读的？

毛：那很久了，是打游击战争的时候。

斯：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斯：一千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斯：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

毛：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资本家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你刚才说的最后这一点，很难讲。你讲有什么安全？现在不是在说裁军吗？究竟哪一年裁军了？不是讲普遍、彻底裁军吗？过去苏联讲，现在美国也讲，我们也赞成过普遍裁军。事实上，现在是普遍、彻底扩军。嘴里说普遍裁军，实际上普遍扩军。

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5〕就是这样，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

斯：主席曾经说过，在江西打倒土豪劣绅时，他们说苏维埃先生是个很坏的家伙。而且在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西方都在讲社会主义先生制造很多麻烦，现在又归结于中国的原子弹。

毛：这证明我的“名誉”不好，中国政府、中国党的“名誉”都不大好。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中国，搞反华高潮？我们还措手不及，突然肯尼迪不见了。越南人民还措手不及，吴庭艳不见了。再一个措手不及，赫鲁晓夫下台了，真是天晓得，而且搞得那么彻底，他的书、照片一概收起来了。

斯：好多欧洲的党批评苏联党用这种办法把赫鲁晓夫搞下台。

毛：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曾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

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

毛：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美国常说，南越战争要扩大到北方。

毛：最近腊斯克〔26〕纠正了他的说法，说他没有讲过这种话。

斯：当然，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听我的话。美国有一位议员叫丘奇，他现在提出对美国干涉别国的政策要进行一次大辩论。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美国统治者不了解主席，我本人恐怕也不了解。

毛：怎么不了解？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

斯：打南越战争的美国人在说，如果美国撤出南越，中国将占领整个东南亚。

毛：怎么占领法？我们的军队去占领，还是当地人民去占领？中国人还是占领中国。

斯：中国在南越有没有军队？

毛：没有。

斯：腊斯克说，如果中国和北越放弃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美国就撤出南越。

毛：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斯：过去说中国受俄国支持，现在说南越受中国支持。

毛：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实际上，南越是从美国取得武器。去年以来，他们不仅能取得武器，还补充兵力，经常俘虏南越伪军。这同过去我们兵源之一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一经俘虏就能参加我军作战。

斯：为什么？

毛：他们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当兵的，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斯：还有一点，中共和全国老百姓是一致的。

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是贫苦农民。我们的办法是，花几天工夫开诉苦大会、祭灵大会，谁家有人被国民党害死，就把死者的名字写在纸上祭灵。这样解决问题后，他们就参加了我们的军队，换上一顶帽子。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戴我们的帽子呢？因为他们怕打死了以后，被人错认为国民党的兵。从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认出来他们是我们的人了。

斯：在很大程度上，南越就是这种情况。

毛：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27〕，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吧？

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很多革命家，提出的口号同后来法国大革命〔28〕提出的口号一样。那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当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毛：华盛顿〔29〕的“名誉”不好，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

斯：中共会把他看成是个反动的人，所以不会让他参加党。

毛：不能参加共产党是一件事，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30〕也一样。

斯：林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也是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斯：主席能否给美国总统也提些建议？

毛：这不好提。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斯：美国军队差不多有一半在外国。看样子，好多在外国的美国军队变成了当地人民的人质。

毛：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这么一叫，例如打金门几炮〔31〕，就是因为我们打那么几炮，它觉得第七舰队不够了，把第六舰队开过来一部分，把旧金山的海军也开一部分过来。我们又不打炮了，美国军队来了没事干，又要开回去。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

斯：美国军队总要有点事干才行。

毛：有事干的。美国垄断资本就要到有些地方去帮反动派的忙，叫它不帮不行，一定要帮，最后它一定要走，像帮助蒋介石一样。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32〕问题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蒋介石总打败仗，又有强大的解放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呆着不走。

斯：只有在同样情况下美国才会从南越撤走？

毛：美国在南越的军队现在不走，可能再打一两年，但美国感到没有味道了，走了也难说。

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周恩来总理的话，总理同我说，美国军队撤走前，不可能通过开会解决南越问题。是这样的吗？

毛：我不晓得总理怎么讲的，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或者根本不谈，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了美军还不走，像它在朝鲜那样。在日内瓦也是谈过的。日内瓦会议〔33〕后，美国把兵开进南越代替法国军队。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的主要部分。

〔1〕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到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在瑞士病逝。

〔2〕南越战争，即越南战争。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了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破坏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南方扶植建立以吴庭艳为总统的亲美的“越南共和国”。一九六一年，美国对南越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南越吴庭艳集团出人的“特种战争”，镇压越南南方军民的武装反抗。一九六五年初美国一面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连续轰炸，一面向越南南方增派大量军队，把侵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3〕吴庭艳（一九〇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4〕胡志明，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5〕西贡，这里指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其统治中心在西贡。

〔6〕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安昌村（今属临猗）人。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7〕陶峙岳（一八九二——一九八八），湖南宁乡人。曾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九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8〕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与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省长等职。陈明仁（一九〇三——一九七四），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八月与程潜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9〕肯尼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

〔10〕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11〕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一海港城市。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军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侵入法国，击败英、法军队。英国远征军二十二万人、法军二十万人被迫退到比利时、法国沿海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四日，英军及部分法军共三十多万人从敦刻尔克地区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往英国。虽然撤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但保存了有生力量。

〔12〕指艾登。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他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任英国首相。

〔13〕南北战争，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14〕尼赫鲁，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任印度总理。

〔15〕赫鲁晓夫，原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16〕死光，即激光。

〔17〕比基尼岛，是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个珊瑚岛，一九四七年成为美国托管地，曾经是美国的核试验基地。

〔18〕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19〕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国家及地区参加的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余名运动员。

〔20〕约翰逊，时任美国总统。

〔21〕指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毛泽东将其中的两节，整理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22〕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大师。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

〔23〕费尔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德国古典哲学家，唯物主义的代表。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

〔24〕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海克尔（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卓越代表之一。他在《宇宙之谜》一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试图根据最新的科学成就建立严整的唯物主义体系。

〔25〕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26〕腊斯克，一九〇九年生，美国民主党人，时任美国国务卿。

〔27〕独立战争，指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七七五年五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一七七六年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28〕法国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在法国封建制度极端腐朽，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与广大的第三等级（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爆发的。这次革命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29〕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30〕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美国共和党人，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任美国总统。他领导了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了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

〔31〕指炮击金门：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32〕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二百五十多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七月三十日夜紫石英号军舰逃出长江。

〔33〕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官僚主义者阶级是革命对象[*]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2〕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对陈正人〔1〕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1〕陈正人，时任农业机械部（一九六五年一月改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2〕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

团结起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亚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党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同帝国主义对抗，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美国的手比我们长，到处侵略。一九五八年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在约旦登陆，造成局势紧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军队才被迫撤走。后来，黎巴嫩还发生了内战。在你们地中海有美国的第六舰队，在我们周围有美国的第七舰队。美国总共有四个舰队：第七舰队最大；其次是第六舰队；第二舰队分布在美国西海岸，是第七舰队的后备；第一舰队在美国东海岸，是第六舰队的后备。另外，美国在摩洛哥和利比亚等地有军事基地，英国在亚丁和波斯湾也有军事基地。

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同美、英、法合作的。日本降后，美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打我们，当时英、法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我们的事情了。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它在中国沿海港口驻扎了一些军队，当我们消灭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快要解放那些港口时，它的军队撤走了。后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现在，越南人民也遇见了美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喜欢打仗的。朝鲜和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它还要派兵来。

我们两国都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你们过去是法国管的，我们过去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一块，英国一块，日本一块，后来都被我们赶走了。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处。帝国主义也会有好处，你们信不信？

帝国主义有时通过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国的蒋介石。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现在，非洲正在发生战争，如刚果〔1〕、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2〕等地。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独立。在苏伊士运河也打过仗〔3〕。你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法国人被迫退却而取得了独立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合作。我小时候信过多神教，长大后就不信了。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同你们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国服装。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

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

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国家革命胜利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先同国内敌人作战，并进行了长征，后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最后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作战。这期间，我们自己也犯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纠正了错误，我们就胜利。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许多例子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革命是可以胜利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1〕刚果，这里的刚果指的是首都金萨沙现简称刚果（金）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曾改名扎伊尔。不是首都在布拉柴维尔那个简称为刚果（布）的刚果共和国。

〔2〕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3〕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1〕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2〕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同医务人员的谈话纪要。

〔1〕华佗：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医术精湛，成为后世神医代名词。

〔2〕李时珍：李时珍（约一五一八年——一五九三年），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人，生于蕲州亦卒于蕲州。李时珍是中国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其所著的《本草纲目》是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对后世的医学和博物学研究影响深远。

人民给政府饭吃，

吃了饭就要为人民服务[*]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毛泽东主席：你们是从几内亚来的？

贡代·塞杜〔1〕：是的。我们之中有些人来了十天。我们是几内亚政府和党派出的两个代表团，来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接触。我们来了以后，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孤立不了的。我们把中国的胜利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们要加强同中国友好的甚至兄弟般的关系。

毛：我们都是友好的国家，有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怕了。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两国是走在一个方向的。你们都是头一次到中国吗？

法廸亚拉〔2〕：我已经来过一次，享受过中国好客的接待。

毛：你来过一次了！

法廸亚拉：我是在一九六〇年来的，当时我参加了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访问过中国，当时受到了主席的接见，我还保存着接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很好的纪念。

毛：你是跟总统一起来的吗？

法廸亚拉：我是在总统进行国事访问离开中国几天后参加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随后我又和韩幽桐〔3〕同志和她的爱人一起参加了索非亚国际法律工作者会议。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得到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五年又获得了大跃进。

毛：没有大跃进，小小的进步。

法廸亚拉：还是大跃进。

毛：（分别问贡代·塞杜和法迪亚拉）你先到，还是你先到的呢？

法廸亚拉：贡代·塞杜部长先到。上一次，我访问中同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索非亚。这一次，我计划在中国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外地参观，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毛：到处走走好。

法迪亚拉：谢谢，我已经跟我的朋友们说过，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主席的邀请。

毛：邀请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来看，我们都邀请。不过你们要注意，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

法廸亚拉：主席很谦虚。

毛：不是谦虚，这是实际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一块地方，哪一个国家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没有哪一个人不犯点错误，也许只有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主席问韩幽桐同志：“现在搞了没有？”韩回答：“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

法廸亚拉：在我看来，规定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有了精神，办法就有了。规定不过是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明确下来，规定是次要的。

毛：你这个讲得对。现在正在做些工作，譬如改造反革命分子，改造刑事犯，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只十五年，过去根据地也有些经验。

法廸亚拉：在这一方面，一九六〇年我和中国检察长、政法学会会长谈过这个问题，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问题。我们几内亚也有同样的情况。把战犯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需要动员人民，把司法机关和人民结合起来，我们两国的问题是相同的，当然其结果是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还在试验阶段。你们无论在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你们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主席先生，你信任人民，认为改造人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两国的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毛：（面向贡代·塞杜）你是搞教育的。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的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贡代·塞杜：非常正确。

毛：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些人不相信，可以试点。（主席对韩幽桐同志说：“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要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们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譬如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不能以生产为第一，就要以政治改造为第一。要做人的工作，要在政治上启发人的觉悟，发挥他的积极性，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会办得更好。不仅犯人自己能够自给，而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现在我们的劳改工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干部不太强，有些地方的方针不对。

法廸亚拉：我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这个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充满着希望。因为改变一个机构比较容易，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比较困难。

毛：这个问题不决定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

法迪亚拉：这点同意。在我们那里有同样的问题，做一件事首先要教育干部才能收到效果。

毛：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贡代·塞杜：这很正确。

毛：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贡代·塞社：这是正确的，我们很同意。

毛：整个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大使是哪一年来的？

卡马拉·马马廸：一九六三年来的，来了两年半了。我刚来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陪一个代表团去上海，在上海受到了主席的接见。

毛：（微笑）你这次穿的是白衣服，我不认得你了！

卡马拉·马马廸：是的。上次在上海我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

毛：是不是谈到这里。我也没有什么道理跟你们讲。你们回去后，请向你们的领导人杜尔总统问候。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

〔1〕贡代·塞杜，几内亚教育部长。

〔2〕法廸亚拉，几内亚总检察长。

〔3〕韩幽桐，（一九〇九——一九八五）吉林宁古塔（今属黑龙江宁安）人，女，原名桂琴，回族。时任中国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政治学会书记处书记。

胜利的信念

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1〕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2〕，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3〕，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1〕腊斯克，时任美国国务卿。

〔2〕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3〕日内瓦协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突出政治，反对折衷主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1〕，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昤。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浙江省委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1〕腊肉骨头：我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有过年腌制腊肉的习俗，在冬天腊月把猪肉腌制起来，吃完肉后就剩下腊肉骨头，后指“吃起来没肉，丢了可惜”，同“鸡肋”。

上面要靠党的领导，

下面要靠广大群众[*]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会议上与陈伯达、艾思奇〔1〕等同志的谈话。

〔1〕艾思奇（一九一〇年——一九六六年），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原名李生萱，哲学家。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后裔。“艾思奇”的名字是从英文SH（其英文转写ShengHsuen）得到灵感，并成为自己的笔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作有《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艾思奇文集》，主编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毛泽东对他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毛泽东选集

第七卷（静火版）

出版说明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贡献。根据中共中央出版毛选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老朽编辑了这部《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获知毛泽东主席生前不愿出全集，老朽也无此能力，故全集之事只能报憾了，就此封笔。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第六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七卷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理论，关于人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权利的理论，关于对修正主义反动派造反有理的理论，关于权力机构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理论，关于抓革命生产的理论，关于发展经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的理论，关于学校要半工半读的理论，关于知识青年要支援农村的理论，关于合作医疗的理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中国不称霸的理论，都在本卷中得到阐述。

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非毛”活动，让“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由原来代表的鲜艳红旗变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特色旗”，所以老朽也用“毛主义”〔2〕来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毛主义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马列毛主义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发表在中央出版的文件上，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发表过，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见卷六《出版说明》注〔1〕。

〔2〕见卷六《出版说明》注〔2〕。

静火有言

（一）

胡锦涛〔1〕曾代表中央表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

但实际上，三十年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修正主义右派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肆意地猖狂地无耻地抹黑诋毁文革，而一些意图推翻共产党和公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加入了反毛的大合唱，于是各种报刊影视小说等思想领域，大量充斥着文革和毛泽东的谎言：

1、红卫兵比日本鬼子还坏的谎言

2、刘少奇有病不给治，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3、大批老干部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4、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谎言

5、文革闭关锁国的谎言

6、文革是十年动乱灾难浩劫内战闹剧的谎言

7、周恩来也反对文革，文革是毛泽东一人的文革的谎言

许多朋友已经驳斥了这七个谎言，但他们还会造出七十个、七百个谎言，比如，“毛泽东的稿费在文革中达到亿元”的谎言，比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谎言，甚至“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窃取胡乔木”的谎言，够了！我明白了，他们和毛泽东之间是阶级仇，他们知道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的魂，只有彻底否定人民领袖毛泽东，让人民失去指导自己斗争的理论——毛主义，他们才好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他们才好为所欲为地压迫人民。因此，只有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谎言才没有市场，才会有更多的人和他们斗争，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唤醒人民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也是老朽编写本卷的一个目的。

铺天盖地的反毛非毛宣传是无法蒙蔽广大人民的眼睛的，但确实给一些小孩洗了脑，比如袁腾飞（七二年出生，在其九岁到十八岁的年龄段被反毛宣传洗脑），而其本人又不学无术，终于变成了一个垃圾文人。

尽管如此，连最死硬的反毛狗分子茅于轼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3〕也就是说，如果全国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拥护毛主席的政治家会当选，这难道不是民意吗？

（二）

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非毛”、“唯生产力论”加“不争论”，即是后来大肆鼓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生产力论的根本思想不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治国标准，而是以经济数字为标准，一切为了提高GDP，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为了提高GDP，可以将宝贵的有限的资源贱卖给外国资本家，可以将国企卖给个人，可以不顾环境污染，可以再现黄赌毒，可以贪污，可以受贿，可以把人民的命用二十万来标价，挖煤矿的时候人不过是二十万的设备，死一个就赔二十万，然后继续挖。

而最能体现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就是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本来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前国际三个人权会议〔4〕都通过宣言，确认“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任何政府和组织不能剥夺人民的生育权。

但修正主义右派为了反毛非毛，散布“中国贫穷的根源在于人口多、分母大，而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人口之争以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激增，所以毛泽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制造者”等歪理邪说，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反动文人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说，由于在五十年代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致使中国人口多增了三亿，拉开了非毛的序幕，这个谎言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才由中央文献室曹前发写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历史误读》正面斥之为“谬误”，可惜已经流毒三十年矣。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标志着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全面夺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制定政策的权力，改革开放由此开始，此后强计生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野蛮推行，致使我中华民族四亿子孙无法来到这个世界，八亿父母受到最耻辱的迫害，公职被开除，房屋被扒倒，家里值钱的东西被抄走，人被抓走强行阉割结扎，而后来的结果表明，无论男女结扎十年后必将失去性能力，多少大月份的婴儿被打上毒针然后引出体外，哇哇哭声不断，对母亲对婴儿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老朽亲眼见过计生委的打手进农村抓人，把全村符合条件的男子全部抓走结扎，这是多么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罪行啊，希特勒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毕竟是针对外国外族，南非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毕竟不伤及人命，而强计生却是针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子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天啊，我怎么生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年代！而计生委的刽子手们，却把杀戮婴儿消灭子孙当成了自己的功绩，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计生委的副主任赵白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竟然说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少出生了四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四点五七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十八点三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人怎能如此无耻！！！

强制计划生育在理论上是无知、愚蠢和荒谬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田雪原发表长篇论文《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九八〇年，新华社公布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四十亿。这是一个草率的、机械的、愚蠢的结论，用两个月时间怎么就能论证了中国百年的人口呢？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一九八〇年开始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七亿、五亿、三亿的说法都有），他们荒谬地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但实际上这四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部出现了，而且形成了大灾难。易富贤的研究（《大国空窠——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充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宋健和田雪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是野蛮的：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严格控制”加上“坚决杜绝”是多么野蛮啊，由于强计生违反人性和人权，必然受到人民的抵制，计生部门主要、经常依靠暴力或其他强制措施推行，手段包括强迫体检、上环、结扎、堕胎、处死活体娩出（通常是大月份甚至是足月引产）的婴儿、巨额罚款（社会抚养费）、抢夺财产、殴打、抄家、坐黑牢（办学习班）、不给上户口、开除公职、学籍、军籍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层出不穷，如孕妇在街上被抓走做流产顶替他人流产名额，计生对象逃走抓捕其亲属、邻居，姐姐逃走就结扎妹妹，哥哥违规扒弟弟的房子等等，法院不愿、不能、不敢受理计生案件。王鑫海博士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十宗罪》充分揭露了他们的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计生委。

强制计划生育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私生活权是个人最根本的权利，是人格尊严的最后屏障。一个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人，可以对没有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无动于衷。但是当政府或他人损坏他的健康、毁损他的名誉、暴露他的隐私、闯入家中拿走他的财产、抱走他的孩子、抢走他的妻子的时候，当政府或他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把她抓去绝育或堕胎的时候；他（她）只要不是个白痴，就无不感到铭心刻骨的痛苦。这种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对许多人来说可以彻底摧毁他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观念，使他（她）相信“人对人是狼”的性恶论，从而在没有现实危险的时候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生育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一个民族的素质低可以慢慢的提高，但如果一个民族多数人没有了人性，没有对自由的向往才是最最可怕的。

其二，强计生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据统计，二〇〇七年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一点四三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二〇三〇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同时，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农村中小学的生源严重短缺，很多学校已经被迫合并或关闭。强计生造成劳动力短缺，养老金陷入困境，整个民族面临崩溃的危险，想一想，两个独生子女夫妻怎么能扶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各自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共九个人呢，家庭势必崩溃，家庭的崩溃势必引起社会的崩溃，因为全中国的所有老人必须靠全中国的所有年轻人来共同养老，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同时会出现征兵难的情况，独生子从小受溺爱，娇生惯养，怎么能打仗？于是，民族也就崩溃了。

其三，强计生造成性别失调，据二〇〇七年二月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我国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五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100。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四，强计生造成中国的主题民族汉族在各地人口比例下降，严重弱化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少数民族占优后的地区必然发生分裂主义运动，现在的西藏和新疆就出现了这种恶果。

其五，强计生对家庭伦理的摧残是致命的，人的社会情感，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而亲情又包括父母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还有与叔、伯、姑、舅、姨之间的亲情，以及由这些关系衍生出的堂兄妹、表兄妹之间的亲情乃至更大范围的亲情。而现在因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堂亲、表亲这些层次都逐渐弱化或者断绝，这种人伦的缺陷必将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总之，强制计划生育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最无知最荒谬最残忍最野蛮最专制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最黑暗的一页。

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政策都和强计生类似，像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就业改革等等，都是决于仓促，行于专制，收于罪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强计生开始，必将以强计生被废除而结束。

（三）

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是严重对立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文革革的是官，改革改的是民，请看：

1、文革实行大民主，七五年宪法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改革搞“垂帘听政”，搞“不争论”，八二年宪法删去了“四大”权利和“罢工”自由，并且在八九年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这部只有三十六条条文的法律，竟有三分之二的条文是约束公民权利的行使，使用了十三个“不得”，根本就是反游行示威法，此后，中国再无真正的游行示威、言论自由。

2、文革中“各级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勤政清廉，极少贪污；改革中各级干部都是官老爷，腐败糜烂，极少清廉。

3、文革中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中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完全倒退到了封建社会，断送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4、文革中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当家作主，没有失业、养老、教育、医疗的忧虑；改革中进行了私有化改造，能卖的卖，能送的送，到最后九千万工人下岗，公有制奄奄一息。

5、文革中处处为工农兵着想，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公费医疗，药品大降价，福利分房；改革中搞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终于引来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

6、“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代时的谈话）

对这一点，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就看透了，准确地把邓小平定位在“走资派”，邓小平虽然多次表示“永不翻案”，但他一直怀着报复的心态想否定文革的，等他把华国锋逼下台后，就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清理了所谓的“三种人”，所有的政策都与文革对着干，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5〕，提出：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不想再比较文革和改革，因为红和白很好区分，我只想问，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下面我提供一个资料，据新华社举办的国内经济权威报纸《经济参考报》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国内各大网站均予转载，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二〇〇七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和新华社公布的事实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失败了，改革开放是一条邪路，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四）

文革十年是思想空前解放的十年，文革使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追求公正，追求平等，追求社会正义和自由，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从此后，谁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就不得人心，谁想剥削别人压迫别人就会被打倒。

文革十年是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十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毛主义成为人民手中的利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特权、等级差别，打击贪污腐败、腐化没落，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

文革十年是民生辉煌的十年，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文革十年是社会风气高尚的十年，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文革十年是政治清明干部清廉的十年，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文革十年是经济辉煌的十年：

1、农业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和六十六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四点九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四点七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三点三倍；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千八百三十六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一。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一九七六年我国原油产量为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一九七三年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三百五十七万吨，尿素五百八十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一九七〇年七月，建成了全长八百九十公里的焦枝线。一九七一年，全程一千〇八十五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二百〇九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全长六千七百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一九五九年动工，一九六八年胜利建成。此外，一九七四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一九七六年建成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的中间轴一千八百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继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一九七二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百分之二十左右。

文革十年是外交辉煌的十年，一九七一年十月，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一九七六年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一九六五年底的四十九个增加到了一百一十一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年里发展又好又快的十年，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五）

老朽采集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部分以中央名义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文集》〔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毛泽东论教育革命》〔8〕、《毛泽东外交文选》〔9〕、《毛泽东传（1949—1976）》〔10〕、《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1〕、文革中传达下发的文件、全部的《人民日报》（1966—1976）；一部分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思想万岁》〔12〕；本卷所选文件，公开发表的都按原貌收入，没有正式发表的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最后，声明一下，由于老朽年老眼花，时间也不充分，对编辑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选集难免有所偏差，希望广大网友理解。我会根据今后获得的资料和朋友们的意见不断地来充实这部毛选。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胡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2〕摘自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

〔3〕茅于轼，极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对毛泽东和毛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一九九六年发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公开鼓吹：“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五。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4〕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确认：“第十六条：家庭及儿童之保护仍为国际社会所关怀。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国公布联大第2542号决议宣布：“第四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作为全体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和少年的成长和幸福所需的固有环境，应得到帮助和保护，以便它可以充分承担其在社会中的各种责任。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生育间隔的专有权。”

一九七四年有中国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人口政策应该与以下这些普遍现实相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妇女在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对父母和儿童权利的尊重以及父母繁衍后代和自主、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的权利。”

〔5〕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全文如下：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已经落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文革”的余波微澜。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在这次整党中，一接触到“文革”中的某些问题，有人就“剪不断，理还乱”了。他们拐弯抹角，千方百计，肯定当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搞“活人展览”以及比这更丑的恶行辩护。尽管作这种“表演”的只是极少数人，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粉碎“四人帮”以后，对参与搞“活人展览”之类恶行的人，除了打砸抢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处（有些地方打砸抢分子也未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时间。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有的甚至身居要职，被当作“接班人”加以培养，人们就有理由责问，这还有什么是非呢？这样的人究竟会是谁家的“接班人”？

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6〕《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至一九九九年全部完成，历时八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三次陆续出齐。一九九三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一九九六年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八百〇三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五百〇四篇，社会主义时期二百九十九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还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这部文献集，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全书共十三册。

〔8〕《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

〔9〕《毛泽东外交文选》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共一百六十篇。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是经中共中央批准撰写的毛泽东传的建国后部分，尽管其受翻案《决议》的约束，但披露的一些事实仍然有很高的价值。

〔11〕《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作者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服务”，曾担任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

〔12〕《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一九六八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种版本分为五卷，十六开本，全书超过二百万字，其中前两卷专门收录解放前的文献，以《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文章为限；最重要的是建国之后的三卷，文献收录的时间跨度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卷近一千页，约一百三十万字。全书各卷于一九六八年陆续印行，主要在群众组织内部发行，封面上印有“内部资料·请勿外传”或“内部学习·不得外传”字样。

文化大革命时期

关于农业机械化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

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

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

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

〔1〕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周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2〕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3〕见《论语·颜渊》。

〔4〕余秋里（一九一四——一九九九），江西吉安人，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小计委负责人。林乎加，一九一六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是小计委成员。

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1〕。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2〕，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3〕。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5〕，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6〕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7〕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8〕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9〕、翦伯赞等人。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10〕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1〕、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12〕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13〕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14〕，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5〕。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16〕，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象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7〕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18〕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一九五〇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东汉末年，外戚诸梁姻族满朝，大将军梁冀专权。朝廷派遣张纲等八人分道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贪官污吏。张纲衔命出洛阳，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

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古巴的另一个领导人格瓦拉甚至公开说中国的人民公社为古巴和第三世界树立了榜样。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古巴这个当时仅七百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四百美元），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

毛泽东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二〇〇七年，卡斯特罗在其口述新书《我的生活》中说到：“我真希望跟毛泽东结识，但因为中苏当时矛盾和分歧而变得不可能。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

〔2〕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史学界权威。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两人同为国学名家。

〔3〕一九五八年，史学届爆发了以“厚今薄古”为口号的“史学革命”，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传统的旧史学被整个地翻了案，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再颠倒过来了。劳动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农民起义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过去被旧史咒骂的发匪拳乱，在新史中是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旧史中被尊为“完人”的曾国藩之流，则被还了反革命刽子手的真面目。范文澜为二保论者（即保“王朝体系”，保“帝王将相”）。范老在一篇未刊稿中指出：所谓“二保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我不赞成，因为王朝体系打不破，也没有法子打破。”但范文澜也支持“厚今薄古”，曾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4〕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5〕《前线》，北京市委刊物。此处的“你”指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6〕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7〕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说：

“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潜在力量，只有彻底进行史学革命，才能把它清除。”

〔8〕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毛泽东写下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诗句，其中的“独”有指他的意思。

〔9〕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李秀成被清军俘获后，五、六天时间内写了三万多字的“自述”，后人命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其中多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被俘十七天后，曾国藩还是把他杀了。

〔10〕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说：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李鸿章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1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说，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历史上的“退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护了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而剧中却说成是保护贫雇农，历史上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只被判处充军，也不是海瑞判的，而剧中却说海瑞“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是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曾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润色，使其分析更深刻，更尖锐。

〔12〕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3〕“虚君共和”，毛泽东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

〔14〕托拉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试办托拉斯（垄断企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四月三十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一九六四年六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获得批准，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共全国试办了十六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但试办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的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托拉斯是和毛泽东的“虚君共和”主张相对立的。

〔15〕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6〕南粮北调：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江浙、两广、两湖一带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国务院全面部署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文革中，华北大地上打了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北煤南调：我国煤炭资源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调的格局。

〔17〕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一九六五年一月改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8〕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也堪称是一位红学家，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3〕，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4〕？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5〕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6〕，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7〕。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8〕，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组建，一九六二年被撤销。三年困难时期后，为走出困境，中央上层在农村工作上存在两个方向，毛泽东坚决主张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农村工作部部长）则坚持分田到户和包产，陈云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面见毛泽东，提出“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八年”，对此毛泽东没有盲信，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后，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北戴河中心小组会议上，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当时刘邓陈邓三个常委都对困难估计得过高，没有看到积极方面，对人民公社失去信心，想退回到到个体的小农经济，后来，陈云曾致信毛泽东，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幸亏主席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必须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绝大的困难。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也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而且势必引发贫富两极分化。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井冈山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他坚决反对倒退到个体经济。邓子恢未向中央请示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不仅工作犯错，而且违反组织纪律，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

〔2〕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拒绝在北京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邓拓一九五七年曾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反对鸣放，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后被调离《人民日报》，邓拓怀恨在心，在与胡绩伟一次谈话中，攻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这种思想反映在《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前线》的杂文中。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代表了西方的观点，其中也指出，“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

〔3〕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4〕打招呼：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5〕五人小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6〕去年九月：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十月十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7〕三家村：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这里的“三家村”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

〔8〕西风落叶下长安：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飞鸣镝”。

学校一律要实行半工半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

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2〕，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3〕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1〕一文的批语。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2〕“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指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就能打下天下。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2〕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3〕，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4〕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5〕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6〕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7〕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8〕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9〕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10〕；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11〕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12〕，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修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的主要部分。

〔1〕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由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等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同志多次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又经毛泽东多处修改的《纪要》全文。

〔2〕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3〕《新民主主义论》见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作为附件随纪要一起转发，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曾刊发，内容不长：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选第五卷，文章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选第五卷，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

〔4〕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5〕《抓壮丁》：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抗日的招牌，在四川农村抓壮丁。某师管区负责抓壮了的卢队长，借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地头蛇王保长也贪赃在法，乘机大发横财。佃农姜国富为使独生子不被抓壮丁，用变卖家产的钱托地主李老栓向王保长求情。谁知李老栓为使自己的二娃子免抓壮丁，竞用姜国富的钱买通王保长将姜的独生子抓去当替身，无依无靠的姜国富无处伸冤，被逼自尽。贪得无厌的王保长又侵吞了李老栓大娃子寄给家里的一笔钱，还欺侮李老栓的儿媳妇三嫂子，由此引起一场狗咬狗的争斗。李老栓的大娃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副官后回乡拉队伍，他封官许愿，与卢队长、王保长达成默契，要他们抓更多的壮丁，然后委任卢队长为营长、王保长为连长。虽然结尾处，受尽欺压的农民终于起来造反，以武装斗争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但本剧把佃农等一些群众也进行了丑化，从剧中看不出一点光明，整个中华民族被描写成了一团漆黑。

〔6〕“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指一九三六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提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进一步强调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并苦口婆心地跟徐懋庸那帮人作了解释：“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

在这里，鲁迅正确地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同时认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

国防文学明显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土，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们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其敌人，并错误地把当时的文艺划分为国防文艺和汉奸文艺。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周扬等人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则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间双方发表的论战文章，竞有四百八十篇之多！出现了“一条战线，两个阵容”的不正常的状况。

〔7〕《南海长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热门话剧《南海长城》，并予以充分肯定。该剧讲述了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前夕，大陆沿海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率领甜女等守岛民兵，消灭了国民党派遣特务入侵骚扰的故事。同年八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这台话剧搬上银幕，特选派本厂实力派导演严寄洲执导，同时，还聘请江青为艺术顾问。由于创作思想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在影片筹拍和外景摄制阶段，严寄洲常常与江青发生激烈的争论，致使影片创作进程迟缓。一九七五年十月，《南海长城》重拍摄制组成立，根据新的文艺原则“三突出”标准拍摄，由刘晓庆主演，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拍摄完成，国庆后公映了。

〔8〕《万水千山》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的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九年摄制。由孙谦、成荫根据陈其通同名话剧改编。影片反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生活，表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经受了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种种考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任务。影片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腊子口战役等雄伟壮观的战斗场景，以高亢激越的笔调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本版电影只反映了一方面军，没有反映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毛泽东曾批评：“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了一方面军，不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一九七七年严寄洲担任导演重拍了此片，增加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内容,是一部完整的红军长征史。

〔9〕《兵临城下》：解放战争时期，孤守东北某城的国民党军队处于东北民主联军的包围之中。为了争取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起义，民主联军释放了被俘的赵崇武的亲信团长郑汉臣夫妇，并答应代为寻找他俩失散的孩子。郑汉臣深受感动。但他回到城里后，受到国民党嫡系部队二〇三师的参谋长钱孝正的怀疑，使他十分反感。不久，郑太太被二〇三师某连长所辱。消息传来，郑汉臣怒不可遏，欲与二〇三师拼命，被赵崇武制止。民主联军姜部长以为郑汉臣送孩子为由，乔装前往三六九师驻地，力劝赵崇武认清形势，弃旧图新。赵崇武虽有起义之意，却无决心。这时，国民党军胡高参亲临孤城督战，当晚，钱孝正命令部下包围郑汉臣的家，准备逮捕姜部长和郑汉臣。但姜部长早已转移至赵崇武家，并连夜化装出城。胡高参命令三六九师担任突围主攻任务，二〇三师执行破坏工厂和水电站计划。但三六九师突围时遭到民主联军迎头痛击，赵崇武负伤。民主联军向城内步步进逼，赵崇武深知大势已去，又看到蒋介石命令突围后将他铲除的密电，决定率部起义。他们逮捕了胡高参，击毙了钱孝正，二〇三师被迫投降，孤城宣告解放。但这部电影采用的是旧的艺术形式，过分渲染惊险情节，对地下党的工作表现的也不符合实际，过分强调敌人起义是因为敌人内部派系之争，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是我强大军事威力和政策威力的结果。

〔10〕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时，我军在单兵战术训练上，重点放在培养战士的勇敢精神上，在二百米内掌握射击、投弹、刺杀三大基本技术。这里指具有勇敢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

〔11〕丘赫拉依：苏联导演，曾导演《第四十一》，剧中描写了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匪俘虏，当白匪军来救这个俘虏时，红军女战士还是枪杀了俘虏，用来展示人性的复杂。

〔12〕肖洛霍夫：：前苏联著名作家，作者对战争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过分地渲染了死亡和恐怖，因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曾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描绘成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是“兄弟的自相残杀”。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2〕、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

〔1〕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三十年，是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指导帮助了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等多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其实就否定了苏共自己，否定了苏联，否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否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详见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箫克、杨成武、刘志坚等相继发言，批判了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不尊重各元帅、个人独断”的错误，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向党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了批判，三月十八日，罗瑞卿从办公三楼跳下，摔断了腿，毛泽东听说后，骂了句“没出息”。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错误时，是这样说的：“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由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转发全党，指出罗的错误有：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

兼学别样——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2〕；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3〕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通知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1〕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2〕社教四清：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大庆油田：大跃进时期，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十周年的新中国。一九六〇年三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革时期，大庆人发扬“铁人精神”，石油产量逐年提高，到一九七六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五千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此后，年产五千万万吨的纪录，大庆人奇迹般地保持了二十七年。到二〇〇九年，五十年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超过二十亿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为建立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百年中国科学史上，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1〕，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2〕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3〕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4〕，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党内通知。

〔1〕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2〕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3〕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三十年，是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指导帮助了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等多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其实就否定了苏共自己，否定了苏联，否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否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详见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指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推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沦”》，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官罢〉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已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难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吴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订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威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币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科，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科，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同胡志明的谈话——

不搞清官贪官，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一）

毛泽东：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2〕，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二）

胡志明：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泽东：帮助些什么？

胡志明：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泽东：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志明：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泽东：年产钢多少？

胡志明：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泽东：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志明：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泽东：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志明：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泽东：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志明：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泽东：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

（三）

毛泽东：我们最近这场斗争〔2〕，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志明：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志明：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泽东：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志明：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泽东：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了。

胡志明：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泽东：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志明：所以有矛盾。

毛泽东：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志明：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泽东：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志明：听了毛主席、刘主席〔4〕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泽东：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人情。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会见胡志明〔1〕的谈话节选。

〔1〕胡志明：越南共产主义革命家，时任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本人的汉语说得极为流利，仅略带广东口音。

〔2〕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去世后，爱德华·伯恩斯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发表大量理论文章，形成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由于伯恩斯坦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的，所以，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此后，凡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实际上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思潮，都被称作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世界修正主义的鼻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考茨基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会主义理论，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

〔3〕指文化大革命。

〔4〕刘主席：指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

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青〔1〕：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2〕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3〕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4〕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5〕，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6〕，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7〕。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1〕江青：毛泽东夫人，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魏、陈二同志：魏：魏文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3〕武林：杭州之旧称。

〔4〕指韶山滴水洞。

〔5〕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黄鹤楼唐代诗人崔颢所写的七言律诗《黄鹤楼》，其中有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6〕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

〔7〕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的东西容易折损，干净的东西容易变污浊。唱高雅古曲《阳春白雪》时，能和唱的人很少，名声常是大于实际才能的。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月）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2〕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3〕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2〕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运动。团中央立即抽调了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胡耀邦兼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任常务书记。胡克实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内外有别”：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工作组要撤，

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开两个会，一个是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另一个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行，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1〕，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2〕写了那么多书，你们谁看过，小平看过吗？

（邓小平：没有）

哦，没有，知道你也没有。那么你能斗得了他吗？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

（陈伯达：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几个理论和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乱弹琴！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闹事就是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

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3〕有多大斗头？李达〔4〕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哪个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据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学生包围了，就不得了了，好像闯了多大的祸，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你们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和吴德〔5〕来了吧？

（李雪峰站起来：我在。）

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围上来，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刘少奇：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嘛，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通了，你还不通？

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可能来不及了，要加就加中央社论和通知。

（周恩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另外，我提议教科书加上毛主席的著作。）

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6〕那样可搞个训练班，当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李雪峰：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究竟是谁掌握呀？我看还不如有些学校呢！你们没想想，学校的学生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就要闹事嘛，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使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就斗他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上的谈话。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2〕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著述颇多，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著作：《中国历史哲学教程》《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合著：《中国历史概要》。

〔3〕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4〕李达：原任武汉大学校长。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大会，后因故脱党，但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四八年底，李达接毛泽东信函，“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一九四九年，又重新入党，毛泽东是他的历史证明人。

〔5〕李雪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书记，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6〕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1〕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2〕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准备答复红卫兵的信没有发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1〕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写的六月二十四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把他们写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出席大会的江青，请她转交，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作指示。

〔2〕彭小蒙：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她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发表了批判工作组的演讲。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1〕。这与陆平、蒋南翔〔2〕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对“六·一八”的批语〔3〕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4〕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的五十多天中，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历来的官办政治运动的方式搞文革运动，方法包括：派工作组、给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把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们的黑材料等等，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和党委镇压学生的普遍现象。仅清华大学就有800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2〕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原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两人都镇压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3〕“六·一八”：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并规定今后“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加批语后转发各地：“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4〕雪峰：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来后，李雪峰当晚赶到北大，随后召开会议指出：“北大出现了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并把讲话稿上报中央。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1〕，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2〕，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3〕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4〕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全会文件印发。

〔1〕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他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堡垒。他们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就是指挥他们的伙计作垂死挣扎、力图保持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宋硕的“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一个信号。它反映了在这场摧枯拉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牛鬼蛇神们的动态。他们是一步不让的，寸土必争的，不斗不倒的。

“三家村”黑帮是诡计多端的。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彭珮云是一个神秘人物，上窜下跳，拉线搭桥。在这个事件中，她转入地下活动，来往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住地十三陵和宋硕、陆平之间，出谋划策，秘密指挥。

这一切，都说明“三家村”黑店的分号，“三家村”黑帮的“车马”们，还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顽抗。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

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陆平们这一套是骗不了人的。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

北京大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更加有力地团结群众进行战斗。

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2〕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如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而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指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注　　释

*　？？？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

大字报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注　　释

*　？？？

〔1〕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

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的批语。

〔1〕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奥地利来信全文：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维也纳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一）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

伍修权〔2〕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3〕，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4）：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李井泉〔5〕）：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6〕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7〕。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8〕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9〕，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10〕）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11〕。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12〕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13〕。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他（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14〕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15〕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16〕，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17〕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8〕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19〕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20〕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21〕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二）十月二十五日的插话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占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真正四类干部〔22〕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23〕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三）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24〕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25〕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讲十七年历史，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注　　释

*　？？？

〔1〕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视察江苏，问江渭清对王光美向参加省委四届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符合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说：“不盲目执行。”第二天，两人就这个问题再次发生“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于九月八日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封信,报告了江苏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的领导责任。九月三十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去信批评江渭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指出：“你们必须重新了解本省情况,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才能进行当前的革命斗争。”十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

毛泽东是支持江渭清的，十二月，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

〔4〕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5〕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6〕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7〕《阿Q正传》：鲁迅的代表作，其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8〕上次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

〔9〕一张大字报，指的是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个红卫兵，指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一个大串连，指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

〔10〕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1〕一二线，一九五三年底，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为二线，其余常委为一线，刘少奇主持常委会，八大时，中央设立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分一线二线后，中央日常事务由一线领导处理，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12〕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死后，一度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了权。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13〕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夏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错误地实行所谓‘搬石头’的极左做法，提出一套排斥一切干部的做法。

天津讲话，一九四九年春天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有些口号比如提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大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等等，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山西合作社，指刘少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一九五一年二月,山西省委决定试办初级合作社，但华北局认为山西在合作社问题上“冒”了，“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不宜推广”，刘少奇在听了华北局报告后,原则意见与华北局一致，山西省委不同意这种看法,决定进行申述，“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我们试办这种初级社,不存在违背《共同纲领》精神的问题。”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他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在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七月三日,刘少奇批转山西省委报告,批语比较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没有办法了,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王谦王谦等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面介绍了长治地区试办农业初级社的情况，毛主席详细了解了各方面意见后，表示,他不能支持华北局,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十个试办初级社当年的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的发展,都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丰收。四十多年后,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详细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少奇同志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处理,是有缺点的。我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针对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具体分析了当时处理不当和一些提法不妥的问题同时做了深刻的反思。

否定调查研究，一九六四年六月，刘少奇提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大捧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九月一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

〔14〕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当时都任国务院副总理。

〔15〕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一线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穷过渡、做假等现象，要求将指标调下来，但阻力很大。

〔16〕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六日至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刘少奇主持出议，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17〕项英与皖南事变，项英同志是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实质是最高领导人。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在执行中央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时，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电令新四军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前完成北移，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还是有困难不能北渡，请求指示，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在战场上竟然开了七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最后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到达茂林后，又擅自行动，一度脱离军部，军长叶挺和副书记饶漱石联名发报给中央，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事变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项英等十余人躲藏在蜜峰洞的山洞，由于携带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在夜里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一九五二年八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后，对中央指示消极应对，犯了独立王国错误，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准备发动百团大战的《战役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出于全面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这样说：“……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歼日伪军五万余人。不过，八路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在前三个半月中即伤亡指战员一点七万余人，有二万余人中毒。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使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解放区人口由一亿下降到五千万，干部损失很多，使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局面。

〔18〕陆定一，原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错误如下：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

“陆定一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骂成‘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

匿名信是赤裸裸的谩骂，其中有“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逼得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散发证明：

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郭希佑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是造谣。

林　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二〇〇六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对严案也有提及：“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杨尚昆，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定性为：“（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严重错误。”

一九六一年四月，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南下调查研究。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

这样录音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允许，连生活隐私录音都录下来，就是窃听。

〔19〕陈奇涵（一八九七——一九八一），号圣涯，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七大”正式代表。

〔20〕洛甫，指张闻天。

〔21〕李宗仁，（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三日——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字德邻，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回国定居。

〔22〕四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干部分成四类，（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干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22〕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造反学生党言川等“少数派”，并号召“炮打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文系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评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在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中，王相海等少数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被围攻、批斗，六月六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八月六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刘建勋在北京接见党言川等三位同学，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纪登奎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校文革”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24〕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5〕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斗争要文明些，

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

恩来〔1〕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二）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的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2〕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

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

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信和指示。

〔1〕恩来，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

〔2〕他们，指有可能翻案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对刘少奇到学校

做公开检查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2〕。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刘少奇信〔1〕上的批语

〔1〕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

〔2〕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求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

夺权事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2〕，《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种》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3〕，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4〕，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5〕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白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这两个报社夺权〔1〕问题的谈话。

〔1〕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一月六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2〕指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3〕吴冷西，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被夺权后，由唐平铸接任。

〔4〕《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浮夸和错误的文章，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到了（一九五八）五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5〕指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

论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二）谢富治〔1〕对公安干部传达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三）对张春桥〔2〕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上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人，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五）为《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夺权问题的一系列指示。

〔1〕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张春桥，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

左派广大群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彪〔2〕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3〕。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4〕，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林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

〔3〕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全文如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4〕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1〕。

注　　释

*　？？？

〔1〕谢胡，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巴卢库，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博，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什图拉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

〔2〕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

〔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了吴晗的《海瑞罢官》。

〔5〕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内容如下：

新华社三日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6〕聂元梓，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7〕指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文革前主持一线工作。

〔8〕曹荻秋文革前原任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打倒。一九三二年曹荻秋在上海被捕，五年后履行一定手续后被释放，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一九三〇年陈丕显被敌人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陈丕显当了义子，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

〔9〕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领袖。

〔10〕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1〕陈胜、吴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战争。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1〕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2〕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3〕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4〕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5〕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6〕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7〕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8〕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1〕安亭事件，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十日，王洪文率领数千人要上北京告状，被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于是他们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去处理“安亭事件”，认为“工总司”是革命行动，并要求市委检查错误。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三十厂（王秀珍）、三十一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十七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上海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却得到“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工总司”十日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希望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令北京高度关注，外国媒体亦广为报道。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十一日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十一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十二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十三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十六日毛泽东说“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2〕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3〕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一月四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五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一月六日又联合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十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十二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月十六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一月十七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一月十八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于二十一日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道。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一月十九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二十一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二十二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一月二十一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一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4〕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5〕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

〔6〕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也是不行的，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7〕一贯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獗、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一九五〇年被取缔。

〔8〕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批评“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静火有言：通过这样一种特殊手续把大批干部尽快救出去似乎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多少同志宁肯死在监狱也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发表什么《反共启事》，如江姐等，即使是在同一个监狱，刘格平张良云等同志也拒绝发表《反共启事》，又坐了八年牢，从这点上说，指示一部分同志发表《反共启事》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也对不起自己的信仰。

论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十月）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1〕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2〕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一九六七年五一前后——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3〕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4〕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四）（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5〕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五）（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6〕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注　　释

*　？？？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起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

〔2〕这是毛泽东在听了“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的指示。

〔3〕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一日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4〕黎元洪，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5〕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泽东起草了本段。

〔6〕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节录。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

的基本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是义和团侵略了

帝国主义了吗？[*]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1〕一文所加的一段话。

〔1〕戚本禹，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全文一万五千字，要点如下：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中央军委

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1）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央军委命令。

〔1〕赵永夫，制造了一九六七年“二·二三”惨案。当时，赵永夫作为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将青海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

接见阿尔巴尼亚

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1〕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2〕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3〕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讯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4〕就不通，刘澜涛〔5〕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6〕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1〕七千人大会，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一月三十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2〕江青，文革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六三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一九六四年）。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3〕红色城市，指北京。

〔4〕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5〕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6〕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以上海为开端，全国爆发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7〕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五月十一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月）

（一）〔1〕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二）〔2〕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论述。

〔1〕本段是毛泽东同志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修改的文字。《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

〔2〕本段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字。《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文章。

在听了氢弹会议

汇报后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月）

（一）（一九六七午六月十八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1〕，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二）（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听取氢弹工作汇报后的两次谈话。

〔1〕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全文如下：

毛泽东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就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这次氢弹试验的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人民为此而自豪，全世界革命人民也将为此而感到骄傲。我们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辉煌成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一切有关人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大力协同，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保证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

毛主席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的革命职工和科学技术人员，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响应林彪同志关于“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号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加速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和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建立新的更加伟大的功勋。

中国有了原子弹，有了导弹，现在又有了氢弹，这就大长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进一步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核垄断地位，沉重地打击了它们的核讹诈政策。中国氢弹试验的成功，对于正在英勇地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人民，对于正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对于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我们再一次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说的话，从来是算数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一道，共同努力，坚持斗争，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

视察华北、中南和

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

（一）关于形势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大，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二）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1〕，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四）关于向坏人专政的问题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五）关于干部问题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六）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七）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斑，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八）关于红卫兵和造反派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功勋。

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纪要。

〔1〕张闻天，笔名洛甫，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

接见刚果（布）〔1〕总理

努马扎莱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毛泽东：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毛泽东：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毛泽东：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毛泽东：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毛泽东：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毛泽东：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有人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毛泽东：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毛泽东：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2〕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注　　释

〔1〕一八八四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将刚果河以东地区划为比属殖民地，即今扎伊尔，以西地区划为法属殖民地，即现在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刚果获得完全独立，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刚两国建交。

〔2〕恩克鲁玛，加纳独立运动领袖，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加纳，他被选为总理。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宣布成立加纳共和国，他当选总统。一九六六年二月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恰逢国内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后来流亡并定居几内亚。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剌、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3〕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6〕，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4〕，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5〕，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谈话。

〔1〕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沙石峪位于中国河北省遵化市东南部，张贵顺，一九一四年生于遵化娘娘庄，后落户到沙石峪。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近二十年。

“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选自《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一九七一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

〔2〕陈老总，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解决当时存在的“是否取消军委”争论，毛泽东明确反对取消军委，会上，陈毅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当年十月份，三次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担任前委书记。

〔3〕张本，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科研批判》一九六八年四、五期合刊发表国家科委齐向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殊死搏斗——彻底清算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张本的滔天罪行》，历数张本的反革命罪状。

〔3〕十条，指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4〕后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电文。

〔1〕阮友寿，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胡志明，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

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月、八月）

（一）（一九六八年二月）〔1〕

大办学习斑。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2〕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二）（一九六八年二月）〔3〕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4〕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注　　释

*　？？？

〔1〕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对党内的指示。

〔2〕“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支左”。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三支两军”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此后，以一月二十三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3〕《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段话。

〔4〕这是毛泽东对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送审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修改。

支持美国黑人

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1〕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　　释

〔1〕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生于美国亚特兰大，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他在蒙哥马利城任牧师，并开始参加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

一九五六，马丁·路德·金领导蒙哥马利城黑人成功抵制了当地公共汽车歧视黑人的行为。当时全城五万名黑人都拒绝乘坐公共汽车，斗争坚持了三百八十五天，最终使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交通工具上实施种族隔离为非法。一九五七年，他参与建立了黑人牧师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并担任首任主席。

一九六三年八月，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由进军”运动，率领二十多万名黑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八月二十八日，他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发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的正义呼声。迫于巨大的压力，美国总统约翰逊于一九六四年签署了民权法案。同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马丁·路德·金在支持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清洁工人罢工斗争中被种族主义分子暗杀，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遇害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人抗暴斗争浪潮，席卷全美一百二十五个城市。

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要和工农兵结合

（一九六八年七、八、九月）

（一）（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2〕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3〕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4〕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五）（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5〕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报告的按语，“七·二一指示”，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这个报告，全文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慧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二、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〇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三、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四、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2〕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两段是毛泽东在审阅时修改的文字。

〔3〕这是毛泽东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语。

〔4〕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的《红旗》杂志上一份调研报告上的按语，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继八月二十九日上送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之后，又上送一个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两至三年为宜。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5〕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接见首都红代会

“五大领袖”〔1〕时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

毛泽东：（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主席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2〕，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3〕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泽东：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互相打了。

毛泽东：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毛泽东：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4〕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泽东：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富治：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泽东：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反对派“四·一四”组织）、“兵团”（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5〕，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毛泽东：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8〕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9〕，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二）

毛泽东：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泽东：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彪：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10〕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11〕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三）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2〕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泽东（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文元：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泽东：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文元：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泽东：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恩来：去年开始。

毛泽东：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13〕，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文元：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泽东：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泽东：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泽东：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泽东：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4〕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泽东：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泽东：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泽东：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泽东：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只剩了个马。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富治：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泽东：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泽东：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15〕插了一手。

毛泽东：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泽东：“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青：“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泽东：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泽东：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爱晶：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青：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泽东：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爱晶：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6〕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17〕，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文元：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恩来：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8〕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爱晶（握着主席手）：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谈话节选。

〔1〕接见红代会五大领袖，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在人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指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历时五个多小时。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

〔2〕一九六八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全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两派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北清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时，在北清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北清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五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3〕北大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指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负责人是牛辉林、侯汉清、杨克明。

〔4〕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是王大宾、聂树人等。

〔5〕周泉缨，清华大学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蒯大富、鲍长康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个就是沈如槐等领导的“四·一四”组织，简称“四派”，周泉缨是“四派”的理论家，曾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井岗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岗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6〕“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只是个省会组织，不是全省组织，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参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

〔7〕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

〔8〕胡万春，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从小失学，十三岁当童工，十七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建国后，曾先后担任过工厂工会委员、副主席，党宣传部长，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一九五二年开始创作，一九五五年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描述青年男女的新型恋爱关系。一九五六年写了自传体小说《骨肉》，描述旧社会一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悲惨遭遇，受到好评，并在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荣誉奖状。在当时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9〕高玉宝，一九二七年生于辽宁瓦房店。八岁上小学一个月，九岁当童工，十五岁当劳工，十七岁学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解放军，一九五四年他才上学读书，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深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著有长篇小说《高玉宝》，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四百五十多万册，并被改编为二十四种连环画，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战士作家”。

〔10〕广西布告，即“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1〕陕西布告，即“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主要是严厉制止日益蔓延的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大规模武斗。

布告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12〕杨余傅，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团以上干部一万多人。林彪代表中央宣布重要决定，“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13〕“天派”“地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的组织是北京“天派”和“地派”。与其他一些有两大派对立组织的地区的情况不同，它的所谓“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不很紧密的联合体。“天派”和“地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

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北大井冈山”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是“天派”的，对立派沈如槐“四·一四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女）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王颂平（女）的“造反兵团”是“天派”的。

“五大领袖中”聂元梓（女）、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谭厚兰（女）、王大宾是“地派”的。

〔14〕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5〕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一九六六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另外，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写了“大毒草”三个字！批示：“还我长城！”，二十四日，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二十六日，毛泽东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16〕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早期负责人，其女朋友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组织人将彭真从家中抓走批斗，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六七年初，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思想开始保皇，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二月四日，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由王大宾接任“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一九六七年七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准备偷渡香港，被周总理派人抓回，八月二十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

〔17〕“保爹保妈”，文革中的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活跃在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时间，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宣扬“血统论”，公开声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父母的权力，保省委保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开始“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击败并瓦解了“老红卫兵”，并讥讽“老红卫兵”是“保爹保妈”。

〔18〕抢救刘少奇，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刘少奇病危，经过十多天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四名医生是指陶桓乐、黄宛、董长城、顾英奇，两名护士指李留壮和马小先。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重庆晚报》刊登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讲述者是亲历者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该文全文如下：

从一九六八年二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一、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少奇同志于一九六三年九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一九六八年二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一九六八年四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六月十八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六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二、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一九六八年六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七月六日起病情又渐重，七月九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我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三、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七月十二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七月二十二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七次（一九六八年五次，一九六九年二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四、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十月十一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一千五百千卡——一千七百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一九六九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四十次，仅一九六八年七月会诊即达二十三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十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五、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一九六九年十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赤脚医生就是好[*]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一）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二）

赤脚医生就是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份调查报告〔1〕的修改和批示。

〔1〕一九六八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九月十四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赤脚医生”这个名字，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这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五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改善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一九七八年召开的阿马阿塔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一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来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钟南山、巴德年、李连达、高润霖、程书钧、王红阳、刘志红，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杨雄里和强伯勤，他们由巴德年代表做了《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联合发言：

“我代表长期工作在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九位院士委员作联合发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到控制，性病被杜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卫生保健问题。而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国家进行评价时，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列倒数第4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90年代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

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

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无法承受的地步。”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1〕一文的批语。

〔1〕《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这个材料最初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文革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上发表。“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机构精简产生出许多精简出来的干部，加上原来一些“牛棚”里的干部也回来了，这些干部的安置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时，黑龙江省出了一个新事物。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并且经过考察，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九月三十日写了本则批语。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柳河“五七”干校成了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后，各地纷纷仿效，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干部。因为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他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所以实际上，“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一种新型的“党校”。

后来有人疯狂地谩骂“五七”干校，他们认为自己做了官就只能上不能下，再也不可以与劳动人民一样参加劳动。这才是他们极力扭曲“五七”干校的真正原因。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

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三十一日）

（一）（一九六八年十月一十三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1〕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2〕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3〕，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4〕，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5〕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6〕，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7〕，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8〕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9〕，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肖克〔10〕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11〕？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二）（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12〕，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13〕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14〕。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5〕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16〕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二十四元，最多的给四十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17〕，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18〕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

（三）（引自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主要讲话。

〔1〕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邓老，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3〕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4〕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

〔5〕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6〕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及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7〕邓小平的自传检讨，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写了一封检讨书《我的自述》，转给中央及毛主席，全文分为“红七军工作时期”、“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内容如下：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8〕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9〕辽宁三大派，当时辽宁分为三派，“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后经过联合，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辽宁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锡联。

〔10〕肖克，即萧克，上将，长征中萧克支持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萧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支持创办了反毛非毛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杂志《炎黄春秋》。

〔11〕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员会。

〔12〕谭启龙，一九七〇年复出后历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一九七二年四月起历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一九七四年底复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13〕邓华，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零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14〕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解除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一九六五年，黄克诚任山西省任副省长，分管农业。

谭政，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六〇年九、十月间召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定性为“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一年一月后，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任福建省副省长，一九七五年八月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5〕杜聿明，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其女婿为美籍华裔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博士。王耀武，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在济南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两人都被粟裕将军所俘。

〔16〕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八年末至一九四九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一九五二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七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7〕范老指范文澜。

〔18〕郭老指郭沫若。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1〕，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一九六六年，我在杭州同胡志明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2〕还是阮友寿〔3〕？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注　　释

*　这是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谈话的主要部分。

〔1〕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一八八九——一九七四），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美国历史上成就和名气最大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做过十二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六十年的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他的专栏评论被不止二百五十家美国报纸和大约二十五家国外报纸刊用，同时它还分别为五十多家杂志撰稿。他获得了一九五八度普利策新闻奖。就大众媒体在构成舆论方面的作用而言，他是最有权威的发言者。所著《舆论学》被公认为是传播领域的奠基之作。

〔2〕阮文绍，时任南越西贡傀儡政府“越南共和国”总统。

〔3〕阮友寿，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关于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的号召[*]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上山下乡运动〔1〕的指示。

〔1〕“上山下乡”一词，源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五年。当年，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为此写道：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一九六五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至一九七八年，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面貌。

知识青年在农村办学讲课，担任低薪金的教员，使得农村的中小学入学率及识字率大大提高。上山下乡运动对我国的教育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均教育水平获得极大幅度的提高，识字率和入学率大规模暴增，小学入学率即由一九六三年的57%，大幅提升至一九七六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一九六一年40%，至一九七八年上升仅为58%）。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一九六三年263.5万大升至一九七六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一九六三年43.3万大升至一九七六年861.1万。

同样由于知青下乡运动，合作医疗制度得以建立，大批知青从事赤脚医生的职业，建立了覆盖全国范围的提供保障的医疗保健制度。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药品全面大幅度降价”，文章指出：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46%，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90%；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63%，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94%；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13.3%，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67%；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50%，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16.5%。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20%。

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药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地区差价的取消，对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知青下乡运动为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了农民面貌。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也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中国共产党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十一日、二十八日）

（一）（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1〕，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2〕，湖北的代表陈潭秋〔3〕，湖南的代表何叔衡〔4〕，上海的代表李汉俊〔5〕，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6〕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7〕，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8〕、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9〕。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0〕，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1〕参加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2〕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3〕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14〕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5〕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

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

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针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三）（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16〕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17〕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8〕跟王效禹〔19〕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20〕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21〕，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22〕。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23〕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是起来。自从王、关、戚〔24〕，杨、余、傅〔25〕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要讲话。

〔1〕董老，指董必武，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2〕王尽美、邓恩铭，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一九二五年八日因病逝世。邓恩铭一九二八年底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3〕陈潭秋，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九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

〔4〕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5〕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自动脱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七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6〕陈公博，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四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六月被处决。

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病死狱中。

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7〕李达，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治协委员。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

〔8〕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三十多人。

〔9〕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多人。

〔10〕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八十四人。

〔11〕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2〕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六七年六月逝世。

王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一九七四年病死在莫斯科。

〔13〕张闻天，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一九七六年七月逝世。

王稼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

〔14〕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15〕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五年刑满出狱。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曾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在“五·一六通知”中被点名批判。

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后在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监狱方手续后集体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一九四五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登报《反共启事》手续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薄一波曾追随刘邓路线，但其晚年深刻反思，发出了“我总算看明白了，他（邓小平）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的感叹。二〇〇七年，薄一波去世后，右派文人曾托其名以《十九次谈话》为名散布反毛言论，其子女薄熙来等公开郑重辟谣：“他从一九二五年入党，已有八十多年党龄，始终热爱党，崇敬毛主席。”“此文无中生有，刻意编造，显然别有用心，扰乱试听。本着对大众和传媒负责的态度，我们特此澄清。”其子薄熙成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毛主席在我父亲心中是最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导师”。

〔16〕恩来，即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7〕指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18〕杨得志，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19〕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20〕许世友，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21〕“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22〕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23〕皮定钧，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24〕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一九六六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戚本禹隔离审查。

〔25〕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他们三人的职务，隔离审查。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苏联对我核战争威胁〔1〕下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1〕“文革”初期，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剧，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凌晨，苏军边防军六十余人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击毙了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苏联方面亡五十八人，伤九十四人。中国边防部队亡二十九人，伤六十二人，失踪一人。八月十三日，苏联军方经密谋在新疆铁克列提袭击我军三十余人的巡逻队，三十八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苏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

八月二十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试探美国：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准备把此消息透露出去，八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同时，苏联秘密通知东欧各国：苏将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下旬，东欧国家泄露了苏联的意图。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八·二八命令”），指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国人民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

八月下旬，美国还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在整个九月份都继续保持着），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对敌人的严酷警告。

九月十日，苏联塔斯社指责中国从一九六九年六月到八月中旬，蓄意侵犯苏联边境四百八十八次并且挑起武装冲突。

九月十六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紧急讨论，次日即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苏联方面蠢蠢欲动，而打击手段和打击对象都与核武器有关，核战争的阴影顿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一百三十四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

为了展示抵抗决心，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两万多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三百多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苏联会议部长主席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双方会谈似乎异常顺利，但柯西金并没有否认“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传闻，九月二十六日，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称，他建议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十月二十日开始，十月十四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前抵京，针对苏联突然的这种缓和姿态，中央认为，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柯西金来华会谈，与日本特使来栖“珍珠港事变”前赴美一样，只是战争爆发前放的烟雾。且柯并未承诺不对中国发动核打击，苏联战略火箭部队也已做好随时打击中国的部署。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为保证中国领导人不被一次消灭掉，毛泽东主席做了这段指示。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十月二十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其他人员疏散为：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何长工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站在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九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光荣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越南南方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完成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1〕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2〕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我们相信，久经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胡志明〔3〕主席的遗训，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持久制胜，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注　　释

*　？？？

〔1〕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2〕约翰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总统。

〔3〕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逝世。

与黎笋的谈话[*]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一）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一九六四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2〕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3〕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4〕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么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十六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十六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正是这样。单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一万人，其中二十三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八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一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5〕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十七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九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二）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一百九十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三）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四）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一千二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五十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6〕。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1〕时的主要谈话。

〔1〕黎笋（一九〇七年四月七日——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越南现代史上胡黎政权的不二接班人，胡志明衣钵最忠诚的继承者。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时任越共第一书记。

〔2〕北部湾事件，也作东京湾事件，一九六四年七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八月一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四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五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七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二〇〇五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表报告，承认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当夜越南人民军当夜对美军“沒有攻击”。北部湾事件是美国为入侵越南捏造的。

〔3〕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4〕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政变后，他长期寓居北京，一直受到元首待遇，并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五月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阵线主席和国家元首。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解放后回国，担任民柬国家元首。

〔5〕韦国清,壮族，开国上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6〕长岛（LongIsland）是一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份。长岛长一百九十公里，宽约二十到三十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1〕，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2〕，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3〕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

〔1〕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2〕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3〕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

不要依靠外国[*]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马哈古卜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又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1〕的谈话纪要。

〔1〕曼苏尔·马哈古卜，时任苏丹财政部长。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1〕。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1〕一九七〇年三月，美国在柬埔寨策动军事政变，颠覆西哈努克政府，扶植以朗诺为首的右翼政府，四月三十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

国际间的事

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月、七月）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1〕。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2〕。

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3〕。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改变国家体制的重要批示。

〔1〕这是一九七〇年的三月七日，毛泽东为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考虑极富远见的：

党、政、军的权力主要来自宪法和党章。

建国后，毛泽东就开始构思国家的领导体制，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这被看作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主要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也规定了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的设置与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第十三条第二款）而对国家机构具体职权的规定是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可以说，《共同纲领》和这部组织法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第四条）这个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名、副主席六名、委员会五十六名组成。而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这意味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居于领导地位。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第二十条），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党、政、军权集中于毛泽东一身，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主席制的雏形。

一九五四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毛泽东对这部宪法的起草倾注了很大心血，完全可以称之为“毛泽东宪法”。在国家领导体制上，毛泽东对当时的苏联宪法和一九四九年临时宪法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作了根本性改革，即创设了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和建国初期临时宪法中不存在的一个全新领导职位：“国家主席”。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下列职权：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由此来看，五四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不是一个虚权元首，而是实权元首，在法律上不仅是最高军事统帅，国家元首，而且是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和总理都直接受其领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当选国家主席。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根据七大党章第三十四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政治局主席毛泽东自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位集于一身，使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正式建立。从此，毛泽东大量重要的政治活动就通过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进行的，在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召开过大约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相反，中共中央的会议远远少于国务会议。

八大党章也确保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政治局主席，自然也是政治局下设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然而，这个“三位一体”的体制由于一九五九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而选举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第一次发生了分裂，即按照八大党章，毛泽东是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政治主权，而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法律主权。如果二者在党内合作顺利，那么，两个主权合一就能维持三位一体体制，否则，中国的宪政体制就面临着分裂。不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导致中国宪法体制的危机。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名不正则言不顺，毛泽东在退居二线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不在一线，对大量事情很难直接插手，出现了大量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做法，如大跃进期间的浮夸等“五风”错误，毛泽东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批评一线领导，甚至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要求“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但是效果甚微；一线领导在庐山会议上想彻底打倒彭德怀；三年困难时期，一线领导又想下马原子弹这样的战略项目；六二年刘邓等一线领导又想搞包产到户，走小农经济道路；教育、文艺、医疗等长期不为人民服务而为官老爷服务；在“四清”运动中不是针对干部（见《前十条》）而是把整肃的矛头指向群众（见《后十条》）；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等等。一线二线不统一，毛泽东深受其苦，文革开始后就果断结束了一线二线。

文革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必须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

九大后，毛泽东考虑改变国家宪政体制，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二元化，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二元化。存在带来国家不稳定的内在隐患。虽然党主席可以兼任国家主席，但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元化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党主席不是最高国家元首，就会面临宪政分裂，如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后，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但毛泽东仍然是党的军委主席，由于没有修改宪法，这样就在理论上产生了二元化的问题，与“党指挥枪”的原则产生矛盾，尽管实际上这段时间还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仍然是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但终究是一个宪政弊端。如果党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任何人担任国家主席都有可能让宪法体制陷入分裂，因此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提出在“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个思想最后体现到一九七五年的宪法了，七五年宪法规定：

“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第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条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依据七五宪法，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彻底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彻底解决了宪政分裂的隐患。

应当指出，文革结束后，翻案后的走资派在否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为了非毛和垂帘听政的需要，废除了党章中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制”，实行“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制（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分离），恢复了宪法中的“国家主席”职位，同时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终于造出了和原来同名但不同权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

根据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第二十一条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这样，就废除了党主席制，恢复了党总书记（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曾担任过十年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制，同时实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党的总书记分离制。由此形成党权与军权的分离。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另外，邓小平又搞了一部一九八二年宪法，又重新设立了国家主席，但此“国家主席”已非彼“国家主席”，由一九五四年的实权元首，变成了虚权元首，宪法中又设立了独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宪法规定：

“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这样，此时的国家主席毫无实权，既无军权又无行政权，完全是一个虚位元首。国家军委则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完全使国家元首与行政权、军权分离。

更令人气愤地是，邓小平为了继续掌控军权，在十三大时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就是说，普通党员也可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经过党章和宪法的修正后，党权、行政权、军权全面分离，新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严重冲突，不得不采用“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办法，但即使这样，因为两个委员会的任期不一样，也会出现两套人马的情况。这一阶段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独立于国家主席，直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每届五年，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都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则没有限定。就宪法文本来看，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连任的限制，就产生了国家主席与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非一元化的可能。由于军事领导机关强调权力和责任的高度集中，同时又实行首长负责制，当出现非一元化的情形时，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看，可能会出现危及国家安定的风险。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到南北朝时期的诸国林立，再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太多战乱，所以军权的统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实上在当代，各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大多由国家元首享有，比如，在法国，总统是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在美国，总统除享有国家武装力量的统率外作为三军总司令，还享有较大的战争权。

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采用的这种分权模式，属于典型的因人设事，除了加强了他个人的权力外，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两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被逼下台，且酿成了“六四”镇压学生事件。

“六四”后，迫于党内外强大的压力，一九九〇年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九三年，江泽民又顺利地出任国家主席，实现了党权、军权和国家元首的统一。二〇〇二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二〇〇三年胡锦涛又担任国家主席，二〇〇四年，胡锦涛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日，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江泽东同志指出“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至此“三位一体”的体制又建立起来了。

但这却依靠领导人的自觉，没有制度的保证。像这种多个职务集于一身“多位一体”才能保证实权元首的体制，尤其是两个军委主席（国家军委和中共军委）的职位还是有些问题，如二〇〇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授予张定发及靖志远上将军衔。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江泽民，胡锦涛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授衔是违宪的，直到二〇〇五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上，胡锦涛才接替江泽民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所以，总体来看，既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这个问题，七五年宪法是解决得最彻底的。

〔2〕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林彪的建议上写的批示，林彪建议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3〕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批示。

我的一点意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2〕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4〕。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5〕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6〕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7〕，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8〕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9〕，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10〕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陈伯达一份报告〔1〕的批示。

〔1〕指陈伯达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

〔2〕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九大后，中央文革就解散了。

〔3〕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评价该书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4〕陈伯达摘录的这五条分别是：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5〕三次庐山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6〕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

〔7〕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8〕指唐代诗人李白。

〔9〕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10〕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与斯诺的谈话

——关于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1〕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24〕。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lang长岛。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泽东：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泽东：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Ｓ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Ｏ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的谈话纪要。

〔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迅速影响了香港局势，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动起来。港英当局惶惶不可终日，对罢工、游行的群众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打死打伤数人，对一些报刊采取了停刊，并逮捕了记者。这样一来，中国与港英当局的矛盾激化。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二十一人。十一日和十二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十五日，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十九日，北京举行十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五月二十二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五月二十三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五月二十六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在这一天，香港有五百人被捕。

八月七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八月十九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

八月二十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夜报》、《田丰报》、《新午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

八月二十二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直闹得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

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清华的“四一四”。

八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2〕“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

〔3〕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5〕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6〕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7〕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8〕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9〕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10〕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11〕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2〕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13〕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

〔14〕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15〕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16〕这里毛泽东记忆有误。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18〕西哈努克，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19〕勃列日涅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20〕勃兰特，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2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2〕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23〕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5〕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26〕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27〕《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

〔28〕指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这场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

〔29〕刘少奇，文革前原时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0〕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

〔31〕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2〕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33〕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34〕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走资派。

〔35〕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6〕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37〕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38〕李立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39〕柯西金，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0〕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4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对外宣传工作不可强加于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二）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三）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四）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七）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九）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一）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二）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三）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十五）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六）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十七）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十八）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十九）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二十一）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二）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三）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二十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

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6〕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7〕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8〕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9〕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10〕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11〕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2〕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4〕。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5〕，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6〕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17〕，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18〕。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19〕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0〕，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21〕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2〕，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23〕，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4〕，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25〕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6〕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7〕，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8〕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29〕，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0〕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1〕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2〕，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1〕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2〕“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3〕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彭述之，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4〕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5〕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6〕李立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7〕罗章龙（一八九六年——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又名文虎，中国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另组“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将其定为“右派小组织”，开除出党。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在各地任教。自一九三四年起，罗章龙先后出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的经济学系教授。在一九四九年后，又先后任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教书。并且，罗章龙先后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逝世于北京。

〔8〕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9〕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0〕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11〕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

〔12〕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13〕黄永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吴法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叶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

邱会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14〕三项议程，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１．讨论修改宪法问题；２．国民经济计划问题；３．战备问题。

〔15〕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九大党章中没有采用。

〔16〕《我的一点意见》写在陈伯达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上，批评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的论调。

〔17〕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继续鼓吹“天才论”，极力主张设“国家主席”。

〔18〕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19〕陈伯达，时任政治局常委。

〔20〕指陈伯达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批驳。

〔21〕指中共第三十八军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

这次会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四百四十九人。从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但李雪峰、郑维山主持华北会议，被毛泽东批评为“批陈不痛不痒”。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

〔2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认识到，“一贯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包袱。“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23〕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内容是：“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24〕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5〕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出席了会议。

〔26〕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

〔27〕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28〕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一八八七年十一月逝世。列宁一九一三年一月写了《欧仁·鲍狄埃》一文。

〔29〕即《我的一点意见》。

〔30〕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31〕彭罗陆杨，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2〕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九四五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一九六七年三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一九六九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林立果自小被娇生惯养，其人狂妄自大，充满幻想，野心勃勃，却被空军系统内部吹成是“超天才”。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私自秘密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的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七一工程”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九月十三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静火有言：以林彪之军事上的杰出才能和政治上的成熟老辣，尽管在政治上失利，但也断不会制定如此幼稚可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可惜其教子无方，受其拖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

（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小唐〔1〕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2〕

毛泽东：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3〕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4〕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5〕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6〕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

毛泽东：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7〕，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8〕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9〕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0〕

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11〕跟伍修权〔12〕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13〕谈公报〔1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5〕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16〕

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7〕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泽东：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

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泽东：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泽东（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8〕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有关同志的谈话。

〔1〕小唐，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参加本次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

〔2〕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

在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3〕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

〔4〕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一号其源于六十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5〕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6〕黄华，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7〕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静火有言：林彪教子无方，最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说冤也不冤。

〔8〕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一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9〕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独裁统治。

〔10〕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1〕指乔冠华。

〔12〕伍修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13〕基辛格，时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与中方共同草拟联合公报草案。

〔14〕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15〕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16〕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八时，毛泽东主席约见周恩来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17〕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五七一”为“武装起义”的谐音。）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静火注：国防科委统一规定的地空导弹兵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该纪要还恶毒地辱骂毛泽东是“暴君”“独裁者”，并提出“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静火注：越战中臭名昭著的B-52轰炸机，借此暗示毛泽东亲美，并借指毛泽东），并规定“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静火注：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日本死士）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18〕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一九七一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与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对反革命不要杀，

保留活证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你〔1〕就是王佐〔2〕部队的一个兵。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3〕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

你把解方〔4〕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恩来：那个王实味〔5〕也可以不杀。）

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6〕、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1〕指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2〕王佐，与袁文才共同领导井冈山的绿林武装。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对他们进行了改造，部队进行了整编，但袁王部队和地方永新县委存在着很深的误会和矛盾，加上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客矛盾，一九三〇年二月，永新县委盗用毛泽东名义将袁王二人骗至永新县城，利用彭德怀的红五军将两人杀死，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残部无路可走，向国民党保安团投降，之后带领保安团攻打井冈山，井冈山就此失陷。后中央红军多次攻打，均因地势险峻而不能得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此直到全国解放都一直是白区了。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六年五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

〔3〕季振同，原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十四师师长、七十四旅旅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一九三四年八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入狱监禁。十月，长征前夕，被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镇。

〔4〕解方，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年留学日本，原为东北军部下，曾任张学良副官，在文革中被查出西安事变前后参加了张学良秘密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在一九四六年曾与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东北军旧部四十二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被定为“东北叛党集团”成员，几乎被判死刑，后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

〔5〕王实味，作家，在延安写了杂文《野百合花》，恶毒攻击边区生活，后被国民党利用宣传我党的黑暗，被定为托派分子，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行军途中，因国民党飞机炸毁了关押王实味的看守所，战争状态下被晋绥公安总局秘密处死。

〔6〕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会见美国总统

尼克松时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尼克松：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1〕方面。（众笑）

尼克松：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手指基辛格博士〔2〕）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手指基辛格博士）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泽东：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3〕。你见到啦？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恩来：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一九二四年开始。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毛泽东：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指基辛格）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4〕，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泽东：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周恩来大笑）

基辛格：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尼克松：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泽东：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

尼克松：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恩来：（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泽东：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尼克松：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我喜欢右派〔5〕。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克松：是的。

毛泽东：那位首相希思〔6〕也是右派。

尼克松：戴高乐将军〔7〕也是。

毛泽东：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泽东点头）

基辛格：总统先生，我觉得那些左派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靠拢，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泽东：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8〕

周恩来：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泽东：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恩来：在外蒙古。

尼克松：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泽东：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泽东：那就好。

尼克松：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而外，……

毛泽东：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

毛泽东：对，赞成。

尼克松：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9〕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10〕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11〕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从杜鲁门〔12〕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

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13〕，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周恩来：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4〕的政策。

毛泽东：之前他（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但是他们（朝着周总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恩来笑）

毛泽东：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泽东：就是嘛。

尼克松：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15〕。

周恩来：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克松：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认为你们也懂得美国不想统治中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恩来：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泽东：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

尼克松：从个人的意义上说，你和总理对我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你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我就是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主席和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

毛泽东：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笑）就没有靶子了。

尼克松：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于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泽东：你的《六次危机》〔16〕写得不错。

尼克松：（对着基辛格）他（指毛泽东）读的书太多。

毛泽东：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好哇，太好了。

毛泽东：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17〕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克松：他的死很令人悲伤。

毛泽东：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双方站起来）

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我就不送你了。

注　　释

*　？？？

〔1〕［合众国际社关岛阿加尼亚二月二十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说，他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马拉松式的会谈，如果这些会谈证明在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方面有成果的话。

尼克松在他的蓝、白、银三色的“七六年精神号”喷气式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的主人想参加会谈多久，我就准备参加会谈多久。”

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他说：“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

他说：“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我们的政策辩论必须根据一项妥善地制订、并且为人们充分了解的哲学，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

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2〕基辛格，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出生在德国，后移民美国。

〔3〕指蒋介石二月二十日“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其中讲了“我们和共匪”之间的“区别”，诬蔑“大陆的精神文化”被“摧残”，“大陆七亿人民的生活”已是“血干泪尽”。接着说：“试问这是一个什么‘政权’？这如何能说它对大陆有了‘有效的控制’？……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这一“致词”中，蒋介石未提美国，未提尼克松。他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前一天讲了这番话，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4〕“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七月十五日同时发表。

〔5〕“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

〔6〕指爱德华·希思，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四年担任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

〔7〕戴高乐将军，曾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与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九日去世。

〔8〕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林彪一家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9〕打乒乓球，指一九七一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件。

事件起于同年三、四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前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要求这次参赛“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同时他要在座的人“动动脑筋”。比赛开始第一天，中国队乘巴士从住地去体育馆时，美国运动员科恩上来搭车，于是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和他握手、寒喧，并送他一块中国杭州织锦留作纪念。这个细节被在场记者抓住，成为爆炸性新闻。四月三日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向中央请示。经过三天的反复考虑，毛泽东在比赛闭幕前夕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次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日本大使馆《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立即向白宫报告。尼克松在深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同意中方的邀请。事后尼克松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得到实现。”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早晨，美国乒乓球队到达深圳。在十三日下午北京西郊举行了一场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十四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与美代表团团长谈话时说：“你们作国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后美方领队说，也希望中国乒乓球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的同时，美国白宫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一重要活动。

周恩来讲话后不到几小时，白宫就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一年的禁运，对愿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物管制等等。尼克松还高兴地宣布：“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打开了坚冰，现在就要测水有多深了！我希望，其实我是期待着，有一天我将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

小球推动大球获得成功。

三个月后的七月九日清晨，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抵达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高级会谈。

通过乒乓球来实现中美的外交谈判，可以说是小球转变大球的成功之处，是全世界为之叹服的创举。

这就是乒乓外交。

〔10〕约翰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就任总统，并在一九六五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一九六九年。

〔11〕叶海亚，叶海亚·汗，原任巴基斯坦总统，他曾利用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的良好关系，为中美秘密传话，建立了著名的“叶海亚汗通道”，并成功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

〔12〕杜鲁门，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期内逝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就任总统，并在一九四八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一九五三年。杜鲁们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13〕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美国由共和党执政，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尼克松任副总统。

〔14〕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零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

〔15〕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16〕尼克松一九六二年写了《六次危机》一书，记叙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自道短长，自言甘苦。

〔17〕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到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毛泽东高度评价斯诺先生，“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在斯诺骨灰的安葬仪式上，斯诺夫人洛伊斯牵着女儿茜安的手说：“我的丈夫在遗言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系中国，希望死后也将自己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

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中国方面的声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1〕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2〕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3〕；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4〕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美上海公报的中国立场部分。

〔1〕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七点和平倡议：

一、如果美国规定撤军的限期，双方的全部战俘就可释放。

二、成立三方民族团结政府。

三、由越南人自己解决南方的越南武装力量问题。

四、北越和南越逐步统一。

五、南越奉行和平和中立的外交政策。

六、美国政府必须对在北越和南越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承担全部责任。

七、国际上来保证所达成的协议。指出美国政府必须确定撤军的期限；如果美国政府规定在一九七一年内从越南南方撤走全部美军及其仆从军，各方就可以同时商定关于从越南南方安全撤走全部美军及其仆从军的事宜和关于释放在战争中被俘的各方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事宜。美国政府还必须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停止干涉越南南方内政，停止支持以阮文绍为首的傀儡政权。这个倡议，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提供了正确的途径。

〔2〕一九七二年二月初，北越就原来的“七点建议”通知美国，准备把释放全部战俘同美军和盟军从南越撤退这两件事协调一致起来，要求美军和盟军在一九七一年内全部撤退完毕，并形成了新的“九点建议”：

一、在一九七一年内全部撤退美国和盟国的军队。

二、在撤军的同时释放俘获的全部士兵与平民，并且在军队全部撤退时完成释放工作。

三、美国停止支持南越阮文绍总统的政权，用一个新的政府代替这个政权，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可以就这个国家的问题同新政府举行会谈。

四、对在战争中造成的损失，美国向河内和临时革命政府偿付赔款。

五、停止美国的干涉，而且尊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和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六、印度支那各国之间的问题“将由印度支那各方在互相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七、在就上述各问题缔结协议后，所有各方将实行停火。

八、将实行国际监督。

九、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以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尊重，为了在这个地区确立持久和平，国际保证是必要的。

〔3〕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4〕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提出了《关于统一祖国的八项救国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军撤出南朝鲜；

二、南北方军队均裁减至十万人以下；

三、废除韩美、韩日条约，确立民族自主权；

四、举行南北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五、保障政治活动自由；

六、作为过渡性措施，实施南北联邦制；

七、广泛进行南北经济、文化、人员交流；

八、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与田中握手）

毛泽东：（用日语）晚上好！

田中：晚上好，毛泽东主席。

（就坐后）

毛泽东：你们吵完了吗？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田中：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不，不，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是，是。

毛泽东：（对着大平外相）你把他（指姬鹏飞）〔1〕打败了吧？

大平正芳（日本外相）：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中：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那就好了，你们那个“麻烦/迷惑”〔2〕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特别是这个“美国人”〔3〕，她是代表尼克松说话的。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田中：“迷惑”这个词汇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日语“迷惑”是在百感交集地道歉时，也可以使用的。

毛泽东：明白了。“迷惑/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好。中日有二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中：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二千年。

毛泽东：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毛泽东：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田中：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毛泽东：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4〕，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5〕

田中：谢谢。

……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6）〕：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要是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毛泽东：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田中：二十五年内搞了十一次选举，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不和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泽东：到街头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我半个世纪前也曾在长沙经常这样做，可要当心啊！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

田中：很费劲，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重新大选。

毛泽东：日本不容易呀。

田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雪茄）你抽不抽我的烟？

田中：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恩来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用火柴给毛主席点烟）

毛泽东：Thankyou（谢谢）。声明〔7〕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泽东：你们速度很快啊。

田中：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8〕

田中：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毛泽东：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

田中：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毛泽东：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恩来：（指靠墙的书架）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毛泽东：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桌上的书）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集注》，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田中首相、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方长官二阶堂进都站起来，看毛主席的各种书）

田中：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你健康长寿。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

〔1〕姬鹏飞，时任外交部部长。

〔2〕“迷惑/麻烦”的风波，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有这样一句：“わが国が中国国民に多大な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について，私は改めて深い反省の念を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方提供的中文稿稿将“迷惑”直译为“麻烦”，田中的这句话翻成如下的中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二十六日，针对田中首相昨晚在周总理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提法，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麻烦”来表述，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这个表述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

最后《中日共同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3〕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

〔4〕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他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二十七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双方并未建交，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才正式建交。

〔5〕毛泽东所说的“感谢”日本侵略或者日本侵略“有功”的表述，是有特定含义的。虽然他每次的谈话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起了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实际上，关于反面教员和反面教员作用的话，毛泽东在当时说得很多。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与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在阐述日本侵略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时，说“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并接着说：“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关于蒋介石的反面教员作用，他也说得很多。一九五六年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中说：“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指出：“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所谓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也是同样的含义。在这里，毛泽东之所以称他们是“教员”，指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和仇视、阴谋扼杀新中国，蒋介石反共独裁和屠杀人民、打内战等行径，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使中国人民认识清楚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起来与之进行斗争，是在强调他们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通读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他的话意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毛泽东说了“感谢”日本侵略等话。

〔6〕廖承志，廖承志于一九〇八年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革命元勋，与廖承志母亲何香凝同为国民党内重要左派人物，一九二七年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府学习，建国年前多数时间在国统区工作，曾七次被逮捕，一九五二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任。一九五八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亦曾两度出访日本，以其与日本的独特关系，建立民间中日交流渠道。文革中曾被审查其海外关系和被捕经历，一九七二年复出后，任外交顾问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

〔7〕指后来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8〕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田中角荣刚组阁完政府，便在东京永田町总理官邸二层办公室声称：“我要坚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可以依赖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看，他们是信得过的，也可以商谈的。因此，非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实现不可。”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内的指示。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值此《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正式签订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2〕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3〕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你们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你们的正义事业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过去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仍将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同兄弟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站在一起，给予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坚决的支援。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北方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下，同其他两种政治力量，迅速成立各级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通过协商进行普选，决定南方的政治前途，在独立、民主和民族团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祝贺越南问题巴黎协定〔1〕正式签订的电报。

〔1〕指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

主要内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承认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承担义务，在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不继续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保证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越南南方人民将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越南的统一将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

〔2〕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逝世。

〔3〕印度支那，英语Indochina，是指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越南战争，亦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指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五年，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解放战争。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月）

（一）（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

基辛格：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转头朝洛德〔2）说话〕你真年轻。

洛德：我渐渐老了。

毛泽东：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3〕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他也反对杜勒斯〔4〕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辛格：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泽东：也正是我说的。

基辛格：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泽东：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迦·斯诺）〔5〕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6〕（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泽东：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7〕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对的。

基辛格：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泽东：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不团结，而且不象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8〕，他（指基辛格）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泽东：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辛格：两家联合。

毛泽东：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9〕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泽东：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沈若云：Modeofacton（行动方式）。

基辛格：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着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辛格：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毛泽东望向周恩来）

周恩来：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辛格：完全正确。

毛泽东：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恩来：大概在三十至三十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泽东：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辛格：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二十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泽东：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南朝鲜〔10〕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辛格：大约四万。

毛泽东：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恩来：在台湾吧。

毛泽东：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辛格：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泽东：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辛格：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泽东：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辛格：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泽东：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辛格：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泽东：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辛格：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泽东：（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11〕

基辛格：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泽东：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12〕。

基辛格：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泽东：（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辛格：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泽东：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辛格：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泽东：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恩来：（对毛泽东）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13〕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对周恩来）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泽东：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辛格：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泽东：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泽东：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

毛泽东：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周恩来：非常少。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泽东：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泽东：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泽东：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辛格：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

毛泽东：对。

基辛格：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泽东：是吗？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泽东：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辛格：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恩来：你是指苏联？

基辛格：我是指苏联。

周恩来：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泽东：（看着翻译沈若云）这个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恩来：她是沈若云。

毛泽东：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辛格：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泽东：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恩来：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泽东：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辛格：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泽东：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泽东：（比个手势并指着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辛格：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泽东：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泽东：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辛格：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泽东：（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泽东：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泽东：（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辛格：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泽东：（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辛格：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

（周恩来看表）

毛泽东：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辛格：哪种方式？

毛泽东：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辛格：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

毛泽东：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辛格：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泽东：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辛格：我一定会转达。

（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

他们〔14〕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恩来：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泽东：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15〕用处非常大。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泽东：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16〕。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赞同他们（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辛格：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非做不可。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辛格：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泽东：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辛格：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泽东：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辛格：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式立场（大笑）。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

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泽东：没错。

基辛格：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泽东：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李格：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泽东：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辛格：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泽东：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那时候，他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鲁斯：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泽东：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巍的。

周恩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泽东：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

（中方查看时间）

周恩来：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泽东：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采用孤立主义。

基辛格：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

毛泽东：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辛格：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政策。

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泽东：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辛格：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的解决。

毛泽东：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

毛泽东：我不喜欢你同我耍外交辞令。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泽东：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开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说我是个好战分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辛格：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泽东：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泽东：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未然。

毛泽东：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节选。

〔1〕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半至隔天凌晨一点二十分。毛泽东接见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洛德。

〔2〕洛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时年三十六岁。

〔3〕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4〕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零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

〔5〕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到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6〕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7〕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根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在六十天内撤走全部军队，从而为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基辛格对这份协定的贡献，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挪威议会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越方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蓬皮杜，时任法国总统。

〔9〕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称德国。

〔10〕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1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二十年间，苏联趁中国内乱无力北顾，逐渐蚕食中国领土，利用二战日本入侵中国、国共相争的时机，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取得了在新疆和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二十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12〕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方面所说的“北方四岛”，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都划归苏联。

〔13〕黄华，时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14〕指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15〕一九七三年五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国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16〕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启用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对邓小平来信〔1〕的批示

请总理〔2〕阅后，交汪主任〔3〕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4〕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5〕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6〕。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7〕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部分谈话

我和剑英〔8〕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的相关谈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四、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

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的相关谈话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对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启用邓小平时的批示和部分谈话。

〔1〕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犯有路线错误，被停止工作。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江西。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保证永不翻案”，同时揭发批判林彪，提出想做一点工作。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静火注，应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2〕总理，指周恩来。

〔3〕指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团长。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

〔4〕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5〕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帅师长。古，指古柏，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6〕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他直接参予了领导。

〔7〕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8〕剑英，指叶剑英，“九·一三”事件后，军委撤销军委办事组，重组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对叶剑英〔2〕）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3〕、王洪文〔4〕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带领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

慢慢来，就会顺手。

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我向基辛格〔5〕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6〕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有关八大军区对调〔1〕的谈话。

〔1〕八大军区对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全国共有十一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都任职时间不长，最长的也才四个月，他们都原封不动。其它八个军区司令员对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2〕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总理，指周恩来。

〔4〕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5〕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和十一月两次访华，毛泽东都接见了他。就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威胁交换了意见。

〔6〕北极熊，指苏联。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2〕，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节选。

〔1〕青藏铁路，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指示下，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因连续三年困难时期，青藏铁路全线停建。一九七四年，为落实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精神，一九七四年三月和一九七五年三月，铁道兵第十师和第七师共六点二万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开进青海，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一九七九年铺轨到格尔木，一期工程完成，一九八四年通车。由于当时没有攻克高原冻土和高寒缺氧两大难题的把握，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在一九七八年七月被叫停。直到一九九八年，高原冻土地区修筑铁路的技术问题获得了重大进展，青藏铁路再次提到日程上来，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江泽民批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开工，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目前青藏铁路三期工程拉萨——加德满都段还没有立项，与毛主席的战略设想还有距离。

〔2〕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

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月）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

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

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

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三）（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

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他们（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

（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也怕呢。

（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

（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帮助很小。

（当尼雷尔称赞中国医疗队时），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

（尼雷尔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卡翁达、布迈丁、尼雷尔〔1〕时的谈话内容纪要。

〔1〕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二月二十五日，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外宾。

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爱德华·希思：早上好！

毛泽东：好！

希思：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泽东：谢谢你，欢迎。

希思：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泽东：嗯。（面向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走的时候加。

王海容〔2〕：不怕得罪威尔逊〔3〕啊？

毛泽东：不怕！（面向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泽东：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泽东：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4〕，包括法国的达拉第〔5〕，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泽东：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泽东：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泽东：中苏的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6〕到莫斯科，赫鲁晓夫〔7〕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泽东：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泽东：丢了埃及。

希思：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泽东：有些影响，林彪〔8〕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我能否再问主席一个问题？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9〕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泽东：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10〕难关？

希思：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十八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泽东：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泽东：还没答复呢！

希思：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泽东：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泽东：好，很好。你们的艾登〔11〕现在还在吗？

希思：在，他很好，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泽东：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12〕上吃了亏。

希思：是的，吃了大亏。

毛泽东：美国人拆台。美国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呢？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美国人骂了我们二十多年。

希思：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泽东：怕得要死！基辛格〔13〕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泽东：对。

希思：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泽东：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泽东：过去怕呢！

希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泽东：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恩来：还有俄国、日本、美国，八个国家代表十二国，那是一九〇〇年。

毛泽东：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14〕。现在我想谈谈香港及其前途。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

希思：希望香港平稳交接。

毛泽东：这也是我想要的，而且一定要办到！我们现在也不谈（交接细节）。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转向总理）九七年时你我都不在了,那是他们〔15〕的事了。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英国前首相希思〔1〕的谈话。

〔1〕爱德华·希思（一九一六年一一二〇〇五年），曾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至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中英两国于一九七二年建交。

〔2〕王海容，一九四二年生，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3〕威尔逊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一九一六年生，工党领袖，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任英国首相。

〔4〕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一九四〇），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5〕指爱德华·达拉第，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〇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一九四五年获释。

〔6〕阿登纳，一九五五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7〕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8〕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0〕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成员，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一九七四年七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11〕罗伯特·安东尼·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政治家、外交家，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但他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企图再次强硬的对待埃及纳赛尔的时候，却招致世界一片反对，最终辞职下台。

〔12〕苏伊士运河问题，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政府。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勾结，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西奈战役或卡代什行动。英法和以色列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苏联宣市：如英法不停火，苏将对英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威胁英法。最终，苏伊士战争以英法侵略军的失败告终，其在中东地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传统势力丧失殆尽。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但导致了艾登政府的垮台，英法两国在全球的庞大帝国加速瓦解。此外，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13〕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七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第一次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会谈，后曾多次来中国访问。

〔14〕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5〕指在座的年青同志，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七十六岁）、王洪文（三十八岁）、邓小平（七十岁）、乔冠华（六十一岁）、唐闻生（三十一岁）、王海容（三十六岁）。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关于理论问题，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2〕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3〕。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4〕。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5〕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1〕后的谈话要点。

〔1〕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与周恩来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一月八日，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春桥，即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文如下：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4〕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5〕《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全文如下：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对在押国民党战犯、

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2〕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二）（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4〕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对在押国民党战犯、党政军特人员处理意见的批语。

〔1〕本篇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印发，分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见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所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三月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在《人民日报》公布。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处理完毕。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有十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助他们办理赴港手续，发给他们适合香港情况的服装和足够的费用，并指定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十人是共党派去的“间谍”和“统战分子”，因而拒不接纳，并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十个人终于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四人去了美国，两人留在了香港，三人返回大陆，一人自杀身亡。

〔2〕这句话指解放战争中锦州战役、大虎山战役、沈阳战役、长春战役中还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3〕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4〕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报送的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对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说，我们对各地在押的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于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现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全国现押的这类人员有三百四十一名，刑满就业的有六百一十二名。

（二）在现押的这类人员中，拟对其中以历史罪或主要以历史罪判刑的二百三十二名予以清理释放。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人，这次不予清理。

（三）对清理释放人员，要给予妥善安置。

1、发给释放裁定书，同时宣布摘掉帽子，给公民权。

2、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自愿留下的由原劳改单位安置。愿回台湾的可准予回去，并提供方便。

3、释放时发给衣被和零用钱，安置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家后生活有困难的酌情予以补助。

4、生活和教育问题由当地民政部门和基层组织负责，其中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由统战部门负责，并酌情安置工作。

（四）对刑满就业的人员，拟同时清理。除表现很坏的以外，均可摘掉帽子，给公民权。清理后的去路同对待在押犯的原则一样。

（五）对因历史罪判刑在押的三千三百多名和已刑满就业的一万名相当于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清理，将经过调查研究，参照上述精神予以考虑。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邓小平的送审报告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十五日至十八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

要安定团结不要分裂，

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多久不见了〔1〕，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2〕，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3〕。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4〕，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5〕。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王海容、唐闻生）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6〕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7〕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8〕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9〕，称赞华夫〔10〕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邓小平），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既要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面向王海容、唐闻生）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11〕。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纪要。

〔1〕毛泽东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去南方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2〕春桥，即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曾责成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署名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第三期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署名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第四期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实为两人合作写成送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3〕文元，即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姚文元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此后，江青也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三四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姚文元曾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送审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文件，这个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毛泽东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

〔4〕指江青等呈送的上海机床厂搞的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5〕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发起的，是周总理、叶剑英分别组织、动员地方和军队开展的一次运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正式下达关于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通知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叶剑英亲自召集并主持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召集并主持召开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等人发言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揭批“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针对大批“走后门”一事指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二月二十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通知：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6〕小谢，谢静宜，时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7〕小平，指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在一月八日至十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周总理病重。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

〔8〕你们，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9〕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林彪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文章最后说：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的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10〕即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他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他曾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他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推行者。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在受到会议批判后，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

〔11〕王明，实际主持当时临时中央工作，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照搬苏联经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关于《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2〕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3〕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4〕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5〕。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6〕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水浒》〔1〕的谈话。

〔1〕《水浒》，即《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根据《大宋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与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加工整理而成。主要版本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明杨定见刻本《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清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一回本。

这三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都出过重排本。

〔2〕晁盖，《水浒传》中梁山早期领袖。

〔3〕宋江，《水浒传》中为第一号人物，为梁山起义军领袖，力主接受招安，并最终导致了起义军和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4〕高俅，《水浒传》中朝廷方代表，反面角色，贪官污吏。

〔5〕方腊，《水浒传》中另一支农民起义军。

〔6〕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反对招安。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毛泽东：你们讨论什么？

福特：我们讨论了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策，以及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有必要合作，去实现那些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目标。

毛泽东：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特：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泽东：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

福特：我们也能。

毛泽东：你们也能？那么我们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福特：我们还可以使用武力，对付那些制造麻烦的国家。

毛泽东：这个不坏。那么我们可以达成另外一项协议。

福特：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讨论目标。

毛泽东：除了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是别人了。

福特：主席先生，今天早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很强硬的语言。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1）〕：你们批评他了？

福特：我们强烈批评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毛泽东：那个在北面的国家。

福特：对。

毛泽东（对驻美大使黄镇）：黄镇〔2〕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驻华大使）布什〔3〕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泽东（对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只有几天了。

毛泽东：你升职了。

福特：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毛泽东：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泽东：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泽东：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镇：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在场的两个翻译唐闻生、王海容）对乔老爷〔4〕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福特：我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让大使回美国再待两年，意味着我们还能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毛泽东：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要继续发展。我觉得，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今年、明年、后年，可能都不会有大问题发生在我们两国之间。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吧。

福特：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应对来自诸如苏联那样国家的挑战。

毛泽东：对，我们对苏联一点信心也没有。邓小平同志也不喜欢苏联。

福特：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全世界扩张，掠夺领土和经济资源。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挑战。

毛泽东：好。我们也要面对挑战。

福特：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毛泽东：你是说我们两国之间？

福特：对。

毛泽东：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一起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就会在我的国家得到支持。

毛泽东：很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苏联到底怎么行动，还需要观察。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必须让苏联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有实际行动。我们将不断对他们施加压力。我希望，来自您的压力，和我们的压力一样强大。

毛泽东：我们就是放放空炮，骂骂人而已。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将要做的就不止与此了，过去也是如此。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有力。我们将来就会这样行动。而不是只说不做、放空炮。

毛泽东：你们有实心炮？

福特：对，我们将一直准备火药，如果他们来挑战我们，那么我们的火药就不会闲着。

毛泽东：很好，那样也不坏。不过，现在你们是和平共处。

福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扩张主义行为坐视不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了，并将继续如此。

毛泽东：那样很好。我们需要签署协议吗？

福特：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从东边施加压力，我从西边施加压力。

毛泽东：可以。这是君子协定。

福特：这是最好的取得成功的方法，对付那些不是君子的小人。

毛泽东：他们是小人。

福特：我们今天早上用的词，比这个还要强烈。

毛泽东：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

福特：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三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

毛泽东：好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福特：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泽东：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

福特：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举例来说，我们和苏联之间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谈话。我去过苏联两次，赫鲁晓夫〔5〕到过北京三次。没有一次谈话是真的令人满意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与勃列日涅夫〔6〕先生见过两次。有时谈得很顺利，有时谈得不好。我想这正是我们坚定态度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没法同意他们的有些提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们将保持坚定，维持军事力量。他们理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两国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起采取坚定立场。这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毛泽东：好的。

毛泽东：你们现在同日本的关系怎么样？比以前好吗？

福特：对，比以前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我大约一年前访问了日本。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访问日本。大约一个月，日本天皇和皇后访问了美国，这也是他们的元首第一次来我们的国家。我们感到，美日关系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好时期。

毛泽东：日本也受到苏联的威胁。

福特：我同意这一点，因此，主席先生，我认为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很重要，就像美日关系在不断改善一样。事实上，美日关系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

毛泽东：对日本来说，同你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同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

福特：你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吗？

毛泽东：不算很糟，但也不是很好。

福特：你们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对吗？

毛泽东：对。他们国内有亲苏派，反对谈论霸权。

基辛格〔6〕：也可能是害怕谈论。

毛泽东：正是这样。

福特：你们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怎么样，主席先生？

毛泽东：比起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太多、太多了。

福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西欧、以及你们同西欧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应对任何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对，对，这是我们同你们的一个共同点。我们同欧洲国家没有利益冲突。

福特：主席先生，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相信，中国比有些欧洲国家更能使得欧洲保持团结，使得北约加强力量。

毛泽东：他们心不齐。

福特：有些欧洲国家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和坦率。

毛泽东：我觉得瑞典不坏，西德也不坏。南斯拉夫也很好。荷兰和比利时就稍微差一点。

福特：很正确。苏联正在设法利用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弱点。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打算这样做。

毛泽东：对，现在葡萄牙看上去更稳定一些了。形势好像在朝好的方面发展。〔8〕

福特：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形势发展很令人鼓舞。我们支持的一方正在得势，采取行动稳定局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南斯拉夫是重要的，在抵抗苏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关注，铁托〔9〕逝世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对。也许铁托之后会是卡德尔〔10〕。

基辛格：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正在着手做这件事。不同的因素都会对外部集团产生影响。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有许多省，它是由很多以前的小国家组成的。

福特：主席先生，今年夏天，我到罗马尼亚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我对齐奥赛斯库〔11〕总统的力量和独立性，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对西班牙的局势也很关注。我们支持西班牙国王。我们希望，他能够处理好那些破坏西班牙王国的因素。我们将和他一起工作，在这个转变时期，争取对局势最基本的控制。

毛泽东：如果欧洲共同体〔12〕吸纳西班牙，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欧洲共同体想要西班牙和葡萄牙吗？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正在敦促北约对西班牙更友好一些，哪怕法国反对这样。我们希望，在新国王的领导下，西班牙能够更容易被北约接受。此外，我们感到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对西班牙政府有更多的回应，朝着西欧一体的目标努力。我们将在这两个方向上，尽我们所能。

基辛格：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够激进。

毛泽东：是这样吗？对了，以前他们总是打来打去的。还有，以前你们不骂法国。

福特：对，我们支持西班牙新国王。因为西欧的南部必须保持强大，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要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些国家都必须得到增强。

毛泽东：好的。我们认为希腊应该变得比现在好。

福特：对，他们经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我们感到新政府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我们会帮助他们的。我们希望最终他们会回到北约，成为一个成员国。

毛泽东：那样不错。

福特：当然，希腊有一些激进的想法，从我们的观点看，不是很好，会削弱北约，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毛泽东：是吗？！

福特：让我们看看中东地区，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西奈协议〔13〕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必须尽快实现该地区的广泛和平。等到下一次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们就将努力争取实现该地区广泛的和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持久和平很难做到。

福特：对，几百年来他们都无法实现和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实现它，一旦成功，就将消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影响。如果局势保持停滞，那么苏联就有机会制造麻烦。因此，我们相信必须不断前进。西奈协议有助于我们同埃及实现良好关系。在下一次大选后，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争取更大范围的和平，这对将苏联的影响赶出该地区就会有重大影响。

毛泽东：我不反对那样做。

福特：关于南亚次大陆，我们希望通过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保持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将不断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已经取消了对他们的武器禁运，所以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印度相信，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值得尝试。

毛泽东：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你对孟加拉国的局势有何看法？

毛泽东：那里的情况正在变好，但还不稳定。我们准备派个大使过去。也许他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到那里。

福特：你是否感到担忧，印度可能会插手，对孟加拉国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主导权？

毛泽东：有这种危险。我们必须警惕。

福特：主席先生，印度总是会做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反对其他国家。我希望他们不会在孟加拉国上面犯错误。

毛泽东：确实如此。如果他们在那里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反对他们。

福特：我们正在同巴基斯坦和伊朗合作，阻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谴责任何印度的此类行动。

毛泽东：好，我们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

福特：我肯定你同我们一样，很关心苏联在印度洋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东非的活动。这一类举动，我们都强烈反对。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哥拉〔14〕，我们正在那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防止苏联在那里得到一个在非洲大陆上的据点。

毛泽东：你们看上去没什么办法，我们也没有。

福特：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双方都可以做得更好。

毛泽东：我赞同把苏联赶出去。

福特：如果我们一起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可以通过刚果和扎伊尔的金沙萨。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南非，它会卷进来。这会触怒整个黑非洲。这使得整个事情都变复杂了。

毛泽东：南非名声〔15〕不好。

福特：但是他们正在阻止苏联扩张。我们觉得这是令人钦佩的。我们给了赞比亚和扎伊尔许多钱。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自己采取行动，并且中国和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防止苏联获得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防止他们控制安哥拉的主要资源。我们强烈反对古巴的介入。现在，他们在安哥拉有五六千人。我们觉得这不是好事。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苏联。

邓小平：你的意思是，你们钦佩南非？

福特：不。他们强烈反对苏联。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件事美国没有插手。

邓小平：在安哥拉。

福特：南非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福特：刻不容缓。

毛泽东：我觉得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不会成功。

福特：我们也希望他们不会成功。

基辛格：如果其他两个派别足够训练有素，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武器。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获胜。那两个派别需要得到训练，需要理解游击战。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武器，但是需要其他人训练他们。

毛泽东：过去，我们通过坦桑尼亚支持他们。但是坦桑尼亚会扣留某些东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扎伊尔。

邓小平：可能还是通过扎伊尔比较好。

基辛格：那就通过扎伊尔。中国方面也许可以使用它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莫桑比克反对苏联集团和安哥拉人民解放军，那么就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福特：但是，你知道，莫桑比克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这可能很难吧。

邓小平：不可能的事。

基辛格：我知道。不过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正在干什么，因为他们非常尊敬中国。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基辛格：我不觉得莫桑比克理解安哥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提建议，他们更愿意听中国的话，而不是我们的话。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邓小平：我们可以试，但是不太可能成功。

基辛格：确实如此。

毛泽东：扎伊尔可能更可靠一些。

基辛格：扎伊尔应该成为一个提供支援的基地。我们从莫桑比克得不到帮助，但是也许他们会置身事外。我们不指望从莫桑比克得到帮助，但是可能他们至少会保持中立。

毛泽东：我们试一下。

福特：我要再说一次，刻不容缓。因为其他两个派别需要得到支援。直到不久前，他们都做得很好。目前，局势陷入僵局。如果在我们、你们和其他国家做出努力之后，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依然占据优势，那将是一场悲剧。

毛泽东：这很难说。你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了？

福特：我可能会说，对于安哥拉就是这样。在动身离开华盛顿前，我刚刚批准对那两个派别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将面对苏联的挑战，击败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好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讨论世界局势，表达了我们发展双边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一起合作、解决许许多多世界冲突的愿望。

毛泽东：对，现在有一些记者说，我们两方的关系非常坏。也许你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消息，给他们一些内幕。

基辛格：这需要双方努力。他们在北京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毛泽东：但是这与我们无关，是一些外国人透露出去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不相信报纸上的话。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国家要一起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希望你的人也这样做。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两方关系好，而是还要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关系好。

毛泽东：我们会一点点来的。

福特：我们也会努力的。

毛泽东：那就这样吧。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的谈话。

〔1〕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黄镇，一九七三年五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

〔3〕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又称老布什，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在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一九九三年一月期间，担任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

〔4〕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

〔5〕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下台。

〔6〕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7〕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

〔8〕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左派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持续四十二年的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开始民主化进程。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枪中子弹，又称“康乃馨革命”。一九七五年政府宣布放弃非洲殖民地的管辖权，一九七六年举行第一次选举，选出了首相，实现了葡萄牙的自由民主化。

〔9〕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他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南斯拉夫赢得了国际尊重。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和马其顿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

〔10〕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时任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一九七九年去世。

〔11〕齐奥赛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12〕欧洲共同体，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并具有一定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称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欧共体向欧洲联盟的前身。

〔13〕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此后，美国为了排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致力于撮合埃及和以色列进行关于西奈半岛问题的和平谈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埃及和以色列关于西奈的协议签字。这是继一九七四年一月埃以达成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之后，关于西奈问题的第二项协议。在协议中，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以色列将从西奈部分领土上撤走并放弃了结束战争状态的要求。埃及则同意对以色列的非军事物资开放苏伊士运河。

〔14〕安哥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安哥拉人民为反抗葡殖民统治，先后成立了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并于六十年代相继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推翻了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政策。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上述三个组织同葡政府达成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并于一月三十一日同葡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不久，安人运、安盟和安解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过渡政府解体。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安人运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解阵和安盟则成立了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日，安两派三方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安人运受苏联支持，另外两个派别受美国与南非支持，国内仍持续呈现战争状态，直到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签订停战协定，才结束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内战。

〔15〕南非共和国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〇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别待遇。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国内的反弹与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攻击与经济制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宣布：种族隔离违反国际法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凡是有种族隔离行为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缔约国承担义务，禁止、预防并惩治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月）

（一）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

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宾努亲王，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

乔拉潘先生阁下：

在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攻势下，金边已经完全解放。捷报传来，人心振奋。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英雄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五年前，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朗诺叛国集团的反动政变，甚至悍然出兵柬埔寨，妄图把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变为它的殖民地。富有光荣反帝革命传统的柬埔寨人民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团结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周围，进行了整整五年英勇顽强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

柬埔寨人民在长期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胜利就像对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金边的解放，标志着柬埔寨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加强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大团结，继续英勇奋斗，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柬埔寨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于北京

（二）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

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

西贡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喜讯传来，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全体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是患难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仍将坚定不移地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继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繁荣的新越南一定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于北京

（三）毛泽东等祝贺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万象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

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

苏发努冯阁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凯山·丰威汉阁下：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及你们荣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老挝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是老挝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光辉成果。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相信，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必将把老挝建设成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我们祝愿，中老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京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1〕取得胜利的电报。

〔1〕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斗争胜利不久，美国破坏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在越南南方策动亲美势力废黜亲法的保大皇帝，建立吴庭艳傀儡政权，制造了正式分裂越南的局面。一九五九年起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南越西南部游击区已连成一片，农村建立起基层革命政权。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美国为长期霸占南越，从一九六一年起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越南出人的“特种战争”。南越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粉碎美伪军的“全面进攻”、“重点扫荡”。到一九六四年底，歼灭和击溃包括三千多名美军在内的几十万敌军，摧毁敌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战略村”，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南方地区。

美国发动的“特种战争”彻底失败后，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初制造“北部湾事件”，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舰为借口，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翌年起大批美军直接参加侵越战争，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越南北方军民边生产边战斗，全力支援南方同胞抗战。南方军民英勇战斗，连续粉碎敌人的旱季攻势。虽然美国派遣部队陆续增加到五十多万，仍无法取胜。一九六八年三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五月，越美在巴黎举行会谈。十一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轰炸，“局部战争”失败。

一九六九年起，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为在欧洲和中东集中对付苏联，决定收缩力量，从南越逐步撤退，采取“以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越南化”策略。美国侵略越南的同时，在老挝扶植亲美势力，把老挝划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老挝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在爱国战线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屡次打败敌人武装进攻。一九六四年四月，美国策动右派政变。五月美国飞机轰炸解放区，直接进行武装干涉。一九六五年三月，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至六十年代末，老挝人民解放军英勇抗战，解放区迅速扩大。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坚持推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柬埔寨，柬美断绝外交关系。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军事政变，颠覆王国政府。四月，派遣近十万名美军和西贡伪军入侵柬埔寨。柬埔寨人民立即拿起武器，奋勇抵抗。至此美国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三国。为了联合抗美，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举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会议号召印支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五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经过五年艰苦战斗，柬埔寨爱国军民消灭大量美国侵略军和伪军。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爱国武装力量解放金边，四月十九日宣告全国解放。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首先取得胜利。

在越南战场上遭到惨败的美国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签订《巴黎协定》，同意结束战争，撤出在越南的美军及其盟国全部军队。但美仍在南方支持阮文绍集团。一九七五年四月，南方军民发起总进攻，四月三十日解放西贡。五月一日，十七度线以南的国土全部解放。抗美战争胜利结束，越南举行全国普选，产生了统一的国会。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越南正式宣布南北两方实现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爱国军民在坚持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进行不懈努力。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老挝爱国力量代表和万象政府代表签订《万象协定》，老挝人民一面巩固发展解放区，一面打击右派势力军事冒险行动。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老挝人民在越、柬人民胜利的鼓舞下，展开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八月底斗争胜利完成。十二月一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举行，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至此，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走资派还在走，

“永不翻案”靠不住[*]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七六年一月）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2〕和小谢〔3〕。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4〕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6〕，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7〕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8〕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9〕。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10〕、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11〕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12〕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13〕、聂元梓〔14〕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15〕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16〕的《论孔丘》，冯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

〔1〕刘冰，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拼凑了《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等材料，经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转给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即中发［一九七五］二十三号文件，全文附录了这两封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冰做了检查：“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迟群，原任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六八年七月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〇年上半年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同年七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3〕谢静宜，原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九六八年七月和迟群一样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

〔4〕小平，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抓思想斗争，只抓生产，并积极打击左派。

〔6〕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7〕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大意是说我们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汉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

〔10〕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信，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11〕英国工党，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了上风。

〔12〕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劳联，全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6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一九七〇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14〕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5〕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6〕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7〕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8〕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9〕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毛远新〔1〕：（我汇报了四月五日、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毛泽东：谁人建议的？陈锡联〔2〕？

毛远新：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3〕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毛泽东：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毛泽东：（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4〕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5〕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毛泽东：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毛泽东：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6〕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不发。并据此开除邓〔7〕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泽东：（点头）嗯！

毛远新：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8〕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9〕。

毛泽东：（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11〕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10〕。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毛泽东：叶〔12〕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泽东：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泽东：（挥手）快，谈完就来。

（下午）

毛泽东：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13〕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1〕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九月后，毛泽东病重，他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2〕陈锡联，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

〔4〕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5〕北京发生的事，指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四月六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

主席：

五日夜到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五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拘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远新

四月六日三时

〔6〕吴德讲演，指一九七六年五日下午六时广播的《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十一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吴德自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真相》

〔7〕邓，即邓小平。

〔8〕春桥，张春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9〕纳吉，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出任总理。纳吉政府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多党制。苏军出兵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被绞死。

〔10〕苏振华，时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上将，在解放战争中参与了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九七五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整顿”。

〔11〕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过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2〕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的倡议者，一九七五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整顿”。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份指出“剑英七五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

〔13〕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过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后事交代[*]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2〕！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3〕。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部分政治局委员〔1〕的谈话。

〔1〕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

〔2〕静火以当年美国人的一个角度来为毛泽东时代做个注释，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出版，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3〕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拥护文革的左派力量发生分裂，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十月政变”，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后三年中，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影响，走资派势力逐渐控制中央，并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发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点名批评华国锋，“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下台，至此，走资派势力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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